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3-30 08:30:57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社區治理需求，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1月-2013年6月期間我區380名老年人作為本次的研究對象。其中男性224例，女性156例；年齡60-91歲，平均（69.1±7.2）歲，其中60-69歲者218名，70-79歲者124名，80-89歲者38名；職業：農民23名，工人103名，教師52名，醫務人員15名，企業職工91名，公務員67名，無業者12名，其它17名；文化程度：小學114名，中學及高中192名，大專及以上74名；婚姻狀況：喪偶68名，夫妻健在305名，獨身7名。
1.3調查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對以下幾方面進行調查和分析：①受試者一般情況：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等；②受試者的健康水平：高血壓、心血管病、糖尿病等11種老年常見疾病史；③制定社區護理的需求問卷，包括疾病預防、疾病護理、健康促進三個方面，共23個條目；④采用GQOLI-74生活質量的綜合評定量表[1]，內容包括心理功能、軀體功能、物質功能、社會功能四個方面，共74個條目，得分越高，說明生活質量越好。調查問卷由經培訓的專業人員入戶發放，使用統一指導用語向受試者講解。調查表由受試者本人填寫。本次共發放400份問卷調查表，最終回收有效問卷380份，問卷回收有效率為95.0%。
1.4統計學處理
數據的收集與處理均由我院數據處理中心專門人員進行，保證數據真實性與科學性。初步數據錄入EXCEL（2003版）進行邏輯校對與分析，得出清潔數據采用四方表格法進行統計學分析，分析結果以p
2結果
2.1老年群體疾病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380名老年人中，患病者273名（71.8%）。其中患1種疾病165名，2種及以上108名。患病率最高的的前五名疾病是高血壓（125名）、關節炎（76名）、心血管病（63名）、糖尿病（46名）、白內障（19名）。
2.2社區老年人護理需求影響因素
表1社區老年人護理需求影響因素
2.3社區老年人生活質量評分
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社區老年人生活質量平均（61.72±9.84）分，軀體功能平均（60.11±11.86）分，心理功能平均（67.31±12.62）分，社會功能平均（63.34±10.76）分，物質功能平均（55.76±13.52）分。
2.4社區老年人護理需求和生活質量間相關性
表2社區老年人護理需求和生活質量間相關性（r）
注：*表示P
3結論
3.1護理工作利用情況與影響因素
本調查顯示，社區老人的護理服務利用率較低。通過調查結果可知，380名社區老年人中273名患病，患病率高達71.8%。而患病率最高的前五位分別是高血壓（125名）、關節炎（76名）、心血管病（63名）、糖尿病（46名）、白內障（19名）。此類疾病與老人生活習慣有密切關系，也說明老人對于社區護理服務的需求較高。社區老人生活質量平均（61.72±9.84）分，這與國內外相關資料[2-3]的研究結果相近。該現象也說明老人有較高社區護理需求，但目前我區護理服務的狀況并不樂觀，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區護理工作處于起步階段，社區服務站工作宣傳不充分，老人對于社區護理工作的性質、特點、方法、意義等缺乏深入了解；而社區老人對社區護理不接受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費用問題，老人對于費用考慮與平時經濟收入和消費習慣、生活習慣密切相關，同時也可反映出老人對于護理工作認識的缺乏[4]。
3.2增強護理服務工作
3.2.1全面了解社區老人護理需求，針對性開展健康宣教 實施健康宣教工作，進一步提高社區老人健康意識與自我保健的能力，提倡科學、文明生活方式，可有效預防和控制高血壓、心血管疾病的發生。本調查顯示社區老人主要患病為高血壓、關節炎、心血管病、糖尿病及白內障，因此，以社區為基本單位開展健康宣教是一項具有實際意義的干預對策[5]。
3.2.2增強對社區老人生活質量的檢測，對生活質量較差的老人實施針對性護理干預 特困老人與空巢老人屬于社區老人中的困難群體，護理工作人員應增強對該類群體的護理。可將該類老年人資料進行分開保存，讓護理人員心中有數，定期對老年人進行針對性護理。
關鍵詞：知識交流 知識共享 虛擬社區 成就需求理論
所謂虛擬社區是和實體社區相對應的概念，指的是通過互聯網這個媒體將擁有共同興趣或是共同目標的人們集合到一起，在這個虛擬空間里人們可以自由地交流、交談、互相幫助甚至是從事交易。
對于虛擬社區經營者而言，如何吸引更多的成員，如何激勵成員的參與，如何增加成員的忠誠度，影響不同成員互動交流的因素是否不同等均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只有在了解這些問題的基礎之上才能更好地吸引和留住成員，使虛擬社區成為匯集人氣的空間和平臺。
本文擬在一個全新的環境下，從整合的角度對上述問題進行研究，具體研究架構如下：在虛擬社區環境下，研究其中成員的知識交流行為，試圖從知識獲取和知識貢獻兩個方面來了解社區成員的參與情況，探討影響這種知識交流過程的因素，進而提出應該如何激勵知識交流的管理建議。
成就需求理論概述
美國心理學家戴維麥克利蘭（David Meclelland）經過對成就動機的深入研究，于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了成就需求理論，將人們的內在需求歸納為成就需求、權力需求與親和需求三種。成就需求是基于個人理由去設定并完成目標的欲望，即一種根據適當標準追求卓越、爭取成功的內驅動力。權力需求是指使他人改變行為、順從自己的需求。親和需求是指追求友善并重視人際關系的需求。
實證模型設計及假設
本文試圖利用麥克利蘭提出的成就需求理論，將虛擬社區成員的內在需求、內在動機、自我效驗等作為影響其進行知識交流的因素，以討論社區內知識交流和共享以及激勵機制的作用。
具體而言，本文從成就需求理論出發，研究成員特征、知識交流和社區強化之間的關系，試圖找出影響虛擬社區成員知識交流的因素。在研究模型設計時，成員特征被分解為人口統計學特征（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和個性特征（如自我效驗、成就需求、內在動機等）；知識交流則分為知識獲取和知識奉獻兩種情形；而社區強化指的是社區對于成員參與的獎勵計劃，包括經濟強化、身份認知以及表現評估等形式。
研究擬采用的實證模型如圖1所示，其主要假設如下：假設H1：虛擬社區成員的自我效驗會影響其知識獲取程度；假設H2：虛擬社區成員的自我效驗會影響其知識貢獻程度；假設H3：虛擬社區成員的內在需求會影響其知識獲取程度；假設H4：虛擬社區成員的內在需求會影響其知識貢獻程度；假設H5：虛擬社區成員的內在動機會影響其知識獲取；假設H6：虛擬社區成員的內在動機會影響其知識貢獻；假設H7：虛擬社區的強化機制會影響其成員的愉快程度；假設H8：虛擬社區的強化機制會影響其成員的興趣；假設H9：虛擬社區的強化機制會影響其成員的滿意程度。
研究內容及結果分析
本文在長三角地區的高校學生以及上班族中進行了問卷調查，主要采用書面問卷和網上問卷兩種形式，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進行。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650份，回收356份，其中書面問卷發放200份，回收132份；網上問卷發放450份，回收224份。在356份問卷中，有效問卷數量為316份，有效回收率為48.6％。
對于回收的樣本，筆者主要用SPSS軟件，通過統計描述、可靠性分析（信度分析）、因子分析、相關性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來驗證各個變量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研究提出的假設中除了H9只得到部分支持之外，其余假設均成立，并得出知識獲取和知識貢獻的回歸方程。
知識獲取＝-8.4E-17＋0.577×親和需求＋0.182×自我效驗＋0.177×滿意＋0.108×愉快
知識貢獻＝-4.8E-16＋0.402×權力需求＋0.268×愉快＋0.181×成就需求＋0.120×自我效驗＋0.103×興趣
研究結論與營銷啟示
根據研究結果分析，本文為虛擬社區服務提供商提出一些建議，希望能夠藉此推動社區內的知識交流和共享，提高成員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進而提升虛擬社區經營者的競爭力。
首先，對于成就需求的刺激，必須讓社區成員有被尊重、受到重視的感覺。比如論壇中對具有價值的帖子的標記措施，可以使發帖者感受到自身的付出得到重視，而其他成員則可以了解他人對社區的貢獻程度，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增加社區成員的成就感，從而愿意繼續在社區內提出和解決具有一定水準的問題；而在刺激網友的權力需求上，可以通過提供社區權限分級制來進行，只有做出一定貢獻的成員才能提高等級，擁有更多的特殊權限，這樣可以吸引更多權力需求高的成員參與；社區還可以通過創造一種良好的交流氛圍來刺激成員的親和需求，當社區被營造成為一個溫馨團結的大家庭時，其成員就會感受到更多的溫暖，從而想要更深層次地融入到社區之中，與其他成員建立更為親密和友善的關系。
其次，自我效驗也是影響虛擬社區成員進行知識交流的重要因素。因此，社區也應該致力于提高成員的自我效驗水平，這里主要指科技效驗、信息效驗和聯系效驗三種。社區可以通過創造簡單易用的界面、介紹基本的電腦和網絡知識、幫助成員學習和使用在線社區技術，及時向知識提供者反饋其知識的價值等信息，讓成員了解其貢獻得到了社區的重視和肯定等措施來進行。如此往復，社區成員的自我效驗水平會得到極大的提高，從而加強其知識的交流。
與外在動機相比，內在激勵的虛擬社區成員更愿意努力工作，更樂于付出和貢獻。因此，從內在動機出發，虛擬社區應該讓社區成員感知到愉快、對社區的強烈興趣，以及對社區提供的內容和服務滿意等，這些可以通過在社區內創造話題相對集中的分討論區、提供更加多樣化的服務和更加人性化的界面設計、經常了解社區成員的需求和不滿等，并及時做出調整來實現；同時，社區還要利用好經濟強化、表現評估和社會贊譽等強化機制來激發虛擬社區成員的內在動機。
參考文獻
【摘要】 目的 調查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及其對社區護理服務需求的現狀，并分析其影響因素，探索適合本地區老年人的照顧模式。方法 采用基本情況調查表、sf-36生存質量量表、自理能力量表和社區護理服務量表對長治市1328例老年人的生存質量、自理能力及社區護理服務需求及利用情況進行調查，并對結果進行t檢驗、相關分析和逐步回歸分析。結果 依據張磊的老年人生存質量劃分標準，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處于“中(72.1～117分)”占98.5%。影響老年人群生存質量的主要因素是自理能力、健康狀況、文化程度、經濟收入和醫療支付形式;長治市老年人對健康宣教、定期體檢的需求率高于對治療性護理的需求率，而各級社區護理站實際提供的治療性護理服務率卻高于健康宣教及定期體檢。結論 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總體處于中等水平，而老年人社區護理服務需求與社區實際提供服務情況存在較大差距，這種差距將全面影響老年人未來的生存質量，故需專業人員積極探索，盡早采取綜合措施來滿足老年人不斷提高的社區護理服務需求水平，從而維持老年人現有的生存質量水平。
【關鍵詞】 老年人;生存質量;護理需求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nd the demand for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of the elderly, then to analyze the factors.methods the quality of life,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demand and utilization for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of 1328 elderly in changzhi city, shanxi province was measured simultaneously by sf-36,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 and community care needs scale, then survey result was analyzed by t test,correlation analysis,stepwise regression.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on of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which was proposed by zhanglei,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scored between 72.1-117 reached 98.5%.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was impacted by the ability of caring oneself,marital status,the degree of culture,economic situation and so on. the demand rate for health guidance and periodic physical examin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rapeutic care. in contrast, the utilization of therapeutic car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health guidance and periodic physical examination. 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s at a medium level. there was a wide gap between the demand of community care and the utilization of community care. the quail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will be impacted by this gap in future. community care model was needed to find out by the professionals' active exploration,in order to 1.meet the high level demand of the elderly for community care. ultimately,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n changzhi city was kept by comprehensive measures.
[key words] the elderly;quality of life;nursing needs
2000年我國與全球同步宣告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我國已有老年人口1.53億并以3%的年增長率增長。長治市居太行之巔，轄13個縣市，2006年總人口312萬，老年人34萬，占總人口的10.6%，表明本市已進入老齡化社會。與大城市相比，長治市受獨特的地理位置與經濟發展限制，社區護理發展緩慢，社區衛生服務站工作范圍局限。為了解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狀況與其社區護理需求情況，筆者抽取城區、郊區及三個縣進行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入選2009年3—12月，長治市城區、郊區和11個縣市(縣市按經濟條件好、中、差各抽取1個縣)的老年人1328名，其中男性718名，女性610名，年齡60~92(68.39±6.94)歲。
1.2 老年人一般資料
包括性別、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況、宗教信仰、健康狀況、生活狀態等。
1.3 調查方法
采用一般資料調查問卷、簡明健康調查問卷sf-36(medical outcomes study 36-item short-form health survey)、老年人自理能力量表adl(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及自行編制的護理需求調查問卷。在相關部門的配合下，本次抽樣調查采取分層、整群、多階段抽樣方法，由經過統一培訓的大專及以上專業人員進行入戶調查，由調查對象本人填寫完成，實名記錄，對書寫障礙者由調查員向研究對象逐條詢問記錄。
1.3.1 生存質量量表sf-36問卷
sf-36問卷源自美國波士頓健康研究中心，已被許多國家驗證，信度、效度及實用性較好[1]。包括生理功能(pf)、生理職能(pr)、軀體疼痛(bp)、總體健康(gh)、活力(vt)、社會功能(sf)、情感職能(re)和精神健康(mh)8個維度。老年人生存質量劃分標準依據張磊[2]的研究結果而定：良(>117分)、中(72.1～117分)、差(≤72分)。
1.3.2 自理能力量表
adl adl量表由美國的lawton和brody制定于1969年，主要用于評定被試者的自理能力[3]。內容包括使用公共車輛、行走、做飯、做家務、吃藥、吃飯、穿衣、梳頭(刷牙等)、洗衣、洗澡、購物、定時上廁所、打電話和處理自己錢財，共14項。本量表采用4級評分，總分最低14分，最高56分，≤20為基本正常，>20分為日常生活能力輕度障礙(21~30分)、中度障礙(31~40分)和重度障礙(≥40分)[4]。
1.3.3 護理需求調查表
在全面查閱文獻資料基礎上，參考健康促進模式，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自行設計，采用likert五級評分法。請有關專家審評調查表，并通過預調查對問卷進行反復修改和補充，其信度為0.82。
1.4 統計學方法
運用spss13.0軟件包進行數據錄入和統計學分析。對老年人生存質量、自理能力、護理需求采用描述性統計性分析;對老年人生存質量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多元回歸分析;對老年人社區護理需求與其生存質量的關系進行相關分析。
2 結果
2.1 問卷發放情況
共發放問卷1340份，有效問卷1328份，有效率99.1 %。
2.2 老年人一般資料
2.2.1 人口學資料
1328名老年人中， 60～69歲的老人占63.41%，70～79歲的老人占28.46%，80歲以上的占8.13%;農民占總人數的50%;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老年人占調查對象總數的82.83%;68.52%收入低于1000元;無配偶老年人占總調查人數的26.96%。
2.2.2 健康狀況
被調查的老年人中患病870例(65.52%)，存在各種心理問題的老年人有838例(63.1%)。
2.3 老年人自理能力
本次調查中，基本正常占76.5%，輕度障礙占24.40%，中度障礙占3.47%，重度障礙占3.01%。
2.4 老年人生存質量
2.4.1 老年人生存質量等級劃分
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處于“差”占1.05%，“中”占98.5%，“良”占0.45%。本市老年人生存質量總體處于中等水平。
2.4.2 老年人生存質量影響因素
將老年人生存質量各維度作為因變量，其一般情況作為自變量，經多元回歸分析自理能力、健康狀況、文化程度、經濟收入和醫療支付形式可以進入回歸方程(p<0.05)。結果表明：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的主要影響因素為自理能力、健康狀況、文化程度、經濟收入和醫療支付形式。見表1。
2.5 社區護理狀況
2.5.1 社區護理需求情況
長治市老年人對健康宣教、定期體檢的需求率遠遠地高于對治療性護理的需求率。在健康宣教這一維度中，疾病知識宣教需求率最高達25.38%，其次用藥指導為16.64%，見表2。
2.5.2 社區護理站實際提供服務情況
長治市各級社區護理站實際提供的治療性護理服務率遠遠的高于健康宣教及定期體檢。在治療性護理這一維度中，注射或(及)輸液的提供率最高達33.28%，其次血壓或(及)血糖監測為24.32%，定期體檢的提供率最低僅為2.03%，見表3。
2.6 老年人生活質量與社區護理情況的相關分析
2.6.1 對老年人生存質量與社區護理需求情況進行相關分析發現
老年人生存質量與社區護理需求情況呈負相關(p<0.05)，結果表明：老年人生存質量得分越低，其社區護理需求越大，見表4。
2.6.2 對老年人生存質量與社區護理實際提供服務情況進行相關分析發現
老年人生存質量與社區護理實際提供服務情況呈正相關(p<0.05)，結果表明：老年人生存質量得分越低，其社區護理實際提供服務情況越差，見表5。表1 老年人生存質量影響因素多元回歸分析結果表2 老年人社區護理服務項目需求分布表 例
表3 社區護理站實際提供服務情況 表4 老年人社區護理需求與生活質量的相關性表5 老年人社區護理實際提供服務情況與生活質量的相關性
3 討論
調查結果顯示長治市老年人生存質量總體處于中等水平，其主要的影響因素為自理能力、健康狀況、文化程度、經濟收入和醫療支付形式。認為其原因為：(1)長治市地處山區，農村人口居多，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在本次被調查者中農民占50%， 經濟收入1000元以下者占68.52%，雖然農民的經濟收入不高,消費水平偏低，但他們中大部分人有自己的耕地可以做到自給自足，所以本市老年人面臨的經濟壓力較小。(2)長治市城鎮人口大多參加了城鎮醫保。問卷調查時，國家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已經落實，這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就醫費用。(3)長治市老年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本次調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82.83%，他們受教育水平的低下導致其對疾病的認識與重視程度不足。(4)sf-36量表主要反映的是調查者主觀的生存質量感受。雖然他們中有65.52%的人受各種慢性疾病困擾，有63.1%的人存在各種心理問題，但是這些身心的不適或病痛不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思想負擔。(5)長治市老年人幸福感指數的相關調查，結果顯示幸福感指數較高，說明長治市老年人容易滿足。
但是在老年人社區護理服務需求與實際提供服務的調查中，發現老年人對社區護理服務的需求項目與社區服務站實際提供項目之間存在較大差距。社區護理服務站很少開展老年人需求率較高的健康宣教與定期體檢服務項目。隨著長治市經濟社會的發展，這種差距將會不斷增加，為了縮小差距并不斷提高本市老年人生存質量水平，建議：(1)居家照顧者支持對策：政府給予相關政策支持。建議政府對醫療衛生服務市場規范化、法制化。改進三級醫療保障制度，構建醫院、社區衛生服務站和家庭服務網絡，完善社區衛生服務體系，擴展衛生服務范圍。(2)醫院和醫學院校提供技術扶持：由具有一定規模和條件的醫院和醫學院校負責培訓基層和家庭衛生服務人員，并成立專門的社區服務組織，形成一支高素質的居家養老服務隊伍。開展家庭訪視服務，將護理服務范疇延伸到院外，醫院為出院老年人提供上門隨訪服務。護士進行家庭訪視時，對患者進行康復指導，對現存或潛在的護理問題進行干預，使老年人在享受到專業護理的同時，也因獲得了相關的健康指導知識而產生安全感，從而有效地應對各種問題。
【參考文獻】
1 王紅妹，李魯，沈毅.中文版sf-36量表用于杭州市區居民生命質量的研究.中華預防醫學雜志，2001，35(6)：428-430.
2 張磊，徐德忠，黃九儀，等.sf-36量表中文版的應用及分級截斷點選擇的研究.中華流行病學雜志，2004，25(1)：69-73.
關鍵詞：瑞典學習圈 社區治理 制度變遷 多元治理
在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各國都在尋求適合自身的治理模式，以應對不斷出現的社會現象和問題。在中國同樣如此，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原有的集中統一的治理模式已經無法應對新問題，我們必須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社區作為現代社會治理的新生力量，作為社會資本的重要來源，其在公民美德和社會價值方面有著法律和體制的約束力無法實現的作用。所以社區是公民社會重要的的培育基地。
對于社區治理的研究，中國相比于國外起步晚，也不如國外研究深入，所以我們可以學習國外的模式經驗，借鑒國外有價值的治理模式，進行制度移植。不管是美國的社會組織主導型的社區模式還是新加坡的政府主導型社區模式都是切合本國實際，社區治理制度移植并非市照搬外國模式，而是將先進的經驗引入中國后不斷“調試”，使之適合中國現階段在國情。
學習圈式社區能夠憑借其互動性和參與性為社會民主、多元治理奠定基礎。學習圈式社區能夠進一步培養公民美德，進而逐步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同時又能為公共行政提供參考，是公共治理的補充和重要組成。制度分析框架下，本文通過分析制度的主體及社區治理制度供給與制度需求，探討社區治理制度變遷與制度均衡。
1.理論基礎――制度變遷與制度均衡
按照諾思的定義，制度均衡是指在給定條件下，現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變都不能給任何人或者團體帶來額外的收入。[1]制度均衡可以說是一種帕累托最優，而在現實社會中不同個人或群體在社區治理中的利益存在沖突，對于制度的需求和供給是不同的，因此不一定能達到帕累托最優。顯然現階段社區治理制度處于非均衡狀態，所以需要制度變遷。制度變遷是新制度產生、替代或改變舊制度的動態過程，是從一個制度的均衡想另一個制度均衡轉移的過程。基于制度主義理論分析，學習圈模式作為一種社區治理模式，其本質上是一種制度，所以本文對其進行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給的分析并探究學習圈模式在中國社區治理中的應用。
2.學習圈模式的制度分析
2.1瑞典“學習圈”模式
瑞典的學習圈產生于一百多年前，是一種“大眾成人教育”模式，如今已成為瑞典非正規教育的主干部分。1902年，奧斯卡?奧爾森創立了瑞典第一個學習圈，并撰寫了第一個學習圈的內容。學習圈采取鐵三角模式，即：訓練有素的領導者而不是主導者、催化性的材料而不是教本、主動積極的參與者而不是被動接受的受教者組成了學習圈的鐵三角。
2.1.1遵循平等、民主的原則。每位公民都有權利參與到學習圈中，并承擔相應的責任。 學習圈的成員享有、平等的發言權，每個人的觀點都應該被接納，每個人都是積極的參與者而不是被動的接受者。學習圈的領導者只能對學習圈進行主持，而不是主導。
2.1.2具有自發性和自愿參與性。公民因相同的興趣愛好或者相近的地域、教育背景而自發組成學習圈。人們也可以從報紙等媒體上獲得各種學習圈的信息，根據自己的需要自主選擇，每個人都能夠參與其中。
2.1.3具有高效性。學習圈的規模一般控制在5到10人，這確保了成員獲得均等的參與機會，更好地與其他成員進行互動與合作，分享彼此的觀點、收獲，共同承擔責任；還使成員們能夠深入地學習、探討。此外，學習圈是成員自主組成的，所以具有較高的學習積極性。
2.1.4成本性較低，資金來源范圍廣。學習圈的地點選取較為靈活，多選在成員的家中進行學習，其花費一般用在購買學習資料上，是一種低廉的學習形式。同時，學習圈受到政府、企業及各類社會組織的支持，有較廣泛的資金來源。
2.2學習圈模式下社區治理的主體分析
治理是“政府與民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互動”。[2]社區治理則在一定區域內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互動下實現配置有效資源的一種重要方式。我國長期實行的單一制的社區管理模式已經無法適應社區管理向社區治理的轉變，更無法滿足現階段復雜多變的社區問題，以及居民多層次的物質文化需求。借鑒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論，社區治理的主體應多元化，公共服務的供給與生產應區分。本文將社區治理的主體歸納為公民、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
2.2.1公民
這里的公民主要是指社區居民，本著以人為本的宗旨，他們是社區最核心的主體，我們應對他們給予充分重視。社區是否能夠達到善治，關鍵在于社區居民是否能夠樹立起公民美德。我們可以將社區看做國家為了實現善治的一種手段和公民表達利益訴求的共同體。社區治理不僅是為了公民生存，不僅是為了提供交易便利的場所，不僅是提供治安保障，而是要實現美好的生活。學習圈是組織管理學習的一種形式，還是一種持續探索、質疑的精神和學習氣氛（奧斯卡?奧爾森）。學習圈參與者都是平等、自愿、自我負責的，在這種氛圍下，有利于公民民主意識、權責觀念的形成，進而有利于培育公民美德，最終實現公民社會。
2.2.2政府
政府在社區治理中，主要是社區公共服務的提供者，主要是通過行政管理機構，社區服務中心和學期工作站來提供公共服務。[3]根據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理論，政府應該是“掌舵”而不是“劃槳”[4]，政府應該向社區分權而不是集權。但是依據我國現階段實際，社區公共服務的生產和提供并未真正分離。在學習圈模式下，政府無法直接管理每個學習圈，這就要求政府轉變職能，提供財政支持，制定方針政策，簡政放權，由社區具體實踐。
2.2.3市場
在政府與市場差異功能的比較分析中，我們可以借鑒西方將市場機制引入社區治理，在市場準入規則的條件下，明確市場和政府承擔職能的界限，把市場激勵和服務機制以提高資源在社區中配置的效率。
2.2.4社會組織
社區治理與宏觀經濟運行相似，同樣存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現象，而社會組織憑借其非營利性、民間性、互益性很好地彌補市場和政府在社區治理中無法實現的作用。社會組織能夠為學習圈提供必要的公共資源，能夠完善基層民主自治制度，能夠營造社區公益氛圍。正如瑞典的學習圈就是起源于社會組織和大眾運動，如工會、禁酒社團和農場主運動等，社會組織對學習圈的形成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5]在學習圈模式中，財政問題可能會影響其進一步發展，瑞典亦然，所以我們必須把社區基金會納入社區治理中。
2.3在中國應用學習圈模式的制度供給與需求分析
2.3.1制度需求分析
正如消費者對于商品的需求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社區治理主體對社區治理制度的需求也受到各種因素影響。這些因素的變化導致制度需求的變化，進而影響制度均衡。社區治理對于學習圈的需求，是因為學習圈能夠給公民提供便利，增加收益，這也就是學習圈發揮的作用和功能。學習圈模式可以說是一種帕累托改進，推動社區治理制度趨向制度均衡。分析制度需求就是要說明中國社區為什么要移植學習圈制度。
傳統社區制度是以政府主導，單位制為核心的社區管理制度，人情關系為紐帶的管理制度。社區傳統的管理模式雖然逐漸被打破，但是它的殘余勢力還在侵蝕現代社區治理制度的有效實施。社區迫切需要一種現代社區治理模式，它不僅依賴于制度，還依賴于人的能力和素質。
社會資本的需求。在現代社會中，社區人口流動性強，結構復雜，居民的社會背景差異較大，導致人與人之前的信任感大大降低。社區治理需要人與人之間形成信任感和公共精神，通過托克維爾的觀點可知，結社可以促使人們形成公共參與的習慣。[8]學習圈模式下能為人們結社減少機會成本，降低風險。通過學習圈系統性、程序化的構建方式，為學習互動提供穩定和秩序，減少人們學習互動所消耗的精力和財力，提高人們結社的效率。人們依據個人偏好，自愿組成學習圈，平等對話，主動參與，增強了互動與溝通能力，逐步建立與他人的信任感，方便在生產生活中的合作，最終為社區培育公共精神奠定社會基礎。
集體利益的需求。現代社區系統比以往更加多變，社區治理面臨更為復雜的利益關系。現代社區常常需要利益代言人，以一個利益共同體的形式表達集體利益訴求。參考學者的相關調查（閔學勤，2009）我們發現，居委會和業主委員會即使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也無法真正代表集體利益。居委會機關化、行政化[9]，被大量行政事務拖累無法扮演好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業主委員會缺乏動力機制，社區居民參與合作能力不足，導致其“形同虛設”[10]。瑞典前首相奧羅夫?帕爾梅（Olof Palme）把瑞典稱作為“一個學習圈的民主”。學習圈創建公民聚會的場所，通過平對對話，共同討論，互動參與，縮小社區中不同人群知識和信息的差距，加強社會民主文化，讓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感知民主的價值，從而激發民主的活力。充滿民主活力的社區中，公民擁有較高的參與能力，能夠為業主委員會運行創造動力，調解社區利益沖突，構建和諧社區。學習圈下，成員擁有平等的學習權利，是否能夠得到知識和技能的收益，取決于是否能對自己行為負責，這有利于培養公民的權責意識。學習圈下的公民能夠以文明的方式，在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中解決利益沖突，對自己負責，而不是有事就找“組織”，這就推動居委會職能轉變，使其為化解利益沖突提供機會。
教育稀缺的需求。中國教育資源有限，導致成人教育發展不足，成人教育的渠道少，教育成本高，師資力量薄弱。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已經擁有了基本生存資料，教育資源的需求將會進一步增大，但社會供給不足。學習圈因其成本較低，學習范圍廣，教育門檻低，受眾面大，能夠滿足社區教育需求，整合、創造更多的教育資源，維護教育資源公平，形成開放性、激勵性、包容性、可持續性的社區教育體系。
政府失靈的需求。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領域并非萬能的，政府對公共物品的供給缺乏效率，對于長期的公共供給不足，官僚機制膨脹導致公共物品供給擴大趨勢，政府為糾正外部性采取的行動可能會形成新的外部性。[11]在社區治理中，政府也會面臨以上難題。社區治理在政府主導的模式下，成本高效率低，政府難以滿足人民對公共物品日益增長的需求。市場無法完全彌補政府在公共領域的失靈，社會組織也只能在社區治理的局部提供公共物品。經由社區的集體交換是達到基于經濟公正的實質自由的最好途徑[12]。學習圈能夠激發社區自身的生產力，實現社區自我服務、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彌補政府在社區治理中的不足。
2.3.2制度供給分析
制度供給是對制度需求的回應，即制度的生產。分析學習圈的制度供給也就是研究學習圈對制度需求回應的方式。即學習圈制度如何對社區治理產生效用。影響制度變遷的供給因素主要有：憲法秩序和規范準則，知識積累和社會科學知識的進步，當權者的利益，制度的設計與實施的成本[13]。
憲法秩序和規范準則。1982年，社區居民自治用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下來（82年《憲法》第111條）。這使學習圈能夠在法律的保障下得以確立，并以憲法精神發揮作用。規范受到社會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的強烈影響。學習圈只有與文化準則相和諧才能使制度遷移的成本大大降低。中國熟人社會中人情在社區治理中尤為突出，誠然隨著單位制社區的瓦解，熟人社會開始分化，但是熟人社會與人情文化在制度變遷中不可忽視的因素。學習圈能夠承接熟人社會中的人情，為傳統的人情關系提供互動的平臺，并且建立有共同偏好的新的人情關系。這種人情關系更加趨于非利益化，有助于夠打造和諧社區。
知識積累和社會科學知識的進步。學習圈可以采用遠程學習互動的方式，打破地理局限，為社區居民共同探討問題提供更多的渠道，拓寬基層民主的方式，使公民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同時能夠使政府多渠道把握民情。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進步一樣都會使制度供給曲線向右移。因為社會科學知識的進步降低了制度發展的成本。[11]學習圈能夠有效提供社會科學知識，比如瑞典的一些農民、工人，就是通過學習圈獲得了社會、經濟、管理等社會科學知識，后來成了議員和貿易聯盟、工會組織、政黨的領導。
制度的設計與實施的成本。按照菲尼的觀點，制度設計的成本主要取決于人力資源等要素的價格。就人力資源而言，若要保證新的制度安排的供給是非常高素質的尖端勞動力投入，這種制度的設計成本必然很高，反之，設計成本則較低。由業余愛好者擔任領導的學習圈相比于由專業老師組成的學校教育人力資源的投入是很小的，并且其收益更加有效，因為參加者共同為學習的結果而負責。
當權者的利益。我國是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政府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作為上層決策者對制度供給起重要作用。只有當制度變遷的方向與當權者的利益一致，上層決策者才有激勵供給新的制度。學習圈式的社區治理模式，是解決社會沖突中文明溫和的治理模式，是與當權者維護社會穩定的利益需求向一致的。應用學習圈模式治理中國社區響應學習型社會的號召，適應精神文明社會建設，順應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
3.結論與啟示
3.1結論
經過以上論證不難發現，學習圈模式能夠在社區治理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本文認為可以通過制度移植的方式，將該模式引入中國，以完善我國的社區治理制度。
3.1.1逐步構建以公民自治為核心、以學習圈為依托的社區多元治理模式
在社區治理中，培育民主協商、平等對話、獨立互助的公民美德，調動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主動性創造性。合理發揮政府協調引導作用，大力發展社會組織力量，完善市場激勵機制的學習圈模式，全面整合政府、社會和公民三方面優質資源，實現科學高效的社區治理機制。
3.1.2進一步形成互助共享、互利共贏的合作治理網絡
通過學習圈模式，培育公民的合作互助能力，相互激勵，共同創造社會精神財富；逐步編制資源共享型、鄰里互助型、環境友好型的治理網絡。
3.1.3穩定性、包容性、開放性社區系統
新型社區治理模式能夠整合單位制崩離后的分散資源，維持社區秩序，維護社區穩定；能夠包容社會群體的差異性，協調社區發展；能不斷容納新的外部資源，內外統籌兼顧。
3.1.4通過社區學習圈由點及面建成學習型社會
結合寧波鎮海的案例，學習圈可以從局部試點到大范圍推廣，由點到線， 由線及面，從而實現“學習圈―學習型社區―學習型城區―學習型城市―學習型國家”的發展模式。
3.2啟示
3.2.1以社區治理需求為導向
社區問題具有多樣性、復雜性，組織學習圈時應根據社區自身特點，考慮不同社區的需求類型。組建學習圈時要依據原有規范、經濟水平、文化背景、風俗習慣等因素。
3.2.2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
社區治理以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社區治理應當借鑒學習圈通過影響人的行為進而影響整個社區的運作機制，踐行以人為本的理念。
3.2.3以民主平等、權責統一為關鍵
民主平等作為學習圈最大的特色，是公民自治的本質，社區治理的必要條件。平等協商為公民參與創造激勵機制。區分治理主體權責，各司其職，充分調動各方資源，實現社區治理的效益最大化。樹立公民權責意識，積極行使社區自治的權利，對社區負責，進而協調內部矛盾，構建和諧社區。
3.2.4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
要實現社區善治必須大力發展社區自身生產力，提高其可持續發展能力。學習圈模式能夠社區根據社會環境變化自動調試、自動整合。社區治理平衡供給關系，從而從不均衡走向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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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社區治理；挑戰；創新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8.113
[中圖分類號]D66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08-0-02
近年來，隨著單位制的解體，相對傳統的社會群體整合機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使城市社區成為基礎性的治理單位。同時，在社會轉型不斷深入的現階段，各種問題、矛盾集中于城市社區，傳統的治理模式難以滿足需求，社區治理面臨著諸多挑戰，因此，相關人員需要探究新型治理模式，以便在更好的解決城市社區問題的情況下，充分發揮城市社區的作用，推進社會穩步發展。
1 社區治理的基本內涵
社區治理是將社區作為載體，政府、居民共同管理社區事項的互動，是一種為不同主體提供各種服務，且各活動相互作用的管理模式。“社區治理通過對相應制度的合理安排，能滿足適度開發、調試公共資源系統的需求。”因此，社區治理的實施能夠有效彌補政府治理社會時能力不足的問題。
2 城市社區治理面臨的挑戰
2.1 社區治理行政色彩濃厚
通常情況下，城市社區的建設是在政府的引導下進行的，所以社區除了自治以外，還承擔了許多政府轉移的職能，導致社區治理行政色彩過于濃厚。城市社區治理權力多來自上級需求，社區各組織具有行政化的特征，比如，經濟來源的行政化、工作模式的行政化等。國家法律法規明確規定，居民委員會是代表居民利益的自組織。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居民委員會多承擔“政府代言人”的職責，通常根據政府的需求開展基礎性公共服務，并未進行明確分工，未給居民謀取效益。居民選舉也常常流于形式，加之居民委員會工作職責、工作角色的錯位，造成社區長期處在“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忙于行政性事務的狀態，基本無暇顧及居民的需求、效益。
從另一方面來看，因行政色彩的濃厚，使社區治理出現角色錯位、迷失的現象，表現為：從政策上看，國家主張城市社區自治，減少政府的過多干預，但實際的社區治理中，政府卻又不可控的參與到社區治理中。因而在社區治理現實中，所產生的矛盾、問題和主要來源于社區權力、結構的沖突。
2.2 社區治理主體關系的困境
城市社區治理過程中，物業公司、居民委員會等是最為關鍵的主體，主體之間存在工作職責不明確、角色混亂等情況，間接加大了社區治理的難度。居民委員會是一個集行政管理、社區服務于一體的組織，能為社區居民提供相對優質的公共服務，但通常不會主動作為，回應社區居民的訴求。近年來，伴隨著國民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們生活質量的改善，住房逐漸趨向于商品化，物業公司開始進入城市社區。物業公司作為一個以盈利為目標的組織機構，主要工作是為業主提供房屋保養、設施維修、保安等服務。物業公司作為為居民提供公共服務的新型組織機構，和業主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然而，由于經濟效益的驅使、監管機制的缺乏，物業公司通常因權力的不對稱而凌駕于居民、業主之上，導致利益糾紛事件頻繁發生。而導致這一現狀的主要原因是社區治理各主體間權責不明確，最終造成角色定位處于混亂狀態，主體之間缺乏信任，加大了社區治理的難度。
從另一方面來講，居民委員會的行政化、業主委員會等機構力量薄弱，相應工作的實施均在物業公司的幫助下進行，而物業公司的經營目標又決定了他們的工作成效，導致無法滿足居民的需求，情況嚴重時物業公司與業主之間的矛盾還會升級。城市社區各主體不具備完善的監管機制、制衡機制，代表業力的委員會力量薄弱，無法制約物業公司，做不到真正維護業益，最終導致社區居民委員會忙于行政事務性工作，降低了服務效益；而市場化運營的物業公司，為了謀取更多的經濟效益，不顧及業主的需求，降低該組織機構的服務質量。
2.3 社區居民參與度低
社區作為城市的基礎組成單位，也是整合基層、城市生活的共同體，也應當是表達居民需求、反映居民生活狀況的單位，而這些都是建立在城市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社區治理基礎之上的。由此可見，社區居民參與是保證社區問題有效治理的關鍵。居民作為城市社區治理的主要成員，通過監督作用的發揮、社區活動的參與，使社區治理成為社會基本單元。但從實際工作上看，因受傳統組織參與形式的影響，社區居民缺乏參與性、責任意識差，未對社區產生強烈的歸屬感，大部分居民處于被動參與社區活動的狀態。同時，個別居民還認為是否參與社區活動，其本質是一樣的，都無法發揮主人翁的作用，在社區重大決策中不主動行使發言權。目前，社區居民參與較多的社區活動主要是文體性的健身活動，如廣場舞等，參與人群為老年人、婦女，大多數居民在社區治理中缺乏真正的決策性參與，所具備的監督作用有限，造成社區治理長時間處于“失語”狀態，阻礙了城市社區的發展。
3 城市社區治理路徑創新
3.1 明確城市社區主體職權
政府需創新城市社區治理機制，完善治理流程，明確社區治理參與主體的職權、關系。在現代城市發展的過程中，要想創新治理機制，最為主要的任務是政府轉變對基層社區的治理理念，給予社區治理針對性的指導，將權力歸還于社區居民。在城市社區的治理過程中，明確居民委員會、業主委員會、物業公司等主體關系、工作職權和角色，強化居民委員會對業主、物業公司的監管作用。同時，還需適當扶持居民自治組織，以便于充分發揮居民的作用。
3.2 加大對物業公司的監管力度
目前，物業公司普遍存在不公開收支、居民上繳物業費未用到社區硬件維護方面等現象。并且，物業公司為了獲得更多的經濟效益，不認真處理居民、社區反映的問題。比如：居民上繳物業費后，物業公司未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處理，常見的有社區衛生、治安l件差等，即便居民一再催促物業公司處理，也得不到物業公司的積極回應，總體服務質量低。針對這種情況，需加大對物業公司的監管力度，對物業公司的服務、收費等程序實施公開、透明制度，強化社區居民的監管作用，便于在法律幫助下更好的維護居民權益。
3.3 構建社區參與平臺，提高居民參與積極性
社區居民參與度是評估社區建設水平的關鍵。目前，城市社區居民主要從以下途徑參與社區活動：在居民委員會引導下參與、在社區黨支部引導下參與、通過社區網站或是微信公眾號參與、通過社區民間組織參與、通過聽證會的開展參與等。由此可見，城市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活動的途徑越來越多，并且在不斷進行創新。但從城市社區的實際參與情況上看，居民參與性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數城市社區活動缺乏針對性，并不是針對社區居民關心的問題而開展的活動。因此，除構建相對科學、合理、多樣化的社區參與平臺外，還要提高居民參與的積極性，重點是在參與內容上進行創新，在滿足居民需求的前提下，激發居民的興趣，提高其參與自主性，并根據社區居民構成的特點開展活動，滿足不同群體的差異化需求，進而達到有效治理。例如，基于物業公司和業主矛盾較突出的問題，組織雙方代表召開懇談會，讓物業公司明確了解居民的需求，讓居民了解物業公司的實際困難，雙方協調、共同解決問題；在衛生環境差的社區，多組織“環境保護人人有責”的集體活動，動員居民廣泛參與，加大環保宣傳力度，共同改善社區的居住環境；為老年人多組織休閑、娛樂性的活動；為小朋友多組織學習知識的活動等。
3.4 再造社區組織，提高運行效率
在全面發展城市社區組織的基礎上，保證社區組織真正服務于居民、徹底治理社區問題是創新治理制度的又一主題。新公共管理理論中提出的“政府再造”理論中的“再造”是對社會公共組織、公共體制的轉變，以提高工作效率，增強創新能力。并且，還可通過對組織目標的改變，權力結構、組織激勵的變革來完成該轉型。該理論同樣適用于城市社區的組織再造。
從城市社區的組織再造上講，其主導思想是將激勵機制、管理制度納入社區治理中，使以公益活動、社區服務等為主要業務的組織機構更好的借鑒先進的管理模式，增強組織發展能力。曾有學者基于社區再造的基礎提出了構建企業化的社區，也有學者在再造理論基礎上，提出程度不同的管理模式，如績效導向模式、居民自治模式等，這對城市社區治理模式、治理內容的創新具有建設性的意義。而與此同時，社區居民的參與行為也可以進行再造，現在很多地方的社區對活動參與、社會服務和公益行為嘗試采取積分制或是銀行儲蓄制管理模式，這都是很有益的創新。
3.5 將社區社會資本管理進行公開
社會資本理論認為，處于統一機構的人通過互動、接觸，能建立期望、義務，形成信任關系，能動員社會關系，合理配置社會資源。而社區社會資本的缺失是當前社區急需解決的問題，以預防社區發展、資本之間形成惡性循環。社區居民是社區治理的主要人員，而社區又是組織居民生活時所形成的主要場所，社區資本主要體現在居民對自身生活環境、社區服務人員工作狀況的認可和相關活動的參與上。而將社區資本運作進行公開作為城市社區治理路徑的創新，不但能有效解決社區問題，還能幫助社區治理走向健康發展的道路，提高社區居民生活的質量。
4 結 語
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社區作為社會的基礎“細胞”，其治理效果與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本文通過對城市社區治理情況的分析，發現社區治理普遍存在主體關系不明確、行政化色彩濃厚等問題，影響著社區治理的效果。因此，相關人員需加大城市社區治理的創新力度，明確社區主體之間的關系、準確定位角色；居民委員會要認真處理行政權、自治權關系，加大物業公司的監管力度，充分發揮業主委員會功能；重視居民委員會的管理方式、管理機構的改革力度，增強社區居民活動參與性等。此外，物業公司還應從社區居民的需求出發，構建相對合適的治理機構，將社區治理作為維護基層秩序的基礎，并將社區的社會資本管理進行公開，在發揮居民作用的情況下，進一步治理社區，推動基層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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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城市社區治理域 域動力 合成
中圖分類號：F299.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s.2016.07.077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theory proposed by Pierre Bourdieu， a French sociologist， the concep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is a system which contains many aspects. On this basis， the separ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four major areas of power"， namely：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community enterprises，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four main body. The four main body has its own specific role and function， but it is not absolutely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but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omain dynamic function， need to build four domain dynamic of innov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action and influence the synthesis mechanism to realize benign ope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ynamics； synthesis
社區是城市的細胞，是社會管理系統中最基層的構成部分。而社區治理，是指一定的社區內部各種機構、團體或組織，為維持社區正常秩序，滿足社區居民物質、文化需要，促進社區發展，而進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動。面對社會發展的新形勢，社區治理需要尤其注重社區治理創新，以促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與和諧社區構建。
1 “城市社區治理域”的內涵界定
“城市社區治理域”的概念是基于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的“場域”理論提出的。布迪厄將以各種社會關系聯系起來的社會領域作為場域，場域是由社會成員按照特定的邏輯與規則共同建構的，由依據特定位置所產生的力量所組成，并包含著各種力量的比較與運動而存在。雖然場域中存在社會成員、組織和規則等因素，但其本質是這些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是“社會網絡”。這個社會“網”的每個結點就是組織和社會成員在這個網絡中所占據的“位置”，誰占據“位置”誰就擁有社會資源及權力。場域具有能動性，它不僅為社會成員及組織提供了社會互動的空間，也通過調整各種要素的功能而使自身獲得特定的結構與秩序。而在多元管理主體構建的合作網絡下，社會成員的參與式管理，加之城市社區治理中的組織和規則等因素則共同建構了“城市社區治理域”。“城市社區治理域”是由社區成員按照特定邏輯要求共同構建的，是社區個體參與社區治理活動的主要場所，是集中著符號競爭和個人策略的場所。在“城市社區治理域”中的符號競爭是圍繞著各主體的利益而展開的，各主體從自身利益出發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一項措施能使社區居民受益，那他們會采取擁護和支持的策略，反之，如若利益受損，則會表現出反抗的態度和行為。場域是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空間，在“城市社區治理域”這個特殊的社會空間中，社區治理圍繞著特定的邏輯與規則開展，繼而由社區治理行動者和社區治理組織采取具體的社區治理行動。
2 “城市社區治理域”的動力構成
在“城市社區治理域”中，不同的行動者或組織占據著不同的位置，占據這些位置的行動者或組織為控制在這一場域有的合法形式的權威而相互競爭，從而形成種種關系，即特定的客觀關系結構。依據各主體占據不同的位置和資源，可分離出城市社區治理創新的“四大域動力”，即基層政府、駐社區企業、社區居民、社區社會組織四大主體。
2.1 基層政府
基層政府由于其所處的獨特位置，使其在宏觀調控方面具有優勢。在“城市社區治理域”中基層政府扮演著領導者、決策者、協調者、教育者等多重角色，各個角色之間彼此交錯，構成了基層政府在“城市社區治理域”中的角色集，其多重角色中，最主要的作用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規劃社區發展。基層政府憑借其對社區信息和資源的掌握，可以較客觀、全面地評估社區的環境與社會的形勢，從而確定社區發展的使命與目標。社區不僅有社會目標，同時也有社區自身的特有目標，因而在社區治理的過程中，一則遵循社會總目標的指導，二則挖掘社區自身的特性和獨特的目標追求，結合本社區自身的特色來完善城市社區治理。其次，協調社區平等。政府擁有著宏觀調控的能力，運用這種調控優勢可以有效調節社區資源。“城市社區治理域”內各成員因為歷史積累緣故，在城市社區治理過程中彼此間存在著一種起點的不平等，對此，我們需要在過程和結果平等方面著手，以實現社區資源滿足社區成員需要的目標。基層政府應在社區基本生活保障資源、社區公共資源的分配等方面，做好政策上的規定以及實施上的落實。
2.2 駐社區企業
駐社區企業是處于社區地理區域外，但處于“城市社區治理域”的企業，在這些企業中包含著一定數量的社區成員，而數量的比例情況無法確定。由于企業具有運用各種生產要素的特性，因而駐社區企業內部擁有一定的資源，以及對這些資源的調控能力。借助駐社區企業的力量，可以使得社區內部資源得到發揮與延展，如將社區內部的特色資源借助駐社區企業這一平臺向外推廣。
駐社區企業與社區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社區的居民在駐社區企業中工作，實現自我需求的滿足，在社區內生活，滿足自身安全、尊重的需求。而當社區居民暫時無法在工作中獲得自我實現需求的滿足時，社區會對失業人員等弱勢群體提供相應的幫助，減少“集群事件”的發生，從而減輕企業壓力。此外，當社區居民在駐社區企業中實現自我價值，則會激發其生活熱情，有更多的動力和精力去參與社區事務，促進社區的穩定與和諧，為社區創造價值。
2.3 社區居民
在社區治理中，社區居民的自我評估是社區治理需求分析的重要信息源。由于社區居民親身經歷社區生活的緣故，他們對社區的生活環境、文化環境以及社區中存在的問題等具有較深入的了解。此外，社區居民還可以通過社區居民委員會等平臺表達自己的意愿與訴求。
社區居民由不同的年齡、職業的人群組成，日益呈現多元化的態勢。多元化帶來的是多元的需求，這便加大了社區治理的難度，對此，可將社區居民依據某種特性進行分類，并發揮各群體的特性來滿足某群體的需求。如，按職業進行分類，將社區內的老師組織在一起，對社區內的在讀學生群體在周末開展相應的課業輔導，或由社區內的醫務工作人員定期為社區居民開展志愿體檢活動等，這樣既能充分利用社區內的現有資源，又能加深社區居民間的互動，增強共同意識。
2.4 社區社會組織
伴隨著社區建設的縱深發展，我國的社區社會組織也開始步入前行的快車道，不斷實現著“量”的擴展和“質”的提升。所謂的社區社會組織，特指的是城市社區社會組織，是以社區居民為主要成員，以滿足社區居民的多元、多樣需求為目的，由居民自發成立并自覺參與、以公益或共益為目的的社會組織形態。在組織形式上，大約可以分為社區文體科教類、社區環境物業類、社區服務福利類、社區醫療計生類、社區治安民調類、社區共建發展類等六大類。社區社會組織為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居民自治的有效銜接和互動，提供了組織平臺，對鍛煉居民基層政治參與和有序公民社會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3 “城市社區治理域”的動力合成
正如力學的合力一樣，“城市社區治理域”動力的合成也是多個力的共同作用的結果，各個力的方向的一致與背離則決定了合力的大小。因而，要想達成合力最大化，需要設定“城市社區治理域”的發展主線，在此基礎上，明確四大主體的職責，進而達到合力最大化的效果。在發展主線的設定上，一方面，需要保證符合社會發展目標的基本要求，這是主線設定的基礎；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考慮城市社區作為獨立個體的自身發展需求。依據四大主體自身存在的資源優勢，以及其對社區特定部分慣習的影響作用，四大主體在域動力合成中，基層政府在社區治理是引導、協調動力，駐社區企業是支持動力，社區居民是內驅動力，社區社會組織是整合動力，如圖1。
具體表現為，基層政府從宏觀方面著手于規劃社區的發展，為社區指引方向，并且運用宏觀調控的力量來緩和與協調由于多重原因造成的社區不平等；駐社區企業憑借其獨特的資源優勢，借助市場發展的平臺擴展社區的發展，并通過企業與社區的良性互動促進社區的穩定；社區居民作為社區需求的信息源和社區慣習的傳承者，以自身的多元來包容和滿足社區的多元需求；社區社會組織作為一種特殊組織，可以更廣范圍地擴大社區資本的作用。四大主體之間既相互獨立，又彼此關聯，彼此間相互作用。例如，基層政府在社區政策方面發生轉變，那么駐社區企業等其他三個主體則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以達到相互關系的動態平衡。此外，由于變化的永恒性與絕對性，域動力的合成并不存在最佳值，只存在相對最優值。基層政府、駐社區企業、社區居民、社區社會組織各司其職，各盡其責，相互協同，再加之信息技術的整合，為“城市社區治理域”的各方面輸入動力。
參考文獻
[1] 宮留記.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
[2] 郭學賢.城市社區建設與管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3] 曹廣存，劉玨，曹春梅.城市社區治理主體權力的協調.城市問題，2006（8）.
[4] 周業勤.場域論視角下的城市社區建設.上海大學學報，2006（4）.
[關鍵詞]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政府
[中圖分類號]G8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08)44-0006-02
1 多中心治理及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1.1 多中心治理的內涵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相繼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熱潮，這場改革推動了公共行政理論研究的范式變革，“治理”作為一種新的理論范式應運而生。
關于治理的定義，西方學者給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全球治理委員會在《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中的說法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他們認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者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這一定義為我們描繪了當代公共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這一模式打破傳統政府“單中心”壟斷公共事務管理的統治格局，形成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等參與的多元的權力中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治理方式也是多元的，通過各主體間合作、協商、建立伙伴關系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
1.2 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區體育活動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我國的部分城市出現，80年代中期得到了迅速發展。1997年國家體委等五部委聯合的《關于加強城市社區體育工作的意見》中對社區體育進行了界定，社區體育主要是在街道辦事處的轄區內，以自然環境和體育設施為物質基礎，以全體社區成員為主要對象，以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增進社區成員的身心健康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開展的區域性的群眾體育。根據這一定義，社區體育服務的目的是通過組織開展體育活動，增進社區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會行為的全面健康；社區體育服務的對象是以街道辦事處劃分的全體社區成員，不僅包括社區的居民，還包括社區所轄的學校、政府、企事業單位等；其服務內容包括提供場地及器材、開設運動處方,進行鍛煉指導、體質監測、體育服務信息、體育活動的組織服務等。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指為了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政府部門（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和非政府部門（社區所轄各類機構、私營體育服務企業、體育社團或居民）等眾多公共行動主體彼此合作，共同參與社區體育服務的治理。
2 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
2.1 突破制約社區體育發展的體制障礙，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我國社區建設和社區發展，一開始就是政府行為，并在政府主導下，形成了區政府、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三級管理系統。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承擔著政府工作職能，社區居民委員會接受街道辦事處的領導。在具體工作中，二者的職責界限模糊，工作方式也帶有較濃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因此，我國的社區服務從一開始就和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將促使社區體育管理體制發生轉變。多中心治理理論認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全能政府遇到市場經濟挑戰的情況下，重視政府之外的市場及社會力量，以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多中心格局提供社會公共服務。而社區體育所獨有的地域性、自愿性、多樣性和開放性的特點，決定了社區體育服務更加適合采取多中心治理的體制，除了需要代表政府的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外，還應當有更多的私營體育服務機構及非營利的體育社團參與社區體育服務。非營利組織所具有的公益性、自治性特點，能保證其在提供體育服務過程中，解決一些政府和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
2.2 突破社區體育發展的資源瓶頸，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從社區體育服務的內容來看，場地、經費及人才是開展社區體育的重要資源。目前，我國普遍存在著政府經費投入有限，社區體育活動場地、場館設施資源匱乏，無法滿足居民體育需求等問題。除了物質和資金條件，社區體育的組織和管理工作離不開社區體育指導員的參與和指導及有關的社區體育管理人員的管理，他們的數量及水平直接影響著社區體育發展的質量、深度和廣度。但是，相對于不斷增長的體育人口來說，我國的社區體育指導員人數少、指導率低，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我國街道社區體協中，專職管理者僅占19.6%，大部分管理人員都兼任多職，很難在社區體育工作上投入很多精力。大量經常性的社區體育活動則主要由晨、晚練習點等自發性社區體育組織來完成。以天津市為例，全市晨練活動站的體育指導者中，受過專業培訓的不足30%。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場地設施、經費及人才短缺的問題。在多中心的治理框架下，社區所屬的學校、企事業單位等均可以成為社區體育服務的供給主體，這些單位尤其是學校向社區提供體育場地、設施，是解決場地、設施短缺的有效途徑。近年來，一些社區在這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例如，天津市馬場街社區本著雙贏互動的原則，與社區內外的機關、院校、部隊、醫院、企事業單位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先后與天津體育學院、天津醫科大學共建了社會實踐基地，為居民提供日常健身咨詢、健身技能培訓、體質檢測等服務。與天馬集團、水利局、師范大學、實驗中學、干部俱樂部、自然博物館等12家單位達成協議，通過無償或低償等方式，向社區開放35個體育活動場地，總面積達到11500平方米。每年的社區運動會和大型體育競賽都利用這些單位的場地和設施舉行。
3 政府在構建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過程中的責任
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自發形成，尤其是在我國這樣一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社會力量和市場發育均比較薄弱的國家，推行這樣的管理模式，更離不開政府的支持。
3.1 轉變職能，培育社會和市場力量
多中心管理模式必須貫徹“管辦分離，政事分開”的原則。把政府過于集中的權力分散開來，以縱向放權實現層次化管理，以橫向分權實現社會化管理，將體育管理體制從現在的線性結構改為矩陣結構,從行政命令式的“垂直管理”改為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矩陣式管理。政府承擔體育的宏觀管理、體育總目標和政策的制定、政策調控、經費支持等職能。其中，社區體育的基層管理部門街道辦事處由主辦體育轉為主管體育，其主要職能是制定整個社區體育發展規劃，開發利用社區體育資源，培育社區體育組織等。
培育社區體育非營利組織。健全、自主的居民自治組織既是我國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體，也是社區公共事務治理的主要力量。因此，要確保社區自治的各項權利，發揮社區在體育服務方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功能，應將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的綜合管理權賦予社區居民委員會,使之真正成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社會組織。
引導市場力量參與社區體育服務。根據居民社區體育服務的需求具有層次性的特點，對于一些基本的需求，可以由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以免費或低收費的方式提供，對于一些個性化的高層次的體育需求，政府可以調動市場力量加以解決，走產業化的道路。政府部門積極創造條件，開發體育產業，依法開辟體育經營場所，為經營體育產業提供場地、稅收等有利條件。
3.2 宣傳教育，引導居民形成體育觀念
當前，我國城市社區居民對體育價值的認識還比較有限，體育作為一種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還未被更多社區居民所采納。由于社區體育具有較強的個人余暇性和自由性，決定了對社區體育的發動、組織和管理不能做硬性干預，而主要應從刺激其體育需求，調動其參與積極性著手。各級政府部門可以利用各種媒體廣泛地向轄區居民宣傳全民健身活動的意義，舉辦健身知識講座，開展健身知識咨詢活動，提高居民健康意識。通過開展群眾性的體育健身活動，調動居民參與社區體育的積極性。
3.3 投入經費，保證社區體育服務的公益性
由于社區體育利益的外溢性，公益性是社區體育的一項本質特征。政府在鼓勵各方力量參與社區體育服務的同時，應保證社區體育公益目標的實現。維持社區體育發展的均衡性，逐步增加對社區體育事業的經費投入，并鼓勵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捐贈資助社區體育活動和體育設施建設。
參考文獻：
[1]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2]王旭光,等.天津市社區體育組織現狀及發展趨勢研究[J].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01(4):30-33.
[論文摘要]城市社區體育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但是，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社區體育仍存在諸多問題。本文以“治理”理論為分析視角，探討通過構建城市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來解決問題，并分析這一過程中政府應承擔的責任。
1 多中心治理及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1.1 多中心治理的內涵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相繼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熱潮，這場改革推動了公共行政理論研究的范式變革，“治理”作為一種新的理論范式應運而生。
關于治理的定義，西方學者給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全球治理委員會在《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中的說法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他們認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者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這一定義為我們描繪了當代公共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這一模式打破傳統政府“單中心”壟斷公共事務管理的統治格局，形成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等參與的多元的權力中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治理方式也是多元的，通過各主體間合作、協商、建立伙伴關系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
1.2 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區體育活動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我國的部分城市出現，80年代中期得到了迅速發展。1997年國家體委等五部委聯合的《關于加強城市社區體育工作的意見》中對社區體育進行了界定，社區體育主要是在街道辦事處的轄區內，以自然環境和體育設施為物質基礎，以全體社區成員為主要對象，以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增進社區成員的身心健康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開展的區域性的群眾體育。根據這一定義，社區體育服務的目的是通過組織開展體育活動，增進社區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會行為的全面健康；社區體育服務的對象是以街道辦事處劃分的全體社區成員，不僅包括社區的居民，還包括社區所轄的學校、政府、企事業單位等；其服務內容包括提供場地及器材、開設運動處方，進行鍛煉指導、體質監測、體育服務信息、體育活動的組織服務等。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指為了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政府部門（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和非政府部門（社區所轄各類機構、私營體育服務企業、體育社團或居民）等眾多公共行動主體彼此合作，共同參與社區體育服務的治理。
2 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
2.1 突破制約社區體育發展的體制障礙，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我國社區建設和社區發展，一開始就是政府行為，并在政府主導下，形成了區政府、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三級管理系統。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承擔著政府工作職能，社區居民委員會接受街道辦事處的領導。在具體工作中，二者的職責界限模糊，工作方式也帶有較濃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因此，我國的社區服務從一開始就和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將促使社區體育管理體制發生轉變。多中心治理理論認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全能政府遇到市場經濟挑戰的情況下，重視政府之外的市場及社會力量，以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多中心格局提供社會公共服務。而社區體育所獨有的地域性、自愿性、多樣性和開放性的特點，決定了社區體育服務更加適合采取多中心治理的體制，除了需要代表政府的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外，還應當有更多的私營體育服務機構及非營利的體育社團參與社區體育服務。非營利組織所具有的公益性、自治性特點，能保證其在提供體育服務過程中，解決一些政府和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
2.2 突破社區體育發展的資源瓶頸，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從社區體育服務的內容來看，場地、經費及人才是開展社區體育的重要資源。目前，我國普遍存在著政府經費投入有限，社區體育活動場地、場館設施資源匱乏，無法滿足居民體育需求等問題。除了物質和資金條件，社區體育的組織和管理工作離不開社區體育指導員的參與和指導及有關的社區體育管理人員的管理，他們的數量及水平直接影響著社區體育發展的質量、深度和廣度。但是，相對于不斷增長的體育人口來說，我國的社區體育指導員人數少、指導率低，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我國街道社區體協中，專職管理者僅占19.6%，大部分管理人員都兼任多職，很難在社區體育工作上投入很多精力。大量經常性的社區體育活動則主要由晨、晚練習點等自發性社區體育組織來完成。以天津市為例，全市晨練活動站的體育指導者中，受過專業培訓的不足30%。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場地設施、經費及人才短缺的問題。在多中心的治理框架下，社區所屬的學校、企事業單位等均可以成為社區體育服務的供給主體，這些單位尤其是學校向社區提供體育場地、設施，是解決場地、設施短缺的有效途徑。近年來，一些社區在這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例如，天津市馬場街社區本著雙贏互動的原則，與社區內外的機關、院校、部隊、醫院、企事業單位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先后與天津體育學院、天津醫科大學共建了社會實踐基地，為居民提供日常健身咨詢、健身技能培訓、體質檢測等服務。與天馬集團、水利局、師范大學、實驗中學、干部俱樂部、自然博物館等12家單位達成協議，通過無償或低償等方式，向社區開放35個體育活動場地，總面積達到11500平方米。每年的社區運動會和大型體育競賽都利用這些單位的場地和設施舉行。
3 政府在構建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過程中的責任
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自發形成，尤其是在我國這樣一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社會力量和市場發育均比較薄弱的國家，推行這樣的管理模式，更離不開政府的支持。
3.1 轉變職能，培育社會和市場力量
多中心管理模式必須貫徹“管辦分離，政事分開”的原則。把政府過于集中的權力分散開來，以縱向放權實現層次化管理，以橫向分權實現社會化管理，將體育管理體制從現在的線性結構改為矩陣結構，從行政命令式的“垂直管理”改為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矩陣式管理。政府承擔體育的宏觀管理、體育總目標和政策的制定、政策調控、經費支持等職能。其中，社區體育的基層管理部門街道辦事處由主辦體育轉為主管體育，其主要職能是制定整個社區體育發展規劃，開發利用社區體育資源，培育社區體育組織等。
培育社區體育非營利組織。健全、自主的居民自治組織既是我國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體，也是社區公共事務治理的主要力量。因此，要確保社區自治的各項權利，發揮社區在體育服務方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功能，應將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的綜合管理權賦予社區居民委員會，使之真正成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社會組織。
引導市場力量參與社區體育服務。根據居民社區體育服務的需求具有層次性的特點，對于一些基本的需求，可以由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以免費或低收費的方式提供，對于一些個性化的高層次的體育需求，政府可以調動市場力量加以解決，走產業化的道路。政府部門積極創造條件，開發體育產業，依法開辟體育經營場所，為經營體育產業提供場地、稅收等有利條件。
3.2 宣傳教育，引導居民形成體育觀念
當前，我國城市社區居民對體育價值的認識還比較有限，體育作為一種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還未被更多社區居民所采納。由于社區體育具有較強的個人余暇性和自由性，決定了對社區體育的發動、組織和管理不能做硬性干預，而主要應從刺激其體育需求，調動其參與積極性著手。各級政府部門可以利用各種媒體廣泛地向轄區居民宣傳全民健身活動的意義，舉辦健身知識講座，開展健身知識咨詢活動，提高居民健康意識。通過開展群眾性的體育健身活動，調動居民參與社區體育的積極性。
3.3 投入經費，保證社區體育服務的公益性
由于社區體育利益的外溢性，公益性是社區體育的一項本質特征。政府在鼓勵各方力量參與社區體育服務的同時，應保證社區體育公益目標的實現。維持社區體育發展的均衡性，逐步增加對社區體育事業的經費投入，并鼓勵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捐贈資助社區體育活動和體育設施建設。
參考文獻
[1]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2]王旭光，等.天津市社區體育組織現狀及發展趨勢研究[J].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01(4):3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