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2-19 11:21:58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對雙減政策的看法和建議，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1.觀摩學習課堂教學，加強教師結對互動
要更好地開展結對數學教學工作，實現雙方學校學生對網絡教育資源的和諧有效共享，可以先請鄉村學校教師前往結對城市學校旁聽教師的講課活動，觀摩城市教師如何利用現代化教育資源開展數學教學活動，學習更多先進的教學方法和教育理念，在聽課活動結束后，再將城鄉雙方教師聚集在一起，針對數學教學的內容和方法展開詳細交流。首先由上課的教師對自己課堂教學方案的設計想法進行詳細闡述，加深在場其他教師對課程的理解。再由鄉村學校教師對講課教師的課堂活動進行點評。經過對教學活動的觀摩學習以及雙方之間的交流互動，彼此能夠更加了解對方教師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也能互相學習對方的優秀教學經驗，調整教學形式，以確保結對課堂活動的順利開展。例如，在小學二年級數學“搭配”的教學活動中，鄉村學校教師通過觀摩，可以了解到教師在開展教學活動時，會利用互聯網設備設計開寶箱的游戲，且將學生喜愛的小豬佩奇卡通形象與游戲結合起來，瞬間激發出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學生對游戲展開深入思考，并踴躍回答多種數字排列方法。通過課堂觀摩和教學研討，鄉村教師能夠學會和掌握更多先進的教學方法，教師的專業素養與教學能力也能得到進一步的提升，以教師結對的方式來幫助和促進鄉村教師更好地提升與發展。
2.打造數學同步課堂，共享課堂教學資源
城鄉結對互動，除了教師之間的互動以外，還可以借助網絡的神奇力量，打破學校與學校之間的空間壁壘，讓城鄉學校的學生實現課堂同步學習和互動，真正做到教學共享。這種創新性的結對課堂，充分體現出了“互聯網+”下教育的優越性和便利性，既能讓鄉村學校的學生體會到城市學生的課堂氛圍與學習方式，也真正做到了課堂教學的零距離，兩個學校的學生可以通過網絡展開互動交流，鄉村學校的學生還能回答城市教師提出的問題，學生在這種趣味性的教學課堂中，也更有學習熱情。例如，在開展“認識公頃”教學活動時，教師就可以借助互聯網設備，打造數學同步課堂，鄉村學校的學生可以通過大屏幕觀看城市教師開展的教學活動，還能與教師進行對話，教師先詢問兩邊的學生，都知道哪些面積單位，以及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1cm2、1dm2、1m2的物體分別有哪些呢？雙方學生因為所處的生活環境不同，會說出許多截然不同的答案，城鄉學生也能通過對方的回答開闊自己的思維。隨后，教師在課堂上開展認識1公頃的合作探究活動，鄉村學生在觀看城市學生與教師的互動，以及學生之間的互動合作時，能夠了解和學習到更多新穎的合作學習方法，在以后的數學課堂中，鄉村學校學生也能更好地與教師展開互動交流，積極主動地開展合作探究活動，促進學生綜合素養的有效提升。
3.結對進行教學研討，提升合作課堂效果
“互聯網+教育”背景下的城鄉結對互動教學，要求學校和教師利用好手中的資源與設備，探索更加契合現代社會發展的先進數學教學模式，真正利用信息技術來促進城鄉雙方義務教育事業的優質均衡發展。為此，城市學校和鄉村學校，還要積極利用網絡視頻技術開展結對教研活動，提升同步教研工作的時效性，促進結對教研工作效率的有效提升。例如，在開展線上同步教研工作時，首先由雙方分別介紹本校該年段數學備課組的日常工作，包括如何制訂教學計劃、如何分配集體備課任務、如何命制過關卷和單元卷、如何開展特色活動、如何共享優質資源這五個方面的內容，如此一來，結對教師就會對雙方的備課工作了解得更加細致深入。這一環節結束后，結對雙方備課組教師，再針對單元測試卷的磨卷內容展開交流探討，包括對選擇題、填空題、解答題等主要內容的討論。通過這種線上同步研討的方式，雙方學校教師能夠在互相溝通的過程中，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研討活動也真正做到了求真務實，契合教學新常規的工作要求，與會教師能夠在研討過程中，受到良好引領，提升自身專業素養，確保結對互動教學取得更加顯著的成效。網絡視頻技術為兩校教師開展教研交流工作，構建了更加順暢的渠道和平臺，進一步縮小了城鄉之間的數學課堂教學差距，真正實現了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
4.豐富同步課堂活動，提升學生綜合素養
為了確保城市學校能夠為鄉村學校提供更加優質的幫扶服務，提供支援的學校要從本校學生和被支援學校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在開展同步數學課堂活動前，做好一課三磨工作。要組內進行磨課，其次教研單位內進行磨課，并借助互聯網平臺，實施高質量的同步數學教學活動。這樣的互聯網+數學同步課堂，能夠為雙方學校的學生提供更多互動的機會，大家在交流的過程中各抒己見，碰撞出更多的思維火花。例如，教師可以在數學同步課堂上，設計辯論式的兩校學生互動任務。例如，在開展“觀察物體”教學活動時，教師就可以為學生設計游樂園的生活情境，并在情境動畫中融入加減法的問題，請兩邊的同學動腦思考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最后，雙方學生可以列舉出多種不同的解法，教師引導學生將這些算式列法進行歸類，然后請兩邊的學生分別說說自己更喜歡哪種解法，這種解法叫什么，喜歡這種解法的理由。在雙方的互動過程中，學生能夠養成認真觀察、積極思考的良好學習習慣，與此同時，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也能得到進一步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教師還需要重視教學活動后的教學反饋工作。在同步課堂結束后，雙方教師需要針對課堂教學的情況展開交流，在交流中反思學生在課堂上對知識的掌握情況，以及課堂教學互動情況。通過課后的交流與反思，不斷提高教師的教學能力，確保后續的同步課堂活動取得更好的成效。
5.拓展線上教學模式，拓展學生思維能力
為了更好地實現結對學校之間的優質教學資源共享，學校之間還可以利用天天智慧課堂進行網絡直播教學，共享雙方學校的優秀直播課例；還可以針對數學教學中實踐性較強的內容，開展網絡拓展課程共享活動。通過這兩種結對互動的方式，能夠確保教師與教師、學生與學生、學生與教師之間展開良好的互動，教師在一起觀看直播課例的過程中，可以共同參與教學研討工作，積極發表自己對課例的看法，并通過評論區進行留言互動，雙方教師在評論留言互動的過程中，也做到了互相交流心得和經驗，能夠更好地提升自身的業務水平。學生們在一起觀看拓展課程的過程中，可以共同鉆研和探討教學內容中的實踐部分，以合作的形式來完成拓展課程中的教學任務，實現兩校學生之間的更好交流互動，令學生們的思維能力和知識視野得到更好的拓展。
6.組織線上交換課堂，實現兩校互利共贏
為了更好地實現城鄉教師之間的交流互動，讓學生接觸到更多教師的教學風格，城鄉教師還可以借助信息技術手段，開展線上數學交換課堂活動。這種新的線上教學模式，可以讓兩校教師不走出校門也能參與精彩的教學研討工作，實現兩所學校互利共贏的教學研修效果。例如，在開展六年級數學同步課堂活動時，城市學校教師先為學生講解一堂關于圓的知識的復習整理課，以“圓形是最美的圖形”引出問題，為什么圓形最美，以此來激發學生的思考積極性，引導學生總結出圓形一中同長的特質，隨后，教師為學生展示圓形在生活中的實際運用的照片，引導學生思考和總結圓形區別于其他圖形的特質，通過這種授課方式，為鄉村學生帶來更多不一樣的學習體驗，鞏固學生的數學知識。緊接著，由鄉村地區教師為學生們上一節“生活中的比”數學課，教師以生活中的照片為主線，串聯起整堂課的教學內容，引導學生在實際場景中理解和掌握比不同部分的名稱和比值的概念。在兩校教師默契的配合下，不同學校的學生之間也能充分展開互動，學生們有了更多不同的學習體驗，思路得到了更好的拓展，城鄉學生攜手，共享同一堂精彩的數學課。
7.城鄉結對話“雙減”，開啟數學教育新篇章
在“雙減”政策的倡導之下，如何更好地推進城鄉結對現代化教育工作的有效實施，成了城鄉學校教師首要思考的問題之一。在“雙減”政策之下，城鄉教師可以開展雙減同步課堂，展示全新的數學教育風采，不斷拓展“互聯網+”背景下的數學教育新思路。以“雙減”背景下的數學同步課堂“什么是周長”教學為例，雙方學校的教師首先通過教學研討，深入把握兩校學生的具體學情，在此基礎上，教師們圍繞“周長的認識和測量”“化曲為直”數學思想的運用、“有序數、同邊相加、平移線段”數學方法的運用等內容，設計趣味化的數學教學方案，學生們在由兩校教師共同構建的雙減同步課堂中，體會到了更多學習數學的樂趣，數學思維得到了有效拓展，積累了更加豐富的數學知識經驗和數學學習方法，真正做到了寓教于樂，減壓力不減效率，減負擔不減質量。基于“雙減”之下的城鄉結對教育活動，還要求教師設計更加有效的同步課堂作業管理模式。雙方學校的數學教師，除了要做好前期的協同備課、中期的協同教學以及后期的協同反思以外，還要充分重視前置性作業、課堂作業以及課后作業的有效設計，并且充分落實和完善新的作業反饋策略，有效落實“雙減”政策下的同步課堂作業設計。最后，教師還要在雙減的政策背景下，做好數學教學“增”的工作，主要包括課前對學情差異的準確預見和深入分析、主教和輔教在協同備課時做好任務分配、準確預見同步課堂教學互動，只有做好以上“增”的工作，才能確保異地學校學生與教師“身在遠，聲相近”，體現出更加顯著的線上同步課堂成效。
8.結語
城鄉結對互動離不開雙方的積極配合與共同努力，學校和教師應當從當前的實際情況出發，積極利用網絡設備和網絡教學資源，打造空中課堂、線上課堂、牽手課堂，探索更加高效的結對互動教學模式，加快實現教育公平，讓每個學生都能擁有更加光明燦爛的未來。
參考文獻
（一）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稅收政策。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轉變，必須既要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也要優化區域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協調發展。對現有不夠合理的經濟結構進行大規模的，調整涉及到一系列的稅收政策問題，例如，與轉讓土地使用權和房屋以及其他商品、原材料等貨物有關的土地增值稅、營業稅、印花稅，增值稅的進項稅額與銷項稅額的問題，同破產企業與被兼并企業有關的欠稅問題和虧損結轉的問題，兼并方或受讓方按照國家引導的方向調整生產經營結構應給予的企業所得稅鼓勵問題，以及聯營企業和大型企業集團的所得稅重復征稅問題等。與此同時，還應注重以下問題：1、破產清算是加速經濟結構調整的一項重要舉措，稅收在原則上應該給予支持，但在實踐中還必須注重防止“假破產，真逃債”，即一方面把債務包袱卸給國家，另一方面破產企業的原班人馬和機器設備，卻依舊交由別的企業整體接收的非法行為。
2、我國現行分稅制體制中，對國有企業所得稅，仍然按照企業隸屬關系，將其收入分別劃歸中心和地方；對鐵路、銀行、保險部門的各種收入，也仍然沿用舊辦法，全部按部門匯總繳納給中心。這些辦法，助長了在長期條塊分割治理下所形成的“別人”的資產可以流入，“自己”的資產不得流出的錯誤思想，阻礙了存量資產在更大范圍內進行跨地區、跨部門的重組。
3、稅收只有積極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非凡是大力促進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才有不斷增長的稅源。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正是在于后者會比前者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
（二）對投資和再投資的稅收鼓勵政策。
結合我國在投資結構和投資稅收優惠規定方面存在的問題，專家們提出的政策性建議主要有以下各點：1、從我國投資狀況看，存在著宏觀規模過大，微觀結構失調，不符合產業政策等問題。從財政狀況看，在連年赤字的條件下，平均每年用于投資的稅收減免，仍然高達百億元。因此，今后我國對投資的稅收優惠，應該加強總額控制，引導企業增加自身投入。2、在優惠方式上，盡可能減少采用增列所得稅稅前列支和免除增值稅銷項稅額的做法。3、鑒于我國科技還不夠發達，中小企業居多的實際情況，在投資稅收政策上，不僅要給高新技術企業以積極鼓勵，而且還要給進行技術改造的企業以大力扶持；不僅要給使用新科技成果的企業以鼓勵，還要給從事科技開發的科研單位以更多的支持。4、由于投資方向在地區和結構上存在一些失調，建議對在西部地區并且又是生產中所短缺的資源開發，諸如原油、煤炭金屬和非金屬礦產品等資源開發以及農牧業等的投資，給予應有的稅收鼓勵。5、消費與投資是關系到社會需求與供給的一對重要經濟問題，從我國實際出發，對一些稅收政策作出調整，以采取引導消費、鼓勵投資的政策為佳。6、修改對外商投資企業的減免稅規定，建議以項目優先取代地域性傾斜的政策。7、采取多種靈活有效的投資稅收優惠形式。建議除現有的優惠稅率和定期減免稅以外，還可參考國外的稅收信貸（即延期納稅）、稅收抵免以及加速折舊等形式。
（三）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稅收鼓勵政策。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同第一、二、三產業一樣，也是一種產業，一種非常重要的產業。因此，稅收政策應該積極鼓勵科技發展，非凡是要鼓勵高新技術產業化。專家們建議：1、根據國家有關科技立法，制訂財稅部門鼓勵科技進步條例，使財稅支持科技進步的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規范化的道路。2、稅收鼓勵應該遵守以下原則：服從國家科技發展計劃的原則；不使被鼓勵者產生依靠性的原則；同等鼓勵的原則；財政承受能力的原則。3、凡經財稅機關會同主管部門審查批準的企業和單位，答應其建立科技預備金，以便專項用于研究開發、技術改造和技術培訓的需要。4、中間試驗是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重要橋梁，鑒于其投資大，產品又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產品，因此，應該考慮給予優惠。
（四）關于對外開放與稅收政策。
1、關于涉外稅收政策的調整與完善。我國涉外稅收政策，是國家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擴大而從無到有逐步形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完善之處，如：優惠項目、層次過多，范圍過寬；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之間不平衡，向沿海傾斜；內資企業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財政收入流失等。但這些可視為引進外資、引進技術和治理經驗的成本。專家們認為看問題不能只看成本，而不看收益。比如，就稅收優惠與財政收入的關系來說，廣東省的三個特區和眾多的沿江城市是享受優惠最多的地區，也是生產力最活躍和收入增長最快的地區。從1993年起，該省的稅收連續四年每年以100億元的速度遞增，增速居全國之首。所以，對兩者的關系必須作辯證的分析。盡管如此，專家們認為對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應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建立，對外經濟活動的進一步加強，總結經驗，適當調整我國涉外稅收政策。具體建議：（1）全面清理、歸并現行涉外稅收優惠政策，使優惠政策更為規范、高效、簡明和統一；（2）由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傾斜，轉向產業與區域相結合，以產業優惠為主的政策；（3）在優惠方式的選擇上，可考慮將現行以直接優惠為主方式改為直接優惠和間接優惠方式相結合的多種優惠方式；（4）逐步理順流轉稅的非凡規定，統一進出口稅收政策；（5）完善地方稅的優惠規定。
2、關于稅收國民待遇問題。由于對國民待遇的理解不同，在財稅界大致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國民待遇就是對外國人（包括外國法人，下同）給予本國人完全相同的待遇，因此國民待遇原則和涉外稅收優惠政策是矛盾的，對外資企業實行國民待遇就要取消涉外稅收優惠政策。第二種觀點認為，國民待遇是建立在非歧視原則基礎上的，其基本含義是對外國人的待遇不應低于本國人，因而國民待遇原則與涉外稅收優惠政策并不矛盾，國民待遇原則不排斥給予外國投資者高于內資企業的待遇。第三種觀點認為，國民待遇與涉外稅收優惠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統一的一面，二者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
（五）出口退稅政策。
出口退稅是指一個國家對出口商品退還其已征收的增值稅，使出口商品不含流轉稅。實行出口退稅政策，能夠使本國貨物以不含稅價進入市場，既能達到增強競爭能力，促進出口的目的，又能增強比較利益的透明度，達到互利的目的。它實際上是一種消除出口商品岐視的經濟政策，體現了公平貿易的原則。盡管現行出口退稅政策存在一些矛盾，但我們不能“短視”，只盯住矛盾不放，而應積極加以完善。因此，專家們建議：1、遵循“規范、實效、簡化、統一”的原則，逐步縮小退稅率差異，體現公平待遇；盡可能縮短出口退稅時間，減輕企業籌集困難；兼顧手續簡便和監控嚴密，提高征納效率；兼顧中心與地方利益，有利于退稅政策的持久執行。2、按照全社會的增值稅平均實際負擔率，結合對某些差異的微調，確定一個退稅率，定期公布執行，基本做到征多少退多少，使企業消除顧慮，放手經營。3、為了做到退稅的橫向公平，建議將現行出口分別外貿與生產企業按照進價與銷價（FOB）計算增值稅改為一律按照進項金額計算增值稅。4、結合調整出口退稅率和統一退稅計算方法，建議將企業的增值稅負擔歸集于“不宜抵扣率”之中（不宜抵扣率等于法定稅率減出口退稅率）。這樣做的好處，是企業負擔明確，便于操作治理。5、用稅法約束出口退稅時間。可以考慮在申請單位辦齊出口退稅手續后2個月退還稅款，逾期由稅務機關承諾按銀行貸款利率給予補償。6、建立職責明確、審核有序的出口退稅治理系統。由日管機關負責審定出口退稅的進項稅金；出口退稅必須在對企業的進項稅金總額、出口收匯等憑征和應征稅款額的嚴密審查以后進行。[page]
二、關于完善稅制問題：
（一）關于優化稅制結構：
優化稅制結構是指，符合一國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及需要的稅制結構就是優化的稅制結構。從世界各國稅制來看，大多數發達國家實行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發展中國家因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征管手段相對落后，市場機制不健全，因而大都實行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
流轉稅具有征收面廣、收入穩定、易于征管等特點。我國現行稅收制度在目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對我國基本適用，但目前流轉稅比重大，所得稅比重過小影響了雙主體的形成。借鑒國際經驗，我國當前應合理調整直接稅與間接稅之間的比例，逐步加大直接稅在稅收總額中的比重，逐漸形成以流轉稅和所得稅并重的雙主體結構。
（二）完善稅種
1、關于完善增值稅問題：
（1）征稅范圍問題。一些專家認為，我國現行增值稅征稅范圍的優化，要害不是要不要擴大到勞務領域，而是在勞務領域覆蓋到何種程度的問題。在操作上主張循序漸進，分步互位。但在具體征稅范圍的確定上，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為，鑒于征稅范圍的擴大對地方財政收入和增值稅治理規范的影響，以及現有征管能力的制約，先期可考慮對增值稅扣稅鏈條影響較大。也便于操作實施的交通運輸業和建筑安裝業納人征范圍。另一種意見認為，當前應盡快將那些與貨物交易密切相連，與抵扣鏈條的完整性關聯度高，與增值稅的規范操作抵觸較大，治理上便于操作實施的勞務納入征稅范圍。第三種意見認為，應將增值稅的課稅對象擴大到全部商品和勞務的銷售，解決現行增值稅“鏈條”中斷，混合銷售界定不清待難題。
（2）選型問題。關于這一問題，也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第一種看法，主張近期仍維持生產型增值稅格局，因為它較好地體現了稅收的財政原則、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消費型可視為增值稅改革的長期目標。
第二種看法，主張改現行生產型增值稅為收入型增值稅，答應固定資產所含稅金作為進項稅金分年抵扣。
第三種看法認為，消費型增值稅是我國增值稅類型轉換的目標模式，但根據我國目前的財政承受力，增值稅類型的轉換只能逐步過渡。當前，可以考慮將“消費型”增值稅當成產業政策來利用，實行有限制的或定向的消費型增值稅。具體設想是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高新技術、交通電力、能源等基礎產業中采用“消費型”，將抵扣的資本物限定為技術、設備，旨在促進企業轉換機制，并抑制投資擴張。轉型期的收入缺口可以通過一些過渡性的安排予以緩解或彌補。比如，對固定資產的存量和增量可分別按年度分比例抵扣。對前者在規定的購置年限內答應部分抵扣，對后者一般當年抵扣的比例最低，往年逐步遞增，直到全額抵扣。
（3）稅率優化問題。第一，稅率結構模式的選擇。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強調增值稅的“中性”原則，主張簡并稅率檔次，認為單一稅率結構可以有效消除“無稅扣稅”、“低稅高扣”等弊端。一是維持當前的雙稅率格局，并且，雙稅率結構也符合世界潮流。第二，稅率的量度調整。同世界上實行增值稅國家比較，我國基本稅率適度，可繼續維持。但優惠稅率有偏高之嫌，可考慮向下微調為11％。第三，弱化優惠稅率累退性的技術手段。可以考慮在技術上設定一個征前扣除率（即基本稅率與優惠稅率的率差），同時在全部納稅環節統一執行一檔基本稅率。當國家在對適用優惠稅率的納稅人征稅時，除按照發票扣稅外，再補扣一個設定的扣除率，從而保證抵扣和鏈條的完整，解決因優惠稅率的應用而造成稅負在納稅人之間轉嫁的難題。[page]
（4）增值稅的治理問題。漢前增值稅治理方面的矛盾突出，稅收流失嚴重，必須加大增值稅規范化治理的力度。其具體辦法有，第一，改進和加強發票治理辦法。第二，整頓和加強銀行賬戶治理并實行增值稅稅金結算專戶治理。第三，賦予稅務機關在異常申報方面的核定征稅權，制定轉讓定價和利息、費用分攤的專門規定。第四，改革現行增值稅制度簡化“三附表”的填報內容。建立稅務機關輔導后再申報的納稅輔導制度。
2、關于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問題：
（1）納稅人的確定問題。一種意見認為，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應當遵循國際慣例，以法人為納稅人。另一種意見認為僅以法人為納稅人是涵蓋不全的。所以統一后的所得稅應稱為“經營所得稅”，凡有經營所得的企業、單位和組織，均視為納稅人。
（2）稅率的確定問題。一種意見認為，比例稅率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用的所得稅率，它具有計算簡便、透明度高和可促進企業公平競爭的優點，所以，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仍采用30％的比例稅率。另一種意見認為，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可采用三種形式：一是比例稅率，其稅率可維持現有的33％或降至30％；二是三檔累進稅率；三是以比例稅率為基本稅率，制定三級超額累進的優惠稅率，即10％、20％和30％。
（3）應稅所得額的確定問題。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治理較亂，稅基受侵蝕，稅款流失嚴重。因此，要從多種途徑探尋建立企業所得稅會計的辦法，如建立相對獨立的由若干計稅扣除標準組成的所得稅會計制度，徹底消除企業財務制度對計稅所得的影響，對實行計稅工資辦法的人員要有明確的界定，明確匯總納稅企業稅前扣除項目的具體標準等。所以應同時建立一套完整規范的與企業財會制度完全分離的分行業稅前扣除標準。
3、關于個人所得稅問題：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個人所得稅已成為最具潛力、最有發展前途的稅種之一。但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設計和征收治理都還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影響著其功能的進一步發揮，需要加以完善。
第一，改進個人所得稅制度的設計。以“分類綜合所得稅”取代當前的“分類所得稅”計征模式，可將之視為改革的目標。但這種稅制模式操作比較復雜，征管成本過高，近期不宜實行。目前只能在“分類所得稅”模式下對個人所得稅制度進行改進。基本設想：一是改進對“工資、薪金所得”課稅的費用扣除方法，實行費用扣除標準“指數化”，使費用扣除標準與物價指數掛鉤，同時，按納稅人生活費用支出內容不同分別設置基礎扣除，贍養扣除、特定支出扣除等項目，充分照顧不同納稅人家庭狀況的差別，使稅收負擔更公平合理。二是改進對“工資、薪金所得”項目的計算征收方法，在未實行“分類綜合所得稅”之前，可考慮先實行按月預繳、年終匯算清繳的計征方法，以均衡稅負，防范偷漏稅。三是調整稅率，簡并“工資薪金所得”適用稅率的級次，并適當調低其最高邊際稅率，以更好體現稅收公平與效率原則；調整有關所得項目的適用稅率，使非勤勞所得的稅收負擔重于勤勞所得的稅收負擔，更好地發揮個人所得稅的調節功能。
二、關于完善稅制問題：
（一）關于優化稅制結構：
優化稅制結構是指，符合一國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及需要的稅制結構就是優化的稅制結構。從世界各國稅制來看，大多數發達國家實行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發展中國家因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征管手段相對落后，市場機制不健全，因而大都實行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
流轉稅具有征收面廣、收入穩定、易于征管等特點。我國現行稅收制度在目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對我國基本適用，但目前流轉稅比重大，所得稅比重過小影響了雙主體的形成。借鑒國際經驗，我國當前應合理調整直接稅與間接稅之間的比例，逐步加大直接稅在稅收總額中的比重，逐漸形成以流轉稅和所得稅并重的雙主體結構。
（二）完善稅種
1、關于完善增值稅問題：
（1）征稅范圍問題。一些專家認為，我國現行增值稅征稅范圍的優化，要害不是要不要擴大到勞務領域，而是在勞務領域覆蓋到何種程度的問題。在操作上主張循序漸進，分步互位。但在具體征稅范圍的確定上，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為，鑒于征稅范圍的擴大對地方財政收入和增值稅治理規范的影響，以及現有征管能力的制約，先期可考慮對增值稅扣稅鏈條影響較大。也便于操作實施的交通運輸業和建筑安裝業納人征范圍。另一種意見認為，當前應盡快將那些與貨物交易密切相連，與抵扣鏈條的完整性關聯度高，與增值稅的規范操作抵觸較大，治理上便于操作實施的勞務納入征稅范圍。第三種意見認為，應將增值稅的課稅對象擴大到全部商品和勞務的銷售，解決現行增值稅“鏈條”中斷，混合銷售界定不清待難題。
（2）選型問題。關于這一問題，也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第一種看法，主張近期仍維持生產型增值稅格局，因為它較好地體現了稅收的財政原則、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消費型可視為增值稅改革的長期目標。
第二種看法，主張改現行生產型增值稅為收入型增值稅，答應固定資產所含稅金作為進項稅金分年抵扣。
第三種看法認為，消費型增值稅是我國增值稅類型轉換的目標模式，但根據我國目前的財政承受力，增值稅類型的轉換只能逐步過渡。當前，可以考慮將“消費型”增值稅當成產業政策來利用，實行有限制的或定向的消費型增值稅。具體設想是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高新技術、交通電力、能源等基礎產業中采用“消費型”，將抵扣的資本物限定為技術、設備，旨在促進企業轉換機制，并抑制投資擴張。轉型期的收入缺口可以通過一些過渡性的安排予以緩解或彌補。比如，對固定資產的存量和增量可分別按年度分比例抵扣。對前者在規定的購置年限內答應部分抵扣，對后者一般當年抵扣的比例最低，往年逐步遞增，直到全額抵扣。
（3）稅率優化問題。第一，稅率結構模式的選擇。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強調增值稅的“中性”原則，主張簡并稅率檔次，認為單一稅率結構可以有效消除“無稅扣稅”、“低稅高扣”等弊端。一是維持當前的雙稅率格局，并且，雙稅率結構也符合世界潮流。第二，稅率的量度調整。同世界上實行增值稅國家比較，我國基本稅率適度，可繼續維持。但優惠稅率有偏高之嫌，可考慮向下微調為11％。第三，弱化優惠稅率累退性的技術手段。可以考慮在技術上設定一個征前扣除率（即基本稅率與優惠稅率的率差），同時在全部納稅環節統一執行一檔基本稅率。當國家在對適用優惠稅率的納稅人征稅時，除按照發票扣稅外，再補扣一個設定的扣除率，從而保證抵扣和鏈條的完整，解決因優惠稅率的應用而造成稅負在納稅人之間轉嫁的難題。[page]
（4）增值稅的治理問題。漢前增值稅治理方面的矛盾突出，稅收流失嚴重，必須加大增值稅規范化治理的力度。其具體辦法有，第一，改進和加強發票治理辦法。第二，整頓和加強銀行賬戶治理并實行增值稅稅金結算專戶治理。第三，賦予稅務機關在異常申報方面的核定征稅權，制定轉讓定價和利息、費用分攤的專門規定。第四，改革現行增值稅制度簡化“三附表”的填報內容。建立稅務機關輔導后再申報的納稅輔導制度。
2、關于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問題：
（1）納稅人的確定問題。一種意見認為，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應當遵循國際慣例，以法人為納稅人。另一種意見認為僅以法人為納稅人是涵蓋不全的。所以統一后的所得稅應稱為“經營所得稅”，凡有經營所得的企業、單位和組織，均視為納稅人。
（2）稅率的確定問題。一種意見認為，比例稅率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用的所得稅率，它具有計算簡便、透明度高和可促進企業公平競爭的優點，所以，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仍采用30％的比例稅率。另一種意見認為，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可采用三種形式：一是比例稅率，其稅率可維持現有的33％或降至30％；二是三檔累進稅率；三是以比例稅率為基本稅率，制定三級超額累進的優惠稅率，即10％、20％和30％。
（3）應稅所得額的確定問題。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治理較亂，稅基受侵蝕，稅款流失嚴重。因此，要從多種途徑探尋建立企業所得稅會計的辦法，如建立相對獨立的由若干計稅扣除標準組成的所得稅會計制度，徹底消除企業財務制度對計稅所得的影響，對實行計稅工資辦法的人員要有明確的界定，明確匯總納稅企業稅前扣除項目的具體標準等。所以應同時建立一套完整規范的與企業財會制度完全分離的分行業稅前扣除標準。
3、關于個人所得稅問題：
（一）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稅收政策。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轉變，必須既要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也要優化區域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協調發展。對現有不夠合理的經濟結構進行大規模的，調整涉及到一系列的稅收政策問題，例如，與轉讓土地使用權和房屋以及其他商品、原材料等貨物有關的土地增值稅、營業稅、印花稅，增值稅的進項稅額與銷項稅額的問題，同破產企業與被兼并企業有關的欠稅問題和虧損結轉的問題，兼并方或受讓方按照國家引導的方向調整生產經營結構應給予的企業所得稅鼓勵問題，以及聯營企業和大型企業集團的所得稅重復征稅問題等。與此同時，還應注意以下問題：1、破產清算是加速經濟結構調整的一項重要舉措，稅收在原則上應該給予支持，但在實踐中還必須注意防止“假破產，真逃債”，即一方面把債務包袱卸給國家，另一方面破產企業的原班人馬和機器設備，卻依舊交由別的企業整體接收的非法行為。
2、我國現行分稅制體制中，對國有企業所得稅，仍然按照企業隸屬關系，將其收入分別劃歸中央和地方；對鐵路、銀行、保險部門的各種收入，也仍然沿用舊辦法，全部按部門匯總繳納給中央。這些辦法，助長了在長期條塊分割管理下所形成的“別人”的資產可以流入，“自己”的資產不得流出的錯誤思想，阻礙了存量資產在更大范圍內進行跨地區、跨部門的重組。
3、稅收只有積極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特別是大力促進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才有不斷增長的稅源。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正是在于后者會比前者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
（二）對投資和再投資的稅收鼓勵政策。
結合我國在投資結構和投資稅收優惠規定方面存在的問題，專家們提出的政策性建議主要有以下各點：1、從我國投資狀況看，存在著宏觀規模過大，微觀結構失調，不符合產業政策等問題。從財政狀況看，在連年赤字的條件下，平均每年用于投資的稅收減免，仍然高達百億元。因此，今后我國對投資的稅收優惠，應該加強總額控制，引導企業增加自身投入。2、在優惠方式上，盡可能減少采用增列所得稅稅前列支和免除增值稅銷項稅額的做法。3、鑒于我國科技還不夠發達，中小企業居多的實際情況，在投資稅收政策上，不僅要給高新技術企業以積極鼓勵，而且還要給進行技術改造的企業以大力扶持；不僅要給使用新科技成果的企業以鼓勵，還要給從事科技開發的科研單位以更多的支持。4、由于投資方向在地區和結構上存在一些失調，建議對在西部地區并且又是生產中所短缺的資源開發，諸如原油、煤炭金屬和非金屬礦產品等資源開發以及農牧業等的投資，給予應有的稅收鼓勵。5、消費與投資是關系到社會需求與供給的一對重要經濟問題，從我國實際出發，對一些稅收政策作出調整，以采取引導消費、鼓勵投資的政策為佳。6、修改對外商投資企業的減免稅規定，建議以項目優先取代地域性傾斜的政策。7、采取多種靈活有效的投資稅收?嘔菪問健＝ㄒ槌鐘械撓嘔菟奧屎投ㄆ詡趺饉耙醞猓箍剎慰脊獾乃笆招糯囪悠諛傷埃⑺笆盞置庖約凹鈾僬劬傻刃問健?nbsp;
（三）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稅收鼓勵政策。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同第一、二、三產業一樣，也是一種產業，一種非常重要的產業。因此，稅收政策應該積極鼓勵科技發展，特別是要鼓勵高新技術產業化。專家們建議：1、根據國家有關科技立法，制訂財稅部門鼓勵科技進步條例，使財稅支持科技進步的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規范化的道路。2、稅收鼓勵應該遵守以下原則：服從國家科技發展計劃的原則；不使被鼓勵者產生依賴性的原則；同等鼓勵的原則；財政承受能力的原則。3、凡經財稅機關會同主管部門審查批準的企業和單位，允許其建立科技準備金，以便專項用于研究開發、技術改造和技術培訓的需要。4、中間試驗是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重要橋梁，鑒于其投資大，產品又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產品，因此，應該考慮給予優惠。
（四）關于對外開放與稅收政策。
1、關于涉外稅收政策的調整與完善。我國涉外稅收政策，是國家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擴大而從無到有逐步形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完善之處，如：優惠項目、層次過多，范圍過寬；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之間不平衡，向沿海傾斜；內資企業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財政收入流失等。但這些可視為引進外資、引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成本。專家們認為看問題不能只看成本，而不看收益。比如，就稅收優惠與財政收入的關系來說，廣東省的三個特區和眾多的沿江城市是享受優惠最多的地區，也是生產力最活躍和收入增長最快的地區。從1993年起，該省的稅收連續四年每年以100億元的速度遞增，增速居全國之首。所以，對兩者的關系必須作辯證的分析。盡管如此，專家們認為對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應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建立，對外經濟活動的進一步加強，總結經驗，適當調整我國涉外稅收政策。具體建議：（1）全面清理、歸并現行涉外稅收優惠政策，使優惠政策更為規范、高效、簡明和統一；（2）由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傾斜，轉向產業與區域相結合，以產業優惠為主的政策；（3）在優惠方式的選擇上，可考慮將現行以直接優惠為主方式改為直接優惠和間接優惠方式相結?系畝嘀鐘嘔莘絞劍唬?）逐步理順流轉稅的特殊規定，統一進出口稅收政策；（5）完善地方稅的優惠規定。
2、關于稅收國民待遇問題。由于對國民待遇的理解不同，在財稅界大致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國民待遇就是對外國人（包括外國法人，下同）給予本國人完全相同的待遇，因此國民待遇原則和涉外稅收優惠政策是矛盾的，對外資企業實行國民待遇就要取消涉外稅收優惠政策。第二種觀點認為，國民待遇是建立在非歧視原則基礎上的，其基本含義是對外國人的待遇不應低于本國人，因而國民待遇原則與涉外稅收優惠政策并不矛盾，國民待遇原則不排斥給予外國投資者高于內資企業的待遇。第三種觀點認為，國民待遇與涉外稅收優惠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統一的一面，二者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
（五）出口退稅政策。
出口退稅是指一個國家對出口商品退還其已征收的增值稅，使出口商品不含流轉稅。實行出口退稅政策，能夠使本國貨物以不含稅價進入市場，既能達到增強競爭能力，促進出口的目的，又能增強比較利益的透明度，達到互利的目的。它實際上是一種消除出口商品岐視的經濟政策，體現了公平貿易的原則。盡管現行出口退稅政策存在一些矛盾，但我們不能“短視”，只盯住矛盾不放，而應積極加以完善。因此，專家們建議：1、遵循“規范、實效、簡化、統一”的原則，逐步縮小退稅率差異，體現公平待遇；盡可能縮短出口退稅時間，減輕企業籌集困難；兼顧手續簡便和監控嚴密，提高征納效率；兼顧中央與地方利益，有利于退稅政策的持久執行。2、按照全社會的增值稅平均實際負擔率，結合對某些差異的微調，確定一個退稅率，定期公布執行，基本做到征多少退多少，使企業消除顧慮，放手經營。3、為了做到退稅的橫向公平，建議將現行出口分別外貿與生產企業按照進價與銷價（FOB）計算增值稅改為一律按照進項金額計算增值稅。4、結合調整出口退稅率和統一退稅計算方法，建議將企業的增值稅負擔歸集于“不宜抵扣率”之中（不宜抵扣率等于法定稅率減出口退稅率）。這樣做的好處，是企業負擔明確，便于操作管理。5、用稅法約束出口退稅時間。可以考慮在申請單位辦齊出口退稅手續后2個月退還稅款，逾期由稅務機關承諾按銀行貸款利率給予補償。6、建立職責明確、審核有序的出口退稅管理系統。由日管機關負責審定出口退稅的進項稅金；出口退稅必須在對企業的進項稅金總額、出口收匯等憑征和應征稅款額的嚴密審查以后進行。
二、關于完善稅制問題：
（一）關于優化稅制結構：
優化稅制結構是指，符合一國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及需要的稅制結構就是優化的稅制結構。從世界各國稅制來看，大多數發達國家實行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發展中國家因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征管手段相對落后，市場機制不健全，因而大都實行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
流轉稅具有征收面廣、收入穩定、易于征管等特點。我國現行稅收制度在目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對我國基本適用，但目前流轉稅比重大，所得稅比重過小影響了雙主體的形成。借鑒國際經驗，我國當前應合理調整直接稅與間接稅之間的比例，逐步加大直接稅在稅收總額中的比重，逐漸形成以流轉稅和所得稅并重的雙主體結構。
（二）完善稅種
1、關于完善增值稅問題：
（1）征稅范圍問題。一些專家認為，我國現行增值稅征稅范圍的優化，關鍵不是要不要擴大到勞務領域，而是在勞務領域覆蓋到何種程度的問題。在操作上主張循序漸進，分步互位。但在具體征稅范圍的確定上，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為，鑒于征稅范圍的擴大對地方財政收入和增值稅管理規范的影響，以及現有征管能力的制約，先期可考慮對增值稅扣稅鏈條影響較大。也便于操作實施的交通運輸業和建筑安裝業納人征范圍。另一種意見認為，當前應盡快將那些與貨物交易密切相連，與抵扣鏈條的完整性關聯度高，與增值稅的規范操作抵觸較大，管理上便于操作實施的勞務納入征稅范圍。第三種意見認為，應將增值稅的課稅對象擴大到全部商品和勞務的銷售，解決現行增值稅“鏈條”中斷，混合銷售界定不清待難題。
（2）選型問題。關于這一問題，也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第一種看法，主張近期仍維持生產型增值稅格局，因為它較好地體現了稅收的財政原則、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消費型可視為增值稅改革的長期目標。
第二種看法，主張改現行生產型增值稅為收入型增值稅，允許固定資產所含稅金作為進項稅金分年抵扣。
第三種看法認為，消費型增值稅是我國增值稅類型轉換的目標模式，但根據我國目前的財政承受力，增值稅類型的轉換只能逐步過渡。當前，可以考慮將“消費型”增值稅當成產業政策來利用，實行有限制的或定向的消費型增值稅。具體設想是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高新技術、交通電力、能源等基礎產業中采用“消費型”，將抵扣的資本物限定為技術、設備，旨在促進企業轉換機制，并抑制投資擴張。轉型期的收入缺口可以通過一些過渡性的安排予以緩解或彌補。比如，對固定資產的存量和增量可分別按年度分比例抵扣。對前者在規定的購置年限內允許部分抵扣，對后者一般當年抵扣的比例最低，往年逐步遞增，直到全額抵扣。
（3）稅率優化問題。第一，稅率結構模式的選擇。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強調增值稅的“中性”原則，主張簡并稅率檔次，認為單一稅率結構可以有效消除“無稅扣稅”、“低稅高扣”等弊端。一是維持當前的雙稅率格局，并且，雙稅率結構也符合世界潮流。第二，稅率的量度調整。同世界上實行增值稅國家比較，我國基本稅率適度，可繼續維持。但優惠稅率有偏高之嫌，可考慮向下微調為11％。第三，弱化優惠稅率累退性的技術手段。可以考慮在技術上設定一個征前扣除率（即基本稅率與優惠稅率的率差），同時在全部納稅環節統一執行一檔基本稅率。當國家在對適用優惠稅率的納稅人征稅時，除按照發票扣稅外，再補扣一個設定的扣除率，從而保證抵扣和鏈條的完整，解決因優惠稅率的應用而造成稅負在納稅人之間轉嫁的難題。
（4）增值稅的管理問題。漢前增值稅管理方面的矛盾突出，稅收流失嚴重，必須加大增值稅規范化管理的力度。其具體辦法有，第一，改進和加強發票管理辦法。第二，整頓和加強銀行賬戶管理并實行增值稅稅金結算專戶管理。第三，賦予稅務機關在異常申報方面的核定征稅權，制定轉讓定價和利息、費用分攤的專門規定。第四，改革現行增值稅制度簡化“三附表”的填報內容。建立稅務機關輔導后再申報的納稅輔導制度。
2、關于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問題：
（1）納稅人的確定問題。一種意見認為，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應當遵循國際慣例，以法人為納稅人。另一種意見認為僅以法人為納稅人是涵蓋不全的。所以統一后的所得稅應稱為“經營所得稅”，凡有經營所得的企業、單位和組織，均視為納稅人。
（2）稅率的確定問題。一種意見認為，比例稅率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用的所得稅率，它具有計算簡便、透明度高和可促進企業公平競爭的優點，所以，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仍采用30％的比例稅率。另一種意見認為，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可采用三種形式：一是比例稅率，其稅率可維持現有的33％或降至30％；二是三檔累進稅率；三是以比例稅率為基本稅率，制定三級超額累進的優惠稅率，即10％、20％和30％。
（3）應稅所得額的確定問題。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管理較亂，稅基受侵蝕，稅款流失嚴重。因此，要從多種途徑探尋建立企業所得稅會計的辦法，如建立相對獨立的由若干計稅扣除標準組成的所得稅會計制度，徹底消除企業財務制度對計稅所得的影響，對實行計稅工資辦法的人員要有明確的界定，明確匯總納稅企業稅前扣除項目的具體標準等。所以應同時建立一套完整規范的與企業財會制度完全分離的分行業稅前扣除標準。
3、關于個人所得稅問題：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個人所得稅已成為最具潛力、最有發展前途的稅種之一。但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設計和征收管理都還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影響著其功能的進一步發揮，需要加以完善。
關鍵詞：居民收入 通貨膨脹率 利率 居民儲蓄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12-043-03
一、引言
近幾十年來，我國經濟總體上保持了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態勢，居民儲蓄也因此而不斷增長。截至2009年末，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突破26萬億元（如圖1）。對于巨額儲蓄的存在，各方觀點不一。積極的觀點可以總結為：一方面支持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再者，可以支持我國反腐敗的進程，因為有關學者認為的款項是儲蓄的來源之一（張力生,羅永進，2005）。持批評態度的人認為：巨額儲蓄的存在也給我國各方面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例如：儲蓄的增加使得居民消費需求下降，迫使政府財政赤字、國家債務連年增加，使得政府的宏觀調控不能伸縮自如，財政政策的自動穩定器功能被削弱，僅能通過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發揮效力，而根據羅伯特?蒙代爾的政策指派理論，這又使得我國對內的經濟調控功能被削弱；另一方面，儲蓄的迅速攀升使得我國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不斷下降，特別是國有金融機構自身的經營狀況又連年處于虧損狀態，不能靠自身結余來補充資本金，而通過發行債券、央行貸款，畢竟不是長遠之計。不但會造成銀行債務的不斷積累，而且會造成社會通脹壓力。這一系列原因又增大了國有金融機構乃至整個金融行業的經營風險。
已有的儲蓄理論將儲蓄的變動歸因于以下因素：利率效應，如Balassa(1992),Gvlfason(1993),Ogaki,Ostry和Reinhart(1995)等等；經濟效應，如Carroll和Weil(1994),King和Levine(1994),Blomstrom,Lipsey和Zejan(1996),Paxson(1996),In和Doucouliagos(1997),Deaton(1997), Vanhoudt(1998)等等;收入效應，如Modigliani(1966),Gupta(1987),Rossi(1988),Edwands(1995),S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人口年齡結構效應，如Bosworth,Burtless和Sabellhaus(1991),Deaton&Paxson(1994),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另外還有通貨膨脹效應、財富效應和國外儲蓄效應等。這些理論主要與各學者所考察國家的情況相適應。具體到我們轉型經濟國家，則需進行具體分析。對此，本文考慮主要從居民收入、通貨膨脹與利率三個角度來考察一下其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影響，以期得出我國居民儲蓄增長的相關解釋。
二、理論分析
關于收入增長與儲蓄增長的關系，眾所周知，是一種正相關關系。在此我們重點分析一下利率與通貨膨脹變化對儲蓄的影響關系。
（一）利率效應
很長一段時期內，經濟學界認為儲蓄與利率之間存在簡單的正相關關系。高利率可以使儲蓄者增加收入，因而刺激儲蓄。但在現代經濟學中，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為利率與儲蓄的關系并不簡單，存在利率對儲蓄的相反作用，以至于利率對儲蓄的最終結果可能是含混不清的。
經濟學家們做的大量實證分析似乎也證實了這些觀點。在比較典型的實證分析中，伯斯金(Boskin)(1978)、薩莫斯(Summers)(1982)、吉爾法薩(Gylfasa)(1981)、巴拉薩(Balassa)(1989)等人認為利率對儲蓄的影響是正的，儲蓄的利率彈性在0.3-3.4之間。在賴待(Wright)(1967、1969)、韋伯(Weber)(1970、1975)和莫迪利亞尼（Franco Modigliani）(1990)的研究中，發現利率對儲蓄的影響是負相關的或者是含混不清的。
我國經濟學界有相當一部分觀點認為利率對居民儲蓄影響很大，而且是正的影響。如謝平(1993)，徐燕(1992)。在徐燕的實證研究中，發現1978-1987年居民儲蓄對實際利率變動敏感，實際利率變化會導致儲蓄額同方向變化。也有一些研究認為利率對居民儲蓄的影響不大。如劉尚希(1992)，張文中、田源(1990)。在張文中、田源的實證分析中，發現1979-1987年實際利率對居民儲蓄的系數小于零但不顯著，同期利率對城鎮居民儲蓄的系數大于零。張文斌(1991)對同期居民儲蓄的研究也發現實際利率對儲蓄的影響較小，相關系數僅0.56，且為負相關。
以上研究雖然針對同一時期的居民儲蓄行為，但結論有較大差異。這與研究者使用的方法以及數據不同有關。但無論怎樣，說明理論界早已意識到我國儲蓄并沒有十分完全地遵循“利多多儲，利少少儲，無利不儲，負利減儲”的簡單邏輯。進一步探索儲蓄與利率的關系，從理論上給予透徹解釋，無論對于理論還是實踐，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通貨膨脹效應
如同利率一樣，現實生活中通貨膨脹對于儲蓄的影響也是多重的，既可能產生收入效應，也可能產生替代效應，或者，無論哪一種效應均不顯著。
大量的實證分析顯示出不同的結果。安格斯?迪登(Angus Deaton)的研究發現英國70年代高儲蓄率伴隨高通貨膨脹率，未預料的通貨膨脹對儲蓄產生正效應；莫迪利亞尼(1970)年的研究發現通貨膨脹對幾個經濟共同體成員國的儲蓄率產生負效應；艾荷利勃(Aghevlib)等(1970)對41個發展中國家的實證分析發現這種關系為不顯著的正效應。張文中、田源(1990)對中國居民儲蓄的實證分析發現1950-1978年間，通貨膨脹對儲蓄的作用為不顯著的負效應，1979-1989年為不顯著的正效應。
我國經濟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也不盡相同。但較多的觀點認為，通貨膨脹會抑制儲蓄。普遍的解釋是：當較嚴重的通貨膨脹發生時，人們會提取存款搶購實物，形成儲蓄存款增長減慢，甚至形成負增長。顯然，這種觀點與居民提款購買實物，用實物儲蓄代替貨幣儲蓄有關。按照我國狹義的儲蓄概念，儲蓄僅限貨幣存款，實物儲蓄未列入儲蓄范疇，貨幣存款減少自然意味著儲蓄的減少。如果按照廣義的儲蓄定義，上述觀點應當改為：通貨膨脹會使儲蓄的結構發生變化，儲蓄總額及儲蓄率不受影響。因為，人們提取存款購買的實物，多為耐用消費品，或需要長時間消費的日用消費品之類，這些實物量的增加均屬于儲蓄的范疇。
另有一種觀點認為，通貨膨脹對儲蓄的影響比較復雜，取決于通貨膨脹對實際收入的影響程度、人們對通貨膨脹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對通貨膨脹的預期等多種因素。當通貨膨脹率超過名義收入增長時，實際收入下降。人們為了維持原有生活水平，會降低儲蓄。當通貨膨脹的速度低于名義收入增長，實際收入保持增長，儲蓄率可能不變其至提高。如果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低于實際發生的通貨膨脹程度，人們將會在較大程度上調整預期，并調整消費和儲蓄，使通貨膨脹對儲蓄產生較大的影響，反之較小。
三、實證分析
在以上理論分析中，主要提及了與本文有關的利率與通貨膨脹效應。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引入收入因素，結合通貨膨脹與利率效應一并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增長問題進行分析。
（一）比率分析
1.數據選擇。本文選取居民收入（Y）、通貨膨脹率（Л）和實際存款利率(R)1978年到2009年的歷年數據作為影響居民儲蓄（S）變動的因素，分別從整體上及分階段對影響儲蓄各因素的變動情況進行了分析。
（1）居民收入（Y），選取國民總收入作為居民收入的代表變量；
（2）居民儲蓄（S），選取歷年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作為代表變量；
（3）通貨膨脹率（Л），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換算成歷年通貨膨脹率作為該變量的數值
（4）實際存款利率(R)，采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代表該變量；
（5）存貸款利差（T），通過一年定期貸款利率減去存款利率而得。
2.數據分析。從居民角度來看，收入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貨膨脹率既定的條件下，收入的提高會吸引居民儲蓄的增加。從金融機構角度來看，主要是指存款的增長有利于激勵金融部門積極攬儲，擴大盈利資金的來源。利率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貨膨脹率既定的條件下，存款利率的提高會吸引居民儲蓄的增加。而我國實際存款利率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數據顯示是波動不定的，而且某些年份還出現過負利率。從這一點來看，存款利率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從金融機構角度來看，主要是指存貸利差的擴大有利于激勵金融部門積極攬儲。據有關學者的觀點，相對于存款利率而言，國際上一般通行的銀行存貸利差大約是2個百分點，中國的銀行保本利差則需要3個百分點（王曉芳，2000）。我國實際存貸利差1999年以前一直低于3個百分點，在1999年以后才開始大于3個百分點（如表1），如果說利差因素起作用，應該是在1999年以后。而我國居民儲蓄在1999年以前及以后卻一直在增長，這樣看來，我國存貸款利差并不是影響我國居民儲蓄的主要因素。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率因素不是我國儲蓄增加的主要影響因素。
從圖2可以看出，通貨膨脹率的高低對居民儲蓄增長率的影響也是變化不定的。在通貨膨脹高的時候，儲蓄增長率有增有減，而在通貨膨脹率低的時候，儲蓄增長率也是有增有減的。似乎通貨膨脹率與利率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影響都不是主要的。
（二）協整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增長有一定的協同效應，實際存款利率與通貨膨脹率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影響并無一定的規律性，而是變化不定的。在此，本文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儲蓄的通貨膨脹與利率效應進行協整分析。
1.S、Y、Л和R的平穩性檢驗。本文利用Dickey＆Fuller（1974）提出的ADF檢驗法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ADF檢驗模型有三種設定模式，選擇正確的設定模式十分重要。例如，對一個趨勢平穩過程（TSP）來說，如果在單位根檢驗中選取了含時間趨勢的模型設定模式，那么，拒絕單位根的可能性就很小。單整檢驗結果如下：
由表可知，S、Y、Л和R的水平值均不能在1%（或10%）的水平下拒絕單位根的原假設，表明我國1978―2009年度的S、Y、Л和R均可能是非平穩序列；而其一階差分在1%（或5%）顯著性水平下，ADF檢驗應拒絕接受的假設，故一階差分是平穩過程，可進一步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性。
2.協整檢驗。單整檢驗已經說明，S、Y、Л和R都是非平穩序列，進一步對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以避免虛假回歸。通過VAR模型確定滯后階數K=1。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因為LR=49.07>41.20（1%顯著水平），所以分別拒絕零假設，即認為變量S、Л和R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因為LR=20.9967
S=0.0873+1.3229Y+0.1830π+0.3485R
（0.1224） （0.0597） （0.0826）
通過協整公式可以看出，在整個樣本期間（不考慮其他影響因素的前提下），收入效應對居民儲蓄的影響是明顯且主要的正向關系，利率效應次之，通貨膨脹率雖有正向影響，但是影響效果較弱。可以理解為，當通貨膨脹處于溫和狀態時，居民不但不會提出存款用于購物，反而會因為名義收入增長率快于通貨膨脹率等原因增加儲蓄。
四、結論與建議
通過分析看出，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收入是影響我國居民儲蓄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貨膨脹和利率盡管也是影響我國居民儲蓄行為的兩個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利率的影響要強于通貨膨脹率的影響，而且實際利率與存貸款之差對儲蓄均是正相關。鑒于以上分析，對于我國巨額居民儲蓄問題，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維持城鄉居民收入適度增長。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特別是東西部城鄉居民及其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這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也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儲蓄結構。因此需要維持居民收入的適度增長。比如，每年按照上一年的通貨膨脹水平適當加一個比例來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城市居民可以工薪階層工資的適度增長為標志，鄉村居民可以物價提高水平為基準的同時，不斷減輕農民經濟壓力，適當給予補貼或政策優惠；加大支援西部力度，為西部經濟的發展提供優越的政策環境，縮小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
2.保持適度通貨膨脹水平。在穩定貨幣供應量的前提下，維護農民利益，減少收費項目，擴大商品供給；打破地方保護主義限制，減少交通關卡，平衡東西南北物資的調運；居民收入水平維持適度增長，力求不低于通貨膨脹水平；當通貨膨脹水平較高時，嚴厲打擊囤積居奇者；維護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的信譽，嚴厲打擊違規操作，銀行資金挪用、偷盜以及相關詐騙活動，提高從業人員的素質；把握好宏觀調控工具，適度干預市場失靈現象；嚴格控制財政赤字，防止雪上加霜。通貨膨脹水平保持在一定水平之內，是穩定我國居民儲蓄、避免資金大量流出流入的重要因素之一，進而才能維持市場的正常運行。
3.加深利率市場化改革。加快利率市場化的步伐，盡早實現由市場形成利率的機制。讓利率的變動來調節儲蓄的增減，充分發揮利率對儲蓄的正面引導作用，實現社會資金的有效配置與應用；同時，完善對社會資金的監測手段，嚴厲打擊社會游資的對市場操縱行為，維護我國市場的正常運行。
4.完善配套體系建設。積極促進金融工具的創新與引進，增加居民對金融資產的選擇種類，形成居民資產的多元化，消化巨額儲蓄；改善金融機構信貸環境，逐步完善銀行與信用社等金融機構的信貸機制，放寬信貸標準，鼓勵居民進行消費信貸，在拉動內需的同時，以便消化巨額儲蓄，將大量閑置資金進行有效率的合理配置，避免資金的閑置，消化金融機構的潛在經營風險；適當增加政府的社會保障，科技教育文化等公益性事業支出，在帶動居民對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消費需求的同時，進一步減輕城鄉居民各方面的經濟壓力，從而形成居民收入對儲蓄增長的正面影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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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歷二十八日（1月25日）下午16時后，北京空氣污染指數開始超過220，并一路攀升，達到重度污染、嚴重污染。而此時，位于大不列顛島上的英國，也已連續多日深陷重度霧霾之下。倫敦市長薩迪克?汗（Sadiq Khan）公開表示，“倫敦的毒空氣達到了令人羞愧的程度。”
入冬以來，不只是中國，從印度、伊朗到韓國、英國、法國，都出現了持續大范圍的空氣污染。這讓很多人感到困惑和焦]：霧霾還能治嗎？以往的治理路徑對不對？
在全球范圍揮之不去的霧霾之中，一個重要的“元兇”就是機動車污染。而這在以往的污染防治中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今年初，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稱，“源解析表明，機動車污染已成為許多大中城市細顆粒物的首要來源，分別占北京的31.3%，上海29.2%，杭州28%，廣州21.7%。”“一輛老舊車相當于20-40輛國IV、國V小車排放。一輛重型柴油車相當于200輛小車排放，而且很多不達標。”
此次倫敦重度霧霾中，也有研究發現，“主要是因為天氣寒冷無風、交通和燃燒木料鍋爐的使用達到峰值。”
這天傍晚，在北京友誼賓館的一間會客室里，中關村空氣污染防控聯盟理事會主席、駕道科技有限公司總裁顏梓清在接受記者獨家采訪時說：“根據我們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山東的實踐，如果政府采取措施限行約15%的高污染車，就能快速削減約70%的汽車污染總量，可降低大氣污染總量30%以上，在短期內有望明顯改善我國空氣質量。”
機動車污染防治領域的“老人”
采訪中，顏梓清的手機不時響起。她總是客氣地回應說“我是小顏”。
其實，她在中國的機動車污染防治領域，是一個當之無愧的“老人”。
早在1997年，顏梓清就開始從事機動車污染防控技術研究和推廣，推廣使用的機動車電控補氣技術裝置，促成了我國化油器車向電噴車的轉變。
2001年，顏梓清作為原國家計劃發展委員會批復的“汽車排放簡易工況法檢測技術國產化項目”的總負責人，負責“機動車排放簡易工況法檢測裝備”國產化項目的實施，2002年帶領團隊研發出適合中國的簡易工況法系列技術。
這一研發團隊共獲得了17項專利和多項軟件著作權，多項技術通過成果鑒定并填補了國內空白。簡易工況法系列技術主要解決檢測數據準確率低和人為作弊的問題，為我國推行對機動車污染控制政策的實施攻克了技術難題。
從2002年起，顏梓清帶領團隊推動“機動車排放簡易工況檢測方法”在北京、上海、重慶、山東等地的市場應用，同時參與和推動了汽車檢測與維護（I/M）制度在中國的啟動和實施。
顏梓清是I/M制度的“擁躉”，她相信只有這套體系，才能改變中國目前不科學的汽車消費規則。“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她說。
顏梓清告訴記者，圍繞汽車的規則制定和標準體系建設，美國與歐洲已經斗爭了幾十年。歐洲汽車工業最為發達，既是其經濟支柱，也是技術發源地，“但歐洲最大的問題是，至今為止沒有汽車的評價體系。”顏梓清說，造成歐洲是以行駛公里數和年限來淘汰車輛，或者判斷車輛狀況，維修車輛。
她介紹，相反，美國是通過評價來判別車輛。“評價其實是依據檢測的體系建設，如果沒有評價體系，對消費者利益就是一種侵害。”上世紀80～90年代，美國推行了嚴格“I/M制度”。
I/M制度中執行的“I”（檢測制度）就是要找出“高污染車”。美國由各洲立法，要求采用“簡易瞬態法檢測技術”對車輛進行檢測，對檢測設備技術質量考核非常嚴格，目前只有3家公司經過技術質量考核。此外，美國政府對檢測數據非常重視，為防止檢測數據作假，政府會組織人到檢測點監查，以防止檢測數據虛假影響政府決策。
顏梓清介紹，美國從1984年到1993年執行了在用車I/M計劃。根據美國環保署的分析，美國在用車的一氧化碳（CO）減少了40%，臭氧（O3）下降了21%，氮氧化合物（NOx）和碳氫化合物（HC）形成的氣態鉛減少了86%，PM10顆粒物削減了20%，每天削減約110噸污染物。所以，美國在很短時間內控制了空氣污染。
此后，加拿大、墨西哥、日本、英國、哥倫比亞、歐盟等也采用I/M制度，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10年，顏梓清帶領團隊研究出“柴油車排放微顆粒物重量檢測方法”和“汽油車排放微顆粒物重量檢測方法”，并取得發明專利；2011年起，她又帶領團隊開展了機動車排放綜合防治體系研究，從2012年開始推出“機動車排放云檢測綜合技術”，目前己進入實質應用階段，獲得了20多項專利和10多項軟件著作權。
在顏梓清看來，我國在控制機動車污染的政策方向和實施措施上，“可能已經步入誤區”“多避重就輕、避難就易、避實就虛，造成了大氣污染無法控制。”
她解釋說，“以北京為例，十幾年前大氣污染防控和治理的重點是機動車污染，大批淘汰黃面包高污染車。在2006年奧運會之前，北京以煙煤為主的工業比現在多但大氣環境質量沒有現在這么嚴重。這說明當時的治污方向是對的。”
顏梓清說，但這之后，大氣污染防控治理對象和措施變了，“對防控機動車污染重視不夠，推行的政策和措施不利于污染總量控制和新技術的發展。”
她告訴記者，早在2004年，北京理工大學機械與車輛學院教授劉昭度、上海工程技術大學汽車工程學院教授盧希果、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大氣污染與控制研究所所長傅立新及顏梓清等專家就參加了由原國家環保總局科技司組織成立的“I/M機動車污染防控研究小組”。
專家們研究發現，一輛高排放車輛排放的污染物，可以達到正常機動車的10倍以上。而檢測出這些高排放車輛并有針對性地重點治理，是削減在用車排放污染物總量的最有效辦法。
另一個讓顏梓清堅信自己判斷的例子，就是2015年8月20日～9月3日期間，大閱兵前夕，北京市城區PM2.5濃度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其中，北京市本地減排貢獻為74.1%，河北和天津地區減排貢獻為19.7%，其他地區減排貢獻為6.2%，“由此確定北京市空氣污染的主因是本地源。”她說。
北京工業大學一份學術報告也表明，在2014年APEC峰會和2015年“9?3”閱兵期間，京津冀PM2.5、PM10與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日平均減排量分別為168噸、46噸、159噸。北京市在2015年12月8日和19日兩次紅色預警期間，機動車污染源減排措施對PM2.5濃度降低貢獻最大，超過40%。因此，控制好機動車污染對空氣質量改善非常重要。
污防“失控”首先出在檢測上
問題到底出在哪？
顏梓清對記者說：“主要出在檢測上。首先是檢測標準與限值的問題。”
目前，我國新車排放標準限值與在用車排放標準限值相差11倍以上。她介紹，新車國Ⅳ標準對規定，氮氧化物（NOX）、碳氫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的總量控制為每公里排放1.18克以下為合格，而在用車（上牌車）標準對該三項污染物的合格標準為每公里16.5克以下。
“由于新車標準與在用車標準不統一，實際上僅提高新車標準難以達到控制污染的目的。”顏梓清說。
中關村空氣污染防控聯盟的一項調查發現，新車與在用車污染排放的檢測方法有多種，而各地實際執行的檢測方法并不統一。
2011年，環境保護部通報對全國近千家機動車環保檢驗機構的檢查整治結果，排查出各類違法違規和不規范檢測問題200余項。2015年9月12日，央視《焦點訪談》曾報道，在山東、廣東等五省的一些機動車檢測站，只要黃牛疏通好關系，尾氣不合格的車輛，不需要維修，通過調節檢測設備采樣管開關、檢測設備軟件可根據不同指令隨意出具檢測結果，高污染車不經維修就能檢測合格拿到綠標上路行駛。
顏梓清說，這種造假行為導致機動車排污檢測數據無效無用，檢測無法達到區分車輛達標或不達標的目的，使我國政府控制大氣污染失去了技術支撐和政策決策依據，嚴重損害了公共利益。
而對于提升油品質量來降低污染排放的做法，顏梓清也不認同。她解釋說，“提高油品質量主要是控制硫、鉛、笨、芳烴、稀烴、甲醇、錳、鐵等比例，對控制氮氧化物、碳氫化合物、一氧化碳、顆粒物的作用不大。”
研究顯示，機動車排放污染主要是燃燒技術和后處理技術的不合格造成的。機動車排放的氮氧化物（NOX）、碳氫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顆粒物（PM）主要是車輛在行駛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而汽車燃燒技術和后處理技術產品是否合格對排污量高低影響非常大。
目前，我國對在用車上路執法管理主要是按車牌號和老舊車限行。“由于檢測設備造假嚴重，檢測數據無法分辨出真正合格或不合格的車輛，本應對超標車輛禁止上路行駛的執法政策也就無法實施。”顏梓清說。
國務院出臺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大氣十條”）明確，到2017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顆粒物濃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優良天數逐年提高；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細顆粒物濃度分別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北京如果不更加嚴格地控制機動車污染，有可能達不到2017年的目標。”顏梓清有些擔憂地說。
不喜歡“環保斗士”的說法
說起駕道科技有限公司名稱的由來，顏梓清笑稱：“‘駕道’這兩個字是我起的，當然有寓意。”
她對記者說：“‘駕’有駕駛汽車的意思，也有管理、評價、控制的意思，目的是控制機動車污染。‘道’既有道路的意思，更有行道義的含義，有一種公益為主的色彩在里面，‘駕道’的宗旨是為健康、為綠色開道，為決策提供技術
支持。”
駕道公司是中關村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和雙軟（軟件企業的認定和軟件產品的登記）企業，也是環境保護部機動車排放監測領域的技術依托單位，擁有車輛排放云檢測等相關專利技術45項（正在申請中的專利還有10余項）、軟件著作權22項，以及5項高于國標、行標的企業標準。
顏梓清介B，由駕道公司獨家推出的機動車尾氣云檢測綜合技術，實現了從“檢測裝備制造商向互聯網+檢測智能裝備運營服務”（工業4.0版）的成功轉型，智能化的云檢測環檢點實現了快速、公開、透明的檢測環境，自動對檢測數據誤差高于10%的檢測設備禁止入網，通過實時遠程數據質量（克/秒）監管和溯源，按車輛排污量進行分級管理，能科學防控機動車污染總量。
顏梓清告訴記者，從去年9月起，駕道公司在北京、山東推出市場化的“ClC駕道車體檢”服務，鼓勵車主自覺控制尾氣，車主通過檢測可全面了解車輛健康狀況。駕道公司還設立了“新藍天貢獻獎”，對檢測后的超低排放車輛和維修后減排量大的車輛進行獎勵。
今年1月8日，記者在頒獎現場看到，一輛車牌號為魯P1**7M、排放標準為國Ⅳ的馬自達家用轎車，因排污量只有0.0094克/公里，相當于每百公里排污量僅0.94克，獲得了低排放特等獎；另一輛車牌號為魯AM**96的二手捷達車，排污量從原來的61.24克/公里下降到維修后的52.49克/公里，也獲得了維修減排特等獎。
顏梓清表示，目前排污量大于10克/公里的機動車占總量的15.93%，占污染總量的68.95%。通過檢測和維修，可以有效降低機動車污染排放。
數據顯示，我國機動車平均每年以2000萬輛的數量增長，年檢測費用預計約40億元。此外，2015年底我國在用車總量已達到1.7億輛，每輛車平均每年檢測2次，檢測總費用預計達到680億元；二手車檢測平均每年按1000萬輛計算，每年檢測的總費用也高達20億元。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
按照駕道公司的業務拓展計劃，2017年在北京各個區都將建立兩條以上檢測線，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個直轄市完成布點。年內建立起300條檢測線，并完成600萬輛車的體檢。到2018年，全國縣級以上城市都將建立機動車檢測線。
記者注意到，近年來，顏梓清等專家一直呼吁政府放開對檢測機構的行政許可管理，采用檢測機構備案制，鼓勵檢測機構經營模式創新，加強對檢測數據的管理。
這一建議最終得到了國務院認可。今年1月21日，經總理簽批，國務院印發了《關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實施行政許可事項的決定》。其中第24項規定，取消省級質量技術監督部門負責審批的機動車安全技術檢驗機構檢驗資格許可。并規定，取消審批后，質量技術監督部門要強化“為社會提供公證數據的產品質量檢驗機構計量認證”，對機動車安全技術檢驗機構嚴格把關，采用監督檢查、能力驗證、投放處理、信息公開等多種方式，加強事中事后監管。
該消息傳出后，顏梓清在微信群里稱，“機動車檢測機構認證被取消了，這是重大利好！良性的競爭下，我們一定能贏！收到了大禮，我們會回饋政府和社會更大的禮。”
采訪末了，記者給顏梓清出了一道選擇題：你認為自己是學者、企業家，還是環保斗士，三選一。
“我覺得還是選‘學者’比較合適。”她對記者說：“我目前還是以研究為主，談不上是企業家。企業家主要是以贏利為目的，而學者主要是以解決問題為目的，這正是我的工作方式。我強調社會利益最大化，其次是保證投資者不虧本。”
在顏梓清的個人博客中，她會因對于機動車遙感檢測的不同看法而公開質疑某位院士，也會對涉嫌非法經營計量器具產品的某些企業表達不滿，更會對某些部門的公職人員利用公權力保護車輛尾氣檢測造假的行為表示憤慨。她甚至被環保業內人士貼上“不識趣”“太強勢”和“環保斗士”的標簽。
“我不喜歡‘環保斗士’的說法。但是，我們研究的好技術被假冒技術企業黑白倒了，研究團隊和專家隊伍被居心不良的人抹黑，我作為項目負責人，不得不站出來說話。這只是一種澄清。為人處事還是要走正道、行善事、寬容人為主，與強勢和‘斗士’掛不上鉤。因為我不會做心狠手辣的事，也不會為了謀利而不擇手段。”
（責編：張志國）
沒有人會否認69年前“布雷頓森林體系”為各國戰后重建起到的作用，但同樣也沒有人會辯解這一體系帶有鮮明的“美國色彩”。風雨飄搖走過近70載，布雷頓森林體系總是讓人愛恨交加。其遺產和讓人頭疼的難題依然保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0年提出的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被美國國內政治綁架就是明顯例證。
與此同時，世界金融、經濟和貿易領域出現多個互相交融的新趨勢，這也給世界經濟治理秩序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戰。
如今，“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一直是個熱門說法，但欲知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未來，應知他從何來，欲知如何改進這一體系，應知原體系的內在缺陷。但不可否認的是，改革這一“死而不僵”的貨幣體系，需要汲取歷史經驗教訓并接上世界經濟版圖變化的新“地氣”。
從何而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要見到曙光的1944年7月，美國、英國、中國等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東北部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開會，商討戰后全球經濟治理架構和戰后重建事宜。經過艱苦卓絕的談判和討價還價，各國決定建立世行的前身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兩大機構，前者致力于促進戰后重建，后者司職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加上1948年正式生效的世貿組織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三鼎”成型，人稱“布雷頓森林體系”，標志著英、美兩國全球經濟盟主地位實現機制化的易位。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有其必然的歷史背景。在地緣政治層面，二戰之后，世界權力版圖發生巨變，英、美兩國的國際政治、軍事、經濟霸主寶座易位。在金融話語權層面，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金本位制下央行貨幣空間局促的弊端暴露，英國等發達國家紛紛放棄金本位制以應戰通縮，一戰后成型的各國貨幣與英、法等大國貨幣掛鉤的國際金匯兌本位制分崩離析，二戰后大國開始新一輪角力，以建立有利于各自的全球金融秩序；在二戰中耗費糜巨的英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負債國，而美國則成為全球最大的債權國，美國肯塔基州諾克斯堡的巨量黃金儲備成為美國經濟實力和傲人財富的鮮活詮釋。
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兩大支柱，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地址，告訴世人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當仁不讓的主導地位。盡管英國人當年極力反對，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最終落戶華盛頓，而且兩大機構總部地址同白宮僅有一街之隔。
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關鍵人物是學者出身的美國財政部官員哈里·懷特（Harry White）。在學術造詣上，懷特顯然不能與經濟學大師凱恩斯比肩，但是憑借戰后美國擁有全球四分之三黃金儲備和強大軍事實力的大國地位，懷特和時任美國財長的摩根索控制了布雷頓森林會議的議程設置、專家分組、討論時間分配、會議文件起草等關鍵環節。懷特力主強化美元地位、采取美元和黃金掛鉤的固定匯率制來防止英國等貿易大國進行競爭性貶值，他的提議力挫英國代表團團長凱恩斯，“懷特計劃”成為布雷頓森林會議最后通過決議的藍本。
是否還在
隨著二戰后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全球各國對黃金的需求銳增，加上越戰和美國約翰遜總統“大社會”福利開支擴張等因素沖擊，到1968年，美國占全球黃金儲備的份額降至四分之一，維持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其他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固定匯率制日漸吃力。
上世紀60年代，美聯儲放松銀根的舉措又導致國內通脹抬頭、經濟競爭力下降。為應對國內經濟困局，1968年，美聯儲取消發行美元必須要有幣值2598的黃金支持的強制性要求，部分切斷了美元和黃金的連接渠道。按照美國經濟學家艾倫·梅爾策（Allan Meltzer）的看法，當年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完全以國內經濟政策目標為導向。
歷史總有相似性，如今美日等國央行完全以國內經濟目標為政策導向的做法似乎在重演歷史。隨著其他國家積累的美元儲備日益增多，美國面臨黃金償付危機，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宣布不再向外國出售黃金，徹底切斷了美元和黃金的連接渠道。若說隨著這一標志性事件的出現，布雷頓森林時代已是過去時，似乎又與事實不符。“懷特計劃”是希望借黃金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阻止英國等貿易伙伴用貨幣競爭性貶值來謀求貿易優勢，但由于金本位制的內在缺陷，1971年，美國被迫結束懷特提出的構想。即便如此，美元依舊是全球最重要的貿易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
國際機構總部所在地是所在國影響力的重要標志。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仍在華盛頓，并未向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凱恩斯所建議的在倫敦設立第二總部，也沒有在其他國家設立第二總部，兩大國際機構的工作語言仍是英文。美國人一直擔任世行行長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美國是性一擁有對兩家機構重大決策否決權的國家，各個關鍵職能部門中的重要決策背后都有美國人的身影。
讓兩大國際機構成為全球“金字招牌”的并非他們的辦公樓有多氣派，而是辦公樓里藏龍臥虎。在兩個各擁有188個成員國的機構里，高管盡管膚色不同，但多數擁有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經歷，對美式思維和價值觀有著較強的認同感。2012年競選世行行長的美國候選人金墉、哥倫比亞前財政部長奧坎波、尼日利亞經濟統籌和財政部長奧孔喬一伊韋拉的膚色不同，大多數媒體和評論人士將注意力放在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爭。其實換個角度來看，3人皆畢業于美國常青藤名校并多年在美工作，能用流利的英語會話，美國是他們事業騰飛的平臺，3人的履歷有著極其相似之處。
此外，兩大國際機構的影響力并未被邊緣化。東南亞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再度表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維持全球金融穩定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在提供技術支持和全球宏觀經濟監測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世界銀行在減貧、消除發展瓶頸方面的經驗無人能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面貌發生巨變并非壞事，世行名稱和職能的演變表明全球已走出了二戰炮火的創傷；黃金與美元掛鉤的金匯兌本位制結束，從側面印證了全球貿易流、物流的極大繁榮；區域性經貿、金融合作見證了世界經濟增長的多極格局。
走向何方
包括前世行行長佐利克在內的美國精英并不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已是過去時，而是處在不斷演進的現在進行時，三大國際機構的構架、定位都在動態調整。若與三大國際組織建立之初相比，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發生巨變。研究該體系的知名學者、美國外交學會資深研究員本·斯泰爾（Benn Steil）告訴筆者：“如果懷特和凱恩斯能活到今天，肯定已經認不出布雷頓森林體系了。
盡管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的細節尚待完善，但已經成為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秩序調整中的一個標志_生事件。《華盛頓郵報》等美國主流媒體指出，金磚五國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兩成，總共擁有約4.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金磚五國的提議將使得主要新興經濟體整合力量，全球金融體系中有影響力的將不只是美歐所主導的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
盡管世界經濟治理秩序的未來面貌尚難定論，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勢必將擁有更大的話語權。斯泰爾認為，金磚國家設立開發銀行就是給世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敲響了警鐘。半個多世紀前規劃世界治理秩序離不開美、英兩國的協商，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榮譽所長伯格斯滕認為，當前世界經濟治理架構的改革迫切需要美、中兩個大國的合作與謀劃，未來世界經濟和金融秩序的規劃關鍵在于美中兩國的協商。
凱恩斯當年曾提議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由美國和英國共同享有否決權，一超獨大的美國否決了這一提議。但是在目前的背景下，美國的相對經濟和軍事實力和其他新興經濟體之間在逐漸縮小，美國應當考慮在現有的國際舞臺上，讓其他新興經濟體大國享有否決權，避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成為美國人一家的游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在春季會議期間告訴筆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要像“鏡子”那樣反映世界動態。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背景是世界地緣政治版圖和二戰后大國間經濟實力對比達到質變的臨界點，如今全球各國經濟實力的對比又達到新臨界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今年的經濟總量將在歷史上首次超過發達經濟體，拉加德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來自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員工比例已升至44%來印證中國等國家力量的崛起，美國已成為全球最大借債國，頗像二戰后英國的地位，中國、巴西、俄羅斯這些新興經濟體都是持有美國國債數額超過1萬億美元的債主。
關于當前全球經濟、金融秩序的內核，德意志銀行經濟學家邁克爾·杜利（Michael Dooley）等人在2004年提出“復活版布雷頓森林體系”（RevivedBretton Woods System，BW2）的概念，其觀點有合理之處，也引發了熱議。根據杜利等人的看法，資本富足的美國通過國際資本市場以較低的利率短期舉債，來應付國內巨額財政赤字的壓力，同時再把國內的資本以長期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輸出到勞動力富足但資本短缺的國家，賺取更大的投資利潤，美國繼續扮演“短借長貸”的“世界銀行家”角色，這種金融循環對于美國和其他國家都是一種雙贏，盡管美國存在巨大的經常項目赤字，但是BW2體系或許比原布雷頓森林體系更具可持續_生。
但是，也有專家持反對論調。希臘央行的史蒂芬·霍爾（Stephen Hall）等學者則認為，BW2并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樣穩定，他和原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樣，同樣面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資產泡沫、金融危機這些穩定破壞性因素的威脅。曾任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的埃德溫·杜魯門（EdwinTruman）認為，美國聯邦政府年度財政赤字占GDP高達8%、經常賬戶項目年度赤字超過3%的內外“雙逆差”局面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不可持續。美國接近債務危機臨界點是學界的共識，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一項重要內容是美國需調整過度依靠借貸消費的經濟增長模式。“末日博士”魯比尼認為，和原布雷頓森林體系相比，在BW2時代，美國的經常項目從順差變為逆差，美國國內的溫和財政赤字變為巨額財政赤字，這預示著BW2時代或將是一個“短命時代”。
史可明鑒，布雷頓森林體系留下的遺憾也為未來的努力指明方向。在懷特看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支柱，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建設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嘗試，但是該體系并未建立凱恩斯提倡的超儲備貨幣，從而來克服信用貨幣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為了緩解國際金融體系困境而在1969年設立的IMF特別提款權（SDR）并非完全意義上的超儲備貨幣。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曾提議擴大SDR的使用范圍，創造一種與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以避免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
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規劃師”懷特將匯率作為自己思路構架的核心，匯率議題確實是連接各國利益的主要橋梁。BW2時代是一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時代和國際貿易分工大繁榮的時代，貿易和金融政策密不可分，各國既要避免全球流動性不足造成的國際貿易萎縮，也要避免濫用央行創造流動性“無錨”的現狀來謀求出口優勢和減小償債壓力。
目前，日元等幣種“競爭性貶值”盡管主觀目標未必是謀求出口優勢，但客觀結果會使得日本出口商更具全球競爭力。懷特最初沒有設立世貿組織的考慮，因而在原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實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貿組織在匯率、貿易政策上的有效合作來抑制貿易保護主義缺乏有力的制度_生保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難以對日本這樣大股東的貨幣政策“吹響警哨”，這些都成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軟肋。
一、草原沙化的深層原因是人類在利益的趨使下對草原資源實施了過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糧農組織就出版了《山羊》一書,該書針對委內瑞拉部分地區所存在的類似于我們中國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壞問題,用了整整兩章的篇幅為山羊“澄清了事實”,并反復強調指出,山羊作為地球上的最優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態惡化的元兇。我國寧夏自治區畜牧工作站副站長、高級畜牧師/！/龔偉宏同志也從生物學的角度較全面地透視了山羊和綿羊的生活習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綿羊那樣有較深的二裂唇,不能緊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葉,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僅為14.6%,而綿羊則高達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飼,適應性和生活力比綿羊及牛群更強,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動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懸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荊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為砍伐的林區、挖墾過的草原和其他動物掠食過的退化草地上,繼續生存并為人類提供優質產品”。實際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眾多可貴的特點,加之人類的趨利行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們忽視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開墾者和破壞者,進而產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壞草原生態”等片面看法。
誠然,山羊確有喜食幼樹嫩枝的特點,對幼樹林有一定的破壞作用。但是應該看到的是,在人類管理不當或管理失控的條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會破壞幼樹的生長、妨礙草地的恢復。長期以來,我國西部地區所存在的人為開荒種地、挖甘草、挖黃鼠、抓發菜和鏟草皮以及對綠洲周邊天然植被的人為破壞,無不“有效地推動了”這一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我們認為,將山羊視為我國草原沙化的根源,實在是一種“歪理邪說”;而對山羊實施“制裁”或者說將解決問題的思路局限在消滅山羊的數量方面,無疑是讓沒有思維能力、沒有環保意識、不懂政策的山羊充當了人類趨利行為的“替罪羊”。
我國西部地區的廣大草原雖然從法律上講屬于國家所有,但是在使用過程中,這些草原實際上已成為該地區每一個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費利用的“公共資源”。在經濟學上,所謂“公共資源”是指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的自然資源:一是這些資源不為哪一個個人或企業組織所擁有;二是社會成員可以自由地利用這些資源。這兩個條件決定了共有資源具備了“競爭性”的特點但同時卻不具備“排他性”的特征。所謂“競爭性”是指在提供給羊群生長的草原面積為既定時,當一個牧民所放養的羊群數量增加時,那么留給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積就自然減少。“競爭性”特征“迫使”每個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養羊只數。所謂不具備“排他性”(或簡稱為“非排他性”)是指幾乎不可能對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費用,或者說很難用收費的辦法來阻止人們過度放牧。
早在18世紀初,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大衛?休謨(1711-1776)便認識到在人們完全從“私人動機”出發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資源時,公共資源將傾向于被過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費;并且過度利用還會達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無法得到多少實際好處的程度。公共資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劇”,直接原因在于,每個可以利用公共資源的人都面臨著一道類似于“囚犯難題”那樣的困境:當總體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資源的可能性時,自己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時,則自己的利益將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時,自己若不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則自己顯然“吃虧”,而自己也不失時機地加大利用公共資源就會“避免損失”。最終后果是每一個能夠利用公共資源的人都將會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資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養羊時為止,即出現“納什均衡”。
運用一個簡單的數量模型可以證明上述推論。設某牧區有X戶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積一定,則該草地上可養羊的最佳數量就為一個確定的數字(這一最佳量將在下文給予推導),如果羊的數量過多,養羊者所養的每只羊的收益將會因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數學語言來說即單位羊的收益是養羊數量的減函數。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產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戶牧民的總養羊量,q1、q2、q3分別代表三戶牧民的個別養羊量,則有:R=f(Q)=f(q1+q2+q3)。再設一只羊的具體收益函數形式是:R=100-Q;單位羊的成本函數是:C=4元;三戶牧民的養羊利潤分別用P1、P2、P3表示,則由于“利潤=總收益-總成本”,所以,每戶牧民的利潤函數便分別為:
P1=q1?R-q1?C=q1?[100-(q1+q2+q3]-4? q1
P2=q2?R-q2?C=q2?[100-(q1+q2+q3]-4? q2
P3=q3?R-q3?C=q3?[100-(q1+q2+q3]-4? 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戶牧民各自對另兩戶牧民養羊數量的反應函數,這即:
q1=48-0.5(q2+q3); q2=48-0.5(q1+q3); q3=48-0.5(q1+q2)
三個反應函數的交點(設分別為q1*、q2*、q3*)即納什均衡。將q1*、q2*、q3*代入上述反應函數
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潤函數則可求得三戶牧民的均衡利潤:P1*=P2*=P3*=576(元) 這表明,當不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每戶牧民都從自身利益極大化這一目標出發,那么每戶的均衡養羊只數將是24只,均衡利潤量是576元。三戶牧民的總養羊只數和總利潤量則分別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條件(即單位羊的收益函數與成本函數等)不變時,我們放棄該草原為三戶牧民所共同擁有的假定,而設其為一戶牧民所擁有(或存在一個集體協調機制),且設該草原的養羊總只數為Q,則顯然有:總利潤函數P=Q?R-Q?C=Q(100-Q)-4Q=96Q-Q2
設:使總利潤極大的最佳養羊數為Q*,那么該最佳養羊量必會使總利潤函數的導數為0,即:96-2 Q*=0,解得Q*=48(只),代入總利潤函數得:P*=2304(元)。
比較兩種情況不難發現:既定的草原面積下,三戶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慮而獨立決定的養羊總量(72只)是大于一戶牧民(或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所決策的養羊量(48只)的。而實際上,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或一戶牧民所決策的養羊量顯然是該草原本來能夠承載的最佳養羊總量。眾所周知,草原本來能夠承載的最佳養羊總量的突破(即草原的過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資源得不到有效恢復,直至出現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問題,從而最終造成草原的實際可能載畜量下降、牧民養羊收益減少。
我國的有關資料充分證實了上述理論分析與數量推導。例如,目前我國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積已 達2133萬公頃,占草地總面積的37.2%,更為嚴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現在仍以每年29萬公頃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場面積也達到1173萬公頃,占草地總面積的32.3%;沙化草地193萬公頃;草原植被消亡、土地的黑土灘面積已達333萬公頃。寧夏則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產草量和載畜量已經嚴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頃(22.35畝)的草地才能承載一只牲畜。
二、維護我國西部地區生態環境的對策比較
針對我國西部草原地區的過度放牧現象,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預或者說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稅。例如,在2000年上海舉行的一次名為“走經濟全球化發展道路:中國在新世紀的機遇和挑戰”國際學術會議上,華裔加拿大經濟學家徐滇慶教授便呼吁,中國政府應征收牛羊消費稅。據他認為,把從牛羊肉消費中征集來的稅收的一部分用于幫助農牧民退耕還林、退耕還草;另一部分則可用于解決政府幫助農牧民轉向其它產業所需要的財政經費來源。不過在我認為,對牛羊征稅雖有理論或法律依據(即便國家是向牧民征稅,也有依據。因為在我國的法律中,草原資源的產權被界定為屬于國家所有,作為產權主體,國家顯然有權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稅),但是,在我國真正實施征稅政策還是存在很大問題的。對牛羊課稅的經濟學含義即移動牛羊產品的供給曲線,稅收的增加將促使供給曲線向左上方移動,這一過程必然帶來均衡點的移動以及牛羊產品價格的上升和均衡產量的減少。即使是對牛羊征收消費稅,最終后果也可能會加重牧區人民的經濟負擔,嚴重的是將可能導致牧民失去生活的來源。特別是在牧民沒有其它就業渠道的前提下,稅負的加重無疑會使牧區人民的脫貧致富速度減慢,甚至還會使牧區人民陷入生存危機的困境之中。
具體說,如果消費牛羊產品的消費者是不受宗教和習俗制約的非少數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費稅的征收以及客觀存在的替代效應將可能改變其對牛羊肉產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線的斜率會發生改變,需求曲線將可能變得較為平緩一些或更富有價格彈性這一結果將是:因供給減少所導致的價格上升不僅不能增加牛羊產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會導致牛羊產品提供者(西部地區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費牛羊肉的消費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費習俗或宗教因素影響,他們對牛羊征稅的反應將是不會明顯改變其需求曲線斜率,這時,西部少數民族消費者所面臨的問題將是不得不分擔更多的稅收。至于西部地區牛羊產品的生產者則會因均衡產量的減少而使實際總收益下降。盡管政府稅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等方面,但是“雙退雙還”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農牧民直接收入的減少卻是不爭的事實。總之,征稅不僅會通過加大牛羊生產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場競爭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會增加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消費者的生活費支出;此外,還會導致“消費者剩余”的無謂損失。因此,在不能給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來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稅對原來就貧困的廣大西部地區來說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養羊更沒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產權。即明確草原的產權主體,或者允許土地(草原)自由貿易。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在2000年參觀江蘇企業改制時,曾建議通過“進一步明確土地的產權”來推動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主張改革土地(或草原)資源產權的經濟學家依據現代產權理論,認為產權制度作為一種社會安排,具有節約費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費用的方式解決人們在使用稀缺資源(如草地)中的沖突。換言之,按照產權學派的觀點,將草地分給牧民私人所有,將會促使牧民充分關注土地資源的使用效率,過度放牧現象也就可以得到徹底的解決。然而我們認為,在我國現有的制度框架下,無論是對土地資源進行“私有化”改革還是實行“自由貿易”改革均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重大障礙。
既然“禁止牧民養羊”的行政干預辦法、“征收牛羊稅”辦法以及“進行土地產權制度改革”辦法,在解決西部草原地區的生態環境惡化問題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內不具備可行性,因此,我們提出“人口遷移或減少牧區人口數量”的對策主張。
實際上,我國西部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過多。按聯合國沙漠會議規定,干旱區每平方公里土地負荷人口的臨界指標為7人,半干旱區為20人,然而我國西部地區諸省區的情況如何呢?大多數地區的人口都超過了此臨界指標。以寧夏為例,目前,其山區人口較1950年代初期增長了250萬,人口超過臨界指標2.3—2.4倍。必須看到的是,在工業化與現代化沒有完成的傳統社會或落后地區,過多的人口數量或過快的人口增長必然導致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和草地的過度放牧,因為,在工業化不發達的前提下,草原地區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數量才能維持其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如目前寧夏山區的牛羊數量較1950年代初便增長了274%,牲畜超載2.3倍。(9)可見,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載,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數量的超載。因此,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首先考慮的對策就應該是設法減少西部牧區的人口總量,而不能象現在一些地區那樣簡單地“消滅山羊或不允許牧民養羊”。而且從理論上講,西部地區牧民的減少或牧區人口的轉移其實是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現代化進一步推進的必然規律,人口的轉移不僅是西部生態環境保護的客觀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區工業化的必然要求。
三、牧區人口轉移或城市化應主要依靠市場機制來推進
人口遷移可以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機制下進行:一是在政府的
計劃安排下進行“移民”。 二是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落后地區的農牧民向發達地區或城市流動。 從我國實踐來看,政府組織的“移民”具體包括兩種移法,(1)政府象轉移三峽庫區移民那樣轉移西部牧區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組織農牧民)建立小城鎮來實現農牧業人口向小城鎮的轉移。很顯然,由政府出面組織象三峽移民那樣的西部人口大轉移是不切實際的或難以進行的;至于政府通過行政規劃的方式來發展“小城鎮”進而實現人口的轉移,雖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實際執行效果卻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鎮建設與繁榮的前提是工業化的發展,沒有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小城鎮建設必然會陷入“有城無市”或城鎮“人氣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時期以來,我國一些地方所出現的已進入小城鎮的農民又返回農村的現象明顯表明,進入“人為造就出來的小城鎮”的農民若不能享受到現代工業化所帶來的較為穩定的就業、收入、社會保障、舒適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實際收益或好處”,那么,他們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鎮生活的。鑒于此,我們認為,實現我國西部地區農牧民的“空間轉移”應主要市場機制來進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當然,讓市場機制在人口遷移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遷移上的完全“不作為”,以市場的力量來轉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進城市化和人口流動等問題上應該貫徹執行“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具體說來,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應該放在動員或組織農牧民“建造小城鎮”上,而應該放在改革目前農牧民進“城”所客觀存在的“門檻”限制問題上(如消除戶籍管制等)。
不過,消除過高的進城門檻、讓農牧民自主選擇遷移方向或目標,會使一些人產生不安與顧慮,其中,最大的擔憂是農牧民將因此大量涌向城市,從而造成城市交通的擁擠、就業的緊張、社會治安的混亂、城市環境的惡化等一系列所謂的“城市病”問題。誠然,農牧民進城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上述諸多“城市病”,但是我們 認為,不允許農牧民進城所導致的我國工業化與城市化不均衡發展(或城市化滯后)所引起的種種“農村病”問題則更為嚴重。筆者在“慎對廣義小城鎮”和“不允許農民進城的負效應不容忽視”等文中,將只允許農民進入“小城鎮”而不允許農民進入“現代城市”所帶來的“農村病”問題歸納為五大方面,這五個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動下加速進行的小城鎮(尤其是鄉村集鎮)建設,使我國的土地資源出現了嚴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鎮建設所帶來的環境污染甚至生態破壞問題極為嚴重;(3)從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來說,僅依賴小城鎮的發展而沒有現代城市供給的增加和城市規模的擴張,既不可能促進第三產業發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規模經濟效應或聚集效應得到充分發揮與體現;(4)小城鎮建設在擴大國內最終需求、拉動我國經濟增長上沒有明顯的效果;(5)小城鎮為主的城市化模式,對于農民改變其傳統的行為方式、實現其個人角色轉換乃至個人現代化等是極其不利的。
其實,農民進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問題,從根本上講只是一個管理上的問題、技術上的問題和發展中的問題。只要我們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實通過深化自身機構改革和體制改革來提高政府的運營效率;第二,將工作重心由現在的“管理國有企業”轉移到“管理城市”方面來,那么,所謂的“城市病”問題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眾多人口超百萬的現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場的雙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沒有出現災難性后果嗎?甚至連規模不經濟現象也沒有出現;而我國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沒有出現規模負效應問題嗎?王小魯、夏小林對城市的規模收益與外部成本的計量模型分析表明,城市的經濟效益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而明顯上升,在150萬-200萬人之間,城市的凈收益規模達到最大。因此,以為降低農牧民進入中小城市的門檻后就必然會造成災難性的“城市病”和規模不經濟等問題是沒有依據的。(至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所出現的城市病問題,我們認為,關鍵原因在于這些國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說嚴重與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進城限制本身上。)
一、草原沙化的深層原因是人類在利益的趨使下對草原資源實施了過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糧農組織就出版了《山羊》一書，該書針對委內瑞拉部分地區所存在的類似于我們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壞問題，用了整整兩章的篇幅為山羊“澄清了事實”，并反復強調指出，山羊作為地球上的最優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態惡化的元兇。我國寧夏自治區畜牧工作站副站長、高級畜牧師龔偉宏同志也從生物學的角度較全面地透視了山羊和綿羊的生活習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綿羊那樣有較深的二裂唇，不能緊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葉，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僅為14．6％，而綿羊則高達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飼，適應性和生活力比綿羊及牛群更強，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動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懸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荊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為砍伐的林區、挖墾過的草原和其他動物掠食過的退化草地上，繼續生存并為人類提供優質產品”。實際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眾多可貴的特點，加之人類的趨利行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們忽視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開墾者和破壞者，進而產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壞草原生態”等片面看法。
誠然，山羊確有喜食幼樹嫩枝的特點，對幼樹林有一定的破壞作用。但是應該看到的是，在人類管理不當或管理失控的條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會破壞幼樹的生長、妨礙草地的恢復。長期以來，我國西部地區所存在的人為開荒種地、挖甘草、挖黃鼠、抓發菜和鏟草皮以及對綠洲周邊天然植被的人為破壞，無不“有效地推動了”這一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我們認為，將山羊視為我國草原沙化的根源，實在是一種“歪理邪說”；而對山羊實施“制裁”或者說將解決問題的思路局限在消滅山羊的數量方面，無疑是讓沒有思維能力、沒有環保意識、不懂政策的山羊充當了人類趨利行為的“替罪羊”。
我國西部地區的廣大草原雖然從上講屬于國家所有，但是在使用過程中，這些草原實際上已成為該地區每一個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費利用的“公共資源”。在學上，所謂“公共資源”是指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的資源：一是這些資源不為哪一個個人或組織所擁有；二是成員可以自由地利用這些資源。這兩個條件決定了共有資源具備了“競爭性”的特點但同時卻不具備“排他性”的特征。所謂“競爭性”是指在提供給羊群生長的草原面積為既定時，當一個牧民所放養的羊群數量增加時，那么留給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積就自然減少。“競爭性”特征“迫使”每個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養羊只數。所謂不具備“排他性”（或簡稱為“非排他性”）是指幾乎不可能對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費用，或者說很難用收費的辦法來阻止人們過度放牧。
早在18世紀初，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家和學家大衛休謨（1711－1776）便認識到在人們完全從“私人動機”出發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資源時，公共資源將傾向于被過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費；并且過度利用還會達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無法得到多少實際好處的程度。公共資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劇”，直接原因在于，每個可以利用公共資源的人都面臨著一道類似于“囚犯難題”那樣的困境：當總體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資源的可能性時，自己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時，則自己的利益將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時，自己若不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則自己顯然“吃虧”，而自己也不失時機地加大利用公共資源就會“避免損失”。最終后果是每一個能夠利用公共資源的人都將會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資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養羊時為止，即出現“納什均衡”。
運用一個簡單的數量模型可以證明上述推論。設某牧區有X戶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積一定，則該草地上可養羊的最佳數量就為一個確定的數字（這一最佳量將在下文給予推導），如果羊的數量過多，養羊者所養的每只羊的收益將會因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數學語言來說即單位羊的收益是養羊數量的減函數。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產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戶牧民的總養羊量，q1、q2、q3分別代表三戶牧民的個別養羊量，則有：R＝f（Q）＝f（q1＋q2＋q3）。再設一只羊的具體收益函數形式是：R＝100－Q；單位羊的成本函數是：C＝4元；三戶牧民的養羊利潤分別用P1、P2、P3表示，則由于“利潤＝總收益－總成本”，所以，每戶牧民的利潤函數便分別為：
P1＝q1R－q1C＝q1［100－（q1＋q2＋q3］－4 q1
P2＝q2R－q2C＝q2［100－（q1＋q2＋q3］－4 q2
P3＝q3R－q3C＝q3［100－（q1＋q2＋q3］－4 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戶牧民各自對另兩戶牧民養羊數量的反應函數，這即：
q1＝48－0．5（q2＋q3）；
q2＝48－0．5（q1＋q3）；
q3＝48－0．5（q1＋q2）
三個反應函數的交點（設分別為q1＊、q2＊、q3＊）即納什均衡。將q1＊、q2＊、q3＊代入上述反應函數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潤函數則可求得三戶牧民的均衡利潤：P1＊＝P2＊＝P3＊＝576（元）
這表明，當不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每戶牧民都從自身利益極大化這一目標出發，那么每戶的均衡養羊只數將是24只，均衡利潤量是576元。三戶牧民的總養羊只數和總利潤量則分別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條件（即單位羊的收益函數與成本函數等）不變時，我們放棄該草原為三戶牧民所共同擁有的假定，而設其為一戶牧民所擁有（或存在一個集體協調機制），且設該草原的養羊總只數為Q，則顯然有：總利潤函數P＝QR－QC＝Q（100－Q）－4Q＝96Q－Q2
設：使總利潤極大的最佳養羊數為Q＊，那么該最佳養羊量必會使總利潤函數的導數為0，即：96－2 Q＊＝0，解得Q＊＝48（只），代入總利潤函數得：P＊＝2304（元）。
比較兩種情況不難發現：既定的草原面積下，三戶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慮而獨立決定的養羊總量（72只）是大于一戶牧民（或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所決策的養羊量（48只）的。而實際上，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或一戶牧民所決策的養羊量顯然是該草原本來能夠承載的最佳養羊總量。眾所周知，草原本來能夠承載的最佳養羊總量的突破（即草原的過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資源得不到有效恢復，直至出現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問題，從而最終造成草原的實際可能載畜量下降、牧民養羊收益減少。
我國的有關資料充分證實了上述與數量推導。例如，我國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積已達2133萬公頃，占草地總面積的37．2％，更為嚴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現在仍以每年29萬公頃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場面積也達到1173萬公頃，占草地總面積的32．3％；沙化草地193萬公頃；草原植被消亡、土地裸露的黑土灘面積已達333萬公頃。寧夏則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裸露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產草量和載畜量已經嚴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頃（22．35畝）的草地才能承載一只牲畜。二、維護我國西部地區生態環境的對策比較
針對我國西部草原地區的過度放牧現象，一些學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預或者說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稅。例如，在2000年上海舉行的一次名為“走經濟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紀的機遇和挑戰”國際學術會議上，華裔加拿大經濟學家徐滇慶教授便呼吁，中國政府應征收牛羊消費稅。據他認為，把從牛羊肉消費中征集來的稅收的一部分用于幫助農牧民退耕還林、退耕還草；另一部分則可用于解決政府幫助農牧民轉向其它產業所需要的財政經費來源。不過在我認為，對牛羊征稅雖有或依據（即便國家是向牧民征稅，也有依據。因為在我國的法律中，草原資源的產權被界定為屬于國家所有，作為產權主體，國家顯然有權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稅），但是，在我國真正實施征稅政策還是存在很大的。對牛羊課稅的經濟學含義即移動牛羊產品的供給曲線，稅收的增加將促使供給曲線向左上方移動，這一過程必然帶來均衡點的移動以及牛羊產品價格的上升和均衡產量的減少。即使是對牛羊征收消費稅，最終后果也可能會加重牧區人民的經濟負擔，嚴重的是將可能導致牧民失去生活的來源。特別是在牧民沒有其它就業渠道的前提下，稅負的加重無疑會使牧區人民的脫貧致富速度減慢，甚至還會使牧區人民陷入生存危機的困境之中。
具體說，如果消費牛羊產品的消費者是不受宗教和習俗制約的非少數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費稅的征收以及客觀存在的替代效應將可能改變其對牛羊肉產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線的斜率會發生改變，需求曲線將可能變得較為平緩一些或更富有價格彈性這一結果將是：因供給減少所導致的價格上升不僅不能增加牛羊產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會導致牛羊產品提供者（西部地區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費牛羊肉的消費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費習俗或宗教因素，他們對牛羊征稅的反應將是不會明顯改變其需求曲線斜率，這時，西部少數民族消費者所面臨的問題將是不得不分擔更多的稅收。至于西部地區牛羊產品的生產者則會因均衡產量的減少而使實際總收益下降。盡管政府稅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等方面，但是“雙退雙還”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農牧民直接收入的減少卻是不爭的事實。總之，征稅不僅會通過加大牛羊生產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場競爭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會增加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消費者的生活費支出；此外，還會導致“消費者剩余”的無謂損失。因此，在不能給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來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稅對原來就貧困的廣大西部地區來說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養羊更沒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產權。即明確草原的產權主體，或者允許土地（草原）自由貿易。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在2000年參觀江蘇改制時，曾建議通過“進一步明確土地的產權”來推動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主張改革土地（或草原）資源產權的經濟學家依據產權理論，認為產權制度作為一種安排，具有節約費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費用的方式解決人們在使用稀缺資源（如草地）中的沖突。換言之，按照產權學派的觀點，將草地分給牧民私人所有，將會促使牧民充分關注土地資源的使用效率，過度放牧現象也就可以得到徹底的解決。然而我們認為，在我國現有的制度框架下，無論是對土地資源進行“私有化”改革還是實行“自由貿易”改革均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重大障礙。
既然“禁止牧民養羊”的行政干預辦法、“征收牛羊稅”辦法以及“進行土地產權制度改革”辦法，在解決西部草原地區的生態環境惡化問題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內不具備可行性，因此，我們提出“人口遷移或減少牧區人口數量”的對策主張。
實際上，我國西部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過多。按聯合國沙漠會議規定，干旱區每平方公里土地負荷人口的臨界指標為7人，半干旱區為20人，然而我國西部地區諸省區的情況如何呢？大多數地區的人口都超過了此臨界指標。以寧夏為例，，其山區人口較1950年代初期增長了250萬，人口超過臨界指標2．3—2．4倍。必須看到的是，在化與現代化沒有完成的傳統社會或落后地區，過多的人口數量或過快的人口增長必然導致資源的過度利用和草地的過度放牧，因為，在工業化不發達的前提下，草原地區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數量才能維持其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如目前寧夏山區的牛羊數量較1950年代初便增長了274％，牲畜超載2．3倍。（9）可見，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載，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數量的超載。因此，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首先考慮的對策就應該是設法減少西部牧區的人口總量，而不能象現在一些地區那樣簡單地“消滅山羊或不允許牧民養羊”。而且從理論上講，西部地區牧民的減少或牧區人口的轉移其實是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現代化進一步推進的必然，人口的轉移不僅是西部生態環境保護的客觀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區工業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區人口轉移或城市化應主要依靠市場機制來推進
人口遷移可以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機制下進行：一是在政府的計劃安排下進行“移民”。 二是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落后地區的農牧民向發達地區或城市流動。
從我國實踐來看，政府組織的“移民”具體包括兩種移法，（1）政府象轉移三峽庫區移民那樣轉移西部牧區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組織農牧民）建立小城鎮來實現農牧業人口向小城鎮的轉移。很顯然，由政府出面組織象三峽移民那樣的西部人口大轉移是不切實際的或難以進行的；至于政府通過行政規劃的方式來“小城鎮”進而實現人口的轉移，雖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實際執行效果卻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鎮建設與繁榮的前提是化的發展，沒有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小城鎮建設必然會陷入“有城無市”或城鎮“人氣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時期以來，我國一些地方所出現的已進入小城鎮的農民又返回的現象明顯表明，進入“人為造就出來的小城鎮”的農民若不能享受到工業化所帶來的較為穩定的就業、收入、保障、舒適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實際收益或好處”，那么，他們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鎮生活的。鑒于此，我們認為，實現我國西部地區農牧民的“空間轉移”應主要市場機制來進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當然，讓市場機制在人口遷移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遷移上的完全“不作為”，以市場的力量來轉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進城市化和人口流動等上應該貫徹執行“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具體說來，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應該放在動員或組織農牧民“建造小城鎮”上，而應該放在改革農牧民進“城”所客觀存在的“門檻”限制問題上（如消除戶籍管制等）。
不過，消除過高的進城門檻、讓農牧民自主選擇遷移方向或目標，會使一些人產生不安與顧慮，其中，最大的擔憂是農牧民將因此大量涌向城市，從而造成城市的擁擠、就業的緊張、社會治安的混亂、城市環境的惡化等一系列所謂的“城市病”問題。誠然，農牧民進城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上述諸多“城市病”，但是我們認為，不允許農牧民進城所導致的我國工業化與城市化不均衡發展（或城市化滯后）所引起的種種“農村病”問題則更為嚴重。筆者在“慎對廣義小城鎮”和“不允許農民進城的負效應不容忽視”等文中，將只允許農民進入“小城鎮”而不允許農民進入“現代城市”所帶來的“農村病”問題歸納為五大方面，這五個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動下加速進行的小城鎮（尤其是鄉村集鎮）建設，使我國的土地資源出現了嚴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鎮建設所帶來的環境污染甚至生態破壞問題極為嚴重；（3）從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來說，僅依賴小城鎮的發展而沒有現代城市供給的增加和城市規模的擴張，既不可能促進第三產業發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規模效應或聚集效應得到充分發揮與體現；（4）小城鎮建設在擴大國內最終需求、拉動我國經濟增長上沒有明顯的效果；（5）小城鎮為主的城市化模式，對于農民改變其傳統的行為方式、實現其個人角色轉換乃至個人現代化等是極其不利的。
其實，農民進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問題，從根本上講只是一個管理上的問題、技術上的問題和發展中的問題。只要我們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實通過深化自身機構改革和體制改革來提高政府的運營效率；第二，將工作重心由現在的“管理國有”轉移到“管理城市”方面來，那么，所謂的“城市病”問題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眾多人口超百萬的現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場的雙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沒有出現災難性后果嗎？甚至連規模不經濟現象也沒有出現；而我國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沒有出現規模負效應問題嗎？王小魯、夏小林對城市的規模收益與外部成本的計量模型表明，城市的經濟效益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而明顯上升，在150萬－200萬人之間，城市的凈收益規模達到最大。因此，以為降低農牧民進入中小城市的門檻后就必然會造成災難性的“城市病”和規模不經濟等問題是沒有依據的。（至于一些發展家在城市化過程中所出現的城市病問題，我們認為，關鍵原因在于這些國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說官僚主義嚴重與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進城限制本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