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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評價方法；優缺點
【中圖分類號】R19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6851（2014）05-0598
在衛生服務研究領域中，保證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問題之一。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是衛生服務公平性的重要研究內容，伴隨著衛生公平性研究發展起來。本文就用于評價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的方法進行介紹，為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研究提供方法學借鑒。
1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的內涵
衛生服務利用是需求者實際利用衛生服務的數量，是人群衛生服務需要量和衛生資源供給量相互制約的結果，可以直接反映衛生系統為人群健康提供衛生服務的數量與工作效率[1]。分析衛生服務利用程度是檢驗衛生服務效率和潛力的一種常用手段。測量衛生服務利用的指標包括：是否利用及利用的數量、利用衛生服務而消耗的費用（貨幣價值）等[2]。
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是衛生保健公平的重要組成部分，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包括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兩方面，水平公平性指具有同樣衛生服務需求的人可以得到相同的服務，垂直公平性是衛生服務需求多的人比需求少的人應獲得更多所需的衛生服務[2]。英國的Wagstaff等人提出，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可解釋為：有同樣醫療需要的社會成員接受到（利用了）同樣的衛生服務，而無論她是窮人還是富人、老年人還是年輕人、白人還是黑人[3]。在現實生活中，通常衛生服務利用最少的人群恰恰是健康需要最大的人。
2國外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評價方法
Van Doorslaer 和 Wagstaff 最早提出了測量衛生服務利用公平的一套方法，集中曲線和集中指數是評價衛生公平程度的方法。比例法是常用且簡單的一種測量方法，用于評價不同階層人群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在1983年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的世界衛生報告中均采用了比例法進行健康公平性分析[4]。
在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測量方法上，國際上通用的方法包括： 極差法、洛倫茨曲線和基尼系數、洛倫茨曲線、差別指數、不平等性斜率指數與相對指數、集中指數等。《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中提出的公平性測量方法：用兒童成活率分布指數和傷殘調整期望壽命（DALE）衡量健康狀況的公平性；用衛生服務系統的反應性表示衛生服務提供過程中的公平性；用衛生籌資公平性指數（IFFC）表示衛生服務籌資的公平性。但目前世界衛生組織提倡使用的新的公平性測量方法有待進一步完善[5]。
3國內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評價方法
我國衛生服務領域的公平性研究開始了于上世紀90 年代中期， 國內學者利用極差法、洛侖茲曲線法等研究方法對特定人群或特定地區衛生服務公平性進行評價，但是國家級或省級的研究較少，不足以對我國衛生領域公平性進行整體評價[4]。目前，用于評價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洛侖茲（Lorenz）曲線和Gini系數、極差法、集中指數（CI）、不平等斜率指數（SII）、利用/需要比、多因素分析法等。
3.1洛倫茲曲線（Lorenz Curve）和基尼系數（Gini Index，G）
洛倫茲曲線是經濟學中用來反映社會收入分配或財產分配公平程度的曲線，其基本思想為：將收入或財產按不同人群或地區分為若干等級，橫軸表示每一等級的人口數占總人口的百分比的累計值，縱軸表示每一等級擁有的財富的百分比的累計值，連接各點，即得到洛倫茲曲線。
基尼系數是根據洛倫茲曲線計算出的反映社會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統計指標。利用洛倫茲曲線和基尼系數來評價健康或衛生服務公平性的優點是可以反映所有人的狀況，但是缺點是不能反映每一層狀態改變對總體分布的影響。即只能反映總體的不公平程度，不能確定引起不公平性的原因是區域間還是區域內差異[5]。國內李娟生等運用Gini系數以及Lorenz曲線等對1610名育齡婦女的衛生服務公平性進行了分析評價[6]。但基尼系數及洛倫茲曲線在國內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評價中運用較少，在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評價方面運用較多。
3.2集中指數（Concentration Index， CI）
集中指數（CI）是世界銀行推薦的用于評估不同社會經濟條件下健康和衛生服務不公平性的指標。集中指數是借鑒洛倫茲曲線和基尼系數的思想用以評價健康公平性的統計指標。后來被引入衛生服務公平性測量，目前已成為測量衛生服務領域公平性最常用的方法之一。CI是按社會經濟狀況排序，對不同社會經濟狀況組之間人口分布變化比較敏感，從而反映不同的社會經濟狀況對健康和衛生服務利用不公平的影響。
集中指數法用于度量與經濟狀況相關的衛生服務不平等情況比較有效。它反映了所有人群的狀況，而且對人群社會經濟狀況的分布比較敏感，所以最能滿足我們測量不公平時所要達到的要求。但是集中指數的算法屬于單因素分析法，沒有綜合考慮其它指標的作用。查閱大量文獻發現，衛生服務利用的集中指數幾乎沒有大于0.2的，所以集中指數的評價準則有待于進一步完善[7-10]。
雷鵬等對不同健康指標用于健康公平性評價的比較研究中發現，采用不同健康指標得到的集中指數差別較大，說明以不同健康指標代表人群健康狀況來評價與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相聯系的健康公平性，其敏感程度有強有弱[11]。同時建議在對不同指標集中指數進行計算之前，可對不同健康指標進行年齡標準化率后再計算，因為年齡往往是重要的混雜因素，卻被一些衛生經濟學研究所忽略。
3.3不平等斜率指數（Slope Index of Inequity）
該法是將人群按社會經濟狀況分組后，分別計算各組的健康指標平均值，不平等斜率指數就是不同經濟組的健康指標平均值與其對應的社會經濟組的秩次之間回歸線的斜率，它反映了從社會經濟最低組到最高組之間健康狀況的改變，能反映出社會經濟狀況對健康不公平的影響，其絕對值越小，代表社會經濟對健康的影響越小，健康狀況越公平，其特點是能反映社會經濟狀況對健康不公平的影響[12]。方麗霖、韓冰等利用不平等斜率指數（SII）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實施效果評價[13-14]，該評價方法彌補了級差法在測量上的缺陷，對人群健康水平敏感。
3.4極差法
極差法是最常用的測量健康公平的方法。這種方法通常用于比較社會經濟分組最上層和最下層的情況。極差法是將人群按其社會經濟狀況分組，比較社會經濟狀況最高組與最低組之間健康狀況的差異，從而說明健康在不同收入人群分組健的平等性。如1983年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2010年世界衛生組織的世界衛生報告、中國的衛生服務調查報告以及一些研究報告均有體現[15]。
級差法優點是簡潔明了，能夠直接比較不同社會經濟狀況收入人群的健康差異，其缺點是它僅僅反映最高組與最低組之間極端的健康差異，而忽略了中間組之間的變化，另外，極差法缺少對樣本構成的考慮，不適合在不同年代或不同地區間的比較[5]。同時，謝小平等認為級差法中隱含了一個假設： 即衛生服務需要不隨收入或其他條件變化而變化， 而這個假設顯然是不科學的，如果事實不是這樣， 那就需要將其與不同收入下衛生服務實際需要的分布公平性進行比較[4]。
3.5利用/需要比（Use/Need Ratio）
該法對按一定社會經濟學特征分組的人群的衛生服務需要量與相應的衛生服務資源利用量的比較，來評價是否實現了相等的需要獲得相等的衛生服務利用，又稱 Le Grand法。它反映了不同經濟學特征的人群平均每個患者所利用的衛生服務資源。應用調查對象患病表示需要，門診、住院服務的費用等為利用量，計算方法是以每類服務的次均費用與所利用服務量的乘積之和表示，最后以各經濟收入組間利用/需要比大小的比較來表示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程度。
Le Grand法主要用于分析不同經濟收入組人群的門診和住院費用之間的差別，只考慮到了經濟因素對衛生服務利用的影響，屬于單因素分析方法。如果能夠消除其它因素的影響，Le Grand法為一種簡單的反映衛生服務利用費用的公平性的方法[16]。
“分項分析法”（Disaggregated approach）是“利用/需要比”的改良方法。該法是對不同的衛生服務的利用量和需要量分別進行比較，較Le Grand法更具有簡便易行和資料的可得性等優點。由于進行了分項分析，沒有考慮衛生服務利用中一些復雜因素，如可能存在患病和未患病間、衛生服務間、不同社會經濟狀態人群間等衛生服務利用的差別[17-18]。
3.6不相似指數法（Index of Dissimilarity）[19]
不相似指數的基本思想是用某階層的健康比重和它相應的人口比重，測量健康集中在特定的階層，還是均勻地分布在各個階層中，并且可以計算出各個階層的差異程度。優點是把社會分為多個經濟階層，了解每個階層健康水平和人口比例的差異，可以對每一個階層的情況進行比較，從而知道由于收入不平等而造成的健康不公平情況。缺點是使用了按社會經濟分組統計的數據，但僅僅對每個社會階層的健康水平所占比例與每個社會階層所占人口比例進行比較，而不是與社會經濟階層的社會狀況進行比較，且ID是一個正值，不能反映是正面還是負面的情況。
3.7多因素回歸分析法（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此法可同時對多個可能影響衛生服務利用的因素進行分析，并建立有關影響利用的因素與衛生服務間關系的模型，可用logistic回歸和Probit回歸模型進行分析。查閱文獻發現，用Logistic回歸分析得出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性別、受雇情況、年齡、婚姻狀況、社會支持水平、種族、有無健康保險、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等。上述變量可能影響需求或利用，但不能確切地說明影響的程度。
由于Logistic回歸要求因變量是分類變量或等級資料，而反映衛生服務利用醫療費用、住院天數等變量為數值變量且這些變量往往不服從正態分布，所以需要做變量變換，若未做變量轉換只能選擇單因素分析方法[16]。
3.8擬合負二項模型
對于不同醫療保障制度參保居民，以兩周門診次數和年住院次數為因變量，需要變量和控制變量為自變量擬合負二項模型，常用的標準化方法有直接標準化法和間接標準化法，由于直接標準化法存在一定缺陷，間接標化法操作上簡便易行，因此國際研究中較多地使用間接標化法[3]。在實際分析中，“標化”變量 和“非標化”變量的選擇應該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和數據可得性進行確定，變量選擇也是標化的關鍵之處。
3.9因子分析和快速聚類法（Factor Analysis and Fast Cluster Analysis）
關鍵詞：社會經濟地位；健康水平；職業；收入差距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7.26
中圖分類號：F06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7-0121-05
Social Economic Statue， Income Gap and Health Level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
SHEN Yun1 ，ZHU Yufang2
（1. Chinese Western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2. Deyang Housing and Urban Rur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Bureau， Deyang 618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testes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for personal heal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improve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will help improve the health of individuals； and widening income gap will cause a decline in the level of personal health， the Gini coefficient per expand a standard deviation，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negative selfrated health probability influence will decline 168%. Enhance the social status will help slow down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to the adverse effects on personal health.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robustness tests also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index for personal health status followed by a significant downward trend between the year 2010 and 2012 .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urban and rural contrast， farmers in rural areas increased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better able to enhance their level of selfrated health，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to buffer the impact of income disparities is greater.
Key words：socioeconomic status； health level； occupation； income gap
1引言與相關文獻回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人們的收入差距也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開始持續擴大。收入差距的擴大，也直接或間接導致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甚至影響人們的健康狀況。社會經濟地位對個人健康的影響在不同年齡結構群體中可能S著年齡的差異而出現分化，在年齡的臨界點之前，社會經濟地位對個人健康的影響表現出發散效應，而超過該臨界年齡后將表現逐步收斂的現象[1]。但該結論也得到了一些學者的批評，由于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具有不同的人口以及社會環境，因此會存在不同的健康影響程度和影響模式[2]。那么，對于社會經濟地位提升的群體，他們的健康水平是否隨之相應提升了呢？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一些年幼時家境貧窮的人通過后天努力獲取了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他們的健康水平并沒有隨之相應提高，反而出現職業壓力過大，工作時間較長，直接導致這部分人群生理和心理上的控制感增強，進而容易患上抑郁癥、心臟病等，對人們的健康水而有害。
收入差距和社會經濟地位二者之間也可能存在較強的作用關系，較強社會地位的人們可以帶來各種物質或非物質上的收益，導致社會差距的拉大，而這種差距的擴大也進一步導致健康的不平等[3]；但收入差距的擴大也使得收入高的人群進入社會上層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同時提升地位需要更多的財富，獲取較好的醫療資源配置從而提升健康水平。因此，這兩者的作用機制還相對模糊，研究收入差距、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水平的影響以及收入差距與社會經濟地位的交互作用對健康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同時，健康也是一項重要的人力資本，是推動經濟長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對于新常態下的經濟長期增長提供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水平影響的衡量指標方面，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職業以及聲望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還存在累積效應[4]，長期的具有較好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往往相對具有更好的健康水平[5]。但Lowry和Xie認為這種累積效應在青年階段則不太明顯，隨著年齡的增大，這種累積效應將逐步顯現出來[6]。相關結論也得到李建新等學者的認同，認為中國社會經濟地位隨著年齡的增長既表現出“收斂”效應也存在“發散”效應，該作用效果具有長期性，貫穿不同年齡階段。此外，王甫勤認為人們健康水平的差異主要來源于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帶來生活方式的不同[7]，而且當前社會等級和預期未來高的社會等級也會對個人健康產生積極的影響[8]。
收入差距對健康水平的影響方面，目前的研究基本認為收入不平等對居民健康水平差異有顯著的負向影響[9]，但也有一些研究認為收入不平等對健康水平差異之間不存在顯著的關系[10]。國內對收入差距和個人健康水平之間的關系研究，目前還未形成統一結論。Li和Zhu認為基尼系數和自評健康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在達到臨界值之前時，收入差距擴大將使得自評健康變差，當收入差距超過一個臨界值時，自評健康將有變好的趨勢[11]。而關于該影響機制，封進和余央央認為是公共醫療的供給不平衡導致的結果[21]，而齊良書則認為主要是由于教育的不均引起就業的差異帶來收入的不平等，進而導致健康的不平等[12]。
綜上所述，目前對社會經濟地位與收入差距對個人健康水平的影響研究還存在較大的爭議。而且，這兩者的交互作用是否對個人健康水平產生影響的相關文獻還相對較少，同時社會經濟地位的衡量指標相對主觀，客觀性較差且缺乏可對比性。
2數據來源與主要變量說明
21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2012年間的數據，該數據庫涵蓋了全國25個省（市、自治區）、105個縣（區）、416個行政村居，可用樣本個數為16923，樣本代表性較強。其中，成人問卷中，對樣本個體的健康狀況有詳細的調查，本文采用自評健康作為分析的被解釋變量。根據成人問卷中的問題P201“您認為自己的健康狀況如何？”的回答結果重新進行自評。
22主要變量說明
一般而言，針對社會地位的測量包括多個維度，比如個人財富、權利、職業或者聲望等，是社會成員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綜合衡量指標。目前針對社會地位的測量方法的研究相對較少，為保證結果的可信度，本文采用基于職業測量社會地位的指標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nternational Socia-Economic Index，ISEI）硨飭俊8彌甘最早是由布勞和鄧肯通過對各職業群體的社會經濟特征，然后根據多種社會經濟因素統計結果進行排序和賦值，對其收入和教育水平與相應權重的乘積來計算而得，它更多的是反映一個人的客觀地位而不是主觀地位[13]。本文以被調查對象14歲時父親和母親的職業以及本人現在的職業進行匹配。具體而言，在樣本分析中通過STATA程序將問卷數據中本人現在的職業及其父親的職業ISCO-88代碼轉換為ISEI值。最后得到的ISEI指標為取值16～90的連續型變量。
此外，本文進一步控制了收入差距對個體健康狀況的影響，具體通過基尼系數來衡量。本文借鑒申云等的測量方式，通過同一區縣或村居內居民的收入/支出來測算不同層面的基尼系數[14]。由于不同的社會關系網絡也會造成人們心理健康上的差異。本文采用“禮金來往”來體現社會關系網絡的變量，禮金來往主要包括家庭當年送出或收到的禮金或禮物（以人民幣計價）。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響個人健康的因素對結果造成的偏誤，本文還加入了居民的年齡、性別、職業收入、大學學歷、戶籍、黨員身份、基尼系數和禮金來往等作為控制變量。
3實證結果分析
31個人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水平的影響
首先，為了檢驗個人的社會地位對自評健康水平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計量模型如式（1）所示：
Healthicj=β0+β1statusicj+β2GINI+β3statusicj×GINIicj+β4ISEIfather+θ×Xicj+provincej+μicj（1）
Healthicj=β0+β1ISEIself+β2GINI+β3ISEIself×GINIicj+β4ISEIfather+θ×Xicj+provincej+μicj（2）
其中，Healthicj為位于省份j區縣c的第i人的自評健康水平；statusicj代表位于省份j區縣c的第i人的自評社會經濟地位水平；ISEIself表示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SEIfather代表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statusicj×GINIicj代表位于省份j區縣c的第i人的社會地位與其基尼系數的交叉乘積項，用于反映交互項對個體健康水平的影響程度；ISEIself×GINIicj代表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基尼系數的交叉項乘積，反映這二者對個體健康狀況的影響程度；Xicj代表控制變量，具體包括居民的年齡、性別、職業收入、大學學歷、戶籍、黨員身份和禮金來往，provincej為省份虛擬變量，μicj為殘差項。
表2為個人社會地位對健康的影響結果。第二列中以自評健康1為因變量的Ordered Probit回歸結果，結果表明，個人的社會地位對健康有積極的顯著正向影響。第三列以自評健康2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也顯示出明顯的正向影響。為了進一步證實個人社會地位對健康的影響，本文使用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和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兩個衡量指標對其進行穩健性檢驗，表2第四至五列的回歸模型結果都表明社會地位對個人健康狀況都會產生積極的顯著影響。
從個人社會經濟地位與基尼系數的交互項以及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基尼系數的交互項來看，二者都對自評健康水平分別在1%的顯著水平存在正向的顯著影響。從二者交叉項的系數來看，二者系數都比基尼系數對個人自評健康水平的影響較小，說明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減緩收入差距擴大對個人健康水平的不利影響。基尼系數都會對個人健康產生負向的影響，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心理的不平衡會導致人們心理的不健康程度會增大，影響人們的心理健康。基尼系數每擴大1個標準差，個人自評健康的概率將下降168%。
然而，個人社會地位對自評健康之間也可能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即個人社會地位對個人健康水平產生影響，而健康水平也會通過人力資本的提升來影響其收入、職業、教育等衡量社會地位的指標。為了降低這種潛在的內生性對結果導致的偏誤，本文通過聯立方程的三階段最小二乘估計模型同時考慮社會經濟地位和健康的影響因素進行回歸。進入自評健康2的決定因素有表2中的顯著影響變量個人社會地位、年齡、職業收入、基尼系數和禮金來往等，進入個人社會地位的決定因素為自評健康2、大學學歷、黨員身份等。從表3結果可以看出，第二和第三
列不控制其他變量，第四和第五列加入了其他控制變量，結果表明個人社會地位對自評健康都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與表2中的結果一致。
32加入時間趨勢的估計結果分析
為了檢驗個人的社會地位對自評健康程度的影響，本文進一步加入時間虛擬變量來測度社會經濟地位隨著時間的變化對個人健康狀況的影響，為此，構建如下計量模型如式（3）所示：
Healthicj=β0+β1statusicj+β2year2012+β3statusicj×year2012+θ×Xicj+provincej+μicj（3）
其中，2010年為對照的基年，本文設置了2012年數據的虛擬變量year2012，Healthicj為位于省份j區縣c的第i人的自評健康狀況；statusicj代表省份j區縣c的第i人的社會地位；statusicj×year2012代表個人社會地位與年度虛擬變量的交互項，主要反映2012年相對2010年人們社會地位對個人健康狀況的影響趨勢。Xicj代表控制變量，具體包括居民的年齡、性別、職業收入、大學學歷、戶籍、黨員身份、基尼系數和禮金來往。provincej為省份虛擬變量，μicj為殘差項。
首先，本文通過極大似然法（MLE）來估計線性Probit模型（LMP），并對其進行考慮異方差穩健性標準誤處理，分別對CFPS2010、CFPS2012和兩年混合數據進行回歸。這樣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較不同年份的回歸結果，同時有利于通過更換樣本來檢驗模型的穩健性。為了更好地檢驗城鄉間是否存在地域差異，本文把樣本戶籍地域分為城市和農村兩部分，分別對其進行計量分析，具體結果見表4。
從表4可以看出，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不管是單年數據還是混合數據，社會經濟地位對自評健康都在1%的水平顯著為正且比較穩健。從交互項的系數來看，相比2010年而言，本人社會地位在2012年城市地區中的顯著水平上升了19%（5%水平顯著），而在2012年的農村地區中的顯著水平上升了31%（5%水平顯著）。相比城市而言，農村居民社地位的上升，能夠更好地提高人們的自評健康水平，這可能的原因為農村居民社會保障水平往往相對較弱，農民社會地位提升更多是通過收入來體現，從而間接提高農民的醫療保障水平，提升農民的自評健康狀況。
33穩健性檢驗
為了避免主觀自評健康水平誤差對前文實證結果的影響，本文進一步對其進行穩健性檢驗。估計方法仍然使用工具變量的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并采用了考慮異方差的穩健標準誤。從表5模型（1）至模型（3）的實證結果來看，基尼系數對自評健康水平2在1%的顯著水平還是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基尼系數的回歸系數絕對值從2010到2012年間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并在1%的顯著水平顯著，表明收入差距的擴大確實不利于個人健康水平。個人的社會地位及其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基尼系數的交互項的系數都在1%的顯著水平顯著正向影響自評健康水平，且相應系數絕對值呈不斷上升的趨勢，也進一步表明了社會經濟地位的上升有利于減緩收入差距擴大對自評健康水平的不利影響。兩年和三年的混合數據回歸系數仍顯示為正，表明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確實能夠減緩收入差距的負向影響。此外，在模型（4）和模型（5）中加入了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基尼系數乘積的交互項，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2011年的交互項回歸系數為04732（1%的水平顯著），而父親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2012年的交互項回歸系數則為04225（1%的水平顯著），說明相比于2010年而言，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在2011年和2012年都顯著下降了。在模型（4）中，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與2012年交互項的回歸系數為04237（1%的水平顯著）。意味著相對于2010年而言，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子代的影響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間依次顯著降低了。這也進一步說明父代的經濟地位對子代的健康狀況還是存在一定的影響，雖然影響在逐年降低，也驗證了社會經濟地位對個人自評健康水平確實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證實了本文結論是穩健可靠的，也從側面反映出我國社會經濟地位的社會流動性趨于逐步上升的趨勢，階層的固化現象也有逐步降低的跡象。
4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通過CFPS數據驗證了社會經濟地位和收入差距對居民個人健康水平的影響。結果表明：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個人的健康水平；而且社會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減緩收入差距擴大對個人健康狀況的不利影響，基尼系數擴大1個標準差，其對居民個人自評健康負面影響的概率下降了168%；采用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進行穩健性檢驗也表明，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對個人健康狀況的影響在2010～2012年都依次呈顯著下降趨勢。從城鄉對比來看，農村地區居民社會經濟地位的上升能夠更好地提高人們的自評健康水平，而且對收入差距擴大造成的負面影響緩沖作用也更大。
綜上所述，收入差距的擴大確實會造成個人健康狀況的不利影響。我國民眾在追求更高的收入過程中，也在不斷追求政治和經濟等各領域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參與水平。而改善醫療衛生水平和提高居民接受教育的可獲得性以及提高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成為民眾獲取社會經濟地位認同感，提升整體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徑。因此，在政策層面，主要蘊含了以下幾方面的啟示：一是不斷完善和提高醫療保障水平，特別是不斷建立健全農村地區的醫療養老保障體系，積極提高低收入貧困群體的收入，從而不斷降低收入差距，降低城鄉居民健康水平不平等。二是積極加強對城鄉居民的培訓教育的扶持力度，特別是企業對社會急需技能工人的培訓補貼力度，從而間接提高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緩解收入差距對居民健康狀況的負面沖擊。三是逐步加強對醫療資源的分配和規范，防止優質醫療資源流向于特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高的民眾，降低醫療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導致健康水平在城鄉內部之間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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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家庭經濟困難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家庭經濟收入 家庭教育水平 心理健康
從古到今，大量貧困家庭的學子通過奮斗獲得成功的案例屢見不鮮，主流媒體對此的報道和過度宣傳會讓人誤以為“寒門”和“人才”、“成功”存在緊密聯系，似乎出身寒門者更容易成才并獲得成功。然而，較少為人關注的是，較低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個體的心理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的心理健康狀況如何？
大量研究顯示健康不僅是指身體、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也逐漸顯現出來。在當代醫學模式的改革上，出現了由傳統生物醫學模式轉變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趨勢。心理健康對于人類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當代各類群體中，雖然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優于其他群體，但在校大學生的心理問題的發現率要高于其他群體。至今，全國各高校已發生多起心理不健康致死案件，其中多起事件起因與學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有關。
一、家庭經濟困難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一）家庭經濟困難界定及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工作存在的問題
教育部、財政部2007年頒發的8號文件《教育部財政部關于認真做好高等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工作的指導意見》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進行了界定，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是指學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籌集到的資金，難以支付其在校學習期間的學習和生活基本費用的學生。各高校在認定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時，通常衡量家庭經濟困難程度會參考各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當前，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了建立健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的重要意義。為了幫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順利完成學業，國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資助體系。各高校按照國家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逐步建立起各自的操作模式。
然而，在各地各高校的實際認定工作中還存在一些問題，在如何準確認定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及其困難程度上存在一定難度。按照教育部、財政部的指導意見，申請認定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需要填寫《高等學校學生及家庭情況調查表》，并持該表到家庭所在地鄉、鎮、街道民政部門加蓋公章，以證明其家庭經濟狀況。但是現實社會中會存在家庭經濟狀況良好的學生也能蓋到鄉、鎮或街道民政部門的公章，甚至存在部分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蓋公章時卻被拒之門外的現象。此外，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狀況不一，城市與農村的經濟狀況存在差別，因此，來源于不同地區和城鄉的學生家庭經濟狀況也存在很大差異。這就造成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評判標準的相對性，在認定工作中不能以家庭經濟狀況為單一指標進行衡量。一些研究者引入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這一多維因子來衡量學生家庭情況，這將使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認定工作更加客觀并符合實際情況。
（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界定及衡量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是一個綜合性指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代表家庭環境。社會學研究顯示，起初的家庭環境量表主要測量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即測量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本。最近研究表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不是簡單的單一變量，它反映了個體的人格特質及其所處環境的特點，包括：較高的智力、勤奮、堅定、上進、長輩的鼓勵乃至婚姻狀態等諸多因素[1]。例如Cassidy和Lynn所做的一項追蹤研究發現，個體在16歲時的智力、成就動機、外向性、心理穩定性和所受到的父母鼓勵等因素，能有效地預測其到23歲時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2]。由此可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不僅是家庭經濟和教育水平的代表，更反映了父母乃至其祖父母的多種人格特質，他們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所創造的家庭環境。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是家庭成員的社會與經濟地位的衡量，根據家庭成員獲得或控制的社會資源數量進行的社會層級劃分。這些社會資源通常包括家庭成員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職業。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這一概念已經廣泛應用于心理學、醫學、社會學等各個領域，用以衡量個體的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本。
當前對于家庭經濟社會地位的測量通常從家庭成員受教育水平、收入狀況及職業等級三個維度進行。不同的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需要會選擇不同的維度，有的選擇其中一種，也有的研究者綜合幾種。但是，研究者發現，在職業等級評價上還存在諸多的缺陷，比如不適合測量無工作的人，而且職業等級的劃分會過于主觀化，導致當前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分類標準存在較大差異性。綜上，更多的研究者使用受教育水平和經濟狀況兩個指標衡量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的相關性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存在過大的差異成為影響個體成長的重要不公正因素。通過對大學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調查研究顯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呈現顯著相關性。較低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會妨礙學生的心理發展。
（一）低家庭經濟收入與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
低家庭經濟收入學生存在心理問題的人數是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這一群體總數的五分之一，而普通大學生心理不正常的人數是普通大學生這一群體總數的十分之一。很多研究者在探究不同地區家庭經濟情況對學生心理健康程度的影響時，發現較高家庭經濟收入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要優于來自較低家庭經濟收入學生。總體而言，低家庭經濟收入大學生心理健康程度低于較高家庭收入大學生。
1.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水平較低，社會支持水平較低。
較低家庭經濟收入大學生自我效能感與幸福感水平顯著低于普通大學生。研究顯示，低家庭經濟收入大學生的社會支持度偏低，他們缺乏可使用的支持因素，他們對社會支持的感受性也顯著低于普通大學生，因此，在面對壓力時無法獲得及時、必要的心理支持，從而影響他們的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3]，這可能與低家庭經濟收入大學生體驗到的壓力源更多及壓力值相對較高有關。有研究顯示，低家庭經濟收入大學生面對的壓力源與一般大學生存在差別，家庭經濟困難通常是造成他們焦慮等負性情緒的首要生活事件。此外，與普通大學生相比，較低家庭經濟收入大學生自我體驗到的壓力更大。
2.消極情緒發生率更高，自評癥狀顯著存在。
低家庭經濟收入學生中，普遍存在自卑、封閉、焦慮、敏感、敵對等負性情緒。與普通大學生相比，低家庭經濟收入學生存在心理問題時，他們的心理問題更加可能以軀體病痛的形式表現出來；他們會更內向、存在更多的內心沖突，道德更加自律，更容易體驗到焦慮、敏感，并且敵對情緒更容易發生。其中，低家庭經濟收入的女生更容易表現出恐怖、焦慮及人際敏感。
目前，在考量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時，90項癥狀清單是常用的測量工具。最近，常被用于各高校篩查大學生的心理問題。低家庭經濟收入學生的心理問題發生率較高。研究表明，除精神病性以外的所有項目，即軀體化、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恐怖、偏執等，低家庭經濟收入學生均顯著高于非低家庭經濟收入學生[4]。家庭經濟收入是影響大學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較低家庭經濟收入的學生是發生心理問題的高危人群。
部分來自低家庭經濟收入的學生由于經濟拮據，視野局限和交往能力欠缺，一時無力改變現狀，容易產生敏感、自卑，繼而出現抑郁、焦慮、人際關系緊張，甚至對周圍的人和事產生彌散性的仇視心理而出現偏執、敵對等一系列偏激的心理行為[5]。因此，低家庭經濟收入學生更需要身邊人的關懷、尊重、支持以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
（二）家庭受教育水平與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的相關性
大學生在身體、心理發育過程中，外界不良環境因素極易使得他們產生各類心理問題。隨著國家經濟水平的提高及計劃生育導致的獨生子女的普遍性，父母對子女的各項要求越來越高。可是對于如何正確引導兒女心理健康成長，對很多家長來說，是很難把握和調控的。有研究顯示，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其《90項癥狀清單》各癥狀因子分值越高。
有研究顯示，家庭受教育水平與學生獲得社會支持呈現出顯著性的相關，父母受教育水平低，即父母文化程度低的學生獲得社會支持較少，尤其是主觀體驗到的社會支持較少。有學者認為，感受到的支持比客觀支持更有意義。因為，雖然感受到的支持不是客觀顯示，但是被感知到的現實卻是心理的現實，而正是心理的現實作為實際變量/中介變量影響人的行為和發展。有研究發現，主觀支持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極為重大，主觀支持水平低的學生，其心理健康水平也較低。
三、結語
在經濟困難學生認定過程中，評定學生困難與否或者困難等級的主要標準是家庭經濟困難程度或家庭經濟收入水平。因為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地區和城市農村的雙重差異，來自于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地區的城市、農村的學生，他們的家庭收入水平之間存在很大差異，由此導致低家庭經濟收入學生的判別標準是相對的。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時不能以單一的家庭經濟狀況標準來衡量，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包含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職業和家庭收入三個維度，只有綜合這三個維度才能更好地衡量家庭的狀況。
社會經濟地位的過大差異成為影響個體成長的重要不公正因素。較低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學生在心理健康狀況與擁有較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學生相比，有顯著性的差異。在家庭收入這一維度上，低家庭收入學生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水平較低，社會支持水平較低。在《90項癥狀清單》的測量中，他們在除了精神病性的其他因子（軀體化、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恐怖、偏執）上，呈現出較高的水平。在父母受教育程度上這一維度上，父母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學生，其《90項癥狀清單》各癥狀因子分值顯著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學生。因此，在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和資助中，國家、學校除了要給予學生經濟資助外，更要給予學生更多的心理上的幫助與扶持。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專兼職工作者應該通過各種個體心理咨詢和團體輔導方法引導、幫助他們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接納自己；高校學生工作人員可以為他們提供條件改善自身經濟水平，如勤工儉學等，并協助他們通過各種合理途徑改變現狀；各高校管理層可以從制度上加強對他們的人文關懷，使他們在實踐中自強自立，走出自卑、敏感的陰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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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現當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國民體質整體水平的不斷提高，與其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國民的體質健康是國家發展的堅實基礎與前提，自1995年《全民健身計劃綱要》頒布實施以來，國家及各級地方政府也將其納入了統一監測范疇，可謂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重要舉措。現階段，國民體質問題已越來越被社會各界所關注，本文以國民體質與身體形態變化為切入點，運用文獻資料法、專家訪談等科學方法，從人均國民收入情況、傳統文化及生活方式等方面中找出相互影響的因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有價值的建議，為進一步培養終身體育的意識提供參考依據。
關鍵詞 國民體質 身體形態
一、前言
自《全民健身計劃綱要》頒布實施以來，國家及各級地方政府也將其納入了統一的監測范疇，然而，歷次的監測數據顯示，我國國民體質現狀不容樂觀。在2005年，全國范圍內進行的第二次國民體質監測，再次為國民的健康問題敲響了警鐘，我國社會各方面及國家相關部門對此表示非常高的關注，并在2009年經國務院批準，將每年8月8日設置為全民健身日，希望在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的前提下國民體質也得到一定的提高，促使我國社會經濟和國民體質共同進步，相得益彰。
二、社會經濟發展與國民體質變化的相互關系
國家國民體質的強弱，不僅代表著綜合國力的強弱，更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的穩定發展。從當今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來看，國民體質的改善與提高，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竭動力；反之，國民體質的下降又會遏制社會經濟的發展。可見，國民體質的強弱已不單單是關乎到個人身體的健康問題，更關系到一個國家前途命運性的問題。所以不斷完善對國民體質的研究，用科學量化指標對國民體質狀況進行對比、分析并提出建議，促使我國國民身體素質和社會經濟共同進步，協同發展。
（一）人均國民收入與國民體質變化的關系
人均國民收入時常被人們關注，它不僅代表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也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標。據有關調查顯示，因基本生活消費支出縮減而引起的營養不良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損耗，其造成GDP的價值損失高達2%-3%，足以說明人們以食品消費支出來改善人力資源素質的重要性。
（二）傳統文化、教育與國民體質變化的關系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擁有華夏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悠久的歷史文化對人們后天的體質也存在著交叉互動的影響。以讀書看報為例，近幾年我國的報刊雜志銷量逐年減少，紙質書籍也被電子書籍取代。隨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給大家提供新的閱讀方式，但在便利的同時也給人們的健康帶來了極大的隱患。頻繁、長時間的使用電腦出現的頸椎病、腰椎病，視力下降，長時間缺乏鍛煉，體質也勢必下降。在教育方面，受文化傳統的影響，我國傳統教育價值取向一直都呈現出重文輕武、讀書做官的現象，這種傳統的教育思想一直延續至今。學校體育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受到重視與反思，不斷促進國民體質的健康發展。
（三）生活水平與國民體質的關系
個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的增加，居民用在日常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將逐漸縮小，其反映出的系數稱為恩格爾系數，它顯示了國家和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對一個國家而言，國家越窮，則每個國民的日常食品支出所占消費支出的百分比越大，則恩格爾系數就越大；反之，每個國民的日常食品支出所占消費支出的百分比越小，生活越富裕，則恩格爾系數越小。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糧農組織把恩格爾系數指數的高低作為評定一個國家貧富或各地區生活質量高低的重要指標之一。
（四）生活方式與國民體質變化的關系
生活方式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它不僅包括人們的衣食住行，還包括休閑娛樂、社會交往等方面。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力勞動比例日益減小，勞動力結構越來越向自動化、智能化的趨勢發展，生產方式的改變勢必影響到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人們生活中的科技含量也越來越高。譬如交通，由步行變為汽車，再加上青少年學業繁重導致運動不足，體重普遍超重，身體素質在不斷下降。由此可見，社會經濟的發展給人們的生活方式帶來了一定的便捷，但不恰當的使用則會危害國民體質健康。
三、小結
（一）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國民身體形態、身體素質和身體機能方面的影響都不盡相同。社會經濟發展對國民體質的影響范圍也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但總體而言，國民體質的差距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斷縮小。
（二）宣揚正確的體育文化導向，引導人們養成科學合理的飲食觀、體育觀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培養群眾終身體育的健身意識。
（三）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人們參與體育健身活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條件，但仍需加強學校體育方面的建設，改善落后的教育觀念，從校園觀念抓起，以此來促進國民體質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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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抑郁；社會支持
一、問題提出
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越來越復雜。抑郁情緒已經不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據相關統計，中國逾9000萬人患抑郁癥。近年來，由抑郁情緒和抑郁癥而引發的事越來越多。2016年2月份，華東師范大學的江緒林老師自殺，生前疑患有抑郁癥。不久之后，被稱為“史學天才”的林嘉文因抑郁癥而自殺。抑郁癥使深陷其中的人們痛苦不堪，同時也會傷及周邊的人。近年來，因抑郁癥而殺害同事、舍友、親人的案例屢見不鮮。2016年4月，四川師范大學滕某因患有抑郁癥將其舍友殺害并分尸，引起學校和社會的關注和恐慌。2016年7月份，華碩CEO張偉明自殺身亡，生前患有抑郁癥。
促成抑郁癥的因素復雜，除了人格、性格、生活事件、生活方式、個體所處的環境外，在遇到危難時能否從周邊得到支持和保護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其中來自家人和社會的支持是兩個最為重要的因素。
在個體成長發展的過程中，家庭環境是影響個體社會化和心理健康的重要環境之一。而衡量家庭環境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是依據家庭所獲取或控制的有價值資源（如教育、富、社會地位等）而對其進行層級排名，可分為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它反映了個體獲取現實或潛在資源的差異。已有許多研究發現，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子女發展有利，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子女的發展不利。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意味著父母接受教育年限越高，教育水平越高，父母的職業層次越高，收入越高。這些有利于子女從周圍獲得支持和幫助，有助于子女形成樂觀的人格特點，并有較少的抑郁情緒的體驗。相反，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意味著父母接受教育年限少，教育水平低，父母的職業層次低，收入較少。低的受教育背景和職業層次，較少的收入水平不利于子女從周圍獲得支持和幫助，越容易使子女體驗到抑郁情緒。
除此之外，來自家庭外部的社會支持同樣影響著一個人的情緒體驗。以往的研究表明，社會支持與青少年的情緒行為問題有著密切聯系，社會支持可以顯著預測青少年的情緒行為問題，較高的社會支持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保護作用。充足的社會支持能夠使個體較少地體驗到孤獨感和無助感，從而有助于保護個體遠離抑郁情緒的困擾。即使在遭受了重大創傷事件和應激事件，較好的社會支持也能夠保護個體順利渡過難關。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設計了有關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社會支持對抑郁情緒影響的實驗方案，假設社會支持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抑郁情緒呈現負相關。
二、研究方法
1.被試
向山東省濟南市兩所專科學校和煙臺市一所學校分發問卷350份，回收問卷339份（97%），有效問卷294份（84%）。其中男生100人，女生194人，年齡19+1.57歲，城鎮戶口102人（34.69%），農村戶口192人（65.31%）。
2.材料
（1）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ES），本研究根據陸學藝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的相關研究，測查內容包括家庭收入、父親和母親的受教育水平和職業共五項指標。所調查的家庭收入是家庭月收入（以下簡稱家庭收入），包括1000元以下、1000～2000元、2000～3000元、3000～4000元、4000元以上，共五個水平。父母受教育水平包括，小學或小學以下、初中（含初中未畢業）、高中或中專（含高中未畢業）、大專（含夜大、電大）、大學本科、研究生（碩士或博士），共六類。根據職業的專業技術性程度將職業歸為三類，農民或下崗失業人員、藍領、專業或半專業性人員。（2）流調中心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流調中心抑郁量表為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院（NIMH）的Radloff于1977年編制，最初為了研究抑郁癥狀的相關因素以及發展規律。目前在國際上廣泛用于對普通人群進行抑郁癥狀的篩查， 不僅適合最初針對的成年人群， 也可用于青少年和老年人群。其測量內容包括情緒低落、無價值感、絕望、食欲下降、注意力差、睡眠困擾等抑郁癥狀， 但并不包括食欲或睡眠增加、精神運動性激越、自罪感、自殺意念等癥狀。（3）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肖水源和楊德森（1987）在借鑒國外量表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自行設計編制。量表從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的關系為理論指導，根據被測者的社會支持情況，對形成被測者心理障礙的社會環境原因做出可能性推測。共10個題目，主要分為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對支持利用度三個方面。
3.統計方法
通過spss對數據進行相關分析和t檢驗。
三、結果
1.被試的基本情況
被試的基本情況包括兩方面，一是其家庭收入、父母各自學歷、父母親的職業，用這五項指標經數據轉換來衡量被試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二是抑郁情緒、社會支持、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在人口變量上的分布情況。在本研究中，將父母學歷分為5類，父母職業分為3大類。由于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只有一人，將其歸為1000元一類，因此收入分為4類。
表1列出了被試家庭經濟社會的基本情況，在本研究中父母學歷分為五類，其中父親以初中（占45.23%）和高中（占29.25%）學歷為最多，母親以小學（占24.49%）、初中（占39.46%）、高中（占24.49%）學歷最多。父母的職業以藍領、農民居多。家庭每月總收入以4000元以上居多，占35.71%。
表2列出了被試的抑郁情緒、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社會支持在被試人口學變量上的分布，包括在家庭環境、性別、文理科上的人數分布，抑郁情緒、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社會支持的平均值，標準差。經過數據分析得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在家庭環境（城鎮/農村）的分布具有顯著性差異，P
2.相關性分析
表3列出了抑郁情緒和社會支持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高低兩種情況下的分布。經數據分析，社會支持在高低SES上的分布沒有顯著性差異，當P
表4列出了社會經濟地位，抑郁情緒，社會支持的均值，標準差，及各個維度之間的相關性。根據相關研究結果，CES-D總分的實際得分范圍為0～60，平均數為13.24，標準差為10.33。本研究的抑郁情緒總體上平均數為13.24，標準差9.69，與以往研究結果相似。
經過相關分析表明，抑郁情緒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不存在相關性，社會支持中的客觀支持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在P
四、結論
從以上結果可以得出，抑郁情緒與社會支持存在著顯著負相關性。較好的社會支持能夠降低個體的抑郁情緒。這有可能是因為較好的社會支持能夠給人帶來歸屬感，降低孤獨無助感。抑郁情緒常常會使人體驗到孤獨無助，會使人躲避社會交往。而社會支持給人以溫暖和愛護，從而緩解抑郁情緒。當一個人處于抑郁狀態中，一般的典型表現就是降低了對社交的主動性，內心的快樂感降低，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社交和來自周圍人的關心和支持不再重要。相反，如果這時周圍人能夠給予其較好的支持和關愛，那么抑郁情緒將會降低。
上述結果表明，抑郁情緒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相關性只在總體分布上存在差異性，并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不同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當P
社會支持中的客觀支持維度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在P
五、建議
本研究在樣本上僅局限于大學生群體，將來的研究需要對其他年齡和其他背景的群體進行研究。同時被試樣本中的父母職業、學歷分布太過于集中在初中和農民，父母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代表性不是很全面。
本文建議對于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大學生給予更多的社會支持，無論是班級活動，團體活動；還是社會活動，增加其社會支持的力度，避免其陷入無助、孤獨、抑郁的狀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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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經濟狀況(SES)；健康
中圖分類號：F06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8)02-0108-08
健康既是每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又是福利或幸福的首要內容。社會發展的主要標志之一就是社會成員健康狀況的普遍改善。然而在任何一個社會中，人們的健康狀況總是存在著差距，這種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社會經濟狀況(Socioeconomic Status，SES)的差異聯系在一起的。
在國外，SES與健康的關系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的研究領域，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我國，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民健康需求的不斷提高，SES與健康的密切聯系已被人們深切地感受到，學術界對此也有所涉及，但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還不足。在此背景下，總結和借鑒國外成果，對于拓展我國的相關研究無疑是有幫助的。
一、社會經濟狀況與健康的相關關系
關于SES與健康關系的研究早在1950年代就已出現o。早期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將樣本按收入水平或受教育程度分組，然后對各組的死亡率進行比較。1970年代以后，嚴格的經濟計量方法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應用。大量的描述性研究表明，控制住影響健康的其他因素以后，SES與死亡率的相關關系仍然存在。
(一)社會經濟狀況與健康狀況和健康行為
數以百計的經驗研究顯示，不同SES人群的健康狀況呈“梯度”特征：與社會經濟狀況好的人(高SES者)相比，社會經濟狀況差的人(低SES者)健康狀況較差。對于各種各樣的健康指標或患病狀況，在不同的國家、地區或考察時段，這一規律都成立。總之，SES與健康的正向相關(或與“不健康”的反向相關)已經成為公認的事實。
SES不僅與健康狀況相關，也與健康行為相關。良好的健康行為在高SES者中更為常見。相形之下，低SES者由于健康行為方面的欠缺，面臨著更高的健康風險。
(二)不同層次的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
SES包含不同的層次：個人的，家庭的，社區的，以及地區的。其中，個人與家庭的SES與健康的關系最直接，其次就是社區層次的SES。許多研究表明，個人／家庭的SES和社區／地區的SES都與健康相關。需要指出的是，經驗研究中的“社區”范圍與生活中的社區范圍并不一致。由于數據可得性的限制，研究者常常不得不使用一些統計分區來代表社區，如人口普查中的統計區域、郵政編碼所覆蓋的區域等。即使如此，除了少數例外，社區SES與健康的相關關系在多數情況下仍是顯著的。
(三)社會經濟狀況，其他因素與健康
在現實中，SES與其他和健康密切相關的因素，包括人口統計學特征、醫療保險和公共政策等，是交織在一起的。探尋這種交叉關系，對于理解SES與健康關系的性質和制定政策十分重要，故而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1 SES，年齡與健康
SES與健康的相關關系不是即時的，而是持續性、累積性的。在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中，兒童時期非常關鍵。兒時的SES與健康狀況是成年后SES與健康狀況的基礎。有研究表明，兒時家中發生過經濟困難的人，成年后長期患病或自認為健康狀況不佳的概率較高；兒童時期健康較差者，成年后的受教育程度和社會階層顯著較低，健康狀況也較差。
許多經驗證據顯示，SES與健康的關系(即“健康梯度”)在生命周期中不是一成不變的，然而，對于其變化趨勢尚未得出一致結論。
2 SES，性別與健康
兩性的健康狀況在許多方面都有差別，SES與健康的關系亦然。一些學者發現，男性的健康狀況與收入或受教育程度的相關關系似乎比女性更強。
3 SES，種族與健康
種族雖然是一種人口統計學特征，但與SES緊密相聯。一些經驗研究表明，不同族裔之間的健康差距部分或主要來源于SES差距。那些既屬于少數族裔、SES又差的人，健康方面的劣勢尤其突出。
4 SES，居住地與健康
居住在城市還是鄉村，對于SES與健康的關系也有影響。與居住在城市的老人相比，居住在鄉村的老人的健康狀況與SES相關的程度較低。
5 SES，醫療保險與健康
醫療保險在各國衛生政策中居于核心位置，其重要性自不待言。醫療保險對健康的影響如何，特別是它對不同SES群體的效果有無區別，是人們十分關心的問題。
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的公共醫療保險最為薄弱，對其效果的爭議也最大。一些學者發現，公共醫療保險與較差的健康自我評價和較高的慢性病發病率相關。不過，美國公共醫療保險的積極作用可能表現在健康的其他方面，比如與健康相關的生活質量(HRQOL)。擁有醫療保險的人，患病后HRQOL改善較快。
除美國外，其他OECD成員國大多已實現公共醫療保險的普遍覆蓋，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醫療成本對就醫行為的約束。既然低SES者健康狀況較差，那么可以預期，低SES者對醫療服務的利用率更高。然而事實并非完全如此。低SES者的住院率和與全科醫生聯系的頻率的確較高，但接受手術的比率和與專科醫生聯系的頻率并不顯著高于高SES者。這可能表明醫療體系中某些部分(主要是專科醫生)未能按照實際需要向全體居民提供醫療服務。
簡而言之，即使在平等進入的醫療體系中，也有跡象表明不同SES患者所享受到的醫療服務有所不同。這種差異在非平等進入的醫療體系中更加突出。
6 SES，公共政策與健康
公共政策有可能顯著改變SES與健康的關系。例如，為了改善印第安人的生活條件和健康狀況，美國聯邦政府于1960年代向印第安人保留區投入了大量公共資金。據測算，60年代以來美國印第安人與白人的嬰兒死亡率差距明顯縮小，這種變化有40％可歸因于聯邦政府的上述公共政策。
二、社會經濟狀況的度兩個
SES的涵義十分復雜，很難給它下一個精確的定義。對SES的定義進行深入討論無疑是必要的，不過，經驗研究所面臨的更加關鍵的問題是怎樣度量它，或者說選取哪些指標來代表它。
大量的經驗研究使用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職業來代表SES，這三個指標可以說是度量SES的三大支柱。但這三個指標與健康的關系往往是不一致的，其系數估計值的大小和顯著程度可以有很大差異。多數研究者認為SES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并使用了多種衡量指標；但也有研究者只使用了單一的衡量指標。一些研究者使用某一特定的數據集檢驗了不同SES指標與健康的關系，發現某種指標更“有效”，
但其結論并不具備普遍性。
除以上三個指標之外，財產(Wealth)也是比較常用的SES指標。不過由于數據收集方面的困難，財產常常只能用一些容易獲得的指標來粗略的代表，如是否擁有汽車，是否自有住房，有幾頭牲畜等。
為了解決不同指標與健康之間關系不一致的問題，一些學者主張構造復合指標來度量SES。好的復合指標與健康指標的相關度非常高。然而，復合指標有兩個缺陷：一是缺乏實際經濟含義；二是當不同單項指標之間相關度比較低的時候，復合指標的準確度也比較低。因此，對SES的衡量至今還沒有統一的解決方案。有學者主張，應根據被研究人群的具體情況，按照SES影響健康的途徑和SES與所考察的健康結果的關系來選擇合適的SES指標；或者，使用盡可能多的指標來衡量SES并分別討論它們與健康的關系，此外還要充分考慮未被觀察到的其他SES因素的影響。
三、社會經濟狀況與健康之間的作用機制
縱觀SES與健康關系領域的經驗文獻，不難看到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只有少量研究明確使用“SES對健康的影響”這樣的表達方式，大部分研究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因果關系，一律以“相關”指代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SES與健康之間的作用機制還在探索之中，因果關系的方向也還沒有定論。
(一)SES與健康之間的因果關系
1 因果關系的有無
過去，認為SES與健康之間的相關關系只是一種假象的觀點曾頗為流行。其中最有影響的一種觀點是，在同樣的健康或疾病狀況下，低SES者傾向于覺得自己健康狀況更差或病得更厲害，于是被觀察到更高的發病率或就醫率。需要解答的問題僅僅是為什么低SES者對自己健康的認知更加悲觀。但后來的研究證明，包括上述觀點在內的“假象”說的各種解釋都是站不住腳的。
與“假象”說不同，“遺傳因素”說不否認SES與健康的相關關系，但認為這種相關關系不是因果關系，而是第三方因素――遺傳因素作用的結果。很可能有某種遺傳因素對個人的SES和健康狀況都有影響，于是造成兩者相關。這可以用雙胞胎數據來加以檢驗，因為同卵雙胞胎的基因是完全相同的。結果表明，遺傳因素確實對SES和健康狀況有一定的影響，但SES與健康的相關關系不能完全用遺傳因素來解釋。
2 因果關系的方向
在SES與健康之間的確存在著因果關系，但孰為因，孰為果，或者更確切地說，哪個方向的因果關系是主要的，又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要對SES與健康之間因果關系的方向進行嚴格的檢驗，單憑計量技術是無法做到的，要靠滿足一定要求的數據。其中一種是時間跨度很大的時序數據，據此可以分析個人早年的SES對很長時間以后的健康狀況的影響，或者早年健康狀況對以后SES的影響。已有的研究結果表明，兩個方向上的因果關系都存在。
另一種可用的數據是發達國家高齡老人的調查數據。由于高齡老人都已退休，又大多有公共醫療保險，所以他們的健康狀況不會影響收入。這就使SES與健康之間的雙向因果關系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單向。一項使用美國高齡老人調查數據的研究顯示，SES對健康的影響十分微弱。
考察健康狀況的變動，而不是健康狀況本身與SES的關系，是另一種檢驗因果關系的辦法。一些學者對加拿大勞動與收入動態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在調查初始年份健康狀況良好的50歲以上的人，在后續調查中健康狀況的變化與其基期SES顯著相關。這表明SES對健康具有顯著影響。
看來，比較可靠的結論應當是SES與健康互為因果。雖然如此，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都更關心SES對健康的影響，因為健康影響SES是公平競爭的結果，而SES影響健康則可能反映了社會不公。后者正是“社會肇因”說的內容。
(二)“社會肇因”說
許多研究者試圖從個人致病因素(健康風險)方面尋找SES影響健康的途徑，比如研究SES與健康行為的關系。但這卻忽略了更根本的問題。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遷，健康風險是在不斷變化的。現在罹患癌癥的風險因素與以前染上肺結核的風險因素可以說完全不同，但這兩種疾病與SES的相關關系卻沒有太大區別。可見，與個人健康行為相比，SES才是健康的基本原因。SES制約著重要資源的可及性和利用程度，由此通過多種途徑影響著多種疾病的后果，從而與健康狀況之間存在一種穩定的關系。這種觀點又被稱為“社會肇因”(Social Causality)說。
從“社會肇因”說可以得出推論：與容易防治的疾病相比，不容易防治的疾病所導致的死亡率與SES的相關關系比較弱。這一推論得到了經驗證據的支持。
(三)SES影響健康的途徑
健康是個人的基本權利和公共政策的重要目標。探討SES是如何影響健康的，有助于制定更好的政策，促進社會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這方面的研究增加得很快。
1 SES，社會心理因素與健康
大量文獻表明，心理因素與健康有著直接聯系，而心理因素在不同SES群體中的分布是不同的。低SES者應對壓力的能力較差，容易沉溺于不良健康習慣，從而更易產生健康問題。
為什么對各種壓力因素的心理反應模式與SES相關?換言之，社會結構與個人特征是怎樣聯在一起的?一種有影響的解釋是，個人是通過與SES高于自己的人進行比較來對自身福利狀況進行認知的。這種社會比較會給低SES者帶來一種“相對匱乏”(Relative Deprivation)感，導致心理壓力和負面情緒，長此以往就會致病，如心血管疾病和抑郁癥等。
2 SES，物質因素與健康
與社會心理因素相比，物質因素對SES與健康關系的影響更直接，也更容易檢驗。在各種物質因素中，最令人關心的是與醫療系統有關的因素。不同SES患者的醫療可及性是否相同，在醫療系統中是否得到了同等對待，成為經驗研究的重點。
在發達國家如美國，影響患者就醫概率的最主要因素是疾病嚴重程度，但收入和教育狀況也有一定影響。一些研究發現，患者的SES與被醫療機構收治時疾病的嚴重程度呈反向相關。即使在完全平等進入的軍隊醫院中，患者的軍階也與決定做手術時的疾病嚴重程度相關。
患者的SES對醫生的表現也有影響。在發達國家，不同SES的患者在就醫后對醫生的滿意度沒有區別，但就醫后的身心健康狀況、醫生服務質量指標和住院費用有區別。
3 社會心理因素＋物質因素
SES影響健康的途徑一定是非此即彼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即使在兩種不同觀點持有者的爭論中，雙方也都承認另一類因素的作用，只是更強調自己所支持的因素的重要性而已。綜合考察已有的經驗證據，一個穩妥的結論是，SES同時通過社會心理因素和物質因素影響著健康，只是兩類因素的具體作用機制和彼此之間的關系還需要進一步探究。
四、我國的研究現狀和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我國的研究現狀
19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差距的擴大和人們健康需求的提高，健康公平問題在我國日益受到重視，
相關經驗研究呈加速增長趨勢。但其中以SES與健康的關系為主題的研究與國外的豐富成果相比還比較少。
1 主要發現
一些研究表明，我國居民的SES與健康存在正相關關系；農村醫療衛生資源只與高SES兒童(家庭收入高或母親受教育程度高)的健康狀況顯著相關，與低SES兒童的健康狀況相關性不顯著，說明SES對醫療可及性有影響；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不同職業地位的人群之間，健康與收入和收入不均的關系存在差別，說明不同的SES指標之間存在交叉作用。
2 主要局限
到目前為止，我國絕大多數相關研究集中在收入與健康的關系上，其中部分研究的結果與國外同類研究類似。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得到了反常的結果，即收入與健康呈反向相關。出現這種反常結果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只關注收入與健康的關系，忽視了SES的其他方面。當然，我國研究者強調收入與健康的關系是有原因的。我國多數居民收入水平還不高，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也還很不完善，這就使收入成為醫療可及性的主要約束。此外，我國學者十分重視健康不平等問題，現有不少相關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計算健康不平等指標。但健康不平等指標只能顯示人群的累積健康指標如何隨著累積收入而變化，無法據以分析多維度的SES與健康的關系。
除收入外，考慮其他SES指標與健康的關系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收入并不是SES的唯一標志，其他SES指標和健康的關系可能與收入和健康的關系有所不同。其次，我國的收人數據大多通過問卷調查收集，測量誤差比較大，而且一般只能得到現期收入，缺乏用于推算長期收入的信息。而其他SES指標，如受教育程度和職業，相對而言易于準確測量，相應地，檢測出來的其與健康的關系可靠性也較高。
值得一提的是，SES與健康(包括收入與健康)之間的因果關系是雙向的，只有在嚴格的數據條件下，使用縝密的分析方法，才能確保檢測出來的相關關系是某一方向的因果關系。然而在我國現有的研究中，相關關系常常被不加討論地宣稱為因果關系。
(二)可能的研究方向
改善人民健康、縮小健康差距，是建設和諧社會的迫切要求。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的轉型期，亟須從各個角度開展SES與健康關系的研究，以便為制定衛生政策及其他相關政策提供依據。可能的研究方向包括：
1 對SES與健康相關關系的檢驗
究竟哪些人群對健康風險的抵抗力最差，最需要政策援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國現有的研究尚未清楚地揭示出SES與健康的關系，需要使用更廣泛的健康指標和SES指標以及不同人群的數據，重新、反復加以檢驗。此外，SES與年齡、性別、民族等因素的交叉作用也非常值得研究。
2 SES，醫療保障與健康
醫療保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將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它與SES和健康的關系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研究課題。在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過程中，改革效果的評價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而在評價中引入SES視角是非常必要的。為了及時發現改革中的不足，修正下一步改革方案，我們需要知道SES與醫療保障狀況是否相關，以及醫療保障對SES與健康的關系有何影響。
3 SES，城鄉差別與健康
巨大的城鄉差別在我國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根據我國的國情，城鄉差別已不能單純視為居住地或戶口登記類別上的差異，而應看作SES的內容之一。城鄉居民之間的健康差距有多大，SES的其他方面與健康的關系有無城鄉差異，居住地重要還是戶口登記類別重要，這些問題都有很強的政策含義。
4 社區／地區SES與健康
地區差異也是我國現階段的突出問題，不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醫療資源分布狀況很不均衡。在更小的范圍內，社區之間差異也很明顯。研究社區／地區SES與醫療資源和健康有何關系，對于我國建設基層醫療體系、改善醫療服務提供很有意義。我國已有一些研究涉及了這個問題，但它們使用的大多是加總數據，從中無法看出社區／地區SES與個人健康的關系。
5 SES，社會流動性與健康
關鍵詞：財務管理體制；社會經濟；經濟環境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1-00-01
自從加入WTO以來，我國的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我國的經濟發展在與世界接軌的同時，既面臨著種種機遇，也面臨著多方面的挑戰，而財務管理體制作為管理經濟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也應順應經濟時代的變化，與時俱進，不斷更新完善管理體制，最終為推動經濟的發展提供幫助。
一、財務管理體制與社會經濟環境的關系
（一）社會經濟環境影響財務管理體制的設定
財務管理體制作為一種經濟型管理體制，在企業和國家單位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的形成與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有著必然的聯系。因此，財務管理體制與社會經濟環境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具體來看，我國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之后，逐漸由計劃經濟為主變成市場經濟為主，而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也豐富了起來，具體包括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以及經濟手段等，而其中的經濟手段就與財務管理體制的設定息息相關，它是國家在進行戰略規劃和經濟計劃之前的宏觀調控，還有一種是利用金融或者財政的手段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而財務管理作為我國經濟事業的重要構成部分，為了滿足國家的宏觀調控需要，就要更準確地為國家提供財務信息和財務數據。由此可見，由國家宏觀調控影響的整個社會經濟環境對財務管理體制的設定有著很深的影響。
（二）財務管理體制的設定反映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
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影響著財務管理體制的設定，而財務管理體制也反過來反映了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情況，財務管理體制包含的內容很多，其中有成本管理制度、收益分配的制度以及財務投融資體制等，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安排財務的總和，而從財務管理體制的各方面內容都可以看出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例如在財務投資體制方面，我國近年來注重發展外向型經濟和出口型經濟的政策與投資制度的價值取向有著很大的關系，從我國投資制度的政策定位上就可以看出我國經濟的發展方向在朝著外向型、出口型方面發展。另一方面，從財務融資體制中也可以看出經濟發展的方式和速度，由于國家對投資力度的增大，表明政府在推行科學、穩健的金融政策，這種經濟環境就有利于融資制度的產生，而融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動了經濟市場的發展，使其更加完善、健康。由此可見，完善、健康的財務融資體制反映也影響著經濟環境的狀況。
二、如何在新的經濟環境下完善財務管理體制
（一）提高財務管理工作人員的自身素質
為了使財務管理工作可以順利實施、把我國的財務管理工作與新時代的經濟環境結合起來，就必須提高財務管理工作人員的工作能力，在實踐工作中，要加強對財務管理工作人員的考核和培訓，不斷提高和改進其財務管理工作的方法和手段，使財務管理工作可以與時俱進，適應時代的發展。因此，在提高財務管理工作人員的理論素養和實際操作能力的基礎上，也要提高財務管理工作人員的創新意識，只有不斷對財務管理理論和財務管理方法進行設想和大膽改革，制定有前瞻性的計劃和規劃，才能從根本上促進財務管理工作，完善財務管理體制。
（二）打造良好的財務管理市場
良好的經濟環境可以保證財務管理工作健康、有秩序的進行，因此，在進行經濟活動時，要加強對財務管理市場的規范，例如在實際的管理中要提高財務管理的服務質量，在保證服務質量的前提下進一步降低服務成本，以此來提高市場競爭力。另外，在財務管理的戰略目標上要結合企業單位的實際運營狀況進行合理制定，財務管理的戰略目標要與企業單位的戰略目標相符合，尤其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出口貿易的不斷增加，更應結合國際的經濟狀況打造一個資金流動健康的財務管理市場。
（三）與時俱進，適時更新財務管理制度
新的《企業財務通則》中更加強調了財務管理體制的重點內容，同時也使財務管理體制的職能更加明晰，從根本上為財務管理功能和財務管理體制的內容有所創新。具體可以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方面是把財務管理的觀念改變了，財務管理制度真正成為融協調、監督、組織、評價等為一體的制度規范，把企業單位在運營、資金運轉、控制成本、收益分配等多方面的財務內容進行綜合的組織與控制，最終進行評價和監督，為企業對財務進行科學的管理起到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更加注重財務管理的本質內容，長時間以來，企業財政直接管理財務監督、財務資金的周轉等活動，導致財務工作和財政工作混淆不清的狀況，因此，在新的經濟環境和我國新的經濟體制改革影響下，可以把政府給予財政部門的工作職能變為政策上的規章制度，把財政的直接參與變為間接引導和監督，為財務風險的規避創造有利的條件。
三、結語
我國的財務管理體制與我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和管理體制有著密切的聯系，它受社會經濟環境的影響，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我國在從計劃經濟為主逐漸向以市場經濟為主的過程中，財務管理體制也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不斷調整和更新，尤其近幾年，“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想已經融入到我國各項經濟發展工作中，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財務管理體制也有了新的要求，因此，在新的社會經濟環境下，研究財務管理體制與社會經濟環境之間的關系、探討新的財務管理模式對完善財務管理體制、促進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經濟意義和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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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家庭經濟地位 兒童發展 作用機制
中圖分類號：B844.1 文獻標識碼：A
1引言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又稱社會階層，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得到大家一致認可的用以衡量家庭經濟地位的指標有三個：家庭收入，職業和受教育水平。處于不同經濟地位的家庭，由于所擁有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的資源的不同，對個體產生的影響也就不同。發展心理學家的研究表明不同家庭經濟地位會對兒童的各方面發展產生不同影響，比如說認知、情緒和社會功能（Letourneau1，2011）。
在國外，對于SES較低的兒童的研究，尤其是對貧困家庭的兒童發展的研究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兒童家庭貧困現象的急劇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在國內人們貧富差距的加大引起了人們對SES的關注。
2主要研究內容
在當代社會中，有很多人都認為個人努力是通往成功的一個途徑。因此，在對成功進行歸因的時候，我們更樂于承認是個人特質的影響，而不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如社會經濟地位。但是，根據以往研究，除了個人對于成功的作用，社會經濟地位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可以說個人的發展結果是兩者相互作用的結果。比如說，有研究者發現，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也許會從幾個方面影響兒童的發展：較低的兒童的學前準備程度；限制兒童接受較好的教育的機會；引起兒童社會性發展的不良（Elizabeth ，2007）。除此之外，人們更加關注的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發展影響的機制。最近的實證研究和理論闡明了這種作用機制的兩種路徑：家庭壓力模型和家庭投資模型。
2.1家庭壓力模型
家庭壓力模型的觀點認為，社會經濟地位會間接影響兒童發展。較低的家庭經濟地位會使得父母有較大的經濟壓力，從而會對父母的情緒、行為等產生影響，并對兒童發展產生不良影響。早在1992年，Conger等人研究發現父母的心情和行為在SES和青少年男孩之間的問題行為中有中介作用。Elizabeth等在2007年的研究中支持了該壓力中介模型，在該研究中發現家庭收入通過父母壓力和教養方式對6歲兒童的認知技能和社會情緒能力產生影響。此外，還有大量關于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健康發展的影響，如Browne等的研究發現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會對兒童早期健康情況有消極影響，但是父母的溫暖教養方式能夠緩解這種消極影響。
2.2家庭投資模型
家庭投資模型則從另外一個方面解釋了這種中介過程。該理論認為父母的收入影響了父母的資源分配，進而影響父母花費在兒童身上的金錢、時間，以及發展特長的機會等，進而影響兒童認知發展。父母職業和教育水平也會有重要影響。Jennifer在2013年的一項研究中考察了母親的職業、教育水平與母親的教養方式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較高的教育水平與職業的父母，他們的孩子發展較好的原因是母親有更多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心理資本，這些都會影響母親在與兒童互動中的投入程度。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的父母，會更樂于參與到兒童的活動當中來，而這可能會提高兒童的認知能力和學業成績（陳會昌，2009）。
3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發展影響的評價與展望
從以上研究述評可知，國外關于經濟社會地位對兒童發展的影響的研究比較豐富，對因果關系的兩種中介模型進行了大量的探討。但是目前研究大量集中在社會經濟地位對兒童發展影響這一因果探索之上，還缺乏個體特質對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以及兩者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在這種相互作用的研究中，只有一個實證研究證實了這個假設，或許是因為這種研究需要漫長的一個追蹤研究，成本較高，不方便實施，但是將來或許可以從這一方面來豐富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方面，國外的研究手段比較生態化，而中國大多采用的是問卷法，將來國內的研究或許可以借鑒這種研究方法，多種方法并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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