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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少數民族學生；高校；日常管理
中圖分類號：G647？搖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13-0015-02
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培養任務主要是由各類民族院校來承擔的，但隨著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以及國家對少數民族教育的大力扶持，加之近年來高校的大幅擴招，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學生進入非民族類高校學習。而非民族類高校對少數民族學生的教育管理體制尚不健全，導致各種問題不斷涌現。對于非民族類高校中的少數民族學生這一特殊群體，如何做好其日常管理工作，使之能夠與漢族學生融洽相處，已經成為非民族類高校必須考慮和研究的重要問題。民族生的教育和管理不僅是人才培養的問題，更關系到黨的民族政策是否落實。對于維護國家穩定和民族團結、推動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和高等教育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將會直接影響到民族地區的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的復興。
一、高校少數民族學生日常狀況
本文研究以西北大學為例，該校少數民族學生人數眾多，現已達到500人以上，但卻尚未形成一整套有針對性的、行之有效的管理與教育模式。該校是地處西部地區的綜合類院校，在少數民族人才培養方面具有地域與學科優勢，因此承擔著培養少數民族學生的重任。與此同時，也相繼出現了少數民族學生紀律觀念淡漠、人際關系處理不好、缺乏學習興趣、學習成績較差、違反校紀校規等負面現象。但由于民族問題的敏感性和復雜性，這就需要我們對此加以研究，探索出一套適應當前形勢，符合少數民族學生具體情況且行之有效的日常管理模式。為此，我們在該校對少數民族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深入了解少數民族學生的具體情況。我們采用了問卷調查與座談的調查研究方法，共發放問卷170份，回收有效問卷153份，對問卷進行深入分析得出少數民族學生在生活狀況方面具有以下特點。
1.人際交往能力不斷增強，但新疆、少數民族學生依然存在溝通問題。調查顯示，在對“是否愿意與漢族同學同寢室居住”這一問題的回答中有80.21%的少數民族學生選擇了“愿意”；同時，在對“在學校講本民族語言”這一問題的回答中有51.64%的少數民族學生選擇了“從不講本民族語言”，由此可見大部分少數民族學生愿意與其他學生進行交流或溝通，且有一半學生一直使用普通話與其他學生進行溝通，可見，少數民族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也在不斷地提高。此外，新疆、地區的少數民族學生中有73%的同學認為與漢族同學交談偶爾或經常存在困難，可見，新疆、的少數民族學生人際交往能力受到他們語言溝通的約束。
2.小團體現象明顯，缺乏集體意識。在對少數民族學生進行調查過程中發現，在對“是否經常參加本民族學生聚會”這一問題的回答中有64.48%的學生選擇了是，在新疆、少數民族學生中回答經常參加聚會的學生比例為98%。而對于“朋友都是本民族的”這一問題的回答中有3.5%的選擇全部是本民族的朋友，有42.39%的選擇大部分是本民族的朋友，而新疆、少數民族學生98%選擇的是“全部是本民族朋友”或者“大部分是本民族朋友”，由此可見，有接近一半的少數民族學生喜歡結交本民族朋友，存在與本民族同學和睦相處的小團體現象，而這一現象在、新疆少數民族學生中表現的尤為突出。而在我們日常的學生活動經驗中也發現大部分少數民族學生有小團體現象，并不熱心參與學校的各項活動。
3.基礎教育薄弱，學習成績較差。據調查顯示，少數民族學生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中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63%，同時，少數民族學生中有74.72%的來自于我國貧困的西部地區，這使得少數民族學生在中學以前，不僅無法獲得良好的家庭教育，也沒有條件得到更好的基礎教育，加之，語言障礙等因素的存在，少數民族學生普遍存在基礎教育薄弱的問題。
二、高校少數民族學生日常管理現存問題
1.區域文化教育水平差異帶來學習狀態的不適應。在歷史、地域、社會發展等方面的影響下，致使邊疆少數民族同學家庭生活條件較差，基礎教育、個人閱歷都與內地高校的漢族學生存在一定差異。少數民族學生生活的邊疆地區由于教育條件有限，而使得少數民族學生學習基礎薄弱，文化素質普遍較低，知識面窄，自學能力較弱。因此，大部分新疆、少數民族學生在入校后都感到學習上不適應，壓力大，課程難度高，難以跟上進度。
2.民族習慣的差異帶來民族意識的強烈凸顯。所謂民族意識是指各民族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凝結起來的表現在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心理狀態。內地新疆學生從小生長在本民族聚居的地區，在民族文化積淀下形成了本民族的民族意識和強烈的民族情感。他們來到內地大學就讀，生活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希望自己的民族習慣得到大家的認可和尊重，期待在融入學校環境的同時保持純正的民族習慣，民族自我保護意識也隨之增強。甚至由于少數民族學生與同學、教師缺乏有效溝通和必要的理解與信任，使得他們在一些瑣事上的不滿情緒得不到及時的疏導，容易產生一些過激的情緒或行為。
三、高校少數民族學生日常管理問題的解決途徑
1.加強少數民族學生黨員和干部隊伍的建設。注重從少數民族學生中培養一批學生干部，使他們成為學校開展少數民族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得力助手。少數民族大學生黨員和干部因為語言和生活習慣、民族意識等方面的優勢更易親近和了解少數民族學生的思想與心理，能更好地預測民族學生的行為趨勢，能及時、有效地反映少數民族學生中的熱點問題與民族問題。同時，通過這部分骨干可以加強少數民族學生的自我管理，如在學校成立由少數民族學生所組成的民工部、學生組織，以協助相關部門開展檢查少數民族學生的宿舍衛生等，組織少數民族學生活動為主要工作內容，讓他們成為少數民族學生自我管理的重要力量，進而更方便管理少數民族學生。此外，還應該在平時注重對少數民族骨干進行思想素質協調能力、溝通能力等方面的培訓，讓他們能夠更好地協助處理各項少數民族學生所遇到的問題。
2.關注學習，因材施教，切實解決學業困惑。高校應在今后的人才培養目標、教學計劃等方面，專門針對少數民族學生學習基礎差、漢語水平低等問題做有針對性調整。在加大民族學生的基礎課教學學時的同時，還應該注重實踐課程的學習，引導學生學好各類基礎課程，打好堅實基礎，并不斷提高他們解決問題的實踐能力。同時，在班級設置和教師配備上給予傾斜性照顧。任課教師和學生工作人員要明確少數民族學生的學習基礎情況，對其基礎差、底子薄的狀況予以接受，多給予他們鼓勵與幫助，提高他們學習的積極性。此外，還應組織綜合素質全面的學生黨員與少數民族學生結對進行“互幫互助活動”，同時還可以根據學校的實際情況開展一些有針對性的幫助或舉辦各類活動，切實幫助他們提高語言的應用能力和水平。為了拓展少數民族教育渠道，也為培養更多少數民族人才創造更好的條件和環境，學校還應積極開設民族文化、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等相關課程，加強對學生的民族文化教育。
3.提高學生工作人員處理民族事務工作的能力，增強工作前瞻性意識。學生工作人員應樹立“民族工作無小事”的高度工作敏感性和責任心，注重積累處理各類問題的方式方法。學校要建立全方位的民族工作培訓體系，將日常培訓與分類培訓相結合，通過講座、授課、主題論壇等形式輔導學生工作人員學習民族知識、了解民族工作內涵，力求打造一支懂民族工作、熱愛民族工作的學生工作隊伍。
參考文獻：
[1]普麗春.高校少數民族大學生教育管理調查分析[J].民族教育研究，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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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薛徽.內地高校新疆少數民族學生管理工作實踐探索[J].教育理論研究，2012，（02）.
一、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現狀
后，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方面，逐漸擺脫了前蘇聯有關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影響，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心理學的一個層次進行研究，同時構建中國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方向、原則、內容，逐漸將中國民族心理學納入心理學的范疇。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關注。建國以來，民族學界受前蘇聯民族學研究的影響，把主要目標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問題》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在這個定義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四個特征之一，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關注，許多學者著書立學，（注：參見熊錫元：《略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吳團英：《民族心理素質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學刊》1982年第2期；顧學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識別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談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賀國安：《劉克甫談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自我意識》，《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華：《關于“共同心理素質”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內涵、外延進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錫元和吳團英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錫元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一個民族的社會經濟、歷史傳統、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環境的特點在該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為通過本民族的語言、文學藝術、社會風尚、生活風俗、以及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鄉土的眷戀，表現出自己的愛好、興趣、能力、氣質、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吳團英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點，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氣質及民族自我意識等諸種要素構成。”（注：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特點理解方面，學者們大多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具有穩定性、持久性和漸變性；但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識以及民族自我意識均成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代名詞。甚至《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在對民族性格、民族意識、民族感情等詞條的解釋中，均寫著參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興未艾。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發展，一些學者逐漸注意到對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關于民族定義四個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限制，于是開始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納入心理學分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從不同角度對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參見周星：《民族心理論》，《寧夏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國民族心理形成的四個歷史時期》，《理論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凱：《民族心理研究概論》，《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3期；熊錫元：《民族心理與民族意識理論問題補遺》，《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6期；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戴桂斌認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質（包括民族的性格與能力）和民族心態（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及民族情趣等）兩個部分組成。（注：參見戴桂斌：《略論民族心理》，《青海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心理分為民族的心理素質、價值體系、思維方式三個要素。（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認為，民族心理劃分為四個層次八個要素：(1)民族群體價值觀念及其指導下的民族群體規范，包括價值觀念和規范意識以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個因素；(2)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氣質、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練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維方式；(4)民族自我意識。（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戴慶渲認為民族心理結構應該由四個層次八個要素組成：第一層次，民族自識性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層次，民族思維方式；第三層次，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氣質三個要素；第四層次，在價值觀念指導下包括價值觀在內的民族群體規范意識，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道德觀念、民族審美情趣等。（注：參見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李尚凱認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歷史條件影響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愛好、習俗、成見、信念、心理狀態等等精神素質的總和。民族心理的內部結構是多側面、多層次的。可將民族心理分為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和民族自我意識三大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質是該民族在人類種系發展過程中所達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較為穩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認知特點、民族思維方式、民族氣質、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狀態是該民族對社會面貌、社會變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較為不穩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民族情緒和情感、民族興趣和愛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識是對本民族所處社會地位、所具身心特點的自我認識和評價以及對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維護，表現著認識自己和對待自己的統一，包括民族認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氣節、民族中心主義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和民族自我意識的統一整體，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質為基礎。（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韓忠太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在內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內涵是一個民族的成員以先天的神經系統為基礎，在后天的環境作用、教育影響、文化熏陶下，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逐步形成并發展起來的各種心理現象的總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內涵的一般屬性外，還具有“共同”和“素質”兩個根本屬性。從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個民族成員發生的各種心理現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外延只能包含一個民族全體成員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穩定的心理特征。在學科歸屬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屬于民族理論學，民族心理則歸屬于心理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學的范疇。在研究課題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學研究工作者的理論問題之一，他們的研究具有宏觀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則通常以心理現象為單位，具有微觀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則是運用心理學方法，如觀察法、訪談法、問卷法、測驗法、實驗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論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為了解釋斯大林有關民族定義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開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與整個心理學的研究目的聯系起來，即研究民族心理的發生、發展、變化的規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和民族心理是分屬兩個不同學科的概念。（注：參見韓忠太：《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的區別》，《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從以上作者對民族心理的理解來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納為民族心理的一個層面，有的作者則認為兩個概念在含義上大相徑庭。另外，作者們對民族心理包含的內容持不同意見。
第三，個體民族心理研究逐漸興起。如熊錫元對回族、傣族、漢族的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試論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思想戰線》1986年第6期；熊錫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質探微》，《思想戰線》1990年第4期；熊錫元：《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特征論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質時，他認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個民族特征并不明顯，故共同心理素質在其形成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并從強烈的民族意識、開拓與進取精神、心理狀態和與風俗習慣的交織、保族與衛國——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個方面來分析回族的優秀心理素質，同時也指出回族應該防止和克服民族狹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質。”（注：徐黎麗：《試論我國民族心理研究》，《蘭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榮麗貞則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為例，認為祭祀風俗屬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的關系也是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的關系。（注：參見榮麗貞：《蒙古族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淺述》，《內蒙古社會科學》1987年第6期。）蘇世同認為苗族主體心理深受以農耕為基礎的苗族文化的影響，表現出許多優良的心理素質，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質，這在文化風俗上有所反映。（注：參見蘇世同：《論苗文化與苗族主體心理結構》，《吉首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則認為敢于冒險、敢于出家門、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觀念和堅韌不拔的性格、不輕商等是維吾爾人經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這種特征的歷史根源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環境及宗教。（注：參見伊力合木·克力木：《維吾爾族的經商心理及其歷史根源》，《社會學研究》1989年第4期。）還有其他一些學者也對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質進行了研究。如周興茂論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注：參見周興茂：《論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那順呼吁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參見那順：《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閆麗娟、鐘福國論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閆麗娟、鐘福國：《裕固族心理素質透視》，《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淵則綜述了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況，（注：參見南文淵：《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評說綜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國義論述了水族傳統文化心理，（注：參見石國義：《水族傳統文化心理思辨》，《貴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錦論證了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注：參見崔英錦：《略論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黑龍江民族叢刊》1996年第4期。）馬麗華論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展的心理素質，（注：參見馬麗華：《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展的心理素質》，《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討了歐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參見云公保太：《歐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銀軍和楊順清論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銀軍：《試論侗族共同心理素質》，《貴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楊順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質初探》，《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施建業論述了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注：參見施建業：《論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戴小明則對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質進行了對策性研究。（注：參見戴小明：《關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質的思考》，《新疆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從民族發展和繁榮的角度探討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對民族本身發展的影響，旨在幫助少數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點，消除與民族發展有害的心理特點。但由于受民族學界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討論的影響，許多作者對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其實，從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內容來看，均屬于民族心理特點的范疇。
第四，與民族心理相關的問題也成為一些學者的研究課題。如鐘元俊對民族傳統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的關系進行了論證；（注：參見鐘元俊：《試論民族傳統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2期。）郭建榮、郭廣瑛探討了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對科技文化發展的影響；（注：參見郭建榮、郭廣瑛：《論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對科技文化發展影響》，《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張踐認為改造經濟心理是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重要環節；（注：參見張踐：《改造經濟心理是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重要環節》，《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論述了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的關系；（注：參見郭大烈：《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地區要改革開放，必須對民族心理結構方面的不良因素進行調整；（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則認為民族關系和階級關系的相互作用，經過民族和階級交織在一起的微觀環境中介，經過民族心理構成因素和階級心理構成因素疊加滲透在一起的個人心理素質和自我觀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階級心理對民族心理的決定性制約和民族心理對階級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現在既屬于民族又屬于階級的主體行為中；（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李景春討論了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的關系；（注：參見李景春：《論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沈陽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李尚武則比較了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的異同點；（注：參見李尚武：《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比較》，《中國國情國力》2000年第4期。）卜鼎煥論述了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的關系。（注：參見卜鼎煥：《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哲學動態》1994年第12期。）另外，還有學者對“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節，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進行了探討。（注：參見施國光：《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節，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浙江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雖然重點不同，但討論的均是與民族心理有關的問題，其最終目標還是希望通過學術探討，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質對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
心理學界也從改革開放以來開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發展變化規律，但從20世紀80-90年表的有關論文來看，以研究個體民族心理和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為主。如漢族和裕固族兒童心理發展比較研究、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諾族德育心理調查、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調查研究、北方少數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凱將其總結為六類：各民族兒童認知發展的比較研究，各民族個性和品德形成發展的比較研究，民族社會心理行為的比較研究，民族心理衛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凱對20世紀以來的民族心理學研究已經進行了詳細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復。
二、民族心理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這并不是說我國在民族心理學研究方面無懈可擊。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學研究在定位、概念、內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著缺陷。第一，在學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學的定位不正確，即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哪個學科沒有解決。多少年來，心理學研究者總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是以民族為研究對象，但它在心理學方面的內容便決定了它屬于心理學科范疇；民族學研究者則一直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心理學研究內容，但其研究對象又是以民族為基礎，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民族學研究范疇。其實，這兩種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從心理學方面來說，心理學是一門獨特的學科，但心理學的基礎是個體心理學或普通心理學，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許多心理學分支均屬交叉性的學科，如政治心理學、倫理心理學、管理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均涉及到政治學、倫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的內容。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對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是一門集民族學和心理學為一身的交叉性的學科。再從民族學角度來說，民族學雖然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但它研究內容涉及民族歷史、文化、政治、經濟、風俗習慣、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如果民族學研究民族心理，必須具備心理學和民族學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學基礎上產生的民族心理學無疑屬于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即民族心理學與民族學和心理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它同時又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的任務就是研究民族心理發展的軌跡，總結民族心理發展規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學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關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認識分歧很大。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辯論來看，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多達數十種。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說服力，但無論從外延和內涵來看，均缺乏普遍意義上的規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學者將民族心理概括為四個層次和八個要素。這樣雖然能夠全面表達作者對民族心理這一概念的理解，但內涵過于膨脹，外延勢必縮小，而且作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煉性。有的學者則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對民族心理的本質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屬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因此必須采用普通心理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普通心理學是研究心理現象的科學，它包括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即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過程是一個運動、變化和發展的過程，它包括認識過程、情感過程和意志過程等三種過程。人們通過感覺、知覺、記憶、注意、想像和思維實現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過程；并在認識客觀事物的同時，會對客觀事物表示自己的態度，如滿意、喜歡、愛慕、厭惡、憎恨、妒忌、懼怕、憤怒、悲傷等，這就是情感過程。由于人們在進行心理活動時經常會遇到環境的影響，而人不肯屈服于環境，就要立志，擬定計劃和步驟，堅持不懈地執行，這就是意志過程。個性心理特征又稱個性差異，它表現在能力、氣質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識和技能等；氣質則是高級神經活動在人的行動上的表現，是人的相當穩定的個性特點之一，如直爽、活潑、沉靜、浮躁等；性格是人對別人和事物的態度和方式上所表現出來的心理特點，如剛直不阿與弄虛作假等。也就是說，人們的心理現象就是能力、氣質、性格之間的差異性和認識、情感、意志之間統一性的結合。民族心理學作為普通心理學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現象的科學，它也包括民族心理過程和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民族心理過程則是指特定民族認識、情感和意志過程，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則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氣質和性格上的差異。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齡、性別、經歷的人結合起來的共同體，因此民族的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上存在著差異。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氣質、性格等個性心理特征的結合體。（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將其與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則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自我意識或民族意識，還有一些作者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筆者認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中，素質特指民族心理素質，即與民族心理有關的素質，而素質這一詞匯在心理學上則指人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096頁。）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點。所謂神經系統，是由中樞神經系統、外周神經系統和自動神經系統組成。中樞神經系統包括腦和脊髓兩部分，腦有頭蓋骨保護，避免外界的損害；脊髓是腦的延長，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內。神經由中樞系統分支遍布全身，對行為具有整體統一的效能。感覺神經趨向脊髓，而運動神經則遠離脊髓，兩者構成外周神經系統。外周神經系統則包括周身、軀干、內臟等器官的神經系統。（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頁。）自動神經系統則專管營養生長過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環、肺的呼吸之類，它的機能自動進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稱自動神經系統，又稱植物性神經系統。以上所說的神經系統，則是心理產生的條件，一般來說，神經系統越簡單，則心理活動越簡單；神經系統越復雜，心理活動則越復雜。另外，除了這些神經系統以外，感覺器官也是心理產生的條件，如身體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膚，身體內部的動覺、靜覺、觸摸覺及機體覺（如消化器官的飽、餓、渴，呼吸器官的順暢、喘逆等）。（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第115頁。）有了以上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心理現象也能夠表現出來。因此可以說，民族心理素質實際上是指民族心理產生的生理條件，即民族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擁有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心理產生的物質性條件，兩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內容方面，民族學界重視民族心理的宏觀研究，心理學界則重視民族心理的微觀研究。多年來民族學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近年許多學者開始將其納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疇內，并且構建中國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論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仍是許多研究者熱衷探討的問題，即使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也要貫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關于此點，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詳細論述，這里不再重復。但由此可見，斯大林關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學界仍有巨大的影響。心理學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絕大多數成果仍屬于個體民族心理或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領域，如民族兒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衛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有關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可以說，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民族心理理論的研究，而對一些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論的指導；心理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個體民族心理現象和個體民族成員心理現象的探討。這種狀況的存在，雖然表明我國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觀和微觀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時也說明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內容方面存在著差異。如果雙方不及時溝通，差異會逐漸擴大，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得不到有機地結合，民族心理學的發展將受到極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學界和心理學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鑒。我國民族學經過一個世紀以來的發展，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體系和具體的研究方法，這就是實地調查法，它是民族學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謂實地調查，是經過專門訓練的民族學工作者親自進入民族地區，通過直接觀察、具體訪問、居住體驗等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注：參見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頁。）它包括許多具體的調查方法，如觀察與參與觀察、個別訪問、調查會、問卷法、譜系調查法、自傳調查法、定點跟蹤調查法、文物文獻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較研究法、歷史文獻研究法、跨學科綜合研究法、數理統計方法也成為民族學研究的方法。（注：參見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頁。）但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學進行的心理研究問題來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一直束縛著研究者們的頭腦，因此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學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學的實地調查法（親自到民族地區體驗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者為本民族成員，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發展中的共同規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間去，也很難得出客觀和公正的結論，因為民族個體的心理現象千差萬別。一般的學者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依靠文字資料，因此熊錫元先生倡導的使用實地調查法進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要加強民族心理的調查與研究——〈民族心理調查與研究：基諾族〉序》，《民族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學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學研究方法相同，即從選題開始，經過文獻綜述，形成假設；選擇研究類型，對變量進行分類；選擇被試，制訂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資料，得出結論；最后撰寫科研報告。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一般采用非實驗法，而非實驗法又有五種具體方法，它們分別是調查法、測驗法、實地考查法、歷史研究法、地域比較法。（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心理學者使用這些比較規范的研究方法，在個體民族成員心理和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并且對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進行了對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理論方面內容很分散，很難從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總結某一民族或整個中華民族的心理發展規律。另外，民族學和心理學在具體研究方法上有許多雷同之處，但由于雙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許多重復的研究項目出現，改變這種狀況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發展前景
民族心理學是一門新興的、多學科的、交叉性的學科，盡管在定位、概念、內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隨著各民族物質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將受到普遍關注，民族心理學研究前景光明。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進行交流與合作已勢在必行。屬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疇的內容很多，我們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論和民族問題無一不與民族心理有關。例如，在處理兩個民族關系問題時，如果不了解這兩個特定民族的心理現象和心理特點，從而對他們的行為做出預測，就無法制定出解決民族關系問題的對策。筆者在甘寧青地區研究民族關系問題時經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數民族群眾的心理過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時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員之間的糾紛上升為民族關系問題。（注：參見徐黎麗：《甘寧青地區民族關系發展趨勢》，蘭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頁。）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時，如果不考慮各個民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個性心理特征，即使這些政策能夠幫助各個民族發展經濟和文化，他們也不會接受。在西北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盡管從長遠角度來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們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這一政策，因此執行難度較大。（注：參見郭正禮主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疆民族關系的對策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頁。）另外，諸如民族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均與民族的心理活動有關。因此民族學界要深入地進行民族研究，必須與心理學界建立廣泛和長期的聯系。從心理學界來說，盡管心理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日趨成熟，但民族心理學作為它的一個分支，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民族學界長期以來積累的各種實地調查材料和理論研究成果，均可以成為心理學工作者進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學和心理學攜手研究民族心理問題勢在必行。如果合作得當，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將結出累累碩果。
第二，個體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的西部大開發在某種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區的大開發。隨著西部大開發的深入進行，國家、地方政府、社會團體和開發商希望對西部各個民族有個全面的了解。西部各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淀下來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區域自治法和自治條例實施過程中以及在民族經濟和文化發展過程中產生影響，這些影響，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其中，民族心理的積極影響將促進西部大開發各項戰略決策的實行和促進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如維吾爾族和回族善于經商的心理特點則有助于這兩個民族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消極影響則會阻礙西部大開發的順利進行和民族地區發展，如一些民族閉關自守的心理特點則不利于該民族的發展和進步。許多從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學者，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區，調查西部各個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礎上，寫出了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論文，并積極倡導各個民族發揚優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拋棄與民族經濟文化發展不相適應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個民族早目走上興旺發達之路。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進一步實施，個體民族心理研究會進一步深入發展。因為西部大開發的各項政策和法規的實施需要西部各個民族的配合，各個民族要配合國家的戰略決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認識和理解西部大開發對西部各個民族帶來的好處，然后才能在行為上支持和擁護國家的決策。
一、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現狀
后，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方面，逐漸擺脫了前蘇聯有關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影響，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心理學的一個層次進行研究，同時構建中國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方向、原則、內容，逐漸將中國民族心理學納入心理學的范疇。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關注。建國以來，民族學界受前蘇聯民族學研究的影響，把主要目標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問題》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在這個定義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四個特征之一，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關注，許多學者著書立學，（注：參見熊錫元：《略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吳團英：《民族心理素質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學刊》1982年第2期；顧學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識別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談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賀國安：《劉克甫談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自我意識》，《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華：《關于“共同心理素質”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內涵、外延進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錫元和吳團英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錫元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一個民族的社會經濟、歷史傳統、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環境的特點在該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為通過本民族的語言、文學藝術、社會風尚、生活風俗、以及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鄉土的眷戀，表現出自己的愛好、興趣、能力、氣質、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吳團英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點，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氣質及民族自我意識等諸種要素構成。”（注：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特點理解方面，學者們大多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具有穩定性、持久性和漸變性；但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識以及民族自我意識均成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代名詞。甚至《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在對民族性格、民族意識、民族感情等詞條的解釋中，均寫著參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興未艾。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發展，一些學者逐漸注意到對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關于民族定義四個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限制，于是開始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納入心理學分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從不同角度對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參見周星：《民族心理論》，《寧夏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國民族心理形成的四個歷史時期》，《理論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凱：《民族心理研究概論》，《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3期；熊錫元：《民族心理與民族意識理論問題補遺》，《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6期；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戴桂斌認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質（包括民族的性格與能力）和民族心態（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及民族情趣等）兩個部分組成。（注：參見戴桂斌：《略論民族心理》，《青海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心理分為民族的心理素質、價值體系、思維方式三個要素。（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認為，民族心理劃分為四個層次八個要素：(1)民族群體價值觀念及其指導下的民族群體規范，包括價值觀念和規范意識以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個因素；(2)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氣質、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練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維方式；(4)民族自我意識。（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戴慶渲認為民族心理結構應該由四個層次八個要素組成：第一層次，民族自識性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層次，民族思維方式；第三層次，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氣質三個要素；第四層次，在價值觀念指導下包括價值觀在內的民族群體規范意識，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道德觀念、民族審美情趣等。（注：參見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李尚凱認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歷史條件影響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愛好、習俗、成見、信念、心理狀態等等精神素質的總和。民族心理的內部結構是多側面、多層次的。可將民族心理分為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和民族自我意識三大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質是該民族在人類種系發展過程中所達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較為穩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認知特點、民族思維方式、民族氣質、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狀態是該民族對社會面貌、社會變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較為不穩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民族情緒和情感、民族興趣和愛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識是對本民族所處社會地位、所具身心特點的自我認識和評價以及對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維護，表現著認識自己和對待自己的統一，包括民族認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氣節、民族中心主義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和民族自我意識的統一整體，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質為基礎。（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韓忠太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在內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內涵是一個民族的成員以先天的神經系統為基礎，在后天的環境作用、教育影響、文化熏陶下，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逐步形成并發展起來的各種心理現象的總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內涵的一般屬性外，還具有“共同”和“素質”兩個根本屬性。從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個民族成員發生的各種心理現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外延只能包含一個民族全體成員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穩定的心理特征。在學科歸屬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屬于民族理論學，民族心理則歸屬于心理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學的范疇。在研究課題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學研究工作者的理論問題之一，他們的研究具有宏觀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則通常以心理現象為單位，具有微觀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則是運用心理學方法，如觀察法、訪談法、問卷法、測驗法、實驗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論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為了解釋斯大林有關民族定義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開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與整個心理學的研究目的聯系起來，即研究民族心理的發生、發展、變化的規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和民族心理是分屬兩個不同學科的概念。（注：參見韓忠太：《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的區別》，《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從以上作者對民族心理的理解來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納為民族心理的一個層面，有的作者則認為兩個概念在含義上大相徑庭。另外，作者們對民族心理包含的內容持不同意見。
第三，個體民族心理研究逐漸興起。如熊錫元對回族、傣族、漢族的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試論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思想戰線》1986年第6期；熊錫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質探微》，《思想戰線》1990年第4期；熊錫元：《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特征論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質時，他認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個民族特征并不明顯，故共同心理素質在其形成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并從強烈的民族意識、開拓與進取精神、心理狀態和與風俗習慣的交織、保族與衛國——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個方面來分析回族的優秀心理素質，同時也指出回族應該防止和克服民族狹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質。”（注：徐黎麗：《試論我國民族心理研究》，《蘭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榮麗貞則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為例，認為祭祀風俗屬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的關系也是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的關系。（注：參見榮麗貞：《蒙古族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淺述》，《內蒙古社會科學》1987年第6期。）蘇世同認為苗族主體心理深受以農耕為基礎的苗族文化的影響，表現出許多優良的心理素質，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質，這在文化風俗上有所反映。（注：參見蘇世同：《論苗文化與苗族主體心理結構》，《吉首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則認為敢于冒險、敢于出家門、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觀念和堅韌不拔的性格、不輕商等是維吾爾人經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這種特征的歷史根源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環境及宗教。（注：參見伊力合木·克力木：《維吾爾族的經商心理及其歷史根源》，《社會學研究》1989年第4期。）還有其他一些學者也對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質進行了研究。如周興茂論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注：參見周興茂：《論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那順呼吁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參見那順：《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閆麗娟、鐘福國論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閆麗娟、鐘福國：《裕固族心理素質透視》，《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淵則綜述了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況，（注：參見南文淵：《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評說綜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國義論述了水族傳統文化心理，（注：參見石國義：《水族傳統文化心理思辨》，《貴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錦論證了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注：參見崔英錦：《略論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黑龍江民族叢刊》1996年第4期。）馬麗華論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展的心理素質，（注：參見馬麗華：《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展的心理素質》，《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討了歐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參見云公保太：《歐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銀軍和楊順清論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銀軍：《試論侗族共同心理素質》，《貴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楊順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質初探》，《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施建業論述了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注：參見施建業：《論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戴小明則對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質進行了對策性研究。（注：參見戴小明：《關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質的思考》，《新疆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從民族發展和繁榮的角度探討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對民族本身發展的影響，旨在幫助少數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點，消除與民族發展有害的心理特點。但由于受民族學界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討論的影響，許多作者對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其實，從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內容來看，均屬于民族心理特點的范疇。
第四，與民族心理相關的問題也成為一些學者的研究課題。如鐘元俊對民族傳統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的關系進行了論證；（注：參見鐘元俊：《試論民族傳統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2期。）郭建榮、郭廣瑛探討了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對科技文化發展的影響；（注：參見郭建榮、郭廣瑛：《論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對科技文化發展影響》，《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張踐認為改造經濟心理是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重要環節；（注：參見張踐：《改造經濟心理是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重要環節》，《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論述了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的關系；（注：參見郭大烈：《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地區要改革開放，必須對民族心理結構方面的不良因素進行調整；（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則認為民族關系和階級關系的相互作用，經過民族和階級交織在一起的微觀環境中介，經過民族心理構成因素和階級心理構成因素疊加滲透在一起的個人心理素質和自我觀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階級心理對民族心理的決定性制約和民族心理對階級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現在既屬于民族又屬于階級的主體行為中；（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李景春討論了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的關系；（注：參見李景春：《論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沈陽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李尚武則比較了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的異同點；（注：參見李尚武：《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比較》，《中國國情國力》2000年第4期。）卜鼎煥論述了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的關系。（注：參見卜鼎煥：《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哲學動態》1994年第12期。）另外，還有學者對“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節，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進行了探討。（注：參見施國光：《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節，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浙江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雖然重點不同，但討論的均是與民族心理有關的問題，其最終目標還是希望通過學術探討，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質對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
心理學界也從改革開放以來開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發展變化規律，但從20世紀80-90年表的有關論文來看，以研究個體民族心理和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為主。如漢族和裕固族兒童心理發展比較研究、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諾族德育心理調查、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調查研究、北方少數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凱將其總結為六類：各民族兒童認知發展的比較研究，各民族個性和品德形成發展的比較研究，民族社會心理行為的比較研究，民族心理衛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凱對20世紀以來的民族心理學研究已經進行了詳細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復。
二、民族心理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這并不是說我國在民族心理學研究方面無懈可擊。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學研究在定位、概念、內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著缺陷。
第一，在學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學的定位不正確，即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哪個學科沒有解決。多少年來，心理學研究者總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是以民族為研究對象，但它在心理學方面的內容便決定了它屬于心理學科范疇；民族學研究者則一直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心理學研究內容，但其研究對象又是以民族為基礎，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民族學研究范疇。其實，這兩種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從心理學方面來說，心理學是一門獨特的學科，但心理學的基礎是個體心理學或普通心理學，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許多心理學分支均屬交叉性的學科，如政治心理學、倫理心理學、管理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均涉及到政治學、倫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的內容。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對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是一門集民族學和心理學為一身的交叉性的學科。再從民族學角度來說，民族學雖然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但它研究內容涉及民族歷史、文化、政治、經濟、風俗習慣、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如果民族學研究民族心理，必須具備心理學和民族學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學基礎上產生的民族心理學無疑屬于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即民族心理學與民族學和心理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它同時又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的任務就是研究民族心理發展的軌跡，總結民族心理發展規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學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關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認識分歧很大。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辯論來看，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多達數十種。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說服力，但無論從外延和內涵來看，均缺乏普遍意義上的規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學者將民族心理概括為四個層次和八個要素。這樣雖然能夠全面表達作者對民族心理這一概念的理解，但內涵過于膨脹，外延勢必縮小，而且作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煉性。有的學者則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對民族心理的本質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屬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因此必須采用普通心理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普通心理學是研究心理現象的科學，它包括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即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過程是一個運動、變化和發展的過程，它包括認識過程、情感過程和意志過程等三種過程。人們通過感覺、知覺、記憶、注意、想像和思維實現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過程；并在認識客觀事物的同時，會對客觀事物表示自己的態度，如滿意、喜歡、愛慕、厭惡、憎恨、妒忌、懼怕、憤怒、悲傷等，這就是情感過程。由于人們在進行心理活動時經常會遇到環境的影響，而人不肯屈服于環境，就要立志，擬定計劃和步驟，堅持不懈地執行，這就是意志過程。個性心理特征又稱個性差異，它表現在能力、氣質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識和技能等；氣質則是高級神經活動在人的行動上的表現，是人的相當穩定的個性特點之一，如直爽、活潑、沉靜、浮躁等；性格是人對別人和事物的態度和方式上所表現出來的心理特點，如剛直不阿與弄虛作假等。也就是說，人們的心理現象就是能力、氣質、性格之間的差異性和認識、情感、意志之間統一性的結合。民族心理學作為普通心理學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現象的科學，它也包括民族心理過程和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民族心理過程則是指特定民族認識、情感和意志過程，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則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氣質和性格上的差異。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齡、性別、經歷的人結合起來的共同體，因此民族的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上存在著差異。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氣質、性格等個性心理特征的結合體。（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將其與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則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自我意識或民族意識，還有一些作者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筆者認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中，素質特指民族心理素質，即與民族心理有關的素質，而素質這一詞匯在心理學上則指人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096頁。）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點。所謂神經系統，是由中樞神經系統、外周神經系統和自動神經系統組成。中樞神經系統包括腦和脊髓兩部分，腦有頭蓋骨保護，避免外界的損害；脊髓是腦的延長，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內。神經由中樞系統分支遍布全身，對行為具有整體統一的效能。感覺神經趨向脊髓，而運動神經則遠離脊髓，兩者構成外周神經系統。外周神經系統則包括周身、軀干、內臟等器官的神經系統。（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頁。）自動神經系統則專管營養生長過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環、肺的呼吸之類，它的機能自動進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稱自動神經系統，又稱植物性神經系統。以上所說的神經系統，則是心理產生的條件，一般來說，神經系統越簡單，則心理活動越簡單；神經系統越復雜，心理活動則越復雜。另外，除了這些神經系統以外，感覺器官也是心理產生的條件，如身體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膚，身體內部的動覺、靜覺、觸摸覺及機體覺（如消化器官的飽、餓、渴，呼吸器官的順暢、喘逆等）。（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第115頁。）有了以上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心理現象也能夠表現出來。因此可以說，民族心理素質實際上是指民族心理產生的生理條件，即民族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擁有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心理產生的物質性條件，兩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內容方面，民族學界重視民族心理的宏觀研究，心理學界則重視民族心理的微觀研究。多年來民族學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近年許多學者開始將其納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疇內，并且構建中國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論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仍是許多研究者熱衷探討的問題，即使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也要貫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關于此點，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詳細論述，這里不再重復。但由此可見，斯大林關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學界仍有巨大的影響。心理學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絕大多數成果仍屬于個體民族心理或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領域，如民族兒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衛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有關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可以說，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民族心理理論的研究，而對一些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論的指導；心理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個體民族心理現象和個體民族成員心理現象的探討。這種狀況的存在，雖然表明我國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觀和微觀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時也說明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內容方面存在著差異。如果雙方不及時溝通，差異會逐漸擴大，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得不到有機地結合，民族心理學的發展將受到極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學界和心理學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鑒。我國民族學經過一個世紀以來的發展，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體系和具體的研究方法，這就是實地調查法，它是民族學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謂實地調查，是經過專門訓練的民族學工作者親自進入民族地區，通過直接觀察、具體訪問、居住體驗等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注：參見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頁。）它包括許多具體的調查方法，如觀察與參與觀察、個別訪問、調查會、問卷法、譜系調查法、自傳調查法、定點跟蹤調查法、文物文獻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較研究法、歷史文獻研究法、跨學科綜合研究法、數理統計方法也成為民族學研究的方法。（注：參見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頁。）但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學進行的心理研究問題來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一直束縛著研究者們的頭腦，因此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學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學的實地調查法（親自到民族地區體驗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者為本民族成員，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發展中的共同規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間去，也很難得出客觀和公正的結論，因為民族個體的心理現象千差萬別。一般的學者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依靠文字資料，因此熊錫元先生倡導的使用實地調查法進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要加強民族心理的調查與研究——〈民族心理調查與研究：基諾族〉序》，《民族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學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學研究方法相同，即從選題開始，經過文獻綜述，形成假設；選擇研究類型，對變量進行分類；選擇被試，制訂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資料，得出結論；最后撰寫科研報告。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一般采用非實驗法，而非實驗法又有五種具體方法，它們分別是調查法、測驗法、實地考查法、歷史研究法、地域比較法。（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心理學者使用這些比較規范的研究方法，在個體民族成員心理和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并且對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進行了對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理論方面內容很分散，很難從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總結某一民族或整個中華民族的心理發展規律。另外，民族學和心理學在具體研究方法上有許多雷同之處，但由于雙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許多重復的研究項目出現，改變這種狀況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發展前景
民族心理學是一門新興的、多學科的、交叉性的學科，盡管在定位、概念、內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隨著各民族物質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將受到普遍關注，民族心理學研究前景光明。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進行交流與合作已勢在必行。屬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疇的內容很多，我們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論和民族問題無一不與民族心理有關。例如，在處理兩個民族關系問題時，如果不了解這兩個特定民族的心理現象和心理特點，從而對他們的行為做出預測，就無法制定出解決民族關系問題的對策。筆者在甘寧青地區研究民族關系問題時經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數民族群眾的心理過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時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員之間的糾紛上升為民族關系問題。（注：參見徐黎麗：《甘寧青地區民族關系發展趨勢》，蘭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頁。）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時，如果不考慮各個民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個性心理特征，即使這些政策能夠幫助各個民族發展經濟和文化，他們也不會接受。在西北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盡管從長遠角度來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們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這一政策，因此執行難度較大。（注：參見郭正禮主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疆民族關系的對策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頁。）另外，諸如民族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均與民族的心理活動有關。因此民族學界要深入地進行民族研究，必須與心理學界建立廣泛和長期的聯系。從心理學界來說，盡管心理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日趨成熟，但民族心理學作為它的一個分支，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民族學界長期以來積累的各種實地調查材料和理論研究成果，均可以成為心理學工作者進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學和心理學攜手研究民族心理問題勢在必行。如果合作得當，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將結出累累碩果。
第二，個體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的西部大開發在某種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區的大開發。隨著西部大開發的深入進行，國家、地方政府、社會團體和開發商希望對西部各個民族有個全面的了解。西部各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淀下來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區域自治法和自治條例實施過程中以及在民族經濟和文化發展過程中產生影響，這些影響，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其中，民族心理的積極影響將促進西部大開發各項戰略決策的實行和促進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如維吾爾族和回族善于經商的心理特點則有助于這兩個民族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消極影響則會阻礙西部大開發的順利進行和民族地區發展，如一些民族閉關自守的心理特點則不利于該民族的發展和進步。許多從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學者，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區，調查西部各個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礎上，寫出了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論文，并積極倡導各個民族發揚優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拋棄與民族經濟文化發展不相適應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個民族早目走上興旺發達之路。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進一步實施，個體民族心理研究會進一步深入發展。因為西部大開發的各項政策和法規的實施需要西部各個民族的配合，各個民族要配合國家的戰略決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認識和理解西部大開發對西部各個民族帶來的好處，然后才能在行為上支持和擁護國家的決策。
關鍵詞：民俗；傳統節日；民族體育；體育文化
中國傳統的民族節日是人們適應不同時期的社會實踐而逐漸形成的。民族體育源自于民族競技，其文化內容與民俗活動相結合，在節日中作為一種休閑娛樂方式。隨著中國對于民族文化的重視，民族體育在民族節慶中呈現出來，不僅代表了民族性，同時也采用這種方式將極具民族色彩的體育文化傳承發展。隨著現代化的發展進程日益加快，人們的觀念意識也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多元文化的社會環境中，將具有民族代表性的民族體育文化作為民俗節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活動，就會對該文化以這種傳承的形式加以保護，并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實現演進。
一、民俗節慶中民族體育運動的文化內涵
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化是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適應生存環境，且在生存環境中進行生產斗爭而逐漸形成民族特有的文化積淀。民俗節慶是少數民族的文化瑰寶，不僅發揮著促進民族間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且還為民族文化傳承創造了載體。少數民族在民族節慶中，多會開展體育活動，無論是生產類的節慶，還是宗教祭祀類的民族節慶，都與民族體育存在著必然的聯系[1]。比如，納西族、土家族的傳統節日中，會舉行各種體育賽事以作為節日慶祝活動，諸如飛石鎖、打飛棒等等，而廣為熟知的騎馬、射箭等等則是許多少數民族在民俗節慶中必須要舉行的體育活動。這些體育運動都是從最原始的狩獵活動中演化而來。水上少數民族體育運動傳承至今，則是源于漁文化。比如，京族在民俗節慶中會開展游水捉鴨活動；苗族的獨木舟、傣族的賽龍舟都會在傳統的民族節日中舉行；高山族在民族節慶中會舉行頂壺競走等等。由此可見，少數民族的體育運動在民俗節慶中展開，不僅僅是作為節日間的娛樂活動，更是將其作為民族文化。很顯然，民族體育運動都與當地的生產活動存在著直接的關系。進入到商品經濟時代，這些生產活動逐漸被技術更為先進且極具科技含量的工具來完成，于是，生產活動轉化為體育活動[2]。比如，赫哲人的“狗拉雪橇”，西南獨龍族人的溜索和天梯，原本早期是為了適應生存環境而使用的民族交通工具，現在已經成為一種運動項目，同時也將該種運動作為體育文化得以傳承。
二、少數民族民俗節慶中民族體育運動的文化特征
（一）民族體育運動具有民族文化的傳承性
少數民族的節慶往往會與民俗相融合，形成了特有的少數民族文化。少數民族體育就是民族節慶中的一道獨居特色的文化風景。民族體育與社會意識存在著不解之緣，主要在于少數民族生存于特殊環境中，為了對自然現象有所控制而醞釀的各種行為方式成為了原始民族體育活動的萌芽。少數民族對于自然環境中的萬事萬物都賦予了精神色彩，如此而形成了信仰而扎根于意識深處。一些民族體育運動就源于這些信仰，因此會在民俗節慶中舉行，代表著更深層次的文化涵義[3]。伴隨著文體活動在各民族的節日中展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與民族的風土人情和道德規范相融合，成為了民族文化中一部分，由此而使得民族體育運動發揮著民族文化傳承的作用。
（二）民族體育運動實現了人文互動
少數民族的生活環境決定了生活方式，他們要不斷地與大自然搏斗，才能夠生存下去。如果對少數民族的體育文化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狩獵活動，這是古老的生存來源。少數民族的祖先采用這種方式解決生存問題，滿足自己的物質生活。隨著生存環境的穩定，也具備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使得這些古老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習俗。民俗節慶是少數民族定期舉辦的活動，信仰色彩濃重，將體育運動融入到這種民族節慶活動中，不僅為節慶增添了喜悅氣氛，對于民族祖先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種尊重和懷念。民族體育運動作為文化符號，促進了民族體育和民俗文化的水融[4]。民族傳統文化豐富多彩，將體育運動融入其中，民族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這種節日與體育活動的互動，使得民俗節慶的文化內涵更為豐富。
三、民俗節慶中民族體育運動的文化價值
節慶民俗中所開展的民族體育運動將各個民族的文化氣息展示出來，其中所蘊含的豐富文化是不言而喻的。諸如，彝族在節慶中所舉行的跳火繩運動、達斡爾族所舉行的曲棍球運動、藏族的賽牦牛運動等等，都具有鮮明的民族體育文化特點，更是民族體育演變過程的詮釋。
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而言，少數民族體育的延續，融合了各種時代性因素，經過體育文化的積淀而形成了文化結構，民族性決定了民族體育文化的特有風格。目前中國社會處于文化大融合時期，同時也是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正處于傳承的關鍵時期，鑒于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在本質上與體育存在著趨同性，雖然其在顯性上以體育運動的形式呈現，但是這種肢體活動是建立在教育文化的層次之上。特別是當民族體育運動被融入到民俗節慶活動中，就使得體育活動成為了文化的一種表達形式，也可以認為體育運動是以媒介的方式發揮教育功能[5]。
少數民族體育活動帶有濃重的少數民族文化色彩，在民俗節慶中展開，與民俗文化活動產生互動效應，使得民俗節慶不再是單一的紀念性活動，而是更能夠滿足多種民族活動需求，使人們在維護民族文化的同時，還通過體育運動賦予了民族以更富于時代特點的新的涵義。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與民俗文化的融合，如果從民族的原生態的角度研究，其更具有民族文化傳承的價值。
結論：
綜上所述，少數民族節慶中的民族體育運動是民族社會文化的濃縮，特別是在現代的社會中，民族體育更能夠體現人文性特征，在目前的多元文化中獨樹一幟，更為突出文化的傳統型和傳承性。在民族節慶中開展民族體育運用，是以節慶為載體傳承體育文化的一種途徑，以彰顯民族價值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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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軍. 西部少數民族傳統節慶中民俗體育的文化特征及價值[J].成都體育學院學報，2011.37（01）：15-18.
[3]賓津生，蔣心萍，范金玉. 沈陽體育學院學報[J].成都體育學院學報，2010.29（04）：127-130、134.
關鍵詞：民族地區；資源詛咒；傳導機制
一、引言
“資源詛咒”這一概念首次出現在正式文獻中是Auty（1993）在對礦產豐富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時所提出。對于擁有豐富資源的國家來說資源對于經濟增長不見得全是有利的條件，相反可能是一種限制。這種觀點給當時學術界對資源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普遍的看法截然相反。之后的一些學者對于“資源詛咒”這一假說從各自的角度進行了開創性的驗證，取得了豐富的實證結果同時總結了一些理論。
國內學術界對于“資源詛咒”這一命題的時間較晚，相關文獻也只是最近的幾年才開始陸續出現，我們國家對于這一命題的研究尚處在初級階段，尤其對于民族地區的研究更少，并且研究的范圍也比較有限。本文對我國尤其是對民族地區“資源詛咒”問題的存在性以及傳導機制的研究現狀進行闡述，并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建設性意見。
二、驗證“資源詛咒”
（一）省級層面的存在性檢驗
從已有的文獻來看，國內學術界普遍認為在中國“資源詛咒”問題在省級層面是是客觀存在的。徐康寧，王劍（2006）以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為樣本進行了實證分析以后得出了在我國的省級層面“資源詛咒”這一假說同樣成立，我國主要的一些自然資源豐富的省份的豐裕的自然資源條件并沒有成為這些地區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反而成為了制約經濟的增長的因素。胡援成，肖德勇（2007）以各省、自治區以及直轄市的面板數據作為研究的樣本，實證的驗證了我國在省際層面具有“資源詛咒”的事實。張菲菲等（2007）選取了自然資源中的能源、礦產、水、耕地、森林等五種資源，對我國不同種類資源豐裕度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相關關系進行了驗證。結果證實：“資源詛咒”在中國內部區域仍然成立。韓亞芬等（2007）將我國各省區能源生產與消耗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其結果顯示：經濟總量大、增長速度快的省區，能源的消耗量就較大，相反，如果能源的消耗量低；能源儲量就豐富，生產量大的地區，往往就是經濟發展水平和增長速度都較低的地區，出現了“富饒的貧窮”現象。段利民（2009）認為“資源詛咒”在我國省際層面存在，自然資源對于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程度的負面作用，那些具有豐富自然資源的省份其經濟增長往往相對緩慢，自然資源沒有起到對于經濟的促進作用。
（二）特定地區存在性的檢驗
邵帥，齊中英（2008）選取了西部省際面板數據，檢驗了我國的西部地區是否存在“資源詛咒”效應，得出西部地區的能源開發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顯著的負相關性，能源的開發帶來了“資源詛咒”效應。張千友，王興華（2011）分析內蒙古、貴州、寧夏、新疆、云南、青海、廣西等七個民族地區得出現階段民族地區“資源詛咒”效應依然存在。周亞雄，王必達（2011）得出甘肅省經濟增長具有典型的資源依賴型特征，甘肅省在一定程度上面臨著“荷蘭病”的困境。李昊邈（2008）證明了云南省礦產資源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負相關。許彥（2008）認為四川省雖然自然資源相對豐富，由于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不當，資源優勢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導致“自然資源的詛咒”。
（三）對“資源詛咒”存在性的質疑
不同于大多數學者的觀點方穎（2011）認為已有的文獻中普遍將自然資源豐裕程度的度量指標度量為一個和GDP相關的經濟變量的相對值，導致自然資源豐裕程度錯置的指標傾向于得出“資源詛咒”的結論。因此他提出人均概念用來衡量資源豐裕度，進而得出的自然資源的豐裕程度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鄭長德（2006）認為自然資源豐裕度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間呈現出負相關關系，而與經濟增長率間的關系不顯著，甚至可以說不具有統計意義。丁菊紅、鄧可斌（2007）認為“資源詛咒”的命題在我國并不明顯，因此“資源詛咒”這一命題在我國是否成立仍需進一步研究。
三、資源詛咒傳導機制的研究
（一）“荷蘭病”效應
魯金萍等（2009）選取貴州欠發達資源富集區作為實例，證實了該類地區產生了一些不利于經濟發展的現象，如工業產業結構日漸單一、采掘業的迅速發展削弱了制造業的發展、財政總支出中科學事業、科技項以及基本建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逐年遞減等等“荷蘭病”效應的典型體現，最終具有陷入“資源詛咒”困境的可能性。
（二）擠出效應
1.擠出教育投資
我國的民族地區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而且自然資源的開采需要較低的知識技能，資源豐裕地區在資源開采方面相比于其他地區具有比較優勢，而知識的收益相對較低，因此導致這些地區缺少對于教育投資的激勵，大量具有較高技能和知識水平的人才流失，人力資本缺乏成為制約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胡援成，肖德勇（2007）認為在諸多影響資源詛咒的影響因素中，人力資本的投入的影響相比于制度因素等其他因素對資源詛咒的影響在我國的表現最為明顯。李晉枝，趙晶（2013）指出民族地區對于教育的投資不足，從而阻礙了人力資本的積累，繼而又影響了整個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民族認同；中華民族；民族凝聚力
[作者]羅大文，西北政法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西安，710072
[中圖分類號]C9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2)02－0036－006
從民族與國家不重合的角度看，民族包括一國之內的族類共同體和超越一國邊界分布在多個國家的跨國界民族或跨境民族。從二者重合角度看，民族指建立了自己國家的民族，這種民族實現了民族與國家的同一性，是一種國家民族，即國族。本文主要討論一國內部民族與國家的關系，即前一種情況。民族認同是指民族內之認同，而民族國家認同則指國家認同。
一、民族認同張力與民族凝聚力
民族認同是社會成員對其所屬民族或民族國家成員身份的認知以及由此引起的歸屬感、忠誠和奉獻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產生的基礎。它包含兩個方面的認同：族類認同和社會認同。族類認同是民族凝聚力產生的自然因素，即承認彼此為同一族類；社會認同對民族凝聚力的變化起著制約作用。民族認同與民族意識、民族主義聯系密切。民族意識是民族成員對本民族的認同以及對其民族利益的認識、關懷與維護。民族主義則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對本民族的認同、歸屬、忠誠的意識和實踐活動，體現為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強烈認同感和歸屬感，強調民族意識、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民族認同、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是民族成員之間的精神紐帶，能夠把人們凝聚起來。民族認同體現為民族以及民族國家中人們之間的一種精神紐帶。但民族認同也會表現出消極影響，會導致民族之間的對抗與沖突。
指出：中華56個民族已結合成相互依存、統一而不能分割的整體，在這個民族實體里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個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即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感情和道義。即民族認同意識的多層次性。民族的多層次性決定了民族認同發展的層次性。就中國民族認同而言，可以從三個層面理解：一是各民族的內部民族認同(或族群認同)；二是國內各民族之間的整體認同，即國家認同或國民認同，是指公民對祖國歷史、國家等方面的認同，其中也包括對政黨、發展道路等方面的政治認同；三是文化認同。高層次的認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同基礎上可以各自發展原有的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多民族國家中的民族認同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個體同時擁有兩種(甚至多種)不同形式的認同，而是在于在個體的認同層次結構中，把何種歸屬置于優先的級序，并以此作為自己效忠、盡義務和責任的歸屬單位。數據顯示，在所有層級的身份中，我國公民普遍優先認同中國公民身份。如以中國人與本省／直轄市進行區分，考察我國公民對哪一種身份具有更強的認同感，70.53％的公眾表示“首先把自己看作一個中國人”，只有29.47％的公眾表示“首先把自己看作本省／直轄市人”。在多民族國家中，每一個成員在保有各自民族認同的同時，都把國家作為自身最高的認同和歸屬對象，并以此作為自身情感信念、義務責任和行為規范的最高來源，這是民族國家認同關系的理想狀態。
(一)民族認同中的民族與國家
歷史上民族與國家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民族與國家是合二為一的，我國長期流傳的俗語“亡國滅種”就是民族與國家兩個概念合二為一的一個說明。但實際上民族和國家又是不完全重合的。當今世界的許多國家，都是多民族的共同體。在“nation-state”(民族國家)的時代，民族不再是單純狹隘的語言、血緣和狹小的地緣概念。現代民族常常泛指一個country(國家)疆界內的全體人民。如“中華民族”。傳統意義上的“民族”是血緣、宗教、語言的民族，民族國家則是現代化的產物，是區隔和組織人民的現代政治形式。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正是在國家中生成的，民族國家是現代社會人們生存的基本單位依托。
在傳統社會，民族和國家常常被糾結于嚴重的階級對抗或民族沖突之中，受“華夷”觀念支配的民族精神很難成為全國各民族、社會各階層人們共同踐行的道德義務。而居于統治地位的階級，總是將民族和國家的整體利益從屬于他們自己集團的特殊利益，甚至不惜以犧牲祖國的整體利益為代價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下層人民的民族認同和愛國行動，或受歷史條件的制約而難以發揮，或被統治階級利用而成為民族擴張的工具。“在民族國家內部兩大認同之間不可避免的存在的張力關系：一種是種族的、前現代政治的民族認同；另一種是公民身份所具有的公民和政治地位。”格羅斯提出了多民族國家處理民族關系的理性原則。強調在公民國家內將族屬認同與政治認同分離的思想，值得我們深思。多元主義公民國家與部族國家之間的根本區別，在于公民國家在政治上把一個人的族屬、文化、宗教和他的政治身份以及國家成員身份區別開來。公民的文化、宗教或族屬，被視為私人事務，屬于公民社會范疇。作為民主的、多元主義的、理性的現代公民國家，在政治認同與族屬認同分離的情況下，承認了雙重或多重認同的同時存在。不同族裔的公民在遵守憲法，不違背國家根本利益的情況下，自由地發展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只要族群行為不危害法律統治，族群認同便是私人事務”。今天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已成為各民族成員對國家應盡的義務和職責，現代民族必須同時既是公民的，也是民族的。
【關鍵詞】少數民族學生；適應性；多元文化教育
適應，有學者理解為，當個人在進行社會化的過程中，努力通過改變個人所處環境或者自身，使個人與所處環境達到互相協調的能力①。國內對于民族適應性問題的研究起源于20世紀90年代，本文的研究是立足于內地高校少數民族學生適應性問題，通過調研分析，促進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在我國高校的確立。
一、內地高校少數民族學生適應性研究
（一）調查目的和方法
1.研究目的和意義。一方面，內地高校少數民族學生適應性情況是不斷加強高校思政工作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更好的豐富大學生思政教育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打造高素質高水準的少數民族人才隊伍維持少數民族地區安定團結的重要基礎。
2.研究方法。主要采用開放式問卷調查的方法，涉及學習適應性、心理適應性和人際交往適應性三個方面。調研自9月12日開始收集至9月26日止，共收回樣本218份，有效樣本215份，包含15個少數民族，其中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占大部分，另有烏孜別克族、柯爾克孜族等民族學生參與問卷，涉及26所大學，本科在讀學生占99.07%，專科學生占0.93%，性別比例為男性33.49%，女性66.51%，來自城市的有39.53%，來自鄉村的有60.47%；家庭條件優越的占1.4%，困難的占38.14%；大學所在地是東南沿海的占54.88%，在西南地區的占44.19%，東北地區的占0.93%。
（二）調研結果分析
1.樣本整體趨同性和個體差異性相伴。
少數民族學生群體適應性情況普遍不容樂觀，適應性呈整體趨同性；同時，不同院校的少數民族學生也存在適應性方面的差異，就讀高校的層次和來內地求學時間長短的不同也是造成適應性差異的一項原因。
2.樣本群體帶有明顯的民族特色，有著強烈的民族訴求。
少數民族學生對于民族地區的宣傳、民族文化的傳承、民族L俗的尊重有著較強烈的心理需要，對于開設民族課程、改善民族食堂、提供民族學生展示平臺等有著現實的訴求。
3.樣本有著強烈的上進意識，政治上敏銳，重視個人發展。
超過半數的少數民族學生都有強烈的入黨意愿，并對當前的學習狀態有著憂患意識，積極尋求參與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和社會實踐中去，對未來發展有著長遠的打算。
（三）歸因分析
1.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文化差異是導致適應性問題的最根本原因。
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產生的文化差異必然的帶來文化的沖擊，少數民族學生進入內地高校學習后，要嘗試接收內地高校的主流價值和文化，難免和長期以來從母體文化中吸收的價值和文化產生沖突。
2.近年少數民族地區和內地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是深層次原因。
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大多是自然經濟低水平簡單再生產循環，基礎資源和基礎設施缺乏，制約教育發展速度和教學方式的改革，阻礙了少數民族地區基礎教育的發展，也阻礙了少數民族地區人才的培養和開發。
3.民族地區的不穩定是影響適應性的重要原因。
紛繁復雜的民族問題在我國已經由來已久，民族關系的和諧與否也影響著在內地高校就讀的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狀態。隨著多媒體和網絡技術的發展，網絡上歪曲和夸大民族地區現實情況，往往造成民族學生更強的防備和敵意。
二、增強高等教育教育的包容性：重視多元文化教育模式的樹立
起源于美國的多元文化教育理念是指在一個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國家和社會背景下，各民族文化能夠平等和自由的發展，以豐富整個國家的文化教育資源，保持民族文化繁榮發展。樹立廣闊的文化視角和包容的文化情感，對提高少數民族學生對于跨文化的學習生活的適應性有著重要意義。
（一）加深多元共生的理解，辯證看待“一元”與“多元”的民族關系
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民族關系“一元”與“多元”辯證統一，我們是華夏民族的一元整體，又是多個具體民族的多元單元，我們是漢族一元的主導和各少數民族的多元共享，增強高等教育的包容性需要正確看待我國民族關系的差異性和共同性，立足當前和長遠，用更包容的民族概念理解一元與多元的和諧共生。
（二）從思政教育整體目標出發，不斷增強多元文化教育能力
思政教育在整個教育體系中有著基礎性和保障性的重要作用，對國外成熟的教育理念，我國思政教育模式應有包容和借鑒之意，思政教師要有多元化的工作思路，充分考慮文化差異，多方面的發展學生的認知、情感和修養，為學生營造平等充滿活力的學校多元文化氛圍，創造條件和加強引導培養學生的多元文化意識，更好的傳承民族文化。
（三）教育現代化和民族化結合，切實加強多元文化課程設計和教學
多元文化課程是提高跨文化適應性的有力保障。內地高校少數民族學生的教育必須同時滿足現代高等教育的現代化變革和民族化發展的雙重標準，一方面，通過現代高校專業的教育和培養，培育少數民族學生與主流文化對話和接軌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避免在將來的社會競爭中被隔離和邊緣化②；另一方面，尊重和保護民族文化，加強對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通過對民族文化的創新和加工，重新演繹出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少數民族文化內容。
（四）建立科學合理的多元文化評價體系
多元文化教育模式的順利實施需要切實可行的目標和評價體系，從根本上調整當下教育評價思想，破除長期以來對少數民族學生群體的種種偏見和刻板印象，摒棄傳統的文化教育中存在著測評的局限，教育工作者應該深刻思考、重新測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學生學習能力和認知水平的評價方法，評價體系要既能評價絕大部分學生的認知情況，更要能讓學生用多元文化的視角得到合理的評判，來促進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完整性。
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傳播擔負著多元文化普及和傳播的使命，是我國現代教育應有之義，只有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真正的融入我國教育體系各個環節當中，才能有效的促進多民族文化和諧共生，才能培養出真正有用武之地的現代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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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關鍵詞】少數民族大學生就業心理
少數民族大學生就業現狀調查
大部分高校對少數民族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方向、思路比較明確，較大部分的少數民族大學畢業生實現了順利就業，但是必須看到，隨著大學畢業生的持續增加，往年未安置從業人員、下崗再就業工作人員的大量增加，給少數民族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帶來了更大的挑戰。經調查：以內蒙古科技大學為例，近三年，少數民族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就業率為65.62%。與普通畢業生相比處于較低水平。
筆者對內蒙古科技大學200名少數民族學生（以大學三年級學生為主）進行了調查。根據調查顯示：86.27%的少數民族學生認為在臨近畢業的時候感覺到就業壓力大，就業目標不明確，競爭力差，沒有自信，這主要是由于平時積累少，專業技能不過關造成的。68.40%認為平時獨立性較強，小團體主義明顯，尤其是與本民族學生抱團，與其他民族學生交流不多，造成在畢業時感覺表現力不強，不能最大限度發揮自己的表現力。閑暇大部分時間以上網游戲，看電影等形式度過，沒有很好進行專業學習與研究。89.16%認為，學校的教育資源較少，課程設置不合理，對少數民族學生的要求不夠嚴格，造成了部分學生過關大吉的心理，不愿進取，考試應付。74.10%擔心不能適應其它地方的工作與生活環境，堅持選擇回生源地進行工作，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少數民族畢業生擇業范圍小，無形中搶奪就業資源，增大就業難度。另外，調查顯示79.26%學生表示對自己將來從事的職業有要求，64.0%認為實現理想職業的可能性不大。56%的人認為學校提供的就業資源有限，認為學校除了在就業信息欄公布用人單位信息外，應該做好多渠道就業指導，比如考取公務員、特崗、支援西部等就業手段，這部分人表示對國家的很多相關政策不是很了解，需要教師的點撥與引導。
以上就是針對200名大三少數民族學生進行調查后得出的主要數據報告，通過這一報告，我們不難發現，少數民族學生就業存在很多的問題，需要學校以及社會共同關注，為少數民族學生就業群力群策，既體現教育公平的原則，又體現民族團結的意義，那么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有哪些？筆者試著做以分析，力求找到解決途徑。
原因探析
1、社會歷史原因
由于社會歷史原因，少數民族多居住在邊疆地區，環境惡劣，與中原地區，
交通不便，信息傳達不暢，經濟落后，教育資源相對短缺，進入高校后，與漢族學生在很多方面存在差距，容易形成不良心理情緒，進而不能很好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畢業的時候沒有足夠的積累。
由于學生步入大學年齡大約在十八九歲，正值后青春期階段，自我意識非常強烈，常常表現出敏感、自尊極強、希望自我強大等等心理特征，少數民族與漢民族在文化上的差異是生活方式的明顯不同，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的孩子性格上更具有獨立性，不愿意屈從外界的法規原則，形成不愿意依從外界的觀念，容易形成對本民族強烈的認同感，隨之而來的是對其他民族的排斥與敵意。
2、學校原因
在高等學校大幅擴招的背景下，很多學校的教學資源跟不上學生數量的增長速度，少數民族學生本身來自經濟欠發達地區，文化基礎薄弱，雖然很多高校看到這一問題，設置了民族預科班，讓少數民族學生在進入正式的四年編制大學生活前，有一年的時間進行專業預熱，熟悉環境，但是由于師資力量有限，很多專業課流于形式，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緊跟學生思想動態，沒有給學生切實的指導。
3、自身原因
很多少數民族大學生沒有合理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不能確立明確的職業錨，職業錨的形成是日后學生進步的動力，明確的職業錨是擇業的預想目標，沒有良好的職業錨就不能形成健康的就業觀念，不能樹立良好的擇業觀，勢必影響少數民族畢業生的就業質量。
絕大多數少數民族學生就業觀念淡泊陳舊，對就業缺乏應有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絕大多數少數民族畢業生對以后工作的期望值過高，要求待遇好，環境好，很多學生對就業認識不全面，認為只有到國家機關、國有企業以及事業單位才算就業，很多民營企業則被認為是不穩固不可靠的單位，這也增大了畢業生的就業難度。
解決對策
造成少數民族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通過以上的原因分析，找到對策，對少數民族畢業生的就業以及民族團結進步都具有深遠意義，針對以上原因我們找到幾條解決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就業路徑，解決少數民族學生的就業問題。
1、政府部門應高度重視少數民族學生的就業問題。在就業渠道以及就業方式上向少數民族大學畢業生進行傾斜，在少數民族地區鼓勵企事業單位吸納少數民族畢業生，按照一定的比例進行名額分配，比如在國家事業單位少數民族要占一定數量。在非少數民族地區，在同等學力、能力等條件下應該給予少數民族畢業生一定的優惠政策，比如優先錄取等等。
2、高校從多角度出發為少數民族畢業生就業創造條件
（1）、合理專業設置，科學人才培養
學校應該根據當地經濟發展以及潛在市場的內在需求為依據，不斷優化專業設置、結構調整，拓寬專業口徑，使學校的專業設置與市場的經濟發展相協調。根據少數民族學生的知識水平、領悟能力進行專門的專業設置并自主進行考核，使他們能夠對開設的課程以及技術充分理解掌握，嫻熟用于生產，不可求大求全，一方面沒有實際的針對性；另一方面學生掌握吃力，甚至出現跟不上課程，不能順利畢業的現象。鼓勵畢業生多種渠道就業，改變就業傳統觀念。
（2）、建立健全指導體系，實現對少數民族學生全方位關懷
學校要成立輔導機構，對少數民族大學生進行職業生涯規劃，大學初期，幫助少數民族大學生進行職業生涯規劃，明確目標，分析市場，根據每個人的不同特點進行針對性指導。成立心理咨詢室，培訓真們的心理輔導老師，對出現心理障礙的學生及時關注，使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
（3）、少數民族大學生應該不斷提升自己素質
首先，少數民族大學生應該不斷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 使自己成為社會需要的復合型人才，增強社會競爭力。要不斷加強專業知識的學習， 注重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 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自己強大起來，能夠適應變化市場的需求。其次，進行了良好的職業生涯規劃，在大學期間一定要樹立明確目標，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朝著這個方向努力，或為找工作增加社會實踐發麻，或為繼續深造進行理論學習，不斷武裝自己。
以上我們一調查報告為依據，分析了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就業現狀，原因以及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對少數民族大學生就業以及促進民族團結穩定具有一定的理論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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