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15 14:51:00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2000―2005年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概述
1.成人教育經濟學基本理論。對于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的討論，集中于馬克思教育經濟思想和西方教育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人力資本理論。馬克思、恩格斯整個理論學說中，有著十分豐富的教育經濟思想。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深入，國內一些學者也開始關注成人教育經濟學理論與人力資本理論的關系。王顯潤認為，教育經濟學源于“人力資本”理論，成人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即人力資本理論。李志遠、朱建文著述的《成人教育經濟論》，也是以人力資本理論作為成人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指出“人力資本理論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思想派別，也是成人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闡述成人教育與經濟二者的關系，是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的重點之一。經濟是成人教育發展的基礎，成人教育促進經濟的發展，二者協調發展則是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成人教育通過培養、培訓各類人才和高素質勞動力，積極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體現了其經濟功能。 同時成人教育應該從更新服務觀念、拓寬服務渠道、改進服務質量等方面提升其服務經濟發展的能力。然而，影響成人教育經濟功能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教
育投資、教育內容和教材教法是三個主要方面，成人教育應從“教育投資的社會性與市場性，教育內容的職業性與實用性；教學方法的多樣性與靈活性”著手，最大限度地發揮成人教育的經濟功能。
2.成人教育經濟效益與投資。宏觀教育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是教育的經濟效益。成人教育的多重功能，形成了成人教育的多重效益。總體上可分為精神上的效益和物質上的效益。成人教育的經濟效益又可以分為兩大類：社會經濟效益――經訓練的勞動者，在社會生產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提高勞動生產率，為社會創造更多的物質財
富，增加國民收入；個人經濟效益――受過教育的勞動者個人能得到更多的勞動報酬。
我國成人教育的投資機制，體現并遵循了“誰投資，誰受益”或“誰受益，誰投資”的原則，成人教育消費的主體――成人教育服務的購買者――勢必成為成人教育投資和受益的主體。受教育者支付的學費已經成為成人教育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個人投資成人教育（此處的個人投資成人教育指個人為接受成人教育服務而支付的費用）收益研究，成為近期成人教育投資收益研究的創新點。利用經濟模型和數據統計分析，我國高等教育的供需模型，進而分析個人教育投資收益率，雖然沒有明確指出研究對象是特指個人投資成人教育的收益，但就其研究對象而言，則完全涵蓋了成人教育投資收益這一部分。
隨著教育體制改革的深入，多元辦學主體投資，共同開發成人教育資源的要求與趨勢日漸迫切。研究成人教育的辦學收益，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的必然。在研究中，學者們將辦學單位的經濟收益稱為微觀效益或內部收益，指出高等教育投資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得更佳的社會效益（當然也包含了經濟效益)；獲取適當的經濟效益對于促進成人教育發展是有益的。此外還探討了成人教育規模與效益、質量與效益、辦學成本與效益以及效益分配與成人教育發展等問題，指出應建立科學的成人教育效益觀，確保成人教育在市場經濟社會中的持續健康發展。
3.成人教育與社會經濟結構。成人教育結構與經濟結構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經濟產業結構決定著成人教育的專業結構，成人教育的程度結構要適應經濟部門的勞動技術結構，成人教育的管理結構要適應經濟體制結構，這是成人教育內容創新發展的動力。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主體是市場，但是，由于高等教育的準公共產品特征，其資源配置不可完全依賴市場運作，政治結構也影響到成人教育的資源配置。政府干預和市場機制促使成人教育根據供求情況，調整成人教育資源在部門與空間等之間的轉移，最終實現成人教育資源合理配置的最大化。結合個案研究，有關學者對于城鄉成人教育資源的科學化配置進行了研究。
4.成人教育與知識經濟。進入21世紀，知識經濟大發展，圍繞根據知識經濟發展的特點和我國經濟發展略，研究知識經濟時代成人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規律成為一些學者跟蹤的重點。成人高等教育作為我國
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具有培養人才和促進知識增長的作用，正確認識知識經濟的本質特征是研究新形勢下成人高等教育與知識經濟發展的基本點。
在知識經濟時代加快發展成人高等教育，是以知識科技為基礎的知識經濟發展的需要。在知識經濟時代，科技的發展，經濟的振興，乃至整個社會的進步，都取決于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養。基于此，我國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了知識經濟時代成人教育與經濟發展相互作用的規律，成人教育與經濟是怎樣在辯證統一關系作用下，發揮能動作用服務社會經濟發展的。知識經濟對于成人教育是機遇也是挑戰，成人教育要在辦學思想和觀念、教學方法與方式上進行變革，樹立終身教育觀念，發展成人教育，服務經濟建設。
現代社會科技成果的層出不窮和廣泛應用，導致經濟結構、就業結構、職業結構的變化，使社會流動成為一種普遍的、重要的社會過程，而成人教育是影響并促進這一社會過程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成人教育通過使潛在的勞動能力轉變為現實的勞動能力，促成各層次人才的流動，通過優化成人的人格和個性而促成成人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通過多學科、多門類、多層次、多形式的教育創設成人社會流動的條件，通過職后繼續教育和培訓提升成人的社會及經濟價值。當前我國各類人口流動的特點和趨勢，賦予我國成人教育以新的使命，成人教育將通過發揮引導各類人口流動取向、提升各類人口社會流動的智能素養、促進各類人口的有序流動、協同開展各類人口的教育培訓等功能，實現并提升社會人口流動中的成人教育經濟價值。
5.成人教育與現代企業培訓。人力資源開發和企業教育與培訓，是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特征。成人教育在參與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過進行成人教育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了勞動者素質；優化人力資源配置，促進城鎮失業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解決等對產業進步、企業發展及完善勞動力市場發揮著積極作用。在對成人教育是“加快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手段”、“實現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轉化的重要途徑”、“與普通教育形成互補，促進人力資本保值增值”等觀點達成共識的同時，也探討了成人教育人力資源開發的內容， 提出了關注女性人力資源開發和老年教育的問題。
6.遠程教育經濟學研究。為適應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遠程開放教育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在我國組織現代遠程教育工程時，對遠程教育經濟學研究也日益深入。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闡述了制約遠程教育發展的“規模――質量――效益”關系。丁興富在其《遠程教育經濟學研究的研究》中，以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為例，研究了遠程教育的成本核算、投資效益以及遠程教育與傳統教育相應經濟數據的比較。馮少舟的《遠程教育經濟學研究》一文，討論了遠程教育與經濟的關系，也指出了遠程教育經濟學研究滯后遠程教育本身發展的原因在于經濟理論工作者和遠程教育理論工作者缺乏聯合。結合成本與效
益評價，提出提高遠程教育辦學效益的幾個經濟學問題。
在遠程教育經濟學研究上，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經濟數學模型進行定量分析。
7.農村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這方面的研究主要論述了農村成人教育與農村經濟發展的關系，強調農村成人教育對農村經濟建設的作用是農村成人教育經濟研究的主要內容，指出了發展農村成人教育是農村人力資源開發的關鍵。農村成人教育對于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提升農村成人教育經濟價值，合理調整農村勞動力資源的配置等等，擔負著重要職責。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建設和諧現代新型農村，農村成人教育都將起到積極作用。
2000―2005年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的特點與缺失
歸納分析過去6年對于成人教育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圍繞經濟政策、經濟熱點、經濟問題進行思考與討論是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的一大特點。沿著歸納現象――提出問題――分析原因――解決問題的基本路線，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了成人教育與知識經濟、成人教育與人力資源開發、成人教育培訓與農村經濟發展等成人教育經濟學的應用研究占到絕大多數。由于成人教育經濟學的特殊屬性（邊緣學科、交叉學科等），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的內容比較廣泛，有一些創新點，例如對成人教育培訓與人口流動的論述等。從數量、寬度、創新性和實用性等要素來看，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有了較大進展。
盡管成人經濟學研究在有限的時間里取得較豐碩的成果，但是理性地思考，我們會看到成人教育經濟學的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從理論基礎到實踐應用還沒有做到真正成熟，從研究內容到研究方法也不夠健全，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還存在以下不足：
1.微觀探討多于宏觀研究。對成人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大多基于某一點展開，結合實踐進行論述，而從建立“成人教育經濟”學科的廣度與成人教育經濟學的宏觀角度的研究則較少。尚未有完全以“成人教育經濟學”為題的完全意義上的研究專著出現。
2.深度研究尚待加強。在眾多研究成果中，一般思辨占了較大比重，而且重復性研究也較多。能像“教育經濟學”研究那樣寬基礎、重深度，是人們對“成人教育經濟學”研究的期待。
關鍵詞：人力資本；教育經濟學；培訓經濟學；融合
作者簡介：李湘萍(1978～)，女，安徽含山人，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教育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6：G40-0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4-0005-03 收稿日期：2008-06-08
一、國內教育經濟學研究現狀、問題
(一)國內教育經濟學研究現狀
教育經濟學主要是運用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教育與經濟的相互關系及其變化發展規律，研究教育領域中資源投入與產出規律的科學(王善邁，1996)。近20年來中國的教育經濟學研究涵蓋了教育和經濟的關系、教育投資和教育財政、教育成本與收益、教育制度變革和創新、教育資源利用和效益等多方面的主題(李桂榮，2004)。教育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幾乎涉及了制度化學校教育中的各種經濟現象與問題，并且以教育經濟學為主干的學科群開始出現，如高等教育經濟學、職業教育經濟學、體育經濟學等，教育經濟學儼然發展成為介乎教育與經濟學科之間最具活力且相對成熟的交叉學科。
教育經濟學自誕生以來，其理論基礎得到了不斷的拓展：以20世紀60年代盛行的人力資本理論為起點和基礎，進而拓展到篩選理論、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激進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等。受國外相關研究的啟發，近年來我國有學者提出在傳統的人力資本理論以及其他經濟學理論之外引入社會學、政治學等其他學科的理論來解釋教育經濟學的現象和問題，部分學者已經將這種多理論視角的研究取向運用到具體的實證研究中，例如社會資本理論視角在教育經濟學中的應用。諸多實證研究表明，人力資本投資在不同國家、不同社會經濟形態下的效果是不同的，因此為教育經濟學引入多學科多理論視角，能更為客觀而全面地研究教育真實的經濟價值。筆者姑且稱這種教育經濟學的多學科理論視角研究為教育經濟學的“外延式”發展。
(二)國內教育經濟學研究存在的問題
傳統教育經濟學研究的一個缺陷在于靜態地理解教育和收入的關系、片面地闡釋人力資本的經濟含義，這一點在我國的教育經濟學研究中也表現得較為明顯。所謂靜態地理解教育和收入的關系、片面地闡釋人力資本的經濟含義是指：在探討教育的收入效應時，忽略了在教育和收入之間廣泛存在的培訓和繼續學習，忽略了在具體的生產實踐中這些后續的人力資本投資不僅改變了人們人力資本積累的數量與質量。也決定了教育對勞動生產率和收入能否發生作用、發生多大作用。人力資本投資實踐告訴我們，教育和培訓往往最終會以一種“合力”的形式作用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收入的增長。有研究表明，教育的主要作用往往是在求職招聘或確定初始工資水平時起到文憑信號的作用，而進入工作崗位后的在職培訓以及“邊做邊學”才是對人們勞動生產率、收入發生作用的主要原因(蕭今，2005)。教育經濟價值的實現有賴于后續的培訓與生產實踐，因此不考慮這些，就可能會造成對教育經濟價值的估計存在偏差，從而導致靜態、片面地理解人力資本的經濟含義。
在我國教育經濟學界，多年來研究領域基本上囿于學校教育之內，并未以“人力資本”的名義，將研究視角拓展到包含培訓在內的更寬泛意義上的人力資源開發研究；近年來，國內有學者(蕭今，2004；劉澤云，2004)進行人力資本多種投資形式的研究，但這類研究主要還是圍繞教育的經濟收益，對于教育、在職培訓、成人教育的研究還是相對割裂和平行，并沒有對多途徑人力資本投資形式進行有效的融合研究，而且關于企業培訓的研究涉及的多數也只是參與率及影響因素方面，關于企業培訓投資收益的實證研究并沒有深入展開，當然，持續的跟蹤調查、企業培訓數據尤其是面版數據的缺乏是制約這方面研究開展的重要原因。
二、國內外培訓經濟學研究的概況
(一)國外培訓經濟學研究概況
雖然培訓的經濟價值很早就為人們所了解，但培訓經濟學的出現卻是在20世紀60年代，隨著人力資本理論的興起以及貝克爾、明瑟等人的研究，對在職培訓投資收益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逐漸發展起來。幾十年來，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培訓經濟學經歷了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培訓數據從無到有，培訓度量的日益精細，培訓收益估計方法的日趨科學，培訓收益研究范圍的日漸拓寬(培訓對收入的影響――培訓對就業行為的影響――培訓對失業期限、“由學校到工作轉換”的影響)。雖然諸多的研究支持了人力資本理論的基本觀點，即培訓的投資收益十分樂觀，培訓是一項極具經濟價值的人力資本投資，但在不同的經濟制度環境下，不同類別、形式的培訓對收入增長和職業發展的作用程度是不同的，培訓投資收益的實現取決于個人特征和勞動力市場結構特征，尤其是后者。
(二)國內培訓經濟學研究概況
教育和培訓是人力資本投資的兩個基本途徑，與教育相比，培訓更貼近勞動力市場，通過培訓積累的知識與技能更容易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因此從研究的角度來說，和教育相比，培訓與勞動生產力、收入和就業行為的關系也就更為緊密。與豐富的教育經濟學研究相比，我國培訓經濟學的研究目前還處于初始階段，關于培訓對就業和收入影響的研究還不多見。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實證研究所需要數據的缺乏。以“中國期刊網”近10年來(1994年～2005年)的檢索結果為例，以“培訓經濟學”為關鍵詞在核心期刊范圍內僅搜索到lO篇文章，基本上是對貝克爾在職培訓理論的翻譯和解釋，沒有相關的以數據支持為基礎的實證研究。關于企業培訓的研究大多分布在企業管理、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等領域內，而且絕大部分是實務研究，理論研究不多，經濟學領域內的實證研究就更稀少。相對應的是，以“教育經濟學”為關鍵詞在核心期刊范圍內搜索到282篇文章。
在我國已有的少量培訓經濟學研究成果中，大都是以Becker(1964)的在職培訓收益模型為基礎，或進行修正和補充，或進行相關的實證檢驗。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劃分為三類，一類是早期的定性研究；另一類是基于Becker在職培訓收益模型的修正和補充；還有一類是建立在Becker假設條件基礎上的衍生培訓成本收益模型。
三、教育經濟學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與培訓經濟學的融合
教育經濟學未來拓展的路徑，除了理論基礎上的“外延
式”發展外，還可以在原有的人力資本理論框架內走一條“內涵式”發展的道路，即強調綜合考察人力資本投資的多種途徑，特別是教育和培訓這兩種最主要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讓教育經濟學走出正規學校教育經濟學的固有領地，團結在人力資本理論的名義下，與培訓經濟學融合，走向人力資源開發研究的廣闊天地，惟其如此，才能全面、深入地研究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及其實現機制。
(一)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融合的必要性
1 人力資本理論及終身學習的內在要求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和培訓在本質上都是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途徑，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的融合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內在要求。在我們傳統的以“分”的視角(即努力“剝離”其他影響因素，以求對教育收益的正確估計)來研究教育經濟價值的同時，更應該以一種“合”的視角，脫離“學校教育――收入”之間簡單的經濟關系思維方式，綜合而全面地研究包含教育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本經濟價值，探討兩者在總量與結構上如何組合搭配并與適當的生產實踐、組織環境相結合，才能產生最大的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稟持這一研究視角不僅具有全面理解人力資本經濟價值的理論意義，而且對于指導國家制定人力資源開發戰略、企業與個人確定人力資本投資計劃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的融合也是終身學習的內在要求。在終身學習理念和實踐逐步普及的今天，人們的知識技能需要通過教育、培訓等多種形式加以提供并不斷更新，沒有一種單純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可以“包打天下”，人力資本投資多樣化、終身化的時代特點要求我們應該以一種更綜合、全面的視角來研究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
2 對教育經濟學自身發展的積極作用
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的融合，將會進一步促進教育經濟學研究的發展。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研究的融合不僅有助于更客觀地估計教育收益，而且也有助于正確制定包括教育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源開發的資源配置戰略、以人力資本使用方即用人單位的眼光，來評價教育投資效益、促進教育制度變革和創新等等。
(二)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融合的可能性
1 共同的理論基礎――人力資本理論
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擁有共同的成熟的理論基礎，即人力資本理論。Becker(1964)認為教育和工作中的在職培訓是兩個非常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途徑，在市場完全競爭的條件下，人們可以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自身的勞動生產率，進而獲得更高的收入。由于培訓數據的難于獲得，Becker(1964)最初對人力資本理論的闡釋是通過教育投資收益的實證分析來進行的，盡管他認為培訓與勞動力市場、收入和就業的關系更為緊密，人力資本理論假設可以同樣很好地運用到對培訓投資收益的分析中去。同樣因為數據的局限，明瑟(1962)早期也只能用工齡(工作經驗)代替培訓變量估算培訓投資收益，但是其實證分析的基礎仍然是人力資本理論。直到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企業培訓數據的逐漸豐富，眾多勞動經濟學家對培訓投資收益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而幾乎所有這些培訓經濟學的研究成果都是以人力資本理論為起點的。過去幾十年的研究表明，對教育和培訓經濟價值的研究。基本上都建立在人力資本理論這一相對成熟的框架體系內，這也是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得以融合的最重要的理論前提條件，在人力資本理論中，教育和培訓只是形式不同的人力資本投資途徑，在經濟含義上并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通過改變勞動者自身的知識技能水平，從而改變其勞動生產率。
2 相近的實證研究方法
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差不多出現在相同的年代，擁有一個共同的理論基礎，但比較有意思的是，自誕生之后的幾十年來，兩個學科的發展卻主要處于一種平行的狀態，少有交叉和融合，在教育經濟學逐漸形成相對獨立的學科特色的同時。培訓經濟學也在勞動經濟學領域和工業關系研究中逐漸發展和完善。
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雖然分屬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但在實證研究方法上卻有著共通之處，而最先溝通這兩者的正是明瑟和他的收入方程；由于早期培訓數據的缺乏，明瑟最初從比較不同員工工資水平的角度來估計在職培訓收益，明瑟通過比較兩組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勞動力的收入差異，并對差異求現值，得到收益率，但這一收益率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在職培訓收益率，它包括兩個內容：正規教育收益及在職培訓收益，因此收益率是對于正規教育與在職培訓收益率的某種平均。雖然由于度量上存在的問題，使得這一估計結果還不十分精確，但可以說這是對包含教育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最初估計。雖然明瑟本人并沒有認為他的研究是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的融合，因為在早期人力資本理論家來看，教育和培訓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教育經濟學與培訓經濟學被“人為”隔裂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實證研究數據獲得的難易程度的不同，對于正規學校教育的度量要比對培訓的度量容易許多，因此教育經濟學的實證研究較早地發展起來并逐步完善，而培訓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卻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企業培訓數據的豐富才逐漸發展起來。
3 人力資本綜合指數的建立
雖然明瑟當初囿于培訓數據的局限，并沒有對培訓投資收益進行精確的估計，而是得到了正規教育與在職培訓收益率的平均，應該說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嘗試；既然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和培訓沒有本質區別，那么在實證研究中就有必要綜合考察教育和培訓的投資收益，為此構建一個包括教育和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本綜合指數就顯得十分必要，這一指數應該能比較全面反映人們的知識、技能、觀念的綜合素質與能力，探討教育和培訓在數量與結構上的不同組合搭配，從而獲得最大化的收益，這是未來教育經濟學、人力資源開發研究的一個方向。具體而言，人力資本綜合指數應該考慮到教育級別(學歷)、類型(普通、職業)、培訓參與(是否參與過此前培訓、在職培訓、自費培訓)、培訓種類和時間(參與的此前培訓、在職培訓、自費培訓的類別和時間)等指標體系的建立，另外對人力資本提供機構(如學校、培訓機構等)和使用機構(如企業等用人單位)的跟蹤調查以及相關的面板數據(paneldata)的收集也是必需的。
應該承認明瑟收入方程的建立是有時代背景和研究條件的限制的，雖然后續的研究者們對明瑟收入方程進行了多種形式的修正，但如果不嘗試在明瑟收入方程中納入人力資本綜合指數，那么任何補充都可能是不完整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的多樣化和終身化的時代特點，要求對于人力資本的研究要全面、綜合，而培訓與繼續學習數據的逐漸豐富也使人力資本綜合指數的建立和使用成為可能。
(三)教育經濟學和培訓經濟學融合的難點
首先，培訓的定義和度量存在相當困難。與制度化的學校教育相比，培訓的內涵與外延在不同的行業企業有著不同的理解，培訓的基本度量指標，如培訓參與率、培訓時間與強度、培訓成本都很難測度。相比較而言，用教育年限、學歷來度量教育要簡單許多，雖然二者都存在指標效度的問題。
其次，反映勞動者教育培訓經歷、就業工作經歷的時序資料的缺乏。現有的數據大多是在一個時點上采集的截面數據，雖然部分調查采用了反向追蹤的方法，但離實證研究所需要的數據要求還有相當的差距。
再次，明瑟收入方程中已經包括教育和工齡，并且工齡曾經一度被認為部分代表了工作經驗甚至是在職培訓，在過去幾十年的研究中，明瑟收入方程的科學性和完備性逐漸為人們所認可和接納。如何建立包含教育與培訓在內的人力資本綜合指數，如何將人力資本綜合指數納入收入方程，并且由于這一指數的引入，模型的設定如何作調整，這些都是未來研究所不能回避和需要不斷探索的重要問題。
四、小結
關鍵詞：主觀價值論 政治經濟根源 勞動價值論
一、主觀價值理論的發展歷程
(一)主觀價值理論的理論淵源
主觀價值觀念，即效用價值的思想早已有之，在近代大致與勞動價值思想同時出現。邊沁的功利原理和自利原理，是主觀價值論的哲學基礎。17世紀英國的巴爾本就認為商品價值是由效用決定。18世紀中葉，瑞士數學家伯努里提出邊際效用和邊際效用遞減的思想。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加里安尼于1750年在《商業與管理》中，從物品的稀缺性論述效用，他認為效用隨物品的稀缺性而變化，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為邊際分析開了先河。西尼爾則從供求關系的角度來考察效用，把效用歸結為人的主觀感受，效用的大小取決于商品供求關系，效用隨供給的增加而減少。意大利經濟學家孔迪亞克在1778年出版的《談商業與政府關系》一書中，就提出了效用價值觀，他認為價值是經濟學的中心問題，而效用則是價值的源泉。孔迪亞克所謂的效用是消費者基于商品消費所得的滿足感而賦予商品的主觀屬性。可以說孔迪亞克是主觀效用價值論的開山鼻祖，孔迪亞克的這種經濟思想迅速地傳播到法、德、英等國，并得以深入和發展。重農學派的杜爾哥和法國經濟學家薩伊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價值看成人們對產品效用的主觀評價。
不過，從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30年代，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古典經濟學占支配地位，效用價值論僅緩慢發展。19世紀30年代以后，古典經濟學的衰落為邊際效用價值論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和刺激。英國的勞埃德被認為是明確以邊際效用來說明價值決定的第一人。愛爾蘭的朗菲爾德提出了邊際成本和邊際需求的概念。法國的古諾較多使用了邊際分析方法。并且是數理經濟學的鼻祖。德國的屠能也使用了邊際分析法，并對馬歇爾產生重大影響。戈森被視為邊際學派的直接先驅者。他1854年發表的《人類關系法則及人類行為規范》中提出了“戈森定律”，即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和效用最大化規律(邊際效用相等規律)，為邊際效用學派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二)主觀價值理論體系的創立與發展
主觀價值理論體系產生于19世紀70年代。英國的杰文斯、奧地利的門格爾、法國的瓦爾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幾乎同時并獨立地提出了具有深遠影響的效用價值論，該理論首先從價值理論開始。然后推進到生產理論和分配理論，進而引發了幾乎整個西方經濟理論的變革。他們認為價值具有主觀性，從而把經濟財貨的價值歸結為主觀價值，并提出用主觀價值(即對人類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觀交換價值(即購買力)來替換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認為主觀價值決定客觀交換價值。奧地利學派在考察價值尺度或主觀價值量的測定時，引申出了邊際效用量決定財貨價值的規律。邊際效用學派認為，價值不取決于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量，而是取決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決于消費者主觀心理上感覺到的邊際效用。效用價值論包括基數效用論和序數效用論兩套原理和方法。在帕累托之前。整個邊際效用學派都是在基數概念的基礎上建立效用理論。帕累托第一次清楚地區分了基數效用和序數效用這兩個概念，并系統地提出了序數意義上的效用理論，即假設商品效用能用第一、第二、第三這樣的序數來計量，從而使邊際效用理論“擺脫”了“主觀感覺不可計量的批評”。而美國經濟學家克拉克提出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則標志著邊際主義學說的完成。20世紀初邊際學派已從異端和支流成為西方經濟學的正宗和主流。
均衡價格論的創立可看作是主觀價值理論體系的發展。馬歇爾在其供求論基礎上對各種相關的價值論進行了綜合：他將效用價值論當作需求的基礎，通過需求價格的引進將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轉化為邊際需求價格遞減規律。推導出需求曲線；將生產費用當作供給的基礎，把實際生產費用看作是勞動的“反效用”和資本的“等待”的總和，通過貨幣生產費用的引入，在邊際生產成本遞減的基礎上推導出供給曲線；然后，由供給和需求所決定的市場均衡價格來解釋價值決定問題。后來，希克斯利用序數效用論推導出需求曲線并擴展了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而最終的集大成者是薩繆爾森。
二、主觀價值論的政治經濟根源
(一)主觀價值論的政治根源
反對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論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主觀價值理論(邊際效用價值)產生的政治根源。19世紀70年代，在政治上，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階段過渡，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由于未能合理地解決利潤與價值規律的關系和平均利潤與價值規律的關系兩大難胚。已遠遠落后于政治、經濟發展的現實，并且最終全面崩潰，經濟學內部發生了深刻的危機。而薩伊的客觀效用價值論也已經不能滿足大資本家的需求。另一方面。19世紀末，由于的廣泛傳播，各國工人運動風起云涌。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資產階級急需一種和勞動完全脫鉤的價值理論來作為自己的理論武器，邊際效用價值論應運而生，西方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邊際革命。以邊際效用學派為代表，在理論內容上把人對商品效用的主觀評價作為商品的價值實體，而人的主觀評價是由人的趨利避害心理決定的，所以價值是由人的心理規律決定的。他們借助于當時的心理學的發展成果，將心理分析引人經濟學研究領域，認為商品價值的實體是商品的邊際效用。所謂邊際效用。按照邊際主義經濟學家的觀念是：消費者在消費某種商品的最后一個單位(或每增加消費一個單位商品或勞務時)所獲得的滿足程度。是一種主觀心理上的東西，商品的價值就是消費者以邊際效用為依據賦予商品的一種主觀的評價，從而形成一種主觀效用價值理論――邊際效用價值論。
邊際效用價值論是“邊際革命”時期西方經濟學乃至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這一時期邊際主義經濟學家們繼承了其辯護性的固有傳統，表現在更加敵視和反對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他們將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觀定位在邊際效用價值論上。這樣一來，商品的價值就和勞動徹底脫鉤，不會留下任何口實說社會的財富都是工人創造的，資產者得到的部分是對工人的掠奪和欺詐。邊際效用價值論被西方經濟學家奉為經濟學全部理論的基礎而沿用至今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主觀價值論的經濟根源
經濟建設的需要是主觀價值論的經濟根源。19世紀末，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階段過渡，古典經濟理論已經不能很好解釋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與現實問題。與此同時，勞動價值論的產生與發展，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和改變著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對當時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來
說，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經完全站穩了腳跟，資本主義已經向世人充分地證明了其相對于封建主義的種種優越性。現在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現有的技術和資源條件下來增加社會財富，提高公眾的生活水平，把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揚光大。即如何搞好經濟建設問題。歸結為一點，，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對消費者來說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支出獲得最大的滿足)。這一問題實際上又是微觀經濟管理問題，即社會對既定的資源量，企業(個人)對既定的資源量如何進行管理。要實現這一點，從微觀的角度來說，就是要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以往的各種經濟理論都無法圓滿地解決這一問題，而邊際效用價值論可為這種分析提供理論基礎。于是以理性經濟人和資源稀缺性的假設為前提。研究在現有生產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始終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目標的邊際效用價值論應運而生。它從需求和效用角度，以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為原則，研究為達到效用最大化的資源和產品在生產與配置中的最優數量和途徑問題：從微觀層次，通過對個人消費者、單個廠商的行為分析，尋求單個產品市場的均衡問題。
總之，邊際效用價值論作為一種資產階級價值理論，從其發展、演變的軌跡看具有明顯的資產階級的功利目的，以效用取代勞動，以效用解釋價值。邊際效用價值論旗幟鮮明地表現出西方庸俗經濟學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發展服務和辯護的特征。
三、對主觀價值論的評價
(一)主觀效用價值論的錯誤與缺陷
邊際效用價值論的根本謬誤在于，把價值歸結為一種沒有社會歷史內容的主觀的永恒范疇，一筆抹殺了價值范疇的社會規定性和客觀性，從而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抗性和剝削性。不僅被用來反對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論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而且具有強烈的為資本主義辯護的色彩。
主觀效用價值論的缺陷深植于其理論體系中。邊際效用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是人對物品的效用(滿足人的欲望的能力)的主觀評價。價值來源于效用，又以稀缺性為前提，其尺度是邊際效用。不能滿足人的欲望的生產資料價值由其生產最終消費品的邊際效用決定。物品的市場價格是供求雙方物品主觀評價達到均衡的結果。效用價值論研究的重點是商品的主觀的使用價值，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從財富的效用到邊際效用。從基數效用到序數效用等。其缺陷主要有下列幾點：(1)效用不能計量。效用價值論的根本錯誤在于違反了確定交換比例的原則。因為，效用價值論所說的效用，是消費者對物品滿足自己需要的一種心理感受和主觀評價。不同的人對同一種商品的偏好和評價是千差萬別的，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對同一種商品的偏好和評價也是千差萬別的。不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通常沒有也不可能用基數或序數來計量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是無法計量的。(2)效用不能說明新價值的創造和舊價值的轉移，因而不能解決價值的補償問題。生產中耗費的價值應在交換中得到補償，這是商品生產發展的內在要求。但是，按照效用價值論的觀點，效用是消費者對商品帶來的滿足程度的評價，消費者在評價某件商品的效用時，是絕不會考慮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生產資料的效用是多少，勞動耗費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轉移。按照效用價值論的觀點，產品的效用決定生產它的生產要素的效用，相應地，產品的價值決定要素的價值，這在現實中顯然是不成立的。(3)效用不能在交換中決定。價值理論的任務是要解釋商品交換的比例和價格的確定。現實情況表明，凡是參與交換的商品，都必須有明確的價格。不存在沒有交換比例或價格的交換活動。但效用價值論所說的效用卻不能在交換中確定，只有在消費者實際開始消費商品后才能做出評價。至于邊際效用，更要等到消費足夠數量的商品之后才有結果。但事實是，消費者在消費他通過交換而得到的商品之前，已經支付了商品的價值或價格，
邊際效用價值論將邊際效用混同于商品價值的基礎和實體，并以此錯誤的理論基礎來證明其系統理論的先進性、科學性。這就使整個理論推理過程充滿矛盾、混亂，使得“邊際革命”以后，西方庸俗經濟學走人了死胡同。
(二)主觀效用價值論的借鑒作用
一、傳統教育經濟學的體系特征
西方歐美教育經濟學的學科理論體系是建立在人力資本理論和價值理論基礎之上，把教育作為可以帶來價值增殖的邏輯起點，因此，它的整個體系結構是以“投資一生產一利潤”過程為系統，把教育過程與物質生產過程作為一個過程來考慮的。在這種構建思路的指引下，除學科基本問題的探討外，他們確定的學科核心體系一般是由教育投資、教育經濟效率、教育經濟收益等內容組成。教育經濟學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如沃爾什、舒爾茨、丹尼森、韋錐、布勞格、希恩、薩卡羅普洛斯等，他們的教育經濟學研究基本上都是這種體系。有學者對西方教育經濟學研究內容進行了專門的統計比較，如下表所示：我國臺灣學者林文達、蓋浙生等所出版的《教育經濟學》大學用書，與西方體系基本上是一致的，特色主要體現在具體材料的不同，他們提供了大量臺灣本土的研究數據。此外，個別內容也有作者的創新。林文達著作增加了“教育市場”一章，分析了教育市場的不完全競爭性以及政府的干預特征。蓋浙生用“教育生產力”概念分析了教育效率的問題。
我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教育經濟學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根據國家圖書館數據統計，自1980年我國第一本教育經濟學問世以來，各種普通教育經濟學著作：即不包括高等教育經濟學或職業教育經濟學）已多達30余本。但是，在這種出版繁榮的背后，我們也感到學術創新的不足，研究內容甚至數據資料都比較一致，學科體系沒有形成突破，更沒有關于這種體系結構的邏輯解說。以人民教育出版社近年所出版兩本教材為例（靳希斌，《教育經濟學》，第三版，2005；范先佐，《教育經濟學》，1999)，靳希斌著作包括緒論共十六章，增加了“教育服務與教育服務貿易”和“教育產權和學校經營”等特色內容；范先佐著作共十三章，增加了“學生資助制度”和“教育發展戰略的選擇”等特色內容。應當說，這些內容都豐富了教育經濟學的研究。但是，它們在教育經濟學體系中居于何種位置，換言之，何以成為了教育經濟學的內容，與其他章節的邏輯關系如何等，書中并沒有清晰的體現或明確的說明。
二、教育經濟學學科性質分析
教育經濟學的基本研究內容已經取得了基本的共識，但具體的學科組織體系仍有很大的差異。這當然并非要求學科體系形成一致，但是，對于當前所出現的認識分歧，我們也應有基本的判斷。其產生分析的主要原因，除了作者個人的學術偏好之外，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對這門學科的性質認識存有分歧，由此而導致研究問題的分野。
對于教育經濟學研究對象認識的不同，也反映了人們對其學科性質認識的差異。由于教育經濟學處于經濟學與教育學的交叉中，所從事研究的學者既有經濟學界的，也有教育學界的，所以，在學科性質上也就有不同的立場。大體上有經濟學立場者、教育學立場者與綜合論者。
其一，經濟學立場者認為，教育經濟學屬于經濟科學體系中的一個新領域，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可稱之為部門經濟學，如工業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商業經濟學等。他們側重于從經濟角度出發，用各種經濟理論來解釋教育現象、預測教育發展、尋找解決教育問題的辦法。
其二，教育學立場者認為，教育經濟學是教育學科群中的新興領域，是一門新的教育學科，通過借助于經濟學的研究而促進人們對于教育學的認識，推動國家的教育投資與學校效益的提高。《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卷》(1985)將其列為教育科學分支學科之一，解釋為是用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投資及其經濟效益的一門學科。
其三，綜合論者認為，教育經濟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它既不是嚴格的部門經濟學，又不是規定的教育科學，具有多學科交叉的屬性，人們從不同立場所進行多學科的交叉研究，更有益于學術的發展進步。確定教育經濟學的學科性質，應該從學科的全部內容出發，視為一門新興的獨立學科。
實際上，關于教育經濟學學科性質的分歧，其實質并非是成立或者不成立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何為”的目的性問題，是人們對認識標準分歧的反映，即如何來認識一門學科的性質問題。我們認為，教育經濟學表面上具有更多的經濟學屬性，這是因為它更多地要借助于經濟學的研究方式，但是，借用的目的恰恰是為教育的改革發展服務，其宗旨又回歸到教育學領域，是一門源于經濟學而回歸教育學的這樣一門交叉學科。若從其學科的目的論考察，我們認為，它更應該體現教育學科的基本性質，是教育學的基本學科。或者說，作為經濟學科的分支，教育經濟學并不足道，但作為教育學科的分支，它卻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學基礎，是該專業學生的必學領域。
三、“五位一體”的板塊體系建構
總的來說，早期的教育經濟學學科體系內容相對單一而顯得單薄，主要是以人力資本理論為基礎，論述教育的投資與收益問題。后來教育經濟學的內容雖有豐富，卻又陷入章節凌亂的困境，缺乏內在邏輯的一致性，缺乏內容的概括性。
我們立足于為教育發展改革服務的教育經濟學立場出發，在充分借鑒經濟學研究方法與成果的基礎上，認為該門學科的體系已經比較豐富，根據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學術原則，整體可形成了“五位一體”的板塊結構體系，即以“教育經濟原理”為主干、以“教育財政”和“學校校能”為實賤兩翼、以“學科概論”和“教育發展”為前后支點，形成了從理論到實賤渾然一體的嚴密邏輯體系，這就是（教育與經濟的）“關系——原理（人力資本）——投資——效能——發展”這一基本思路（作為這種體系的創新嘗試，楊克瑞所著《教育經濟學新論》已于200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具體的基本內容與邏輯關系是：
(一）學科概論篇
學科的性質、研究對象以及方法范式的確立，是一門學科發展的前提問題，也是對該門學科體系建構的學科論基礎。教育經濟學的學科建立，首先應在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等方面明確自己的特殊性，并擁有確定的研究方法。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說明，構成了學科概論的核心。此外，關于這門學科成長的學術思想歷程，也是學科研究的重要內容。這是因為，一門學科的歷史研究，既是對前人研究的尊重，也是一項基本的文獻綜述，學科發展的基礎。這樣，學科概論部分的闡述，是該門學科研究的切入點，而決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
(二)教育經濟原理篇
經濟學的研究是從需求與供應之間的矛盾發展為邏輯展開，這同樣是教育經濟學的邏輯起點。但是，教育經濟學的需求首先是從教育的社會需求展開，從分析教育與社會經濟二者的基本關系分析入手，通過實證的分析，揭示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而確立了人力資本理論，構建了學科的獨特理論基礎。教育的經濟功能蘊藏在社會的勞動力之中，它通過提高勞動力素質或各種專門技能，通過勞動者的就業，即現實中的生產過程而實現。因此，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教育需求與供給、教育就業等問題構成了教育經濟的基本原理篇章。
(三）教育財政篇
教育投資的理論研究構成了教育經濟學的核心，甚至成為該學術研究的重要使命。重視教育的經濟功能，就意味著必須重視教育的投資戰略，這就需要對教育投資的標準、內外結構比例、教育投資的效益等問題進行系統的分析，才可得出科學的決策。教育財政問題的研究，既要注意一定經濟發展水平下的教育投資問題，也應重視國際比較問題。此外，教育投資的具體途徑又是多樣的，既可以直接舉辦教育機構，也可以通過資助受教育者的方式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因此，學生資助在世界各國通常也為教育財政問題的基本內容。
(四）學校效能篇
對于學校辦學效能的重視，正是教育學與教育經濟學聯姻的重要成果。這是因為，無論何種性質的學校，其活動本身都以經濟運行為基本內容，體現了資本的投入與產出，如何提供學校的辦學效益，也是教育經濟學研究的熱點問題。教育效能觀的確立，首先必須明確教育的產權及其性質，這首先需要對教育制度有全新的詮釋。在此基礎上，具體展開分析學校資金來源的多元化問題，諸如產學合作、教育融資以及相應的教育成本控制問題等，從而構成了相對獨立的教育效能篇章。
(五）教育發展篇
經濟學對教育的啟示，不僅僅在于學校發展的微觀方面，更重要的還在于一個國家或地區教育的宏觀發展。教育發展問題作為教育經濟學的一個獨立篇章，人們對此往往會有爭議的。特別是將教育經濟學視為經濟學立場的學者，更不會重視這部分的內容，他們認為：“教育經濟學主要是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教育與經濟的相互關系及其變化發展的規律，研究教育領域中經濟投入和產出規律的科學。”3]
關鍵詞：時間；演化經濟學；革命；創新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6)03--0021―08
時間在一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元問題。時間本身是人類認識的對象，同時也是我們感知與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時間概念的內涵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時間觀念的改變，日益改變著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在經濟學領域里，它幾乎成為牽動經濟學快速發展的引線，以至于馬歇爾視時間為“差不多是每一經濟問題的主要困難之中心”[1]2。經濟學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也是時間觀念更新的果實。
一、時間概念的演化
人類對時間的認識是伴隨著人類文化的提升而演化的，不同文化的社會擁有不同的時間觀。在西方哲學史中時間概念的演化可大致分為四個階段：循環時間觀、線性時間觀、近代物理學時間觀以及現代時間觀。
循環時間觀源于古希臘人對太陽、月亮等天體的運動所引起的晝夜、季節變化的感性認識，古希臘的哲學家把具體的周期現象當作宇宙的一般模式，注重事物運動的“周期”變化。這種循環時間是可逆
線性時間觀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降生和最終審判的存在賦予了時間方向性和不可逆性。耶穌之死是獨一無二的，人們只能由此走向神圣的飽含預言實現可能性的未來，歷史從一個預言間隔走向另一個，直至最終審判的到來。這種單向時間的未來是開放的，能動的，由于有可能使耶穌復活從而也是充滿希望的。基督徒將他的一生置于對上帝日益增長的愛中，為了建造上帝在塵世的社區，為了靈魂的得救，個人必須有積極的工作態度。勞動被視為個人最大的快樂以及與上帝取得一致的工具。基督教時間是一種必須得到有效利用但沒有任何質變的時間之流。
近代由于物理學的相對發達，特別是牛頓定律的發現促生了近代物理學意義上的時間，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頓及其追隨者的時間理論。對于牛頓來說，時間只是運動的一個外在參數，它同物質及其運動本身并沒有內在的聯系。這是一種脫離了物質運動的獨立存在的均勻流逝的絕對時間。牛頓的時間還是一種“可逆的對稱時間”，“未來”同“過去”沒有區別，對時間只有量的規定，完全沒有質的區別，沒有對時間的方向的規定。時間不具有方向性，它既不標志著世界的進化，也不標志著世界的退化，只是標志著運動和變化的量的大小。
循環時間和經典物理學的牛頓時間都是一種可逆的、無始無終的客觀時間。后現代主義大師羅蒂曾川“視覺時間”來對之進行批判，這種時間觀將科學作為文化的基礎，將視覺作為認識事物的唯一可信的方式，從而將時間空間化、進而客觀化。牛頓時間由于其堅實的自然科學幕礎成為近代最深入人心的時間理論，并對產生于這個時期的古典經濟學和后來在其基礎上發展的新占典經濟學理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中世紀的線性時間盡管強調時間的一維性，強調時間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但是這種線性時間的現在和過去僅僅是相互外在、互為區別的不同時刻，而不是創造的源泉，從而與現代西方哲學思潮中的強調時間的創造與生成的現代時間理論有著本質的區別。
在時間理論的演變中，最富有革新意義的是現代時間理論的誕生。首先是現代科學的發展突破了牛頓力學的機械論和決定論的時間觀。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空間所發生的事件(鐘表)來標識時間，鐘表在不同的參照系中所標識的時間不同，這同牛頓經典力學的時間觀相悖。著名的“雙生子佯謬”則進―步暴露了包括相對論時間在內的測繪時間的缺陷：由于外在測量標準的不同，使處于不同參照系的人的生命節奏也隨之改變，這是不町思議的。以普里高津所創立的耗散結構理論為代表的非線性、非平衡態熱力學從科學上證明了時間的不可逆性，統計物理學的創始人玻爾茲曼則用幾率的方法從分子運動推導出一個不可逆的演化方程，為現代創生性思維時間理論的誕生提供了堅實的自然科學基礎。
柏格森、胡塞爾與海德格爾是現代始源性時間理論的三個代表人物。從柏格森到胡塞爾再到海德格爾，時間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觀存在而成了具有屬人本性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個不斷生成、創造和超越的過程，柏格森深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并以之為自己的理論基石，他認為牛物的進化是創造的進化，進化的動力是生命沖動。時間與綿延是柏格森哲學的核心，綿延是人的生命的綿延，時間也是人的意識的時間。其中，時間是“一種狀態的連續，其中每一種狀態都預示未來而包含既往”[2]5，在柏格森的時間里每一刻都意味著創造、意味著新質的創生。源自于柏格森理論的時間源始性問題是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哲學共同的核心問題之一。胡塞爾繼續著柏格森的內在時間意識的研究，從“現象學還原”來追尋時間的起源，考慮時間的“原始構成”。胡塞爾認為存在兩種把握時間的方式，一種是通過空間中的運動來把握時間，即客觀時間；另一種則是從人的意識現象中來把握時間即“意識進程的內在時間”[3]72，這種關于經歷的純粹時間、即“顯現的時間”或“意識進程的內在時間”才是真正的、有意義的時間，海德格爾同胡塞爾一樣試圖尋找時間的“原始起源”，只是他不再象胡塞爾那樣從意識現象中尋找，而是轉向“此在的生存過程”。海德格爾將時間視為“此在”對存在的一切領悟，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并非固定靜態的具有規定性的現成存在物，而是處于永恒的流變、展現、生成中的。作為人的“此在”的生存過程是一個不斷生成、超越自己的創造過程，人在這個過程中獲得自己的規定、本質。源始的本真的時間是不斷綻出、涌現、不斷出離自身，富于創造和生成的綿延過程，由于“此在”能感悟到時間性、有限性，從而它有”曾在”、“現在”和“將在”的區分。
近代牛頓時間的主導地位對古典、新古典經濟學的思維方法和理論范式影響巨大；時間觀念的現代變革即始源性時間觀念的誕生在主流經濟學之外的經濟思想中時有體現，對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發展產生了更大的沖擊，影響更為深遠。西方哲學“時間之思”的演變在經濟理論發展中起著重大的作用。
二、牛頓時間觀中的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
經濟學作為一門真正的學科始于17世紀古典經濟學的誕生，這個時期發達的力學背景使古典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將經典力學的研究法則和思維范式運用到自己的理論中來。經典物理學視野中的中頓時間就成為古典經濟理論的時間觀，并深刻影響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成為其理論發展最基本的支點之一。
古典經濟學留給后人的思想遺產主要包括價值理論、人性的自利假設及利益和諧淪。在占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中，時間是計量勞動的參數，如同牛頓運動定律中的t，勞動價值論中的時間是一個客觀的、靜止的、可測量的變量，隨著單位產品勞動時間的延長，產品的價值也會增大。在斯密那里，購
買勞動決定商品的價值，商品的價值量與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成正比。而對于李嘉圖來說，最差勞動條件下生產商品耗費的勞動決定商品的價值，商品的價值僅僅與生產商品的時間有關，而對于商品中由于制度變革、技術創新所可能發生的價值變化不作探討。因而占典勞動價值論主要以靜態時間為分析的座架。
在古典經濟學最杰出的代表斯密那里，分工和交換等與財富生產相關的主題是其理論探討的重要內容之一。由于分工和交換可以成千上萬倍地提高：正效，從而能節約大量的時間。這種時間是一種靜態的牛頓時間，分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從而使單位產品的勞動時間減少，相反，當勞動生產率降低時，則單位產品的勞動時間增加。斯密的生產理論看重分工與交換，生產中的技術、創新及制度、歷史等與財富增加密切相關的主題都不是其研究的重點，因為這些內容涉及到不可逆的時間與時間中的變化與積累。古典經濟學發展至李嘉圖，在斯密那里備受重視的有關社會財富增進的生產過程被完全忽視，財富的分配成為經濟學討論的主題。在資本、利息以及地租等與時間的流逝明顯有關的問題上，牛頓時間觀的主導地位使古典經濟理論的相關解釋難以自圓其說。斯密價值理論的混亂是人所周知的，斯密的混亂一則源于他以牛頓的靜態測繪時間為基礎的勞動價值論，同時他又憑直覺看到了事物隨時間一維流逝所發生的變化。
新古典經濟理論主要內容包括微觀經濟理論中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行為理論、廠商理論和市場理論等，無不以具備完全信息、完備理性、時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為其全部理論得以成立的基本假設，以均衡為基礎，從資源配置的角度對經濟現象進行超歷史分析，拋棄經濟過程中一切以制度為轉移、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因素。在時間觀上，新古典經濟理論并沒有超越占典經濟學的視角，依然是以較為低級的牛頓時間為基礎的，其源淵于古典經濟學的思想很自然地承襲了古典經濟學的牛頓時間視角。
首先，源自于斯密的人性的“自利假設”、作為新古典經濟理論之核心概念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是以牛頓時間為背景的。牛頓時間觀中時間具有同質性、對稱性，時間是一個能包容萬物的容器，時間是靜止的、永恒的，時間中的一切也擁有與之相同的特質。這種時間觀中的經濟人是一個偏好給定、不受制度和文化習俗等因素影響、擁有永恒不變的人性的自我存在。這個原子式的個人擁有完全信息、完備理性、在經濟活動中永遠作著利益最大化的選擇。然而，理性經濟人假設僅是一個有局限性的理論抽象：第一、沒有永恒不變的人性，人性在人類社會的不同階段、不同文化形態中擁有不同的特征。第二、經濟行為中的人永遠不可能獲得相關的完全信息。相反，信息的獲得是同時間有關的。人在時間中所獲得的信息是變化的，從而選擇也會不同。人永遠不可能獲得相關事物的完全信息，就像人無法窮盡時間一樣。第三、人并不具備完全理性。如同人不能獲得完全信息一樣，人也不可能擁有完全理性。因為人在經濟行為中所獲得的相關信息決定著他在經濟過程中的選擇。維克爾斯認為人是時間的創造物，人對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感知同知識量的獲得密切相關，經濟學必須考慮個人在時間、過程中的不同時刻的經濟選擇，知識是積累性的，隨著知識的獲得，經驗的增加，個人不可能回到他的從前，今天他所了解的事是昨天的他所無法想象的，時間流逝，它帶來了經濟行為者新的復雜認知，而行為者今天的選擇與策劃決定了明天的歷史。他進而感嘆：“經濟現實，認識潛能變化的復雜性及相應的個人選擇模式、偏好和決策的不穩定性都被傳統的新古典理論所忽略，新古典理論可以被認為是‘邏輯時間中的故事’”。[4]15
其次，古典與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均衡思想以牛頓時間觀為理論基礎的。均衡思想貫穿于從“斯密教條”到“薩伊定律”再到乩爾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許多人認為古典、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理論只研究“瞬時交易”，它的市場理論只研究市場的運作而對市場自身如何發展并不涉及，歷時制度演化是不存在的。卡爾多在他的《非均衡經濟學》中對此有一段很經典的批評：“在一般瓦爾拉斯模型中，所有m種產品或n種產品都可以在一個市場內實現……，只存在一個所有產品都能在同一個時間出清的價格系統，沒什么要費時間：所有的生產計劃、生產過程、出售意圖和實際的出售，計劃的和實際的購買及商品的消費都在同一個時刻發生。即是說，它通過將時間降為一個維度然后再將它拉長從而每下一個時刻都是上一個時刻原樣的復制，而這樣消解了時間。”[5]20由于相信經濟過程結果會趨向均衡，因而對均衡本身的研究代替了對經濟過程的關注，從非均衡到均衡的過程被忽視了，從而也忽視了過程中的時間。預置了時間的同質性便排除了經濟行為中變化、創新的可能性。
最后，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分析與邊際分析的一系列模型，在分析每一個自變量的變化軌跡之時，無一不以相關變量保持不變為前提，這就使有機的經濟體成為獨立無關的自變量的組合。而在追求用這些獨立變量的數學關系來建立數學模型的過程中，作為工具的數學逐漸成為經濟學理論的目的，使經濟學日益成為一個“不可能再作任何進一步改進和完善的‘數學水晶’，一個要么正確要么不正確沒有折中方案的僵硬東西”[5]60。這種數學化做法體現了形而上學的特點，這種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將研究的對象加以簡化和分割，通過歸納或邏輯演繹或數學推理得出想要的結論，并能通過下一層次的推導和證明來驗證前而的結論并依此發展理論。西方主流經濟學靜態均衡分析中，時間常常作為其經濟模型的一個向量，如同牛頓定律中的t與-t，只要知道了初始條件，我們既能預知所有的后繼狀態，也可以推出先前的狀態，一切都是確定的。新占典經濟學受這種決定論的影響，認為通過一系列的假設，設定經濟系統的初始條件即可確知經濟過程的結果。
牛頓時間觀導致了以之為基礎的新古典理論時間缺位的假象，時間是同質的、對稱的、可逆的――任何一個交易同另一個交易沒有任何不同，時間是與經濟行為無關的量。關于古典、新古典經濟學的牛頓時間觀所造成的缺點已經引起了人們長篇累牘的批判，其中卡爾多的批判很具有代表性。在著名經濟學家卡爾多看來，一般均衡理論在瓦爾拉斯之后一百年來的發展只是后退而非進步，因為其假設的前提只是比從前更為嚴格從而也更為抽象。瓦爾拉斯均衡原本就是經濟現象的一個“典型事例”，而這個“典型事例”通常與真實的經濟過程完全相反。均衡理論假設價格機制引導一切經濟行為使市場趨于均衡，但價格機制發生的過程與瓦爾拉斯設想完全不同。瓦爾拉斯均衡中只有生產者與消費者兩類人，而在真實的市場中，商人和中間商是市場的制造者，是他們發起了價格變化來調整生產者的供給與消費者的需求，他們依靠“差價”為生，“差價”必須包括利潤和存貨成本以補償未來市場價格跌落的風險。出售和購買的任何差異都會反映在存貨上，這迫使商人必須同時調整其售價和買價以適應市場的動蕩，價格變化的幅度取決于商人對商品價格的預期及對這種預期的堅信程度。數據證明商品價格的動蕩通常十分劇烈。不幸的是，價格的動蕩及與之相連的存貨變化并不是一定的，只有關于未來供需的
預期頻繁變化時才會有價格調整，投機商人的存在更加劇了價格的運動。為了減少時刻面臨的風險，他們會在高價時減少他們的存貨，低價時增加貨存量。商品市場的這些特點無法滿足一般均衡理論的要求。首先，它們不是嚴格理論標準下供需均衡意義上的“市場出清”，市場中存量時時在變，即需求不是超過就是少于供給，即使最短時間內的交易也不是在統一的價格下進行，市場價格在每分鐘都在變化。供給的變化通常是數量信號作用的結果而非價格信號的作用，數量的多少決定價格的高低，價格變化只是反映了供求的變化。經濟過程遠非如一般均衡理論所描述的均衡過程，而是充斥著大量的失業與通脹現象的非均衡。
卡爾多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擊中了其理論的要害。古典、新古經濟學的靜態、可逆的牛頓時間使其不得不忽視經濟過程中的所有隨時間變化而變化因素的存在，如技術革新、制度的歷時演化、風險、經濟行為人的心理預期與選擇以及經濟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歷史的重要性。而這些因素又是真實經濟世界最基本的構成部分，甚至是一切經濟過程的決定因素。新占典理論所探討的常常只是經濟現象的特例。“如果我們想跳出當前的困境，我們必須建構一個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型，這個模型必須從一開始就將時間視為一個持續的和不可逆的過程。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時間，如勞動和資本的供給，對商品的心理偏好，商品的質量和數量或技術知識。”[5]61
三、經濟學的時間革命：演化經濟學
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反思、批判及突圍的嘗試產生了許多富有創見的新的經濟流派，其中演化經濟學由于其獨特的時間視角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富有生命力和發展前景的新領域。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經濟學注重對“變化”的研究，強調時間與歷史在經濟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創新是它的理論硬核。最近20年來，演化的思維、方法與范式有替代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趨勢，這成為20世紀末、本世紀初國際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
演化思想在經濟學中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19世紀上半葉至20世紀初，在西方哲學開始自己的現代轉向時，西方經濟學已經對此有所知覺并作了呼應。在早期的經濟學家馬克思、凡勃倫、馬歇爾及熊彼特等人的經濟理論中，演化思想十分豐富。
馬克思被現代演化經濟學派追認為演化經濟思想的先驅之一。《資本論》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的分析，展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結構和必然滅亡的命運。作為生產力的技術構成了社會制度變革的動力系統，當技術革新有了質的變化，就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人類社會制度的演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思認為，馬克思的社會變遷動力源于一種技術的組織規則和現在產權之間的緊張關系：技術的變化導致生產工藝的進步，而其潛力并不能在現有的經濟組織中得以實現。“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6]68馬克思是從現代時間視角來分析經濟現象的，客觀靜態的測繪時間在馬克思那里也是人類把握時間的一種方式，但他也并沒有忽視時間的一維性、主體性與創造性，其經濟理論中的時間達到了主觀時間與客觀時間的統一，個人時間與社會時間的統一。馬克思既承認經濟現象微觀領域的均衡(如關于價值規律的淪述)，又看到其宏觀層面的非均衡的本質，從而將人類社會的演化視為一個從低級向高級演化的過程。資本、利潤、利息和地租以及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從而也都是一個歷史范疇而非永恒范疇。對時間的深刻認識使得技術創新、制度、歷史這些與歷時演化不可分割的經濟現象成為馬克思研究的重心，從而也使他成為演化經濟學最偉大的先驅。
與馬克思幾乎同時代的德國歷史學派，將演化的方法應用于經濟學中，著眼于經濟積累和增長的研究，強調將經濟學作為一個整體依據歷史的發展進行研究的重要性，反對古典和新古典經濟理論的抽象的、演繹的、靜態的、不看重歷史的分析方法，從而被現代演化經濟學視為先驅。
早在主流經濟學發展之初，經濟學力學隱喻的機械性和牛頓時間視域的局限性就已為當時一些杰山經濟學家如凡勃倫、馬歇爾、熊彼特所發覺并試圖在生物學中尋找經濟思想的源泉。凡勃倫同馬歇爾一樣認為理想的經濟學隱喻應該是生物學而非機械力學，基于對主流經濟學靜態均衡分析的反感，他斷言，在關于演化的經濟理論中，將沒有均衡分析的位置。熊彼特對創新過程的研究使演化經濟學真雁成為一個獨立的理淪分支。他強調經濟過程的非均衡性及質變的作用，變化是一個“創造性毀滅”的過程，企業家和技術創新是其中的核心要素。馬歇爾將經濟學與大自然、生物學及演化作了許多富有趣味的聯系，如將公司的成長與發展喻為“林中樹”，這一類比經過后人的發展對企業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馬歇爾盡力將一維的、不可逆的時間納入他的需求與供給分析中。馬歇爾強調“時間會帶來困難，也會帶來變化，有了變化就有了發展與進步的可能。”[7]60由于意識到經濟生物學發展的巨大困難，馬歇爾最終放棄了自己的以生物學為經濟學隱喻的沒想。以門格爾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試圖將生物進化的觀點引入對社會經濟秩序的分析中，提出社會秩序自發演化的觀點。
可見在早期富有演化思想的經濟學家那里，經濟生物學比經濟力學概念更為復雜，蘊含更為豐富從而也更為符合經濟發展的現實。然而，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進一步“親合”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愈來愈受排斥，最終導致西方主流經濟學拋棄了馬歇爾、凡勃倫等倡導的以生物學為研究方法，繼續它的以牛頓力學為基礎的將微觀靜態均衡分析精致化之路。演化經濟思想的這種淡化緣于20世紀20年代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失敗。20世紀50年代實證主義科學哲學的發展卷起了經濟學數學化的狂潮，新古典經濟學藉此逐漸取得了主流地位。然而此后卻不得不步入門己的極限，被延誤的演化經濟學思想必然以不町遏止之勢逐步受到世人的重視。60年代，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重新發現演化思想，80年代初博爾丁的《演化經濟學》和納爾遜與溫特的經典著作《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標志著演化經濟學的再生。演化經濟學在形成過程中吸收了歷史學派、奧地利學派、制度經濟學派、西方學派、熊彼特主義、管理主義和行為主義等觀點從而使其成為具備獨特視角的經濟理論并在近幾年的發展中高歌猛進。
現代演化經濟學吸收了富有演化思維的經濟思想，以自然科學的最新發展為自己的理論基礎，完成了經濟學時間觀念的革新。這種時間觀念的革新表現在其對經濟學力學隱喻的懷疑，對制度與歷史的重視，對生產過程中的技術創新發生過程的極端關注，以及對創造性、不確定性和非理性因素對經濟過程影響的研究，對新古典理論的完全信息、完備理性、時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批判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歷史主義整體論的方法而非個體主義方法，以動態演化分析法取代靜態均衡分析，用創生性的、演化的思維取代近代經濟學的基礎主義思維：
1．作為理論硬核的創新理論。演化經濟學以現代時間觀為基礎，在現代時間觀中，時間不再是傳統
的可計量、空間化、同質的，而是一維的、不同質、不可測的、流變的。時間有過去、現在與將來，它們都感融于人的心靈，具有屬人本性。人的創造、超越本性賦予具有屬人本性的時間創造性和生成性。演化經濟學從這種流變時間的視界去觀察真實世界的經濟現象，那么變化及變化中的創新就成為研究的主題，并采用動態演化的觀點來看待經濟發展過程。
2．多樣性思維。在思維方法上，演化經濟學認為多樣性本身就是基礎性實在，是演化賴以發生的基礎。“它更注重由無數個體努力帶來的由小的和遞增變化組成的恒穩的‘細流’而不是那些稀少且重大狀況的發明。”[8]108進化是一個試錯過程，一些小試驗會逐漸匯聚成大河，而這些小的試驗最終被選擇為成功的實驗從而得以保存下來。
3．有限理性、搜尋利潤、有限信息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大假設：理性經濟人假設、利潤最大化假設和完全信息假設，被演化經濟學的下述一系列理論所代替：“有限理性”、“企業搜尋利潤行為”和“信息連續、分散”理論所代替。演化經濟學認為經濟變遷是一個動態過程，利潤最大化的實現過程是企業的搜尋信息與追求最優決策的過程，這是一個反復試錯過程。企業在試錯的過程中選擇，由于經濟者過去的經驗，選擇將不會相同，而不相同選擇的積累，構成企業的演化過程。在這個歷史模型中，任何一個事件都是唯一的。
4．經濟過程非均衡。在演化經濟學看來，經濟系統的均衡是相對的，非均衡狀態才是經濟系統的常態，非均衡狀態有向均衡狀態逼近的趨勢，但可能長時間達不到均衡。凡勃倫認為，演化經濟學府是“一種嚴密的理論體系，是一種關于過程的理論，一種逐漸展露序列的理論。”[9]404由于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的稀缺，經濟行為人在決策與選擇的過程中不可能確切知道自己行為的后果。事實上，是人們所擁有的大量的默會知識左右著人們的決策，而這些默會的甚至處于無意識的知識是不可測的。經濟過程并不完全受必然性的控制，相反，許多偶然性因素常常對經濟過程起著關鍵作用，因而經濟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
5．重視制度演化。在演化經濟學的視界里，制度分析被認為是研究經濟現象的最重要的環節。歷史和時間是經濟過程中直接影響著經濟績效的內生變量，二者在制度演化中的意義特殊。演化經濟學將制度的演化視為一個由本能、習慣、習俗變化和技術變遷綜合作用的結果，是人類對環境變化的適應性反應，這個反應的過程同時是一個學習和選扦的過程。制度變遷是一個基于干中學基礎上的試錯過程，其中選擇性模仿至關重要。技術創新、學習與選擇都是在時間中進行的，時間是制度演化的縱軸，時間中的制度演化是一個歷史的、同生物進化類似的過程，正如歷史不能重來一樣，在這里，時間也是不可逆的、不同質的。正是這種獨特的歷史觀、時間觀構成了路徑依賴理論的哲學基礎。路徑依賴強調制度變遷中“人們過去作出的選擇決定其現在可能的選擇”[6]，即制度變遷的初始路徑一旦選定，便會在自我強化機制的作用下，沿著原有的軌跡運行下去。路徑依賴理論本身便暗含了時間的特殊性和一維性以及地點的特殊性和人類理性的有限性。演化經濟學將制度從近代哲學的“目的論”和“預定論”中赦免出來，“經濟過程的路線不再被假定為是在‘事物的自然狀態’中被預告預先確定的或者是由某些神圣的造物主設計出來的。”[10]3，將制度視為一個演化的、不可逆的、具有路徑依賴特征的復雜動態過程，這個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偶然性和創造性，“制度最好被認為是無數互動的個體行為的無意識的結果”[10]3。“這個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包括實質性不確定性，即由信息問題引起的，及程序性不確定性，即由知識引起的，創新者所具有的默會的知識。”[11]167
演化經濟學拋棄了主流經濟學的機械還原論的簡化法，拋棄新古典的以牛頓力學為理論基礎的靜態均衡分析、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及價格理論，試圖在達爾文進化論的理論基石上運用系統的、演化的、整體的觀點建立動態經濟演化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受到強調的是借用進化論概念所提出的自然選擇的經濟思想即創新－選擇機制和有限理性假說。同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相比，演化經濟學由于它對時間、歷史、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對微觀個體差異性、技術創新中技術的多樣性及創新過程的路徑依賴性的重視而更加符合經濟現實。演化經濟學的產生帶來了西方經濟學發展的新方向，其繁榮意味著西方經濟學范式革命的開始。
參考文獻：
[1](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2](法)昂利?柏格森．形而上學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3](德)埃德蒙德?胡塞爾．生活世界現象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
[4]Douglass Vickers，Economics and the Antagonism of Timc[C]．The Univcrsity of Michican Press 1994．
[5]Kaldor，Nicholas．Economics Withoul Equilibrium[M]．University College Cardiff Press 1985。
[6](美)道格拉斯?C?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陳郁，羅華平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Laurent，J．，and Nightingale J．(eds．)Darwin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C]．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1．
[8]Viktor Vanbery．Innovation，Cultural Evolution，and Economic Growth Process and Change．from Approaches to Evo-lutionary Economics[C]．Ulrich Witt．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Ann Arbor 1992．
[9]Thorstein Veblen，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1．22，No．4，1998．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主體性地位
中圖分類號：G424.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宏觀經濟學是經濟類、管理類學生學習專業課程的重要理論基礎。盡管就考試而言，學生表現尚可，然而學生對宏觀經濟學思想的理解與應用并不理想。據此本文擬分析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現狀及原因，在此基礎上探索改進教學方式，以提升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
一、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現狀及原因分析
1、教材內容較為抽象，政治辨別能力較差
宏觀經濟學具有完整的理論體系，表現在假設體系、數學模型與圖形推導具有高度一致性。然而從教學效果來看，學生對數學模型與圖形推導掌握較差，對于假設理論體系背后的經濟思想理解也較為零散。即使通過死記硬背，能夠正確把考試題目做對，但是并不理解數學模型背后的思想。其原因在于，宏觀經濟學是對人類自身經濟生活的思考，是現實生活的高度抽象，其假設剔除了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影響因素，難以與現實生活直接掛鉤。宏觀經濟學每一條規律都具有悖論性質，即單個個體完全有可能不按照這一規律行為。這對一些社會閱歷較為簡單、對自身經濟生存現狀缺乏真正理解的學生來說，會有相當多的困惑和不解。此外，教材本身意識形態判斷力往往不足，宏觀經濟學的教材體系與經濟學有一定的差異，經濟學的一些重要觀點，如剩余價值、異化勞動、階級等在宏觀經濟學現有教材中都沒有得到體現。其重要原因是我國西方經濟學引入課堂的時間較晚，對充分就業、供需分析、勞動力市場等概念和工具的理解和消化不足。由于缺乏這一分析，增加了學生理解宏觀經濟學的困難。
2、教學手段有限，課時缺乏保障
由于宏觀經濟學的抽象性，教師很容易陷入“填鴨式”的灌輸，其表現是課堂上全面講授概念、原理和方法，而不關心如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的學習主體地位得不到發揮學生嚴重缺乏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直接影響教學效果。此外，宏觀經濟學的知識體系多，需要花費大量的課內與課外時間，課時安排上學校往往不能保證。最終導致學生知識應用能力較差，學生只能將精力用于記錄和背誦，用于做題目，而很少主動思考和獨立分析問題，對待現實問題依然會憑感覺回答，而不會用于經濟學經典的問題分析方法。
3、案例教學不足，考核方式單一
案例教學法是培養高素質、實用型和創新能力強的經濟管理人才的重要教學方法，其最大特點是培養重點是學生的知識應用能力。我國學校案例教學法總體上尚處在初步引入階段，與國外高校有著較大的差距。案例分析往往是混雜于教學的課件里面，案例教學課件往往也較為缺乏。目前學校宏觀經濟學的考核主要通過閉卷考試，卷面成績是衡量學生掌握情況的標準。期末考試僅僅是考察記憶和考前突擊能力，這種較為單一的考核形式使學生平時不太注重積累，考前死記硬背，然后作業抄抄了事。為了學生考出好成績，老師需要花更多精力關注學生考試問題，因此往往又把大量時間用于講解練習題，使學生難以全面理解宏觀經濟思想的本質。
二、提升宏觀經濟學效果的建議
1、加強宏觀經濟學的研究
本科生所學習的宏觀經濟學在理論上看似淺顯，然而只有教師的理解水平達到一定深度，才能做到在教學中深入淺出，使得學生掌握起來較為輕松。因此，作為教師本人，不能只是簡單地背課本，對理論的發展歷史及其意義要有更為廣泛的涉獵，對經濟中正在發生發展的熱點問題和前沿問題要有所研究。除了教師自身拓展之外，為促進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應嘗試組建宏觀經濟學教學團隊，組織教師經常進行座談，就宏觀經濟學中各流派對經濟問題的看法、西方經濟學和經濟學之間的關系等進行研討，拓展知識面，使得問題的研究和理解不斷走向深入，以提升教學隊伍整體的素質。
2、突出學生教學中的主體性地位
宏觀經濟學理論性較強，與學生的以往經濟教育背景，與我國的國情差異很大，其特定的概念體系與數學模型讓學生容易感到枯燥乏味，難以將所學與實際生活更好的結合在一起。因此經濟學“填鴨式”教學中最大的弊端是無法調動學生的主動性，體現不了學習的主體地位，無法培養獨立思考習慣，提升不了學習效果。教學過程應該是在教師的引導啟發下，以現行教材為基本探究內容，以學生獨立學習和合作討論為前提，以學生周圍世界和生活實際為參照對象，通過個人或小組等形式，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實際問題。應大力推行案例教學方法，以現實中存在的經濟問題為對象，將經濟理論以更加生動的形式介紹給學生，引導學生使用經濟指標和經濟理論來分析實際問題，提高分析與解決各類經濟問題的能力，進而增強其將來走向社會、適應工作崗位的能力。
3、改進考核方式
根據宏觀經濟學的特點，其考核應改變單一的考試考核方式，轉向采取多元化考核。根據以上分析，宏觀經濟學應以經濟思想介紹、案例等定性分析為主，而定量分析為輔。因此在采用期末閉卷考試考核同時，平時應豐富考核方式。考試考核中減少計算題的比重，而增加學生應用知識對當前經濟熱點問題、經典案例分析的比重，平時課堂討論、小組討論、小論文等也應增加比重。
參考文獻
[1]張新艷.《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探討[J]. 中國外資,2012,275(10):260.
1.體育經濟學的學科特點
1.1 復雜性
體育經濟學是運用經濟學理論研究體育領域經濟現象、經濟活動及其規律的一門應用性、綜合性學科。它是由體育學與經濟學相互滲透、交叉而形成的邊緣學科。作為一門交叉或邊緣學科，體育經濟學既具有經濟科學的屬性，屬于部門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又具有體育科學的屬性，屬于體育社會學科群。體育經濟學的主要經濟理論基礎是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和產業經濟學。對體育經濟學頗具影響的體育社會科學學科，主要包括體育管理學、體育法學、體育營銷學、體育統計學（體育社會經濟統計學）、體育政治學、體育社會學、體育文化學、體育人類學、比較體育、奧林匹克運動等等學科，因此，體育經濟學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復雜性。
1.2 抽象性
抽象性則是體育經濟學的另一顯著特點。不論是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還是產業經濟學，都是以解釋原理為主要任務，而理論本身的任務就是抽象。抽象是從眾多的事物中抽取出共同的、本質性的特征，而舍棄其非本質的特征。例如蘋果、香蕉、梨、葡萄、桃子等，它們共同的特性就是水果。得出水果概念的過程，就是一個抽象的過程。抽象就是抽取事物的共同特征或本質特征，舍棄不同特征。正是這種抽象化能提供幫助人們掌握體育經濟規律和把握體育經濟關系的線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得好“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化學試劑，也不能用顯微鏡，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
1.3 基礎性
對于體育專業的本科學生而言，學習該領域所需的背景知識還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通過體育經濟學的學習就是要建立起基本的學科背景知識，為后續的學習與實踐提供一個知識平臺和基礎。比如，通過學習消費者行為理論，為進一步研究體育消費問題奠定基礎；通過學習生產行為理論，為進一步研究體育廠商決策奠定基礎；通過學習市場結構理論，為進一步研究體育市場競爭和壟斷問題奠定基礎；通過學習微觀和宏觀經濟原理，為進一步學習體育管理原理和解決體育管理實務而奠定基礎等等。
2.體育經濟學課堂教學創新的原則
2.1 學以致用，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在體育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在準確理解教材知識內涵的基礎上，能夠加以變通，靈活運用，通過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讓學生切實感到專業基礎課的實用價值，譬如引入案例教學，用“上大學值嗎？”學生自身涉及的問題作為案例進行教學，使學生試著分析上大學的成本與收益，從而更深入地理解“成本與收益的關系”；另外，可以鼓勵學生參加社會實踐，并將實踐中遇到的問題用經濟學理論進行分析，以增強他們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的意識。體育經濟學的教學通過強調學以致用，來提高學生將理論用于實踐的能力，使學生對體育經濟學的學習實現知識向認知上的飛躍。
2.2 興趣為先導，將快樂元素融入課堂
興趣是學習的無形動力，會對未來的活動起準備作用，并對正在進行的活動起推動作用。因此，在體育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要貫徹以興趣為先導，將快樂元素融入課堂的原則，一定要大量采用新的教學手段，通過深入淺出的方式，實現寓教于樂、提高課堂教學效率的目的。在教學中可以采用課堂辯論、游戲比賽、角色扮演、故事講述、商戰模擬等多種方式，將枯燥的理論內容用各種有趣的形式進行轉化或詮釋，讓學生感到體育經濟學的新奇與樂趣，在興趣的驅動下更好地投入體育經濟學的學習之中。
2.3 嚴謹治學，將課前、課中、課后高效整合
恐怕許多中國人都會熟知馬克思的這段故事。馬克思當年在大英圖書館里寫作《資本論》，固定坐在一個座位上，數年下來，桌子下面竟然留下了磨出的腳印。這段故事正如他所指出的‘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所以，在體育經濟學的教學中，必須貫徹嚴謹治學的學風，教師以身作則精心備課、不斷建設并創新課堂，學生做到課前預習、課堂認真聽講、課后即時復習和完成作業，將有限的時間圍繞教學內容進行有效整合，通過勤學苦練，使學生提高自身的學習能力。
3.體育經濟學課堂教學創新的有效形式
體育經濟學課堂教學創新可以從開場白的主題引入、難點講解創新、理論解析創新、知識鞏固創新等幾方面進行，合理運用名家經典、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多種形式，提高課堂教學的知識性、生動性和趣味性。
3.1 通過熟悉的故事、文藝作品或茶余飯后的熱點問題，引出課堂需討論的理論要點
每堂課的教學作為老師和學生來說，都是一個新的起點，課堂的開場白是提升課堂效率的關鍵點，成功的開場白能促使學生激發學習的興趣，注意力迅速集中，使師生互動進入良性循環，因此，精彩的開場白是課堂成功的關鍵之一。經過課堂實驗，發現通過熟悉的故事、文藝作品或茶余飯后的熱點問題，來引出課堂需討論的理論要點，往往能縮短學生對課堂的陌生感，能迅速融入課堂的教學之中。例如從黃宏、鞏漢林買釘子的小品引出供給的概念、從排隊買奧運門票現象引出彈性問題、從朝三暮四的故事引出消費者偏好的概念、從折扣和優惠券引出價格歧視問題等方法。
3.2 運用名家經典，使學生了解經濟學的核心原理
體育經濟學課程教學的目的與任務在于使學生學習經濟和體育相結合的科學的分析思想和分析方法，掌握經濟學的概念、原理和基本框架，并能運用彈性分析、邊際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及最優化分析等經濟分析方法分析和解釋現實體育經濟問題，并為后繼的其他專業課程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經濟學的概念和原理的闡述是個難點，可以運用名家經典，使學生了解經濟學的核心原理。例如亞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來形象解釋價格理論；薩繆爾森的名言“你可以將一只鸚鵡訓練成為經濟學家，因為它所要學習的只有兩個詞：供給與需求。”從而提出供給與需求的重要性‘深奧無比”的科斯定理，是通過一個簡單的“牛群到舭鄰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來完成的等等。在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中，一些經濟學大家的經典故事和名言使經濟學原理理解起來更為透徹，也使經濟學增添了更多的趣味性。
3.3 借助案例分析，講解帕累托最優和帕累托改善等理論
帕累托最優是以提出這個概念的意大利經濟學家維弗雷多帕雷托的名字命名的。維弗雷多帕雷托在他關于經濟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使用了這個概念。帕累托最優是資源分配的一種狀態，在不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情況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處境變好，也就是一種“雙贏”的理念；帕雷托改善是一種變化，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可以用排隊打水的案例來予以解釋。幾個人拎著水桶在一個水龍頭前面排隊打水，水桶有大有小。他們應該怎樣排隊，才能使得總的排隊時間最短，達到最優。最優化方案是打水的人，按照他們水桶的大小，從小到大排隊。這樣安排，花在排隊上面的總的時間最短。這一案例涉及到了帕累托改善，讓大桶者換到后面去，雖然許多人改善了，但是大桶者本人卻受損了，所以這并不是帕累托改善。通過此番理解，能使學生更好地加強對帕累托最優和帕累托改善等理論的認識。
3.4 利用角色扮演，加深對效率工資和博弈論等理論的理解
效率工資是企業激勵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廠商主動地把雇員工資提高到市場均衡水平之上的一種理論。效率工資雖然提高了工資，但由于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反而使生產成本降低。可以通過“周扒皮”與“王善人”的角色扮演來講解效率工資原理“周扒皮”這一角色是來自于高玉寶《半夜雞叫》中的一個財主，其特點是對長工刻薄，每天半夜學雞叫騙長工多干活，食宿條件差，工資很低；而“王善人”這一角色則是另一個虛構的財主，其特點是對長工非常友善，給較好的食宿條件，給較高的工資，讓長工按正常的作息時間工作。雖然從表面上看“王善人”比“周扒皮”付出了較高的生產成本，但實際上由于長工的勞動效率和勞動質量更高，所以真正的贏家還是“王善人”。通過讓學生進行兩種角色的扮演，加深了對效率工資理論的理解。
博弈論又被稱為對策論，是指二人在平等的對局中各自利用對方的策略變換自己的對抗策略，達到取勝的意義。可以用囚徒困境中警察和小偷的角色扮演來加深對博弈論的理解。
3.5 通過課堂辯論，更好地認識成本與收益等原理
成本也稱生產費用，是指廠商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的支出，即投入的各種生產要素與其價格之乘積的總和。經濟學所說的成本簡言之分為兩種，一是實際發生的成本，即會計成本，另一個是機會成本。會計成本是廠商在生產過程中按市場價格直接支付的一切費用，機會成本是指廠商將既定資源用于生產某種商品時，所放棄的使用同量資源在其他生產用途上所能得到的最高收入。廠商的收益可分為總收益、平均收益和邊際收益。從純經濟學角度看，收益大于成本的預期是人們行為的基本出發點，因而是人類社會的首要理性原則。通過課堂辯論，圍繞“上體育類本科值與不值”的主題，將學生分為正方、反方與觀眾三個部分，正方觀點“上體育類本科值”，反方觀點“上體育類本科不值”，正反雙方展開辯論，最后由觀眾投票決定勝者。通過這樣的課堂辯論，使學生更好地認識了成本與收益等原理，也能有效地調動學生學習體育經濟學的積極性。
3.6 通過例題分析與計算，能進一步鞏固所學知識
在學習體育經濟學的過程中，分析與計算法也是不可或缺的。教師通過原理講解之后，可輔之完成一些選擇或計算題，能促使學生對所學理論進行準確把握，加深對其的理解和認識。例如學習需求和供給的原理之后，可以練習一些選擇題加深印象，如題一，教練員工資提高將使俱樂部產品（）？答案為A.需求增多B.需求減少C.供給減少D.供給增多；題二，假設用于生產運動鞋的皮革價格上漲，結果，運動鞋的供給（），供給曲線向（）平移？答案為A.增加，右B.增加，左C.減少，右D.減少，左。另外，學習了效用理論，可以完成如下計算題，假設消費者小王用80元人民幣全部購買X和Y體育商品，X和Y體育商品的價格分別為100元和200元。①請寫出小王的預算方程并畫出預算線。②當效用最大時，X商品對Y商品的邊際替代率為多少？③為獲得最大效用，他會購買多少單位X和Y商品？如此通過大量例題的分析與計算，使學生對所學知識能進一步加以鞏固和強化。
3.6 結束語
關鍵詞：轉軌經濟學 華盛頓共識 激進式變革 漸進式變革
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基本特點主要包括：從經濟體制方面表現出來的內容來看，是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而從經濟發展模式方面來看，則主要表現為越來越多地依靠于市場機制校正跳躍式發展所形成的社會生產結構，而缺乏經濟核算和生產者激勵機制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則更多的表現為社會再生產循環的困難程度，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增長方式轉變正是從解決這些矛盾的實踐中開始的。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兩分法，主要是針對計劃經濟體制排斥經濟核算、不注重生產者物質利益等重要問題，從而最終采取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方式。
轉型經濟學：超越漸進與激進
本文所指出的所謂的轉型經濟學就是指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轉軌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經濟學視角下的轉換，即經濟學范式轉換。從人類社會有經濟這一現象開始，人類的經濟增長方式就依次經過了多種轉化形式：產品運營、資產運營、資本運營。而隨著人類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很多理論界學者也把知識運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增長方式來運作。因此，可以看出，我國由改革開放以前到現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轉型：其一就是經濟制度的轉型，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其二就是現在理論界一直都在提倡的經濟增長方式與人類實踐模式的轉型，即常見的宏觀與微觀的相互轉型。這兩種轉型都是局部與整體、個別與一般、微觀與宏觀的相互關系。本文以轉型經濟學的兩個重要的代表流派為切入點，分析這種部分與整體、個別與一般以及微宏觀之間的關系，以此來詳細闡述我國經濟兩分法的走向歷程。
（一）華盛頓共識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多數拉美國家陷入了長達10余年的急劇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爆發的經濟困難時期，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認為的實行緊縮的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的限制，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方式，在當時均得到來自于世界銀行的大力支持，即“華盛頓共識”。后來這些觀點又被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隨著全球化的日益盛行，“華盛頓共識”從而形成廣泛的社會認可。
“華盛頓共識”在最初的時期，受到了來自于國際金融組織的熱烈歡迎，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經濟學的教科書知識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認為，國家經濟的轉型必須依靠三大支柱的支持：即價格的自由化、私有化、宏觀經濟的穩定化。價格的自由化也就是在本國經濟中實行自由價格，讓市場價格能在經濟中起引導作用，并為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私有化的支撐與實行可以使最大的市場主體—企業產生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激勵效應，穩定化主要是指宏觀經濟在價格上的持續穩定性，使價格體系能夠隨時對市場上不同的商品稀缺起調劑作用。“華盛頓共識”還認為，國家經濟在轉型中一旦引入市場體制的改革，將很快收獲利益，生產效率也會大幅度提高。因此，轉型必須是激進的、爆炸式的發展模式。
（二）制度經濟學對轉型經濟的觀點
制度經濟學研究是主要以制度作為研究對象，來研究制度對國家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趨勢的影響，以及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又是如何影響制度的演變和發展的。西方現代經濟學各發展流派在不斷的發展完善，而制度經濟學在現當代的轉型經濟學發展領域里是一支特別引人注目的經濟學分支。它強調立足于個體間的互動經濟關系來解釋其所產生的經濟活動，它最先確立了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以此經濟關系作為研究的重要起點，并反過來確定以一個總量的標準如何對整個經濟活動做出一定量的安排后果這一研究思路。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跨度中，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的領域中，頗為引人關注。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現代微觀經濟理論中所提供的制度經濟學這一特殊角度的基礎上的。當前在西方國家對制度經濟學做出很大貢獻并同制度經濟學共同發展的經濟學家主要包括：科斯、諾斯、威廉姆森等。這幾位學者認為：市場之所以能夠充分的發展主要是依賴于足夠的制度建設。在經濟學中最前沿的理論是現代微觀經濟學，這一理論包含了市場信息不完善這一特點。所以，市場良好、持續的運作必須依靠市場提供的完備的信息，這樣才能使市場的經濟主體對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反之，不完善的市場信息將無法保證市場良好作用的發揮。
反思：轉型經濟學的兩種改革道路
回顧我國30多年以來的經濟改革歷程，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第一階段性表現為1979年底召開的以后我國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第二階段是在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時所提出的在我國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三階段是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提出的我國改革目標，即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三個階段被形象地譽為中國經濟的三座里程碑，更是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三個主要階段：改革開放的開始階段即改革實踐過程的設定階段、雙軌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形成和漸進式改革道路發展的確認階段、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軌的階段。從我國經濟發展的視角來看，經濟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經濟改革理論必須是以指導改革實踐、服務于改革實踐為研究對象的一種規范性理論。
（一）經濟改革理論
經濟改革有一個重要的構成要素即經濟改革理論這個基礎性要素，社會在對待經濟體制改革的態度一般是首先強調利益關系，但是并不受自身利益決定，更取決于人們對經濟改革所采取的根本措施是否符合社會公正性的判斷。換言之，亦即社會公眾對社會問題中的公正性的某些基本價值，即國家意識形態的認識。而一旦當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發生變化，那么必將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的變化。這就表現為經濟改革理論研究要受到經濟實踐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在各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由于段性特征不同，相應也有不同的理論出現，但由于理論本身還存在著一定的反復性，勢必導致經濟改革很難從時間上來劃分出清晰的、截然不同的發展階段。
縱觀我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歷程和我國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必須沿著社會主義制度的方向來發展經濟，這點已經在我國學術界得到了共識。這個過程不僅是對原來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大膽突破和揚棄的過程，更是對市場經濟重新認識的過程。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普遍認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三大特征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這也是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對社會主義制度屬性的定義。
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以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形式和體制模式的高度，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的關系、價值規律和市場的關系進行了剖析，得到結論：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仍舊是商品經濟。同時，還進一步提出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從而摒棄了傳統的計劃經濟觀點。而對于我國公有制的改革理論探索，始終貫穿于經濟改革和體制轉型的整個過程中。對于這方面的理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結構上，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中只能是單一公有制的理念，提出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局面必須是混合經濟的共同發展，對社會主義發展的經濟制度進行了重新定義；第二，在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上，對原來傳統的國營經濟形式進行了否定，提出了多種公有制形式的觀點，并使股份制逐漸成為一種公有制的全新形式；第三，在所有制關系方面，面對從宏觀到微觀企業財產組織層面的發展這一主要問題，提出了兩權分離的具有較強實踐性的理論。并引入了西方經濟學對于產權的理論和方法，對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和對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研究和實施，最終解決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問題。
如果從收入分配這一社會現實來看，這一改革不僅改變了傳統的按勞分配的平均主義觀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對效率以及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問題給予了關注。同時還對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提出了理論思考，充分地肯定了勞動力個人所有制和勞動力市場是現實存在的，并提出了要將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緊密結合起來的經濟體制。
（二）商品經濟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
30多年的改革開放，讓理論界對經濟體制的發展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經濟改革理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突破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理論，這一理論是通過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而奠定的理論基礎，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啟動和局部突破提供了重要以及必要的理論基礎。其實這一商品經濟理論就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初期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論原型，這就是所謂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的學術觀點。進入20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學術界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基礎上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理論。以市場取向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經濟改革理論是建立在改革開放全面啟動的基礎上的，并根據當時的經濟體制運行的實際問題而提出的，是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彼此之間關系的一種深入探索，并具有傾向性和過渡性。
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依賴于我國農村的和非國有經濟體制的迅猛發展，我國一方面在實行改革開放，另一方面又在借鑒國外的經濟理論，使得我國的經濟理論由改革初期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理論內容，轉變為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主要取向的改革內容。市場經濟理論比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更加突出了市場的本質、市場的有效調節以及市場經濟在發展運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時還充分肯定了市場的主導可以決定大量的經濟活動這一社會現實，并對生產要素應該進一步商品化、市場化給予肯定。這一過渡性的改革理論為我國更進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隨著西方比較經濟學的引入，以經濟改革理論為理論基礎，理論界重新認識到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存在著不同的經濟體制模式，明確將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劃分為宏觀調控、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微觀基礎企業主體這三個互相有機結合的層次。經過多達十幾年的經濟改革理論和社會實踐的探索和激烈辯論，我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逐漸被確立起來，即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為市場經濟體制。
結論：我國經濟轉型的兩分法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由原來的農村經濟改革轉移到了城市國有企業的經濟改革，并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鋪開。經濟改革的理論研究重心已轉移到了經濟改革的戰略如何選擇的問題上。這一理念主要包括：改革目標的探索、經濟改革的基本思路、經濟改革的基本策略以及主要步驟等問題的涉及和選擇。
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形成的傳統的社會文化、思維模式、風俗習慣、道德觀念等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著改變，但是這種改變是需要在一段漫長的時間積累中培育和引導的。更主要的是，這些內容上的經濟體制是與正式的經濟制度的變化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的。總之，經濟改革理論是與經濟實踐互相作用并不斷發展的，它向前邁進的每一步都是由于隨著改革實踐的不斷深入遇到的需要解決的新問題而提出的，那些不能按照傳統的理論來解決的實際經濟問題都將是理論發展的新起點。
參考文獻：
1.莉.轉型經濟學的“轉型”：超越漸進與激進的兩分法.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