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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地；農戶；貸款需求；意愿；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832.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6）05-0078-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5.15
一、引言
當前“三農”問題己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大問題，而資金作為現代農業投入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其來源是我們亟需研究的重要課題。資金不但包括國家投入的支農資金，也包括農民自己投入的資金，對于農民而言，資金的一般來源或是農民自有資金的積累，或是來源于借貸資金。借貸資金包括了民間的私人借貸和向正規農村金融機構的借貸。一般來說，農民自有資金積累非常有限，因此大多數資金短缺的農戶不得不求助于伴有高額利息的私人借貸，這無疑會讓農民的擔子加重，同時會阻礙農村經濟的正常發展[1]。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農民沒有可以從正規農村金融機構獲取資金的保證或是抵押品，而以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為抵押的農村土地金融制度則順利解決了這一問題，能夠徹底打破制約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資金瓶頸[2]。以土地為切入點，著手與農村金融相結合，既可以順利解決“三農”的資金問題又可以深化農村金融改革，這對研究我國農村土地金融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但農戶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需求的意愿是影響其開展的根本因素，因而對影響農戶參與農地金融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系統科學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3]。
二、數據來源與分析
（一）數據來源
作者于2015年10-12月在山東省東明縣進行實地調研，調研主要采取發放調查問卷的方式，并依據所取得的調研結果作為本文的數據來源。本次調研采用隨機抽樣的方式，共發放240份問卷，樣本分布在東明縣的東明集鎮、劉樓鎮、三春集鎮、小井鎮、菜園集鎮、沙窩鄉、陸圈鎮、馬頭鎮、武勝橋鄉、大屯鎮、焦園鎮、長興集鄉等十二個鄉鎮，每個鄉鎮發放二十份，收回有效問卷211份，問卷回收率為87.9%。調查樣本分布見表1[4]。
在本次有效樣本的隨機選取中，男性159人，占75.4%；女性52人，占24.6%；樣本年齡皆大于20歲，大都分布于30-60周歲，占76%；家庭人數多為4-5人，占62.1%；受教育程度以高中及以下為主，占到94.7%；調查中發現，少數人有過貸款經歷，占比約為36%；家庭平均年收入大都分布在2-4萬元之間，其中農業收入約為1萬元，占總收入的35%左右，收入主要來源為外出打工，由于勞動力人數和技能的差距，每個家庭的打工收入差距較大，占到總收入60%的居多；同時根據結果我們也發現，75.8%的被調查者對農地經營權抵押貸款制度不夠了解。
（二）數據描述與分析
1.農戶家庭收入與借貸情況。在被調查的家庭中，農戶的收入來源呈現多樣化特點，主要包括以下幾種：外出務工收入、種植業收入、養殖業收入、工資性收入等，其中以外出務工收入作為家庭主要收入的農戶最多，占到52.1%，以種植業作為主要經濟來源的次之，占到28.4%。農戶借貸水平比較高，借貸現象普遍，一個年度內借款2萬以上的有73戶，占到34.6%，其中將貸款用在為子女建房購房和婚喪嫁娶的有46戶，占63%。對農戶借貸渠道的調查中發現借貸途徑主要有兩種：向親戚朋友借款和高利貸，僅有36戶農民曾通過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貸款，占比約為26.5%。
2.農戶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需求的意愿。根據收回的的有效問卷，農戶在被問及是否愿意將農地抵押出去獲得貸款時，僅有104名調查對象愿意接受，占總數的49.3%；107名農戶不愿意抵押土地，影響其參與農地經營權抵押貸款業務的最主要原因主要包括手續復雜、利息高、怕失去土地、對政策不夠了解等方面，分布如表2所示。
3.農戶關于農地經營權抵押貸款制度的受宣傳程度[5]。根據獲得的調研數據，相當一部分農戶對農地經營權抵押貸款制度知之甚少，有的農戶甚至從來沒聽說過農地金融制度，對該政策非常熟悉的是少數家里有學歷高、做生意或者是干部的家庭，了解方式主要是通過新聞報道、當地政府的宣傳得知，而來自當地金融機構的主動宣傳卻很少，說明金融機構對農村的金融扶持有待加強。
（二）變量的選取和基本假設
本文首先選擇了農戶對農地經營權抵押貸款的需求作為模型的因變量，同時把自變量分為調查對象個人特征變量、農戶家庭特征變量、外部環境特征變量三個方面。結合走訪調查結果和相關理論研究，把影響農戶參與農地經營權抵押貸款意愿的因素匯總于表3，主要包括變量的定義、描述和影響效果等方面。
1.被調查對象個人特征
（1）被調查對象的年齡。根據調查數據可以發現，被調查對象的年齡大都分布于30-60周歲，向兩端遞減，大致符合正態分布。同時也可得出，不同年齡段的農戶對風險的承受程度也會不同，通常情況下，隨著年齡的增加，農戶的投資意愿逐漸降低，對抵押土地進行貸款的途徑也比較抵觸。因此本文假設，年齡越大的農戶對農地經營權抵押抵款的意愿越低。（2）被調查對象的文化程度。一個人的文化程度直接關系著他的眼界、知識面和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因此我們假定，農戶的文化程度越高，其投資意愿和管理風險的能力越強，進而對農地經營權抵押貸款制度有更強烈的需求。
2.農戶家庭特征
（1）勞動力人數和家庭規模。通常情況下，一個家庭勞動力人數越多，人均收入也就越高，對貸款的需求相應降低；相反，隨著家庭規模的增加，所需要的資金相應增加，進而會對土地抵押貸款的需求上升。（2）人均收入。一般來講，農村地區消費水平差距不大，這種情況下，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農戶需要的額外資金相應降低。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農戶對參與農地經營權抵押制度的意愿與人均收入呈負相關。（3）耕地規模。一個家庭的耕地規模越大，耕地的邊際效用越低，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也會隨著耕地的增加而降低，進而農戶對土地的依賴程度也會降低，所以會更傾向于將土地進行抵押。（4）借貸經歷。這里的借貸經歷主要是指從正規的金融機構獲得貸款的經歷，如果一個家庭曾有過貸款經歷，那么他對新興的融資渠道會更容易接受，對抵押貸款的意愿也會相對強烈[6]。
3.外部環境特征
本文調查的外部環境主要包括貸款的優惠力度、政府的扶持政策以及關于農地抵押貸款政策的宣傳力度和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金融機構對農戶的貸款優惠力度越大，農戶從中取得的收益越多，進而投資意愿越強烈，最終導致農戶對農地經營權抵押貸款的需求更大；通常情況下，政府的政策直接關系農戶的決定，農戶相信政府，一項政策從政府得到的扶持越多，農民對該項政策的信任度會越高，因而我們假設，農地經營權抵押貸款的需求與政府的扶持力度呈正相關；一般來講，如果一項政策的宣傳力度越大，越有可能收到良好的宣傳效果，進而被目標群體熟悉進而參與進來，所以我們同樣假設政策宣傳和抵押貸款意愿呈正相關；通常，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越完善，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越低，農戶就越敢把這項沉睡的資產流動出去，進行土地抵押獲得貸款[7]。
（三）模型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了SPSS19.0對211個樣本數據進行了Binary Logistic回歸分析，估計結果如表4。從模型結果可以得出，所選模型取得了的良好的整體擬合效果，檢驗基本可行。影響農戶土地承保經營權抵押貸款的主要因素如下：
1.被調查對象個人特征對農戶抵押貸款需求的影響。首先，從表4可以看出，性別的wald量的顯著水平sig=0.714>0.05，說明模型無法擬合數據，因此性別變量對我們采用的模型沒有顯著性意義，所以應該剔除。年齡的回歸系數為-0.625，表明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戶對抵押土地來獲得貸款的需求呈現降低趨勢，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年齡大的農戶通常具有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差、風險規避傾向性強、投資意愿弱等特點，進而造成貸款需求低的局面；另一方面則是由于金融機構出于規避風險的考慮，往往對60歲以上的借貸者比較謹慎，所以導致農戶對農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的意愿與年齡因素呈負相關，并且sig=0.0000.05，說明文化程度因素數據的擬合效果不好，對模型貢獻沒有顯著性意義，出現這種結果主要是因為當地的農村教育落后，以致于被調查者絕大多數都沒有接受足夠的教育和知識去了解和接觸到有關土地金融方面的事物，進而造成文化程度不能顯著影響農戶貸款需求的局面。外出務工經歷因素的回歸系數B=0.712，并且wald的顯著水平sig=0.001
2.農戶家庭特征對農地抵押貸款需求意愿的影響。從表4中可以看出，勞動力人數、家庭規模、耕地規模和借貸經歷的統計量Wald的顯著性水平sig=0.000
3.外部環境特征對農戶農地抵押貸款需求意愿的影響。從表4中可以看出，農戶對政策宣傳滿意度和農戶對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滿意度的統計量Wald的顯著水平sig均為0.000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對山東省東明縣13個鄉鎮的211戶農戶的樣本調查問卷進行數據分析，得到了對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需求意愿有顯著影響的因素，主要包括農戶的年齡、外出務工經歷、耕地規模、勞動力人數、家庭規模、借貸經歷、年人均收入、政策宣傳、貸款優惠程度、政府扶持以及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等。同時，通過本次實地調查和模型結果分析發現，我國農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業務的開展面臨著潛在需求低、農戶認知少以及農戶戀土情結嚴重等一系列問題，可作為一種重要的旨在解放農村生產力、打破資金瓶頸的金融創新途徑，農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業務已是大勢所趨，故根據該次調查結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一）加速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研究發現，雖然相當數量的農戶農業收入在總收入中所占比例日趨下降，農業收入來源也日趨多元化，但由于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缺失，農戶對土地的精神依賴程度卻沒有降低，他們把土地當做保障其基本生活來源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對土地抵押貸款業務保持謹慎態度。因此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可以消除農戶的后顧之憂，讓農民脫離靠地保障生活的現狀，使“沉睡”的土地資產流動起來[8]。
（二）加大政策扶持和宣傳力度
首先，金融機構應該加強對農村中低收入農戶提供土地抵押貸款服務，提高這部分人群參與農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業務的積極性[9]；其次，政府和金融機構可以通過實行財政補貼、降低營業稅等措施來使農戶享受到切身利益，進而推進土地抵押貸款業務的開展；最后，應該經常性的在農村開展專題講座、發放手冊等活動，尤其加大對沒有外出務工經驗、年齡較大農戶的宣傳力度，使其轉變觀念，盡可能提高政策認知度。
（三）開展農地抵押貸款試點
在我國開展農地抵押貸款試點是適應未來趨勢和農村發展現狀的必經之路，通過在試點地區實行政策優惠，加大扶持力度，解決農村資金供求矛盾，來推進當地農戶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農村經濟發展，進而以點帶面，提高其他地區農戶參與農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業務的積極性，最后在各地有序推進農地金融業務的開展[1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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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小貸公司 特殊性 局限性 非兼容性 對策研究
小額貸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業法人以及其他社會組織投資設立的，不吸收公眾存款，主要從事小額貸款業務的信貸機構。它的產生與發展，引導和鼓勵了一部分民間資本從地下活動走向陽光操作，參與和支持了地方經濟的運行與建設，并為我國的金融市場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邁出了構建多層次金融體系的新路子，同時為緩解一部分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個體經營者、農戶以及自然人客戶的融資難問題，助推經濟增長，促進勞動就業，普惠中小企業，構建和諧社會發揮了積極而富有成效的作用。然而小額貸款公司由于其自身性質的特殊性、業務范圍局限性和客觀環境的非兼容性，加之銀行業與之合作尚有一定的條件約束，使其在成長過程中必然伴隨著一些實際困難和問題，需要加以重視和解決。（文中的有關數據以江蘇省的農村小額貸款公司發展情況為例）
1.近幾年小額貸款公司的運行成效
1.1引導民間資本規范經營，業務運作規模不斷擴大
自2005年我國的第一家農村小額貸款公司在山西省興辦以來，經過了近7年時間的發展，全國的農村小額貸款公司的總數量持續上升，業務的覆蓋面不斷擴大，社會的影響力逐步增強。僅以江蘇省為例，該省2008年7月份成立了第一家農村小額貸款公司，截止2012年2月份，該省的小額貸款公司已經發展到420家，其中農村小額貸款公司390多家，科技小額貸款公司20多家，覆蓋了全省近300個鄉鎮和部分城市郊區的涉農街道，3年多累計發放貸款2600多億元，貸款余額已近1000億元，業務總量已占到了全國小額貸款公司經營總規模的四分之一。小額貸款公司的發展，不僅在全省范圍內進行了大膽地普及推廣和嘗試，而且有效地引導了一部分民間資本通過規范經營走向陽光操作，同時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民間資本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作用，有效地緩解了一部分中小微型企業和農戶的融資難問題。目前，該省有56家民營企業排居在全國的民營企業500強之中，其中有27家企業作為發起人成立了小額貸款公司，個體、分散的民間資本通過這種有效方式的集聚，較好地發揮了服務社會、眾人共享的催化作用。
1.2貸款發放的靈活分散，發揮了信貸盲區的補充作用
從小額貸款公司已經發放的貸款情況看，其主要對象是面向“三農”和中小型、微型企業，以及廣大的個體生產經營者，而這正是各家銀行都說給予支持但又力度不大，或是一時難以落實到位的信貸盲區的貸款客戶。由此看出，小額貸款公司的產生，有效地彌補了這一金融服務的真空層面。目前該省已先后支持了10萬多農戶和相當數量的中小型、微型企業，充分體現了小額貸款公司“貼近小客戶，服務千萬家”的正規金融信貸業務補充和助推地方經濟有效運行的職能作用，其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業務定位的差異化、客戶服務的便利化、貸款利率的市場化特點，正在順應著眾多的中小微型企業、個體經營者以及廣大農戶的業務需要，較好地發揮了“小額、分散、快捷”的業務特色優勢，走出了一條小額貸款公司“江蘇模式”的新路子。
1.3遍及城鄉的機構布局，形成了普及民眾的服務體系
根據該省人民政府金融辦公室的發展規劃，農村小額貸款公司的機構設置，要分布到全省的每一個鄉鎮，要惠及到廣大中小型、微型企業和城鄉居民。其業務觸角要延伸到金融機構沒有覆蓋的廣大鄉村和邊遠社區，就是要把有效的資金服務到急需幫助的中小企業和農戶、居民手中。為此，該省金融辦提出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要到經濟欠發達、不發達地區設置小額貸款公司，江南地區經營效益好、運行規范的小額貸款公司要到蘇北欠發達地區去增設分支機構，發揮好資金的跨區域“輸血、造血”功能，成為當地農村金融體系中一支很有生命力和深受中小、微型企業和廣大農戶歡迎的信貸補充力量。
1.4簡明快捷的業務處理，有效釋放了助推經濟的能量
相比于銀行而言，小額貸款公司的業務流程較為簡潔明了。在業務流程的設計上，每筆貸款的處理也劃分了前臺調查和后臺審查，但在具體操作上卻采用后臺前移的方法，前、后臺信貸人員一起到客戶單位去進行貸前調查。如遇特殊客戶和特殊業務時，公司的決策崗人員也會一起到客戶單位去進行現場調查，現場議定貸款的可行性，具體分析實際情況，以最短的時間給客戶一個貸與不貸的明確答復，極大的方便了廣大客戶的業務需求，創出了小額貸款公司的業務特色，深受廣大貸款客戶的歡迎，較好地發揮了小額貸款助推地方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2.目前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關鍵詞：農村地區；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可行性
中圖分類號： F832.4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60132043
現階段，受到農村經濟發展和國家對農村地區扶持力度不足的影響，農民貸款融資難問題依然是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對農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城鄉一體化建設事業的發展產生著相應的不良影響。本文以某地區農村為例，經過調查研究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的可行性進行了分析，希望能夠為這一設想的實施提供一定的支持。
1 我國在農村地區實施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的可行性
1.1 農村金融機構網點稀缺，農民建設生產融資難，亟需新信貸產品
在當前我國農村地區，相關金融機構設置的網點稀缺現象較為普遍，基本上以農村信用社為主，并且農村信用社所向農民提供的信貸產品主要為小額農貸、農戶聯保等較為單一陳舊的形式，只能滿足農村地區小部分農戶的需求。因此可以看出，當前我國農村地區極其缺乏新的、更為合理的信貸產品，所以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1.2 農民對這一設想持積極態度
相關調查研究顯示，農村地區半數以上的農民希望國家能夠出臺相應的抵押貸款政策，僅有極小的一部分農民對此持不支持態度，也存在一小部分農戶認為無所謂。而對于提供抵押貸款服務的金融機構工作人員來說，其態度更為謹慎，一半的工作人員表示對國家政策予以支持，并認為國家政策對農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能夠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
1.3 這一設想不違反土地流轉方面的相關規定
根據我國政府出臺的《土地承包法》相關規定，農民通過家庭承包所獲取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按照法律規定進行轉包、互換、轉讓或者以其他合法形式流轉。《物權法》也在相關條文中明確指出，土地承包的經營權人按照國家在這方面制定的法律法規，有權力將自身土地承包經營權通過互換、轉讓等合法方式進行流轉[1]。需要注意的是流轉的期限不應該超過土地承包經營權所有者的承包剩余期限。同時，未經過法律部門的批準，不可以將所承包的土地進行非農用建設，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所有者在特定的承包期限內以土地的實際使用權作為抵押對象不能與土地承包流轉方面的法律法規相違背。而對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抵押的主要目的在于融資，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的設想是一種不轉移的占有，在抵押經營權的過程中必然會將其納入到特定的流轉程序中，進行拍賣或者轉讓，在本質上屬于土地流轉的重要形式。
2 在農村地區推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的建議
在我國當前社會形式下，農村地區的地方政府應該將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抵押貸款與農民的實際生產經營性貸款等聯系在一起，根據農戶農業生產活動的實際需求，為其提供不同類型的貸款產品，為農民提供高質量的抵押貸款服務。
2.1 對農民客戶進行篩選，循序漸進的推進抵押貸款各項工作
現階段，受到行業競爭的影響，農商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已經對農村地區的進行了全面覆蓋，但是借貸的利率受到競爭性缺乏的影響普遍相對較高，并且農經中心的小額信貸業務發展受到一定的限制，更為側重散戶[2]。同時，受到服務能力的限制，農業銀行不可能在農村地區全面開展抵押貸款業務。所以，為農民提供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的銀行應該吸取經驗，在實際操作中重點關注具有一定借貸和還款能力的大戶，并逐漸由大戶向廣大農村地區的其他客戶群體擴展。
2.2 加強與社會各個方面的溝通，形成發展合力
提供貸款的銀行應該與當地政府以及相關基層農業部門進行溝通，與其共同踐行黨和國家的三農建設理念，進而促使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工作能夠真正的走進農村，為農民提供良好的貸款服務，為后期信貸業務在農村地區的拓展提供相應的保障。
2.3 明確信貸業務的責任主體，規劃內部工作流程
就提供貸款的銀行來說，其縣域分部門各項工作人員應該明確自身責任，為抵押貸款工作擬定相應的流程，并將各項責任落實到各個不同崗位上，根據政府政策的調整實時推進和參與，真正形成上下聯動，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3]。如在具體的工作流程中，營業網點應該負責了解農民對抵押貸款政策的認識程度，并適當根據農民實際需求組織工作人員進行上門營銷，提升服務水平，保證工作質量。
2.4 加強宣傳，進一步擴大農業銀行的影響力
銀行應該采取多種措施加強本貸款政策的宣傳力度，保證農民能夠對這一國家政策形成正確的認識，向農戶闡釋這一惠農政策能夠對農村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進而獲得更多農戶的支持。同時，還應該適當對廣大農戶進行普法、金融知識介紹等宣傳工作，提升農民在此方面的基本素質，進而讓更多的農戶參與到抵押貸款工作實踐中來，為推動農村地區的發展做出相應的貢獻。
3 結語
綜上所述，在農村地區實施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所以相關部門可以通過系統的研究制定相應的貫徹措施，切實解決當前農民融資難的問題，在提升農民生活水平的基礎上，促進城鄉和諧發展，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做出相應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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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決策樹技術；貸款風險
1 引言
貸款風險是金融風險中主要類型，我國銀行貸款風險管理比較側重于風險控制的事中和事后的控制，而忽視了風險的事前管理。國外大量的成功案例表明，銀行在其經營過程中，一些風險隱患發現的越早，對銀行造成的損失就越小。因此，加強銀行貸款風險水平的事前監測管理，使用數據挖掘技術――決策樹算法對以往海量貸款數據進行分析，建立和完善貸款風險預警體系，提高自身的風險管理水平，是銀行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2 數據挖掘技術
數據挖掘（Data Mining）目的就是從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聲的、模糊的、隨機的數據中，提取隱含在其中的、人們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潛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識。
決策樹算法是數據挖掘十大經典算法之一。決策樹提供了一種展示類似在什么條件下會得到什么值這類規則的方法。一般情況下都是由上而下根據相應規則生成而來的，每個決策或者是每個事件所產生的后果都有可能引起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的事件，導致不同的結果。把這種決策分支以圖形的方式畫出來很像一顆倒立的樹結構，所以稱為決策樹。
決策樹包含許多不同的算法，其中最典型的算法有ID3，C4.5，CART等。ID3算法由Qullan在1986年提出的，該算法以信息論為基礎，以信息熵和信息增益度為衡量標準，從而實現對數據的歸納分類，假設用X代表當前樣本集，用Q候選屬性集，候選屬性集中所有屬性皆為離散型，或數值屬性事先經過預處理轉化成離散型。ID3算法描述如下。
ID3算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在決策樹中的各層分支節點上利用信息增益的方式選擇屬性。在樹的每個節點上，將具有最高信息增益的屬性作為當前節點的測試屬性，使用獲得的屬性對樣本集進行樣本劃分之后，系統的信息量是最小的。并確保找到一棵簡單的樹。
設S是s個數據樣本的集合，假定類標號屬性具有m個不同值，定義m個不同類Ci（i=1，2，3...m）。設Si是類Ci的樣本數。對于一個給定的樣本分類所需的期望信息由下式給出：
其中pi是任意樣本屬于Ci的概率，一般可用Si/S來估計。
設Sij是子集Sj中類Ci的樣本數。根據由上劃分子集的熵（熵是對事件對應的屬性的不確定性的度量）由下式給出：
其中熵值越小，子集劃分的純度就越高。
由期望信息和熵值可以得到相應的信息增益值。對于在分支上將獲得的信息增益可以由下面的公式得到：
ID3算法計算每個屬性的信息增益。并選取具有最高增益的屬性作為給定集合的測試屬性，對被選擇的測試屬性創建一個節點，并以該屬性標記，對于該屬性的每個值創建一個分支，并據此劃分樣本。
3 利用ID3算法構造貸款風險預警分析決策樹
3.1 構造決策樹
抽取某銀行的貸款數據，對個人貸款風險等級進行評定。為了簡化僅選用4個屬性值進行確定，各屬性值的取值范圍是這樣定義的。
年齡（age）：1、2、3，（1代表20-31歲，2代表32-41歲，3代表42-50歲）；年收入（income）：0，1，2，3（0代表100000以下，1代表100000-200000，2代表200000-300000，3代表300000以上）；存款（poist）：0、1、2、3（0代表100000以下，1代表100000-200000，2代表200000-300000，3代表300000以上）；負債（debt）：0，1（0代表有負債，1代表沒有負債）；風險等級（grade）：A、B、C、D、E（A代表正常類，B代表關注類，C代表次級類，D代表可疑類，E代表損失類）。表3-1給出了訓練樣本集。
最終需要分類的屬性為grade，它有5個不同的值A、B、C、D、E，A有3個樣本，B有2個樣本，C有2個樣本，D有1個樣本，E有2個樣本。
為計算每個屬性的信息增益，首先給定樣本grade分類所需的期望信息：
age屬性的樣本值分布如下所示：
最后計算的信息增益是：
類似的，可以計算：
Gain（income）=0.964 Gain（poist）=0.482 Gain（debt）=0.243
由于age在四個屬性中具有最高的信息增益，所以首先被選為測試屬性，并據此建根節點。用age標記，并對于每個屬性值，引出一個分支，數據集被分為兩個子集age結點及其分支如圖3.1所示。
類似的可以計算出各個屬性的信息增益，經過計算可得知信息增益最大的為收入income，其次為存款poist，最后才是負債debt。按照上述過程最終可得出決策樹如圖3.2所示。
3.2 提取分類規則
4 結論
數據挖掘技術作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其應用前景及發展空間十分廣闊，特別對于銀行業及銀行監管部門。銀行貸款風險預警系統有助于強化貸前管理。通過對貸款客戶的收入、存款和負債情況分析，確定是否有風險。如果客戶屬于較重風險和嚴重風險的等級，則不予貸款；如果屬于中度風險的等級，則需在貸款后加強貸后管理，關注客戶經營情況，及時回收；如果屬于輕微風險和無風險，則貸款給客戶。
[參考文獻]
[1]郭景峰，等.決策樹算法的并行性研究.計算機工程，2002.
［作者簡介］ 李國文（1970―），男，重慶涪陵人，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理論經濟學博士后.研究方向:金融機構公司治理.
［摘 要］ 通過使用2002~2007年商業銀行貸款省際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國有經濟比重與銀行貸款增長之間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在不同商業銀行之間存在差異，相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安排中的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更為顯著。這表明，中國近年來“所有制信貸歧視”現象仍然存在，這不僅制約了中小民營企業的發展，也影響了整個市場經濟發展的進程。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策在于加快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大力發展中小金融機構。
［關鍵詞］ 國有經濟比重；貸款增長;面板數據
［中圖分類號］ F830.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12)02―0045―05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and Credit Growth
LI Guowen1,WANG Lihua2,ZENG Guanglu3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2.Department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Beijing 100000,China；
3.Department of Law and Public Affairs, Changsha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3,China)
Abstract: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from the period of 2002~2007，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economy on credit funds allocation. We find that lending growth of commercial bank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economy, implying credit discrimination on private economy. And this positive impa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This shows that there still is the “ownership discrimination”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which not only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enterprises, also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market economy.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should accelerate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and develop actively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economy; credit growth；panel data
一 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在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的研究中，學者們得出的一個共同結論是：中國經濟過去30年來取得的增長奇跡在很大程度上與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是分不開的。［1］在民營經濟占整個國民經濟中比重逐步提高的同時，民營經濟卻一直面臨著嚴重的資金瓶頸。［2］鑒于銀行信貸在中國金融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商業銀行在信貸安排時是否考慮國有經濟比重，換句話說，國有經濟比重是否會影響銀行信貸資金配置，逐漸成為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
現有的文獻通常將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與“所有制信貸歧視”聯系在一起，但是并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3-8］進一步的，考慮到不同商業銀行
根據銀監會的監管分類，我國商業銀行體系主要包括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其中國有商業銀行主要是指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其他三類商業銀行中，股份制商業銀行所占份額最大。除非特別說明，本文中所使用的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概念遵循銀監會的劃分標準。類型，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顯然，對于上述問題的回答，有助于我們發現和解決金融體制中的結構性矛盾，對于制定相應的經濟政策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我們使用2003~2007年商業銀行貸款的省際面板數據，系統分析了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基于地區數據的經驗研究發現，國有經濟比重與銀行貸款增長之間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并且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在不同商業銀行之間存在差異，相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國有商業銀行中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更為顯著。
湖 南 大 學 學 報( 社 會 科 學 版 )2012年第2期李國文，王麗華等：國有經濟比重對銀行貸款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二 研究設計
（一）研究變量設定
本文主要考察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因此我們使用貸款增長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其定義為第t年貸款增量與第t-1年末貸款余額的比值。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根據產權性質將商業銀行進一步劃分為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對應的貸款增長率根據產權性質進行相應計算；我們還根據貸款期限進一步劃分為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相應的貸款增長率亦包括短期貸款增長率和長期貸款增長率。
我們用國有經濟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來衡量國有經濟比重這一解釋變量。從理論上講，衡量國有經濟比重最全面的指標應當是國有經濟在GDP中的比重，但是目前沒有這一統計數據。比較常見的一個指標是國有經濟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品銷售收入”中的比重來衡量國有經濟比重，但是這個指標存在兩個問題：第一，《中國統計年鑒》中“產品銷售收入”指標在2005年之后沒有報告，與之相近的指標變成“主營業務收入”；第二，也是更為關鍵的是，這一指標只反映了工業中的國有經濟的發展情況，難以體現國有經濟全貌。基于上述考慮，我們使用了國有經濟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這一指標，以期能更全面、準確地反映國有經濟比重。［9］
在參考現有文獻的基礎上，［10］［11］本文還引入了其他可能影響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的控制變量：
（1）經濟增長率，商業銀行貸款增長可能會受到經濟增長的影響，因此，我們用GDP增長率來衡量經濟增長率，以反映經濟增長對商業銀行貸款的影響；
（2）資金基礎，商業銀行的資金基礎（funding base）也是影響貸款增長的重要因素，我們用存款增長率來衡量資金基礎；
（3）產業結構，產業結構也可能會影響商業銀行貸款，我們用第二產業比重和第三產業比重來控制這種影響；
（4）財政狀況，商業銀行貸款增長也可能受到所在地區財政收支狀況的影響，為此我們用財政收支比率來控制這一影響，該指標根據（財政收入-財政支出）/財政收入計算得出；
（5）對外開放程度，對外開放程度也可能影響商業銀行貸款增長，我們用各地區外商投資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來衡量對外開放程度；
（6）市場競爭，商業銀行貸款增長還會受到銀行業市場競爭程度的影響，我們用除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以外的其他商業銀行貸款占全部商業銀行貸款的比例來反映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程度；
（7）銀行業改革，2005年以來中國政府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進行了包括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公開市場上市等一系列改革舉措，因此本文的控制變量中還包括了銀行業改革的影響。(即2005年和此后取值為1,其余的取值為0)。
(二）計量模型設定
根據上述分析，并結合我國具體實踐，我們構建如下形式的固定效應面板模型：
其中，LGi,t是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用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來表示。SOEi,t即國有經濟比重，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Xi,t是一組可能影響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的控制變量，
SymboleA@ i,t是殘差項。我們重點關注SOEi,t的估計系數
SymbolbA@ ，如果
SymbolbA@ 顯著為正，表明國有經濟比重對貸款增長有正向影響，意味著商業銀行貸款安排中所有制因素的影響顯著存在。
方程（1）式給出的固定效應面板數據模型是一個靜態模型，但是商業銀行貸款很可能存在著延續性，上年貸款會對當年貸款產生影響，這意味著，在計量分析中考慮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的動態變化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參考了蔡衛星和曾誠等研究結果之后，［11］我們在方程（1）的基礎上引入了滯后一期的貸款增長率，考慮如下形式的動態面板數據模型：
三 樣本及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包括了中國大陸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2002~2007年銀行業和宏觀經濟金融發展數據，這些數據主要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中國金融統計》等相關的統計資料進行整理計算。在樣本選擇上，由于自治區的統計資料不全，因此本文的主要樣本中只包含了30個省級行政區，其中股份制商業銀行貸款數據還缺失了青海、寧夏的數據，因此在以股份制商業銀行貸款數據為基礎的分析中只包含了28個省級行政區。在本文所涉及的變量中，貸款增長率、資金基礎、銀行業市場競爭變量主要根據《中國金融年鑒》、《中國金融統計》的基礎數據整理計算得出，國有經濟比重、經濟增長率、產業結構、財政收支狀況、對外開放程度等變量主要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基礎數據整理計算得出。
表1描述了各變量的定義性描述及統計特征。可以看出，在樣本區間內商業銀行在各地區貸款投放總體增長較快，貸款年均增長15%左右，其中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約為12%，低于商業銀行貸款整體增長率；存款呈現類似趨勢，存款年均增長17%左右，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存款增長率同樣低于商業銀行存款整體增長率。在本文關注的核心變量方面，國有經濟比重均值約為37%，標準差約為10%。其他變量的地區差異也較為顯著。
四 實證結果及分析
我們首先給出靜態模型的估計結果，然后給出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估計結果，并依據這些結果考察國有經濟比重對商業銀行信貸增長的影響。
（一）靜態方程估計結果
表2給出了靜態模型的估計結果，其中第一項回歸是基于商業銀行整體貸款的估計結果，第二項回歸是基于國有商業銀行貸款的估計結果，第三項回歸是基于股份制商業銀行貸款的估計結果。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我們首先通過第一項回歸從整體上考察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然后通過比較第二、三項回歸結果來反映這種影響在不同性質的商業銀行（在我們的分析中主要是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之間是否存在差異。
首先，從表2中第一項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國有經濟比重變量的估計系數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如果國有經濟比重與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之間的關系可以解釋成因果關系，那么該系數就意味著國有經濟比重的上升帶來了貸款增長率的提高，這說明在本文所抽取的樣本期國有經濟比重確實對信貸資金配置產生了影響，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置中所有制性質的影響不能忽略，這就為“所有制信貸歧視”現象提供了經驗證據。
其次，表2中第二項回歸結果顯示，就國有商業銀行貸款而言，國有經濟比重變量的估計系數同樣為正，并且也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2中第三項回歸結果顯示，與前兩項回歸結果相比，股份制商業銀行回歸結果出現一定的變化，國有經濟比重變量的估計系數雖然依然為正，但是并不具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這說明與國有商業銀行相比，股份制商業銀行中的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相對不明顯。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將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正向影響理解為“所有制信貸歧視”，那么這一結果表明，相比于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信貸安排中的“所有制歧視”程度較弱。上述發現從一個側面為林毅夫和李永軍［12］以及李志［13］的觀點提供了經驗證據，他們認為發展中小金融機構（相對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被廣泛視為中小型金融機構）可以解決中國中小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面臨的融資困難。
此外，我們還發現，經濟增長率以及資金基礎與貸款增長率顯著相關，這與現有文獻是一致的。具體來說，經濟增長率越快，相應的貸款增長率越高；貸款基礎越大，相應的貸款增長率也越高。［14］［15］
（二）動態方程回歸結果
表3給出了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估計結果。由于引入因變量的時間滯后項，模型（2）式產生了內生性問題。Roodman［16］指出，對于時間跨度相對于截面數較小的動態面板數據模型而言，采用Arellano and Bond［17］和Blundell and Bond［18］提出的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system GMM）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一般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檢驗GMM估計量是否有效可行：第一個是通過Hansen過度識別約束檢驗對工具變量的有效性進行檢驗，其原假設是所使用的工具變量與誤差項是不相關的；第二個是通過Arellano-Bond的自相關檢驗對差分方程的隨機誤差項的二階序列相關進行檢驗，其原假設是隨機誤差項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第三個是Roodman（2006）提出的拇指規則（rule of thumb），即工具變量數不超過截面數；第四個是如果滯后變量的系數大小在相應的OLS估計值和FE估計值之間，則GMM估計是可靠有效的。
這是因為混合OLS估計通常會導致向上偏誤的滯后項系數，而固定效應估計則會產生一個嚴重向下的滯后項系數（Bond et al.，2002）。根據上述原則，我們認為表3中的估計結果是可靠的：回歸的漢森工具變量過度識別檢驗顯示，我們不能拒絕GMM估計中工具變量有效的原假設；序列相關檢驗也表明，統計上不能拒絕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性的原假設；工具變量數沒有超過截面數；滯后一期因變量的回歸系數也較為合理，以表3中第一項為例，包含所有協變量的固定效應估計和OLS估計中滯后項的回歸系數區間為（0.186，0.402），該區間包含了GMM估計的系數0.238，表明GMM估計是可靠的。
表3的估計結果顯示，從整體上看，國有經濟比重與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并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這表明在考慮動態影響之后，在本文的樣本期國有經濟比重影響了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置，這意味著商業銀行“所有制信貸歧視”現象依然存在。從不同性質商業銀行來看，以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為被解釋變量的動態模型中，國有經濟比重變量的估計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表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著“所有制信貸歧視”。就股份制商業銀行而言，國有經濟比重變量的估計系數不僅為正，并且在10%的水平下顯著，這一結論與靜態模型估計結果有所不同。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盡管國有經濟比重變量的估計系數差別不大，但是股份制商業銀行中的國有經濟比重變量的顯著性卻明顯弱于國有商業銀行，這意味著國有商業銀行中的國有經濟比重對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可能仍比股份制商業銀行更為明顯。
五 結論及政策建議
根據2003~2007年商業銀行貸款的省際面板數據，我們系統分析了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結果表明，國有經濟比重與銀行貸款增長之間呈顯著正相關關系，這說明銀行信貸資金配置中所有制因素的影響顯著存在；而且，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在不同商業銀行之間存在差異，相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安排中的國有經濟比重對信貸資金配置的影響更為顯著。我們認為，上述發現意味著我國商業銀行信貸安排仍然存在著明顯的“所有制信貸歧視”現象。
這一研究結論具有直接的政策含義。首先，考慮到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而“所有制信貸歧視”卻忽略了民營經濟這一重要地位，形成了對民營經濟的嚴重制約，并進一步影響到整個經濟發展。因此，進一步加快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通過有效的政策引導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盡快解決民營經濟面臨的“所有制信貸歧視”就成為當務之急。其次，在可選擇的政策方向上，本文的研究也提供了直接的經驗證據。相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安排中的“所有制歧視”要更為明顯。從這個意義上說，積極發展各類中小型金融機構對于緩解“所有制信貸歧視”無疑是一條可行而有效的路徑。有關部門下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中小型金融機構，不斷健全中小型企業金融服務體系，切實從體制機制上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在具體的對策措施上，重點應該考慮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大力發展各類中小型金融機構，不斷健全中小型企業金融服務體系，切實從體制機制上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我國民營企業大部分是中小型企業，中小型金融機構在制度、規模上與其相對等，與民營企業之間存在著天然的聯系。當前，相對于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小型金融機構的發展存在著明顯的滯后性。我們應當借鑒國外經驗，積極發展社區銀行、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等各類中小型金融機構，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
二是積極引導中小型金融機構明確市場定位。各類中小型金融機構應充分認識自身的優勢和劣勢，牢牢把握“立足地方、服務中小企業”的市場定位理念，認真借鑒國外中小型金融機構差異化經營的成功經驗，充分發揮自身的地緣優勢，挖掘企業信用信息，大力開展金融創新，針對中小企業和社區居民的不同特點，開發設計不同的金融服務種類，有效滿足民營中小企業的金融需求。
三是為中小型金融機構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目前，中小型金融機構仍是“弱勢群體”，由于品牌認知度和市場地位較低，致使人才、客戶流失嚴重；一些部門和單位仍對其存在偏見和歧視性存款規定；在服務中小企業過程中，由于發放貸款成本高、投入多、風險大，加上尚未建立相應的補償機制等原因，中小銀行的發展仍面臨許多困難和阻力。因此，有關部門要通過利益機制引導中小金融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支持，要在資金來源、結算體系、機構設置等方面，積極支持現有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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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關系型貸款；農村信用社；合規風險
中圖分類號:F83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392(2007)08-0038-03
一、問題的提出
農村信用社在我國金融體系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截至2006年末，全國農村信用社(包括農村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銀行)各項貸款余額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15％，其中農業貸款余額占全部金融機構農業貸款余額的93％。農村信用社在其長期發展過程中，已形成了其獨具特色的經營管理方式。作為我國地域特征最強的銀行類金融機構，關系型貸款是農村信用社經營管理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與其他銀行競爭的主要核心力量。然而，任何事務都有正反兩方面的特性，關系型貸款也不例外。關系型貸款在保障農村信用社經營具有競爭力的同時，也給農村信用社的管理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經營管理的合規性問題。因此，如何使關系型貸款在農村信用社經營管理中揚長避短，促進農村信用社穩健、持續的發展，這是本文所要研究和探討的。
二、信息問題與關系型貸款
銀行欲與潛在借款人建立信貸關系，最重要、最首要的工作就是了解借款人的信用狀況，包括借款人的主觀信用意愿和客觀信用能力。然而，銀行與借款人之間的信用信息不對稱是經常和普遍存在的。為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銀行開發出多種基于不同技術的信息識別和決策模式。美國經濟學家Berger和Udell[1](2002)首次將這些模式歸納為四大類：即,財務報表型貸款 (financial statements lending),抵質押型貸款(asset-based lending),信用評分技術型貸款(credit scoring)和關系型貸款(relationship lending)｡前3種方法所涉及和生產的主要是易于編碼､量化和傳遞的“硬信息”(hard in-formation),如,財務數據､抵質押物狀況等｡這些信息一般以反映借款人客觀信用能力為主,不具有人格化特征,基于這類信息的貸款屬于市場交易型的貸款 (transactions-based lending)｡關系型貸款則有所不同,它是銀行通過長期和多渠道的接觸所積累的關于借款人的信用信息而做出的貸款決策｡這些信息除了借款人的財務和經營狀況外,還包含了大量有關借款人的品德､行為､社會聲譽等非量化信息,是一種難以量化和傳遞的“軟信息”(soft in-formation),具有強烈的人格化特征,包含了主客觀兩方面的信用信息｡
關系型貸款是人們在60年代研究銀企關系對貨幣政策作用機制的影響中所提出來的一個概念｡然而,真正為人們所重視的,是它在中小銀行和中小經濟體融資關系上所發揮的特殊作用｡眾所周知,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對稱是中小經濟體在信用信息上的基本特征,并由此導致中小經濟體的貸款難和銀行的信貸配給(creditrationing)｡中小銀行具有很強的地域區劃和規模不經濟的特征,決定了它對“硬信息”的處理是既難以獲得的普遍意義的統計概率分布指標,又不具有規模效益｡由此,通過對借款人“軟信息”的獲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財務數據等硬信息,部分彌補中小經濟體因無力提供合格財務信息和抵押品所產生的信貸缺口(creditgaps),改善其不利的信貸條件；并且這種軟信息還可視為銀行生產的關于特定借款人的專有知識(idiosyncratic knowledge),部分彌補中小銀行在處理“硬信息”上的不足｡許多研究文獻表明,長期化和交易對象集中化的關系型借貸有助于改善中小經濟體貸款的可得性和貸款條件,能夠較為有效地緩解中小經濟體的融資困難(Bergen&Udell[2],1995；Angelini & Salvo & Ferri,[3]1998)｡在中小銀行具有關系型貸款優勢方面也有很多的研究文獻,如,Banerjee[4]等(1994)關于中小金融機構在為中小經濟體提供融資方面擁有信息優勢的“長期互動”和“共同監督”兩種假說；Berger等[5](1998，2001，2002)關于中小銀行的的組織結構和內部權利配置適合關系型貸款決策假說等。一些實證研究的結果支持社區銀行在發放關系型貸款上存在比較優勢、而大銀行則較少可能從事關系型貸款的觀點。
三、關系型貸款對農村信用社的正負效應分析
農村信用社基本上是按村 (鄉、鎮)、縣、省市逐級建立起來的多極法人機構，其主要經營力量都在村 (鄉、鎮)、縣一級，與當地都具有極為密切的人文關系，表現為人緣、地緣的優勢，是典型的地域性小銀行；另一方面，農村信用社所在地域的經濟結構一般都是以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和居民、農戶這些中小經濟體為主。因而使得關系型貸款成為農村信用社經營管理的主要模式，農村信用社也憑借關系型貸款在其所屬地域形成了對其他商業的比較優勢。
首先，具有信息優勢。農村信用社所在地域一般主要為中小城鎮和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相對緩慢，其所面對的客戶群體也主要是中小經濟體。農村信用社與他們的信貸關系只能主要采取關系型貸款的方式，這就要求農村信用社不斷積累當地客戶的信用信息，將當地的經濟社會狀況和風土人情、甚至居民家庭狀況的信息就轉化為農村信用社的專有知識。同時，農村信用社員工和當地居民的流動性相對較小，使農村信用社能與當地的政府、企業、居民和農戶保持相對穩定的長期業務關系，也為信息的積累創造了條件。由此，形成了農村信用社相對于其他商業銀行所不具有的信息優勢。在農村信用社的貸款構成中，信用貸款和擔保貸款的構成比例一般都在50％以上，遠高于一般商業銀行，反映了關系型貸款在其中的作用。
其次，具有客戶群穩定的優勢。農村信用社的客戶一般比較小，缺乏透明的“硬信息”，一般商業銀行不會輕易與之建立信貸關系。而農村信用社通過關系型貸款則可以和他們建立長期和密切的業務關系，從而為農村信用社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客戶群體。大部分農村信用社，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村信用社，其客戶都比較固定，一般都具有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交往歷史。
第三，具有高效率的決策優勢。農村信用社具有快速決策的優勢，一方面是其多級法人體制所致，另一方面也有賴于其關系型貸款的經營方式。通過關系型貸款，農村信用社對其已知和潛在的客戶都積累了大量的信用信息知識，在需要發生信貸業務關系時，就無需再耗費過多的時間去搜集和處理借款人的信用信息，使農村信用社能對客戶需求具有快速的決策能力和靈活的處置能力，從而在與其他商業銀行爭奪市場時能取得先人一步的優勢。
第四，具有關系優勢。關系型貸款強調的是對借款人“軟信息”的掌握。掌握“軟信息”強調的是人與人的溝通，而非象“硬信息”那樣是機器和數據間的計算。因此，農村信用社在與當地政府和中小經濟體建立信貸關系的同時，也建立起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合作關系，再加之農村信用社的大部分員工也來自當地，使農村信用社能更加深入地融入當地的經濟社會之中，與當地建立起非常廣泛和深厚的人文關系。例如，在中小城鎮和農村地區，農村信用社的資產負債的市場份額一般都是最大的。
然而，任何事務都是一分為二的。關系型貸款也給農村信用社的經營管理帶來了一定的問題，并且主要表現為農村信用社經營管理的合規風險問題。按照國際清算銀行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定義，合規風險是指銀行因未能遵循法律、監管規定、規則、自律性組織制定的有關準則，以及適用于銀行自身業務活動的行為準則而可能遭受法律制裁或監管處罰、重大財務損失或聲譽損失的風險，簡單地說，合規風險是銀行做了不該做的事(違法、違規、違德等)而招致的風險或損失。農村信用社的合規風險問題一直遠高于其他商業銀行，這既有歷史環境和現實基礎的影響，也有關系型貸款與合規管理的內在沖突。所謂合規，原意是遵守、服從，它包括兩個含義：一是銀行的內部管理制度和業務規則符合法律法規、監管規定和行業準則；二是內部管理制度得到實際執行。簡單地說，合規要求照章辦事，通過制度的程序性約束性來完成工作，強調的是事而非人。關系型貸款則是通過人際關系的相互影響來實現目標，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非事務本身。因此，二者之間存在內在的矛盾性。關系型貸款對管理合規性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一是人治觀念深厚成為合規建設的思想障礙。關系型貸款突出了“關系”在業務發展中作用，農村信用社的管理層由于身在其位而具有獲得廣泛“關系”的能力，決定了其在業務發展中的強勢地位，也就決定了農村信用社管理存在較強的人治意識和行為。二是制度建設滯后妨礙合規建設的進程。關系型貸款突出了“軟信息”的重要性，“軟信息”是一種不易量化的指標。而大部分制度是建立在可以量化的“硬信息”的基礎上的，因此，以“軟信息”為主的農村信用社就必然對制度的重要性有所忽視，其外在表現就是制度建設滯后。如，貸款“三查”流于形式，信貸人員往往憑貸款人口頭陳述和膚淺的調查就草率做出調查結論。三是制度執行力差是合規建設的主要阻力。關系型貸款突出了“人情”在業務發展中作用，從而使制度執行中大打折扣。例如，對違法違紀人員處理上，靈活性有余，原則性不足；重經濟處罰，輕行政處分；實行避重就輕，不能有效達到震懾的作用。四是合規意識模糊，合規文化尚未建立。關系型貸款反映了一種“關系”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就會淡化農村信用社的合規意識和理念，并進而影響農村信用社合規文化的建立。
四、在合規管理中充分發揮關系型貸款的積極作用
農村信用社的市場環境和客戶定位決定了關系型貸款過去是、現在和將來仍將是農村信用社最主要的經營管理模式。要揚長避短，充分發揮關系型貸款的積極作用，必須做到：
一是要從制度層面和監管層面強化對農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結構的建設，建立起對農村信用社管理層的制衡和激勵的長效機制，克服“一人獨大”對合規管理的影響。
二是要正確平衡合規和關系型貸款的關系，既要堅持制度做業務，又不能機械地執行制度而妨礙業務的發展，要對制度進行發揚與創新。每一項業務都有其關鍵環節，也就是風險點，在風險點上一定要堅持制度，在其他環節上則可以視情況而定，實現原則性和靈活性的有機結合。
三是不斷增強執行力，為合規建設提供保障。和諧的員工關系和嚴格的制度管理本身并不矛盾。嚴格的制度落實，既是對員工的保護，防止因人情代替制度而導致的違規現象出現；又是對關系型貸款的“人情關系”的正確引導，發揮其積極的一面，克服其消極的方面。
四是要培育良好的合規文化。要加強學習教育，結合行業實際，提出可供全員尊崇的、有自己特色的、受社會認同的、能適應時代要求的一系列合規理念。樹立合規從高層做起，全員主動合規、合規創造價值等理念，推行誠信與正直的職業操守和價值觀念，提高全員合規意識。
五是建立合規風險管理的后續評價和考核機制。對合規風險管理的制度執行情況要納入日常的監督之中，并對一定時期內執行情況納入績效考核之中，建立起對合規經營的激勵和約束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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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 境外 貸款利息 稅務 會計 影響
隨著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和推進“一帶一路”新格局建設，涉外業務逐漸增加，中國境內企業向境外公司投資方式也呈多樣化，必然出現中國境內企業作為債權方向境外公司貸出資金業務。本文就境內企業取得貸款利息收入如何進行稅務及會計處理問題進行探討，與同行們商榷。
一、背景資料
甲公司為境內一有限公司，該公司在M國與其他投資方合資設立控股乙公司，占乙公司股權比例60%。甲公司與乙公司2013年1月1日簽署股東貸款協議，約定甲公司按照乙公司的籌款通知向乙公司注入美元貸款，年利率10%，采用單利計息方式每季計息一次；貸款起息日為乙公司實際收到貸款日期，本金和利息的還款期從2014年12月的連續10年內，于每季度末的最后一天歸還。
甲公司、乙公司記賬本位幣分別為人民幣和美元。按M國稅法規定，乙公司向甲公司支付貸款利息時，需要按15%的稅率交納預扣所得稅，由乙公司代扣代繳，假設預扣所得稅在中國境內可以抵扣。
根據上述情況，假設乙公司于2013年1月1日收到甲公司美元貸款，并從2014年12月31日實際償還貸款本息。
另外，甲公司于2013年在M國設立一分公司丙公司，丙公司為成本中心，沒有收入來源，只產生費用，其資金來源為甲公司撥入。
假設甲公司在M國除上述業務外，無其他業務。
二、稅務及會計影響分析
（一）稅務分析
根據中國和M國的稅法規定，甲公司取得乙公司的貸款利息收入涉及營業稅金及附加和所得稅，具體分析如下：
1.營業稅金及附加影響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營業稅問題解答（之一）的通知》（國稅函發[1995]156號）第十條規定：“貸款屬于金融保險業稅目的征稅范圍，而貸款是指將資金貸與他人使用的行為，根據這一規定，無論金融機構還是其它單位，只要是發生將資金貸與他人使用的行為，均應視為發生貸款行為，按金融保險業稅目征收營業稅。”據此，甲公司貸款給乙公司取得的利息收入需按金融保險業稅目交納營業稅。
《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第十二條規定，“營業稅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為納稅人提供應稅勞務、轉讓無形資產或者銷售不動產并收訖營業收入款項或者取得索取營業收入款項憑據的當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二十四條規定“條例第十二條所稱取得索取營業收入款項憑據的當天，為書面合同確定的付款日期的當天；未簽訂書面合同或者書面合同未確定付款日期的，為應稅行為完成的當天”。據此，甲公司在收到利息時方產生納稅義務，繳納營業稅。
從上述背景資料來看，甲公司于2013年1月1日開始計息，于2014年12月31日開始陸續收到利息，并在實際收到利息時繳納營業稅金及附加。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規定，甲公司應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按季確認利息收入，按收支配比原則計提相應的營業稅金及其附加。故產生了確認利息和收到利息營業稅金及附加的稅務差異。
2.所得稅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十八條規定“利息收入按照合同約定的債務人應付利息的日期確認收入的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企業實際發生的與取得收入有關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費用、稅金、損失和其他支出，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據此，甲公司當取得利息收入后，扣除相應的與利息收入相關的營業稅金及附加等合理支出后繳納所得稅。同樣，根據企業會計準則規定，甲公司應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確認貸款利息時確認所得稅費用，并于實際收到利息時繳納所得稅，產生了確認利息和收到利息所得稅納稅的稅務差異。
根據M國稅收法律規定，當乙公司向甲公司支付利息時，代扣代繳15%的所得稅，影響甲公司所得稅的繳納。
（二）會計分析
基于上述營業稅金及附加和企業所得稅在確認利息和收到利息的稅務差異，使得甲公司在會計賬務上對相應差異進行處理。
1.營業稅金及附加的會計處理
由于確認貸款利息收入的時間和收到貸款利息的時間差，按照權責發生制和收支配比原則，需要根據確認利息收入的相應比例確認營業稅金及附加，待實際收到利息產生納稅義務時，再實際繳納。確認營業稅金及附加時不能直接記入“應交稅費”賬戶，設置往來賬戶，待實際繳納時，再從往來賬戶轉入“應交稅費”賬戶。
2.企業所得稅的會計處理
由于貸款利息收入確認時間早于收到時間，但從整個貸款合同期來看，利息確認金額和實收金額一致，所得稅的差異只是由于時間差異產生，在會計上需要采取遞延的方式進行處理。在確認貸款利息收入時，根據利息收入扣除相應的營業稅金及附加等支出，按規定的稅率計算的所得稅確認所得稅費用和遞延所得稅負債；當收到貸款利息時，增加當期應納稅所得額，并轉回所得稅費用及遞延所得稅負債。
三、納稅金額的確定
（一）營業稅金及附加的計算
營業稅金及附加是根據營業收入和一定的稅率計算而得。本文中的營業收入即為利息收入。
應交營業稅=利息收入×營業稅稅率
例一、假設甲公司營業稅稅率為5%，2013年3月20日確認利息收入1，000萬美元，當日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為1：6.22，則甲公司應確認營業稅：
1000×6.22×5%=311（萬元）
（二）所得稅的計算
相比營業稅而言，所得稅的計算要復雜的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和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的《關于企業境外所得稅收抵免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09]125號）對境外所得稅的計算和繳納做出了明確規定。根據規定，甲公司境內、境外所得需分別計算應納稅所得額及應納稅額。甲公司從境外取得利息收入后，扣除相應的與利息收入相關的合理支出后繳納境外所得稅。
就本文甲公司而言，與利息收入相關的合理支出包括直接相關支出和間接相關支出。直接相關支出指因貸款業務引起的支出，主要包括按利息收入的計算的營業稅金及附加和貸款本息引起的匯兌損失。間接相關支出是指不因貸款本身發生，但可以在境外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的支出，主要包括丙公司的虧損。
綜上，甲公司境外應納稅所得額計算如下：
境外應納稅所得額=利息收入-計提的營業稅金及附加-貸款本息的匯兌損失-丙公司的虧損
境外應納稅額=境外應納稅所得額×稅率-預扣所得稅限額
1.利息收入為乙公司應付的利息，不扣除預扣所得稅。
2.計提的營業稅金及附加為按利息收入的一定稅率計算金額。
3.貸款本息的匯兌損失為因匯率變化對貸款本息的美元金額進行匯率重估發生的損益。
4.丙公司的虧損是指丙公司的虧損額。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境外所得稅收抵免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09]125號）規定“不具有獨立納稅地位的分支機構的虧損，不得抵減其境內或他國（地區）的應納稅所得額，可以用同一國家（地區）其他項目或以后年度的所得按規定彌補。”即所謂的境外應納稅所得額采取分國不分項的計算方法。丙公司的虧損可以抵減來源于M國的收入。
根據上述分析，利息收入和營業稅金及附加由于稅法規定的納稅時間和會計的確認時間不一致，需要采用遞延的辦法來進行處理。對于貸款本息的匯兌損益和丙公司虧損的處理分析如下：
（1）貸款本息匯兌損益的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企業在貨幣交易中，以及納稅年度終了時將人民幣以外的貨幣性資產、負債按照期末即期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折算為人民幣時產生的匯兌損失，除已經計入有關資產成本以及與向所有者進行利潤分配相關的部分外，準予扣除”。據此，甲公司的貸款本息發生的匯兌損益準予稅前扣除，在計算境外所得時作為當期的可稅前扣除項目，不進行遞延處理。
（2）境外虧損的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十八條規定“企業納稅年度發生的虧損，準予向以后年度結轉，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彌補，但結轉年限最長不得超過五年”。《企業會計準則第18號―所得稅》規定，可抵扣虧損及稅款抵減產生的暫時性差異，會計處理上視同可抵扣暫時性差異，符合條件的情況下，應確認與其相關的遞延所得稅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的數額，應當以很可能獲得用來可抵扣虧損和稅款抵減的未來應納稅所得額為限。據此，對于境外發生的虧損影響的所得稅是否采取遞延的方式進行處理，需要按照準則的規定加以判斷。
商業銀行在互聯網金融高速發展的大前提下必須要把握好自身優勢，在金融市場上穩住主導地位。具體優勢有以下幾點：
（一）監管嚴、安全性強
安全性、穩健性通常是評價金融服務優劣的關鍵標準。我國商業銀行專門成立風險部門為控制貸款壞賬，并不惜成本地為打造貸款服務安全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資金，切實履行穩健的經營理念，力求將貸款壞賬的風險率無限地接近“零”。而P2P網貸平臺在我國起步較晚，其秉承著重追求創新和業績的經營理念野蠻地崛起，對貸款壞賬安全方面的投入尚少且積極性較差，同時，我國針對這一新興領域暫未有完善的監管制度，P2P網貸公司打法律“擦邊球”的現象時有發生。相比之下，出于經營理念的差異，我國商業銀行在嚴謹的監管之下更能確保貸款資金的安全。
（二）資源豐富
我國商業銀行經歷了將近40年的發展，積累了龐大的客戶資源、資金資源，對其能否順利開展業務起著基礎性的作用，也是金融機構開展貸款業務的基礎。以中國工商銀行為例，新推出的新型信用貸款產品“逸貸”2014年上半年累放額達到1213億元，工商銀行面向小微企業的互聯網融資產品“網貸通”余額約3000億元，較年初增加近400億，已累計向6.5萬戶小微企業發放貸款1.4萬億元，是目前國內互聯網金融領域單體金額最大的融資服務產品。上述這些豐富的資源均是商業銀行在互聯網環境中的競爭優勢。
二、商業銀行在P2P網絡貸款環境中的劣勢
（一）操作不便
出于安全性的要求，我國商業銀行在貸款業務中對貸款人的信用有很高的要求，不僅要求貸款人提供相關身份證明，還要求提供資產證明、抵押物相關材料等，在經過嚴格的風險把控之后才可以申請到貸款，這些安全防護措施無疑是使操作流程變得繁瑣。而P2P網貸平臺推出的貸款服務操作便捷十分受用戶青睞。
（二）成本偏高
商業銀行和P2P網貸公司最終追求的都是利潤，相對來說，商業銀行的經營成本較高。為了維護商業銀行的聲譽，商業銀行不惜一切地投入資金提高業務安全性；為了普及其影響力，商業銀行無形中也加大了的部門（網點）成本、人力資源成本、產品成本等，而P2P網貸公司借助網絡平臺，普遍實現線上服務，大大地減少了經營成本。
三、商業銀行在P2P網絡貸款環境中的機遇
第一，P2P網絡貸款平臺的野蠻生長態勢或將成為我國商業銀行改革的重要力量。有利于加強其自身創新能力，拓展業務渠道。商業銀行貸款市場占有率在未來下降將成為趨勢，導致商業銀行的利潤增長速度放緩。警鐘已經敲響，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與互聯網時代的大背景下，逼迫我國商業銀行改革前進
第二，P2P網絡貸款平臺的發展為商業銀行貸款業務日后產品創新升級提供了經驗借鑒。互聯網強大的網絡技術以及富有特色的貸款產品和方便快捷的操作平臺都為日后商業銀行貸款服務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四、商業銀行在P2P網絡貸款環境中的挑戰
（一）P2P網貸對商業銀行的信用中介職能的沖擊
相對于銀行資產業務主要來源的貸款，互聯網P2P網貸業務門檻低手續簡便，貸款點對點與銀行傳統銀行貸款模式不同屬于直接融資，對于一些小、微企業以及需要快速融資的企業提供快捷有效的貸款，并且隨著互聯網貸款業務的進一步發展，一些大公司也必將投入互聯網貸款業務當中。截止至2014年12月30日，全國P2P互聯網網貸平臺高達2358家，總成交額3283.64億元，相較2013年成交額增長267.90%，實現8連增，日均參與人數為7.63萬人，相比較2013年上升200.39%，首現8連漲，參與人數不斷創歷史新高。
表1 2010～2014年商業貸款總額與網貸P2P總額對比數據表
另一方面，互聯網貸款發展影響銀行的利差收入。近幾年隨著互聯網貸款平臺的不斷增多，以及門檻低程序簡便等優勢，使得越來越多的個人以及小微企業愿意選擇通過互聯網這種途徑進行融資，對銀行貸款業務形成有效的沖擊。
（二）互聯網理財產品銷售方式對商業銀行傳統銷售方式的沖擊
與互聯網理財產品線上銷售渠道相比，銀行理財產品只能通過網點柜臺銷售渠道就略顯單一，而且也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覆蓋區域較小，另外銀行理財業務起點高，推出的理財業務適合大宗客戶而不適合普通大眾群體。互聯網理財產品交易成本低交易、程序簡便、門檻較低適合大眾群體購買，大眾群體雖然單個資金薄弱但是數量眾多，所以互聯網理財產品獲得了較高的收益。而正是由于互聯網理財產品的種種優勢威脅到商業銀行銷售渠道的地位。
（三）P2P網絡貸款對商業銀行經營理念的沖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