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26 15:55:26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經濟危機的深層根源，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國際金融與經濟危機的原因
我國經濟學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不過對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原因見解不一。有的學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機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學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還有的學者在研究和論述體制層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學者探究了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制度層面的原因。部分學者認為，當前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雖然呈現出與以往危機不同的特點，但從根本上來說，這次危機并未超出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判斷和分析。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是形成危機的深層次原因，而金融資本貪婪和逐利性則是引發危機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學者認為，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泛濫一步一步發展的結果，其實質就是由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的發展所必然產生的生產過剩，而且是跨國移動生產過剩。還有部分學者認為，每一次危機的具體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機的根源卻是一樣的，即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產物。新自由主義確實是當前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機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義不是危機的根源，拋棄新自由主義不能解決危機問題。
有的學者既從制度方面又從經濟運行體制等方面論述本次危機的原因。部分學者認為，雖然經濟因素確實在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諸如政治、制度和監管等非經濟因素同樣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學者認為，信息機制在金融危機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簡單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傳遞和金融穩定，而過于復雜的金融創新則可能在投資者之間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導致投資者的風險識別狀態發生系統性改變，最終誘發金融危機。還有部分學者認為，導致經濟周期和危機的直接變量是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勞動者收入的增長速度跟不上資本積累的速度消費需求降低利潤率下降投資劇降經濟危機。
有的學者從經濟周期、收入分配視角等其他視角對本次危機的原因進行了分析。部分學者認為，本次危機是資本主義發達階段虛擬經濟周期運動的內生產物，深層原因在于強勢美元格局形成過度消費和虛擬資本膨脹間相互加強的循環，導致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過度偏離。而美國經濟危機最終轉化為世界經濟危機，則是因為各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周期出現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們之間相互疊加共振的結果。另有部分學者認為，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根源于美國經濟中軟預算約束現象的普遍存在。美國金融危機的生成和傳導機制可以描述為：軟預算約束道德風險金融創新激勵金融創新過度信貸膨脹大量呆壞賬加劇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價下跌時的風險集聚金融危機。還有部分學者從收入分配的視角對本次危機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響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國之間與各個國家內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導致了宏觀經濟的金融化和消費者的債務積累。而新興工業化國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壓制了國內需求。這些國家或主動或被動地間接地為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提供債務融資。這種局面本質上就是一種無法持續的全球化。伴隨著美國等發達國家房地產泡沫的破滅，美國次貸危機傳導到全世界，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
后危機時代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總體分析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國際經濟環境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學者們對此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部分學者認為，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缺乏強勁動力。美國和歐洲處于金融危機后的緩慢復蘇階段;其復蘇到危機前的快速發展軌道可能性較小。在國際貿易環境方面，發達經濟體增長放緩將極大壓縮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空間。貿易保護主義正在抬頭，低碳經濟可能成為發達經濟體新型貿易壁壘。
部分學者認為，金融危機將促進國際力量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新興經濟體成為全球化的重要驅動力;新興大國經濟群體崛起，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是引發世界經濟增長態勢、國際力量格局變遷、國際經濟關系調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構形成的關鍵因素。
另有部分學者認為，現有的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國際金融體系，與世界經濟發展形勢不相適應，并且無力應對全球范圍的金融危機。對此，國際社會共同要求改革金融體系，建立新的經濟秩序。
還有部分學者指出了后危機時代的另一些新特點，一是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與改革方案逐漸式微，經濟穩定和收入公平分配會得到更多的重視。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場，在經濟治理上再次占上風，但美國市場經濟模式難以發生實質性變化。三是世界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調整，全球經濟失衡將有所緩解。四是經濟全球化將繼續深入發展，產業調整轉移將出現新變化。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問題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有的學者探討了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學者認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最根本屬性在于無約束的純信用本位貨幣特質，當前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正是在這種信用貨幣本位下的儲備國道德風險作用集中表現。另有部分學者認為，金融危機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可能有兩種方向：一是各國通力合作創造出超主權的國際貨幣;二是歐元和人民幣不斷崛起，與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準貨幣的新國際貨幣體系，而第二種的可能性更大。還有部分學者認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問題是本位貨幣的選擇，一個公平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應該擺脫對單一主權貨幣的過度依賴，由所有參與國共同管理。
布倫納對戰后資本主義利潤率長期趨于下降的解釋引發了一場爭論。在圍繞布倫納的爭論中，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調節學派的代表人物米歇爾•阿格利埃塔在其文章《新的增長機制》中，反駁了布倫納關于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資本主義將日益走向蕭條和危機的觀點。阿格利埃塔認為：“布倫納對半個世紀以來的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史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但這并不能代表世界經濟的歷史。他的書雖然也涉及了德國和日本，但主要還是以對美國的分析來闡述他的全球觀點。”[2]米歇爾•阿格利埃塔對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批判是基于其研究出現了以小見大的問題。本•法因等人則從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內容方面進行批判和研究，認為“布倫納的理論至少存在三個方面的缺陷：1）布倫納對資本主義競爭和積累的理論分析體現的是亞當•斯密和主流經濟學而不是的本質；2）布倫納忽視了貨幣在資本主義危機中的作用；3）他完全忽視了生產和金融的國際化。”[3]
二、西方學者對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肯定與發展
克里斯•哈曼、安德魯•克里曼、路易斯•吉爾和羅伯特•布倫納都跟隨約瑟夫•吉爾曼和薩恩•馬格在20世紀60年代工作的足跡,對利潤率的趨勢進行了經驗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可以形成如下共識:第一,利潤率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第二,從80年代初期起利潤率開始部分恢復,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出現停滯。雖然以上學者都承認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但是其研究視角還是有所不同的，本文主要考察上述西方學者對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肯定和發展。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和弗雷德•馬格多夫(FredMagdoff)題為《金融內爆與停滯趨勢》的文章，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從20世紀60年代末戰后繁榮結束以來，實體經濟中的生產和投資一直處于停滯趨勢，資本主義就通過使經濟金融化的方式來彌補停滯趨勢的后果，這使金融泡沫惡性膨脹并和實體經濟的表現越來越脫離，這最終導致了當前美國和世界的金融危機。福斯特和馬格多夫雖然也從實體經濟層面考察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原因，但是他們不僅僅停留在實體經濟層面，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脫節是造成當前經濟危機的根源。從這個視角出發，他們似乎超越了布倫納僅將當前經濟危機原因歸因于全球制造業過剩這一實體經濟層面。布倫納的經濟危機理論將當今世界爆發的經濟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利潤率的不斷下降，而利潤率的不斷下降又是由全球制造業生產過剩這一因素引起的。上文梳理的西方學者都是從利潤率下降這一角度進行論述經濟危機的。以下梳理的西方學者則從布倫納論述經濟危機理論的另一個維度———生產過剩進行闡述其經濟危機的理論。
弗朗索瓦•沙奈和路易斯•吉爾(Gil,l2009)都認為，當前的經濟危機不是工資不足造成的消費不足危機;是積累過剩與商品生產過剩的危機,是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的生產過剩危機[4]。他們從生產過剩這一角度論證危機產生的根源，和布倫納論證危機理論的路徑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是他們沒有從利潤率下降這一視角出發去論證，沒有用更多的經驗數據進行闡述，相對于布倫納用大量數據進行論證顯得缺乏更強的說服力。以上西方學者都是從生產過剩或利潤率下降這兩個視角中的某一個進行論述的，和布倫納的危機理論相比有一定的片面性。英國著名學者克里斯?哈曼則從這兩個角度比較全面地發展了布倫納的經濟危機理論。他對發達工業經濟體(即實體經濟)所做的研究顯示，“自上世紀60年代末直至上世紀80年代的早期，平均利潤率出現了很大的下降。上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和上世紀90年代反復出現了突發的復蘇。但直至2000年，利潤率仍未回升到在‘二戰’后的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那個水平。”[5]克里斯•哈曼承認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趨勢，并認為“當前危機源于60年代末以來的利潤率下降壓力。資本主義體系對這一壓力的反應就是通過工資和工作條件的惡化來提高剝削率,但由于缺乏大規模破產這樣的資本破壞,這些反應不足以維持利潤率的原有水平,因此,也造成了生產積累率的長期低下。積累率低下的副作用之一雖然是暫時減緩資本有機構成上升的壓力,但更重要的是,在剝削率上升期的積累率低下,擴大了資本主義體系生產商品的能力與市場吸收這些商品的能力之間的差距。這種‘生產過剩’并不是源于‘消費不足’本身，而是由于不能以增長的投資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費品需求,即積累不足”[6]。哈曼通過用實證分析，考察了資本主義工業經濟體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趨勢，并論證了產品供給和需求之間差距的拉大最終導致了生產過剩。從這個維度講，哈曼的經濟危機理論與布倫納的經濟危機理論有極大的相似之處，但對于生產過剩這一問題產生的原因，兩者的論述則不盡相同，哈曼認為生產過剩產生的原因是不能以增長的投資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費品需求,即積累不足。雖然布倫納提出利潤率的不斷下降造成生產過剩，但其未像哈曼那樣進行有邏輯的論證。
三、結語
關鍵詞:金融危機；債務危機；資本主義；內生性根源
中圖分類號：F83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2）08-0005-05
一、引言
如果從2006年春季“次債危機”在美國顯現端倪算起，金融危機距今已經快七年了。七年來金融危機經歷了顯現——集中爆發——持續影響等過程后，并沒有消除。反而，金融危機演化成了“債務危機”。如今，“債務危機”在一些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卻越演越烈。除了挪威、希臘等國家最早發生債務危機外，目前，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卷入了歐債危機。債務危機似乎只有惡化的趨勢，而沒有好轉的征兆。面對殘酷的現實，不僅要追問此次金融危機為什么持續這么長的時間，影響面這么廣，深度這么深，同時能夠引發債務危機？這次深度的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對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有什么啟示？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
二、金融危機的內生性根源
金融危機的原因，國內外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進行了論述（白暴力、梁泳梅，2008；吳曉求，2008；劉迎秋，2009；Taylor，2008；Phillip Arestis、 Elias Karakitsos，2009）。雖然這些論述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缺乏一定的系統性和全面性。為此，本文將從基本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微觀市場的運行和操作這三個層面來剖析此次金融危機發生的內生性根源。
（一）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矛盾
此次由美國次債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其深層次的根源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資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認為資本家對超額利潤的追求決定了資本家會不斷的擴張生產規模，另一方面由于工人僅僅獲得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資，其有限的支付能力與資本家無限擴張的生產之間的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最根本原因。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產生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理論上來說資本主義生產“相對過剩”才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但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生產的相對過剩的矛盾出現新的變化：
1.生產相對過剩的表現形式由“有效需求不足”轉向“有效需求過度”。資本主義生產的相對過剩是生產的無限制擴張和有限的支付能力之間的矛盾。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解決生產過剩的方法已經不是過去那種簡單的“把牛奶倒掉”的浪費做法了，而是創新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來擴展全社會（包括政府、社會和私人）的支付能力。具體涉及到私人信用的擴張、政府債務規模的擴大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首先，私人信用的過度擴張。具體來講就是私人信用工具的創新，即通過“按揭”等金融創新產品來鼓勵全社會的超前消費，幫助人們用未來的錢實現現在的夢想。在這樣的制度下，雖然可以擴張全社會的消費規模，部分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但是人們卻變成了一個個“負翁”。當受到利率等外部因素沖擊時，沒有實際支付能力的“負翁”很容易發生支付困難，變成“倒下去的負翁”，即個人的破產。其次，政府信用的過度擴張。為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除了創新金融工具，釋放全社會的“未來需求”外，資本主義國家還通過大規模借債來擴大公共支出。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危機后，歐洲等一些國家采用借債的方式籌集資金來刺激本國經濟，由于其國家債務負擔超過了未來的償付能力，結果誘發了債務危機。再次，社會福利水平的過度擴張。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一些歐洲國家，為了緩和階級矛盾，不斷的提高全社會的福利水平。當一個國家的福利制度被政治人物用來討好選民時，就會變成一項剛性的制度。在國家稅收增長幅度不大或下調的情況下，伴隨逐漸上升的福利支出的必然是政府的財政赤字。其實，過度福利化的代價是社會信用和政府信用的過度擴張。希臘等發生債務危機國家的情況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總之，為了解決生產過剩問題，資本主義社會在私人信用、國家信用和社會信用方面進行大規模的擴張，結果是“負翁”、“負國”和“負社會”的出現。當受到外部沖擊時，尤其是全社會的支付鏈條中斷后，發生金融和債務危機也就是在所難免的了。
關鍵詞：生態學；；生態危機觀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5－0001－02
一、國外文獻研究現狀
“生態學”理論觀點最早見之于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爾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的辯證法》一書(1947年)。由啟蒙精神所產生的認識論意味著我們是在對自然有支配權的范圍內認識自然的，認識自然的目的就是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壞了，每一種想要取消對自然奴役的企圖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產生了歐洲文明的過程。”
“生態學”首次提出和使用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學者本?阿格爾。阿格爾在《西方概論》一書中，將"The Ecological Marxism"理解為“生態學”。“生態學”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茲、詹姆斯?奧康納、威廉?萊斯、本?阿格爾、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大衛?佩珀。他們認為，首先，生態問題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最為突出的問題，應強調生態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生態危機已取代經濟危機而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其次，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異化消費”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態危機的根源，他們主張應予批判。再次，擺脫生態危機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種“穩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最后，提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爭取社會主義道路的設想。
20世紀90年代以前“生態學”生態危機觀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馬爾庫塞對“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的批判；威廉?萊斯重新定位自然與社會的關系；本?阿格爾的生態危機理論的建立。
(一)關于對生態危機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爾在《西方概論》中提到，關于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危機理論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轉移到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對西方的階級意識和危機理論給予高度重視，認為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就是生態危機。
詹姆斯?奧康納在《自然的理由――生態學》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觀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傳統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理論。
威廉?萊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資本主義倡導的生產和消費模式雖延緩了經濟危機但卻加劇了生態危機，他鮮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觀念”才是生態問題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萊斯還對“控制自然的觀念”有著重要影響的培根的思想和馬克思的自然觀進行了分析。
大衛?佩珀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層生態學到社會主義》中指出，生態危機的原因不在于生產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長，而在于資本主義獲利本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
貝拉米?福斯特在《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中認為，生態危機與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方式有關，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方式使得環境持續性地惡化。
(二)關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詹姆斯?奧康納在《自然的理由――生態學研究》中深刻、尖銳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除存在歷史唯物主義所講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外，還存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與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即資本主義的雙重危機理論。兩種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劇了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
安德烈?高茲在《經濟理性批判》中認為，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必然破壞生態環境、資本主義的危機本質上是生態危機。資本家不愿意在環境保護上投資，即便投資，腦子里想的也是賺錢。在《勞動分工的批判》一書中一針見血的指出：“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是一切異化的根源”。
貝拉米?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指出，以經濟增長為目的的當代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克服日趨嚴重的生態危機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廠主在環境保護上或許作過一些努力，但這種努力是為了獲取更大的利潤。
二、國內文獻研究現狀
王雨辰、郭劍仁對以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奧康納為代表的北美生態學進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貝拉米?福斯特理論的特點是力圖通過對馬克思理論文本的解讀，挖掘其中的生態哲學思想，從而建構出他自己的生態唯物主義哲學和物質變換裂縫理論”。在此基礎上，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同生態危機的關聯，其理論側重點是環境社會學研究。詹姆斯?奧康納則是通過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化和自然緯度，揭示資本主義二重矛盾同生態危機的關系，提出生態社會主義構想，其理論側重點在于生態政治學。
曾文婷在《“生態學”研究》一書的第二章，從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層面對“生態學”的生態危機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學技術的錯誤利用方式與生態危機的關系；生態危機不在科學本身，而是在于意識形態，控制自然的觀念才是生態危機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態危機不是一個純粹自然的和科學的問題，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危機、經經濟危機和人的本能結構危機的集中表現，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
郭劍仁在《生態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討了北美生態學者貝拉米?福斯特的生態危機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不可改變性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持續性，揭示了生態危機的根源、生態和資本主義的對立關系及解決生態危機的出路，即社會正義運動和環境運動的聯合是解決之道。
葛恒云的《“生態學”及其啟示》認為，生態學理論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或在于其認識上的問題，或在于其理論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為理論核心的異化消費概念，是從異化勞動概念中派生出來的，沒有以對人的物質需求的深入分析為理論前提，影響了對壟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分析的邏輯力量。其次，是對科學技術的片面評價。
曾文婷在《“生態學”評析》一文中，對生態學理論的評價總體偏重于其可借鑒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態學”努力運用的觀點和方法，去分析當代生態環境及其危機問題，致力于生態理論與的結合，豐富和發展了的生態思想，為在當代的發展與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劉光明的《生態社會主義產生的科學文化背景探源》認為，“生態學”作為有影響的一種社會思潮是特定的科學研究發展和文化環境的產物。生命與環境科學的發展是它的自然科學前提：關于自然――人――社會未來的論述和西方對進一步探索中的有關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為它的產生和發展客觀上起了指導、借鑒作用。
解寶軍《對“控制自然”觀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論述了20世紀中期以來，由于科學技術在運用不當和失控狀態下造成了一系列極其復雜的社會問題，引發了資本主義國家資源浪費嚴重，環境惡性污染，破壞生態平衡的生態危機。
陳紅兵《奧康納生態學與生態文化建設》一文分析了奧康納繼承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立足于生產勞動范疇，將生態問題作為時代主題，把自然生態因素與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相聯系研究生態危機的根源及其現實解決途徑。
“生態學”理論觀點最早見之于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爾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的辯證法》一書(1947年)。由啟蒙精神所產生的認識論意味著我們是在對自然有支配權的范圍內認識自然的，認識自然的目的就是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壞了，每一種想要取消對自然奴役的企圖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產生了歐洲文明的過程。”
“生態學”首次提出和使用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學者本·阿格爾。阿格爾在《西方概論》一書中，將"TheEcologicalMarxism"理解為“生態學”。“生態學”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茲、詹姆斯·奧康納、威廉·萊斯、本·阿格爾、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大衛·佩珀。他們認為，首先，生態問題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最為突出的問題，應強調生態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生態危機已取代經濟危機而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其次，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異化消費”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態危機的根源，他們主張應予批判。再次，擺脫生態危機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種“穩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最后，提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爭取社會主義道路的設想。
20世紀90年代以前“生態學”生態危機觀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馬爾庫塞對“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的批判；威廉·萊斯重新定位自然與社會的關系；本·阿格爾的生態危機理論的建立。
(一)關于對生態危機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爾在《西方概論》中提到，關于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危機理論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轉移到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對西方的階級意識和危機理論給予高度重視，認為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就是生態危機。
詹姆斯·奧康納在《自然的理由——生態學》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觀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傳統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理論。
威廉·萊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資本主義倡導的生產和消費模式雖延緩了經濟危機但卻加劇了生態危機，他鮮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觀念”才是生態問題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萊斯還對“控制自然的觀念”有著重要影響的培根的思想和馬克思的自然觀進行了分析。
大衛·佩珀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層生態學到社會主義》中指出，生態危機的原因不在于生產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長，而在于資本主義獲利本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
貝拉米·福斯特在《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中認為，生態危機與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方式有關，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方式使得環境持續性地惡化。
(二)關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詹姆斯·奧康納在《自然的理由——生態學研究》中深刻、尖銳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除存在歷史唯物主義所講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外，還存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與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即資本主義的雙重危機理論。兩種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劇了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
安德烈·高茲在《經濟理性批判》中認為，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必然破壞生態環境、資本主義的危機本質上是生態危機。資本家不愿意在環境保護上投資，即便投資，腦子里想的也是賺錢。在《勞動分工的批判》一書中一針見血的指出：“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是一切異化的根源”。
貝拉米·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指出，以經濟增長為目的的當代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克服日趨嚴重的生態危機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廠主在環境保護上或許作過一些努力，但這種努力是為了獲取更大的利潤。二、國內文獻研究現狀
王雨辰、郭劍仁對以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奧康納為代表的北美生態學進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貝拉米·福斯特理論的特點是力圖通過對馬克思理論文本的解讀，挖掘其中的生態哲學思想，從而建構出他自己的生態唯物主義哲學和物質變換裂縫理論”。在此基礎上，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同生態危機的關聯，其理論側重點是環境社會學研究。詹姆斯·奧康納則是通過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化和自然緯度，揭示資本主義二重矛盾同生態危機的關系，提出生態社會主義構想，其理論側重點在于生態政治學。
曾文婷在《“生態學”研究》一書的第二章，從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層面對“生態學”的生態危機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學技術的錯誤利用方式與生態危機的關系；生態危機不在科學本身，而是在于意識形態，控制自然的觀念才是生態危機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態危機不是一個純粹自然的和科學的問題，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危機、經經濟危機和人的本能結構危機的集中表現，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
郭劍仁在《生態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討了北美生態學者貝拉米·福斯特的生態危機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不可改變性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持續性，揭示了生態危機的根源、生態和資本主義的對立關系及解決生態危機的出路，即社會正義運動和環境運動的聯合是解決之道。
葛恒云的《“生態學”及其啟示》認為，生態學理論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或在于其認識上的問題，或在于其理論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為理論核心的異化消費概念，是從異化勞動概念中派生出來的，沒有以對人的物質需求的深入分析為理論前提，影響了對壟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分析的邏輯力量。其次，是對科學技術的片面評價。
曾文婷在《“生態學”評析》一文中，對生態學理論的評價總體偏重于其可借鑒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態學”努力運用的觀點和方法，去分析當代生態環境及其危機問題，致力于生態理論與的結合，豐富和發展了的生態思想，為在當代的發展與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劉光明的《生態社會主義產生的科學文化背景探源》認為，“生態學”作為有影響的一種社會思潮是特定的科學研究發展和文化環境的產物。生命與環境科學的發展是它的自然科學前提：關于自然——人——社會未來的論述和西方對進一步探索中的有關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為它的產生和發展客觀上起了指導、借鑒作用。
解寶軍《對“控制自然”觀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論述了20世紀中期以來，由于科學技術在運用不當和失控狀態下造成了一系列極其復雜的社會問題，引發了資本主義國家資源浪費嚴重，環境惡性污染，破壞生態平衡的生態危機。
陳紅兵《奧康納生態學與生態文化建設》一文分析了奧康納繼承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立足于生產勞動范疇，將生態問題作為時代主題，把自然生態因素與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相聯系研究生態危機的根源及其現實解決途徑。
三、研究現狀評析
總體而言，盡管國內外學術界對“生態學”理論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研究現狀還有不盡人意之處，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現在：國外學者對“生態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生態危機的產生根源上，并對這兩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發展，而對“生態學”的綠色社會主義構想及其實現手段研究較少。國內學者的研究雖較系統和完善地評析了“生態學”各學派的思想，但僅停留在介紹其思想的階段，缺乏把“生態學”與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聯系起來研究，提出具體的方案；缺乏從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的角度出發把“生態學”生態危機與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聯系起來的可實施的措施。
這樣的一個命題一直困撓著歷代和當代的經濟學家:人類社會不斷完善的經濟制度應該是由知識精英“理性設計”的產物,還是由經濟主體在自由、自覺的經濟活動中創造、試驗、選擇與自由博奕的結果?經濟人是經濟活動的生產力主體,也是西方經濟發展的歷史主體,而這種主體地位在中國沒有建立起來;在這經濟主體中,個人主體具有原始性和初始性,自然人主體是產權制度變革的基礎。現在,結合前述問題引發的思考是:這種個人主體現實化的制度基礎該通過什么手段實現?
這個命題涉及到對中國改革的深層沉思,其現實意義的含量無疑是十分巨大的:①在中國已經被實踐證明有效的改革措施究竟是高層知識精英“理性設計”的產物,還是低層經濟主體“自由選擇”的結果?這包括農村經濟中的和城市經濟中的民營經濟。如果是經濟主體“自由選擇”的結果的話,它們為什么會成功?②在中國已經被實踐證明無效或低效的改革措施又究竟是高層知識精英“理性設計”的產物,還是低層經濟主體“自由選擇”的結果?這包括農村經濟中的和城市經濟中的國有經濟一統天下。如果是高層知識精英“理性設計”的產物的話,它們為什么會失敗?③在中國現實改革過程中的制度創造上,出現了典型的上熱下冷的局面:一方面是高層知識精英對制度的創造層出不窮,另一方面是改革績效持續低下,國有企業的大面積虧損和職工的大量下崗、缺乏就業機會就是明證,從而導致低層經濟主體對改革措施顯現極大的冷漠乃至抵觸情緒。如此,我們就不能不深層發問:在中國改革未來走向的重新界定上,制度創造與選擇的主角究竟該是誰?如果嬗變為低層的經濟主體,那么,他們自由、自覺的創造、試驗、選擇與自由博奕的經濟活動又該如何實現,如何獲得持久的制度保障?
二
20世紀中國制度變遷的實踐,背離了原典經濟學的宗旨。囿制于對制度的需要,是20世紀中國制度變遷滄桑的根源。長期以來,中國的制度變遷一直是束縛了經濟主體,卻放開了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如此的結果是下冷上熱:(經濟主體)腳底冷得出奇,(經濟學家與政治家)嘴頭熱得燙人;實踐在裹足不前,經濟學家的理論卻漫天飛,政治家的口號到處提。從而,經濟學“作為一個行業,我們把事情弄壞了(哈耶克 1974)。”
認識錯位是中國經濟學研究和經濟改革在二十世紀的最大破產。對制度的需要,是計劃經濟體制與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在個人缺乏獨立性的歷史背景下,建國后的社會主義運動中,人們在接受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很容易認為人這個生產要素也應該是公有的,使用上完全由國家支配,生活上也完全由國家包下來,結果就形成了人們所熟悉的個人在經濟中幾乎沒有什么地位而又處處依賴于國家的體制。這實際上是用個人對國家的依俯關系,來理解和實踐了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如果個人不能支配自己、支配自己的活動、支配生產資料、獲得自己的利益,自由發展就無從談起,這種聯合體充其量只能是一種勞動組合,與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聯合體相去甚遠。
中國經濟學的認識錯位還在于:把經濟制度的分析變成對經濟制度的設計,認為經濟制度就是經濟規制、經濟約束或經濟管理;把自身的認知主體錯位為實踐主體;把市場的個人自私自利行為看成為“惡的”,把“政治人”設想成不同于“經濟人”,是“善的”。如此,不相信經濟自由而相信經濟管制。經濟學的起源點是“人”。但在認識錯位基礎上,我國知識階層的“人”的同情心已愈加微弱。可以說,當放棄體驗底層生態、激活人文關懷的使命的時候,當代中國經濟學的危機也就降臨了。現在,人類世界正處在一個新舊世紀交替的歷史時刻。生活在這個世紀末的人,絕大多數不再能夠看到下一個世紀的結束。我們不能不發問:這個世紀,我們留下了什么?世界經濟史包括中國經濟史都屢經證明,僅僅追求短期的繁榮可能帶來長期的災難,只顧這一代人的生存與發展,很可能剝奪下一代人的生存與發展,對于我們這些歷史的過客來說,該如何留下一些種子,而不是荊棘呢?
改革及其意識主導也是中國政府職責觀的一種錯位。在經濟改革旗幟主導下,政府忽視與淡化了本該由自己承擔與完成的基本職責,反過來承擔了眾多本不應由自己承擔的角色,而同時又嚴重地囿制了經濟主體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僅有感情救不了中國。“一切從實際出發”,首先要弄清楚實際是什么。處在向市場經濟轉化的過程中,政府應該擺脫過去時代的主觀思維方式,擺正自己和經濟主體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的位置。實際上,政府更大的責任在于實現和維護社會自由與公正,尤其在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無論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它的生命力在社會影響力都是來自于它對自由與公正的要求和擁有。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要求比資本主義更大的社會自由與公正。社會主義要求的自由與公正是起點的自由與公正,即機會的平等。現實中,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初級階段,很大程度上背離了自由與公正性的本質要求,如職業限制、城鄉隔離。重建社會主義,就是要重建社會自由與公正。
自由主義意識的興起和初步實踐,是20世紀中國制度變遷的最大收獲。從對制度的需要轉向對自由的需要,是中國社會成熟的表現。從本質上講,經濟主體需要自由而不再需要制度,并不是排斥科學的價值,反過來,恰恰是科學啟蒙的結果,也是科學價值真正實現的表現!
三
經濟研究表明,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的平衡發展是經濟成功的共同內核,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的不平衡發展是經濟失敗的基本原因,而政治民主相對于經濟自由的滯后是亞洲前期暴發的經濟危機的根源。林肯在那篇有名的“分裂的家”的演說中說過:“一個家分裂開來反對自己,就不能維持。……我不期望這個家會垮掉,我確實期望它不再分裂。它要么完全歸一,要么完全變樣。”針對美國本世紀初的經濟危機與經濟蕭條,弗里德曼(1979:74)指出:“蕭條并不是私人企業失敗所造成的,而是政府在一個從一開始就被賦予責任的領域里的失敗造成的。”回顧經濟史,不難發現,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沒有獲得同等發展經常是導致經濟危機的根源:①經濟危機本質上起源于經濟發展的虛擬化,即“自然人經濟”與“法人經濟”的差距,或曰經濟實績與經濟表象的落差。在這方面,香港也不例外。過去,香港在高地價、高通脹的政策下,炒業興盛,形成了巨大的資產泡沫;但金融風暴一夜之間刺破了這一泡沫。到1998年5月份止,亞洲金融風暴已經令香港的樓市及股市受到重創,共吹走港人3萬億港元。②(可能的)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與“自然人經濟”與“法人經濟”的落差成正比。一方面,沒有經濟發展的國家無所謂經濟危機。另一方面,越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越要注意防范經濟危機。第三,越是經濟制度成熟的國家越不容易出現經濟危機。③經濟危機的暴發與政府腐敗及失責有關。保羅·克魯格曼(1999)指出,正是搞的任人唯親的資本主義,而使亞洲許多國家的經濟受到懲罰。政治民主滯后于經濟自由的典型結果就是產生財團經濟。這種經濟形式的基礎是它同國家權力的密切關系以及國家權力的幫助。財團享受非常大的特權:它們可以獲得銀行的巨額貸款,并利用這些貸款不斷吞并新的公司。亞洲經濟危機中就是以這種特殊的韓國財團形式為基礎:像現代、大宇、三星等大財團像章魚似地把腳伸到了經濟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同時身負巨額債務,成了經濟危機的決定性因素。
四
[關鍵詞]金融危機 全球性失衡 大衰退 馬克思 明斯基
引言
在整合馬克思和明斯基的兩種理論的基礎上，本文揭示大衰退發生的根源并質疑當前主流學說。馬克思反對將危機歸結于金融投機或個人理性的缺失。他認為投機、恐慌可能只是危機的誘因而不是危機的根源，真正的根源存在于實體經濟之中。但危機發生的可能性源自貨幣的固有屬性，作為一般等價物，貨幣經濟使買賣行為在時空上分離。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源于以貨幣增值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系統危及社會化大生產，因此，資本主義危機通常表現為貨幣或流動性短缺的金融危機。
明斯基也反對將金融不穩定性歸因于個人決策錯誤。他認為在一個資產私有化的復雜金融結構中，經歷長期的繁榮之后，金融結構有從對沖性融資到投機性融資甚至龐式融資發展的趨勢，金融結構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并最終危害實體經濟。
馬克思與明斯基的理論在概念范疇上是有差異的，馬克思把貨幣視為價值的社會表現形式，價值量是由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馬克思強調，貨幣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深層矛盾以一種明顯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是矛盾不是由貨幣創造的，而且危機是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癥。基于凱恩斯的原創思想，明斯基否認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性，將金融不穩定性歸因于資本主義系統的內在屬性，認為金融會抑制生產，脫離生產和破壞實體經濟的運行機制。然而，如果對金融系統進行控制和調整，資本主義制度中的一些根本弊端就會得到有效的克服。他尤其強調，可以通過“大政府”和“大銀行”來遏制經濟危機。
今天，美國生產資本的外部擴張同內部的金融化相連，改變了美國經濟的深層次結構，極大地削弱了美國經濟的穩定性。
一、馬克思論貨幣、過度積累和危機
馬克思將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追溯到商品的內部矛盾：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貨幣的存在使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能夠在時空上分離。作為一種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是由貨幣生產經濟和金融系統構成的不穩定的辯證統一體。貨幣二重性（價值尺度與流通媒介）奠定了一種基本矛盾，即作為社會勞動價值化身的基礎貨幣與作為債務支付手段的信用貨幣及金融系統之間的矛盾。金融系統擁有信用貨幣的再創造能力，并且不斷試圖從基礎貨幣中分離出來。從經驗上講，這是一種超越社會產品價值的信用生產過剩的形式，其程度有時會非常大。但是，信用與金融又不可能完全分離。基于簡單商品生產和交換的原理，復雜的信用與金融系統建立在基礎貨幣之上，所以信用貨幣如果不能被社會勞動產品所驗證，就仍然是一種幻覺，這個事實只有在危機中才能充分展現出來。
銀行系統——貨幣形式的制度性組織——表現出并且放大了商品的內在矛盾以及生產關系的矛盾。毫無疑問，前者經常是危機的中心。在一個基于信用貨幣的生產系統中，對信用流量的任何重大破壞都注定會誘導一場危機。乍看起來，所有危機呈現出來的僅僅是信用以及貨幣的危機，但是這可能僅是表面現象，因為貨幣恐慌經常先于商業危機和產業危機出現。在商業危機中，商品形式的資本喪失了其轉化為貨幣資本的功能。雖然危機是由生產過剩導致的，但其根源位于流通領域之外。商品生產過剩是資本生產過剩（過度積累）的征兆，資本盈余的形成又與使用資本的環境相聯系。危機還有可能是由沒有實現產品的交換引起的，原因是缺乏“貨幣”。然而，真正缺乏的是“貨幣”，而不是流通的媒介物。貨幣作為人類勞動的具體化，其自身擁有價值。在危機中，“替代物”不會起任何作用，貨幣必須是一般等價物，是剩余價值，只有這樣，現成的商品交換才能完成。
二、明斯基論金融不穩定性
明斯基認為標準的新古典綜合理論存在兩個重要的缺陷：第一，沒有將貨幣與資產融入到經濟分析中；第二，不能對金融不穩定性作出合理的解釋。明斯基的理論是對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演變。在明斯基的理論中，投資需求是由對資本存量與外部融資成本的估值以及投資產出的供給價格共同決定的，資產價值的下跌會導致投資需求的下降。明斯基將資產價格的下跌及投資的波動歸因于債務結構和金融系統。在他看來，經濟個體的收入——債務關系分為三類：對沖性融資、投機性融資以及龐式融資。對沖性融資在債務人的債務結構中所占比例最大，即債務人從融資中所獲得的現金流（利潤）能夠覆蓋利息和本金。投機性融資中債務人只能償還利息而不能償還本金。龐式融資所生成的現金流既覆蓋不了利息也覆蓋不了本金，債務人需要再借新債來履行支付承諾，但如果他們不能借來新債，就只能出售資產來償還債務。將對沖性、投機性以及龐式融資在不同階段進行特殊組合，反映出經濟的歷史性發展并且改變了人們的長期預期。隨著投機性融資以及龐式融資在總負債中所占比例的上升，經濟也對利率以及資產價格的變動更加敏感，不穩定性也隨即產生。一旦債務人的融資鏈斷裂而失去償債能力，經濟中就會出現一系列“杠桿效應”，其結果是資產價值的大幅下跌。
凱恩斯認為他的政策建議會使經濟中不再出現尋租者以及低能投資者，而明斯基卻對此持懷疑態度。明斯基對永久潛伏在這種尋租驅動經濟中的危機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所提出的核心問題就是另外一場大蕭條是否會發生。
金融系統的內在屬性導致了不同程度的周期性衰退。在一場深度衰退中，起初的收入下降或特殊資產價值下跌會引發資產價值的整體下跌，這導致了經濟個體間的債務拖欠。在一場中等衰退中，價格緊縮會被限制在特定的資產中，這就避免了一系列效應。衰退的類型又由金融結構的特殊性所決定，其中包括經濟個體、金融媒介以及特殊政府機構例如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以及聯邦住房授權公司所擁有的資產與債務。后者預先假定政府會通過增加赤字以及貨幣供給來降低衰退帶來的損失。所以，金融的脆弱性不僅包括對沖性、投機性以及龐式融資在債務結構中所占的相對比例，還包括權威機構對經濟個體進行短期再融資的意愿和在市場發展緩慢中維持總利潤與工資水平的能力。
明斯基將利潤水平的維持視為避免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他建議要以“大政府”與“大銀行”為中心——兩種在危機中穩定利潤水平不可或缺的部門——來避免另一場大蕭條。具體做法是，首先將反周期性支出作為預算結構的固有特征，并通過自由選擇加以補充；其次通過低利率政策以及通過美聯儲的“最終貸款人”功能進行調控。衰退是經濟周期中一種固有的且不可避免的過程，然而，只要“大政府”以及“大銀行”發揮其功能，危機的程度就可以得到控制。
三、美國金融危機的國內和國際根源
此次大衰退是由金融危機引發的，而金融危機又源于美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1992—2006年間，美國居民投資以及住房建設經歷了戰后長期快速的增長階段，住房價格以及成交量更是不斷突破歷史記錄。2000年至2006年間，住房平均價格大體翻了一番。美國標普10城市房價指數在2000年1月徘徊在100.74點，而在2009年5月達到226.8點的峰值。2003年至2006年間，美國每年平均銷售115.6萬套新增住房。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70、80和90年代，美國每年新增住房平均銷售量分別為655200、609000以及698309套。乍看之下，美國房地產危機的發生過程與明斯基對危機的解釋不謀而合，投資需求是由預期投資收益與外部融資成本共同決定的。社會對住房價格持續攀升的預期推動了借貸以及居民投資的發展。經濟的證券化以及多種金融工具的使用擴大了次級抵押市場，進一步推動了住房的供給與需求。信貸擴張以及信貸環境的寬松哄抬了房價，并且推動了金融創新的發展以及杠桿工具的使用，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經濟的膨脹。
然而，明斯基僅僅抓住了危機的表面現象，沒有解釋危機的深層根源。他的核心觀點是：金融不穩定性是內生的，在金融系統的內在運行之中不僅會產生金融危機，還會產生實體危機。明斯基認為美國歷次深層次的衰退都伴隨著金融危機，然而，在近期歷史中，金融危機并沒有造成深層的衰退。在描述金融行為的巨大變化以及金融系統在經濟周期中的作用方面，明斯基的理論是非常模糊的。他認為，經濟周期的最初階段表現為金融穩定以及相對“平靜”階段。隨著利潤的提高，公司開始通過借款增加投資以進一步提升利潤。最后，借款風險加大與債務的擴大逐漸超過了收入/利潤的增長，改變了經濟個體的債務結構。明斯基認為銀行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金融中介的作用。在他看來，銀行是追求利潤的投機性企業，它不僅表現出投機性融資的特征，同時還作為其他機構進行投機性融資的連接樞紐。一方面，銀行資產的到期時間（展期貸款）通常長于銀行其他債務，這對銀行產生了一個再融資成本，推動了銀行的“投機”行為；另一方面，為了擴大市場份額，銀行鼓勵其他經濟個體將短期債務替換成長期債務。然而對銀行來說，以一個可以維持利潤的成本來獲取資金是必需的，金融創新又可以進一步提高利潤，例如，金融創新可以增加貨幣的周轉率，這不僅可以確保給定數額貨幣的流通，還不會改變利率。
明斯基對經濟周期的解釋受到兩方面的質疑。首先，在資本主義經濟存在“長久性失衡”的背景下，明斯基并未對平穩階段出現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釋。除了將其理解為投資者的“樂觀主義”以及“盲目自信”外，膨脹以及金融不穩定性的根源尚未明確。其次，金融不穩定性假說是基于經濟個體行為的微觀分析，即個體企業在經濟周期過程中不斷增加他們的債務以及提高杠桿比率。然而，杠桿比率在經濟擴張過程中一定會提升并不符合經濟規律，實證研究也并不支持這種觀點。任何有關融資模式以及總體債務水平的研究都應該涉及中央銀行的利率政策以及政府的債務與赤字，對于金融系統來說，這兩個因素是外生的，但對其運行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許多評論家將大衰退的主要根源歸結于格林斯潘時期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這種對衰退的解釋仍然具有局限性。2001年1月至2002年1月間，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以及貼現率從6%降到了1.25%，并且在一年內維持這一水平。格林斯潘因其對利率的靈活調控在任期內飽受稱贊。然而在房地產危機后，人們普遍指責是格林斯潘時期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以及金融創新帶動了多重信貸，從而創造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然而，房地產泡沫的根源并不僅在于金融部門與國內政策的失誤，還與美國的國際資本積累體系有很大關系。
美國房地產泡沫時期，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降低了貸款準入門檻。但是，銀根的松動并不能完全歸因于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這主要是因為：
首先，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經歷了深層的結構性變化，這導致了80年代早期“貨幣管理資本主義”的出現（一種被稱為“金融化”的過程）。制造業的衰落和從60年代起海外競爭的加劇，連同美元的核心貨幣地位（因為它擁有兌換黃金的特權），共同推動了美國企業生產外包的浪潮。在美國國內，大批量生產開始減少，經濟朝以服務業為基礎轉型，這些共同改變了工作與工資的關系。職業保護的消失在增加了低收益工作的同時還帶來了經濟風險。企業持續將生產外包給低工資國家以及國內工人工資增長的停滯，使得國內高水平的個人消費只能依賴于信貸的擴張。個人信貸門檻的降低緩解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換句話說，低息貸款已經成為美國的“新型經濟”增長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其次，一些邊緣國家出口帶來的收入很大一部分用于投資美國國債，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外匯儲備的膨脹與美國消費者債務的膨脹具有深層次聯系。在格林斯潘時期（以及近來的伯蘭克時期），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很大程度依賴于邊緣國家工人的努力工作、外向型政策以及中心國家銀行與機構投資者的金融運作。有證據顯示，大量國外資本投資美國國債會持續抑制一些關鍵國債債種的利率，例如美國10年國庫券的利率。進一步講，政府公債的國外需求、擔保債券憑證以及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衍生品使美國經濟證券化進程空前高漲。
明斯基認為美國經濟的證券化是與金融的全球化過程結合在一起的，他還預言全球化金融融合很可能是資本主義擴張在下一階段的主要特征，這就為金融的不穩定與國際間債務的萎縮埋下了伏筆。然而，明斯基并沒有認識到全球金融系統和全球生產系統在資本積累日趨不平衡中存在共生關系。馬克思在150年前就已經意識到全球市場的形成來源于資本的概念本身。因此，馬克思觀點的一個顯著優點就是他可以用資本主義生產全球化來解釋當前危機發生的根源。
馬克思生活于“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那時候資本的國際化還僅僅局限于商品資本的轉移（國際貿易）。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帝國主義階段，經濟全球化擴大了貨幣資本的轉移。二戰后，生產資本的全球化帶來了勞動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分工，70年代的深層結構性危機又加速了這一過程。資本可以通過兩種途徑對危機起到緩解作用：一是國內以及全球勞動過程的重組，二是生產與交換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重建。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本文將強調邊緣國家外向型經濟中的工業化與中心國家經濟金融化之間的聯系，尤其是引發爭議的美國金融化過程不能同美國生產資本的外部擴張相分離，其有機聯系以及相互之間的作用共同加強了兩者之間的反饋效應。
在戰后的幾十年中，邊緣國家逐漸參與到國際“商品鏈”、“價值鏈”以及全球生產網絡之中，打破了全球經濟力量的平衡。中心國家通過資本有效控制勞動的能力嚴重下降。然而，在邊緣國家也出現了過度積累現象，它們對外向型經濟的依賴還加劇了全球制造業產能過剩，擠壓了全球商品價格與利潤。例如，在經歷了數十年的過度投資之后，作為邊緣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典范以及全球制造業加工車間的典范，中國已經陷入到巨大的產能過剩壓力之中。在這種環境下，公司的盈利能力必須通過加大勞動的強度以及擠壓工資來維持。因此，在許多國家，勞動收入占GDP的份額大體在55%到65%之間波動，而在中國，該份額從1996年的54%下降到2007年的40%。邊緣國家在獲取超額利潤的過程中經常伴隨著中心國家跨國公司的直接參與，這一進程推動了跨國公司的金融化，這種特征在美國最為明顯。9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增長嚴重依賴于兩類連續產生的資產泡沫（網絡泡沫與房地產泡沫），這中間還夾雜著巨大的信貸驅動消費泡沫。美國的經濟金融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它表現在許多不同方面，如全球金融市場的融合、機構投資者地位以及股東價值的日益提高，還有尋租者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的增加。
明斯基對“貨幣資本主義”的理解側重于研究尋租者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在明斯基的分析中，美國經濟金融化可以理解為是從企業獲取生產利潤到尋租階層獲取金融利潤的再定位過程。后者憑借與金融部門的特殊聯系，通過發放貸款來獲取收益。金融化的延伸不僅與金融部門規模的擴大有關，還與非金融企業的金融投資緊密相連。很多研究表明，在美國，所謂的“非金融部門的金融化過程”直接導致了資本投資率降低以及資本積累速度放慢。這種趨勢與一種全球化生產相聯系，其特征是一些低工資國家專注于勞動密集型生產過程，例如中國。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從1998年的569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663億美元，2009年需求的降低使其減少為2268億美元，在美國總貿易逆差（5036億美元）中占45%。在2010年，該數字重新回到273l億美元，其增長率在2011年第一季度繼續攀升。據中國官方統計，美國在中國的跨國公司貢獻了中國對美國出口的60%。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美國跨國公司推動了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并從中獲取附加利潤。生產成本的下降使美國的重要企業在沒有提高產品價格的前提下，保持甚至提高了成本加成和利潤率。這一點對國內經濟至關重要：首先，在進口商品價格沒有提高的前提下，美國實際收入的停滯不能抑制進口商品消費的增加；其次，進口商品在消費中占有很大比例可以穩定國內物價水平；最后，生產的外包促進了公司利潤的膨脹，在提高股東價值的同時還提高了國內收入水平以及擴大了就業。
世界經濟復蘇的模式已經表明，邊緣國家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具有重要意義。在2009年的全球經濟低迷中，全球總對外直接投資（FDI）流入為1.114萬億美元，下降了37%，流出為1.101萬億美元，下降了4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流入發展中國家FDI下降了27%，比流入發達國家的FDI44%的下降幅度要小很多。因此，發展中國家在全球FDI流入中所占比例持續上升，而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這些國家現在吸收了全球一半的FDI流入，同時中國在美國之后成為了世界第二大FDI接受國。還需要著重強調的是，這種生產的全球化并沒有影響全球范圍內生產與交換條件的平等性，而是加深了其差異化，因為這種資本的國際化使工業并不局限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內部，而是擴展到了全球范圍。
總之，生產的全球化同美國經濟金融化的聯系表現在兩方面：首先，美國跨國公司在生產外包與金融運作中獲取了巨大利潤，這種商業模式導致貿易逆差的擴大與金融資產的增值；其次，邊緣國家出口所得收入很大一部分投資于美國國債，間接拉動了美國國內的消費，擴大了居民信貸支出并提升了資產價格。這兩方面通過金融市場與中間商相聯系，共同構成了美國的信貸運行機制以及債務體系。流動性的缺乏使美國經常性項目賬戶赤字在2006年達到了8035億美元的歷史高峰。所以，大衰退的根源并不是美國債務泡沫的破滅，而是全球經濟發展與資本積累的不平衡。
四、“它”是否會重現：從投資的
社會化到資本的社會化
學術界對明斯基理論在當前金融危機中的解釋能力提出了質疑。當今美國經濟的全球化以及金融化過程已經同明斯基理論中所描述的情形背道而馳，在后者中，投資需求是公司利潤的決定因素，而公司利潤又用于再投資。銀行貸款主要出現在商業中并且服務于同金融相關的活動。金融投機行為通過哄抬資產價格并使其超出公司未來利潤的承受能力而影響經濟。這些觀點可以解釋住房泡沫的供給方，卻不能解釋其需求方。因為如果沒有作為“投機者”的普通家庭，那么住房泡沫也達不到如此龐大的規模。明斯基’認為工資收入與消費之間的聯系在戰后被嚴重削弱，同時他還認為普通家庭的超前消費與住房貸款是典型的對沖性融資。顯然，明斯基并沒有意識到這些家庭已經逐漸開始用投機性融資以及龐式融資進行消費以及購房，而所支付的價格卻超出了未來收入的承受能力。在美國經濟金融化加深的背景下，明斯基將商業投資作為利潤主要來源的觀點已經很難解釋過去10年的現實。美國居民建設的凈投資率從60年代就開始保持停滯或者下降趨勢，而在上世紀90年代末才得到短暫緩解，在此期間，利潤率也同凈投資率一同下降，尤其是在過去10年中，公司利潤逐漸開始由政府以及居民債務來維持。事實上，在過去30年間，銀行以及金融服務的巨大變化使人們對私人債務的上升習以為常。許多大公司對市場金融化的重新定位刺激了商業銀行以及其他金融中介開始直接從私人勞動收入中獲取金融利潤。這種過度金融化使得金融不穩定性的大小、范圍以及強度同時增加，并且對經濟的威脅現在已經永久性地潛伏在其中，而此時政府的應對策略是加大財政支出。所以令人質疑的是，不斷加深的政府“龐式化”可以在多大范圍內以及用多長時間抵消掉私人經濟的“龐式化”。
這一疑問引發了對明斯基理論的第二個也是最大的質疑，即其放大了政府債務和貨幣政策在消除經濟弊端中的作用。依據明斯基的理論，經濟周期中包含了投機性膨脹的根源，而這種投機性膨脹會吸收閑置的流動性以及將金融系統推向蕭條之中。私營經濟債務結構的轉換伴隨著“最終流動性”（資產擁有固定價值且沒有違約風險，包括國庫通貨、硬幣以及最重要的“政府基金以外的國內政府債務”）的收縮。因此，化解一場危機需要增加最終流動性或者可以“杠桿化”的政府債務（作為借款的擔保），以防止資產價格、利潤以及投資的崩盤。自從2007年衰退以來，大政府以及大銀行通過財政政策發揮了最大限度的作用，如對大量瀕臨破產企業的緊急救助，兩次量化寬松，對于不良抵押債券的回購以及對會計準則的放寬，這些都旨在阻止資產價值下跌以及使公司重獲利潤。2009年夏季，據一項研究估計，政府支出、借出以及贊助的總數已經達到12.8萬億美元，而據另一項研究認為，該數額已經達到23.7萬億美元。政府支出幫助大企業重獲利潤，但是并沒有遏制公司喪失抵押贖回權的趨勢，也沒有降低失業。股票市場雖然開始復蘇，但是并沒有達到先前的高度。除了高失業率外，政府支出對復蘇房地產市場的效果也并不明顯。政府主導的項目，例如放寬貸款條件以及對買房者實施稅收抵免，并沒有推動房地產市場的復興。美國標普20城市房價指數顯示，2011年2月經過季節調整的房價比2006年4月的峰值低31%。公司對抵押贖回權的喪失將會給未來住房價格帶來更多挑戰。
政府的危機管理政策實際上是不惜一切代價阻止資產價值的下跌以及維持公司利潤。然而，與明斯基（還有其他學者）的觀點相反，維持公司利潤并不必然穩定工資水平與就業水平。公司在危機中的行為更多地驗證了馬克思的預期，即公司更傾向于通過削減工資以及解雇工人來平靜地度過危機。在2009年，勞動生產率增加了3.5%，并且單位勞動成本降低了1.6%，這是6年以來的最高值。同時，總工資議案在2008年與2009年間削減了2500億美元。馬克思將危機作為資本解決其自身矛盾的途徑，而且這種觀點基于財政部門以及貨幣部門的資本管理政策的合力之上。雖然資本管理政策可以通過統一財力的方法“成功地”將美國的金融巨頭以及大商業集團凝聚起來，但是并沒有證據顯示這種“成功”可以維持國家未來的金融以及社會的穩定。
明斯基的理論大多數源于特定的歷史背景——戰后前30年的先進資本主義階段，即所謂的資本主義標準化生產階段。這一階段隨后被歸納為制定經濟政策的一般基礎。因此，明斯基自始至終都在重復中心資本主義國家在50年內不會出現類似于1929年到1933年那樣的大蕭條，因為有“大政府”的存在，利潤流就不會徹底斷裂，資產價格就不會崩盤。穩定利潤意味著穩定投資產出與就業。但是，這些政策已經不能像早些階段一樣發揮作用，因為美國潛在的結構條件已經改變，且與先前最大的不同是，戰后資本積累的深層次結構依賴于更大的生產性基礎，而這已經不復存在了。
明斯基認為，非金融企業依賴于“外部融資來促進資本經濟的長期發展”構成了金融不穩定性的關鍵來源。這為政府干預提供了一種重要依據，大政府可以通過穩定總利潤水平來維護金融穩定性。但是有證據顯示，近來大公司的投資決策并沒有受限于外部融資的高成本，而且公司本可以合理使用其自有資金進行投資，但是它們并沒這樣做。1980年到2004年間，美國工業企業的平均資產變現率提高了129%，這導致了平均凈負債的下降，并在2004年變成負值。大公司的現金高持有率已經同其資本支出呈現負相關關系，而目前形勢并沒有好轉。一些大企業收入的很大比例來源于海外，并且持有大量的現金。然而這些公司沒有將資金用于擴大或者改善國內資本基數，而是選擇將其貯藏起來或者分發股利與收購本公司股票。這種“離岸金融化連鎖”效應使非金融部門在2008年危機后恢復經濟發展的能力降低。這就是通過穩定金融資產價格的方法來穩定公司利潤并不能促進國內就業以及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
鑒于以上分析，對明斯基理論的最終質疑涉及穩定金融的社會含義。凱恩斯指出，資本主義體系存在兩大主要缺陷：一是資本主義不能長期維持充分就業以及“財富與收入分配不均”；二是有效需求不足。明斯基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凱恩斯觀點的繼承，他致力于同時維持資本主義體系與金融系統的穩定。明斯基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可能存在不平等與低效率。但是，這些缺陷如貧困、權利分配不均以及低效率的壟斷并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系統與生俱來的，同時并沒有科學規律以及歷史經驗表明，一種經濟秩序必須存在評價效率與平等的標準。然而明斯基的觀點有一個問題：穩定金融系統的過程會加劇社會不平等與低效率。明斯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了抑制金融的社會缺陷。他承認政府干預可以有效阻止蕭條進一步加劇，卻不能維持就業、經濟增長以及價格的穩定。經濟會陷入極端蕭條與極端膨脹的惡性循環之中。緩解危機的行為會帶來通貨膨脹，而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又會引發危機與蕭條。但是如果資本主義體系永久徘徊在蕭條與膨脹的過程中會產生不平等與低效率的話，那么人們就應該仔細考慮維持這種體系的收益是否超出了這一努力的社會成本。
關鍵詞：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美國
中圖分類號：F832.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2-0061-02
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總是伴隨著危機的周期性爆發，它暴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固有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局限性的根本表現。正如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尖銳地指出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本身”。美國當前金融危機與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是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兩次大規模的危機。兩次危機所產生的歷史背景、危機發生的狀況以及危機產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二者必存相通之處，它們都是美國經濟自由化發展的必然產物。雖然當前的美國金融危機尚未演變成資本主義全面的經濟危機，但危機的規模、危機波及的范圍、各國采取的應對措施及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都可以與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相提并論。
一、兩次危機產生的歷史背景
(一)兩次危機產生于不同的歷史時期
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是迄今為止資本主義世界發生過的最全面、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周期性經濟危機。在危機爆發之前，美國經濟是一片繁榮景象，1923--1930年間紐約股票交易所成交額翻了4倍，1925--1929年間股價翻了近3倍。其主要原因在于：國內方面，技術革新和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推動了經濟的迅猛發展；國際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刺激和戰后相對穩定的政治經濟局面為經濟增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然而在經濟繁榮的背后，潛伏著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
美國當前金融危機源于2007年的次貸危機。2000年“網絡泡沫”破滅和“9?11”事件之后，美國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增長。美聯儲從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連續13次降息，在低利率的條件下美國房地產業快速發展，次級抵押貸款市場迅速擴大，不具備償還能力的貸款人也獲得了購房貸款，為危機埋下了隱患。自2004年6月起，美聯儲又開始連續17次加息，利率的大幅度提高加重了購房者的還貸負擔，美國房地產市場開始大幅降溫，大量償還不起貸款的人出現，房貸公司遭受沉重打擊。隨后引發一系列金融事件，導致了美國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
(二)兩次危機背景的相似之處
雖然兩次危機發生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之下。但二者卻有相似之處：一是在兩次危機爆發前，美國經濟都處于繁榮的狀態中，經濟表面呈現出投資增加、生產擴大、股價上漲的局面。二是在經濟繁榮的背后，都存在著經濟比例失衡、貧富差距拉大、股市充斥大量泡沫等問題，這些矛盾的積聚，最終導致危機的發生。三是危機爆發前，美國政府都采取了擴張性經濟政策，主張經濟自由化發展，助長了危機的發生。
二、危機發生的狀況比較
1 兩次危機發生的基本狀況及特點。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危機的爆發，始于1929年10月24日紐約證券交易所股價的暴跌，這一天被稱為“黑色星期四”。它引起了資本主義世界各行業的蕭條。造成社會中下層的恐慌。由于其表現出來勢兇猛、持續時間長、波及范圍廣、破壞性強的特點，因此被稱為“大蕭條”和“大恐慌”。在整個危機中，美國的工業產值下降了46.2％，貿易總額下降了70％，出現了極高的失業率，大量的生產設備遭到破壞；與工業危機交織在一起爆發了嚴重的農業危機，農產品市場經歷了價格的暴跌，大量的農畜產品被廢棄，眾多的貧農、中農走向破產，美國農業生產者的人均收入從1929年的223美元降到了1933年的90美元，降低了60％；失業人數達1300多萬，至少14萬家企業倒閉。實體經濟出現危機的同時引發了嚴重的信用危機，美國投資者在證券交易所內一周損失100億美元。美國的這次經濟危機波及的范圍和持續的時間都創下了空前紀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下降了44％，失業人數達到5 000萬左右。
美國當前金融危機以次貸危機為前導。2007年上半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美國股市劇烈下挫，金融機構大規模破產倒閉。2008年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請破產保護，以此為標志的美國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此次危機呈現出明顯特點：一是美國國內的投資銀行、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關系極為密切，金融業務相互交織、債務關系相互關聯、鏈條不斷擴大延展、風險交叉傳遞，一旦債務鏈斷裂，就會不斷出現連鎖反應，并逐級放大，形成大規模的金融危機；二是由于金融國際化趨勢的加強，各國的金融業不斷開放，美國把大量的房地產抵押債券出售給了其他國家，因此，此次金融危機又對全球資本市場造成強烈沖擊。
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兩次危機發生的狀況各有不同：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危機主要發生于實體經濟領域，表現為商品的供給規模嚴重超過了市場的有效需求，實體經濟危機導致信用危機，并引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蕭條；而當前美國金融危機主要發生于虛擬經濟領域，它以美國次貸危機為誘因，引起金融市場的動蕩。進而影響到實體經濟。
2 兩次危機狀況的共同特征。雖然美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這兩次危機發生的狀況有相異之處，但是二者也具有共同特征：一是危機的傳導速度極快，危機一經爆發迅速傳導至相關經濟領域，引起了資本主義世界各行業的衰退；二是危機的波及范圍極廣，危機從美國開始，迅速蔓延至歐洲、亞洲等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造成全球市場的劇烈震蕩；三是危機的破壞性較大，危機發生后，金融資產大幅縮水，社會生產迅速萎縮，產值下降，失業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減少，消費力下降，造成經濟下滑；四是危機的延續時間較長，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持續了四年之久，而此次美國金融危機引起的經濟衰退在短時間內是不可能迅速消除的；五是美國政府都采取了相應的宏觀調控政策對經濟進行救助，以刺激經濟，擺脫衰退。
三、危機成因的比較分析
(一)兩次危機產生的原因――以經濟理論為分析基礎
1 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能夠更深刻地揭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成因。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質是生產相對過剩，由于資本主義競爭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的存在，資本主義本身具有一種盲目提高生產能力和無限擴大生產規模的趨勢，生產的社會化為擴大生產的趨勢提供了物質基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所表現出來的生產過剩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的
增長已經超過了勞動者的實際需要，不是社會產品的絕對過剩，而是一種相對過剩，是相對于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出現的相對過剩。馬克思從社會制度層面去尋找經濟危機的根源，認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
2 美國當前金融危機的成因分析。虛擬資本的無限擴張是導致美國金融危機深層次的原因，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對美國金融危機進行深入分析，能夠進一步揭示危機的根源。美國經濟的一大特點就是虛擬經濟，它通過虛擬資本的循環來創造利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最早對虛擬資本與實體資本的關系進行過系統論述。馬克思認為虛擬資本本身沒有價值，它們只是資本的所有權證書，是資本的紙制副本并不創造價值。虛擬資本實際上是以有價證券形式存在的，能夠給持有者帶來定期收入的想象的或虛幻的資本。在正常情況下，有價證券作為資本的虛擬性不易被人們察覺，但是，一旦有價證券的價格暴跌，甚至成為一張廢紙時，其資本的虛擬性就會明顯的暴露出來。因此，虛擬資本的存在必須依附于實體經濟的運動，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支撐。又沒有相應的管制措施，虛擬經濟就會逐漸演變成投機經濟，最終將催生泡沫經濟。
(二)兩次危機成因的相通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