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2-20 15: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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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我國政社關系發展歷程出發，結合新公共管理理論與治理理論的觀點，提出“新型合作互動的網狀模式”這一理想架構。通過分析當前現狀向理想模式轉變的困境，得出“政社職能分開”是理順當前政社關系，實現理想模式之關鍵節點。并以社區為例，探討政社職能分開的具體問題，嘗試性地提出解決策略。以期促進政社分開進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
關鍵詞 ：政社關系；政府職能；政社分開政社關系，即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從靜態上講，政社關系主要包括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政府對社會事務的影響、社會對政府決策的影響三個方面。政社關系亦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方面，政府具有內在擴張的本能，而社會自主力量的成長易對政府形成約束，二者之間難以達到良性平衡，因此處于長期博弈狀態。另一方面，政社關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因素的影響，隨環境變化而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十報告提出“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社分開、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需要厘清政社關系現狀，針對政社分開過程中面臨的關鍵問題分析原因，并探討解決對策。
一、我國政社關系發展歷程概述
有學者把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概況為五種類型：公民制衡國家、公民對抗國家、公民社會與國家共生共強、公民社會參與國家、公民社會與國家合作互補。政府與社會之間，伴隨著外部環境的改變，二者之間力量消漲，職能轉化，政社關系呈現出不同的形態。
改革開放之前（20世紀50年代-70年代），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社完全合一。政府以單位制為主導，組織控制“單位人”，以街居制為補充，管理無單位居民。政社合一的關系形態下，管理主體一元化，政府全能；管理方式單線化，采取以單位制為依托的垂直式管理；管理手段簡單化，僅采取單一的行政管理手段。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社會緊密貼合，社會管理的權力完全集中于政府。
改革開放后（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開始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成為重要的調控機制。基于“市場的發展，使政府管理所面臨的是一個具有獨立性和自主性的社會”這一理論假設，二元制的政社關系被提出，即政府與社會相互獨立，互不干涉。政社二分的意識產生，并在實踐上進行探索，1980 年,全國性社團猛增至1600 個, 地方性社團達到20多萬個。但是，一方面政府不知如何放權；另一方面，社會組織發育滯后，力量弱小；加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初期力量不足，決定其難以滿足社會公共產品的需要，無法解決其自身產生的消極社會效應。因此，政社關系呈現出“社會依附，政府支配”的特點。
21世紀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經濟、政治、社會管理體制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經濟方面，市場經濟發育愈發成熟，力量逐步增強。政治方面，居委會、社團、行業組織的相關法律陸續頒布，創造出良性的政治環境；社會方面，公民意識大幅度提升，我國社會組織較之改革開放初期，已具備一定的自治能力。社會組織雖仍受桎梏，但亦開始獨立承擔部分社會管理職能。我國政社關系呈現出“以政府為核心，政社逐步分離”的特點。我國政社關系形態演變，如下圖所 示：
縱觀政社關系發展至今的數種形態，不難發現，隨著社會環境變化，社會管理主體從一元化向二元化、多元化方向發展；社會管理方式呈現多樣化。但總體上，我國政社關系仍呈現出“強政府，弱社會”的形態，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這與我國長期強國家、弱社會的國情分不開。
二、政社關系的理想架構-新型合作互動的網狀模式
與傳統的公共行政不同，新公共管理理論和多中心治理理論的出現，倡導社會組織功能邊界的分化，治理主體、治理機制的多元化。分別從兩種理論出發，我國學者提出過數種理想模式的設想。根據治理理論的觀點，治理的目的是有效地反應公共利益的訴求，實現公共利益。治理理論下，理想的政社關系是“政府在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社會合作過程中，起關鍵性作用，而非支配性作用”。根據新公共理論的觀點，理想的政社關系模式是建立一個以共同目標為紐帶、以多個權力中心為特征、合作互動的模式。其實質就是使政府公共服務體系從過去的“政府壟斷”專為政府、私營企業、社會組織、公民個體共同參與的過程。
從我國現實環境來看，我國社會發展的本土化因素不容易忽視。一方面，社會組織從接近真空的狀態中發展起來，從計劃行政體系中脫胎而出，發展初期依賴行政推動，幾乎是城市基層政府用行政力量塑造著社會，社會力量仍不足以獨立應對；另一方面，中國人重政府，輕社會的傳統觀念短期難以改變。
聯系我國實際，結合新公共管理理論與治理理論的觀點，我們認為“新型合作互動的網狀模式”是我國政社關系的理想模式，它是以公共利益的實現為最大目標，以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公民為多元主體互動合作為基礎的，權力分散，權責統一，多元協商，方式靈活的關系模式。
權力結構上，社會管理的權力應分散于社會的各主體，公共權力的運行應具有動態性：從自上而下的權力的實施，到多元互動的權力的運用。管理機制上，依靠多元主體的合作網絡的權威，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權威，打破單一中心論。運行方式上，多元主體應提升主體意識，主動提供服務，發現問題，共同推動公共議題的進展與公共利益的實現。同時，成熟的公民社會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在合作網絡中，應當作為社會組織發展的堅強后盾，為其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
三、實現理想模式的關鍵結點-政社職能分開
政社關系的發展是一個受環境變化影響的漸進過程。以社區為例，要完成當下的政社關系向理想模式的轉變，面臨如下困境：
1.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
2003年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突破了82年以來幾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局限，將簡單的機構改革深化到運行機制的創新上。十六大提出了政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行政職能定位,明確街道承擔的職能以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為主, 居委會的職能則是居民自治。政府的職能轉變不可能一步到位，兩級城市基層組織的定位與職能劃分亦較為籠統，使體制改革的優勢無法體現，使得二者在互動過程中必然相互制約。
2.政社分開的動力不足
對政府而言，對政社分開的積極性缺乏。一方面，基層政府存在大包大攬的慣性。政社職能邊界模糊，不知如何放權；出于維穩的壓力，亦不敢放權。另一方面，近年來機關精簡整編,部分機關通過“官辦”社區的形式,彌補行政人員不足,延伸相關職能,使得機關與社區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對社區而言，由于政府與社區職能界定尚且模糊，社區在脫離政府管制后，面臨自我定位的困境,對政社分開亦缺乏積極性。
學界多對政社職能進行宏觀探討，即政府職能轉變、政社職能分開的應然性分析。對于政社職能如何轉變的探討卻相對模糊。而造成困境的關鍵恰在于政社職能劃分不明晰。政社職能劃分面臨如下幾個具體問題：
①政府與社區履職方式混淆。政府將監管責任和具體落實責任一肩挑。形成一肩挑的原因在于部門利益的制約使政府具有主觀偏好與政社職能劃分的路徑依賴。②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NGO、社區等社會組織力量普遍薄弱，實際能承擔的社會職能難以界定。在此現狀下，政府哪些職能應該外放，職能應該如何外放，社會應以何種方式承接，都成為政社職能分開面臨的現實問題。
③社區經費的依賴性。政府表面上將微觀領域的管理和服務職能轉移給了社區,但由于沒有費隨事轉,反而加重了社區負擔。看似精簡了政府的機構和職能,但實際只縮小了政府的組織邊界,政府的功能邊界沒有改變甚至仍在擴大。
四、政社職能分開的對策探究-以社區為例
基于群眾自治發展來說，政府職能在于啟動社區建設，規劃或參與規劃社區組織體系的建立。在實踐中，政府職能的度的把握是關鍵。我們嘗試性地提出對策以解決政社職能分開面臨的問題：
1.以法制和契約規范政府與社區組織間的關系
政府與社區組織在承認雙方法律主體地位平等的基礎上，明確各自的責,權,利，形成了雙向約束機制，避免行政專橫和職權濫用，提升二者的服務意識，責任意識和誠信意識。
2.獨立社區財政體系，多元社區經費來源
社區建立自主獨立的財政體系，增加社區建設經費渠道，減少社區與政府在人、財、物方面的牽涉。有利于二者職能明確劃分，促進政社分開進程。
3.優化社會環境，關注NGO 組織培育與發展
在新型互動網狀模式的建構中，要求主體多元，各方參與的互動性。NGO組織的發展，是社會主體多元化、社會力量提升、政社之間有效互動的要求，為政社職能的具體劃分提供了可能。
4.提升公民社會意識，發展社區自主管理
把政府的行政管理與社區自我管理分開，把部門職能與一般社會職能分開，培養社區自我管理組織，提高社區自律水平，提升公民社會意識與自主意識，將大部分公共事務還給社區進行管理。
5.構建合理的協商程序和規則
社區參與能力的平等協商能否順利展開，關鍵是協商程序和規則的合理設計。首先，建立一個能夠產生廣泛代表性的協商主體遴選機制; 其次，保證各方協商能力實質平等，因為協商的意義于在合理化方案，要保證各方基于平等的信息資源和論辯能力。
參考文獻
[1]張新文.政社關系視角下公共政策工具研究[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05）.
[2]楊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職能及其轉變研究[J].南京社會科學，1996(09).
[3]徐金燕，蔣利平.治理理論視角下社區公共服務政府的角色定位及行為的優化[J].當代教育理論與實踐，2013（01）.
[4] 陳偉東，李雪萍.社會自組織的要素與價值[J].社會學，2004（03）.
[5]任遠.草根的全球化與本土化：我國和西方城市社區發展的比較研究[J].社會科學研究，2005（06）.
[6] 陳雪蓮.從街居制到社區制：城市基層治理模式的轉變——以“北京市魯谷街道社區管理體制改革”為個案[J].華東經濟管理，2009（9）.
[7] 方國平.新型政社關系的重構[J].中國行政管理，2010（4）.
[8] 徐宇珊.政府與社會的職能邊界及其在實踐中的困惑[J].中國行政管理，2010（4）.
[9]陳偉東.城市社區自治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2003（04）.
[10]崔運武.論城市社區建設中政府職能界定和實施的三個基本問題[J],中國行政管理，2003（09）.
[11]鄭永超，李春宇.我國政府職能社會化的現狀，問題及對策[J].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09）.
[12]陳吉利，鄭大發.社會管理社區化：實踐困境與完善思路[J].前沿，2011（21）.
[13]王學義，龍少華.社區服務與管理：影響因素及實證研究[J].四川行政學院學報，2000.
[14]道格拉斯*C*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建立健全我國衛生評價制度
社會團體發展的前瞻與思考
加強智庫研究建設新型智庫
做好社會救助和慈善資源的對接
完善我國志愿服務體系的建議
“三社聯動”的問題與優化策略
用治理理念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發展
完善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幾點建議
改進我國兒童安全保護工作的思路
徐州市街居體制改革的實踐與思考
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與對策
新常態下中國式鄰避困境的解決思路
完善促進大學生就業創業的政策體系
在完善制度中全面推進社區矯正工作
民間公共資源的傳統利用與鄉村建設
推進新型城鎮化和流動人口社會融合
基于近年來幾起重特大事故災難的分析
創新社會治理需要全面提升領導力
英國開放公共服務改革及其啟示
加強社會治理創新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
總體國家安全觀下的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
加強國家安全管理體制的系統性設計
運用協商民主創新社會治理的有益嘗試
縣域社會協同治理的“田東經驗”分析
社會治理創新視域下的微信謠言治理
組織社會力量參與社區治理的實踐與思考
重慶城鄉社區服務差異分析及政策建議
加強網格化服務管理體系構建的幾點建議
引導新文藝組織和文化群體參與社會建設
行業協會商會與政府脫鉤改革方略及挑戰
扎實推進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改革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我國社會發展展望
從臺灣社區發展看社區網絡治理的前景與挑戰
社會風險與基層社區治理:問題、理念與對策
在社會治理創新中充分發揮關工委的獨特作用
正確認識和處理新形勢下改革與法治的關系
開啟中國社會學研究的新“黃金時代”
中國合和式風險治理的概念框架與主要設想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團場社區建設與治理的思考
清前期山東“義集”的興起與地方市場治理策略
人口老齡化再認識及對養老服務業發展規劃的建議
推進以社區治理為基礎的城市治理現代化探索實踐
《國家安全法》頒行背景下的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
總體國家安全觀視角下的公共應急管理法治化
推進公共安全體系系統化常態化法治化社會化建設
深圳市基本公共服務管理平臺建設的實踐與思考
客家家訓——客家人修身處世創業持家的座右銘
關鍵詞：青年社會組織；研究現狀；未來展望
中圖分類號：D43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2-0177-02
目前，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問題的增多，社會組織的培育與發展已日漸受到政府及社會的關注。而青年社會組織已漸成為社會組織中的創新主體，如國內較為成功的如徐州漢唐公益、成都愛思青年等社會組織。2016年，中央下撥2億元支持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服務；且地方政府及企業對社會組織的資助力度不斷加大。因此，對于青年社會組織概念的界定、培育與發展、相關問題及對策的研究，以及對青年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探索已成為相關學者的研究熱點。但與此同時，青年社會組織的發展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分析這些問題的成因并提出對策，對于我國青年社會組織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青年社會組織的研究概況
在知網中，關于青年社會組織研究的文獻共檢索到75篇，從時間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2010―2016年，其中，2010―2013年每年文獻數量在1―7篇，2014年15篇，2015年24篇，2016年年初至6月為止有19篇。可見，近年來青年社會組織逐漸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熱點。
從地域分布來看，絕大多數研究來自東部地區，少部分研究來自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尚未開展方面研究。
從研究方法來看，僅有兩篇文獻使用了定量方法研究分析，剩余文獻的多數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從研究方向、研究視角來看，主要由以下四個研究方向：一是共青團與青年社會組織的關系研究：主要研究共青團與青年社會組織在新常態下關系發展應具備的特點，以及共青團對青年社會組織的培育與發展作用，并指出目前共青團與青年社會組織的聯動關系不夠廣泛深入這一確切問題（徐燦榮，2015）。二是青年社會組織功能發揮研究：主要研究青年社會組織具備的社會功能以及如何良好地發揮該社會功能，具體包括青年社會組織如何參與社會治理、參與城市社區治理、以及如何促進就業的研究（童瀟，2015）。三是青年社會組織的培育（支持、扶持）研究：主要研究對于青年社會組織有效的培育路徑、支持體系、扶持政策、孵化平臺等。并將主要目光集中于青年社會組織的資源培育與組織結構、制度的構建（劉鴻方，2016）。四是青年社會組織的困境分析與對策建議研究：主要研究青年社會組織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及對策（趙亞靜、姜力丹，2016）。
二、青年社會組織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青年社會組織發展困境分析與建議
目前，我國青年社會組織發展受外部、內部等多重因素影響，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問題。綜述相關文獻，可將此類研究的影響因素分為外部環境因素和內部治理因素。
外部環境因素影響：一是管理體制。在現行管理體制下，行政化色彩相對濃厚，使得準入前嚴格限制、審核檢驗多，而準入后則業務上的行政指導和服務較少。這樣的管理體制不利于政府與青年社會組織之間的溝通交流，以及青年社會組織自身的發展。二是政策導向及社會認知度。一方面，已經制定的扶持青年社會組織發展的制度、政策得不到真正落實；另一方面，政府對青年社會組織社會管理創新意識的培養和對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引導不夠；與此同時，青年社會組織社會認同知低、公信力缺乏。三是政府與青年社會組織有效對接的樞紐力量急需發展。目前大多數樞紐型社會組織處于半官方半民間狀態，與政府的關系較為模糊；且專門培育青年社會組織的樞紐型社會組織較為稀缺，青年社會組織缺乏與政府的交流的合適渠道。
內部治理影響因素如下：一是多數青年社會組織在持續發展上面臨著“四缺”問題，即欠缺資金、人才、場地和規模。青年社會組織有著與社會組織同樣的發展困境，而因其成員較為年輕，更為缺乏社會資本，在資金與人才方面，受限更大。二是多數青年社會組織在持續發展中缺乏現代社會組織理念，內部治理結構不完善、管理效率不高。由于其成員因興趣等原因結緣，青年社會組織人情味更濃，缺乏必要的規章制度，或即使建立了規章制度，但執行度不高，導致其發展緩慢，人員流動性大。
（二）青年社會組織培育路徑探索
關于青年社會組織培育路徑的探索主要有兩類研究：社會組織孵化平臺的發展與推廣；對培育青年社會組織的模式和有效經驗的分析及對青年社會組織支持體系的構建。
關于社會組織孵化平臺的發展與推廣：目前，社會組織孵化平臺的發展存在以下困境：制度缺失、孵化模式存在風險、資源支持不足、社會認知存在偏差。其中，旨在完善社會組織孵化而提出的對策有：提升社會組織孵化平臺作用；創建社會組織孵化平臺，有效整合資源；營造良好的政府支持環境；加強完善社會組織的組織建設。
關于對培育青年社會組織的模式和有效經驗的分析及對青年社會組織支持體系的構建，此類研究認為，社會公益活動可以成為基層團建的重要活動內容，支持與發展青年社會組織可以成為體制內團建的創新型工作方式。支持青年社會組織發展，對于黨團建設非常有幫助。而關于青年社會組織支持體系構建的建議有：將社會組織工作納為各級黨建工作內容；大力推進政府購買行動及其改革；建立評估監督機制；推動形成公益組織購買專項。
而關于青年社會組織支持體系構建的建議有：將社會組織工作納為各級黨建工作內容；大力推進政府購買行動及其改革；建立評估監督機制；推動形成公益組織購買專項。
（三）青年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
青年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特征與特點：童瀟（2016）認為，青年社會組織的參與領域豐富多樣；在資金來源上，自籌與外引兼具；參與態度較為積極并日趨火熱；活動場所以一區縣及社區為中心，共青團在青年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過程中發揮樞紐引領作用。
關于青年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功能進一步發展的相關思路建議：（1）發育主體，即推動青年社會組織發展成為具備相應資質和能力的社會主體。（2）釋放空間，即推動社會治理領域向青年社會組織開放，能夠給予青年社會組織相應機會，放寬青年社會組織準入門檻，充分信任青年社會組織。（3）完善政策，主要可立足于下述四個方面：一是推進以孵化園、孵化器為支撐的青年社會組織基地建設；二是大力推進青年社會組織規范化建設，建立相應的信息體制和機制，扎實推進青年社會組織規范化評估工作，開展提高組織能力的培訓；三是加強外部監管體系建設；四是建立青年社會組織扶持基金。（4）完善平臺，主要是可以推進青年公益創投平臺、供求對接平臺和眾籌平臺三項平臺的搭建工作，解決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劉春蕾，2016）。
三、青年社會組織的研究評析與未來展望
（一）對現有研究的評價
在概念界定方面，由于目前對青年社會組織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不同的學者在研究時存在概念混淆的情況，將青年社會組織等同于社會組織。如黃科瑞、潘永弟對百色青年社會組織的定義中，并沒有明確青年社會組織是否是社會組織，而黃婷婷也只對青年社會組織做了一個概念界定，并未提出明確的界定。
在發展困境的研究方面，以往研究集中于對青年社會組織發展困境的列舉與描述性分析，缺乏對其內在因素的分析，且對于此類影響因素的分析中，主要是定性分析，缺乏以數據分析為基礎的定量研究，對于主要的影響因素尚不清楚。
在青年社會組織的培育探索上，雖然學界對已有的孵化模式的風險已有研究，但尚未提出完善的新型孵化模式，在社會組織的培育問題上，孵化器平臺的發展并非唯一路徑，更應培育與發揮青年社會組織自身所具備的支持體系。
（二）未來研究展望
目前，學界無論是對青年社會組織的發展模式研究、困境及對策研究，還是對其功能的探究，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便是，青年社會組織的生存問題。既便是目前的公益創投和政府購買，社會組織的發展還是離不開政府政策及資金支持，而社會組織作為獨立的第三部門，其生存與發展不能長期依賴于政府和企業的扶持。實現社會組織的自盈利，即社會組織能夠為創建或運營社會組織者提供工資支持并實現組織的自運行或轉型為社會企業。而青年作為社會創業與創新的主體，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形勢下，通過創建或運營青年社會組織來進行創業或就業具備較好的前景，其行為本身便實現了較高的社會價值。
參考文獻：
[1]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課題組，劉俊彥.我國城市青年社會組織發展狀況研究報告[J].青年學報，2014，（4）：41-49.
[2] 黃科瑞，潘永弟.百色青年社會組織建設和發展狀況研究[J].百色學院學報，2014，（6）：126-131.
[3] 石國亮，王玲雪.青年社會組織發展的政策環境與政策建議[J].中國青年研究，2015，（2）：40-45.
[4] 浙江省團校課題組，王雁.激發青年社會組織活力的體制機制研究――以浙江省為例[J].青少年研究與實踐，2015，（2）：67-75.
[5] 葉城均.青年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路徑[J].經營與管理，2015，（6）：16-18.
[6] 童瀟.青年社會組織參與城市社會治理：演進、特征與推進路徑[J].中國青年研究，2015，（8）：31-36.
[7] .國外社會組織促進青年就業與創業的經驗和啟示[J].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16，（2）：116-121.
[8] 趙亞靜，姜力丹.青年社會組織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破解之策[J].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3）：94-99.
[9] 覃警榮.廣西青年社會組織、青年創業就業工作現狀調研[J].人力資源管理，2016，（2）：152.
[10] 黃婷婷.我國青年社會組織發展趨向探析[J].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16，（1）：81-86.
>> 協同治理視角下的政府公共危機處理 協同治理視角下城市社區組織管理體制的現狀分析及其改革探索 風險社會理論范式下中國“環境沖突”問題及其協同治理論 城市環境責任的邏輯 協同治理視域下的我國智庫發展及其資本提升 公共危機協同治理研究 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論下的京津冀環境污染協同治理研究 藥品安全從行政監管走向協同治理的路徑審視 我國城市環境污染存在的問題及其治理措施 淺談城市環境污染的現狀及其治理對策 協同治理視角下城市多民族社區中居民參與存在的困境及路徑選擇 新媒體背景下高職院校危機協同治理研究 基層協同治理推進路徑和生成邏輯 國際旅游島建設過程中的公共危機協同治理初探 芻議如何加強城市環境污染的治理 治理城市環境污染的建議 分析城市環境治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城市環境污染的治理措施探討 城市環境治理的發展模式與實踐措施 關于城市環境衛生治理的探討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3〕 〔4〕〔美〕理查德?瑞吉斯特.生態城市〔M〕.王如松，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24.
〔5〕 〔6〕〔9〕劉祖云.十大政府范式〔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271-314，289，306.
〔7〕 姜愛林，陳海秋，張志輝.城市環境治理若干理論研究〔J〕.寧夏社會科學，2008，（5）.
〔8〕 范如國.復雜網絡結構范型下的社會治理協同創新〔J〕.中國社會科學，2014，（4）.
〔10〕 〔11〕〔17〕〔美〕奧蘭?揚.直面環境挑戰：治理的作用〔M〕.趙小凡，等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4.80-81，164.
〔12〕 趙喜亮，等.中美環保產業對比分析研究〔J〕.中國環保產業，2012，（4）.
關鍵詞：多中心治理理論；公共事務管理；主體多元化；自主治理
中圖分類號：C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6）11-0057-02
多中心治理理論是由美國學者埃莉諾?奧斯特諾姆提出的，這一理論主張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提供公共服務，治理的目標是實現“多贏”，即網絡結構中每個參與者都能夠獲取各自的利益所得[1]33。
一、多中心治理理論在我國的應用領域
（一）運用多中心治理理論解決教育問題
多中心治理理論最初引入我國是用于解決教育問題，曲正偉指出多中心治理體制在我國義務教育治理中具有適用的合法性，提出了保持各中心之間均衡和突出政府責任主要性的多中心治理體制[2]9。付小倩等從建設主體、建設路線、制度創新三個方面出發提出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的多中心思路，為促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優化、深化提供了有益借鑒[3]106。
（二）運用多中心治理理論解決我國環境問題
劉芳雄最早運用多中心治理理論解決環境問題中，對于溫州企業忽視環境保護責任的現狀，提出了以“多中心治理”理論為指引，運用市場機制，通過政府、行業協會、企業的合作解決溫州環境問題[4]139。對于我國城市地區的霧霾問題，劉菲提出構建多中心治理模式，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健全社會的參與機制，實現由傳統到“綠色”的環境治理模式轉變[5]1-2。
（三）運用多中心治理理論解決我國農村事務治理問題
對于農村公共物品在供給總量、供給結構上存在的問題，李瑩瑩提出以多中心治理理論為指導，改革農村公共物品單一的供給主體，構建政府、市場、第三部門組織三位一體的多元化供給主體[6]1。張海濤以多中心治理為視角，探尋鄉村治理的新模式，提出了發揮第三部門、農村民間組織和行業協會在政府治理中的補充作用，形成多個中心相互協作治理局面，形成村級治理的“善治”局面[7]1。
（四）運用多中心治理理論解決我國城市社區治理問題
對于我國社區居委會一支獨大格局的負面影響，劉偉紅提出了發展其他社區組織，提升社區組織發展的職業化、專業化程度，形成多中心的公益物品供給格局，以打破社區居委會的絕對優勢狀態[8]88。對于我國城市社區存在的問題，史敏應用“多中心”治理，提出落實治理主體多元化，培育社區自主治理組織、提高社區居民參與熱情，理順政府與社會組織、社區組織的關系，通過不同平臺促使居民參與社區治理中[9]1。
二、多中心治理理論在我國應用存在的問題
（一）偏離純粹意義上的“多中心”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多中心治理理論中治理主體多元化是指公共部門、企業、非營利機構、個人均可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并以平等的地位處理公共事務以及協調各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而在我國學者建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大多是指以政府為主導，在此基礎上發揮企業、福利機構、公民個人等治理主體的作用，這種“多中心”趨勢，偏離純粹意義上的“多中心”，表現為在政府這個軸心的周邊圍繞著幾個不完全依附、部分自治的治理主體，這種模式主要是在政府指導下，各層級主體發揮相應的治理作用，層次化清晰，不同主體之間相互聯系較少，這種現象是根據多中心治理框架來尋找我國與之相對應的元素，通過協調政府職能與各級主體達到治理平衡，偏離了純粹意義上的“多中心”。
（二）與我國國情結合得不夠緊密
多中心治理理論主要是在美國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提出的一種治理模式，以美國聯邦制國家結構的實際情況為出發點設計的，盡管我國公民社會發展水平大幅提升，民主、法治觀念日益深入，但在經濟發展的市場化程度、權利運用的民主化程度、社會組織運行的自主化程度、政府權力分配的合理化程度方面，都與理論最初要求存在差異。作為一種非本土化理論，我們在應用該理論時，不能完全照搬而要與我國國情結合，雖然我國學者做出了相應的努力，但這種結合還不夠緊密，大多學者停留在理論層面的介紹，未能建立起實踐性的理論框架體系，理論的本土化推進任務仍然十分艱巨。
三、提升多中心治理理論應用水平的對策建議
（一）注重理論應用角度的自發性
奧斯特羅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論強調自主組織、自主治理，多中心主體之所以能夠以平等的地位和權利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主要取決于他們的行動團體是多元主體的自主組織，在自組織的過程中不同主體會以平等的地位協調彼此之間的利益關系和處事原則，這一過程確保了多元主體地位的平等性。
學者項麟通過在北京“浙江村”為期6年的深入考察和了解，對浙江村自有的一套治理模式進行了研究，從最樸素的事實中發掘我國社會存在的自主治理。浙江村的社區生活以由親友圈和生意圈構成的系為基礎，每個人都有一個“系”的關系網，兩個圈子重疊的部分是核心系，人們靠親友圈來組織平常的生活，多人與個人多向投資格局促使不同的親友圈、系之間交叉重疊，增強了一些人糾紛調解和經濟能力以及在各自朋友圈的聲望，這些人影響范圍深遠，波及到它原來的系之外，這種機制促進了“大人物”的產生，這些主體構成了浙江村社區生活的主要組成部分。在浙江村的生意交往中人們通過掌握對方的底細減少風險，親友圈在其中發揮著積極的中介作用，例如：在A的系中他與B是親友關系，B與C又是親友關系，那么A在與C開展生意合作時可以發揮B的連接與監督作用。廣泛的親友圈不僅可以對對方進行監督，還可以對其失信行為進行懲罰和糾正，人們在親友圈與生意圈的互動中鎖住客戶，一個系的人共享這組具有鎖住能力的親友圈。浙江村內不同的關系之間構成了關系叢，使人們有很強的互相幫忙意識，認為互相幫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如：A幫了B的忙，C又來幫A的忙，因此幫助別人實質上是在給自己的“關系叢”投資，“助人者人助之”，這個“人”在村內所包含的主體是相當廣泛的，同時浙江村內的生活透明度極高，如果不幫會遭人閑話，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人們互相幫助的積極性。村內的大人物主要提供大院、市場等公共場所和調解內部糾紛，是社區組織的核心，大人物和小人物各做各的生意，內部關系的編織構成大人物的權威基礎，對于不能解決的糾紛都要找大人物進行調節，同時大人物也樂于為人提供服務和幫助而不計回報，這樣反過來也能提高他在關系叢中的威信。浙江村的這種自主治理模式不僅加強了和外部經濟體的“聯結”，促進了自身社區的持續發展與擴張，也積極改變著外部社會的經濟格局。這樣源于社會內部自發性的自主治理是與多中心治理理論相符合的，從這種自發性的角度出發引用多中心治理理論，發揮治理理論的指導作用以解決我國社會組織自主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完善我國社會環境內部的自主治理模式是需要廣大學者加強研究的地方。
（二）提升治理理論與我國國情的結合程度
多中心治理理論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上，主張多種制度規劃相結合，強調治理主體多元化，對社會管理中遇到的集體行動困境做出良好的響應，這與我國公共事務管理本身層次多，復雜性強的現狀相吻合，為解決由政府單一管理造成的集體行動困境提供了思路，對我國公共事務治理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但不同國家國情不同，即使是同一地區不同組織之間的具體情況還會有所差別，所以在引用針對美國國情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論時必須對其進行本土化的改造，使構建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符合我國實際。
學者陳剩勇、馬斌在《溫州民間商會：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溫州服裝商會的典型研究》一文中對多中心治理實現的制度機制進行了研究，作者指出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教授主要以公用的草地和山地等“公共池塘資源”為研究案例所得出的自主治理理論，在分析溫州民間商會的自主治理時，顯然還應在特定的制度環境之下做一定的修正和本土化的建構[10]33。溫州民間商會是相關業內人士為在行業混亂無序，政府無力解決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以其良好的自主治理績效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作者根據奧斯特羅姆自主合約治理的八項原則：分享資源單位的個人或家庭之邊界界定清晰；使用、供給與當地具體情況相適應；集體選擇安排；有效監督；越“規”的分級制裁；低成本如論壇式的沖突協調機制；對組織權的認可；分權制組織[1]17。分析了溫州民間商會的生發機制―制度基礎和內在邏輯、溫州服裝商會―制度變遷與自主治理機制的演進、溫州民間商會的制度困境及其發展出路，最后總結與探討了自主治理與政府作用。這樣一種從我國具體國情出發應用多中心治理理論，分析及解決我國社會自主治理的生發機制及存在問題的方法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和較強的理論指導意義，需要廣大學者進行廣泛研究。
參考文獻：
[1][美]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余遜達，陳旭東，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
[2]曲正偉.多中心治理與我國義務教育中的政府責任[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3（23）.
[3]付小倩，袁頂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多中心建設[J].現代教育管理，2014（7）.
[4]劉芳雄.多中心治理與溫州環保變革之道[J].企業經濟，2005（4）.
[5]劉菲.多中心治理視角下H省霧霾治理問題研究[D].沈陽：遼寧大學，2014.
[6]李瑩瑩.多中心理論視角下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主體研究以阜新市為例[D].沈陽：遼寧大學，2011.
[7]張海濤.多中心治理：勞務輸出地區鄉村治理新模式――以四川省南充市為例[D].重慶：重慶大學，2013.
[8]劉偉紅.多中心理論視野下的社區發展路徑分析[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11（2）.
>> 試論我國鄉村旅游的休閑治理 試論我國鄉村旅游的發展 試論我國協商民主實踐的發展 論我國鄉村旅游的和諧發展 試論我國節能服務產業的發展推進策略 試論我國社區協商民主的困境及對策 試論我國證券公司治理結構的缺陷與完善 試論我國上市公司會計造假的防范與治理 試論我國農村公共危機治理的困境與對策 試論我國果樹科技發展面臨的問題與對策試論我國果樹科技發展面臨的問題與對策 論我國實行協商民主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論我國股份制高職院校的組織治理與發展 論我國西部新農村治理模式的選擇與發展 論我國網絡社會的秩序與治理 論我國協商民主的發展趨勢 試論我國虛擬經濟的良性發展 試論我國住宅的未來發展 試論我國生物農藥的發展 試論我國農業物流的發展 試論我國國債市場的發展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7]王德祥，羅藝.近10年中國農村建設的成就、經驗及存在問題[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8-15.
[8]約翰鄧恩.民主的歷程[M].林猛，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9]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協商民主：論理性與政治[M].陳家剛，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10]林尚立.協商政治：對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一種思考[J].學術月刊，2003（10）：19-25.
[11]何包鋼，王春光.中國鄉村協商民主：個案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7（3）：56-73.
[12]陳剩勇.村民自治何去何從――對中國農村基層民主發展現狀的觀察和思考[J].學術界，2009（1）：42-50.
[13]張小勁.民主建設發展的重要嘗試：溫嶺“民主懇談會”所引發的思考[J].浙江社會科學，2003（1）：21-25.
關鍵詞：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綜述
鄉村旅游是以鄉村社區為旅游活動場所，以鄉村特有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民俗文化風情等為旅游資源，以滿足旅游者各種旅游需求的生態旅游形式。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就是讓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到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來，把全體社區居民作為旅游開發、管理、監督以及受益的主體。社區參與鄉村旅游是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必要途徑。近年來，學者們對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研究呈明顯上升趨勢。從論文的研究內容上看，主要集中在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意義和內容研究、模式研究、存在問題及對策研究、特定地區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研究等方面。從研究方法上看，不斷結合多學科進行研究，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研究方法不斷多樣化。
一.國內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研究內容
（一）社區參與鄉村旅游意義內容方面研究
鄭群明、鐘林生（2004）分析了參與式鄉村旅游的經濟學意義，認為社區全面參與旅游開發，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增收問題，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1]。方文華，王力峰（2008）認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不僅可以提高鄉村旅游產品的質量，從鄉村旅游發展中獲利，還可以有利于資源環境的保護和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2]。王瓊英（2006）構建了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模型，提出以表演者、決策參與者、投資者、資源環境保護者身份參與鄉村旅游[3]。于笑云（2007）闡述了鄉村旅游對社區經濟、生態環境和文化環境的影響，指出鄉村社區居民參與旅游范圍應貫穿旅游發展全過程，包括規劃與決策過程、利益分配、環境保護、文化維護和教育培訓[4]。周麗潔（2009）認為社區參與是實現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能促進社區自身的良性發展，要讓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規劃與開發、經營與管理、利益分配和成為環境保護的主體[5]。郭凌（2008）對社區參與的主體、方式和目的進行了解析并以 “決策”與“分享”兩大基本因素為核心，以參與決策的充分性、文化延續的穩定性、環境資源保護的有效性和當地居民生活改善的明顯性為支撐框架來構建有效社區參與體系[6]。向富華（2012）認為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本質是維護社區居民權利，并依據社區居民的3項基本權利，提出9種參與機制，并進一步分析了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機制的支撐體系由政府、村委會、企業、社區居民等4方的行動體系構成[7]。
綜上可見，學者們普遍認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具有重大的意義，能夠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延長農民的收益期；促進社區自身經濟、文化、環境的良性發展；是鄉村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社區居民應該參與鄉村旅游的全過程，包括經營決策、環境保護、利益分配等方面。
（二）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模式研究
鄭群明、鐘林生（2004）在結合國內外研究和實踐的基礎上，提出四種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開發模式：“公司+農戶”模式、“政府+公司+農村旅游協會+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農戶+農戶”模式和個體農莊模式[1]。廖珍杰，張麗娟（2009）按開發經營主體和利益相關者不同進行分類，認為目前國內鄉村旅游存在的社區參與模式主要有個體農莊模式、“農戶+ 農戶”模式、“公司+ 農戶”模式、“公司+ 社區+ 農戶”的模式、“政府+ 公司+ 農戶”模式、“政府+ 公司+ 農村旅游協會+ 旅行社”模式和股份制模式這七種模式[8]。鄧阿嵐、李慶雷、郭喜梅（2009）提出民族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分階段模式，分為發展初期的打工式參與、發展中期的自主經營式參與和發展成熟期的監控式參與，強調社區參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9]。徐燕（2011）依據社區參與模式理論資料總結中國鄉村的社區參與模式有居民自發型，動員型和互動合作型，認為總體的趨向是以居民為主導，政府合作、各種社會中介組織支持、各種利益相關者支持配合的方向發展[10]。王敏嫻（2010）在常見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方式基礎上提出“政府+農戶+NPO”模式和“政府+農戶+企業+NPO”模式，其中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意為非營利組織，例如鄉村旅游協會，主要起到自律、管理、監督和協調的功能，前者模式適用于經濟相對發達、基礎設施條件較好、依托城鎮客源的鄉村社區，后者模式適用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但旅游資源開發條件較好的地區[11]。
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模式進行了研究，不乏一些創新的模式，但如何選擇合適的社區參與模式，應當對當地社區進行全面調查，根據當地社區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并沒有統一的模式標準。
（三）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隨著鄉村旅游的發展，社區參與問題逐漸顯露，學者們漸漸把目光集中在鄉村旅游社區參與過程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對策研究上。
黎平（2005）認為傳統觀念的抑制和相關組織與個人對其的漠視是山區居民參與旅游的障礙，并提出了幾點解決思路，包括政府正確引導、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機制以及對居民進行教育培訓[12]。彭敏，付華（2007）分析了國內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狀況極不平衡和初級特征明顯的現狀，提出了加強認識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必要性，并深刻挖掘其內涵，大力提倡社區參與.擴大專題交流，因地制宜，與時俱進，加強社區居民的培訓，在把握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基礎上實現規范化、制度化和高效化這幾點建議[13]。方文華，王力峰（2008）指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影響因素主要是參與意識淡薄、參與機制不健全、鄉村旅游管理體制不暢，提出對居民進行相關旅游知識培訓，建立有效的法律機制保護村民利益[2]。陳麗華、董恒年（2008）分析了貧困鄉村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必要性和主要障礙，并提出了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主要思路，包括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建立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加強社區居民的培訓以及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14]。李玉新（2008）在分析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主要障礙基礎上提出了以和諧發展為目標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措施[15]。樊忠濤（2010）認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存在參與渠道單一、參與層次低以及不規范參與等問題，并提出鄉村旅游社區參與創新機制[16]。張文磊（2012）認為經濟利益分配是鄉村旅游社區參與中最主要和最敏感的問題，選取了3個較為成功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典型案例，對它們的利益分配機制進行比較，提出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利益分配原則和架構[17]。
（四）特定地區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實證研究
保繼剛、孫九霞（2003）對陽朔遇龍河風景區規劃的社區參與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提出要給居民提供參與旅游規劃、旅游發展決策的機會、對居民進行教育培訓等建議[18]。梁軍、鄭碩飛（2008）對井陘縣于家村居民對鄉村旅游意向進行調查分析，得出大多數村民對旅游開發帶來的環境影響有較全面和客觀認識，愿意為當地環境保護貢獻自己的力量；在調查基礎上提出于家村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環境系統維護措施[19]。何喜剛，高亞芳（2009）分析了甘肅鄉村旅游發展中社區參與的可行性，并根據發展現狀歸納出甘肅鄉村旅游4大主要社區參與類型是城郊休憩型、新型城鎮型、景區覆蓋型、交通節點型[20]。明躍玲（2010）調查湘西德夯苗寨，了解到該地社區成員參與積極性高，參與程度低的現狀，認為應通過更新傳統觀念、 發展民族教育、 挖掘民族文化的內涵等方式培養社區成員參與鄉村旅游的主體意識[21]。周杰、陳志永（2012）對貴州出現的三類典型鄉村旅游發展模式（朗德模式、天龍模式和西江模式）進行了比較和分析，提出民族村寨核心競爭力的形成需要村民從單方治理、參與管理過渡到共同治理角色[22]。焦慧元（2012）分析秦皇島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23]。陳嵐雪，唐雪瓊（2012）闡述了咪依嚕風情谷社區參與的主體、內容以及模式，并提出從引導機制、決策機制、利益保障機制以及監督評估機制等方面構建彝族社區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機制[24]。
二.國內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研究方法
從研究方法上看，學者們不斷引入相關理論對鄉村旅游社區參與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工具調查研究，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研究方法不斷創新。
汪芳、郝小斐（2008）以北京市平谷區黃松峪鄉雕窩村為例，運用AHP層次分析法對該地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情況進行了評價[25]。笪玲、張述林（2009）以重慶市近郊鄉村的璧山縣為例，運用PRS模型分析都市近郊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特點，并提出該類區域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策略[26]。代則光，洪名勇（2009）認為旅游者、開發商、社區居民、政府是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利益相關者，社區旅游的發展實際上是資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過程，是利益相關者之間通過交易、協調、利益讓渡和責任分擔而進行社會建制的過程，并運用博弈論的方法研究社區居民與政府、開發商的博弈[27]。徐福英（2010）運用產權理論的相關原，對當前我國鄉村旅游社區參與過程中存在的產權主體不明確、 產權邊界模糊、 價值衡量不準確、 管理體制不健全等問題的分，并提出相應對策[28]。杜宗斌、蘇勤（2011）運用結構方程模型構建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居民旅游影響感知和社區歸屬感的結構方程模型，得出社區參與對旅游感知、社區歸屬感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以浙江安吉――著名的鄉村旅游地為例，運用Amos7.0軟件對模型進行假設檢驗，探討了鄉村旅游發展的相關建議[29]。曹興平（2012）將文化繪圖工具應用于文化鄉村旅游產品規劃和管理及社區文化資源管理，認為文化繪圖有利于組織整合嵌入鄉村社區的文化資源，可有效解決社區參與中社區本位的缺失問題[30]。時少華（2012）從“體制精英―非體制精英―普通村民”3層權力結構分析工具出發，分析景區并購事件中主體權利運作策略，提出事件中矛盾沖突疏解的路徑是經濟分化程度與社區記憶的提升[31]。
三.結論與建議
國內學者對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研究經歷了從缺失到凸顯的過程，并日漸成熟，最初研究大多集中在闡述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意義，探討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模式、內容等理論問題，近幾年來，學者們逐漸開始關注并研究鄉村旅游社區參與遇到的問題及對策，并出現了許多實證研究，引入相關理論和分析工具，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研究不斷增多。但與國外相比，仍有不足，因此，仍應加強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實證研究，促進方法和理論的進步，以科學地指導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實踐工作。
在已有的研究中，學者們明確了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必要性，社區居民應參與到鄉村旅游開發管理的全過程中，而在實踐中，社區居民的參與程度并不高，綜合學者們的研究可知，利益分配問題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因此，應加強對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關鍵影響因素及解決對策進行研究分析。
參考文獻：
[1]鄭群明，鐘林生. 參與式鄉村旅游開發模式探討[J]. 旅游學刊，2004，（4）.
[2]方文華，王力峰. 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對策[J]. 邊疆經濟與文化，2008，（10）.
[3]王瓊英. 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模型及保障機制[J]. 農村經濟，2006，（11）.
[4]于笑云. 鄉村旅游發展中社區參與問題的探討[J]. 貴林林業科技，2007，（2）.
[5]周麗潔. 基于社區參與的鄉村旅游發展探討[J]. 生產力研究，2009，（21）.
[6]郭凌. 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概念辨析[J]. 新疆社會科學，2008，（4）.
[7]向富華. 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機制研究[J].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2，（7）.
[8]廖珍杰，張麗娟. 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模式現狀與影響因素分析[J]. 學理論，2009.
[9]鄧阿嵐，李慶雷，郭喜梅. 民族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障礙及模式研究――以西雙版納旅游地為對象. 云南省科技廳社會發展科技計劃基礎研究項目“民族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管理問題研究 ――以云南旅游地為例”階段性成果（2009ZC058M）.
[10]徐燕. 中國鄉村旅游發展中的社區參與模式研究[J]. 農業與技術，2011，（5）.
[11]王敏嫻. 基于社區參與的鄉村旅游發展研究[J]. 商場現代化，2010.
[12]黎平. 試論山區旅游的社區參與[J]. 林業經濟問題（雙月刊），2005，（3）.
[13]彭敏，付華. 中國鄉村社區參與旅游開發研究[J]. 中國農學通報，2007，（1）.
[14] 陳麗華，董恒年. 可持續旅游扶貧開發模式研究[J]. 淮海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
[15]李玉新. 基于和諧發展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研究[J]. 社會科學家，2008，（8）.
[16]樊忠濤. 基于創新視角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機制研究[J]. 廣西農業科學，2010，41（2）：194―196.
[17]張文磊. 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利益分配機制比較與構建[J]. 特區經濟，2012.
[18]保繼剛，孫九霞. 旅游規劃的社區參與研究―以陽朔遇龍河風景旅游區為例[J]. 規劃師論壇，2003年，（7）.
[19]梁軍，鄭碩飛. 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環境系統維護的實證研究――以井陘縣于家村為例[J]. 安徽農業科學，2008，36（21）：9232―9233，9281.
[20]何喜剛，高亞芳. 新農村建設視角下甘肅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模式研究[J]. 開發研究，2009，（6）.
[21]明躍玲. 鄉村旅游與社區參與的主體意識培養――以湘西德夯苗族村寨為例[J]. 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
[22]周杰，陳志永. 從“單方治理”、“參與管理”到“共同治理”――對貴州鄉村旅游開發典型模式的剖析與比較[J]. 廣角，2012.
[23]焦慧元. 秦皇島市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策略研究. 2012年秦皇島市社科聯課題（課題編號：201206219）.
[24]陳嵐雪，唐雪瓊. 社區參與鄉村旅游機制研究――以咪依嚕風情谷為例[J]. 綠色科技，2012，（4）.
[25]汪芳，郝小斐. 基于層次分析法的鄉村旅游地社區參與狀況評價――以北京市平谷區黃松峪鄉雕窩村為例[J]. 旅游學刊，2008，（8）.
[26]笪玲，張述林. 都市近郊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策略研究――以重慶市璧山縣為例[J]. 改革與戰略，2009，（6）.
[27]代則光，洪名勇. 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利益相關者分析[J]. 經濟與管理，2009，（11）.
[28]徐福英. 產權理論視角下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研究[J]. 內蒙古科技與經濟，2010，（5）.
[29]杜宗斌，蘇勤. 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居民旅游影響感知與社區歸屬感的關系研究――以浙江安吉鄉村旅游地為例[J]. 旅游學刊，2011，（11）.
[30]曹興平. 文化繪圖： 文化鄉村旅游社區參與及實踐的新途徑[J]. 旅游學刊，2012，（12）.
關鍵詞：社會管理創新；城市社區建設；社區參與
中圖分類號：D63-3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9-0229-02
社區是城市社會管理實踐的一個微觀場域。隨著全球化、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社區治理的重要性更加凸顯。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民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新格局”，明確了社會管理不只限于政府主體，還包括社會組織、公民個人等多元主體的合作共治。與這一社會變革相適應，城市社區治理模式亟須向社區參與導向轉型。社區參與，指“社區居民、社會組織自愿參加社區活動和社區事務的管理、決策和運作的過程”[1]，是整合社會資源，形成治理合力，加快城市社區建設的內源性動力。
一、城市社區參與的實踐功能
（一）拓展居民間的社會關系網絡，培育社會信任
城市社區是以地域為基礎形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然而，現代社會的深入轉型使社區關系網絡呈現出人際關系疏遠、淡漠和社區自組織發展不足等特點。社區參與可以拓展社區成員間的社會關系網絡，增進彼此了解，培養社會信任。
其一，在社區參與的過程中，原本處于原子化狀態的個人相互聯結形成各種社會關系，人們容易產生互動和情感認同，形成較強的責任意識，提高社區自治能力，從而有效解決集體行動困境、合理分配公共資源，協調鄰里人際關系，擴展居民的公共生活空間，并促進社區自組織發展。而且，這種網絡內部成員的信任關系可以通過中間人擴展至整個社區，乃至整個社會。
其二，居民在參與各種社區志愿活動中，能夠提升自己和受助者雙方的公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久而久之，小范圍之間的救助行為會進一步向整個社區和全社會擴散。這種公共道德精神是形成社會信任不可或缺的道德源泉和人格基礎。
其三，通過社區參與，社區居民與居委會進行良好的溝通和互動，表達和實現合理利益訴求。這種互惠合作的搭檔關系，能夠促進公眾對居委會的信任。
（二）實現公共產品與服務的合理生產和分配，提升民生福祉
社區公共產品的供給和分配有賴于政府與各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參與，而社區組織和居民的參與對于實施的合理性至關重要，直接影響到民生福祉。一是社區居民是公共產品的最終消費者，可以及時、準確地向相關供應者反映自身需求，有效銜接需求—供應鏈；二是社區居民通過志愿參與的服務覆蓋了社區安全、衛生、教育、環保、慈善等各個方面，是公共產品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三是社區組織能夠整合社區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的資源，將分散化的參與意愿與資源有效整合，提升資源利用率；四是社區組織具有獨特的優勢，能夠有效彌補政府與市場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雙重失靈。
（三）完善基層民主，實現多元利益訴求
社區參與是公眾表述自身需求、滿足多元化利益的機制和平臺。現代社會民眾的需求日益多元，包括物質生活質量、精神文化和自我實現等方面。在社區參與的框架下，通過多元主體之間的互動與協商，人們只需付出很低代價就能解決問題、擺脫困境、滿足自身需求，必定大大增強制度化維權和參與的意識。一旦民眾的利益訴求得到滿足，就會進而增強社區歸屬感和認同感，甚至衍生出更廣闊、更抽象的社會公平感和安全感，更樂意參與公共事務。因此，不但社區內務和利益沖突可以在社區層次加以解決，國家和社會管理事務也可以在此付諸討論，由此擴大基層民主，實現社會有序穩定。
二、中國城市社區參與存在不足
社區參與總體上推進了中國城市社區治理的進程，但參與的現狀并不如政策設計時預期的那樣樂觀，也并未實現學界理論研究所期待的目標。
（一） 參與主體分布不平衡，總體參與率也較低
調查顯示，當前社區活動的參與群體主要為離退休人員、中小學生和低保居民。而占社區成員主體的中青年，因忙于工作生活，鮮少主動參與社區活動[2]，導致居民總體社區參與率偏低。
（二）參與領域不平衡，參與層次較低
在當前政府行政主導的社區治理模式下，社區參與局限于非政治性參與，如環保衛生、文體娛樂等目標層級較低的活動，很少參與社區事務的決策、管理和監督。“即使參與居民代表選舉和民主決策活動，也大多流于形式，權力集中于居委會和少數幾個社區積極分子手里，社區參與呈現表層化、形式化、工具化。”[3]
（三）被動式參與為主，參與渠道單一
事實上，“中國的社區建設主要由街道和居委會等權利精英來宣傳和推動，社區事務也主要是由社區管理機構來解決。”[4]社區居民自主參與的意識不強，相當大一部分是在社區管理機構的行政指令下才會參與社會事務，顯然不利于社區參與的發展。此外，居民很少以個人、正式組織成員等身份參與到社區發展中，大多通過參加志愿者組織來參與各種社區活動。
追根究底，社區參與不足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幾點：一是社區建設中的行政化趨向和現行社區管理體制抑制了居民社區參與的熱情。政府是社區建設與服務的主要推動者、提供者，社區居民在一味被動的接受服務過程中，極易將社區事務視為行政事務而袖手旁觀。而在現有的社區管理體制下，居委會實際成為“國家行政鏈條的末梢”，承擔了繁重的行政事務而未盡其能，難以滿足居民的個性化和多元化需求，直接挫傷其參與社區事務的積極性。二是社區居民與社區的利益關聯薄弱，缺乏對社區的歸屬感。利益是人們行為的根本動力。居民與社區利益的關聯越是緊密，參與的意愿就越強烈，反之，就越低。在舊有單位體制的影響下，多數居民“單位意識”很強，而缺乏“社區意識”，認為“城市居民的社會資源主要在社區外的組織中獲得，社區只是其休息之地而非主要活動場所”[5]；社區成員的需求不能有效從社區服務中得到滿足，則難以建立對社區較強的歸屬感和依賴感。相應地，居民的參與度就較低。三是社區參與機制不健全，社區工作方法單一。雖然很多社區管理機構對居民的社區參予以了重視，但參與機制還不完善，影響了居民參與：居委會的工作方式較為封閉，透明性和民主氛圍不足；缺乏社區參與的操作性、規范性和程序性，使社區參與渠道不暢；社區工作者缺乏專業性，工作內容與方法陳舊、單一，使得后者普遍產生疏離感，難以融入到社區生活和社區事務中。
三、城市社區參與的實現理路
基于前述分析，要在城市社區建設中擴大公眾的有序參與，有效發揮社區參與的功能，應注重采取以下幾項措施。
（一）增強社區成員的社區意識，充分調動社區參與的積極性
強烈的社區意識是實現社區參與的思想基礎。培育居民的社區意識，社區管理者要重視滿足社區居民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重點解決好群眾的實際需求和普遍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培養起“社區即家”的歸屬感；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使人們真正了解社區建設狀況和活動內容，充分意識到社區參與是實現其利益需求的有效途徑，促使居民理解和關愛社區，積極參與社區建設活動；組織開展多種參與技能訓練，增強居民制度化參與社區事務的素質和能力，充分發揮社區精英參與的示范與帶動作用。
（二）培育和完善社區組織，擴展社區參與的渠道
一是應積極培育和發展多樣化的社區非營利組織，擴展社區參與的廣度和深度，搭建社區居民多元利益訴求的參與平臺，有效彌補居委會在“居民自我組織與服務、整合社會信息與資源、調解社會糾紛、綜合治理社區環境、維護公共設施等群眾自治組織功能方面的欠缺”。因此，政府應在社區非營利組織的準入門檻、稅收、管理費等方面提供良好的資源與政策支持，為其創造寬松的發展環境，更好地為社區居民提供優質服務。同時強化對社區非營利組織運行的規范化、程序化的監管，確保其服務質量和效能，使其成為居民參與的良好載體。二是建立和完善社區參與機制和渠道，促進居民參與持續發展。完善相關法規制度，保障居民參與的各種權利；建立社區參與的激勵機制，比如，確定參與者可以優先享有社區服務的權利等，激發居民廣泛、持續參與的熱情。
（三）創新社區管理體制，增強居委會的自治職能
一是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基層政府要明確與居委會的關系，轉變自身職能，對居委會進行宏觀的指導、調控和監督，合理整合和配置社區資源，確保其有效利用；向居委會合理贈權，使其能夠為本社區“量體裁衣”，自主制定有關社區服務、管理、運行等規章，強化社區居委會的自治職能，為居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二是增進社區民主。優化居委會的自組織功能，增強居民的參與意愿和政治參與度；注重社區事務的民主決策與民主管理，通過議事會、聽證會、論壇等多種渠道擴大社區參與，同時，加強監督問責和回應機制建設，推進社區參與的良性發展。三是加強社區人才隊伍建設。對現有社區工作者進行全覆蓋培訓，提升其專業素質，并有計劃引進一批社會工作專業的大學生，使社區服務走向專業化，吸引居民參與社區事務。
值得注意的是，社區參與模式并不意味著將政府排除在社區治理之外，相反，更應該重視發揮政府的效能，尤其是在提供基本保障和培育社會力量方面，政府依然無法被市場和社會所取代。在這一前提下，充分發揮社會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自治功能，達到社區“善治”，實現社會和諧，這應是社會管理創新的題中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1] 朱淋.城市社區參與研究述評[J].法制與社會，2010，（1）：177-178.
[2] 張亮.上海社區建設面臨困境：居民參與不足[J].社會，2002，（1）：4-6.
[3] 章永蘭，顏燕.現階段城市居民社區參與表層化的原因及矯治對策[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2）：105-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