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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歷史社會地理 人群 社區 風俗 社會變遷
一 社會地理學的視角
明代地理學家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中，有一段文字專論浙江風俗，他將全省十一府分為三個區域：“杭、嘉、湖平原水鄉，是為澤國之民；金、衢、嚴、處丘陵險阻，是為山谷之民；寧、紹、臺、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三民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百貨所聚，閭閻易于富貴，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氣所鐘，猛烈鷙愎，輕犯刑法，喜習儉素……；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接著，他又分析了縉紳與眾庶之間的階級關系，杭、嘉、湖“縉紳氣勢大而眾庶小”；金、衢、嚴、處“豪民頗負氣，聚黨與而傲縉紳”；寧、紹、臺、溫則“閭閻與縉紳相安”。在征引了前揭這段記載后，譚其驤先生認為：“這就是近世西方所謂社會地理學。”①
社會地理學(Soci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人文地理學諸分支學科中，社會地理學的起步較晚。20世紀初，法國近代地理學創始人維達爾·白蘭士(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曾提出或然論和人對環境的適應與選擇觀點，認為：“自然為人類的居住規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類對這些條件的反應或適應，則按照他自己的傳統的生活方式而不同。”②這一觀點奠定了社會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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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譚其驤：《與徐霞客差相同時的杰出的地理學家——王士性》，原載《紀念徐霞客論文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長水集續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95頁。
②(美)普雷斯頓·詹姆斯(Preston E．James)著：《地理學思想史》第九章《法國和英國的新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82年7月，第232頁。參見：(英)羅伯特·迪金森(Robert E．Dickinson)著《近代地理學創建人》，葛以德、林爾蔚、陳江、包森銘譯，葛以德校，商務印書館，1980年11月，第237—241頁；楊吾揚著：《地理學思想簡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第58—64頁。
的理論基礎。①國外的社會地理學自20世紀60年代初才開始發展起來，逐漸成為人文地理學中的一門新興學科。中國大陸的社會地理學起步較晚，及至90年代，才隨著人文地理學的逐漸恢復而受到關注。沈道齊、張小林指出：“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后，社會轉型加快，社會問題愈加突出地顯示出來，人文地理學者在加強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中意識到需要開拓新的領域。于是發展出社會地理學，建立中國社會地理學的理論框架與內容體系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并出現了較快的發展勢頭。”②
關于社會地理學，以往曾有論著做過一些界定。譬如，英國R．J．約翰斯頓主編的《人文地理學詞典》就指出：社會地理學是對“有關空間中的社會關系以及支撐這些關系的空間結構的研究”③。臺灣學者認為：“依地理觀點來研究社會現象的學問稱為社會地理學。人類的社會生活，各地各有其特質，研究其特質之所以造成的理由，乃至于因區域不同而產生的差異性，是社會地理學主要課題。社會生活與人口、聚落、經濟、交通乃至于政治、文化等問題相關，故社會地理學內容自與人文地理學內容難分。因此有人認為社會地理學為人文地理學之新名詞，但社會地理學之與人文地理學，在研究立場上有別，將人類生活當做社會現象加以研究的傾向而言，前者較后者更強。”④《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中列有“社會地理學”條，大陸學者李旭旦認為：“社會地理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研究各種不同社會集團的區域分布，分析比較社會類型及其形成過程。社會集團具有不同類型，起源于特定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代表了對不同自然環境的一種反應。”⑤李旭旦還指出：早期的社會地理學研究主要包括人口地理、聚落地理與城市地理等方面，除此之外，還研究各種社會集團如游牧社會、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等的地理分布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社會地理學后來的發展側重于聯系解決社會實際問題⑥。李潤田主編的《現代人文地理學》一書列有“社會文化地理學”一章，其中有關社會地理研究方面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社區的地理研究；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包括社會關系的區位研究和社會問題的地理研究等)。其中所涉及的社區與環境、社區的中心與邊界和社區空間結構及其影響等，實際上的內容即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這已不是當代社會地理學研究的內容了。不過，以不同的標準劃分出各類社區，以及通過對社區的對比分析，凸顯不同社區的獨特性，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鑒作用。目前，人口地理、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等均已發展成為獨立的學科⑦，社會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集團方面。對此，吳傳鈞認為，中國社會地理學要“研究社會集團的空間活動，地域性的行為地理，生活水平的研究與犯罪地理學”等。李劍如認為，當代社會地理學是一門“研究社會集團的空間類型、空間結構、空間過程以及各種社會問題及其地域集中性的科學”。沈道齊、張小林認為：社會地理學是一門研究人類活動空間地域特征及其規律的學科，它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探討中國社會地理學的性質、對象與任務；社區地理研究；社會問題地域集中性的研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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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年9月，第132頁，“法國地理學史”條；第432—433頁，“維達爾·白蘭士，P”條。
②沈道齊、張小林：《中國社會地理學綜述》，載馬戎、周星主編《田野工作與文化自覺》上冊，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59頁。
③柴彥威等譯，柴彥威、唐曉峰校，商務印書館，2004年1月，第653頁。
④石再添：《社會地理學》，載沙學浚主編《地理學》，見《云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一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6月，第118頁。
⑤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9月，第215頁。
⑥1987年金其銘、董新編著的《人文地理學導論》也列有“社會地理學”，基本上承襲了上文的觀點。
⑦日本廣島女子大學助教授堤正信所著《集落の社會地理》(溪水社，1985年3月版)，雖以“社會地理”為名，但實際上研究的就是聚落地理。
⑧參見沈道齊、張小林：《中國社會地理學綜述》，載馬戎、周星主編《田野工作與文化自覺》上冊，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62頁。
綜上所述，迄今為止，社會地理學的理論框架與內容體系尚未完全定型。社會地理學有時也被稱為社會文化地理學，一般認為，用地理觀點來研究社會文化現象的學科，即稱為社會文化地理①，這說明社會地理學與文化地理學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②。社會地理學的出現，為人文地理學增添了活力，擴展了研究領域，提供了新的視角，從而逐漸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新興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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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其昀譯：《人生地理學發達史(續)》(《地理雜志》第3卷第4期)，將“文化地理”稱為“高深的社會地理”。
②(英)R．J．約翰斯頓主編《人文地理學詞典》曰：“經歷了80年代整個人文科學的‘文化轉向’，社會地理學和文化地理學開始混合為很少有知識連貫性的學科。”(第653頁“社會地理學”條)
二 學界以往對社會地理現象的關注
歷史社會地理在歷史地理學中至今尚未占有一席之地③，但這并不等于說以往就沒有學者注意到這方面的內容。人類生活廣泛受環境影響，古往今來，有關這方面的觀察和記錄相當不少。晚清民國時期，不少西方地理學著作被翻譯、引進中國，這對于中國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張其昀譯有法國白呂納(Jean Brunhes)的《人生地理學發達史》，自民國十八年(1929年)九月起，連載于《地理雜志》第二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三卷第一期④，“人生地理學”亦即人文地理學。白呂納是社會地理學奠基人維達爾·白蘭士的弟子，根據白呂納的看法，人文地理學是“研究各種人類生活，如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等，與自然地理學之各現象之相互的關系”⑤。人地關系自古以來就已存在，人地關系論自然成了學界關注的焦點。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之相互關系，成為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理論和研究的中心課題。自然對于人類是主宰?還是影響?抑或是相關?這是人文地理學家分歧的焦點。主宰說者，認為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社會具有絕對的勢力，“人者地之產物耳”；影響說者，認為社會活動的演進原因多多，地理因素只是眾多原因之一而已。而主張相互關系論者，則認為人類受地理環境的支配，而地理環境亦受人類的影響⑥。白呂納虔奉其師維達爾·白蘭士的地理哲學，他的主要學術思想除了揭示人力足以改變環境的具體觀念外，還認為人類之適應環境，其能動性實與其他生物迥然有別。一般生物對于環境的反應完全是機械被動的，而人類對于環境的反應則相當靈活和主動，“人類具有心靈的智慧，其心理因素，亦為決定人地關系的主要條件之一”⑦。
在西方人文地理學說的影響下⑧，當時出版的地理學著作，對于人地關系均相當重視。1928年出版的白眉初之《中國人文地理》⑨共分三卷，分別為“民族篇”、“民權篇”和“民生篇”。該書關注中國各地的物產盛衰、人類繁耗、民生衣食以及國家強弱等，尤其重視禮俗與民生(如實業、商業等)，對于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類人群均加留意。作者指出：“風俗由于人為，然亦必因其氣候、地勢之不同，生活程度之不齊，民族性質之開閉，與夫文物之盛衰，而差等生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古來設軒輶之采，以覘列國之風，則禮俗足以代表其民族之文野也，久矣。”除了關注民俗外，該書亦簡要概述了漢族的派別(各類人群)，對客家、福老、福州鄉民(即俗傳的三把刀)、墮民、九姓漁戶和畬民等，均有涉及。當時，“社會地理學”的概念已在中國得到介紹，如1933年布魯諾(白呂納)原著、諶亞達譯述的《人文地理學》中，即有兩處較為詳細地論述了“社會地理學”的豐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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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關歷史社會地理總體上的理論探討，主要有：王振忠：《社會史研究與歷史社會地理》，《復旦學報》1991年第1期；吳宏岐、王洪瑞：《歷史社會地理學的若干理論問題》，《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第33卷第3期，2004年5月。
④民國十九年(1930年)十一月商務印書館出版有白菱漢著、張其昀譯的《人生地理學史》，收入何炳松、劉秉麟主編“社會科學小叢書”。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世界書局出版有布魯諾原著、諶亞達譯述的《人文地理學》。此處的“白菱漢”、“布魯諾”均是“白呂納”的異譯。
⑤張其昀譯：《人生地理學發達史》，載《地理雜志》第2卷第5期，第46頁。
⑥胡煥庸：《西洋人文地理學晚近之發展》，載《地理雜志》第2卷第3期，民國十八年(1929年)五月版。
⑦陳正祥：《現代地理學之觀念與方法》七《法國地理學派及其特色》，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81頁。
⑧晚清時期有三部較有影響的人文地理學譯著，即日人牧口常三郎著《人生地理學》(1906年)、世界語言文學研究會編輯部譯《最新人生地理學》(1907年)和凌廷輝的《人生地理學》(1909年)。參見：鄒振環著《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210—211頁。另參見：郭雙林著《西潮激蕩下的晚清地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
⑨北平，建設圖書館，民國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
張其昀除了譯介白呂納的著作外，自己也有不少相關的著述。如《江浙二省人文地理之比較》一文①，對于浙江寧波商人和江蘇洞庭商幫等皆有論述。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張其昀出版《中國人地關系概論》一書，全書分四章，分別為“平原地帶”、“丘陵地帶”、“高原地帶”和“高山地帶”。該書“以中國之地勢為經，氣候、水利、人口、資源、實業、交通、都市、民族、國防等項為緯，就本國地理之基本智(知)識作系統之說明”②。其中，對于各地人群與地理環境之關系多所關注，如曰：“徽州茶葉品質最優，徽州六邑，地狹人稠，即在豐年，米糧僅敷三月之食，幸賴茶葉所得，以為挹注。徽州茶商散布全國，有‘無徽不成鎮’之語。”③又如，“海濱之民習于波濤，帆影足跡交于南北兩洋，寧波商人其代表也”④。張其昀對于人地關系的描述方法，與王士性對浙江的分析可謂一脈相承(只是在更大的范圍上廣而言之)。至于更細致的研究，早在民國十七年(1928年)和二十五年(1936年)，張其昀就分別出版《本國地理》兩種計五冊，后于1957年稍加刪節，總名之曰《中國區域志》甲、乙二編。其中，有不少內容與社會地理相關。張其昀認為：“區域地理(Regional geography)乃治地理學之正軌也。《禮·王制》篇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雖陳言，而卓然為一天然區域(National region)之定義。”⑤“天然區域”是《中國區域志》的核心概念，根據他的定義：“大凡地理環境相同之處，其生活狀況亦必大同小異，若此之地，謂之天然區域。”⑥在接受西方地理學理論的同時，張其昀也努力發掘人文地理學的本土資源，進一步詳細闡述了“天然區域”的內涵：
地形與氣候，為環境之二大要素。先知一地之地形氣候，則于其地之風土人情，思過半矣。蓋水道之緩急，視乎地形而定；水量之大小，視乎氣候而定；而農田之肥瘠，又視乎水利而定。草木之生長，與氣候有關；礦產之采掘，與地質有關；而職業之分布，又與物產之分布有關。貿易之盛衰，系乎水陸之交通；人煙之疏密，系乎富源之厚薄；而水陸轉輸，貨物集散之點，又必有都會之興起焉。凡大都會皆有其經濟之基礎，交通之孔道，街市之面目，風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趨勢，可以往復推尋者也。由此觀之，地理事實非偶然者也，非孤立者也，有相互之作用焉，有合理之解釋與明晰之系統焉。不特須知其然，而且須求其所以然，且惟能見其所以然，故于當然之事實，亦覺豁然貫通，見之愈為明切。是以欲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地理，必須認明天然區域，而不當囿于省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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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理雜志》第2卷第5期。
②張其昀著：《中國人地關系概論》，“史地叢刊”，該書為當時的教育部委托國立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編輯，大東書局，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
③《中國人地關系概論》第一章《丘陵地帶》，第23—24頁。
④《中國人地關系概論》第一章《丘陵地帶》，第25頁。
⑤《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五輯，1958年1月，第62頁。
⑥《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2頁。
⑦《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2頁。
《中國區域志》一書，不囿于省界，而根據地形、氣候、物產、人口、語言、交通、風俗和歷史等種種要素，“參伍稽考，分析綜合”，將中國分為黃河三角洲、大湖區域、大江三角洲、東南沿海區、珠江三角洲、嶺南山地、海南島、云貴高原、西南三大峽谷區、四川盆地、秦嶺漢水區、陜甘盆地、黃河上流區、山西高原、海河流域、東北二大半島、關東草原、白山黑水區、塞北草原、外蒙高原、準噶爾盆地、塔里木盆地和西藏高原二十三個“天然區域”。在“導言”中，張其昀就以安徽省為例，說明“天然區域”及其內部的諸多要素。他認為安徽省的天然區域，明顯可分為三區：北部屬于淮水流域，中部屬于大江流域，東南一小部分，屬于浙江上流的徽港流域。地形、水利、氣候各不相同，生計亦迥然有異，如“安徽之東南部，山多田少，生計艱難，故壯者多行役四方，徽州商人，到處有之”。他并且認為，“徽州之徽港，與浙江之婺港、衢港，同為浙水之上源，分隸二省，非通論也。吾人研究地理，要當注意天然形勢，應分則分，應合則合，觀其會通，而明其大綱，庶不至有重復割裂之煩，與源委不清之弊也!”①揆諸實際，皖南的徽州與浙江的淳安等地，不僅同屬新安江流域，而且人群、方言和建筑等均大同小異，可見張其昀的說法的確頗有見地。
《中國區域志》一書，非常注意各“天然區域”內的“富源”和“民生”及其“風俗”。所謂富源，主要是指各地的物產，譬如“徽州六縣，山多田少，即在豐年，米糧亦僅敷三月之食，幸賴茶葉之所得以為挹注。徽茶為徽州出產之王，徽州各縣幾至無家無茶園茶場，一至立夏(五月六日)，家家籌備摘茶，總計茶戶、茶工、茶商、茶販，徽州人民之生計，有十分之九與茶業有關。我國綠茶品質以徽州婺源縣為最優，紅茶以徽州祁門縣為最優。婺源北鄉鄣山茶，香味沁人心脾，尤為名貴。上海出口綠茶，箱上大字多標名‘鄣山某茶’，藉其名貴以召外人重視。徽州雖屬安徽，但徽州綠茶非由蕪湖出口，而由杭州運至上海出口，祁門紅茶由江西九江出口，水運有關于商業，于此可見。徽州茶占全國產額四分之一，徽州六邑每年產茶四十萬擔，每年以最低山價之三十元計算，即有一千二百萬元。上海綠茶外銷市況，幾視徽州產額之豐歉為轉移。江浙兩省，民間日用之茶，尤以徽茶為最盛行，即北平、天津、漢口、廣州各大埠，茶葉店肆，類為徽州茶商所設……”②因此，徽州的風俗及民生，“因山多田少，生計艱難，壯者傭于四方，善識低昂，故亦有以貨殖為恒產者”③，“徽州人素以善于經商見稱，挾其土產茶葉，遠游全國，各省商業，殆無不有徽幫者”④。盡管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茶業經營只是徽州民生所賴的一個方面，“無徽不成鎮”局面的形成，亦不僅與徽商的茶業貿易有關，但《中國區域志》重視
地理環境、物產與生活方式之間的關系，卻極富啟發意義，在以往的地理學著作中，也是別開生面的。
除了徽州外，張其昀對各地其他人群的分析，亦頗耐人尋味。如對山西風俗，他指出：“儉，美德也，亦山西人最顯著之風俗也。蓋晉省山岳重疊，天寒地瘠，可耕之田甚少，物料須仰給于燕豫秦中，又苦于舟楫不通，是以堅忍儉嗇，憂深思遠，此乃環境之影響，不得不然。農夫夏秋在野，冬春在礦，商賈勤貿易，婦女勤紡織，可謂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也。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吝嗇迫隘，而好儲蓄。即家鉅萬，亦務多積聚，淡泊自安，毫無奢華。……山西人善治生，其節財之法，往往為他處所罕見。……山西人最善經商，亦受地理環境之影響。蓋土瘠民勞，每遇兇荒則負擔赴外境，謂之赴熟，無安土重遷之習慣，一也。晉人善治生，多藏蓄，計較分毫，長于理財，二也。河東有鹽鐵之饒，貿易遍于各省，其商人‘任重而道遠’，皆能忍耐，處事有恒，三也。”⑤自明代以來，山西商人聞名遐邇，成為執中國商界之牛耳的兩大巨擘之一。以往雖然也有不少著作論及山西的自然環境與從商習俗形成的關系，但此處張氏較為全面的分析仍有其獨到之處。又如，對于江南風俗，張其昀認為亦深受風土之影響：
(一)郊無曠土，阡陌如繡，有古井田遺意。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數十家或數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地方自治，素稱修明。至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不但冠于中國，即在世界各國亦無其比。
(二)東南財賦之區，男女皆能自立，地饒多利，俗尚紛華。崇棟宇，豐庖廚，嫁娶喪葬，浮侈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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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區域志》甲編《導言》，第63頁。
②《中國區域志》乙編第七章《東南沿海區》，第106—107頁。
③《中國區域志》甲編第四章《東南沿海區》，第171—172頁。
④《中國區域志》乙編第七章《東南沿海區》，第111頁。
⑤《中國區域志》甲編第十四章《山西高原》，第349—351頁。
(三)“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穎異之材，挺生是邦，喜文藝而厭凡鄙，出自天性。布衣之士，率能摛章染翰，其格甚美。
(四)水土柔和，語音清切，春秋佳日，游侶如云。吳人善詼諧滑稽，談言微中；又多閑情韻事，此皆交際頻繁之故也。①
上述的分析，與王士性、張瀚和謝肇淛等人的記載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或許我們并不滿足于類似的描述，甚至有的學者可以“科學”地認為這樣的描述失之“籠統”②，但由此亦不難想見學界對于社會地理的關注可謂不絕如縷，未曾間斷。只是中國大陸自建國以后近30年，因人文地理長期遭受冷落③，故而對社會地理之關注亦遂乏人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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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區域志》甲編第三章《大江三角洲》，第142—143頁。
②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認同這樣的觀點，但基于社會地理現象本身的紛繁復雜，許多情況下并無絕對明確的界限，數量統計固然“科學”，但“籠統”有時較之絕對的“科學”，或許更能大致概括和揭示社會現象的總體特征。
轉貼于 三 歷史社會地理學的研究內涵
歷史社會地理是研究歷史時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變遷，研究地理因素對社會文化現象的影響，以及社會風尚的區域特征，等等。參照當代社會地理學的框架，我以為，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內容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歷史時期社區的地理研究
社區是包括人口、地域及社會關系的社會實體。換言之，社區既是一群居民，又是一個地理區位，同時它還代表著一種生活方式。社區的數量眾多，其分布可以說是無所不在④。此前有關社區的研究，絕大部分來自社會文化人類學方面，他們主要關注的是當代社區的現狀⑤。實際上，歷史時期的社區研究⑥，亦可借鑒當代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早在1948年，就已指出，社區研究與歷史是相通的，他認為：“社區分析的初步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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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參見譚其驤《歷中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載《歷史地理》第十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④參見：蔡宏進著《社區原理》，臺灣三民書局，1985年6月，第1—26頁。在中國大陸，劉君德、靳潤成、張俊芳編著有《中國社區地理》，“中國人文地理叢書”，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
⑤關于這一點，參見王銘銘所著《社區的歷程——溪村漢人家族的個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社會學人類學論叢”第三卷，1997年4月；《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6月。
⑥歷史學界對“社區”的研究，也出現了一些論著，如喬志強認為：“簡言之，社區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區性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社會，社區可分為農村社區和城市社區兩大類型。另外，少數民族也屬于一個特定的社區。”(喬志強主編：《中國近代社會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25頁)。張研曾發表《試論清代的社區》(《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她認為：“社區兼有社會和地理的空間概念。清代的社區可以說就是清代的區域社會。這種區域社會是清人以家庭、家族、宗族、鄉族及保甲、里甲、坊廂等形式聚居其中、進行各種社會活動、產生各種互動關系而共生共存的社會地理空間。清代的社區與其他時代的社區一樣，存在或重疊、或交錯、或平行的多種形態，如法定社區、自然社區、專能社區、政治社區、經濟社區、精神社區、民族社區等。多種形態的諸多社區構成了清代社會。……”關于這方面的討論，詳見張研著《清代社會的慢變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另外，卞利也有《社會史研究的典型區域——明清徽州社區解剖》，載《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顯然，他們有的是將“社區”當作“區域社會”的代名詞，有的將之當成“地區”的代名詞。不過，也有一些學者是將“社區”視作其內居民具有高度認同感和凝聚力、范圍適中的區域，以此為視角，研究社區內的人群、空間、文化、組織和認同等問題。如鄭振滿《神廟祭典與社區發展模式——莆陽江口平原的例證》 (載《史林》1995年第1期)、陳春聲《鄉村神廟系統與社區歷史的演變——以樟林為例》(載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725—761頁)等文，雖未對“社區”下直接的定義，但其內涵大致如此。王振忠《明清揚州鹽商社區文化及其影響》(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參見王振忠著《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4月，第120—157頁)、《明清以來漢口的徽商與徽州人社區》(“中國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紀”學術研討會，臺灣暨南大學，2001年12月)二文，則直接而具體地將“社區”視作居民、地理區位和生活方式的結合。
在一定時空坐落中去描畫出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在這一層上可以說是和歷史學的工作相通的。社區分析在目前雖則常以當前的社區作研究對象，但這只是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歷史材料充分的話，任何時代的社區都同樣可作分析對象。”①也就是說，社區研究的對象是現代社區還是歷史時期的社區，主要看資料的情況來決定。而從資料的角度來看，在歷史時期，有的地區保留下來的民間檔案文書相當豐富。比如說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國的徽州文書，數量就相當之多，其中就包含了相當豐富的鄉村社區研究資料(我將這些資料稱為村落文書)②，它的詳細程度，在某種程度上講甚至不亞于當代社會文化人類學者實地調查獲得的資料。因此，運用這樣的資料來研究歷史時期的社區，顯然是可行的。當然，與社會文化人類學的社區研究相比，歷史社會地理更注重對歷史資料的運用和解讀，特別重視對基層鄉土文化的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經過歷史承繼積淀而形成的鄉土文化及其在異地的擴散和傳播。
2．歷史時期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
在歷史社會地理中，如果說社區研究側重于對人類生活空間的探討③，那么社會現象則側重于對社會生活方式的研究④。“生活方式是技藝的綜合，是人群主動地求適應于地理環境的表現。生活方式的特殊、穩定和持久與否，大都要看地理環境之是否特殊與穩定”⑤。社會地理學將人類的生活方式導入地理學研究，“它指的是一個人類集團的成員學習到的傳統品質——即人類學者所用的術語‘文化’，生活方式意味著一種民族的制度、風俗、態度、目的以及技能的復合體。維達爾指出，同樣的環境對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意義：生活方式是決定某一特定的人類集團將選擇由自然提供的那種可能性的基本因素”⑥。生活方式的范圍很廣，如衣食住行、婚喪禮俗、休閑娛樂以及各類社會現象等。關于歷史時期社會現象的地理研究，主要應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1)人群研究：社會地理以人和社會為中心，特別關注社會群體類型。在歷史時期，社會群體在一定社會范圍內形成，并由具有共同價值取向及行為準則的人們構成相對穩定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方式。由于他們對于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適應，故而在空間上表現為不同的分布類型⑦。因此，對于社會現象的研究，最重要的便是人群研究。社會地理的人群研究，主要是研究歷史時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影響。
1994年業師鄒逸麟先生主編的“區域人群文化叢書”⑧，在叢書前序中，我們首次提出了“區域人群”的概念。所謂區域人群，是指歷史上特定時期具有明顯區域特征、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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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第92頁。
②參見拙文《清代前期徽州民間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間日用類書為例》，“中國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2002年10月)論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2002年10月，待刊；《徽州村落文書的形成——以抄本二種為中心》，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史料館主持國際合作項目“歷史檔案的多國比較研究”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近世東亞的組織與文書”)論文，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2004年11月，待刊。
③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水津一朗所著《新訂社會地理學の基本問題——地域科學への試論》(大明堂，1980年6月版)，即以“生活空間”為其主要研究內容。
④日本社會地理協會(Japanese Association of 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所編的《社會地理》雜志，英文直譯即作“社會生活的地理”(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該雜志于1947年創刊。
⑤(法)梭爾：《論生活方式》，載梭爾著、孫宕越編譯《人文地理學原理》，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四輯，1957年4月，第95頁。
⑥《地理學思想史》第九章《法國和英國的新地理學》，第232頁。
⑦參見左大康主編《現代地理學辭典》，商務印書館，1990年7月，第726頁。
⑧該叢書由王振忠策劃并任副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有《紹興師爺》(王振忠著)、《徽州朝奉》(王磊著)、《山西票商》(安介生著)、《八旗子弟》(劉小萌著)、《鉆天洞庭》(馬學強著)、《蘇州狀元》(胡敏著)、《蘇州梨園》(李家球著)、《香山匠人》(李家球著)、《寧波商人》(林樹建著)、《兩淮鹽商》(韋明鏵著)、《揚州瘦馬》(韋明鏵著)、《維揚優伶》(韋明鏵著)、《秦淮粉黛》(劍奴著)和《九姓漁戶》(劍奴著)等。
社會產生不同程度影響的人群，他們不僅有著縱向遺傳和橫向衍播的民俗傳承，而且，其名稱又是歷史時期約定俗成的。如徽州朝奉、紹興師爺、鳳陽乞丐和山西票商等。有關區域人群，我們主要研究了地理環境與區域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區域社會心態、風俗習慣及其社會影響等①。
近年來，對漢族人群的研究，學界出現了不少富有學術價值的成果。譬如，喬健、劉貫文、李天生所著的《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臺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9月版)，通過為時兩年的田野調查，在收集大量第一手文獻的基礎上，對山西樂戶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認為：“樂戶被排除于宗族組織之外，因而在親屬關系、祖先觀念及祖先崇拜上與農民迥異。同時在道德與價值觀念上、人際關系上、生活習慣上、婚姻與家庭以及宗教信仰諸方面都有獨特的理念與行為。”②這是人類學者與歷史學者結合，研究區域人群的一個成果。這部專著相當扎實，對于我們研究歷史社會地理頗有啟發③。又如，陳支平所著的《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認為：民系至少應當具備地域條件、人口因素、相對完整的社會活動體系，以及相對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這四個要素。他將福建的漢人分成福州人、興化人、閩南人④、閩北人、客家人和龍巖人六個民系，并對各個民系的分布、各個民系之間的相互交融、漢人民系與少數民族的血緣文化融合、福建漢人各民系的人文性格及福建漢民整體上的人文特征等，均做了深入的探討。特別是其中從社會經濟史角度著眼，對福建漢人各民系人文性格方面的探索，有頗為獨到之處，是目前所見歷史學界對人群研究方面的一部力著⑤。美國學者韓起瀾(Emily Honig)所著的《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 hai，1850—1980)⑥，“涉及中國的原籍族群的社會建構和社會含義”，也是有關區域人群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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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區域人群”的基本概念此后似乎為學界所認可及沿用，除了筆者執筆的《歷史人文地理》(鄒逸麟教授主編，科學出版社，2001年4月)社會文化部分之外，胡兆量、阿爾斯朗·瓊達等編著的《中國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八章《中國歷史區域文化人群》，吳宏岐、王洪瑞合撰的《歷史社會地理學的若干理論問題》一文，也基本上采用了這一概念。
②《樂戶：田野調查與歷史追蹤》，第8頁。
③與喬健等人的研究差相同時，音樂史學者項陽也著有《山西樂戶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該書“從對歷史上樂籍最為集中區域之一山西省所存樂戶后人的實地考察入手，以樂籍制度、樂人為主脈對中國音樂文化傳統進行梳理”，據說，作者對山西樂戶的關注也是從1994年開始，他對山西十多個縣市的幾十位老樂人及其后代進行了調查采訪，掌握第一手的寶貴資料。但兩部書的作者似乎都沒有提及對方的研究，很可能是在不同的領域中分別進行的研究。
④關于閩南人，林再復著有《閩南人》一書，臺北，三民書局，1985年修訂再版本。
⑤除此之外，還有不少著作也與人群研究有關。譬如，徐杰舜主編《雪球——漢民族的人類學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這部書將漢民族的人文地理劃分成華南、華東、華中、華北、東北、西北、西南七個人文地理區，概述了各區的族群及其文化。黃淑娉主編的《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研究廣東漢族的不同民系和群體的文化以及少數民族文化，對廣東漢族三民系(即廣府、潮汕、客家)的體質特征、文化特點、族群心理、廣東語言和宗族制度等，都作了詳細的研究。黃淑娉、龔佩華另著有《廣東世仆制度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對廣東的世仆作了系統的探討。人類學的研究，特別是國內近年來對漢族的研究，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反映各地人群社會文化風貌的通俗著作也層出疊現。如：《剖析“上海人”》，“閑話中國人系列”，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年2月；《品評“廣東人》，1995年lo月；《說道“山東人”》，1995年10月；《放談“東北人”》，1995年lo月；蔡棟編《南人與北人》，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北人與南人》，中國人事出版社，1997年12月；余秋雨等著《東西南北人——中國人的性格與文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12月；方方、葉兆言等著《閑說中國人》，三聯書店(香港)2002年11月。此外，還有《人文中國》、《城市季風》、“都市人叢書”和《粵人眾生相》等。雖然是通俗作品，但它與歷史地理學界以及社會文化人類學界開展的對漢族人群的研究之學術傾向，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中的文字多出自作家之手，雖然間或不乏一定的學術水準，但也有不少是以極端的個案來揭示人群的特征和性格。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8月。
關于區域人群的研究，與社會經濟史、人類學關系密切。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區域人群的產生、變遷及其社會影響，與各地的社會經濟結構密切相關①。而從社會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看來，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民族，應當加強對漢民族人群的研究②。當然，歷史社會地理在研究各地人群的人際、群際關系時，始終應當加強對其地理背景的分析。我以為，今后應當重點發掘族譜、民間文書以及民間三集成(歌謠、諺語、民間故事)、竹枝詞、文集、筆記等資料，研究各種人群的淵源流布(包括人群由來、分布、地理環境背景)、特征(群體性格、心理差別)、經濟(謀生方式)、文化(社會規則、家族家庭、衣食住行、婚喪禮俗、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迷信禁忌)和語言(方言、俗諺、民間歌謠)，對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展開多層面、多角度的研究。
(2)風俗地理：主要研究民間生活的空間形式③，也就是用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民俗的形成、發展、演變、分布規律和區域特征。具體而言，諸如民俗事象的地理分布，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城市文化與時尚變遷等等，都是風俗地理研究的對象。其中，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在現代民俗地理著作中被稱作是“鄉間民規民俗地理”，主要是研究鄉土社會中形成的諸多習俗慣例。對于這樣的課題，歷史民俗地理的研究，可以利用現存的大批日用類書加以探討。譬如，徽州、紹興、海門、湖南及上海等地都遺存下了不少日用類書，他們分別反映了不同地區的社會經濟結構，是不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環境下的產物。利用這樣的資料，可以研究歷史時期民事慣例的地域差異。關于風俗地理，以往歷史文化地理研究中亦多有涉及④，而各種斷代的風俗史、民俗史、社會生活史，也與風俗地理有相當大的關系。但歷史社會地理并不刻意于人為的分區，更注重從人群研究的角度加以探討。
(3)社會變遷：社會變遷是指因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引發的各類社會變動現象，舉凡社會形態、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社會關系、社會組織、生活方式、風俗時尚等一切社會現象所發生的變動，都可以歸入社會變遷的范疇。這方面的研究與社會史、社會學關系密切，只是歷史社會地理的研究更偏重于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加以分析。
由于此前歷史社會地理尚未在歷史地理學中占據應有的位置，而社會地理研究的范圍又相當廣闊，作為一門尚待建立的分支，上述芻議很大程度上只代表我個人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研究的粗淺認識。該一分支的最終確立，需要更多扎實的實證研究，需要更多學者的參與和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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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前蘇聯，社會地理學被列入社會科學系統，將它作為社會經濟地理學的一部分，主要以人為主體研究人們生活和社會生產的空間過程與組織形式，包括人們的勞動、生活、休息、個性的發展與生命再生產的條件。參見左大康主編《現代地理學辭典》，第725頁。日本學者奧田義雄所著《社會經濟地理學論考——現代における世界像の把握》(大明堂，1969年)，第一編即包括對社會地理學本質和體系的考察。(第1—41頁)。
②對于漢族人群的研究愈來愈受到多方面的關注。譬如，在民族學界，20世紀80年代開始，等人多次強調要加強對漢民族的研究，此后，漢民族研究有了較大的發展。(參見宋蜀華、滿都爾圖：《中國民族學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華南的社會經濟史學者通過與人類學者的對話和交流，逐漸發展出一種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這一點，對于歷史社會地理的人群研究，有著重要的啟發。
③高曾偉主編：《中國民俗地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頁。在日本，田村榮太郎所著《江戶·東京風俗地理》(雄山閣，1965年1月)四卷，以豐富的史料及珍貴照片、地圖，對東京的地理、歷史風俗、城市發展和城市景觀變遷等，均作了揭示。
④較早的如曾昭璇先生的研究，其成果最初是以講義的形式出現，參見其后來正式出版的一些論著，如：《嶺南史地與民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人類地理學概論》，科學出版社，1999年9月。此后的歷史文化地理論著亦多涉及，茲不贅列。
My Humble Opinion on Historical Social Geography
【關鍵詞】探究式教學法；人文地理學；文化景觀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4年曲靖師范學院重點課程建設項目（項目編號：zdkc2014004）階段性研究成果。
K901
探究式教學是學生圍繞一定的問題、文本或材料，在教師的支持下，自主尋求或自主構建答案、意義、理解信息的活動或過程。人文地理學涉及內容的廣泛性、社會性、綜合性、區域性、應用性和實踐性特點，為探究式教學法的應用提供了廣闊的平臺。以“文化現象綜合體——文化景觀”為例，運用探究式教學法進行教學設計。
一、教材分析
（一）教材的基本情況
中國人文地理學自20世紀80年代復興并逐步發展壯大以來，教材建設取得一定成就，各種論著得到出版，出現了像張文奎主編的《人文地理學概論》、金其銘和董新編著的《人文地理學導論》、趙榮、王恩涌等主編的《人文地理學》、陳慧琳主編《人文地理學》等。本課程為學生選訂的是趙榮、王恩涌等主編的《人文地理學》，該教材由北京大學牽頭，聯合西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等單位的作者共同編寫，內容系統、完整，曾獲得2002年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被許多院校地理科學專業選用為教材，更是許多大學研究生考試的指定參考書。
（二）本節內容在教材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節內容是《文化與人文地理學》這一章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該門課程的總論部分與人文事項的空間表征——文化區、文化的時間現象——文化的擴散、文化生態學、文化整合——文化各特質之間的協調并列為五大人文地理學研究主題，為后面即將在分論部分學習的農業景觀、城市景觀、語言景觀、宗教景觀等內容打下基礎。其內容主要為文化景觀的概念及特性，文化景觀與環境的關系，安排有2課時的理論學習。學好這部分知識，對于學生了解文化景觀多樣性以及人類活動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樹立正確的保護和開發自然環境的觀念有著重要的作用。
（三）教學目標分析
基于本節內容在教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教學實踐中，我將結合教學大綱和學生的認知水平，確定如下三維教學目標：
1.知識與技能目標
通過教師講解，結合實例分析，理解文化景觀的定義、了解文化景觀的特性；通過實例分析文化景觀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在后續的實踐課程中組織開展以“麒麟區廣場地名景觀調查分析”為題的調查活動，初步了解麒麟區廣場地名的差異性及其與環境的關系，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
2.過程與方法目標
通過分析實際材料和查閱相關資料，掌握分析材料的方法；通過分析不同地區文化景觀之間的差異，將所學知識與實際情況相結合，從而掌握運用所學地理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
3.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
學生通過學習文化景觀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認識到人類不合理的活動可能導致對環境的破壞，反過來又危害人類自身。樹立可持續發展觀，體會到人與自然環境和諧發展的重要意義。在小組合作探究過程中，不斷提出問題并解決問題，體會合作學習的意義與探究學習的樂趣，獲得成功的體驗。
（四）教學重點和難點分析
1.教學重點
本節內容的重點是：文化景觀的特性、文化景觀是自然環境的折射物以及文化景觀對環境的改造。
【設計意圖】對文化景觀的定義及特性的學習，是進行后面內容學習的基礎；文化景觀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關系到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怎樣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具有相當高的現實意義。所以，我將其定為本節課的重點。
2.教學難點
本節內容的難點是：“同類景觀異型與單一景觀多義”這一特性、文化景觀反映自然的局限性以及文化景觀對環境改造后對當地的影響。
【設計意圖】由于本知識點對學生的理解能力和知識運用能力要求較高。所以基于學生總結能力相對有限的特點，我將它們確定為本節課的難點。
二、學情分析
1.已有知識和經驗
地理科學專業文理學生兼收，理科學生相關基礎非常薄弱，大部分文科學生雖然經過高中階段的學習，已經具備相關內容的基礎知識，但是對知識的理解還不夠深入，分析綜合問題時，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
2.學習方法和技巧
通過前面的學習，學生已具備基本的查閱資料、分析問題的能力，但本節課的內容更深入，學生還是有一定的認知難度。在“文化景觀的特性”以及“文化景觀反映自然的局限性”這部分內容中，語言較為抽象，需教師引領講解，更需結合案例分析，用多媒體進行展示，將其具體化、形象化。
3.個性發展和群體提高
在之前內容的教學中，我一直采用多種教學方法，認真講解各節知識，學生對本門課程已經有一定認可，學習動力較好。但20101611、20101612兩個班合班上課，共108人，人數多，大部分同學愛學習、勤思考、主動積極，但有一小部分同學注意力不夠集中，兩極分化大。上課壓力較大，需要更加用心。
三、教法和學法分析
（一）教法分析
由于本門課程為理論課，我主要以講授法為主進行教學；另外，學生已經有一定的相關基礎，學習興趣可能較低，需要調動學生積極性和主動性，并且結合本節教材與實際生活聯系緊密的特點，在教學過程中充分運用啟發式問答法及實例分析法相結合的方法講解各知識點。在積極與學生互動、活躍課堂氣氛的同時，生動形象、脈絡清晰地講解知識點，提高課堂教學質量。
（二）學法分析
基于本節大部分知識與地理實際聯系緊密且對今后學習意義重大的特點，我主張在教學過程中應注意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合作學習與探究式學習相結合的學習方法，授之以漁，從而學生可以在鞏固所學知識的基礎上，學會學習知識和運用知識的方法。
四、參與式教學思想指導下的教學程序設計
根據以上理念，結合本課的特點，我設計了以下五個教學環節：
（一）趣味導入，激發興趣
我將配合圖片提出“云南十八怪，雞蛋用草串著賣，螞蚱能做下酒菜”以及“陜西十大怪，面條像褲帶，房子半邊蓋”這兩句俗語，并指出類似的俗語還有許多，引導學生思考什么是文化景觀并對文化景觀的多樣性進行分析，然后指出環境對不同文化景觀的影響，介紹不同的自然環境對于文化景觀形成的重要性。
【設計意圖】由于學生層次不同，并且人們普遍對于比較有趣的問題更容易投入，因此以這樣的導入激發學生對本課知識的求知欲和學習興趣，引出今天的新課。
（二）深入淺出，學習提高
1.相關知識，多種見解
導入新內容后，在講解文化景觀的定義時列出德國地理學家施呂特爾、美國地理學家索爾、中國地理學家李旭旦、趙世瑜對文化景觀的經典定義。講解完文化景觀特性后向同學們交代是我結合資料的整理的內容，其他學者還有不同見解，此外，具體文化景觀有不同之處。
【設計意圖】大學生不同于中學生，在教學過程中不主張照本宣科，也不主張一個問題只給一個答案。導出內容講授基本知識點后便要指導學生自己深入探索，尋找不同答案，進行綜述得出自己的見解。
2.精彩展示，學生參與
講解完文化景觀的定義、類別、研究內容后，請班里準備充分、主動積極的同學上講臺用演示文稿展示他們所收集的某一類文化景觀的內容。此前在他們準備的過程中給予一定的指導。
【設計意圖】本內容難度不大，可以借此機會增加學生的參與度，讓主動認真、積極參與的學生起到示范作用，擴展同學們的視野。
3.分清難易，明確重點，區別對待
如上表所示，在教學過程中我將劃分知識點的難易程度，重點與否，對重難點精心設計，深入講解，對簡單知識及非重點則一筆帶過。
【設計意圖】大學生的理解能力已經有所提升，并且在中學階段已經有一定基礎；另外，教學課時有限，不宜在簡單或者不需要深入掌握的問題上花費過多時間，使得學生倦怠并耽誤了后續課程的教學。
4.著眼運用，實例分析
文化景觀對環境的改造及改造后對當地環境的長遠影響知識既是本節內容的教學重點，又是理解難點，為了便于學生理解，在教學過程中我將充分利用它與事例之間的聯系進行講解。
首先我將會簡介人類在利用自然的同時造成的污染等情況從而引出文化景觀也可以影響環境，再而進一步引出文化景觀對自然有著正負兩方面的影響。然后舉出都江堰這一文化景觀順應了自然規律從而產生正面影響和阿斯旺大壩違背了自然規律產生的負面影響的例子來引導學生實際分析和了解文化景觀對自然的正負作用，從而使學生更加生動形象地學習文化景觀對環境的改造并且明白改造后對當地環境的長遠影響，以達到突破難點的目的。在突破難點后，我將組織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去舉例說明我們身邊的文化景觀對自然環境的長遠影響。以此，培養學生運用地理理論知識分析實際情境的方法能力，真正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設計意圖】本節課的目標不只是學習知識，更需要學生學會分析問題，此為教學環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達到教學目標的重要步驟。
（三）合作探究，提高能力
學習過基本概念，并且分析了案例后，我會布置一個調查任務，題目為《麒麟區廣場地名文化景觀調查分析》，請同學們先思考其框架，進行前期準備，在后續的實踐課中調查分析。
【設計意圖】開展實踐活動，是現代教育發展的趨勢，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實踐探究能力、參與社會的能力。因為課時、精力、資源有限，沒有安排大范圍的調查，只是選擇麒麟區作為調查區域，對廣場地名文化景觀進行調查分析。
（四）課堂總結，課后延伸
在課程的最后，我會帶領同學們一起總結本課程內容中的知識點，布置一個讀圖題目讓同學們分析，并且列出參考書目請同學們課后閱讀，書寫讀書筆記。
【設計意圖】地圖是學習地理的重要工具，從圖中提取有效信息進行分析推理歸納，是新課程倡導的理念，是必備的一項地理能力，也是學生今后走向工作的一項重要能力。此外，對大學生的要求不能僅限于課本，必須結合課程內容，在課外進行深入的學習。
五、板書設計.
本內容采用的是綱目式板書，其優點是提綱挈領、條理清晰、層次分明、重難點突出，有利于學生明確本節課內容的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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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音樂文化;音樂地理;地理環境
在21世紀科技高度發展的時代,音樂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一直伴隨著人類歷史的展衍。無論人類社會歷史怎樣展衍,都與地理環境密切相連。不同區域的地理環境帶有不同風格的音樂文化,地理環境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和制約著音樂文化。
為了使我們詳細了解音樂與地理所建構的知識體系,深度探究音樂文化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我們有必要首先對地理學、音樂地理學學科內涵作一簡要概述。
一、地理學、音樂地理學學科概念及研究范圍
地理學(geography)是一門研究地球表面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區域分異的學科,研究主旨在于探討人與地理環境的關系。①地理學學科體系分類將之分為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兩部分。眾所周知,早期地理學研究內容主要偏重于自然現象。我國古代地理學,主要包括水文地貌、氣候土壤、地域風情、疆域山川等方面的內容。在現代地理學研究內容中,以人地關系為主題。它著重研究地球表面人類各種活動或者是人與環境的關系所形成現象的分布與變化。②人文地理學隨著科技的高度發展,其研究范疇更為深入詳細;在分支學科中文化地理學與音樂聯系最為密切。故此,針對文化地理學的概念及研究內容,我們需要進一步深入了解。
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它以研究人類文化的空間組合,即人類文化活動地域系統的形成及其發展規律為主旨。③其研究內容主要有文化區域研究、文化源地傳播研究、環境感知研究等。這文化地理學研究內容現已納入音樂文化內容,對音樂文化起到輔助作用。擴散、遷移是文化與地理最密切相關的問題。因此,促進了對音樂傳播、區域影響等各方面的深入研究。
對于音樂地理學學科內涵,顧名思義是指針對音樂文化研究運用了地理學的學科理論、研究觀念與方法的邊緣交叉學科稱為音樂地理學。在地理學中,文化地理學理論影響著音樂文化研究。因此,音樂地理學這一邊緣學科研究課題內容已廣泛涉及音樂風格、音樂傳播、音樂文化區域、音樂的社會生活等眾多方面。
二、音樂文化與地理環境
著名學者Parris曾說:“我們無時無刻不受到音樂的熏陶,雖然我們幾乎常常忽視它的存在。音樂從家庭的音響設備里傳出,在我們的汽車里飄蕩。它出入銀行、辦公大樓、超級市場。電影和電視畫面與音樂相配,才使得我們感受致深。工作時,音樂相伴相隨;晨練時,音樂設定了節奏。是音樂催嬰孩兒入眠,幫助人們做健美操。各種典禮儀式及宗教都離小開音樂。”從這段話中,我們可知:音樂無時無處不在我們的生活空間之內。它代表著地域風格,表達著地區風貌。無論從時間還是空間中,都能身臨其境在音樂之中。讓音樂文化深深的嵌入地理環境之中。
1.音樂文化區劃與地理環境
根據世界各民族音樂風格、地理風貌的差異,在王耀華先生編著的《世界民族音樂概論》一書中,似可將世界民族音樂劃分為九大區域。即:東亞音樂文化區、東南亞音樂文化區、南亞音樂文化區、西亞、北非音樂文化區、黑人非洲音樂文化區、歐洲音樂文化區、北美音樂文化區、拉丁美洲音樂文化區、大洋洲音樂文化區。用地理學科的角度分析,之所以將音樂文化區劃分為九大區域,是因為這九大地區的地形、氣候、水系、山脈都以形成了不同風格的音樂文化。
在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區劃中,“漢族民歌色彩區”是最早的研究成果。根據苗晶、喬建中先生“漢族民歌近似色彩區”研究成果中大致將漢族民歌色彩區分為十一個區域。即:東北部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區、西北部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區、江淮民歌近似色彩區、江浙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區、閩、臺民歌近似色彩區、粵民歌近似色彩區、江漢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區、湘民歌近似色彩區、贛民歌近似色彩區、西南部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區、客家民歌特區。“漢族民歌近似色彩區”的劃分不僅以地理環境為依據,而且以文化背景、語言環境、民間習俗為依據。
綜上所訴,我們即可總結出:地區自然環境、文化環境、民間習俗與音樂文化風格、體裁形式存在著密切聯系。音樂文化類型的劃分與地理學描述的不同范圍和不同地貌的自然地理環境劃分是相互聯系的。
2.音樂文化源地傳播與地理環境
文化源地是指人類最早產生文化的發生地。文化傳播是指將文化通過相關途徑促進地區之間的交流。關于音樂文化源地傳播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絲綢之路的音樂”。筆者認為,從地理環境角度分析,“絲綢之路”所涉及的路線比較通達,曾有海洋、綠洲、草原三條道路。從文化藝術角度分析,“絲綢之路”所涉及的地區文化環境比較豐富,比如西域各國的音樂文化。
絲綢之路音樂文化的交流主要發生于綠洲道路上。從這條道路上,使得西域各國音樂文化流入中國內地。絲綢之路的音樂文化交流主要體現在樂器(豎箜篌、琵琶、羯鼓等)、樂舞(天竺樂、安國樂、高昌樂等)與樂律理論等方面。④
音樂文化傳播受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因素的影響。我國傳統音樂自古以來都靠傳承、傳播進行推廣。地理環境既可以成為音樂文化傳播的擴散途徑,也可以成為音樂文化傳播的天然阻礙。音樂文化的傳播既能促進世界各國之間的音樂文化交流、加強地域音樂風格發展,還能縮小音樂文化的區域差異。
3.音樂體裁風格與地理環境
用地理學的角度分析,由于受地形、地貌、氣候的影響,結合音樂起源說中的勞動產生音樂的觀點、方言語音等因素,所形成的音樂體裁風格各不相同。
“漢族民歌色彩區”的劃分就帶有這些因素,舉一些差異較大具有代表性的地區。如:東北部平原包括山東、東北三省及蘇北、江蘇徐州等地區。由于自然環境優越促使經濟繁榮,從而音樂文化發達。民歌的體裁主要是小調、秧歌、勞動號子,音樂風格為五、六、七聲調式。代表曲目:《沂蒙山小調》、《小白菜》等。西北部高原包括陜西、山西、青海東部、內蒙西部等地區。其地貌為溝、崎嶇不平,音樂體裁為山歌,最為熟悉的代表是陜西信天游,曲調高亢,略帶蒼涼感。代表曲目:《走西口》、《三十里鋪》等。江浙平原包括江蘇南部、上海、浙江及安徽等地區。其氣候濕潤,以平原和濱海為主,素有江南水鄉之稱。民歌體裁代表婉轉秀麗的江南小調,風格偏為細膩、委婉。代表曲目:《茉莉花》、《紫竹調》等。粵包括廣東大部分、廣西南部及海南島的部分地區。民歌在方言使用中為粵語。其特色民歌體裁為咸水歌,風格質樸帶有抒情性。代表曲目:《怨爹娘》、《落水天》等。從上述例子更加充分了解到:音樂體裁風格受地理環境的影響。不同的地理環境形成了不同的音樂體裁風格,兩者息息相關。
三、結語
從地理學的角度分析音樂,將音樂文化區劃p音樂文化源地傳播p音樂體裁風格與地理環境相聯系,即可知:不同的地理環境創造不同的音樂體裁風格。音樂不能夠獨立的存在和發展,從一開始就伴隨著人類整個歷史的發展。自然地理學p文化地理學為音樂提供了物質精神基礎,地理環境因素為音樂文化的展衍提供了必要條件。
音樂是文化范疇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表達思想感情的一種方式,也是人類精神文明的特定產物。音樂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既具有外在的表現形式,也具有內在的涵義。音樂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資源,具有區域性特點,其特點離不開地理環境的影響。特定的地理環境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先決條件也是滋生和形成不同種族、地區文化傳統、文化面貌的重要基礎。音樂文化形態描述及音樂文化區域研究所采用的基本觀點與地理學強調的區域觀點是相通并互相借鑒p吸收。地理環境的研究對于音樂文化的研究起著重要作用。音樂地理學的研究縮小音樂文化的區域差異,促進世界各國之間的音樂文化交流p加強地域音樂風格發展。
注釋:
①《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
社,1984年版,第1頁。
②李旭旦.《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卷》,《人文地理學》
辭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
③張文奎.《人文地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321頁。
④高興.《音樂的多維視角》,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頁。
參考文獻:
[1]高興.音樂的多維視角[M].北京:文化藝術 出版社,2004.11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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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建華.音樂人類學導引[M].西安:陜西師 范大學出版社,2006.148-153.
[4]王耀華.世界民族音樂概論[M].上海:上海 音樂出版社,2003.36-39.
[5]馬勇,鄧亞波.試論音樂與地理環境[J].人文地 理,1995,(10):52-55.
【關鍵詞】上海/地理學
【正文】
一、中國地理學的開先河之作
1858年（咸豐三年），英國人慕維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總局出版。該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寫的地學文獻。慕維廉是英國傳教士，1846年來華，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軒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經濟、宗教。他的中文著述還有：《大英國志》、《天文地理》及《知識五門》。《地理全志》由“廣學會”發行，是適應維新運動而出版的科學著作。該書分上、下編，共十五卷，線裝木刻本。上編主要講地理，除總論外，分別論述亞西亞、歐羅巴、阿菲利加、亞墨利加、大洋群島等五個地域，“分文、質、政三等”論述。下編主要講地質，標題是：地質論、地勢論、水論、氣論、光論、草本總論、生物總論、地文論、地史論〔1〕。 將世界地理的知識介紹給了中國。之后，上海還陸續出版了《繪地法要》（著者不詳，金楷理、王德均譯，1875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地繪圖》（富路瑪著，傅蘭雅、徐壽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候叢談》（著者不詳，金楷理、華衡芳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繪海圖全法》（華爾敦著，傅蘭雅、趙元益譯，1901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等介紹西方地理學方法技術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圖》、《平園地球圖》（兩圖均為江南制造總局出版，年代不詳）等地圖。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學任教的張相文編寫了《初等地理教科書》（二冊，上海南洋公學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國地理教科書》（四冊，上海蘭陵社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兩書是我國最早的地理教科書，印行總數達二百萬部以上，為地理學知識在我國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貢獻〔2〕。
1908年，張相文著中國第一本自然地理學著作——《地文學》（地文學一詞來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學），由上海文明書局印發，至民國二年（1913年）已發行了第三版〔3〕。 作者鑒于當時一般的地文學著作不是譯自東洋就是西洋，故撰此書，“會萃各大家學說，博引旁搜，一切證例悉以中國之事實為本”，力求“親切詳瞻”〔4〕。 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可貴的創舉。
張相文在《地文學》緒論中，一開始就說：“地文學者，地理學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濟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無味，而於他學科亦多互相關聯，如天文學、地質學、動植物學、人種學、氣象學、物理學、化學，莫不兼容并包，以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統合各科，而蘄進于實用，此地文學所以為最重要之學科也。”此言時至今日仍有參考價值。
《地文學》一書，篇幅不多，全書共197頁， 附中西對照表長達13頁，附彩色圖十余幅。該書的特點主要有：
（1）內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
（2）“參酌東西各大家學說”。如講到太陽系的形成時， 介紹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說。
（3）對于舊地學家迷惑不解地許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學地闡明其形成原因與發展規律。例如，在講到片麻巖的形成時說：“原始界（太古界）巖石，層理清晰，乍見兒如水成巖，而其成分則為結晶質；又與火成巖無異，是為化形巖（變質巖），大抵受地下之熱力與壓力，使最古之水成巖，悉數融解，再為凝結，逐變為片麻巖。”
（4）重視聯系中國實際。“舉為例證，以本國為宗， 其為中國所無，或調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關系者，兼及他國”如講到地質時代各界、系地層時，就指出其在我國的分布，講到河口泥沙沉積時，則以崇明島為例而加以說明。
（5）“尤時時注意實用，如防霜、避電、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舉其要，以為實地應用之資”。
二、活躍的地理學術組織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學的發展出現一段頗為繁榮的時期。除了繼續介紹國外地理學的知識和思想外，中國人自己的研究活動逐漸地活躍了起來，研究人員不斷增加，研究活動向有組織的方向發展。在這段時期先后出現“中華地學會”、“建國地學社”和“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三個地理學術組織，并發行了《地學季刊》和《地理之友》兩個地理學術刊物。
1.中華地學會及《地學季刊》
中華地學會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綏成（中華書局編輯）、 盛敘功（暨南大學教授）、李長傅（東方輿地學社兼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編輯）、丁紹恒（大同大學教授）、劉虎如（商務印書館編輯）等人發起，先后參加會員約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會員，外地會員約20余人，分布在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遼寧等地。
該會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編輯出版《地學季刊》。1932年1 月創刊號出版，共刊載18篇文章，合計約20余萬字，由大東書局印行。“發刊詞”稱：“地學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關系，使吾人于世界各處之風土人情，能詳釋其因果，尋求其系統，以明今后應如何改造之途徑。……同仁有鑒于此，組織中華地學會，以期交換知識，發展地學。內而國計民生，外而國際概況，俾有真確之認識。期有裨益于中華之建設，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學季刊》一卷四期出齊，共80余萬字，此時由于印刷困難，1935年2月2日舉行第三次年會，討論季刊的繼續出版工作，并修改會章，改選職員，聘請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楨、金兆梓、翁文灝、費伯鴻、舒新城、為名譽會員，選舉葛綏成、李長傅、盛敘功、丁紹恒、顧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紹唐為執行委員、葛綏成為總務主任、李長傅為編輯主任、褚紹唐為干事。《地學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學會自行印發，每期約15萬字，內容理論與實際并重，著重系統研究和現代趨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約50余萬字，由上海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約代售處。
1937年抗戰開始，因會員分散，季刊無法繼續出刊，學會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學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計約130萬字， 刊載各類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續載7篇，譯文24篇，如不計續載則為117 篇）。其類別為：1.介紹辯證唯物主義的地理學思想的論文6篇；2. 經濟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國地理28篇；5.歷史地理（包括邊疆地理、地名學及地理學家）19篇；6.外國地理6篇；7. 地理教學9篇；8.游記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書目及書刊評介3篇；11.國外地理動態及會務報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種思潮都在此匯聚。當時上海地理學的領域中部分人士開始接受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并介紹新哲學觀點的地學刊物。這方面的文章計有楚圖南的“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李長傅的“地理學研究的新階段”（2卷1期、2期）、“轉形期的地理學”（2卷4 期）等約10多篇。
楚圖南在“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紹了新社會派的人文地理學的基本思想：“這個學派最先的淵源，當然要從嘉爾（即馬克思）算起，他的《資本論》的名著里已經提出了經濟怎樣為一切歷史建筑或社會建筑的基礎。由于經濟手段或經濟關系的變化，而歷史或社會也不能不隨之而變化。將這個原則應用于地理學上的問題，即人地相關的問題。于是發生了人類歷史的發展即人類文化的發展是自然契機（因素）規定了呢？還是社會契機（因素）規定了呢？據蒲列哈諾夫的意見，自然環境是最終的規定。但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的影響，則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為媒介而主要地影響人類，這便是這派人文地理學的最基本見解或根本原則。這個原則的最初應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與歷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體系的大致規定，則始于威特福噶爾諸人的《地理學批判》。”李長傅在該刊二卷中連續發表了四篇介紹辯證唯物主義地學觀的文章。他在“科學的地理學的新轉向”一文中批判了當時流行的人地關系論后指出：“人地關系的缺憾，據威特福噶爾之說，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與地的中間項的勞動過程漏掉了，其結論是任意規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要救濟這缺憾只有利用辯證法的唯物論”。他又在“轉形期的地理學淺釋”一文中認為：“正確的地理方法應是辯證唯物論，它應用于社會科學即唯物史觀，應用于自然科學即自然辯證法。人對自然的活動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因此發生人對自然、人對人們二種活動……，自然以勞動過程為媒介，才能在人類之社會生活中發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學的現象，其主動力不在自然、不在人類，而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該文還引介威特福噶爾的圖式，說明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勞動力、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的不同特點由此形成不同類型的人地關系，這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地理學的中心思想。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文章不得不用隱晦的詞句論述，如資產階級為“布爾喬”，馬克思為“馬卡爾”、“嘉爾”等巧妙地躲避當時政府的審查。
《地學季刊》中關于中國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長傅的“中國地理區域論”（1 卷1期和3期）兩篇文章是比較系統的中國地理的區劃研究。前文介紹了中國各種地理分區（如張其昀、翁文灝、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頓、洛克斯比的分區和田中季作的東北分區等），并加以評論，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見，分全國為25個地理區。后文分為緒論和本論兩段。緒論歷述地形區（野田勢次郎、史密斯、李長傅）、氣候區（竺可楨、甘德樓）、生物地理區（鄒樹文、錢崇澍）等部門分區及綜合分區（張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長傅等）。作者將全國分為北部、南部、東北及西北四大區，26個分區，并論述了各分區的特征。以上兩文是我國三十年代較系統的地理區劃研究論文。
李長傅的“中國湖泊的研究”（1卷4期）論述了湖泊的意義、分類、成因、變動與人生的關系及我國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為我國早期系統的全國湖泊研究論述。
褚紹唐的“中國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對我國205 個較大的城市，從地理位置、腹地條件、水運和氣候條件及經濟基礎分析了我國都市的地理因素，為我國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學季刊》在歷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圖南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2卷3期）。該文討論了歷史地理學的定義、發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關的科學、歷史地理學與唯物辯證法、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目的等。作者還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辯證法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地理，同時指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最終目的不僅是說明歷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以歷史的地理因素或條件，來闡發中華民族、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的性質和發展的過程。
在地名學方面，葛綏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論述了地名的意義、種類、構造、變化、同地異名及別稱、地名和國語、翻譯地名應注意的事項等等，是我國最早較系統的地名研究論述。李長傅的“揚子江名稱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時即有揚子橋，揚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揚子橋設揚子縣， 揚子津揚子江之名已散于詩歌文章中。當時揚子江僅指揚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順治十五年）馬尼刺大學教授D.F.Navarette始稱中國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譯為揚子江，并謂此江發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者馬卡尼（Marcartney）至揚州，稱自此至揚子江巖約二英里，此后在國外的文獻中，遂多稱全江為揚子江。
關于地理景觀方面的論述，葛綏成的“景觀研究（1卷4期）論述了文化景觀、空中攝影、景觀綜合、景觀論等內容，主要根據日文材料，此文為我國介紹景觀論的早期論述。
轉貼于 此外，還有盛敘功譯介的日本黑正巖的“科學的經濟地理學”（ 1卷1期、2期），德國威特噶爾的“中國農地的灌溉問題”（2卷2期）和“中國治水事業與水利事業”、丁紹恒的“中俄界約桌原委與邊防之危機”（1卷1期）、葛綏成的“十年來的中國疆域和政治區劃的變遷”（2卷1、2期）、褚紹唐的“中國地圖史略”（1卷4期）、 楚圖南譯的“近代地理測量及繪圖學之發達”（2卷2期）、何錫昌的“自然科學體系所見地理學之地位及其本質”（1卷3期）、張淪波的“地理科學之解釋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環境決定論”（2卷3期）、葛綏成譯Taylor.G的“環境和人種”（2卷 3、4期）等較重要的文章。以上說明，30年代上海中華地學會編輯的《地學季刊》站在時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動我國地理科學發展的作用。
2.建國地學社
建國地學社由盧材禾（社長、復旦大學教授）、樂漢英（上海藝術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陳聞遠（南京朝報編輯）、盧毅（復旦大學教授）、黃望平（中華鐵工廠工程師）、莊國鈞（立達圖書公司經理）、王成祖（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圣約翰、東吳大學教授）、黃國璋（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北平師范學院地理系主任）、陸承蔭（中華輿地學社繪圖組長）、蔣天任（蘇州中學講師）、申廣霆（暨南大學助教）12人發起。據他們向當時社會局申請備案〔5〕的理由稱：（1）集合地理學者，研究專科學術；（2）聯絡會員感情，增進工作效能；（3）協助政府推進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國方案，以為政府之參考；（4 ）促進國民理解地理建國之重要，以養成正確之國家觀與世界觀。他們準備做的工作有：（1 ）聘請專家編輯地理教材，地圖以及各種專門著作；（2 ）計劃制作地理模型、儀器、照片，以應一般教學與普及之需要；（3 ）對本國各區域作精密之實地調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報告；（4）舉行學術演講；（5）搜集地學資料，會員約30至50人。據筆者訪問當時活躍在上海地學界的現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錢今昔教授，該學會在上海雖未開展較有影響的活動，但當時的地理學工作者積極以地理學參加抗戰后國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3.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
1947年8月31日，中國地理學會在上海召集年會， 討論中學地理課程問題，因時間匆促，一時未能獲結果，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褚紹唐三人負責召集上海中學地理教師作一討論。9月10日， 中學地理討論會在曉光中學開會，各大中學地理教師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綏成報告開會宗旨，許逸超講述地理學教育的趨勢。旋即討論地理教學實際問題，如教學時間問題、高中自然地理教學問題、高中本國地理區域問題、各省區域面積問題、外國地名譯音問題。討論結果由于問題頗大，需較長時間討論與研究，乃決定籌備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王文元、邱祖謀、盧材禾、褚紹唐、陳爾壽、陳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為籌略委員。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在市立育才中學成立，到會會員四十七八，會上洪紱先生作了中國省區改造問題報告，最后逐條討論章程并選定第一屆理監事。推舉翁文灝為名譽理事長、王成祖為名譽副理事長、許逸超為理事長、葛綏成、盧材禾等14人為監事，褚紹唐為總干事、葛綏成為總編輯、洪紱、丁錫祉等11人為研究委員。該會成立后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為“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同時在國內各重要城市均進行組織分會。武漢分會由鄒新垓主持；北平分會由王成祖、李良驥二人主持；東南分會由李式金（廈門大學）主持；南京分會由孫承烈（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會由馮繩武（蘭州大學）主持；昆明分會由王立本主持，貴陽分會由王鐘山（貴陽師范學院）主持；臺灣分會由任德庚（臺北師范學院）主持。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已成一全國性的地理學術組織〔6〕。 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其旨趣擬本純學術之立場，探討新地學之真義，以效之方法，使達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輯地學之新資料，以謀有所貢獻于我國之地理教育”。〔7〕
中國地理教育研究會成立后，會務積極進行，1947年10月21日召開首界理監事會，并歡迎中央大學李旭旦教授由美國返國，開會時由李先生報告了美國地理教育狀況，并決定該會刊物名稱為《地理之友》，創刊號于1948年3月出版〔6〕。該研究會的主要活動是編輯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灝在其發刊詞中稱：“地理研究對于國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類文化等，都有莫大的關系。……我國科學地理師資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當，是人所共曉的事，以至三十年來的地理教育，始終在非驢非馬的狀態中。……但補救之道不外兩點：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輸正確觀念和知識；二是服務地理界的同志，要從今后下決心訓練自己，同時放棄一味室內埋首陳書的陋習，各就所在各地做實地考察。這樣時日一久，自有相當滿意的收獲。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負起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兩期，第1 期文章有：許逸超“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洪紱“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綏成“記清代地圖學家鄒代鈞”、丁錫祉“地理基圖”、李震明“中國地形的區分”、楊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領土之變更”、馬湘泳“錢唐江下游地形實察與今后潮汐之影響”、李震明書評“南海諸島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賓共和國”、褚紹唐“修正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草案意見書”、章生道“北行紀要”。第2 期文章有：劉恩蘭“我國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適用”，劉德生“臺島地形隨筆”、盧材禾、秦華麟“臺北區域地理”、徐俊鳴“河南的地理形勢和軍略價值”、陳爾壽“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鑾“東北地理景觀”、秦華麟“〔新書介紹〕諶譯中國區域地理”、陳大森譯“剛果河之游”。許逸超在“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一文中認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為兩組九個，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個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據因果原則、通論原則、分布原則。分布原則是地理學特有的原則。“地面上任何現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義。火山的原因和現象，個別敘述，地質的意味很濃，但尋求火山的分布，并問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帶要環繞著太平洋沿岸，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學的特質。但文中也存在著當時地理學者將自然現象同人文現象簡單類比的問題，“至于我們中國，有人說是老而不死的一個國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難推料。我們知道，這種由幼而壯而老而返老還童的輪回哲學，本是地形學的基本原則，今日人文地理的許多現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紱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愛國主義教育功能，“地理學為中學初級教育重要之一門，應使學生認識中國大好河山，無盡之富源，與我刻苦耐勞之人民，從而引起愛國愛鄉之念。學地理始知中國之偉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國文化之地理基礎，以冀從因襲的，傳統的文化根基上，創造一個有意識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質方面，由目前在崩潰中的傳統的經濟重建科學的技術的經濟，……。”李震明在“中國地形的區分”一文中闡述了中國地形的要點、分布、界線、幾種特殊的地形（黃土、赭色砂巖、石灰巖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區（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東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適用”一文中講述了區域的順序、位置的意義、地形氣候的比較、分布范圍的確定、統計數字的應用、時事發展的詮釋、風土人情的影證、風景區的描摹、圖解的補充、中外地理的差別十個地理教材適用的問題。陳爾壽在“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一文中論述了當時我國黃泛區的復興問題，YVA （長江上游水利計劃）的夢想和南北兩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繼續修筑和南方黃浦港的正式開辟）三大水利建設要務。在黃泛區的復興問題中提出“不僅是希望這個區域能夠恢復昔日的舊觀，并且可以將‘工業農’的理想在這里作為試驗，……”。它們反映了當時上海地理學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繼編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學會成立，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逐并入其中，刊物停辦。
三、地理教育事業與地理學著作和地圖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國也是較早開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館開設了地理課〔8〕；1876年創辦的格致書院也開設有地理課〔8〕。1897年創辦的南洋公學也開設了地理課〔8〕，1899年至1903 年中國近代地學大師張相文在此教授國文與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學高等師范專科開設了史地組，后在文學院下設史地系。開設有人生地理、中國地理、外國地理、地理繪圖、地理教學法、自然地理等課程。主要任課教師有：葛綏成、李長傅、鄔翰芳、孟壽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學史地系成立，先后開設了中國地理、歷史地理、地理學史、氣象學、地形學、經濟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圖學等課程。楚圖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輝、許逸超、盛敘功、洪紱、王文元、褚紹唐、葛綏成等先后在此開課〔11〕。復旦大學在抗戰期間成立了史地系，其設立的目的是：“養成能獨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養中等學院史地課之良好師資”；“灌輸全校學生以史地知識”〔12〕。開的地理課程有：中國地理、氣候學、地圖學、經濟地理、地學概論、人文地理、亞洲地理、美洲地理、歐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鍔、葉粟如、顧頡剛等曾在此任教。〔13〕
這一時期，上海憑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許多地理學著述，它們中較有影響的有：葛綏成編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數學法》、《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地形學》等書；李長傅的《人文地理學》、《地理政治學》、《轉形期的地理學》、《南洋地理志略》等書；盛敘功的《農業地理》、《交通地理》；丁紹恒的《近代本國地理沿革志》；張資平的《地圖繪法和繪制》；楚圖南的《地理學發達史》等書。地圖出版在國內更是一枝獨秀，大量的地圖出版機構（如世界輿地學社、東方輿地學社、大眾輿地學社、中華輿地學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圖。其中《申報地圖》為我國的地圖出版做出了重要貢獻。《申報地圖》是上海《中華民國新地圖》和《中國分省新地圖》的習慣統稱，是上海《申報》為創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開始編繪的。它在地學上的貢獻主要是根據古今中外經緯測量成果，運用等高線，并采用分層設色法編繪，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它為我國地學所做的另一貢獻是為我國培植了地圖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張到日本小林又株式會社膠印廠印刷，印價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終確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國印刷質量較高的地圖大都由當時《申報地圖》培植起來的上海中華廠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學一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了從譯介到獨立研究不斷發展；研究力量從個體到形成組織；內容逐漸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地理教育較發達；地理出版興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國近代地理學研究、教育和傳播的一個重要中心，為我國地理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1〕王子賢：《簡明地質學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頁。
〔 2〕林超：《中國現代地理學萌芽時期的張相文和中國地學會》， 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
〔3 〕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作者為張相文堂兄弟。
〔4〕《地學雜志》創刊號：紹介圖書。
〔5〕上海市社會局第五科36組55號（上海檔案局全宗號6、目錄號5、案卷號1807，該資料現藏上海檔案館。）
〔6〕“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務概況”，《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緣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頁。
〔9 〕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學年鑒》民國十八年，藏華東師大檔案館。
〔11〕據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錢今昔教授回憶。
〔12〕復旦大學歷史檔案第51卷。
【關鍵詞】上海/地理學
【正文】
一、中國地理學的開先河之作
1858年（咸豐三年），英國人慕維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總局出版。該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寫的地學文獻。慕維廉是英國傳教士，1846年來華，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軒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經濟、宗教。他的中文著述還有：《大英國志》、《天文地理》及《知識五門》。《地理全志》由“廣學會”發行，是適應維新運動而出版的科學著作。該書分上、下編，共十五卷，線裝木刻本。上編主要講地理，除總論外，分別論述亞西亞、歐羅巴、阿菲利加、亞墨利加、大洋群島等五個地域，“分文、質、政三等”論述。下編主要講地質，標題是：地質論、地勢論、水論、氣論、光論、草本總論、生物總論、地文論、地史論〔1〕。 將世界地理的知識介紹給了中國。之后，上海還陸續出版了《繪地法要》（著者不詳，金楷理、王德均譯，1875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地繪圖》（富路瑪著，傅蘭雅、徐壽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候叢談》（著者不詳，金楷理、華衡芳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繪海圖全法》（華爾敦著，傅蘭雅、趙元益譯，1901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等介紹西方地理學方法技術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圖》、《平園地球圖》（兩圖均為江南制造總局出版，年代不詳）等地圖。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學任教的張相文編寫了《初等地理教科書》（二冊，上海南洋公學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國地理教科書》（四冊，上海蘭陵社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兩書是我國最早的地理教科書，印行總數達二百萬部以上，為地理學知識在我國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貢獻〔2〕。
1908年，張相文著中國第一本自然地理學著作——《地文學》（地文學一詞來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學），由上海文明書局印發，至民國二年（1913年）已發行了第三版〔3〕。 作者鑒于當時一般的地文學著作不是譯自東洋就是西洋，故撰此書，“會萃各大家學說，博引旁搜，一切證例悉以中國之事實為本”，力求“親切詳瞻”〔4〕。 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可貴的創舉。
張相文在《地文學》緒論中，一開始就說：“地文學者，地理學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濟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無味，而於他學科亦多互相關聯，如天文學、地質學、動植物學、人種學、氣象學、物理學、化學，莫不兼容并包，以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統合各科，而蘄進于實用，此地文學所以為最重要之學科也。”此言時至今日仍有參考價值。
《地文學》一書，篇幅不多，全書共197頁， 附中西對照表長達13頁，附彩色圖十余幅。該書的特點主要有：
（1）內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
（2）“參酌東西各大家學說”。如講到太陽系的形成時， 介紹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說。
（3）對于舊地學家迷惑不解地許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學地闡明其形成原因與發展規律。例如，在講到片麻巖的形成時說：“原始界（太古界）巖石，層理清晰，乍見兒如水成巖，而其成分則為結晶質；又與火成巖無異，是為化形巖（變質巖），大抵受地下之熱力與壓力，使最古之水成巖，悉數融解，再為凝結，逐變為片麻巖。”
（4）重視聯系中國實際。“舉為例證，以本國為宗， 其為中國所無，或調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關系者，兼及他國”如講到地質時代各界、系地層時，就指出其在我國的分布，講到河口泥沙沉積時，則以崇明島為例而加以說明。
（5）“尤時時注意實用，如防霜、避電、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舉其要，以為實地應用之資”。
二、活躍的地理學術組織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學的發展出現一段頗為繁榮的時期。除了繼續介紹國外地理學的知識和思想外，中國人自己的研究活動逐漸地活躍了起來，研究人員不斷增加，研究活動向有組織的方向發展。在這段時期先后出現“中華地學會”、“建國地學社”和“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三個地理學術組織，并發行了《地學季刊》和《地理之友》兩個地理學術刊物。
1.中華地學會及《地學季刊》
中華地學會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綏成（中華書局編輯）、 盛敘功（暨南大學教授）、李長傅（東方輿地學社兼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編輯）、丁紹恒（大同大學教授）、劉虎如（商務印書館編輯）等人發起，先后參加會員約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會員，外地會員約20余人，分布在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遼寧等地。
該會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編輯出版《地學季刊》。1932年1 月創刊號出版，共刊載18篇文章，合計約20余萬字，由大東書局印行。“發刊詞”稱：“地學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關系，使吾人于世界各處之風土人情，能詳釋其因果，尋求其系統，以明今后應如何改造之途徑。……同仁有鑒于此，組織中華地學會，以期交換知識，發展地學。內而國計民生，外而國際概況，俾有真確之認識。期有裨益于中華之建設，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學季刊》一卷四期出齊，共80余萬字，此時由于印刷困難，1935年2月2日舉行第三次年會，討論季刊的繼續出版工作，并修改會章，改選職員，聘請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楨、金兆梓、翁文灝、費伯鴻、舒新城、為名譽會員，選舉葛綏成、李長傅、盛敘功、丁紹恒、顧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紹唐為執行委員、葛綏成為總務主任、李長傅為編輯主任、褚紹唐為干事。《地學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學會自行印發，每期約15萬字，內容理論與實際并重，著重系統研究和現代趨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約50余萬字，由上海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約代售處。
1937年抗戰開始，因會員分散，季刊無法繼續出刊，學會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學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計約130萬字， 刊載各類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續載7篇，譯文24篇，如不計續載則為117 篇）。其類別為：1.介紹辯證唯物主義的地理學思想的論文6篇；2. 經濟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國地理28篇；5.歷史地理（包括邊疆地理、地名學及地理學家）19篇；6.外國地理6篇；7. 地理教學9篇；8.游記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書目及書刊評介3篇；11.國外地理動態及會務報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種思潮都在此匯聚。當時上海地理學的領域中部分人士開始接受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并介紹新哲學觀點的地學刊物。這方面的文章計有楚圖南的“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李長傅的“地理學研究的新階段”（2卷1期、2期）、“轉形期的地理學”（2卷4 期）等約10多篇。
楚圖南在“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紹了新社會派的人文地理學的基本思想：“這個學派最先的淵源，當然要從嘉爾（即馬克思）算起，他的《資本論》的名著里已經提出了經濟怎樣為一切歷史建筑或社會建筑的基礎。由于經濟手段或經濟關系的變化，而歷史或社會也不能不隨之而變化。將這個原則應用于地理學上的問題，即人地相關的問題。于是發生了人類歷史的發展即人類文化的發展是自然契機（因素）規定了呢？還是社會契機（因素）規定了呢？據蒲列哈諾夫的意見，自然環境是最終的規定。但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的影響，則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為媒介而主要地影響人類，這便是這派人文地理學的最基本見解或根本原則。這個原則的最初應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與歷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體系的大致規定，則始于威特福噶爾諸人的《地理學批判》。”李長傅在該刊二卷中連續發表了四篇介紹辯證唯物主義地學觀的文章。他在“科學的地理學的新轉向”一文中批判了當時流行的人地關系論后指出：“人地關系的缺憾，據威特福噶爾之說，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與地的中間項的勞動過程漏掉了，其結論是任意規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要救濟這缺憾只有利用辯證法的唯物論”。他又在“轉形期的地理學淺釋”一文中認為：“正確的地理方法應是辯證唯物論，它應用于社會科學即唯物史觀，應用于自然科學即自然辯證法。人對自然的活動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因此發生人對自然、人對人們二種活動……，自然以勞動過程為媒介，才能在人類之社會生活中發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學的現象，其主動力不在自然、不在人類，而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該文還引介威特福噶爾的圖式，說明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勞動力、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的不同特點由此形成不同類型的人地關系，這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地理學的中心思想。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文章不得不用隱晦的詞句論述，如資產階級為“布爾喬”，馬克思為“馬卡爾”、“嘉爾”等巧妙地躲避當時政府的審查。
《地學季刊》中關于中國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長傅的“中國地理區域論”（1 卷1期和3期）兩篇文章是比較系統的中國地理的區劃研究。前文介紹了中國各種地理分區（如張其昀、翁文灝、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頓、洛克斯比的分區和田中季作的東北分區等），并加以評論，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見，分全國為25個地理區。后文分為緒論和本論兩段。緒論歷述地形區（野田勢次郎、史密斯、李長傅）、氣候區（竺可楨、甘德樓）、生物地理區（鄒樹文、錢崇澍）等部門分區及綜合分區（張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長傅等）。作者將全國分為北部、南部、東北及西北四大區，26個分區，并論述了各分區的特征。以上兩文是我國三十年代較系統的地理區劃研究論文。
李長傅的“中國湖泊的研究”（1卷4期）論述了湖泊的意義、分類、成因、變動與人生的關系及我國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為我國早期系統的全國湖泊研究論述。
褚紹唐的“中國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對我國205 個較大的城市，從地理位置、腹地條件、水運和氣候條件及經濟基礎分析了我國都市的地理因素，為我國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學季刊》在歷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圖南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2卷3期）。該文討論了歷史地理學的定義、發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關的科學、歷史地理學與唯物辯證法、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目的等。作者還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辯證法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地理，同時指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最終目的不僅是說明歷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以歷史的地理因素或條件，來闡發中華民族、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的性質和發展的過程。
在地名學方面，葛綏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論述了地名的意義、種類、構造、變化、同地異名及別稱、地名和國語、翻譯地名應注意的事項等等，是我國最早較系統的地名研究論述。李長傅的“揚子江名稱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時即有揚子橋，揚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揚子橋設揚子縣， 揚子津揚子江之名已散于詩歌文章中。當時揚子江僅指揚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順治十五年）馬尼刺大學教授d.f.navarette始稱中國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譯為揚子江，并謂此江發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者馬卡尼（marcartney）至揚州，稱自此至揚子江巖約二英里，此后在國外的文獻中，遂多稱全江為揚子江。
關于地理景觀方面的論述，葛綏成的“景觀研究（1卷4期）論述了文化景觀、空中攝影、景觀綜合、景觀論等內容，主要根據日文材料，此文為我國介紹景觀論的早期論述。
此外，還有盛敘功譯介的日本黑正巖的“科學的經濟地理學”（ 1卷1期、2期），德國威特噶爾的“中國農地的灌溉問題”（2卷2期）和“中國治水事業與水利事業”、丁紹恒的“中俄界約桌原委與邊防之危機”（1卷1期）、葛綏成的“十年來的中國疆域和政治區劃的變遷”（2卷1、2期）、褚紹唐的“中國地圖史略”（1卷4期）、 楚圖南譯的“近代地理測量及繪圖學之發達”（2卷2期）、何錫昌的“自然科學體系所見地理學之地位及其本質”（1卷3期）、張淪波的“地理科學之解釋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環境決定論”（2卷3期）、葛綏成譯taylor.g的“環境和人種”（2卷 3、4期）等較重要的文章。以上說明，30年代上海中華地學會編輯的《地學季刊》站在時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動我國地理科學發展的作用。
2.建國地學社
建國地學社由盧材禾（社長、復旦大學教授）、樂漢英（上海藝術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陳聞遠（南京朝報編輯）、盧毅（復旦大學教授）、黃望平（中華鐵工廠工程師）、莊國鈞（立達圖書公司經理）、王成祖（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圣約翰、東吳大學教授）、黃國璋（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北平師范學院地理系主任）、陸承蔭（中華輿地學社繪圖組長）、蔣天任（蘇州中學講師）、申廣霆（暨南大學助教）12人發起。據他們向當時社會局申請備案〔5〕的理由稱：（1）集合地理學者，研究專科學術；（2）聯絡會員感情，增進工作效能；（3）協助政府推進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國方案，以為政府之參考；（4 ）促進國民理解地理建國之重要，以養成正確之國家觀與世界觀。他們準備做的工作有：（1 ）聘請專家編輯地理教材，地圖以及各種專門著作；（2 ）計劃制作地理模型、儀器、照片，以應一般教學與普及之需要；（3 ）對本國各區域作精密之實地調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報告；（4）舉行學術演講；（5）搜集地學資料，會員約30至50人。據筆者訪問當時活躍在上海地學界的現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錢今昔教授，該學會在上海雖未開展較有影響的活動，但當時的地理學工作者積極以地理學參加抗戰后國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3.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
1947年8月31日，中國地理學會在上海召集年會， 討論中學地理課程問題，因時間匆促，一時未能獲結果，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褚紹唐三人負責召集上海中學地理教師作一討論。9月10日， 中學地理討論會在曉光中學開會，各大中學地理教師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綏成報告開會宗旨，許逸超講述地理學教育的趨勢。旋即討論地理教學實際問題，如教學時間問題、高中自然地理教學問題、高中本國地理區域問題、各省區域面積問題、外國地名譯音問題。討論結果由于問題頗大，需較長時間討論與研究，乃決定籌備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王文元、邱祖謀、盧材禾、褚紹唐、陳爾壽、陳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為籌略委員。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在市立育才中學成立，到會會員四十七八，會上洪紱先生作了中國省區改造問題報告，最后逐條討論章程并選定第一屆理監事。推舉翁文灝為名譽理事長、王成祖為名譽副理事長、許逸超為理事長、葛綏成、盧材禾等14人為監事，褚紹唐為總干事、葛綏成為總編輯、洪紱、丁錫祉等11人為研究委員。該會成立后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為“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同時在國內各重要城市均進行組織分會。武漢分會由鄒新垓主持；北平分會由王成祖、李良驥二人主持；東南分會由李式金（廈門大學）主持；南京分會由孫承烈（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會由馮繩武（蘭州大學）主持；昆明分會由王立本主持，貴陽分會由王鐘山（貴陽師范學院）主持；臺灣分會由任德庚（臺北師范學院）主持。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已成一全國性的地理學術組織〔6〕。 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其旨趣擬本純學術之立場，探討新地學之真義，以效之方法，使達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輯地學之新資料，以謀有所貢獻于我國之地理教育”。〔7〕
中國地理教育研究會成立后，會務積極進行，1947年10月21日召開首界理監事會，并歡迎中央大學李旭旦教授由美國返國，開會時由李先生報告了美國地理教育狀況，并決定該會刊物名稱為《地理之友》，創刊號于1948年3月出版〔6〕。該研究會的主要活動是編輯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灝在其發刊詞中稱：“地理研究對于國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類文化等，都有莫大的關系。……我國科學地理師資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當，是人所共曉的事，以至三十年來的地理教育，始終在非驢非馬的狀態中。……但補救之道不外兩點：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輸正確觀念和知識；二是服務地理界的同志，要從今后下決心訓練自己，同時放棄一味室內埋首陳書的陋習，各就所在各地做實地考察。這樣時日一久，自有相當滿意的收獲。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負起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兩期，第1 期文章有：許逸超“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洪紱“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綏成“記清代地圖學家鄒代鈞”、丁錫祉“地理基圖”、李震明“中國地形的區分”、楊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領土之變更”、馬湘泳“錢唐江下游地形實察與今后潮汐之影響”、李震明書評“南海諸島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賓共和國”、褚紹唐“修正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草案意見書”、章生道“北行紀要”。第2 期文章有：劉恩蘭“我國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適用”，劉德生“臺島地形隨筆”、盧材禾、秦華麟“臺北區域地理”、徐俊鳴“河南的地理形勢和軍略價值”、陳爾壽“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鑾“東北地理景觀”、秦華麟“〔新書介紹〕諶譯中國區域地理”、陳大森譯“剛果河之游”。許逸超在“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一文中認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為兩組九個，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個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據因果原則、通論原則、分布原則。分布原則是地理學特有的原則。“地面上任何現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義。火山的原因和現象，個別敘述，地質的意味很濃，但尋求火山的分布，并問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帶要環繞著太平洋沿岸，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學的特質。但文中也存在著當時地理學者將自然現象同人文現象簡單類比的問題，“至于我們中國，有人說是老而不死的一個國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難推料。我們知道，這種由幼而壯而老而返老還童的輪回哲學，本是地形學的基本原則，今日人文地理的許多現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紱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愛國主義教育功能，“地理學為中學初級教育重要之一門，應使學生認識中國大好河山，無盡之富源，與我刻苦耐勞之人民，從而引起愛國愛鄉之念。學地理始知中國之偉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國文化之地理基礎，以冀從因襲的，傳統的文化根基上，創造一個有意識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質方面，由目前在崩潰中的傳統的經濟重建科學的技術的經濟，……。”李震明在“中國地形的區分”一文中闡述了中國地形的要點、分布、界線、幾種特殊的地形（黃土、赭色砂巖、石灰巖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區（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東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適用”一文中講述了區域的順序、位置的意義、地形氣候的比較、分布范圍的確定、統計數字的應用、時事發展的詮釋、風土人情的影證、風景區的描摹、圖解的補充、中外地理的差別十個地理教材適用的問題。陳爾壽在“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一文中論述了當時我國黃泛區的復興問題，yva （長江上游水利計劃）的夢想和南北兩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繼續修筑和南方黃浦港的正式開辟）三大水利建設要務。在黃泛區的復興問題中提出“不僅是希望這個區域能夠恢復昔日的舊觀，并且可以將‘工業農’的理想在這里作為試驗，……”。它們反映了當時上海地理學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繼編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學會成立，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逐并入其中，刊物停辦。
三、地理教育事業與地理學著作和地圖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國也是較早開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館開設了地理課〔8〕；1876年創辦的格致書院也開設有地理課〔8〕。1897年創辦的南洋公學也開設了地理課〔8〕，1899年至1903 年中國近代地學大師張相文在此教授國文與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學高等師范專科開設了史地組，后在文學院下設史地系。開設有人生地理、中國地理、外國地理、地理繪圖、地理教學法、自然地理等課程。主要任課教師有：葛綏成、李長傅、鄔翰芳、孟壽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學史地系成立，先后開設了中國地理、歷史地理、地理學史、氣象學、地形學、經濟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圖學等課程。楚圖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輝、許逸超、盛敘功、洪紱、王文元、褚紹唐、葛綏成等先后在此開課〔11〕。復旦大學在抗戰期間成立了史地系，其設立的目的是：“養成能獨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養中等學院史地課之良好師資”；“灌輸全校學生以史地知識”〔12〕。開的地理課程有：中國地理、氣候學、地圖學、經濟地理、地學概論、人文地理、亞洲地理、美洲地理、歐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鍔、葉粟如、顧頡剛等曾在此任教。〔13〕
這一時期，上海憑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許多地理學著述，它們中較有影響的有：葛綏成編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數學法》、《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地形學》等書；李長傅的《人文地理學》、《地理政治學》、《轉形期的地理學》、《南洋地理志略》等書；盛敘功的《農業地理》、《交通地理》；丁紹恒的《近代本國地理沿革志》；張資平的《地圖繪法和繪制》；楚圖南的《地理學發達史》等書。地圖出版在國內更是一枝獨秀，大量的地圖出版機構（如世界輿地學社、東方輿地學社、大眾輿地學社、中華輿地學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圖。其中《申報地圖》為我國的地圖出版做出了重要貢獻。《申報地圖》是上海《中華民國新地圖》和《中國分省新地圖》的習慣統稱，是上海《申報》為創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開始編繪的。它在地學上的貢獻主要是根據古今中外經緯測量成果，運用等高線，并采用分層設色法編繪，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它為我國地學所做的另一貢獻是為我國培植了地圖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張到日本小林又株式會社膠印廠印刷，印價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終確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國印刷質量較高的地圖大都由當時《申報地圖》培植起來的上海中華廠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學一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了從譯介到獨立研究不斷發展；研究力量從個體到形成組織；內容逐漸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地理教育較發達；地理出版興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國近代地理學研究、教育和傳播的一個重要中心，為我國地理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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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林超：《中國現代地理學萌芽時期的張相文和中國地學會》， 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
〔3 〕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作者為張相文堂兄弟。
〔4〕《地學雜志》創刊號：紹介圖書。
〔5〕上海市社會局第五科36組55號（上海檔案局全宗號6、目錄號5、案卷號1807，該資料現藏上海檔案館。）
〔6〕“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務概況”，《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緣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頁。
〔9 〕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學年鑒》民國十八年，藏華東師大檔案館。
〔11〕據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錢今昔教授回憶。
〔12〕復旦大學歷史檔案第51卷。
地理科學專業主修哪些課程 地理科學專業主修課程包括地球概論、地質學基礎、地貌學、氣象與氣候學、地理信息系統、人文地理學、城鄉規劃、城市規劃、植物地理學、土壤地理學、水文學、自然資源學原理、測量與地圖學、中國地理、世界地理、多媒體課件制作、地理教學論、遙感概論等。
地理科學專業以重基礎、重技能、寬口徑的人才培養理念為指導思想，在課程與課時設置上重視地理科學專業基礎課程的教學，強化學生的地理實踐與地理教學技能訓練課程的教學、因學生而異開設選修課程以拓寬學生的知識領域。
地理科學專業就業方向 1、教師——從事中學地理教學工作。
中學教師(初中、高中地理教師;)
大學教師(城鄉規劃、旅游方向，大部分要求地理專業學士學位及以上)。
2、編輯——在地圖出版社從事地圖的繪制、編輯工作。
3、公務員——在地質局、國土規劃局、環境保護局、水文水利廳(局)、氣象局、城鄉規劃研究院工作。
4、工程測量人員——在大型建設集團從事與建筑、土地測量等相關的工作。
地理科學專業培養目標 培養目標
全面面向21世紀科技、經濟、社會和基礎教育發展需要,本專業培養掌握地理科學的基本理論、基礎知識和基本方法的德智體全面發展、具有地理科學思維的基礎扎實、適應面廣、創新意識與實踐能力強的高素質中學地理教育和環境教育師資及其相關專業的后備人才。
培養要求
我國未來的產業優化與升級、農業發展、高技術產業發展、國際貿易、城市化、人口健康、資源綜合利用、社會可持續發展、能源結構優化、環境改善和國家安全等都需要地理科學做出積極貢獻。地理科學專業旨在培養適應國家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具備地理科學的基本理論與方法，掌握遙感、地理信息系統和信息科學與技術等基本理論與技能，了解本學科前沿并受到科學研究的基本訓練，能在有關部門從事教育教學、科學研究、開發和管理工作的高級專業人才，或繼續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的人才。西華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專業自1986年創建以來，長期、高度重視人才培養質量與專業內涵建設，已于2000年被評為四川省惟一的地理科學專業省級本科人才培養基地，2008年被評為省級特色專業，2010年被評為國家級特色專業。
一、專業辦學條件
該專業現有專任教師28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14人、高級實驗師1人、講師5人；博士后3人，博士和在讀博士共占專任教師總數的52%。專任教師主要來自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同濟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和中科院的北京地理所、成都山地所、新疆地理所等，具有良好的人脈資源與學緣結構。專任教師中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1人，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后備人選1人。教授與副教授每年至少為本科生講授一門專業基礎課或主干課。近年來，專任教師先后主持或承擔973計劃、863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教育部、四川省科技廳、教育廳和國土資源廳以及地方政府委托的科研項目230余項，出版學術專著8部，發表高質量學術論文358篇，科研成果獲省部級獎勵5項，科研考核連續5年獲全校理科第一名。同時，專任教師還主持或承擔四川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工程人才培養質量和教學改革項目9項，教學成果獲省部級獎勵8項。建設有四川省級重點課程1門（人文地理學），省級精品課程4門（環境保護、人文地理學、旅游學、水文學），校級精品課程3門（自然地理學、地球概論、區域分析與規劃），精品課程數量位居全校前列。
該專業課程教學與科學研究所需的圖書資料和儀器設備等較為充足。學校圖書館藏書230余萬冊，有地理類藏書近10萬冊，有中國期刊網、重慶維普、超星數字圖書館以及ebscohost、eco psp、ccc、isi proceeding等多種中外文電子期刊數據庫。學院資料室的面積約200m2，有100余種國內外專業學術期刊和近萬冊藏書，每年新增圖書、雜志1 000余冊。專業實驗室面積約5 400m2，有基礎實驗室28個、開放實驗室23個，儀器設備總價值600余萬元，萬元以上大型儀器28臺；有arcgis、erdas、mapgis、geostar和cass等國內外專業軟件實驗平臺。其中，地理信息系統實驗室為中央與地方共建基礎實驗室，丘陵地區國土資源統籌利用工程實驗室為四川省教育廳高校重點實驗室，資源與環境信息系統實驗教學中心為四川省地理科學專業惟一的省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
該專業的專業實習和教育實習基地不斷完善。1996年，經四川省國土局同意、省教育廳批準，由四川省國土勘測規劃研究院和川東北地區58個市、縣國土資源局聯合成立“四川師范學院國土管理學院董事會”。董事會不僅為專業建設提供資金與智力支持，同時為學生的實習和見習等提供條件，這也是四川省地理科學專業校地合作辦學的成功案例。此外，還有南充市污水處理廠、青居曲流國家地質公園、凌云山國家森林公園和嘉陵江中游階地等近郊實習基地；樂山—峨眉山地區的部門地理野外實習基地，成都—西安—延安地區的區域地理野外實習基地；以南充市5所中學為核心，輻射四川盆地的廣安、綿陽、廣元、巴中、達州、德陽、樂山、眉山、內江、南充、遂寧和雅安等12個地市的70余所中學地理教育實習基地。
二、主要優勢特色
教師教育是師范院校固有的優勢和特色。作為四川省屬重點師范大學，西華師范大學是四川省教育師資培養的重要基地，歷來把師范專業特色建設作為提升辦學實力的根基。地理科學是研究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表層自然、人文各要素相互作用及其時空變化規律的科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具有區域性、綜合性、實踐性和應用性等特征。學科特征要求地理科學專業教育必須重視“厚基礎”、“強實踐”。
1.負重自強、鑄魂勵教，矢志不渝為基礎教育服務
要想成為一名優秀的地理教師，必須具備厚實的專業基礎知識和扎實的教育教學功底，必須能夠結合實際、靈活自如地將專業知識應用到教學一線。課程與課堂教學是專業知識傳授和人才培養的重要途徑。西華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專業最新的人才培養方案于2008年修訂、實施。為了增強學生的專業基礎知識，新方案將各部門自然地理學單獨設課，并開設天文學概論、旅游地理學、文化地理學、城市地理學、災害地理學、數字地球導論、綜合自然地理學、區域經濟學、環境地理學、環境影響評價、水土保持學、土地資源調查、土地利用規劃、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土地法學、房地產估價、可持續發展導論等與中學地理教育和資源、環境與發展問題緊密聯系的選修課程。為了夯實學生的教育教學功底，新方案除開設教育學、心理學、普通話、書法和地理學科教學論外，還增設鄉土地理教學與研究、地理素描與三板藝術、地理活動與地理教學、中學地理微格教學、中學地理新課程改革、地理教學技能訓練等地理教師教育課程，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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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地理科學專業學生必讀》供學生查閱拓展閱讀書目、地理學人風采、專業期刊網站、報考研究生及地理教師職業發展等相關信息。
為了引導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風氣，除了落實新生入學教育、教學督導制、學生信息員制、期中教學檢查和嚴格考試紀律等常規管理外，還組織大一、大二學生固定時間、固定教室上自習。大一學生參加手工繪圖技能比賽，大二學生參加自然地理野外調研報告比賽，大三學生參加課堂教學技能比賽，所有學生選擇性參加數字測圖技能比賽、gis軟件操作與二次開發技能比賽、遙感專題應用技能比賽、城市規劃軟件操作技能比賽、autocad軟件操作技能比賽、土地資源開發利用與設計比賽等，通過各種比賽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和專業核心競爭力。為了促進學生將專業知識應用到教學一線，除了選派中青年教師到中學掛職鍛煉、評聘基礎教育兼職教師外，還定期邀請基礎教育一線名師如四川省教科所張白峽教研員、南充高中何從春高級教師、南部中學趙海特級教師、德陽二中饒萍教師（第五屆全國優秀中學地理教育工作者）等給學生講授示范課，還定期將學生帶到南充市5所中學去參加教研活動、聽公開課、評閱試卷等，還選派優秀本科生去頂崗實習或參加中學地理教師置換培訓項目等，通過“請進來、走出去”真刀真槍地磨煉學生的教育教學能力。
2.校地合作、科研強化，千方百計培養學生實踐創新能力
要想成為一名優秀的地理學人，必須具備豐碩的實踐經驗、敏銳的學術思維和強烈的創新欲望。實驗實踐教學是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學會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拓展知識面、提升綜合素質和激發創新意識的重要途徑，也是地理科學專業教育必須高度重視的關鍵環節。西華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專業已建立起由基礎到綜合、由驗證到設計、由設計到創新，“基礎驗證實驗—綜合設計實驗—創新探究實驗”逐步推進，“實驗—實訓—實習”互為補充，“課內—課外、校內—校外、教學—科研”互相結合，理論教學和實驗教學融為一體、課程教學與科學研究融為一體、專業教育與擇業教育融為一體的新型實驗實踐教學體系（如圖1所示）。必修課非獨立設課實驗實踐均有嚴謹的教學大綱及配套講義，非獨立設課實驗實踐占總學時9.9%；一些技術性或應用性較強的課程，如計算機地圖制圖、測量與地圖學、地理信息系統和遙感等，特別重視綜合性、設計性和探究性實驗，占其實驗實踐學時85.0%；近郊鄉土地理實習、樂山—峨眉山部門地理實習、成都—西安—延安區域地理實習、地理教研論文寫作等，獨立設課實驗實踐占總學時20.3%。
作為地處非中心城市的地方性師范大學，西華師范大學建校65年來歷經兩次分合、七易校名，學校建設發展深受無區位優勢、隊伍不穩和投入有限等問題的困擾與制約，但西華師大人一直秉承團結一致、毫不氣餒、孜孜以求、積極作為的優良傳統。地理科學專業教師承蒙社會厚愛及董事會成員單位支持，已在嘉陵江中游、川東北地區、川中丘陵區、四川盆周山區的土地利用與保護、城市與區域經濟、自然災害與風險管理、數字地貌與環境信息等領域主持或承擔200余項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應用型科研項目。教師以身作則，將專業知識應用到生產實踐，激發學生更加熱愛所學專業。利用教師項目較多優勢，鼓勵學生參與地圖數字化與專題制圖、空間數據庫建設與維護、遙感圖像解譯、地理信息系統開發、區域綜合調查、大比例尺數字化測圖等工作，通過科研工作磨煉學生的實踐能力、激活學生的學術思維、點燃學生的創新熱情、增強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等。學生結合科研工作申請大學生創新科研項目、發表科研論文和撰寫畢業論文等成效顯著，廣泛涉獵土地利用評價、旅游資源開發、地質遺跡保護、生態環境評價、區位優勢分析、教育教學改革等領域。
關鍵詞：探究式；地理；協作；高師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27-0117-02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指出，提高質量是高等教育發展的核心任務，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基本要求。各高校要全面實施“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嚴格教學管理，健全教學質量保障體系，提高人才培養質量[1]。實驗教學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培養學生驗證理論知識、提高分析與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培養創新能力與團隊協作能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涉及面廣，是多要素、多形式、多層面、范圍廣泛的綜合作用體系。伴隨著社會對人才要求的提高，各專業適時調整了人才培養方案，加大了實驗課時比重，旨在加強對學生的實踐時間來提高綜合能力。但實踐證明，實驗課時的增加，并沒有使學生的實驗技能與能力得到明顯的提升，因此，要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必須改變傳統的實驗教學方法。孔祥生在《遙感概論實驗》開展了以項目教學為引導的遙感課堂教學方法和新的考核方式改革[2]。江輝仙等提出了基于虛擬現實技術的高校地理實驗教學改革[3]。20世紀初期，美國教育學家杜威首次提出了較為系統的探究教學理論，引起人們對學生的主體性的極大關注以及對師生在教育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反思。而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才開始引入推行探究教學理念，到20世紀90年代才進行大面積實施，且主要集中在中學教學中開展。新一輪課改中強調要重視對地理問題的探究，倡導自主學習、合作學習和探究學習，開展地理觀測、地理考察、地理實驗、地理調查和地理專題研究等實踐活動。而在高校地理科學開展探究性教學也主要集中在理論課堂教學中，如王國梁從“課堂探究、考察實習和社會調查”三大模塊對“人文地理學”開展了探究性教學改革實踐[4]。李小建從思維方式的培育、主要理論點的課堂教學和相關的輔助教學與激勵三個層面構建了“經濟地理學”的探究性教學模式[5]。傅樺等利用課堂討論和博客討論實施自然地理探究性教學探討[6]。
一、高師地理實驗教學現狀
（一）實驗課時分布不均衡，實驗能力培養缺乏連續性
實驗課時是培養學生實驗能力的基本保障，目前，實驗課時占的比重偏低。通過分析某高師地理科學專業人才培養方案（2010年）中實驗課時與理論課時的分配情況可以看出，專業基礎課、專業課中實驗課時占其總課時的比例為16.8%、6.4%，然而專業選修課卻沒有開設實驗課，在教師教育課程中實驗課占其總課時的15.1%。另外，該專業實驗課時集中安排在第一、二、三學期，在第四學期以后主要安排的是教師教育技能訓練課。實驗安排表現為前重后輕，缺乏實驗能力培養的連續性。
（二）實驗項目過于傳統，實驗的自主性得不到發揮
由于目前開設的實驗項目主要是以驗證性實驗為主，如專業基礎課共開設實驗項目24個，其中驗證性實驗占83.3%。實驗課時依附于理論課，目前尚未開設一門獨立的實驗課程，因此，實驗內容基本上是驗證和鞏固理論知識，實驗任務基本上都能在規定的課時內能完成。然而有些實驗項目如《地質學基礎》開設的礦物的肉眼鑒定、巖漿巖的觀察與鑒定、沉積巖的觀察與鑒定、變質巖的觀察與鑒定，在有限的課堂時間內，學生基本上只能掌握方法，但是由于缺乏自主實驗的場所和時間，課后沒有機會進行鞏固，學生實驗的自主性得不到發揮。
（三）實驗教學方法傳統，實驗設計能力缺少培養
傳統的實驗教學方法在鞏固知識、提高實驗效率方面有著一定的優勢，然而，地理新課標的實施對教師的實驗設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在，在高師地理實驗教學過程中，依舊沿襲傳統的實驗教學方法，教師編好或者利用實驗指導教材，將實驗所需要的各種器材準備到位，課堂上將實驗項目方法、步驟進行仔細的講解，注意事項特別提醒，然后讓學生順利地完成實驗內容，最后得到一個理想的結果。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學生感覺輕松，并且覺得實驗很簡單，但是這種教學方法卻與新時期對人才培養的目標不一致，如果繼續這樣培養，那么學生只能依葫蘆畫瓢，要想自己設計一些簡單的實驗，就難以勝任。
二、探究式教學在高師地理實驗教學中的地位
（一）探究式教學理念是推動高師地理實驗教學改革的動力
地理學是研究地球表層自然要素系統與人文要素系統相互作用機制及其時空規律的科學，也是一門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技術科學交叉融合的學科，具有很強的綜合性、應用性和實踐性。高師地理實驗在有些課程中被邊緣化，甚至常常成為理論課的附庸，沒有體現其應有的地位，現有的課程評價極少考查學生的實驗能力，致使實驗教學純粹起驗證性作用。教學方法還是停留在中學時代的教師講原理、操作方法、注意事項，學生依葫蘆畫瓢的水平。探究式教學倡導自主學習、合作學習和探究學習，開展地理觀測、地理考察、地理實驗、地理調查和地理專題研究等實踐活動。
（二）探究式教學是提高實驗技能的重要途徑
實驗技能的培養非一朝一夕，需要不斷實驗才可以熟能生巧。然而在傳統的實驗課程設計安排中，實驗課程集中在大學的第二、第三學期的地理基礎課中，以后幾個學期的重點轉移到了教師教育技能培養上，地理實驗技能的培養就此中斷，這對于繼續深造的學生將會產生一定的遺憾。探究式教學能打破這種依賴于人才培養方案固定的實驗課時安排，借助于研究性學習與創新實驗項目以及科技創新等途徑，不斷鞏固自己的技能。同時通過小組合作，將有意識的對中學地理課程中的實驗進行探究，為今后的實踐奠定良好的基礎。
（三）探究式教學是培養適應中學地理新課改要求創新人才的必然選擇
《義務教育地理課程標準（2011年版）》指出：地理課程選擇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地球與地圖、世界地理、中國地理和鄉土地理等基礎知識，引導學生在生活中發現地理問題，理解其形成的地理背景，提升學生的生活品味，增強學生的生存能力[7]。新課標從教學理念上強調了地理知識要益于生活和終身發展，這要求教師采取相應的教學方法的改革，讓學生在生活中應用地理知識，培養學生的讀圖能力、實踐能力、收集信息能力、閱讀能力和思維能力，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探究式學習和合作式學習，否則難以達到預期的目標。
三、實驗教學中進行探究式改革的實施途徑
（一）優化實驗管理模式，為探究式改革提供保障
實驗室管理模式對實驗教學改革有著重要的影響。探究式實驗教學的實施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涉及到教師、學生，而且涉及到實驗室管理人員。目前實驗室的管理模式延續過去的傳統模式，管理人員只負責課堂實驗教學管理，而對于課外實驗的管理仍然是一個空白，這樣給探究式實驗教學改革帶來了一定的阻力。因此，要在高師地理專業建立新型的實驗室管理模式，讓實驗室的管理跟上改革的步伐。
（二）分層次設置探究式實驗項目，為學生開展創新活動提供梯度訓練
目前，雖然學校為大學生提供了一系列課外研究的平臺，如科技創新項目、研究性學習與創新性實驗項目、大學生創新訓練中心開放基金項目等，學生能自主地選擇和組織進行項目的申報，開展研究，但獲得這種平臺立項的項目數量非常有限，能夠參與的學生人數也非常有限，這樣嚴重地制約了大多數同學參加研究性學習和實驗的機會。為了鼓勵和支持學生全面開展自主探究，增加探究項目是非常必要的。
（三）建立教師分類指導機制，為實驗指導提供有力支撐
學生開展探究性實驗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學生的自主性，但同時需要教師的有效指導，否則，實驗成效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由于實驗項目的來源不同，教師在指導過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也存在差異。對基礎型實驗項目而言，教師僅僅起到一個引領的作用，對實驗項目的結果進行評價。而興趣型實驗項目，教師在實驗項目設計上如何將學生發現的問題進行提煉，需要充分的與學生溝通，并指導學生制定實驗實施方案。科研型實驗型實驗項目，本身就有預先設計好的實驗方案，相對而言，教師的指導重點在把控實驗質量上。因此，針對不同類型的實驗項目，要建立教師分類指導機制，充分發揮教師在探究性實驗教學改革中的引領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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