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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收入國家；分工理論；分工深化；功能式分化；現代化轉型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6）12-0021-07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逐步下滑，對于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不絕于耳，可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2010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經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①。而一種流行的說法是，當一個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后，就有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難以再繼續上升到高收入水平。那么，中國經過了多年的高速增長后，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否可持續，成為亟待進一步探索的重大問題。
一、緣起：陷阱和高墻
經常用來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的是拉美等國家的情景，這些國家大都有過快速增長、又長期處于停滯的經歷。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從20世紀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從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長達20多年時間內一直處于6000―8000元左右的區間之中。類似的情況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的1971―1988年（5597元）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相關報告明確區分了兩種不同經濟增長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國的工業化沒有正常持續進行的狀態，人均收入在4000―7000國際元（報告稱之為“陷阱”）；后者是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基本結束、后發優勢基本釋放的狀態，人均收入為11000國際元左右（報告稱之為“高墻”）（劉世錦等，2011）。報告指出，拉美等國家之所以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業化基本架構存在重大缺陷，導致后發優勢未能充分發揮、工業化和高速增長過程難以持續進行。該報告認為中國不會落入拉美國家類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構成“真實挑戰”的是其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基本結束、后發優勢基本釋放后，能否成功地實現轉型升級，像德國、日本、韓國等一樣跨越“高收入之墻”③。該報告還根據德國、日本、韓國等發達經濟體的經驗，預測在2015年前后，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會下一個臺階，實際GDP增速將從“十二五”
（2011―2015年）時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時期的6.5%?？紤]2010年中國經濟增速高達10.6%，而且在2001年至2010年這十年間也基本上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高增速。研究報告在當時就提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會下滑，并預判了下降的時點和幅度。在事后看來，這些預判有著驚人的準確性。有鑒于此，此項研究成果獲得了“孫冶方經濟學獎”和“中國發展研究獎特等獎”等殊榮。
當然，任何研究既有獨到成功之處，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對于此項研究而言，較多的質疑集中在：一是依據的國際經驗僅限日本、德國、韓國等幾個經濟體，樣本數量太少，使得總結出的“擠壓式增長”和“經濟增速下臺階”等“典型化事實”其實并沒有那樣“典型”，有限的樣本也難以支撐起嚴格的計量檢驗。二是預測只根據國際經驗作簡單的類比外推，考慮到不同國家在各自經濟增速下滑時所處時代不同，國際環境、資源稟賦和技術條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異，簡單類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劍”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觀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對于較為粗疏的理論框架和預測方法而言，此項研究的問題不在于預測結果的準確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準確度可能更多地要歸因于運氣和巧合，而不僅是理論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盡管如此，此研究敏銳地觀察到德國、日本、韓國等經濟體在高速增長階段結束時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別在德國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韓國10974元（1994年）（劉世錦等，2011），且均處于工業比重達到峰值后逐漸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緩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國家的發展情況千差萬別，其工業化和城市化發生階段轉換、經濟增速明顯下降的時間也存在不小的跨度，為什么會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這也許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釋的。更為重要的是，如果中國確實遵循的是德國、日本、韓國等經濟體類似的發展路徑，那么目前中國的戰略、體制和政策與當年的德日韓等經濟體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處？中國是否也能像這些經濟體一樣順利地完成經濟增速下臺階的過程、實現轉型升級而跨越高收入之墻呢？報告并未給出明確的回答。無論是冠以“陷阱”還是“高墻”的名稱，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否可持續，仍然是亟待進一步探索的重大問題。
二、增長、分工與交易費用
對“中國能否順利邁向高收入國家”的疑問，一些主流的看法認為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于發展方式的轉變。從增長理論的角度來看，則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應該更多由要素數量投入的增加轉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內生增長理論中技術進步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因此如何推動創新、提升技術水平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或增長方式）轉變的重中之重，這也是當前社會的普遍觀點。
然而通過仔細對比可以發現，中國過去30多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速度，與其他國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韓等亞洲經濟體高速增長時期的年均經濟增速大約在7%―8%，其中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則來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速度之所以能達到兩位數，不是在要素生產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國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資本的積累比其他經濟體增加得更多、更快④。
與此同時，“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產率提高”之間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關系，它們在很多情況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個新機器設備的引入，既帶來了投資的增加，也導致技術水平的提升。盡管在理論上可以明確區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在現實中兩者往往一起產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過程的不同側面。如上所述，中國在過去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速度與其他國家相比并不遜色，將中國過去的增長模式完全解釋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長，并不符合事實。
更關鍵的是，雖然將中國能否進入高收入歸結為能否實現發展方式（增長方式）的轉變，或更為準確地解釋為能否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高，從而提出推動創新和轉型的戰略和措施，這樣的政策思路并沒有錯。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響著一個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妨礙其創新和轉型而不能進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順利邁進高收入的國家又做對了什么，能夠保證其全要素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呢？這些仍然是有待繼續探究的問題。
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的增長理論，更多地是站在分工水平和產品結構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種要素投入和要素生產率的變化來解釋經濟增長。換言之，新古典經濟的增長理論既不考慮分工深化提高專業化水平而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也很難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產品和新行業對經濟增長的收益（楊小凱，1998）。
但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分工的不斷深化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根本原因。斯密早在《國富論》中就指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改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由于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續深化，而分工深化帶來的生產方式迂回和生產效率提高，使得產品成本下降和產品數量增加，反過來又會促進市場規模的擴大，由此形成了一個“分工深化―市場擴張”的循環累積過程，有力地推動著經濟的持續增長（Young，1928）。在上述過程中，無論是物質資本（機器）的引進、人力資本的積累，還是技術的進步乃至相應的制度變遷，都既是分工不斷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帶來的結果。例如許多應用于具體生產過程的專門技術和設備，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難產生出來的，或者即使產生了也沒有用武之地⑤。因此，分工深化是經濟增長過程中一個最為核心的因素，伴隨著市場擴張，它與資本、技術和制度等發生著密切的雙向互動，從而決定著經濟增長的表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分工持續深化”被看作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同義反復，“分工水平”也成了“生產力水平”的代名詞。因此站在分工理論的視角，中國經濟能否保持繼續增長而邁入高收入社會，就成為一個分工水平能否持續深化的問題。
如果一個國家的分工狀況決定著其經濟增長的表現，那么哪些因素會影響分工的不斷深化？既然分工會帶來專業化水平提高所導致的生產效率改進，那么為什么在許多國家這樣的改進不能持續不斷地進行呢？斯密認為，分工源于人們交換的愿望（即交易能帶來雙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會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在交易費用的視角下，市場規模的大小其實就是交易費用高低的表現之一，如果交易費用（交通、運輸費用）減小，市場規模就會增大。在交易費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會帶來收益（生產效率提高），也會產生成本（交易費用增加）。在張五常看來，交易費用包括魯賓遜經濟（即單人經濟）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經濟中人與人之間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應計算在內。經濟產生分工，就會需要制度的協調，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況下也會產生成本（制度成本）⑥。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決于其所帶來收益和成本之間的對比，若分工所導致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收益能夠超過相應增加的交易費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斷進行，反之則分工水平難以持續提高，經濟增長就會趨于停滯。一旦把交易費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論后，經濟學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討與分工相關交易費用的相對大?。ㄅc分工帶來的收益相比）。為此，他們開始對各種交易費用進行分類和仔細考察，例如區分事前交易費用和事后交易費用（即合同簽訂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或者是外生交易費用和內生交易費用。交易費用的引入和對各種交易費用的詳細研究無疑大大深化了人們對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歸因于交易費用的相對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決問題。人們會繼續追問：又是什么影響著交易費用的高低呢？如果將交易費用看作是“經濟系統的運行成本”，甚至是無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僅僅基于“生產效率改進、交易費用降低”的經濟視角來解釋整體制度的演進，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影響人類社會制度變遷的，并非只有經濟力量。或者說，盡管交易費用的相對高低決定著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響交易費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經濟領域，探究決定交易費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個更為廣闊的研究視野。
三、從分工到分化
當把分工問題放到更寬泛的領域加以探討，有兩個人的著作對筆者的思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個是德國社會學家尼可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的社會系統分化理論，另一個是金觀濤教授的《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雖然分工看起來只是一個在經濟領域下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問題，但它卻與社會系統的其他領域發生著密切的關系，一個社會系統的“分化模式”對其“分工狀態”有著重要影響。與此同時，不同形態社會系統的變遷，意味著其分化模式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也帶來分工狀態的本質不同。傳統社會向著現代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是理解分化模式演變、分工水平變化和經濟增長變遷的關鍵。因此，結合“社會系統分化理論”和“現代化轉型理論”，可以對一個國家的分工和增長現象做出更有穿透力的解釋。
盧曼的分化理論根據系統分化的形式區分了不同的社會類型。系統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統之內重復建立系統的過程，即一個系統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統⑦。盧曼認為社會系統的分化模式主要有三種理想類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層級式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全社會分化為相同的次系統，層級式分化是全社會分化為不同的上下階層，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會分化為功能不同的次系統（如經濟、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⑧。
原始社會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會系統，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為自給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會單位。分支式分化導致的是量的擴張，而沒有質的變化，它不具有復雜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也無法承擔更為精巧的社會功能，更不可能有較高程度的分工和經濟發展水平。
傳統社會以層級式分化為主，雖然也存在著各種功能不同的領域，但本質上是一個在統一價值觀念（例如宗教意識形態）籠罩下按照單一分層規則所形成的等級分明的金字塔結構。層級式分化按照統一的意識形態賦予不同職業以各自的等級，在金字塔塔尖的統治階層（國王、主教等）可以憑借自身的等級支配著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領域。換言之，整個社會雖然分化為不同功能的領域，但這些領域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社會等級高的群體可以同時身兼多種功能而實行統治，表現為一種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統治形態。
現代社會以功能式分化為主，其突出特征是個人從傳統社會的有機體中獨立出來，統一的意識形態讓位于更為多元的價值信仰，承擔不同功能的各個領域日益成為界限分明、相對獨立的自治系統?，F代社會中的每個領域之內雖然也存在著層級秩序（例如政治領域存在權力大小的級別、學術領域存在職稱高低的層級等），但各個領域的層級劃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規則，不同領域之間的規則不能混淆（例如政治領域的規則不能引入到學術領域，導致權力越大則職稱越高的結局）。功能式分化的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個領域、多個分層規則并存的網絡型結構社會，整個社會并不存在一個單一的層級劃分規則，而是遵循各個領域相對獨立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式治理。
如果從字面意義上來理解，分工僅意味著一個人把越來越多的工作時間用于越來越少的工作領域，即一種專業化的過程。然而，分工的展開不僅涉及個體的意愿和努力，也取決于相應的激勵環境，而這個環境的塑造則深受整個社會分化模式的影響。在層級式分化的傳統社會中，盡管存在各種各樣的職業，也產生出相當規模和深度的社會分工。然而，首先人們選擇職業的范圍受到層級的不同程度限制，一個人的出身等級極大地制約其職業的選擇（極端的例子如傳統印度社會的種姓制度，種姓級別與職業種類一一對應）；其次，社會分工水平也會受到層級結構的限制，社會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會觸碰到統一意識形態和層級規則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滯下來；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領域的相對獨立性無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領域中的人們難以僅憑借自身的專業化水平提升獲得合理的回報，阻礙了分工的持續深化⑨。
所以在現代化轉型理論看來，只有在功能式分化的現代社會中，社會統一意識形態和單一分層規則被打破后，個人擁有了自主選擇職業的權利，人們可以在不同的領域憑借自身的專業化努力而躋身更高的階層。雖然社會仍然會有籠統的精英/普通民眾、上層/下層之分，但不同領域的精英階層遵循的是各自的規則，某一個領域的上層人士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領域，由此保證了不同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和專業性，也使得各自領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斷持續。
表面來看，分工深化只是一個經濟領域的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問題，然而一個社會的分化模式及由此相伴的社會結構和治理模式，會深深影響著這個社會的分工水平。層級式分化的傳統社會，雖然也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分工和一定的經濟增長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從根本上制約著分工深化的持續展開，也難以帶動經濟增長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現代社會，才真正破除了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籬，營造出專業化水平提高可以帶來相應回報的激勵環境，從而推動分工的無限深化，帶來經濟的持續增長。
四、中國的分工、分化與現代化轉型
運用上述的“社會系統分化理論”和“現代化轉型理論”來審視中國的問題，與其他傳統社會相比，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是世襲因素相對少、社會流動性比較高。自秦始皇廢分封、置郡縣以來，國家派出的政府官員而非世襲貴族逐漸成為地方的實際治理者。錢穆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單只皇室一家是世襲的，“政府里便沒有第二個職位，第二個家庭，可以照樣承襲”⑩。更為重要的是，科舉制度的推行在理論上實行了“將政權開放給任何人”的目標。絕大多數人無論出身，只要有才學和一定的運氣就可能通過考試進入到社會的上層?！俺癁樘锷崂?，暮登天子堂”，即使貴為宰相，許多也是“貧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發現明清社會上層的垂直流動性甚至是現代西方國家也難以企及的B11。因此，中國傳統社會雖然也是層級式分化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結構，但不同階層中的人員卻非完全固定，上一輩處于社會的下層，下一輩可能轉變到上層，反之亦然。較少的身份世襲因素和較高的社會流動性使得人們擁有更多的選擇自由和更大的階層變動可能，這也使得層級式的社會結構更為靈活和寬松，可以產生和容許更高的社會分工規模和深度。與其他傳統社會相比，中國傳統社會能夠取得比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此也是密切相關的。
然而，傳統中國社會也具有層級式分化的鮮明特征，即單一分層規則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為主的統一意識形態的支撐下，整個社會按照單一的政治權力規則被區分為不同的等級，由此形成了“官本位”體制，貫穿傳統社會幾千年，一直延續至今。所謂官本位，即人們以追求政治領域的行政權力（即“做官”）為指向。在官本位的層級式分化下，權力級別的劃分原則彌漫到不同的社會領域，其他領域的發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權力的直接影響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顯體現在傳統中國社會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為集讀書人、官僚、地主、鄉紳等各種身份為一體的階層，承擔著維護道統、服務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種功能，是整個社會治理的主體和社會運行的黏合劑，但由此帶來的負面結果是官僚階層的非專業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盡管傳統中國社會有著更為寬松的社會結構和較高的社會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層級式分化所設下的限制。官本位體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從根本上制約著分工和專業化水平的持續提升，同樣也難以產生出現代的經濟增長。
雖然與過去相比，中國當前的經濟社會狀況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從分工和分化的理論視角來看，官本位體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顯，總體上中國社會目前仍然處在由層級式分化向著功能式分化、由金字塔結構向著網絡型結構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之中。社會不同領域之間的界限仍然不夠清晰，權錢交易、權學交易、權法交易等不當現象仍屢見不鮮，各個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和專業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現象仍然普遍，政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的定位和關系都有待進一步厘清。
因此，回到最開始的中國能否成功邁入高收入國家的問題，從分工、分化和現代化轉型的理論視角來看，中國要進一步推動技術進步、生產效率提高和經濟持續增長，實現創新和轉型升級，就需要分工的繼續深化和專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這也意味著社會應該由層級式分化向著功能式分化轉變，由此伴隨著社會結構從金字塔型逐漸過渡到網絡型、治理模式從功能泛化轉向功能分化的現代化轉型過程。所以打破官本位體制，推進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和政資分開，將會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任務的重中之重。
五、未盡的討論
隨著研究的深入，筆者日益發現，無論是運用“社會系統分化理論”還是“現代化轉型理論”，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結論其實隱含著一個前提，即均意味著“中國會逐步走向一條由西方經驗所導致的發展道路”。這其實是一個韋伯式的命題，那就是“為什么西方獨特的發展經驗和道路，會具有普世性的價值和意義？”韋伯在《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引言”中曾經問到：“究竟哪些情勢一起作用，導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僅僅在西方這里，才出現的文化現象――而這些現象，至少我們通常都以為，它們的發展具有普遍的意義和效力？”B12
如果不假思索地認為中國的發展必然會遵循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經驗所總結出來的社會演進模式，并由此來推斷中國未來的進程和應該做出的轉變，這是不是又成為了另一種類型的“刻舟求劍”呢？
西方國家功能式分化的社會，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傳統之上的，整個社會的制度安排和運行都基于個人權利。在這種文化傳統和相應的制度安排下，每個個體都是社會的完整縮影，都有其內在的權利和責任，僅憑個人串聯著互相分立的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宗教領域和政治領域。就像先生所采用的經典比喻，西方社會就像捆柴，單個個體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個個社會團體）。每個社會團體同樣具有個人權利衍生出來的權利和責任，不同的社會團體之間形成相對分明的界限，因此社會的結構是一個團體格局。這種基于個人權利而形成的團體格局，對于功能式分化現代社會的產生具有重要的影響。而西方之所以會逐步演變成這種基于個人權利和團體格局而導致的功能分化式現代社會，與其所秉持的救贖和求知兩大終極價值、獨特的歷史進程等一系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B13。
而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下，個人是社會關系網的中心點、而非孤立的個體。中國的社會關系就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其關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人會與所處圈子中心的人發生聯系（即所謂關系），聯系的緊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規則取決于處于不同圈層的人與中心的人遠近程度，即血緣和親緣等關系的密切程度，這種關系的遠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稱的人倫。中國社會結構就是這樣一個個人的社會關系共同交織所組成的差序格局B14。
很顯然，不同的文化傳統產生出不同的觀念和制度，一個社會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會受到其文化傳統的影響。在中國這種“關系主義”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國一定會向著那種“功能分化”式的社會演變方式前進嗎？這是一個需要我們認真探討的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從增長、分工和分化的理論視角來看，如果“要維持經濟持續增長需要分工持續深化，而要推動分工持續深化則需要社會由層級式分化轉向功能分化式”的邏輯命題成立，從而推出“中國要實現經濟增長和分工的持續深化，也需要轉向功能式分化的社會”的結論，那么在“差序格局”和“關系主義”的文化傳統下，中國的功能式分化又該如何具體實現呢？換言之，中國式的功能分化社會又表現出哪些與西方不同的特征呢？這同樣是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
至此，為了回答“中國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這個問題，從“增長”“分工”一路追蹤到“分化”“現代化轉型”，再繼續討論到“社會格局”和“文化傳統”，似乎已經離開最初的問題太遠了。根據推算，2015年中國人均GDP已達到11772國際元，已經超過了前述“高收入之墻”的11000國際元標準。即使根據當年價美元計算，2015年中國人均GDP也達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學者認為中國最早在2020年、最晚也會在2022年能夠躋身世界銀行設下的高收入國家行列，看起來“中國能否邁入高收入國家”，已經是一個即將由事實所驗證、無須再多加討論的問題了。
然而我們卻不能這樣盲目樂觀，無論是中等收入陷阱還是高收入之墻，其標準僅僅只是幾個數值，更為重要的是數字背后所反映的觀念和制度的變化。中國邁向高收入，本質上是其現代化轉型的一個環節，而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目前依然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中國現代化轉型的目標，即“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仍然任重而道遠。即使從經濟領域來看，隨著經濟增速的下降和增長模式的變化，過去30多年高歌猛進的發展階段已經結束，中國這艘大船逐漸離開了原有的航道，來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來的征程必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需要繼續展開探索。同樣如上所述，從“增長”“分工”“分化”到“現代化轉型”的探討依然沒有結束，中國在自身傳統下是否應該、以及如何能夠走向功能式分化現代社會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從更深層次來看，中國如何在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大背景下，在不同觀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過程中實現“以古引今、以中化西”B15，真正解決“孔子+馬克思”的難題，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轉型之路，也許還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努力。
注釋
①2010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GNI per capita）達到4270美元（當年價美元），邁入了世行所設定的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世界銀行從1987年開始，按收入高低把各國分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類。2010年世行的上中等收入國家標準為人均國民收入在3976―12275美元區間內。參見http：///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②數據參見Maddison（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單位“元”為1990年國際元（1990 Int. GK$），文后未加其他說明，“元”均指1990年國際元。根據數據推算，中國2010年的人均GDP為8127國際元。
③Fatás和Mihov（2009）提出了“高收入之墻”的概念，指人均GDP8000―13000美元（2007年匯率法）的收入門檻。他們指出，凡是人均GDP超過13000美元的國家，其制度質量指數（世界銀行2005年）的得分都比較高（沙特除外），而絕大部分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國家，制度質量指數的水平都較低。因此，一國要跨越高收入之墻，必須在政治穩定、政府效率、法制建設、反腐敗狀況與管制質量等制度建設上有良好的表現。
④參見喬納森?安德森：《走出神話：中國不會改變世界的七個理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52―165頁；劉世錦等：《我國未來生產率提升潛力與經濟增長前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報告，2014年，第173號（總第4670號）。
⑤楊小凱曾用一個“私人建房”的生動例子來比較中國和美國分工水平的明顯差距。在美國，私人修建別墅中“復雜靈活的推土機”“現場水泥澆灌機”等專業化設備的使用，與其擁有較高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參見楊小凱：《經濟學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2―3頁。
⑥例如在計劃體制下，各種原材料和產品雖然由計劃調配而不存在市場交易，但同樣也會產生政府部門、企業等主體之間因互相協調產生的制度成本，而且這個成本往往會高于市場調節下的交易成本。參見張五常（1998）“交易成本范式”，Economic Inquiry，Vol.36，轉引自《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選》，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517―518頁。
⑦⑧參見G. Kneer， A. Nassehi：《盧曼社會系統理論導引》，魯貴顯譯，巨流圖書公司，1998年，第148頁，第181頁。
⑨例如在行政化的教育科研機構，教師或科研人員需要更多借助于行政級別而非研究水平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回報，由此導致科研的專業化水平難以有效提高。
⑩參見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3頁。
B11參見何炳棣：《的成功階梯：社會流動的方面1368―1911》，轉引自何懷宏：《選舉社會：秦漢至晚清社會形態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0頁。
B12參見韋伯：《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頁。
B13例如權力高度分散化的封建社會、大一統的天主教會制度、科學革命、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等等。
B14參見：《鄉土中國》，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4―27頁。
B15唐文明教授認為當代儒學面對現代性的立場應該是“以古持今、以中化西”。參見唐文明：《迎接儒學復興的新階段》，《天涯》2016年第1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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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等教育 治理現代化 法治思維 依法治校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6）12C-0106-03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高校治理現代化”正是為順應這一時代主題在教育領域提出來的一個重要課題。高校實行依法治校，是對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具體體現。眾所周知，要善治必先立良法，立善法于教育，則教育治。因此，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高校要實現治理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目標，必須按照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部署的要求，將法治化治理理念引入高校治理各環節中，使高校運用法治思維推動高校的各項管理，發揮法治在高校治理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努力推動高校治理現代化的進程。
一、法治在高校治理現代化中的必要性
（一）法治是高校治理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法治思維，在高校領域是指領導層在長期分析解決問題時以一種法律邏輯和法律精神的思維模式來強化思想引領，牢牢把握高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從“人治”到“法治”不僅是管理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也是從主觀性、隨意性和無序性向合法性、權威性和規范性轉變的內在要求。高校主體本身對追求平等、遵守規則、維護權利等有著強烈的需求，意味著運用法治思維或法治方式是推動高校治理現代化最有效的理念或途徑。高校全面實施依法治校，就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構建辦學主體與政府、社會的新型關系，規范辦學主體部各項治理行為，維護辦學主體與師生三方面的合法權益，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營造濃郁教育環境，其本質就是要讓高校治理行為在法律軌道內，對個性為主體的權責利能做出法律規定，確保高校推進治理過程的每一環節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這就是高校進一步完善內外部治理結構與環境、推進高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內在要求。
（二）法治是高校治理現代化的客觀需要。新的歷史時期，隨著中國法治化進程的不斷深入，高校也正悄然地從傳統治理模式向現代治理模式轉變，而現代高校的治理模式從根本上講就是“依法治校”。而依法治校就是突出法治在學校管理中的作用，提升高校管理法治化水平，處理好辦學主體與政府、社會的關系，協調好學校與師生之間各方的利益關系，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全面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等都迫切需要依法治校作為規范與引領，提升學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由此可見，高校治理現代化不僅強調在治理過程中微觀方面的師生權利的保護，而且強調和突出治理過程中宏觀方面的制度建設。因此，推進高校治理現代化，既要加強國家教育法律法規建設，為構建政府、學校、社會和諧融洽的新型關系提供法治保障，又要健全高校各項體制機制，為維護好學校、教師、學生各方面合法權利保駕護航，最終達到教育治理能力的有效發揮，化解教育治理現代化進行中碰到的各種矛盾與問題。
（三）法治是高校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保障。隨著我國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化，高校各領域的改革與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在推進高校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迫切需要通過法治來保障高校改革與發展的成果，并通過法治來保障高校治理結構內部各項公共權力的合理配置。要合理配置這些權利，保障與暢通學生、教工民主參與途徑，進行突破性的改革，都需要在法律法規、大學規章等框架內進行，確保改革的成果得到有效維護，改革的順利推進得到可靠保障。高校治理現代化就是要通過依法治校，把法治精神與理念滲透到高校治理實踐當中、把法治原則與方法貫穿到高校治理過程的每一環節，逐步形成高校各項事業的治理都依靠法律法規來規范和治理，切實提高高校治理法治化水平 。由此可見，依法治校與高校治理現代化在諸多方面存在共同性，依法治校既是高校治理現代化的應有之義，也是高校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手段，為高校治理現代化進程提供重要保障。
二、高校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法治困境
目前，我國教育法律法規在制定與完善上已取得了初步成效，高校治理方面的改革也不斷推進，突出地表現在：針對高校的法律法規相繼出臺、高校內部以大學章程為核心的各項管理體制機制的改革不斷完善。但是，在依法治校的時代背景下，高校在推進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還存在諸多法治困境。
（一）國家法治層面：國家教育法律法規有待進一步完善。現代大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日益成為一個開放的組織系統，與外在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復雜聯系，傳統“象牙塔”式的高校已不復存在，高校治理逐步從與社會隔離的“自治領地”轉化為與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受社會各種因素的制約。因此，高校治理中，來自政府與社會的介入和限制成為必然趨勢，而這種介入和限制需要在依法治校、依章治理的框架下，通過系統共治以增進理解、促進合作。在我國，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高等教育法律法規建設取得了突破性成效，初步形成了高等教育法律法規的基本架構，但是對于高等教育來說，立法還是處于起步階段。教育法制建設在國家整個法制建設中還存在一定的滯后性，還不能適應教育改革發展的需要，制定的教育法律體系不僅在數量上需要增加，在質量上也需要進行必要的修訂，使教育法律法規的科學性、可操作性不斷提高，可訴性明顯增強。目前，我國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規，盡管對高等教育的活動進行了規范，但還是存在許多問題，不能與時俱進地適應高等教育活動不斷改革與發展的需要。我國的教育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教育改革進行中遇到困難或挫折后對其進行總結和反思的。因此，我國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規與高等教育改革的不相適應或者滯后性的事實，必定要求國家教育法律法規進一步完善。
（二）高校制度層面：高校規章制度有待進一步規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強調，加強大學章程建設是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的必要條件。凝聚大學精神與治校理念的大學章程和具體規章制度，是實現高校內部治理法治化的基本準則，是處理高校與社會、政府、市場等外部關系以及高校黨委、行政、教學、管理等內部關系的制度保障。目前我國絕大部分高校根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規，經過不斷地探索與完善，制定了較為系統的章程和規章制度，為高校依法自主k學提供了重要依據，為回答高校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問題提供了科學指南。但縱觀這些內部“法”，還存在諸多問題。一是高校章程在高等教育法制體系的地位不夠明確。目前我國大部分高校制定的大學章程只規定了制定依據，且在制定依據的表達上各執己見。由于章程法律地位的不明確，勢必導致學校內部管理規章制度的錯位或者越位現象，影響高校法治秩序的構建以及師生合法權益的保護。二是章程的執行力度不夠。大學章程作為高校依法治校的主要依據，其制定的目的在于形成既“有章可循”又嚴格“依章治理”的法治局面，但是目前很多高校指定的大學章程條款未能真正全面貫徹執行，勢必影響高校治理能力的提升。
（三）管理者層面：管理者法律意識有待進一步加強。高校管理者既是“依法治校”方略的具體實施主體，又是大學規章制度的主要執行者，因此，高校管理者法律意識的高低直接影響高校規章制度的制定與貫徹執行。影響高校治理環境的重要因素既包括學校的規章制度，又包括管理者法治意識與法治觀念水平。換言之，在大學章程的制定上，法律素養高的管理者與法律意識淡薄的管理者相比，在法律層面上肯定會更規范與科學。眾所周知，在高校行政法制體系內，章程即校內“憲法”，大學校規制定應以學校章程為立法依據，是章程的具體化或細膩化。由于目前我國很多高校管理層法律思維或意識不強，混淆大學章程與校規的定義，因此很多高校存在校規與章程相違背的現象。再者，由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影響根深蒂固，高校治理過程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然比較嚴重，很多高?！拜p法治、重人治”的思想仍然存在，領導者在工作過程中，主要以領導的文件為主導，而不用法律來表達訴求或尋找解決問題的依據，喪失了法律的權威，這對高校依法治校勢必產生消極影響，不僅阻礙了高校和諧校園的構建，而且制約了高校內部治理現代化的推進。
三、法治導向下高校治理現代化的實現路徑
在大力推進高校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由于受多方面因素影響，面臨多重法治困境，制約了高校治理現代化的有效運行。筆者結合目前我國高校的具體實際，以法治為導向，從高校外部治理環境、內部章程構建、校園文化營造等方面探究高校治理現代化的實現路徑。
（一）以建立高校外部治理環境為基礎，健全國家教育法律法規體系。一方面，當前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已初步建成，依法治國的制度基礎得到進一步鞏固，人們的法治意識與法治理念整體增強，但自覺主動去學法、用法、守法的意識還有待加強，這勢必對高校治理現代化產生或多或少的消極影響。我國高校的治理理念和治理體系與多元的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高校治理現代化和依法治校的實現，必然依賴于整個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和依法治國的實現程度。因此，健全國家教育法律法規體系，提升依法治教整體水平，為高校治理現代化營造良好的外部治理環境，必然增強高校治理現代化的法治成效。另一方面，我國高校的建設發展是在政府的干預與推動下進行的，高校的辦學未能脫離政府行政權力的介入，從而導致高校治理的行政化傾向較為嚴重，行政權力對高校的影響比較深遠。盡管我國已初步建成教育法律體系，但不管是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不能完全與國家法治的整體推進相適應以及不能緊跟教育改革步伐與發展需要。因此，制定、修訂相關的法律法規，為高校的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已成為迫切需要。
（二）以構建學校內部章程為核心，完善大學制度體系。《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建設現代學校制度要把大學章程建設作為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關鍵環節。在高校內部，章程即大學之“憲法”，是大學履行各項工作的最高行動綱領，是高校立規建制的基本依據。然而，當前我國很多高校仍然沒有擺脫傳統官本位的管理理念，在其影響下高校制定的章程蛻變成行政管理的工具，方便了管理者權力的運行，而忽視了師生利益群體的權利訴求。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以及法治建設不斷推進的時代背景下，高校依法治理已成為時代的主題，高校章程的制定必須始終遵循法制統一，必須把充分反映廣大師生員工的意愿與著力規范高校內部治理結構和權利運行結合起來，凝練成廣大師生員工共同認同的辦學理念與發展目標。高校章程的制定應始終堅持民主公開的原則，在制定過程中應廣泛收集來自各方面利益群體的意見，確保師生的意見能充分表達，合法權益得到有效維護。在章程實施過程中，應充分遵循章程在高校內部作為“憲法”的主體地位，既要確保章程成為建規立制的基本規范依據，又要發揮章程作為“憲法”的規范引領功能，完善高校內部各項管理制度，健全高校內部辦事、議事等各種運行機制，形成以高校章程為核心的規范、科學、統一的內部治理制度體系。
（三）以營造校園法治文化為重點，提升師生法治思維水平。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對高校來說，高校構建法治文化對落實依法治國方略，培養師生知法、守法以及提升師生法治思維整體水平有著重要作用。可以說，法治文化建設是依法治校的靈魂。營造濃郁法治文化氛圍，首先必須從師生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入手，加大培養力度，把法治精神的培養作為衡量師生整體素質提升的一個重要依據，作為師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一項重要內容。只有讓法治精神滲透到高校文化建設的方方面面，內化于心，外化于高校師生的自覺行動，才能讓法治成為師生共同自覺踐行的生活準則。其次，必須牢固樹立法治意識。高校教師及其管理者應注重平時法律知識的積累，自覺養成運用法治思維解決問題的習慣。同時高校教職工必須樹立學生為中心的法治教育理念，在對學生法律知識傳授中，不斷創新授課方法，與時俱進，切實增強學生的法治意識，提升學生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再次，不斷優化校園法治環境。高校師生處在優良的校園法治環境熏陶中，對他們法治文化的培養必定起到“潤物細無聲”的滲透作用。因此，一方面，高校必須充分發揮校園官網、廣播、宣傳櫥窗等媒介的作用，對校園法治文化建設進行宣傳報道；另一方面，高校必須充分利用法治課堂或法治宣傳日等平臺，對學生進行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法治教育，組織各種法制宣傳活動，使法治文化氛圍滲透到校園的每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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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廣西2016年度廣西壯族自治區中青年教師基礎能力提升項目“基于法治思維視角的高校治理現代化問題研究”（KY2016YB581）的階段性成果
（一）堅持優化學校布局，做優教育供給側
加快小區配套園移交步伐，調整學前教育發展結構，大力發展公辦幼兒園，積極發展普惠性幼兒園。統籌推進小學建設步伐；完善北部新城現有學校功能配套，完成大龍山初中運動場建設；優化北部新城教育布局，啟動師大附小、師大附中和一中初中部建設。合理規劃中小學校布局，積極穩妥撤并鄉村小規模學校，提高辦學效益和教育整體水平。
（二）堅持“四有”標準，建設高素質專業化創新型教師隊伍
加強師德師風建設。嚴守師德師風防線，時刻防范師德師風負面行為。做好研修培訓規劃，開展教師能力素質提升行動，做好教師提高學歷層次培訓的規劃。搭建教師鍛煉展示的舞臺，開展教師示范課、公開課、送教下鄉活動。創新教師管理機制，深入推進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縣管校聘”改革，實現中小學教師編制動態管理。
（三）堅持普及共享，完善基礎教育體系
深入推進學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優質發展，推進小區配建園移交治理，擴增學前教育資源總量，鼓勵和扶持民辦園提供優質普惠服務。加快推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前瞻規劃布局學校建設，合理有序擴大城鎮學校學位供給。落實深化教育教學改革提高義務教育質量意見。推進白澤湖中學立足學校實際，全面提高辦學質量。
（四）堅持“五育”并舉，全面提升育人質量
發揮思想教育領航作用。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教學全過程。發揮共青團、少先隊組織育人作用，強化班主任和少先隊輔導員德育工作。推動智育能力提質。加強課堂建設，分學科規范課堂教學基本要求，加強教師教學能力提升，科學把握學生認知規律。實現體教融合發展。推動文化學習和體育鍛煉協調發展，嚴格執行學生體質健康標準，逐步提高學生體質健康達標率，開足體育課。增強美育有效性。加強和改進學校文化建設，推進高雅藝術進中小學校園。提升勞動素養。在中小學設立勞動教育必修課程，培養學生勞動意識、勞動習慣和奮斗精神。
（五）堅持融合創新，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
促進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融合，提升信息技術與學科融合水平和區域合作能力，推動中小學在線教學的換代升級。構建以信息化引領構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全新教育生態，系統建設全區優質數字教育資源，做好常態化“疫情防控”的教育教學安排。加快推進智慧學校建設。
（六）堅持合作共贏，創新合作辦學形式
深度對接長三角教育發達地區，通過“集團化辦學”“委托式辦學”等體制機制創新，學習南通如東等地辦學理念、育人方法、治理能力等方面的先進經驗，選派骨干教師、優秀班主任、校長交流掛職。積極引入優質教育資源，重點打造教育新樣板，帶動本區教育整體高質量發展。深化與駐地高校合作辦學。推動與師大合作共建優質教育集團，打造全市一流、全省先進的基礎教育品牌。
（七）堅持“五位一體”，深化教育評價改革
分類實施學校評價。探索建立“學為中心”的教學質量評價體系，實施學校分類評價，分學段構建質量監測指標體系，落實教育評價改革。構建政府、學校、社會等多元參與的評價體系，建立健全教育督導部門統一負責的教育評估監測機制，積極引入第三方評價機制，開展對提高基礎教育質量的專項評估工作。嚴格控制教育評價活動數量和頻次，切實減輕基層和學校負擔。
（八）堅持深化改革，推動教育治理現代化
實施管理效能提升計劃。提升教育法治化水平、管理者能力水平，實施學校活力激發計劃，加強現代學校制度建設，實施社會參與協同計劃，做細做實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優化小學“彈性離校”工作機制。實施校園安全保障計劃，完善校園安全管理制度，加強警校聯防聯動，強化學校安保力量，深入開展安全隱患排查，及時化解各類矛盾糾紛，建設平安、和諧校園。
[關鍵詞]精準治理；特色小鎮；創建路徑 文章編號：2095-4085（2017）05-0068-02
精準治理，是目前國家針對小鎮建設所提出的一項新的治理模式，要求在明確治理目標的基礎上，借助群眾的力量對治理過程進行監督與評估，以充分體現小鎮特色，提高國內小鎮發展水平。
1精準治理視角下的特色小鎮構建原則
精準治理視角下特色小鎮的構建，應堅持多元化、網絡化、本土化以及精細化的原則：（1）統一化原則：傳統的小鎮建設，通常以政府為主導來完成，群眾無法參與其中，因此小鎮的構建結果，也往往達不到群眾的要求。精準治理視角下特色小鎮的構建，應本著統一化的原則來實現，應使群眾、政府以及相關技術人員，能夠組成一個整體，進一步提高小鎮的建設水平。（2）網絡化原則：在社會信息化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群參與小鎮建設的途徑不斷增加，在特色小鎮的建設過程中，應堅持網絡化原則，使群眾能夠通過網絡平臺，將自己的意見反饋給政府，確保小鎮建設結果，能夠與群眾要求更加符合，提高小鎮建設的科學性。（3）本土化原則：不同城市的不同小鎮均具有不同的特點，小鎮建設應在應用精準治理模式的前提下，堅持本土化原則，構建特色小鎮，使小鎮的特色得到充分體現，使其文化得到弘揚。（4）精細化原則：應在確定治理目標的基礎上，將各個目標詳細體現。例如：針對改善小鎮環境質量的治理目標，應細化為提高小鎮街道清潔度、優化小鎮給排水系統、治理小鎮河流污染等。堅持精細化原則對小鎮加以治理，構建特色小鎮，是確保治理效果能夠達到最好的關鍵。
2精準治理視角下的特色小鎮及其創建路徑
2.1招商引資
小鎮一般處于城鄉結合部以及新城新區位置，與城市相比，小鎮勞動力更加低廉，環境相對更好，但缺陷在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紤]上述問題，應將特色小鎮的創建目標，確定為“發揮小鎮優勢，吸引城市創業型以及小型企業，解決小鎮居民就業，提高小鎮經濟發展水平”。應通過對互聯網的應用，招商消息，以小鎮優勢――勞動力低廉，吸引小型以及創業型企業進入到小鎮中，滿足小鎮居民的就業需求，同時，提高小鎮的發展活力，增加GDP，提高小鎮經濟實力。
2.2本土化建設
小鎮在土地、資源以及人力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招商引資能夠為小鎮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提供保證，但很難體現小鎮的特色。對此，小鎮應充分分析自身的資源以及氣候等方面的特點，使“特色小鎮”得以構建。例如，可以將在農業果樹栽培方面具有較強優勢的小鎮的治理以及創建目標，確定為“構建農業小鎮”。首先，政府應通過網絡收集人民意見，確保能夠了解小鎮每一個區域人民種植果樹的種類，確定果實成熟的季節以及大致產量。其次，政府應向小鎮居民宣傳構建農業小鎮的重要性以及優勢，吸引果農投資。最后，在投資者的監督下，由政府組織構建“農業產業園”，將各種類型的果樹，種植在產業園中，產業園對外開放，吸引城市人民來到產業園中體驗果實采摘等小鎮居民的生活。提高小鎮的經濟發展水平，為小鎮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開辟一條現代化的道路，同時使小鎮的特色得以體現。
2.3多元化發展
充分利用小鎮特色是提高小鎮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構建特色小鎮最為直接的途徑，但如長期依賴自身特色，必定會導致小鎮的發展呈現單一性過強的局面。農業的發展對氣候依賴過強，在氣候對農業發展不利的年份，小鎮的經濟必將遭到重大打擊?？紤]上述問題，還應將小鎮的治理以及創建目標確定為“提高小鎮工業化水平，發展多元化經濟”。政府應通過網絡，統計當前小鎮居民的數量以及待就業居民數量，以此為基礎，在小鎮內部發展工業，使工業企業能夠有效消化小鎮內部剩余勞動力，在解決小鎮居民勞動力過剩問題的基礎上，為小鎮經濟發展以及價值體現提供保證。需注意的是，工業企業的引進對小鎮環境的影響較大，對此，鎮政府應提高對環境治理問題的重視度，在引進工業企業的同時，對其資質進行嚴格考察，同時，借助人民的力量，對企業進行監督，在發現企業廢水與廢氣排放不符合國家標準要求的同時，對其進行嚴厲處理。
3特色小鎮建設前景
在精準治理模式的要求下，目前我國特色小鎮的建設，已經初現成果，但受發展經驗不足等因素的影響，特色小鎮的創建，仍存在一定問題。在未來，應將相應問題的解決作為重點，進一步提高特色小鎮創建水平。
3.1人才問題及解決方法
大數據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我國各高校專業人才進入社會后，就業區域一般以北上廣等大城市為主，人才不足的問題，在特色小鎮的構建過程中顯著存在。對此，政府應提出相應優惠政策，吸引人才加入到特色小鎮的構建中，在工資水平以及其他方面提出福利政策，為特色小鎮的構建提供人才支持，確保精準治理模式能夠更好實現。
3.2居民消費理念問題及解決方法
與城市相比，小鎮居民消費理念相對落后，消費力不高，貨幣流動量少，對小鎮經濟活躍程度的提升產生較大的不良影響。對此，鎮政府首先應通過降價策略吸引小鎮居民購買各類產品，增強小鎮內部消化能力，在逐漸改變居民消費理念的同時提升價格，逐漸提高小鎮居民消費水平。此外，小鎮外部消費力不足也會對特色小鎮的構建以及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造成阻礙，政府應加強宣傳及營銷，使核心城市居民加深對小鎮特色的了解，提高小鎮的吸引力，將外部消費者更多的吸引到小鎮中來，使小鎮的特色廣為人知，為特色小鎮的構建提供保證。
3.3文化問題及解決方法
居民文化水平低，本身對營銷以及各類產業了解程度低，工作類型以體力勞動為主，對于特色小鎮的構建以及精準治理效果會產生一定影響。政府應加強宣傳，提高居民對提升文化水平重要性的認識程度，同時聯合農業以及工業等領域的專業人員，每周組織居民進行培訓，針對有關專業知識進行講解。例如，以果樹種植為特色的小鎮，應邀請農業領域的專家為居民組織培訓大會，針對果樹的栽培技術、增產增收技術以及營銷方法等向居民進行宣傳，提高特色小鎮構建的科學性水平，促使小鎮“提高經濟效益、體現小鎮特色”等精準治理目標的有效實現。
若要天下安,農業必須穩。進一步加快現代農業建設,不僅只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更是事關國民經濟發展,以及國家穩定的內在需求。可以說,積極有序地加快現代農業建設,是農村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選擇和重要途徑。
1.1加快現代農業建設是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必然要求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農業生態環境有所惡化,農業資源不斷減少,加之農業的生產力水平尚處在較低水平,農業若想進一步取得發展,就必須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也就是說,通過經營理念、手段等方面實現現代化,改變傳統的依靠增加資源投入和外延擴張發展農業的思路,通過農業資源的合理使用和有效保護,從而實現現代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1.2加快現代農業建設是促進農民增產增收重要的舉措
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無論何時解決溫飽問題始終是我國一切工作的基礎,這也是現代農業建設所面臨的首要任務。當前,我國總體上糧食供給仍是產不足需,長期存在的糧食安全問題依然困擾著我們。僅僅憑借傳統農業的發展,要實現糧食穩定增長,農民持續增收目標根本是不現實的。要解決糧食安全問題與農民增產增收問題,進一步加快現代農業建設無疑是最佳選擇。
1.3加快現代農業建設是建成小康社會必由之路
我國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難點在農村。特別是在保持經濟快速持續增長的同時,本應逐漸縮小的城鄉收入差距,仍然處于歷史高位,甚至還有擴大的趨勢。城鄉發展失衡與日益擴大的差距,成為目前國民經濟建設中較為突出的矛盾之一。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關鍵時期,加快農村發展,促進農民增收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而加快現代農業建設無疑是建設新農村、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
二、進一步加快現代農業建設的有效措施
2.1農業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是加快現代農業建設的基礎
農業基礎設施是農業發展的基礎,而水利則是農業生產的命脈,在現代農業建設中水資源是不可或缺的條件。近年來,我國農田水利事業取得較快發展,使農業生產條件得到極大改善。然而,要加快現代農業建設,現有水利工程顯然還存在一定差距,如小型農田水庫病險問題突出,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薄弱;河道防洪質量未達標準;節水灌溉的面積占農田總面積比例偏低。可以說,要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大力發展以水利工程為代表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成為必然。對農田灌溉用水庫要及時除險加固,有效治理河道和滯洪區,使之符合現代農業要求標準;對大型農田灌區配套節水設備,改造和治理中低產農田,這樣才能為加快現代農業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2.2采取措施提升農田產出率是加快現代農業建設的有效措施
采取措施推動農業科技的進步和創新,是確保糧食安全的迫切任務,是滿足農民收入增長需求的有效措施,更是提升我國農業競爭力不二選擇。當前,人們已充分認識到農業科技是進一步加快現代農業建設決定性的力量。由于我國農業生產科技水平與發達國家相較仍存在較大差距,農業生產手段、技術和形式等,還沒有擺脫傳統農業生產模式的束縛,難以適應現代農業發展要求。所以,必須以當前農業發展現狀和生產力水平為依據,通過推進農業科技進步,提升土地產出率及農民勞動生產率,促進科技創新成果轉化。首先,應大力推動農業科學和生產的有機結合,開展適宜的農業科技展示或農業技術示范活動,努力使農業科技直接轉化為農業生產力;其次,要適應我國農業發展形勢需求,推進農業科技的進一步創新,建設多元化、充滿活力的農技創新推廣機制;再次,要加快完善農業技術推廣服務模式,整合各方面科技資源和力量,形成推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與應用的合力。
2.3加快現代農業建設要不斷提升農業機械裝備的水平
衡量農業現代化水平如何,有一個重要的標準,那就是農業機械化水平。伴隨著社會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我國農業生產基本已實現了生產全過程的機械化,農作物從耕種到收獲,綜合機械化水平達到80%以上。但不容忽視的是,農業生產中節水灌溉的水平依然較低,部分地區玉米、大豆、水稻等經濟作物機種機收率還有待提高。因此,要加快現代農業建設,要鼓勵和幫助農民購置機械裝備,不斷提升農業機械化生產裝備的水平和比例。
三、進一步加快現代農業建設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首先,要加快現代農業建設,必須立足于本地實際。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產業傳統、經濟基礎和自然條件存在較大差別,只有正確認識以上不同,依據本地農業生產特點,繼承優良傳統方法,發揮本地優勢,才能少走彎路,不斷在探索中前進,從而牢牢把握住加快現代農業建設的主動權,取得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其次,加快現代農業建設,一定要科學合理地配置人力資源。人是第一生產力,是加快現代農業建設的關鍵所在。農業生產中人力資源的配置問題,貫穿于現代農業建設始終,且對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進程起決定性作用。對于現代農業生產而言,人力資源配置應當有助于解決以下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勞動力自由流動,怎樣才能確保總量供給能夠滿足農業產業發展需求;二是農業從業人員技術如何提高,以真正使農業發展由過去的重物質投入轉變到提升勞動者素質的正確軌道上來。再次,建設現代農業,一定要堅持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堅持家庭經營,是指在土地承包權屬不變情況下,通過經營權流轉,構建全新的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形態。需要注意的是,土地承包權流轉,必須堅持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切莫使用行政手段強行推動承包土地流轉。實踐證明,家庭經營和建設現代農業的有機統一,是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的基本特征。
四、結語
摘 要：林業是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優化結構、提高質量效益的重要環節，是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體現，林業要在改革創新、森林經營等方面下功夫，全面提升林業現代化水平。本文著重研究林業經營現代化的發展對策。
關鍵詞：林業 經營 現代化 對策
1.林業經營發展過程中存在問題
1.1林業資源總量少
我國森林各種指標都在一定程度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存在著分布不均、年齡結構不合理等問題，木材的需求多于供給，可供開采的資源并不豐富，森林的增長速度已經不能滿足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
1.2發展遇到誤區
長期以來，忽視了林業產業帶來的生態效益與社會效益，過于注重經濟效益，這就造成在發展林業產業的時候走上了一條先發展、后治理的道路。為了滿足社會需要，換來更多的經濟效益，大量地砍伐樹木，導致我國林業資源越來越少，生態也更加地不平衡。
1.3建設難度加大
因為我國適合林業種植的面積不多，就要為增加種植面積付出更大的代價。再加上有些居民生態意識薄弱，相關部門沒有適當進行環境保護宣傳，導致了邊治理、邊破壞的現象屢屢出現。甚至有些不法商販偷伐樹木，這種惡性循環造成了我國林業生態環境建設的難度不斷加大。
1.4模式不夠完善
我國林業建設雖然屬于綜合治理，但在實際的治理過程中卻總是將一個任務讓多個部門共同完成，造成了工作人員之間推卸責任，工作不協調，不能達到共同合作的效果。林業生態建設本身就是一項艱巨和長期的任務，正是因為這些管理上的問題，又加劇了問題的困難性。
2.林業經營現代化的發展對策
2.1改革國有林場
我國林業改革整體滯后，國有林區林場改革剛剛起步，集體林權制度需要繼續完善，林業體制機制創新水平依然很低，已經成為制約林業現代化的最大瓶頸。改革創新是引領林業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破解發展難題的有效途徑，更是推進林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選擇。解決國有林區林場產權虛置、責權利不一致問題，創新森林資源管護機制和監管體制，需要大力推進改革。完善集體林權制度，提升林業發展活力和效益，需要繼續深化改革。各級林業部門要牢固樹立創新發展理念，全力推進國有林區林場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抓緊完善林業支持保護制度，著力解決制約林業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全面增強林業發展動力。
2.2落實生態優先
堅持保護優先是中央確定的生態文明建設基本方針，堅持生態優先是實施以生B建設為主的林業發展戰略的應有之義。長期以來，一些地方重利用、輕保護，重造林、輕管護，形成了大量低質低效林，生態功能和經濟效益都不明顯，造林綠化成效與人民群眾的期盼還有差距。推進林業現代化建設，必須始終堅持保護優先、生態優先，把保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保護天然林，全面保護濕地，全面保護野生動植物。要組織實施國家生態安全屏障保護修復、天然林資源保護、濕地保護與恢復、瀕危野生動植物搶救性保護等重點工程，加大保護力度，嚴守生態紅線，讓森林、濕地、荒漠生態系統和野生動植物充分休養生息，全面增強并充分發揮林業生態功能。
2.3增加資源總量
堅持綠色發展必須有綠色資源來支撐，實現林業現代化必須有資源總量作保障。經過多年努力，我國森林資源雖有明顯增長，但總體上仍然缺林少綠，森林資源總量不足，生態產品和木材嚴重短缺，森林生態安全問題依然突出。我國森林覆蓋率只有21.6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10個百分點，居世界139位。人均森林面積、人均森林蓄積分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和1/7。生態脆弱區占國土面積60%，木材對外依存度高達48%。今后要牢固樹立綠色發展理念，把加快國土綠化作為林業現代化建設的重中之重，認真實施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新一輪退耕還林、防沙治沙等重點工程，著力增加資源總量。要創新產權模式和國土綠化機制，深入開展義務植樹活動，吸引社會力量參與造林綠化。
2.4推動協調發展
現代化的設施裝備和高素質的人才隊伍，是林業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和根本保障。當前林區基礎設施落后，裝備水平不高，科技支撐不足，人才隊伍緊缺，既與加快林業發展的要求不適應，也與國家整體發展水平不協調。全國4855個國有林場中，仍有486個林場不通公路，170個林場不通電，1575個林場存在飲水安全問題。林業高端人才缺乏，正面臨后繼無人的窘境。推進林業現代化建設，必須全面提升林業協調發展水平。要實施林業支撐保障體系建設工程，積極完善林區基礎設施，大力推進林業裝備現代化，提高森林防火和有害生物防治技術裝備水平。加快“互聯網+”林業建設和基層站所建設，培養壯大專業人才隊伍，增強林業基礎保障能力。
2.5拓展發展空間
推進林業現代化建設，必須牢固樹立開放發展理念，全面提升林業對外開放水平，全力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要積極培育國家儲備林，盡快提高木材自給能力。同時要增強統籌全球森林資源的能力，更好地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要加強與發達國家、國際組織的林業合作，著力引進、消化和吸收國外先進技術，主動與欠發達國家分享我國林業發展經驗。要認真履行涉林國際公約，積極參與全球生態治理，高度重視林業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全面增強森林、濕地碳匯功能，如期實現國家方案中的林業目標，為林業擴大開放合作創造良好條件。
3.結束語
綜上所述，林業作為國家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抓住機遇、加快發展，跟上國家現代化建設進程。目前，我國面臨的林業問題還很多，可持續發展成為我國必須要走的一條道路，這就需要我國借鑒更多的優秀政策，完善我國的林業的機制體制，舉全行業之力來謀劃來部署來推動，加快推進林業現代化建設，確保林業發展與國家發展相協調相適應，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作出更大貢獻。
參考文獻：
關鍵詞：六安;四化同步;農業現代化
項目名稱：全省黨校系統重點課題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工業化、城鎮化背景下加快推進六安農業現代化研究
收錄日期：2015年12月11日
黨的十報告提出“四化同步”發展戰略，即“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六安撤地設市以后，市委、市政府堅持“以適度超前的城鎮化，帶動相對滯后的工業化，促進農業產業化，加快全市信息化”發展戰略，六安的城鎮化和工業化取得了長足進展，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發展，農業農村信息化水平明顯提升。截至2014年底，城鎮化率和工業化率分別達到41.44%和40.2%。相對于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城鎮化和信息化，六安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滯后，迫切需要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
一、六安農業現代化取得的成就
六安市地域廣闊，環境優美，物產豐富，盛產多種名特優稀農副產品，糧、油、麻、栗、茶、繭、肉、禽、水產等農副產品產量居安徽省前列，是國家重點商品糧生產基地。近年來，六安市以農村綜合改革為動力，堅持以工業的理念抓農業，穩定發展糧食生產，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積極打造優質農產品基地和現代農業園區，加快建設農業產業集群，農業農村經濟保持了良好的發展態勢。
（一）農產品加工水平穩步提升。六安市委、市政府提出并實施千億元農產品加工“168”工程，即“著力打造糧食油脂、畜禽水產、酒茶果蔬、羽繭棉麻、竹木草柳和農產品物流服務等6大產業集群，在各縣區建設8個產值超50億元的農業產業化示范區或現代農業示范區，力爭到2015年全市農產品加工產值達到1，000億元”。目前，農產品加工園區和產業集群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已經規劃建設了12個初具規模、特色各異的現代農業生產加工園區。
（二）農業標準化建設步伐加快。為了提高農產品的質量，提升市場競爭力，六安市制定了《六安瓜片產品質量標準》、《六安瓜片茶葉產地環境條件》、《皖西白鵝品種標準》等地方標準、企業標準和各項生產技術規程，畜禽、蔬菜的生產加工全面建立質量可追溯制度。品牌農業成效顯著，共有102家企業、298個農產品進行“三品”認證，經環境監測合格的綠色食品糧食基地150萬畝，水產養殖基地60萬畝，無公害蔬菜、綠色食品蔬菜基地60萬畝。由于不斷加大農業標準化生產政策扶持力度，已經建成蔬菜、茶葉、水果國家級標準園13個、省級標準園18個、部省級畜禽規模標準化養殖場45個，部省級水產標準化示范場29個。
（三）農民組織化程度持續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創新是推進現代農業建設的核心和基礎。要尊重和保障農戶生產經營的主體地位，培育和壯大新型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充分激發農村生產要素潛能。按照積極發展、逐步規范、強化扶持、提升素質的要求，加大力度、加快步伐發展農民合作社，切實提高引領帶動能力和市場競爭能力。已經組建了糧油、生豬、家禽、茶葉、油茶、繭絲綢、毛竹、大麻、漁業、蔬菜、中藥材、園藝、水果等多個市級農業特色產業協會和縣區分會，吸納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農產品經營戶共2，500多名會員。目前，全市有農民合作社6，281家，其中全國示范社30家。
（四）農業服務體系不斷完善。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非常健全，因為它能順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克服農業經營主體規模較小的弊端，獲得大規模的生產效益。六安市不斷加強農業服務體系建設，農技推廣服務體系共設立400多個機構，有千名農技人員包保服務生產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和涉農企業。推行良種良法配套，農機農藝結合，糧食生產15個主推品種，覆蓋率達70%以上。選派800名科技特派員，創建了90家專家大院，建立科技特派員創業鏈工作站24個。
二、六安市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因素
（一）農業基礎設施薄弱。薄弱和落后的農業基礎設施無法支撐現代農業發展。六安屬于欠發達地區，由于資金投入不足等原因，造成目前的基礎設施相對落后，農業的抗風險能力薄弱，遇到旱澇等特殊年份，必然受損。六安的高標準農田比重偏低，旱澇保收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28.61%。農村病險庫塘較多，通訊、倉儲、運輸等基礎條件仍然較差。特別是交通條件落后，阻礙了生產要素和農產品的快速流通，嚴重制約了農業現代化的發展。由于資金不足，設施農業進展緩慢，規模也偏小。
（二）農村生態環境惡劣。六安的農村環境沒有受到重要的工業污染，突出的問題是農業生產中大量使用農藥、化肥造成的面源污染。化學肥料的大量投入，使有機肥的施用比例由20世紀70年代前的85%左右下降到現在的不足30%，有近1/3的農田長年不施或較少施用有機肥，農作物產量的提高對化學肥料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大。大量使用化肥對農田生態系統造成了損害，有機質、全氮、速效鉀都不同程度下降，同時土地板結現象越來越嚴重。農膜對生態環境的污染也日益突出，六安的農膜平均殘留量和平均殘留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不合理的耕作制度也加劇了農業環境質量的惡化。例如，大力發展畜禽養殖業是加快農業發展的重要內容，但是污染問題比較突出。長期以來，由于污染治理投入不足，多數規?；笄蒺B殖場存在雨污未分流問題，污水收集系統和廢棄物處理設施（包括沼氣生產、有機肥生產等）不完善，導致有沼氣生產的無沼液、沼渣貯存場所，沼液沼渣綜合利用不完全甚至未綜合利用，沒有末端治理措施。農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均缺少處理設施，無害化處理率低，造成環境污染，并有逐年加重的趨勢。
（三）農業勞動力素質較低，科技人才缺乏。農業勞動力素質低是制約農業現代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由于農業科技進步的速度加快，新的農業技術不斷推陳出新，這對農民的綜合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總體來看，六安的農民文化素質較低，20～40歲左右的農民中有部分只有初中文化水平，50歲以上的農民中部分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甚至還有少數文盲和半文盲。加之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長期滯后和費用較高，農民的技能素質得不到快速提高。由于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大量高素質的農民工都進城鎮了，“抽水機式”的農村人才輸出機制使得農村人才流失嚴重，“村莊空心化、農業副業化、農民老齡化”，“386199部隊”加上殘疾人構成了農業生產的主力，農業勞動力的年齡和素質結構問題日益凸顯，發展現代農業的人力資本不足問題逐步顯現。目前，六安市各類科技人員2.5萬人左右，只占總人口的0.35%，特別是農業科技人員占全部科技人員的比例不足20%，這與農業大市是不匹配的，而且大部分分布在鄉鎮農技站及其以上單位，常年工作在生產第一線的農業科技人員很少。農業科技人員缺乏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農戶不能有效利用自然資源，延伸自然資源價值鏈條，農村豐富的資源優勢不能轉化為經濟優勢，造成“靠山吃不上山，靠水喝不上水”、“捧著金飯碗討飯吃”的尷尬局面。
（四）農業產業化水平低。六安市農業資源豐富，特別是糧食生產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2014年全市實現了糧食播種面積、總產、單產三超歷史，糧食總產量連續11年豐收，六安市首獲“全國糧食生產先進單位”殊榮，農業產業化水平理應很高。但由于六安大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少，特別是國家級的龍頭企業少，不能發揮龍頭帶動作用。另外，專業人才和技術缺乏，導致多年來只能對農產品進行簡單加工就銷售，產業鏈條短，不能帶動農業服務業的發展，品牌效應和規模化水平都很低，產品的附加值和農業企業的效益也低，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日益加劇。這是造成農業在GDP中占很高比重的主要原因，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不利于區域經濟發展。
三、加快推進六安農業現代化的對策
（一）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加快淠河防洪治理、史河防洪治理等骨干工程建設，突出加強以農田水利建設為重點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全面實施塘壩擴挖、溝渠疏浚、集體泵站更新改造和基層水利服務體系建設。以糧食主產區為重點，集中投入，連片推進，突出抓好高標準農田建設。大力推進農業綜合開發土地治理項目和農田整治項目實施，大規模開展中低產田改造，做到溝、渠、田、林、路、井、電綜合配套。加強和改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科學推進農村，引導土地承包經營權向種田能手、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規模經營主體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實現土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的科學性，提高農業勞動效率。大力發展農業機械化、信息化和電氣化，改善農業設施裝備條件，提高農業物質技術裝備水平。
（二）著力發展綠色農業。六安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綠色發展戰略，是立足市情、順應時勢的大戰略、好戰略，是六安未來發展必須遵循的重要理念。就農業來說，就是發展綠色生態農業，可持續農業。當前的主要抓手就是緊密結合《安徽省中醫藥健康服務發展規劃（2015-2020年）》、《六安市新型城鎮化試點實施方案》、六安茶谷建設規劃、淠河生態經濟帶建設規劃等重要規劃，制定好六安農業發展的“十三五”規劃，突出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和綠色主題。具體就是要結合平原、丘崗、山區等不同地貌特征，合理布局農業特色主導產業，著力打造“一鎮一業”、“一村一品”，打造農業產業集群。大力發展循環低碳農業，加大農業污染治理力度，走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農業現代化道路。
（三）培養現代化職業農民。教育是培養現代化職業農民的治本之策。針對六安市農民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水平都比較低的實際，各級政府必須下大力氣加強對職業農民的培養，職業技術院校要按照發展現代農業的需求設置相關專業，經常給青壯年農民“充電”，不斷提高他們的專業技能和相關知識。日本的成功做法非常值得借鑒。近年來，日本推出了一項“接班人計劃”，政府招募愿意從事農業的大學畢業生，由政府出資到農業院校學習兩年，畢業后再跟隨家鄉種植大戶當五年研究生，經考評合格，又愿意終身從事農業，由政府提供各種優惠政策，種植不少于20公頃的土地。日本的這項計劃很有吸引力，每年指標很快就能完成。
關鍵詞：城市化；城市現代化；綜合評價
中圖分類號：F224；F29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6260(2009)01-0018-06
一、引言
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城市發展的兩個基本方面。城市現代化是城市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城市化的高級階段（劉洪奎，1991；朱英明 等，2000；宿鵬，2004）。近年來，學者們對城市現代化的內涵、指標體系與評價方法進行了廣泛的研究。黃乃文（2001）、韓士元（2004）等分析了城市現代化的內涵，筆者較為贊同韓士元的觀點，即城市現代化是未來一定時期城市的發展目標，在這一時期內，城市經濟、社會、環境快速協調發展，從而在終期達到世界城市先進發展水平。朱鐵臻（2001）、黃乃文（2001）、徐衡等（2006）探討了衡量城市現代化的指標體系，黃乃文（2001）在分析國外具有經典意義的現代化指標體系基礎上，構建了中國城市現代化的指標體系，徐衡等（2006）認為城市現代化的指標體系應包括經濟發展指標、社會進步指標、可持續發展指標、城市基礎設施與環境質量指標、人口素質與生活水平指標。另外，顧朝林等（2000）、宿鵬（2004）還分別以江蘇、山東為研究案例，實證分析了兩省的城市現代化水平。上述研究為本文綜合評價安徽省城市現代化水平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安徽省是中國實現“中部崛起”戰略的重要省區之一，近年來城鎮化水平提高得較快，隨著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安徽省現代化的實現問題也逐步提上議事日程，而城市現代化水平在實現整個社會現代化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文將在構建城市現代化綜合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通過因子分析與聚類分析等多元統計分析方法對安徽省城市現代化水平進行實證分析，進而給出提高安徽省城市現代化水平的政策建議。
二、城市現代化指標體系的構建
（一）城市現代化水平指標體系的設計原則
1.全面性原則。城市現代化水平主要從城市經濟效益、社會結構及其產業結構、基礎設施水平、生活及環境質量、人口素質等五個方面去衡量，本文建立14項指標，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現代化水平的各方面情況。
2.可操作性原則。此原則是建立指標體系最基本的原則，否則再完美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也會失去其應有的價值。確定的指標應能在統計資料(年鑒)中查到或者通過有關資料計算獲得。
3.層次性原則。任何一種指標體系都應該具有一定的層次性。這樣，反映城市現代化水平的指標體系便可一目了然，脈絡清楚，既便于政府管理決策者抓住城市發展的重點，又便于經營者把握城市發展的主次。
（二）城市現代化指標體系的建立
對安徽省城市現代化水平進行綜合評價，要對各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現狀進行準確的描述，因此，選擇城市現代化指標體系的主要依據就是城市現代化的特征表現，即城市功能多樣化、城市產業結構高級化、城市經濟高效化、城市基礎設施現代化、城市環境生態化和城市社會文明化。本文依據上述特征表現，并借鑒已有文獻的研究成果，綜合考慮了指標選取的全面性、代表性、可得性、簡潔性及整合性，確定了以下五大類14項指標。
1.經濟效益指標。x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x2：人均地方財政收入。
2.社會結構及產業結構指標。x3：非農業人口比重；x4：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
3.基礎設施水平指標。x5：人均生活用電量；x6：每萬人擁有公共汽車數；x7：年末每萬人中（移動）電話用戶數。
4.生活及環境質量指標。x8：人均公共綠地面積；x9：在崗職工人均工資總額；x10：每萬人擁有醫院、衛生院床位數；x11：人均儲蓄年末余額。
5.人口素質指標。x12：每十萬人擁有的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數；x13：每百人公共圖書館藏書量；x14：每萬人中從事科技活動人員數。
以上指標的選取是借鑒了國內外有關城市現代化評價的理論和方法，各項指標缺一不可，相互聯系，其中，經濟效益指標起著主導作用。
三、安徽省城市現代化水平的實證分析
為了全面系統地分析一個地區的城市現代化水平，我們往往需要考察眾多對城市現代化水平有影響的因素（即指標）。如果僅從單個指標去評價，則只能反映一個側面，為此需要一種綜合評價的方法。通過綜合評價，可以發現社會經濟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制約總體經濟發展的因素，從而為政策制定提供依據。本文運用因子分析方法及聚類分析方法，對安徽省17個主要城市的現代化水平進行了分析，并給出了各個城市在全省的排名。
（一）數據標準化
將原始觀測變量（即指標）經過Z=（x-x）/σx變換成標準化變量，從而消除量綱的影響。標準化后數據仍然用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x13、x14表示。
（二）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通過研究眾多變量之間的內部依賴關系，用少數幾個假想變量即因子來反映原來眾多的觀測變量所代表的主要信息，并解釋這些觀測變量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因子分析可以濃縮數據，找出數據的基本結構，將原始觀測變量的信息轉換為少數幾個因子的因子值，然后，用這些值代替原來的觀測變量進行其他的統計分析，如聚類分析。利用因子值也可以直接對樣本進行分類和綜合評價。
用SPSS軟件計算樣本的相關系數矩陣（標準化后的數據的協方差矩陣），結果見圖1。
主成分特征值貢獻率（％）累計貢獻率（％）y17.90956.49156.491y21.67611.970
68.461y31.1298.06476.525y41.0827.72684.251
相關系數矩陣中大部分相關系數都很大，說明適合做因子分析。進一步求矩陣R的特征值、貢獻率和累計貢獻率，結果見表1。
我們用回歸方法得到因子值系數的估計值f1、f2、f3、f4，得到四個主因子，具體表達式為：
從上述表達式可以看出：第一因子f1在人均公共綠地面積x8上的權重為負數，但是權重很小，可忽略；f1在其他各個變量上的權重都是正的，且各個值相差不大，因而可以認為第一因子代表了總的經濟水平，可作為經濟實力因子。第二因子f2在x4、x8、x10、x13上權重的絕對值較大，可以認為是城市生活環境因子。第三因子f3在x2、x5、x6、x8上權重的絕對值相對較大，可視為基礎設施因子。第四因子f4在x2、x4、x8、x13上權重較大，可視為城市人口素質高低的反映。
將對應觀測變量的標準化值分別代入上述四式，計算四個因子在17個城市樣本的因子值，再將因子值f1、f2、f3、f4按特征值綜合為如下加權綜合量：F=λ1λ1+λ2+λ3+λ4f1+λ2λ1+λ2+λ3+λ4f2+λ3λ1+λ2+λ3+λ4f3+λ4λ1+λ2+λ3+λ4f4，求得綜合分值。
其中，λ1、λ2、λ3、λ4分別表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主特征值，本文中：
從表2可以看出，城市現代化綜合得分排名與第一因子得分排名大體一致，這是因為第一因子為經濟實力因子，它的方差貢獻率達到了56.49%，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總體情況。由表2還可以看出，安徽省各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其中：合肥市的城市現代化水平最高，其綜合得分明顯高于其他城市；六安市的城市現代化水平最低，其第一因子得分也排在最后，但其與排名在它之前的城市的主成分得分的絕對值相差并不大，這說明安徽省各城市的現代化水平還沒有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
（三）聚類分析
系統聚類分析是聚類分析中應用最為廣泛的一種方法，它的基本原理是：首先將一定數量的指標各自看成一類，然后根據指標的親疏程度，將親疏程度最高的兩類進行合并。然后考慮合并后的類與其他類之間的親疏程度，再進行合并。重復這一過程，直至將所有的指標合并為一類。本文分別采用歐氏距離和最小距離法作為樣本距離與聚類方法，對安徽省城市現代化綜合得分指標進行了聚類。運用SPSS軟件進行分析，輸出的樹形圖如圖2。
圖2 聚類分析樹形圖
根據圖2可以將安徽省17個城市分為四類：（1）合肥；（2）蕪湖、蚌埠、馬鞍山；（3）安慶、銅陵、滁州、黃山、淮南、淮北、巢湖；（4）阜陽、池州、宣城、宿州、亳州、六安。
合肥在安徽省的綜合實力最強，城市現代化水平最高，為一類；蕪湖、蚌埠、馬鞍山城市現代化水平較高，排在第二個水平層次上，聚為一類；安慶、銅陵、滁州、黃山、淮南、淮北、巢湖的城市現代化水平中等，聚為一類；而阜陽、池州、宣城、宿州、亳州、六安的城市現代化水平最差，也聚為一類。
聚類分析的結果和因子分析的結果大體保持一致，蕪湖、蚌埠、馬鞍山屬于一類，城市現代化水平排在2~4位；亳州、池州、宣城、六安聚為一類，城市現代化水平排在最后。
四、分析和建議
（一）利用工業化，帶動城市現代化
工業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經過程，也是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而安徽省17個主要城市的工業化水平不高，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根據資料顯示，2006年銅陵、馬鞍山、蕪湖、淮北四個現代化測評總分較高的城市，工業化率（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61.49%、59.19%、50.18%、47.78%，這也從一個側面驗證了工業化程度與城市現代化水平的正相關關系（安徽省統計年鑒，2007）。而同期在城市現代化測評中得分偏低的阜陽、池州、宿州、亳州、六安等城市，工業化水平還很低，工業化率在20%左右，這說明阜陽、六安等現代化程度位于安徽省第四檔次的城市，還處于工業化的初級階段。因此，加快工業化進程成為促進城市現代化建設的當務之急。
無論是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程，還是從中國改革開放后東部沿海地區快速發展的經驗分析，在經濟發展的工業化初期階段，依靠發展工業進行資金積累的效率和速度遠遠快于其他產業(周加來 等，2002)。因此，加快落后城市的經濟發展，提高現代化程度，必須堅定不移地走工業化的道路。而針對第四檔次城市的區位特點與資源狀況，應該選擇各具特色的工業化道路。阜陽、宿州、亳州等城市地處安徽省西北地區，屬于自然資源貧乏地區。但20世紀90年代大京九鐵路貫通以后，阜陽、亳州等城市的交通區位優勢突顯，加速工業化進程，關鍵就是如何利用已有的區位優勢，通過城市政府的合理規劃與政策創新，改善投資環境，有效接納承載東部、北部發達地區通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逐步向中西部轉移的產業及資金、技術等先進的生產要素。通過內引外聯，廣泛吸引海內外生產資源的聚集，以期擴大城市產業規模，增強經濟實力，并借以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與產業形式，加速工業化進程。
（二）加快城市化，促進城市現代化
現代化不僅意味著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物質要素的極大豐富，還在于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思想觀念與思維方式的不斷更新。而這又要求在現代化過程中，不斷地推進城市化進程，以使更多的人享受現代先進的大城市文明。從這方面來說，城市化不僅是城市現代化的催化劑，而且是城市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城市化水平是城市現代化的重要標志。追求高的文化品位，具有優裕的生活條件，成為城市現代文明的象征。但據測算，安徽省17個主要城市（僅指市轄區）的城市化水平兩極分化情況較為嚴重。城市化水平（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重）最高的銅陵市為87.31%，達到了發達國家先進城市的水平。合肥市、蕪湖市、馬鞍山市、淮北市、蚌埠市、安慶市和淮南市等城市化率均在50%以上。其它9個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嚴重偏低，最低的亳州市，市轄區非農業人口僅占總人口的12.79%，六安、宣城、池州、宿州、阜陽等城市化率也都低于30%，按城市化進程階段性的“S”型規律判斷，這幾個城市的城市化進程尚處于初始階段，距離快速發展階段（>30%）還有較大的差距。城市化進程的低水平徘徊，導致了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與工業化進程的嚴重落后狀況。因此，加快農業人口的非農化，提升城市化水平是這些城市在現代化建設中追趕省內、國內先進城市的惟一途徑。
（三）加快產業結構優化，有效整合資源型城市發展
在傳統工業化戰略指導下，人為植入的資源型城市的建設，曾經為一個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安徽省淮南、淮北兩大煤炭基地的開發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相對單一，主導產業為依賴資源稟賦的采掘業。經過多年的高強度開發，資源儲備日益枯竭，開采成本不斷上升，競爭力嚴重削弱，富余下崗人員大幅度增加。主導產業的衰退不可避免地影響到這些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資源型城市的產業轉型已是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并且，資源型城市大多興起于計劃經濟時代，走的是一條追求資源產品數量擴張的道路，這種長期以來以生產為中心形成的“路徑依賴”使得資源型城市和企業難以適應以市場為中心的經營環境，在市場國際化和競爭日趨激烈的開放時代，單純依賴本地自然資源稟賦以及外來資本的發展模式將造成脆弱的區域經濟。從前文對安徽省城市現代化的測評中可知，淮南、淮北兩市無論是現代化程度的綜合分值，還是經濟實力因子分值在省內都位居中等偏下。因此，資源型城市必須著眼于自身特點，選擇適宜的轉型模式，立足比較優勢，再造競爭優勢。
（四）強化經營城市理念，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
現代化城市不但要建設好、管理好，而且要善于經營。城市不是單純的投入對象、建設對象和管理對象，而是可供開發利用的主體，經營城市是現代城市發展理念的創新。所謂經營城市，就是從政府角度出發，運用市場經濟手段，對城市的自然資源、基礎設施資源、人文資源等進行優化整合和市場化運營。根據前文對安徽省主要城市的量化比較，很容易發現絕大多數城市的基礎設施、城市生活環境因子值都相對較小，反映了城市生產與生活的基礎設施、功能設施的建設與管理上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這更要求在城市治理上采用經營城市模式，改變傳統的政府集權式運作，實行公司化運作方式。采取政府采購、土地運營、BOT（即建設―經營―移交）、TOT（即移交―經營―移交）、ABS（即資產證券化）及市政債券等多種方式拓寬經營城市的資金來源，從而強化城市建設領域經營，這是城市經營的基礎領域；加強城市的品牌建設，打造獨具一格的特色城市，提升城市形象，促進城市營銷；同時加強城市的學習，知識經濟時代本質上是學習的時代，不僅對于個人、組織而且對于城市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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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ity Modernization in Anhui Province
ZHANG Xueliang1 ZHOU Jialai2
(1.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
2.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30)
Abstract: Urbanization and city modernization are inevitable tenden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are two basic aspects of city development. Adopting factor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levels of 17 cities in Anhui provinc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cities in modernization level have been found. The citi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modernization score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related policy proposals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