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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空氣質量；監測方法；防治措施
中圖分類號：X83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5-2945（2017）20-0079-02
引言
空氣污染是空氣質量中的常見現象，空氣污染從古代就有，只是以前空氣污染的程度小，人們的生活水平低，自然不會引起人們的重視，現代社會中空氣污染已經成為各大城市的“通病”，我國正處在城市化發展的關鍵時期，不能放任空氣污染，走國外城市“先發展，再治理”的老路，因此必提高治理空氣污染的意識，完善城市空氣污染監測方法，采用合理的解決措施，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環境，筆者就這些方面在下出具體的探析。
1 我國城市空氣質量的現狀和特點
1.1 我國空氣質量的現狀
根據近期城市環境空氣污染監測報告現實，現階段城市空氣污染總體變化不大，局部地區還有改善的趨勢，但是城市空氣污染仍具有一定規模，國家政府對城市空氣污染做出了改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近幾年城市汽車尾氣排放、工業廢氣等因素，使得城市空氣質量惡化，因此我國城市空氣質量標準中做出了明確地規定，空氣中的二氧化硫、懸浮顆粒物、可吸入顆粒物、鉛、氟化物等十種污物的濃度不能超過規定限制。從全國范圍來看，城市空氣污染物最主要的還是可吸入顆粒物和懸浮顆粒物，部分城市二氧化硫濃度較高，酸雨范圍和規模總體保持穩定，大約為國土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1.2 我國城市空氣污染的主要特點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我國經濟正在經歷飛速發展的時期，城市化占有率逐年增加，但是部分人沒有長遠的發展眼光，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發展經濟，造成了城市空氣污染，從經濟發展規模來看，我國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缺乏城市空氣質量的意識，在空氣治理過程中技術水平也整體落后于發達國家，總體形勢不容樂觀，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城市綠化面積少。城市人口眾多，各種建設用地都很緊張，在有限的土地資源下，城市綠化就是在“夾縫中求生存”，人均綠化面積很少，綠化植物的作用就是進行化光合作用，吸收空氣中的有毒氣體，但是有限的城市綠化不能滿足城市空氣污染的凈化，所以城市中單位空氣面積的污染物占空氣的濃度極大，對人體健康造成很大的傷害。（2）城市規劃不合理，缺乏整體意識。在我國城市化過程中管理者缺乏整體意識，大城市的發展就是“攤餅”式的對外擴張，新興城市沒有整體合理的布局，粗放式管理模式造成了資源的浪費，空氣中的污染物濃度普遍超標，成為城市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另外根據最終的環境監測報告顯示，部分地區空氣惡化的趨勢有所改善，可吸入顆粒物、懸浮顆粒物、二氧化硫、氟化物的濃度降低，達到國家空氣質量標準的二級標準的城市，占調查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達到國家空氣質量標準的三級標準的城市數量，占調查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該數據是根據全國三百五十個城市的空氣質量報告總結出的，具有權威性。
2 城市空氣質量監測方法
現階段城市空氣質量監測主要包括簡單評價和綜合評價，其中簡單評價分為單因素和單指標，綜合評價主要因素是多因素和多指標，在對城市空氣質量監測過程中，可以采用新式監測方法或者完善已有的監測方法，主要目的還是真實可靠地監測空氣質量。
2.1 指數法
指數法主要內容是在城市空氣質量監測時，根據在現實生活中采集的空氣質量數據和空氣質量標準值進行比較，通過對比法得出空氣質量是否符合標準的方法，指數法主要包括單因子指數法和綜合指數法。（1）單因子指數法。顧名思義，單因子指數法就是采用對照比較法和概率統計法進行比較，對單個污染物在空氣中的濃度進行分析，該方法的優勢簡單明了，可以快速了解污染物對空氣的污染程度，但是缺點就是不能整體分析污染物之間的相關性。（2）綜合指數法。綜合指數法以采集的空氣質量數據為基礎，通過公式運算得出的空氣污染程度的指數，該方法還可以細分為環境空氣污染指數法和綜合污染指數法，分別表現為兩個方面：環境空氣污染指數僅僅依據的是采集數據的最大值，不注重其他方面的作用，通常情況下作用于空氣質量日報的數據指標評價中；綜合污染指數法的優勢可以準確表現出各個污染物之間的比例，可以體現出空氣污染的主要來源和次要來源，該方法目前主要應用于空氣質量報告中的各污染物在總體里的比例變化情況。
2.2 復雜數學模型評價法
（1）模糊綜合評價法。模糊綜合評價法主要考慮的是各部分的關聯性，在評價過程中做到了定向、定量的針對性，模糊綜合評價的結果不僅可以反應時間、空間等因子的相關性，可以清晰明了地觀察不同因子的關系，但是該評價法也有一定的劣勢，在采用線性加權模型的情況下，污染因子權重較少，然而污染因素較多的時候，評估結果會失去真實性，部分真正的有用信息不會得到重視，對城市空氣質量的監測造成誤差。（2）灰色系統法?；疑到y法主要作用是利用推理知識進行的空氣質量的推演，主要內容是通過已知的部分信息、數據，運用灰色系統法的推演知識，對系統中的行為和規律詳盡的描繪出來，但是灰色系統法推論出的現象不是絕對的，有時會因為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造成判斷出的現象與真實情況有一些誤差，這并不妨礙灰色系統法成為目前較好的城市空氣監測方法之一，該方法的實踐操作方法分為灰色聚類法和灰色關聯法，完成對城市空氣質量狀況監測的任務。（3）物元分析法。物元分析法相當于一個運算模型，在進行城市空氣質量狀況監測過程中將物元分析法中的評價標準、指標、特征作為物元，統一進行分析管理，運算出的節域、權重建立健全評估模型，就可以得出想要的結論，物元分析法關聯度的最大值對應級別應該為評價級別。
2.3 城市空氣質量狀況監測方法的注意問題
城市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城市建設規模、城市功能區布局、產業結構分布都在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在對城市空氣質量監測點進行調整，達到最優的局面，因此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1）選擇空氣質量監測點位時，要注意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統籌安排各方面的均衡發展，又要注重監測點周邊環境的穩定性，保障空氣質量監測數據的真實可靠，才能評估正確的結果。（2）對于污染區域的監測點安排，要摒棄錯誤思想，主要包括城區邊界地帶污染較小的意識，保證監測點符合空氣質量監測中的合理，準確。（3）要根據城市人口和工業分布合理安置空氣質量監測點，具體操作如下：在人口密集的地區適當的增加監測點，可以更好的得出人們生活活動對空氣的污染程度。在工業密集分布的地區，在工業區周邊和中心地帶增設空氣質量監測點，以便更好地做出工業活動對空氣污染的評估報告。
3 城市空氣污染的防治措施
3.1 加強城市空氣質量的監測，從源頭開始控制污染源
運用各種空氣污染監測方法，全天候監測城市空氣的質量，保證對整個城市的空氣掌控，一旦某些區域發生空氣污染的現象，城市空氣監測部門一定要做到及時曝光，讓社會的輿論道德壓力和政府有關部門的干預將空氣污染源扼殺在萌芽中，并且還可以喚醒城市居民的環境保護意識，用整個社會的力量去保護空氣質量安全。
3.2 加強防治汽車尾氣排放對空氣的污染
人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高，城市汽車保有量基本飽和，大量的汽車不僅使城市交通變得擁擠，汽車尾氣還造成了空氣污染，因此政府相關部門嚴格按照機動車環保制度，采用限制行車區域、時間等方式，減少汽車尾氣對空氣的污染。還可以大力扶持公共交通、新能源汽車以及共享自行車等一系列手段，根本目的就是減少汽車尾氣對城市空氣的污染。
3.3 加強防治工業對空氣的污染
政府要制定有關工業排放廢氣的準則，使工業廢氣的排放能被自然環境凈化，對于重度污染工業可以搬遷到遠離城市的區域，對于城區工業的廢氣排放，一定要嚴格監測，發現企業違規排放要嚴肅處理，不能給企業留下僥幸心理，并且還要鼓勵企業發展新型廢氣處理設備，盡量杜絕工業對城市空氣污染的現象。
3.4 加強城市綠化規劃
綠色植物是天然的空氣調節器，是凈化城市空氣的最主要手段，因此城市規劃時要有長遠的發展眼光，預留出足夠的綠化地區，并且合理規劃綠化地區的分布，實現綠化的功能最大化。
4 結束語
城市空氣污染問題日益成為制約城市進一步發展的難題，因此監測城市空氣質量不僅解決了城市居民關注的民生問題，而且可以使城市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全社會應該有長遠的發展眼光，也要給子孫后代留下一片干凈的藍天，本文就城市空氣質量監測方法和防治措施進行了具體探析，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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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侯洪剛.室內空氣污染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及防治措施[J].環境與發展，2014（03）：151-152.
【關鍵詞】城市；空氣污染；優治理
1.城市空氣污染狀況與特征
城市環境空氣污染同企事業單位從事經濟活動緊密相連，從我國實施工業化發展以來，城市空氣污染便一直長期存在。七十年代，蘭州石化基地的淡藍色煙霧現象、八十年代二氧化硫總體排放量的迅猛增長、酸雨現象的形成、九十年代氮氧化物污染現象以及當前我國多地持續的霧霾天氣，無不說明，城市空氣污染現象已越發嚴峻，并呈現出一種逐步上升的趨勢。
2010年我國頒布的機動車污染預防治理年報，公布了機動車形成污染、排放毒害氣體的狀況。目前該類污染現象越發嚴重，機動車尾氣逐步變成我國較多城市空氣污染的主體來源。同時呈現出較多區域高濃度顆粒物污染以及臭氧污染的雙高污染特征，還顯現為污染的區域性以及復雜性特點。
2.城市空氣污染治理包含的問題
城市空氣污染治理過程中首先在質量標準層面存在一定的問題。標準對于治理污染發揮了基礎作用。該過程中需要明確大氣出現的污染物種類，具體濃度，對大眾生活形成的影響等，方能制定有效的治理措施。環境質量標準為在一定時期階段中，對空氣污染物質最大準許的質量濃度限定。
對人類健康形成影響作用的空氣污染物質均應囊括到該標準范疇之中。而當前城市空氣污染治理過程中，該標準卻沒能全面顯現出確保大眾健康的工作原則，同時無法及時全面的映射大氣環境的具體狀態以及發展變化。尤其是PM2.5變成污染物區域能見度降低的顯著空氣污染特征，卻沒能在我國全部各城市囊括到評價因子之中，同時還存在監測技術應用的困難問題。
另外，城市空氣污染治理工作中，還存在區域治理方式較為單一的問題。例如就煙塵污染明確相應控制區域，并配置消煙除塵系統裝置。對于二氧化硫污染，制定控制區域預防規劃，限定高硫煤應用開采，注重管控火電廠生產污染、化工、冶金行業發展，并降低排放總量。而當氮氧化物變成主要污染物質之時，則進行機動車污染治理，并分階段履行管理標準。該類單一模式下雖然在治理專項污染物層面呈現出一定效果，然而當前以臭氧以及霧霾為主體的空氣污染現象，仍舊沿用單一方式則無法契合新時期復合性空氣污染治理的工作需要。
另外，對于觸犯大氣污染預防治理法規的行為懲處的力度較為有限，無法實現威懾作用。通常處理形式為罰款，并制定上限，不會超出限定金額。對于謊報、拒絕檢查、弄虛作假、不當處置、應用污染物、擅自、超標排放等行為，處罰的金額往往低于企業違規所得。進而導致企業甘愿繳納罰款也不會遵循規定要求做好防污治理工作。同時處罰管理通常針對企業，而責任人卻沒能實施相應處罰。
3.城市空氣污染治理有效機制
3.1實施區域聯合防控機制
區域聯合防控管理機制，是治理區域空氣污染的良好手段。我們應總結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工作的成功經驗，遵循聯防聯控管理、優化區域空氣環境質量有關指導意見的要求，進一步明確工作思想、基礎原則，把握具體目標、掌握重點防控區域。應創新工作機制，基于科學研究之上進行統一規劃。應將區域視為核心整體，利用科學分析明確區域空氣環境污染的總體排放量以及物質分布狀況，呈現出的時空變化特征、大氣污染相互影響作用的強度以及傳輸的具體規律，而后制定有效的防范治理策略?？梢霐抵的M手段技術，掌控污染特征，通過聯合制定，確保空氣治理合乎標準。應把握屬地管理以及不同區域聯動的工作原則，通過橫向合作、簽署協議履行預防治理工作規劃。倘若區域中各個主體經濟實力相當，而大氣污染為急需應對處理的問題，則可進行合作治理。相反區域經濟主體水平包含明顯差別，治理問題等級不一致，便可履行非合作策略。
3.2多重污染物質同步治理
針對單一污染物治理實效性不強的狀況，應基于當前大氣污染復合性特征，采用多重污染物質同步治理的工作模式。由傳統單一物質治理發展形成多污染物質全面治理的局面。應樹立戰略目標，開始時期可進行一類主要污染物質的管理治理，而后可基于一類物質的治理逐步發展為防控復雜性二次污染的治理。接下來通過多類主體污染物質治理防控二次污染物質。最終形成同步治理多類二次有毒污染物質的模式。
應樹立協同治理的工作理念，汲取發達國家成功經驗，將污染環境治理、能源管理政策以及管控溫室氣體總體排放的整合管理策略，通過互相關聯影響，達到事半功倍的工作效果，以合理的成本投入創建合理的共同利益。該類更豐富意義的多類污染同步治理的工作模式，可使空氣質量符合相應標準限值要求，同時可達到減排的工作效果。
另外，可引入低碳環保策略控制硫化物、氮氧化物以及顆粒物等污染物的總體排放量，降低額外投入成本，營造健康環保的空間環境。
3.3加大懲處力度，優化法治管理機制
縱觀城市空氣污染治理工作發展，不難看出，目前逐步嚴峻的城市空氣污染形勢，同懲處違規行為力度較輕有緊密聯系。為此，應優化法制化管理工作機制，加大懲治力度。進一步修訂相關環境空氣防治污染法規。正視提升環境執法力度不僅不會對經濟建設發展形成負面影響，還可良好的管控污染物總體排放。
為此，應有效的降低行政命令，杜絕責令行為導致的較多爭議現象。應強化強制執行效果，通過行政處罰，達到良好效果。另外，應豐富行政處罰類別，不應對明顯的盈利工作進行懲處，沒收違規所得。
還應對其他類非直接性，但卻包含間接盈利特征的行為進行必要的處罰。例如，違法進行排污的行為，雖然企業沒有通過排污的過程取得直接的利潤，卻節約了用于污染物治理的經費投入，進而實現了間接獲利的目標。因此針對以上情況，也應懲罰并剝奪其相應的經濟利益。針對情節過于嚴重或屢次違規的行為應責令停產。另外應對有關負責人進行違規懲處，進行刑事指控，或者判處行政拘留。還應確保處罰金額高出違規所得，進而提升管理防控威懾力。
4.結語
綜上所述，只有針對城市空氣污染特點、環保治理工作特征、存在的問題等，合理制定科學有效的工作機制，有效的彌補漏洞與不足，提升工作實效性，開創潔凈環保型城市，優化提升城市行駛，達到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真正實現健康、可持續、生態化、綠色化的發展要求。 [科]
【參考文獻】
[1]劉永紅，余志，黃艷玲，蔡銘，徐偉嘉，李璐.城市空氣污染分布不均勻特征分析[J].中國環境監測，2011（3）.
[2]勤耕，夏思佳，萬祎雪.當前城市空氣污染預報方法存在的問題及新思路[J].環境科學與技術，2009（3）.
關鍵詞：空氣污染 全局空間自相關 分析
中圖分類號：F3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5）02（b）-0000-00
作者簡介：曾禮祥（1988-），男，廣東梅州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統計與風險管理。
引言
由于粵港珠三角區域城市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隨之出現了很多與環境問題，特別是空氣污染問題。由于空氣污染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地區的問題，還是一個區域性的問題。治理空氣污染問題僅靠某個城市自身的改善是不完全的，還必須關注到區域間的空氣流轉和影響?？臻g自相關分析方法能較好的分析空間關系[1]，而且運用空間自相關方法對區域空氣污染研究尚不多見，特別是對于粵港珠三角區域。
1 數據來源
本文的空氣污染指數（API）數據選取自粵港珠三角區域空氣監測網2012年監測報告。選擇2012年1月―12月的每月的空氣污染指數。
2 粵港珠三角區域的空氣污染的鄰近矩陣
根據粵港珠江三角洲區域空氣監控網絡子站的空間分布，可得到15個監控網絡子站的鄰近狀況。根據鄰近關系原則[2]，可得滿足鄰近性的空間權重矩陣為：
3 空氣污染的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
利用數據及Matlab軟件[3]，計算全局Moran’s I及其檢驗的標準化統計量Z（I），結果如表3.1所示。
表3.1 2012年粵港珠三角區域空氣污染指數的全局Moran’s I及其檢驗
月份
Moran’s I
Z（I）
2012年1月
-0.1733
-0.3712
2012年2月
0.2500
1.1714
2012年3月
0.2605
1.2096
2012年4月
-0.0170
0.1983
2012年5月
-0.0100
0.2249
2012年6月
-0.1503
-0.2874
2012年7月
0.1019
0.6316
2012年8月
-0.0503
0.0770
2012年9月
-0.0081
0.2308
2012年10月
0.0148
0.3139
2012年11月
-0.1305
-0.2153
2012年12月
0.0025
0.2694
從表3.1可以看出，在2012年1月、4月、5月、6月、8月、9月、11月中，粵港珠三角區域空氣污染指數的全局Moran’s I為負值，即存在負空間自相關。這說明空氣污染在空間分布上出現差異，其特征是：空氣污染較高的區域相對地趨于和較低的空氣污染區域相鄰，或是較低的空氣污染區域相對地趨于和空氣污染較高的區域相鄰。不過從Z（I）檢驗統計量的結果來看這種空間格局不顯著。而在2012年2月、3月、7月、10月、12月中，空氣污染指數的全局Moran’s I為正值，即這五個月空氣污染在空間上呈現出相似值之間的聚集現象，其特征為：較高空氣污染的區域，其周圍區域空氣污染也比較高，或是較低空氣污染的區域，相鄰區域的空氣污染也比較低。但對全局Moran’s I檢驗的結果并不顯著。
4 結論
本文從2012年1月―12月粵港珠三角區域15個空氣污染監測網絡子站監測數據出發，根據空氣污染數據，應用空間統計分析方法，客觀上證明了在研究時段內，空氣污染在粵港珠三角區域的空間分布呈現隨機分布。
參考文獻
[1] Haining R. Spatial Data Analysis： Theory and Practi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關鍵詞：空氣污染；勞動供給，局部均衡模型；勞動生產率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3.21
中圖分類號：F24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3-0099-04
Abstract： The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s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air pollution on labor supply by constructing the partial equilibrium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improving air quality on labor supply time depends on the tradeoff of the “income effect” and “substitution effect”， but the latter plays a dominant role， and air pollution will indirect impact on the labor supply by impacting labor productivity. Then empirical examines on the a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labor supply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by impacting income and labor productivity， empir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is greater than the income effect， air pollution will reduce labor supply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Finally，it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inhibit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labor supply.
Key words： air pollution； labor supply； the partial equilibrium model； labor productivity
中的空氣污染問題備受關注，特別是“霧霾”已成為人們談論的焦點。鳳凰網報道稱，大氣污染的擴散性使得其無法被隔離，對所有人都造成消極影響，比非典等傳染性疾病還可怕[1]?？諝馕廴緦趧恿┙o的消極影響也在逐漸顯現，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的空氣污染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更加明顯，甚至出現了“逃離北京”的現象。
國外關于空氣污染對就業影響的研究較早，Ostro以1976年美國健康調查數據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空氣中顆粒懸浮物增加1%，勞動者誤工天數顯著增加0.44%[2]；Hausman等使用相同的數據，通過控制不同城市個體效應，實證表明顆粒懸浮物增加1個標準差會造成誤工天數增加10%[3]。Hanna和Oliva采用類似自然試驗的方法研究了墨西哥的一座大型煉油廠二氧化硫排放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表明前者每增加1%，后者會降低0.61%[4]。Carson等以孟加拉國調研數據為研究樣本，考察了砷暴露對農村勞動力供給的影響，結果表明暴露區的勞動力供給狀況較非暴露區的勞動力供給低7.9%[5]。Zivin和Neidell采用Orange Enterprise公司的TET數據分析臭氧水平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認為臭氧每上升10ppb單位，會減少17分鐘的勞動時間，但這一結果未通過顯著性檢驗[6]。國內方面，李佳以我國1998～2010年省級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考察了二氧化硫排放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認為前者每增長1%，后者將減少0.028%，并且這種影響存在經濟發展的“門檻效應”[7]。這篇文獻對該問題進行了初步的研究，但未考慮空氣污染從工資、勞動生產率等方面對就業的間接影響。本文的創新之處就在于除考慮空氣污染對就業的直接影響外，還從空氣污染影響工資、勞動生產率方面考察了空氣污染對就業的間接影響。
1 理論分析
1.1 基本假設
假設1：消費者效用函數為u=u（c，lp），c是消費水平，l是勞動時間，p是空氣污染狀況，由于空氣污染狀況外生，該式表達為消費者在既定的空氣污染狀況下決定自己的消費水平和勞動時間，如果消費者無法忍受空氣污染可以選擇離開。此外，借鑒魏翔的思想[8]，假設存在uc>0，ucc
假設2：外生的空氣污染對消費者效用產生兩方面的影響：一是通過勞動供給影響勞動者的效用水平，好的空氣質量有利于勞動者的身體健康，能夠增加勞動者的勞動供給，存在ulp>0；二是通過消費影響勞動者的效用水平，但這種影響是不確定的：一方面，好的空氣質量可能會促使勞動者更愿意外出消費，二者互補，存在ucp>0；另一方面，良好的空氣質量會減少勞動者在某些藥品和鍛煉器材方面的消費，二者相互替代，存在ucp
式（3）表示空氣質量p對邊際收入φ的影響，由ull
式（4）表示空氣質量p對勞動時間l的影響。由于ull0，所以這一邊際影響主要取決于φ/p的大小與符號。將式（4）中ulp和（φ/p）w定義為空氣污染狀況對勞動力供給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替代效應”的含義是空氣質量的改善會通過降低負效應而正向影響勞動力供給；“收入效應”的含義是空氣質量的改善通過增加邊際收入而減少勞動力供給。當φ/p>0時，“收入效應”導致勞動力供給的增加（l/p>0），也即“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一致造成空氣質量改善與勞動供給時間的正向關系；當φ/p
1.3 勞動生產率的變化
上述分析的一個隱含假設就是勞動生產率不隨空氣質量發生變化，但實際中空氣質量的改善也會改進勞動生產率，Graff和Neidell認為環境污染可以在不影響勞動力供給的前提下對勞動生產率產生影響[9]，Clay等發現使用鋁材料管道的城市，更加嚴重的鋁污染顯著降低了勞動生產率[10]；楊俊和盛鵬飛認為環境污染與勞動生產率之間存在倒“U”形關系，在環境污染規模較低時會增加勞動生產率，但隨著環境污染規模的增大，環境污染會抑制勞動生產率的增加[11]。本文假設空氣質量p會影響以工資水平代表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二者之間的函數關系為：
式（9）為工資方程，因變量為平均工資水平lnwage，采用平均工資指數進行調整，剔除物價的影響；空氣污染變量為煙（粉）塵排放量lnsoot，采用煙塵排放量和粉塵排放量的加總表示；X為控制變量，包括實際人均產出lnpergdp，采用GDP平減指數調整后的真實人均GDP表示；人均稅負水平lnperrev，采用整體稅收除以人口數表示；城市化水平lnus，采用城市人口（部分年份為非農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表示；教育水平lnedu，采用受教育年限表示，計算方法參考李秀敏采用的方法計算[14]；老齡化趨勢lnold，采用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表示。式（10）為勞動生產率方程，因變量為全員勞動生產率lnolp，采用國內生產總值除以就業人數表示；S為控制變量，包括產業結構lnstr，以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技術水平lntech，采用國內專利申請授權數表示；還包括城市化水平lnus、教育水平lnedu和老齡化趨勢lnold。式（11）為勞動力供給方程，因變量為勞動力供給lnls，采用年末就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表示；為考察工資水平與勞動力供給間是否存在倒“U”形曲線關系，本文將工資水平的平方項（lnwage）2引入回歸方程中，Z為勞動力供給方程的控制變量，包括人均稅負水平lnperrev、產業結構lnstr、教育水平lnedu以及老齡化趨勢lnold。本文的原始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樣本為中國大陸地區除外的30個省市自治區。為分析影響效應的區域差異性，進一步分三大區域①進行分析。
式（12）中，右邊第一項表示空氣污染對勞動力供給的直接影響效應；右邊第二項表示空氣污染通過影響平均工資水平對勞動力供給的間接影響效應；右邊第三項表示通過影響勞動生產率對勞動力供給產生的間接影響效應。因此，空氣污染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效應取決于三者的權衡，影響系數為θ1+α1（θ2+2θ3lnwage）+β1θ4。
3 實證分析
3.1 回歸結果分析
3.1.1 工資方程回歸結果
對工資方程進行回歸，如表1所示。通過4個回歸方程的AR（1）檢驗、AR（2）檢驗和Sargan檢驗結果可以看出系統GMM模型的設定較為合理，能夠反映真實狀況，檢驗結果具有說服力。
由表1可知，空氣污染增加了工資水平，所有相關系數都在給定的5%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空氣污染每增加1%，工資水平分別增加0.027%、0.043%、0.014%和0.012%，東部地區工資水平對空氣污染狀況的彈性系數要遠大于中西部地區，這是因為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遠高于中西部地區，使得居民在滿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后，更加注重生活質量的提高，空氣污染程度的加重使得居民需要更多的工資來補償這一部分損失，而中西部地區居民所需要的補償卻相對較小，但仍然需要給予一定的補償。
3.1.2 勞動生產率方程回歸結果
表2為勞動生產率方程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空氣污染變量在給定的顯著性水平下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產生了顯著的負影響，空氣污染每增加1%，勞動生產率水平分別降低0.057%、0.114%、0.045%和0.035%。空氣污染會對勞誘叩墓ぷ骰肪場⒐ぷ饜率和有效勞動時間產生影響，如因空氣污染帶來的工人病假以及高素質勞動力“逃離”現象，這都會導致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下降。此外，與工資方程回歸結果相似，空氣污染對東部地區的勞動生產率影響遠大于中西部地區，這也表明空氣污染對勞動生產率效率的影響因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同樣具有空間差異性。
3.1.3 勞動力供給方程回歸結果
表3是勞動力供給方程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空氣污染降低了勞動力的供給，影響系數在5%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與空氣質量改善有利于增加勞動力供給的假設相符，工資水平與勞動力供給呈現倒“U”形曲線關系，在工資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增加工資的收入效應大于替代效應，勞動力供給增加，而隨著工資水平的上升，勞動者對生活質量（空閑）的追求高于對工資的追求，此時增加工資的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勞動力供給減少。勞動生產率上升降低了就業人數，這是因為生產效率與勞動者需求之間存在替代關系，效率越高，勞動者需求越低，因此，隨著生產效率的提高，會伴隨一定裁員，導致部分勞動者失業，降低就業人數。
3.2 空氣污染的勞動力供給效應計算
由于間接影響效應和總效應的大小還取決于平均工資水平的自然對數，這里按照各樣本組內人均工資水平的均值水平計算，根據式（12）可計算空氣污染對勞動力供給的直接影響效應、間接影響效應和總效應，如表4所示。
可以看出，空氣污染除直接降低勞動力供給外，還會通過影響工資水平和勞動生產率間接降低勞動力供給，以全國范圍內的樣本為例，當空氣污染程度增加1%時，勞動力供給直接減少0.045%，間接減少0.034%，空氣污染通過間接效應和直接效應使勞動力供給減少0.079%。分地區來看，不同經濟發展水平造成了空氣污染對地區勞動力供給的影響效應存在差異性，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空氣污染對勞動力供給的直接影響效應和間接影響效應都越大，如東部地區空氣污染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效應為-0.082，而中西部地區空氣污染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效應分別為-0.025和-0.022。
4 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將空氣污染引入勞動力供給的局部均衡模型中，在理論探討空氣污染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機制之后，以我國2000～2012年省級面板數據為例，從空氣污染直接對勞動力供給產生影響效應和通過影響工資水平及勞動生產率間接影響勞動力供給雙重視角考察了空氣污染的勞動力供給效應。實證結果也表明空氣污染除直接影響勞動力供給外，還可以通過增加工資水平和降低勞動生產率間接影響勞動力供給，這些回歸系數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空氣污染對勞動力供給的總效應為負，印證了空氣污染對勞動力供給的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的理論結論。實證分析還表明空氣污染對勞動力供給的抑制效應存在空間差異性，會因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空氣污染對勞動力供給的抑制效應越大。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一是逐步控制并緩解空氣污染狀況，從源頭杜絕空氣質量惡化對勞動力供給的抑制效應，關于如何控制空氣污染問題，學術界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許多可行的政策，歸納起來可以分為兩種：“末端治理”政策和“前端控制”政策。我國的環境污染治理應以“前端控制”為主，“末端治理”為輔，完善環保技術研發和引進激勵機制，逐步加大環境污染排放的懲罰力度，雙管齊下降低企業的污染排放水平；二是建立健全空氣污染危害身體健康的監測機制和預警機制。政府應對空氣污染狀況進行監測、整理，準確評估空氣污染的危害程度，在危害之前提出預警，以便相關部門和勞動者做出預防；三是政府部門和民間環保組織還應積極引進國外先進的預防空氣污染對身體危害的技術和經驗，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提高我國政府的危機管理水平，樹立良好的大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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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治理這個議題突出而且生動地反映了現代社會治理形態的一種深刻變遷：現代國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體現為國家的功能在三個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說，國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義，一種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現（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體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來地方或者國家的功能越來越多地被更高一層級或者跨區域的組織和機構所承接。同時，重大議題也越來越超越地方國家甚或民族國家的界限，變得具有地區性或國際性的意義；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們開始把視線從自上而下的政治過程轉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識到地方層面的權力、關系、地方性知識的重要性，希望通過地方層面的審議、協力而達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應性的一種治理。這主要體現在更多的非政府組織、民間企業和公民逐漸參與到治理過程中來；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維度，不僅指治理過程從國家機器更多地向社會開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轄邊界層面的外移。環境問題通常是跨空間區域和時間邊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關行動者之間找到一個環境治理的合作模式。這種多層次的治理不僅強調水平的跨地理空間的聯結，也強調垂直的跨空間層級和組織層級的聯系，強調多層級政府之間的知識、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對話。同時，這一治理體系并沒有削弱國家的地位，而是著重于國家在各種政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這個概念，是因為它能夠很好地涵蓋今天中國空氣污染治理所面臨的一些基本問題。反過來，空氣污染這個議題也十分典型地體現了現代國家治理尺度變遷的趨勢和特征。首先，空氣污染是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性議題，對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而言，空氣污染問題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轄區加以區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將空氣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對空氣質量問題負責，地方政府如何通過府際合作以實現區域污染的治理，這些都需要我們去思考治理尺度的變遷。同時，空氣污染屬于風險社會的一種表征，風險社會的來臨呼喚更加開放、透明的民主機制的運行。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風險與民眾利益的高度相關性決定了空氣污染這類議題已經遠遠超出傳統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圍，而需要地方性知識、日常性知識的進入，需要公民社會、民間組織更廣泛的參與，來共同化解其管理風險。這些也都需要我們去思考治理尺度的變化。
（一）發展型地方政府與空氣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認為，中國現今環境問題的一個重要體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發展主義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環境問題的產生和環境治理兩者在空間尺度上具有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困境一樣（BaiXuemei，2007：15－29），把類似空氣污染的環境問題整合進地方政治面臨著兩個基本困境：首先，在緊迫度方面，發展中的地方面臨著更加緊迫的地方經濟發展問題；其次，在尺度方面，環境議題超出了地方政府的關注范圍，地方政府處理環境問題在空間、時間和制度三個維度都是困難的?？臻g維度的困難是指，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環境問題超出了其管轄范圍，應該交由全國性政府去完成；時間維度的困難是，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處理環境問題超出了其任期范圍。環境問題的出現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段，因此，政府官員并沒有強烈的動機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內應對環境問題；制度維度的困難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縱向上要受到更高層級政府的約束，在橫向上要面對地方經濟社會組織的壓力，因此環境治理對于它們而言已經超出了自身的職責范圍。地方政府的發展主義和其在治理污染問題上的激勵缺乏當然也反應在空氣污染上。如果瀏覽中國近30年空氣污染治理的歷程，就會發現，空氣污染的防控和治理總是在“疲憊地追趕”高速發展和變遷的經濟狀況。20世紀70年代，空氣污染治理的主要對象是煙塵；到了80年代，中國大氣污染防治進入以酸雨治理為核心的第二階段，重點轉移為對硫等污染物進行集中控制。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溫室氣體排放成為全世界聚焦的一個中心，溫室氣體的減排使得中國如何在能源消費方面采取節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調整工業結構成為新的問題。最近10年左右，中國大氣污染的復合型特征日益增強，高濃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存在，城市灰霾天氣不斷增多。這種新的空氣污染引發了公眾的強烈關注，特別是從近兩三年起，二次污染、復合污染、區域污染等這些名詞開始進入公眾的視野，對政府和環保部門的環境績效構成了較大的社會壓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未被列入空氣污染物指標體系，因為一旦列入則意味著中國七成城市的空氣質量不達標，環保部門近30年來的空氣污染治理又將面臨一份“滿紙黯然的成績單”。總體而言，不同階段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空氣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應地發生變化，但是這種“倒逼”機制始終太過滯后和低效。因此，要從目前的總量控制真正轉向質量改善，真正從環境和資源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公眾的健康出發進行污染治理，把空氣污染的議題維持在公共議程中，就需要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的議題變成國家性的議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需要發揮首要作用。
（二）復合型區域型空氣污染形態和治理體制的困境中國近30年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種空氣污染問題在30年內集中出現。這些污染問題并不是國外上百年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污染問題的簡單疊加，而是一種更加復雜的污染狀況。因此，中國目前的空氣污染呈現出“復合型”和“區域性”①兩種特征。首先在“復合型”特征方面，中國現今的空氣污染是發達國家各個污染階段的濃縮體，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集中出現。其次在“區域性”特征方面，關于空氣污染這個議題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還是更具區域型特征，其實在國外就早有爭論（Switzer，1998：191－192）。空氣污染在其源頭上可能更多地來自固定點源污染，具有很強的地方性，但是空氣污染物會隨著氣象條件而長距離傳輸，因而經常呈現出跨行政轄區界限的區域性特征。然而，相較于復合型和區域型的污染形勢，中國現行的大氣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體制卻暴露出嚴重的弊端。首先，現行的空氣污染控制是一種量化控制。在現行官員考核制度和激勵機制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時也被認為最便捷高效的辦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難以測度的指標往往無法被采用②。在這種指揮棒下，地方官員的目標是對上負責，完成指標、做足數字。就空氣污染而言，政府關注的始終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氣質量”。這也就是說，目前的空氣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級政府對現下有明確規定的某種污染物進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減排量。而這些污染物的選取并未見得反映空氣污染的真實狀況，真正的空氣質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無人負責的。這種單一總量的考核機制很難用以應對復雜的污染現狀，因此空氣污染治理的實際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國的空氣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轄區區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區劃為基本單位進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間難以進行真正的協調治理。空氣污染監測數據表明，高速發展的城市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使得中國地區空氣污染一體化現象日趨明顯，各城市的大氣污染正逐漸從局地污染向區域污染演變。盡管大氣污染越來越呈現出明顯的區域特征，但是現行的環境管理還是沒有太多突破行政轄區區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幾年，雖然中國也出現了一些區域性大氣污染的試驗，比如中國的四大城市在近幾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聯防聯控”，通過聯合相鄰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氣質量。但是，這種區域性空氣污染治理目前還遠遠沒能形成一種長效的機制。目前，面對空氣污染的區域性特征，中國現有的制度架構和政府體制中還沒有一種相對常態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決這一問題。復合型、區域型空氣污染時代的來臨意味著治理尺度怎樣的變化？它們對于現行空氣污染治理體制，乃至整個治理體制會產生什么樣的沖擊呢？首先，復合性的空氣污染形態意味著以“指標”為核心的考核和激勵機制將面臨“失敗”的局面。諸如PM2．5這種二次污染指標無法用單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來控制，如果說原來的污染治理尚可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在的情況則是連這一點都難以為繼了。也就是說，傳統的通過指標、配額方式進行治理的方式已經越來越低效；其次，區域性的空氣污染也意味著以行政轄區為區隔的治理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將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試圖在現有的考核體制下去解決轄區間的交互影響問題③，但是這種努力可以期待的績效和適用性是值得懷疑的。在遭遇更復雜議題的情況下，這種區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盡頭?？諝馕廴揪褪沁@樣一個議題：一個轄區的污染源可能對諸多其他地方帶來污染，同時，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視其他地區的污染為于己無關。各地之間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這種交互影響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強過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環境問題。
（三）風險社會及其民主意涵空氣污染是一種典型的生態風險。風險不僅是一種客觀存在，更是一個社會和集體建構的過程。雖然風險必定部分地來自于事實，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眾通過社會的公共交流對風險進行闡釋、界定和認知的過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為如此，空氣污染對思考當今中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形態也提供了很好的一個切入點?，F階段的中國，在空氣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現了一種“民意已過河，政策摸石頭”的現象，民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為例，民眾是促使政府將這項污染物納入污染評估指標體系的直接推動力。早在政府作出反應之前，民間就已經開始了各種形式的空氣質量調查，公眾、環保NGO和媒體持續關注PM2．5數值變動，甚至走上街頭自主去監測PM2．5數據；一些活躍的民間環保人士通過社會媒體引導公民參與空氣污染的測量，推動政府的污染數據公開以及空氣污染立法進程。環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發起關于空氣質量立法的動議，倡議應該對清潔空氣立法。社會的壓力最終促使環保部拿出了空氣污染治理的時間表，擬定在2016年前分階段地將PM2．5納入空氣質量體系。為什么空氣污染這個議題突出地展現了這一點？傳統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對科學技術的掌握及其對話語的壟斷，來阻止污染等風險事實進入公眾的視野。對于政府而言，總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風險”，對民眾的風險意識進行引導，通過專家壟斷技術知識的定義和解釋，進行“安全敘述”（郭巍青、陳曉運，2011：95－122）。但是，在面對空氣污染這樣的新型治理問題時，民眾卻并不會一味受制于國家對風險的管理，民眾作為環境風險的直接感受者，能夠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識，也就是“社會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來對抗國家對于科學和技術理性的壟斷。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這種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長期以來國家對于公民表達的行政壓制、體制運作中的協商不足等等，都更進一步地導致了公民對政府不信任的累積和發酵。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看到了現代國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類似空氣污染這樣環境風險議題的出現賦予了人們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機會，推動人們去更加積極地進行政治參與、公開討論和民主協商，理性面對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會安全的風險，增強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對于自然問題以及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發言權，爭取公共決策者、技術專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間更加平衡的權力－責任的關系。
二、保障型國家———國家角色再認識
治理的尺度是一個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價值意涵。通過尺度的討論，這一概念將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協力治理等多種治理的趨勢整合起來。同時，這一概念也促使人們去思考：在面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新的議題時，怎樣在新的治理實踐中對尺度和空間進行新的定義，治理的邊界怎樣被實體地和社會性地重構？而這些又為我們改進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樣的啟示？更重要的是，面對現代國家治理尺度的變遷，國家需要在治理的實踐中怎樣做出回應和應變？這一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但是，本文認為，事實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國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經為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定的框架?！氨Ｕ闲蛧摇蹦依丝諝馕廴局卫磉^程中我們所需要面臨的最重要的三個維度的思考，即：國家獨立于利益集團來倡導環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對于環境政策的貫徹力以及在環境議題上國家與社會的有序互動問題。“保障型國家”是吉登斯在《氣候變化的政治》一書中提出的概念，“氣候變暖的問題很多人都在談，但很少有人愿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為與氣候變暖的問題聯系起來”———吉登斯將這種現象命名為“吉登斯悖論（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為了解決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氣候變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這個概念框架主要由兩個概念構成：“政治斂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經濟斂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認為，如果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兩者之間形成一種良好的互動，就會系統性地推動氣候問題的解決。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種更為積極的國家的概念———“保障型國家”。他認為，國家應該在應對環境問題時扮演“催化劑”、“協調員”的角色，鼓勵和支持多元的社會團體共同推動好的政策，同時確保環境治理的切實成效。為此，國家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經濟斂合度，比如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就是兩個具有高度關聯性的公共議題，是尋求政治經濟斂合的一個典型例子；二是要讓氣候變化的關切深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三是要避免讓政治資本流出這個政策領域。因為對抗氣候變化需要長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關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鎖定在政治議程中。
保障型國家對于我們討論中國的空氣污染治理有著很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中國環境治理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矛盾問題，這個問題在本質上是吉登斯悖論的一種表現。保障型國家應該在這種矛盾中擔當起環境議題倡導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經濟發展的盲目性。事實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議題變成國家性議題也的確經歷了一個過程。吉登斯在其語境下思考保障型國家的出發點是希望國家改變“去監管化”的態度，加強實質性的國家調節。對于中國而言，保障型國家首先是確保國家公共政策相對于地方保護主義利益、產業部門以及能源行業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別提到的，中國治理氣候變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中央政府試圖加強“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的各項政策在上令下達的過程中，往往經過層層官僚制的過濾，再次被簡化為GDP崇拜。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環境政策的貫徹執行問題，是中國環境治理中關鍵的一環。在中國，量化考核和目標責任制是國家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路徑，國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員的晉升機會，從而確保國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執行以及地方官員對上級政府的忠誠。但事實上，現有方式并不能適應環境治理中的諸多問題。一方面，環境指標很多時候是復雜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員為了達到考核目標往往操縱和扭曲真實的環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參與以矯正這些信息扭曲的情況下，重大的治理問題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處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量化管理和目標責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實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強了國家的能力（Gao，2009：21－31）。這也正是“保障型國家”的第二個意義向度。以空氣污染為代表的環境議題為我們重新檢視國家治理能力，加強國家能力建設提供了一個場域。環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尋求環境政策的政治和經濟斂合，使得環境意識和環境政策能很好地與國家其他政治經濟政策結合起來，保障環境政策的實現。
最后，保障型國家區別于早期環境主義以及環保運動中“對抗國家”的思想，認為應該從現有的體制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這對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思考空氣污染等環境治理問題有著很重要的啟示意義。雖然社會運動、抗爭政治似乎是一個古老的政治話題，現有學術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關注環境抗爭，但是這并不一定能反映問題的全貌，尤其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的環境問題上，公民的相關行動很多時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訴求的并不是挑戰現有政治制度的權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幫助國家、也從國家那里尋求幫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社會和國家在這類議題上的關系更接近于合作主義或者協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國家的框架下，國家尋求與公民社會的互動和互強，通過理性的協商和審議以共同推動高效的環境政策的產出和執行是解決環境治理問題的應然路徑。這也是現有政治體制之下中國環境治理的應然方向。
三、結論
空氣污染易致癌
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這個報告，有一個數字是非常令人震驚的：2012年因空氣污染而喪生的人數高達700萬人。由各種原因導致的空氣污染問題，小到一家一戶的生火做飯，大到巨型化工廠向天空排放廢氣，目前已經成為全球最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而且因空氣污染而致死的人數也是越來越多。世界衛生組織在2008年曾做過一次統計，那個時候死于室外空氣污染的全球數字是130萬，死于室內空氣污染的數字是190萬。
全球范圍內的空氣污染問題遠比人類之前想象的要嚴重得多。此前在全球范圍內的參加世界環保組織的400多位專家――他們從2010年來就開始監控因為室外空氣污染導致的死亡數據的變化。他們在2010年公布的數據是――全球死于室外空氣污染的數字是320萬，這個數字比世界衛生組織在2008年公布的室外空氣污染死亡數字要多大約130萬，差不多翻了一倍。
世界衛生組織新的研究數據表明，在全球范圍內，因空氣污染導致的死亡人數占據總死亡人數的八分之一?？諝馕廴咀钊菀讓е碌闹旅膊∈切呐K病、中風、肺病和呼吸系統的癌癥。專家們經過長時間的研究發現，空氣污染問題對于免疫系統能力低下的兒童和嬰兒的傷害尤其大。空氣污染可能會導致嬰兒畸形或者導致嬰兒某方面功能的缺失。
人類對于空氣污染的科學研究水平在進步，2014年這些科學家們監控的數據不僅僅來源于因空氣污染而接受治療的患者，也得益于他們有了更好的研究和分析空氣污染的工具。舉個例子來說，現在科學家們已經可以將室內空氣污染和室外空氣污染對人類造成的身體影響分開來分析，而且科學家們也發現了室內和室外空氣污染的緊密聯系?？茖W家們已經可以弄清楚空氣污染對人類心血管造成的危害，而且對于空氣污染對于誘發癌癥的原因的研究也取得了進展?？諝馕廴緦τ诤粑到y的影響也已經得到了確認，空氣污染最容易導致的呼吸系統的疾病是感冒和慢性肺炎。
東南亞是空氣污染重災區
世界衛生組織的公共關系與環境衛生中心的負責人瑪利亞?尼拉說：“空氣污染，不管是室內的，還是室外的，現在已經成為最大的環境健康問題。空氣污染會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不管是發達國家的，還是發展中國家的任何一個人都會受到空氣污染的傷害。
全球有430萬人的死亡與室內空氣污染有關，導致他們死亡的首要死亡原因是煤氣中毒，或一氧化碳中毒。這些死者往往用煤炭、木頭或者用動物糞便作為做飯的燃料。煤炭、木頭、動物糞便的不完全燃燒，導致他們一氧化碳中毒。因室外空氣污染導致的死亡人數據估計有370萬。罪魁禍首是工業用煤燃燒的廢氣和粉塵以及汽車尾氣。
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說，很多人受到室內空氣污染和室外空氣污染的雙重傷害，所以因室內空氣污染和室外空氣污染死亡的人數不能簡單的相加，不過據他們估計，因為空氣污染導致的死亡人數不會少于700萬人。
世界衛生組織說，全球空氣污染的重災區是東南亞，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太平洋西岸地區，從中國到菲律賓。該地區因為室內空氣污染的死亡人數是330萬人，因為室外空氣污染的死亡人數是260萬人，兩個數字相加、去除重疊部分該地區死于空氣污染的人高達510萬人。
在非洲，死于室內空氣污染和室外空氣污染的死亡總數是68萬人，在中東地區死于空氣污染的大約40萬人。在歐洲的中低收入國家有28.7萬人，在拉丁美洲有13.1萬人。在歐洲的高收入國家有29.5萬人，在北美有9.6萬人。在太平洋中的富裕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和日本）有6.8萬人。
尼拉說，她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也被嚇了一大跳，因為數字增長太快了。不過她表示，要將2008年的數據與2012年的數據進行比較是非常困難的。因為2008年的數據沒有去除疊加部分，而且當時的數據采樣主要是在城市中進行的。
明火做飯一小時，等于抽400根香煙
從衛星圖像上來看是很容易看出空氣污染的范圍的，衛星圖像為研究空氣污染對于人類健康的影響提供了更好的數據保障――根據衛星圖像上的空氣污染范圍進行研究，更容易確定研究范圍的大小，而且數據更加確實可靠?？諝馕廴緦е碌膯栴}遠比世界衛生組織先前估計的要嚴重得多，世界衛生組織的發言人說，有數據表明，空氣污染現在是導致心臟病和中風的罪魁禍首之一。人類面臨的空氣污染問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嚴重過，全球各種污染問題，也以空氣污染的危害最大。尼拉說：“我們以后可能要采取措施，把我們呼吸的空氣給清潔一遍?！?/p>
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資料表明，在全世界的貧困國家中，大約29億人仍然用生火煮飯或者燒開水，他們在煮飯或者燒開水的時候吸進去大量油煙和煙塵。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環境與健康中心的科學家科克?史密斯形象地說：“你在廚房里使用明火做飯，在一小時內，相當于你抽了400根香煙?！彼貏e強調，室內污染在印度是最嚴重的，印度的婦女和女孩子是世界上遭受室內空氣污染最大的群體。
卡洛斯?多拉是世界衛生組織公共關系與環境衛生中心的副主任，他說，現代家庭越來越像氧化車間，大家越來越喜歡把門窗緊閉。大家想盡辦法地想讓室內空氣清潔一些，包括使用空氣凈化器――多拉說，實際上使用空氣凈化器沒啥效果，還不如開窗通風。
他說，世界各國需要反思各自的經濟發展政策和環境政策，大家應該致力于開發新的清潔能源，并提高目前能源使用的效率，尤其是要讓汽車工業進行尾氣排放的技術革命，讓尾氣盡量清潔起來。不過，如果真要進行這些變革的話，那就是一個地動山搖的徹底革命了。
中國：空氣污染受害大國
近期因為空氣污染問題，法國出現了一些震蕩，導致法國嚴格限制現在汽車的使用量，法國為了推動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還在巴黎降低了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費用。多拉說，這樣的措施需要持之以恒，長久實行。
“你是買不到瓶裝的清潔空氣的”，多拉說，“空氣是人類共享的資源。為了呼吸新鮮的空氣，我們不得不干預世界各地的空氣污染問題。”
關鍵詞：聯防聯控；空氣污染；能源
中圖分類號：X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809（2010）12-0028-01
衡水市作為北方地區的一個處于快速發展中的新興工業城市，衡水市空氣污染問題也非常嚴重，用聯防聯控的方法解決衡水市的空氣污染問題，對衡水市環境改善、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具有重要意義。
一、衡水市空氣污染及聯防聯控實施現狀
1.衡水市空氣污染現狀
衡水市地處華北平原地帶,是一個小型的發展中城市,以農業為主,大氣污染物主要是顆粒污染物,其次是燃煤(油)產生的煤煙型污染,也有各類機動車輛排放的尾氣污染,還有少數的沙塵和浮塵天氣造成的污染。近年來，針對日益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衡水市在國家政策的指導下采取了多項措施改善空氣質量，如禁止焚燒垃圾、關停小火力發電廠、小窯廠等等，這些措施在控制二氧化硫、可吸入顆粒等污染物方面發生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衡水市的空氣污染問題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這主要是因為空氣的流動性特征隨著氣流將其他地區的污染物帶到衡水，加之衡水市機動車數量持續增加，導致了空氣污染沒有有效的改善。
2.聯防聯控實施現狀
聯防聯控是西方國家治理空氣污染最常用的一項措施，在美國、歐洲和日本空氣質量改善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了改變在空氣污染治理中各自為戰的局面，我國在北京奧運會前后開始嘗試聯防聯控方法來防治空氣污染，改善空氣質量。為了確保北京奧運會期間北京空氣質量達到申報時的承諾，環境保護部首次與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山東6省(區、市)以及各協辦城市建立了大氣污染區域聯防聯控機制，聯防聯控實行統一規劃、統一治理、統一監管，這一措施可以說成效十分顯著，北京市奧運會期間空氣質量達標率為100%(其中12天達到一級標準)，創造了近10年來北京市和華北地區空氣質量最好水平，圓滿完成了奧運會期間的空氣治理任務。奧運會之后，在治理珠三角地區、上海世博會期間的空氣污染時，這一方法得到再次檢驗.2010年7月，國務院下發《關于推進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工作改善區域空氣質量的指導意見》，正式拉開了聯防聯控防治序幕。
二、聯防聯控在空氣污染防治中的作用
1.能夠有效的控制區域污染源
聯防聯控空氣污染治理措施，改變了以往在空氣污染中單兵作戰的態勢，而是將周圍區域內的省市協同起來，對區域內部的污染源聯合進行治理和控制。這樣就能夠有效的解決因為空氣治理動作不一致產生的污染空隙，實現了對區域內污染源的全時、全方位的監測與控制。這樣原來的污染源通過技術升級、環境改造能夠實現有效的減少二氧化硫、可吸入顆粒的排放量，新上項目的嚴格審核也避免了新污染源的產生。這樣能有效的減少區域內部大氣中的污染物數量，達到改善大氣質量的目的。
2.有效的避免區域內部空氣的再次污染
在傳統的空氣污染治理當中，一個城市經過治理之后空氣質量在短時間內得到有效的改善，但是一旦治理過去了，各類污染源又回來了，可以說治理很不徹底，再次污染的可能性非常大。這樣一來二去的治理費用花去了不少，但是效果卻不是很理想。聯防聯控的措施可以有效的杜絕這一現象的發生，因為聯防聯控可以有效的解決一個城市的外部污染源，避免了污染外源性輸入，減少區域內空氣再次污染的機會。
三、衡水在空氣污染聯防聯控應采取的措施
1.繼續做好本地污染源的排放控制工作
要想做好衡水市的空氣污染治理工作，就應該先從控制污染源排放開始，最大努力減少衡水污染排放對空氣質量的影響。當前衡水市重點需要做好的就是推進燃煤電廠脫硫脫硝、汽車尾氣控制、冬季燃煤控制、燃煤爐窯污染控制、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控制、揚塵污染控制等于空氣污染有密切關系的污染源控制。
2.聯合周邊城市進行重點污染源控制工作
衡水市周圍各市也是北方地區重要的空氣污染區，在衡水市周圍省市存在多家鋼鐵、化工、建材等高污染行業企業，這些企業也是衡水空氣污染的重要來源，這就需要衡水市應該與周圍的德州市、滄州市等建立區域環境合作機制，對這周圍幾個市的鋼鐵、化工、建材等高污染行業企業進行重點污染監控。共同落實國務院規定的鋼鐵、化工、建材等重點行業污染控制措施，共同對區域內的空氣質量進行治理。
3.實行空氣質量監管聯動機制
衡水市應該加強空氣質量監測，實現對空氣質量的24小時動態監測，針對區域內重點污染源進行24小時不間斷監控，一旦發生空氣質量問題，能夠做到及時發現、及時解決。除此之外，應該與德州市、滄州市等周圍的城市建立空氣質量監測網絡聯動機制，通過共享檢測數據實現空氣質量的區域性監控目標。同時根據衡水市的實際情況強化城市空氣質量分類管理，加強衡水市環境執法監管工作，開展多種形式的空氣污染聯合執法檢查活動，對衡水市主要排污企業進行點對面、點對點的檢查，堵塞空氣污染的漏洞。針對路北工業區氯氣、氨氣等工業廢氣和煙塵、粉塵污染熱點問題，繼續推進專項治理工作。
4.加強空氣質量保障能力建設
衡水市應該繼續加大資金投入力度，不斷推薦空氣質量監測、監控能力建設工作，加強衡水大氣污染形成機理以及主要污染源的研究工作，深化對衡水市空氣污染的科學認識。在此基礎上，以政策作為空氣污染治理的重要保障，不斷完善環境經濟政策，嚴格控制新上項目的環保核查工作，積極推進主要大氣污染物排放指標有償使用和排污權交易工作，對衡水市在空氣污染治理中表現突出的單位和個人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和精神鼓勵。
總之，聯防聯控空氣污染治理的手段是一項比較先進技術，衡水市在未來空氣污染治理過程中，要堅持這一手段、完善這一手段，才能達到減少空氣污染、有效改善空氣質量的目的。
霧天空氣差，逆溫在作怪
現今，霧天的空氣質量不好似乎已經成了人們的生活常識。那么霧跟空氣污染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誰是因誰是果呢?
在一般情況下，氣溫隨著高度的上升而下降。熱脹冷縮使空氣上層重下層輕。在重力的作用下，頭重腳輕的空氣很容易發生垂直方向上的對流。地面附近的污染物就可以隨著對流的空氣擴散到高處而被極大地稀釋。然而，有時由于各種氣象原因，氣溫隨高度降低的趨勢被逆轉過來，變得下層冷上層熱，這種現象就被稱為逆溫。逆溫的空氣頭輕腳重，結構非常穩定，垂直方向上難以發生空氣對流，污染物因而難以往上擴散。在城市里，汽車行駛、工業生產、建筑施工等活動不斷地往空氣中排放各種污染物，而逆溫阻礙了污染物的擴敞稀釋，使它們在地面附近累積。如果這時恰好風又很小，污染物在水平方向上也擴散不開，空氣質量就會變得更加糟糕。
可是這跟我們要討論的霧有什么關系呢?霧的種類有很多，但生成的基本原理都一樣：地面附近的低溫使水蒸汽在顆粒物(即凝結核)表面凝結，形成細小的水滴(或冰晶)漂浮在空氣中。低溫、水汽、顆粒物是霧形成的三要素，而這三要素逆溫恰恰能一并提供。逆溫時，地面氣溫相對低，伴隨的穩定空氣結構也有利于水蒸汽和顆粒物的累積。于是，強逆溫的天氣常有大霧發生，而逆溫又會導致空氣污染加重，結果就是霧和糟糕的空氣結伴同行。
霧和污染物，相互糾纏
結伴同行的污染物和霧可不是相安無事，兩者之間有著復雜的相互作用。一些氣體污染物，如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氨氣、部分揮發性有機物是水溶性的，能夠溶入霧滴。于是，這幾種氣體污染物的濃度在霧天可能會比平時還低。然而霧滴對于它們的吸收能力有限，如果排放量很大，加之霧天不利擴散的天氣條件，這些氣體的污染仍然可能很嚴重。相反地，一氧化碳不溶于水，它的濃度在霧天比較高就是意料之中的了。另一種重要的氣體污染物臭氧的生成有賴于陽光照射。由于陽光被霧層遮擋，臭氧的濃度也可能會在霧天下降。
其實，霧在形成過程中就已經對污染物產生影響：顆粒污染物作為霧的凝結核，成了霧滴的一部分。粒徑較大的霧滴可以很快地沉降到地面，從而起到清掃空氣中顆粒物的作用。而粒徑較小的霧滴則會長時間地停留在空氣中，起不到清掃的作用。遺憾的是，在受污染的空氣中霧滴數量變得更多，粒徑更小，這些都不利于污染物的沉降清除。霧也會促使新的顆粒污染物的產生。一個個霧滴就像是一個個微型的反應器，污染物在里面發生著復雜的化學反應，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當屬二氧化硫被催化氧化成一種危害更大的顆粒污染物――硫酸鹽。硫酸鹽顆粒對光線有很強的散射能力，是灰霾天氣的罪魁禍首之一。在霧消散時，霧滴的水分被蒸發，而其中的硫酸鹽顆粒則被留在空氣中，仍然會長時間地停留，繼續降低空氣的能見度。
霧本身是一種自然的天氣現象，即使沒有人為污染，霧照樣會發生。但是這不意味著霧的發生頻率和污染沒有任何關系。顆粒污染物，尤其是吸濕性的顆粒物為霧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凝結核，有利于霧的發生。相反地，人類活動使城市氣溫升高，濕度降低，又會抑制霧的生成。雖然如此，霧的發生頻率更多地還是取決于地理、氣候等自然因素。在城市里，另一種和霧一樣會降低能見度的天氣――霾，開始變得越來越頻繁，則主要是人類排放的顆粒污染物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