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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甘露醇;外滲;軟組織壞死;濕敷
甘露醇是一種主要用于脫水和利尿的藥物,在治療腦水腫、青光眼等疾病方面運用較廣1,2。甘露醇外滲是常見的不良反應,可導致軟組織壞死3。我院在實踐中,通過濕敷處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現將有關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我科2011年3月—2012年3月接受甘露醇靜脈輸注并出現局部軟組織壞死患者20例。其中:男12例,女8例。年齡27—79歲,平均57.6歲。所有患者均遵醫囑接受甘露醇靜脈輸注。輸注過程中出現甘露醇外滲,并引發局部軟組織壞死。
1.2 治療方法 患者出現外滲以及局部軟組織壞死后,立即停止甘露醇輸注。確定壞死癥狀后,用無菌紗布蘸50%硫酸鎂和10%爐甘石酒精溶劑對有關部位進行濕敷,每3—4h一次,每日3—4次。對部分癥狀嚴重者,使用654—2注射液10mg,并加生理鹽水1ml制成0.5%的654—2稀釋液,進行濕敷。所有患者均選擇上肢靜脈穿刺,重新輸注甘露醇。
1.3 護理方法
1.3.1 健康宣教 在重新輸注甘露醇之前,對患者進行了健康宣教,尤其是甘露醇外滲的危害和注意事項進行了重點講解,讓患者及家屬再次輸入甘露醇的過程中,對外滲有著充分的認識,從而預防甘露醇外滲的再次發生。
1.3.2 甘露醇加溫處理 在注射甘露醇的過程中,對甘露醇進行了加溫處理,溫度在25℃左右。通過甘露醇的加溫處理,以避免靜脈炎以及輸液反應的出現,有效降低外滲發生的風險。在加溫過程中,嚴格控制溫度,盡量不超過30℃,從而保證靜脈輸注甘露醇不會導致血管內的蛋白質出現變形等問題,誘發血細胞的死亡。
1.3.3 患者心理護理 部分出現外滲及軟組織壞死的患者以及家屬再次接受甘露醇輸注時,存在一定的負面情緒。針對這種情況,我科加強了患者的心理護理,通過積極的講解甘露醇在疾病治療中的作用以及有效預防甘露醇外滲的注意事項,贏得了患者及家屬的信任,為患者軟組織壞死及有關疾病的治療提供了良好的醫患基礎。
1.3.4 盡可能的使用留置針 留置針具有容易固定、對血管刺激小的特點,而且還可以減少穿刺次數,有助于避免過多的穿刺對患者靜脈的破壞。因此,在護理中,通過充分的講解,讓患者盡可能的選擇留置針穿刺。
1.3.5 外科處理 進行常規日常護理,并采取外科處理措施,包括靜脈滴注抗生素以防止壞死組織痂下液化,清除壞死組織,定期換藥等。并要求醫護人員密切關注患者情況,一旦有異常情況出現立即采取針對性的措施進行治療。
1.3.6 出院指導與隨訪 患者治愈后,進行了出院指導,主要包括交代有關的注意事項,并就醫護人員潛在的可能疏忽進行了道歉。同時,進行了1—2次的隨訪,了解患者情況,以充分贏得患者及家屬的原諒。
2 結 果
所有患者經過治療后,軟組織壞死均得到治愈。其中,6例7d內治愈,11例在14d內治愈,3例在21d內治愈。從隨訪結果來看,患者無不良反應,患者滿意率100%。
3 討 論
由于甘露醇獨特的生化性質,在靜脈輸注的過程中,需要以較快的速度輸注完畢4。過快的滴速,極易對穿刺處形成強刺激,并引起甘露醇外滲,嚴重者還會導致局部軟組織壞死5。通常發生軟組織壞死意味著甘露醇外滲較為嚴重。因此,適當的治療與良好的護理對于患者具有重要意義。
硫酸鎂是處理甘露醇外滲的常用藥物。硫酸鎂本身具有很強的滲透功能,通過將其濕敷于有關部位,可以減輕組織的受損程度,幫助組織恢復。而爐甘石在清除壞死組織、促進組織重生方面具有較好的效果。從我院的實踐來看,通過50%硫酸鎂和10%爐甘石酒精溶劑交替濕敷患者有關部位,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在注重治療的過程中,我院還加強了有關護理。護理以患者及家屬的心理瓶頸為突破口,通過詳細講解有關注意事項,幫助患者及家屬認識到甘露醇輸注中需要留意的有關環節,同時以真誠的態度贏得患者及家屬對工作的支持,極大的促進了軟組織壞死的治療。由于在護理中,充分考慮到患者及家屬的心理因素,我們通過真誠溝通與真心交流,患者對有關工作給予了足夠的支持和信任。而從隨訪的結果來看,患者100%的滿意率體現了工作的成效。
重視患者心理干預的同時,我院還從藥品、器械、外科護理等方面優化了護理方案。比如對甘露醇進行加溫處理,建議患者盡可能的使用留置針等。從結果來看,這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參考文獻
[1] 段娜,范傳玲.甘露醇靜脈滴注應注意的問題[J].臨床合理用藥雜志,2009,(22).
[2] 廖才媛,喻立新.靜注甘露醇引起局部軟組織壞死中西藥濕敷的治療及護理方法研究[J].中華實用中西醫雜志,2010,(10).
[3] 秦芳.20%甘露醇靜脈滴注對血管組織的損傷及護理[J].中國民康醫學,2010,(02).
關鍵詞:高考;專業化;歷史研究
在歷史課程標準“課程的基本理念”中就要求培養學生探究歷史問題的能力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提高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在江蘇版考試說明中四大類十二小項考查目標基本涵蓋了歷史研究的能力要求。就江蘇歷年高考卷來看,歷史研究考查的專業性越來越強:2008年第21題第4問考查了歷史研究的范疇,分值2分;2009年第25題C第1問考查了史料的分類,分值3分;2010年第23題第2問考查了史料的價值,分值2分,第24題第4問考查了史學研究的原則,分值1分;2011年第22題第3問,考查了如何論證歷史結論,分值6分;2012年第22題第2問考查了歷史研究的綜合內容,分值9分。一系列的數據變化說明,對歷史研究考查的分值在不斷加大,考查的能力要求也在不斷提高。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懂得一點歷史研究無論對于解答高考試題,還是彰顯歷史課程的魅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高考一直是高中教學的指揮棒,在高考試題中怎樣體現歷史研究的呢?我們以2012年高考江蘇卷第22題為例。
第22題,以蕭公權的康有為研究為例,以“時代、史家與歷史認識的修正”為主題進行論證。要求:觀點明確,史論結合,邏輯嚴密,表述清楚,字數250字左右。讀罷題目確實難以下手,不過仔細閱讀三段材料我們發現,蕭公權對康有為認識經歷了從假民權、假維新到真民權、真維新。引起這一變化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對有關康有為材料的掌握,二是學者自身認識的深入以及蕭公權遵循了“過則勿憚改”的古訓。也就是說歷史認識的變化是在掌握歷史史料的多寡之后逐漸變化的,當然也與治史者自身的史德有關。另外,材料三恩格斯的論述給我們提示了要從哲學層面即歷史唯
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的角度來認識歷史。為此,我們可以把這道題目進行一個轉化,即在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的指導下,尊重歷史的客觀性,在認識歷史的過程中不斷修正對歷史的認識,從而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
如何開展高中歷史研究的教學呢?
一、學點史學史,了解歷史研究的價值取向
在教師的指導下閱讀一些古代史學理論的著作或者名篇,例如,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了解古人撰史的目的,“述往事,思來者”。學習劉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長”和章學誠增補的“史才四長”,明白史家對自己的修養要求,學習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秉筆直書,不虛美不隱惡,提倡實錄,編寫信使。了解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將新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合起來,以考證古史;了解陳寅恪注意史料真中有偽、偽中存真的特點和詩文的史料價值,善于以史注詩文和以詩文證史;了解顧頡剛的歷史地理,拓展歷史研究的視野和范圍。總之,通過學習讓學生明白歷史研究的價值取向:一是求真,即說話或亮出觀點,需要根據,即需要史實支撐,需要邏輯判斷,否則只能是猜測。二是對歷史上的人和事進行科學的價值判斷,這也需要建立在史料的基礎之上,不能是戲說、胡說。
二、懂點史料學,初步掌握史學研究的方法
明白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的基本知識,能夠簡單運用數學、系統學、語言學、邏輯學、心理學、調查法、考古學等方法。能夠對史料進行搜集、整理與簡單鑒別,例如,史料的分類:口頭的(民間傳說、民歌、回憶錄、口述史)、實物的(遺跡、遺址、遺物)、文字的(碑刻銘文、檔案、文獻著述、圖片)、影像的(照片、影視、錄像)。史料的搜集:利用各種檢索工具(字典、辭典、表譜、索引、年鑒等)搜集史料,通過平時讀書和閱報積累資料,利用訪談、調查等搜集資料。能夠對鑒別的史料進行分析和解釋,從中提取出各種有用的信息。
三、嘗試研究性學習,感受歷史研究
歷史研究光靠理論學習是不夠的,還必須勤于實踐。在實踐中鞏固已學的知識,完善和拓展新的知識。一方面,教師要更新教學理念,轉變教學方式,為學生的主動學習創造必要的條件。在課堂上以材料、問題等帶動教學的開展,堅決杜絕以教師的講來代替學生的學;在課后以多樣化的作業方式鞏固課堂成果,如,布置歷史習作、歷史制作,開展歷史調查等等。另一方面,要經常性地開展研究性學習,從課題選擇到材料收集再到得出結論、成果展示,在教師的指導下,在活動中,感受歷史研究,鍛煉、提升學生歷史研究的
能力。
蘭克史學和實證主義史學的興起標志著西方史學研究在經歷了思辨哲學的洗禮之后開始走上科學化之路。當然,這種完全拋開了哲學思辨,過分依賴實證方法的歷史研究同樣存在缺陷:首先,由于對歷史事實的歸納具有局限性和不完備性,因此,單純依靠實證方法研究歷史不可能引申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規律,也不能預見未來,這就喪失了歷史研究對人類實踐活動的借鑒和指導意義。其次,過分依賴實證方法必然使得歷史研究喪失其應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實證主義態度總是以無批判的方式肯定各種各樣的經驗,……我們甚至可以把實證主義理解為‘肯定主義’。”喪失了批判精神的史學家們只懂得以贊賞和肯定的目光來看待歷史和現實,卻不懂得歷史的發展恰恰源自于批判和否定。單純運用實證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歷史,會把當下存在的社會現實當作永恒不變的狀況,并從這種現實出發對社會歷史進行分析和論證,從而喪失了對現實的批判。
“哲學”與“科學”的融合:
馬克思恩格斯社會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取向
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歷史研究沒有因循思辨的歷史哲學傳統,也沒有簡單復制實證主義的研究路徑。在他們看來,科學實證與哲學思辨,對事實的經驗描述與辯證法的批判精神是互為補充、互為條件的。通過對以往社會歷史研究的批判反思,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哲學和科學交叉互補的方法論空間,在社會歷史研究領域創造性地實現了哲學與科學的聯姻。
首先,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批判思辨哲學,但并不否定哲學思辨本身。他們多次提出要“消滅哲學”,但是,他們真正“要消滅的不是一般的哲學,而是那種脫離實際的概念推演和思想上自我編織的幻想”。也就是說,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哲學是有明確指向的。他們沒有否定全部哲學,更不是要否定哲學這個學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他們所要消滅的是那種自視可以凌駕于各門科學之上,用主觀臆造的各種聯系強行替代各種客觀聯系的舊哲學,黑格爾的思辨哲學就是這種舊哲學的典型代表。當然,思辨哲學只是哲學的一種具體形態,而不能代表全部哲學,思辨哲學的沒落并不代表哲學思辨的價值也被同時湮沒。“思辨哲學和哲學思辨之間更沒有必然關聯;……哲學思辨并不必然導致思辨哲學,思辨哲學的衰落也并不意味著哲學思辨本身不合理。”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以往哲學的最大問題在于沒有劃分哲學和其他科學的界限,試圖解決現實世界各領域中的問題。事實上,現實問題不是“以思辨和非實證為主要特征”的哲學所能解決、所應解決的,真正需要由哲學來研究解決的純哲學問題只是邏輯與辯證法問題。在面對現實問題時,哲學的作用體現在對相應的經驗材料的“處理方式及其前提”作批判的考察上。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反對沿用思辨哲學的方式構造虛擬的觀念世界,但他們并不否定哲學思辨本身。他們關于哲學反思和批判功能的闡釋就是對哲學思辨的充分肯定。
其次,馬克思恩格斯雖然主張把歷史交還給科學,但同時也強調辯證法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們曾多次表示,隨著自然科學的日趨成熟和人類社會進入全面發展時期,社會歷史研究應該歸入實證科學領域。但是,他們同時也強調了辯證法在社會歷史研究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任何一項嚴肅的科學研究都要實事求是,并盡可能詳細地占有經驗材料,“在自然界和歷史的每一科學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
歷史研究的邏輯起點應該和現實歷史的起點相重合,歷史研究首先是“對現實的描述”。同時,他們也認識到,實證方法并非完美無缺。馬克思曾就19世紀實證主義歷史學家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單純依靠實證方法來研究社會歷史問題的做法進行過批判,指出過度依賴實證方法的社會歷史研究必然會陷入非批判性和保守性的誤區。馬克思認為,實證方法存在的缺陷需要由辯證法來彌補。將辯證法引入社會歷史研究的優點是“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所提示的批判原則乃是使科學避開無思想的實證主義和引導到‘真正的和現實的科學’的守護神”。
最后,馬克思恩格斯雖然對哲學和科學做了明確區分,但也強調二者在社會歷史研究中的高度互補性。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真正科學的社會歷史研究就是“沿著實證科學和利用辯證思維對這些科學成果進行概括的途徑去追求可以達到的相對真理”。
他們一方面批判了傳統思辨哲學從抽象理性原則出發建構了一個包羅萬象的觀念世界;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單純依靠實證方法來研究社會歷史問題存在的局限性。在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形成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從未放棄過對現實世界的細心觀察,也從未中斷過基于經驗事實的理性思考。正因如此,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才真正超越了以往的一切歷史觀,在曾經混亂不堪的社會歷史研究領域為后人開辟了一條全新的認識路徑。后世學者對歷史唯物主義存在的種種誤解,“不管是依據馬克思學說中的哲學性內容而將馬克思解釋為自覺發動了哲學革命的哲學家,還是依據他終結哲學并推崇科學的言論而將他塑造成旨在發現鐵的規律的科學家,都是對哲學和科學在馬克思學說中相互交織的復雜性程度認識不足的表現”。事實上,“哲學”和“科學”在方法論意義上的有機融合恰恰是馬克思恩格斯社會歷史研究的一大特色。
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原則的“哲學—科學二重性”
從實踐出發、從實際出發的唯物主義原則,從聯系和發展變化出發的辯證法原則,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原則,是馬克思恩格斯對傳統哲學原則進行“科學化”改造的理論成果,是他們從事社會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論原則。這些原則的方法論意義主要體現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歷史研究過程中。“從抽象到具體”則是馬克思恩格斯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基本原則。#p#分頁標題#e#
(一)從實踐出發、從實際出發的唯物主義原則
唯物主義思想在西方哲學的發展歷程中可謂源遠流長。然而,長期以來,多數唯物主義者只能用這一原則去解釋自然界,一旦回歸社會歷史領域,他們就徹底背棄了唯物主義。在舊唯物主義者中,費爾巴哈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影響最為直接。由于他把客觀存在的人引入了社會歷史,因此贏得了馬克思的高度贊譽。隨著馬克思恩格斯社會歷史研究的不斷深入,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缺陷也逐漸呈現出來,他雖然看到了人的“感性存在”,卻沒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動”。由此,他也不可能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活動”,也不會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現實意義。
與費爾巴哈不同,馬克思恩格斯不僅看到了“現實的個人”,而且看到了“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他們在社會歷史領域重新闡釋了唯物主義原則———以實踐為基礎的唯物主義原則。實踐的世界觀的確立使馬克思恩格斯徹底擺脫了舊唯物主義的抽象性和思辨性,在他們那里,唯物主義不再是一個抽象的哲學原則,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歷史的“原則”;社會歷史不再是某種神秘力量統治下的觀念世界,而是由“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交織而成的客觀世界。馬克思恩格斯把他們在社會歷史領域中發現的實踐唯物主義原則重新“輸入”了他們的社會歷史研究之中。由此,以實踐為基礎的唯物主義原則也就成為了馬克思恩格斯社會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論原則。按照這一原則,真正科學的社會歷史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內在的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歷史研究中,他們始終堅持從客觀實際出發,堅持觀察的客觀性,在占有豐富實證材料的基礎上總結歷史規律而不是在觀念的世界中構造歷史。
(二)從聯系和發展變化出發的辯證法原則
在古希臘,辯證法曾是一種在對話中通過矛盾的揭示與否定而通達真理、理念的思想或認識方法。亞里士多德認為,辯證法是一種一般的方法,可以運用于一切科學和知識領域。康德把辯證法同揭示客觀矛盾聯系了起來,從而使辯證法具有了客觀的含義。此后,辯證法在黑格爾那里得到了充分發展,恩格斯指出:“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巨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和發展中。”
在肯定黑格爾辯證法進步意義的同時,馬克思恩格斯也找到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缺陷,即黑格爾的辯證法雖然容納了一些“事實”,蘊含著批判的本性,但它的目的是構成一個與“事實”相對立的“概念”世界。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的辯證法徒有一副“批判的外表”,實質上不過是“非批判的實證主義和同樣非批判的唯心主義”。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辯證法思想的唯心主義基礎的同時也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精髓,并將其置于唯物主義基礎之上,從而實現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統一。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邏輯先于歷史,所以需要由邏輯來決定歷史據以實現的模式,歷史僅僅是邏輯的注腳;對馬克思而言,從邏輯出發構想歷史的實現模式是徒勞無功的,歷史研究必須從“最頑強的事實出發”,歷史的實現模式只能由歷史本身決定而非由邏輯決定。馬克思恩格斯把辯證法置于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為他們自己的社會歷史研究提供了另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辯證法原則。沃爾佩認為,的辯證法是與黑格爾的辯證法完全對立的“科學”的辯證法,這種科學性來自于它的實踐的唯物主義基礎。
(三)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原則
“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邏輯原則最初是由黑格爾提出的。在黑格爾看來,絕對觀念是事物存在的第一原則,它的純粹邏輯的發展是現實事物發展的內在源泉,現實事物只是思維的外部表現。由于黑格爾“將思維方法的結構本身直接硬化為邏輯本體”,從而徹底落入了絕對觀念的陷阱。
馬克思認為:“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并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馬克思認為,在理論研究的兩端實際上存在著兩種具體:第一個具體是理論研究的現實起點,第二個具體是理論研究的最終結果(思維的具體)。科學研究的基本邏輯就是從“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再從“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即從具體到抽象,從抽象到具體。馬克思還認識到,科學研究并不等同于理論構建。理論構建是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以敘述的方式將理論呈現出來的過程,它只能以抽象作為邏輯起點。因此,從抽象到具體是理論構建活動所應遵循的基本方式和方法。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思維運動過程雖然表現為概念的運動,但它是在直觀和表象的基礎上進行的,而不是脫離具體對象的純粹的概念的運動。馬克思認為,科學的社會歷史研究應從感性材料出發,通過分析、綜合、概括等人的抽象思維活動,從“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形成一系列反映著對象本質的概念和范疇。在馬克思看來,只有在社會歷史研究工作業已完成的情況下,社會歷史理論的建構才成為可能。因此,研究方法是敘述方法的前提和準備,敘述方法必須以現實的具體為基礎。馬克思恩格斯社會歷史研究的落腳點是對具體歷史事實的實證考察,正是因為這種“研究方法的唯物主義內容為敘述方法提供唯物主義的基礎和出發點”,這使得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建構過程雖然也表現為從抽象到具體的思維過程,但卻完全不同于思辨哲學對于歷史的空想和虛構。
1 完整性不夠
我軍裝甲裝備保障歷史研究完整性不夠主要表現在兩個方而:一是絕對缺失。我軍裝甲裝備保障的工作起始較早,但是裝甲裝備保障的概念形成固化較晚,長期以來,裝甲裝備保障歷史散布于作戰、后勤保障、裝備保障的歷史之中,以裝甲裝備保障活動為主線進行研究并見諸文字的資料少之又少,缺少獨立完整的歷史研究記載,散布式的存在造成了一些階段性歷史研究的缺失、重要歷史史實的流失。二是相對缺失。這種缺失是研究者的客觀認識不足或主觀臆斷選擇造成的,由于其時代局限性把一些本該被記錄、被研究的史實被選擇性遺忘,或者只見結果不見過程的留存,對于分析其成因帶來極大的困難,例如,完全照搬蘇軍既有模式階段,我軍獨立發展的實踐和探索歷史均被淹沒在成型的舶來經驗之中。
2 系統性不強
系統性不強在很大程度是完整性不夠的必然結果,盡管某一階段、某個專題或某個單位有過對歷史的梳理和總結,對于我軍裝甲裝備保障歷史的整體,目前還缺乏系統的梳理和總結。除此之外,大部分研究成果只是停留在了對史料的整理和對裝甲裝備保障各階段重要歷史事件的記錄和描述。一是外部關聯不夠造成的缺陷。一些研究,拋棄了時代特征、軍事戰略方針,離開了戰法、保法、訓法、軍隊編制體制以及裝甲機械化部隊的發展狀況,單純地研究保障歷史,結果只能是自說自話、孤立片而,對當時和后人的借鑒意義都不大。二是內部互動不夠造成的缺陷。裝甲裝備保障是管、修、供、訓、研、戰多項業務融合互動的統一體,一些歷史研究的方法往往是就事論事,孤立地實施個體研究或業務縱向研究,忽略了業務間的關聯性,其結果造成了對規律的探究不深不透,對原則的歸納若即若離。
3 對比性缺失
對比性缺失的表現形式是重在序貫性的史實記錄,缺少優劣比對解讀和發展脈絡走向判斷,具體體現在:一是缺乏橫向對比。這種情況從1945年開始至20世紀70年代末的歷史研究中體現的較為明顯,經歷了裝甲裝備保障初創探索、學習借鑒、自主發展、曲折發展四個時期,尤其缺少與外軍的同時期比對研究,即使是學習借鑒時期研究前蘇聯的裝備保障,也是處于單方而、無基礎的全盤模仿學習,而非比對研究,造成對發展狀況定位不準,無法掌握同期外軍保障工作的異同,出現固步自封、閉門造車的后果。二是缺乏縱向對比。以裝備保障力量的培訓體系為例,現在能夠見到的均是各時期的歷史靜態記錄,“截比50年代末,赴蘇留學、院校培訓、部隊自訓的人員培訓體系初步形成”,"20實際60年代修理工‘先訓后補’的訓練體制基本成型”,缺少時期轉換、重大變革的分析研判、動態解讀,則把握不清發展節奏,研究缺少歷史剖析與現實指導意義。
[關鍵詞]微觀史,史學碎化,宏大敘事
[中圖分類號]KO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7―6241(2011)24―0003―03
自20世紀中葉以來,歷史學的領域一直在擴大,歷史研究的題材越來越多,也越來越細,不僅是家庭、婚姻、婦女、兒童、老人等社會群體和社會生活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而且像感覺、身體、儀式、象征、記憶等非傳統的歷史題材也紛紛進入史學研究者的視界。
史學的現狀及發展趨勢,從好的方面講,將史學的領地擴展到囊括每個人和所有種類的人類活動,極大地豐富了歷史學,對歷史社會的認識更加全面和細致,這說明,史學在發展;但從另一方面看,人們也發現,這種發展是有一定的代價的,這就是史學的碎片化。史學的碎片化不僅使歷史知識變得支離破碎,在某些情形下,由于歷史研究者專心于奇聞趣事,注意力集中于社會邊緣的人和事,史學正在失去關懷的重心。正像《年鑒》雜志所指出的那樣,“歷史學的研究領域加速擴張,有待探索的領域層出不窮,這導致了意想不到的危險,即產生新的隔絕。這不再是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的隔絕,而是以新的專業化的方式在歷史學科內部造成的相互隔絕”。英國史學家彼得•伯克在一次訪談中也曾講到,“我很遺憾地意識到了歷史研究之日益碎片化,就像人類知識總體的碎片化一樣。從集體來看,人們知道得越來越多。從個別來看,要看到一個人自己的‘領地’與其他領域的關聯,變得越來越困難”。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毫不奇怪可以同時聽到兩種不同的聲音,一些人憂慮史學的前景,認為歷史研究不應碎片化,并希圖防止史學碎化,如伯克認為,務之急是“要停止碎片化和專門化。或者,至少要將事物看作一個整體、在不同學科之間展開合作的有意識的努力,來抵消和抗衡專門化和碎片化的趨勢”翻㈣。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史學碎化得還不夠,支持歷史研究進一步碎片化的趨勢②。
歷史研究中存在的碎化問題似乎在微觀史研究中得到比較典型的體現。
微觀史學雖然不以規模較小的研究對象為限,但它的確以歷史上的個案或微小的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見長。人們熟知的微觀史代表作金茲堡的《奶酪和蠕蟲》、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敘述的就是關于某個普通人的經歷和故事;達恩頓的《屠貓記》敘述的也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講述的是一個較小的地方小區里的人與事。在德國,微觀史學以研究“日常生活史”聞名,僅這個名稱就足以說明德國微觀史學家所關心的主要是社會地位微末的人和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日常生活中的人與事成為歷史學家關注的對象,大量地進入史學領域以后,歷史研究的題材便極大地豐富起來。
不過,微觀史研究本身并非必然會引起史學的碎化。在依托某個具有總體性的宏大歷史架構的情況下,微觀史研究不會游離于宏大歷史主題,反而與宏觀歷史形成一種互補的關系,比如微觀研究可以揭示以往的歷史研究中不易發現的現象,這種研究結果或者可以用來充實宏大歷史架構,給歷史的大結構和大進程增添具體內容。或者可以用來糾正以前的某些觀點或思路。在經過若干例個案研究以后,倘若人們發現了存在于其中的某些共性,而這些共性與以前的某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不相符合,那么,新的結論甚至可以取代舊的概括。總之,與宏觀歷史主題相聯系的微觀史研究完全可以成為總體史的組成部分,或者成為觀察總體歷史的一個很好的視角和途徑。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人們也喜歡將微觀史學比喻為“顯微鏡”。
的確,個案值得研究,重要的原因在于個案中包含著可以反映某個時代、某個社會的大量信息,研究者把它們置于顯微鏡下進行細致的觀察,可以捕獲到與該個案有關的那個社會的細節,該微觀研究從而成為人們認識個案所發生的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一扇窗戶。由此,該個案及研究的結果就有了獨特的歷史價值和意義。在《馬丁•蓋爾歸來》②這個故事里,馬丁•蓋爾的經歷絕對離奇和獨一無二。但是,隨著故事的展開,人們可以發現馬丁•蓋爾的經歷完全是在他所處的那個社會的情景中發生的,他的經歷沒有超越那個時代的鄉村社會對愛情、婚姻、性關系的習慣和一般性看法,也受到時的財產繼承、司法方面的制度性約束。可見,馬丁•蓋爾的故事不管如何奇特,它也需要被放在16世紀法國鄉村生活和法律的價值和習慣之中來理解。該個案的研究者戴維斯說過,“就馬丁•蓋爾而論,沒有了早期現代法國國家的司法體系和人們對于社會流動性的廣泛期望,他的故事就沒有了意義。歷史學家必須在這些高度聚焦的研究和更加廣泛的研究之間保持不間斷的對話,并將對話所可能具有的意蘊充分發揮出來”。法國歷史學家拉杜里的《蒙塔尤》則是“以小見大”的歷史研究的典型,拉杜里通過《蒙塔尤》來反映13世紀晚期到14世紀早期法國鄉村社會的生存狀況和農民的意識,他用一滴水與顯微鏡的關系來比喻教區與宗教裁判所,并且用“一團泥”來說明個案研究的價值和意義:通過一團泥,人們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只有泥是真實的,變化的只是名稱而已。
大體上講,目前人們所了解的、有重要學術影響的微觀史學作品總是與宏大的歷史結構和進程聯系在一起的。一旦建立了這樣的聯系,相關歷史細節的研究不會發生離散的傾向。
然,微觀研究脫離了歷史的整體背景,史學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支離破碎的情形。個案成為一個孤立的觀察對象,不僅這一研究對象在整個歷史架構或進程中找不到合適的位置,而且,這種研究的學術價值也會隨之降低。研究者專心于這種案例,只能是發一發思古之幽情而已。有人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曾經批評西德的歷史研究正在離開歷史學的宏大主題而“走向了微小的生活世界,走向了日常生活的昏暗領域與邊緣角落”。這一批評或許有些過頭,但只研究“昏暗區域”和“角落”,那一定是荒唐之舉。此外,我們應該注意到,微觀史研究者普遍重視文化人類學的敘述方法,就是對研究對象做極為細密的描述④。假如用“密描法”去敘述一個游離于宏大歷史主題之外的微觀對象,不免令人感到小題大做。這然也會遭人批評,有人指出,這種做法就好比是研究者圍著一個偏離中心的鼴鼠窩,堆砌一座文字山。
所以,對歷史做細微的研究與歷史學的碎化還不是一回事。細微的研究是對總體歷史中的局部的細化,不以粉碎歷史全局為追求。而碎片化則是不顧、甚至否定宏大的歷史結構和進程,具有與中心離散的傾向。在史學失去中心和重點、缺乏可
以包容微觀歷史內容的大結構的情況下,歷史研究的對象越來越細微、選題越來越怪偏,碎化的趨勢就不可避免。
這樣一來,微觀史研究會不會引起史學碎化的問題,就轉化為歷史學者是否信任和依賴總體歷史的問題。史學發生碎化,根子就在于人們對有關的宏大敘事失去信心。在這個過程中,后現代主義的影響在史學中不斷擴大,助推了歷史研究的碎片化。根據后現代史學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弗蘭克林?安克斯密特的說法,“后現代主義首要地是表達了這樣一種認識:今天的一切東西都在走向碎片化、解體和喪失中心的方向”。史學的碎化體現了后現代思想在歷史研究中的回應。所以,后現代主義與史學的碎化有直接的關系。
后現代主義助推史學碎化主要在兩個方面:
一是動搖和否定宏大敘事。從20世紀70年代起,西方歷史學中逐漸彌漫著對宏大敘事的懷疑氣氛,很多人不再相信進步的觀念,否認歷史有規律性,反對就歷史過程做因果關系的分析,不承認經濟和社會因素在歷史進程的基礎性作用。后現代思想從理論上否定了六七十年代的歷史學家孜孜以求總體歷史或“社會的歷史”的雄心,為史學的碎化做好了理論準備。正如彼得?伯克所言,“微觀史是整個學科在那一特定時刻所需要的東西。也就是說,它的出現,源于對于宏觀歷史性質的某些主導性解釋模式的不滿。到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我們當中的很多人看到了結構史的缺陷。因此,微觀史就抓住了這一專業性的層面”。
二是在微觀史研究中找到寄托。在后現代思想的影響下,人類好像失去了方向在漂浮。這種迷失方向的狀態反映在歷史學的實踐中就是宣稱微小的、偶然的事件可以產生巨大的、不可控制的后果。這樣,微觀史研究領域很自然地成了踐行后現代史學思想的理想場所。事實上,微觀史研究與后現代歷史思想確有一些共性,使它們易于接近,比如微觀史所研究的是眾多的、具有個性特征的微小對象,這與后現代主義者追求差異性、多樣性、偶然性是相吻合的;微觀研究中的人與事往往是處于社會邊緣的人或生活中的瑣碎小事,這又與后現代主義所擅長的從邊緣出發去解構中心的路徑相一致;微觀史學關注人的經歷,重視文化因素,傾向于采用文化人類學家的描述法來敘述歷史,這符合后現代史學認為歷史表述就是講故事的主張,如此等等共性,使得后現代主義很容易在微觀史研究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由此看來,如若微觀史研究的發展對于史學的碎化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那么,這主要不是因為微觀史學的研究對象過于微小和眾多,實在是因為后現代主義在解構宏大敘事的同時,把微觀史研究領域當作落實后現代史學思想的載體和場所。而這正是歷史學之所以碎片化的要害之所在。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提出了為了防止史學的碎化,我們是否需要更加合適的宏大敘事的問題。可以肯定的是,史學的碎化最終也不利于微觀史的發展,因為微觀史的前途同樣系于這樣的大敘事,正如彼得?伯克所說,微觀歷史研究若想規避回報遞減法則,那么其實踐者需要展示小社區和大歷史趨勢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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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國歷史學 界限模糊 社會科學
一、中國歷史學的內容
歷史雖然是豐富多彩的,但是歷史研究者對歷史的關注和研究,不可能從一開始就是全面的和完整的,而是有選擇的和有限度的,只能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理論方法的創新而逐漸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和深化研究的程度,這就是所謂的時代問題。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歷史使命、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理論方法,它們必然會影響和制約人們和歷史研究者對歷史內容的認知、研究對象和研究角度的選擇,隨著時代的進步,對歷史資源的開發不斷提出新的要求,歷史研究者選擇研究對象的范圍逐漸擴大、角度逐漸更新。與此相應的,被運用于歷史研究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也就越來越多。改革開放以來,歷史研究的發展軌跡已經證明這一點,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不斷深化,人們的生活日益豐富多彩,所面臨的問題日趨多元化,也更多地尋找歷史的借鑒,從而使社會史、區域史、城市史、社團史、人口史、法制史、教育史、現代化史等新的歷史研究領域相繼興起。即使是一些老學科,也會因時代的需要而開辟新的研究領域,采取新的研究視角,如政治史研究中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基層政權等,經濟史研究中的企業、金融、商業、經濟制度、原初工業化等,文化史研究中的社會文化、產業文化等,從而使各相關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都被用于歷史研究。
從歷史學的涵義來說,所謂歷史學,就是重建歷史的科學。它既要重建過去發生過的一切事情,又要重建這些事情的變化發展過程及其內在的規律;既要復原和描述各種歷史現象,又要分析和揭示歷史發展的各種特點和規律。如果說復原和描述歷史現象,不一定需要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只要用傳統的歷史學方法就可以完成的話,那么分析和揭示歷史發展變化的特點和規律,則不能不運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如政治史從研究政權更替、政治變動進入到研究制度變革、政治效能的時候,就需要運用政治學的理論和方法;經濟史從定性分析、舉例研究、現象陳述進入到定量分析、綜合研究、規律探討的時候,就需要運用數學和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社會史從研究民眾生活、風俗習慣進入到研究社會結構、社會功能的時候,就需要運用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其他歷史內容的研究無不如此。
如果歷史是包括過去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歷史學應該適應時代的需要,探討歷史發展的特點和規律,那么采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歷史、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交叉和結合就是必然的。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除了有歷史學這方面的因素之外,還有社會科學方面的因素,但是,歷史學研究引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與社會科學各學科研究向歷史的滲透,即這兩者的專門史研究既有交叉又有區別。一般說來,后者側重于其學科產生發展過程的研究,前者除了包括后者的研究內容外,更注重與社會科學各學科相關的社會情況的研究,對各方面的社會情況進行綜合性的研究。這意味著歷史學這一本來就是社會科學之一的學科,將具有更多、更強的社會科學性,乃至成為涵蓋面最寬的社會科學,也要求歷史研究者除了需要堅持以發展著的為指導以外,還需要具有更多、更全面的社會科學知識。
二、中國歷史學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的原因
近一個世紀前,德國量子物理學家普朗克講過這樣一句值得人們深思的話:知識是一個完整的鏈條,人們因為自己的無知,自己認識能力的局限,所以將知識這一完整的鏈條人為地割裂了,正因為如此,才有了物理學、化學、數學、文學、史學、哲學等。他預言,隨著科學的進步,隨著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能力不斷提高,被人為割裂的知識的鏈條一定會重新連接在一起。顯然,歷史學同各個學科一樣,也屬于一定的歷史范疇,是歷史的產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斷獲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適應社會歷史的發展,從來就不存在永恒不變的歷史學。為什么當代歷史學的變化,主要表現為歷史學和社會科學各個學科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加密切?首先因為最初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之間界限的劃分,并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徹底地割裂彼此之間內在的聯系。社會科學各個學科之間的內在聯系始終是存在的,因為各個學科所需要研究或認識的客體,都是建立在客觀物質世界基礎上的人類社會。盡管歷史認識客體、歷史認識主客體之間的關系有其特殊性,但歷史不過是昨天的現實,歷史、現實和未來辯證地統一在一起,因此并不會改變這種聯系,只不過這種聯系有時十分隱蔽罷了。但在中外史學發展史上,人們從不少享有盛譽的史學名著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聯系。
在歷史學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的過程中,除了可以見到歷史研究一體化的趨勢之外,還可以明顯地發現歷史研究的理論化趨勢。歷史研究要有理論深度,就一定要放棄以經驗為特征的史學方法及原則。歷史研究的理論化趨勢,主要表現為重視歷史認識中的價值判斷,以及對其進行理論性的描述,而非僅僅是歷史過程的堆砌或歷史文獻的積累,也不是在歷史認識中僅僅停留在感性的考實性的判斷上。這就需要揭示考實性判斷所傳達的歷史信息背后蘊涵的深刻的歷史內容。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借助于傳統史學以外其他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這樣才能完成這樣的任務,即只有傳統史學的界限不斷被打開、被擴展史學不再像歷史學,或歷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學科,是否還會繼續存在下去,這種擔心大可不必。因為從來就沒有一個先定的、標準的歷史學模式,如果一定要找到這樣的模式,就只能在社會發展和科學發展的具體實踐中尋找。
三、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
(一)從理論與方法上看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是一個經常被歷史學者津津樂道而往往為社會科學家所忽略的問題。它反映了歷史學界對自身發展前途的關切,也流露出沉寂持重的史界對熱鬧歡騰的社會科學界的向往。人類由于自身知識和認識能力的局限,把其所面對的復雜世界分而治之,分為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許多分域,并因而產生許多相應的學科,它們綜合在一起構成了社會生活的復雜畫卷和社會科學的廣闊園地。然而歷史的位置在哪里呢?焦慮由此而生。作為安慰的解答是,歷史隱藏在這些社會事象的背后,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既往存在形態構成了歷史學的研究對象;社會科學處理的是橫切面的問題,縱切面的問題留給歷史學處理。
(二)歷史學對于社會科學的獨立性和包容。第一,歷史學的根本使命是敘事性的。它敘述人類社會的古往今來,這些歷史的基本事實是獨立于任何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的客觀實在。這就構成了歷史敘事的獨立性的基礎。所以,從歷史學的敘事性使命而言,歷史學相對于各種社會科學都有其獨立性,不可能以某種社會科學來完整地包涵歷史。第二,歷史學的獨立性正是其具有包容性的基礎。歷史學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即在每一個時代可以采用這個時代突出的方法和理論重新認識歷史,從而使歷史敘事帶來鮮活的時代氣息或表現為歷史研究中新的問題意識的產生,或表現為新學科所提出的概念和范疇的借用。它們最終都可以從新的歷史敘事方式中得到體現。第三,歷史學的獨立性與包容性,要求我們對各種社會科學和各種理論應保持開放頭腦而不能盲從迷信。在采用某種理論得出一種歷史的解釋后,應清醒地認識到這僅僅是一種解釋,但不能說這是唯一可用的解釋這類現象的理論,歷史研究者仍然可以選用其他方法來描述。套用一句老話就是:理論是灰色的,歷史敘事的生命之樹常青。
四、新時期中國歷史研究觀念和方法的轉變
(一)培養多元化觀點。史學家長期堅持不懈地致力于摒除歷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義傳統,反對用歐洲歷史或其他任何民族的歷史作為模式來匡正、臧否中國歷史,主張通過本民族歷史的深入研究,發展出一套真正反映中國歷史本相的研究體系。在美國科學家柯文的“中國中心觀”提出之后,更多學者開始思考“非中心問題”。國內美國現代中國學的開創者侯且岸教授指出,在中國研究和亞洲研究中,并不是說建立起“中國中心觀”或“亞洲中心觀”以后,就全部解決了問題。事實上,建立起這樣的觀點和取向僅僅是邁出第一步,還必須把中國研究、亞洲研究放到世界史發展的進程中加以考察,既要看到世界歷史發展的共性,又要看到各地區發展的特殊性。在這樣的歷史考察中沒有誰是中心的問題。我們必須培養一種“非中心的意識”,而且只有在普遍問題的研究上樹立多元化的觀點,才能對歷史上諸多可能性的問題提出新見解。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處理西方主流史學和中國史學的關系,克服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突破狹隘的民族、種族主義的歷史局限。
(二)堅持歷史研究統一性和多樣性并存的原則。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但文化的一體化是絕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文化的多樣性恰恰是這個世界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因為人類歷史本身具有的不平衡、多元化、多線條、多種模式的特點決定了歷史研究的多樣性。歷史研究要揭示人類歷史發展的多樣性和個性化,展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和魅力,消解西方文化的霸權主義,形成公正合理的人類共同價值體系。當然,紛繁復雜的歷史畢竟是有規律可循的,否則歷史學就失去了它作為一門科學存在的資格。我們首先應該承認歷史發展有規律可循,否則就會最終陷入不可知論。需求普遍主義的結構,是西方新史學甚至社會科學發展的最新成果。多樣性的歷史研究就是要重建真實的歷史,以人類發展的多樣性經驗解決一體化產生的種種問題,消除文明單一化的傾向。因此,闡述歷史發展的統一性必須與反映各民族具體的歷史特點的多樣性結合起來。
(三)與西方的各種理論范疇建立新的和獨立自主的關系。重新定向中國史學的關鍵不是要盲目否定西方的各種理論范疇,而是與這些范疇建立一種新的和獨立自主的關系。近代中國落后于西方,其傳統學術借助西方的話語系統向現代轉換,既是無可奈何的必然,又是歷史的進步。因為但凡生命力長久的理論都是上升到具有一定普遍規律經驗的結晶。另外,當下,和傳統之間隔著一個現代西方,無論從現實生活的角度還是從學術意義來說,西方曾經設定或正在設定的框架已經成為我們所處世界的一部分,我們不可能徹底擺脫它,只能應對挑戰,更積極地尋求解決之道。我們需要意識到西方的話語系統及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普遍價值的種種局限與不足,看到它的問題與危機及西方在應對這些危機時所采用的辦法。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吸取西方理論中的精華,同時消除其消極影響,不再重蹈覆轍。
(四)中國史學的研究應具有世界的眼光。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要躋身于世界強國之林,并求得持續的發展與進步,都不能閉關自守,與世界隔絕,都必須時刻關注和了解世界。從20世紀5O年代起,伴隨著全球一體化的進程,國際范圍內的史學反省活動推動著新的歷史觀念的形成。在此基礎上,東西方史學逐步從對抗走向對話,開展廣泛的交流與合作,出現了一種強調以“全球眼光”審視人類歷史的“全球歷史觀”。這是史學家們對20世紀世界歷史變化和史學研究方法進行全面而系統反思的結果。長期以來,中國史學研究中存在似乎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與高度重視的一個誤區,即視野狹窄,拋開世界這個廣闊的時空與多重的背景去片面孤立地思考和研究中國歷史。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史學的研究尤其應該具有世界的眼光。重新定向中國史學應將中國歷史置于世界這個廣闊的時空與多重的背景之下進行考察和研究。這不僅有助于深化和豐富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與理解,最大限度地克服和避免狹隘性和局限性,而且有益于我們準確地把握和解答中國歷史發展嬗變的特殊動因及其規律,以期對整個中國歷史作出科學準確的定位及客觀的評價,更有助于中國史研究走向世界,加速推動中國史研究與國際史學接軌,促進和國外同行進行直接對話與交流,消除長期以來在世界史研究中對中國歷史的誤解與歧視。這是中國史研究真正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因此,對于中國史研究者來說胸中有中國固然重要,但是絕不可眼中無世界。
中國史學要重新定向,發揚本民族的史學特色,就必須繼承傳統而又超越傳統。繼承傳統是為了給史學發展以信心,超越傳統是為了給個性創造以空間。當然,在傳統史學遺產中,有一些已不適用于今日,重要的是,在傳統史學中,蘊含豐富的智慧和特有的思想,這些智慧不會因時而亡,而那些卓越的思想也不會因時而廢,都值得史學工作者認真發掘。只要史學工作者具有這樣的信念,則中國的傳統史學不僅會面貌一新,而且這種創新的民族史學的個性特點必將在國際史壇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時,我們應當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借助和吸納域外的一切優秀史學遺產,積極引進,“洋為中用”,密切中國史學同外國史學的對話,以正確的認識和積極的態度進一步加快融入世界史流和日益頻繁的國際史學交流,為發展新史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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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中歷史;研究性學習;學習方法;存在問題
研究性學習是各種學習方式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學習方式。廣義上是指學生研究問題的學習方式,狹義上是指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主動學習各門課程,在學習和掌握知識的同時,讓學生自我體驗、理解和運用學習方法,以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實踐能力。這種學習方式主要是指教師不把問題的結果直接告訴學生,而是學生通過教師啟發自主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下面主要針對高中人民版的歷史教科書展開對高中歷史研究性學習的思考。
一、開展高中歷史研究性學習的方法
1.搜集歷史課題資料,撰寫歷史小論文
高中生可以在老師的指導下,搜集有關某一重要課題的資料,加以整理和分析,再把研究的結論以歷史小論文的形式撰寫下來。一般來講,論文要有它的研究意義,要有明確的論點,分析及論證都要有依據,讓學生獨立思考,有學生自己的見解。
2.撰寫有關歷史題材的小型社會調查報告
學生圍繞某一歷史課題,組織開展走訪或是實地調查等有意義的活動,將搜集的資料和得到的結論以社會調查報告的形式撰寫出來。活動的進行不能盲目,組織者要事先選定調查的地方和對象,并做好各項記錄,在此過程中,學生們或學生和教師之間可以互相溝通交流,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
3.教師不定期地組織學生進行歷史知識辯論
組織辯論主要是針對某一個具有正反面的歷史問題,將學生分為正反兩方,雙方各持一個觀點,以正規辯論賽的形式組織開展活動。教師不能任意的將課題視為辯論課題,被選中的辯題一定要具備可辨性和適中性,是學生都比較有興趣或是比較重視的歷史問題,但必須要求這一辯題不偏向于任何一方,沒有明顯的傾向性。
4.適當地采取試教法
試教法簡單來說就是教師和學生進行角色互換,要在教師的指導下,讓學生扮演教師給大家上課,從“學”轉變為“教”,在“教”中學習,做到真正的“教”“學”相結合。歷史教師可以定期組織學生扮演自己的身份,把一些指定的歷史教學內容在課堂上教給其他學生。但是學生一定要重視每次的上課,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分析好教材,找齊所需資料等。在學生準備的過程中,教師要給予適時的指導,讓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得到收獲。
5.自辦報刊,嘗試編寫歷史性事件
在對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進行深入了解后,可以讓學生嘗試“成為”一名編輯或是記者,對這些歷史事件進行評論和編寫。學生不但可以模擬當時的歷史情境,也可以對日常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選取一個視角進行編輯。這種方法有利于培養學生的理解分析能力,也讓學生明白掌握歷史事件階段性的重要性。
二、高中生在歷史研究性學習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高中生選取的歷史研究課題的范圍過于廣泛
由于學生以往都是接受性學習,研究性學習作為一個新的學習方法,學生對其還是有些生疏,不能很快適應它。因此,學生在選擇或制訂課題時盲目不合理地選擇了一些大范圍的研究課題。一個較大范圍的研究課題,由于它的文化范疇較為廣泛,學生很難把握住它的教學方向,不僅不利于學生掌握知識,也浪費了學生的學習時間,嚴重挫傷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2.學生搜集資料有一定難度
歷史具有過去性,歷史學科不像那些物理學科,可以通過做實驗來獲取所需結果。歷史研究性學習所需的資料很少有實物資料,一般都是以文字資料為主要參考資料,影像資料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學生獲取資料的方式只能是通過書本上的文字敘述或是圖片資料,然后分析出與之有關的知識點來。
3.學生歷史知識薄弱,無法掌握完善的歷史知識結構
有的學者認為,多元化史學思潮在中國已經形成,而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理論缺陷,使唯物史觀的理論影響在下降,故歷史觀應當發展成為唯物辯證的以實踐為基礎的系統史觀,其中包括將哲學認識方式、科學認識方式相結合以探求各個文明地區和各個國家、民族以及各個社會分域的歷史發展規律,從事歷史理論研究;也可將價值認識方式與科學認識方式相結合。
有的學者認為,歷史研究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的理論指導,自覺抵制“指導思想多元化”以及“左”傾思想影響下的簡單化、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條主義等錯誤傾向.唯物史觀傳人中國之后,中國歷史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當前唯物史觀面臨著來自諸多方面的挑戰。首先,由于歷史的原因,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被誤解或歪曲,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造成較嚴重的混亂,澄清這些混亂思想,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許多艱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國際上出現了否定的社會思潮。并在國內思想界有所反映,歷史研究領域也出現了否定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錯誤傾向;其三,外國歷史學理論思潮大量涌人國內,但由于缺乏的科學分析,致使一些人誤認為這些理論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觀的“科學理論”;其四,20世紀80年代以后,社會發展和科技革命都發生了許多新變化,提出了諸如“現時代的本質和特征”等重大的理論問題.唯物史觀需要面對現實,在社會生活和科學研究的實踐中,不斷豐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論范疇,關注新的增長點,而不是故步自封,使其能及時地回應社會的呼喚,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為了應對唯物史觀面臨的嚴峻挑戰,第一,要有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確認識包括史學在內的所謂學術研究“與國際接軌”;第三,高度重視史學理論在歷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不僅要重現20世紀50年代、80年代史學理論研究的輝煌,而且要在此基礎上深刻理解當代中國和世界,把當代中國的歷史科學、史學理論不斷推向前進.
有的學者認為,堅持唯物史觀,是指堅持基本原理.近一個世紀歷史研究的實踐證明,只有這種理論才提供給了人們認識歷史問題的最銳利的武器,而那種賦予唯物史觀的過多含義.把本來不屬于它們的范疇的東西也當作其基本原理去宜傳的教條主義,反倒有礙于史學的健康發展。今天,我們還必須通過歷史研究的實踐,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學理論和方法,去豐富和發展的唯物史觀。
有的學者認為,新的歷史時期,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學中運用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但同時也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挑戰:第一,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條化甚至是情緒化看待唯物史觀;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學理論,對唯物史觀作所謂的“修正”與否定;第三,打著學術創新的旗號.對唯物史觀做剪裁與歪曲以至否定,第四,通過各種形式的歷史題材文藝作品,宣揚與唯物史觀相左的歷史觀念.所以,必須正確認識唯物史觀在運用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與發展唯物史觀應付出更多的努力:其一,在對唯物史觀及其指導下的史學研究進行認真反思的基礎上,加強對唯物史觀產生背景、時代意義、根本內涵等基本問題的研究,準確理解和把握其靈魂與精髓,澄清當前史學界的一些模糊認識;其二,根據新的歷史形勢,將對唯物史觀的堅持與發展辯證統一起來;其三,從學術發展的規律來看,唯物史觀指導下的中國史學要在新世紀獲得更大的發展,關鍵還在于要有一大批經得起實踐和時間檢驗的優秀學術成果;其四,作為的重要組成部分,唯物史觀的學術根基廣布于哲學、歷史等各相關學科的理論與具體研究工作中,而作為學術與普通大眾之中介的文化教育、文藝作品能否堅持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則是唯物史觀能否深人人心的重要前提。
有的學者認為,目前研究中存在兩種錯誤的傾向:一是在運用唯物史觀之理論上的公式化與教條化;另一則是沿襲唯心史觀的“從思想到思想”的詮釋模式.實際上,唯物史觀的思想源于“現實生活過程”的原理,為我們在這一學術領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學的“本體”論與方法論。按照唯物史觀的要求,我們應在三個層面上展開研究,即從廣大民眾、統治階級或日益崛起的新興階級與思想家本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出發,去分析相應的思想文化形態、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張,唯有如此方能正確地闡明各種思想文化現象的本質,進而揭示其發展演進的歷史規律。
有的學者認為,唯物史觀也是要不斷豐富發展和完善的.雖然時下沒有人會對應該豐富和發展持有異議。但是一旦涉及原創性的經典結論,人們便很難有所突破,往往使豐富發展流于一句空話。而新的文化哲學是對唯物史觀的豐富和發展,因為新文化觀具有它的理論生命力,對社會歷史現實問題具有容納解釋能力,不像其他哲學思潮和流派很少明確闡述自身與唯物史觀的關系,甚至有意回避或擱置。
有的學者認為,唯物史觀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即這一理論系統不間斷地且廣泛、深入地與外界進行物質與信息的交換,之所以這樣在于其具備下列特點:第一,這一理論體系是實踐的理論體系,即理論之沖破象牙塔、學院的禁錮。擺脫純意識之形式轉化為社會物質力量,是通過實踐實現的,而社會實踐本身就具有廣泛聯系,從而構成開放系統;第二,這一理論體系具有廣泛的、長時間的社會適應性,從而既具長時間合理性又具有解讀和發展的空間,第三,有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學人、思想家薪火傳承,宜傳詮釋,發展創新.開放的系統較之封閉的系統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一次性地完成就終結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自我更新、自我豐富、自我完善、自我發展。
主要參考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