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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認識論公共行政理論范式 制度主義 新制度主義 治理主義
[中圖分類號]D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1)05-0141-10
社會科學研究的認識論前提即是研究者與以人為核心的社會之間的認知關系，研究者基于特定的認知關系理念或預設進行社會理解、社會解釋、社會預測乃至社會構建活動。本文從可知論、不可知論以及話語游戲論這三個方面的認知觀念即認識論角度，討論在相關認識論影響下可能做出的公共行政理論范式選擇。
應當指出的是，無論在認識論還是公共行政理論上，文中所做的分類，都立足于理論邏輯的演繹分析，而不是來自學科歷史的歸納整合。
一、可知論與公共行政研究的制度主義理論范式
可知論認為，人類理性能夠充分了解包括人自身在內的自然、社會和心理現象，在人直接感知的外界現象背后，存在著固有的結構性構成和規律性變遷，對于這些結構性構成和規律性變遷內容，可以通過科學研究的方式，予以理解和解釋，而科學理論的核心內容就是關于這些結構性、規律性內容的系統表述。因此，檢驗或評價科學理論的基本途徑就是去看經驗事實或科學思維邏輯是否能夠支持相關的理論推理、理論觀點或理論命題。
具體而言，可知論乃是建立在這樣幾個密切相關的認識論觀念基礎之上：
其一，包括所有現象的外部世界，通過其結構性構成或規律性變遷展示出整體性和統一性特征，決定其結構構成和變遷規律內容的是具有行而上特征的世界本體，無論這個本體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人類理性(主要是科學理性)都能夠通過主動的觀察和思維活動來認識它，科學研究的意義就是通過對于世界本體的認識去把握世界的構成與變遷，推動世界走向理想化的整體性構建。
其二，在外部世界的結構性、規律性與人類語言尤其是科學話語之間，存在著某種形式的通約性，研究者能夠把這些結構性和規律性內容轉換成為適于廣泛交流和傳播的科學理論表述或科學話語信息。這種話語轉換意味著，科學研究可以在特定理論模型與外部現象世界之間，確立某種形式的共通性和可比性。所以，一方面，研究人員可以通過聯想、歸納等方式，在對眾多現象理解的基礎上，形成特定的理論模型或理論范式；另一方面，又能夠有主觀構建的理論模型，沿著理論本身固有的邏輯線路，通過概念推理的演繹方式選擇、設定乃至構建相應的外界現象。
其三，相對于具有整體性和統一性特征的結構和規律來說，呈現在人們感官面前的外界現象，只是變化不居且各處片面的表象，而結構和規律則是穩定可靠的本質性存在，因此，人一旦得到關于特定結構或規律的科學認識，或者做出了關于特定結構或規律的理論認定，那么，就可以在此結構性或規律性認知的引導下，去改造或構建處于表象層面的外界現象，使其向結構或規律的理想方向演化。這就是基于可知論觀念所形成的，強調人的主觀動機和主觀行為能力的所謂“人類中心主義”。
其四，在科學認知指導下的科學研究行為，指向外部世界及其結構性、規律性內容，將在很大程度上規避了研究者個人的價值觀念或道德意識的影響。在其科學研究活動中，研究者應該處于一種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立場，使科學研究中的外界現象認知行為與研究者個人的價值偏好相互獨立，指導其理論認知和理論構建取向的，只能是理論話語本身固有的邏輯或外部現象的實際信息展示內容。
在上述幾個方面的認知觀念預設下，科學研究行為就將展示出一種以“證實”為標志的科學研究行為模式：沿著現象歸納、總結的路徑，通過大量、反復的觀察、訪談、調查和試驗等等，收集關于外部現象的第一手資料，在對這些資料進行系統化處理的基礎上，得出可能的結構性或規律性理論認知；或者，沿著概念演繹推理的路徑，在既定的結構性、規律性理論表述的基礎上，根據理論表述內在的邏輯指向，通過對理論表述內容做出進一步的理論分解、命題分解和概念分解等方式，尋找或設定其在外部現象中的指示或指標性內容。
當然，絕大多數情況下，上述兩個路徑方向的理論認知過程都是結合在一起的。最重要的是，在這種以可知論為導向的科學研究模式中，關于行為后果和行為本身的科學性檢驗，往往都要通過外部現象與既定科學理論之間的相互證實來進行。一方面，關于外部現象的結構性或規律性理論認知的正確與否，要由客觀的外部現象信息來檢驗，如符合外部現象的信息顯示或實踐要求，就證明理論認知的正確性，反之，則是錯誤的認知。另一方面，關于外部現象和人類實踐活動的合理性，也要由相關的結構或規律性內容來檢驗，符合的被認為是代表自然發展、社會發展乃至主觀心理演化的進步方向，反之，則要在既定的結構性或規律性認知指導下，做出改革現實、改造自然或改造社會的主觀選擇。顯然，后一個方面為價值中立預設打開了一個缺口，常常會導致一種意識形態尤其是政治意識形態主張推動下的社會實踐活動。
在公共行政研究中，一旦遵循上述可知――證實的認知模式，公共行政理論就可能形成一種制度主義的理論范式選擇。制度主義理論范式與可知論之間的關聯還基于這樣兩個方面的預設：(1)制度與結構性、規律性內容之間的功能轉換，即把公共行政活動中的制度(主要包括憲法、法律和公共政策)看作是科學認知活動中的結構性或規律性內容，并在此意義上討論其在公共行政活動和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功能地位；(2)公共組織主體或公共權力主體與科學認知主體之間的角色轉換，通過這一角色轉換，以“可知”為核心的主體認知能力被轉換成為以權力主導為核心的公共行政管理能力。
制度主義的公共行政理論范式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取向：
其一，以制度落實為基本內容的公共行政運行機制研究。
這是把此研究范式標識為制度主義的首要原因。根據前面的關聯性預設，制度主義公共行政理論把公共行政現象看作是獨立于個體主觀意識的外部世界現象，把既定的憲法、法律和公共政策看作是關于這些公共行政現象的結構性和規律性內容，這些制度性內容具有整體性和理想性特征，公共行政活動的意義就在于使現實中的公共行政現象體現或接近于相關制度規范內容的整體性和理想性要求，因此，公共行政系統運行的基本內容便是制度規范的落實，即憲法、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現實化，要用既定的制度規范來照應現實中的公共行政事務，檢驗公共行政活動的合法性，引導或推動公共行政事務狀況向既定制度所設定或規范的結構性和規律性方向演化。
在制度落實的假設之下，公共行政運行就將顯示出一種理想化的邏輯流程：先在特定意識形態觀
念的指導下設定公益的對象性內容，然后由制度規范予以確定，最后是通過公共行政活動的制度落實過程實現這些目標。
其二，以“制度人”預設為基本內容的公共行政主體研究。
在制度落實的語境背景下，公共行政主體被看作是落實并體現制度規范內容的“制度人”?！爸贫热恕辈⒉粌H限于人性假設內容，而是涵蓋了公共行政活動中公共行政主體行為取向或行為制約的各個方面：
首先，公共行政主體在公共政治活動中的角色和地位的確定。制度角色有三個層面的含義：一是三權意義上的制度角色劃分，即立法組織的制度制定角色、司法組織的制度監督角色和行政組織的制度執行角色；二是政治與行政劃分意義上的制度角色，如威爾遜、古德諾等人所說的政治活動產出政策、行政活動落實政策；三是常任文官意義上的職能分類角色，通過制度規范下的職位設定來確定行政主體的制度角色。
其次，公共行政主體在公共行政活動中的行為方式和行為取向由制度予以模式化。這種“制度化”的行為模式，不僅包括明確成文的制度授權以及在制度授權基礎上形成的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規章，更重要的是，它還包括前文已經指出的，依托于公益實現路徑的公共行政活動流程，認為所有公共行政主體都具完全的公益意識、制度意識和組織意識，會成為公益實現過程中可靠的主觀性因素。在此制度規范和行政倫理規范的雙重設定之下，關于公共行政活動中的主體行為研究就可以直接轉化成為制度規范內容的研究，以制度規范中的主體行為方式設定來替代實際的主體行為。
最后，公共行政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狀況，包括關系構成、形成和互動取向，都由制度予以模式化，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一種基于既定制度的內生的組織結構構成和組織運行模式。這一點，在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理論中有著充分的表述。
其三，以權力使用為基本內容的公共行政活動機制研究。
制度落實在公共行政運行機制中的核心地位，意味著制度規范在公共行政秩序中的權威性地位，對于公共行政活動而言，這一制度權威主要表現在公共行政權力的使用及其影響效力上。
權力是一種指向他人的強制能力，在制度主義的公共行政理論中，以展示制度權威，落實制度規范內容的公共行政權力使用及其研究，具有這樣兩個方面的特征：
一是強調行政權力在公共行政活動中的主導性地位。認為公共行政活動是一種中心導向，即權力中心導向的社會影響模式。處理公共行政事務、落實既定制度規范乃至實現社會公益，只有一個關鍵性的路徑選擇，即改善或提升公共行政權力的使用能力或使用效力，比如根據既定制度規范優化行政權力的職能授權，增強或提高行政權力在整個國家權力體系(即立法、司法和行政為代表的三權)中的權力地位，推動公共行政組織的建設等等，圍繞著這些問題的公共行政研究和公共行政實踐，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擴展了公共行政權力使用在公共行政活動中的中心地位，甚至導致公共行政權力膨脹(相對于社會、經濟系統，或相對于立法、司法權力)和行政權力萬能的理論觀點和公共行政現象的出現。
二是強調合法性內容的公共行政權力使用行為研究。基于制度落實的內在邏輯，公共行政權力的使用主要來自于制度規范內容的推動，無論是權力使用取向還是權力的使用行為本身，判斷其正當性的基本標準便是是否符合既定制度的規范性要求，即合法性。這種合法性取向在帶來權力間濃厚的上下等級色彩的同時，也塑造了權力運行系統的一體化特征，在很多情況下都意味著中央集權的公共行政權力運行機制以及首長負責的公共行政組織運行機制。
在這一經過“理想型”(韋伯語)處理的制度主義公共行政理論范式中，制度落實、“制度人”以及公共行政權力的使用，分別從公共行政運行機制、公共行政主體和公共行政主體的職業活動角度，設定了一個具有中心控制或管制機制的整體性的公共行政系統，通過制度、“制度人”以及公共行政權力在不同層面的中心整合作用，塑造了可知、可構建的公共行政現象和公共行政秩序。
二、不可知論與公共行政研究的新制度主義范式
不可知論對可知論所依托的理性認知能力提出質疑。主張無論是認知主體的內省，還是對于外部現象的觀察，都不可能通過演繹推理或歸納總結，完全獲取外部世界的結構性或規律性內容。對于研究者來說，現象世界的結構性或規律性內容(也即真理)是不可知的，真正的科學研究永遠都處于通向真理或接近真理的探索過程之中。顯然，不可知論對可知論的質疑，并不具有顛覆性，它仍然承認外部世界中結構性和規律性內容的存在，承認有一個支配一切的世界本體，仍然承認理性的認知能力，只是要給理性設定一個限度，即存在永遠的不可知領域。在不可知論看來，任何關于真理的理論命題都只是一種假設，判斷其科學性的標準不再是能否自證，而是其能否提供一個開放式的反駁或批判通道，即是否允許“證偽”，所以，科學的進步就是一個持續的“大膽假設、嚴格反駁”的趨向真理但永遠無法占有真理的過程。
對應于可知論，不可知論主要建立在這樣幾個密切相關的認知論觀念基礎之上：
其一，外部世界仍是一個具有整體性和統一性的世界，有決定其結構性和規律性內容的本體存在，但是僅具形式意義，只存在于純粹理性的概念構建，無法成為科學認知的直接對象，對于現實的科學研究而言，正因其不可知而應予以擱置。
其二，關于外部現象的科學認知內容不再是“透過現象看本質”的過程，現象研究本身就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科學研究的全部。研究者不再執著于現象背后的結構性和規律性內容，而是尋求理解并解釋紛繁復雜的現象世界。在此意義上，科學研究過程將主要表現為科學認知與具體現象、科學話語與現象符號之間的通約活動過程。顯然，相對于可知論所強調的理論模式對于現象世界的規范或構建意義，這種信息轉換有著突出的不確定性和開放性。
其三，基于理論研究固有的內在邏輯整體性和模式化偏好，關于外部現象的解釋性研究仍然會呈現出一種結構化或規律化趨向。相對于可知論所設定的結構性和規律性內容的決定性意義，這種結構化或規律化解釋更多地起到一種形式化作用，是圍繞著外部現象所做的理論話語轉譯努力。在這里，外部現象將是第一位的，結構化或規律化的理論解釋則可能是多元的，反映到理論指導或推動實踐活動層面，則意味著在特定的結構化和規律化形式下，不同的理論解釋或理論規劃之間將形成某種平等的對話、討論、爭論或競爭機制。
其四，在理論解釋的多元競爭背景下，研究者的價值觀念不再是需要規避的主觀性內容，每個研究者都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價值標準，并在于他人的爭論或討論過程中展示其符合既定結構化或規律化形式的合理性程度。關于價值觀念涉入的科學性判斷取決于兩個方面的條件滿足狀況：一是相關價值觀念必須是適于進行合理化討論、爭論或證偽的，是建立在相關定義、推理以及與現象關聯下的命題
構建基礎上的，而不能是僅僅宣稱的信仰；二是相關價值觀念必須是能夠納入到既定本體形式的合理性內容，能夠體現，至少能夠顯示或證明其體現了該本體形式的具體化內容。如在民主化的規律化形式下，討論公共權力的絕對強制力就將是不合理的。
在上述幾個方面的認知觀念預設下，科學研究將展示出一種以“闡釋”為標志的研究行為模式，闡釋直接指向外部現象，并以其為中心。闡釋的目的并不在于尋找現象背后的結構或規律，而是希望更合理地理解外部現象并以理論話語的方式把自身的理解信息表達出來，因此，闡釋研究也包括兩個緊密相關的行為環節：現象理解和現象解釋?，F象理解強調的是理論的信息整合能力，現象解釋則強調理論的話語整合能力。無論是理解還是解釋，理論的工具性特征都非常明顯，它已不再是可知論視野下那個憑借其本體性設定成為社會認知權威中心的理論。在闡釋的研究行為模式下，研究者的研究對象指向正悄然從現象轉向他者，即關于現象的理解尤其是理論解釋，必須能夠被放到任由他人質疑，與他人進行平等討論或爭論，進而尋求他人認同的平臺，在這種他者轉向或理論競爭、理論討論的形勢下，既定的理論命題或關于社會本體形式的合理化表述變得越來越豐富，而在其推動或影響下進行的社會實踐活動也將展現出其創新性特質。
在公共行政研究中，一旦遵循不可知――闡釋的認知論模式，就可能出現一種新制度主義的理論范式選擇。在概念名稱上，新制度主義來自于制度主義的對應性比較，其與不可知論之間的邏輯關聯還基于兩個方面的理論預設：(1)制度認識論地位的微妙變化。作為公共行政秩序的體現者或規范者，制度已不再是那個具有本體性意義的結構性或規律性內容，后者作為社會價值公理或理想目標，可以在觀念層面塑造社會行為的意識形態取向，但是永遠都不會成為直接的研究對象，其在制度規范中的話語存在，如基本自由，更多地具有形式意義，制度研究的內容在于如何合理地展示這些形式，而不再是去發現或設定它們。所以，在新制度主義公共行政理論中，制度變遷將成為制度研究的常態，而其內容也將更多地指向更具地方性和具體性內涵的公共政策事務；(2)在多元競爭的闡釋性理論背景下，公共行政主體與科學認知主體之間的角色轉換，也將超出單一權力中心的支配性角色定位，不同闡釋性認知之間圍繞著真理性主題的競爭性關系在很大程度上被轉換成為公共權力主體與社會權利主體之間圍繞著公共行政權力使用的二元競爭關系。
具體而言，新制度主義的公共行政理論范式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取向：
其一，以制度變遷為基本內容的公共行政運行機制研究。
制度變遷的前提是，既定制度規范本身可能是不完善、偏頗甚至完全錯誤的，是需要變革、可修正或可替代的，因此，制度是工具性的、非第一性的。對制度進行上述合理性判斷的標準仍是制度主義理論范式下的那個公益，只是同制度落實意義上的公益與制度間關系相比較，此時，公益與制度間的關系有著更加豐富的動態性特征。既定的制度規范已不再是那個充當公益的不可置疑的指示項的制度，而只是體現公益明確化內容的一個可能性選項。隨著制度落實活動的展開，特定制度相對于公益的差距、矛盾乃至背離都可能會顯現出來，相對于具有永恒公理意義的公益理想來說，既定的制度規范內容永遠都處于具有變遷可能的工具性過程。
但是在形式上，制度依然是實現公益目標的必由之路。公共行政的運行，也將圍繞著如何才能制定出最能體現公益要求，最有利于推動公益實現的制度規范而展開。這種消解制度神圣性但仍保留其核心地位的新制度觀念主要體現在圍繞著制度變遷或制度變革而設定的公共行政運行機制上。此時，作為公共行政運行終極目標的公益，不再僅僅是具有整體性和結果意義的、高高在上的理想或意識形態符號，而是有著明確程序性內容的具體利益指向，并在一定意義上被轉化成為(或被看作)處于整合、形成階段的個體或群體利益。界定什么是公益或判斷是否符合公益的標準已不在是制度主義范式中那個與公益同樣高高在上的制度以及握有制度話語權(說出、解釋)的公共行政權力，而是公益的內在構成要素，即個體利益或群體利益。此時，公益標準就在很大程度上轉化成為了一種權利話語，圍繞著制度規范內容的變遷活動也將展示出一種與制度主義相反的邏輯線路，表現為一種從權利表達到公益整合再到制度應對的制度變遷活動流程，權力與權利之間圍繞著制度和公益的博弈形勢也將導致公共行政主體的二元化劃分。
其二，以“組織人”預設為基本內容的公共行政主體研究。
制度變遷的“權利表達――公益整合――制度應對”邏輯，改變了制度落實語境下公共行政主體構成狀況。此時，推動制度變遷的制度規范制定或制度創新活動，不再表現為從權力落實到權利服從的單向等級流程。在權力與權利之間已經有了較為明確的對等關系性質，主要體現在圍繞著特定制度規范內容產出或變遷問題的博弈互動形勢。對于公共行政權力使用者來說，其公共行政主體角色主要是指公共行政組織成員這一組織身份，雖然“制度人”同樣具有正式的公共行政組織成員身份，但是在制度落實的語境背景下，公共行政組織在很大程度上被涵蓋在制度規范內容里，本身缺乏能動的創造力。在新制度主義公共行政研究中，公共行政組織不再是制度規范下完整的一塊，而是有著豐富的個性，雖然組織的建立和運行仍要具備既定制度的合法性授權，但是由于公益和制度間邏輯關系線路的反轉，公共行政組織可能成為那個基于特定公益(個體利益、群體利益)呈現而推動制度變遷的決定性力量。引導或推動公共行政組織建立和運行的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現實公益形勢的構成和變化狀況，既定制度在公共組織職能設定和組織行為方式規范上的決定性作用相對減弱。由此，公共行政組織成員將主要以公益事務(或公共行政事務)的地域性、領域性和階段性來劃分其組織歸屬地位，如中央層面、地方層面、職能層面、人員層面、常規性事務層面和危機應對層面等等，并據此形成其在公共行政系統中的主體性地位。
也正是在這種公益與制度間邏輯關系線路反轉的形勢下，社會權利主體得以進入公共行政活動的前臺，他們不再是制度主義理論范式下，單純處于被動服從地位的公共行政管理對象，而是可以主動表達自身利益訴求、政策訴求，并對公共行政活動產生實際影響的公共行政主體。當然，他們的表達對象將主要限于公共行政組織成員，影響目標也是公共行政組織成員的制度規范制定活動。
在既定的公共組織系統構成條件下，由于公共行政組織成員巨大的組織行為能力，社會權利主體要想確立與公共行政組織成員相對等的公共行政主體地位，并對特定公共行政事務的制度化應對施加實質性影響，就必須形成某種對應的組織化形式，在各種職業、價值尤其是利益關聯的基礎上把自己組織起來，使聯系松散的個體或群體整合成為具有統一行動能力的組織，以提高公共行政參與行為的能
量和影響效力。這是我們把制度變遷形勢下的社會權利主體設定為“組織人”的基本邏輯。同公共組織相比較，由社會權利主體形成的組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顯示出相對較低的組織化水平，常常會出現隨著特定公共行政事件而興亡的暫時l生組織化現象。
“組織人”的設定與現實表現，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了公益的形式化特征，使其更多地表現為公益符號下的社會群體或社會組織利益。
其三，以權力與權利間互動為基本內容的公共行政活動機制研究。
公共行政主體就是公共行政活動中的行為參與主體，在新制度主義的理論范式中，分別代表公共行政權力和社會權利的公共行政組織成員和社會大眾(通常以組織化形式)之間的博弈互動代表了公共行政主體的活動機制內容?；邮且远咧g的對等影響為標志的。公共行政權力具有指向特定公共空間的強制性影響能力，在不加限制的情況下，強制性影響力往往會轉變成為任性、妄為式的剝削、壓迫和控制，因此，在公共權力確立其合法性強制力的同時，通常就會伴隨有對其強制能力的監督和限制，在權力系統外部有公益或社會權利的監督和限制，權力系統內部則主要表現為公共權力之間的分化與制衡。對于公共行政權力而言，這些監督和限制形式同樣存在。本文不去考察內部監督和限制形式，因為這些內容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于既定制度的合法性安排之中。公益的監督和限制更多地表現在價值觀念或意識形態層面，與其說是外部監督和限制，倒不如說它取決于公共行政權力使用者的內省或行為自覺，是一種自我的監督和限制，主要體現在制度主義范式下，以權力使用為基本內容的公共行政活動機制中。
只有權利的監督和限制才真正具有明確的外部性特征，通過權利的主體載體――社會大眾，使得這種外部監督和限制具有了現實的程序內容和實質性影響，而權利的主體載體構成形式及其行為能力乃是其能否有效行使監督和限制行為的關鍵所在。從人員構成角度看，與權利對應的只能是社會大眾，在現代政治語境下，關于權利的制度規范內容也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制約權利監督有效性的關鍵在于社會大眾能否以主動的行為充分體現關于權利的制度規范內容。這一點，在權力和權利之間的互動性關系中能夠進行預設：(1)對等性。即公共行政權力主體和社會權利主體有著大體相等的行為資源，能夠通過既定的程序安排，向對方施加實質性影響；(2)交互性。監督和限制是雙向的，這意味著雙方將采用討論、爭論、證明、協商、妥協等方式展開其博弈關系，當然，公益依然是雙方爭奪利用的最重要表達工具，也正是在這一論爭博弈過程中，科學理論和科學家以其強大的社會權威影響力介入，成為雙方使用和爭取的對象；(3)均衡性。二元主體間的論爭總是在均衡和不均衡間轉換，當雙方就公益的認知、表述以及實現路徑達成一致時，均衡以合理的制度創新為標志而實現，隨著形勢的變化，如雙方觀念的變化、突發性的社會自然事件等等，又會出現新的不均衡，這又將造成下一次的論爭和制度創新。制度變遷過程就體現在這種延續的從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循環交替之中。
三、話語游戲論與公共行政研究的治理主義范式
不可知論在消減可知論中結構、規律、制度以及權力在現象世界的本體性地位的同時，也降低了認知主體或研究者的社會認知中心地位，他們已不再是能了解一切，解釋一切，預測一切，進而設計一切的先知式人物，因為在由可知論設定的對象性領域，永遠存在著不為他們了解和把握的不可知內容。話語游戲論沿著這一本體性和中心地位消減的思維邏輯，構建了更具顛覆性的認知理論。
其一，以去本體化為標志的非整體性和非連續性認知觀念。在話語游戲論看來，外部世界或現象世界并不具有所謂的結構性和規律性，可知論和不可知論眼中的結構和規律都只是話語(理論話語和／或政治話語)的主觀構建，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整體性的世界或連續性的歷史，更不會有支配整體世界構成與運行的終極本體。對于認知者來說，認知對象僅僅是現象世界能夠進入其認知視野，與其認知意向建立直接關聯的信息內容，即使有信息共享意義上的二手信息傳播與整合活動，其認知對象也不可能指向所有的客觀性領域，只能是圍繞著認知者認知意向的具有明確個性化標識的認知領域，是與其日常生活、職業活動密切相關的現象信息領域一生活空間，生活空間范圍的確定，也將是多元的和多重的，如價值關聯、職業關聯、利益關聯、群體關聯等等。
其二，在生活空間的認知對象設定形勢下，認知者的認知意向已不再具有可知論和不可知論的終極追求，即趨向本體的真理性認知。認知的目的和內容僅僅是在認知者與認知對象之間構建起某種形式的話語符號信息連接，認知活動及其成果都被打上了強烈的符號化色彩。在這其中，無論是認知對象、認知主體還是認知后果――理論，都不再具有世界中心或趨向世界中心的真理地位，都只是紜紜現象世界的一個構成部分，是無數人類社會行為中的一份子?？茖W家、科學理論和科學認知活動要想在社會中建立其權威性地位，不僅需要與其他的社會個體(如公共權力使用者)、社會行為(如公共權力使用行為)和社會文化(如政治意識形態)相競爭，而且還要面對科學內部其他的研究者、研究方法以及理論趨向的競爭，在競爭中去尋求他人、社會的認同，因此，對于認知者而言，關于認知對象的理解、解釋以及預測、規劃信息本身就將在一定程度上消減其認知活動的核心地位，如何使那些信息能夠得到他人的理解和認同，卻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在此意義上，認知后果的話語表達方式、話語傳播方式以及表述者的語境背景(如群體、組織身份)等話語活動形式化內容都將成為認知者關注的基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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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執著于“生活空間”的可感知范圍，以及指向他人的認知動機變化，話語游戲觀念下的認知理論將帶有非常明確的“即時性”特征。無論是可知論者的結構、規律，還是不可知論者的結構化，都是建立在一種既定事態或狀態具有決定意義的前提下，認為是既定的結構、規律決定著人的認知活動、認知表述及其社會意義，其中體現出來的整體性或連續性其實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歷史主義的觀點：希望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間尋找一個一以貫之的東西。在話語游戲論中，“一以貫之”的宏大研究企圖將會被擱置，代之以更具微觀事件意義的即時性研究，即使涉及到時間意義上的歷史內容，也將直接指向事件發生的即時性因素，探求這些要素之間的可能性關聯，而不會在這種要素研究之前，事先設定不同事件以及事件內部構成要素之間的結構性(或結構化)或規律性關系。所以，即時性研究又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相對于可知論、不可知論的解構化研究，探討的是當時人們都說了些什么，而是不是以當代的邏輯認為當時的人們應該說了些什么。
其四，在以他人認同為基本目標的理論認知和理論表述背景下，研究者的價值觀念也可能成為其研究和表述過程中用以獲取他人認同的一個重要的
工具性要素，同其他的工具性要素如合法性制度信息、合理性邏輯信息、相關性利益信息因素一樣，成為認知活動多元工具化的構成部分，不再具有核心的動機導向作用，或被可知論者格外強調的中立地位。正是在這種工具性選擇的使用條件下，無論是科學研究活動中，還是在社會文化層面，價值觀念或價值標準信息展現出一種越來越明顯的多元化面貌或趨向。在話語游戲論的認知觀念下，多元化的價值觀念之間處于和平共存、和平競爭的關系狀態，沒有哪個價值觀念能夠作為全民信仰而成為主導社會心理的意識形態，所有的價值觀念都將在相互間的討論或爭論中維護、尋找乃至發展自身的信仰群體。對于科學研究活動而言，價值觀念的涉入，不僅僅出于信仰意識的建立，還在于特定的價值觀念與相關的利益信息、合法性制度信息、合理性邏輯信息以及行為資本信息等制約社會行為選擇的信息要素結合在一起，發揮著工具式的信息串聯功能。
在去本體化、符號化、即時性以及多元工具化的話語游戲論認知觀念下，公共行政研究就將呈現出一種治理主義的理論范式內容。
這里的“治理”概念：(1)有別于強調中央政權層面的意識形態問題和國家問題的“統治”概念，特別關注具體公共事務的處理，不同于“統治”概念所意味的通過對人的控制和支配去確立公共行政秩序，而是有著明確事務性指向，特別關注具體的公共行政事務應對；(2)有別于強調縱向權力等級差異和權力關系的“管理”概念，不是依托于以管理者或管制權力為中心的單向的，由管理者主動施加，被管理者被動接受或服從的事務應對過程，強調眾多主體的平等參與，與“自治”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作為一個動詞的“治理”，其主語，并不限于公共權力或準公共權力，而是超出既定的政治權力系統，有著非常豐富的主體性內容，強調相關責任人或利益涉及主體之間橫向的、多元化、多中心乃至無中心式的參與治理，如果說有中心的話，這個中心就便是那個具有邏輯整合作用的公共事務。
治理主義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中心意識或權力中心意識，不承認公共行政秩序的權力支配或權力主導機制，強調針對具體的公共行政事務，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能作為平等的治理主體參與到事務的應對過程，公開地展示自己的價值主張、利益主張和政策主張，尋求他人的認同和支持，最終獲取關于該公共行政事務的公共選擇或公共政策。
其一，以制度創制過程為基本內容的公共行政運行機制研究。
在和平的公共事務應對條件下，公共行政始終是秩序下的公共行政，體現秩序內容或作為秩序外在符號標識的制度，必然是公共行政運行機制的規范性內容，只是在話語游戲論的認知觀念下，關于公共行政運行機制的制度載體研究，重心已不再是其對于行為后果的規范性意義，而是強調制度規范內容的具體創制過程。
在這個強調過程的公共行政運行機制研究中，程序性內容占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和地位，最受關注的是在特定制度規范的創制或生成過程中，相關的過程參與要素或環節及其相互關系是如何被設定的，如公共行政事務信息的獲取及其傳遞路徑、不同議題的呈示順序、決策參與者的資格設定、制度規范的文本表述，等等?？梢钥闯觯@些程序性規定其實也發揮著一種元制度的效力。在治理主義的公共行政理論范式中，討論的核心其實就是這個具有元制度效力的程序規范性。
關注制度創制過程而不是制度規范內容的另一面，意味著公共行政運行的目標或導向已不再是那個具有終極色彩(在制度主義范式中)或意識形態符號標識(在新制度主義范式中)和整體性特征的公益取向，而是要去尋找那個能夠在制度創制的每一個環節都能發揮具體制約作用的公共行政事務整合機制。在此，公共理性乃是一個相對于公益的替代概念。
在公共行政的治理主義理論范式中，公共理性就是個體在介入公共選擇活動時，既以自身利益為基本參與訴求；又要顧及同樣介入其中的他人利益以及公共選擇后果的最終達成。在行為動機和行為選擇的邏輯上，公共理性是一個介乎于個體利益(或群體利益、集團利益、部分利益)與公益之間的概念，通過連接這兩者而成為公共行政運行的觀念整合機制。在公共理性的視角下，由個體利益動機決定的行為選擇，被看作是一種個人理性，單純的個人理性早已被博弈論(通過公共牧場等案例)證明難以通向順利的公共選擇后果，而公益概念又因為其局限于話語層面的抽象性，在多數情況下，都淪為任由填充的意識形態符號或權力話語。公共理性則通過把個體利益、公益轉化成為決定行為邏輯的一個要素，并設定必須要完成公共選擇的行為目標，使其自身具有現實性的操作化和程序化特征?？梢哉f，是公共理性引導制度創制過程。顯然，公共理性并沒有一個預定的規范性內容，對于不同的公共行政事務，由于涉及其中的利益主體的差異，公共理性都將有各異的表現形式和構成內容。
其二，以“參與治理主體”預設為基本內容的公共行政主體研究。
在公共理性導向下介入制度創制過程的公共行政主體，不再局限于以合法的公共權力使用為標識的統治者或管理者，和以制約、對抗、影響公共權力為主要目標的社會權利主體，而是強調所有相關人的平等參與資格――“參與治理主體”。
參與治理主體的參與問題研究關注的重點不是既定的權力地位或組織身份，而是其之所以介入特定公共行政活動的個體或群體關聯性，是一個極具個性化(或個人／群體利益關聯)內容的相關性問題。涉及的相關性因素內容可能是多樣化的，如職業關聯、價值關聯、制度關聯、群體關聯或組織關聯等等，而且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對于不同的公共行政活動或公共行政事務應對，介入到其中的主體關聯性可能會出現不同的組合。所以，公共行政主體研究一般很難再采用靜態的模型化方法，預先設定不同相關性因素在公共行政主體活動機制中的功能性意義，只能在簡單預設可能具有關聯性意義的相關因素基礎上，通過一種即時的事件或事態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在涉入特定公共行政事件的參與主體中，不同的相關因素對不同參與主體的參與行為選擇及相互間的行為博弈活動帶來什么樣的相關性影響。特定的公共行政事務把這些相關性因素串聯成一個邏輯上的整體，也正是這些相關性因素把個人利益沿著個人需求層面、與他人關系層面及其動態變化層面塑造成為一個多維立體的網絡化格局。從這一點看，關于“參與治理”問題的公共行政主體分析具有解構(事件、事態)和結構化(公共行政事件相關)的雙重特征。
正如公用地難題討論已經揭示出來的，個人利益只能算作個體參與動機的一個必要條件，從個人利益到(表現為公共選擇或公共政策的)公益之間，并不存在一條自然整合通道，對于能夠有效推動公共行政活動的參與治理主體來說，不光要具備基本的參與動機條件，更重要的可能還需要形成或建立一種公共治理意識。
前文在比較“治理”與“統治”、“管理”概念差異時已經指出，治理活動強調的是一種非中心、去等
級化的主體參與機制，因此，治理動機或治理意識本身就意味著強烈的公共主體意識，與公共理性有著內在的一致性關聯。從公共行政主體角度看，治理意識應當包括這樣幾個方面的內容：(1)利益關聯意識，所有的治理參與主體都應當意識到，只有進入公共行政的運作空間，考慮到相關他者的利益訴求和利益制衡，才能保證各自利益的維護或實現；(2)選擇關聯意識，所有的治理參與主體都應當意識到，只有把其個人選擇與公共行政選擇(或公共政策)契合到一起，才能確保個人選擇目標的有效實現；(3)行動關聯意識，所有的參與治理主體都應當意識到，只有把個人的行動納入到集體活動(即公共行政活動)的統一協調或規范下，才能保障行動過程的順利推進；(4)責任意識關聯，所有的參與主體都應當意識到，每個人都要為個人參與選擇或認同的集體選擇或公共選擇后果負責，都要為選擇后果的有效落實負責，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在個人利益與公共選擇之間建立一個無縫隙的通道。
其三，以“權利使用”預設為基本內容的公共行政活動機制研究。
在公共理性引導下的參與治理主體，其參與治理行為是以“權利使用”為標志的。此處的權利，遠不止是潛在的行為資格，更多地強調通過權利主體的具體行為展示及影響后果，并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那個對他人具有強制性影響效力的權力概念。不同的是，在以“權利使用”為基本內容的公共行政活動中，不同的權利之間，并沒有等級高低的差異，而是有著對等的交互性。公共理性正是通過不同參與治理主體的權利使用關系得以展示。
權利本身就是一個關系概念，其內容的現實化需要他人的認可或配合。在現代公共生活中，權利認可的制度化內容大都體現在憲法、法律規范中，成為合法的與公共權力相對應(或對抗)的個體自由選擇內容。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權利都是與權力密切關聯的，如權力是否侵犯權利；權力是否充分保障權利的落實；權利是否對權力實施有效的監督和控制，等等。但是在治理主義的公共行政理論范式中，權利的使用將不在以權力為基本對象，雖然此時權利仍代表著個體的自由選擇內容。權利使用將主要表現為權利與權利之間的交互性影響，而且相對于前文中權力與權利之間的二元性關系，權利使用之間的交互性因其多元化而更具復雜性特征。
從形式上看，這種交互性使用包括這樣幾個方面的邏輯環節：(1)資格認同。這是針對特定公共行政活動的主體認定環節，需要相關的介入主體相互之間形成或確立參與治理的主體資格。在很多情況下，尋求他人的參與資格認同都是特定公共行政事務參與治理活動中，權利使用的關鍵環節。(2)權利博弈，這是權利使用活動的核心內容。在主體資格得到認可的前提下，所有的參與治理主體都將充分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或公共選擇訴求。這種訴求表達不是個體化的自言自語，也不是單向度的說、聽關系，而是權利使用主體之間的平等對話，并且以向他人施加影響，尋求他人認可與支持為基本目標，因此，權利博弈環節將體現所有的話語博弈策略內容，如反復爭論、交易、妥協、讓步、合作、共謀、夸大、掩飾等等。(3)公共選擇。公共選擇的人員范圍在理論上涵蓋了所有的參與治理主體，至少是一個能夠讓所有的參與治理主體從個人權利角度能夠接受的公共選擇。應當指出的是，這里的公共選擇，并不止步于出臺一項公共政策文本，而可能包括同時或相繼出臺的多項公共政策文本，因為面對不同的權利主張之間的復雜關系狀況，單一的公共政策即使是在技術層面也難以應對各種可能的補償、交易或階段性延遲。
對于權利的交互性使用活動而言，均衡問題因其整體性趨向而不再成為關注的焦點。此時，所有的公共性問題都將隨著公共理性的個體或群體載體而具體化，需要進一步追究的可能是，究竟何種形式或水平的公共理性才能保障個人理性在相互之間的博弈過程中一步步公共化。顯然，這一問題必須要在具體的公共行政個案中才可能做出有效的討論，本文不擬多論。
高中地理湘教版必修三的教材編排就突出了知識的遷移這個環節，尤其是第二章區域地理的可持續發展這部分內容，以案例教學更體現了知識遷移的重要性，下面就高中地理必修三第二章第三節“流域的綜合治理與開發”進行教學設計。
本節課的設計思路：1、充分發揮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學會自己整理知識點。2、提高學生的讀圖能力，能從圖中讀出信息，培養學生的讀圖能力。3、開發和提高學生知識遷移的能力，讓學生學會挖掘材料及圖中的隱藏信息。4、學會流域分析的基本方法。
本節內容關系到區域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基本策略，教學設計注重學生的自主學習、主動學習和合作探究的理念，學習過程中注重方法的總結，使學生不僅要掌握基本的知識，更要學會和提高知識的運用和遷移。
教學內容主要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田納西河流域的自然背景、田納西河流于早期開發及其后果和田納西河流域的綜合治理與開發。這部分內容為本節課的重點，教學方法主要以學生自主學習和合作探究為主。第二部分，知識的遷移與運用，結合所學知識及方法分析渭河流域的綜合治理與開發狀況。這部分為教學難點處理，主要是方法技能的訓練，由師生互動來完成。
一、引課
1、利用標題中的關鍵詞“治理”和“開發”引出本節課學習的基本思路，如：治理――說明存在問題；開發――有利用價值。在分析田納西河流域的自然背景時要始終圍繞這兩點來學習。
2、明確課標要求，學生自主學習。利用投影及教學講義給學生展示本節課的課標要求：①了解田納西河流域開發的基本內容。②了解田納西河流域綜合治理的對策。③掌握流域開發的基本內容和綜合治理措施。學生認真學習課標要求并結合教學講義的自學指導進行自主學習（5-10分鐘）。如：（1）地形――多山、地形起伏較大，水力豐富；陸路交通不便，河流航運作用突出；下游地勢緩平，泥沙淤積，洪澇災害頻發。（2）氣候――亞熱帶溫暖濕潤氣候。降水豐富，水力豐富的條件；冬末春初多降水，夏秋相對較少；河流流量季節變化大，容易進發洪災。（3）礦產資源――煤、鐵、銅、磷、鋅、云母等，豐富，利于工業發展。（4）流域開發早期社會經濟落后――由于人口激增，對資源掠奪性的開發，導致植被破壞、水土流失等生態環境問題嚴重。自學之后，學生互動解決自學中存在的問題（3分鐘）。
二、教學過程
1、教師指導。在學生自學過程中教師認真觀察、仔細的檢測學生自學成果，及時地發現學生自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同時給予指導和補充。如：（1）水能資源豐富的必要條件：落差較大（地形因素），流量較大（氣候因素）。（2）田納西河流域的氣候是亞熱帶季風氣候，為什么河流汛期是在冬末春初？指導學生考慮地形因素對降水的影響。
2、方法總結。在學生完成自學及教師的指導補充后，學生或教師歸納本節內容的基本知識框架和學習方法。如：
學生結合方法總結回顧本節課的知識，在腦中形成一種“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知識體系，為下面的知識遷移做好鋪墊。
3、知識遷移。首先，引導學生掌握知識遷移的基本方法。如：流域的分析，分析兩個流域的異同點，相同點則可以借鑒已學知識（基本技能要求），不同點要就事論事、因地制宜（能力提升）。然后，利用多媒體圖片及教學講義上的材料，讓學生結合所學試分析身邊的河流――渭河流域的綜合治理措施和開發重點。圖片只要給出渭河的位置及其與黃河的位置關系，同時利用地形圖展示出渭河流域的地形特征。在材料中，介紹渭河流域的概況、氣候、資源和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學生利用學習田納西河流域的基本方法進行自主學習（5-10分鐘）。如：（1）讀圖分析渭河流域的地形，并思考其存在的問題和開發價值。（2）根據材料并結合實際，了解渭河流域的氣候特點，分析維和的水文特征，研討其存在問題和開發價值。（3）結合材料，根據渭河流域的人口、城市和工業分布特點分析渭河流域的問題。自學之后，學生互動解決自學中存在的問題（3分鐘）。接下來教師進行指導和補充，如：渭河流域南北地形的差別、南北支流水文特征的差別以及自然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所導致的缺水問題等。最后，學生歸納渭河流域的問題，并且與田納西河進行對比，找到兩流域的異同點，制定治理措施。如：渭河流域與田納西河流域的不同點在于，渭河流域缺水現象嚴重，由于人口城市工業密集，水污染嚴重。而早期的田納西河流域沒有明顯的這類問題。學生結合上面的方法總結，針對渭河流域突出的問題制定相應的措施。如：跨流域調水（引漢濟渭工程），治理水污染等措施。
4、課后探究。搜集資料，分析渭河流域的開發價值及具體的開發策略。
三、課堂小結
本節課主要讓學生掌握知識的遷移，通過學生自主學習、合作探究了解區域地理學習的一般方法：（板書）
一、工作目標
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在辦事處黨工委、辦事處統一領導下，組織職能部門、社會各界和群眾積極參與，推動社會服務管理各項措施在網格中落實，創建一批治安秩序良好、防范機制健全、基層組織有力、服務管理到位、環境優美整潔、群眾安居樂業的平安和諧社區、居民小組、網格，實現基層社會治理效能不斷提高，基層基礎進一步夯實，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切實增強，促進社會更加安定有序、和諧穩定、文明祥和。
二、具體目標
創建平安和諧社區1個，網格不低于本轄區網格總數的60%，平安和諧“三聯創”活動全覆蓋，三年內實現達標率100%。
三、創建標準（見附件2）
四、方法步驟
平安和諧“三聯創”活動按照“達標一批、驗收一批”的原則，在全辦事處所有社區、網格中進行，并按以下三個步驟實施：
（一）安排部署階段（即日起——6月30日）。各社區要召開平安和諧“三聯創”活動動員會議，安排部署工作，明確目標任務，層層落實責任。建立完善領導責任制，制定創建實施方案，細化落實責任分工和措施，確保創建活動收到實效。
（二）全面推進階段（7月1日——12月31日）。各社區、綜治辦要在黨工委、辦事處的領導下協調“三級聯創”活動。組織開展“三級聯創”業務知識培訓。分別檢查對照平安和諧“三級聯創”標準，認真開展本級創建活動，指導社區、網格創建工作。
（三）檢查驗收階段。各社區、綜治辦牽頭對社區、社區對網格的創建活動進行月考核。每年年底由辦事處組織對“三級聯創”活動進行申報和檢查考核。主要實行平時考核、網上考核、隨機抽查、實地檢查的方法。根據網格化服務管理系統中的日常記錄情況，實行痕跡管理，加強暗訪督查，對相關情況進行印證。辦事處對檢查后達到“三級聯創”標準的社區、網格予以通報表揚。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強領導，提高認識。平安和諧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三級聯創”活動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觀的重大舉措，是網格化服務管理的重要內容。各社區、轄區各部門要把“三級聯創”活動作為創新社會治理、落實網格化服務管理和深化平安建設的重要舉措，切實加強組織領導，深入動員部署，扎實有序推進。各社區成立以黨支部書記為組長的“三級聯創”活動領導小組，辦事處成立相應工作機構，發揮統籌協調作用，制定符合本地實際的實施方案，細化落實任務分工和措施，把要三級聯創”活動作為平安建設的重要舉措，切實抓緊抓好抓落實，確保見到實效。
（二）加強配合，注重實效。辦事處要加強相關部門協調工作，加強日常指導。民政、派出所、司法、、城管辦等部門要加強業務指導，促進社區基層自治、防范措施、治安秩序、矛盾調處、管理服務、社會風氣、環境衛生等方面得到明顯改善。
論文關鍵詞：思想政治理論課；案例教學法；教學改革
案例教學法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一大舉措，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仍存在著諸多問題。而這些問題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案例教學改革的重要意義缺乏足夠的認識。案例教學作為教學過程的重要環節，除了要把握教育的一般規律之外，還具有自身的獨特性，需要綜合地把握其教學原則，使案例教學法發揮應有的作用，提升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成效。
一、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總體背景
從經濟社會轉型背景來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社會不同階層群體的利益分化更加復雜，導致了社會價值取向、社會生活方式、社會組織形式也重新分化整合。在國際上，經濟、政治格局呈現出微妙的張力關系，多極化的趨勢在綜合國力的較量中曲折發展。各個國家都在加強文化軟實力建設，各種思潮層出不窮，各種不同的價值體系、價值觀念同時登場，給大學生的思想觀念帶來了較大的沖擊。而大學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時期，尚未確立成熟的、堅定的理想信仰，沒有足夠豐富的生活閱歷，對于各種新奇的思潮缺乏敏銳的政治辨別力，易于受到負面思想的滲透和干擾。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在于幫助大學生樹立科學的、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保持統一。從社會凝聚力程度來看，對一個國家而言，社會成員對其國家體制的認同和支持程度成為綜合國力最重要的因素。大學生是社會未來的接班人和建設者，他們對于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共同理想、精神理念、公共道德的認可和理解，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社會的和諧進步，意義深遠且重大。因此必須加強對大學生進行指導思想、共同理想等的教育。這就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和很高的要求。從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改革本身來看，包括體系改革、教材改革、教學改革等，其中，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過程是所有改革的重要載體。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和大學生群體的變化，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必須進行相應的改革，改革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個動態過程，或者進行微觀局部的調整，或者進行宏觀整體的重組。無論是怎樣的改革狀態，其出發點和歸宿都在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教學的實效性，用正確的、先進的理論來教育大學生，培養有著堅定社會主義立場的未來接班人和建設者。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中，有著一些頗有意義的創新之處。本文所要探討的是案例教學法在理論教學中的重要性及其堅持的原則。
二、深刻認識案例教學的意義
案例教學，不僅僅是指在講解原理的過程中，列舉大量案例。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不少教師對案例教學存在認識上的誤區，比如，把案例看成是課堂上為了吸引學生注意力的手段，簡單地把案例羅列出來；把案例看成是穿插在理論教學過程中的環節，在課堂教學過程中，隨意地放置案例；把案例看成是一般的舉例子，用詞表述不注意準確性和可信度；把案例教學看成可有可無的環節，整個教學過程都在講解理論，用理論來分析理論；等等。因此，要理清這些關于案例教學的理解誤區，首先，在新形勢下，案例教學是使學生產生學習興趣的必要方法。在知識和信息日新月異、頻繁交流的時代背景下，大學生獲取知識和信息的方式越來越多、渠道越來越寬，這也就決定了大學生接受知識的規律發生了變化。思想政治理論課與思想政治專業課程不一樣，是面向所有專業學生開設的課程，因此，并非所有學生都掌握著專業的理論背景知識。在思想政治理論課上，如果對基本原理、基礎知識進行純粹的理論分析，是過于抽象、枯燥的，勢必無法吸引大學生長時間的關注，也不能引起大學生學習基本理論的興趣。那么，教育就失去了其前提條件。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論課上運用案例教學法成為必需。其次，案例教學為學生提供了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通道。現實社會中的各種現象錯綜迷離，大學生面對各種良莠不齊的思想、文化、評論等感到迷茫，甚至會強烈沖擊其尚未成熟的價值觀。思想政治理論課又是學校開設的關于大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的課程，因此，求知欲旺盛的學生希望思想政治理論課能夠直面現實中的困惑。學生希望大學課堂上所講授的理論、知識能夠有效地應對現實問題，而不是躲躲閃閃，對現實束手無策；能夠撥開層層迷霧，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而不是枯燥無味的理論闡發。所以，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時，基本原理、基礎知識必須能夠和現實結合起來，用來分析、解釋現實問題，為學生提供一條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通道，啟發學生的思維，堅定正確的方向，避免在各種復雜現象中迷失了方向。案例教學并非可有可無的環節，而是適應形勢變化出現的新需要。再次，案例教學使理論知識內化為學生的思想境界和綜合素質。對任何人而言，無論是智力還是體力發展，都有賴于智力的運作和潛能的挖掘。學生除了要學習書本上的理論知識之外，更為重要的是要把知識運用于實踐中，通過實踐分析和操作，才能對知識的內在邏輯和外在針對性有直觀的、生動的、深入的理解。在教學過程中，如果直接按照教材的邏輯結構和知識架構將內容呈現給學生，就會使教學陷入單調、乏味、機械的境地，體現不出教的意義，也體現不了學的趣味，由于教學過程的了無生趣，教學缺乏互動，理論只是停留于抽象的表達和重復，那么課堂教學也就失去了其應有的價值，無法將知識內化為大學生的境界和素質。正如列寧所說的：“學習、教育和訓練如果只限于學校以內，而與沸騰的實際生活脫離，那我們是不會信任的。”最后，案例教學展示理論所具有的科學性和說服力。列舉案例只是案例教學的表層形式，真正的案例教學是一種極具實效性的教學方法，對教學效果而言，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有效的、恰當的案例教學，可以通過豐富生動、有針對性的案例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啟發學生積極思考，在具體抽象的個案中達到對抽象原理的理解和把握，認識原理的基本內容及其現實意義，發現基本原理和基礎知識在解決現實問題時所具有的、讓人信服的理論邏輯以及所能發揮的理論力量。糾正部分學生的認識誤區，把思想政治理論課看成是純粹的政治統治需要，認為該學科沒有任何科學性。案例教學使大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產生信任感，以切實提高大學生運用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去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綜合把握案例教學的原則
關鍵詞：深化改革 國家治理 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4）03-0332-01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總結35年改革的寶貴經驗，深入分析今后一個時期國內外環境和形勢的變化，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边@是在黨的文件中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觀點，成為一個耀眼的新亮點。這個總目標深刻反映了當下改革發展的總趨勢和新要求，同時綜合考慮到了國際國內的形勢和條件，又回應了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和關切，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總的方向。
一、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本內容
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基本內容就是人民參與治理。在現代文明世界，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就是人民參與治理，如果沒有人民參與治理，僅僅是權力參與治理，政府參與治理，這個治理體系就不是現代化的。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的中心內容就是讓人民群眾參與治理過程，只有人民參與治理過程，才有望實現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發展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實現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什么叫公平正義的社會呢？公平正義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未來中國改革的基本目標。過去三十年是以經濟為中心構建改革發展，未來三十年，要搞一個公正的社會主義，真正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公正的體系很重要。實現公平正義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方面。
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本質特征
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主要是指依法治國體系的形成，在當今世界，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基本標志、基本特征就是法制國家，法大于權，法大于人，這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因此，下一步的改革重點要使權力服從于憲法體制、法律體制，絕不能讓權力超過憲法。依法治國提了很多年，是能不能實現公平正義的社會一個重要的標志。我們國家是不是真正實現了依法治國，真正實現了法大于權，法大于人，每個機構，每個單位，每個個人都必須在法律體系下生活，都不能違反憲法和法律而生活。我們說國家治理現代化，首先說它的治理體系要現代化，治理體系就是說要有法律社會體系，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核心意義
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的核心意義就是權力治理，十以來，一直在搞政府職能轉變，這次提和過去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從國家治理現代化這個層面來強調的，目的更明確，思路更清晰，辦法更得當。政府職能轉變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領域。
1.政府的限權、放權和分權。第一點，限權，政府的限權就是建立一個有限政府，過去政府對于市場、社會干預過多，政府是對市場和社會的管理是全覆蓋的，這一次明確提出要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就是轉變政府職能，限制政府權力。所以說我們審批制度改革，國務院在半年時間內取消了好多，有200多項，以后還要取消，這是我們的一個方向，政府該管的要管好，政府不該管的不要管，管不好的也盡量下放，所以政府職能轉變，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個中心內容，第一條就是限權。能不能在未來的改革過程中，對政府權力形成有效限制，不使政府錯位、缺位和越位，是改革的一個中心議題。第二點，放權，下放權力，十以來我們一直在做。什么叫下放權力呢？主要的內容就是處理好兩種關系，一種就是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中央給地方放權，地方有能力承接這個權力。第二個，就是地方政府要處理好地方政府間的關系，權力下放到哪一級，都要認真研究。所以放權的時候，就涉及到中央與地方關系，下一步，要研究地方政府的職能轉變，中央政府給你下放權力，比如市場監管權力，公共管理方面的權力，公共服務方面的權力，你干不好，是不行的。放權有兩個標準，一個就是要使財權和事權相統一。第二個必須權責一致，責任明確，這是未來中國改革的重要內容。第三點，分權，分權就是權力轉移，權力向社會組織的轉移。分權就是要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向社會轉移權力的時候，社會必須有能力承接?，F在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社會組織的運作空間很小，這是下一步分權，權力轉移的主要地方。未來中國改革必須加快社會組織發展的思路，使社會組織有能力來承接政府所轉移的職能。
2.逐步形成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共治的局面。在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要逐步形成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共治的局面，形成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過去社會治理的主體只有政府，中國未來的改革要使人民群眾真正享受到高質量的，良好的公共服務，光靠政府一家是不夠的，必須發揮治理主體的多元化，特別是要調動市場和社會的積極性，形成政府、市場、社會共治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局面。治理的主體是政府，但是未來的發展中要形成多元化的治理體系，原因是中國社會現在處于重大轉型期，轉型期就意味著中國社會進入風險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前所未有的復雜，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前所未有的艱巨。中國進入風險社會有四大標志，第一個是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一旦政府的威信，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政府的社會控制能力和社會治理能力都在下降。這一次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它的一個重要內涵就在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通過政府職能轉變，通過反對權力腐敗，使我們政府的公信力大幅度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提高了，控制能力和治理能力也會相對提高。第二個標志，公共機構的責任能力在下降。如果公共機構的監管能力下降，社會矛盾、社會沖突就會大幅度增加，都有可能把我們帶入風險社會。第三個標志，理論體系相對來說不是很成熟。任何國家要發展必須有一整套能指導現實發展和未來發展的理論體系，理論體系相對來說不是很成熟，因為社會主義發展的時間比較短，再加上理論研究的方式方法存在一定的問題。社會主義發展，理論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理論不在狀態，好多人自說自話，自我滿足，這對社會主義發展是有害的，對于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是有害的，所以現在急需形成一套指導中國發展的，對中國未來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發展有指導意義的理論體系。因為沒有理論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沒有思想的民族是一個沒有未來的民族，因此中華民族要崛起，精神的崛起比物質的崛起更重要，所以全面深化改革理論研究，任務更重，能不能實現2020年的目標，能不能在2020年取得決定性的改革成果，應該理論先行。第四個標志，社會的多樣化。主體意識對個體意識的崛起，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中國人，特別是80后、90后，他們的主體意識、個體意識在增強，主體意識和個體意識增強的一個社會后果就是社會的多樣化，社會多樣化的一個結果就是加大了社會治理的難度。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的今天，隨著主體意識的崛起，變成多元化社會，再用過去那種治理方式治理現代社會已經不行了。
3.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在政府職能轉變概念中，市場起決定性的作用，過去提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現在提決定性作用，雖然差兩個字，但是意義大不相同。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市場起基礎性的作用，還有不起基礎性作用的因素，比如政府，因此為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這句話留下了空間，必須改。第二個原因，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基本上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現在所遇到的問題從現實來看，主要是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干預，使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間，可以說起主導作用。這次明確提出，以后市場將起決定性作用，這是一個非常先鋒的、前衛的、正確的表述。這個表述就決定了將來要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主要通過市場來配置資源，民營企業發展空間在擴大，民營企業的投資領域在擴大，標志著政府的干預減少，這也是三中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亮點。未來改革15大領域，60項具體方面，能不能改革到位，與政府職能轉變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因為政府職能轉變它涉及到。
參考文獻
[1]秦貞婷. 基于國家治理的國家審計研究[D].山東財經大學，2013.
從總體上講，我們的討論既有宏觀層面的，又有微觀層面的，大家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道路、法律體系、法學體系等問題作了深入、熱烈的討論。討論的關鍵詞集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法律體系、法學體系等問題。在這些討論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共識:
第一，中國的法治建設道路確有其獨特性，其經驗應該及時加以總結，這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基本手段和前提。因此，大家基本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道路這樣的提法。
第二，我們在提煉中國的法治經驗時，既要從中國的實踐和實際出發，又要有世界眼光和國際視野，不能排除西方國家法治方面的先進經驗，包括國際法方面的經驗。只有形成良性互動，中國的法治經驗才能與時俱進，為我所用。例如，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提煉和概括一方面是中國國情的反映，中國法治建設經驗的總結，也是國際法治的基本要求，其許多方面與國際法中的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現代國際法的人本觀、合作與可持續發展原則相契合。與此同時，中國法治理念的許多方面，如和諧世界理念、和平解決爭端理念、以人為本的法治理念等，已經并必將對國際法治產生重要影響，也是中國對國際法治的重要貢獻。而且，對西方法治經驗的吸收不應局限于立法層面，還應當包括司法層面、執法層面，以及法律文化層面的東西。
第三，這種跨學科討論的方式非常好。平時，我們各自都有自己的重點研究領域，今天不同學科的學者就相近問題進行討論與交流，彼此受益頗多。大家期待今后召開更多這種形式的會議。
第四，要進一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法治理念這樣的問題，需要加強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結合。具體說來，我國法學界現在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從事法理學、憲法學研究的學者從宏觀方面進行思考，從事部門法研究的學者還沒有充分重視。今后，我們應當注重從微觀層面深入研究這個問題。
二、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第一，怎么理解中國特色中的中國。從政治上講，中國包括港、澳、臺。因此，中國法治的最大特色就是一國兩制，既包括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內容，又有資本主義法律的內容;既有英美法系的內容，又有大陸法系的內容。因此，我們在概括中國特色時，首先要把政治上的中國概念轉化為法律上的中國概念，對中國進行明確的界定。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規范性和靈活性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首先,規范性是基礎和根本,教師在具體的教學中必須要遵守思政教學的大方向,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必須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保持一致;與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和宗旨保持一致;教材大的框架和基本內容不改變。只有在規范性的指導下才能更好地進行靈活性的操作。其次,靈活性是為了更好地貫徹落實規范性的要求,即采取靈活多變的教學方法和手段,更好地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與宗旨。概言之,沒有規范性,靈活性便會失去方向;沒有靈活性,規范性也很難具體落到實處。如何把握兩者在具體教學的尺寸和力度,這就根據不同院校和教師的具體情況了。
筆者從事思想政治教育時間雖然不長,但深感教學過程中規范性和靈活性兩者結合的重要性,以下筆者結合自身教學經驗和積累,就它們二者在具體教學中的結合談一下自己的淺見,以求教于學術界和教育界的方家善士。
第一,的指導思想是規范性的根本,要貫穿五門思想政治教育課程。從根本上講,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對他們進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教育,就是要讓他們學會如何應用的基本觀點、方法來分析和解決問題。只有把握住了這一根本指導思想上,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更好地發揮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這一目的的作用。因此,筆者認為,在具體的教學中,必須始終遵循這一根本指導思想,來著力提高學生思想道德素質,來進行法制教育和國史國情教育等方面。但是在具體的課堂教學和實踐教學中,各門課程皆有其特色,比如在《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簡稱“基礎課”)這門課當中,我們可充分地讓學生參與課堂,進行各種關于理想信念的主題演講;在培養職業精神教育中,我們模擬具體的招聘情景,或者要求學生組成一個小團隊模擬各種企業項目的策劃和執行;在法制觀念教育中,我們組織和開展模擬法庭,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把靈活性發揮的淋漓盡致。
第二,嚴格按照“05方案”精神,落實五門課程的學分和課時,在這兩個方面,絕不打折扣。遵循中央指定教材的教學體系和教學內容,對于五門課程所規定的章節,在具體的教學中絕不刪減,真正意義上做到規范性管理和規范性教學。在具體落實學分和課時方面,筆者認為教師可根據學校和學生的具體情況做一定的適當調整,比如《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簡稱“概論課”)一共有6個學分,在具體的教學中即可分為4個理論學分和2個實踐學分;在五門課程的內容和章節上,亦可作詳略得當的調整,比如《基本原理概論》(簡稱“原理課”)第六、七章、《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簡稱“綱要課”)下篇相關章節與《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有相似或相同的內容,筆者認為,為了避免教學內容上的重復,可把“原理課”、“綱要課”的相關章節略講,重點放在“概論課”上來進行講述。這樣的靈活性處理,既可以在“概論課”中把相關內容講實講透,又可以讓其他課程騰出更多時間進行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
關鍵詞 專業課程 素質目標 思想政治教育
在專業課程教學過程中堅持知識傳授、能力培養、思想政治與人文素質培育同時進行，應該是高等教育中人才培養實施的基本要求。我院的2017年《學院工作報告》也提出“構建由思政n、人文課、專業課、社會實踐課程構成的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課程體系框架，全面推進大思政工作體系內涵建設和品牌鑄造，充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等教育內容?！?/p>
本文試從《建設工程經濟》教學實踐出發，分析專業課程中如何開展知識、能力、素質教育，從而在專業課程教學實現大思政教育工作目標。
1《建設工程經濟》課程教學基本內容與教學目標
1.1《建設工程經濟》課程教學基本內容
《建設工程經濟》課程時高職土建類專業的一門專業基礎課程，其教學內容包括基本建設程序與工程項目壽命周期、技術經濟評價的基本要素、現金流量與資金的時間價值、工程項目的經濟評價指標、工程項目方案比選、工程項目的不確定分析與風險分析、建設項目可行性研究、建設項目財務評價、建設項目國民經濟評價、工程項目后評價，以及價值工程、工程經濟在工程中的應用等。
1.2《建設工程經濟》課程教學目標
專業課程教學目標通常有知識目標、能力目標與素質目標三個方面。通過本課程的教學環節，使學生能夠實現：
（1）知識目標。掌握建設工程經濟的基本理論、經濟分析基本方法及其經濟評價指標在項目可行性研究中的應用，對項目技術經濟分析有一個系統的了解，為后續課程工程造價控制、建設項目評估和房地產投資分析等經濟分析類課程和其他專業課的理論學習及教學實踐環節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
（2）能力目標。使學生初步具備分析經濟問題、解決問題的綜合素質與能力，為學生將來畢業后從事與工程經濟相關的工作（如編制可行性研究報告、財務評價報告、投資咨詢）奠定職業和能力基礎。
（3）素質目標。提供課程教學過程，同時讓同學們樹立經濟成本觀念、資金時間價值觀念、可持續發展意識、風險意識、全面意識等，增強社會適應能力和競爭能力。
2高職思政教育的基本內容與教學任務
高職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對于完成“立德樹人”與培養正確“三觀”根本任務的實現有著重大作用，其基本內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兩個重要方面。
（1）思政理論教育。目前高職思政理論課程主要以《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形勢與政策》三門課程，共同構成了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內容體系。其教學任務是對高職大學生進行思想品質塑造和價值行為引導的思想觀念系統，培養具有理論素養和社會主義道德品質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
（2）日常思政教育。日常思政教育是高職思政工作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對高職學生開展思政教育和日常管理的重要途徑，是高職大學生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觀念轉化為思想道德行為的重要環節，是思政理論課的拓展與延伸。一般以校園活動為載體，以班級或學生社團為單位，通過日常管理、社團活動和各種素質教育實踐，引導學生在專業課程教學、實踐性教學以及第二課堂、第三課堂等其他實踐鍛煉中達到社會、學校和用人單位提出的素質和價值期望。
3《建設工程經濟》課程教學中的思政教育的實踐
《建設工程經濟》課程是一門政策性和思想性較強的課程，它飽含經濟學理論與方法、經濟思想、經濟建設政策，同時在教學內容中充滿著豐富的思想道德價值觀念與人生哲學，比如：
（1）可行性研究的內容――三思而后行，市場、技術、經濟的可行性；
（2）技術與經濟的關系――對立與統一無處不在；
（3）調查預測與決策――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有了調查就有了發言權？
現金流量的方向的確定――先有付出、再有回報，先有CO、再有CI；
（4）現金流量表中的“年份”含義――不唯書，“年份”實為“年末”；
（5）資金的時間價值――時間就是金錢！當金錢遇到時間呢？
（6）名義利率與實際利率――買的沒有賣的精，調整計息周期變化大；
（7）不確定性分析的原因――風險來自變化；
（8）不確定性分析的步驟――以不變應萬變，以確定性分析為基礎；
（9）問題樹分析――原因表明方向，后果決定態度；
（10）期望值法與決策樹分析――餡餅的后面有陷阱，期望值后有風險；
（11）項目后評估的作用――失敗怎樣成了成功之母。
《建設工程經濟》課程在教學過程中將這些思想道德價值觀念與工程經濟理論與方法同時展開、除實現課程的知識、能力目標之外，對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與道德品質素養培育無疑也非常有利。
4專業課程教學中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反思
（1）專業課教師需要具備思政教育的意識與能力。根據專業教學要求與教師職業發展規劃，專業課教師大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傳授專業知識的“本職工作”上，以便能夠出色完成教學任務。大部分專業課教師認為自己的職責就是傳授專業知識，思想政治教育是“兩課”教師和輔導員的責任。同時思政教育本身就教師需要具有過硬的思政理論與思政教育實踐。不少專業課教師專業理論功底深厚，但他們的思政水平以及解決思政問題的能力不一定就高，又如何將專業課教學與思想政治教育融會貫通起來？所以要實現專業課程教學與思想政治教育融合需要提高專業課教師的思政教育意識與能力。
（2）加強專業課教師師德建設與修養培育。學校應該著重加強教師德育建設，教師沒有良好的思想政治品質又怎么培養出有良好思想政治品質的學生？專業課程的教學內容與思政教育的教學內容的融合是一個方面，專業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言行舉動，與教師在課堂上宣講的思想政治知識一樣，對于學生而言都是一種教育，教師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思維方式，甚至形象氣質、教學態度都將直接影響學生的思政素養與道德品質。
（3）第二課堂與社團活動要與專業課程對接，專業課教師積極參與學生課外教學活動。高職學生思想活躍，參加課外活動比較積極，要實現專業課程教學與思想政治教育融合，還需要充分利用第二課堂與社團活動，將專業課程學習延伸到各種各樣的日常思政教育實踐中去。同時專業課教師要改變上課才進教室，下課就遠離學生的狀況。如《建設工程經濟》專業課程就可以與學生的創新創業實踐活動結合起來，在創新創業方案的設計中的項目策劃、可行性分析與《建設工程經濟》課程中的方案創新方法、可行性研究報告的編制、項目財務評價、調查與預測等理論與方法相結合，專業教師從專業角度對學生進行指導，從而縮小與學生的距離，用專業知識讓學生全面、理性地開展創新創業活動。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大學教育系統工程的有機組成部分與重點，她不只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工作，專業課教師有必要積極加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來，盡可能地將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專業課程教學內容、教學行為與教學實踐，切實履行教書育人的神圣職責，全面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實現人才培養目標。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