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2-24 15: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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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腸易激綜合征 腸黏膜 超微結構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including chalice cell， plasma cell neuroendocrine cell and mast cell in the intestinal mucosa of patients with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and elucidate their possible effects on the pathogenesis of IBS. Methods Of 10 normal controls， 10 constipation predominant IBS (IBSC) and 10 diarrhea predominant IBS(IBSD)， biopsies were taken from the terminal ileum and ascending colon. Under electron microscope， we observed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including chalice cell， plasma cell， neuroendocrine cell and mast cell of the intestinal mucosa. Results In both colonic mucosa and small intestinal mucosa of patients with IBS， mucocysts and fused mucocysts were obviously increased in the chalice cells， of which the secretion was abundant. The neuroendocrine cells and mast cells were also observed in the mucosa of colon and small intestine， which were accompanied with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In 4 IBSD patients with history of acute infectious diarrhea， more plasma cells with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were found in the intestinal mucosa. Conclusion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of chalice cell， plasma cell， neuroendocrine cell and mast cell may have a potential effect on neuroimmunologic mechanism and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of IBS.
KEY WORDS: irritable bowel disease; intestinal mucosa; ultrastructure
腸易激綜合征(irritable bowel disease， IBS)由于癥狀的特殊性和治療上的困難，經常給患者的日常生活帶來較多的麻煩。迄今為止，對于IBS的病因和發病機制尚不完全清楚。近幾年研究認為可能與精神心理因素、內臟感覺過敏、胃腸動力紊亂及腸道感染等多種因素有關[1]。本研究觀察了IBS患者小腸和結腸黏膜杯狀細胞、漿細胞、神經內分泌細胞和肥大細胞超微結構的變化，以便探討它們在腸易激綜合征發病機制中的作用。
1 材料與方法
1.1 患者的選擇和分組 嚴格按照羅馬Ⅱ標準[2](本組病例取材于2006年6月至2006年9月，與最新公布的羅馬Ⅲ標準比較，也符合其標準[3])，分IBS實驗組及對照組。實驗組又分為腹瀉型和便秘型，腹瀉型IBS 10例：年齡19-68歲，平均48.5歲，男4例，女6例，病程1-10年，其中4例發病前有急性感染性腹瀉病史；便秘型IBS 10例：年齡18-65歲，平均46.3歲，男4例，女6例，病程1-10年；對照組10例部分為結腸息肉或息肉內鏡下治療后復查的患者，另一部分系便后滴血經結腸鏡檢查診斷為內痔出血者：年齡17-71歲，平均50.2歲，男6例，女4例。這些患者無任何腹部不適，無便秘或腹瀉癥狀。各組患者的年齡、性別等方面比較均具有可比性。所有入選對象如實告知實驗目的，并經患者同意。
1.2 標本采集 對所選病例分別進行電子結腸鏡檢查，并進入回腸末端，用活檢鉗分別鉗取回腸末端及升結腸黏膜各2塊，對照組標本同樣取自于回腸末端和升結腸。標本不小于0.2cm×0.2cm×0.2cm。
1.3 標本的制備和觀察 樣品取出后切成1mm3的小方塊，立即置于25g/L戊二醛固定液中4℃ 2h以上(固定液內含有0.1mol/L磷酸緩沖液、40g/L的多聚甲醛)，0.1mol/L磷酸緩沖液浸洗30min，10g/L四氧化鋨固定液4℃后固定2h(固定液內含有0.1mol/L磷酸緩沖液)，0.1mol/L磷酸緩沖液浸洗1min，乙醇梯度脫水：300mL/L乙醇10min，500mL/L乙醇10min，700mL/L乙醇10min；700mL/L乙醇醋酸雙氧鈾快染2h或過夜；900mL/L乙醇10min×2；無水乙醇10min×3；環氧丙烷置換10min；環氧樹脂Epon812浸透、包埋，聚合后做半薄切片1μm，美蘭染色后光學顯微鏡下定位，瑞典LKBV型超薄切片機進行超薄切片70nm，醋酸鈾、檸檬酸鉛染色后，日本日立H600投射式電子顯微鏡下觀察、拍照。
2 結果
2.1 IBS患者腸黏膜杯狀細胞和漿細胞的改變 H600型透射電鏡觀察發現：與正常組比較，兩型IBS患者結腸和小腸黏膜上皮均可見到杯狀細胞內黏液泡和融合的黏液分泌泡明顯增多，呈分泌旺盛狀態(圖1A)。4例發病前有急性感染性腹瀉病史的腹瀉型IBS，腸黏膜中漿細胞較多，漿細胞胞質內粗面內質網發達并有擴張，線粒體增多，便秘型患者未見明顯的漿細胞及結構改變(圖1B)。
2.2 IBS患者腸黏膜神經內分泌細胞的改變 正常對照組小腸和結腸黏膜上皮中較少觀察到神經內分泌細胞，細胞質中內分泌顆粒少，無明顯的空泡改變(圖2A)。兩型IBS患者小腸和結腸黏膜上皮細胞中可觀察到神經內分泌細胞，呈錐形、上大下小、細胞核在上端、細胞質在下端、細胞質中充滿高密度的內分泌顆粒，有的呈空泡狀(圖2B)。
2.3 IBS患者腸黏膜肥大細胞的改變 正常人小腸和結腸黏膜基質中較少觀察到肥大細胞，胞質中顆粒密度較低，無空泡(圖3A)。兩型IBS患者小腸和結腸黏膜基質中肥大細胞胞質中充滿高密度的顆粒和一些空泡，呈現活躍的脫顆粒狀態(圖3B)。
圖1 IBS患者腸黏膜杯狀細胞的超微結構改變(A)和IBSD患者漿細胞的改變(B)（略）
Fig.1 Chalice cells in patients with IBS (A) and plasma cell in IBSD patients with history of acute infectious diarrhea (B) (×4000)
圖2 正常人腸黏膜的神經內分泌細胞(A)和IBS患者腸黏膜中的神經內分泌細胞(B)（略）
Fig.2 Neuroendocrine cell in normal people (A) and neuroendocrine cell in patients with IBS (B) (×4000)
圖3 正常人腸黏膜中的肥大細胞(A)和IBS患者腸黏膜中的肥大細胞(B)（略）
Fig.3 Mast cell in normal people (A) and mast cell in patients with IBS (B)
3 討論
近幾年對于IBS患者腸黏膜細胞超微結構的改變有不少報道。國外的研究認為IBS患者直腸黏膜神經內分泌細胞、T淋巴細胞表達增加[4]。Kostiukovich等[5]報道，在激惹性結腸征患者的直腸，初期內分泌細胞增加，慢性期減少。國內鄒多武等[6]報道了IBS患者結腸黏膜肥大細胞數量及超微結構的改變，并認為這種改變與IBS患者的腸道高敏感性有關。虞功清[7]報道了IBS患者結腸黏膜漿細胞、神經內分泌細胞及肥大細胞的變化。同時，認為與IBS患者的發病機制有關。但是，他們沒有觀察IBS亞型的差異。另外，小腸黏膜是否有這種改變國內外報道較少。我們觀察了便秘型和腹瀉型IBS患者小腸黏膜和結腸黏膜杯狀細胞、漿細胞、神經內分泌細胞和肥大細胞的超微結構變化，因結腸鏡取材范圍有限，小腸標本多取于盲腸以上20-35cm左右的回腸末端黏膜。
因活檢鉗取材容易破壞表面黏膜結構，我們的實驗未觀察腸黏膜的上皮細胞、絨毛及隱窩結構。但是，虞功清等[7]在透射電鏡下觀察發現IBS結腸黏膜的上皮細胞排列整齊、形態正常、膜完整、細胞間隙緊密，但有上皮細胞微絨毛分布不規整、密度低而不均、長短方向不一等變化。
我們研究發現：與正常組比較，無論腹瀉型還是便秘型IBS，患者結腸和小腸黏膜上皮均可見到杯狀細胞內黏液泡和融合的黏液分泌泡明顯增多，呈分泌旺盛狀態。這種現象提示腸黏膜腺細胞功能處于活躍狀態。腸道杯狀細胞分泌的黏液具有很強的細胞保護功能，可明顯減輕多種損傷因子介導的腸黏膜損害，腸道杯狀細胞在受到炎性介質的刺激下，分泌明顯增加[8]。本實驗結果提示兩型IBS患者腸黏膜可能存在某些不明原因的炎性損傷。
4例有感染性腹瀉病史的腹瀉型IBS患者，結腸和小腸黏膜中漿細胞多見，漿細胞胞質內粗面內質網發達并有擴張，線粒體增多。提示部分腹瀉型患者胃腸免疫系統呈激活狀態，感染后的免疫持續可能為主要原因。許多臨床研究表明腸道病毒、細菌、寄生蟲感染的患者，即使病原體被清除及黏膜炎癥消退后，仍然出現腸運動和分泌功能紊亂，即IBS癥狀[9]。其發病機制有多種觀點，其中腸道感染損傷腸黏膜上皮屏障導致腸功能紊亂的觀點居多，部分IBS患者在發病前有腸道感染史，如細菌性痢疾，并有腸道菌群失調的表現[9]。我們的研究結果與國內外的報道相一致。本研究結果提示腸道感染持續的免疫激活，損傷腸黏膜上皮屏障可能是IBS發生的原因之一。
我們研究發現兩型IBS患者小腸和結腸黏膜上皮細胞中有較多神經內分泌細胞，呈錐形，上大下小，細胞核在上端近基底部或近腔面，細胞質在下端，細胞質中充滿高密度的內分泌顆粒，有的呈空泡狀；IBS患者結腸和小腸黏膜電鏡下見肥大細胞呈活躍的脫顆粒狀態，并見較多脫顆粒后的空泡，顯示肥大細胞功能活躍及分泌活性物質增多，與國內外報道一致[57]。腸神經內分泌細胞如腸嗜鉻細胞可分泌5羥色胺(5HT)，5HT的增加可通過腦腸軸的調節，最終可能影響胃腸道動力和內臟感覺[1]。另外，腸內分泌細胞還可分泌膽囊收縮素、胃動素、血管活性腸肽、生長抑素、P物質和內源性阿片肽等胃腸激素。胃腸激素除了對胃腸動力、內臟敏感性有一定的影響外，對胃腸道的免疫反應也有一定的影響[10]。肥大細胞是一種重要的腸道炎性細胞，腸道肥大細胞表面具有胃腸激素受體，某些胃腸激素可剌激肥大細胞增殖及分泌前列腺素、組胺、5HT、肝素和白三烯等物質。這些物質具有不同程度的致痛作用， 可能與IBS患者胃腸道痛覺敏感性增高有關[10]。
本研究發現IBS患者腸黏膜中杯狀細胞、肥大細胞、漿細胞、神經內分泌細胞超微結構的變化。顯示它們均處于高度功能活躍和分泌旺盛狀態。提示神經免疫內分泌系統可能在IBS發病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孫怡寧，羅金燕，蘭莉，等. 替加色羅對結腸炎大鼠內臟敏感性的影響及其與結腸內P物質和降鈣素基因相關肽表達的關系 [J].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醫學版)， 2007， 28(5):50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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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ongstreth G， Thonpson WG， Chey WD， et al. Functional bowel diseases [J]. Gastroenterology， 2006， 130(5):1480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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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ostiukovich SV， Anichkov NM， Ivanov VF， et al. Endocrine cells of rectal epithelium in health， in nonspecific ulcerative colitis and irritable colon syndrome in the treatment with prednisolone and salofalk and in the absence of treatment [J]. Arkh Patol， 2004， 66(4):2327.
[6]鄒多武，董文珠，李兆申，等. 腸易激綜合癥患者內臟高敏感性與肥大細胞的關系 [J]. 第二軍醫大學學報， 2003， 24(2):143147.
[7]虞功清，鄭筱雯，鄒偉民，等. 腸易激綜合征患者結腸黏膜細胞超微結構的研究 [J]. 電子顯微學報， 2005， 24(5):2326.
人教版小學數學四年級上冊第64～65頁。
【教學目標】
1.認識認識平行四邊形及其特征。
2.認識平行四邊形易變形的特性。
3.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觀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教學過程】
一、激情引趣，導入課題
1.（課件出示兩條平行線）
師：前面我們學過了平行與垂直，用我們學過的知識說一說下面兩條直線是互相（平行）。
師：如果在這兩條直線中再添加兩條直線，與它們相交，想象一下，可能會圍成什么封閉圖形？
生1：長方形；生2：正方形；生3：梯形；生4：平行四邊形。
師：三年級我們初步認識了平行四邊形，這節課我們繼續學習平行四邊形。
2.讀了課題，你認為這節課我們要學習什哪些知識？
3.師：帶著這些問題我們一起走進平行四邊形的世界，探索平行四邊形的奧秘。
【設計意圖】通過播放多媒體圖片及提問導入新課，激活學生已經積累的及對四邊形的回憶，引起學生進一步探索平行四邊形特征的愿望。
二、探究驗證，揭示本質
1.認識平行四邊形及特征
（1）猜想
師：（指著平行四邊形）請同學們仔細觀察平行四邊形，認真思考，大膽猜測，平行四邊形可能有什么特征呢？
生1：對邊平行。
生2：對邊相等。
生3：對角相等。
師：一個偉人說過每個大膽猜測的背后都有可能是重大發現的開始，平行四邊形是否具有對邊平行、對邊相等，對角相等這樣的特征呢？接下來我們一起去探究、去驗證。
（2）探究活動（教師巡視，了解情況，指導方法）
【設計意圖】這個環節的設計，是在前面學習了平行的知識，掌握了長方形兩組對邊平行且相等的基礎上教學的。有了這些基礎及知識儲備，讓學生大膽猜測，猶如有魚得水，如虎添翼，給學生提供了無限想象的空間。
（3）匯報
組1：我們驗證的是1號平行四邊形，我們用尺子量對邊的長度，由此得出平行四邊形對邊相等。我們用量角器量角的度數，由此發現對角相等。我們在上下兩條邊之間做了垂線段得出了對邊平行。
師：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人幫，團結就是力量，掌聲歡送他們小組。
師：其他測量1號圖形的也有這個特征嗎？向老師招招手。
師：1號平行四邊形有這樣的特征，其他幾號平行四邊形也有這樣的特征呢？
組2：我們這個小組驗證的是2號圖形，我們驗證對邊相等對角相等的方法跟他們是一樣的。驗證平行是不一樣的。（師：哦，那就介紹不一樣的，我們拭目以待。）
生：我們驗證對邊平行的時候與他們不一樣，我們小組是延長兩條直線的方法，永不相交得出了對邊平行。
師：這個小組真是單刀直入，直奔主題演示平行四邊形對邊平行。（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把掌聲送給他們。）
師：2號圖形與1號圖形雖然形狀不一樣，但驗證的結論是一樣的，3號平行四邊形也有這樣的特征嗎？
生：有。
【設計意圖】這個環節的設計，本著以學生為主體的思想，敢于放手，讓學生的多種感官參與學習活動，讓學生在操作中體驗平行四邊形的一些特點；既實現了探究過程的方法，也突出了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的多項交流，體現了以學生為本的理念。
師：通過驗證，誰能用一句話來概括平行四邊形的特征。
生：平行四邊形具有對邊平行，對邊相等，對角相等的特征。
（課件出示平行四邊形的概念）
師：怎樣理解“兩組對邊”“四邊形”“分別平行”？
生：（上邊和下邊，左邊和右邊叫對邊，四邊形是四條邊。）
（課件演示對邊平行。）
（4）應用平行四邊形的特征判斷
（課件出示，1號，3號平行四邊形、2號五邊形，4號梯形、5號6號長方形和正方形。）
下面圖形，哪些是平行四邊形？（用手勢表示）
師：剛才我看到判斷5號、6號圖形時有的同學用對的手勢，有的同學用錯的手勢，長方形和正方形到底是不是平行四邊形呢？靜心想一想，同桌輕輕說一說。
生1：是平行四邊形，因為長方形和正方形的兩組對邊分別平行。
生2：它們的對角相等。
生3：長方形和正方形具有平行四邊形的特征，所以長方形和正方形是平行四邊形。（老師手拿長方形和正方形圖片）說他們是平行四邊形，但他們與一般的平行四邊形又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呢？
生1：長方形和正方形是正正的，平行四邊形是斜的。
生2：四個角是直角。
師：從這個意義上說，長方形和正方形是特殊的平行四邊形。
【設計意圖】有了前面知識的鋪墊，學生能利用平行四邊形的特征判斷一般平行四邊形和多邊形，但對于長方形和正方形學生還有猶豫，引發沖突，在辨析中突破難點，正確處理了長方形、正方形與平行四邊形之間的關系。
（5）師：生活中哪些物體的表面是平行四邊形呢？
生1：桌面。
生2：黑板的表面。
生3：窗戶的表面。
生4：數學書的表面。
【設計意圖】這個環節設計蘊含了“猜想―驗證―發現―應用”這樣一個科學的探究方法。給學生提供了充分的探索空間，引導學生先猜測特點，再放手讓學生自己去驗證和交流，使學生在思維的碰撞和交流中最后得出結論。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充分展示，在交流與傾聽把自己的方法與別人的想法進行了比較。
2.學習平行四邊形易變形的特性
師：老師用板條做了一個平行四邊形框架，（示意）漂亮嗎？睜大眼睛，要變魔術了。（拉著對角向相反的方向拉）你發現了什么？
生1：變大。
生2：變小。
生3：無論怎樣變，都是平行四邊形。
生4：易變形。
師：是的，平行四邊形具有易變形的特性，那你能說說生活中哪些地方應用了平行四邊形的這種特性？生說。
（圖片欣賞）電動推拉門、衣架、放縮尺、保護網。
【關鍵詞】社會結構；歷史唯物主義；結構功能主義；結構化
社會結構乃是社會學及其相關學科中一個使用極為頻繁，也極為混亂的概念。這不僅表現在人們可以用不同的術語來稱謂社會結構，而且表現在同樣是對社會結構一詞進行詮釋時，不同的學者也會有不同的側重點。本文無意考察社會結構理論發展的整個歷史脈絡，而是僅僅比較富有代表性的社會學家的社會結構觀的基本內容及其異同，以期深化對社會結構的認識。
一、馬克思的社會結構觀
馬克思的社會結構觀集中體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一段經典表述中。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馬克思的上述這段話比較完整地勾勒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結構觀的基本內容，既包含了靜態的社會結構類型與構成要素，又包含了動態的社會結構關系與發展變遷過程。
（一）社會結構的含義與構成
在馬克思看來，各種社會結構可被視為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經濟結構是生產關系的總和，政治結構是政治關系的總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是文化關系的總和，社會整體結構則是人們的物質生活關系和精神生活關系的總和。
在整個社會系統中最基本的、支配著社會其他組成部分的結構是經濟結構，它包括生產力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生產關系。第二種結構是政治結構，它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原則。第三種結構則是社會意識形態結構，它包括一個時代的意識、價值、倫理、美學、宗教和藝術標準等。顯然，在馬克思的社會結構觀中，結構不僅可以指客觀實體之間的關系，也可以指人為實體(如制度、意識形態、生產方式等) 之間的邏輯關系。
（二）社會結構的層次和相互關系
濟結構、政治結構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構成一種塔式等級階梯，即經濟結構處于底層、政治結構居中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為上的等級制。這三個結構層次是相互關聯的，不過不同等級結構之間的關系都是由低一級的關系決定的:經濟結構產生出一整套社會組織、政治制度、觀念、價值、法律、文化、藝術形式等等。底層的經濟結構對整個社會形態產生基本的決定性影響。當然這并不否認上層的政治結構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對經濟結構的反作用，甚至肯定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在一定歷史時期起著主要的決定的作用。
（三）社會結構存在的必要條件
社會結構能夠存在必須滿足某些基本的需要。馬克思沒有用現代系統方法列出功能需要的一覽表，但他已注意到社會的基本的功能需要。他說:“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可見，社會結構的基本功能需要就是物質生產。依照馬克思的觀點，這是所有社會形態得以存在的基本條件，但在特殊的社會形態中又有它特殊的歷史需要。
（四）社會結構的有序定向變遷
社會結構具備動態的自我調節機制，社會結構變化的動力來源于社會結構內部的矛盾運動。在政治結構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經濟基礎，而在經濟結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力。生產力是最為活躍的因素，促使經濟結構發生最初的變化，依次帶來政治、法律制度和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制度的變更，并產生了新的社會結構。這一系列變動被定義為歷史進程。這一歷史進程呈現出社會形態由低級向高級發展。
馬克思的結構分析進路強調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層次，亦即人們在自給的生活和社會生產關系中發生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生產關系。其模型將社會結構各層次之間(特別是經濟與非經濟結構層次之間)的關系作為分析重點。這種動態歷史性的研究指出了社會結構變遷的最終原因：經濟結構中生產力因素的變化。
二、吉登斯的社會結構觀
吉登斯希望社會結構的概念能夠走出宏觀與微觀、主體與客體、個人與社會、行動與結構的二元對立，最終走向綜合。
（一）社會結構的含義與構成
吉登斯認為“結構是潛在于社會系統不斷再造過程中的規則和資源”；“結構可以在實踐中表現出來，但不是具體實踐的外顯模式，而是一些記憶中的原則。結構本身也不是具體的存在，它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邊界，它必須以知識的延續(記憶) 或實踐的延續才能存在。結構對于實踐，如同語言規則(語法) 對于說話行為的差異。結構恰似某種抽象的規則，它是能使某種構造成為可能的虛幻的存在”。
（二）社會結構的類型與關系
在吉登斯看來，結構化特征就是規則與資源的轉換與“束集”。社會結構性特征正是通過這些模式體現出各種形式的支配與權力。規則與資源在社會實踐活動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聯系的。人類社會的構成就是人依據一定的規則與資源在跨越時空上的組合，而產生了不同的社會制度類型。吉登斯主要區分了四種類型的社會結構特性，即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號秩序。吉登斯認為這四種制度不是獨立的實體性存在，而是相互統一于社會實踐活動中，它們之間的互動以及組合方式側重點不同，也就是構成了社會變遷與發展的內在依據。
（三）社會結構存在的必要條件
社會結構的存在離不開實踐。因為在吉登斯看來，離開實踐，構成社會結構的規則和資源都成了不能自我運作、不能騰空出世的抽象體。結構在實踐中才有動力，才有靈活性。正是在實踐中結構獲得了某種靈活性或能動性，吉登斯才依此導引出他頗為自豪的“結構二重性”觀點：社會結構既是由人類的行動建構起來的，同時又是人類行動得以建構的條件和中介。他認為，社會理論所要解決的，不像決定論(如前述的馬克思和帕森斯的結構觀) 認為的那樣，社會結構如何決定人們的行動；也不像解釋社會學和現象社會學所宣稱的那樣，人的行動如何構成社會；而是行動是怎樣在日常的生存條件下被結構化的，與此同時行動的這種結構化特征又是怎樣由行動者本身的作用被再生產出來的。社會結構就是這樣一個世界，即人具有其能動性的同時也受著客觀存在場景的制約。
（四）社會結構的變遷
吉登斯認為，行動及其行動者都是能動性的，行動過程是“充滿技能的行動過程，而不是一系列機械過程”，行動者具有反思性的監控能力。在吉登斯看來， 行動者“具有知識”，這種知識是反思性的。自我反思和相互反思會構成“相互知識”――成為行動的內在因素。行動者在知識上的不完滿，將導致行動的意外后果。正是“意外后果”的發生，引起了社會結構的變遷。
吉登斯試圖在社會性(客體性) 和個人性(主體性) 之間尋求一個合適的雙線交匯――二重性。他在處理這種“二重性”的時候表現出了很大的創造性。他把時空關系引入到社會學領域，從時空的角度來考察分析社會結構，并從動態與靜態兩方面對社會結構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揭示了社會結構之間的內在聯系與發展變化規律，這無疑是吉登斯結構化理論的亮點所在。但吉登斯的綜合由于包羅萬象而使結構概念復雜化，淡化了結構概念原來的明確指向――秩序分析，使其針對性和解釋力明顯下降。
此外，吉登斯對“記憶痕跡”、對“結構底層符碼”的強調遠遠大于他對“經驗事實”、對“表層結構”的強調。因此，他的“綜合”是有倚重的，他明顯偏重雖屬宏觀的但卻是主觀的一方。比如，他提出的時空延伸的概念，像是在宏觀層面上操作，但其來源卻是主體的“記憶痕跡”和“結構符碼”。可見，吉登斯強調的是結構的內在于行動者，強調結構的可利用性，而非約束性，強調的是行動者的能動性。
三、結論
通過對馬克思和吉登斯的社會結構理論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在社會結構的含義上，二者均表現出了對“關系”的理論興趣。在馬克思看來，特定的社會結構是特定的社會關系的體現；根據吉登斯的觀點，社會結構乃是規則和資源在跨越時空的實踐中的組合關系。但是，馬克思眼中的作為“社會關系或社會現象的某種模式化”的社會結構，是一種體現為人的行動的“外在之物”的實體性存在，并從根本上制約著行動主體的自由創造和能動性。而吉登斯眼中的社會結構并非獨立的實體性存在，而是相互統一于社會實踐活動之中，是“使社會系統中的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結構化特性”。吉登斯強調的是結構的內在于行動者，強調結構的可利用性，而非約束性。
在馬克思的結構理論中，社會結構存在層次的高低，并因此體現出不同的重要性。馬克思把社會結構分成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三個不同的層次。這些層次構成一種塔式等級階梯。這三個結構層次是相互關聯的，但不同等級結構之間的關系都是由低一級的關系決定的。在馬克思看來，最重要的社會結構是經濟結構。吉登斯把社會結構區分為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號秩序，并認為這四種結構不是獨立的實體性存在，而是相互統一于社會實踐活動中，它們之間的差異僅在于規則與資源的互動以及組合方式側重點不同。從吉登斯的理論目標而言，這四種結構是不存在高低之別的。但從他后來對“生活政治”的強調可以發現，他實際上更加重視政治結構。
在社會結構的存在條件上，馬克思表現出了對“功能”的偏愛。結構被看作是社會關系的網絡模式，功能則表明了這些內在網絡模式的實際運行。結構在這里基本上只是一種描述性概念，其主要的描述職責通過功能去完成。但是，馬克思對社會結構的功能分析傾向動態歷史性的研究，貫注了因果分析。吉登斯卻認為，這樣犯了割裂共時與歷時、靜態與動態的功能主義錯誤。在吉登斯看來，社會結構只能存在于跨越時空邊界的“知識的延續(記憶) 或實踐的延續”中――即組合規則與資源的社會實踐中。
在社會結構的變遷動力上，馬克思強調社會結構（尤其是經濟結構）的內部矛盾；吉登斯則關注行動者的反思性行動的“意外后果”。在社會結構的變遷方向上，馬克思被視為進化論者。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形態（社會整體結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隱藏著吉登斯所謂的進化論觀的“調試”的基礎性概念。而吉登斯則強調社會結構變遷的偶然性――社會結構的變遷既有可能沿著進步的方向，也有可能走向倒退。
毋庸置疑，馬克思與吉登斯均為社會學中社會結構理論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的社會結構觀不乏共同之處，但更多地體現為差異和分歧。在他們的理論中，我們似乎依稀可以看見社會結構概念的演變趨勢：從可見到不可見；從實體性結構到關系性結構，再到規范性結構，或者說，從現實性結構轉向邏輯性的抽象結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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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2.
[4]Giddens,A.,1984,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 t ructuration,Oxford :Policy Press,p377.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扎根;歸根;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27-0011-02
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民工已經成為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參加者和貢獻者，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后該群體內部出現了分化，新生代農民工這一概念逐漸被提出。受國家“優先發展城市經濟”戰略的影響，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的城市發展迅速，而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村經濟發展相對遲緩，城鄉之間差距也隨之增大，形成二元經濟結構。在這種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背景下，新生代農民工的出路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是“扎根”城市，還是“歸根”農村，這是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出路問題的關鍵，更是促進城鄉一體化建設的過程和方法。
一、新生代農民工與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一）新生代農民工
農民工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為祖國建設做出貢獻的主要勞動大軍，是中國現代化建設和發展的重要力量。農民工的出現已經有三十多年，隨著時間的不斷增長，進城務工的農民在年齡構成、進城動機和自身特征上也越來越不同，農民工群體出現了分化，這一分化也引起了國內不少學者的關注，王春光教授首先根據這一群體的特點概括出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他指出：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年齡在20歲左右，于20世紀90年代外出務工或者經商，在城市中以非農身份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從概念中可以看出，首先，他們的年齡普遍偏小，屬于真正意義上的80后，是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快速發展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群體，因此對農村、農業、農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同時他們又渴望融入城市社會生活中;其次，他們不屬于農村第二代流動人口，不是在進城過程中出生和長大起來的，而是介于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過渡性的農村流動人口，與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在進城目的與自身素質等方面有著明顯的差別。
新生代農民工是農民工群體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新的群體，與傳統的農民工相比，雖然具有新的時代特征，但是仍然處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背景下，因此與傳統的農民工面臨著共同的社會問題，可以說是傳統農民工問題在新時代的體現、延續和發展。但同時，由于其生長在改革開放、社會加速轉型和跨越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因此，自身又呈現出時代性、發展性、雙重性和邊緣性等新特點。在社會轉型和時展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農民工不再把進城務工看成是解決溫飽問題的手段，而更多的看成是謀求發展，實現自身價值的途徑，他們不僅注重工資待遇和工作環境，更加關注自身技能的提高和自我權利的實現。但同時，由于城鄉二元經濟和自身素質的影響，兼有農民和工人雙重身份的新生代農民工們又很難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之中，而對傳統鄉土社會又不那么熟悉，在城鄉兩端都處于邊緣化狀態。因此，找尋新生代農民工的出路問題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
（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理論
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是區域經濟學理論的奠基性理論之一，最早由英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的。他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形態概括為二元經濟結構模式，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劃分為農業和工業兩個部分。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由于其邊際生產率近乎為零，使得其報酬很低，而工業部門則正好相反，其報酬水平就遠高于農業部門，正是這種報酬水平的差異促使勞動力不斷從農村向城市遷移。中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可以簡單概括為：以社會化大工業生產為主的城市經濟和以小農生產為主的農村經濟并存的經濟結構模式。主要表現為：城市經濟主要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則主要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城市的配套基礎設施完善且先進，而農村的基礎設施相對簡單和落后;城市的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遠遠高于農村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城市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自身所具備的技能較農村居民高等。這種二元經濟結構是構成這些國家相對貧困和落后的主要原因，同時也阻礙了國家的進步和發展。只有實現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換，發展中國家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
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在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也產生了諸多矛盾，如貧富差距逐步擴大、區域發展日益不平衡、城市文化素質差距漸趨擴大等，已經成為影響和制約中國經濟及現代化發展的重要障礙。
（三）新生代農民工的發展與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關系
新生代農民工的發展與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有著密切的關系，由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大量地涌入到城市中去。這樣，勞動力集中在城市，城市得以發展和壯大，而農村勞動力缺失和匱乏，加之生產力低下，經濟得不到發展，城鄉差異進一步拉大，不利于城鄉的統籌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反過來，農村勞動力大量滯留農村，被束縛在土地上，不利于農村建設的同時，也阻礙了農民個人自身技能和素質的提高。因此，大量的勞動力涌入城市或者滯留在農村，都不利于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城市與農村均得不到良好的發展，這樣惡性循環，城鄉差異越來越明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更加突出。因此，二者是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出路――“扎根”與“歸根”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扎根”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和發展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和矛盾，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就是農民工的市民化，也就是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扎根”。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中要注重提高自身技能，完善自身的素質，增強自身的市場競爭力，不僅要在經濟上融入城市生活，更要在生活中和精神文化上融入到城市社會中，成為真正的“市民”。同時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積極促進城鄉良性互動，逐步減少農村人口，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城鎮人口，真正意義上的幫助農民工的市民化，解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需求。這樣，以農民工的市民化帶動城市化發展，轉變農村生產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走農村城市化的經濟發展道路，逐步提高農村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最終通過農民工的市民化和城市化解決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矛盾，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歸根”
在解決城鄉二元經濟的矛盾中，市民化是解決其出路的最好方式，但是并不是唯一的方法，隨著農村大量勞動力的遷移城市，農村得不到勞動力資源和智力資源的支持，相關問題也逐步凸顯，導致農村土地大量閑置、留守兒童家庭教育問題突出、孤寡老人養老問題等。其次，在城市“扎根”的新生代農民工由于自身的因素和城市居民歧視等因素真正的融入城市，成為市民的愿望也受到了限制，使得新生代農民工“亦工亦農”角色更加尷尬，邊緣化處境更加明顯;再者，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農民工擁有了一技之長，回到農村就業、創業，建設農村的愿望逐步增強。所以，新生代農民工“歸根”農村就成了不少新生代農民工的選擇之一。根據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城鄉二元經濟向城鄉一元經濟轉變的過程是由農村支持城市發展轉變為城市反哺農村，城市和農村協調發展，共同進步，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建設和發展城市的同時，另一部分青壯年勞動力要回到農村，“歸根”農村，改變農村原有的社會結構和人口結構，發展農村經濟，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對于最終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有著促進作用。
三、總結
中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與新生代農民工的產生、分化和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所以，解決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促進城鄉一體化與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出路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對于農民工這一城市和農村都重要的勞動力的流向問題，不能單方向流動，而是應該通過政策引導其在城鄉之間合理、有序流動，既要“扎根”城市，融入城市，又要“歸根”農村，建設農村，這樣才能使新生代農民工這一重要勞動力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建設城市的同時發展現代農村經濟，逐漸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之間平衡、協調發展，推動經濟結構由二元變為一元，最終達到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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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鄉土中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關鍵詞 柯亨 生產力 分析方法
中圖分類號：F014 文獻標識碼：A
1 生產力和經濟結構（經濟基礎）的關系
關于生產力和經濟結構（經濟基礎）之間的關系，按照馬克思的思想，生產關系的總和單獨構成經濟基礎，生產力是社會的物質基礎，但不包括在經濟基礎之中。柯亨從以下三方面詳細論證了為什么不能把生產力歸屬于經濟結構（經濟基礎）：
第一，生產力是一種力量或一種能力，能力不是關系。能力是對象本身所固有的屬性。而關系是兩個或多個不同對象之間所具有的某種屬性或性質，不是對象本身的屬性。第二，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并不說明生產力包涵于生產關系之中。第三，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說過，生產關系的性質是經濟學的，而生產力的性質卻不是；生產力“是一切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①
因此，生產力不是生產關系或經濟結構， 因而不是經濟基礎。只有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經濟結構。
可是一些研究者卻把生產力看作經濟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為什么他們會把生產力看作經濟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呢？
為了證明生產力不是經濟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柯亨對命題“如果生產力在解釋上是基本的，那么它們便是經濟基礎的一部分”進行了分析，并指出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理解“基礎”這一概念。
柯亨作出了如下具體的分析：
我們可以用r來表示條件命題“如果生產力在解釋上是基本的，那么它們便是經濟基礎的一部分”；用表示它的前件，即生產力在解釋上是基本的；用表示它的后件，即它們便是經濟基礎的一部分。這樣這個命題就可以用來表示。柯亨認為命題看似可信，而實際是一個虛假的命題，因為命題的前件是真的，而后件是假的。（在中，當前件是真的，而后件是假時，命題為假。）
一些研究者卻肯定這個命題，柯亨分析了他們犯錯誤的兩種情況：一些人肯定生產力是基本的，于是推出其是經濟基礎的一部分，所以就肯定命題；另外一些人否認生產力是基本的，但這又肯定了命題，因為中，如果前件為假，后件不管是真是假，則命題必為真。
柯亨認為這兩種錯誤的觀點發生的根源在于：“基礎”一詞在這里有含糊性。他用日常語言分析方法分析指出，“基礎”一詞在這里可以表示兩個不同的概念。
柯亨敘述道：“如果是的基礎，那么依賴。現在所依賴的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一部分。”②
他用房屋的地基來說明基礎（1）
（1）是的基礎1：x是的一部分，的其余部分建立在之上。
用塑像的底座來說明基礎（2）
（2）是的基礎2：是在y之外的，的全體建立在之上。
在基礎（1）中，是的基礎指是的一部分，如房屋的地基是房屋的一部分，與是結構性關系；而在基礎（2）中，是的基礎則表明不是的一部分，如塑像的底座不是塑像的一部分，與是功能性關系。
如果把命題中的基礎當作基礎（1），而非基礎（2），則該命題為真，因而就斷言生產力是經濟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柯亨認為命題中的基礎只有指基礎（2）而非基礎（1）時，該命題才為假。那么，生產力是經濟結構的基礎（2）。即生產力并不包含于生產關系和經濟結構之中，生產力在功能上是生產關系和經濟結構的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不是結構性關系。簡而言之，生產力是經濟的基礎但是不屬于經濟基礎。
2 生產力的內涵
在闡明了生產力和經濟結構（經濟基礎）之間的關系之后，接著就生產力的內涵展開論述。
什么是生產力呢？我們先來看看經典文本的論述，“生產力是指生產主體利用勞動工具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的能力，表現為人與自然界之間的關系，或者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物質力量。生產力常以單位生產主體生產的產品數量和質量來衡量，故又稱生產效率。生產力的本質是指主生產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具體可表現為科學技術即人們利用什么樣的勞動資料進行生產以及生產規模的大小，以及絕對產權如經濟主體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使用權等內容。”③
柯亨首先對生產力進行了嚴格的辯析。他認為生產力的英文表述應productive powers而不應該為productive forces。英文中，force是一種外在的、外來的力量，power是一種由內部而對外部發生作用的能力。嚴格來說，生產資料或原料等都不是生產能力productive powers，而只有生產能力或者說存在生產能力，只具有用于生產的能力。也就是說，生產資料或原料本身沒有能動性，只有被支配的性質。因此，柯亨說，只有勞動力才具有生產能力，才是確切的生產能力。于是得出結論，馬克思的生產力指的是能力（powers）本身以及具有它們的人。
接下來，柯亨指出一個項目如果要成為生產力，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設施要有資格成為一種生產力，必須能夠被生產者以這樣的方式來使用，即生產的發生部分地是使用它的結果，并且，設施這樣被用于生產是某人的目的。”④而且，“只有對生產性活動作出了物質貢獻的，才可作為生產力。”⑤
第二個條件，“一個項目是不是生產力，不依賴于它的實體性（是否物理的），而是依賴于它是否按照生產的物質特性而有利于生產。”⑥
第三個條件，“是生產力，僅當的所有權（或者非所有權）有助于決定的所有者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中所占的地位。”⑦
第一個條件是說，只有一個項目被人有目的的用于生產性活動并且作出了物質貢獻，這個項目才有資格成為一種生產力。在這里，柯亨強調兩點：其一是生產力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識的活動，說明他認識到生產力是現實的人的生產力。其二是只有對生產性活動作出了物質貢獻的，才能構成生產力。
第二個條件是說，只有一個項目能按照生產的質料屬性而有利于生產，那么就是生產力。如果一個項目是因為生產的社會屬性并非因為生產的質料屬性而才有利于生產，即使它是物質的，這個項目也必定不是生產力。例如，防止奴隸逃跑的圍墻，它是用于維持社會秩序的，是社會所必須的，而不是生產所必須的，所以不能算作生產力。
然后，柯亨再次強調生產力是被“限定為用來生產物品的”，⑧以區別于刺激或促進生產的手段。柯亨舉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法律、道德和政府等等可以促進生產，但不是生產力本身，不參與生產力的構成。如果促進或刺激生產過程的手段也參與構成生產力的話，那么，奴隸社會的宗教可以促進奴隸的生產，宗教就變成了一種生產力。按照這種觀點，罪犯、地震、海嘯、戰爭等都會是一種生產力。這顯然是荒謬的，與馬克思的理論不相容。
正是基于社會的雙重屬性的區分，柯亨強調生產的物質特性（質料屬性）和生產的社會屬性的區分。前者是生產的手段，后者是促進或刺激生產的手段；前者是生產所必須的，后者是社會所必須的，而不是生產所必須的；前者是生產的物質條件的，后者是生產的社會條件；總而言之，柯亨認為只有前者如勞動力、生產資料等才屬于生產力范疇，后者如宗教、軍隊等則不然。
第三個條件是說，只有一個項目的所有者將放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中時，才能成為生產力。可以看到，柯亨不是抽象孤立地談論生產力概念，而是將生產力置于社會經濟結構之中，和生產關系一起談論生產力概念。馬克思在談到生產力時，總是指以一定生產關系為其社會形式的生產力，沒有離開生產關系而單獨存在的生產力。顯然柯亨的理解是符合馬克思原意的。
最終柯亨并未對生產力給出明確的定義，但從他的論述中，可以歸納出一個生產力的定義：“只有當是被人有目的地用于生產性活動同時作出了物質貢獻，又能按照生產的物質特性而有利于生產，并且的所有者將放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中時，才是生產力。”
3 生產力的外延
柯亨在辯析了生產力的內涵之后，又列舉了生產力的外延。生產力的構成中到底包括哪些要素呢？他進行了非常細致的分析。
柯亨給出了生產力表：
他申明，表中每一項都是被生產者用來制造物品的，是生產的手段，而非促進或刺激生產的手段。其中，A指的是他們用什么來工作。B指他們作用于什么。C指什么使他們能用A作用于B。
柯亨不厭其煩地對每一要素作了詳盡的分析。尤其對人們容易誤解的勞動力和科學兩個概念進行了深入透徹的闡釋，力求做到詳細清晰。
他認為構成生產力的兩個要素之一的是勞動力，既不是勞動活動，也不是勞動者。
柯亨首先證明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就是勞動力發展。為什么？他是這樣證明的：他給出這樣兩個命題，即“生產力在歷史中發展”⑨和“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的特點由它可用的生產力的性質決定。”⑩生產力時刻在發展，然而生產力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知識的增長，知識是人所掌握的，那么由此推出，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就是勞動力發展。比如：如果將所有的機器設備等物質全部毀壞，只要技術知識都保存在人的頭腦中，有合適的原料，很快就可以重建。但如果毀滅了技術與知識，機器設備等物質不過是一堆廢銅爛鐵。柯亨引用馬克思的原話：“……工人本身的技能和知識（科學力量）的積累是主要的積累，比和它一同進行并且只是反映它的那種積累，即這種積累活動的現存客觀條件的積累，重要得多，而這些客觀條件不斷重新生產和重新消費，只是名義上進行積累”Z來證明技能和知識比客觀條件即生產資料重要得多。可見，柯亨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勞動力發展控制和改造自然的知識的增長生產力的發展。
接下來，要證明的觀點是：勞動活動即勞動本身或者說勞動過程不是生產力，勞動者即人或者說人本身也不是生產力，只有人之勞動力才是生產力。
柯亨這樣辯析：
馬克思說，勞動過程中有3要素：（1）有目的的活動或工作本身；（2）勞動對象；（3）勞動工具。（2）和（3）在一般的情況下稱為生產資料。柯亨說，（1）勞動活動不是被用于生產的某種事物，它本身就是生產。（2）勞動活動要構成生產力，只有兩種可能。或者，勞動活動被加入到勞動力當中構成生產力；或者，勞動活動取代勞動力構成生產力，與勞動力成為對等的關系；柯亨舉了個機器的例子，如果機器的活動加機器一起構成生產力的話，那么生產力的概念在邏輯上就不對。如同不能既包括機器的活動又包括機器一樣，生產力不能既包括勞動活動又包括勞動力。因此，如果勞動活動是生產力的話，只可能取代勞動力，即勞動活動是生產力，可勞動力不再構成生產力。（3）馬克思講過，勞動即勞動活動或勞動過程創造價值，但是勞動活動本身不存在價值。馬克思說，工人可以出賣勞動力，因為工人本身可以占有勞動力，然后才能出賣勞動力。然而，過程或活動是不可能被占有的，比如，工人可以占有生產工具，卻不能占有生產過程。而生產力有一個特性，生產力必然是在所有制上被人所占有的。勞動活動顯然不符合生產力的這一基本特性。工人出賣的是勞動力而不是勞動。因此，勞動活動不會是生產力。
基于對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所說的“人本身是首要的生產力”這句話的誤解，人們常常把人作為生產力的要素之一。為什么不能把人作為生產力的要素呢？因為人本身是一個實體對象，而力是一種能力，實體本身不是一種能力。如果說，人本身是生產力，那么，就出現這樣一個命題，我使用我自身。可是，實際的生產活動是人使用自身所具有的力量、知識與技能。柯亨認為：一個人只有當他被作為物理對象來使用時，才是生產力。比如，納粹曾用人作燈罩的材料，這時人被作為工具材料。柯亨寫到：“在不是恐怖的情況下，正是人的勞動，而不是人本身，才是生產力。生產是人使用生產力的有目的的活動，人不使用他們自身，但使用他們的力量和技術。”[所以，勞動者即人或者說人本身并不是生產力，只有人的勞動力或勞動能力是生產力。
關于科學是否是生產力的問題，柯亨有一番精辟的論述。
柯亨指出：“勞動力的一個方面是可用來生產的知識。因此，可以用于生產的科學知識是生產力。進一步說，知識的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因此在生產力發展的高級階段，其發展是與可用于生產的科學的發展合而為一的。”\在這里，他的主張非常明確，只有那些與生產有關的科學知識才屬于生產力。
某些研究者反對把科學包括在生產力中的理由主要有兩個：
（1）科學是意識形態的和上層建筑的，所以不屬于生產力。（2）科學是精神的，而生產力是物質的，馬克思常常說到“物質的生產力”，生產力正是這一表達的縮寫。
柯亨逐一反駁了這兩個理由。
他說，科學既非意識形態也非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和科學一樣是觀念。意識形態是非科學的，所以科學不是意識形態。科學可能包含非科學的意識形態成分，但它是對生產有用的，因此是生產力。上層建筑是由法律的、政治的和其它非經濟的制度組成的。科學是精神的，所以不是上層建筑。
那么，既然科學是精神的，它又怎么能是物質的生產力呢？柯亨是這樣論證的：首先，確定物質生產力與精神生產力的關系。（a）精神生產力是物質生產力的一個子集。（b）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是兩類性質完全不同的生產力。其次，進行討論。若（a）情況發生，這里與所謂“物質的”對立的并非“精神的”，而是“社會的”，這樣，“精神性的東西”與“物質性的東西”并不矛盾，所以，科學就可以在物質性的生產力中存在。實際上，柯亨的意思是：科學是因為其生產的質料屬性而并非生產的社會屬性才有利于生產的，所以，它是生產力。總之，只要我們像馬克思那樣把物質的與社會的對立起來，我們就可以把精神生產力歸類為物質的。如果（b）情況發生，那么就否定了反對理由（2）。假如我們把馬克思的這句話理解為生產力由精神生產力和物質生產力兩個不同的系列構成，那么，在物質生產力之外當然還有精神生產力。這樣反對理由（2）就不成立了，因為它的前提是一切生產力都是物質性的。
柯亨對生產力概念的論述很充分，關于生產力、生產關系兩者關系的相關論述，是堅持和發揚了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但柯亨在界定生產力概念時存在著以下缺陷：以“勞動力”代替“勞動者”，只見物不見人，完全忽視馬克思的“人是主要的生產力”的觀點。生產力也不是抽象的人的勞動力，它是受分工限制的不同個人的活動所形成的合力。此外，科學之所以能夠成為生產力是因為它能夠運用于生產工藝之中，能整合在物質生產過程之中，滲透到生產力的諸要素之中。他對生產力、生產關系的區分十分機械，實際上生產關系、生產力都不是各自孤立地存在的。生產力不能脫離經濟結構與生產關系而獨立存在。
柯亨使用語言分析和邏輯分析方法，對理論中的基礎概念進行了清晰化和明確化的界定，對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進行了嚴密的論證，力圖通過分析方法的使之成為更科學的理論，這種做法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
注釋
關鍵詞經濟結構香港經濟經濟增長
在不同的經濟體系之中，經濟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會有什么樣的作用，這些問題在近些年已經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的關注。香港屬具有較高對外依存度的都會經濟體系，因其經濟結構與一般社會不同，影響其經濟結構變化的因素有異于其它社會，因而其經濟增長對經濟結構變化的反應亦同其它類型的經濟體系不盡相同。
一、經濟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一般分析
經濟結構是一個內涵非常廣泛的概念，它一方面反映的是各種經濟成份、要素互相聯結、互相作用的方式及其運動變化規律，另一方面也是各類經濟行為體在各個不同的經濟領域按照一定的方式活動、構造具不同效能的經濟側面，進而介入經濟生活的直接體現。任何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都是在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就經濟結構的組成而言，它會涉及到產業結構、分配結構、就業結構、供給結構、需求結構等等。
無論社會生產力處何等發展水平，也不論社會在何種制度下存在，只要是社會性的經濟行為，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經濟結構之中活動的，并同經濟結構形成互動的關系。經濟發展或增長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經濟結構不斷演化的過程，也是經濟活動內容不斷增添的過程。
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是反映社會經濟活動的具有較強關聯性的兩方不同的側面。如果把經濟增長視為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的過程，而一定時期的經濟總量實際上又等于所有結構的總量的話，那么，經濟增長也就等于結構總量的增長。而從動態的角度看，分析經濟增長總是不能離開經濟結構這一前提的，任何增長都是在一定經濟結構條件下的增長，經濟結構會從多方面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比如，能否形成與市場要求相吻合的社會經濟結構會對經濟增長速度產生影響。經濟結構的狀態如何取決于各類要素在各個經濟領域的聚集起向及聚集程度，而現代經濟意義上的增長應是指可滿足社會需求、能順利實現自身價值的包括商品和服務內容在內的社會總產品在量上的增長，因此，各類要素在不同經濟空間的集聚如果是符合社會經濟發展方向的，是符合外部各項需求的，那么，這種經濟結構就會對經濟增長帶來有利的影響，經濟增長速度自然就會快一些，各類資源就會高效得到利用；反之，經濟結構就會對經濟增長造成阻礙，經濟增長就會放慢或者停頓，最終導致社會資源的損失和浪費。
另外，經濟結構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方式是指生產要素的組合使用的方式方法，它決定著生產力系統的整體效能和發展狀況。在不同的經濟結構形態之下，對要素的占有要求是各有不同的，各種要素間的相互替代水平亦不同，經濟增長的源泉構成也勢必會有所不同。美國學者彼特就按經濟增長主動力的屬性，把經濟增長分為了“要素（勞動力、土地及其它初級資源）推動”的增長、“投資推動”的增長、“創新推動”的增長和“財富推動”的增長。不言而喻，這四種不同的增長形式都是要在一定的經濟結構條件才會出現的。比如，當經濟結構處初級形態之時，社會的經濟增長只能主要依賴于勞動力、土地和其它初始資源的大量投入，經濟成份間的聚合要求較弱，社會生產力處于一種比較低下的水平。而當經濟增長進入“創新階段”之時，創新技術成份將在經濟結構中占主導地位，傳統的要素將大量地被技術創新所替代，創新將成為增長的主導部門。
再則，經濟結構變化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質量。經濟增長的質量也就是經濟增長的效率，即效率與微觀的各投入和產出相關的經濟變量。說的直接一些，也就是投入產出的化率。而投入產出既同經濟結構的需求結構有關，又同經濟結構中的供給結構有關，如投入會影響需求的水平，產出會影響供給的水平，需求和供給又與社會的收入水準和分配結構緊密相聯。因此，如果經濟結構中的各個組成部分能夠相互協調，各要素能量可得到充分釋放，那么，“經濟增長價格”便會相對減低，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了。
此外，經濟結構變化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周期。經濟周期的波動是滲透于經濟各部門的，如制造業、貿易、金融業等。所以說經濟結構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周期是因為經濟結構變化始終是以資本投入、技術創新等因素增減為條件的，社會產業生產力構成（包括中間要素投入結構、產業固定資產的結構和技術結構）當然地會對經濟增長周期產生影響。從資本投入的角度看，無論是企業增大存貸投資，還是機器設備投資，或是房屋建設投資，乃至大型基礎設施投資，如道路、碼頭、隧道等，都必然會引起總需求變動，引至生產和就業的增加，使經濟增長增添新的上升動力，改變經濟增長的曲線，或者是延長增長的上升時間。而經常在經濟長波下降階段出現的重大技術創新，可為社會創造出新的增長快的產業，藉此則可克服下滑趨降波段的低速增長，把社會經濟帶入另一個具有較高增長速度的時期。
最后，經濟結構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受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影響，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了世界性的特征，各種社會經濟體系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多，相互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在這樣的條件下，一社會的經濟結構的開放度、該社會在世界產業分工中所處的位置及經濟專業化程度、產業轉換的彈性大小等方面，都會對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帶來影響。如一社會的出口商品在需求方面有高度收入彈性的話，經過一段時間后，其出口增長會表現為快過國民收入的增長；若一社會經濟增長依賴的是易于受外部景氣影響的產業，那么，這一社會的經濟增長穩定性就會較弱。
二、香港經濟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影響的一般分析
同其它的經濟體系一樣，戰后的香港經濟增長一直是同香港的經濟結構變化密切相聯的。因此，戰后香港的經濟增長可以說是“起也結構、落也結構，興也結構，衰也結構”。香港經濟結構及其變化速率對香港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體現在多方面的。
首先，經濟結構的缺項性決定了香港經濟增長點分布的偏集性。受自然資源條件所限制及地理位置所影響，香港經濟結構呈現著缺項性的特征，或者說一直是“發育不全”的經濟結構。這里沒有生產資本品的重工業，沒有農牧業，微乎其微的采礦業初期在經濟結構中只是處于可忽略不計的地位，后來亦因資源的枯竭而成為消亡的產業。因此，香港永遠不可能建立形成產業門類齊全的經濟體系，社會經濟增長支柱也不可能像一些國家經濟那樣全面、均衡地分布，戰后香港經濟結構雖不時變換，但基本上體現為數量有限的幾個主導性產業相互間在結構上的比例增減，植根于海港經濟土壤之上的對外貿易及配套形成的其他相關產業始終在經濟增長中占據重要的地位，香港靠在全球經濟活動中長時間扮演“貿易中心’的角色而推進本身的經濟增長。若能俯瞰戰后50余年香港經濟增長變化圖像，很容易就會看出，其增長點并不是多方位分布的，相反，卻表現出了高度的偏集性，即經濟增長點偏于集中，歸根結底，這是由經濟結構的缺項性所決定的。
其次，經濟結構快速轉換性影響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日本著名發展經濟學家渡邊利夫在分析東亞經濟之所以能在世界經濟低迷時期，始終保持旺盛的活力現象時，提出了結構轉換連鎖理論，認為東亞經濟所以能長時期地得到發展，關鍵在于其有很高的“轉換能力”，即東亞各國和地區在根據條件變化進行自我調整，向更加高度化的產業結構轉換的應變能力方面，“顯示出比其他地區更加超前的力量”；而且在該區，由于各國都具有很高的結構轉換能力，一國的結構調整和轉換會立即誘發他國的結構轉換，從而產生一種結構轉換連鎖效應，使整個區域經濟保持一種生生不息的發展活力。作為區內的重要經濟成員，香港在戰后50余年的發展中也表現出了較強的結構轉換能力，從而也推動了自身經濟的長時期快速增長。回顧香港戰后50余年的經濟結構轉化，可以發現這樣一些特點：一是結構轉化速率決，如從經濟成長階段上看，香港在50年時間內數度轉換經濟結構，這在其他的經濟體系中是難得一見的；二是可快速催生某一產業的產生和崛起，如現代制造業可在香港迅速發展壯大，并使香港較快實現社會工業化；三是完全依條件的變化而調整，如香港工業可因50年代貿易的受阻而異軍突起，亦可因80年代內外部條件的變化而外移；四是支柱產業的高級化進程快，如香港的第三產業由初期的批發零售、出口貿易、餐廳和酒店等傳統行業占主導地位發展到由金融、保險業、地產業以及商用服務業等新興行業占主導地位僅僅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這樣一種從多方面表現出來的結構轉化速率無疑會對因條件變化所帶來的種種增長阻力產生化解或減弱作用，因而使社會經濟獲得長時期增長的前進動力。
第三，經濟結構演化的階段性也決定了經濟增長的階段性。經濟結構的升級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始終要被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物質技術狀況的階段性所左右，并最終使經濟增長呈現出階段性的增長特征。比如，戰后初期，香港本身生產能力低弱，社會經濟活動主要圍繞轉口貿易展開，經濟增長則表現出了靠貿易發展帶動增長的階段性特征。而自50年代起，當香港的外部資本流入迅速增多，社會經濟活動中的技術成份出口增大后，香港的經濟結構則提升至另一層次，香港經濟增長也進入到靠對外貿易和制造業共同帶動的階段。當社會的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社會財富達到較高豐裕程度時，香港經濟結構則顯出了第三產業迅速壯大的階段特征，香港的經濟增長也因此表現為主要靠第三產業發展所推動。
第四，經濟結構的開放性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波幅的變化性。對一社會的經濟結構，可依其與域外經濟聯系的緊密程度大小而對其開放性作出劃分判斷。顯而易見，與域外經濟聯系程度高的經濟結構即應為開放性大的經濟結構，反之，即為開放性小的經濟結構。而不同經濟體系的經濟聯系一般是以相互間的要素交流為聯結紐帶的，主要體現為資本和商品在相互間的流入或流出。因此對一經濟結構而言，如果對外貿易和國際間的資本交流活動在其中占較大比例的話，這一結構即應屬開放程度較高的經濟結構，反之亦相反。而經濟結構的開放性大小或程度高低實質上反映的是一經濟體系對外依賴程度的高低，因此經濟結構開放性如何勢必會對經濟增長的波幅產生影響：經濟結構開放性大，其對外的依賴程度也大，這種結構之下的經濟增長受外部條件變化的影響也大；相反，經濟結構開放性小，其對外的依賴性也小，這種結構之下的經濟增長受外部變化的影響也就小。香港無疑屬經濟結構開放性較大的社會；無論是按人們通常所用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衡量，還是按對外投資依存度判斷都可證明這一點。從中也就不難找出香港經濟增長波幅易變的答案。
第五，經濟結構吸納資源的偏好性也決定了經濟增長的導向性。因經濟結構形態的不同，其所吸納的資源構成也是不盡相同的，比如同是吸納資本，有的經濟結構中實物資本多一些，有的則虛擬資本多一些；有的經濟結構中技術成份多一些，有的則傳統要素成份多一些，這種實際存在著的經濟結構吸納資源的構成偏差勢必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導向，比如是向實物經濟領域偏移，還是向虛擬經濟領域偏移，是推動諸類產業的齊頭并進、全面增長，還是盡力推動某一產業的發展。因經濟結構的基礎條件影響，在吸納各類資源方面，各個時期的香港經濟結構一直是表現出有所取、有所舍的特點，由此也使各個不同階段的經濟增長呈現出了不同的導向性。如在經濟結構主要處于吸納貿易及相關資源狀態時，香港經濟則呈現出了主力發展對外貿易業的增長導向；如經濟結構形成了多方吸納資源的動力機制時，社會經濟會出現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便會成為不容懷疑的理所應當之事。總結香港經濟增長過程可以讓人得出結論，香港經濟增長導向性的不斷改變，正是以經濟結構吸納資源的偏好性不斷調整為條件的。
第六，經濟結構的趨軟性會影響經濟增長的收斂性。經濟結構會因其中生產性活動所占比重的逐漸降低而呈現出日益軟性化的趨勢，而這種趨勢的發展快慢亦會對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產生影響。近。十年來，香港因內外部需求條件的改變，第三產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服務業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80年的69．5％增加到1997年85．2％，而工業制造業卻從1980年占本地生產總值的31．7％下降到1999年的14．7％。這樣的經濟結構輕型化程度在其它經濟體系中是相當罕見的，由此也給服務業造成了所依托的基礎日益削弱的隱憂，這樣的經濟結構一旦受到沖擊和干擾，社會的經濟增長就很難回復到原來的增長路徑，如果沒有新的增長因素的出現，或者新的增長動力的形成，增長就會很難達到原來的穩定狀態，或者說經濟活動不能自動向其穩定狀態、穩定增長路徑收斂。“九七”金融風暴實際上也就是對這種經濟結構的一種驗證，從中也發現了這種經濟結構的缺陷，認清香港所以須經
歷一場較長時間的痛苦結構調整的原因所在。
三、影響香港經濟結構變化的諸項因素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經濟結構對經濟增長是在多方面發揮作用的，那么，經濟結構本身又要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呢？概括而言，下面的一些因素在香港戰后的經濟結構變化過程中發揮了作用：
1．社會的稟賦資源會對香港的經濟結構產生影響。稟賦資源是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的重要基礎條件，一社會的經濟結構如何，基本上取決于自然資源和其它要素的結合形式。比如，有的地區礦產資源豐富，這一地區常會形成以礦產生產加工為主干的產業結構；有的地區牧業資源豐富，這一地區大多會致力發展以牧業為依托的各類產業。香港是自然資源非常稀薄的地區，土地有限，缺乏礦藏，由此也就決定了香港的第一產業只能處于極其微弱并逐漸消亡的狀態，因自然資源條件的限制，香港的經濟結構只能永遠定型為“發育不全”類型。但香港又擁有天然良港，這就為各類貿易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性的條件，從而使貿易活動始終成為了香港經濟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香港又是中西方文化交匯的地方，中英文通用，各種不同風格的經營方式在這里易于生存發展，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本易于在這里交匯融合，社會具備了容易吸納勞動力、資本的良好條件，因此亦使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在這里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比如，“二戰”后到70年代，香港的勞動力資源充足，特別是制造業方面的勞動力資源比較充裕，所以在這一階段的香港經濟結構中，貿易業、制造業占據了較大比重。后來當社會資本資源變得充足時，香港的金融服務業自然得到了長足發展，在經濟結構中所占據的成份必然日趨增多。
2．地理位置優勢影響到香港的經濟結構。評價一地區在地理位置上是否占據一定的優勢，既可以從時區方面考慮，又可以從地點上考慮，還可從交通運輸條件上考慮，該地區在這些方面是否占據優勢，自然也會對其經濟結構產生影響。從時區條件方面看，香港地處紐約和倫敦時差的中轉站，是全球各類資本市場24小時全天候運作的重要一環，因此使香港擁有了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天時條件。而從地點條件上看，如果以香港為圓心，以飛行時間為半徑，5小時航程之內的香港周圍集中著全球半數以上的人口，與那些實行工業化的國家相當靠近，這無疑有助于香港成為國際間商品、資本、技術、信息、勞動力流動的重要集散地。同時香港具有著在全球貿易交往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航運位置，背后是占據全球人口1／5比例、且世界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日益提升的中國，香港是這一東方潛在最大市場聯系外部經濟世界的重要窗口和橋梁，這些當然地為香港在促成和推動各類要素流動方面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地利條件，使香港在國際經濟活動中形成了清楚的角色定位，從而衍生出現在的經濟結構組成。而香港的交通運輸條件是相當優良和完善的，無論是港口、還是機場，或是通訊，都可以說是堪稱一流的，這無疑也會對香港經濟結構產生影響。
3．需求因素影響到香港的經濟結構變化。需求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現代社會的任何經濟活動都是圍繞著社會需求進行的，社會需求的變化導向是社會資源配置的最基本動因，社會經濟結構逐步高級化是由社會需求層次不斷提高所決定的。對于具有較高對外開放度的香港經濟體系來說，其經濟結構的形成和變化是內部需求和外部需求兩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從香港內部需求方面看，伴隨著社會收入水平的日漸提高，人的生活方式的逐步改變，人們的消費支出結構也相應地在發生變化。在60年代占用消費支出較大比例的是食品、飲品、煙草、家庭管理開銷，而經過30余年的發展，人們的個人護理、醫療保健、交通及通訊、娛樂及消費需求有了快速增長，因此勢必會帶來經濟結構的變化。又比如，伴隨著都市經濟模式的形成和發展，要求香港與世界建立起密切的聯系，因此也就帶動了香港通訊業的發展，香港通訊工具不斷更新換代，香港成為人均打出國際電話時間最長的地區，近一半的人口擁有手提電話，電訊業因此在經濟結構的比重亦與日俱增。而從外部需求看，過去數十年，亞太區經濟蓬勃向上，需求強勁，故帶動了香港對外貿易和服務貿易的發展，如1997年香港對外貿易額已達30754億港元，比本地生產總值高出1．29倍；而包括國際運輸、跨國銀行、國際融資及其它金融服務、國際保險與再保險、國際信息處理、國際咨詢、國際電訊服務、廣告、設計、會計管理服務內容在內的服務貿易方面，在1987～1996年的十年時間里，其出口年增幅達到了16％，1996年出口額達3929億港元，在世界排名第九位，超過新加坡、瑞士、加拿大和韓國。不言而喻，這種外部需求的增加自然會影響到香港經濟結構變化。
4．供給因素也對香港經濟結構產生影響。實際上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所牽涉的無非就是供給和需來兩個方面，因此，供給對經濟結構產生影響也是理所當然之事。比如，因投入成本較高或無法形成規模，或因資源的消耗殆盡，香港的農業從50年代占香港生產總值的3－4％的比重減為80年代以后的占百分之零點兒的比重，采礦業60年代占本地生產總值尚有微弱的0.2％的比重，到90年代則因資源枯竭而完全消亡。又比如，香港地少人多，可供商業利用的已開發土地資源相對不足，因此使房地產業在香港經濟結構中一直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幾乎成了香港興衰的標志。再比如勞動力供給在不同時期會有總量和結構上的不同，如果某一時期的經濟增長主要為勞動力供給所推動，那么這一時期的經濟結構應由勞動密集型成份占主導地位。如果在某一時期勞動力供給在結構上不能滿足社會需求，那么必然會使某些產業出現發展不足的問題。同樣，資本供給的流向變化也勢必會導致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變化。
5．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影響香港的經濟結構。社會的經濟發展始終是以社會生產力發展為前提的，而一社會經濟結構如何也是被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所左右的，社會的產業結構狀態、產品結構狀態、技術結構狀態、企業組織形式、社會分工等歸根結底都要被社會生產力的結構狀態所影響，社會生產力是推動一社會經濟結構升級的根本力量。戰后以來，香港經濟結構的數度轉換，實際上也是一直由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所帶動的，香港新興產業的不斷問世，社會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社會分工的日趨細致，經濟成分的日漸增多，產業結構的日益高級化無一不是同香港社會的技術進步、人們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緊密相關的。
6．政府政策對香港的經濟結構產生影響。政府政策會影響到經濟發展，這是不容質疑的，即使是在政府奉行“積極不干預主義”的香港，政府的政策對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也是有所影響的。在香港，政府通過自由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土地政策、某些行業的約束政策等對香港經濟活動加以影響。從基本的經濟政策方面看，香港政府以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其政策制訂的哲學基礎，對經濟活動奉行的是最大支持、最少干預的主導政策，使社會經濟活動的效能可得到較高程度的釋放。而在財政政策方面，其收入政策堅持的是：（1）維持低稅率、簡單而明確的稅制；（2）使政府有足夠的收入來履行已知的開支承擔；（3）維持嚴格的“用者自付”制度，以厘定各項收費。以期把稅率保持在低水平；（4）維持充足的財政儲備，以應付日后不可預見的情況；（5）打擊偷稅及逃稅；（6）在最有需求的范疇提供寬減。在財政開支政策方面，香港政府則堅持了以下一些原則：（1）量人為出；（2）控制公共開支規模及增長率；（3）提供良好的環境，維持規模小而效率高的公營部門；（4）公營部門開支的形式，必須反映政府在施政方面所訂的緩急次序。很顯然，這在保持社會公營部門、私營部門平衡及提高這兩大部門效率方面都是有積極作用的，從而也會對經濟結構的轉換帶來積極的影響。當然，香港政府還通過對一些公用事業的建設、資助、管理和經營來對經濟活動加以影響，比如民生所需的郵政、自來水供應、鐵路、地下鐵路、隧道和社會基本服務，如教育和房屋等，并通過政策、法例確保這些部門保持一定的效率，如公司化、私有化等。此外，香港政府還利用自身在土地資源供給上的控制地位。根據市場變化調整土地的供應方式和數量，有目的地對香港經濟生活施加影響。同時，香港政府在培育和保護一些核心產業和新興產業的興起發展過程中，也比較注意制訂并實施積極務實的產業政策，適當地加以產業約束，使這些產業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如銀行業等。這一切當然會對經濟結構產生影響。
[關鍵詞]教學反思；自主導學法；中心問題教學法；邏輯論證素養
[中圖分類號] G633.5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46058（2017）16008202
如何提高學生的課堂效率，這是每個教師都大傷腦筋的事。在教學中運用自主導學法可以提高學生對整體知識的掌握效率，但可能在學生提煉歷史結論這方面，較難達到教師的要求。因此本課在教學設計上要兼顧三個方面：一是形成知識脈絡方面，二是創設教學情境方面，三是培養歷史思維能力方面。
一、在形成知識脈絡方面，采取自主導學法和中心問題教學法相結合的教學模式
學生在自學狀況下完成自主導學提綱：
（一）后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動；
（二）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
（三）近代民族工業的初步發展。
這是本課三個主要內容，其容量大，難點多，任務重，且帶有很強的理論性，其理論都較為抽象。完成本課難點“后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動”，必須采取深
入淺出的教學方法。對此，筆者采取中心問題教學法將其分解為三個子問題：
1.前中國經濟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經濟成分是什么？
2.前中國的經濟結構有何主要變化？
3.這種變化的結果怎樣？造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從而引導學生一步步理解：雖然前中國的經濟結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但由于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和閉關鎖國政策，自然經濟仍占主導地位。這就為講解“后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動”理清思路。接著，引導學生形成難點問題的邏輯關系：前后，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什么重大變化？自然經濟逐步解體，這是其發生的變化，具體表現為：
1.家庭手工棉紡織業開始衰落。
2.農業生產進一步商品化。
3.中國買辦和買辦化的商人開始出現（解釋一下買辦的概念）。
4.外國洋行大量出現。
二、在創設教學情境方面，搜集與本課有關的情境素材，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本課理論性強，如何讓學生學得明白？結合圖片深入淺出地講解，能讓學生更容易接受。因此本課選擇的圖片較多，如用中國剪紙中男耕女織的情景反映自給自足經濟內容，并設計問題：請觀察圖片并結合教材內容，說明前中國農民的生活情景是怎樣的。用手紡車到大機器生產變化的圖片和公車上書以及譚嗣同就義的圖片總結民族工業興起的影響；引導學生總結在經濟、政治上出現的兩個新氣象；在完成探究二“近代民族工業興起的原因有哪些？”這個專題時，學生全部從圖片及材料中獲取結論，自己去分析、思考，總結原因：
1.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
2.中國社會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
3.的誘導。
4.外商企業的刺激。
利用展示的圖片和歷史材料，拉近歷史與現實的距離，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自己去分析、思考，主動參與課堂教學，從而達到使學生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目的。而教師則側重結合有關知識對后三個原因做層層遞進的講述，并理清其相關關系，形成完整的知識結構。
三、在培養歷史思維能力方面，注重時空觀念，提高學生邏輯論證素養
以中心問題法貫穿整個教學課堂，并引導學生采用邏輯思維的推理方法去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以增強學生的時空觀念，提高邏輯論證素養。
歷史教學過程中“解題”是最基本的活動形式，學生v史概念的形成，歷史學習方法和技能技巧的獲得，智力的培養和發展等都必須通過“解題”來實現。這種歷史教學模式能有效改變課堂以教師為“主角”的問題。《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的興起》一課因理論性強，多采用邏輯論證方法，通過探究歷史事件的因果關系，尋找歷史事物的本質。本課特點決定了教學過程中必須將學生的邏輯論證素養喚醒。
本課內容主要設計了三個探究問題。
探究一：19世紀中后期的中國經濟結構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動？
探究二：近代民族工業興起的原因有哪些？
探究三：民族工業在什么時間出現第一次發展？為什么？
在三個探究問題下根據其他內容下設計其他子問題。以學生為主體，給學生以思維空間，多方位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
比如在完成探究一“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哪些變動？”時，通過一個一個內容的逐層演示，啟迪學生思路，理清探究一和探究二內容的遞進關系。通過圖片及材料，啟發學生分析總結“近代民族工業興起的原因”后，給學生演示以下邏輯論證結構：
關鍵詞：經濟新常態；共享經濟；產業融合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9.036
1 經濟新常態下產業結構的調整
在2014年提出了經濟新常態的概念，主要指出了我國經濟步入由高速增長到低速增長，經濟結構轉向關注第三產業，經濟驅動因素由要素和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長期經濟發展形勢的改變。產業結構的調整作為新常態經濟的重要特征之一，將從消費需求、投資需求、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等方面對我國的宏觀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總量水平產生影響。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于資源出口和低端制造業、工業的發展，粗獷的生產方式沒有實現資源的全面利用，由此也形成了大量的閑置的被忽視的資源。基于這些閑置資源的稀缺性的價值，產生了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共享經濟。
2 共享經濟的發展和作用途徑
共享經濟通過互聯網平臺把個人閑置的經濟資源重新投入經濟活動，發揮閑置資源的經濟價值、生態效應和社會效益。閑置資源的開發在不增加新的資源消耗的前提下，實現了供給能力的增加，創造了更大的經濟價值。同時通過共享的方式，轉移閑置資源的使用權而非所有權，共享經濟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提高了資源的利用水平并降低實際產生的交易成本。而互聯網渠道為共享經濟帶來了更寬口徑的參與方式，通過創造新的消費方式，共享經濟培育了消費者新的消費習慣，也為社會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經濟新常態下，共享經濟優化了經濟結構中的所有制、生產、流通、分配及消費結構，促進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共享經濟借助互聯網和信息技術所實現的平臺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低成本的經濟資源利用和可持續的產業發展模式，為新常態經濟帶來了重要的創新驅動力，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實施途徑。
3 共享經濟帶來的產業創新模式
經濟的本質是對具有稀缺性的資源進行有效的選擇和分配。共享經濟實現通過分享閑置資源的使用權，釋放更強的經濟活力。整體來說，共享經濟主要通過開發、融合、節約和再造的方式分配閑置資源的稀缺性，為經濟新常態帶來了創新的產業模式。
通過分享的方式，共享經濟提供了平臺服務的模式。在共享平臺上，閑置資源的供給者和需求者實現了供需信息的共享，能以較低的成本完成交易，發揮出共享經濟的規模效益和減少信息不對稱的作用。共享經濟整合了線下閑置資源的經濟價值，通過互聯網渠道以產業融合的方式給更多的傳統產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作為共享經濟的重要形式，互聯網金融對線下閑散資金的整合，增強了金融市場中的投資能力，并發揮互聯網的連接功能實現不同產業間的融合式發展。互聯網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投資不僅幫助傳統產業向互聯網運營方式進行轉移，還為不同行業間的協調合作提供了更多的產業機遇，是經濟結構改革的重要途徑。以二手交易、閑置物品出租等形式為主的共享經濟模式，提高了傳統行業的資源利用水平，同時也擴大了相應產業的用戶群體和市場規模。從閑置資源的功能特點和用戶需求出發，共享經濟還培植了消費者新的消費習慣和服務體驗，為新常態經濟提供了重要的創新動力。
經濟新常態的轉型中，共享經濟體現了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包容性、開放性和綠色性實現經濟結構改革的過渡和創新驅動模式的應用。共享經濟對產業融合模式的探索，新興業態的培育和發展都有重要的推進作用。在新常態經濟形勢下，共享經濟最大限度挖掘了市場中新的消費需求和資源的新的利用方式，帶來了傳統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中產業融合的最佳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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