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12 10:25:43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報業數字化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關鍵詞：紙媒數字化；戰略轉型；云報紙
中圖分類號：G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3-0047-02
一、引 言
報紙乃至整個紙質媒介會走向消亡嗎？自從互聯網的興起、電子書的流行、數字出版的蓬勃發展開始，這就成為了人們日益爭論和關注的焦點。從眾多的相關論文來看，一部分觀點是集中在了信息載體的變遷上，因為紙媒的最基本特征就在于其信息的載體為印刷品，一旦其信息可以能夠以更為先進和方便的載體表現出來，紙媒就必將面臨時效性降低、銷量下降等危機。不過從手機報到微博再到互聯網技術下的內容APP化，我們可以發現，長期而言，高質量的新聞內容還是最重要的。而報紙、雜志這樣的平面媒體所要做的就是，順應潮流、做好內容，以不變應萬變[1]。
新傳播時代，為了適應市場需求，傳統紙媒也必須轉型。因此，除了內容和形式的編排之外，紙媒還需要進行創新性的拓展和延伸。在這種大背景下，用于計算機、隨后又用于廣電發展的“云”概念，也出現在了紙媒中。
隨著數字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不斷發展，數字出版產物如電子圖書、數字報紙、數字期刊、數字音樂、網絡動漫等逐漸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和消費理念，傳統紙媒面臨著重大沖擊。在數字出版被認定為21世紀媒體發展的新趨勢之際，報業紛紛面臨數字化轉型考驗。
大勢所趨之下，數字化報紙網站大行其道，但其實對于數字化轉型的目的、盈利模式、前景預測等各個方面大多準備不足，大多數報社屬于被動轉型，沒有將數字化同報業的核心利益相掛鉤，甚至存在盲目跟風現象。國內大部分報業的轉型雷聲大，雨點小，投入多，收益少。只是將報紙數字化的網站，想在海量信息的互聯網中占有一席之地、分一份蛋糕，比在傳統報業中競爭還要難得多[2]。
總體來說，國內報紙的網站建設除了強大的宣傳功能外，盈利模式依然不夠明確和完善，僅僅是報紙的同步數字化遠遠不足以在信息繁雜的虛擬世界中生存。當然，數字化轉型為報業所提供的巨大機遇和動力是不容忽視的。
數字化轉型初期，“內容為王”和“渠道為王”產生了對立，對數字出版認知上不健全。一方面，堅持內容為王的報社認為信息載體只是末端，自身內容做好了，紙媒影響力大了，轉型之后必然可以吸引到大批忠實讀者。但事與愿違，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在品牌排名中幾乎沒有重合，從原因分析，可能是由于兩種媒體品牌的價值體系不同，評判標準不同，產生過程不同，因此難以延伸，忽略了網絡用戶的實際需求、行為特點和消費習慣，導致無法有效地吸引到受眾。另一方面，看重網絡渠道的報社可能會盲目跟進，去模仿門戶網站和搜索引擎的形式和內容，反而喪失了自身的內容優勢，得不償失。
對報業的數字化轉型產生影響的還有漸漸有進展的三網融合。如果說新媒體的出現對報業和廣電業都產生了巨大沖擊，那么三網融合的進一步發展卻使廣電行業獲得了發展的良機，而進一步壓縮了紙媒的生存空間。盡管目前對于“三網融合”應以內容為主還是以渠道為主，廣電系統和電信系統從各自的利益出發，提出不同的融合方案，但對報紙而言，面臨的卻同“郵發合一”時代一樣的尷尬：基本喪失對發行渠道的主導權[3]。三網融合帶來的是受眾需求的大變化，不太會像以往那樣對報紙進行精讀。要知道，連博客也是為了受眾需求變為微博，適應讀者閱讀習慣和需求至關重要。
報業想要在數字化轉型中突圍，首先要堅持的便是新聞性。也就是說，雖然報紙受到區域性限制，但正因如此，更要回歸自身，打造新聞特色和地方特色，為進一步的技術轉型打下堅實的基礎。而在網絡信息的傳播和整合方面，首先要發揮信息的過濾和整合功能，使手中能夠獲得非同尋常的信息；另外，當前報業的數字化過于依賴云出版平臺，例如方正阿帕比和中國知網，報社自身對信息的數字化整合較差，獨立數字化營銷能力不足，如此看來，云報紙概念的提出無疑是很好的發展方向。
三、數字化浪潮下《京華時報》的第一個十年
在第一個十年面對數字化浪潮和“報紙消亡論”時，《京華日報》的戰略轉型還是集中在了紙媒載體本身。首先其強調了相對于網絡媒體紙媒在內容創新上可發揮的優勢，提升內容質量，加強內容整合；而在拓展市場份額方面，雖然當時中國報業的實際收入呈現負增長趨勢，但是《京華時報》依然采取進攻策略以擴大聲場份額；另外，其在售價、廣告、文化推廣、延伸產業鏈等方面也是全面創新，使其影響力和公信力既在讀者群體中得到認可，又在廣告市場中占得一席之地。雖說如此，發展數字媒體確也是不能回避的話題。像大部分紙媒那樣，其采取基本的“一報一網”模式。而在數字化戰略轉型方面，《京華日報》社長吳海民表示，要著重培養在網絡時代的復合型的人才，這也是《京華時報》第二個十年乃至更長遠發展的人才資源積累不可缺少的部分。
四、《京華時報》云報紙的開拓
2012年5月17日，京華云報紙全球首發，標志著京華時報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云報紙”簡而言之，就是京華時報將有前后兩個終端，前端是傳統形態的報紙，后端則架在“云”上，借助新的技術手段，滿足用戶對新聞資訊的延伸[4]。
這是紙媒具有開拓意義的一步，初步實現了紙媒同數字識別技術的結合。而除了新聞內容外，京華時報云報紙同時也可以實現電子交易、網絡游戲的下載等功能。只要裝上特定的客戶端，用手機一拍，經過后端平臺的編輯和整合，便可以看到相關信息、鏈接和視頻等。京華日報的這一創新舉措正是“內容為王”和“渠道為王”統一的良好嘗試。
與此同時，云報紙的開拓也必將帶來生產方式、整合方式、營銷方式等一系列的轉型。首先，在自身定位方面，京華時報將不再是“一報一網”的簡單組合，而會成為一份平臺型的報紙，深度報道不會再成為報紙發展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反而詳盡而全面的咨詢訊息成為關鍵，因為只需一拍，相關信息就會盡收眼底；其次，內容的生產與整合方式發生轉變，前后兩個終端各司其職，更為關鍵的便是進一步探求如何很好的實現兩個終端的無縫連接；再次，商業模式也需要發生改變，如何處理好發行量、廣告收入等同云報紙內容生產的關系，成為京華日報短期內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很顯然，在面對第二個十年伊始，《京華時報》堅定地采取了技術轉型。當然，這也是由于在第一個十年中，《京華時報》堅持實行了進攻戰略，成功奪取了大片市場份額，并在讀者心中樹立了權威性和好印象，為其進一步轉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技術轉型同時也離不開相關行業的支持，《京華時報》便選擇了和聯通的相關合作。雖然還處在初級階段，但如果讀者真的可以完全通過京華時報云報紙實現商業互動，那么無疑這將是一種引領未來的商業模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拍攝過程會產生相應的流量，而且軟件的系統要求也提醒著我們，云報紙的商業模式不能急功近利，需靜待良機。
在2012年的首屆京交會上，《京華日報》參展5天，至少發出去15000份報紙，在公眾開放日更是兩小時內5000份變一掃而光。可以預見的是，當前云報紙的發展是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和好評的，如何根據合理的預測來構建市場成為主題。技術的增長和傳播是飛速的，《京華時報》作為先驅無疑在云出版市場占得先機。但現階段技術的深化和模式的思索還是重點，畢竟《京華時報》目前所提供的云搜索范圍不廣，應用版以推薦和介紹目前智能手機平臺上的軟件、游戲及服務為主要內容。要想保持長久競爭力，當前品牌建設仍是重點。
五、云報紙的探析及思索
很顯然，云報紙并不等同于紙媒的數字出版，而更像是數字出版的一種趨向，其本身具有極大的變革意義。前車之鑒，報網融合并不能挽救報紙的頹勢。報紙在最初擁抱網絡媒體時，趨之若鶩地想借網絡“推廣自己的品牌”，然而最終發現，互聯網已經消滅了所有報紙的品牌[4]。 無疑，單純的新聞專業主義和簡單的報紙網絡復制是片面的。
業界對于云報紙的前景也是一致看好，因為云報紙以原報紙為依托，同時將互聯網帶入，通過終端和云計算，為原報紙實現巨大的增值，且其所需的增值代價較低。的確，技術的介入擾亂了平靜的媒介環境，改變了技術人員一直處在輔助地位的局面，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媒介從業人員的邊緣化，這需要我們去遵循技術這個規則，并發揮平臺中專業素養的巨大優勢。
隨著京華時報云報紙的誕生，會在未來引領這種云閱讀的潮流嗎？傳統媒介的確在探討自身出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進展，但是，毋庸置疑，電子閱讀將成為主流。當然，云報紙的發展依然面對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做終端軟件下載的，接下來如何把傳統紙媒的廣告商導入進來？如何跟其他門戶網站的客戶端競爭？“云報紙”雖然形式上有所創新，在商業模式上也創意性地和電商平臺、付費下載結合，但讀者體驗受制于紙質報紙發行量，沒有報紙你如何拍照[5]？另外，需要明確一點的是，雖然當前有政府的政策保護，但是卻不能去完全依賴這些政策，否則一但失去保護，沒有改變的行業就會被技術的浪潮摧毀。傳統媒體的技術改革必須一直向前推進。
數字化浪潮和三網融合的背景下，紙媒無法避免同新媒體和全媒體的競爭，如何在數字化轉型中完成華麗的翻身迫在眉睫。此時的紙媒必須明確自身定位、讀者需求、傳播渠道和商業模式。然而當前的紙媒數字化大多流于形式，數字化轉型不但沒有成為搶占市場的有力武器，反而成為報社的一個額外開支負擔，內容生產上也出現被渠道化，發展狀況不容樂觀。而京華時報云報紙的誕生卻提供了一條紙媒的改革創新之路。目前，云報紙的技術完善和商業模式依然是重點，終端的平臺建設至關重要。無論如何，云報紙是紙媒拓展的重大嘗試，是數字化時代紙媒十字路口的大勢所趨。
參考文獻：
[1] 呂擇.平面媒體的十字路口[J].今日科苑，2012（4）.
[2] 徐偉.數字化：如何給報業一個未來[J].青年記者，2008（24）.
[3] 沈天舒.“三網融合”下的報業突圍[J].編輯之友， 2010（8）.
【關鍵詞】新媒體；媒介融合；研究綜述
媒介融合已成為當今媒體發展的趨勢，也是學界和業界正在探索和實踐的一個課題。“媒介融合”概念最早由美國馬薩諸塞州理工大學的浦爾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種媒介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趨勢。①最初人們關于媒介融合的想象多集中于將電視、報刊等傳統媒介融合在一起，但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互聯網逐漸與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大眾媒介融合。本文以2010年為時間節點，在中國知網上搜索到關于“媒介融合”的文章180篇，并以這180篇為樣本，從不同視角對我國媒介融合的相關研究進行梳理。
一、媒介融合的主導力量
媒介融合的驅動力量很多，其中最主導的因素是什么，這些因素之間又存在怎樣的關系？
周志平認為“科技的進步不斷地改變著媒體及媒體生態環境，數字技術已成為支撐所有傳媒存在的基礎并決定著其未來發展方向。”②楊娟認為“面對媒介融合的大趨勢，我們想要尋找其根本原因時，答案是：需求。”③但是，大多數研究者認為媒介融合的驅動力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多方面作用的結果，比如蔣曉麗和石磊認為“媒介融合是數字技術、社會需求和產業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④王亮也認為“驅動媒介融合的力量更多來自媒體對商業利潤的追求，而數字化技術恰好為此提供了實現手段。”⑤筆者認為，媒介融合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數字技術是前提,社會和市場的需求是動力, 產業政策提供了政策支持。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傳統媒體的發展
媒介融合沖擊了原有媒體的發展，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正形成一種互為補充、相互融合的關系。
蔣曉麗和石磊認為“數字技術和新媒體深刻地改變了傳媒的生態環境，報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在發行量、廣告收入、讀者結構、閱讀習慣等方面發生了不利影響。”⑥他們還認為“新技術的出現并不必然意味著舊技術的消亡，數字技術和新媒體在對傳統報業帶來巨大挑戰的同時，也為報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那就是在媒介融合中的數字化轉型。”⑦筆者認為，報業要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壯大，不可能單打獨斗。當前紙媒和新媒體融合的主要形式是報網融合和手機報，這是報業發展新媒體的一種運用，媒介融合拓展了報紙的生存空間，并為它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
對電視媒體來說，“以制播分離作為電視媒體產業化發展的突破口，以新技術作為電視媒體產業化的戰略資源和核心要素，借助資本市場完善電視媒體管理結構和壯大產業規模。”⑧媒介融合背景下，手機電視是電視業媒介融合的新形式，這在我國的發展剛剛起步，所以有研究者從產業視角分析認為“手機電視既然是媒介融合的產物，其產生和發展都要依靠手機所屬的電信產業和電視所屬的廣電產業的通力合作，打破產業之間的壁壘，加強合作，消除成見，以競爭為輔，以融合為主，共同達到互惠互利。”⑨此外，手機電視還必須根據自身特色，進行合理的內容設計，只有加強自身的內容建設才能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
對于出版業來說，“全媒體出版模式被業界所看好，被認為會是圖書出版業變革的一種趨勢。未來的每一本書都將是全媒體出版。”⑩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對人才的培養和教育改革
媒介融合，不僅造成了媒體間的重組，同時給媒體人才教育提供了新的課題。
李莉認為“根據美國的經驗，符合媒介融合發展要求的新聞人才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能夠在多媒體集團中進行整合傳播策劃的高層次管理人才；二是能夠運用多種技術工具的全能型記者、編輯。”⑾她還認為“傳統報業雖然已經認識到了經營管理人才、資本運作人才和新媒體技術人才的匱乏，但培養與引進復合型、專業型人才的力度與速度還遠遠達不到發展的要求。”⑿楊娟認為“我們缺少的是具有戰略意識的媒介管理人才。”⒀
對人才的需要最終要落實到教育上來，蔣忠波認為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人才的培養需從三個方面入手：“緊跟媒介融合趨勢，更新新聞人才培養理念；調整課程設置，打破專業壁壘；優化師資隊伍，整合教學實驗平臺。”⒁同時還有研究者認為“懂新聞、懂技術、懂管理而且擅長策劃, 具有整合傳播策劃能力的新聞人才, 不是高校單方面力量能夠培養的,只能與媒介合作, 共同培養。”⒂培養新一代的“媒體融合”人才成為新聞教育階段性目標的重中之重。媒介融合發展催生新型的人才培養方式，全媒體型復合新聞人才的培養模式是媒介融合發展的需要，也是我國新聞教育儲備高層次人才、提高行業競爭力的必要舉措。
四、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產業結構和盈利模式
在媒介融合的加速推動下，傳媒產業自身不斷融合也加速和其他產業的融合，其產業結構和盈利模式都有了新的變化。
從自身來看，“媒介融合對于媒介產業最突出的影響，表現在媒介產業結構的轉變上。在媒介融合的推動下，媒介集團可以不斷做大做強，整個媒介產業結構逐漸向知識集約型、多元化、合理化與高級化發展。”⒃
陶喜紅從產業關聯的角度來看媒介融合給傳媒產業和其他產業帶來的聯動反應，“媒介融合加強了傳媒產業內部不同媒介之間的整合與聯系，同時也增加了傳媒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聯系。”⒄肖葉飛認為，“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使傳統媒介產業之間的邊界從清晰變為模糊, 這些變化將推動傳媒、電信、出版、娛樂、信息、文化等產業之間相互滲透和融合。”⒅
鄧青、牛靜指出了當前我國傳媒業在盈利模式上的現狀：“在媒介融合的過程中，傳媒業的盈利模式還比較單一，雖然傳統媒體也嘗試過短信新聞、手機電視、網絡雜志、網絡電視等融合形式，但大多數形式由于各種原因而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媒介融合形成的新產業鏈以及衍生出的新的盈利產品和服務還比較少。”⒆同時也提出“針對已有的媒介產品，建議實行收取訂閱包用費、數據庫查詢費、廣告征訂等多元的盈利模式。”⒇鄒琳就期刊的盈利模式指出，“融合媒介將使傳統期刊業更加注重拓展新的盈利模式。我國傳統期刊業主要靠發行和廣告盈利，模式單一。而DAB移動多媒體電視、手機動漫、手機游戲、手機博客等擁有巨大消費群體的融合媒介使盈利渠道越來越開闊。”(21)可見，在融媒時代，任何媒體都不能僅僅靠廣告來盈利，而是要實行媒體互動，探索新的盈利模式。
綜上所述，隨著新媒體的發展，沖擊了傳統媒體原有的格局，媒體間的融合在社會發展的趨勢下成為必然。2010年我國學者從媒體發展、產業、盈利、教育等不同視角對媒介融合進行了研究，在梳理現狀的同時，也給未來的研究和發展提供了依據。
參考文獻
①陶喜紅，《論媒介融合在中國的發展趨勢》，《中國廣告》，2007（6）
②周志平，《媒介融合：媒體未來發展的新趨勢》，《新聞愛好者》，2010（8）
③⒀楊娟，《對我國媒介融合現狀的人文思考》，《新聞界》，2010（5），2010（10）
④⑥⑦蔣曉麗、石磊，《從媒介融合看報業的數字化轉型》，《新聞大學》，2010（3）
⑤王亮，《反思媒介融合》，《傳媒觀察》，2010（9）
⑧王伯群，《論媒介融合下電視媒體的產業化之路》，《重慶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6）
⑨羅茜，《媒介融合視角下的手機電視發展研究》，重慶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⑩周山丹，《媒介融合時代圖書出版業的發展策略》，《編輯之友》，2010（2）
⑾⑿李莉，《媒介融合環境下中國報業發展的挑戰與機遇》，《今傳媒》，2010（1）
⒁蔣忠波，《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人才培養模式探析》，《新聞窗》，2010（4）
⒂吳聞鶯，《論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聞傳播教育》，《教育與教學研究》，2010（11）
⒃⒄陶喜紅，《媒介融合背景下傳媒產業結構轉型分析》，《當代傳播》，2010（4）
⒅肖葉飛，《媒介融合引領傳媒產業變革》，《中州學刊》，2010（6）
⒆⒇鄧青、牛靜：《媒介融合背景下傳媒業的變革和發展》，《新聞愛好者》，2010（1）
(21)鄒琳，《淺談媒介融合與我國期刊的發展》，《社科縱橫》，2010（9）
論文摘要 本文從報業傳媒引入風險投資的可行性入手，提出了“國家主導下。外資疏導與民間資本積聚為兩種取向”的風險投資模式建構設想。
基于數字化的推動。中國報業正經歷著第二次轉型，當我們以“媒介融合”、“媒介的數字化轉型”來定義目前報業為延伸自己的生存空間而展開的產業形態和發展模式的變革，究其實質就是著力構建同一內容的多介質平臺。截止到2007年，已經有大約300家以上的報社和關聯產業單位加盟“報業數字化實驗室”。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實驗計劃的組織實施。吸納不同地域、不同類型和不同發展階段的報媒，進行分門別類的引導，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動全行業共同朝著數字內容產業的方向發展。
報業要實現數字化的宏偉藍圖，策略的制訂是成功的第一步。經過近兩年的市場孵化。全行業啟動數字化已經成為一種共識，并且也有了成功運作的模版，而關鍵的第二步是戰略的如何實現?報業啟動數字化工程首先必須依賴最先進的傳播技術。投人大量的設備、建設通暢的網絡渠道等，這些項目的實施都必須依靠大量的資金支撐。而資金緊缺是傳媒發展的主要問題，由中國傳媒大學創研市場研究所(IMI)主持的調研表明，目前中國傳媒資金緊缺的機構高達82％。而且。現行的媒介產業運作，由于絕大部分都沒有上市流通，缺乏適當的融資渠道，所以，要實現報業的數字化轉型。尋找得當的融資平臺是首先要突破的瓶頸。以4E戰略開啟中國報業數字化時代的解放日報傳媒集團，憑借其獨特的營運模式獲得了兩千萬的風險投資基金，使得風險投資這種致力于中長期、以股權投資為特征的融資模式，開始走進報業市場，它本身具有的價值優越性與傳媒市場需要的高度契合，使我們可以很好地利用這種融資模式牽引中國傳媒市場數字化改革的進程。
一、報業數字化戰略引入風險投資的優越性分析
風險投資又稱“創業投資”是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它是指一種向極具發展潛力但暫時缺乏資金，不具備上市資格的新興產業做長期股權投資，目的不是通過其所投資從事實體經濟活動的贏利中取得回報，而是通過資本增殖來實現回報的投資行為。
而全美風險投資協會將風險投資定義為；“風險投資是職業金融家投入到新興的、迅速發展的、有巨大競爭潛力的企業中的一種權益資本。”投資對象包括兩類：一類是高新技術：一類是新媒介。風險投資的過程包括融資、投資、風險管理和退出四個階段，而退出階段是風險資本實現和撤除渠道，其順暢與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風險投資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風險投資出現在中國市場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時間，從大多數人不知道風投的概念到外資頻頻出手中國市場，投資聚眾傳媒。引領新浪、網易、分眾在境外成功上市，在獲得高額的回報時，也讓國人充分領略了風投的神奇魅力與資本的張力。風險投資越來越成為資本市場的新寵，是文化產業。特別是資金缺口較大的傳媒產業融資的主渠道。相對于新媒介和電影產業，報業傳媒亦擁有自己的價值優越性，完全可以把這種融資方式導入自己的擴張戰略中，解決資金瓶頸問題，實現兩者的雙贏。
1 傳媒產業的高效益
近年來，風險投資頻頻閃現在中國的傳媒市場，究其原因緣于傳媒產業的高收益。據1998年摩根斯坦《全球競爭》報告中對八種產業中的企業成長為世界級有競爭力的大企業所需要的年限統計分析。發現傳媒產業所需年限為八年，是僅次于金融業和黃金產業的高回報產業。如IDG(技術創業投資基金)在1999年投入120萬美元擁有百度49％的股份，2005年百度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股價迅速攀至每股150美元，按此計算，IDG單此投資即可獲得1億美元的收益。
風險投資是催生高科技產業的孵化器，其基本特點就是高風險、高收益，而依賴高新科技推進數字化轉型的報業傳媒本身就具有了高新科技的某些性質。報業傳媒產業的未來不是新媒體，而是支撐在新媒體后面的新技術。傳統報業與新媒體的合作，其實質是“新技術為報業所用”。通過新技術，可以建立報紙與受眾之間新型的互動關系，這樣穩固了老受眾，開發了新受眾，同時又可以利用新技術實現對廣告客戶的增值服務；更有前景的是通過利用新技術形成新的贏利模式，拓寬報業傳媒的產業鏈。所以，報業數字化的發展前景必定是吸引風險投資的共贏基礎。
2 政策的傾斜性
在我國，作為數字化轉型先鋒的報業集團大都是以黨報、黨刊為龍頭成立的。這種行政手段為主的整合。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報業的市場化競爭，但是它帶來的相對利好就是報業組織能充分享有政策的傾斜，也就是公共性和公益化的性質能夠讓報業傳媒在稅收、財政補貼與政策優惠上享有獨有資源，與充分市場化競爭的企業不同，傳媒的市場雖然亦要接受市場的考驗，但是，這種競爭是在政府的統領下進行，是一種相對理想的競爭模型。政策的傾向性能夠降低風險投資的風險性。
3 傳媒資本的結構要求股權投資優先
中國報業傳媒的發展資本主要在兩大版塊：內在資本的積累與業外資本的融資。而在業外資本的融資中又可以分為股權融資，即通過上市。在金融市場獲得企業可持續發展資金；另一種為債權投資，即通過銀行融資與發行債券融資。而在中國報業組織的外部融資中，債務融資在資本結構中占據絕對優勢，這樣的資本結構存在著很高的風險危機，因為當企業出現財務危機時，有兩種控制選擇，一是清算，二是重組。一般而言，股票投資者愿意選擇重組的方式，而債權人喜歡清算，因為股票是清算的最后索取者。所以，如果發生危機，中國傳媒企業破產的概率是很高的，而且由于債權人占投資者的絕大部分，往往會對傳媒組織采取清算的方式，從而導致中國傳媒企業的抗風險能力非常低。
而風險投資一般都為股權投資，雖然可以獲得一定期限的經營權與收益權。卻無法獲得實際控制權及國家認可的媒介產權。所以，這種投資模式非常切合報業傳媒的資本擴張路徑選擇。兩者的結合是一種資源的互相補充。
4 版權工業的無風險性
中國報業正經歷的數字化轉型的終極目的是從內容的供應商躍升為信息提供商，促成升級的核心就是版權，也稱版權工業。是否擁有版權是傳媒投資的核心。與一般的傳統產業不同。后者需要大規模的人員、設備投資等硬件投資，而版權工業是一種高智力、高產出的投資，是典型的以精神產品創造力為核心的文化創意產業，販賣的是創造者的創新智慧。所以，相對之下，投資的經營風險比較小。同時報業傳媒數字化戰略的實現目的是希望通過資本的社會化和市場化，最終成功上市。而風險投資的終極目的也是借助股權投資與管理，培育投資企業快速成長，促其成功上市，通過股權轉讓實現投資套現并獲得高額的增殖收益，因此，在實現利潤增殖的選擇路徑上，兩者殊途同歸。
二、國家主導下風險投資模式的建構
解放日報報業集團黨委書記、社長尹明華曾經說過2008年是報業傳媒轉型的攻堅年，而選擇恰當的融資方式是“破題”的關鍵。報業傳媒的數字化轉型是否應該引入風險投資模式，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已經有了成功的運作經驗。在現行的風險投資資本結構中，國有融資方式占了主流，這種資本原則必定將逐步減弱其核心地位。因此，我們倡導在國家主導下，以外資疏導和民問資本的積聚為兩個取向的風險投資模式的建構，其要旨在于大力發展業外資本進入報業傳媒的改革市場。
1 何謂國家主導的風險投資模式?
提倡國家主導的模式建構首先必須清晰國家的性質，關于國家的屬性存在兩種理論：契約論和掠奪理論。契約論認為：國家是被公眾創造出來的保護公眾利益、調解社會糾紛的制度安排。他們主張由國家來組織、實施各種契約或規則，可以節省各種簽約成本、實施成本和保護成本。
而掠奪理論或剝削理論認為“國家是某一階級或集團的者，它的作用是代表該階級或集團進行壓迫和剝削，榨取他們的收人。按照掠奪論的觀點，國家界定了一套產權或制度安排，目的在于使權利集團的收益最大化，而可能無視其他社會集團的利益，也無視它對社會整體福利的影響。因而，這種理論只能解釋不利的產權結構或制度安排為何能夠存在。
在我們看來國家是一個大概念，在某種程度而言，代表了一種公共意志表達的產物。只是代表國家行使權利。所以，國家和公民通過憲法來規制權利和義務，而國家和政府之間又因為憲法確立了政府和國家問的關系，公民也確認權利由政府行使。通過分析，我們可以明確知道，國家、政府與公民之間是兩個委托的關系。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不能等同于政府，它的內涵中應該包括普通的民眾。
因此，我們提出的國家主導的風險投資模式與現行的政府主導模式是有差異的，后者是市場中實際的“操盤手”。“執行者”，不僅通過行政指令介入與管理市場，而且還是行為主體；而前者不再是實施者，它的作用與功能體現在對市場的宏觀調控與引導，也就是國家主導是一種管理方式，不是具體的執行策略。
所以，我們認為所謂國家主導的風險投資模式，就是在國家的控制、指導、調節或準許下，使市場機制的作用在傳媒領域得到逐步發揮和全面貫徹。
2 國家主導下風投模式的兩種取向：外資的疏導與民間資本的積聚
我們倡導的國家主導的風險投資模式是為了弱化政府的行政職能。旨在通過規劃、引領、調控實現角色的轉換，因而在新的框架內，通過制度供給疏導外資，盤活市場存量；再開通渠道，實現民間資本的積聚，放大增量，發揮業外資本的主流作用。
(1)外資的疏導
自1995年以來，先后有50多家國外風險投資基金進入我國，2004年。旗下管理高達183億美元投資基金的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之一的美國凱雷集團投資聚眾傳媒，標志著真正的國際資本進入新興傳媒。外資風投進入中國采取的是大量合作經營與部分獨資相結合的方式，表現出的特點是：其一，規模不大。2006年只有10個億的金額出現在傳媒市場上，這個量不僅相對風投機構沒有完全展開，而且對傳媒的市場需求容量也是微小的；其二，投資的領域狹窄，更多在影視制作與新興媒介，染指傳統報業的微乎其微。所以，我們現在要爭取的是外資投入的擴量與增容，將龐大的業外資本引入報業市場，而這一切的前提條件就是政策的開放與市場的疏導。
對于外資的利用與疏導，我們可以借鑒其他國家成熟的風險投資形式，以美國和英國為例，它們都是以發達的資本市場為基礎，同屬于證券市場中心型模式。但是具體而言，他們介入傳媒產業的方式存在明顯的不同，美國主要采用“赤字模式”，即在新產品的開發中，風險投資者和制作者分擔投資風險，投資者可以獲得該產品的使用權，而制作者因承擔部分市場風險而享有傳媒的二級和三級銷售權。英國則是“成本附加模式”，即投資者不僅可以委托制作者制作產品并支付全部費用，還要預付利潤作為回報，投資者可以獲得大部分二級權利。而作為風險投資后起國的韓國采用的是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相結合的運作模式，以動員社會資本為主，官民共同融、投資的方式進行資本經營。中國傳媒產業現實特點與韓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存在很多相似點，所以，我們可以借鑒其成功之處，營造以國家主導。外資與民間資本為主體的官、民共融的投資模式。
(2)民間資本的積聚
所謂民間資本包括社會機構資本和私人資本兩類，在現行的風險投資市場，民間資本很難涉足傳媒市場，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實，中國市場擁有相當量的社會閑散資本在股票市場，2006年11月，國民存款總額已突破16萬億元。也就是我們并不缺少資金流量，而是缺乏將這種巨量的社會資金積聚成流，滲透于風險投資市場，使其成為市場的中流砥柱。那么造成這種“有量無市”的原因在于：
第一，國人的風險投資意識淡薄。國人傳統的理財觀點根深蒂固。買國債、購保險、閑蕩于股票市場是大部分人投資于銀行獲取固定收益后的主要資金流向，對于參與高風險、高收益的風投市場，贏取長線的增殖回報，尚沒有形成強烈的投資意識。
第二，缺乏資金匯流的渠道。要將大量閑散的社會資本、民營資本等業外資本引入風險投資市場，積聚財富的渠道是關鍵。一個成熟的風投市場應該有風險資本家、風險投資家、中介機構組成，他們各司其職。而綜觀目前的風險投資市場，成熟度不夠，社會風投機構數量少、作用低下，缺乏大量直接面對市場的投資者和專業機構。這意味著巨量的社會資本沒有直接的釋放途徑參與到風險投資的市場營運中。
第三，政策對資金募集的限制。報業集團是事業性質的單位。所以政策規定了其社會屬性，一是社會公益目的，不是盈利目的，二是國有資產，不是其他資本，因而，總體上作為一個事業單位的報業集團或者報社是不能吸納業外資本的。雖然《中外合資、合作廣播電視節目制作經營企業管理暫行規定》(簡稱“44號令”)，已于2004年11月28日正式實施，為外資與社會資本進人傳媒市場開啟了縫隙，在政策框架內，允許業外資本的進入。但是，目前的開放對資本需求龐大的報業市場而言。其力度明顯不夠。
所以，開掘大量閑散的業外資本，將其引入風險投資市場是解決目前風險投資市場融資主體單一、風險性強。增加放量的必然路徑。
三、風險投資進入報業傳媒的戰略基點
風險投資要進入報業市場，為報業的數字化轉型做貢獻，它必定要經歷從政策突破到市場孵化到投資意識的培植等多重壁壘，因此，只有選擇恰當的戰略立足點才能突破障礙，實現風險投資與報業傳媒的真正聯姻。
1 制度的供給
報業傳媒的雙重屬性使然，其產業融資行為必定受制于政府管理，制度供給是風險投資登陸報業傳媒市場的必要條件。按照道格拉斯·諾斯的界定：“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約束、社會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及其實施機制構成的，正式制度的制定、變動或修改，往往帶有一定的權威性，執行時具有很大程度的強制性，非制度則是在特定歷史階段自發形成并為社會認可。兩者互相依存、互相補充。”在我國風險投資業發展史，政府作為供給主體提供了一系列的正式制度，每一項新的重大安排通常會被作為風險投資業發展的動力支撐。
對于報業傳媒而言，最大的制度供給來源于產權歸屬，而產權的清晰度是制約風險投資入場的必要因素。中國報業市場正在推進的漸進式改革的一個突破點就是傳媒的改制與轉型，即我們可以按照媒介市場參與各方的利益取向，將傳媒市場分解為社會服務的“國家傳媒”、充當社會瞭望哨的“公共傳媒”以及實現傳媒產業功能的“商業傳媒”等幾種形式，只有建立多層級、多元結構的傳媒市場，才能消解在意識形態化與傳媒產業化的兩難抉擇，產權歸屬才有最終落實的可能，風險投資才能找到自己的市場。
2 發展報業投資基金
中國風險投資研究院了《2007年中國風險投資行業調研報告》，指出2007年中國風險投資總額近400億元，投資項目數也高達741個項目。雖然我們明確感受到風險投資市場的增量與放大，但是遺憾的是這種增量并沒有惠及對資本融資需求程度高的中國傳統媒介。
因此，我們建議大力發展報業產業的投資基金，專門致力于報業傳媒的融資建設，借鑒美國傳媒產業風險投資的基金模式，在專業領域里締造由傳媒融資家、傳媒投資家與傳媒項目的管理者構成的投資體系。
3 報業傳媒風投意識的培植
一直以來，中國報業傳媒推行政府主導下的漸進式、邊緣突破的改革，報業傳媒既是改革的觸動者又是利益的既得者。所以。在觸及傳媒產權改革的攻堅戰時，報業傳媒雖然可以獲得“自由身”，投身于市場的熔爐，但是這樣的結果就是將導致傳媒喪失政策的傾斜與保護，失去部分利益。所以。這從一個層面上解釋了，為什么涉及傳媒改革底線的產權歸屬問題受到來自上下兩方面的“搖晃”。
目前,新聞業在產業化與網絡化的雙重壓力下,正經歷著生死定奪的“鐵壁突圍”大戰。尤其報業正面臨讀者減少、閱讀率下降、廣告收入下滑的發展困境,以致“報業冰河期”、“報業拐點”、“報紙消亡論”等“唱衰”紙媒的論點甚囂塵上。新聞業如何生存和競爭、報業如何發展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門話題。去年在斯坦福大學校園召開的第四屆創新新聞學大會(The Fourth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Journalism)可以為我們帶來對該問題認識的新視野。
自2004年召開第一屆創新新聞學大會以來,斯坦福大學知識創新研究中心每年召開會議,研討創新與新聞的互動關系,規劃創新新聞學的發展,去年已是第四屆。全球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03名代表共聚一堂,圍繞大會“增進新聞與創新相互促進發展的理解,認清創新新聞學的相關知識”的目標對新聞與創新的互動關系進行了為期3天的深入探討。
新聞業促進技術創新的發展
大會主席David Nordfors(創新新聞學創始人、斯坦福知識創新研究工程負責人)在大會主題發言中指出:在技術創新中,新聞工作者具有自己的特殊作用。他們通過對社會政治經濟的報道與分析,參與和影響創新的方向與過程。他們盡全力強化區域咨詢采集的能力,加大對覆蓋領域監控的密度和深度,成為區域市場中的資訊強者。
斯坦福大學創新新聞科研項目的組織者Turo Uskali在大會發言《新聞業在創造硅谷神話中的作用》中強調:在洶涌澎湃的創新革命中,新聞業并非完全被動,它可以通過創新發揮積極作用,尤其在傳播新概念和新方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作用,因為創新是一種新事物的介紹;媒體可為多領域創新營造“共同語言”,為創新提供共享平臺。科技創新也可以依賴傳媒得以迅速擴展和普及,互相借勢,傳遍全球。他通過對比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在創造硅谷神話中的作用,指出紐約時報在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驗證了自己建立的創新擴散模式:創新首先被一個新聞工作者發明,然后被其他媒體采用,最后傳遍全球。
Vibacom網站的創始人Vilma Luoma-aho在論文《創新的信譽形成》中,闡述了新聞業在創新的信譽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他認為:盡管創新新聞學的新聞過程已被廣泛檢測,但是創新的信譽形成過程卻被忽略。創新的信譽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創新的成功和未來。創新的信譽通常通過媒體來形成,特別是新聞工作者個人對待創新的經驗和態度;除了媒體,還有別的途徑也有助于創新信譽的形成,但是學者們認為,創新信譽的形成不同于傳統信譽的形成,尤其新聞業在公司和團體信譽的形成過程中,發揮著中心的作用。
技術創新推動新聞業的革新
大會代表們在討論新聞促進創新的同時,也關注到創新正在改變著新聞的專業內涵和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模式和流程,甚至改變著新聞與社會的關系。
以色列傳播學學者Noam Lemelshtrich Latar認為:技術創新推動社會諸多變化,影響著人類的個人和社會發展。驅動社會發生主要變化的是技術創新。它已經廣泛影響到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文化變異乃至人類行為等,并影響到決策者的思考方式。新聞工作者應該有一個廣闊的視野,盡可能從中長遠的角度分析報道對創新的影響,準確預測技術創新對新聞業的改善和更好地告知公眾和決策者的影響。
巴基斯坦財經報紙Business Recorder記者Saida Fazal在論文《發展中國家的創新報道》中,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創新將引發社會巨變,也將遍及社會的各個角落。創新報道者的主要挑戰是在萌發階段發現創新的價值。對于他們,即便是那些來自已經觸手可及的技術進步,發現微弱信號也是一件艱巨的任務;更艱巨的任務是,來自靈感的創新報道并不能得到充分的檢驗,于是不得不警惕被宣傳家利用。
芬蘭創新新聞學學者Anders Frick在大會上主要介紹了新聞工作者發現和報道微弱信號的準則。他認為:弱信號是即將發生變化的第一個信號或暗示。因此,新聞工作者要充分利用專家當好天線,同他們建立友誼,取得他們的信任,緊密聯系學術研究。新聞工作者發現微弱信號的三種好方法:網絡、自我理解能力、信任。對研究對象和學術研究的激情是非常有幫助的;有助于解釋弱信號的信息應該與同行分享,并請教專家與讀者互動。
瑞典新聞出版協會項目經理Malin Picha在大會發表了題為《移動網頁技術手段――改變媒體習慣和挑戰傳統新聞業》的演說,他認為:當移動網頁技術手段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時,媒介市場將發生劇變,并對傳統新聞業構成強勁的挑戰，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強,新技術對傳媒帶來的影響,內容是基礎,技術給人力量,我們可以強調內容是根本,技術是手段,沒有技術不行。
另外,大會還討論了創新對新聞工作者的影響。如論文《創新過程報道:一個解放新聞記者的機會》、《增進合作――一個創新新聞工作者的新挑戰》等,認為:新聞工作者應該成為社會議程的設置者和未來的報道者。創新新聞學將為他們提供更多的機會。增進合作將為新聞工作者的創新報道提供極大的便利。
全球矚目創新新聞學發展
與會代表在探討新聞與創新互動關系時,也為創新新聞學的發展獻計獻策,希望豐富它的內涵,藉此推動全球創新新聞學的發展。
斯洛文尼亞創新新聞學研究者Violeta Bulc在大會發言中,著重論述了在地方發展中創新新聞學的作用,認為:創新新聞學逐漸成為創新體制可持續發展的強有力工具,創新新聞學的任務,旨在保證地方個人或團體的良性互動、知識、經驗和觀點的分享。
以色列傳播學者Noam Lemelshtrich Latar在論文《分析技術變化的工具:創新新聞學學者和學生的必備品》中指出:創新新聞學院課程應該包括科幻、技術預測學、技術評估學、傳媒效果、數據分析、電磁學、數學、人文知識等多學科知識。
秘魯心理學家Amaro La Rosa在論文《創新、公開議程和新聞事業》中表示:創新新聞學中,受眾研究至關重要,應該從多學科的視角研究受眾,因為需要全面地理解復雜的傳播、受眾接受創新信息和應用創新建立公眾機構的信息過程。
瑞典創新新聞學研究者、經濟記者Miriam Olsson在論文《具有讀者反饋和博客互動的創新新聞學,改善了創新新聞的報道嗎?》中指出:創新新聞學將完善創新新聞的報道;新媒體,如博客、在線新聞網站給讀者和博客更多的機會,在線創新技術能給受眾帶來塑造和改變既定故事的能力,1%的在線者是內容的制造者,20%是內容的評論者，其余都是瀏覽者。
來自丹麥、芬蘭及其歐盟代表,都各自介紹了創新新聞學的發展狀況,表明創新新聞學已成為整個歐洲新聞業關注的重點。
報業應對挑戰的新途徑
這次大會上,一些關于創新與報業的觀點引起與會者的共鳴和全球普遍關注。他們認為目前全球新聞業中的報業遭遇到新媒體的巨大挑戰,應對之策有二:一是不斷創新;二是改善經營,廣開財源。
雅虎副總裁洛伊德(Lem Lloyd)在大會上指出:數字化時代的報紙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新媒體,網絡吸引的讀者已過億,這些讀者應為報業所共同爭取。他預測,到2010年,網絡新聞帶動的廣告將達90億美元。
大會主席David Nordfors在大會主題發言明確表示:今后報業的主流與非主流的劃分,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所謂族裔與人口構成之分,而是創新與否的區別。創新是報業的生命線。創新是報業發展的核心,是報業貫穿始終的靈魂,其中體制創新是報業發展的基石。
網上雜志“”的創辦者塔爾伯特(David Talbot)激烈抨擊報業公司在實行新聞壟斷方面的,以及缺乏想象力的管理方式。他認為報業對變革準備不足,面對數字化網絡時代,先是趾高氣揚,然后自怨自艾,如果走向衰亡,不是他殺而是“自殺”。
圣荷西水星報主筆格爾(Vindu Goel)認為:報紙必須要有新的生財之道。經營必須依靠傳媒優勢發揮采編功能,在體制和機制上做出調整。報紙的經營資源從以前簡單的基礎進行重新整合,和市場結合。
洛杉磯時報行政主管查德勒爾(Harry Chandler)提出幾種可能性,一種是給固定訂戶提供某些“獨有的服務”,在公司水平上經營多元化;另一種是“地區化”,用主要版面集中“地方性報道”,而不要面面俱到;第三種是使記者和編輯轉型,更平民化和博客化,建立富有特色的博客網,使網絡與報紙結為一體。
有些與會代表主張:報業應加強與創新技術的嫁接,通過不斷創新,在開放式互聯網環境,沖破平面媒體的發行局限,加強編讀互動,提高報刊競爭力,提高增值服務,仍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汶川抗震救災中傳媒的表現普遍被視為傳媒改革30年成就的一次大檢閱。會議主題報告用“正確的抉擇、重大的勝利”評價中國新聞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實力大大增強、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的輿論支持、努力探索體制和機制創新、新聞傳播學術研究趨向繁榮、人才梯隊建設初有成效。如今傳媒改革遇到新聞領導體制和管理體制弊端所造成的種種障礙，反思過往、探尋未來之路，是本次會議召開的主旨。
思想解放：激蕩30年
經歷過思想被嚴酷禁錮的人更能深深體會到“解放”的含義。中國新聞改革和新聞學研究30年的親歷者之一、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童兵教授認為思想解放是中國傳媒發展強大的原動力。他在題為《突破體制瓶頸深化新聞改革》的主題演講中，回顧了1977-1981年啟動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討論和新聞傳播界的三次重要會議，提出要繼續深化改革的5項舉措。作為曾直接指揮傳媒前行的領軍人物，原廣電部副部長、中央電視臺臺長楊偉光先生提交的論文《創新是電視事業和產業發展的動力》，回憶了中國電視從電視劇到新聞節目的創新與變革，認為要注重對“度”的把握，以求擴大正面效應減少負面效應。
改革開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進入“深水區”后，各種動力因素就復雜起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者鄭保衛教授在《從激發人的潛能到全方位整合資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報業改革發展動力體系的豐富與拓展：最初，通過調動人的積極性來謀求發展；后來制度、資本、市場、技術等各種因素逐漸發揮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華中科技大學孫旭培教授的文章《從精英主義新聞觀念到無產階級新聞自由》追溯歷史源頭，認為新聞觀念在兩條路線上發展：從彌爾頓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義認為，言論、新聞自由是人權，應該人人都有；從柏拉圖到的精英主義認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論、新聞自由。兩條路線的分水嶺為是否承認人人平等，于是出現社會自由和階級自由的分野。多數人自由、實質自由的說法都是用來支撐階級自由的理論的。
武漢大學單波教授在《西方新聞傳播觀念的導入與中國新聞改革》一文中認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聞為本位的新聞觀啟蒙”，解決了傳媒“無新聞”的問題，具有思想“解凍”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開始了向大眾傳播學的轉向，帶來了精神空間的拓展，解決了新聞“無業”的問題；從1997年開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語境下的新聞改革，進一步沖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體制，中國傳媒尋求本土化生存成了當下一個相對可行的策略；今后新聞改革將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戰。
市場化與傳媒公共性
市場經濟是新聞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動力。武漢大學羅以澄教授認為傳媒業的市場化轉型，是中國新聞改革30年的縮影和最核心的“板塊”，它給中國新聞傳媒業帶來了巨大變化，同時也帶來了更為嚴峻的生存壓力以及無法回避的挑戰與問題。
傳媒市場化是促進還是壓抑了中國公共空間的發展？兩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長江講座教授都討論了傳媒的公共性。來自美國威斯康新－麥迪遜分校傳播藝術系的潘忠黨教授在題為《傳媒的公共性與傳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題演講中，認為30年的改革依賴并發揮了市場的解放力量，傳媒改革步入正題就必須超越市場，以不同的目標思路和價值引導重新起步。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陳韜文教授以“公共空間”為核心概念，發表《傳媒市場化、權力結構與公共空間的發展：一個比較視角》的演講，檢視西歐、美國、新加坡、香港、大陸地區的公共空間形態，認為其形態變化受制于權力結構及市場化程度。民主化帶來權力結構的開放，是發揮傳媒市場化擴大公共空間作用的社會條件之一，也是開拓公共空間最根本的辦法。河北大學白貴教授在《博客新聞評論的特征與功能》一文中認為，網絡在培養民眾的公共參與意識與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沒，博客新聞評論的公共性體現在搭建進入公共領域的平臺、實現完整的民意記錄。
在國家―社會關系的理論視角下，傳媒話語實踐的變化，體現了公共空間與權力結構之間的互動。復旦大學孫瑋教授以1978年以來中國大陸大眾化報紙的演變為線索，采用話語分析的路徑，認為由大眾化報紙建構的社會主體經歷了“讀者”、“市民”、“公民”、“小資”等不同階段的變化。但這種話語實踐為社會結構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現游移和混亂，充滿著很多變數。香港浸會大學郭中實教授與復旦大學陸曄教授合作的論文《報告文學的“事實演繹”：從不同歷史時期的文本管窺中國知識分子與國家關系之變遷》，認為“報告文學的發展路向，從70年代末期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合法性建構開始，經過80年代中后期與國家政治權力結盟短暫觸及政治體制改革，至90年代演變成知識分子將公共利益作為社會現實批判和與國家關系建構的話語基礎。通過三個典型文本分析，發現在這一過程中，市場經濟催生的國家―社會從高度統合到有限疏離的結構性轉變對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為起到重要影響”。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聞文體的變化中。復旦大學許燕副教授的文章將新聞文體變化分為四個時期：大轉型時期（1978～1982年）――多元化時期（1983～1989年）――分眾化時期（1990～1998年）――網絡化時期（1999～2008年），文體從新聞報道理念、文體結構布局、語言修辭風格和文體表現方式等方面都隨著社會環境的迅速變化而不斷變化。
改革攻堅與傳媒重新定位
“事業性質、企業化管理”曾經釋放了傳媒的文化生產力，如今則成為傳媒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深圳報業集團黨委書記黃揚略的文章《走出誤區，正確把握黨報集團改革方向》，針對夸大“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中的企業因素、甚至主張把傳媒集團劃歸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認識“誤區”，認為要正確把握黨報集團的改革方向，不能輕率地將黨報集團歸入企業。中國海洋大學教授張偉在《“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歷史價值》一文中認為，“由于事業和企業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組織邏輯集于傳媒一身，形成一種難以克服的結構性困扼，影響和阻礙了傳媒產業的健康發展”。復旦大學張濤甫副教授在《中國傳媒改革的風險考慮》中認為，媒體改革面臨著政治風險、社會風險、市場風險，“增量改革在化解風險的同時，也在積累新的風險；需要在存量改革階段解決結構性、系統性風險。”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社會中，中國傳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學張詠華教授認為，“反映我國傳媒社會定位轉型的企業化管理和重塑傳媒市場主體的探索，需要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深化。它沒有相同的現成經驗可以照搬，難點的存在勢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許也在所難免。但是，這種轉型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思考傳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種視角是風險社會理論。天津師范大學殷莉副教授認為“新聞傳媒在風險傳播中的新聞價值取向必須符合價值理性，以公眾關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損害公共利益的公共興趣為選擇標準”。
公民權利、輿論監督與重構現代新聞制度
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三項權利,即言論出版自由、知情權和批評建議權為輿論監督提供了憲法依據。暨南大學董天策教授、林愛B副教授及河北大學喬云霞教授撰文談到以公民權利為基礎、為輿論監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復旦大學黃旦教授與瞿翌軼合作的論文認為“權力”與“權利”是考察中國語境下輿論監督的兩種視角。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展江教授從公民社會的理論視角梳理了近七年來大陸的輿論監督，認為其表現出了公共領域和市場領域的雙重熱情。南京大學丁柏栓教授在《擴大人民民主與實施新聞輿論監督關系論》一文中認為，改變新聞輿論監督難的境況，要靠擴大人民民主。而從執政黨自身建設方面來說，則需要將加強和改進新聞輿論監督工作作為執政能力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
現代新聞制度的核心，是通過新聞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對公共權力的監督權。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張博樹和前新聞局長鐘沛璋合作的文章認為，中國傳媒如今面臨著重構現代新聞制度的歷史任務，新聞制度的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緊密相連。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李瞻教授在《報業制度與政治制度之關聯性》一文中認為，報業制度決定于政治制度，當社會政治制度變更時，報業制度亦隨之變更。華中科技大學張昆教授在《中國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認為，現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會系統的穩定、不傷害權力系統的合法性、不削弱權力對媒介的管理、不影響主流價值的傳承。
數字化、媒介融合與制度整合
數字媒體技術推動了媒介融合，進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廣電總局副總編輯、發展改革研究中心黃勇主任發表了題為《數字化――中國廣播電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講。談到目前推進數字化進程面臨的困難是：定位不夠清晰、用戶認可度不高、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認為推動廣電數字化需要政策支持與制度創新。中國傳媒大學黃升民教授、周艷、王薇在《推進、發展、沖突、創新―――解析廣電數字新媒體的發展演變》中認為，廣電產業與其他媒體產業一樣，各方利益矛盾沖突的特征是內包、長存、調適的，矛盾各方形成一個無法明言的底線，呈渾濁狀態博弈前行。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胡正榮教授在《媒介融合時代的中國媒介制度整合》演講中談到，中國傳媒面臨的問題是內容單一但卻渠道多元，他認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則是：保證資源的合理分布與公平利用，信息傳播的多樣性，保護受眾的公共利益。
新媒體技術對社會的影響全面而具體。清華大學熊澄宇教授、呂宇翔、張錚合作的文章認為，新媒體不僅是一種技術生產力，還是一種文化生產力。它在發展中與生產關系不斷出現適應―不適應―再適應的過程，從而推動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改革的不斷深化。華東師范大學嚴三九教授則通過調查發現了上海市網絡視聽專業人才緊缺，進而思考新聞傳播教育如何面對市場需求。上海大學吳信訓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論文則積極探索新媒體環境下電視新聞的增值方式：運用數字存儲和點播、編輯技術，使原本大多為一次性消費的新聞得到價值的重新開發和利用。
2001年，中國廣告產業全面開放。武漢大學張金海教授認為，制度選擇與制度安排促進了中國廣告產業30年的高速發展，也導致中國廣告產業的市場低集中度、外資主導傾向，以及結構不均衡等許多嚴重問題。全球化語境下，文章思考自由開放市場模式與產業后發的政策保護及自主發展之間、市場運作機制與以行政為主導的市場管理體制之間的關系。
文化傳播與新聞傳播教育
上海大學戴元光教授和鄭涵教授合作的論文《建構多元的文化傳播體系提高我國文化的傳播能力》認為，我國文化傳播體系形態進入迅速擴容和分化重組的發展階段，文化傳播的關鍵在于公信、多元與經濟競爭力。安徽大學姜紅教授檢視了現代中國新聞學術思想中的進化論觀念，發現存在著兩種思想脈絡：“漸變”式進化論和“突變”式進化論。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邱沛篁教授、上海大學李建新教授總結、回顧了30年來高校新聞傳播教育的發展和流變。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高鋼教授在《媒介融合趨勢下新聞教育基礎元素的構建》中則強調，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勢下，構成新聞教育四大基礎元素的學科架構、師資隊伍、課程體系和教學平臺，需要在新的教育目標之下重新建構。南京大學段京肅教授基于CSSCI數據庫，通過分析論文篇均引用數量發現新聞傳播學科研究水平仍較低。
[論文內容提要]縱觀2006年報業增幅的減緩，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合理性。而國家相關行政部門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理性、合理的報業競爭秩序的回歸，與新技術的融合，與新媒體的合作，都將使人看到報業的又一個“春天”。
慧聰國際咨詢的統計資料表明，2006年中國報刊業經營總額為760億元，其中，報紙總額為691.5億元，比上一年增長39億元，同比增長5.97％，而2005年的增幅為9.97％。面對增幅的下降，曾一度出現“報業冰河期論”、“拋物線論”、“消亡論”等悲觀論調。實務界對此卻有不同看法，“我們沒有理由唱衰紙媒，相反，紙媒將發揮自己得天獨厚的優勢，與新興媒體共存共榮，迎來新的發展契機。”現任北京日報報業集團社長梅寧華如是說。解放日報報業集團社長尹明華以紙媒體的“既存優勢”闡述了“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中，紙媒體依然具有著改革與發展的廣闊的、未可限量的空間”的觀點。北京日報報業集團社長梅寧華從報業總量在不斷增長的事實，以及傳媒功能說、報業的歷史地位說等方面，駁斥“唱衰紙媒”的言論。哈爾濱日報報業集團社長程穎剛從紙媒不可替代的優勢，以及“將新媒體新技術為我所用”的理念批駁了“紙媒消亡論”。
報業經營總額增幅放緩的原因
2006年報業增幅較2005年相比呈現放緩趨勢，但其總量在增長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報業2006年增幅放緩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合理性，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
第一，我們應該以相對的觀點來看待報業增長“放緩”問題。應該說它是我國傳媒市場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梅寧華認為，“隨著市場競爭逐步規范化，秩序化，報刊市場已經度過了早期較為混亂的跑馬圈地式的高速增長期，開始進入了一個相對的平穩發展期。”報業經營總額增長速度的“放緩”，源自于報業多年的增長過快和總量的積淀。1998年全國報紙廣告收入近1101億元，比1978年0.75億元的報紙廣告總額增長了140多倍；報紙發行種類由1978年的186種猛增至目前的2000多種；報紙印量也由1978年的40億對開張增長到現在的540億對開張，增長了10多倍。一些大型的報業集團還成立了自己的發行公司，擁有少則數百多則上千人的發行隊伍和密布所在城市甚至遍布全國的發行營銷網絡，而如此高速的增長往往會令人忽視隱藏在背后的潛在問題。而網絡廣告的激增，則是由于其剛剛起步以及基礎的“菲薄”，容易以一種強勢的面貌出現在人們面前。
第二，2006年國內經濟的宏觀調控是引起報業廣告收入減少的原因之一。由于2006年國家進一步規范了房地產和醫藥業廣告的投資，而房地產、醫藥衛生正是許多報紙廣告的重要來源，從而給廣告增長帶來了很大壓力。也由此可以看到廣告是支撐報業經濟來源的單一性，使中國報業有理由冷靜下來審視自身的不足，圍繞報業主體開拓多元的經濟增長模式和廣告投放體制。“廣告、印刷、發行以及與信息收集、整理、、咨詢相關的信息服務是報業經營的主體。”而“報業的主體經營在經過多年積累之后，目前雖然已取得初步規模和實力，但同時也不同程度地顯露出經營內容單一、經營方式陳舊、市場容量制約以及增長后勁不足等危機的征兆，報業傳統的主體經營模式和產業結構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但多元化經營應該從媒體自身的客觀條件出發，首先在自己熟悉的領域里展開。
第三，2006年中國報業增幅的“放緩”，其根本原因在于報業內部的自戕，而不是由于跟互聯網的競爭。目前我國有1.6萬個商業網站，網絡廣告僅占據整個中國廣告市場的2.83％。從這些數字我們可以看出，網絡廣告份額很小，對整體廣告市場的影響并不是非常大。因而其對報紙廣告份額的影響也可以說很小。而“媒體內部的惡性競爭，如報業價格戰，則導致了廣告版面價格的下跌、報紙常年虧損、大量優秀人才流失、市民低價買報的觀念固化成型。”從而導致大量內部資源的浪費、辦報成本上升、受眾減少、報紙質量下降等問題，使報紙經營虧損。
第四，新媒體的出現，因其媒介屬性，勢必對報業受眾和廣告造成分流，但目前尚不是主要原因。
中國報業正在迎來又一個“春天”
在網絡媒介等新媒體勢力看似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國報業不但不會“走衰”，反而會結合自身優勢、實際情況博采支撐新媒體背后的先進技術，迎來發展的又一個“春天”。
第一，國家關于報業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有利于報業的進一步發展。新聞出版總署積極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報業因此出現轉型和升級：1、報紙出版“準入機制”和“退出機制”的建立健全，報業結構將得以優化，報紙出版資源將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2、逐步推進報業跨地區、跨行業、跨媒體經營，使報業市場由條塊分割、地區封鎖、城鄉分離的市場格局向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報業市場體系轉變成為可能。3、報業經營體制的試點改革促使報業經營機制的創新。2006年，中國的報業在推進體制創新和產業轉型升級中取得了一定成績，如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完成了從報業集團到傳媒集團的戰略升級：評估、重組、壯大和全面利用、綜合開發現有的資源，全面推動集團發展，探索黨報的合作機制，與地市報合作，利用規模效應擴大區域優勢實現雙贏；創新實地投融資體制，引進戰略投資優化集團核心業務結構，夯實了競爭實力。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創新管理體制，打造新的集團宏觀管理構架以及媒體、公司兩分開一本賬的微觀市場主體，推進報業產業化；以報為本、多元經營，以媒體為核心，已形成廣告、發行、印刷相互支持的報業產業鏈，推進了報紙相關產業的拓展，集團營業收入、廣告收入和凈利潤有較大增長。寧波日報報業集團確定“打造以報業為核心，報紙、期刊、圖書網絡等多媒體互動發展的新聞出版文化傳播集團”的發展戰略等，可以看到，2006年中國報業從體制到產業的轉型和升級都呈現了良好的態勢。
第二，理性的回歸和報業競爭新秩序形成。報界的有志之士已經充分認識到市場競爭中理性、秩序的回歸是報業健康發展的前提。中國報業的無序競爭局面在行政主管部門的有效規范和調控下，2006年已經逐步得到好轉。報業市場秩序的改善使市場競爭主體深受裨益，黑龍江多家報紙共同向社會承諾：“今年訂報不送禮，送禮就送好新聞”，同城各報間的關系明顯改善。沈陽、大連、鞍山三市的12家都市報，2006年總發行量比2005年增長6％，發行成本減少1.3億元。河南省委宣傳部、省新聞出版局把省會的15份報紙分為都市類、專業類、對象類報紙，從辦報宗旨、讀者對象、專業分工等方面作了較為明確的定位，使各報逐步向個性化方向發展和轉型，以差異化定位規避了同質化競爭帶來的惡果。梅寧華在分析中國報業處境時談道：“目前，中國報業發展已經進入到一個從混亂轉向規范的整合期，這是中國報業從單一壟斷進入規范競爭形態的新階段。經過一段時間市場力量和行政手段的整合，加上報業退出機制的建立，中國報業競爭一定會走上規范有序、快速發展的正常軌道。”可見，理性、秩序的回歸將為中國報業的健康發展帶來蓬勃生機。
第三，數字報業的興起，新技術的支持，為中國報業開辟出一條發展的全新模式。1、2006年，中國報業的從業者們紛紛開始探索傳統報業向數字報業的戰略轉型。解放日報報業集團在“E”世界里可謂一馬當——2006年前9個月相繼推出i-news(手機報)、i-mook(電子雜志)、i-paper(電子報)、i-street(公共新聞視頻)4種新媒體，實現以不同的終端對各個細分市場的受眾無縫覆蓋，以全新的理念和措施實現了傳統報業產業鏈的延伸和增值。2、數字報業帶來的不僅是形式的變化，同時還有新的發行思路和辦報思路。天津日報報業集團從發行終端切人數字化轉型，推出衛星報，在39個國家《天津日報》可和《今日美國》等報紙同步落地，實現在全球當天發行，即時閱讀。社長張建星稱：“衛星報的意義不在于發行量，而在于提升整個發行價值。它改變了我們整個發行思路和辦報思路，讓我們在戰略上去謀劃未來。”。傳媒產業的未來并不是新媒體，而是支撐在新媒體后面的新技術。通過與新技術的結合，實現報業產業鏈的延伸、對廣告客戶的增值服務、建立與受眾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形成更具潛力的商業模式。
【關鍵詞】全媒體 出版集團 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G2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853(2012)03-0030-04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網絡環境的形成，傳統圖書的生產、出版和發行方式發生了革命性變化，新型媒介以傳統媒介難以比擬的優勢，逐漸成為出版集團信息化建設的主體，新媒介環境下傳統出版向數字化出版轉型成為出版集團信息化建設的關鍵。在2007年11月的《新聞出版業“十一五”發展規劃綱要》中，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全媒體”概念，確立“國家數字復合出版系統工程”的發展規劃，該工程包括“全媒體資源服務平臺”“全媒體經營管理技術支撐平臺”“全媒體應用整合平臺”等項目建設，以此推動利用數字技術改造傳統新聞出版業的生產、管理和傳播方式，建設數字出版綜合業務平臺，提升出版產業的整體實力和核心競爭力，構建國家全媒體發展戰略。
1 全媒體概念的提出
全媒體(omnimedia)源自美國Martha StewartLiving Omnimedia公司。該公司通過雜志、書籍、報紙專欄、電視節目、廣播節目、網站等“全媒體”傳播其家政服務和產品。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全媒體”內涵日益豐富，國內學者開始逐漸重視并對此展開研究。彭蘭較早從媒介運營角度出發，指出全媒體是一種業務運作的整體模式與策略，即運用所有媒體手段和平臺構建全方位的報道體系，報紙、廣播、電視與網絡是這個報道體系的共同組成部分。煙臺日報集團社長鄭強則從傳播途徑和傳播媒介來解釋全媒體，認為它是媒體形態的一種復合，包括報紙、廣播、網絡、手機、戶外視頻、電子移動報等多種媒體形態。李敬坡和周洋認為全媒體來自傳媒業界的應用面，是媒體走向融合后“跨媒介”的產物。具體而言，是指綜合運用各種表現形式，如文、圖、聲、光、電，從而全方位、立體地展示傳播內容，同時通過文字、聲像、網絡、通信等傳播手段來傳輸的一種新的傳播形態。羅鑫認為，“傳播形態說”更符合“全媒體”的內涵。全媒體在發展中往往受到信息技術和通訊技術的限制，它并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單一模式，它是一個開放系統。全媒體通過提供多種方式和多種層次的傳播形態來滿足受眾細分需求，使受眾獲得更及時、更多角度、更多聽覺和視覺滿足的媒體體驗。姚君喜和劉春娟進一步完善該理論，認為全媒體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別，廣義上的全媒體是指媒介形態、媒介生產和傳播的整合性應用；狹義的全媒體是指立足于現代技術發展和媒介融合的傳播觀念，綜合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在媒介內容生產、媒介形態、傳播渠道和傳播方式、媒介運營模式、媒介營銷觀念等方面的整合性運用。
2 出版集團全媒體環境形成的動因與機制變革
2.1 出版集團全媒體環境形成的動因
全媒體技術的發展使得傳統媒介邊界走向消解，各種信息內容在電視、計算機、手機等各種具有兼容性的數字化媒介終端上實現流動共享。何婭妮在分析當今傳媒領域的發展趨勢時指出，媒介融合是由各種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技術是先決條件，競爭是直接推力，政策是外在推力，受眾需求是內在驅動力。李孝嫻認為數字網絡技術、傳媒體制改革、出版集團的資源優勢以及市場化運作都使得出版集團進行全媒體化運作具備了可能性。王汐則從出版內容出發，認為出版集團全媒體化的主要因素在于數字融合導致內容主體的大規模協作和內容表現形式的全方位交互行為促成。郜書鍇指出全媒體環境下報業集團數字化的形成動因在于傳播形式的廣泛性、新聞報道的組合性、受眾參與的互動性、新聞的及時性和新聞獲取的個性化五個方面。
2.2 全媒體環境下出版集團運行機制的變革
出版集團全媒體化的建設與發展，離不開全媒體機制的變革，組織結構的調整和變革是集團全媒體化發展的必要前提。黃宗治從政策層面出發，分析指出全媒體環境下的出版集團體制改革受制于三個方面：一是跨媒介的制約；二是跨地域的制約；三是跨資本的制約。鄭強則認為全媒體運作成敗的關鍵是能否處理好集團各媒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他指出，出版集團開展全媒體運作前必須形成集團辦報的組織架構，所有媒體都納入到統一的管理矩陣；通過改革薪酬制度調整利益格局：利用績效管理來實現對職工漸進式的引導。由此可見，以內容中心、渠道中心和營銷中心的全媒體運作結構已成為出版發行價值鏈的組織保障：媒介機構的劃分方式將從傳統的橫向模式轉向垂直模式，即傳統的媒介機構區分為獨立的內容生產與集成機構、渠道運營機構和終端運營機構。它們都具有媒介屬性，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形成信息社會的大媒介環境。
3 出版集團全媒體發展模式研究
全媒體環境下出版集團的科學發展，涉及發展模式總結和創新的問題。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可以歸納為技術整合模式、媒介融合模式、資本組合模式三個方面。
3.1 技術整合模式
出版產業的全媒體發展模式是建立在技術整合基礎上的電信、傳媒和出版產業之間的融合。陳少波認為推進出版行業轉型的核心是全媒體技術整合，包括內容數字化是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礎；形態數字化是內容數字化的表現形式；流程數字化是內容數字化與形態數字化的技術要求和必然結果：而手段數字化是內容數字化的裝備支持。李法寶提出全媒體技術整合的對象為數字出版產業鏈中的橫向數字內容出版商，加強集成研發，通過實現數字出版產品數據格式的標準化，防止重復研發和資源浪費。鮑立泉和吳廷俊則進一步提出全媒體技術解決方案包括跨媒體的內容生產、全媒體的傳播渠道以及用戶的信息終端三個階段，并分別提出包括智能計算機技術、網絡通信技術和多媒體解碼技術等解決路徑。
3.2 資本組合模式
傳統出版發行模式主要依靠出版營銷獲得收入，而全媒體出版則帶來電子書銷售、內容收費、內容微支付、手機信息費分成、廣告費分成、數字電視收視費分成等新盈利模式。但目前出版集團全媒體業務處于運營的初級階段，受通信運營供應商管控，盈利微薄。為此，全媒體環境下出版集團的發展必須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資本為紐帶，建立現代數字出版產業集團，對現有出版企業采用聯合重組和兼并等形式進行股份制改造，充分利用國有、民營和外資三種資本，打破條塊分割、地區壟斷、渠道不暢的格局，實現全媒體出版企業產權結構的多樣化和投資主體的多元化。
3.3 媒介融合模式
美國傳播學家Roger.Federer認為，新媒介并不是自發和獨立產生的――它們從舊媒介的形態變化
中逐漸產生，當新媒介形式出現時，舊媒介通常不會死亡，它們會繼續演進和適應。全媒體環境下的出版發行業已形成了電影、電視、廣播、音像、報紙和雜志等新舊媒介融合的發展模式。2008年，中文在線和長江文藝出版社聯合推出的《非誠勿擾》，作為全國第一部全媒體出版的圖書引起廣泛關注；在2009年3月份，中文在線又和作家出版社聯合推出了《貧民窟的百萬富翁》全媒體出版圖書，實現我國第一次引進版圖書的多渠道全媒體同步出版。這種以媒介融合為基礎的多元化經營戰略，能最大限度地將出版產品多渠道推向市場，從而使得集團獲得最大化效益。
綜上所述，技術融合是全媒體出版產業發展的技術保障；資本整合體現了市場的力量，并發揮紐帶作用；媒介融合則建構起全媒體出版的傳播平臺；而技術融合、資本整合和媒介融合三者的市場化整合則直接推動全媒體出版產業的發展。
4 出版集團全媒體管理路徑探索
出版集團全媒體發展必須以整體系統理念來完善其動態管理。綜合而言，國內關于全媒體環境下出版集團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4.1 全媒體運營戰略
出版集團要想獲取范圍經濟利益，必須以核心能力和資源為主導、符合市場需求和成本限制、相互匹配關系，制定合理的多元化全媒體產品戰略。鄭強指出要順利實施全媒體戰略，贏得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終極融合，聚合更多的信息消費終端客戶，實現全媒體內容生產與價值增值的良性互動，需要構建全媒體化數字信息平臺，提升全媒體運營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拓展全媒體營銷服務平臺；同時需要避免全媒體內容與傳統媒體的同質化，結合集團實際情況融合組織、產權和產業以達到用戶群體的擴張，資本收益、品牌升值的戰略目的。支庭榮認為，傳統媒體轉型為內容提供商是全媒體發展的第一步，實現與用戶互聯網化的互動交流；整合重組潛在的戰略性業務單元；與更多市場力量合作共贏；面向用戶體驗的全媒體互動營銷平臺的拓展都是全媒體運營的必要手段。
4.2 全媒體資源整合
出版集團全媒體發展涉及跨媒體、跨地區、跨行業的運作，全媒體資源的整合配置必須以標準化格式實現信息資源共享，集成各業務流程子系統的互聯接口，以加強各業務系統間互聯互通以提高工作效率。在此基礎上，陳志雄提出全媒體資源庫解決方案，包括全媒體資源多渠道采集、統一的專業化資源加工、全方位業務系統支撐、多渠道資源增值應用和基礎內容管理等部分，實現內容資源的整合和內容的一次生產、多次出版、多渠道。曹學均認為面向報業的全媒體資源服務平臺可分為四個層面：基礎設施層、基礎平臺層、應用層和用戶界面層，提供全媒體數字內容資源的多渠道采集、專業化加工，實現各種數字內容和產品的統一存儲和管理，同時對內可以為全媒體內容生產平臺以及經營管理技術支撐平臺提供資源服務，對外又可以進行內容增值業務拓展。
4.3 全媒體流程再造
尹明華總結解放日報報業集團推進全媒體流程再造經驗為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內容領域中的價值體現，目前正在推進的新聞搜索和分析平臺，即是在不打破體制機制的情況下變動流程，采編隊伍擁有一個強大的新聞匯集和搜索平臺：二是多通道復合數字出版平臺，使新老媒體之間具有通暢的數據交換通道，多樣式地生成新媒體內容產品：三是智能手機新聞互動服務平臺，通過商務性互動實現平面媒體內容的個性化和視頻化展現。
4.4 全媒體營銷策略
曹峰從營銷組合策略“4PS”理論(Product、Price、Place和Promotion)出發，指出全媒體競爭格局下，傳統媒體的“內容為王”是出版集團競爭的首要策略。黃升民和劉珊進一步完善理論，認為以三網融合的媒體網絡和技術為基礎建立起一個海量數據信息庫對受眾和消費者信息進行大規模客觀普查，再以網絡社區的概念對受眾進行信息反饋的主動引導和互動討論，從而形成客觀信息與主動反饋的有效結合稱之為“全媒體營銷”。在此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全媒體營銷的新型營銷模式，即以信息數據庫和互動平臺作為“全媒體營銷鏈”。
4.5 全媒體人才培養
徐詩榮認為在全媒體出版時代，由于圖書形態的多元化、出版領域的擴展以及出版流程的改變，編輯所承擔的職責與工作內容發生了巨大變化，從而對編輯的能力和素養提出了更高要求，編輯在信息收集與整合，文本內容的組織、開發與編校，圖書形態的設計以及全方位的宣傳策劃等方面，都必須具備深厚的專業素養和實際操作能力。張蘇敏通過對杭州日報報業集團的分析認為，目前全媒體人才戰略存在的不足包括全媒體記者面臨深度報道的困惑；培養全媒體人才的投入和產出比例失衡；全媒體人才管理制度不健全三個方面，并指出加強出版集團全媒體人才隊伍建設包括全媒體人才培養重心前移，完善全媒體人才激勵制度和建立健全全媒體人才保健機制等措施。
5 研究不足
綜上所述，有關全媒體環境下出版集團的研究可劃分為社會視角研究、商務視角研究、發展研究、應用研究和方法論研究等方面。從文獻數量上，學術界從管理學、社會學視角研究的論文數量最多。從研究內容而言，探討全媒體環境下出版集團的體制變革、發展模式、技術創新等內容。目前，對全媒體環境下出版集團的研究，在有關分類以及運行管理機制上，已有一定的基礎，但對于全媒體環境下出版集團發展至關重要的全媒體資源的利用、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盈利模式的推廣，尚未建立具有解釋力的分析架構。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點不足。
首先，全媒體特性有待挖掘。全媒體出版僅僅是同一作品內容的跨媒體平移，雖有豐富的傳播工具和技術的更新，卻沒有針對各種數字媒介的特性，在原有內容資源的基礎上為其量身定做一些新的文體，全媒體的特性并沒有充分挖掘出來。
關鍵詞：網絡信息;文獻信息;采編;管理
21世紀是一個全新的時代，各種新的技術不斷涌現，在新技術的推動之下，各行各業都處于不斷的發展狀態。就文獻采編行業而言，如何在網絡環境下，借助現代化的信息技術更好的開展相關的文獻采編工作是人們十分關心的問題。在本文的研究中，筆者首先介紹了網絡環境下科技文獻采編工作的特點，接下來分析了網絡環境下文獻采編工作的重點環節，最后探討了如何在做好數字文獻采編工作的基礎上優化信息服務管理工作。
一、網絡環境下科技文獻采編工作的特點
文獻采編工作是文獻資源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文獻資源建設又是文獻信息服務的關鍵環節，因此文獻采編工作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傳統的文獻采編工作具有較大的局限性，即采編方式過于簡單。在新時代背景下和信息技術的支持之下，文獻采編工作逐漸脫離了傳統模式，向著多樣化方向發展。現階段，相關信息服務機構對文獻采編工作的定位主要有兩個，分別是“大”和“全”。
在網絡環境下，目前的文獻大多以數字化的形式存儲，對文獻的整合的共享是現階段的研究重點。為了順應時代的發展，我國已經構建了一些綜合性科技文獻數據庫，這些數據庫中存儲了各類文獻，主要包括學位論文、中文期刊文章、專利、會議論文等，使用者可以借助網絡搜索工具從上述數據庫中非常方便的搜索自己需要的文獻資源。
筆者認為目前文獻采編工作具有下述特點：第一，考慮用戶的實際需求，并以此作為選擇文獻的主要依據;第二，采編人員需要按照相關標準開展采編工作，在工作中考慮文獻服務機構的實際情況;第三，在采編時有效的使用各種網絡工具;第四，文獻采編人員需要具備一定的文獻鑒別能力等。
二、網絡環境下文獻采編工作的重點
（一）對文獻資源載體形式的調整
現階段，多種形式的載體不斷涌現，極大推動了文獻的數字化轉型。傳統的文獻以紙質化為主，在網絡化的環境之下，數字化的文獻成為潮流趨勢。相關機構應該重視對文獻資源載體形式的調整，以用戶的實際需求為導向，對存儲文獻的種類和數量進行科學合理的整理，從而為用戶提供更好的服務。
（二）逐漸增加數字化文獻資源
數字化的文獻逐漸引起了用戶的重視，人們也越來越偏愛數字化文獻資源，于是文獻部門應該不斷增加數字化文獻資源的數量，滿足用戶需求。具體來講，現階段比較典型的數字化文獻資源主要是數據庫鏡像站，如NSTL本地鏡像站和“中外專利數據庫”等。
（三）開展專題文獻收集與報道工作
文獻采編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對各類文獻進行科學合理的采集、整理和報道，這也是文獻采編工作的核心內容。在網絡環境下，和讀者之間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及時了解讀者的實際需要是非常重要的。為了做到這一點，相關機構可以嘗試構建“網上閱覽室”，根據不同的專題對文獻進行分類采集和報道。
三、在做好數字文獻采編工作的基礎上優化信息服務管理工作
筆者認為信息服務機構可以從下述幾個方面開展信息服務優化管理工作：
第一，為了吸引更多的讀者，不斷提升自身的服務質量，不斷健全管理體系。以人為本是時代精神的體現，文獻服務也應該充分體現以人文本的精神。重視用戶的服務體驗，及時了解用戶反饋的意見，從而不斷提高自身的服務水平。
第二，構建多種形式的數字服務平臺。當今時代處速發展的狀態，文獻機構應該緊跟時展的步伐，關注熱點問題。并以數字服務平臺為依托向用戶介紹一些新興產業和新技術，不斷滿足用戶對新事物的了解欲望。
第三，對文獻管理工作進行不斷的優化。具體工作內容包括：首先，健全呈繳制度;其次，構建期刊交換制度;再次，關注二次文獻的開發工作;最后，進一步完善文獻薦購體系。
第四，紙質文獻也是一種重要的文獻存儲方式，信息服務機構應該重視對現有紙質文獻的整理工作，及時開展剔舊工作。對于紙質文獻進行剔舊處理不是一項新任務，相關人員可以利用相對比價傳統的方式開展文獻剔舊工作。也可以使用一些新的方法，具體來講就是剔舊時充分考慮現有數據庫資源，同時開展一定的統計調查工作，通過調查了解現階段用戶的具體要求，然后綜合考慮各種影響因素，最終給出一套科學合理的文獻剔舊方法。
四、結語
網絡時代到來為文獻采編工作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相關人員應該充分利用信息技術來不斷完善文獻采編工作，從而為用戶提供更加優質的文獻信息服務。本文主要圍繞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探討了網絡環境下的文獻信息采編和相應的管理工作。
參考文獻：
[1] 何洪武.論網絡技術下的文獻信息資源建設[D].華東師范大學，2001.
[2] 盧錚.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報業組織變革[D].復旦大學，2012.
[3] 趙曉宇.網絡時代高校校報信息管理研究[D].國防科學技術大學，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