時間：2022-10-21 14: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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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未來的30年內，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將不斷加快，如何承載4億多老年人群的各種需求，是一個十分嚴峻的社會課題。由于城市老年人口的撫養具有相對較強的社會性，因此，城市人口老齡化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更加突出。以齊齊哈爾市為例，就如何面對和把握城市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提出積極的應對策略。
我國在1999年已經進人了老齡化社會，雖然目前人口老齡化問題尚不突出，但其所帶來的影響已經呈現出不可低估的態勢。從現在開始，提前準備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和對策，對促進我國經濟快速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城市人口老齡化的主要特點
1.老年人口數量大
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人口預期壽命日益延長，老年人口數量逐年增加。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間，我國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萬。21世紀初期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經超過1億，2004年底，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1.43億，占總人口的10. 97%，同年我國老年人口總量約為世界老年人口總數的1/5，亞洲的1/2。
2.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快
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7%提升到14%，日本用了24年的時間，發達國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時間，我國只需25年或26年就可以完成這個歷程。齊齊哈爾市人口老齡化起步較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全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為5. 6%，齊齊哈爾市老年人口比例只有3. 7%;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全國老年人口比例為7. 0%，齊齊哈爾市老年人口為303255人，其人口比例為5. 6% ;2005年，全國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7. 9%，而齊齊哈爾市的老年人口比例為7. 2%。雖然齊齊哈爾市人口老齡化較全國起步晚，但增長速度比全國快。預計到2010年時齊齊哈爾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將達到9. 1 %，到2020年時將達到14. 3%。
3.區域間人口老齡化進程差異較大
我國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人口老齡化發展明顯快于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以最早進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遲進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寧夏(預計2012年)比較，時間跨度長達33年。齊齊哈爾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介于二者之間，在2005年進人老齡化社會。
4.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
發達國家在進人老齡化社會的時候，已經具備雄厚的經濟實力，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10000美元以上。如日本在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達到7%和10%時，人均GDP分別為1967美元和11335美元。我國2000年老年人口比例為6. 96%時，人均GDP只有840美元。2005年我國人均GDP剛剛超過1000美元，預計到2020年老年人口比例超過10%時，人均GDP也僅為3000美元。閉因此，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實力和物質基礎還比較薄弱。齊齊哈爾市的GDP更是在全國平均值以下，齊齊哈爾市2000年老齡人口達到5. 6%時人均GDP為590美元，2003年時人均GDP也只有780美元，按照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到2020年人均GDP預計在1600美元左右。
二、今后一段時期內城市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
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對21世紀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的研究指出，從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齡化階段，年均增長速度可達到3. 28 %，大大超過總人口年均0. 66%的增長速度，人口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到2020年，老年人口將達到2. 48億。從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齡化階段，1949~1958年和1962~1973年的兩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在2021~2050年都要進人老齡行列。同時，由于總人口逐漸實現零增長并開始負增長，人口老齡化將進一步加速。到2023年，老年人口數量將增加到2. 7億，與0~14歲少兒人口數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老齡化水平推進到30%以上。從2051年到2100年是穩定的重度老齡化階段。2051年，我國老年人口規模將達到峰值4. 37億，約為少兒人口數量的2倍。直到2100年，老年人口總量仍然高達3.18億。
2030年到2050年是我國人口老齡化最嚴峻的高峰時期，這個即將持續20年的老年人口高峰，使得我國老年人口撫養比將保持在40%~50%，這必將給國家和社會帶來不小的壓力。但是，從現在到2030年這20多年時間，是有利于發展經濟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低撫養比的“人口紅利期”，是我們在人口老齡化高峰到來之前，提前準備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有利時機。我們應該正確面對并及時把握這個機遇期。
三、城市人口老齡化面臨的形勢
1.老齡人口的高齡化趨勢將愈顯突出
我國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已從1990年的800萬增長到2000年的1100萬。據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指出，2001年到2020年，高齡老年人口將達到3 067萬人，占老年人口的12. 37% ;2021年到2050年，高齡老年人口將達到9 448萬，占老年人口的21. 78% ;2051年到2100年，高齡老人將保持在8000一9000萬，占老年總人口的比重將保持在25% ~30%。齊齊哈爾市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數大約為3萬人，占總人口數的0. 54%，占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9. 7%左右。預計2020年時齊齊哈爾市大約將有9萬高齡老人，占全部65歲及以上老年人總數的12%，比2000年時要多出6萬人左右。
2.勞動力資源由豐富走向短缺
我國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人口出生率雖然明顯下降，但由于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前出生的大批人口此時正處于勞動年齡階段。因此，我國雖然已進人了老年型社會，但勞動力資源仍十分豐富，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但這一優勢將在21世紀20~50年代逐漸消失，屆時我國將出現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勞動年齡人口短缺等問題。齊齊哈爾市2000年15~34歲人口比重為36. 82%，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有所下降，35~44歲人口比重為18. 50% ,45~59歲人口比重為16. 65%。這些人將在2015年后步人老年，隨著新增勞動力的減少，也將面臨勞動年齡人口短缺問題。
3.家庭養老功能弱化
隨著我國高齡老人日益增多，加上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將引起家庭規模和家庭結構的變化。兩代都是獨生子女的家庭代際人口結構將形成4:2:1的格局。子女負擔的加重，很難對老人照顧周到，也很難使老人與子女共同居住，這勢必導致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的不斷弱化。
4.老年社會保障體系壓力增大
我國正在與發達國家一樣經歷著人口老齡化，但與之相比，我國的社會準備和保障功能還嚴重不足。具體表現在:
養老保障的負擔日益沉重。2004年，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的支出總額達3 502億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 %，中央財政對基本養老保險的補貼支出攀升到522億元。離休、退休、退職費用也呈現連年猛增的趨勢。政府、企業、社會都已經感到養老保障方面的壓力正在顯著加大。
長期照顧老人的社會服務體系不健全。老年人由于一些常見的疾病導致的長期失能與殘障而需要長期醫療護理。2005年我國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數量為1 270萬人，2020年將超過2 000萬人，2050年將達到3 800萬人。如果再加上生活半自理人群，規模將更加龐大。目前，我國共有各類老年社會福利機構3. 8萬個，養老床位120.5萬張，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僅有8. 6張，與發達國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養老床位數50 ~70張的水平相差甚遠。我國老年人長期照料服務制度建設才剛剛起步，就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
醫療保障資金需求壓力急速膨脹。老年人隨著生理的老化，患病的概率大于其他年齡組。據統計，老年人的人均醫療費用支出是在職人員的3~5倍。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重的上海，老年人的醫療保險費用總支出已經占到了醫療保險費用總支出的2/3。齊齊哈爾市老年人的醫療保險費用總支出也已經接近醫療保險費用總支出的2/3，到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時期，醫療保障費用的需求將更加突出。
5.人口老齡化提高了社會負擔的系數
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繼續實行，以及“人口紅利期”的消失，我國將出現嚴重的勞動力不足現象。屆時老年人的撫養問題將不斷加劇，2000年每100個勞動年齡人口撫養15. 6個老年人，預計2025年撫養29. 46人，2050年撫養48. 49人，這將導致老年撫養比的增加。以齊齊哈爾市為例，老年撫養比由1990年的5. 37%上升到2000年的7. 42% ,10年間提高了2.05個百分點，這比國家同期增長速度還高出0. 35個百分點。根據預測，到2020年，齊齊哈爾市老年撫養比將上升到17.92%。隨著人口老齡化的深人，勞動年齡人口撫養的重點將由少兒人口轉向老年人口，社會負擔系數將進一步加大。
6.老齡產業發展潛力巨大
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提高，老年人對衣、食、住、行、醫療、精神消費等方面的需求增強，這將影響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投資結構的變化，促使老齡產業的興起。據預測，目前我國老年人可消費資金約達3 000一4 000億元，預計2020年老年人潛在市場購買力約為14 000億元，2050年可達50 000億元。有經濟學者預測，未來十大最有潛力的消費領域中包括老年用品市場。
四、應對城市人口老齡化的策略
1.抓住機遇發展經濟，增強社會承受力
未來30年，我國少兒人口的比重很低，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不算太高，總負擔系數較低，但勞動力資源空前充足，并以每年600萬的速度增加。這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過程中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紅利期”。隨著“人口紅利期”過后，社會撫養比上升的“人口虧損”期將會接踵而來。如果我國的經濟得不到較快發展，社會將不堪重負。因此，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這段關鍵的準備期，積極調動勞動力資源，加快經濟發展的步伐，增強國力，以利補虧，為迎接老齡高峰的到來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2.健全城鎮社會養老保險體系
我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面還沒有涉及全民，我們可以借鑒國外以國家養老金為基礎、職業養老金是主導、個人養老金為補充的做法，強化社會保險金的收繳力度，完善養老金發放制度，由社會保障機構直接發放基本養老金。要激勵各類企業為職工繳納保險，提高個人參加養老保險計劃的積極性，同時要鼓勵發展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對于那些不能享受養老保障、經濟貧困的老年人，要通過社會救濟制度提供幫助，也可以將其房屋財產投資到城鎮產業養老保險公司，以房作價人股，再按照股份領取養老金。在人口老齡化最嚴峻時期到來之前，我們要逐步形成集養老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于一體的多層次、多元化的養老保障體系，這是從根本上解決老齡社會日益突出的養老問題的重要舉措。
3.完善老年醫療保障制度
人口老齡化特別是高齡化帶來的醫療保障問題是嚴峻的，我們要加快醫療保險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步伐，激勵數量眾多的集體、非公有制企業職工參加醫療保險，擴大參保面，同時充分發揮商業醫療保險對老年人醫療保障的補充功能，將貧困老人納入到社會醫療保險中來，完善醫療救助制度。逐步建立醫療費用由企業和個人共同負擔、社會統籌醫療基金和個人醫療賬戶相結合的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險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醫療需求。
4.構建多元化的養老服務體系
我國是以家庭養老為傳統的國家，加之我國全方位的社會養老體系還沒有健全，使得絕大多數老年人選擇家庭養老。但是我國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在逐步弱化，這就需要大力發展社區養老服務形式。社區是除家庭之外老年人最主要的活動場所，街道辦事處可以組織經過培訓的專業人員到老年人家中提供日常事務服務，也可以開設老年人食堂、健身娛樂活動場所和心理咨詢診療室，從物質和精神上滿足老年人的需求。同時，要積極推進機構養老服務，建立不同檔次、不同時間段的養老院、托老所等養老機構。逐步形成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主體、機構養老為補充的多元化養老服務體系。
5.加強老齡產業的發展
目前我國各地區針對老年人需要的消費品和設施的研發生產都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要。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能滿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各種產業，例如老年家政服務業、醫療保健服務業、老齡專用品制造業、老年精神文化娛樂業、老年房地產業等。老年人消費市場是具有廣闊前景的、龐大的潛在消費市場，發展老齡產業可以開辟新的經濟增長點，有利于擴大我國內需，增加就業機會，促進經濟發展。
關鍵詞：人口年齡結構 居民儲蓄率 關系 撫養負擔
問題的提出
江蘇省作為我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2010年GDP排名位于全國第二。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江蘇省也保持著較高的國民儲蓄率，2010年已高達58.39%。江蘇省統計年鑒顯示，2010年城鄉居民存款儲蓄額已達23334.8億元，占當年總GDP的56.33%；企業部門儲蓄額為19148.59億元，占當年總GDP的46.22%；政府部門儲蓄額569.95億元，占當年總GDP的1.376%。從統計數據來看，居民儲蓄和企業儲蓄對江蘇省高儲蓄貢獻較大，企業儲蓄所占比例較小。
現有的關于高儲蓄率的形成原因，學術界對其有不同的解釋，比如：經濟的快速增長，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男女比例失衡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動等。
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江蘇省全省常住人口中，0-14歲人口為10230180人，占13.01%；15-64歲人口為59861916人，占76.10%；65歲及以上人口為8567807人，占10.89%。國際上將年齡在 65 歲及以上的人口總數占總人口數的 7%作為衡量人口老齡化的起點，根據該標準，江蘇省人口年齡結構在發生顯著變化的同時，老齡化程度也在不斷加快。那么江蘇省的高居民儲蓄率和江蘇省人口年齡結構之間是否存在相關關系呢？本文對此進行驗證。
人口年齡結構與儲蓄率理論介紹
現有的關于人口年齡結構與儲蓄率的關系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Medigliani（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LCH）。生命周期假說將人的一生分為年輕時期、中年時期和老年時期三個階段。一般而言，在年輕時期，家庭收入低，但因為未來收入會增加，因此在這一階段，往往會把家庭收入的絕大部分用于消費，有時甚至舉債消費，導致消費大于收入，這時家庭中基本上沒有儲蓄或有很少的儲蓄。進入中年階段后，家庭收入會增加，但消費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會降低，收入大于消費，因為一方面需要償還青年階段的負債，另一方面還要把一部分收入儲蓄起來用于防老。退休以后，收入下降，這時需要依靠年輕時的儲蓄來消費，從而社會儲蓄率又會下降。1976年，Medigliani對生命周期理論進行擴展，認為儲蓄率會隨被撫養人口的比例上升而下降，隨勞動者人口比例上升而上升。
LCH理論是從微觀行為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儲蓄的關系，Coale and Hoover（1958）從宏觀角度提出了人口轉變過程的“撫養負擔假說”（Dependency Hypothesis，DH）。該假說認為，下降的嬰兒死亡率和上升的生育率導致勞動年齡人口背負的少兒撫養負擔上升，導致社會儲蓄隨之減少。隨著生育率的下降和經濟活動人口的急劇增加，勞動年齡人口背負的少兒撫養負擔減輕，社會儲蓄也增加。最后，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表現為巨大的老齡撫養負擔，這將削弱儲蓄力度并使經濟增長速度減緩。
文獻綜述
一些學者以生命周期理論和撫養負擔假說為基礎進行了相關實證研究。Loayza等（2000）在Schmidt（1996），Higgins（1998）研究的基礎上，運用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得出少兒撫養負擔比和老年贍養負擔比與儲蓄率呈負相關關系。Kraay（2000）通過不同國家截面數據的估計，認為老年撫養負擔比對社會儲蓄率存在顯著的負作用，而少兒撫養負擔比對儲蓄的影響并不顯著。汪偉（2009）運用中國1989-2006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得到少兒撫養比對居民儲蓄影響為負，老年撫養比對居民儲蓄影響為正，且均顯著。李魁（2010）通過采用全國30個省市1990-2006的面板數據，主要運用二步系統GMM法進行研究，發現少兒撫養負擔比對儲蓄率有負的影響，在10%水平上顯著，老年贍養負擔比對儲蓄率有正的影響，但是效果不顯著。王麒麟、賴曉瓊（2012）以1999-2009年的省際面板數據為樣本，運用Hausman檢驗，實證分析表明人口年齡結構對我國儲蓄率的影響存在明顯城鄉差異。
總體來看，關于人口年齡結構與儲蓄率的關系，至今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利用面板數據對儲蓄率進行整體的研究，較少將其細分，并且具體到省際的研究也較少。本文研究江蘇省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江蘇省關于人口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方面提供對策建議。
數據、變量選取
由于本文要考慮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的影響，選擇江蘇省1995-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儲蓄率和農村居民人均儲蓄率數據作為被解釋變量，以區分城鄉差別的特點。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儲蓄率（CS）和農村居民人均儲蓄率（US）分別是城鎮居民人均儲蓄額和農村居民人均儲蓄額與各自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在作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解釋變量里，本文選擇少兒撫養比（FC）和老年撫養比（FO）作為衡量人口年齡結構的指標。假定N、L、O、C分別表示總的人口數量、勞動力數量（14-64歲人口數量）、老年人口數量（65歲以上人口）和少兒人口數量（0-14歲人口數量），少兒人口撫養負擔比FC用C/L表示，表示每100名勞動力要撫養的兒童數量，老年人口贍養負擔比FO用O/L表示，表示每100名勞動力要贍養的老人數量。從微觀上來講，人口自然增長率同居民儲蓄率存在一定的關系，所以引進江蘇省人口自然增長率，用NR表示。
以上數據由中國統計年鑒和江蘇省統計年鑒整理得來，由于考慮到各種數據指標的可得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數據區間選取為1995-2010年。
實證分析
由于時間序列往往存在非平穩性，為保證建立的回歸有意義，應先對各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再在此基礎上進行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并建立相應的誤差修正模型。
（一）平穩性檢驗
本文為考察人口年齡結構與與城鎮居民儲蓄率的關系，選取1995-201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測算，分析城鎮居民儲蓄率（CS）和農村居民儲蓄率（US）分別與少兒人口撫養負擔比（FC）、老年人口贍養負擔比（FO）、人口自然增長率（NR）的協整關系。各序列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結果可知，上述序列除人口自然增長率在原序列平穩外，其余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后均不存在單位根，為平穩序列。
（二）協整檢驗
從上述ADF檢驗結果可知，城鎮居民儲蓄率、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少兒撫養負擔比、老年撫養負擔比、人口自然增長率符合協整的必要條件。分別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各自變量進行OLS估計，建立回歸方程，結果如下：
CS=50.39658-1.586298FC+ 0.302968FO+2.728209NR （1）
t= 2.5987 -7.0439
0.294812 2.8644
R2 =0.9029， F=33.3552，DW=2.0091
US=-2.866137+0.970690FC+ 0.896333FO-4.244340NR （2）
t= -0.154251 4.498764
2.9103 -4.6510
R2 =0.9057， F=22.3758，DW=2.40739
上述模型回歸效果比較理想，然后對上述兩個回歸模型的殘差序列E1和E2進行平穩性檢驗，仍然采用ADF檢驗。若平穩則可證明上述變量之間是協整關系，具體結果見表2。
通過對兩個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E1和E2進行ADF檢驗，結果顯示，E1的t檢驗值為-6.971217，在1%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E2的t檢驗值為-3.872195，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說明兩個殘差序列均平穩，意味著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各指標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根據上述協整方程，分指標情況看：第一，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對農村居民儲蓄率影響為為正，并且影響效果顯著；老年人口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影響和農村居民儲蓄率影響均為正，但是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影響不顯著，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顯著的影響。第二，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負的影響大于老年負擔比對其正的影響，少兒負擔比每下降1個百分比，城鎮居民儲蓄率增加1.586個百分點；老年負擔比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城鎮居民儲蓄率上升約0.303個百分點。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大于老年負擔比對其的影響，少兒撫養比下降一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儲蓄率下降0.971個百分點；老年負擔比每上升一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儲蓄率上升0.896個百分點。第三，人口自然增長率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有正的影響，其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城鎮居民儲蓄率增加2.728個百分點；但對農村農村居民儲蓄率有負的影響，其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儲蓄率下降4.244個百分點。第四，從常數項來看，城市居民存在更多的自發性儲蓄行為，農村居民相對來說自發性儲蓄比較少，這個可能與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高低有關。
（三）誤差修正模型
上述分析證明城鎮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各因素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根據協整理論，存在協整關系的經濟變量之間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把各個影響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指標的短期行為和長期變化結合起來。先對各自變量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再進行回歸分析，納入誤差修正項，建立誤差回歸模型（3）和（4）：
DCS=12.46441+0.540489DCS（-1）+0.577721DFC+1.568364DFC（-1）-1.743938DFO-1.686220DFO（-1）+11.89308DNR-10.45389DNR（-1）-0.919043ecm （3）
上述誤差修正模型常數和誤差修正項的t值分別為：
t=（-1.958373），（2.965464）， （3.050599），（2.391702），（2.944830）， （2.952219），（-2.378873），（-2.763881， （-3.109256）
R2 =0.8919 F=21.29877
DW=2.553747
DUS=-14.39142-0.121804DUS（-1）-0.527489DFC-1.25919DFC（-1）+ 1.685201DFO +0.950451DFO（-1）+ 5.010568DNR-1.647784DNR（-1）- 0.591880ecm （4）
上述誤差修正模型常數和誤差修正項的t值分別為：
t=（-1.978498），（-2.332162）， （-2.402645），（-1.987975），（2.539363），（1.890086），（2.373466），（-2.063968）
R2=0.9124 F=21.419295
DW=2.018500
以上數據說明上述兩個模型擬合度較好，變量之間無明顯共線性。誤差修正項為負，說明均衡誤差對短期波動收斂于長期均衡有較好的調節作用。當城市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各影響因素之間出現不適應時，誤差項能夠在其中起到迅速調節作用。
（四）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為進一步考察年齡結構與居民儲蓄率的關系，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來判斷江蘇省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各影響因素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3、表4所示。
由表3可知，老年人口負擔與城鎮居民儲蓄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因果關系，少兒人口負擔和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城鎮居民儲蓄率之間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
由表4可知，少兒人口負擔比和人口自然增長率與農村居民儲蓄率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老年人口負擔比與農村居民儲蓄率之間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
（五）脈沖響應分析
為了反映少兒負擔比和老年負擔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之間的長期動態影響，可通過繪制脈沖響應圖來衡量。
由圖1可知，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的影響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大約從第1年持續到第20年，影響最大的是前10年，在第15年后開始逐漸減弱。
由圖2可知，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的影響持續時間長達15年，影響最大的是前8年，在第10年后開始逐漸減弱。
由圖3可知，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同樣是個長期的過程，影響最大的是前5年，從第7年后影響開始逐漸減弱。
江蘇省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有顯著的負影響，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顯著的正影響，即少兒撫養比的下降使城鎮居民儲蓄率上升，農村居民儲蓄下降，這可能與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較大有關。江蘇省2010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為22944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為9118元，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大約是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2.52倍。城鎮居民收入較高，少兒負擔減輕了，在消費水平既定的條件下，能夠儲蓄的錢相對增加。老年撫養負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比較模糊，城鎮社會保障政策的相對完善，而且老人有更多的再就業機會等原因，使老年撫養負擔的增加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沒有太大的影響。農村居民收入相對較低，除去日常生活消費開支外，能儲蓄的錢相對較少。少兒負擔的減輕，農村生活條件的改善使農村居民消費能力增強。雖然農村養老保險政策正在逐步貫徹實施，但各地還是存在差別，同時人口撫養負擔對農村的影響年限長于城鎮，所以農村老年撫養負擔對農村居民儲蓄仍然存在正的顯著影響，預防性養老儲蓄在農村還是比較普遍。人口自然增長率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不同效應影響，進一步說明了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和農村居民養老保障體系的不成熟。
結論
本文對江蘇省人口年齡結構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協整關系和Granger因果關系進行檢驗，發現江蘇省少兒撫養負擔比和老年負擔比對江蘇省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并且少兒人口撫養負擔和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城鎮居民儲蓄率存在因果關系，老年人口負擔和人口自然增長率與農村居民儲蓄率存在因果關系。同時繪制脈沖響應圖，說明人口撫養比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長期動態影響，結果顯示，人口撫養負擔對農村的影響時間年限長于對城鎮的影響時間年限，撫養負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相對城鎮居民儲蓄率來說更加深遠。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論，筆者提出以下建議：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提高居民消費水平，特別要鼓勵城鎮居民消費，用消費拉動內需；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促使城鄉協調發展；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盡快完善和貫徹實施農村養老保障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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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偉.經濟增長、人口結構變化與中國高儲蓄[J].經濟學季刊，2009（7）
摘要:起步較晚,開發程度較低;規模較小,有效供給不足;國外保險公司以合資或獨資等多種形式進入中國保險市場,這是目前中國保險市場的現狀。管理模式落后,經營機制陳舊;產品結構單一,缺開發體系;保險法規滯后,這是問題所在。原因在于消費者保險意識滯后,保險品種單一,專業人才缺乏,市場監管薄弱。
關鍵詞:可保風險保險同構保險承保保險理賠
加入WTO,意味著中國保險業要與國際保險市場全面接軌。而目前中國保險業的現狀卻不盡人意,還存在諸多問題。本文立足于中國保險行業的現狀,探討存在的主要問題,并對問題的原因進行分析,試圖為中國保險業的穩健發展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
一、中國保險業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自1980年中國恢復國內保險業務以來,保險行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據保監會最新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全年保險業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9784.1億元,同比增長39.1%,是2002年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其中,財產險業務原保險保費收入2336.7億元,同比增長17%;壽險業務原保險保費收入6658.4億元,同比增長49.2%;截止2008年末,中國保險市場主體由2007年的120家增加到130家,保險專業中介機構2445家,兼業機構136634家;保險業總資產3.3萬億元,較年初增長15.2%。保險行業在優化資產配置,化解投資運作風險,保障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一)中國保險業的現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中國50個城市和地區保險市場進行調研,調查內容包括:保險市場容量與潛力分析,保險產品購買動機,保險產品銷售渠道,客戶滿意度,市場競爭狀況等。結果顯示中國保險業的現狀有以下三個特點:
1.與世界同行相比,中國的保險市場起步較晚,開發程度較低。但發展迅速,保險市場尤其是城市保險市場的潛在需求巨大。
2.中國保險產業規模較小,有效供給不足。與風險種類繁多這一現實相比,所提供的險種單一,保險公司的業務主要集中在有限險種的經營上,保險產品同構現象十分嚴重。
3.中國加入WTO后,將有更多的國外保險公司以合資或獨資等多種形式進入中國保險市場,國內的保險企業將面臨外來競爭和自身發展的雙重壓力。
(二)中國保險業存在的問題
1.管理模式落后,經營機制陳舊。中國的保險業基本上還是計劃經濟時期的傳統經營方式,重規模不重效益,貪大求全,專業性不強,缺乏客戶至上的服務意識,沒有高效的資金運營渠道和手段。
2.產品結構單一,缺乏產品開發體系。險種開發無論從速度、數量還是從質量上都不能滿足市場需求。
3.專業人才欠缺,而又不注重培訓儲備,勢必會給未來的競爭帶來被動。
4.保險法規有待完善,雖然《保險法》己于1997年頒布,但原則性的東西多,細則性的東西少,在操作上尚有許多盲點,不能滿足保險業穩定發展的需要。
二、中國保險業現狀的原因分析
(一)保險意識滯后。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消費者現有財富的增長和風險總量的提高,使消費者對保險的需求不斷增加。在從傳統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承擔風險的主體逐漸從政府轉移到企業和個人。實踐證明,保險是應對風險的一種有效手段,但由于中國自1959年停辦國內保險業務以后,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沒有商業保險的實踐,因此,中國人的風險意識滯后,保險觀念單薄,這是保險行業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二)保險品種單一。伴隨著全新的、供人們精神享受和物質享受商品的出現,新的風險也應運而生。例如,飛機在帶給人們快捷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飛機失事所導致的巨災風險等。此外,隨著新體制、新規則的制定,新環境的出現,也將產生許多新的風險因素。如責任風險、信用風險等。面對風險種類的迅速增加,我國保險業所提供的險種卻十分有限。例如在壽險行業中,各大公司都在拼命爭奪、搶占少兒險市場;在財產險上,各公司的競爭也主要集中在財產、車輛、貨物運輸等少數幾個大險種上。
(三)專業人才缺乏。保險業的特殊經營方式產生了對展業、精算、承保、投資、理賠等特殊人才的需求。各種專業人才的培養是一個漸進、累積的過程。而我國停辦國內保險業務達20年之久所帶來的一個直接嚴重后果是保險人才培養的斷層。保險公司的培訓水平很有限,相應的院校師資力量薄弱、素質不高、教材陳舊、教學手段落后等問題,都使得保險業的人才不能很好的滿足快速發展的需要。據調查,由于一些保險營銷員缺乏職業道德,缺少相關知識,致使在推銷保險產品時出現誤導陳述、保費回扣、惡意招攬等違規、甚至違法現象,極大地損毀了中國保險業的聲譽。
(四)監管力度薄弱。保險是經營風險的行業,它遍及各行各業和千家萬戶,保險經營是以大數法則為其數理基礎的,保險定價需要非常專業的知識和技術,而這些技術是多數投保人不了解的。這種信息的不對稱性,需要政府對保險業加以監督管理,以保障投保人獲得合理的保障條件和費用支付條件。
在保險業務迅速發展的情況下,保險監管制度卻明顯滯后。由于監管不力導致中國保險市場秩序混亂,如亂設保險分支機構和保險中介機構、保險公司或中介機構資金管理松弛、公司之間的不正當競爭和惡性競爭嚴重等,這些都是中國保險行業亟待解決的問題。
論文關鍵詞：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現狀；困境
在現代社會中，養老保障制度是實現公民的生存權利以及其他人權的重要問題，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受社會發展成果的主要途徑．也是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基本支柱，因此，在我國當前的社會生活中，建立完善的、包括城市和農村在內的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不僅是為體現每一公民的生存權和其他人權，也是為實現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所必需的。
社會養老保障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在一個國家內部，這種基本權利對于每一個公民應是相同的，不應該因為公民的戶籍身份或居住地域而區別對待。長期以來，農村社會保障始終處于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邊緣，農民一直游離于社會的保障網之外。因此，及時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和體現社會公平。已日益成為關注農村問題的人們的共識。但是．就現階段我國所面臨的實際情況而言。實現這一目標的難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現狀及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和挑戰進行分析。
一、農村社會養老的現狀及原因
(一)農村養老保障的現狀
迄今為止。我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主要還只是面向城鎮人口，占總人口近80％的農村人口尚未被覆蓋．目前我國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農村總人口的7．36％以上，而城鎮的比重為6．29％，到2030年，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將達到17．39％，而城鎮的比例則為13．1％．負擔明顯低于農村。由于80年代以來長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慣性效應，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農村老年人口的比重還將會繼續上升。市場化改革以來，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農村居民的相對地位進一步弱化．反映了農村居民生活風險的累積。
經歷了將近20年的時間，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確立。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重心卻一直傾向于城鎮弱勢群體。對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的忽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一大失誤。在缺乏社會保障制度安排的情況下．農村人口的養老保障仍然只能憑借傳統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
民政部于1991年開始試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從形式上來說，比原有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的保障模式有了進步，畢竟是一種政府主導下的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但從其內容來看。仍然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制度缺陷。首先，作為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其籌資模式缺乏社會性。現代社會養老保險雖然強調要增強個人參與的自我保障意識，并通過一系列的制度措施強化個人的參與意識，但其根本原則是以國家、集體和社會各方面的參與為主體的。而我國現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中明文規定：堅持以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也就是說，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其資金籌集模式的主體是個人和家庭，而不是國家、集體和社會各方面。其次，制度設計的保障對象應該是全體農村公民，但從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客觀效果分析，在完全個人賬戶和完全積累型的養老保障模式下，參加養老保險的大多是那些收入較高的農民，這些人即使不參加養老保險，今后的養老問題也比較容易解決，而那些最需要社會養老保障的低收入的貧困農民由于交不起費，實際上不可能依靠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得到保障。從社會保障的基本功能來說，每一種社會保障項目在制度設計上對其適用范圍內的全體社會成員而言，都應該提供致力于社會公平的機會和結果。而我國現行的農村養老保險基本方案在這一方面的作用是有所欠缺的。
(二)形成農村養老現狀的成因
1．歷史原因
由于中國歷史傳統中儒家“孝道”思想的影響，農村老年保障在中國歷史和傳統上是以“家庭”為主。“家庭養老”是我國贍養老人的優良傳統，有著悠久的歷史，深厚的經濟社會基礎，“我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養老孝親是我國人民的傳統美德。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人民就把‘老有所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作為道德理想和現實的道德要求提了出來，使得當時及其以后的家庭具有了贍養老人的職能。直到現在，這種職能仍然存在。”囿于歷史和傳統思想的影響，使得社會對于農村養老保障問題的探索和改革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的認識受到了一定的消極影響．自覺不自覺的導致了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工作嚴重滯后。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時代的發展．以及現實社會中競爭的加劇、工作壓力增大等原因，“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大量涌現。家庭結構小型化，家庭內部重幼輕老和子女忙于工作，使家庭中子女全身心照料老人的狀況難以維系等．且維系家庭養老傳統文化中的孝道作用在不斷弱化；事實上家庭養老的作用在大大削弱。1991年中國老齡科研中心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資料表明我國農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養老的比例為63％：2001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農村家庭變化課題組”調查資料表明，這一比例已經下降為50％左右。從而使得農村傳統養老的方式“家庭供養加土地保障”的模式受到了強烈的挑戰。
2．經濟原因
從我國宏觀經濟情況看，雖然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有相當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國人口多、底子薄、東西部地區差距大、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當前要做的大事又非常多、攤子非常大(如基礎設施建設、西部大開發、三峽大壩、國防軍工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資)。所以，現有國家經濟實力與實際需求還不能很好地適應。因此，國家目前只能將社會保障的重點放在城市．這也是導致農村社會保障工作嚴重滯后的原因。從農村貧困人口的情況看。不僅存在著大量需要社會救濟的“三無”(無收入、無勞動力、無經濟來源)對象，而且仍有9000～15000萬左右的貧困人口。農村貧困人口“糊口”問題仍然是目前非常突出的社會問題．解決數量龐大的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和溫飽問題，無疑需要一個極大的財力支持。而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財力非常有限，這就造成對農村養老保障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從而制約著農村養老保障工作的發展。從市場運作的角度來看。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由于運作成本較高．商業保險的利率不穩定，養老金的保值、增值困難，一般的農民難以承受其經濟壓力和風險，農民所能享受的養老金數額有限，顯然對農民的養老難以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故吸引力也不大。
3．社會原因
由于人口結構的特殊性。我國社會養老負擔特別重．在農村尤為突出。2000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1．3億左右，其中，農村老年人口大約有1億左右。其總量遠遠大于城市老齡人口，是世界上農村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醫療衛生水平的提高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實施．我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已達到70歲以上．加上少兒人口的相對減少．導致了我國社會人口結構的老齡化速度加快。據“五普”資料表明，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占比重已經達到6．96％，現已跨入了老齡化社會。與世界上人口老齡化國家相比較，我國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而且，人口老齡化的水平是農村明顯高于城鎮．隨著流動人vi的增加，這種趨勢將會更進一步地增加。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現在的養老保障僅局限在城鎮人口中開展。從而導致了農村養老保障工作的滯后。
4．政治原因
從中央政策層面上看，對這個問題還處于研討和試點階段。“確實在理論界和政界關于農村是否需要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是不統一的。不主張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主要理由認為，農民尚沒有多大能力或沒有條件參加養老保險，農村家庭仍可以發揮養老的作用，開展社會養老保險沒有必要或者作用不大，加上農民家庭擁有一份土地，土地可以成為農民最后的保障”。可見，這些反對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文所述歷史原因的影響。對于“家庭、土地”養老。在新形勢下，特別是人世以后，將受到的巨大沖擊估計不足。盡管政治方面的決策，很大程度上與前面所分析的四個原因息息相關，但由于這些意見來自決策層面，這無疑對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中具體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造成一定的阻力。
二、我國農村養老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及挑戰
(一)面臨農村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困境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農村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度：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醫療、健康水平的不斷改善，我國人口平均壽命已從1949年的35歲上升到目前的70歲。生育率的下降與平均壽命的提高，使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程度迅速上升。據人口學家估計，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老年人口的比例將接近1／4，達到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時期。雖然農村的生育率明顯高于城市，但由于農村人口基數大和城市化道路吸弓l大批青年向城鎮轉移，本世紀我國農村老年人口比例將高于城鎮，使養老的絕對需求量擴大。屆時農村經濟仍然落后于城鎮，而老年的生活主要還是依靠家庭，必將使家庭養老壓力更加沉重。計劃生育政策產生的另一個結果是家庭小型化的趨勢。據統計，農村平均家庭規模已從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2002年的4．13人。農村的獨生子女在大幅增加。“4—2—1”家庭結構在逐漸形成。以家庭養老為主的老年保障模式將使未來的子女在養老的問題上不堪重負。
(二)面臨wto帶來的挑戰
加入wto后，農業競爭越來越大。首先是我國農產品面對國際農產品壓力倍增，以糧食生產為例，我國糧食生產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發達國家幾乎為l00％。國外價廉物美的農產品的進入必將擠占我國農產品相當一部分市場．這無疑會導致一部分農民收入的減少。而且中國加入wto后．國外農產品的進口量將會增加，從而必然對我國農產品的商業化、農村的產業結構產生強大沖擊與影響。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議我國農產品總體平均關稅在2004年前要降至l7％，重要農產品關稅則要降至14．5％，這就意味著受國家政策長期保護的農產品將面對國外農產品進入的競爭，使農村保障水平降低。其次是農業的現代化挑戰土地的家庭粗放式經營．在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以國際化和市場化為導向推進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和集中．發展農業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的經濟效益和市場競爭力。而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要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業勞動力能夠穩定地進入非農產業，農民家庭收人來源主要依靠非農產業。二是要有可靠的社會保障能夠幫助他們抵御未來一系列事故風險，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所以必須在社會保障體系中。應建設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體系。
(三)“新三農”問題的緊迫性
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進入倒一個全面推進加速階段．一些社會矛盾更加突出。其中，“無承保土地、無穩定職業、元社會保障”農民(簡稱“新三農”，另一說法是指“元地農民、失地農民、農民工”)問題尤其值得關注。“新三農”們種田無地、就業無門、低保無份，許多人生活陷入貧困的邊緩，成為社會中新的弱勢群體。越來越多的農民生存權和發展權面臨嚴峻的挑戰。
論文關鍵詞：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現狀；困境
在現代社會中，養老保障制度是實現公民的生存權利以及其他****的重要問題，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受社會發展成果的主要途徑．也是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基本支柱，因此，在我國當前的社會生活中，建立完善的、包括城市和農村在內的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不僅是為體現每一公民的生存權和其他****，也是為實現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所必需的。
社會養老保障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在一個國家內部，這種基本權利對于每一個公民應是相同的，不應該因為公民的戶籍身份或居住地域而區別對待。長期以來，農村社會保障始終處于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邊緣，農民一直游離于社會的保障網之外。因此，及時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和體現社會公平。已日益成為關注農村問題的人們的共識。但是．就現階段我國所面臨的實際情況而言。實現這一目標的難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現狀及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和挑戰進行分析。
一、農村社會養老的現狀及原因
(一)農村養老保障的現狀
迄今為止。我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主要還只是面向城鎮人口，占總人口近80％的農村人口尚未被覆蓋．目前我國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農村總人口的7．36％以上，而城鎮的比重為6．29％，到2030年，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將達到17．39％，而城鎮的比例則為13．1％．負擔明顯低于農村。由于80年代以來長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慣性效應，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農村老年人口的比重還將會繼續上升。市場化改革以來，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農村居民的相對地位進一步弱化．反映了農村居民生活風險的累積。
經歷了將近20年的時間，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確立。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重心卻一直傾向于城鎮弱勢群體。對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的忽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一大失誤。在缺乏社會保障制度安排的情況下．農村人口的養老保障仍然只能憑借傳統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
民政部于1991年開始試行
(二)形成農村養老現狀的成因
1．歷史原因
由于中國歷史傳統中儒家“孝道”思想的影響，農村老年保障在中國歷史和傳統上是以“家庭”為主。“家庭養老”是我國贍養老人的優良傳統，有著悠久的歷史，深厚的經濟社會基礎，“我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養老孝親是我國人民的傳統美德。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人民就把‘老有所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作為道德理想和現實的道德要求提了出來，使得當時及其以后的家庭具有了贍養老人的職能。直到現在，這種職能仍然存在。”囿于歷史和傳統思想的影響，使得社會對于農村養老保障問題的探索和改革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的認識受到了一定的消極影響．自覺不自覺的導致了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工作嚴重滯后。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時代的發展．以及現實社會中競爭的加劇、工作壓力增大等原因，“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大量涌現。家庭結構小型化，家庭內部重幼輕老和子女忙于工作，使家庭中子女全身心照料老人的狀況難以維系等．且維系家庭養老傳統文化中的孝道作用在不斷弱化；事實上家庭養老的作用在大大削弱。1991年中國老齡科研中心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資料表明我國農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養老的比例為63％：2001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農村家庭變化課題組”調查資料表明，這一比例已經下降為50％左右。從而使得農村傳統養老的方式“家庭供養加土地保障”的模式受到了強烈的挑戰。
2．經濟原因
從我國宏觀經濟情況看，雖然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有相當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國人口多、底子薄、東西部地區差距大、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當前要做的大事又非常多、攤子非常大(如基礎設施建設、西部大開發、三峽大壩、國防軍工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資)。所以，現有國家經濟實力與實際需求還不能很好地適應。因此，國家目前只能將社會保障的重點放在城市．這也是導致農村社會保障工作嚴重滯后的原因。從農村貧困人口的情況看。不僅存在著大量需要社會救濟的“三無”(無收入、無勞動力、無經濟來源)對象，而且仍有9000～15000萬左右的貧困人口。農村貧困人口“糊口”問題仍然是目前非常突出的社會問題．解決數量龐大的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和溫飽問題，無疑需要一個極大的財力支持。而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財力非常有限，這就造成對農村養老保障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從而制約著農村養老保障工作的發展。從市場運作的角度來看。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由于運作成本較高．商業保險的利率不穩定，養老金的保值、增值困難，一般的農民難以承受其經濟壓力和風險，農民所能享受的養老金數額有限，顯然對農民的養老難以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故吸引力也不大。
3．社會原因
由于人口結構的特殊性。我國社會養老負擔特別重．在農村尤為突出。2000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1．3億左右，其中，農村老年人口大約有1億左右。其總量遠遠大于城市老齡人口，是世界上農村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醫療衛生水平的提高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實施．我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已達到70歲以上．加上少兒人口的相對減少．導致了我國社會人口結構的老齡化速度加快。據“五普”資料表明，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占比重已經達到6．96％，現已跨入了老齡化社會。與世界上人口老齡化國家相比較，我國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而且，人口老齡化的水平是農村明顯高于城鎮．隨著流動人VI的增加，這種趨勢將會更進一步地增加。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現在的養老保障僅局限在城鎮人口中開展。從而導致了農村養老保障工作的滯后。
4．政治原因
從中央政策層面上看，對這個問題還處于研討和試點階段。“確實在理論界和政界關于農村是否需要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是不統一的。不主張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主要理由認為，農民尚沒有多大能力或沒有條件參加養老保險，農村家庭仍可以發揮養老的作用，開展社會養老保險沒有必要或者作用不大，加上農民家庭擁有一份土地，土地可以成為農民最后的保障”。可見，這些反對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文所述歷史原因的影響。對于“家庭、土地”養老。在新形勢下，特別是人世以后，將受到的巨大沖擊估計不足。盡管政治方面的決策，很大程度上與前面所分析的四個原因息息相關，但由于這些意見來自決策層面，這無疑對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中具體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造成一定的阻力。
二、我國農村養老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及挑戰
(一)面臨農村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困境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農村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度：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醫療、健康水平的不斷改善，我國人口平均壽命已從1949年的35歲上升到目前的70歲。生育率的下降與平均壽命的提高，使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程度迅速上升。據人口學家估計，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老年人口的比例將接近1／4，達到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時期。雖然農村的生育率明顯高于城市，但由于農村人口基數大和城市化道路吸弓l大批青年向城鎮轉移，本世紀我國農村老年人口比例將高于城鎮，使養老的絕對需求量擴大。屆時農村經濟仍然落后于城鎮，而老年的生活主要還是依靠家庭，必將使家庭養老壓力更加沉重。計劃生育政策產生的另一個結果是家庭小型化的趨勢。據統計，農村平均家庭規模已從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2002年的4．13人。農村的獨生子女在大幅增加。“4—2—1”家庭結構在逐漸形成。以家庭養老為主的老年保障模式將使未來的子女在養老的問題上不堪重負。
(二)面臨WTO帶來的挑戰
加入WTO后，農業競爭越來越大。首先是我國農產品面對國際農產品壓力倍增，以糧食生產為例，我國糧食生產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發達國家幾乎為l00％。國外價廉物美的農產品的進入必將擠占我國農產品相當一部分市場．這無疑會導致一部分農民收入的減少。而且中國加入WTO后．國外農產品的進口量將會增加，從而必然對我國農產品的商業化、農村的產業結構產生強大沖擊與影響。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議我國農產品總體平均關稅在2004年前要降至l7％，重要農產品關稅則要降至14．5％，這就意味著受國家政策長期保護的農產品將面對國外農產品進入的競爭，使農村保障水平降低。其次是農業的現代化挑戰土地的家庭粗放式經營．在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以國際化和市場化為導向推進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和集中．發展農業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的經濟效益和市場競爭力。而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要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業勞動力能夠穩定地進入非農產業，農民家庭收人來源主要依靠非農產業。二是要有可靠的社會保障能夠幫助他們抵御未來一系列事故風險，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所以必須在社會保障體系中。應建設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體系。
(三)“新三農”問題的緊迫性
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進入倒一個全面推進加速階段．一些社會矛盾更加突出。其中，“無承保土地、無穩定職業、元社會保障”農民(簡稱“新三農”，另一說法是指“元地農民、失地農民、農民工”)問題尤其值得關注。“新三農”們種田無地、就業無門、低保無份，許多人生活陷入貧困的邊緩，成為社會中新的弱勢群體。越來越多的農民生存權和發展權面臨嚴峻的挑戰。
摘要：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現收現付制和基金積累制是養老保險主要的兩種籌資方式。關于中國養老保險籌資方式的問題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本文主要梳理了國內學者對養老保險籌資方式相關問題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包括中國養老保險籌資方式與儲蓄和經濟增長、社會總福利、人口老齡化、轉軌成本這四個方面的研究問題。最后本文對這些文獻進行了簡單的述評。
關鍵詞：養老保險現收現付制基金積累制
一、養老保險籌資方式與儲蓄和經濟增長
在索羅（Solow）提出的經濟增長“黃金定律”模型中得知，當人口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之和超過穩態的資本邊際產出時，這一經濟就處于動態無效的狀態。在一個動態無效的經濟中，引入現收現付制度將提高人均消費水平；而在動態有效的經濟中，資本邊際產出大于經濟增長率，基金積累制則是最優的選擇。艾倫（Aron,1966）嚴格證明了在人口增長率和工資增長率之和大于利率時，引入現收現付制對個人的福利將會是一種改善。根據國外學者的基本理論，國內學者針對中國的國情分析了中國養老保險籌資方式對儲蓄和經濟增長的影響。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2000）通過交疊世代和Ramsey增長模式，比較了現收現付制和基金積累制兩種籌資模式的長期區別。他們認為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基金積累制具有更高的平均消費增長率、平均消費水平以及更低的稅率扭曲。所以基金積累制更利于經濟增長。
袁志剛、宋錚（2000）運用了兩期疊代模型考察了在一定的養老保險制度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對個人最優儲蓄率的影響。同時針對我國的情況進行了數值模擬，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人口老齡化會造成中國城鎮居民的儲蓄傾向上升。而且中國目前的個人最優儲蓄率高于黃金律要求的儲蓄率，所以降低儲蓄率就可能帶來帕累托的改進。
朱清（2001）從判斷中國是否滿足“艾倫條件”的角度分析了中國養老保險籌資方式選擇的問題。他指出由于我國儲蓄率一直居高不下，這會造成中國的實際利率較低從而長期抑制國內資本市場的收益率。根據以上情況，中國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還將滿足“艾倫條件”，所以我國現在仍然采用現收現付支付制度比較合理。
袁志剛、封進（2004）利用1986-2002年的歷史數據說明了中國的實際總工資增長率大于以一年期存款的實際利率或5年期政府債券的利率衡量的投資收益率。因此他們認為中國目前的現收現收現付比基金積累制更有效率。他們指出從效率角度看，如果中國未來中國依然能保證現收現付制度有較高的收益率，那么，就應該發揮現收現付制的代際再分配功能。同時他們提出中國經濟是動態無效的，如果經濟按此趨勢運行將會出現一個動態無效的均衡。在這一狀況下，采取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制度會更合適當前中國的實際情況。
二、養老保險籌資方式與社會總福利
鄭偉、孫祁祥（2002）從總體福利和分代福利兩個角度對養老保險制度選擇進行了研究。他們得出兩個基本結論：第一，不同的養老制度的優劣取決于具體的參數條件，并不是絕對的；第二，即使在一定參數條件下得出基金積累制是最優選擇的結論時，總體福利和分代福利最優選擇的沖突可會使基金積累制的制度選擇在現實中無法實現。
與以往的分別設定現收現付制模型和基金積累制模型不同，封進（2004）利用福利經濟學模型推導出了在社會福利最大化目標下現收現付和基金制混合的養老保險體系的最優混合比率。她的研究表明，當一國的工資增長率和人口增長率之和大于投資報酬率，或者當收入差距較大時，采用現收現付制有益于社會福利的改善。所以她得出結論是我國仍然應該選擇現收現收現付制度為主體的籌資方式，這種制度最終的可持續性取決于勞動生產率和產出水平。
何樟勇、袁志剛（2004）從中國經濟的動態效率角度來考察兩種籌資模式的影響。他們指出當前中國經濟處于實際利率小于經濟增長率的動態無效區域，在這種情況下現收現付制可以有效的改善資本積累過度的問題。如果在動態無效的區域實行基金積累制，那么這一制度不會有利于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所以當前中國養老保險籌資模式的轉軌時機并不成熟。
封進、宋錚（2006）應用一個一般均衡的代際交疊模型對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了福利分析。文章采用中國的數據，對中國城鎮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養老保險制度安排對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做了數值模擬，評價了養老保險制度的福利效應，并給出了最優的養老規模。文章得出結論是引入一個合適的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對社會總福利而言是一種改進。
三、養老保險籌資方式與人口老齡化
中國正邁入老齡化社會，生育率低、人口結構老化給養老保險帶來了很大的資金壓力。西方很多學者認為現收現付制具有代際轉移支付的性質,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社會養老保險支付的負擔會日益沉重,從而導致政府財政赤字膨脹,引發養老金支付危機。面對人口老齡化可能造成的現收現付制度的支付危機，國內學者針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相應的研究。
劉貴平（1999）研究了未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代際再分配功能產生的影響。他的研究結論表明，人口老齡化會使中國未來的年輕人的福利受到損害同時他們成為養老保險金的凈貢獻者。
朱青（2001）從總負擔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齡化對養老基金籌資模式選擇的影響。作者認為伴隨著人口老齡化，我國的少兒負擔率將趨于下降，未來人口總負擔系數不會大幅度增加的，所以未來人口老齡化不會給社會造成過重的經濟負擔，因而我國公共養老金制度籌資模式并不一定要轉向基金積累制。同時作者還指出無論哪種籌資模式，從實物經濟角度看，養老金計劃仍然是一種靠后代養老的計劃，所以應付人口老齡化趨勢，關鍵是要選擇一種有利于提高未來勞動生產率的養老保險籌資模式。
王海東（2003）從我國養老金計劃的歷史沿革和養老金計劃的隱性債務角度分析，認為完全放棄現收現付制度在我國而言是不合適的，因為第一人口老齡化在可預期的將來會得到緩解，但是籌資方式的制度性劇變會付出較大的轉軌成本。第二，現收現付制度內部也可以通過采用例如上調養老金繳納比例、降低養老金替代率水平和提高退休年齡等手段以來應對由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支付危機。所以，作者認為如果改革的養老保險計劃中沒有現收現付制度因素的話，那個這個制度是不會成功的。
封進（2004）運用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中國養老保險制度選擇的內涵和再分配功能實現的條件。她的研究說明了年青一代的人口增長速度下降會導致平均福利的下降和代際收入差距的擴大。同時，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以緩解人口結構變動對福利的不利影響；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則有助于縮小代際收入差距，但是在人口增長率下降而勞動生產率未能提高時，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適用的空間十分有限。
程永宏（2005）構造了一個養老負擔理論模型，從在職者養老負擔率定義出發，分析了我國人口老齡化與現收現付制度之間的關系。他的理論模型分析表明人口老齡化并不是放棄現收現付制度的合理依據，人口老齡化并不一定會造成養老保險的支付危機。支付危機的產生關鍵在于經濟增長速度與人口老齡化速度之間的差距。如果經濟增長速度持續高于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那么即使是現收現付制也可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沖擊。
曾毅（2005）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主要特征與養老金缺口問題進行了分析，并論述了建立農村儲備積累式養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緊迫性和可行性。作者認為我國必須利用今后20年左右的“人口紅利”機遇，努力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以應對人口老齡化高峰期帶來的嚴峻挑戰。
四、養老保險籌資方式與轉軌時機和成本
趙耀輝，徐建國（2001）認為中國的養老保險籌資方式的漸進改革始終忽視了激勵機制的問題，才會使體系內資金缺口不斷擴大。他們認為目前養老保險體系的社會支柱部分過于龐大，導致制度中的再分配功能削減了社會繳費的積極性。所以他們主張以建立完全的基金積累制來形成養老保險制度的激勵機制。
孫祁祥（2001）研究了中國養老保險改革中出現的個人賬戶空賬與轉軌成本問題。他認為做實個人賬戶才是中國養老籌資方式真正轉變為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混合型體制的關鍵。同時文章的研究認為,政府應當負擔轉軌成本。政府可以通過使用政府經常性收入、出售國有資產、發行特種國債、發行福利彩票等方式來支付轉軌成本。但僅僅依靠政府經常性收入來彌補轉軌成本是不可持續的。
王燕等（2001）運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模擬了不同的養老保險改革方式對養老保險的隱性債務和轉軌成本的不同影響。他們認為中國的養老保險的籌資方式應該向可以持續的和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基金積累方法轉變。他們的模擬結果表明：第一目前的現收現付的體制是不可持續的，長期看如果保持這種方式不變會導致財務狀況的惡化。第二在利用各種稅收在支付轉軌成本的情況下，使用個人所得稅支付轉軌成本能最好地促進經濟增長和減輕收入的不平等。第三如果采用一種新的社會保障稅替代當前對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養老金體制將在全國范圍內是同一的而且財務上可以持續的。
袁志剛、葛勁峰（ 2003 ）對由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軌進行了經濟學分析，他們運用疊代模型和索羅模型分析現收現付制和基金積累制的動態運行方式。他們分析指出采用現收現付制還是基金積累制關鍵在于一個經濟的最優儲蓄率是否得到滿足。他們認為現階段中國的儲蓄率高于黃金率水平而且中國的儲蓄還不能有效地轉化為投資，所以目前從現收現付制度轉向基金積累制是不合時宜的。
王紅梅（2005）針對養老保險轉軌中的隱性債務問題提出了“中國式空賬”的概念。她認為對于統籌部分中繳費與給付不相連接的問題，可以在現收現付制不變的情況下，通過建立個人賬戶、實行名義繳費確定型的方式解決。
五、簡單述評
首先，從儲蓄和經濟增長角度看，在外生增長理論和OLG模型的分析框架下，國內學者大多認為由于中國的儲蓄率偏高，在將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現收現付制度是更符合中國國情的籌資方式。從社會福利角度看，國內學者通過引入福利經濟學分析框架，通過對不同人群、利益群體的分析認為一個合理的現收現付制度更有利于社會福利的改善。這些研究從定性和定量的角度較好的分析養老保險籌資方式對經濟的潛在影響。但同時應該看到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籌資模式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缺少對中國地區差異影響的實證分析。中國存在較大的區域不平衡的現象，各地區的人口結構和財政壓力不同，所以地區間差異的研究應該是將來的研究重點。
其次，關于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國內的學者大多認為中國的養老保險籌資模式不能完全轉向基金積累制度，應該在籌資模式中保留一定的現收現付的比例。在關于養老保險改革的轉軌成本問題分析上，國內還缺乏精確的定量分析，也沒有明確的指出轉軌的成本到底由誰來承擔和以何種方式承擔的問題。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現有文獻研究中缺乏養老保險籌資方式對我國勞動力供給的影響的研究，以及一些政策變量例如養老保險稅率，退休年齡，特征群體等對于養老保險制度運行的定量分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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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海東：《我國城鎮養老金制度改革方案的對比研究》，《市場與人口分析》2003年第1期
［12］袁志剛、葛勁峰：《由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軌的經濟學分析》，《復旦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
一、災后重建進展順利
全縣學校災后重建共規劃建設項目32個，其中，新建學校6所，部分新建學校26所,新征用地411畝，總建筑面積23萬余平方米，爭取各類災后重建專項資金投入7億余元。
目前，災后重建各項工作進展順利。一是全縣32個災后重建項目已全部完成主體工程建設，并先后進入裝飾和總平施工。7月中旬將對銀都學校、安仁鎮學校建設項目進行竣工驗收。至8月底，其余災后建設項目將陸續完成并移交使用，按建設進度要求，全縣學生將于9月份順利搬入永久性校舍學習。二是校舍維修加固工作已于3月底全面完成，共計維修加固校舍12萬平方米。三是搶抓災后重建的發展機遇，積極爭取了中央、省、市教育教學設備重置資金5000余萬元，對全縣學校進行現代教育教學設施、設備配置。目前已進入政府采購程序，預計在12月底前全面完成全縣學校的教育教學設施、設備重置。災后重建完成后，將極大地改善全縣學校辦學條件，提高現代教育技術水平，為我縣推進教育信息化、現代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統籌城鄉措施有力
半年來，縣教育局認真貫徹落實縣委統籌城鄉發展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積極增添舉措，不斷推進城鄉教育協調均衡發展。
一是科學調整城鄉學校布局。在學校災后建設項目規劃中，按照統籌城鄉教育規劃、滿足學生就近入學和“高中進城、初中進鎮、小學相對集中”的原則，進一步整合優化全縣教育資源，科學合理地調整農村學校布局，將現有的50所公辦中小學、幼兒園調整為42所，并在全市今年率先全面消除村小。
二是積極推進城鄉教育現代化。不斷加大對農村學校現代教育教學設施、設備的配置力度，優先滿足農村學校。特別是進一步加強了農村學校教育信息化建設，積極實施了農村學校教育網絡、優質課程資源和教育信息技術應用滿覆蓋，努力實現農村學校現代遠程教育“班班通，堂堂用”。
三是著力實施“以城帶鄉”舉措。積極推行了城鄉學校結對幫扶，啟動了成華、大邑“城鄉學校互動發展聯盟”，成華區28所優質學校采用對口幫扶和捆綁發展形式，對我縣23所中小學進行扶持。同時，石室中學對口幫扶安仁中學、市工業學校對口幫扶縣職高，將經過三年的努力，在全縣形成優質教育資源全域覆蓋，全面提升城鄉教育發展水平，實現城鄉優質教育資源均衡的新格局。為此，縣教育局又對全縣42所中小學、幼兒園分別實行了“對口幫扶”、“捆綁發展”模式，結對學校時間為3年，并對城鄉結對學校在結對期間實行互動管理、捆綁考核的評價制度，以此扶持農村薄弱學校，促進城鄉學校教育教學質量和管理水平同步提高。
四是扎實推進農村幼兒園標準化建設。積極爭取易安信公司捐資7.5萬美元用于安仁鎮幼兒園的標標準化建設，該項目于4月20日進場施工，預計于9月20日竣工交付使用。同時積極做好金星、出江、霧山幼兒園的標準化建設工作，3所幼兒園預計將于七月底開工。縣教育局將以此為試點，不斷爭取政策、資金支持，全面推進我縣農村幼兒園標準化建設，以此促進城鄉幼兒教育均衡發展。
五是努力解決農村教師住房困難問題。積極采取教師住房團購及教師周轉房建設兩種形式，努力解決665名農村教師的住房困難問題，保障全縣教師隊伍穩定。上半年，投資3150萬元啟動了教師周轉房建設，擬在全縣6個點位，相對集中建設教師周轉房450套，每套35㎡，預計將于7月底開標。同時，已有200余名教師向團購房提供方“凱西祥榮”房產公司遞交了定金，其中100余名教師簽訂了購房合同，目前各項工作進展順利。
三、教育質量顯著提高
繼續著力實施了“教育教學質量提升工程”和“學校科學管理工程”，建立完善了全縣學校教學質量管理督查機制和教學質量評價體系，推行了普通高中教學質量量化考核制度，層層落實了從局班子成員到學校教研組、科任教師等相關人員的教學質量責任制。不斷推進全縣學校科學化、規范化管理，制定實施了《學校科學管理評價細則及操作辦法》，建立了學校管理信息統計檔案，全面推行精細化管理舉措，完成了新一輪的學校管理常規督查，在全縣學校形成了抓管理、重質量的良好氛圍。
**年，我縣高考成績再創新高，專科一次上線1896人，本科一次上線834人（不含藝體飛雙上線的87人），全縣理科最高分608分、文科最高分613分。我縣**年普通高考本科上線率較去年大幅度增加，在全縣參考學生數較2008年減少130人的情況下，本科一次上線人數突破800人，較2008年增加增長13.9％；文科本科一次上線較2008年增長61.5％，提高幅度較大；同時，在不包含藝體飛上線人數的情況下，全縣同齡人口上線率達16%，萬人上線率達到16.7，進入郊縣前列。
四、隊伍建設不斷加強
繼續大力實施了“教師素質能力提升工程”，著力推進干部教師專業化成長的目標。
一是在干部隊伍建設中，精心組織全縣近50名中小學校長參加了全市“千名校長大練兵”，舉辦了校長練兵縣級論文答辯活動，對全縣46名教導主任開展了業務培訓，促進了學校干部隊伍教育觀念、管理水平的不斷提高。同時，自今年以來，縣教育局將“校長上課”、“校長參加科研”兩項作為硬性要求予以落實，進一步強化校長的實干意識，培養專業型干部隊伍。
二是在教師隊伍建設中，繼續著力實施“教師素質能力提升三大計劃”。上半年，新招聘了100名教師充實到全縣各校，對近年招聘的281名新教師進行了跟蹤指導，在全縣3000多教師中啟動了新一輪的教師繼續教育培訓，教師輪訓、骨干教師培訓、教師教育教學技能測試等參訓教師達1467人，組織教師參加國家、省、市級賽課展示、教學研討、學科培訓活動達500余人次，成效顯著。同時，在全縣分校、區、縣三級，組織全縣中小學2360名教師廣泛深入地開展了“教師課堂教學大比武”活動，進一步提高了全縣教師的整體專業素質。
五、德育工作突出實效
不斷強化德育為首、全面育人的教育觀，全面實施素質教育，努力促進全縣學生健康成長。今年以來，不斷加強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完善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制度，積極加強學校心理咨詢室的建設，安仁鎮學校、東街小學、銀都學校等5所學校被評為市級心理健康實驗校。同時，扎實開展了學生考前心理專題輔導20余場，開展心理健康教育送教下鄉活動10余次；在全縣學校組織開展了爭優評優活動，共推薦評選出省、市、縣三好學生170余名，省、市優秀學生干部80余名，省、市先進班集體70余個。成功舉辦了全縣第21屆中小學生藝術節。繼續廣泛組織開展了“愛的書庫”、“愛心包裹”、“環保教育”、“唐仲英愛心獎學金”等各類德育主題活動，特別是組織開展了全縣教育系統為安仁鎮學校患病學生王世豪愛心捐款活動，共募集捐款近10萬元，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贊揚。
六、教育惠民成效顯著
縣教育局堅持教育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宗旨，認真貫徹落實各項教育惠民措施，積極部署實施職教三年攻堅，大力開展成人教育，全面推進教育資助工作，成效明顯。
一是職業教育扎實推進。上半年，全面啟動了縣職業教育中心1.8萬平方米的二期工程建設；先后選派了1名教師出國培訓和近70人次的教師參加了電子等專業的國家、省、市級骨干培訓；在機械等骨干專業中全面實施了項目教學法，積極推進校企合作、產教結合、工學交替的職教辦學模式，促進“消費型實訓”向“生產型實訓”轉變，有力提高了學生的操作技能和頂崗能力。**年成都市中等職業學校學生技能大賽中，我縣參賽隊共獲得6個團體獎，25個個人獎，創造了獲獎項目、人次最多的好成績。同時，全縣職業教育專業建設能力不斷提高，機械加工技術專業已申報為省級重點專業并經專家組初審通過。
二是成人教育穩步發展。半年來，完成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17495人，推薦就業367人；針對企業員工、失地農民等開展技能培訓5889人，創業培訓174人；按照市教育局要求和標準，積極打造韓場蘭田社區、安仁金井社區、韓場正福社區、安仁五顯社區、晉原鎮紅光社區、鶴鳴仙鶴社區等6個社區工作站為規范化社區教育工作站并組織上報，為全縣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三是教育資助力度加大。認真落實08至0年上級劃撥貧困學生資助專款747.5萬元，切實開展對我縣普通高中在校學生的資助工作，資助學生8776人次；對低保家庭學生和特殊困難家庭學生的資助做到了“應補就補”，上半年共資助學生2397人，資助金額89.81萬元；投入資金21.906萬元在全縣義務教育段的1217名低保家庭學生中實行“雞蛋工程”；同時，積極爭取社會捐助，上半年共接收各類社會資助資金29.88萬元，資助貧困學生300人次，成效顯著。
論文摘要:人口老齡化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經濟發展過程面臨的共同性話題，就上海而言，未來上海市人口老鈴化帶來的影響已逐漸凸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匾乏，勞動力不足以及社區為老服務發展滯后的矛質已開始成為制約上海市經濟發展的瓶頸，老齡化帶來的影響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長期存在，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影響以及尋求可行性辦法解決老齡化人口的贍養問題已成為政府和社會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據《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齡事業監測統計信息》公布，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全市戶籍人口1391.04萬人。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300.57萬人，占總人口的21.6% ;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14.50萬人，占總人口的15.4% ; 7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160.65萬人，占總人口的11.5%;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53.44萬人，占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7.8%，占總人口的3.8%;100歲及以上老人836人，其中男性175人，女性661人。按照人口學測算標準，老年人口的年齡起點一般定為60歲或者65歲，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10%或者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7%的國家或地區被稱為進人老年型社會。上海遠遠超過這一標準，其分別超過測算比例的11.6%和8.4%，上海的老齡人口已經是其總人口的1/5，上海市城市發展已進人真正的人口老齡化時代。
一、上海市人口老齡化的現狀
按照上海市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公布的2008年最新上海人口生命表測算，未來10-巧年上海市步人老齡人口的數量會急劇增多，即將進人人口老齡化高峰時代。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與勞動力短缺矛盾、等待領取養老金養老的老年人口與社保基金嚴重不足矛盾以及外來新增勞動力人口與上海市現行戶籍政策等矛盾，都將給政府現行社會政策帶來巨大挑戰。
從上海市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人口檢測統計數據來看，在上海城市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近年來已表現出了新的特征。
1.從老齡人口總數來看，上海市60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逐年增高
從已有數據來看，近年來上海市老齡人口呈遞增趨勢，平均每年新增老齡人口數已超過10萬人。截至2006年底，上海市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75.62萬人，占總人口的20.1 %，比上年增加9.25萬人，增長3.5% ; 2006年到2007年末，60歲及以上人口增加了11.21萬人，增長4.1%;占總人口比重從20.1%增至20.8 % ; 2007年末到2008年末，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增加了13.74萬人，增長4.8% ;占總人口比重從20.8%增至21.6%，達到300.57萬人。據預測，到2010年上海老年人口總數將達312萬人，約占總人口的23%。這一比例直向世界第一長壽大國日本的老齡化水平看齊。2020年，上海老年人口數字將攀升至500萬，而上海老齡化發展的趨勢要到2025-2030年間才會達到高峰。
就其原因而言，從世界范圍來看，上海市這一老齡化符合世界人口老齡化趨勢，可以講，現在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大多出嘗于1949年前二戰結束世界人口出生高峰期所生人口，上海解放前與解放后，作為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命脈，一直保持著勞動力的充足狀態，由于二戰結束后短期的和平以及解放后發展大上海而遷入上海市的青壯年人口生育意愿的極高狀態，使得當時出生的人口極多，呈現出一個高峰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60年后的今天正好進人一個人口的老齡化時期。
2.從老齡人口年齡結構來看，上海市女性老齡人口多于男性，城市獨居女性老人越來越多
從上海城市老齡人口年齡結構來看，女性老齡人口多于男性老齡人口，并且呈現出隨著年齡的遞增，女性老齡人口所占整個城市老齡人口的比重越來越高，高齡女性人口越來越多。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6.9%，女性占53.1%;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5.3%，女性占54.7 % ; 7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3.6%，女性占56.4% ; 8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38.9%，女性占61.1%;10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20.9%，女性占79.1%。由此我們可以很顯著的看出，由于男女性別人口總數的不對等以及男性實際生命比女性短等現實因素的考慮，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上海市進人老齡化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的現狀仍然要維續一段時間，未來上海市的城市獨居女性老人數將越來越多。
3.從人口撫養系數來看，上海城市老齡人口撫養系數越來越高，總人口撫養系數越來越高
人口撫養系數是指人口中處于被供養年齡(一般指15歲以下和64歲以上)的人口與處于勞動年齡(15-64歲)人口的比，也被稱為年齡撫養系數。如果只計算巧歲以下人口與15-64歲人口的比，則該比值稱為少兒撫養系數;如果只計算64歲以上人口與15-64歲人口的比，則該比值稱為老年撫養系數。相關數據顯示，200(〕年人口普查上海市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撫養60歲及以上人口的老年人口撫養系數為26.1 % ， 2005年老年撫養系數為27.2% ，2006年老年撫養系數上升到28.1%，比上年增加1.0個百分點，2007年末，老年撫養系數再次上升到29.4%，比上年增加1.3個百分點，2008年末，上海市老年撫養系數為30.8%，比上年又增加了1.4個百分點。也就是說2008年開始，平均3.33個上海勞動適齡人口就要養活1個上海老齡人口，加上人口生殖過程中的少兒撫養系數的存在，上海城市總人口撫養系數一直在增加。
4.從城市人口未來發展趨勢來看，“純老家庭”日漸增多，高齡人口顯著增加
由于現代醫療技術的發達以及人口生活質量的提高，近年來，上海全市“純老家庭”越來越多，也即意味著老年人總數在上升，2004年上海市“純老家庭”總人數為70.%萬人，時隔2年后2006年上升到78.72萬人，2007增加到84.37萬人，2008年上海市“純老家庭”人數為86.38萬人，比2004年首次統計增加了15.42萬，其中80歲及以上“純老家庭”人數達24.26萬人，比2004年首次統計增加15.06萬人。從已有數據以及上海市人口生命表推測來看，由于家庭養老習慣的變更，未來上海市純老家庭總數還將有個上升的趨勢，同時高齡人口也會進一步增加，這部分“純老家庭”老人的生活照顧問題也將是研究與解決城市人口老齡化政策必須要考慮的現實性問題。
5.從老齡人口地區分布來看，城市不同地域間老齡人口差異顯著
從上海市老齡人口分布來看，截至2008年末根據已有數據，老齡人口最多的依次為浦東新區40.6萬人、楊浦區22.9萬人、徐匯區20.74萬人、普陀區19.21萬人、閡行區18.82萬人、虹口區18.26萬人、寶山區17.72萬人、崇明縣16.82萬人、閘北區15.17萬人、南匯區14.41萬人、黃浦區13.5萬人、長寧區13.33萬人、嘉定區12.3萬人、松江區10.88萬人、奉賢區10.59萬人、金山區10.51萬人、青浦區9.46萬人、靜安區7.72萬人、盧灣區7.57萬人。據《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齡事業監測統計信息》數據，"2008年末各區縣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該區縣總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靜安區、盧灣區和崇明縣，分別為24.9%，24.4%和24.3%;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金山區、寶山區和普陀區，與上年比分別增加1.0，0.9和0.9個百分點。2008年末各區縣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占該區縣總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靜安區、盧灣區和黃浦區，分別為5.5% ，5.5%和5.1%;高齡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普陀區、長寧區和楊浦區，與上年比均增加0.3個百分點。2008年末各區縣高齡老年人口占該區縣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黃浦區、盧灣區和靜安區，分別為22.9% ，22.3%和22.2%;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長寧區、普陀區和楊浦區，與上年比分別增加0.7，0.7和0.6個百分點。
二、上海市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現象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性問題，從上海來看，人口結構中的日益老齡化現象已經給上海城市化過程中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嚴重挑戰。
1.老年人增多，上海市社會保障體系面臨重新調整，財政負擔將進一步加重
上海市現在戶籍人口1391.04萬，上海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全國來說已經發展的比較健全，但從上海社會保障體系內部社會保險方面來看，現在上海的社會保險分為:①城市社會保險;這部分大約繳納的人數為450萬人，主要是針對上海市城市在籍人口繳納的。②城鎮社會保險;這部分人群主要有180萬，主要是上海城市郊區大量農轉非的失地農村人口。③農村社會綜合保險;大約為200萬人左右，主要是原來是農村戶口的人群繳納的農村保險，大多集中在區縣郊區地域。④綜合保險;這部分保險主要針對的是在上海市的流動人口而開設繳納的，大約為350萬人。⑤醫療保險;自愿參加，即在上海工作的人群都可以成為醫療保險的對象。
而現在上海的城市退休領取養老金的人口已經達到了206.51萬，占老年人口的68.7%、全市戶籍人口的巧%。根據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齡事業監測統計信息顯示，2008年上海市60歲及以上老年人領取小城鎮社會保險人數為33.38萬人，領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人數為30.96萬人，領取征地養老的人數為19.21萬人;全市60歲及以上老年人從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養老保障中獲得城鎮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為0.77萬人，獲得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為5.20萬人，獲得城鎮高齡無保障老人養老保障金人數為5.71萬人，農村無保障老年人獲得老年農民養老金補貼的人數為32.52萬人，農村五保老人獲保障人數為0.29萬人。初步測算一下，上海現在單就戶籍人口來說，用①中城市社會保險450萬人群繳納的部分保險金來養這206.51萬人，差不多就是2.18個城市人養1個退休老齡人口，僅依靠征收社會保險金的形式返還社會保障已經“失靈”，政府不得不財政補貼兜底補償社保基金的不足，加上財政在②③④⑤上的投人，上海市目前在社會保障體系財政負擔已相當嚴重，已經出現了社保基金嚴重穿底的現象，“社保基金嚴重穿底，僅2008年上海市級財政收入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170-180億元，占到了市級財政收人的17%-18%左右，而預計今年還需要增加60-70億才能把社保基金的窟窿補上。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依靠并提高財政支出比例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的情況將長期存在，甚至會越來越嚴重，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上海的老齡化問題。”(上海市市長韓正，2009盧由此來看，目前上海社會保險資金不足，社保基金中用于養老、助老、護老醫療費用支出的嚴重不足，現實社會養老問題的不到位，未來養老金缺口長期存在已是不爭事實，社會保障體系在人口老齡化以及政府財政負擔不斷加重的過程中面臨著重新調整的挑戰。 2.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上海市現有家庭結構模式的變化，年輕人負擔將越來越重
在目前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的情況下，人口的老齡化帶來的直接一個后果是家庭撫養負擔的加大，一方面，國家在老年人養老保障、養老金資金供給嚴重不足，另一方面，社區為老服務以及社區其他公共服務供給的嚴重不足，都使得老年人養老服務再一次回到了家庭養老的層面。而由于醫療技術帶來的人口壽命的延長，居家養老模式必然會帶來現有家庭結構模式的變化，居于中下層的勞動適齡人口撫養負擔未來將越來越重。
我們可以很容易想象得出，未來上海市人口撫養系數將越來越高，隨著獨生子女政策實施20多年后政策效應的顯現，以及由于現代醫療技術的進步和人口生活質量的提高而帶來的人口壽命延長，未來獨生子女A和B結婚，處于勞動適齡人口的他們將要撫養其下面的小孩C以及可能4-8個其上面的老人(A和B各自的父母以及各自父母的父母)，由此，上海市未來勞動適齡人口家庭結構將發生變化，家庭總撫養系數也將越來越高，年輕人負擔越來越重。
3.本地勞動力就業人口減少、外地勞動力的引入，上海市社會政策體系面臨重新調整
由上海市15-64歲人口撫養比30.8% ， 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14.50萬人，可以測算出來，15-64歲之間的勞動適齡人口為696.43萬人，剔除一部分高學歷尚在就學以及失業人口來說，也就是講目前上海市真正在籍適齡勞動力就業人數不足650萬人口，未來經濟發展過程中，本地適齡勞動力不足將成為上海市經濟發展后勁不足的制約因素，目前來看，外來勞動力的流人可能會為此緩解一部分壓力，但是外來人口的流人又會要求上海市現行社會政策進行新的一系列調整，例如，外來人口人滬戶籍問題、外來人口會保障以及其未來養老服務養老金問題、外來人口子女人學問題、外來人口的社會公共服務問題、外來人口的住房、道路交通、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問題等等，都使得未來上海保持經濟發展強勁勢頭，彌補勞動力不足必須要進行解決的政策調整問題。
4.城市人口的日益老齡化，未來可能阻滯上海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上海市越來越多的超過總人口1/5人口老齡化問題，使得上海市人口結構逐漸發生了變化，人口結構的變化將帶來就業人數的變化，就業人數變化將會引起鏈鎖反應。而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信息經濟的來臨，高端產業在上海的發展，改造和淘汰傳統產業都會使一部分人失去工作，而這一時刻恰恰在當家庭收人出現危機時又面臨大量家庭養老問題的出現，政府又無力去全部解決社會養老問題。此時的人口日益老齡化將會影響到上海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使得我國目前的社會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面臨著重新變更的現實，“鑒于目前我國的產業發展都是著眼于近期的人口狀況和國內外的需求而建立發展的，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的進一步發展，原有的一些產業將不再需要甚至大量縮減，而原來沒有的或者很薄弱的一些產業，卻需要大量發展。”因而，在社會產業結構、投資結構發生變化過程中所帶來的轉型期的社會問題也必將會表現得進一步明顯起來，典型的就是上海市社會發展過程中人口、資源與環境之間的矛盾將有可能進一步加大。
三、應對上海市人口老齡化的對策思考
從世界范圍來看，人口老齡化已是當今世界各國共同需要面對的問題，由人口老齡化而帶來的如何應對老齡化趨勢，尤其是在為老服務方面已是各國都在積極探討的話題。然而對于上海而言，提前應對人口老齡化，發揮上海目前的資源和勞動力優勢發展社區為老服務事業，可能是應對上海目前人口老齡化的一項可行性辦法。
1.完善現有老齡人口養老服務體系，發展社區養老服務業
截至2008年底，上海市全市養老機構共計582家，其中，政府辦287家，社會辦295家，床位數共計80554張，平均每千位老人占有床位26張;全市居家養老服務機構共計229家，平均13125人享受1家居家養老服務機構服務;社區助老服務社共計234個，平均12844人享受1家社區養老服務社提供服務;老年活動室全市共計5547家，平均542人使用1家老年活動室;全市老年醫療機構(老年護理院、老年醫院)共計71所，平均每所為42334位老年人提供醫療護理服務;全市為60歲及以上老年人開設的家庭病床達41300張，平均每73人享有1張家庭病床數;全市共有老年學術組織、老年協會、老年文藝團隊、老年體育團隊、老年體協共計19706個，平均每153位老年人占有1個社團。因此，從總體上看，目前上海市養老、為老、助老服務體系嚴重不健全，為老服務的設施嚴重不足，服務的項目和內容也嚴重不健全，服務的質量和數量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要，還難以應對未來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因此，從長遠來看，要在社區興辦社會化養老機構，發展老年人社區養老服務，發展社區養老，社區助老為老服務，在滿足各個層次老年人需要的基礎上，發展以社區服務為主體的老年服務體系，建立以社區養老為主，鼓勵個人、家庭自助養老，實施社區助老、幫老，國家與社會資助養老等四級養老服務體系。
2.完善現有社會保障體系，健全養老金保障機制
通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就上海而言，健全養老金保障機制，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根本途徑還是需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構建和完善現有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建立健全社會保障資金的來源渠道和資金的管理方式，就目前來說，上海急需要盡快拓展和完善現有養老保障金資金的來源渠道，上海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一些經驗。比如為了緩解養老金的壓力，西歐各國養老保險體系實施的職業養老保障基金機制很好的解決了一部分資金的來源問題。“所謂職業養老保障基金，又被稱為企業補充退休金，一般由雇主和雇員共同承擔繳費費用，在西歐國家，通常該基金是從出資企業中獨立出來，由企業的雇主組織和工會協商建立，通過儲蓄、政府債券等多種投資渠道，提高基金的收益率，使職業養老保障基金保值增值。近幾年，西歐各國更是通過財政激勵和與有關合作方達成協議來提高職業養老保障基金，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英國，職業養老基金的覆蓋面就極廣，達到75%，資產規模超大，超過GDP的80% 。上海也應該從制度方面完善制度設計、加強制度創新、鼓勵支持發展企業年金繳納制度、配套實施個人商業養老保險等多種形式的養老保險機制，形成國家、企業和個人相結合的多維養老保障體系，健全養老金保障機制。
3.延長退休年齡，實施柔性退休制度，延緩老齡化高峰
據相關部門測算，五年后上海市首批獨生子女父母開始依次進人退休年齡，并開始領取養老金，屆時老年人中八成以上為獨生子女父母。十年后，獨生子女父母數量將進人高速發展時期，每年將有20萬一30萬獨生子女父母進人老年階段。局時上海將在全國最早面臨獨生子女父母養老問題，家庭成員照料者嚴重不足將是未來最嚴峻的問題之一。從獨生子女社會承受力來看，獨生子女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社會撫養壓力，既要負擔好幾個老人的贍養問題，又要承擔子女教育負擔還得承擔自己的生活成本，獨生子女的生存壓力空前高漲。另一方面，按照國家現行統一退休標準，上海市男性人口年滿60歲實施退休，女性人口年滿55歲實行退休，從家庭結構和人口年齡結構來說，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的全部進步，還按照舊的退休標準實施退休制度，已經不能滿足現有年齡結構和經濟發展需要。從社會職業結構來看，60歲左右的人還能繼續在社會中發揮重要推動作用，45-65歲年齡段的人仍然還可以在社會重要部門崗位發揮作用，因而，上海能否延長退休年齡或者實施柔性退休制度，鼓勵并規定達到退休年齡的人口可以自愿選擇是否退休，實施老年人繼續再就業，以達到減輕獨生子女撫養負擔，減緩提前進人老年生活的老年人數增長速度，同時還能夠起到活躍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