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8-05 18:45:36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中文翻譯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1、參天大樹挺拔聳立，靠的是深扎大地的根的默默支撐;凌云高樓氣勢撼人，來自厚重堅硬的基石無語的支撐;那么，人又是靠什么來支撐起無比睿智的人生呢?誠信!不錯，誠信是人的第一品質。那么，什么又是誠信呢?顧名思義，誠，不欺心——既然這一份是自己分內的事，就要本著自己的良心去做。把良心抹黑了也就是欺騙了自己;信，不欺人——一人一份分內事，事關已，也關人。誰也不能關起房門做人。誠是金，信是銀，擁有了誠信，就擁有了人生的財富。
2、誠信是驛站，給勞頓的步履以歇息;誠信是力量，給疲憊的身心以補給;“人無信而不立，鳥無翅而不飛”。人之誠信如鳥之翅，獸之足;誠信更是我們做人處世之根，安身立命之本，給我們生命以支撐，給我們一路跋涉的意義。孔子曾經說：“人而無信，不知其為本何也。”有人說：“信用乃立生之本。”有人還說：“人無信不知其為何也。”誠信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的寶貴財富，在我國源遠流長。翻開中華民族五千年厚重的文明史就會發現，中華民族歷來都把“誠信”作為一種美德，一種修養，一種文明，被歌頌，被追求。誠信的故事俯拾即是。商鞅立木取信，獲得百姓信任，從而推行了新法;同時，我們也看到，商紂失信，加速了國家的滅亡;楚懷王失信，不但忘了國，還使一代賢臣飲恨泊羅江……“寧可窮而有志，不可富而無信”若把人生比作樹，誠信就是其賴以生存的根，滋潤和庇護著它。失去這根，它就無以立足，淪為一根沒有靈魂，腐朽墮落的木頭，活在世人鄙夷的目光中。對于我們來說，其所謂的道德就是寬容、誠信、勤勞、創新、奮斗!有人說曾說“這個世界上只有兩樣東西能引起人內心深處的震動，一個是我們頭頂上燦爛的星空，一個就是我們心中崇高的誠信準則。”而今，我們仰望蒼穹，星空依然璀璨清朗，靜心凝聽心靈，崇高的誠信律令卻需要我們在心中再次溫習和呼喚。
3、也許你只是路旁一株普通的小草，無法如鮮花般燦爛迷人;也許你只是山澗一條不為人知的清泉，無法如大海般浩瀚奔騰;也許你只是蕓蕓眾生中一平常之人，無法如偉人般驚天動地舉世矚目……你可以如此普通、平常、默默無聞，但絕不可以丟掉誠信這做人之本、立事之根，要讓誠信與我們同行。
（來源：文章屋網 ）
關鍵詞:電影翻譯;文化意象;寓意;重構;修潤;轉換
中國的電影翻譯事業已走過了五十多年輝煌的歷程。在這半個世紀中,電影翻譯工作者給廣大觀眾奉獻出了許多優秀的譯制片,觀眾從這些優秀的譯制片中不僅領略、了解到了異國的風土人情,同時也感受到了語言給人帶來的無窮魅力。許多優秀譯制片中的精彩對白已成為中國觀眾爭相傳誦的佳句。如“面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前蘇聯影片《列寧在一九一八》)曾鼓舞了幾代身處逆境中的中國觀眾。由此可見,電影作為大眾傳媒,其社會效應是無可估量的。然而,在學術領域內,由于受世俗偏見的影響,電影翻譯研究卻頗受冷落,翻譯研究人員似乎“完全把這一領域給忽略了。”[1](P99)為此,我國著名影視翻譯界學者錢紹昌教授撰文指出:“翻譯界對影視翻譯的重視遠不如文學翻譯。”而這“與影視翻譯的社會作用不相稱。這一現象亟應引起翻譯界的注意。”[2](P61)鑒于此,本文擬從語言的角度來探討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的重構、修潤與轉換。
一、語言與文化意象
語言(Language)不僅是人類思想感情表達與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是文化的載體。語言能真切地反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態地域、政治經濟、物質文化、、風俗習慣等。不同的語言決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及語言表達方式。語言在有聲電影中是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因為聲畫同步的視聽藝術手段能最大程度地模擬現實,創造出酷似“真實”的藝術時空。如中國觀眾非常熟悉的《簡愛》、《王子復仇記》、《葉塞尼亞》等優秀譯制片中那玲瓏別致、清晰明亮、頗具異國風情的語言,逼真、自然、隨意,充滿了生活氣息。因而這些精彩的對白、片段令人百聽不厭,久久不能忘懷,它們留給觀眾余韻不盡的美的享受。文化意象(Cultureimage)是“一種文化符號,它具有了相對固定的獨特的文化含義,有的還帶有豐富的意義,深遠的聯想,人們只要一提到它們,彼此間立刻心領神會,很容易達到思想溝通。”[3](P184)物象(Physicalimage)與寓意(Connotation)是意象(Image)的兩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物象是信息意義的載體,是形成意象的客觀事實;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語言文化環境中的引伸意義。意象的功能即能在不同的語境中,“以具體來表現抽象,以已知或易知來啟迪未知或難知。”[4](P137)如宋代大詩人蘇軾在其著名的“前赤壁賦”中用蜉蝣這種朝生暮死的小昆蟲來比喻人生的短暫,人很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5](P509)英語諺語Itisthelaststrawthatbreaksthecamel’sback.[6](P1578)意為“駱駝負載過重時,再加上一根稻草也會把它壓死。”諺語中意象詞語thelaststraw“最后一根稻草”,生動形象地寓意為“某事或某物使人到了忍無可忍的極點。”
二、重構文化意象
譯制片又稱翻譯片,顧名思義,一些國外優秀的影片必須通過翻譯方能為中國觀眾所接受。電影翻譯與其它文學作品翻譯具有共同性,即用形象化的語言來表達形象思維中高超的藝術意境。但電影翻譯又有區別于其它翻譯的特殊性,即其譯文要做到能見之于文,形之于聲,達之于觀眾。著名翻譯家Nida指出:“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義都直接或是間接地反映一個相應的文化,詞語意義最終也只能在其相應的文化中找到。”“文化的不同幾乎很自然地體現在語言上的不相同。”[7](P28)
漢語、英語分屬兩大不同的語系。漢語是象形文字而英語是一種字母文字。要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語際間進行成功切換,這對電影翻譯工作者來說不是件易事。但研究表明老一代電影翻譯工作者不僅給觀眾留下了許多耐人尋味的優秀譯制片,同時也給電影翻譯研究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課題。筆者80年代初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英國電影RedShoes播放時被譯成“紅舞鞋”,覺得也無可厚非。此片主要講述了英國一名芭蕾演員面對愛情與事業而不能作出正確抉擇,最終走向斷崖的凄惋的故事。盡管“紅舞鞋”正確無誤地譯出了英文的原意,也緊扣劇情,但直譯的平鋪直敘,沒有更深的寓意。觀眾如果光看片名,確實難以激起任何聯想的波瀾。80年代后期,在一次外國優秀影片巡回展的大幅廣告上RedShoes這部英國影片片名被譯成了“紅菱艷”,細細品味“紅菱艷”這一譯文,譯者把那雙纖巧的紅舞鞋比作了中國觀眾婦孺皆知的紅菱。它寓意紅菱雖生長于濁水污泥,卻嬌艷迷人,特別是那兩只彎彎的紅菱角,猶如中國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蓮,三寸金蓮雖然小巧,但凝聚了多少女子的血淚,有的甚至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因此“紅菱艷”這一片名隱含穿著如紅菱般舞鞋的艷麗卻薄命。
譯者把這一極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紅菱”注入其翻譯中,從而成功地重構了一幅為廣大中國觀眾所熟悉、能會意、肯接受的嶄新的文化意象。文化意象重構(ReconstructionofCultureImage)這一巧奪天工的翻譯手法在電影翻譯中隨處可見。如美國電影WaterlooBridge這一片名原意為“滑鐵盧橋”。眾所周知,1817年英國在泰晤士河上出資建造了滑鐵盧橋,以此來紀念威靈頓公爵指揮英國軍隊打敗拿破侖而取得的滑鐵盧戰役的勝利。如果依據英文直譯成“滑鐵盧橋”,乍一看,觀眾定會認為這是部與拿破侖打仗有關的戰爭片或介紹與該橋建筑有關的紀錄片。但看過此片的觀眾都知道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愛情片。
影片描繪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年輕漂亮的女演員瑪拉在滑鐵盧橋上結識了青年軍官羅依,并成了戀人。而后,瑪拉獲悉羅依戰死疆場,痛不欲生,為了生存淪落為妓。當羅依奇跡般地出現時,她無法面對現實,為了愛情和名譽,她再次來到與羅依初戀的地方,喪生在車輪滾滾的滑鐵盧大橋上。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史中,有著許多與之相仿的神話傳說。如牛郎織女的“鵲橋相會”,陜西省藍田縣一年一度的“藍橋相會”等。而“藍橋相會”的傳說與WaterlooBridge故事情節有著許多異曲同工之處。所以譯者把原名“滑鐵盧橋”譯成了“魂斷藍橋”,這樣做不僅避開了中國觀眾由于地城文化差異、歷史背景知識缺乏而引起的迷域;而且“藍橋”這一隱含中國文化的意象能使觀眾一看到片名即刻領悟到這是部關于愛情的電影。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重構的意義在于它能及時有效地達到使譯文與觀眾勾通,使觀眾心領神會的效果,由此來吸引廣大的影迷,創造譯制片票房紀錄的新高。仔細認真研究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重構這樣的翻譯手法會不時令人拍案稱奇。
三、文化意象的修潤
由于中外觀眾知識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電影翻譯工作者應盡可能地幫助觀眾去理解那些與一個民族的歷史、地域文化、宗教習俗等有著密切相關的語言現象。電影翻譯中如果對某些特定文化意象不作任何修潤(ModificationofCulturalImage)處理,就事論事直譯,會造成這一文化意象的缺損,文化涵義支離破碎。英國電影《魂斷藍橋》[8]一開始,有這樣一段畫外音:Announceer’sVoice:At11:15thismorning,thePrimeMinisteer,speakingtothenationfromNumbeerTenDowningStreet,announcedthatGreatBritainisatwarwithGermany.
廣播員的聲音:今天上午11點15分,首相在唐寧街10號向全國發表了講話,宣布英國與德國處于交戰狀態。
應該指出此例忠實地譯出了原文的字面層意義。但對“唐寧街10號”這一隱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補充說明的話,相信絕大多數中國普通觀眾會茫然不知其所云。其一、觀眾不知道這個“唐寧街10號”在什么地方?其二、他們更不知道廣播員在這里特地提及這個地名有何特別的寓意?為了使電影譯文能在有限的時間內達之于廣大觀眾。譯者宜對上述譯文作恰如其分的增補修潤,如:
今天上午11點15分,首相在唐寧街10號———英國首相府邸向全國發表了講話,宣布英國與德國處于交戰狀態。
通過增補“英國首相府邸”,觀眾這才真正認識到了“唐寧街10號”的“廬山真面目”。至此,“唐寧街10號”所隱含的意象立體地展現在觀眾的面前,觀眾才真正懂得具有典型地起域文化地名“唐寧街10號”的全部文化內涵。又如:
Peter:Oh,this?Well,IlikeprivacywhenIretire.Yes,I’mverydelicateinthatrespect.Pryingeyeeeesannoyme.BeholdthewallsofJerichho!Err,maybenotaaasthickaastheonesthatJoshuablewdownwithhistrumpet.Ijustshowyoumyheart’sintherightplace,I’llgiveyoumybestpairofpajamas.DoyoumindjoiningtheIsraelites?
彼得:這個嗎?我休息的時候不想被別人干擾,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別人偷看。你看這耶利哥城墻,比不上約書亞用號角吹倒的墻厚,卻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沒有號角,為了表示我的公正無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給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嗎?
此例選自英國電影《一夜風流》[9]。這段對白譯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因為在這段譯文中出現了“耶利哥城墻,約書亞,以色列人”這三個與《圣經》歷史故事有關的詞語。眾所周知,東方盛行佛教,尤其是在中國,中國觀眾對佛教還可略知一二,而對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宗教歷史文化就知之甚少了。因而在影片切換的瞬間讓中國觀眾把上述三者的關系聯系起來是件難事,他們會搞不懂這“耶利哥城墻”、“約書亞”、“以色列人”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直譯用于上述譯文中不僅令中國觀眾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同時也失去了電影翻譯的真正意義。
為使中國觀眾明白這三個詞語間的關系,使原文中所涉及的那些特殊文化意象豐滿起來,譯者應在電影翻譯過程中對這段文字作如下潤色:
彼得:這個嗎?我休息的時候不想被別人干擾,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別人偷看。你看這像《圣經》中的耶利哥城墻,雖比不上《圣經》里以色列人的軍長約書亞用號角吹倒的墻厚,卻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沒有號角,為了表示我的公正無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給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嗎?
由于對“耶利哥城墻”、“約書亞”、“以色列人”這些出自《圣經》故事的詞語增補了必要的文化涵義修潤詞后,觀眾不僅了解了這些“典故”的出處,同時在上下語境中也弄明白了最后一個詞語“以色列人”的特定意指。修潤增強了語言文字在語境中的透明度;增強了文化意象在觀眾認識理解中的清晰度。
四、文化意象的轉換
語言學家認為世界上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觀現象,不同的民族語言會給它“刷上不同的顏色”。緣于此,文化意象的錯位(NonequivalenceofCultureImage)會具體表現為作為喻體的文化意象上的差異。換言之,在一種文化傳統中一個具有正面寓意的美好文化意象在另一種文化里卻成了反面寓意的丑陋文化意象。如英國電影《呼嘯山莊》[10]中有這樣一個片斷:
Isabella:It’sabrother’sduty,dearEdgaar,tointroducehissisteertosomeothertypethanfopsandpaleyoungpoets.
Edgar:Oh,youwantadragon?
Isabella:Yes,Ido.Withafierymustache.
依莎貝拉:這是一個哥哥的義務,親愛的埃得加,你總不能把自己的妹妹介紹給那些花花公子或弱不禁風的年輕詩人吧。埃得加:哦,你該不是想嫁一個龍騎兵吧?
一、 文化的重要性
英國著名語言學家Lyons認為語言系統受兩種結構的制約 ,一種是 “地層結構” (structure) ,即人類共同的生理特征和世界的原有結構 ,這種結構使語言趨向一致; 另一種結構是“超結構” 或“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 ,即各個民族不同的文化結構 ,它導致各民族的語言在表現形式上呈現各種各樣的差異。 “地層結構” 表現語言的一致性 ,使世界人民的交流成為可能;而 “上層結構” 表現語言的多樣性 ,使得交流不能順利進行 ,甚至產生誤解和不愉快。有一次 ,有個外賓對接待他的主人說: “您的夫人很漂亮。 ” 主人很客氣地說: “哪里 ,哪里。 ” 譯員竟脫口而出地譯成 “Where ?Where ?” 當然把外賓裝到了悶葫蘆里。這段軼事從此也成了譯界的笑談。顯然 ,翻譯只是逐字逐詞地機械對應 ,而忽略了中西方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國人向來以謙虛為名 ,而西方人卻習慣于自豪地接受贊揚并禮貌地表示感謝 ,說一聲 Thank you。由此 ,我們可以看出 ,語言中滲透著社會意識和文化傳統。如果我們不了解外國的文化傳統也就無法真正掌握外國的語言 ,所以我們翻譯就要越過社會文化差異的障礙 ,尋找能在讀者中產生相同效果的外文。
二、 文化對翻譯的影響
1. 文化的定義關于文化的定義 ,迄今為止各國學者對它的解釋都不盡相同。但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認為 ,文化 “實指一個社會所就有的獨特的信仰 ,習慣 ,制度 ,目標和技術的總模式” 。其 4 個主要特點是:完整性、 保守性、 可變性和主次之分性。了解文化的特點 ,對樹立翻譯的文化觀有十分重要的意義。2. 語言、 翻譯與文化作為記錄人類歷史及表達人類生活和思想的工具 ,每一種語言都有其深遠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內涵。因此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 ,它反映一個民族的特征 ,語言的發展常常折射文化的變遷。而翻譯是在譯語中用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等語再現原語的信息 ,它不僅涉及兩種語言 ,而且還涉及兩種社會文化。翻譯是通過語言機制的轉換連接或溝通自身文化和異國文化的橋梁;翻譯是具有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交際、 交流思想、 達到相互了解的媒介。3. 文化影響的表現方面(1) 因受不同文化習俗的影響 ,各民族表達相同概念的說法是不相同的。例如: Keep dry !請勿潮濕 ! Wet paint !油漆未干 !在此兩例中 ,英語是從正面表達 ,而漢語則從反面表達 ,這是由于東西方邏輯思維的差異導致英漢表達習慣不同的結果。再如 ,漢語說 “一箭雙雕” 或 “一舉兩得” ,而英語卻說 “一石打死二鳥” (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stone) 。因此在英漢互譯時 ,要注意轉換表達方法以符合譯文習慣。(2) 在各種語言里 ,文化個性反映在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上。同一客觀事物 ,在不同的文化里可以包含不同的價值 ,引起不同的聯想 ,具有不同的內涵。例如 ,east wind 和 west wind ,英漢兩種文化里都有對應的詞語 ,所指詞語意義相同 ,但內涵卻完全不同。在中國人心中 ,東風指春風 ,象征春天和溫暖 ,它吹綠了中華大地 ,使萬物復蘇。東風也比喻革命的力量或氣勢 ,漢語有 “東風壓倒西風” 一說 ,因而中國人偏愛東風。而英國的東風則是從歐洲大陸北部吹去的 ,象征寒冷 ,令人不愉快 ,所以英國人討厭東風。英國諺語里就有這樣的內容: “When the wind is in the east , it’ s good for neither man nor beast .” (東風吹寒風到 ,對人對畜都不好)不過英國人喜歡西風 ,溫暖的西風相當于我國從太平洋吹來的東風。浪漫主義詩人雪萊曾寫過一首膾炙人口的 “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 ,英國諺語中也有這方面的反映: “When the wind is in the west , the weather is at thebest .” (風從西邊來 ,氣候最宜人。 )(3) 不同文化的人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都有很多不同 ,翻譯時必須作等值意義轉換 ,如英語民族的人不論在鄉村還是在城市 ,見面時喜歡談天氣 ,說: “Lovely weather , isn’ t it ?” 之類的話。漢語譯成 “你好哇 !” 也未嘗不可。同樣 ,在我國早有 “民以食為天” 這一吃飯問題最大的思想 ,因而吃飯問題也就成了人們經常掛在口頭的話題。人們見面時愛說 “吃了嗎 ?” 之類的話 ,在多數情況下只是一種招呼罷了 ,譯成英文只說 “How are you ?” 或“Hi !” 就行了。(4) 由于英漢兩種文化傳統和邏輯思維上的差異 ,英漢語用不同的順序來表達內容重點 ,英美人習慣于開門見山 ,先說明重點 ,表明態度和觀點 ,然后再敘述事物的原因;而中國人總喜歡先擺明事情的來龍去脈 ,然后再表明自己的態度和觀點。例如 , “Many thanks for the dinner yesterday , which my wife and I enjoyed verymuch.” ( 我和妻子對昨天的晚宴感到及其愉快 ,深表謝意。 )
三、 文化信息的處理方法和翻譯技巧
【關鍵詞】國際貿易反傾銷規避措施
近年來，我國出口貿易中遭受的反傾銷調查成了貿易中主要面對的壁壘。對我國大部分出口貿易企業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根據1994年的《反傾銷協議》第2條第1款規定：一項產品從一國出口到另一國，如果該產品的價格低于出口國國內“相同產品”的價格，即低于其正常價值，該產品就被認為是傾銷。當一國產品被另一國征收反傾銷稅的情況下，出口商通過各種形式、手段來減少或避免被征收反傾銷稅的方法或行為被稱為反傾銷規避。面對各國越來越多的反傾銷調查，我國當務之急就是建立系統的反傾銷體系，完善反傾銷措施。
一、我國反傾銷問題的形成及現狀
1.反傾銷問題的形成
由于我國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對經濟的過分干預造成了國外對我國企業認識的偏差，就形成了外國反傾銷調查的根源。在應對反傾銷訴訟中，存在所謂的“智豬理論”，即籠子的一頭有一個按鈕，另一頭是飼料的出口和食槽。籠子里關了一大一小兩只豬，每只豬要吃食都必須要做出決策是等在食槽旁邊還是去按動按鈕。這場博弈的結果依賴于大豬，如果小豬去按按扭，那么它回來大豬已經把飼料吃完了，如大豬去，雖然它比小豬去的情況吃的少，但總量也比小豬多。在應訴反傾銷中，小企業如果應對成本太高，大企業應訴一旦勝訴，利益是大家都能享受。花了成本贏來的利益并不能增強企業在同行業中的競爭力，所以就存了應對反傾銷時大家都不積極應訴的局面，甚至出現無人應訴的尷尬局面。這就造成了外國屢屢實施反傾銷調查。
2.我國目前反傾銷的現狀
據WTO公布的數據顯示，全球范圍內反傾銷訴訟案件越來越少，近5年已經減少百余起。尤其是2007年前6個月反傾銷案件數量大幅下降，13個WTO國家共報告49起反傾銷案，而去年同期這個數字為92起。預計今年全年反傾銷訴訟案件有望少于100起，低于10年前水平。在所有涉及類別中，除紙類產品(9起)和化學品(24起)外，大部分產品類別的反傾銷案件數量都較上年同期顯著減少，近半數產品上半年沒有反傾銷案件。盡管2007上半年針對中國(大陸)公司的投訴數量較2006年同期下降約一半，但16起案件仍占總案件數的三成，中國(大陸)依舊是全球反傾銷訴訟的“熱點區”，并且連續10年成為世界上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地區)。
3.近年來我國反傾銷呈現的新特點
隨著對外貿易持續快速發展以及貿易總量迅速擴大，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摩擦也越來越多，對外貿易進入摩擦多發期。積極應對貿易摩擦，切實維護國家和企業的合法權益，關系到我國對外貿易、國內就業和相關產業乃至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從近年來發生的反傾銷案例來看，我國進口商品反傾銷調查涉及的領域拓寬，貿易救濟手段覆蓋的產業面擴大，政府部門逐漸由被動變為主動。如2006年7月，歐盟應少數照明器材制造商的要求，對產自中國的節能燈泡展開為期15個月的調查。以歐司朗和GE照明為代表的2CHLI成為目前主張延續對中國節能燈反傾銷的主導力量。主張取消對中國節能燈反傾銷的一方陣營主要由中國企業所組成，目前已經有幾十家中國節能燈企業決定參與歐盟反傾銷調查抗辯。這一陣營的力量與5年前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01年僅有6家中國企業應訴。而這次中國企業顯得空前團結，沒有一家表示反對抗辯。究其原因，在于大家都已經意識到，只有抱團才能撬開沉封已久的歐盟市場。2007年10月15日通過決定，對產自中國、巴基斯坦和越南的節能燈泡再征收一年的反傾銷稅。2007年8月印度商工部擬對中國產節能燈發起反傾銷調查，在150天內就出臺了臨時稅率，稅率一經確定就將施行5年，如果征收高稅率，中國節能燈企業則可能失去印度市場。中國節能燈的海外市場撲朔迷離。歐盟企業界和環保人士曾對歐盟委員會的建議表示強烈不滿。他們認為，繼續征收反傾銷稅會損害歐盟企業的利益。而且，由于反傾銷稅的大幅提高，導致了歐盟市場上節能燈泡價格的不斷上漲，此外，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也堅決主張取消反傾銷稅，但都遭到了歐盟委員會負責企業和工業事務的委員京特•費爾霍伊根的反對。
在反傾銷形勢日益嚴峻的形勢下，我國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企業在商務部的領導下拿起法律武器進行自身權益的維護，商務部門也逐步采取了相應的應對措施，逐步由被動變為主動。2006年，商務部對5種進口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10起，采取13個臨時反傾銷措施、22個最終反傾銷措施，審結9起反傾銷復審案件。
二、反傾銷對我國國際貿易的影響
首先，遭受反傾銷后最直接的損失就是我國對投訴國的出口急劇下降，甚至丟掉該國市場，遭到反傾銷指控的國家的出口產品容易遭到國外的反傾銷，有可能造成出口的全面萎縮。實踐證明，凡是經常遭到反傾銷的產品，即使對其他國家不存在傾銷或沒有產生危害，也容易引起其他國家的反感，對其進行反傾銷調查。所以，如果我國有的企業不顧后果的對外進行傾銷，那么這不僅使它會喪失海外市場，也會連累到其他企業的產品，這將削弱我國產品的整體出口水平。
其次，反傾銷會引起連鎖反應，造成出口量減少，有面臨著喪失全部海外市場的危險。歐盟的成員國，只要有一種商品在其中一個國家被征收反傾銷稅，就會引起連鎖反應，其效力范圍遍及歐盟其他國家。而且反傾銷舉動具有示范效應，一個經濟強大的國家對某一產品實施反傾銷將引起各國關注。例如，1991年歐共體對我國自行車發動了反傾銷后，1992年，加拿大在毫無道理的情況下也對我國自行車發動了反傾銷。接著，1993年墨西哥、1994年阿根廷等國也對我國自行車發動了反傾銷，最終又導致美國對我國自行車發動了大規模反傾銷。1995年，美國商務部對我國輸美自行車進行了全面的反傾銷調查，包括各種型號的自行車，受到調查的我國自行車企業多達200多家。
再次，面對歐美帶有歧視性的反傾銷指控，中國應訴企業勝訴率低，嚴重打擊了中國應訴出口企業的積極性，也間接的挫傷了外國企業對中國投資的積極性。根據反傾銷委員會統計，在過去的1987年到1997年間，各成員國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共有247起，158起裁定傾銷成立，裁定率高達64%，列各國之首。在2004年以后，由于反傾銷實施了新的措施而有所改善，但形勢依然不容樂觀。勝訴率低，不僅打擊了企業應訴積極性，而且嚴重影響我國出口貿易的發展和出口市場多元化方略的實施，對我國產品出口和國內經濟發展構成嚴重的威脅。
三、國際貿易中反傾銷的主要規避措施
1.反傾銷中的政府規避措施
由于反傾銷針對的是一個國家的一類產品，反傾銷的主題是國家。所以，在反傾銷中，一國政府在反傾銷中的作用是相當重要的。在現階段，為了應對反傾銷的嚴峻形勢，政府應從以下方面規避反傾銷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1)完善有關法令，保護國內產業不受反傾銷的威脅，為企業提供法律支持，減少對外貿易中受到的反傾銷。
(2)政府應該在國際事務中積極磋商，減少報復性措施的使用，努力爭取完全的市場經濟地位。
(3)政府應該努力加強反傾銷信息服務體系建設，建立反傾銷信息平臺，為企業應訴提供信息方面的幫助。
(4)政府在管理貿易、協議國際分工、跨國經營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等方面開創新局面，為企業走出去創造更大的空間。
2.反傾銷中的行業協會規避措施
不論是從反傾銷的誘因角度分析，還是從反傾銷案的展開過程來看，要想在反傾銷戰中取勝，單個企業顯得有些勢單力薄，而且反傾銷涉及的一些問題也是單個企業無法解決的。因此，在應對反傾銷的挑戰中，行業協會應介入進去，充當二政府的角色，采取積極措施預防反傾銷案件的發生和積極應訴將其危害降到最低。在以后一段時期，行業協會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現有的機制進行完善，應對已發生的或有可能發生的外國對華反傾銷訴訟采取措施。(1)行業協會應該嚴格規范本行業的產品價格秩序和出口競爭秩序。
(2)行業協會作為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橋梁，及時溝通彼此情況，使雙方都能較早開展準備工作。
(3)行業協會應該加強反傾銷信息平臺的建設。
(4)行業協會應承擔行業應訴的組織者。
3.反傾銷中的會計規避措施
自從2004年以來，我國轉變了應對反傾銷調查的措施，積極應訴，在應訴中總是敗多勝少。究其原因是舉證不足，尤其是會計方面證據，如會計賬簿不全、財務狀況不明、發票不全或不精確問題最為突出。而無發票就只能按照大提供的價格資料來確定產品價格。而傾銷調查部門注重的是材料證據，材料越豐富，結果可能越正確，材料的缺乏造成的可能后果就是敗訴。在反傾銷規避中，我國缺少嚴格意義上的反傾銷會計體制以及了解相關法律的會計人員的缺失和相關會計信息的不對稱等等問題，一直都是困擾企業和國家在反傾銷中的最大問題。一旦反傾銷調查提出，就需要我們有大量的會計證據予以證明。所以，反傾銷會計在機構建設，信息系統的建設，相關會計人員的培養和加強與國際會計接軌方面應大力發展。
4.反傾銷中體制上的規避措施
根據WTO《反傾銷協議》規定，一國能否對另一國產品實行反傾銷的關鍵，一是對價格的認定，二是對是否造成國內產業損害的認定，并且兩者需存在因果關系。所以應從當事方國家的經濟體制和企業的經營管理體制上進行規避。
(1)經濟體制上的規避
雖然我國目前強調實行的是市場經濟，但從遭到的反傾銷的調查中看，導致我國頻繁遭受反傾銷調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國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加上特殊的國情，企業普遍缺乏競爭觀念，國家的出口補貼沒達到很好扶植產業的效果，倒使得企業有了依賴思想，許多企業僅僅是為了利用出口獲得政策上的優惠。而外國在面對我國質優價廉的產品時，往往都不加思考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和相關勞動力和成本方面的優勢，只在中國的“非”上面做文章。可喜的是，我國在爭取市場經濟地位方面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已經有好幾十個國家承認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作為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的美國和歐盟在相關方面還有所保留。在以后中國都要在爭取完全的市場經濟地位而努力。
(2)企業經營管理體制
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使得我國的企業都屬于年輕型或國有成分。國家的長期統一規劃和管理，企業競爭意識不強，管理水平的低下是企業與國際企業最大的差距。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不高，出口措施方面的問題使得企業競爭手段除了降價還是降價。我國要多少襯衫才能換來一架波音的問題透出了我國企業出口的辛酸。在未來的時期內，我國最迫切的是轉變出口類型，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實現技術出口和品牌出口的目標，從根源上斷絕反傾銷調查的發生。改變我過在貿易中只能賺點手工費的局面，提高出口競爭力。
在未來的國際貿易中，由于我國在企業中存在不想給予員工過多的利益而寧愿把這些利益浪費在外國征收的反傾銷稅中的經濟變態心理還將影響我國貿易遭反傾銷調查。由于反傾銷的合法性，在未來也將伴隨貿易的發展而形成特殊的形式。許多國家提出反傾銷主要是為了給國內企業爭取點時間，我國出口產品技術含量低，在這一段時間之外很容易就可以仿制相關代替品。而我過相關體制的不健全又給了他們可趁之機。出口的單一性和中間環節少以及技術含量不高使得我國在會計中間環節也過于暴露，無法提供有力的證據。
所以，在今后的國際貿易中，應該加大對反傾銷的研究和相關體制的建設，各個部門密切合作，使得反傾銷調查降低到正常水平。但是要達到這一目標，我們面臨的困難也不小，只有積極采取措施才能應對不斷變化的反傾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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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犯罪中止成立要件責任依據
日本刑法學家平野龍一認為:“中止犯在整個犯罪論中或許不一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現在也并非特別緊急的問題。但是，中止犯集中體現了犯罪論的各種論點。犯罪論所討論的是具備什么要件時，才能科處刑罰，而中止犯所討論的是具備什么要件時減輕或免除刑罰，可以說，這是‘反過來的犯罪本身’。”正是因為犯罪中止理論中的許多問題與刑法學的根基和本源緊密相連，所以多少年來它一直是刑法學領域中一片極具吸引力和爭議性的園地。本文擬對犯罪中止的相關問題加以探討。
一、各國刑法中關于犯罪中止的規定概覽
(一)外國刑法中關于犯罪中止的規定簡介
在英美普通法中，對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罪處理，在處罰上也不做任何特別考慮。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有大約半數州的刑事制定法允許被告人把非外來障礙致犯罪未完成的情形作為無罪辯護的理由。在美國尚有一個州的刑事制定法明確否定犯罪中止可作為辯護事由。但已有九個州的法院以判例法形式否認了中止犯的可免責性，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判例是LeBarron.Stcote案。
1965年3月3日傍晚，被告人LeBarron在一座鐵路橋的中央劫持了正匆匆走過橋的一名叫JodeanKand的婦女，告訴她如果不出聲就不會受到傷害，為了使自己不受傷害，這名婦女只好不情愿的隨他走到鐵路橋的盡頭，并被推進橋旁邊的一個小棚屋。在屋中，被告人告訴受害人:你知道我需要什么。隨即他脫下自己的褲子，并開始脫受害人的裙子。在保證自己絕不會叫喊后，受害人告訴他她正在懷孕，并懇求他放過自己，否則會傷害自己腹中的孩子。聽到她的懇求后，被告人用手撫摸了她的腹部，并將她拉到屋門口的光亮處，這時他發現受害人確實穿著貼身的孕婦裝。在警告被害人不要報警，否則他會殺死她后，被告人隨即讓她走了。在法庭上，被告辯稱指控他犯有罪未遂是沒有充分根據的。首先，他在完全有機會和受害人發生關系的前提下停止了這種努力，其次，導致他放棄自己意圖的因素是受害人正在懷孕，這一因素不應被視為外來障礙，他中止犯罪的原因來自他的內心。被告人的辯護理由最終未被法庭認定，他被判處不多于15年的監禁。LeBarron提出了上訴，但仍被上訴法院駁回。
在大陸法系國家，最早規定中止犯的立法例是1871年《德國刑法典》該刑法典是將犯罪中止作為犯罪未遂中的一種特殊形式加以規定的，并確立了中止犯免罰的處罰原則。該法對大陸法系大部分國家的刑事立法產生了重大影響。至今，大陸法系大部分國家的刑事立法都是將中止犯納入未遂犯的規定之中。對待未遂犯的態度和處罰原則，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立法大致采取了以下幾種模式。
1.中止犯不以犯罪論。1810年《法國刑法典》第2條規定：“凡未遂之重罪，已表明于外部行為并繼之著手實施，僅因偶然或非出于犯人本意之情況，而中止或未產生結果者，以重罪論。”這條規定中雖未明確規定犯罪人因己意中止犯罪的不以犯罪論，但從該法中沒有中止犯的規定和處罰原則，而該法又奉行嚴格的罪刑法定原則的立場看，當然可得出上述結論。新修訂的法國現行刑法仍然沿襲了1810年刑法的傳統，對中止犯不以犯罪論。法國的司法機關也不追究中止犯的刑事責任。
2.規定中止犯在只有其行為或結果構成其他犯罪時才以其它罪加以處罰。1929年《蘇俄刑法典》第19條規定：“如果犯罪行為沒有實施，是由于打算實施這個犯罪行為的人自動放棄實施的時候，法院應當依照未遂犯或預備犯實際上已經完成的行為，來決定適當的社會保衛方法”。該條規定有兩大特色：一是未將中止犯規定于未遂犯之中，而是將其獨立規定為一種犯罪未完成形態，中止犯的范圍，不僅包括已著手實施犯罪后自動放棄的情況，也包括在犯罪預備階段放棄犯罪的情形。這一規定對我國的刑事立法產生了影響。二是對中止犯的處罰，不是作為一種未完成罪處理，而是按犯罪行為構成的其他既遂罪處罰。如自動中止婦女的，因其中止系為己意，故不構成罪。但因犯罪人的犯罪行為已構成猥褻婦女罪，故應按猥褻婦女罪的既遂處罰。對此種處理模式，我國學者曾提出如下意見：以實際危害結果認定中止犯性質之所以不正確，主要是（1）它違背了認定犯罪必須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理；對中止的處罰是對其中止前危害社會行為承擔責任，先前行為是在原來的犯意指導下進行的。行為與犯意的性質是一致的，如果以犯罪過程中造成另外的危害結果確定犯罪性質，必然會產生客觀歸罪的弊端。（2）它會使有些中止犯無法處理而寬縱犯罪分子。就有損法律的尊嚴，也是罰不當罪的表現。
3.規定中止犯可減輕處罰。如1971年《瑞士刑法典》第21條款規定：“犯罪未完成如果由于行為人之本意者，得不依未遂犯處罰。”該法第22第2款規定：“行為人由于己意致力于避免犯罪結果之發生，或阻止其結果發生者，得減輕其刑。”
4.規定中止犯應減輕或免除處罰。如《日本刑法典》第43條規定：“已經著手實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減輕其刑，但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應當減輕或免除刑罰。”《韓國刑法典》第26條規定：“行為人已著手犯罪行為之實行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結果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5.規定中止犯免除處罰。如《德國刑法典》第24條第1款規定：“行為人因己意中止犯罪之繼續實行或防止犯罪之完成者，不受未遂犯之處罰。”
不難看出，不僅兩大法系對中止犯的態度迥然不同，大陸法系不同國家的刑事立法對中止犯的構成條件和處罰原則的規定也存在重大差異。
（二）我國刑法中的犯罪中止形態
據學者們考證，自唐律以來，我國刑法中已經有了近似現代刑法中區分犯罪預備、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的規定，卻惟獨未有犯罪中止形態和處罰的明確表述。直至清朝末年，20世紀初葉，著名法學家沈家本受命主持修律時，由其主持修訂的《大清暫行新刑律》第18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己意中止者，準未遂犯論，得免除或減輕本刑。這一規定系模照德、日刑法將中止犯規定為未遂犯中的一種特殊形式，而未將其規定為一種獨立的犯罪未完成形態。
建國后，195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中首次提出了“中止犯”的概念，該大綱第14條第2款規定：“犯罪未完成，系因己意中止行為或防止結果之發生者，為中止犯，免除處罰。”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指導原則》草案第6條規定：“不論什么犯罪，在實行犯罪過程中，自動中止犯罪行為的繼續進行和有效地阻止了犯罪結果發生的可以免除處罰。”該條規定將犯罪中止限定于“實行犯罪的過程中”，這一點于德日刑法的規定極其相似。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第22稿第21條規定：“在犯罪過程中，自動中止犯罪或自動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是犯罪中止。對于中止犯，應當免除或減輕處罰。”我國1979年刑法第21條關于犯罪中止的規定與57年刑法草案第22稿的規定無任何差別。1997年3月14日八屆人大五次會議修訂后的刑法第24條對1979年刑法第21條做了兩處修改：一是對犯罪中止的構成要件，將“在犯罪過程中，自動中止犯罪或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是犯罪中止”。改為“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自動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結果發生的是犯罪中止”。新刑法中的上述改動，避免了在同一法條中相同詞語語義上的不一致，從語言學上講無疑是成功的。二是對中止犯的處罰，由籠統地規定應當“免除或者減輕處罰”修改為“對于中止犯，沒有造成損害的，應當免除處罰，造成損害的，應當減輕處罰”。這一規定既是我國司法實踐經驗的總結，同時也使司法實踐中對中止犯的處罰有了更明確的標準。
二、犯罪中止的成立要件
（一）犯罪中止的成立要件概說：
如前所述，大陸法系各國刑法對中止犯的態度和處罰原則表現出較大差異。但是，對中止犯的成立條件的表述大部分國家的刑法規定較為一致，構成中止未遂一般來說應具備如下條件：（1）行為人已著手實施犯罪的實行行為。（2）犯罪未完成是由于犯罪人自覺地否認了其犯罪意圖。（3）未發生侵害結果。這就要求犯罪人在犯罪行為未實行終了時停止行為的繼續實施，或在行為實行終了后采取積極措施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上述三個條件，因為高度概括，所以并不能給實踐中在認定中止犯時為其所面臨的重重復雜情形提供明確的判斷依據。對中止犯的成立條件，在刑法理論界最具爭議性的問題是如何認定犯罪人是否自動中止犯罪。對于判斷犯罪人“自動中止”的標準，在刑法理論上有四種學說：
（1）主觀說此說以犯罪人對妨礙其犯罪得逞的客觀障礙的認識作為判斷標準。其依據便是采用了德國學者弗蘭克提出的弗蘭克公式：“能達目的而不欲時，屬于中止未遂；欲達目的而不能時，屬于障礙未遂。”根據該說，如果犯罪人放棄犯罪是因為他主觀上認為存在妨礙其行為得逞的客觀障礙，即使這種障礙并不存在，仍不能認定犯罪人系出于己意自動中止犯罪。如果犯罪人主觀上并不認為存在其完成犯罪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停止了實行行為或防止了結果發生，即便客觀上存在使其犯罪意圖無法得逞的障礙，仍應認定犯罪中止成立。至于促使犯罪人中止犯罪的動機是什么，則非所問。雖然有權威學者和判例采取主觀說，但是主觀說還是受到批判。對該學說的批判主要是通過批判主觀說的基準--弗蘭克公式來體現的：第一，弗蘭克公式中的能與不能是一種可能性概念，至少可以在兩個意義上作出解釋，其一是倫理的可能性，其二是心理、物理的可能性。例如，兒子決意殺害父親，已經向父親瞄準了，但沒有開槍。如果單純從心理、物理的角度而言，開槍是可能的，但從倫理的角度而言，開槍是不可能的。于是，適用弗蘭克公式時會因角度不同而得出甚至矛盾的結論。因此弗蘭克公式并不能準確地區分障礙未遂和中止未遂。第二，即使將弗蘭克公式中的能與不能限定為心理、物理的可能性也存在疑問。例如，甲將丙誤認為乙，以殺害乙的意思對丙實施刺殺行為，但馬上發現對象弄錯了，便立即停止了繼續刺殺行為。如果單純從能達目的而不欲的基準來判斷的話，甲的行為屬于中止未遂，但這種結論是有疑問的，在這種場合必須分析行為人不欲的動機。從上可以看出主觀說對自動性的認定并不明確。
（2）限定主觀說該說認為只有在犯罪人放棄犯罪系出于慚愧、內疚、同情、憐憫等廣義的悔悟時才成立犯罪中止。該學說只是把主觀說中的能與不能限定于倫理道德方面的可能性。限定主觀說的主要缺陷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將自動性和倫理性相混同，混淆了法律責任和倫理責任的界限，對犯罪人提出超出法律規定范圍的要求，實不可取；二是將廣義悔悟作為中止犯的成立要件，沒有法律根據；三是過于縮小了中止犯的成立范圍。如平野龍一指出：限定主觀說將中止犯視為責任減少或消滅事由，其結果導致即使既遂也應以中止犯論處，這與現行刑法相矛盾，也忽視了獎勵中止的刑事政策效果，而且刑法并沒有將廣義的悔悟規定為中止犯的成立條件，故限定主觀說縮小了中止犯的成立范圍，違反了刑法的謙抑性。
（3）客觀說其基本觀點是，對于行為人放棄犯罪的原因，應根據社會的一般觀念進行客觀評價，若該原因在一般經驗上對行為人的意思沒有產生強制性影響，而行為人放棄犯罪時就是犯罪中止。其判斷基準是：如果當時的情況對一般人不會產生強制性影響（或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不會放棄犯行時），而行為人放棄犯行的就是中止犯，如果當時的情況能給一般人產生強制性影響（或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也會犯行時）行為人也放棄犯行的屬于障礙未遂。只是一味的以一般經驗上是否產生強制性影響作為是否基于自己意志的標準，顯然導致刑法所規定的主觀要件失去了意義。
（4）折衷說該說的基本觀點是認定是否基于自動性時，必須考察行為人對外部事實是如何認識的，再根據客觀標準判斷行為人的認識，探討外部事實對行為人的意志是否產生了強制性影響，如果產生了強制性影響就是障礙未遂；如果沒有產生強制性影響則為中止未遂。其判斷基準是，雖然認識到了外部事實，但根據客觀標準想實施的話仍然可以實施時成立中止犯；認識到了外部事實，根據客觀標準想實施也不能實施時成立障礙未遂。上述觀點較之于單純的主觀說和客觀說，其優點是很明顯的，我們不妨認為，這種折衷表現了現代刑法學的成熟，它不再是一味地追求理想、追求一種虛無飄渺的正義，而是意識到刑法根植于特定的環境，總要帶上時代的烙印。所以，折衷說得到了廣泛的認同，更具前瞻性和發展動力。
(二)我國刑法理論中犯罪中止成立條件問題
我國學者對中止犯成立條件的論述，雖然在文字表述上存在一些差異，但基本內容并無太大出入。根據我國刑法學界普遍接受的觀點，成立犯罪中止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1.犯罪中止須發生在犯罪過程中。我國刑法明文規定犯罪中止的時間界限為在犯罪過程中，但對于什么是犯罪過程并沒有立法上的明確解釋。“犯罪過程是一個總概念，這里指的是犯罪行為過程也即在犯罪準備或著手實施犯罪的過程中。如果犯罪已達既遂，或者在有結果的犯罪中，危害結果已經產生，那就不可能發生中止的問題了。”可以看出，只有在犯罪預備過程和著手實施犯罪但沒有達到既遂之前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而在犯意表示階段和犯罪既遂的情況下，都不可能出現犯罪中止的情況。有學者指出，在理解犯罪中止的時間界限上，“有一個誤解應該澄清，就是某些刑法論著在論述犯罪中止的時間性時，總是慣于強調中止犯發生在犯罪結果出現以前。這一提法不夠確切，不能全面概括中止犯的時間界限。中止犯只能發生在犯罪既遂之前，才是正確的結論。犯罪既遂與犯罪結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法律意義。我國刑法規定的某些犯罪的既遂并不以犯罪結果的發生為條件，如陰謀犯、行為犯、危險狀態犯等，未發生犯罪結果也成立犯罪既遂，即犯罪已經完成。如果對于這些犯罪形態的中止也以犯罪結果發生作為終限時間，則意味著在犯罪完成以后還可以成立中止犯，這是不合適的。”筆者認為上述學者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刑法中的確存在以法定結果是否發生來衡量是否完成犯罪的情況，如結果犯。對于這種犯罪而言，結果發生之前，有效予以防止的即可以成立犯罪中止的表述，實際上并沒有錯誤。關于犯罪中止時間性的爭議突出表現為危險犯與間接故意的中止形態認定問題，后面將就此加以詳細闡述。
2.必須是自動中止。關于判斷犯罪是否系自動中止的標準，筆者國刑法學的通說是主觀說，但我國刑法理論上對于行為人放棄犯罪的原因，即犯罪的動機，何種情況下可以認為是處于行為人自己的本意也有不同的認識.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1)絕對自動論。認為自動放棄必須是在沒有任何外界因素影響的情況下，自我主動放棄犯罪。如認為犯罪中止的自動性是指“人們的活動完全是受自己意志的支配，而不受自己意志以外的因素影響。”因此，諸如在被害人的哀求、警告或別人的規勸下停止犯罪活動的，都不能成立犯罪中止。(2)內因決定論。認為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即外界因素對犯罪的完成只是一種條件因素，而最終決定放棄犯罪活動的還是行為者本人。因此，即使客觀上存在影響犯罪進行的不利因素(例如被害人的斥責、呼救、認出犯罪人等)，只要行為人事實上放棄了犯罪行為，仍應當以中止犯論。(3)主要作用論。認為各種外界因素對犯罪人犯罪意志的影響不可能等同，有的足以迫使行為人停止犯罪，有的卻不能改變其犯罪意圖。因此，只有查明意外因素在行為人主觀意志中所占比重的大小，才能正確判斷犯罪的形態。(4)無意義論。認為“引起犯罪中止的原因對于中止犯的成立沒有意義。犯罪意圖的產生與消滅都是基于一定的原因。中止犯的核心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打消犯罪意圖，客觀上放棄犯罪活動。至于促使行為人打消犯意、放棄犯罪的原因，不是中止犯的特征。”(5)綜合考察論。認為在具有外界因素的場合，判斷犯罪沒有完成或危害結果沒有發生，究竟是行為人被迫停止犯罪，還是自動放棄犯罪，既不能純粹從外界因素方面著眼，單純考慮外界因素的影響而不承認行為人主觀上的決定作用;也不能一味強調行為人的意志作用，而忽視外界因素的強制作用，而應當根據行為人對事實的認識情況，結合外界因素的性質及表現形式，分別不同情形，加以認定。
我認為，從我國刑法的規定來看，促使行為人放棄犯罪意圖、停止犯罪的原因，正如第五種觀點所指出的，并不影響犯罪中止“自動性”的成立。但是，行為人放棄犯罪意圖、停止犯罪，事實上不可能不受外在客觀因素的影響，而完全是由于行為人自己“想象”而決定的。即使是由于行為人在準備犯罪過程中或已經著手實施過程中的良心發現而停止犯罪，或自動有效阻止結果發生的，就不能說不是因為行為人由于受到某種教育這種客觀因素的影響?事實上，人所實施的任何行為的意志，包括決定中止犯罪的意志，不可能是憑空產生的。人的意志活動雖然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能動性，但這種自主性和能動性是建立在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之上的。因此，完全否定客觀因素對行為人放棄犯罪意圖、停止犯罪所起的影響作用是沒有道理的。所探討的問題只是在決定停止犯罪行為的當時有無客觀因素影響，以及影響的程度。正是因為如此，不考慮外在客觀因素對于行為人犯罪意志的抑制程度，只從客觀上看行為人只要放棄犯罪意圖、停止犯罪的實施，就成立犯罪中止，同樣是不科學的。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筆者認為第五種觀點要求具體分析客觀因素對行為人意志的影響，以及影響程度，將其作為認定自動性的標準是比較合理的。
3.必須是徹底放棄犯罪。所謂徹底放棄犯罪，是指犯罪人主觀上徹底打消先前的犯罪意圖，客觀上徹底放棄了自以為可以完成的行為，或防止了侵害結果的發生。凡意圖暫時擱置犯罪意圖，停止犯罪行為而待將來繼續進行的，不論處于何種動機，均不成立中止犯。但是徹底放棄犯罪是針對所實施的罪而言，而并非指徹底放棄所有犯罪意圖，決心以后永不犯罪。在我國刑法理論上，對于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犯罪中止，是否只能發生在犯罪行為實行終了這一特定的時空條件之后，通說認為，這是特殊的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行為實行終了結果尚未發生之前。筆者認為，從法律關于“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規定而言，雖然在尚未實行終了的情況下，一般來說只要出于行為人的本意放棄實行行為，就可以符合“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要求，但立法并沒有限定只能在犯罪行為實行終了后才能實施“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行為。例如，故意殺人已經致人重傷，如果不搶救則可能造成死亡，行為人只是消極的放棄故意殺人行為，但不予以搶救是不行的，必須實施積極的搶救行為才能阻止死亡結果發生。在該種情況下的犯罪中止，仍然屬于這種特殊的犯罪中止。因此，我認為，只要是在結果發生之前，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就應當符合“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這一犯罪中止的要求，而不須限定在犯罪行為實行終了后結果尚未發生之前。
對于“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而實施的積極的作為是否只限于行為人本人的行為的問題，我國刑法理論上同樣有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認為，必須是因為行為人的行為阻止結果發生的，才能成立犯罪中止，如果雖然想阻止結果，但結果是因他人的行為或其他力量的阻止而沒有發生，不成立犯罪中止。因此，只有行為人采取的積極阻止的措施奏效，才能成立犯罪中止，否則應當構成犯罪未遂(或既遂)。第二種觀點認為，成立中止犯所要求的，只要是足以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作為即可。如果行為人實施了以避免犯罪結果發生為目的的積極作為，努力避免犯罪結果發生，而事實上由于其他原因，導致行為人的積極努力與犯罪結果未發生不具有因果關系的，也應當認定為犯罪中止。如果行為人沒有實施足以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行為，或者假意避免犯罪結果發生而不采取有效行為的，均不足以構成犯罪中止。第三種觀點認為，阻止結果發生的措施必須有效，但是，阻止結果發生的行為則并非只能由行為人一人實施，第三者與行為人共同采取措施防止了結果發生的，行為人仍然成立犯罪中止。只要行為人的阻止行為對于防止結果發生起到了關鍵作用，就可以認定行為人采取積極措施防止了結果發生。即對于犯罪中止的有效性，“不能機械地理解為犯罪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免了危害結果的發生。事實上，除了非暴力性犯罪以外，在大多數暴力性犯罪案件中，單憑犯罪者一人之力，往往很難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因而常常需要他人的協助。在這種情況下，只要犯罪人真心實意地想放棄犯罪，并且確實為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即使有他人的幫助，也不影響其犯罪中止的有效性。”基于我國刑法的規定，要求行為人采取的措施須有效地阻止結果的發生，這是我國學者一致的觀點，但在是否要求必須是由行為人本人阻止結果發生，從設立犯罪中止刑事政策的意義上看，我認為以更為寬松的態度對待這一問題，更有利于鼓勵行為人中止犯罪，因此，第三種觀點是合適的。
三、犯罪中止形態的若干具體問題研究
（一）間接故意犯罪中有無犯罪中止問題。
對這個問題，我國刑法學界鮮有持肯定態度者，理由是“間接故意犯罪由其主客觀特征所決定，不可能存在未完成犯罪的預備、未遂和中止這些犯罪停止形態。先從主觀方面分析：間接故意犯罪主觀要件的特點，是表現為對自己的行為所可能造成的一定危害結果的發生與否持‘放任’的心理態度，即聽之任之，發生與否都可以的心理態度……根本談不上對完成特定犯罪的追求，也就談不到這種追求的實現與否。而犯罪的預備、未遂和中止形態的行為人，原本都存在著實施和完成特定犯罪的犯罪意志與追求心理。可見，間接故意犯罪主觀上的放任心理是不符合犯罪未完成形態的主觀特征的；再從客觀方面考察:犯罪未完成形態，由于行為人完成犯罪的意志以外的原因的阻止或者行為人自動放棄犯罪意志，而使犯罪停止在未完成的狀態下。間接故意犯罪由其主觀放任的心理的支配，而在客觀方面不可能存在未完成特定犯罪的狀態，因為客觀上出現的此種狀態或彼種結局都是符合其放任心理的，因而這種案件是應以行為的實際結局決定定罪問題。這樣間接故意犯罪里也就沒有了犯罪未完成形態存在的余地”。但也有學者認為“間接故意犯因無犯罪意圖可言，若認為犯罪中止是指犯罪人放棄了犯罪意圖，自然不發生間接故意犯中止犯罪的問題。
但所謂中止犯罪，應理解犯罪人對其先前犯罪心理的否定，而不應限于犯罪意圖。故倘若犯罪人在放任心理支配下導致某具體法益處于危險狀態，不采取措施必然導致危害結果發生時，若犯罪人此時心生悔悟，遂采取措施避免了犯罪結果發生的，應認定成立犯罪中止。如:行為人在山上打獵時，看到野獸旁邊有牧童貯立，基于一種放任心理，行為人開槍朝野獸射擊，結果竟將牧童打傷，生命垂危，此時行為人積極采取搶救措施，將牧童送至醫院搶救，而使其脫險的。若否認間接故意可成立中止犯，故對行為人只能視為無罪。這樣處理顯然寬縱了不法行為人。故愚以為我國刑法界通說在間接故意犯罪可否成立中犯罪中止問題上所持觀點不妥。”筆者認為，如果肯定論者同意我國刑法理論對放任心理態度的界定，則其觀點是難以成立的。
理由是:(1)間接故意放任心理所認識到的可能性應當是“全方位”的，即“明知”的是可能發生這種結果，也可能發生那種結果，也可能不發生任何結果，這都在其認識之中。正因為如此，在沒有發生一定結果之前，行為人在實施其“放任”行為而沒有發生任何結果的情況下，其行為還不能說就是犯罪行為，何以認為其心理活動就是間接故意的犯罪心理?又根據什么事實可以得出在發生傷害結果時，實施的搶救行為是對“其先前犯罪心理的否定”?(2)理論和實踐中，間接故意犯罪的成立是就所發生的結果被認為是“放任”發生的結果。只有在該種情況下的心理態度，其犯罪心理的間接故意的“放任”心理才能成立。論者如何得出行為人在實施行為時，那時那刻的心理活動就是“殺人”的間接故意，而不可能是“傷害”的間接故意?或者既不是“殺人”的間接故意，又不是“傷害”的間接故意?間接故意犯罪其放任心理的界定，是就其已經發生的結果而言是“放任”發生的，即最終的結局是何種犯罪結果，該結果才能被認定為“放任發生的結果”。就肯定論者的例子而言，結局是被害人傷害的結果，應當構成的就是出于間接故意的故意傷害罪，如何能夠得出“如果行為人不是作為故意殺人罪的犯罪中止來認定就是被認定為是無罪的”這種荒謬結論呢？(3)按照論者的觀點，行為人不犯罪或者放棄犯罪的心理“是對其先前犯罪心理的否定”，而所謂的犯罪心理，作為“罪過”的同義語，是應當包括故意犯罪心理和過失犯罪心理在內的。既然認為否定的是前一犯罪心理，是否也可以理解包括否定過失的犯罪心理，如此，過失犯罪理所當然也應當存在犯罪中止形態，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嗎?顯然論者對此是持否定態度的。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肯定說的觀點于法于理都是難以成立的。
（二）放棄能夠重復實施的侵害行為的定性問題。
在一般刑法論著中，對放棄重復侵害行為下定義的不多見，通常是就下列情況而言:“行為人射殺一人，第一次沒有射中，仍有第二次第三次射殺的可能，但行為人卻放棄了繼續射殺的行為。”對此是定犯罪未遂還是定犯罪中止刑法學界意見不一。我們認為，在討論放棄重復侵害行為是屬于犯罪未遂還是屬于犯罪中止之前，應先搞清楚其成立條件及其特征：一是客觀上，首次實施的侵害行為未能發生預期的危害結果，同時必須存在著繼續實施犯罪行為的可能性。這里所謂的“繼續實施犯罪行為的可能性”，是指既包括繼續利用和使用犯罪工具和方法的可行性，也包括再度重復實施行為的環境的可能性。利用和使用工具或方法的可行性，即是指行為人使用的犯罪工具和方法，具有較大殺傷性且能夠反復予以利用，如使用槍支、匕首、大刀，采取刀砍、斧剁等犯罪方法。只要行為人采取的犯罪工具、方法具有實施一次侵害即足以達到犯罪既遂可能性的，均可能存在放棄重復侵害行為問題。所謂再度重復實施行為的環境的可能性，是指在客觀上存在繼續實施犯罪行為的客觀環境和條件，如侵害對象、時間、空間、無關系的第三人以及行為人本人生理等條件，不存在足以影響行為人繼續實施犯罪行為的情況。二是主觀上，放棄重復侵害行為的行為人必須清楚認識到自己本來是可以重復侵害，繼續實施犯罪行為而不再繼續實施。這里的認識，應當全面包括了諸如對侵害對象，犯罪工具和造成危害后果的大小等事實的認識，只有在這種認識下而放棄本來可以重復，繼續實施的犯罪行為，才有放棄重復侵害行為發生的可能。如果行為人是由于某種認識錯誤而所謂的放棄重復侵害行為，一般都不可能構成重復侵害行為，而應當按照主觀上的認識錯誤的理論和實踐來對待。同時，這里的行為人的認識，理應包括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犯罪行為還沒有完成這一事實而自動放棄重復侵害行為，如果行為人不管是正確或錯誤地認為自己所實施的犯罪行為已經完成，那么，行為人既不可能繼續進行犯罪，也不會發生放棄重復侵害的問題。
從放棄重復侵害行為的這些條件和特征出發，我們認為，放棄重復侵害行為應當屬于犯罪中止而不是犯罪未遂，理由有三：第一，放棄重復危害行為完全符合自動中止的條件。我國刑法規定的犯罪中止具有自動性、時間性、有效性的條件。放棄重復侵害行為是以侵害行為有重復的可能性和現實性為條件的，在沒有外力的情況下而放棄重復侵害行為，無論從什么角度看，自動性是十分明顯的。同時，從時間上看，放棄重復侵害行為是發生在犯罪實行階段，是犯罪行為尚未實行終了的過程中。另外，從犯罪中止所要求的有效性和徹底性上看，行為人是在實施一個或數個行為而未達到結果時，在可以繼續重復侵害行為的情況下徹底放棄侵害行為的完成或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可見，放棄重復侵害行為與犯罪中止的條件是完全吻合的。第二，犯罪重復侵害行為是在出于一個犯罪目的的支配下可能實施數個同態動作之間所形成的統一連續過程。我國刑法分則中所規定的某個具體犯罪行為，往往不是指的一個動作而是數個動作的過程，或曰數個動作的連續與統一，既然如此，在這種作為一個整體的犯罪行為的過程中，如果行為人自動放棄可以重復的侵害行為，并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視為犯罪中止無須置疑。而認為放棄重復侵害行為屬于犯罪未遂的話，就等于把動作的過程分割了開來，就有可能造成打一槍未逞為一個殺人未遂，打二槍未逞又為一個殺人未遂，照此推理，如果數彈都未逞，則要構成數個殺人未遂了。這顯然是荒謬的。第三，承認自動放棄重復侵害行為是犯罪中止，從司法實踐的角度看也是必需的。如果將其視為犯罪未遂，就可能使犯罪人覺得第一槍未射中，但自動停止下來還是犯罪未遂而不是犯罪中止，還不如繼續犯罪，如果最終仍未能殺死被害人也還是犯罪未遂。而事實上，這兩種未遂在主觀惡性上是具有本質區別的。如此做不利于貫徹我國關于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立法精神，不利于區別對待犯罪人，也違背罪刑相適應原則，不利于打擊犯罪，更不利于阻止犯罪減少犯罪的危害性。
（三）關于共同犯罪中部分成員中止犯罪的界定問題。
有學者認為共同犯罪人中有一人或數人想成立犯罪中止，除了自己放棄犯罪行為外，還應說服其他犯罪人也放棄犯罪行為，或有效的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因為從主觀上講，共同犯罪人之間存在犯意聯系，從客觀上講，其犯罪行為相互支持，故每人對全體成員的行為都承擔一定的連帶責任。一人徑自中止了犯罪行為，若其他人仍然將犯罪實施完畢，因為犯罪已達既遂，故對獨自中止犯罪行為者也無認定為中止的法律依據。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上述要求對欲中止犯罪的人來說過于苛刻，而主張只要犯罪人消除了因自己的參與而使其他犯罪人完成犯罪帶來的有利影響，即應認定成立犯罪中止。如:兩人相約同去盜竊，一人入室盜竊，一人在門口望風，望風之人欲成立犯罪中止，只需在另一人入室前告知自己欲放棄犯罪，不在為其望風即可。再如，一人欲去殺人，另一人為其準備匕首，后者欲中止犯罪，只需將匕首取回即可。只要消除了自己的行為對他人完成犯罪形成的便利，便視為已脫離了共犯關系。筆者贊同后一種觀點。但需要強調的是，對引起他人犯罪意圖的人(如教唆犯，其他組織策劃作用的主犯)而言，只要說服他人放棄了犯罪意圖，或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發生的，才能認定為犯罪中止。
四、犯罪中止的刑事責任
一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將人把握為自我創造、自我生成的活動，將人的本質界定為自由自覺的活動即勞動，即人作為“類存在”意義上的勞動的存在。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則摒棄了以抽象的人道主義和人類學概念理解人的本質的做法，將人的現實性歸結為社會關系的總和，強調人的存在的社會性。20世紀50年代以前，西方把分立為青年、老年馬克思的做法（即早期馬克思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而后期的思想是早期思想的退化）正是基于對這個研究而得出的，而馬克思的人學思想統一于人道主義是20世紀西方思潮的主流觀點。大多數西方學者明確反對“兩個馬克思”論，認為“青年馬克思”與“老年馬克思”的思想實質上是一致的。本文從西方統一的人道觀點出發闡述西方的“人本”觀點。
1923年，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明確提出把人的地位中心化，就此開啟了把人本主義化的浪潮。西方產生的重要原因是反對第二國際把機械化為經濟決定論，他們認為歷史的發展不是機械化的經濟決定論，而必須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強調人在歷史發展過程當中所起的作用——人是歷史的主體。他們認為現實的總體性，就是歷史運動中主體與客體的直接統一，哲學的核心內容就是研究社會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歷史辯證法，即主客體辯證法。而“人本身作為歷史辯證法的客觀基礎，作為歷史辯證法的基礎的同一的主體——客體，是以決定性的方式參與辯證過程的”279。人類歷史過程中最真實的存在是人的客觀活動本身，即社會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如果“沒有這一因素，辯證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50。在主客體運動的歷史過程中，盧卡奇認為只有大工業的產物無產階級才能做到把自身作為主體的同時，把客體也作為同一整體的一個方面來認識，從而實現主客體的統一。他認為馬克思第一次用歷史唯物主義真正地說明和揭示了歷史的本質，第一次真正地發現了歷史的主體，即無產階級。盧卡奇認為：“每個社會的力量按其本質是一種精神力量，只有認識能夠使我們從中解放出來。”350據此，他把無產階級革命歸結為一種意識活動，認為“只有無產階級的意識才能指出擺脫資本主義危機的出路”136，因而也就把意識形態斗爭提高到了革命的首要位置。存在主義代表人物梅勞·龐蒂認為，蘇聯模式的與斯大林主義者只看到外部的客觀因素，而低估了無產階級意識的主觀作用。這種觀點體現了一些西方強調人學來源于黑格爾的主觀辯證法，突出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但同時過分強調了人的意識的能動作用，以至于陷入一種“意識決定論”的主觀唯心主義當中，忽視了主體與客體的統一。
法蘭克福學派著名代表人物弗洛姆認為，“正統的者”將馬克思的哲學誤解為經濟決定論式的唯物主義。這種經濟決定論式的唯物主義更接近于馬克思所反對的19世紀資產階級的機械論的唯物主義，而不接近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然而“馬克思的目的在于人的精神解放，在于人從經濟決定的枷鎖下解放出來，在于恢復人的完整性，使他有能力達到與他人和大自然的統一與和諧。”在弗洛姆看來，馬克思絕不是簡單地認同經濟決定論，將所謂的客觀規律說成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更不是試圖將人性泯滅在歷史物質的總體運動中，總而言之，馬克思從不否認人之精神存在的重要價值，恰恰相反，馬克思追求的正是人的解放。馬爾庫賽在對待斯大林主義的問題上，也說明了他把馬克思的人學理解為人道主義。他在《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一文中說：“最近《手稿》被用來證明‘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以對抗官僚極權的蘇聯模式；這些手稿有力地推動了反斯大林主義和后斯大林主義的斗爭。”弗洛姆認為馬克思把人性理解為人的本能和欲望。弗洛姆的目的是在突顯人的自然存在，而貶低馬克思的人的社會存在本質。馬爾庫賽認為，馬克思把感性作為人的本質規定，馬克思人學的根本變革在于感性這個本質規定上，他說:“也許正是在感性(作為對象化)這個概念上，在人的本質規定這個中心問題上，馬克思完成了從德國古典哲學到革命理論的決定性轉變。”馬爾庫賽最終把馬克思的人性思想歸結到了一點:人的自由和全面性的實現，在馬克思那里是人的感性需要、和本能的實現。西馬理論家們都從馬克思學說的社會批判方面中獲取了最初動力，都以批判作為人本主義立場的原點。他們力圖使自己所關心的對象是現實中具體的、個人化的實際存在。
二
無論是西方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強調要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從各個方面構建不同的主體觀，盧卡奇人的總體性、馬爾庫塞的多向度的人、弗洛姆的健全的人以及列斐伏爾總體的人都把人擺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們不大一樣的理論背景又為他們提供了不同的救贖之途。比如盧卡奇的浪漫主義，霍克海默的理論批判性，薩特的哲學確證，馬爾庫塞的審美之維，弗洛姆的技術人道化，還有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改造。不過，他們的相同處在于，都把革命從街頭挪進了書齋，企圖通過心靈革命和思想改造來變革社會，從中體現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行動取向和現實的巨大壓力。
在當前物欲橫流的社會，我們可以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人到底是不是手段？國內外研究者都贊同“人”是目的，因為我們最終是為了人，很多學者都從人的角度出發，認為人不應該是手段，人不可以作為手段，筆者認為在當前社會下，人不僅是目的，而且應該是手段，而且大部分時候是作為手段而存在的。只要生活在社會中，自我與他人就必然互為目的和手段。對此，馬克思曾作了辯證的闡釋：“(1)每個人只有作為另一個人的手段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2)每個人只有作為自我目的（自為的存在）才能成為另一個人的手段（為他的存在）；(3)每個人是手段同時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為手段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當作自我目的才能成為手段。”可見，人本身就是手段與目的的統一。如果把手段和目的割裂開來，僅僅把人當作目的，其實無異于否定了實踐的必要性和社會存在的可能性。
無論是人本主義還是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目前大部分學者都過分地強調了人，并且在現實中又
沒有對人給予實際的關懷，只停留在理論上面，筆者同意人最終是我們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目的，但是在目前社會現實中人肯定不可避免地作為一種手段而存在，不僅是別人的手段，也是自己的手段，況且目前社會生產力還不發達，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所以我們目前所強調的人更多地應該從關注人的現實生活出發，如果連人的基本生活都滿足不了，何談“人本”？我們要敢于承認人除了是作為目的存在于這個社會的，也是作為手段而存在于社會生活當中的，當然這個手段我們不能理解為盧卡奇等西方者的“物化”或者“異化”，這個手段應該是合理的，而且應該是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為了人類社會的往前進一步發展，我們必須合理很好的“利用”這個“手段”，充分發揮人的能動性，充分發揮人的作用，以期向人的全面發展而努力。
中西方所處的地域、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不同，所形成的文化也不相同。語言的產生與人們的勞作和生活是息息相關的。英國作為一個島國，通過航海認識了世界，因而生活中有許多習語源自于航海業。如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奮力圖存）中國自古就是農業大國，以耕田為主，常有“像老黃牛一樣干活”、“氣壯如牛”等詞；與中國文化不同，馬在英美國家文化中則是吃苦耐勞的象征“work like a horse，as strongas a horse”。中國屬于典型的大陸性氣候，中國人認為“東風”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與此相反，英國人對“西風”有好感“東風”在他們看來是凜冽刺骨的寒風。
2.歷史文化差異與翻譯
歷史文化指由特定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沉淀形成的文化，其中一個重要文化就是習語。習語包括成語、諺語、格言、典故、俗語、和俚語。比如英語中的“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stone”直譯為“一塊石頭打死兩只鳥”，而漢語卻說成“一箭雙雕”或“一舉兩得”，德語說成是“一個拍子打死兩只蒼蠅”。我們漢語中的春夏秋冬，英語俚語是根據景物，候鳥表示季節，cuckooing（布谷催耕）意謂春、swallow（燕子）意謂夏、wildgoose（大雁）意謂秋、plum alone（梅花獨放）意謂冬。
3.風俗文化差異與翻譯
風俗文化是在日常生活中和交際活動中，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形成的文化。比如在待人接物，打招呼時，中國人習慣說“你吃了嗎？”“上哪去？”“干嘛去？”表示一種親切感和關心，但是西方人會很尷尬，覺得是在打聽他的隱私。在西方，打招呼通常只是說“hello”“Morning”比較簡單的打招呼。再比如說對于顏色的認知，西方比較注重科學理性的教育和科學態度。常用客觀事物的具體顏色來象征某些抽象的文化含義。例如，西方文化中的紅色（red）主要指鮮血（blood）顏色，所以red使西方人聯想到“暴力”和“危險”從而產生了一種顏色禁忌。著名漢學家霍克斯在翻譯“紅樓夢”時，意識到red可能會使英語讀者聯想到“流血”，所以采用小說原用的書名《石頭記》，譯為The story of the stone。中國文化中的顏色內涵和象征意義十分豐富，而且顏色詞的象征意義是多元的。中國文化中的紅色源于太陽，如烈日如火，其色赤紅。所以喜慶的日子會常用紅色。
4.宗教文化差異與翻譯
是每個名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歐美人信教的居多，認為上帝（god）是萬能的可以創造一切，因而會說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幫助自助的人）。而中國人則信仰佛教、道教，相信佛祖之說，因而會有一些詞語，如“借花獻佛”，“閑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腳”等。再比如中國有諺語“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要形象地譯成漢語不太容易，因為在與信仰的英語國家對于“和尚”這個概念比較陌生。所以只能傳意，“one boy＇s boy；two boys arehalf a boy；three boys are no boy．”
5.思維方式的差異與翻譯
中西方在思維方式上有很大差異。西方思維比較開放，崇尚個人主義。因而西方人會在思維方式上同中求異，反映在語言上即重形合。相反的，中國人受到儒家等思想的影響，思維方式上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注重合，在語言上比較注重意合。。漢語比較注重語言形式的正氣，意境強。所以四字成語應用較多，英語則喜歡嚴密的結構和豐富的表現力。如The west lake is like a mirror，embllished all around withgreen hills and deep caves of enchanting beauty．這句話翻譯成漢語為“西湖如明鏡，千峰凝翠，洞壑幽深，風光迤邐。”由此可以看出英語著重對于事物的客觀描寫，而漢語則更注重對于食物的主觀描寫。
6.結語
（1）語匯的不足
源語詞匯所承載的文化信息在譯語中不存在，找不到對等的語匯。科技文本中經常會提到有關我國的傳統醫學，其中很多用語都是獨有的，無法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對等的詞匯進行解釋。中醫中“刮痧”一詞就很典型，西方文化中沒有這個詞，并且西方人也不相信中藥與刮痧就可以治病，這就是“文化不對等”現象的典型體現。因此，只能以最大程度描述其治療過程與使用工具為基礎對其進行翻譯。而面對“五行（金、木、水、火、土）”的翻譯，也只能言不盡義地直譯為five elements (metal、wood、water、fire、earth)。此外，我國所特有的陰陽八卦以及屬相等方面，西方文化中也沒有對應的詞匯可以與之對等。“據說，曾經美聯社的一位編輯打電話給一位美籍華裔學者，請教中國‘羊年’的‘羊’該用sheep（綿羊）、goa（t山羊）、還是lamb（羔羊）？這位學識淵博的學者經過一番冥思苦想后，只能如實相告‘I’msorry。’。
（2）源語詞語與目的語詞語的不同意義
每個民族都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詞匯作為民族之間傳達信息與表達思想的工具，具有不同的民族性和強烈的時代性。譯文要符合目的語習慣，不能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在進行文化的廣告宣傳的時候，在廣告的內容涉及和廣告商標的設計之中，就應該充分考慮到文化的差異性，進行文化內涵的翻譯。
然而，我國也有不少因忽略文化差異而嚴重影響產品外銷的譯例。在中國文化中，龍是尊嚴的化身，是中華民族的象征。但在英文文化中，由于《圣經》中將與上帝作對的撒旦稱為the great dragon，在現代英語中，dragon常用來表達“兇暴之徒”的含義。所以，在進行翻譯相關的宣傳內容時，如果根據dragon的名詞直譯會對中國文化的傳播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不利于外國人理解中國文化。在翻譯“以外貿企業為龍頭”時需要注意“龍頭”的翻譯，譯為“with foreign trade firms as the locomotive”，此處為了避免歧義巧妙地用火車頭代替了龍頭。再如“白翎”牌鋼筆，在出口時直譯為White Feather，沒有很好的銷量。滯銷的原因是英文中經常用to show the white feather 來表達“臨陣脫逃”的意思。同樣有例子舉出，有一男女內衣商標為“紫羅蘭”，竟然將其譯為“Pansy”。“Pansy”不僅有“三色紫羅蘭”的含義，也指“女性化的男子”。這樣商標的產品怎有好的銷路。不僅廣告宣傳過程會出現這樣的失誤，旅游景點的翻譯中也容易引起誤會。如有一個著名的景點——“清明上河園”，曾有人將其譯為Park with“Up-the-River-on-Chingming Festival”。仔細分析就發現這一翻譯會讓別人產生錯誤的理解，因為“up the river”是一個俚語，指“坐監獄”，而不是“上河”的意思。在美國硅谷地區也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體現在依據日常表達——“What’s your space?”，其中“space”是指“謀生的手段”，而不能將其譯為“空間”、“宇宙”。再如，在祝酒詞中表達對蘇格蘭人民祝福時，如果將“為了中國和英國人民之間的友誼而干杯”譯為“I wish to propose a toast to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People”，會讓蘇格蘭人在情感上感覺不適應，而將“English”改為“British”就會避免誤會。
從上面的一些例子看來，我們可知出口商品的銷量與品牌推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品牌名稱的制約，由此可見商標名稱翻譯的重要性。因此，在為出口商品設計廣告與翻譯商標時，要充分了解目的語國家的語言文化與文化背景，避免由于跨文化意識不強引起的語用失誤，特別是在源語中代表祝福的詞在目的語中卻恰恰相反。
二、總結——譯者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