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20 10:45:05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產業融合的意義，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創意產業目前在國外是發展勢頭最為強勁的產業，近些年來，在我國經濟發達地區也逐漸興起，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等地都將創意產業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給予高度重視。旅游業作為以滿足人們愉悅需求為根本目的的時尚產業，無論是產品開發，還是宣傳促銷，都與創意產業密切相關。將文化創意植入到旅游業中，用文化創意帶動旅游業的發展，將成為今后一段時間旅游業發展的趨勢。
一、產業發展背景
1.創意產業蓬勃興起，成為推動行業發展的新引擎。在全球經濟進入以知識為核心競爭力的時代背景下，文化創意和科技創新正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雙引擎，“創意”更被認為是決定經濟效益的關鍵因素。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保羅·羅默就曾經認為“真正推動20世紀90年代巨大繁榮的不是充沛的資金投入或高科技創業潮，而是各種噴薄而出的人類的創意”。“新創意會衍生出無窮的新產品、新市場和財富創造的新機會，所以新創意才是推動一國經濟成長的原動力”。理查德·弗羅里達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創意也是一種資本形式——可稱之為“創意資本”。人們的新理念、新技術、新商業模型、新文化形式和新產業，這些就是“創意資本”。經濟要發展、繁榮，那么各種類型的組織(個人、公司、城市、州乃至國家)都必須培育、推動、激發和投資于創意。創意思維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創意在城市發展、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推動作用，創意產業在世界范圍內蓬勃興起。
創意產業的出現可謂是知識、文化在經濟發展中地位日益增強的結果。創意產業內涵的關鍵是強調創意和創新，從廣義上講，凡是由創意推動的產業均屬于創意產業。創意產業具有很強的滲透力，可以與多種產業相融合，提高他們的觀念價值。而且其產業資源、產業要素、產業運營可以圍繞不斷變化的需求進行動態組合，從而促進產業的不斷創新。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創意產業是一種發展模式的創新，是對傳統的產業發展邏輯的顛覆。在技術進步、產業融合、消費轉型的新時代背景下，它對于包括旅游業在內的其他很多產業的發展都具有指導意義，為世界各國在知識經濟全球競爭中帶來新的發展思路和途徑，創意產業與其他行業的融合發展也被我國許多部門和地區提到了極重要的戰略地位。
2.旅游產業發展步入瓶頸，亟待升級轉型。隨著我國社會經濟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旅游業所處的環境和面臨的形勢發生了深刻而重大的變化。我國旅游業已經進入了重大戰略調整期，旅游產業的轉型升級成為戰略調整的重中之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促進旅游產業的轉型發展和升級換代，是我國旅游業發展面臨的一個關鍵任務。旅游產業的轉型升級，就是要轉變旅游產業的發展方式、發展模式、發展形態，實現我國旅游產業由粗放型向集約型方向轉變，由注重規模擴張向擴大規模和提升效益并重轉變，由注重經濟功能向發揮綜合功能轉變。因此，旅游業態創新會是實現我國旅游產業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
所謂旅游業態創新即通過圍繞著旅游產品的生產、經營和流通等各環節上的具體方法和過程的創新。旅游業態創新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業態融合是旅游業態創新的最主要形式和發展趨勢，如會展與旅游業的融合而成的會展旅游業、工農業與旅游業的融合而成的工農觀光業、文化休閑業和旅游業融合而成的文化休閑旅游業等等。隨著創意產業的日益興起，創意產業的思維方式和發展模式對重塑旅游業的產業體系將會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創意產業所具有的創新性、滲透性、高增值力、強輻射力和高科技含量的特征，將為旅游業注入持續發展的生機和動力。可以預見，旅游產業與創意產業的融合發展將是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必將對優化旅游產業結構、提升旅游產業能級、促進旅游產業轉型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二、創意產業對深化旅游發展凸顯的作用
1.拓寬旅游資源范圍。在國家標準《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中，確定了我國旅游資源有8個主類和37個亞類，155個基本類型，看似涵蓋了自然和人文要素的各個方面。然而，旅游資源的范圍并不是固定不變的，旅游資源的功能性內涵決定了旅游資源是在動態地發展變化的，其范圍和深度是隨著人們的消費需求、認識水平、開發水平的發展而不斷變化。而在這一范圍的拓展中，創意產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創意產業以其獨特的趣味性、知識性、時尚性、創新性不斷地將新鮮的元素注入到旅游產業發展中，并能夠將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各類有形資源、無形資源和各類動態與靜態的活動，賦予其旅游資源的功能，從而將原本不被視作旅游資源的轉化為時尚的旅游吸引物。網絡游戲、動漫樂園、loft、soho、博物館、音樂節、影視基地等等都是伴隨著創意產業的發展而出現的新的旅游吸引物，甚至很多的創意產業園區本身就成為了一個旅游景點，如北京“798”藝術區、上海“8號橋”現今已經成為城市的旅游新地標，吸引著全世界游客的目光。
2.延伸旅游產業鏈條。旅游產業鏈是以旅游業中的優勢企業為鏈核，以產品、技術、資本等為紐帶，在旅行社、飯店、餐飲、旅游景區、旅游交通、旅游商店等行業之間形成的鏈條關系。旅游產業鏈是一條價值鏈，即旅游產品價值隨著產業鏈的延伸會逐漸增加，因此，延伸旅游產業鏈成為近年來許多地方旅游業發展的目標。創意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融合可從兩方面拓展旅游產業鏈。一方面表現在橫向上，創意產業融入到旅游行業各產業部門之中，可作為旅游產業成長的“投入要素”和“增值資本”，為各類旅游產業增加附加值，突破旅游產業鏈條原有的“旅游六要素”的小循環，促使旅游產業與相關產業的互動互融，構造大旅游產業鏈的良性循環。另一方面表現在縱向上，創意產業可與旅游產業鏈上中下游各個環節的滲透與融合，使旅游產業鏈條向上游的研發和下游的品牌銷售渠道延伸，從而有效拉長旅游產業鏈條。
[關鍵詞]創意產業；旅游產業；創意旅游；融合
[中圖分類號]F59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09)08－0127－04
[基金項目]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創意產業與旅游發展研究”(批準號：07YJ209)
[作者簡介]劉志勇，井岡山大學人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廣告傳媒；王偉年，井岡山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旅游地理、文化產業。(江西 吉安 343009)
創意產業目前在國外是發展勢頭最為強勁的產業，近些年來，在我國經濟發達地區也逐漸興起，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等地都將創意產業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給予高度重視。旅游業作為以滿足人們愉悅需求為根本目的的時尚產業，無論是產品開發，還是宣傳促銷，都與創意產業密切相關。將文化創意植入到旅游業中，用文化創意帶動旅游業的發展，將成為今后一段時間旅游業發展的趨勢。
一、產業發展背景
1.創意產業蓬勃興起，成為推動行業發展的新引擎。在全球經濟進入以知識為核心競爭力的時代背景下，文化創意和科技創新正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雙引擎，“創意”更被認為是決定經濟效益的關鍵因素。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保羅?羅默就曾經認為“真正推動20世紀90年代巨大繁榮的不是充沛的資金投入或高科技創業潮，而是各種噴薄而出的人類的創意”。“新創意會衍生出無窮的新產品、新市場和財富創造的新機會，所以新創意才是推動一國經濟成長的原動力”。理查德?弗羅里達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創意也是一種資本形式――可稱之為“創意資本”。人們的新理念、新技術、新商業模型、新文化形式和新產業，這些就是“創意資本”。經濟要發展、繁榮，那么各種類型的組織(個人、公司、城市、州乃至國家)都必須培育、推動、激發和投資于創意。創意思維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創意在城市發展、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推動作用，創意產業在世界范圍內蓬勃興起。
創意產業的出現可謂是知識、文化在經濟發展中地位日益增強的結果。創意產業內涵的關鍵是強調創意和創新，從廣義上講，凡是由創意推動的產業均屬于創意產業。創意產業具有很強的滲透力，可以與多種產業相融合，提高他們的觀念價值。而且其產業資源、產業要素、產業運營可以圍繞不斷變化的需求進行動態組合，從而促進產業的不斷創新。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創意產業是一種發展模式的創新，是對傳統的產業發展邏輯的顛覆。在技術進步、產業融合、消費轉型的新時代背景下，它對于包括旅游業在內的其他很多產業的發展都具有指導意義，為世界各國在知識經濟全球競爭中帶來新的發展思路和途徑，創意產業與其他行業的融合發展也被我國許多部門和地區提到了極重要的戰略地位。
2.旅游產業發展步入瓶頸，亟待升級轉型。隨著我國社會經濟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旅游業所處的環境和面臨的形勢發生了深刻而重大的變化。我國旅游業已經進入了重大戰略調整期，旅游產業的轉型升級成為戰略調整的重中之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促進旅游產業的轉型發展和升級換代，是我國旅游業發展面臨的一個關鍵任務。旅游產業的轉型升級，就是要轉變旅游產業的發展方式、發展模式、發展形態，實現我國旅游產業由粗放型向集約型方向轉變，由注重規模擴張向擴大規模和提升效益并重轉變，由注重經濟功能向發揮綜合功能轉變。因此，旅游業態創新會是實現我國旅游產業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
所謂旅游業態創新即通過圍繞著旅游產品的生產、經營和流通等各環節上的具體方法和過程的創新。旅游業態創新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業態融合是旅游業態創新的最主要形式和發展趨勢，如會展與旅游業的融合而成的會展旅游業、工農業與旅游業的融合而成的工農觀光業、文化休閑業和旅游業融合而成的文化休閑旅游業等等。隨著創意產業的日益興起，創意產業的思維方式和發展模式對重塑旅游業的產業體系將會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創意產業所具有的創新性、滲透性、高增值力、強輻射力和高科技含量的特征，將為旅游業注入持續發展的生機和動力。可以預見，旅游產業與創意產業的融合發展將是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必將對優化旅游產業結構、提升旅游產業能級、促進旅游產業轉型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二、創意產業對深化旅游發展凸顯的作用
1.拓寬旅游資源范圍。在國家標準《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中，確定了我國旅游資源有8個主類和37個亞類，155個基本類型，看似涵蓋了自然和人文要素的各個方面。然而，旅游資源的范圍并不是固定不變的，旅游資源的功能性內涵決定了旅游資源是在動態地發展變化的，其范圍和深度是隨著人們的消費需求、認識水平、開發水平的發展而不斷變化。而在這一范圍的拓展中，創意產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創意產業以其獨特的趣味性、知識性、時尚性、創新性不斷地將新鮮的元素注入到旅游產業發展中，并能夠將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各類有形資源、無形資源和各類動態與靜態的活動，賦予其旅游資源的功能，從而將原本不被視作旅游資源的轉化為時尚的旅游吸引物。網絡游戲、動漫樂園、loft、soho、博物館、音樂節、影視基地等等都是伴隨著創意產業的發展而出現的新的旅游吸引物，甚至很多的創意產業園區本身就成為了一個旅游景點，如北京“798”藝術區、上海“8號橋”現今已經成為城市的旅游新地標，吸引著全世界游客的目光。
2.延伸旅游產業鏈條。旅游產業鏈是以旅游業中的優勢企業為鏈核，以產品、技術、資本等為紐帶，在旅行社、飯店、餐飲、旅游景區、旅游交通、旅游商店等行業之間形成的鏈條關系。旅游產業鏈是一條價值鏈，即旅游產品價值隨著產業鏈的延伸會逐漸增加，因此，延伸旅游產業鏈成為近年來許多地方旅游業發展的目標。創意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融合可從兩方面拓展旅游產業鏈。一方面表現在橫向上，創意產業融入到旅游行業各產業部門之中，可作為旅游產業成長的“投入要素”和“增值資本”，為各類旅游產業增加附加值，突破旅游產業鏈條原有的“旅游六要素”的小循環，促使旅游產業與相關產業的互動互融，構造大旅游產業鏈的良性循環。另一方面表現在縱向上，創意產業可與旅游產業鏈上中下游各個環節的滲透與融合，使旅游產業鏈條向上游的研發和下游的品牌銷售渠道延伸，從而有效拉長旅游產業鏈條。
3.提升旅游產品文化內涵。當今旅游正在經歷傳統“觀光游”向現代“體驗游”的變革，以功能價值為基礎的大眾化旅游需求正轉化為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個性化體驗旅游需求，因此，提升旅游產品文化內涵，提供高檔次的旅游文化產品就成為當前的迫切需要。創意產業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
展起來的一種推崇創新、個人創造力、強調文化藝術對經濟的支持與推動的產業，創意產業無疑具有文化經濟屬性，它通過創造力對既有文化進行創新和突破，將知識的原創性與變化性融入具有豐富內涵的文化之中，并使之與旅游資源和活動經營結合起來，從而將沉寂的歷史文化內涵轉變成鮮活的旅游文化產品，活化文化資源，為人們提供具有知識性、藝術性和趣味性的體驗消費性的旅游產品。在創意產業的作用下，故事、符號等文化要素成為提升旅游產品文化價值新的途徑。
三、創意產業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切入點
創意產業如何迅速與旅游融合發展，可以從旅游商品開發、旅游項目策劃與旅游營銷等幾個角度切入。
1.旅游商品開發。創意產業與旅游商品開發的結合最為緊密。旅游商品包括旅游戶外用品、旅游書籍、生活日用品、旅游工藝品、土特產和旅游印刷品、免稅商品等。其中，旅游紀念品(包括旅游工藝品、土特產和旅游印刷品)是旅游商品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創意產業中的工藝品設計及時尚與旅游紀念品息息相關。在旅游工藝品的品種開發、土特產品的包裝、目的地的旅游印刷品的設計上，時尚與工藝品設計都能發揮其所長。如法國充分利用國內創意產業的重點行業之一,設計業與旅游紀念品設計相結合，制作出具有“品種多、法國標簽、思路新、實用性強和做工精細”的享譽全球的旅游紀念品。許多旅游業發達的國家，都特別注重將創意元素運用到旅游紀念品的設計中。新加坡旅游紀念品品種繁多，銷售收入占旅游收入的50％以上，它的旅游紀念品設計、銷售最顯著特點就是注重創意。在新加坡有一種名為“樂賓萊恩”(Luving Li－onel)的絨毛玩具，設計靈感源于其國家傳統的象征性標志“魚尾獅”造型，上半身為獅子頭，下半身是魚尾，一副彬彬有禮、笑容可掬的模樣，特別受到游客的青睞。以此形象為基礎通過創意設計已形成系列“樂賓萊恩”產品：絨毛玩具、手提包、手機鏈、鑰匙圈、瓷器、印有“樂賓萊恩”圖像的T恤衫等等。當地老字號餅店還將“樂賓萊恩”的形象印在了餅盒上。“樂賓萊恩”儼然已成為推廣新加坡身份及文化的形象大使。由此也看出創意元素的融入使得旅游紀念品的產品形式和產銷環節煥然一新。
2.旅游項目策劃。旅游項目作為目的地的旅游吸引物，最需要創意產業的介入。從主題公園策劃與創意產業的密切聯系就可窺見一斑。
主題公園的最早出現就是影視與旅游業相結合的產物。1955年美國沃爾特?迪斯尼，把在銀幕上形成的喜聞樂見的卡通形象物化為一個樂園，于是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主題公園――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迪斯尼樂園。之后，許多電影制片公司將其電影拍攝的外景基地轉變成了以電影電視的歷史文化為主題的新型主題公園。我國最早的主題公園――深圳錦繡中華民俗文化村，其民族歌舞大薈萃、民族風情大匯演開創了中國旅游界的新路，則是以創意產業中的表演藝術為基礎的。
主題公園以游客體驗為目的，由于“游客體驗”具有很大不確定性，既難以量化，又牽涉到投入產出、技術水平、行為習慣、時尚追求等眾多因素，因而主題公園最需與創意產業結合共同發展。主題公園從其主題的選擇，到公園內各項設施的設計，乃至公園內的文娛表演活動都與創意產業密切相關。主題公園的發展需要舞蹈、音樂、舞美、服化道、舞臺機械等產業的發展，也要求設計、策劃、管理咨詢等產業的配套發展，這其中大部分是屬于創意產業。所以，許多的主題公園也成為了區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示范基地。北京歡樂谷就是這樣一個糅合了文化創意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充滿TB時尚、動感、歡樂、夢幻魅力的主題生態樂園。主題公園內精心設置了120余項體驗項目，包括40多項娛樂設備、50多處人文生態景觀、10多項藝術表演、20多項主題游戲和商業輔項目。文化創意的特性貫穿了其策劃、設計、建設、經營的整個過程。北京歡樂谷成為了中國現代旅游的經典之作，同時也是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的區域龍頭。
3.旅游營銷。以往大部分旅游目的地是通過旅行社的圖片、旅游交易會、新聞媒介等傳統營銷手段將旅游目的地推向市場。隨著旅游產業的發展，區域旅游競爭日益激烈，傳統的旅游營銷形式已無法使旅游地脫穎而出，為了吸引游客的注意力，新穎獨特的旅游營銷顯得特別重要。創意產業與旅游營銷的結合，就能衍生出許多新形式的營銷方式，如節慶營銷、影視營銷、演藝營銷等。
所謂節慶營銷是以旅游目的地的節慶活動為載體，有計劃地策劃、組織、實施針對節慶活動的系列營銷活動。節慶活動營銷已成為旅游目的地重要的營銷方式。大連的服裝節、青島的啤酒節、哈爾濱的冰燈節、山東濰坊風箏節、南寧國際民歌節等等在推動地方旅游業發展中都發揮了顯著作用。再如我國香港，既無聞名遐邇的名山大川，也無獨一無二的歷史文化遺跡，然憑借其在亞洲地區領先發展的創意產業策劃、實施了一系列精彩的旅游節慶活動，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形象和創新旅游產品得以塑造和宣傳，也使得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成為人們趨之若騖的地方。
而影視營銷是借助影視劇進行旅游營銷，它是創意產業與旅游營銷結合的另一體現。通過影視作品的播放可推介新的旅游景區，如烏鎮通過電視劇《似水年華》的播放很快樹立了形象，旅游收入和游客量迅速提高。在影視營銷方面最成功的要屬韓國。據韓國秋溪藝術大學文化產業研究所做的一份“韓流旅游營銷效果分析及發展方向調查”，2004年來自日本、中國的游客中，有27，1％(約71萬人次)是直接或間接受到韓國影視劇的影響來韓旅游的，這些“韓流游客”共為韓國帶來了7.8億美元的外匯收入。
演藝營銷即在旅游地通過開展富含地方特色文藝表演或文娛活動吸引游客，打造、提升旅游品牌與形象，進而拓展市場。近年來，一些著名的旅游城市和地區如桂林、杭州、昆明、麗江、西安、井岡山等地，在充分挖掘地域文化的基礎上，開發了獨具特色的旅游演藝產品，如《印象?劉三姐》、《仿唐樂舞》、《麗水金沙》、《云南映象》、《中國紅歌會》等等，在宣傳地方旅游形象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四、促進創意產業與旅游產業深度融合的建議
創意產業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除了從以上幾個角度進行切人外，如要讓二者更大幅度地相互促進、融合發展，還可從宏觀管理上采取一些措施。
1.開發創意產業園區形成新的文化旅游景觀。創意產業園區與其他園區有顯著不同的特征。它是集生活和工作、文化產品生產和消費于一體的場所，有多樣化的寬松環境，能給城市帶來新異的地方。園區正是通過其創新性，為原有的城市景觀增添了新的內涵，如充滿個性、富有藝術感染力的特色街道；世界范圍里被追捧的集居住、工作、展覽三合為一的新型時尚住宅形態LOFT；人們更多的喜歡在咖啡屋、酒吧、餐館、俱樂部、聚會點、畫廊等公共空間進行工作和交友的特殊生活方式。這些新的景觀特色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游
客前來休閑旅游。創意設計獨特的園區建筑風格、培育文化旅游與創意產業復合型的龍頭企業等，依托創意產業園區發展旅游的諸多舉措，是近些年來北京、上海等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較快地區正在致力發展的方向。
2.充分挖掘傳統地域文化發展創意旅游。創意旅游是指旅游者在游覽過程中學習旅游目的地國家或社區的某種文化或技巧的一種旅游產品。旅游者通過參加互動性工作室開發自身創造潛能，拉近與當地民眾的距離，以此汲取度假目的地文化。創意旅游是創意產業與旅游業相融合的結果，在世界范圍內正成為日益興起的新型旅游形態：新西蘭納爾遜地區為游客提供的包括骨雕刻、毛利語言課程(學習班)、編織、制毯、木工手藝和新西蘭美食烹調學習的創意之旅：加拿大安大略省為游客提供的繪畫、素描、雕塑、雕刻和攝影的創意旅游；巴塞羅那的美食和烹飪之旅等等。因此，充分借鑒當地技能、知識、傳統以及地方的獨特性，為游客提供包括藝術、手工藝、設計、語言等等的學習機會，是今后各地發展創意旅游的一個新思路。
3.引進和培養“旅游+創意”人才。創意產業與旅游業的融合發展需要一大批即懂旅游又熟悉文化創意的復合型高級人才，這一部分人才是推動兩者盡快融合發展的決定性力量。但是，目前這方面的人才十分缺乏，政府應盡快制訂有利于“旅游+創意”復合型人才培養和引進的政策與計劃。加大對創意教育、旅游教育的投入，整合多種學科，培養文化創意旅游產業復合型人才；引進具有現代經營理念和市場創意的文化旅游項目領軍人物；與高校、研究機構合作組織相關的培訓，建立起旅游業的創新環境，為本土旅游人才了解創意知識和創意人才涉足旅游領域做好中介，從而更好地促進兩者的融合發展。
4.建立文化創意旅游工作聯席會議制度。要建立創意產業與旅游產業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協調和解決兩個產業在互動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文化、旅游行政部門和發改委、財政、建設、人事、勞動與社會保障、國土、工商、稅收等有關部門，要加強溝通聯系，旅游主管部門在制定旅游發展專項規劃和實施重大建設項目時，要主動征求宣傳、文化部門的意見；文化部門在策劃和設計重點項目時，要征求旅游等相關部門的意見，以形成相互搭臺、共同促進兩個產業融合發展的工作機制。
五、結語
創意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融合發展不論是對于旅游產業還是創意產業都有著積極而重要的意義。兩者的融合發展能拓寬旅游資源范圍，延伸旅游產業鏈條，提升旅游產品文化內涵從而為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注入生機和動力。同時，兩者融合也能更好地將區域文化運用創意的手段促進其產業化，而這為諸多欲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地區提供了思路。隨著我國部分發達城市創意產業的日益興起，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都在積極探索如何通過創意產業促進旅游業深化發展的問題。在旅游商品的創意設計、旅游項目創意開發、旅游節慶、旅游演藝等方面應該是兩者結合的最好切入點。依托創意產業園區開發出的新文化旅游景觀會成為城市旅游新地標。此外，西方的實踐與理論研究揭示：創意產業與旅游的融合發展將導致創意旅游的出現。創意旅游的成長，可通過與當地“創意產業”(尤其是藝術和手工藝)的聯接、當地政府的支持而得到加強。可以預見，作為創意產業與旅游產業結晶的創意旅游將是未來我國興起的一種新的旅游形式。對創意旅游的開發和研究,理所當然會成為今后一段時間關注的熱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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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產業融合；文化創意；旅游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旅游已從過去對經濟屬性的關注，過渡到對文化屬性的關注，傳統的“3S”(Sunlight，陽光；Sandy beach沙灘；Seawater，海水)向“3N”(Natural，自然；Nostalgia，懷舊；Return Native，回歸鄉土)轉變。美國聯邦政府旅游顧問，夏威夷大學朱卓仁教授曾指出，行將在世界普及的四種新興的旅游活動形式是生態旅游、文化旅游、參與度假休閑游和休養保健游。而無論哪種新興的旅游形式，結構升級與可持續發展，本質上是文化和創意對旅游產業價值鏈的滲透、輻射和延伸，促使旅游產業價值鏈增值和增殖。創意文化與旅游的融合成為必然趨勢，這種趨勢，為我們開發新的旅游資源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考角度。
一、關于產業融合的涵義和融合方式
（一）產業融合的涵義
目前，國內外對于產業融合涵義的多種不同的闡述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大類：一類是以信息、數字和互聯網技術發展為前提，強調高新科技對傳統產業的滲透作用，從而導致了產業之間的融合現象；另一類是根據全球經濟的發展情況表述了不同產業融合這一趨勢，進而對其進行界定。但是總的來說，對于產業融合的概念還沒有一個統一性的表述。比較有代表性看法的有日本的植草益，他認為，產業融合是通過技術革新和放寬限制來降低行業壁壘，加強各行業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有美國學者認為，產業融合是指為了適應產業增長而發生的產業邊界收縮或者消失的一種經濟現象；我國有學者認為，產業融合是指從經濟和技術的有機聯系出發，通過技術革新特別是互聯網發展為主導的、建立在數字融合基礎上的各產業間的壁壘逐漸降低、而競爭合作關系不斷加強的一種優化過程。還有學者認為，廣義角度講，產業融合就是不同產業或同一產業內不同行業通過相互交叉、相互滲透，逐漸融為一體，形成新產業屬性或新型產業形態的動態發展過程。
（二）旅游產業融合的方式
1. 交叉性融合
交叉融合主要是指旅游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界限被打破，形成具有新內涵的產品，比如農業旅游，工業旅游。以農業旅游為例。農業旅游實現了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之間的融合，陳琳認為農業旅游是農業和旅游業相融合的一種交叉型農業，是以農村景觀和農業活動等為吸引物，滿足旅游者觀光、休閑，求知等需要的旅游。這種融合對旅游業來說增加旅游吸引物，將農業勞動作為旅游者的體驗方式；對于農業來說，實際上是對于農業經營運作方式的改變，即不再是僅依靠出售傳統的農業勞動產品獲得收益，而是將農業勞動過程也作為獲利的一部分，擴大了農業（農民）收入。
2. 滲透性融合
滲透融合主要是指高新技術向旅游業的滲透，從而改變了旅游業的經營模式，較具代表性的就是互聯網與旅游業的融合。傳統的經營模式是旅游者從旅行社購買旅游產品，旅行社向飯店、景點、車船公司等分別訂購單項旅游產品。而現在旅游者可以從網上直接定購，攜程網、藝龍網等就是其中的典范。在這類旅游服務網站中，旅游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旅游愛好自由選擇搭配酒店和航班。攜程模式對傳統的旅行社業具有很大的挑戰性，特別是在中國散客游占有較大比例的條件下。
二、國內外有關文化創意和文化創意旅游產業的文獻研究
全球經濟已步入以知識為核心競爭力的時代，經濟發展出現了“再結構的過程”強調文化底蘊和認同感的各種創意便成為重要的經濟資源，經濟發展的這種內外驅動，使文化創意產業成為“朝陽產業”和“未來產業”。旅游產業也逐步進入軟要素驅動階段，在旅游者需求動態變化的發展背景下，旅游產品更新換代的周期越來越短，新型旅游產品推出的速率和頻率逐漸加快，創意的力量日顯突出。創意能夠將自然和人文、有形和無形的資源有效地轉化為旅游產業發展的資本，使旅游產業的發展能夠更多地依靠文化資本等軟性要素的驅動，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產業可持續發展。
（一）國外文獻研究
對創意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人們對創新問題的探索。熊彼特認為創新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動力，羅默則認為創意是推動一個國家經濟成長的動力。1994年澳大利亞提出“創意國家”文化戰略，1998年英國文化體育部正式提出了創意產業（Creativeindustries）的概念，使得創意產業的地位得到廣泛的認同，那些與文化產業相關的產業部門成為創意產業的主要內容，隨后世界諸多國家都積極發展創意產業，創意產業也逐漸得到學術界關注。學者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創意產業及產業邊界、創意產業的作用、創意產業知識產權保護、創意產業創新機制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如Howkins認為創意產業就是產品都在知識產權保護內的經濟部門，RichardCaves指出創意產業建立了一條在新的全球經濟、技術與文化背景下構建新的產業構成的通道等。但國內外對創意旅游的研究才剛剛起步，GreyRichards和CrispRaymond提出了創意旅游概念，強調互動性措施對創意旅游的重要性。旅游創新研究一直為經濟學家所關注，Sheldon研究了新技術對傳統旅游創新的影響，Mattsson對旅游企業創新的組織與管理進行了研究，Halager研究了旅游創新的空間組織與旅游產業集群、旅游創新系統與創新環境等問題，Vermeulen對創新理論在旅游業中的適用性進行了探索。應該說，創新理論是創意經濟最有力的理論支撐，盡管創新不等同于創意，但從創意經濟的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來看，是建立在人的創造力基礎之上的，而這種創造也蘊含著創新的基本理念。
（二）國內文獻研究
國內對創意產業（又稱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研究興起于21世紀初，主要集中在創意產業概念的界定及介紹、創意產業與經濟發展間的關系探討、創意產業發展對策的研究等方面。在創意產業的概念與興起背景的介紹、創意產業前景的展望與發展的倡導、創意產業促進經濟增長的機理、創意產業與城市或地區經濟發展的關系、創意產業的空間集群特征和創意人才的培育問題、創意產業發展的案例研究、文化產品的生產及其外部性對供給政策的影響、文化創意旅游產業發展研究――基于產業價值鏈的視角等方面對創意產業發展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國內對文化創意旅游產業的研究出現于文化創意產業的研究之后，是全新的研究課題。學者們主要對創意旅游產業的概念、創意產業對旅游產業發展借鑒的可能性和發展前景、從供需兩方面分析創意旅游的形成條件、旅游產業發展的創意模式、創意產業與旅游產業營銷整合等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三）國內外文化創意旅游產業研究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國內外對創意旅游產業的研究還處于探索階段，有較大的研究空間。目前對文化創意旅游產業的研究大多從產業的宏觀層面進行，或者就文化創意與旅游產業的某一環節進行整合研究，缺少從產業全程價值鏈的視角，研究文化創意旅游產業的本質。
三、創意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融合機制和發展模式探索
（一）文化創意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融合機制
文化創意產業與傳統旅游產業的互動導致了兩大產業的融合，通過對各自產業價值鏈上的價值活動進行細分，識別出價值活動的優劣勢，借助原創者的智慧和新的技術手段，以產業之間價值鏈滲透或延伸的方式，進入彼此的傳統產業活動領域，再結合其內部價值活動對兩大產業價值活動進行優化重組、整合及創新，最終優化整合而成涵蓋有兩大產業核心價值活動的新價值鏈，實現兩大產業的融合化發展。“文化”和“創意”是創意產業的核心要素，決定著創意產業的發展。因此，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傳統旅游產業發展――結構升級與可持續發展，本質上是文化和創意對旅游產業價值鏈的滲透、輻射和延伸，促使旅游產業價值鏈增值和增殖，其機理如下：
①用創意挖掘旅游資源資源開發促使結構升級生態可持續發展
②用創意創造旅游產品產品創新促使結構升級文化可持續發展
③用創意拓展產品渠道市場拓展促使結構升級經濟可持續發展
④用創意引領旅游消費旅游消費促使結構升級社會可持續發展
（二）文化創意旅游產業融合發展模式
進入21世紀，文化產業日益成為國家和城市綜合競爭力及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基礎指針和關鍵因素。中國政府一向重視文化產業的發展，從1992年“文化產業”說法的首次提出，到這一提法正式進入黨和國家政策性、法規性文件，標志著這個新興的產業正在中國迅速崛起。但是，相對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其他省份和國際文化產業的發展，仍然存在較大差距。因此，尋求文化產業發展的模式和運行機制，成為當前一項緊迫而又重要的任務。
在我國，所謂模式就是“在一定地區，一定歷史條件下，具有特色的發展路子”，是“諸多突圍的嘗試”（）。現代產業發展模式的本質是結構主導型的發展，即以產業結構變動為核心的發展。文化創意旅游產業的發展模式是：用創意挖掘旅游資源，以資源開發促使產業結構升級；用創意創造旅游產品，以產品創新促使產業結構升級；用創意強化旅游營銷，以市場拓展促使產業結構升級；用創意引領旅游消費，以消費促使產業結構升級，在這種新型的發展模式下，生態、經濟、文化和社會得到可持續發展。具體來講如下：
1.用創意挖掘旅游資源――優化資源組合，重塑產業品牌基礎。
旅游產業是一種資源依托型的產業，盡管出現了網絡旅游、虛擬空間旅游等新型的旅游形式，但它們仍是建立在或實或虛的旅游“資源”基礎之上。
（1）用創意挖掘民族文化旅游資源，既包括對遺失于現實生活，但“存活”于典籍的具有旅游開發價值的民族文化資源的搶救、整理、呈現，也包括對已經開發利用的民族文化資源做更深層文化價值的探索和研究。“挖掘”意味著民族文化的存真性，要在挖掘整理的基礎上突出民族味、親切度，篩選出核心文化價值，圍繞核心價值開發出層次性、系列化和高品位的文化旅游產品，重塑民族文化旅游產品和產業品牌形象。
（2）用創意挖掘民族文化旅游資源，要針對民族文化的三個層次：物態文化、行為文化、心意文化，采取“大同小異”的挖掘開發方式。所謂“大同”是指對文化旅游資源的挖掘和開發要體現一個共同的主題，“小異”是指不同層次的民族文化，其表現形式要多樣化。對物態文化，要側重于借助可視文化載體“全方位”的“展示”；對行為文化，要側重于其互動性價值的充分發揮，要精心選擇與旅游者的互動方式；對心意文化，要強調“氛圍”的營造，側重于旅游者心境體驗的滿足。
（3）用創意挖掘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還包括對文化旅游資源的集成與創造性整合，達到優化旅游資源組合的目的。比如通過提取“優生單元”的集成方式來優化資源組合。
2.用創意創造旅游產品――促使產業增值，增強核心競爭力
（1）用創意創造民族文化旅游產品，要選準切入點，突出產品的層次性。如對民俗風情旅游資源可從多個切入點進行創意規劃和開發：觀覽、參與體驗、知識教化等。
（2）用創意創造民族文化旅游產品，要提煉主題，突出產品的系列性。旅游體驗主題是對旅游產品及其相關因素進行組合所形成的內在的、統一的基調，既是旅游地核心理念的體現，也是旅游個性化的依托。旅游產品的主題越鮮明，就越有利于創意主體分層次、多視角地進行展示和設計，通過強化、充實、剪裁、協調、烘托等創意手法，使其內涵得到充分發揮，為旅游者創造出層次豐富而深刻的旅游體驗。
（3）用創意創造民族文化旅游產品，要豐富文化內涵，突出產品的高品位性。旅游產品品位的高低與旅游產品中的文化含量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創意將大量的符號與象征元素（如品牌等）運用在產品的生產與消費過程中，讓產品成為文化意義的承載者。用創意創造旅游產品應體現出異地和異時的文化風格，獨立的文化主題，突出旅游產品和旅游場景或旅游環境的文化性；要凸顯創意旅游產品對文化旅游需求的多元“文化格次”的關懷與滿足。
3.用創意強化旅游營銷――增加產品渠道，拓展客源市場
（1）構筑產品競爭優勢，用體驗的思維創造旅游產品。“最好的廣告是滿意的顧客，最好的營銷是旅游者的口碑”，旅游者的口碑來自于對旅游產品的體驗。旅游體驗不是自發的，而是由體驗環境（即旅游產品）誘發的，因此，體驗營銷需要旅游企業從旅游產品與服務的生產者轉變成為體驗的策劃者，要將旅游者感覺、感受、甚至思維等訴求于旅游產品的創造，構筑競爭優勢。
（2）選準旅游營銷的載體和突破口，用發散的思維進行營銷組合。旅游產業的綜合性決定了旅游營銷手法的廣泛性，要選準旅游營銷的突破口和載體，就必須運用發散性的思維，將所有有助于旅游營銷的要素都納入旅游營銷的范圍。此外，旅游產業具有交叉性，在旅游產業與社會、經濟、文化與自然等各方面的交叉點上，不斷碰撞出靈感，形成新的營銷創意，為旅游營銷找到新的載體和突破口。
（3）建立目標市場顧客的品牌忠誠，用彈性的思維運用營銷策略。旅游市場需求與競爭態勢變幻莫測，決定了旅游營銷是建立在營銷原理基礎之上的彈性營銷。針對不同的客源市場、不同的旅游人群、不同的產品體系，在營銷主題、營銷內容、營銷形式、營銷渠道等方面，運用不同的營銷策略。
4.用創意引領旅游消費――升級消費結構，增強旅游時尚
商品的市場價值可分解為使用價值和觀念價值兩部分。前者由科技創造而成，是商品的物質基礎，后者因文化滲透而生，蘊涵的是文化的觀念。隨著商品日益豐富并趨向同質化，人們對商品或服務中所包含的一些無形附加物，如品位、感受、感覺、情趣、意味等更易產生“共鳴”與認同并大力追求。
一方面，創意旅游可以提高旅游產品消費中文化的含量，有助于推動消費方式的轉變和消費結構的升級；另一方面，旅游消費具有分層的特點，創意旅游模式要通過激發旅游者的潛在消費欲望，提升消費層次，拓展消費空間，此外，創意旅游還有利于培育旅游產業新的經濟增長點。增強旅游時尚，突破傳統旅游產品的靜態和單調，吸引旅游者消費欲望，實現對旅游消費的引領，擴大消費需求，這對吸引投資，實現消費需求與旅游經濟發展之間的良性循環起著重要的作用，有助于進一步促進旅游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實現旅游經濟的持續增長。
四、深化文化創意與旅游的融合需要把握的幾個問題
主要把握四個方面：一是異質文化。作為旅游目的地，異質文化的把握是發揮特色的根本，對海外要弘揚中國特色，對國內要弘揚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對本地要弘揚自我特色。這樣就需要在各個方面研究歷史化、民族化、鄉土化、個性化等問題。
二是同質文化。大眾化的旅游需要商業化的運作，也要求現代化的設施。從這一點來說，世界各個國家，國內各個旅游區（點）都是相同的。如住宿設施、廁所設施以及各類公共設施，都要提升到文化高度來認識，來操作，來努力達標，這就要求國際化、現代化、標準化。客人希望看到最好的景觀，但絕對排斥惡劣的廁所。
三是異質文化與同質文化的有機結合。這就要求一部分相應的設施要達到異質外觀，同質內涵，民族化的形式，現代化的內容。
四是管理和服務文化，本質上也是同質文化，具有相通性、普遍性。服務質量所體現的是綜合質量，從靜態角度說，包括服務項目、服務設施、服務價格；從動態角度說，包括服務觀念、服務技能、服務經驗、服務效率和服務態度。這樣兩大類八個方面體現出來的綜合質量只有在文化的層面上才能全面詮釋，全面把握。
總的來說，深化文化與旅游的結合，把文化有機地融入旅游產品的開發制作、經營管理和旅游服務之中，用無形開發有形，用有形承載無形，提高旅游產品的文化含量和市場競爭力，豐富旅游的文化內涵。把發展旅游業與文化的開發保護結合起來，找準亮點和賣點，變文化產品為旅游產品，把豐富的民族民間文化，變為“有利可圖”的產業，使文化軟實力與經濟硬實力融為一體，以增強文化保護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張力，形成文化與旅游互促的良性互動。但從全國來看，一些地區為爭奪歷史名人墓地、故居，甚至如“西門慶”等無可考證的“資源”，出現非理性炒作，就需要我們謹慎對待。我國是一個歷史文化十分悠久的國度，幾乎全國所有大中城市都能找到和發掘出十分豐富的傳統資源，而資源如何傳化為生產力則是其中的關鍵。尤其是當代新業態，對創意的依賴大大超過對傳統資源的依賴。看看美國好萊塢拍攝的《花木蘭》、《熊貓傳奇》就很清楚了。美國沒有文化資源，它可以自由地向世界各地借用，創意才是這個產業長期發展的核心。
旅游者進行旅游活動的根本目的是尋求文化真諦，而旅游經營者的根本要義在于將文化創意融合到旅游文化過程的每個細節中。在中國旅游業大發展的今天，我們不僅要追求數量，也要追求質量，追求效益，這些追求都必須在追求文化中體現，在追求創新中表現，在追求旅游者的更大滿意中實現。但是，只有創新是不夠的，必須擁有創意來創造性地使用這些創新要素，才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
五、結束語
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的日益崛起，創意產業的思維方式和發展模式將為旅游業的發展注入新動力，成為旅游產業的新的增長極。21世紀的旅游業，需要創意理念來推動，以促進旅游業轉型升級，并使其進入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要用文化創意激活旅游資源潛在價值，用文化創意引領旅游業發展，并堅持以本地旅游資源為依托，注入更多的民族文化內涵，促進文化產業健康有序發展，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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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景德鎮 旅游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融合
近年來文化創意產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就為旅游業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創造了條件。二者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意義。（1）文化創意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融合，為旅游產業的發展注進了新的血液，促進了旅游產業的創新。大大提（2）高了消費者的需求，從而彌補了傳統旅游產業資源單一的不足。（3）旅游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刺激了消費，帶動了經濟的發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就業的問題。由此可見，旅游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對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1、景德鎮基本旅游資源現狀及旅游產業存在的問題
景德鎮自然資源豐富，歷史文化底蘊十分深厚。除了大家所熟知的陶瓷文化，民俗文化也頗具特色，還有茶文化等等。當然這些都是景德鎮的旅游吸引人的地方。但景德古鎮旅游產業同樣也面臨著諸多的問題。第一是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的結合不夠緊密，文化旅游資源分布較散。第二是由于旅游資本的有限導致的旅游特色不夠明顯，讓許多消費者對景德鎮的印象依舊停留在陶瓷文化上，對其他的特色旅游了解甚少。文化旅游產品的單一和陳舊，使游客感受不到新意。第三，吃、喝、玩、游、購、娛、等一體化的旅游服務發展滯后。
2、文化創意產業與旅游業融合系統分析
2.1、兩大產業融合的驅動因素分析
不斷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和旅游業融合的因素很多，首先二者的融合必須依靠創意，而創意的產生離不開科技的進步與發展，例如通訊技術的發展就使得信息傳播的速度不斷加快，使我們能更快的獲得信息。信息技術和交通技術的發展就為文化創意產業和旅游產業的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其次是國家政策的不斷放寬，降低了產業之間融合的壁壘。這就為產業之間的交叉和融合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2.2、兩大產業融合的價值鏈分析
關于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分析，無論是在創意設計還是生產制作、營銷推廣和消費環節，都使二者的資源相互利用，達到了既滿足消費者需求，又提高了產業的附加值的雙贏效果。
3、文化創意產業與旅游業融合模式
3.1、延伸型融合模式
結合文化創意產業和旅游業兩大產業的特點將產業融合的模式分為延伸型融合模式、重組型融合模式和滲透型融合模式。
延伸型的融合模式主要是通過產業間經濟活動的功能互補和延伸來實現二者的融合。其一是旅游產業向文化創意產業延伸的融合模式，這主要是賦予文化創意產業生產基地或者園區以旅游功能，通過兩種產業的利弊互補來實現融合。其二是文化創意產業向旅游產業延伸的融合模式，這主要是旅游企業將文化創意因素賦予傳統的旅游之中，從而促進兩者的相互融合。
3.2、重組型融合模式
重組型的融合模式就要求將原有的產業價值鏈解散，通過新的價值通道來重新組合一條新的價值鏈。例如北京舉辦的奧運會，上海舉行的世博會等等，都為兩大城市的旅游業帶來了很大的經濟效益。
從關系來看，這三種產業融合模式是一種層層遞進的關系，無論是從融合的要求還是融合的深度來看，都在不斷的提高和加深。從這一層關系來分析，不同的融合模式適合不同的城市地區，這就需要相關企業針對自身特點選擇適合的產業融合模式。
4、推動景德鎮文化創意產業與旅游業融合的對策建議
4.1、打造跨產業的文化創意旅游企業或聯盟
為了促進產業的發展，實現兩者的融合，我們可以采取建立戰略合作伙伴、并購和重組的方法來獲得更大的利潤。例如開發新的旅游路線，在地標建筑或者廣告宣傳上加入文化創意來吸引消費者的目光等等。除了加強景德鎮文化創意產業和旅游企業的合作之外，景德鎮還可以采用建立聯盟和戰略合作伙伴的關系來獲得更大的利益。
4.2、培養大眾對文化創意旅游產品的認知能力
好的文化創意旅游產品當然只有更多的人了解和購買才能實現其自身價值。如何培養大眾對產品的認知能力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足夠吸引人眼球的宣傳和營銷方式，這不僅僅需要采取多種多樣的宣傳和營銷手段，例如網絡、電視、廣播、雜志、宣傳車等等方式，而且還需要新穎，有特色，健康舒適的旅游方式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費者。景德鎮要想讓更多游客知曉，就需要加大大眾對文化創意旅游產品的認知能力，加強宣傳和推廣，豐富營銷方式與策略。
4.3、政府優惠政策及資金支持
政府部門的支持對于拉動文化創意旅游產業的發展也是至關重要的。例如有些地方政府會減免旅游企業的相關稅收和出臺資金鼓勵等政策來支持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政府部門的支持對景德鎮旅游業的發展也是至關重要的，當地政府應該在政策資金方面加大對景德鎮旅游業的鼓勵和支持。
好的旅游產品不僅僅需要創意，還需要有獨特的吸引力，能夠滿足消費者的心理需求，才能真正實現產品的價值。給消費者帶來樂趣的同時，讓更多人了解當地的旅游特色，這是一個很好的宣傳，無形之中也拉動了文化創意旅游業的發展。在景德鎮我們應該不斷挖掘瓷都在旅游中的文化性，瓷器的旅游產品也應該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使游客都自愿消費，開心消費。
5、結論
文化創意產業和旅游產業的融合發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它需要政府和企業，企業和企業之間的共同合作。需要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大力配合。本文從文化創意產業和旅游業的背景和融合產生的意義，兩者產業之間的融合基礎、融合模式以及融合的建議、對策這幾個方面展開分析和探究，通過各方面的努力從而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一、旅游產業融合與旅游業態的關系
旅游產業融合與旅游業態從本質上都是旅游產業發展中的一種創新。旅游行業間的融合催生了旅游業態的出現，旅游業態的發展又進一步深化了旅游產業的融合。旅游業的發展為旅游產業融合和旅游業態的出現提供了良好的市場。隨著旅游需求的多樣化、多元化、個性化等的發展，需要豐富多樣的旅游業態來來滿足不斷變化的旅游需求。而旅游業態的創新，產業融合是產生旅游業態創新的重要途徑。
二、東郊記憶業態發展研究
（一）東郊記憶業態現狀
東郊記憶園區引入了不同規模和風格的音樂現場演藝、酒吧、咖啡、影院、劇場等體驗性業態，特色餐飲、酒店、禮品店等配套商業，還植入了“成都藝術超市”等關聯藝術業態。形成七大業態業態，商務辦公、演藝與展覽、音樂培訓、音樂主題零售、酒吧娛樂、設計酒店和文化餐飲。
（二）東郊記憶業態發展困境
1、產業鏈短，業態要素培育不充分
東郊記憶旅游產業鏈條太短，導致旅游企業間聯系不緊密、產業關聯性不強、相關要素業態培育不充分。同時，旅游項目低水平重復建設，增長方式粗放。例如園區內留聲歲月咖啡館與星空間咖啡館，類似的咖啡館近距離重復建設，打破了資源供需關系的平衡，導致市場的無理性競爭，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
2、東郊記憶產業園區扶持力度不夠，新業態發展受到限制
旅游產業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需要一個良好的產業發展環境，產業間的融合化發展、旅游新業態的培育開發更是如此。東郊記憶缺乏專門的支持保障體系對旅游產業融合進行扶持，雖然成立了專門的部門來協調、推進旅游業的融合化發展，但與入駐企業間的交流不夠，新型旅游業態無法在創業園區平臺層面獲得支持和鼓勵。
3、高素質人才缺乏，旅游業態創新能力不足
由于東郊記憶園區管理層的不作為，導致園區內旅游企業規模小、創新能力差，難以吸引行業高素質、高水平專業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來東郊記憶園區發展，致使旅游新業態的培育和開發缺乏人力資源保障，對園區未來發展和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了嚴重的制約。高素質人才的缺乏，直接導致旅游業態創新能力不足，發展沒有后勁。
三、產業融合視角下東郊記憶旅游業態的創新
（一）東郊記憶業態創新的戰略目標
在產業融合的視角下，業態創新就是為了提高該地區旅游建設的市場競爭力、擴大東郊記憶的客源市場，實現區域經濟效益。從產業融合的角度來看，東郊記憶園區內旅游業態資源也沒有得到整合開發，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東郊記憶業態的發展建設。加大區域內業態的開發程度，鼓勵業態創新，實現該區域內創新業態的建設與推動，建立東郊記憶創意園區，是東郊記憶業態創新的一大戰略。
沒有永恒不變的業態，也沒有永遠能夠保持競爭優勢的旅游業態。在保持該區域業態的活力與市場競爭力的同時，通過“高質量、廣宣傳、大銷量、嚴管理、優服務”的業態戰略將東郊記憶園區品牌提升為東郊記憶園區名牌，是東郊業態創新的又一重大戰略目標。
（二）東郊記憶旅游業態創新
1、音樂+旅游
東郊記憶園區內旅游業態資源非常豐富，但其最具根本、特色、壟斷性的應該是其濃厚的工業歷史和音樂元素。依托東郊記憶城市公園的地位，結合成都本地音樂特色，發揮四川音樂學院、移動音樂頻道等表演智力和人員支持，通過音樂旅游的創意研發、書籍音像制品的出版發行等，全方位、多渠道的將本地音樂呈現給大家。發展如音樂專場晚會、音樂專項節慶等來促進音樂旅游業態的發展。
2、工業+旅游
通過挖掘原紅光電子管廠的歷史，結合最新燈光技術，引入最新、最具人氣的燈光秀，制造東郊記憶夜景，提高旅游夜晚的可觀賞性與體驗性。例如，通過燈光技術，以項目的某處城墻為幕布，用一臺投影機向上投射反應成都歷史、文化的畫面，使觀者裸眼就能看到3D的立體燈光效果。同時，引入區域水景，將燈光、水景相結合，既緩解東郊記憶缺水的硬傷又構成動態水景觀賞與體驗。
3、商業+旅游
依托成華區建設路商圈，以老成都記憶為賣點，體現成都特有歷史文化和城市精神風貌。旅游商業業態主要圍繞娛樂酒吧、餐飲、購物、服務零售四大元素展開。在原商業業態上做調整，豐富購物內涵，業態休閑化提升，引入各類娛樂活動。舉辦各種類型的比賽，如美食大賽、攝影比賽等，吸引旅游者參與，提高互動性；休閑項目引入如旅游演藝、定時巡游等項目，增加游客參與性，提升整體吸引力。同時，提高商品進入門檻，以經營品牌產品為主，豐富商業業態，如餐飲店、酒吧、KTV、電影院等等；包括原創設計師品牌、3D生活館、創意工藝擺飾、創意居家日用、創意禮品飾品、生態農場、DIY手工店等系列，同時具備鮮明的成都特色和文化特征。
4、文化+旅游
關鍵詞：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企業權益；風險規避
作者簡介：劉春艷（1979-），女，湖南益陽人，湖南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實習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高職教育管理；聶勁松（1964-），男，湖南衡陽人，湖南省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研究方向為教育制度、職業教育、課程與教學論。
基金項目：湖南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2015年度一般資助課題“產教融合實現‘雙贏’的條件與機制研究”（編號：XJK015BZY016），主持人：劉春艷。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7）13-0036-05
產教融合是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途徑與基本經驗，也是近十幾年來我國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領域的一個熱詞。在職業教育產教融合過程中，職業院校與產業或企業之間的交融更多的是承擔社會責任的一種策略性自愿選擇行為，呈現出連續的、積極的和不確定的過程，且處于不同管理目標與功能之間的緊張關系中[1]。產業或企業能否積極應答、主動融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產業或企業權益的實現。本文從職業教育產教融合過程中企業職能定位入手，分析企業權益的影響因素、風險及其規避策略，并通過建立組織動力循環系統和聯動機制，探討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雙贏”機理。
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中的企業職能定位及權益界定
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即職業教育與產業或企業的融合，是職業院校與產業、企業相互交融形成的一種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和教育教學組織實施方式，也是廣義的教育資源整合、擴充與運用的一種機制。在這一過程中，企業擁有的工業化制造技術、產業化市場開拓優勢、商品需求信息及資金籌措優勢等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將與職業教育資源發生交融，甚至重組，為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的組織實施提供巨大的空間和機遇。因而，在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中，企業的職能定位主要包括：（1）協作者職能。主要為職業院校實踐教學提供真實情景和指導教師或師傅。（2）引導者職能。主要為職業院校提供人才和技術市場需求信息及標準，引導職業院校人才培養方向。（3）共同體職能。主要參與職業院校人才培養方案設計，監督并促進課程教學的實施，接收學生頂崗實習，與職業院校共同參與政府各項科研計劃，共同為企業技術創新爭取經費資助和積累知識，轉化職業院校科技成果，不斷提高企業研發能力。實際上，企業運用成果轉化的經營管理優勢，提前介入項目科研從而降低技術吸收消化的風險和障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科研成果的產業化進程。而且，企業通過與政府、職業院校等主體建立多渠道、多層次、全方位的交流與合作，能夠整合和運用各項智力資源和政策資源，快速提升創新能力和競爭優勢。
企業權益即企業決策權力、發展權力，以及經濟利益或者投入產出效益等。從經濟學視角看，企業權益指的是資產，是在企業資產中享有的經濟利益，即實收資本、資本公積、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從管理學視角看，企業權益是指投入產出所產生的效益、需求供給的平衡及技術系數、邊際效益等相關經濟規律對人力資本的競爭。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特別是國家、區域創新主體，企業是基于技術創新所形成產品產業化的動態鏈上的主導，也是影響國家和區域未來經濟長期發展的關鍵，在市場環境中起著技術創新、吸引人才的作用。同時，企業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盈利能力、促進自身發展并不斷提升企業價值。從這一意義上講，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中的企業權益，既有融合過程中的決策、知情、發展權力，也有融合過程中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具體而言，至少有兩點是必不可少的。一是資源共享權益。在職業教育產教融合過程中，企業資源價值的有效與否不僅在于企業自身，而且在于企業將資源配置與競爭對手所擁有的資源進行比較，判斷分析其獨特的優勢和劣勢。因此，企業借助于產教融合中的職業院校輸出人才和科技成果，獲得人力資源和技術資源，通過稅收、政策補貼等享有財政、物質、信息資源。可以說，共享是企業進行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原動力。二是成果轉化權益。于市場環境中的企業追求技術的商業化和市場化，而職業院校則側重于知識創新和獲得學術成果，企業在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中獲得科技成果轉化的優勢，根據市場需求，將知識轉化為技術、將技術轉化為產品，從而提升教科研成果服務于市場的能力，充分利用企業教科研成果轉化的有效權益，將對職業教育產教融合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實際上，理想狀態的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應該具有“教育”和“經濟”的雙重特征，并依存于國家法律、政策的外在環境，依附于產教融合各主體組織的內在能力。對于企業而言，這種內生能力包括企業的反應能力、信息溝通能力、戰略決策能力、生產制造能力、市場營銷能力和組織管理能力在內的復雜系統。因此，運用交易費用理論定義，企業權益即企業競爭力優勢，屬企業經營權益的范疇。企業通過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合作平臺，利用政府營造的良好外部生存環境，具有能夠比其他企業更有效地向市場提品和服務，獲得贏利和自身發展。此外，正如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A.Schumputer）1912年提出的創新理論所指出的，創新是包括新產品、新生產方法、新市場、新供應鏈及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組織[2]，企業需要不斷提高自主創新意識，積極主動尋求技術、金融、政策等支持，創造一切有利條件為自身技術創新而服務，以確立本企業在創新體系中的主體地位。
二、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中企業權益的影響因素
目前，由于宏觀調控和政策引導不明確，信息不對稱，制度環境、產權環境以及相關配套法律法規不完善，資金和資源投入以及引導、監督、規范發揮不了相應的作用，以及信任機制和產教融合組織方式等“政府失效”、“市場失效”的種種問題，使得企業權益在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中受到嚴重影響和損害，進而導致企業與職業院校融合度不高，甚至使得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流于形式。
（一）外在政策環境的影響
包括對產教融合具有推動作用的供給政策、對產教融合具有拉動作用的需求政策，以及起到間接促進作用的環境政策。政府介入并實施有效干預，正確發揮職能，對產教融合具有積極的影響作用。企業在產教融合中是否真正借助政府的幫助取決于企業對其權益的平衡比較，這是政府起到中間橋梁作用的關鍵。寬松而有保障的政策環境對企業權益有正相關關系，在產業加速轉型背景下，各地區的發展程度存在明顯差異，市場化進程越快，企業權益體現就越充分。比如，如果企業確定能降低交易成本，那么就可能達成產教融合；如果政府不積極有效履行其職能，對企業權益發揮不了保障作用，企業喪失重要的商機，自身發展速度延緩，產教融合進程也就無法推進。
（二）產教融合方式的影響
這種組織方式主要在產業需求和職業教育專業發展趨勢間尋找定位，形成對適應產業關鍵和共性技術創新需求資源的認識，選擇獲取與產教融合組織相匹配的技術、知識、信息資源，實現資源積累，通過組織內部間的溝通、吸取、激活并進行有效融合，形成獨特的適合產教融合組織發展的新資源。進一步講，就是通過學術前沿的準確定位、資源整合能力、技術與知識的監測能力及技術創新等，形成政府主導建立非盈利性組織方式、混合所有制組織方式、“產教融合”聯合型組織方式、“企業與企業”構建第三方組織方式、“政府、企業與科研院所”建立盈利性企業化的組織方式等。不同的組織方式對企業權益將產生不同的影響。例如，靈活的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提供人才培養和技術服務，形成先進技術轉移的通道和技術創新共同體，要求企業不斷改進組織結構，建立能促進企業合作交流的機制，促進和開發有學習價值的工作環境。在此之中，產教融合使企業以教育為載體，結合內外部資源，實現智力資源在不同組織之間的流動，重視職業院校的人才培養與企業人才培訓，有效實施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戰略，合理優化高素質的人力資源結構，打造企業人力資源核心競爭力。同時，還充分利用政府智庫作用，正確把握產業結構調整方向，把職業院校的教科研成果作為技術資源和知識轉移平臺，不斷引進并進行內部技術消化吸收，實施技術創新，強化技術競爭勢力，最終形成產業集成優勢。
（三）合作對象選擇的影響
產教融合是以合作目標為基點，選擇好職業院校作為合作對象是首要，合作對象的優劣直接關系到產教融合的效果，一旦合作對象選擇出現偏差，企業不僅收不到產教融合規模經濟效益、降低不了交易成本，而且融合周期過長、風險承擔比重大幅度增加、技術外部效應得不到“內部化”轉化等，企業權益將受到嚴重損害。合作對象的匹配度也直接關乎企業權益的影響。產教融合中選擇雙方以知識溢出為特征，由基本屬性構建，要求發展目標一致，具有較強的知識、管理能力和創新能力的融合對象。合作對象的優劣與匹配度對企業權益有著正相關關系。外在政策環境同等條件下，合作對象的適合度越高，其內生組織優勢越明顯，企業權益越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而，企業應結合自身實力，明確企業權益，選擇能夠最大程度產生權益影響的項目轉化為生產產品，降低研發成本，實現內外部資源整合。如果選擇的合作對象不合適，企業的合作風險大大增強，嚴重損害企業權益。
（四）信任機制的重要影響
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主體間存在著彼此相互了解并建立初步信任的關系，而這種信任關系就是對a教融合帶來成功的預期。企業一方面樹立自信，通過信息溝通、主體對象選擇，并結合自身實力，把握機遇，在確定不損害其權益的基礎上完成未來預期的合作；另一方面對合作方的信任，包括合作方的原有經歷、名譽或聲譽、相互依賴性、組織特征差異、愿景、信息共享、組織能力、機會主義、利益分配及價值取向，形成相互信任。信任機制對企業權益有正相關關系，信任機制越強，交易成本中的溝通成本、談判成本就越低，企業權益就能夠得到強有力的保障。這也是企業權益增進的一種機制。
三、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中的企業風險及其規避策略
職業教育產教融合除給企業權益產生增益外，也因產教融合各主體組織性質的差異而給企業帶來風險。理論上講，產教融合各主體的組織性質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校企合作的目標，并通過目標達成來完成各自的權益分配。而這種利益分配，往往受到決策、道德、技術、產權、管理等多個因素的制約，共同構成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中的企業風險源。
一是決策風險。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企業和職業院校的性質差異往往導致選擇合作對象上的決策風險。通常情況下，產教融合過程中企業與職業院校的利益取得，院校更加注重實現社會價值和經濟利益雙重目的，而企業更關乎從技術應用到產品生產，通過營銷所帶來的經濟利益。這樣一來，基于雙方的初衷存在利益分歧，在合作過程中也就會影響產教融合的效率并產生決策風險。在此，企業所承擔的風險實質上屬交易成本范疇[3]，但相較于其他成本而言，企業在產教融合中所面臨的風險是企業更關心的問題。
二是道德風險。產教融合各主體只有在基本互信的基礎上方能順利地合作，達到所確定的目標。如果各方在合作基礎、資源占有、合作過程、矛盾協調、利益分配過程中產生分歧，無法承擔社會法律責任和履約責任，也就會產生風險。
三是技術風險。包括研究水平的差異，科研經費、信息溝通和成果轉化能力等的差異。實踐中，當技術成果不具備應用條件，缺少后續技術支持導致技術轉化進展緩慢，或是由于產品市場測算失誤，遭遇外來技術的沖擊等，就可能給企業利益帶來風險。
四是利益分配風險，產教融合中成果的產權歸屬、權益分配及成本投入分配不清晰，使合作各主體間產生紛爭，導致目標無法實現，甚至合作終止進而給企業帶來風險。
五是管理風險。由于產教融合的組織方式不一，在選擇組織方式上已產生初步的決策風險，在后續的組織管理中，存在企業文化差異，組織結構不健全，內部管理水平參差不齊，信息共享不及時及管理局限性等帶來的風險。
要解決產教融合中企業風險問題，需要從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主體關系出發，建立適應企業融合的組織方式與機制，加大企業與職業院校產教融合的深度、廣度、力度和緊密度，提高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有效性和持續性。
（一）優化政府在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中的策略選擇
一是制定鼓勵企業增加產教融合投入的政策，形成以企業為中心的產教融合運行機制。企業在與職業教育產教融合過程中出現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是缺乏資金的投入，政府應盡快制定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鼓勵企業增加對產教融合的投入，使企業真正成為加快和提高產教融合的主體，使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建立良性循環的運行機制。因此，應鼓勵和支持有技術研發能力的企業建立健全技術研發中心，引導企業成為產教融合的投資主體，建立以企業為投資主體的、多渠道的產教融合創新投資機制和體系。
二是建立有利于促進和保障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優惠政策和法律保障體系。國家和地方政府應進一步制定和完善有關支持政策，包括科技計劃、技術創新、技術引進、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政策等，對符合區域經濟特色及有利于優勢資源融合的產教融合項目給予重點支持，為確定產教融合中知識產權的歸屬權、使用權的劃分提供法律依據。在稅收政策方面，政府對實施產教融合的項目給予優惠，繼續實行和完善產教融合中以企業科技創新能力為內容的稅收減免等獎勵制度，強化利益對企業的牽引力；在資金來源渠道方面，政府集中有限資源支持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再從增加稅收中劃取一定比例創建和引入多元化的資本市場機制，實施流動遞增建設思路，使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得以健康、穩定、持櫝發展。
三是發展并完善多渠道籌集風險投資。加快發展和完善職業教育產教融合風險投資體系，填補企業與職業院校在科技成果轉化階段籌資、政府財政支持、民間融資和銀行貸款之間的空白[4]。尋求多元化投資主體，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如引導有實力的上市公司和股份制企業建立產教融合技術開發保障基金。風險投資要有完善的政策支持，政府應采取稅收優惠、擔保財政補貼等措施，引導資金流動，調動投資者參與產教融合的風險投資。
四是促進第三方服務機構的發展和完善。應建立第三方服務機構，為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中科技成果轉化提供咨詢服務、為產教融合的發展收集、提供相應的市場信息等。這種第三方服務機構可以由政府組建，也可是民間學術團體自發組成，還可以由企業、職業院校聯合建立，有正式投入的經濟實體并在政府部門注冊。政府對從事這項工作的機構應給予政策和資金支持，作為服務者的政府也應創造示范效應，培養企業對咨詢服務的了解和需求，并使產教融合的第三方服務機構產業化，政府通過各種手段提高這種機構的服務能力，增強服務效果。
（二）優化職業院校在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中的策略選擇
一是充分發揮職業院校自身優勢[5]。職業院校需拓寬產教融合的教育思路，以實現人才在知識與技能等方面的全方位培養為目標，促進專業、課程教學的改革，力求專業設置對接產業結構，課程設置與企業需求相適應，專業教學突出崗位需求的職業能力。對接區域產業結構進行專業群建設的頂層設計，以就業為導向對專業進行優化調整。以服務區域經濟發展為宗旨，嚴格按照產業發展及市場人才需求規格，優化課程結構。以人才培養為根本，通過學習與實踐等教學環節，強化學生對產教融合的參與，系統優化資源整合，促使學生形成知識、智力、個人能力、專業技術等合理的智能結構。
二是完善產教融合的質量評估體系。建立職業院校產教融合的評估體系，對產教融合的構建具有指導、優勝劣汰、分等鑒定、問題診斷、咨等的作用，推動產教融合的進程。對產教融合中的學生培養質量要嚴格要求，確定思想品德、業務知識、體能素質、審美心理、工作經歷、綜合技能等六項質量評價指標，在質量分析中，通過量化的方法來進行評估，深化產教融合，為評估指標的合理分配提供導向性信息，進一步拉動教學改革，體現職業院校在產教融合中的特色教育。
三是完善激勵機制。以切實保護職業院校教師利益為出發點，建立完善有效的激勵評價機制，對較大科研成果、技術轉移成功的科研團隊和教師個人，給予多種形式的獎勵。引導科研成果轉化，積極創建成果轉化平臺，支持和鼓勵教師帶領學生進行專利發明，注重創新創業教育培養，建立學生創客中心和創業孵化基地。通過各種科技創新創業大賽和技能大賽為企業選拔科技創新人才，與企業共同開展政府組織的各類科技攻關項目和產品研發。
（三）優化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組織方式的策略選擇
應建立長期有效的產教融合聯動機制，保障其組織方式的運行。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組織方式是通過職業院校、企業和政府相互間提供人力、資金、物質、知識、信息資源，突破資源分散、不足的瓶頸，通過資源互補，產生組織的協同效應。各類資源融入組織系統后，作用于組織的人力資源層次，培養組織的學習和創新能力，實現一種目標與功能之間連續循環、持續積累，并與組織能力間斷性躍遷相結合[6]，建立產教融合各主體要素間的聯合機制和動力循環系統，保障產教融合的組織方式有效運行。同時，要適應產業技術創新發展需求，建立產業技術創新的戰略合作，妥善解決企業與職業院校融合的動力機制、信任機制、激勵機制、利益分配和風險承擔等問題，均衡外在政策環境與內在條件，重點發展“組建產教融合實體”等科研要求較高的組織方式，明晰產權利益，促進組織持續性的技術創新，提升與國際化接軌的技術研發能力，適應國際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一體化需求，從而不斷促進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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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外向型經濟 全球價值鏈 產業結構 微笑曲線 貧困化陷阱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向型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無論是利用外資，還是外貿進出口以及參與國際分工方面均呈現不斷上升的態勢。據測算，自1978年到2009年，我國外貿進出口年均增長率比GDP年均增速高出近8.2％，外貿依存度不斷提升，截至目前，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0％；另一方面，我國利用外資也呈現總體攀升的態勢，即使在2008年和2009年金融危機的外在沖擊及全球FDI走下坡路的國際背景下，我國2009年非金融類FDI累計達433億美元，同比增長達到6.5％，在這一層面上構成了世界范圍內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開放宏觀經濟學認為，外向型經濟的提升與國內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全球化戰略、本土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等方面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尤其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隨著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深化與提升，可以促進本土企業微觀生產率的提升，進而帶動宏觀經濟增長乃至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和優化。這一論點得到了國內外眾多研究者的認可。例如，GVC理論的開創者之一格瑞斐指出，GVC向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化國家或地區的擴散和延伸可以導致這一系列國家和地區本土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機制的自動形成；此外，伊娃森曾研究發現，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多國公司通過控制全球的生產、制造和交易，來維護自身的主導地位，并通過FDI的形式，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投資的最優配置，結果往往將低附加值的產業實現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并形成在轉入地的外資集群。在此基礎上，愛德蒙德指出，進入本土的跨國公司如若與本土企業建立緊密的上下游關系，技術溢出越明顯，進而得到本土企業能夠通過這種外資在本土形成的集群內獲得比分散情況下更多的技術外溢效應。
國內眾多學者也有類似的觀點。沈坤榮等曾對國內有關FDI的技術外溢方面的研究進行動態歸納和整理，結果發現，眾多學者傾向認為FDI企業對于我國具有正向的技術外溢效應，至少在不同行業之間或地區內部具有較為明顯的正向外溢效應。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中國宏觀經濟實踐給人的直觀感覺也似乎印證了這一點，即我國外向型經濟的貢獻已不單純體現在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上，而是囊括了經濟發展、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
然而，不久前由這一領域的資深專家劉志彪教授等推出的專著《全球化中中國東部外向型經濟發展：理論分析和戰略調整》透過現象看本質，指出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貿進出口超常規增長，但并未促進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他們認為格瑞斐所提出的“工藝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鏈條升級”，進而形成“OEM?ODM?OBM”的自動內在機制不成立。這一論點引起了學界、政界乃至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反思，顯示出充分的社會影響力。
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構成了中國長期以來集中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實施的主陣地，該著作正是以此為切人點，從產業集群理論和GVC二者相互融合的視角，描述和回顧了我國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的動態變化過程和現狀，推演了目前本土產業低端化形成的內在機理，深入剖析了東部外向型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并對東部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及績效進行了理論闡釋和實證研究，在此基礎上，從東部外向型經濟升級與產業轉移、自主創新、加快生產業投入、裝備制造業升級、地方產業集群升級、提振內需等方面對我國未來外向型經濟發展進行了開創性前瞻。筆者認為，這一研究的總體特征主要有：其一，突出的問題意識貫穿整個研究；其二，GVC和產業集群二維視角的融合體現出其理論和研究視角的重大創新；其三，研究方法上的科學性和嚴謹性融于整個研究體系；其四，研究既注重廣度的普及又注重深度的推進；其五，既有宏觀戰略的調整和轉向研究，也不乏本土企業實現功能升級的微觀機制構建，凸顯出重大的實踐價值和意義。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發現外向型經濟和本土產業的內在關系不僅構成了開放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更構成了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研究課題，這一視角也彰顯出這一問題研究的緊迫性和重要性。與其他相關研究相印證和比較，劉志彪教授等的這一論著站在本土產業長遠發展和宏觀全局的戰略高度進行研究，以其特有的敏銳和獨到，實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理論建構和突破，在外向型經濟研究領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產業集群和GVC視角下本土產業結構的特征化事實
劉志彪教授明確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對外貿易量在以20％左右的速度持續增長，出口絕對額達到50多倍的增長，但我國本土產業并未實現內生化升級。長期以來，我國生產要素向東部地區流動、形成產業集聚，并依賴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模式融入GVC，對此，筆者認為，我國本土產業結構呈現以下的特征化事實，東部地區也不例外：
1、從產業國際競爭力來看，勞動密集型產業仍占主導
盡管通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干中學、出口中學，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有較大的提高，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仍凸顯劣勢，在國際市場上唱主角的依然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相關學者的研究可以印證這一觀點。
通過對2004年美國市場上中國與歐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的制造業競爭力比較中，金碚等發現，中國辦公、電信設備、個人及家庭用品、服裝、紡織競爭力較強，而化學品、運輸設備、動力機械等劣勢最為明顯；同樣，在歐盟市場，與歐盟25國外的歐洲國家、美國、瑞士和俄羅斯相比我國競爭力優勢最為明顯的仍是個人及家庭用品、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最弱的是汽車、化學品和鋼鐵；在日本市場，與美國、歐盟、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相比，產業國際競爭力最強的是服裝、個人及家庭用品、EDP辦公設備等，處于最劣勢的為集成電路、電子元件、汽車、石油等。
甄峰、趙彥云認為我國制造業產業競爭力總體在國際范圍內呈現硬實力較強而軟實力不足的態勢，勞動要素成本和產品市場擁有絕對的優勢，而自主創新、生產效率、企業組織等則相對較差。這從另一視角印證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的比較優勢，同時折射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不容掩蓋的劣勢。
2、從GVC分工來看，我國本土產業分工仍處于微笑曲線的最低端
眾多學者傾向認為，我國的比較優勢在于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廉價的勞動力供給，由此，在參與GVC的國際分工中最優化的決策必然是從事國際組裝和代工。按照其觀點，目前中國若選擇高端產業和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自主研發、品牌打造和市場拓展發展戰略是不切實際的。中國長期以來的經濟實踐似乎也是這類觀點一脈相承：截至目前我國仍處于國際價值鏈分工的最低端，即微笑曲線的最低端，這決定了我國產業附加值總體呈現不斷降低的態勢，產業增加值率從1981－1987年的0.48－0.44區間中不斷下降，到了2003年降至0.3384。
這種價值鏈分工的低端化特征，決定了我國主要進行簡單的來件組裝、來料加工等，這一特征事實在傳統紡織、服裝、家庭日用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家用電器、電腦零部件等領域均十分明顯，同時也構成了近年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重要標志。一般來說，位于微笑曲線兩端的回報率高達20％－25％，而處于低端化的加工環節利潤率僅為5％。有學者對進入中國的FDI做了這樣的概括：出資30％，擁有了50％的股份，獲取了70％的利潤，尤其是對于OEM的“貼牌生產”廠商而言，最多獲取了8％的利潤，而92％的利潤流向了國外。
3、從產業控制權來看，本土企業的產業控制權喪失
正如上文所述，劉志彪教授等在有關東部外向型經濟的這一論著中問題意識十分明確。全書的核心觀點在于，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東部地區超常規發展的內在動因在于依賴初級要素進行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推進，然而根本性的問題也正是由此而產生，即東部沿海地區長期以來過度依靠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潛在產能迅猛增長和資本積累能力強化的過程中并未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導致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化困境的形成，而發達國家的跨國巨頭憑借對高端環節的控制成為GVC中的主導者，進而導致本土產業的控制權喪失，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則被鎖定在GVC的最低端，成為相應的被支配者。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告，在我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在我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的達21個產業。具體體現在玻璃行業中最大的5家企業已全部合資；占全國產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電梯生產廠家，已經由外商控股；18家國家級定點家電企業中，11家與外商合資；化妝品行業被150家外資企業控制；20％的醫藥行業在外資手中；汽車行業銷售額的90％來自國外品牌。
此外，根據王蘇生、黃建宏和李曉丹的研究，一方面，外資企業對我國裝備制造業的市場已擁有一定的市場控制權，尤其在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和儀器儀表等領域占據了半壁江山，其中，除專用設備和通用設備以外均超過了國際通用的外資市場控制率警戒線；另一方面，在外資對我國制造業的股權控制率層面，2000－2005期間呈現不斷增加態勢，累計增加了近10個百分點。
4、從產業穩定性來看，外資企業浮萍式特性易造成產業的空洞化和增長的貧困化
盡管長期以來我國進出口貿易呈現不斷增長的總體趨勢，但是從內在結構，尤其是出口結構來看，外資企業出口在其中的比重連續達到50％以上，甚至在初級產品的加工和組裝貿易中，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也超過五成以上；盡管近年來高技術產品出口比重不斷增加，但仍基本停留在加工貿易層面，其中九成以上為外資企業所主導。最新統計顯示，2009年出口200強榜單呈現出“國退外進”的局面，入圍出口200強的國有企業數量由上年的50家急劇減少了12個席位，涉及出口值584.1億美元，占當年出口200強企業合計出口總值的18.1％，所占比重較上年下滑3.8％。更值得關注的是在出口200強榜單中失去的陣地全部為外資企業所侵占。由此，在中國出口最大的200家企業中，外商投資企業占據153個席位(其中外商獨資企業110家)，比上年增加12個席位，涉及出口值2507.4億美元，在200強企業出口總值中的比重較上年上升3.7％，達到77.8％，這一比重比同年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出口總值中的份額高出21.9％。
在外向型經濟程度較高的長三角地區的進出口貿易額中，外國企業的貢獻度至少達到60％以上。劉志彪教授等認為，由于外資企業在中國通常采用獨資形式，在技術經濟關聯度方面與我國本土企業基本不相關，進而形成了“產業飛地”特征，也就決定了這種外貿出口的快速增長并未實現本土產業的內生式升級，與此相反，“擠出效應強而溢出效應弱”結構影響的外在負向效應越來越強化。基于這一態勢，筆者認為，中國本土企業在產業中的份額越來越被“抽空”，偏向形成本土產業過度“外向化”而“內在空洞化”的不良格局。
此外，從外資企業的歸屬上看，其顯然隸屬于國外的母公司。盡管長期以來外資企業為我國的高速增長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對我國而言仍只能是像眾多學者所形容的“無根的浮萍”，具有很強的漂移性特征，對于從事加工貿易、國際代工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外資企業尤其如此。例如，本輪金融危機對這種“浮萍”式外資企業外在沖擊極強，容易造成本土產業中的外資企業集體“外遷”，最終導致又一層意義上的“內在空洞化”惡性循環的形成，由此宏觀經濟增長可能陷入貧困化陷阱。
GVC視角下本土產業低端化的內在機理和負向效應
如若將本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否視為中觀層面或宏觀層面的考量指標，劉志彪教授等則從微觀經濟主體即本土企業層面基于GVC的國際分工視角深入剖析了本土產業低端化形成過程的內在機理。
根據格瑞斐的研究，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企業和產業升級的自發內在規律和機制一般為：從工藝升級開始，走向產品升級，再實現向功能升級的轉向，最后遞推到部門升級。基于此，劉志彪教授等對這四種不同階段企業升級的表現形式及我國本土企業升級的現狀進行了研究，得出的結論與格瑞斐并不一致。
正如圖1所示，一方面，我國本土企業擁有積極參與GVC國際分工的內在動力；另一方面，國外大買家為了提升自身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擁有鼓勵、督促、支持我國本土企業升級的外在積極性，本土企業(供給方)與國外發包方(需求方)這種前后雙向的“協同效應”促進我國本土企業迅速實現了由最初的工藝升級向產品升級的過渡，乃至相對復雜的生產流程改進和生產線再造的產品升級階段已進入了高度升華階段。
然而，由于在GVC中的主導者與被支配者、俘獲與被俘獲的博弈角色定位的形成，這種本質上的博弈關系決定了國外大買家與本土企業利益上的不一致性。盡管在被俘獲的過程中，國外主導者為本土企業工藝和產品升級提供了快捷的路徑和干中學的機會，但是在涉及產品設計、關鍵技術的傳遞和外溢、品牌打造和營銷網絡的構建等更高層次的升級要素時，外企不僅不存在內在主動性，相反還會進行設計封鎖、技術封鎖與市場封鎖，進而導致本土企業產品升級向功能升級的中斷，由功能升級向部門間升級的延伸也就更談不上了。
換個角度，從本土企業進行考察，更能清楚地認識到本土企業在GVC分工
中所處的初級階段以及產業結構低端化的內在機理(見圖2)。
本土企業在GVC分工中的被俘獲地位，決定了其未來發展面臨兩難抉擇：其一，進也難，本土企業具有沖出“被俘獲”的外在約束、從事技術自主研發和創新、培育核心競爭力的內在動力，但這一抉擇勢必帶來短期利益的損失(現有低端化分工條件下沉沒成本投人的損失、國際大買家的轉包等)和更高的不確定性(涵蓋技術創新成功與否、自主品牌打造的成功與否、市場拓展的順利與否等)；其二，退也難，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全球化商戰中，不進則退，本土企業如若在全球化國際分工中繼續維持低端化現狀，依靠最低端的代工、低勞動力成本、低附加值、低價格的策略，利潤空間必然進一步稀薄，市場份額也進一步降低，最終落入“煮青蛙”以及被市場所淘汰的境地，最終導致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中斷，增長和發展方式也難以從根本上實現轉變。顯然，如若微觀主體的自主創新得不到保護，加之沒有寬松的宏觀經濟環境以及轉變發展方式的戰略沒有得到根本上的執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捷徑便是選擇安于現狀，繼續從事低端化分工。劉志彪教授等人的這一論著在產業結構低端化現狀的微觀機理方面分析得頗為透徹。
同時，該論著還對本土產業低端化的負向效應進行了研究。長期以來，我國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以產業集群形式加入GVC的國際分工，而產業結構并沒有得到優化和升級，仍處于低端化階段，所帶來的深層次問題和外在負效應較為突出，主要表現在：
其一，由于在參與國際分工初級階段的過程中，生產潛能和資本積累得到進一步提升，然而與此同時我國沒有抓住契機，實現本土產業結構的高端化和優化整合，這勢必影響我國下一輪經濟啟動并導致增長陷入貧困化陷阱，如圖3所示，經由拐點H沿著L1路徑下滑。
其二，假若在下一輪經濟博弈過程中，能夠實現向GVC分工的高端化轉向，則經濟增長將實現新的爆發式增長(如圖3中的路徑L2、L3等)，但其包括沉沒成本、機會成本等在內的成本和代價相比之初參與GVC分工即進行結構優化要高得多，在下圖3中表現出發展路徑由本來的L3變為L2，即降低了原有可能達到的增長速度和質量。
其三，長期以來，包括東部沿海地區在內的中國本土企業嵌入GVC的最低端，形成了對初級加工貿易、國外原材料工業和裝備工業進口以及后向國際大買家的高度依賴，形成典型的“依附經濟”發展特征，進而轉變為普雷維什所提出的真正意義上的角色。劉志彪教授等對我國與發達國家在GVC分工中所形成的“中心”和“”這種依附關系作了經典概括，即“發包”與“承包”、“創造”與“制造”、“高端”與“低端”、“控制”與“被控制”、“老板”與“打工者”的關系。
其四，在GVC中所形成的國際代工角色循環往復地造成產業結構低端化特征的鎖定，并得以“固化”，反過來進一步抑制微觀主體自主創新的積極性。
其五，在GVC的低端化分工中，在大量貿易盈余流向外商投資企業的母國的同時，我國卻承受了越來越大的國際貿易摩擦壓力。
其六，在GVC的分工中，國際大買家對我國本土企業的俘獲和控制，對我國產業安全乃至國家經濟安全勢必造成較嚴重的威脅。
其七，外向型經濟程度較高的東部沿海地區對國際大買家的高度依賴毋庸置疑地映射出我國本土企業和產業在參與GVC分工中整體上均位于低端化階段，筆者認為如若得不到及時的改變，在這一過程中能夠助推我國未來可持續增長的動力源如知識創造、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等均無法得以培育和形成，長期以來依靠高投入、高能耗和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將難以得到根本性轉變。
GVC視角下本土產業升級的多重困境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構成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而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勢必又構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重點。然而從改革開放30年我國持續高增長和產業結構不合理相伴隨的經濟現實來看，有多重因素制約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劉志彪教授等基于GVC視角從微觀機制和宏觀層面兩方面深入剖析了產業結構升級存在的多重困境：
在微觀層面，本土企業在GVC實現功能升級存在一系列的障礙和阻力，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長期以來GVC中國際分工的主導者即國際品牌的發包方與我國本土企業之間不可調和的利益矛盾和沖突，構成本土企業推進功能升級的“鴻溝”，發包方不僅沒有內在動力鼓勵、支持和推進本土企業升級，相反，在與之博弈的過程中，發出“如若我國本土企業走自主創新、構建自主品牌等內涵式道路，進而與其形成競爭態勢，必將現有貼牌生產的訂單轉向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可信反應策略，我國眾多本土企業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最優選擇策略必然是退回原位。如上圖1所示，我國本土企業在向“功能升級和部門間升級”的積極攀升過程中，又向“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進行了回歸。其二，我國本土貼牌生產制造企業本身在公司治理、技術創新、品牌打造和培育、市場開拓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構成升級的“又一道坎”。其三，本土企業被國際大品牌廠商短期利益所“俘獲”，這也很大程度上應驗了我國本土企業存在的“短視性”，當然外在制約也與之共同構成本土企業維持原狀的重要緣由。其四，本土企業發展觀念的制約構成升級的又一重障礙。
在宏觀層面，劉志彪教授等在對我國沿海地區進行大量的微觀調研的基礎上，從宏觀層面對整個產業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本土產業優化和升級存在諸多障礙：首先，發達國家給我國本土產業在嵌入外包和代工過程中所獲取的技術轉移和技術外溢設置了嚴格的“隔離帶”，如果我國本土產業向GVC的高端升級，進而威脅發達國家主導者的核心利益，這種價值鏈“阻斷”效應就更加突出，由此，構成我國本土產業調整和優化的重要困境。其次，本土產業，尤其是出口導向型產業在GVC分工中所形成的對國際產業選擇和布局的過度依賴，將時刻對我國產業升級進程構成威脅與毒害。其三，外在環境的制約，即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全球競爭日趨激烈，外在競爭者不斷進入，與我國本土企業形成更加白熱化的競爭，本土產業更凸顯出其“脆弱性”特征。其四，在我國本土產業通過“干中學”、“出口中學”走向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邁向GVC高端的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通常利用技術專利、產品標準等方式設置“結構封鎖”(Positonal block)，直接或間接地抑制我國本土產業結構的升級。
筆者認為，無論是從本土企業的微觀主體升級層面，還是從我國出口導向型整體產業的宏觀層面考察，我國本土產業升級都遇到眾多西方跨國壟斷集團微觀層面的重重阻礙和國家層面的多維度結構封鎖，再加之近年來國際金融危機的外在沖擊以及有意無意地針對中國反傾銷的訴訟案件數不斷上升等因素，我國在GVC國際分工中價值鏈的提升中又遭遇了新一重的“不確定性”。
GVC視角下本土產業升級的路徑和戰略前瞻
基于我國的現實國情和長期以來的發展路徑，我國出口導向型企業在GVC
的國際代工中被俘獲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進而導致我國整個出口導向型產業布局被鎖定在勞動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微利化、低技術創新含量等低端的組裝和生產制造領域。由此，我國本土企業如何跳出處于“微笑曲線”低端的“必然詛咒”，本土產業又該怎樣成功實現向GVC的高級化和高端化的邁進?劉志彪教授等的專著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了具有可實施性的戰略。
在宏觀戰略層面，劉志彪教授等人(2009)不僅對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現狀、經驗和教訓、規律和戰略調整等方面做了系統性論述，更重要的是通過論證發現，歸根結底應從經濟體制改革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來切入，配合稅收的財政支持、研發補貼、相對寬松的貨幣金融扶持等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以往吸引FDI的政策重點和取向，營造有利于保護和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方能保證我國戰略轉向和結構調整能夠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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