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社會環境的分析8篇

時間:2024-01-30 15: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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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環境的分析

篇1

【關鍵詞】精神分裂癥;利培酮;氯氮平;社會功能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慢性、反復發作、高致殘率和結局不良的精神疾病,患者往往伴有社會功能缺陷。有研究顯示,利培酮能提高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已受損的認知功能水平[1],并改善精神分裂癥的社會功能,本研究旨在探討利培酮與氯氮平改善對精神分裂癥社會功能的對比分析

1對象

所有對象為2000年至2005年期間從我院出院、符合CCMD-3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病程在2年內的首次住院患者84例,病例入組標準:①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中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②年齡18~45歲;③無嚴重軀體疾病;④精神病史<2年,首次發作,未系統使用過抗精神病藥物治療。隨機分為利培酮組和氯氮平組,兩組各42例,利培酮組男24例,女18例,年齡18~48歲(平均29.9±8.3歲);日平均量4.2±1.1mg;平均住院54±40天;出院時療效痊愈12例,顯著進步24例,進步6例。氯氮平組男20例,女22例,年齡16~36歲(平均27.1±6.5歲);日平均量323 ± 83mg;平均住院71±29天;出院時療效痊愈10例,顯著進步18例,進步14例。除劑量以氯氮平組顯著較大(p0.05)

2方法

作為期4年的追蹤觀察,隨訪采用《社會功能缺陷量表》(SDSS),由家屬進行評定,事前培訓一周(Kappa=0.72~0.85)可疑者由醫師面檢。

3結果

利培酮組4年內再住院者16例,恢復工作者10例;氯氮平組分別為30例和4例,以利培酮組顯著較好(p

4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利培酮對提高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活動功能、工作責任心與計劃性明顯優于氯氮平[2]。利培酮為新一代非典型抗精神病藥,其使用過程中副反應明顯低于氯氮平,如鎮靜作用、流涎、體重明顯增加、認知功能的損害等,因此大大提高了患者服用利培酮的依次性,故其再住院率明顯低于氯氮平組。我們認為利培酮治療精神分裂癥不但療效顯著,而且維持治療也效果明顯。本研究表明,利培酮對精神分裂癥患者在家庭康復中起到了良好作用。

參考文獻

篇2

[關鍵詞] 影響因素;精神分裂癥;健康教育;社會功能

[中圖分類號]1174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208(2009)11-0006-02

精神分裂癥病程遷延、易復發。當癥狀逐漸緩解,自知力恢復后,由于受自身疾病、社會偏見和心理因素的影響,病人難于融于社會當中,其生活質量受到嚴重影響。筆者旨在探討健康教育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的作用,并分析影響健康教育結果的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07年5~2007年lO月收住我院治療的精神分裂癥患者80例,均符合CCMD-3診斷標準,有嚴重其他臟器疾病者除外。其中男49例、女31例,年齡20~55歲,平均(24.5±5.2)歲。病程8月~12年,平均(6.6±4.2)年。均為小學以上文化程度。職業:工人40例,農民25例,干部8例,其它7例。隨機將患者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各40例,兩組性別、年齡、病程、職業及文化程度比較,其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 方法 兩組患者均給予常規抗精神藥物治療,同時治療組給予健康教育。

1.2.1 健康教育方法 于患者病情穩定后進行健康教育。采用集體授課和單獨面談的方式,并依據患者的文化程度、社會背景、年齡、病程等適當調整教育內容。集體授課對象包括患者及其配偶、家庭其他成員等。健康教育8周,每周2次,每次50min。首先向患者講解精神分裂癥的病因及臨床表現,幫助患者分析各自癥狀發生的原因。讓患者了解住院期間可能出現的各種情緒障礙;講解工作、婚戀、生存及必要的健康知識。對孤僻、生活能力差、社會交往能力等缺乏者進行教育強化和文體活動,對患者進行生活自理、社會交往能力、行為技能、學習技能等進行培訓。鼓勵患者之間相互認識和交往。對生活失去信心、自感前途渺茫的患者,給予心理輔導,幫助他們樹立戰勝疾病的決心。每次集體授課時,鼓勵患者發言,培養自我意識。

1.2.2 評定方法 依據精神護理觀察量表 NORSt,制定社會功能康復治療表、社會功能缺陷篩選量表(SDSS)及住院患者觀察量表(NOSLE),分別進行評定。健康教育開始后,每2周進行1次評定,結束后進行總評定。社會功能分為適應能力、交往能力、活動能力、勞動能力等四項內容。記分標準以正常、較差、差、很差,分別給予0、1、2、3分。分值越少,社會功能越好;反之,社會功能受損越重。得分0~1者記為健康教育結果好,得分2―3者記為健康教育結果不好。

1.2.3 統計學方法 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差別用非配對t檢驗;通過Logistic回歸方法分析變量職業(腦力勞動、體力勞動)、受教育程度(高中以上、初中以下)、家庭關系(和睦、不和睦)對健康教育結果的影響。P

2 結果

兩組治療后其社會功能均較治療前有明顯改善,兩組治療后的社會功能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1。兩組治療前后SDSS及兩組治療后NOSLE評分見表2、表3。32人健康教育結果好,8人健康教育效果為不好;患者的職業、受教育程度、家庭關系不同,健康教育的結果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4。

3 討論

篇3

關鍵詞:微型金融;社會扶貧;覆蓋力;目標市場

Abstract:Time-series data of 268 MFIs show that,for MFIs,while the breadth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increasing,the depth is declining. Further,using data of 1027 MFIs in 2009 to analysi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function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conclusions are:formal legal form of organization will inhibit the pro-poor MFIs breadth,and if taking the form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in a larger scale and targeting in the low-end customers,the MFIs will have a larger breadth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Formal legal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strict supervision will inhibit the depth of 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while in the mature stage of the MFIs,the depth of its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decline. However,more profitability and bigger outreach will make the MFIs a greater depth.

Key Words:microfinance,social poverty alleviation,outreach,target market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2)10-0008-05

一、問題的提出和文獻綜述

隨著微型金融機構(以下簡稱“MFIs”)的不斷成長,以及微型金融產業的不斷成熟,MFIs賴以生存的內、外部環境都發生了較大變化。而引發學者廣泛關注的是,經營環境的變化會否導致MFIs偏離其社會扶貧的初衷?莫斯利和休姆(Mosley和Hulme,1998)、默多克(Morduch,2000)、馬丁(Martin,2003)等學者通過理論邏輯演繹得到的結論是,在商業化引致的日益激烈的競爭中,以利潤為首要目標的MFIs必然會減少對窮人的服務。而Tchakoute-Tchuigoua(2010)利用202家MFIs2001—2006年的數據,實證分析了不同的法律組織形式對MFIs績效(包括社會績效)的影響。他的研究結果表明,當選取的績效指標不同時所得結果并不一致。卡爾和德米爾居奇(Cull和Demirguc-Kunt,2009)研究了政府監管對MFIs社會扶貧的影響后給出的結論是,監管將抑制以利潤為目標的MFIs向窮人和婦女提供服務,但對不以盈利為目標的MFIs沒有顯著影響。此外,Hishigsuren(2007)指出,規模擴張也有可能導致MFIs偏離其社會扶貧的宗旨。因為,當MFIs努力擴大規模時,其將傾向于向更富裕的客戶提供更大額度的貸款,并采用更為嚴格的貸款篩查程序將風險較大的窮人排除在外。

顯見的是,以上文獻都強調了經營環境某一方面的改變對MFIs社會扶貧深度的影響,而沒有將這些經營環境納入一個整體分析框架,也沒有分析其對MFIs社會扶貧廣度的影響。那么,隨著經營環境整體的改變,MFIs的社會扶貧功能是否改變以及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哪些環境因素誘發了這樣的改變?本文將對這些問題展開研究。

二、MFIs社會扶貧功能的演變

本文利用268家MFIs2004—2009年間的數據,對MFIs社會扶貧功能的演變,從扶貧廣度和扶貧深度兩個維度進行刻畫,結果見表1。值得說明的是,根據統計數據,目標市場為小商業企業的MFIs平均貸款額度最大,因此在下面的研究中,本文都將其相關數據匯總到目標市場為“高端”的MFIs。

表1數據中,覆蓋力表現的是社會扶貧廣度,而目標市場反映的是社會扶貧深度。從該表數據可以發現,在2004—2009年的6年間,覆蓋力為大和中等的MFIs越來越多,覆蓋力為小的MFIs越來越少;但與此相對應的是,除2008年略有不同外,其他年份都呈現出目標市場為“高端”和“廣泛”的MFIs越來越多,而目標市場為“低端”的MFIs越來越少的趨勢。由此可以得到的一個結論是,雖然整體而言,MFIs的社會扶貧廣度在增加,但其社會扶貧的深度卻在下降。

三、實證分析

(一)模型及數據

本文分別以覆蓋力和目標市場作為MFIs扶貧廣度和扶貧深度的指標,以法律狀態、是否盈利、是否監管、發展階段、是否金融中介、發展規模以及是否可持續作為MFIs經營環境的指標,利用1027家MFIs2009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數據見表2)。

(二)實證結果及解釋

1.影響社會扶貧廣度的因素。本文使用SPSS18.0統計軟件的多分類Logist回歸模型方法進行實證分析。在回歸分析過程中,本文采用了逐步篩選法。篇幅所限,下文都只列出全部變量顯著的結果。模型擬合信息、模型估計結果及參數估計結果分別見表3、4和5。

表3對模型中所有自變量的偏回歸系數進行似然比檢驗,結果P

表4的結果表明,整體而言,法律狀態、是否金融中介、是否監管、發展規模和目標市場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而是否盈利、發展階段以及是否可持續對扶貧廣度沒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

當P

(1)正式的法律狀態會抑制MFIs的扶貧廣度。結果表明,相對于覆蓋力為“大”和“中”的MFIs,覆蓋力為“小”的MFIs,其法律狀態為“正式”,即以銀行、鄉村銀行、信用社/信貸聯盟及非銀行金融中介組織等形式存在的概率更大,而以非政府組織形式存在的概率較小。表明法律狀態越正式,覆蓋力越小,而扶貧廣度相應也小。

(2)采取金融中介組織形式的MFIs,扶貧廣度更大。相對于覆蓋力為“小”的MFIs,覆蓋力為“大”和“中”的MFIs,其采取金融中介組織形式的概率都更大。但覆蓋力為“大”的MFIs,其采取高度金融中介的形式更多,而覆蓋力為“中”的MFIs,其采取低度金融中介的形式更多。

(3)發展規模越大的MFIs,其扶貧廣度也更大。結果表明,覆蓋力為“大”和“中”的MFIs,其規模為“大”和“中”的概率都更大。并且,發展規模大的B系數值較大,說明發展規模越大,對覆蓋力的影響越大,對社會扶貧廣度的影響也相應更大。

(4)定位于“低端”客戶的MFIs,其扶貧廣度更大。目標市場的參數回歸結果都為負數,表明相對覆蓋力為“大”和“中”的MFIs,覆蓋力為“小”的MFIs其目標客戶定位于“高端”和“廣泛”的概率都更大。

2. 影響社會扶貧深度的因素。采用同樣方法,本文對影響社會扶貧深度的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模型擬合信息、模型估計結果及參數估計結果分別見表6、7和8。

表7的結果表明,整體而言,法律狀態、是否監管、發展規模和覆蓋力對扶貧深度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而是否金融中介、發展階段以及是否可持續對扶貧深度沒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

分析表8的結果,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1)正式的法律組織形式會抑制MFIs的扶貧深度。相對于目標市場為“低端”的MFIs,目標市場為“高端”的MFIs,其以銀行、信用社/信貸聯盟及非銀行金融中介組織等形式存在的概率更大,以農村銀行和非政府組織形式存在的概率較小。而目標市場為“廣泛”的MFIs,其以銀行、農村銀行、信用社/信貸聯盟及非銀行金融中介組織的形式存在的概率更大。

(2)是否盈利對社會扶貧深度的影響。參數結果為負數表明目標市場為“低端”的MFIs,相對于目標市場為“高端”和“廣泛”的MFIs,其盈利的概率更大。這一結果意味著,對于MFIs而言,服務于低端客戶,可能比服務于高端客戶更能獲得利潤。

(3)嚴格的監管會阻礙扶貧深度的擴大。結果表明,是否監管對目標市場為“高端”和“廣泛”的MFIs有顯著影響。并且,相對于目標市場為“低端”的MFIs,前兩者受監管的概率更大。這一結果說明,監管概率越大的MFIs,其定位于高端客戶或廣泛的概率越大,定位于低端客戶的概率越小,其扶貧深度也越小。

(4)MFIs的規模越大,其社會扶貧深度越小。參數結果為正數表明,相對于目標市場為“低端”的MFIs,目標市場為“高端”和“廣泛”的MFIs,其發展規模為“大”和“中”的概率也更大。

(5)扶貧廣度的擴大有助于扶貧深度的擴大。結果表明,覆蓋力對扶貧深度具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而且,由于系數為負值,說明相對于目標市場為“高端”和“廣泛”的MFIs,目標市場為“低端”的MFIs獲得較大覆蓋力的概率更高。由此證明,覆蓋力越大的MFIs,其扶貧廣度越大,扶貧深度也越大。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268家MFIs在2004—2009年間的數據,對MFIs社會扶貧功能的演變進行了統計分析。得到的結論是:在過去6年間,整體而言,MFIs的社會扶貧廣度在增加,但其社會扶貧的深度卻在下降。進一步地,利用1027家MFIs2009年的數據對可能影響MFIs社會扶貧功能的內、外部環境因素進行量化,并納入整體分析框架進行實證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法律組織形式、是否金融中介、發展規模、目標市場都會影響到MFIs的扶貧廣度。并且,正式的法律組織形式會抑制MFIs的扶貧廣度,而采取金融中介組織形式的MFIs、發展規模越大的MFIs,其扶貧廣度也更大。此外,本文發現,越是定位于低端客戶的MFIs,其扶貧廣度也越大。

第二,法律組織形式、是否盈利、是否監管、發展階段以及覆蓋力都會影響到扶貧深度。并且,正式的法律組織形式和嚴格的監管都會抑制MFIs的社會扶貧深度,同時,隨著MFIs自身的發展成熟,其確實出現了使命漂移,偏離服務于窮人的社會扶貧初衷。不過,盈利能力越好的MFIs,以及覆蓋力越大的MFIs,也更愿意服務于低端客戶,其扶貧深度也越大。

第三,是否可持續對MFIs的扶貧廣度和扶貧深度都沒有顯著的影響。這一結果似乎難以解釋,因為,一個普遍的共識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是保障MFIs社會扶貧功能的前提條件。不過,如果考慮到對MFIs的無償捐贈和各種政策扶持仍然大量存在,這一結論就具有合理性。這一結論從側面說明,在MFIs尚未實現可持續發展之前,各種捐贈和政策扶持對于保障MFIs社會扶貧功能確實具有積極作用。

以上結論具有重要的政策借鑒意義。首先,扶貧廣度和扶貧深度是相互促進而不是相互替代的關系,由此,是優先服務于更窮的人,還是優先服務于更多相對富裕的窮人,就成為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其次,金融中介組織形式和更大的規模都有助于擴大社會扶貧的廣度,這給我國MFIs今后的轉型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決策依據。第三,正式的法律組織形式、嚴格的監管都有助于MFIs安全有序的發展,但正式的法律組織形式和嚴格的監管都會抑制MFIs的社會扶貧深度。因此,如何在MFIs安全有序發展的前提下,以及如何在促進MFIs的發展成熟中,保障MFIs的社會扶貧功能,將是今后需要重點研究的課題。

參考文獻:

[1]Cull,Demirguc-Kunt.2011.Does Regulatory Sup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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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ermes,N.,Lensink,R.Microfinance:Its Impact,Ou-

treach,and Sustainability,World Development,2011,39( 6):875-881.

篇4

【關鍵詞】后進戰士 心理過程 思想轉化

所謂后進戰士,是指部隊中在思想、工作上相對落后的少數戰士。人數不多,但卻影響部隊工作的正常進行,做好后進戰士的思想轉化工作是部隊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個難點問題。本文擬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對后進戰士心理形成的過程和成因作一初步探究和分析,以便于有針對性地做好后進戰士的思想轉化工作。

1 后進戰士心理變化過程

人離不開社會,總是在一定社會環境中的。無論是群體,還是社會,它的形成都是以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為前提的。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

1.1后進戰士心理變化變化過程

后進戰士的心理變化過程,是一個人與其所處社會環境之間相互運作的互動過程。從偶然過失到持續犯錯,最后演變成后進者,一般要經過這樣一個互動過程:初次偶然犯錯——社會處罰——進一步犯錯——強烈處罰和拒絕——再進一步違紀,開始對處罰及行為者表現出敵意和怨恨的態度——危機達到容忍邊緣,社會正式責難其違紀行為——違紀者以更嚴重的行為來回答責難與處罰——社會把此人看作后進者。可見,所謂后進戰士是其與其所處社會環境互動失敗的產物。

1.2后進戰士心理變化過程的特點

(1)互動性

人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是這一過程的兩個方面。對于互動主體來說,社會互動都有一定的心理機制,社會互動的結果多少都會對互動雙方產生一定的心理影響。雙方的反應導致了下一輪新的互動步驟的發生。對戰士來說,他對社會環境施加給他壓力的反應,要看社會環境壓力的程度如何,他對社會環境所施加壓力的反應,則以社會環境所施加壓力為基礎的。而社會環境的反應,則又是以戰士對此的反映為前提。正是這種互動性,才導致了戰士心理變化過程的進行。

(2)互逆性

后進戰士心理過程的互逆性,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這種人與社會的互動貫徹“等價交換”交換原則。即雙方在人格與人的價值上等同,一旦這種等同的平衡被打破,必然會產生偏斜,開始朝著一個方向發展。發展的方向由互動雙方—人與人所處的社會環境,這兩個因素的強弱來決定。社會環境反應程度強,則加劇人的反應;社會環境反應弱,則向著逆方向發展。

(3)動態性

這個互動的過程,不是以一種靜止的狀態存在的,是時時刻刻地發生著的。只要戰士不脫離部隊這個環境,那么他與他所處的環境之間的互動,就不會停止。人與其所處社會環境之間互動過程表現出來的這種動態性,是與人的思想變化的多變性相符合的。

做后進戰士的思想轉化工作,應從他與他所處的社會環境的互動過程中,把握后進戰士個人行為與他所處社會環境這兩個方面,來分析后進戰士的心理變化的規律,作好思想轉化工作。

2 對后進戰士心理變化過程的分析

應從戰士所處的社會環境壓力(群體壓力)具體環境因素情況等方面進行分析后進戰士心理變化過程,探究這些因素對戰士心理變化的影響。

2.1心理變化過程中的群體壓力

(1)群體壓力

在群體中,群體大多數成員的意見會產生一種無形的力量,它使群體內的每一個成員自覺或不自覺地保持著與大多數人一致性,這個力量就是群體壓力。群體壓力是這一過程的動力源泉。

(2)群體壓力與個人愿望

在后進戰士與其所處社會環境的互動過程中,群體壓力是一步一步升級的,它使得堅持自己意見的少數者產生強烈的內心沖突,必須在維持獨立與歸屬群體的愿望中作出抉擇,或者是抗拒群體的壓力,為堅持自己的意見而疏離群體,或者是屈從于群體壓力而放棄自己的主張。但無論如何,這都使他強烈地感受了群體壓力的存在。由此可以看出,所謂后進戰士往往是那些性格倔強,個性很強的戰士。

2.2群體壓力及其負面影響

對戰士來說,他的活動脫離不了他所處的社會環境,總是處于一定的群體之中,群體必然會對他產生壓力。影響和作用于戰士心理的群體,主要有:部隊內社會環境壓力和部隊外社會環境壓力。

(1)部隊內社會壓力

部隊內壓力(群體內壓力)。來自社會內環境,是直接的壓力。構成群體內壓力的主要因素主要有:干部的評價、同鄉的看法、戰友的看法、部隊日常生活工作、部隊規章制度、部隊風氣(氛圍)、生活環境等。

(2)部隊外社會環境壓力

部隊外環境壓力,來自部隊外部環境,是間接的壓力。構成外壓力的因素主要來自:社會期望、家庭期望、父母希望、親屬同學的影響等。

2.3標簽理論與初次違紀、持久違紀

(1)標簽理論

常言說,“兵都是好兵,關鍵就看怎樣帶。”事實上,后進戰士往往是部隊造成的,是部隊給他定的位置,給他貼上什么樣的標簽。正如美國社會心理學家k。w。貝克特認為的:什么人被貼上標簽?一是異常標簽的輪廓是很清楚的,但在實際上把它貼在什么人身上卻不很明確。許多人被貼標,但與標簽卻不吻合,相反更近似的反而未被貼上。二是被貼上標簽往往是巧合。三是通過私人交往非正式地被貼上了標簽與經過正式地被貼上標簽是同樣一種政治秩序。

(2)初次違紀與持久違紀

人并非生來就是后進的,后進戰士之所以成為后進,決非一日之功,他的心理變化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對后進戰士來說,初次違紀一般是偶然發生的,而持續違紀則是初次違紀行為反映的必然結果。馬克思說過:“人最初是以別人來反映自己的。”別人就是自己的鏡子,別人的評價和看法往往會對本人的心理產生深刻的影響。一個偶然發生的違紀行為可以被別人看作是后進者,也可以不被別人看作是后進者。但如果一個人被別人宣傳是后進者,其他人就會對他加以譏笑和攻擊。在這種情況下,違紀者往往會產生破罐子破摔、自暴自棄的心理,而且還會隨著他周圍環境看法的加劇而加劇,甚至還會產生更大的積怨,走向極端。一旦形成心理定式,他的思想工作就難做了。

2.4情境因素與個人違紀行為、違紀現象

(1)情境因素

環境是被人定義的“情境”過程。個體在群體中所完成的社會行動,是由其生活狀態等條件與個體特點所決定的,而且還會受到許多因素的作用。個人違紀行為的直接原因,應到違紀行為主體的個性特點及其所處的具體情境中去尋找。

篇5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testing as the main means to monitor the pollutant emission situation in recent years, is gradually paid attention by the society, and the social testing company undertaking the environmental testing business in recent years is also booming.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compositio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al testing organization, work flow,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well as the status of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Suzhou,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ries to give advice and methods to solve problems.

關鍵詞: 環境檢測機構;環境檢測市場現狀;問題;建議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testing organization;status of environmental testing market;problems;suggestions

中圖分類號:F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7)15-0028-03

0 引言

在生態文明建設工作的不斷推進下,環境保護管理工作的壓力越來越大,作為環保工作技術支撐的環境檢測業務的需求量也急速增長。目前環保部門的監測力量已遠遠不能滿足工作需求,社會環境檢測機構的發展遇到了最好的春天。但社會環境檢測行業起步晚,發展速度快,存在問題很多。本文論述了目前蘇州市社會環境檢測機構的發展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并試圖針對問題提出一些解決方法。藉此,既可以為蘇州市環境檢測機構的管理提供決策建議,另一方面,也為江蘇乃至全國其他城市快速發展的社會環境檢測行業提供可行的借鑒。

1 蘇州市社會環境檢測機構現狀

1.1 內部結構完整

蘇州市社會環境檢測機構發展至今已有十余年的歷史了,其內部結構都相對完整,包括了環境業務部、現場采樣組、接樣分樣組、理化實驗室、報告編制組、技術質量辦公室以及客服等部門。

環境I務部主要負責開拓和接洽環境檢測業務,對項目進行現場調查,擬定合同后制作環境檢測方案并跟進整個項目進度等工作。現場采樣組主要負責對接收到的檢測方案進行審核并現場采樣,采樣結束后按照實際情況填寫采樣記錄表并將采得的樣品按照規定交給接樣分樣組。接樣分樣組接收到樣品后填寫接樣單,按照不同樣品不同保存方式將樣品分類并通知理化實驗室取樣分析。

理化實驗室取得樣品后進行科學分析,記錄數據,理化實驗室只對來樣負責,歸總的數據交由報告編制組。報告編制組在接收到檢測數據后按照相關法規標準、參照方案要求編制環境檢測報告,并將編制好的報告交給技術質量辦公室。技術質量辦公室審核報告,如無問題蓋章轉交客服,如有問題則返回相關環節重新進行。

除此,技術質量辦公室還需要對整個環境檢測項目跟蹤監管,包括方案制定是否合理,采樣方法是否科學,分析方法是否符合規范等,并將整個項目資料歸總存檔。客服接收到報告后寄發報告,并對客戶進行回訪。目前蘇州市各社會環境檢測機構都有完整的內部結構,工作分工明確。

1.2 機構實力強大

社會環境檢測機構可分為綜合檢測機構和專項檢測機構,因為后者所能承接的業務數量更多,故目前蘇州市絕大多數的社會環境檢測機構都屬于綜合檢測機構[1]。綜合檢測機構通過計量認證的監測能力都在八十項以上,絕大多數都涵蓋了廢水、廢氣(有組織以及無組織)、噪聲、固體廢物等檢測能力,其中也有少數能涵蓋二f英、烷基汞等特殊因子檢測能力的機構。

另外蘇州市社會環境檢測機構數量多,不論是從業人員、設備數量還是實驗室面積都遠超系統內部,而且分布均勻、范圍廣泛,四市六區均有覆蓋。

另外,蘇州市社會環境檢測機構所涉及的環境檢測業務也相對全面,主要包括有:環評監測、驗收監測、環境質量監測、排污情況調查、科研調查等。這些監測業務中有企業采購用于自身情況了解、技術申報、體系認證等,也有政府采購用于監督管理等。

2 蘇州市社會環境檢測機構存在的主要問題

雖然蘇州市社會環境檢測機構的內部結構完整、檢測能力領先、基礎實力強大、發展勢頭迅猛、業務范圍廣泛,但是通過調查研究發現蘇州市社會環境檢測行業也存在著諸多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環境監測的質量,也對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帶來巨大沖擊。

2.1 社會認可度不高

從國家層面來說,目前尚沒有頒布專門針對社會環境檢測機構市場管理的法律。因為國家或者地方對社會環境檢測機構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位,因此社會環境檢測機構的社會性質不明,所得到的社會認可度不高,權責也不對等。很多企業把自己當作是社會檢測機構的顧客,某種程度上存在顧客即上帝的心態,認為檢測機構應該按照他們的要求出具報告,甚至還會出現以數據的達標作為付費的標準,數據不達標就不付款,這直接促使了檢測數據造假。另外,在檢測過程中,針對檢測工作的內容、性質等對被測企業提出相應要求時,也很難得到企業的支持,這主要體現在對監測工況的要求[2]。

2.2 監管體系落后

蘇州市尚未形成對社會環境檢測機構的監管體系,還處于監測部門開展常規質量控制的階段,并且常規控制的范圍也很局限,主要還是集中在實驗室分析、報告編制環節。在大多數政府采購的項目中前期還有盲樣考核,但類似環評監測、驗收監測的項目,對監測質量的監管非常缺乏。另外,對機構的的考核沒有采取懲罰的措施,僅通報批評或整改,沒有更加嚴格的淘汰機制。除了監管部門尚未對社會環境檢測機構有完善的監管體系外,檢測機構內部的監管也很混亂。

目前蘇州市內社會環境檢測機構都設有技術質量辦公室,但是技術質量辦對內部的監管卻遠遠不夠。首先是對采樣過程的監管。采樣過程中對采樣工況、儀器、布點、采樣方法、采樣環境是否符合檢測要求的監督等都是技術質量監督的重災區[3]。

另外對實驗室的監督不到位,很多實驗室的管理僅僅停留在體系文件的建立上,而對體系文件的執行卻疲于應付,對于每一步實驗操作是否規范,儀器是否正常運行,實驗環境是否科學,實驗的記錄是否真實有效,數據運算是否正確,樣品的流D、處置是否能滿足檢測要求等等都無法細致監督[4]。

2.3 價格市場混亂

伴隨著社會環境檢測市場的不斷擴大,大量資本開始入侵,為了獲得更大的客戶量,多數機構采用價格戰。目前《江蘇省環境監測專業服務收費標準》是大多數蘇州市社會環境檢測機構所使用的收費標準,這個標準頒布于2006年,距今已經十余年,其本身定價就不高,再加上2008年省物價局、省財政廳印發了《關于降低收費標準和實施收費減免的通知》,這使得所有的費用在2006年的基礎上又打了七折,當然在實際報價中,各機構報出的價格仍然低于這個價格。

此外,各個檢測機構將與和環保部門的合作作為自己的招牌,也可以借此機會跟企業接觸了解情況以便于后期洽談其他業務,所以在政府的采購過程中各機構大幅壓價,甚至有低于成本的價格。這不僅給機構的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更對檢測數據的真實性蒙上了讓人懷疑的面紗,而對整個價格市場秩序的沖擊才是最讓人擔憂的。

2.4 服務能力不足

另外蘇州市社會環境檢測機構普遍存在服務能力不足的問題,其主要在三個方面:①業務人員專業性不強。在蘇州市,大多數社會環境檢測機構的業務人員都不是環保或者相關專業畢業的,機構中很少有學習環保或者相關工作背景的業務人員,這就給檢測帶來了很多的隱患,比如前期對項目的勘探不夠專業,導致所簽訂價格過低,無法保證后期項目的規范實施。

②現場采樣人員職業素養不高。現場采樣作為整個檢測的最關鍵環節,如果現場采的樣品缺乏真實性和科學性,那么后面的實驗分析以及數據處理將失去意義。但是現場采樣工作的流動性是整個檢測過程中最大的,監管難度也是最大的,這就使得采樣人員更可能地違規操作。另外,大多數情況下現場采樣工作環境都比較惡劣,采樣人員很容易在工作中“偷工減料”。在調查中我們了解到,蘇州市某機構在某次采樣前對采樣儀器的準備不充分,到了現場發現儀器沒有電,但是為了完成任務卻便硬著頭皮用著沒有電無法開機的儀器完成了采樣,期間受到采購企業的質疑,其回答說“我們的儀器使用的是省電模式”。

③目前蘇州市內的環境檢測機構大多數都只能出具客戶要求的檢測報告,并不能為企業提供類似解決企業環境保護問題方案的增值服務,這也是阻礙其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3 對社會環境檢測機構健康發展的建議

環境檢測的意義重大,主要表現在其不僅能說明當前的環境污染情況,更能通過對數據的分析讓我們找到環境發展變化規律,為環境管理和規劃提供有力的數據支持[5]。因此針對上述已經發現的問題,我們應該結合蘇州市地方特色,尋找合適的解決方案。

3.1 明確機構權責

盡管社會環境檢測的市場廣闊,但因為政策的缺失,企業未能形成內涵式發展,行業未能形成良性競爭。目前我們應當盡快呼吁國家出臺相關政策明確檢測機構性質,讓檢測機構權責能夠對等,再而完善監管體系,幫助機構自身提高服務能力,規范內部管理,創建高端品牌。

3.2 完善監管體系

在政策完善的情況下,應盡快建立健全對社會環境檢測機構的監督體系,同時建立起社會環境檢測機構的信任評估體系。環保監管部門應針對社會檢測機構建立信息系統,對檢測機構的公司基本信息、換證信息、檢測能力信息、信用信息、參與的大型或代表性檢測項目等信息進行公示[6]。對轄區內的環境監測機構的監管應包括其項目概況、合同訂單、監測方案、監測進度、現場采樣、樣品流轉、實驗室分析、報告編制、質量體系運行狀況等,要求轄區內的所有檢測機構的每一個項目都上傳相應網絡,以便于隨時核查。

除此,對轄區內的檢測機構不定期考核檢查,對于考核不合格的、操作違規的應采取重罰制度。

另外,利用建立起的信息系統對社會環境檢測機構的信任情況進行評估,將機構的基本情況以及每一次的考核成績計入檔案,并按照評估成績對社會環境檢測機構實行等級劃分,等級越高的機構下一年將享有優先推薦并在政府采購招標時附加分數。優良中差,等級劃分清晰后在網站公示。在上述完善的監督體系中,將成交價格以及各項單價也作為必須上報選項,對于價格過高或者過低者保持關注,長期異常價格實施檢測的機構將進行重點關注并要求其盡快做出調整。同時,在政府的采購招標中,強化質量考核分量,弱化價格的考核分量,對價格低于成本價的機構不予錄用。

3.3 引導內部管理

同時,監管部門也要引導環境檢測機構規范內部監管,內部管理的規范是檢測機構健康發展的根本保障。在人才招聘的過程中,嚴格實施考核,對沒有上崗證、對制度不了解、對規范不掌握的員工堅決不予錄用。在項目的監管過程中,對每個流程都要留檔存案,尤其是外出采樣,更要求上傳操作照片、記錄使用儀器等,堅決杜絕違規操作的情況。另外,積極響應監管部門號召,定期召開會議交流學習,對監管部門的要求嚴格履行。

3.4 提高服務能力

社會環境檢測公司自身也需要有意識地提高自己的服務能力。一方面積極參加監管部門對社會環境檢測機構組織的業務培訓、專題講座、技術以及經驗交流會;另一方面,社會環境檢測機構除了鼓勵員工參與監管部門的培訓,內部也要營造學習和進步氛圍,定期對員工進行考核,培養員工高尚的職業素養。除此,還應支持和幫助員工廣泛學習,以便能在檢測之余給客戶更多的增值服務。

3.5 創造品牌效應

各檢測機構應該爭創高端品牌,打造品牌效應,提高自身競爭力和影響力,并加強社會責任感,積極向國際化、規模化、品牌化方向努力!

4 結語

伴隨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環保工作的持續推進,環境監測市場社會化也到了新的突破時期,規范社會環境檢測行業也迫在眉睫。希望本文能幫助蘇州市環保部門更好地了解當地社會環境檢測機構的實際情況以及存在的問題,能為江蘇乃至全國其他城市快速發展的社會環境檢測行業提供可行的借鑒,同時也期待社會環境檢測行業能盡快完善制度化、市場化,為環保監察工作做好技術保障。

參考文獻:

[1]姜達勝.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策略試談――以江蘇省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為例[J].污染防治技術,2015(3):84-86.

[2]姜國兵.環境監測社會化改革探析――基于廣東省D市的調研[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15,27(3):21-26.

[3]聞欣,王合生,楊麗莉,等.對社會第三方檢測機構參與環境現場監測活動管理模式的思考[J].環境監測管理與技術,2014(3):1-4.

[4]蔣軍.環境檢測實驗室質量管理的現狀與對策研究[J].科技創新與應用,2014(17):268.

篇6

土地整理預測性社會環境影響評價發生在土地整理實施之前,是結合土地整理規劃方案的可行性進行的,可以從源頭避免、消除或降低土地整理項目對社會環境的消極影響;土地整理監控性社會環境影響評價是土地整理實施階段對社會環境影響進行監測與評價,保證土地整理實施不偏離社會環境約束目標,對突發的不可避免的社會環境影響提出減緩和補救措施;土地整理回顧性社會環境影響評價發生在土地整理實施之后,是檢驗和改進預測性、監控性社會環境影響評價理論與方法的重要依據,分析實施后評價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差異,總結項目實施的經驗與教訓,可為今后土地整理項目決策提供依據,是土地整理事業可持續性的必要保障。

2評價的程序和內容

2.1評價的程序

2.1.1前期準備。首先應明確土地整理項目區的范圍并獲取規劃資料,然后通過項目工程分析進行社會環境影響因素識別,建立土地整理項目社會環境影響評價指標體系。2.1.2調研獲取資料。根據建立的評價體系,制定調研方案,對項目區實地調研獲取數據資料。土地整理社會環境影響的主體是人,在調研中應廣泛聽取公眾的意見。2.1.3調研資料分析與綜合評價。運用調研數據和項目規劃資料,利用合適的評價方法,對已有的數據進行處理,對土地整理規劃社會環境影響進行評價。2.1.4評價結論。根據評價結果做出調整,評價結果顯示規劃方案可行則接受規劃并如期開展;評價結果表示規劃對社會環境有負面影響或有潛在的社會風險,則應及時對方案進行修訂或提出預防措施。2.1.5監測與跟蹤評價。對土地整理實施進行監測和跟蹤評價,開展土地整理監控性和回顧性社會環境影響評價。

2.2評價的內容

2.2.1生產環境近些年隨著城鎮化、工業化進程日益加快,城市發展占用大量的土地,導致耕地不斷減少,土地整理是增加有效耕地面積的主要途徑。農用地的平整,使耕作機械能夠直接進入農田作業;修建或改造農田水利設施,方便農業生產;新建田間路、生產路為農民勞作帶來便利。土地整理能夠大大改善農民的生產環境,而若規劃不合理或施工單位的偷工減料都可能使這一變化大打折扣。2.2.2生活環境土地整理過程中對村莊內部公共設施用地進行完善,有助于改善本地區的教育狀況、醫療衛生狀況等[9],使得農村面貌有明顯的改善。然而居民點的整理也可能使得農民難以適應新的居住環境,尤其是對于住進小區的農民,沒有了自家的院落,對生活習慣上的改變很難適應。2.2.3社會穩定土地整理通過明晰權屬界限,減少了土地利用過程中引發的各種糾紛;扶持貧困人口,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的面貌,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然而土地整理也使農村勞動力就業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得不到解決則會對社會治安與穩定帶來不利的影響。2.2.4社會可接受度了解農民對土地整理的接受度是土地整理是否可行的前提。農民接受則可使土地整理如期按時開展,農民不接受則會阻礙項目的進行,產生不利的社會環境影響。

3結束語

篇7

關鍵詞 體育專業大學生 主觀幸福 研究

一、前言

主觀幸福感指個體根據自身設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所作的整體評價。包括生活滿意度和情感體驗兩個成分,前者是個體對生活總體質量的認知評價;后者是指個體生活中的情感體驗。主觀幸福感由對生活的滿意、積極情感的體驗和消極情感的缺乏所構成,對整體生活的滿意程度愈高,體驗到的積極情感愈多消極情感愈少,則個體的幸福感體驗愈強,它是衡量個體生活質量重要的綜合性心理指標。綜合分析體育專業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現狀,對促進體育專業大學生心理發展和完善具有非常大的幫助,是堅持“以人為本”指導思想,這對于他們今后學習以及生活具有實際意義。

二、研究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隨機抽取福建七所高等院校體育專業本科生為研究對象,發放問卷700份,收回有效問卷634份,有效率為90.6%。

(二)研究方法

1.主觀幸福感量表。采用《運動技能學習中的主觀幸福感量表》,共15題,分為生活滿意感、專業情感體驗和專業技能學習體驗三個維度,每個維度各5個條目。該量表采用從“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5等級記分,得分越高,幸福感越高。

2.研究程序和數據處理。本研究根據查閱的報刊、雜志、學術期刊等資料,采用SPSS 13.0 for Windows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統計處理。

三、結果與分析

(一)體育專業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總體情況

研究表明,體育專業大學生主觀幸福感水平平均值為3.091,處于中等偏上水平(見表1)。

表1 體育專業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三維度描述性統計結果

因素 Min Max M SD Item M/Item SD/Item

專業運動技能學習體驗 5.00 25.00 15.56 3.60068 5 3.112 0.720

專業情感體驗 6.00 25.00 15.84 3.49654 5 3.168 0.699

生活滿意感 5.00 25.00 14.97 3.62512 5 2.994 0.725

主觀幸福感 19.00 75.00 46.36 8.99116 15 3.091 0.599

(二)體育專業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人口學變量的差異分析

1.福建省體育專業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在性別變量上的差異分析

從表2具體變量可以看出:福建省體育專業男女大學生在學校自然環境、教師模范作用、人際交往、社會環境四個因素上均有顯著性差異;在社會比較因素上不具有顯著性差異;福建省體育專業女大學生在學校自然環境、教師模范作用、人際交往、社會環境四個因素上得分高于男大學生。

表2 體育專業大學生不同性別對各因素的差異分析

因素 M SD

男 M SD

女 T P

學校自然環境 13.82 3.09 14.56 3.53 -2.748 0.006

人際交往 18.41 3.47 19.31 3.43 -3.137 0.002

社會比較 13.05 3.27 13.30 2.22 -1.400 0.162

社會環境 17.08 3.08 17.73 3.14 -2.557 0.011

注:P﹥0.05為無顯著性差異,P

2.福建省體育專業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在生源地變量上的差異分析

從表3具體變量可以看出:不同生源地的體育專業大學生在學校自然環境、教師模范作用、人際交往三個因素上均有顯著性差異;社會比較、社會環境兩個因素上不具有顯著性差異;其中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在學校自然環境、教師模范作用、人際交往三個因素上得分高于來自城市的大學生。

表3 體育專業大學生不同生源地對各因素的差異分析

因素 M SD

城市 M SD

農村 T P

學校自然環境 13.52 3.82 14.34 2.99 -2.894 0.004

人際交往 18.25 3.52 18.96 3.44 -2.329 0.020

社會比較 12.90 2.36 13.25 2.20 -1.716 0.087

社會環境 17.41 3.15 17.28 3.10 0.476 0.635

篇8

關鍵詞:設計,自然環境,社會環境

 

設計是為了改造、美化人的生存環境。設計行為所必須的材料、技術、信息,都來自相應的環境,體現出環境所達到的水平。如果設計所花費的經濟代價超越環境水平的設計是不會被公眾認同的,只能導致失敗。而社會審美時尚,這種環境的美學標志,不能不成為設計所要依據的一種精神要求。“要是我們脫離環境而存在,那么就不可能有什么設計活動,也不可能產生正確的觀念和思想。正確的設計也就不可能創造。”也就是說設計的正確與否的論斷,它的各種價值的鑒別和判定,也只有將它放到相應的環境中才能完成。整個設計活動過程,都要受到環境的制約和影響。論文格式。

無論從整個人類設計發展史來看,還是從現代設計誕生和成長的歷史來看,我們都能清楚地發現環境對于造成和推動這種發生、發展的不可輕視的作用。任何設計大師的任何杰出的個人行為,都是在環境作用下的設計發展歷史潮流中涌現的璀璨浪花,然后才談得上這種行為對設計潮流的促進。而設計產品總會成為特定環境的一個構成部分。無論是一件家具、一只花瓶、一件服飾、一幅招貼畫、還是一座建筑物、一個裝修完的房間等等,都可以看作是大環境中的小環境或存在物,大空間中的小空間或實體。一件設計產品會與他周圍的日用品、房間、庭院、綠化、建筑乃至山林原野產生聯系,共同構成一種具有特定內涵和豐富性的環境。設計要受制于環境因素,要考慮產品所使用的場所環境,預想到當它處于該場所環境是可能產生的效果。

對環境的研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來進行,環境研究本身是一個大課題。在通常的意義上,環境可以說就是圍繞著某種物體,并對這物體的行為產生某些影響的外界事物。論文格式。按照這種說法,對于現代設計來說,至少可以有兩類環境:一類是圍繞著設計師,對其設計活動產生作用的外界事物,即設計師主體環境,屬于人的環境;另一類是圍繞設計產品并對其產生影響的外界事物,即設計產品主體的環境,屬于人工制品環境,我們要探討的主要集中在設計師主體的環境。我們從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來分析影響設計的外界事物。

一、自然環境對設計的影響。自然環境可以分為非生物自然環境和生物自然環境兩類。前者包括影響設計的土地、河流、山脈、氣候、季節等因素。后者是動、植物。兩類環境是彼此聯系結合在一起的。它們對設計的影響首先體現為限制和選擇,即限制設計的產生和發展,篩選出那些與環境相結合的設計形式使之得以存在。比如:中國古代建筑主要樣式木構建筑的成型和發展就是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和制約。有人曾經指出:“中國古代文化的發源地在黃河中下游一帶,當地盛產的木材,就成為構筑房屋的主要材料,這樣以木構柱梁為承重骨架,以其他材料作圍護物的木構架建筑體系,就逐漸發展起來并成為中國建筑的主流。”豐富的木材資源,寬闊平坦的中原地域,都是造成以宮室寺觀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木構建筑這些鮮明特征的重要自然環境因素,這些特征有形制高大、裝飾華麗和飛檐翹角等。如大屋頂的作用就是為了對木構架的保護,同樣出于保護目的的,梁、柱頭、天花板、斗拱等處以濃艷色彩施油漆彩畫,成為中國傳統建筑設計的一種重要裝飾手段。在室內設計、環境設計等設計活動中,材料、技術、結構直到具體部件的選擇安排,都不能不受到自然環境所施加的力量。

當然自然環境對設計的影響不僅體現為限制和選擇,而且也體現誘發和促進,即為設計師提供素材,激發設計師的創作構想乃至靈感,促進設計的多樣、豐富和合理。自然環境成了一些設計師的靈感之源。比如:大眾甲殼蟲汽車的設計靈感就來自于甲殼蟲。如今,在世界各地仍舊有幾百萬輛甲殼蟲汽車行駛在路上,它們中間幾乎包括了幾十年來甲殼蟲的所有車型。盡管由于各種原因,甲殼蟲汽車登記在冊的數量在逐漸減少,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流行和最受人喜愛的汽車。

二、社會環境對設計的影響。社會環境可分為經濟環境、政治環境、軍事環境、文化環境、宗教環境、習俗環境等等。這種種因素或成分實際上是彼此聯系的,但是對于具體的設計行為、設計思潮來說,影響他們的社會環境條件可能以某一成分為主,這種情況在設計史上也是相當常見的。社會環境的變化,較之于自然環境更為明顯。人們被自己所創造出來的人工制品所包圍著,被自己的同類的群體所包圍著,糾纏在種種社會關系之中,所以社會環境被人們更加直接地感覺到,經濟、政治、法律、宗教、文化、風俗等等往往直接地對設計發生作用。社會環境對設計的影響也像自然環境一樣首先以限制或制約的方式體現出來。比如:生活方式和習俗限制服裝的樣式,也是篩選服裝的色彩、型、結構的決定性因素。中國古代的契丹族曾長期過著游牧及漁獵生活,他們的服裝除了受寒冷的氣候條件所限以獸皮為主要衣料以外,受生活方式所制約一般為長袍、圓領窄袖、長褲皮靴。設計所要考慮的審美因素,同樣要取決于社會的生活方式。

社會環境對設計的影響的另一種體現方式也是誘發和促進。設計師被社會環境激發起設計動力和熱情,從社會環境、社會變革中獲取設計動機和設計主題。實際上,環境的限制和篩選作用與誘發和促進作用是結合在一起的。限制了設計在其他方面的發展,同時也就促進了這一方面的發展,淘汰了其他類設計,同時也就激發推動了這一類設計。論文格式。兩種情況相反相成地存在著。比如說那些反映戰爭、競選、科技新成就的招貼畫,那些為環境保護或種族平等書刊雜志設計的封面,那些模仿太空艙的室內設計等等都是社會環境對設計的影響的另一種體現方式也是誘發和促進。

總之設計離不開環境這一觀念,應當成為設計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作為人類一種重要創造活動的設計行為,總是在特定的外在環境中進行和展開的。只有在一定的自然環境和時代歷史社會環境中,才能產生出某種設計的需要和創作的動力。產生出設計主題,產生出設計創意和設計方案。從設計活動、產品和設計發展史的角度,我們都能得出設計離不開環境這一結論。

參考文獻:

[1]章利國:《現代設計美學》,河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版

[2]大智浩:《設計概論》,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年版

[3]梅格斯:《20世紀視覺傳達設計史》,湖北美術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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