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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實證研究的具體方法，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1實證研究方法是我國農村經濟研究方法論的主要方法
首先，實證研究是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主流方法。在以下方面的研究中，實證研究方法被大多數研究者有意或無意地使用著，成為他們研究的主要方法：①現狀分析。目前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中有相當部分是屬于這種“客觀事實是什么狀態”的研究，如農民收入現狀分析、農業經濟增長現狀分析等。這種研究本身就決定了其研究的實證性質，其所運用的具體方法如靜態研究方法、動態研究方法等也大都屬于實證研究方法的范疇；②特征分析。在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中，原有事物的變化，新事物的出現，都需要理論工作者對這些變化后的事物及其本質特征進行分析和歸納，以使我們對“客觀事物”的特有存在狀態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因而特征分析自然納入了理論工作者的研究視野，如對我國農業發展新階段的特征分析、農業產業化特征分析等。特征分析主要運用比較分析、歸納分析等實證方法探詢事物的特有存在狀態，這無疑屬于實證研究的范疇；③模式分析。由于我國地區差別較大，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許多地區在改革與發展中的許多做法，經過不斷完善，形成特有的發展模式。這些模式研究對于“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改革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如對諸城模式、蘇南模式的研究等。這類研究主要運用歸納分析、比較分析等實證方法，側重于對模式的特點、構成要素、形成原因、適用條件等進行客觀分析，因而屬于實證研究的范疇；④關系或原因分析。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中的許多事物之間有著內在的因果關系，分析研究這種因果關系有利于尋求事物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這自然也成為農村經濟研究的重要內容，如對農業產業化與農民增收的關系分析、土地撂荒與土地制度的關系分析、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制約因素分析等。這類研究實際上屬于關系或原因“是什么”的實證研究范疇，其所運用的具體方法如因果分析方法、因素分析方法等也大都屬于實證研究方法的范疇；其次，農村經濟研究中的規范研究是牢牢建立在實證研究基礎之上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實證研究方法的特點。
我國農村經濟研究除了實證研究這一主流方法之外，也大量運用了規范研究方法。規范研究是探討經濟運行“應該是什么”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主要依據一定的價值判斷，給出達到這種價值判斷的步驟。由于我國農村經濟正處在體制和結構轉軌階段，對今后的體制、制度及經濟運行與結構“應該是什么樣”的設計自然納入了理論工作者的研究范圍。但絕大多數規范研究是以實證研究為基礎，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實證研究的色彩。研究方法在多大程度上體現出實證研究特點，主要取決于其理論假設與客觀現實的距離。
我國農村經濟主體尤其農民的有限理性、農村信息不充分、農村市場體制不健全等已是公認的不爭事實，并成為農村經濟研究的基本假設前提，這就使經濟學分析方法暗含的理論假設，即“經濟人”、“充分信息”、“市場完全競爭”等假設，在我國農村經濟研究的應用中被大大放寬。理論假設的“現實化”為規范研究的實證色彩埋下了“伏筆”。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中的規范研究很多，如對農村土地制度的研究、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研究等等，從總體上看，幾乎所有的規范研究都是對關于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趨勢實證研究成果的進一步理論提煉和相應政策建議，從而使規范研究本身帶有濃厚的實證研究方法論色彩。
2實證研究方法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筆者認為會計理論研究方法體系應是一個由多個要素組成的分層次的大系統，在每一層次中，各方法應能自成體系，不會相互有所重復或包含，而上一層次的方法可以普遍適用于下一層次。以此作為思路，會計理論研究方法體系可分為4個層次：第1層次是會計理論研究方法的思想基礎，包括（辯證唯物主義和唯物主義），信息管理論等；第2層次是會計理論研究中思維加工的形式和方法，包括演繹法和歸納法；第3層次是會計理論研究的一般運用方法，包括規范研究法和實證研究法；第4層次是會計理論研究的具體方法，包括數學、統計、經驗等獲取感性知識的方法以及研究會計對象的具體步驟和程序。他們的具體和相互關系如下：
一、會計理論研究方法的思想基礎
會計理論研究方法的思想基礎是從事會計理論研究所應持有的基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我們考察和研究事物所應持有的一些基本觀點。其主要內容包括：
（一）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切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存在的事實，以事實為根據，用聯系的、發展的和對立統一的觀點來觀察、研究一切事物和發展史，強調對具體進行具體，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不同的矛盾。
（二）現代信息管理論，包括“老三論”（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和“新三論”（協同論、耗散結構論、突變論）。在會計理論研究中，它主張要注意以下六大觀點：（1）整體性觀點，即會計及會計理論是由若干要素組成的整體，從本質上講，整體不是各部分的簡單相加，而是大于各部分之和，整個系統有不同于它的組成要素的性質、功能和運動性。因而在研究會計理論時，必須從會計整體出發，全面思考，注意會計整體的集合性，考慮如何從提高集體功能的角度去提高和協調各要素的功能。（2）相關性觀點，即會計系統、各組成要素和會計環境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關系，在進行會計理論研究時，必須從這些關系出發，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3）結構性觀點，即會計系統各要素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是有一定方式和秩序的，它形成了有序的結構。（4）層次性觀點，即會計系統和會計理論是由處于不同層次的各個子系統組成的。（5）動態性觀點，即會計系統和會計理論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受到一定會計環境的影響，并隨會計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從而不斷發展和完善。（6）目的性觀點，即系統及各個子系統都有其各自的運行目標，這一目標決定了該系統應有哪些要素組成，各要素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三）邏輯實證主義，它認為一切關于事實的知識都是以經驗的確實材料為依據，即凡是與事實有關的知識領域，都要以確實的實際材料為依據，具有可證實性，它是實證研究法產生的思想基礎。
（四）證偽主義，它認為在有限的、確實的事實上得出的命題可能是不正確的，只要能舉出一個反例，就可以證偽某一全稱命題。
二、會計理論研究中思維加工的形式和方法
總體來說，思維加工過程可以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由特殊到一般的思維過程，稱為歸納法；另一種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思維過程，稱為演繹法。
歸納法是從個別事物和現象中概括出一般原理、結論的推理形式和思維方法。這種方法的重點在于通過對大量事項進行觀察、計量、分析，然后科學地加以，并從中概括出符合一般規律的結論。其基本思路是：首先觀察生活中某一方面所反映出來的客觀現象；其次，通過對大量客觀現象的分類、歸總、分析，最終揭示其規律；最后通過進一步歸納將一般性規律上升到普遍規律，形成理論，并用這一理論來研究、解釋、指導某一方面的實際活動。運用歸納法之所以能夠從個別中取得一般性的科學結論，是因為一般存在于個別之中，個別包含著一般，通過個別可以認識一般。歸納法的優點是它可以不受預定模式的束縛，研究者可以自由地進行他認為適當的任何觀察；缺點是研究者很可能會受被觀察對象和范圍的限制，得出以偏概全的結論，使歸納和概括的結論不夠準確。
演繹法是從已有的科學結論、原理和定律出發，推知另一個新事物的本質和發展規律的思維方法。演繹法之所以成立是因為一般存在于個別之中，一類事物共有的屬性，其中每一個別事物必須具有。所以，從一般必然推知個別。演繹法重點要求其前提必須正確，推理要嚴密。只要前提是經過實證的科學事實，前提和結論之間具有可靠的邏輯關系，那么，所得的結論就一定是正確有效的。演繹法的優點是可以保持概念之間的內在關系，從而使理論構建更具有邏輯嚴密性；缺點是它的推導結論取決于前提命題的正確性，如果前提命題錯誤，則整個理論結構都將是錯誤的。
歸納法是古典學派偏重采用的，其風格是：會計實踐會計慣例會計原則會計規則會計實踐，所以，也有人將這一模式看作是歸納法的一般形式，我認為這是錯誤的。歸納法是一種思維方法，是一種考慮的思路，它可以普遍用于各種問題的具體研究中，這一認識明顯地縮小了歸納法的含義。同樣的道理，演繹法是規范會計學派偏重采用的方法。其理論研究風格是：會計目標或會計假設會計原則具體程序，也有人將它作為了演繹法的一般形式，這一認識同樣縮小了演繹法的真實含義。還有人將歸納法和演繹法看作是規范理論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而將其與實證研究法相對應，我認為這也是錯誤的。歸納法和演繹法作為一種思維方法，在實證研究中也被廣泛加以運用。實證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過程是根據研究課題，尋找相關理論提出假設或命題，這一過程實際上就是演繹法的思維過程（即由一般推知個別，由一般性的理論推導出符合邏輯的命題或假設）；而其另一個重要過程是搜集數據資料并進行研究以檢驗假設或命題，這一過程實際上是歸納法的思維過程（即由個別推知一般，由大量的觀察數據通過一定的方法得出一般性的結論），只不過在這一過程中實證研究法大量采用統計學和數學方法進行了科學的歸納，但這并不會改變這一思維方法運用的性質。所以，歸納法和演繹法作為思維方法，可以廣泛的用于各種具體方法中，在會計理論研究方法體系中應處于比實證研究法和規范研究法更高的層次。
三、會計理論研究的一般適用方法
會計理論研究的一般方法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規范研究法，它是根據一定的價值觀念或理論對經濟行為人的行為結果及產生這一結果的制度或政策進行評判，回答經濟行為人的行為應該是什么的分析方法。另一類是實證研究法，它是通過觀察、分析、試驗，來研究觀察到的現象，解釋經濟行為人的行為是什么，怎么樣，尋找其發生的原因，并以此進行預測，而不對其行為結果進行評價的分析方法。由此可見，二者主要區別在于：前者關注事物應該如何進行，而后者關注事物是如何進行的；前者采用價值判斷的方法，而后者采取價值中立的立場；前者注重對現存事物進行規范，而后者注重對現存事物進行解釋。
根據價值判斷的依據不同，規范研究法又可分為倫法、經濟學法、學法、法、稅務法等。倫理學法要求以處理會計信息和編制財務報表應遵循的道德標準作為建立會計原則和理論體系的依據，其具體包括公正、真實、合理、不偏不倚等。經濟學法強調會計政策的選擇既要反映經濟現實，又要考慮經濟后果，它側重于研究會計技術方法對宏觀經濟指標變動的控制能力和，要求以宏觀經濟為目標作為財務會計概念和財務會計實務的依據。社會學法把公正性概念擴展到社會福利方面，強調財務會計技術和方法的社會效益，強調會計信息要反映對社會的責任和影響。法律法、稅務法將會計判斷或確認建立在法律法規、稅務法規的基礎上。這些方法都從不同的側面對會計理論和實務進行了評價，試圖得出什么是良好的會計理論和實務。
實證研究法的目的在于解釋所觀察到的會計現象，并尋找這些會計現象發生的原因。其研究對象包括：（1）是什么原因使企業采用某一會計程序和方法而不采用其他，選擇不同會計程序方法的成本和效益各是多少；（2）企業所呈報的財務報表對股票價格的影響是什么；（3）企業對新頒布的會計準則的反應，為什么某一新會計準則會出臺，為什么要取消某一會計準則，制定會計準則的效益和成本是多少，某些會計準則在實際實行時可能產生的影響如何。其研究程序一般是：確立研究課題尋找相關理論提出假設和命題使假設和命題可操作化設計研究方案搜集數據資料分析數據以檢驗假設和命題分析研究。實證研究建立在大量可觀察到的現象和事實的基礎之上，并在研究過程中力圖排除價值判斷，用經驗事實對假說進行檢驗。從經驗事實中引出結論，因而其結論較為客觀。同時，實證研究廣泛采用跨學科的方法，特別是數理統計方法的運用，使其研究結論相對較為準確。但實證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它并不適用于所有的會計命題，只有那些可證偽的命題才能成為實證研究的對象；其次，實證研究在課題確立、相關理論支持、假設提出、數據采集、分析測試等一系列過程中，容易摻人研究者個人的主觀判斷，難以作出真正的價值中立；再次，實證研究的結論比較零散，難以全面概括、升華，且存在一定誤差。
四、會計理論研究的具體方法
關鍵詞：圖書情報學 研究方法 假設檢驗 實證研究 規范研究
中圖分類號： G250.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學發展的歷史表明，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規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撐，圖書情報學同樣如此。圖書情報學的發展歷程充滿了坎坷和紛爭，在研究方法等基礎理論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雖然很多研究者都對此進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淺嘗輒止，形成了相當熱鬧但也相當混亂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識到方法論對于一門學科的發展非常重要，甚至將有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作為一門學科是否成熟的標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對于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達具有很強的隨意性，所形成的概念體系五花八門，不能很好地融入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論體系。因此，在整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概念體系，對于圖書情報學的健康發展及其在整個社會科學體系中學科地位的確立具有重要意義。
1 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層次
1983年，喬好勤[1]在《試論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三層次說，即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1985年，隨著吳慰慈、邵巍[2]在《圖書館學概論》一書中詳細闡釋了該論說，層次論逐漸得到學界的確認，并成為圖書情報學方法論研究的主流觀點。
遺憾的是，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者將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層次論的三個層次，錯誤地理解為三類方法，并且由此開始了對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實，喬好勤[3]在《試論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一文中已經明確提到，哲學方法是一切科學方法的基礎，其他一般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都是哲學方法的具體體現，專門科學方法以哲學方法為指導，是一般方法論的具體化。金勝勇[4]也曾在《關于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門學科的科學方法論都是由哲學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專門研究方法三個層次所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其用以彰顯圖書情報學學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門學科的專門研究方法都是來自于哲學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獨立于哲學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層次之外的專門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圖書館學研究法及相關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是一個偽學術概念，建議圖書館學界停止使用。雖然筆者不同意王子舟將工作方法與研究方法合二為一的觀點（吳慰慈[6]曾在《關于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著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與工作方法的區別），但是并不反對王子舟所持的沒有專門研究方法的觀點。陳慧鵬[7]在《嬗變與回歸：論圖書館學專門方法研究》一文中雖誤讀了金勝勇關于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的態度，但是筆者卻非常贊同他的觀點，“專門方法的界定其實既無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歸研究實踐，結合具體問題探討研究方法，才能將方法論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設定的用以指導圖書館學研究實踐的軌道” 。
2 圖書情報學研究的科學哲學
如上所述，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是三個層次而非三類方法，準確地說，哲學方法并不是一種具體的方法，而是從哲學的高度對圖書情報學具體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種關照，它必須也必然要通過一般方法和專門方法來體現其方法論價值。很多研究者從辯證唯物主義[8]、歷史唯物主義[9]、本體論[10]、價值論[11]、發展觀[12]、歷史觀[13]、三個世界[14]、信息哲學[15-16]等不同角度對圖書情報學的哲學方法進行研究。但是筆者認為，討論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哲學方法，首先要討論的是圖書情報學研究所涉及的科學哲學。
金勝勇曾在《論科學哲學對圖書館學科學性的觀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種對圖書情報學研究起到重要指導意義的科學哲學[17]。其一是波普爾的證偽主義，“一切知識命題，只有能夠被經驗事實證偽才是科學的，否則就是偽科學（Pseudo-Science）”，基于這種思想，我們需要具有質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尋找反面例證，挑戰經典，懷疑權威。其二是庫恩的科學革命理論：科學的發展經歷著“前科學常規科學反常與危機科學革命常規科學”這樣一個循環過程，該科學哲學指導圖書情報學研究要勇于面對危機與挑戰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導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決了波普爾和庫恩所未能解決的“科學與偽科學的劃界”、“科學進步與知識退化區別標準”問題，并對理論研究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科學哲學為科學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運用一切具體方法的理論，為科學提供思想基礎，審視基本問題，檢驗基本假定[18]。圖書情報學研究者世界觀和方法論都發乎于某一種科學哲學，并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圖書情報學的研究活動。科學哲學為圖書情報學的創新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據一定的科學哲學才能尋找科學研究的精神動力和研究方向。
3 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邏輯
邏輯是思維、思維形式的規律，是指導人們所有思維活動的準則。圖書情報學研究作為一種高層次的思維活動，必然離不開邏輯，沒有任何一種科學研究能夠脫離邏輯，也沒有任何一種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邏輯。某些研究者將邏輯概括為圖書情報學研究的一種具體方法[19]的認識是錯誤的，因為那樣就意味著必然存在一些非邏輯的方法（即可以脫離邏輯的方法），這本身就不符合邏輯。
邏輯有兩種基本思維進程，即歸納邏輯和演繹邏輯，兩者都存在著不能克服的局限性。歸納邏輯的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具有或然性，即結論未必是可靠的；演繹邏輯雖然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推理，卻強烈依賴歸納邏輯為其提供前提。科學研究在規避兩種邏輯局限性的基礎上，衍生出一種獨到的研究邏輯——假設檢驗。其基本步驟是：①通過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設；②運用邏輯推演，從研究假設中推導出一組經驗命題；③通過操作化過程將經驗命題和概念具體化為測量指標；④搜集有關資料；⑤整理與分析資料；⑥檢驗與批判研究假設，形成研究結論。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針對個人文獻進行等級劃分的分類系統進行了研究，其研究過程就遵循了假設檢驗的研究邏輯。
根據假設檢驗這一研究邏輯的基本過程，科學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體分為準備階段、搜集資料階段、分析資料階段和總結階段四個階段。其中搜集資料階段和分析資料階段是科學研究工作的核心階段，下文所討論的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類型和具體方法都是以這兩個階段的工作為依據的。
4 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類型
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一樣，圖書情報學研究也分為許多研究類型，研究類型與研究方法有著緊密的聯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將研究類型與研究方法混為一談[21]。在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過程中，只有準確定位研究類型，才能設計和采用更適當的研究方法。
4.1 調查研究和試驗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過程都包括搜集資料（信息）這樣一個核心階段。根據資料發生（信息源）的情況，可以將所有的科學研究分為調查研究和試驗研究兩大類型。如果資料（信息）獨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觀存在，無論存在于文獻中（包括網絡文獻）、人的頭腦中、還是自然界或人類社會中，也無論是已經發生過的還是正在發生的，都屬于調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員根據研究需要而“設計”或“制造”出來的，無論是在實驗室“設計”、“制造”出來，還是在特定的社會現場“設計”、“制造”出來，則屬于試驗研究。
由此可見，調查和實驗并不是具體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學研究的兩種類型。這其中，試驗研究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應用比較普遍，而在包括圖書情報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絕大多數研究都是調查研究。因此，經常有研究者將調查法概括為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實際上是對調查研究的片面的、狹義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
根據研究的目的和性質，社會科學研究分為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兩種類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對象的狀態和情況真實地描繪、敘述出來，用以回答研究對象“是什么”或“怎么樣”的問題；解釋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題或假設為前提，運用假設檢驗的邏輯過程探討事物內部的系統功能或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對研究對象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做出明確的闡釋。解釋性研究根據研究具體著力點的不同又分為因果性研究和預測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對象“為什么是這樣”或“將怎么樣”的問題。
對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的研究類型劃分，往往被許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實上這種研究類型定位對于圖書情報學的研究十分關鍵。如前所述，以解釋性研究為代表的科學研究應遵循假設檢驗的研究邏輯，但純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設，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邏輯過程中，需將“提出研究假設”調整為“建立描述框架”，這將對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方法的采用產生重要影響，也因此決定著圖書情報學研究的研究過程。
目前單純的描述性研究已經越來越少，更多的圖書情報學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解釋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發點不同，兩類研究的區別還是非常明顯。例如，比較趙俊玲等人[23]在《國外數據庫商的數字保存行為研究》一文中對國外數據庫商的數字保存行為所進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試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評價標準》一文中對中文搜索引擎的相關評價標準所做的解釋性研究，楊文祥等人[25]在《對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反思與展望》一文中所做的關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描述與解釋相結合的研究，兩種研究類型對于研究過程的不同側重便顯而易見。
4.3 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類型，就不得不論及實證研究。當前，圖書情報學領域的實證研究讓許多研究者愛恨交加。曾幾何時，圖書情報學的傳統研究方式特別是關于基礎理論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視為“閉門造車”式的研究。雖然有些專家學者也嘗試用“思辨研究”的價值為傳統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當實證研究的浪潮襲來時，傳統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這股清新與混濁并存的大潮吞沒之勢。實證研究，顧名思義就是通過分析來自實踐的證據來獲得研究結論。當前圖書情報學界有些研究者對實證研究的推崇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單純強調實證研究的重要性[26]，卻置實證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資料的本質屬性于不顧，簡單地將實證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認為有龐大的數據支持或者構建了某個所謂的數學模型就是實證研究了。事實上，個案研究、實地觀察或訪談，這些以定性分析為主的研究類型或方法，才是獲得第一手資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實證研究的基礎。
此外，當我們討論實證研究時，經常忽略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同實證研究相并列的研究類型是什么，難道都籠統地稱作“非實證研究”嗎？偶有研究者將思辨研究同實證研究對應起來[19][26]，但這種觀點卻不能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必須從實證研究的邏輯基礎入手。實證研究通過搜集分析第一手資料從而得出關事物情況的普遍性結論，這是歸納邏輯在發揮作用。而同歸納邏輯“從特殊到一般”的思維進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繹邏輯，因此以演繹邏輯為基礎的規范研究應該是同實證研究相并列的研究類型。規范研究中的規范有兩種解釋，一是這種研究的結論經常以規范命題的形式表現出來，即得出“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的結論；二是規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繹邏輯的基礎之上，而演繹邏輯的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結論被視為可靠的（研究是規范的），這同建立在歸納邏輯這種或然性邏輯基礎之上的實證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稱為規范研究。
可以確定的是，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也是科學研究中相互支撐共同發展的兩種研究類型，而非兩種具體的方法。這兩類研究對圖書情報學的發展同樣重要，那種片面強調實證研究的經驗性或片面強調規范研究的理論性的認識都是非常荒謬的。圖書情報學界利用規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會磨滅，而實證研究的實證價值也會越來越受到重視。蘭開斯特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提出“無紙社會”的大膽預測[27]，并描述了圖書館與圖書館員的發展前景[28]，雖然有些預測并未如期實現，但他的研究被認為是“走在科學的道路上”[17]，而這樣的預測性研究顯然必須通過規范研究得以實現；而當前學界對于圖書情報事業發展中一些重大問題的分析，則必須通過實證研究才能夠得出符合客觀規律的結論來。
4.4 普遍研究、抽樣研究、典型研究和個案研究
隨著以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所為代表的民調機構興起以及大規模社會調查活動的開展，“抽樣研究”結合“問卷調查”、“統計分析”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社會調查研究的標志性研究方式。但實際上，抽樣是一種確定（調查）研究范圍的方法，而并非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是依據研究范圍所劃分出來的一種研究類型，與之相并列的研究類型還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個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過對研究總體所包含的每一個個體進行無一遺漏的考察和分析，從而得出關于研究對象的普遍性結論的研究類型。同其他幾種研究類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結論最為全面、準確，也最具有普遍意義。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圍往往涉及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經費和時間，因此這種研究類型很少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采用。
抽樣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從總體中抽取一定的個體形成樣本，通過對樣本調查分析來推斷總體的情況，其本質是以樣本的統計值來推斷總體的參數值。根據是否遵循隨機原則，抽樣研究分為概率抽樣（也稱隨機抽樣）和非概率抽樣。概率抽樣的主要方法有簡單隨機抽樣、等距抽樣、分層抽樣、整群抽樣和多階段抽樣；而非概率抽樣經常采用的抽樣方法有偶遇抽樣、立意抽樣（主觀判斷抽樣）、配額抽樣和滾雪球抽樣等。圖書情報學領域有一些年輕的研究者對隨機原則有錯誤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樣等非主觀判斷抽樣誤解為隨機抽樣。其實概率抽樣不同于非概率抽樣的主要區別有兩點，一是在抽樣過程中必須編制抽樣框（也稱抽樣范疇），二是其抽樣誤差可控制、可測度，因此概率抽樣是我們在從事圖書情報學抽樣研究時的第一選擇。當然，有些情況下因為很難編制抽樣框，所以研究者往往會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樣，這時應盡量采用配額抽樣的抽樣方法，通過對研究總體進行科學細致的類型劃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帶來的抽樣誤差。
典型研究是指從研究總體中選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個體進行調查研究，從而認識同類研究現象發生發展規律的研究類型。典型研究過程中，對“典型”的確定主要依靠主觀判斷，并且典型研究的結論只能反映同類研究對象的情況，并不能對研究總體產生普遍性指導意義。由此可以得知，我們一些研究者經常把先進經驗或突出案例作為典型進行研究，從而得出關于圖書情報事業或圖書情報學某方面普遍性結論的做法[29]，是違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結果往往會產生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
個案研究是指針對某一特定對象，全方位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的研究類型。上述幾種研究類型，從普遍研究到抽樣研究、典型研究和個案研究，其研究廣度呈遞減趨勢，而其研究深度則呈遞增趨勢。因此，進行個案研究必須放棄研究結論的普遍意義或外在效度，轉而追求個案的內在機理和研究深度。那種以一個研究個體為例，就得出關于某類研究對象總體結論的做法是站不住腳的[30]。在當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實證研究的氛圍中，個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資料的特點，理應在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具有更廣闊的應用空間。
圖書情報學研究中的各種研究類型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適用”與“不適用”的區別。在研究過程中，根據研究需要確定研究類型，從而進一步選擇最恰當的研究方法，是我們對待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確態度，而不應該去追求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的“時尚性”或“傳統性”，從而背離圖書情報學研究的正確道路。
5 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具體方法
當我們將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概念體系中的研究層次、研究邏輯、研究類型等分支概念闡釋清楚時，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具體方法終于要清晰簡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據研究過程中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兩個核心的研究階段，圖書情報學的具體研究方法需要從搜集資料的方法和分析資料的方法兩個方面來表述。
5.1 搜集資料的方法
任何科學研究都要經歷搜集資料的過程，即使是有些學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過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資料多是之前已經搜集好的。搜集資料有問卷法、訪談法、觀察法、文獻法和實驗法等五種方法。這其中，問卷法是調查研究中經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問卷法謬稱為調查法。除一般問卷以外，量表法作為對主觀社會指標進行測量的特殊問卷，也經常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對用戶滿意度的調查。問卷法和抽樣、統計分析相結合，成為現代社會調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學研究都離不開文獻，文獻法是任何科學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獻是記錄有知識和信息的一切載體，所以文獻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傳統紙質文獻的范疇，而拓展至網絡文獻和數字資源。基于研究對象、研究特點等原因，文獻法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的運用就更為廣泛和直接，圖書情報學領域的研究者經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內容分析法以及各種檢索法，其實質都是文獻法。
5.2 分析資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過分析資料來得出研究結論。分析資料的方法有統計分析和理論分析兩大類，即我們平時所稱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統計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為描述性統計分析和推斷性統計分析；而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經常采用的理論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較分析法和結構-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統計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獨立于理論分析而存在，任何統計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論分析方法做邏輯基礎。例如，統計分析中經常采用的相關分析，實際上就是以理論分析中的共變法（一種因果分析法）為邏輯基礎的。
由于網絡環境的影響，科學研究的“跨時空”模式逐漸盛行，研究者與研究者之間的時空界限、各研究環節之間的階段性界限逐漸模糊。許多研究工作已經將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的階段合二為一，也產生了諸如“頭腦風暴法”、“德爾菲法”這樣兼具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性質的綜合性研究方法。在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這種情況也比較常見。我們所熟知的一些圖書情報學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這類綜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獻計量法等等。
但是，這類綜合性方法的產生需經研究實踐的長期積淀，也必須符合研究方法概念體系的邏輯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內容的創新，還非常熱衷于進行研究方法（名稱）的推陳出新，經常“創造”出一些“新穎”、“時尚”、“前沿”的研究方法。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嘩眾取寵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根據研究客體“創造”研究方法，例如社會網絡分析、內容分析法等各種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這些所謂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對象或途徑，并沒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質，即到底是怎樣分析的。第二，根據研究方式“創造”研究方法，例如檢索是文獻法實施過程中的一個步驟，但圖書情報學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創造”出數據檢索法、事實檢索法等眾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國外有些研究活動中采用的某種研究方式如“名義群體”、“互動小組”等，經由國內研究者的翻譯和理解，往往就變成了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據工作內容來“創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堅持認為工作方法應該屬于研究方法，并且舉例說明索引法在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應用。但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在圖書館工作中編制《經濟學論文索引》，那應該屬于圖書館學研究法經濟學研究法呢？第四，通過望文生義“創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時采用了歷史法和文獻法，豈不知歷史法就是文獻法。類似的情況還有調查法（往往是問卷法）、邏輯法（任何一種方法都離不開邏輯）等等。
6 結語
1957年，劉國鈞[31]先生在《什么是圖書館學》一文中明確指出，獨特的科學研究方法是圖書館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存在的條件之一。這一重要論斷激勵著一批又一批圖書情報學研究者走上探尋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筆者在對本學科的方法論研究現狀不無微詞的同時，對這些研究者充滿了真誠的敬意。但是相比總結和升華圖書情報學的“專門”研究方法，如何使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規范、表達更準確，對于圖書情報學的健康發展及其在整個社會科學體系中學科地位的確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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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法律現象的量化和數學在法學領域的運用長期以來備受爭議，一些學者不惜以各種理由來捍衛法學的模糊性，甚至只要一提到“量化”、“科學性”，就認為已經犧牲了法的價值。究其原因，首先在于這些學者往往從法是價值、規范或者事實的某一個方面來認識法律現象，沒有從價值、規范和事實的統一體的角度去認識法，特別是將法僅僅視為主觀的價值或者人定的規范，必然得出不可量化的結論。其次是夸大了包括法律現象在內的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的區別，未能認識到它們的一致性。雖然包括法律現象在內的社會現象可重復性不強，因果關系過于復雜，但不能因此放棄對法律現象的量化研究。法律現象同時具有“質”和“量”的屬性。法律現象雖然主要以“質”的規定性呈現在人們面前，因而定性分析成為法學研究的主要方法，可是法律現象同樣具有“量”的規定性，并且表現在諸多方面，比如簽約率、股權交易量、交通事故發生率及其原因等。所以，法律現象的可度量性是不能否認的，法學不能放棄對法律現象中“量”的規律的探求而將此領域讓給其他學科。研究法律現象的“量”的規律必須使用定量方法。
民法研究中計量方法的運用大體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民事立法的科學性研究、民事法律實施效果評價、民事法律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研究、民法學的知識圖譜分析。
從法律的制定來看，科學制定法律規則不僅需要借鑒、比較他國的立法經驗，更重要的是要扎根于實際國情。這里的國情既包括當前的生產力發展程度，也包括當前的意識形態，甚至還要預測下一時期的社會發展狀況，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法規則的科學合理性和相對穩定性，而科學的預測需要引入計量方法才能實現。民事立法的科學性研究就是在民事立法階段對法學現象中各個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整理分析，弄清影響民事法律變遷的各個因素，進而運用實證的研究方法對各個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尤其是民事法律中直接體現數量關系的法規則，需要用計量方法進行實證研究，包括法律規則制定的基礎、具體數量的確定等。又如，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如何權衡取舍，立法機關往往不能給出明確的說明。一個可能的路徑是選用公平和效率為變量，運用統計數據，建立計量模型，找出與變量相關的各個因素之間的數量關系，選用合理的效用函數，進而極大化效用函數轉化為一般的數理問題。這樣才能使解決方案既在理論上科學合理又在實際中切實可行。
法律包括民事法律的效力包括形式效力與實質效力。形式效力固然可以采用傳統法學研究方法進行判斷，法律制度的實質效力則不然。法律制度的實質效力就是對實際運行中的法律的實際效果進行科學評價。法律承擔著特定的社會功能，因而需要研究法律的實際運行效果，評價法律制度的優劣，考察客觀效果與立法意圖之間的吻合程度，立法以及司法所產生的客觀效果是否符合“應然”狀態的價值要求以及民事法律的社會反響和民眾的認可接受程度如何等等。民事法律在影響社會的過程中充滿著雙向互動，有效的民事法律需要根據其運作的實際效果不斷調整自己。任何一部法律的出臺都可能會犧牲部分人的利益，必須放在轉型期的中國這個大環境下來加以考察，必須放在社會現實中來檢驗，只有這樣才能對法律效果有正確的評價。單純地依靠傳統的法學方法（包括規范分析、邏輯分析、價值分析等方法）只會導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只有應用計量方法，結合具體數據，給出科學的實證分析，得出相關結論才能令人信服。
民事法律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研究，是運用計量法學的研究方法，以民事法律為變量，定量分析民事法律對經濟發展、社會變遷的影響，揭示民事法律和經濟、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近年來法金融學的興起就是很好的例證。Djankov等人用司法質量和合同執行效率、市場進入管制等來研究法律規則對經濟、社會的影響；Micco和Pages等人發現法律對雇傭的保護降低了勞動力的流動性；特別是以LLSV組合為代表的法金融學者利用各個樣本國家的數據實證分析法律對投資者保護、所有權以及公司治理的影響等，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此外，民法學的知識圖譜分析亦非常必要。可以對民事法律的變遷進行計量史學分析，通過對文獻的搜集整理和對比研究，分析中國民事法學的發展歷程，分析中國法學研究的影響因素，甚至分析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變遷。比如，分析中國婚姻法30年來的變遷路徑，分析影響婚姻法學者進行法學研究的主客觀因素，甚至從宏觀維度分析經濟、社會進步與現代婚姻立法的互動等等；或者通過詞頻定量分析中國法學研究的熱點問題，甚至對中國民事法律進行知識圖譜分析。
按照學界的一般理解，實證研究是指研究者親自觀察收集資料，為提出理論假說或檢驗理論假說而展開的研究，包括觀察法、談話法、測驗法、個案法等方法。從國外經驗看，民法學也可以采用這些方法開展實證研究。在各種實證方法中，我國民法學界應當重視計量方法的應用。除個案研究外，實證研究中通過對研究對象的觀察、實驗和調查會產生大量數據，必須對這些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探尋各個影響變量之間復雜的因果聯系。此即所謂的計量法學方法。實際上，法律現象的量化和數學在法學領域的運用長期以來備受爭議，一些學者不惜以各種理由來捍衛法學的模糊性，甚至只要一提到“量化”、“科學性”，就認為已經犧牲了法的價值。究其原因，首先在于這些學者往往從法是價值、規范或者事實的某一個方面來認識法律現象，沒有從價值、規范和事實的統一體的角度去認識法，特別是將法僅僅視為主觀的價值或者人定的規范，必然得出不可量化的結論。其次是夸大了包括法律現象在內的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的區別，未能認識到它們的一致性。雖然包括法律現象在內的社會現象可重復性不強，因果關系過于復雜，但不能因此放棄對法律現象的量化研究。法律現象同時具有“質”和“量”的屬性。法律現象雖然主要以“質”的規定性呈現在人們面前，因而定性分析成為法學研究的主要方法，可是法律現象同樣具有“量”的規定性，并且表現在諸多方面，比如簽約率、股權交易量、交通事故發生率及其原因等。所以，法律現象的可度量性是不能否認的，法學不能放棄對法律現象中“量”的規律的探求而將此領域讓給其他學科。研究法律現象的“量”的規律必須使用定量方法。民法研究中計量方法的運用大體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民事立法的科學性研究、民事法律實施效果評價、民事法律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研究、民法學的知識圖譜分析。
從法律的制定來看，科學制定法律規則不僅需要借鑒、比較他國的立法經驗，更重要的是要扎根于實際國情。這里的國情既包括當前的生產力發展程度，也包括當前的意識形態，甚至還要預測下一時期的社會發展狀況，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法規則的科學合理性和相對穩定性，而科學的預測需要引入計量方法才能實現。民事立法的科學性研究就是在民事立法階段對法學現象中各個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整理分析，弄清影響民事法律變遷的各個因素，進而運用實證的研究方法對各個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尤其是民事法律中直接體現數量關系的法規則，需要用計量方法進行實證研究，包括法律規則制定的基礎、具體數量的確定等。又如，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如何權衡取舍，立法機關往往不能給出明確的說明。一個可能的路徑是選用公平和效率為變量，運用統計數據，建立計量模型，找出與變量相關的各個因素之間的數量關系，選用合理的效用函數，進而極大化效用函數轉化為一般的數理問題。這樣才能使解決方案既在理論上科學合理又在實際中切實可行。
法律包括民事法律的效力包括形式效力與實質效力。形式效力固然可以采用傳統法學研究方法進行判斷，法律制度的實質效力則不然。法律制度的實質效力就是對實際運行中的法律的實際效果進行科學評價。法律承擔著特定的社會功能，因而需要研究法律的實際運行效果，評價法律制度的優劣，考察客觀效果與立法意圖之間的吻合程度，立法以及司法所產生的客觀效果是否符合“應然”狀態的價值要求以及民事法律的社會反響和民眾的認可接受程度如何等等。民事法律在影響社會的過程中充滿著雙向互動，有效的民事法律需要根據其運作的實際效果不斷調整自己。任何一部法律的出臺都可能會犧牲部分人的利益，必須放在轉型期的中國這個大環境下來加以考察，必須放在社會現實中來檢驗，只有這樣才能對法律效果有正確的評價。單純地依靠傳統的法學方法（包括規范分析、邏輯分析、價值分析等方法）只會導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只有應用計量方法，結合具體數據，給出科學的實證分析，得出相關結論才能令人信服。民事法律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研究，是運用計量法學的研究方法，以民事法律為變量，定量分析民事法律對經濟發展、社會變遷的影響，揭示民事法律和經濟、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近年來法金融學的興起就是很好的例證。Djankov等人用司法質量和合同執行效率、市場進入管制等來研究法律規則對經濟、社會的影響；Micco和Pages等人發現法律對雇傭的保護降低了勞動力的流動性；特別是以LLSV組合為代表的法金融學者利用各個樣本國家的數據實證分析法律對投資者保護、所有權以及公司治理的影響等，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此外，民法學的知識圖譜分析亦非常必要。可以對民事法律的變遷進行計量史學分析，通過對文獻的搜集整理和對比研究，分析中國民事法學的發展歷程，分析中國法學研究的影響因素，甚至分析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變遷。比如，分析中國婚姻法30年來的變遷路徑，分析影響婚姻法學者進行法學研究的主客觀因素，甚至從宏觀維度分析經濟、社會進步與現代婚姻立法的互動等等；或者通過詞頻定量分析中國法學研究的熱點問題，甚至對中國民事法律進行知識圖譜分析。目前計量方法在法學研究中的運用，大體分為假設檢驗、回歸分析和干預分析三大類，研究者常常根據其所掌握的數據情況結合運用這些具體方法，如R．Grosse、M．M．Frank和UNCTAD等同時使用假設檢驗和回歸分析，C．J．Hardlock等不僅利用假設檢驗和回歸分析，而且在回歸分析中還同時借助線性模型和非線性的Logit模型，J．W．Salacuse和N．P．Sullivan橫截面數據分析和綜列數據分析兩者并舉，P．S．McCarthy和S．Sridharan等人將ARIMA過程引入回歸模型之中，分別用移動平均（MA）過程和自回歸移動平均（ARMA）過程表示回歸殘差，S．Sridharan等人更是回歸分析、干預分析和結構時間序列分析三者兼用（參見張曉斌：《法律實施效果的定量評價方法》，《法商研究》2006年第2期）。運用計量方法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學、經濟學、社會學界已經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當前，囿于我國法學界知識結構的集體單一，法學學者缺乏嚴格的自然科學訓練，基本沒有掌握數學研究工具，導致深入的、專業性較強的法學實證研究無法展開，既有的實證研究成果深度不夠、觀察比較簡單，讓法學學者覺得不是法學研究，而經濟學學者和社會學學者覺得膚淺。但是，不能因為當前民法學的實證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還不夠成熟就加以全盤否認，應該看到民法實證研究特別是計量研究對中國民法學研究的深遠意義。每一次方法上的轉變都會對社會科學的發展帶來深刻影響，計量方法也將給我國傳統民法學帶來新的沖擊。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吸引外資和對外貿易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隨著我國對外貿易和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活動的開展，種種新的經濟現象不斷出現，國際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這兩項不可分割的經濟活動也日益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尤其在我國加入WTO以后，對國際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外商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不僅為決策者提供了可靠合理和操作性強的對策建議，同時富有科學性、學術性、時代性，為該領域的學術研究開拓新的空間，提供新的素材。它的系統研究有以下特點：
第一，視角獨特，立論新穎。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會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多方面的影響，任何一本書都不可能盡述。該書選取并緊緊圍繞“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競爭力的影響”這一主線，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作了深入探究。在理論層面上，作者深入研究了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外貿競爭力提升、外貿方式轉變及其出口增長的作用機理；在實證層面上，分析驗證了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內資企業出口擴張、我國外貿競爭力和外貿方式優化之間的關聯度。
第二，邏輯清晰，表述系統。
首先，作者對國內外的研究文獻進行了梳理，在指出以往研究不足的基礎上明確該書的研究計劃。其次，對改革開放以來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和我國對外貿易的特征進行了歸納，為后續研究作了鋪墊。接著作者重點研究了：（1）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內資企業的出口溢出效應。構建了外商投資企業影響我國內資企業出口傾向的計量模型，并進行了實證研究，通過協整檢驗得出了基本結論，為長短期對策提供理論依據；（2）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競爭力的影響。包括我國外貿競爭力的現狀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競爭力影響的理論分析，以及影響機制的實證檢驗；（3）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貿方式的影響。通過計量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資與加工貿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并就外商直接投資對不同類型產業內貿易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得出比較結論。最后，提出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發展我國對外貿易的政策建議，并指出今后有待研究的問題。
第三，方法多樣，科學嚴謹。
從宏觀角度上，該書采用了多角度的分析方法以及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從具體方法上來講，該書最令人矚目的是大量采用現代計量經濟學方法和工具進行實證研究，如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法、協整檢驗、面板數據模型等。空洞的理論往往不易讓人接受，得不到良好的效果，而計量方法的使用能顯著增強觀點的說服力，增強了科學性和實證性。
可見，我國學者所說的法律實證研究方法具有兩個共同的特點：其一，都是強調對法律現象作經驗的研究，在方法上更多地借鑒使用了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上的個案觀察、實地與問卷調查、實驗等技術方法。正因為其對象和方法上的特性，其所作的研究往往針對個別現象或問題，而非針對整個法體系。其二，都強調此種研究方法與傳統法學研究方法不同，是改造法學傳統研究模式的一種方式；而作為被改造對象的傳統法學研究方法，除了法哲學、法理學等抽象思辨性方法外，主要是指“規范學”或“法律解釋學和規范法學”，也即通常所說之法教義學。于此，產生一意義重大之問題：上述實證研究方法與法教義學在民法研究中各自的定位與關系如何？
從研究對象上看，法教義學是一種針對現行法的理論。此處所謂現行法，就大陸法系國家而言，主要是制定法，但實際上也可能包括甚至更為側重法官法。
法教義學之任務主要在于揭示現行法規范整體之內容與關聯，包括：（1）闡釋對于現行法至關重要的基本價值、基本原理、基本規則與問題解決方案，既包括制定法所規定的、可以通過解釋而獲得的原則或規則等，也包括公認的、司法與法學必須為制定法規則所添補的原則或規則等。對此，法教義學主要是以個案檢驗的方式，依據不同的個案以及個案所提供的經驗來調整概念、建構規則。（2）由于法秩序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逐漸增長，逐漸復雜混亂、不無抵牾矛盾之處，因此必須以理性的說服力并訴諸于公認的基本價值（價值信念）來解釋、協調現行法，力圖使法秩序成為一個無矛盾的統一體。以此而言，法教義學是法秩序的內在體系在學術上的體現。法秩序之體系對于概念之解釋和具體規則之建構又具有指引性的意義。因此法教義學之核心任務，是由法學與司法對現行法作體系化的闡述、加工與續造，在具體的、現實存在的法規范之關聯中去發現其體系，以把握相應領域法律規則之整體，最終以此種方式洞察法秩序之結構，對法作“概念―體系”上的貫穿。因此，法教義學的思維方法被等同于體系方法，體系方法在法教義學中占有核心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成文法系精巧復雜的法典結構必然要求各法條、對各問題的解決方案之間不會發生邏輯和價值上的矛盾，否則會有法律適用上的混亂與困難。
就其與法解釋之關系而言，法教義學是法解釋的任務，也是法解釋的產物。就其與法政策之關系而言，法政策是一種需要通過國家制定、貫徹規范來實現的政治決斷，任何法律規范都屬于以規范形式固化下來的法政策。一方面，法教義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此種固化后的法政策，因此至少間接地構成了法政策的產物；另一方面，法教義學又必然受到法政策所包含的價值的影響，也要對法政策上目標的實現負責，因此構成了社會秩序與國家秩序的內在法律骨架，將此種秩序或法政策保存于其中。
此外，對于法律實務，教義學具有如下功能：（1）整理與體系化之功能。（2）穩定功能：一旦被認可為“有效”，則可保證就同樣案件作同樣之裁判。（3）減負功能：教義學提供公認的解決模式，若無教義學之存在，則每次都必須考慮一切可能的解決模式。（4）禁止否定功能：不能無理由地、未經理性論證地否定。若要在實務中作出不同于教義學之裁判，則必須給出“更優之論證”。（5）法律適用上之拘束與革新功能：一方面限制了法律家處理法律文本之自由，對于法律適用與法之續造具有拘束效力；另一方面也通過法解釋和續造使法秩序具有彈性。（6）批判與續造功能：重新檢驗舊的解決模式，提出新的方案。
正因為法教義學之體系性，使其具有體系限定性，即僅關注體系內部之論證、體系內部之自我批判，對體系外之因素或考量僅具有有限開放性。易言之，任何超出現行法規范本身的價值、倫理、效率、實施效果等考量，均為體系外之因素或考量，上述法律實證研究方法即為其適例。而此種體系外考量只能通過兩種限定的渠道方能進入法體系：（1）通過影響法政策進而影響立法，但對此尤須注重體系之融合、協調。比如在借鑒外來的法律制度（如英美法上的“合同落空”制度等）時，不能徑直決定采用，而是只能以之為立法變動之誘因，只有在經檢驗確保其不會導致體系上之割裂或漏洞后，才能成為實證法所采納的制度。（2）以民法中的一般條款（比如誠實信用、公共秩序等）為媒介，轉化為體系內之考量，進而影響司法。
另一方面，上述法律實證研究方法作為體系外之考量，卻能在體系外檢驗體系之效果，起到發現問題、指出方向、明確價值的作用，從而能夠間接地影響法教義學及其所建構之法體系。此種作用在體系因成熟、固化而日益純粹技術化、僵化之國家或時代尤為重要，耶林、海克之利益法學即為其顯例。
但在體系不成熟、尚未趨于精致細密的法制落后國家，法律實證研究方法卻因其針對個別問題的、點對點的零碎研究方式，無法擔負起法律體系建構與融合的任務，相反，其只能為法教義學提供體系建構、融合之素材，進而由法教義學來完成體系化之重任。在此階段，作為使民法學科學化、精密化、走向成熟的主要方法，法教義學往往受到特別之重視。
犯罪學 方法論 實證研究 思辯方法 田野調查法
方法，在古希臘語中，即“通向正確的道路”之意。所謂方法論就是指解決本學科問題的基本立場、基本路線及方式、方法。在社會科學中，方法論尤為重要。“只有當一種理論懂得了個性和理性是社會的產物，才能使他們的問題得到解釋，使他們的生存得到理解”。①每門學科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即方法論，學科的性質決定了學科的研究方法，而學科的對象即領域決定了學科的性質，同時方法論也是為本學科的目的服務的，例如法學方法論，是指對法律研究方法的研究，法律研究包括法學理論的研究和法律操作的研究，而后者又包括：法律解釋、法律推理、法律思維方法。所以法學方法可以歸結為三種：1）價值評判方法2）邏輯分析方法3）社會實證研究方法。
犯罪學通常認為是一門“研究犯罪現象、犯罪原因及犯罪預防的科學”。所以犯罪學也有它的研究方法。以下簡要論述：
一 犯罪學的基本問題
無法否認，我們的社會正面臨著又一個新的犯罪高峰期，這也是社會轉型期的陣痛表現之一。所以犯罪學的研究也尤為重要。犯罪學作為一個學科，盡管與其他學科有著相互交叉，但它也有本學科的方法論。“犯罪學的研究方法或方法論，是指借以揭示所研究的犯罪現象的規律、形式及內容的各種方法方式的總和。”②每門學科的方法論都與學科內容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犯罪學方法論是內在地包括與犯罪學理論體系之中的，而不是游離的，超然于犯罪學理論體系之外的。下面簡要介紹一下犯罪學研究的基本問題。
1、研究目的：
基于犯罪活動③的增加，人們首先用實證方法對犯罪活動加以研究，犯罪學研究的基本目的是預防和控制犯罪。我國多數學者認為，犯罪學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犯罪產生、發展變化及其消亡的客觀規律，進而尋求減少預防及至消滅犯罪的道路。④
2、思維進路：也可叫研究路徑，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思維方法。
通常認為，犯罪現象、犯罪原因、犯罪對策是犯罪學研究的對象。其中犯罪現象是指一定時空中表征、狀述和反映犯罪原因并被犯罪原因所決定，進而為預防犯罪提供依據的有關犯罪和犯罪人的非刑法條文形態的諸經驗事實的總結。犯罪現象是犯罪原因的結果，是一種表淺、直觀的經驗事實。而近代犯罪學史基本上就是犯罪原因學說史。近代犯罪學興起始于對犯罪原因的研究，狹義上的犯罪學即犯罪原因學，即使廣義上的犯罪學也以犯罪原因理論為核心部分。同時，罪因理論的基本價值體現在犯罪原因與犯罪對策的關系上。二者的關系常常被比喻為病因與治病的關系。⑤因此，犯罪學的思維進路為：
犯罪現象
犯罪原因
犯罪控制
犯罪預防
1） 犯罪現象 人類的認識活動是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過程，最先，人們以一種一般社會人的判斷發覺社會中有一種危害行為，這種危害行為危害到社會中的大多數，而且有越來越多的趨勢，此時人們是從感性認識出發對這些犯罪行為進行理性的分析。
2） 犯罪原因 在人們對犯罪活動的理性分析之后，人們發現了許多犯罪的共同點即共同的社會原因，犯罪原因的研究具有三個特點：客觀性、開放性和綜合性。
3） 犯罪控制 在理性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一些方法消除社會中的致罪因素減少犯罪活動的出現。犯罪控制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社會控制方法，“社會控制的目的是使越軌行為者、群體或制度回到規定的軌道上來，使社會系統恢復均衡。”①
4） 犯罪預防 犯罪預防是研究犯罪原因的出發點和歸宿。犯罪所要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針指導下的預防犯罪的組織體系和措施體系及其具體實施等。因此探尋預防犯罪的最佳途徑是犯罪學研究的目的和任務所在。
按照菲利的“犯罪飽和理論”，社會發展過程中總會伴有一定的犯罪活動，即犯罪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產物。犯罪活動是不能消滅的。從以上進路達到犯罪學研究的最終目的：達到社會中犯罪活動的最小化。
3、基本立場：
犯罪學對大量存在的犯罪現象，（包括刑法中規定的犯罪行為、一般違法行為和社會越軌行為）的理性分析抽象出關于犯罪人、犯罪原因及其他致罪因素，采取一種甚至幾種方法，使社會中的犯罪誘因得以減少，以控制和預防犯罪的發生。
二 犯罪學方法論
1.方法論的內容：
我國學者普遍認為科學是理性的最高體現，運用理性的方法研究即是科學。這是最廣泛的科學觀。依此，與迷信和宗教相對立的東西都是科學。其標準在于理性的有無。它同時向四種研究方法開放，即經驗方法（觀察實驗），形式化方法（根據邏輯規則進行形式演算的方法），思辯方法（跳出經驗世界的，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都是運用這種方法），規范性方法（進行價值評價）。所謂經驗的方法，實證的研究其基本的形式包括觀察法、實驗法、統計分析法、數學模型法、問卷調查法等，其中最基礎的方法是：觀察法和實驗法。思辯方法是一種傳統的研究方法，即對現實的客觀現象的一種理性分析。
“盡管犯罪學的研究方法非常多元化，但是事實上犯罪社會學繼犯罪生物學和犯罪心理學之后成了當代犯罪學的主流。”②“菲利在抨擊古典學派的抽象分析方法的同時，大力倡導以觀察與經驗為基礎的實證分析方法，明確地將其理論命名為實證派犯罪學。”我國犯罪學老前輩嚴景耀先生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看法。他堅持把對犯罪問題的研究置于相應的文化背景之中，認為社會變遷造成文化沖突和文化失調，而文化失調中最主要的則是法律文化的失調。因此嚴先生明確指出：“犯罪不是別的，不過是文化的一個側面，而且因文化的變化而發生異變。”③在我國犯罪學研究會第八屆年會上，有學者認為，實證研究在西方犯罪學以及整個社會科學界已經成為一種基本的研究方式，針對中國犯罪學研究在實證方法方面嚴重匱乏和先天不足的現狀，亟需吸收他人之長，充分重視和加強實證研究。也有學者認為，實踐中，針對同一個現象的不同的實證研究，往往會得出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研究結果，因此實證研究的開展要以實證研究方法自身的完善和科學化為前提。有的學者以我國現有的基礎理論和闡釋工具還不能讓我們放心大膽直接地去進行實證研究為理由，認為在目前的犯罪學研究中應慎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思辯的方法是解決基礎理論的方法之一，定性研究畢竟是定量研究的理論和邏輯前提。而我國的學者長期以來慣于思辯式的理論研究，缺少對實證研究的認識，因此，我國犯罪學研究者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長處，積極運用思辯研究。④本人認為應強調實證研究與思辯的結合。我國犯罪學研究首先應當根據犯罪狀況進行實證研究，然后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思辯，再用其理論指導實證研究，使實證研究更準確、更科學。犯罪學研究的思辯方法與實證方法的結合，也是中國犯罪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表現形式之一。依據這一套研究方法，中國犯罪學對當代中國的犯罪具體情況和具體的犯罪類型，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并依據對犯罪現象、犯罪原因的深入和系統的研究提出了符合實際的犯罪對策，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的犯罪學理論和實踐。
2.方法論的結構：
1）橫向結構：
第一，與刑法方法論比較。
“刑法學以犯罪與刑罰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正確定罪和準確適用刑罰。”①它有一些具體的研究方法：注釋研究法（也稱分析研究法）、歷史研究法、比較研究法、社會學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②基于兩門學科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內容的不同，犯罪學與刑法學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
第二，與刑事偵查學方法論比較。
“刑事偵查學史研究通過多種途徑、采取多種方法證實犯罪，查獲犯罪人的學問。”③犯罪學的研究與偵查學不同，就個案來講，偵查學注重對案件的偵破方法，以及如何取證。而犯罪學注重對犯罪原因、致罪因素以及犯罪人和被害人的生理心理調查。
第三，與其他學科方法論比較。
犯罪學與其它邊緣學科研究方法也有不同，本文只列舉幾例。如精神病學、法醫學、多屬于醫學科類，它們主要以臨床研究方法。由于犯罪學的研究是從犯罪人的研究開始的，所以犯罪學方法論也有其相似之處。但是臨床檢查法僅為犯罪學研究的具體方法之一。④
2）縱向結構：
第一，從研究對象劃分，犯罪學從宏觀角度研究犯罪現象、犯罪原因、犯罪預防和犯罪控制四個基本問題。思維進路已經具體闡述，在此不贅述。
第二，從犯罪學發展軌跡來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將犯罪學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前科學時期、半科學時期和科學時期，也就是古典階段、實證階段和現代階段。”⑤在古典到實證階段的研究的過渡中，犯罪學家菲利的貢獻最大。“菲利在抨擊古典學派的抽象分析方法的同時，大力倡導以觀察與經驗為基礎的實證分析方法，明確地將其理論命名為實證派犯罪學。”⑥ 至于涉及到了犯罪人類學派、犯罪社會學派、犯罪心理學派等不同派別的觀點，學者們綜合運用多種學科的知識，對犯罪原因、犯罪對象、犯罪對策等進行了系統地論述。
三 犯罪學方法論的重新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