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研究方法8篇

時間:2023-10-15 15: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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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研究方法

篇1

論文摘 要:當前古代文學研究的培養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養,該專業的研究生人才應該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與此相適應,古代文學研究生的培養工作也應做出相應調整。 

 

從本質上而言,古代文學是一門特殊的歷史科學。它通過研究具有相對獨立審美價值的各種現象和符號,探索以審美心理為主的古代人類心靈運動軌跡,又通過古人的心靈感悟了解各時代社會的全貌。它與探索古代人類認識發展的哲學史一起,構成了一部有層次的人類精神史,進而與主要研究古代人類物質活動的一般歷史科學一起,構成了整個古代社會的立體透明復原圖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一門帶有深厚歷史積淀而又與現實保持一定距離的學科,其發展的空間經受了種種極其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唯有不斷更新和改進古代文學學科教學和科研的內容和方法,挑戰和考驗才會轉變成進一步發展的機遇和現實。而要實現這一轉變,關鍵在于后備力量的培養,準確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養塑造。這里所說的“研究生人才”,具體是指學歷在本科層次以上的碩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當前學界對古代文學專業的本科層次教育―通識教育探討甚多,而對該專業研究生層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國大學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開大學文學院寧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學研究生教學要培養精英素質》一文,該文從學習重點的差異、科研能力的培養以及學術研究過程的艱難三方面對怎樣培養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精英素質這一重要議題進行了探討。寧教授所論皆為鑿鑿之見,然筆者讀后頗有意猶未盡之感,故作此文以論述之,聊作寧教授文章的一點補充。 

當今學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斷涌現,年輕學者已露頭角,學術刊物不斷增多,人文社會科學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就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言,老一輩學者漸次凋零殆盡,而以新時期培養的博士為主體的學者全面占據了學術舞臺。整體而言,學術的傳承完成了順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學者所擔心的:“我們對古典文學的命運卻有一絲隱憂,擔心在當今學術體制的制約下古典文學的內在精神逐漸消亡,擔心未來古典文學界的話語霸權被毫無古典情結的學科帶頭人所占據,擔心未來的新進博士最終以現代學科建設的名義‘革’掉古典文學的‘命’”[1],這種憂慮絕非空穴來風,當前學界的古代文學研究確有淪為其他現代學科附庸的傾向。筆者認為:要想在當今多元化的語境下保持古代文學內在精神的純一性,要想讓古代文學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學科的侵襲之中,根本環節還在于對從事該門學科研究事業的研究生人才培養,這是一個極具現實性和緊迫性的課題,也是古代文學學科能否發揚光大的命門所在。 

 

一、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內在品格 

 

外在行動發生于內在品格,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應該具有區別于其他學科的內在品格。 

首先必須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摒棄將古代文學作為歷史附庸、技巧淵擻的狹隘理念,樹立將古代文學視為一部與當代相通、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民族心靈史的文學觀,具有宏觀的大文學意識。古代文學學界倡導宏觀研究已有數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績,但似乎存在一種誤解,以為題目大才是宏觀,于是有了許多大而無當的東西。其實,倡導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學者陳伯海說:“于是我聯系唐詩的發展,晚唐詩壇的分派,乃至由唐詩向宋詩、宋詞轉變的軌跡,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歷史地位,寫出《宏觀世界話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進入唐詩總體研究,由唐詩進人中國文學史總體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陳先生闡釋了他本人治學的軌跡,即由宏觀步入微觀,再由微觀回歸宏觀。由此可見,沒有宏觀意識的宏觀研究實為微觀研究的大雜燴,卻失了微觀研究的嚴謹扎實,正是一種空疏無用的學風。形成大文學意識觀的客觀依據是:一切文學作品都是作家以審美心理為主的整個心靈世界感受客觀現實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質形態;作家的心靈也就是民族心靈的濃縮和積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靈也就是民族的心靈,體現了民族心靈發展的歷史。因此,就本質而言,文學是人類心靈的科學,古代文學本質上也就是人類心靈史的科學。此外,不能滿足于從豐富的文學作品中尋繹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脈絡,還要探明那些消極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導現實,人為消除某些心理環境,從而避免消極民族心理的不良影響。這里的大文學意識并不意味著取消學科界限和專業分工,而是強調在當前信息爆炸的時代,從事人文科學研究必須具有盡可能寬廣的理論視野和盡可能淵博的知識儲備。就古代文學專業而言具體體現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學史與文學理論;二是打通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三是打通古代文學內部各分支學科的聯系;四是打通研究與創作的關聯。 

其次,應該具備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從實踐和理論上把握客觀世界,為解決具體課題而采取的途徑和手段的總和,也是聯系主體和客體的中介。古往今來學者的優秀研究成果,總是與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緊密相關。任何科學的方法都具有實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萬能的。方法有其適用的對象,但它沒有事先設定用它進行的研究所能達到的層次,出神入化地運用某種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體、研究客體都有自身規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規定性外,還要尋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澤厚認為:“人們的性格、氣質、背景、基礎、興趣、潛力才能因人而異。。。例如有人適合于搞精確考證;有人更長于提出理論問題;有的長于分析;有的喜歡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靜的客觀描述;有的則不免主觀情感傾向的注入。”[3]他主張在多樣的方法中,尋求到最適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體的規定性只有靠苦讀積累才能把握,在這一基礎上,我們似可采取“需要解決什么問題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為手段,舍筏登岸,決不可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機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觀的限制,又需主觀的努力和識力。也許正因如此,當前古代文學學界我們看到的運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還不多。

再次,應該具有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 

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建設能夠擁有今日之輝煌,靠的就是歷代具有創新精神的有識之士所組成的這支中間力量的開創性探索,假使沒有魏晉以來大膽主張文學脫離史、哲而另立門戶的有識之士,我國漫長封建社會的文學研究或許長期只是游離于文、史、哲研究之間的“四不像”,假使沒有進行縱橫貫穿、探索規律的開放式研究的有識之士,古代文學研究也只會停留在詩話、詞話式的小本經營;假使沒有建國以來大膽主張古代文學研究應不拘于單一社會學模式的有識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學研究又豈能呈現出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當部分學者認為:古代文學并非與現實聯系緊密的前沿學科,在當今市場經濟大發展的新形勢下,已難以像具有實用價值的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時髦學科一樣,有著施展創新才能的廣闊天地。這種偏見促使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者在業務上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更遑論去進行創新和開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學作為一門科學,其創新與開拓的余地將永遠是難有窮期的,正如人的認識能力不斷前進而難有窮期一樣。從問題的多端性,可以產生大量新的假設;從問題的伸縮性,可以改變思維;從問題的新穎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傳統方式的解決方法。因此,創新意識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生人才而言至關重要。 

上述三種品格,即為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必備的人文素養。與該素養相適應,研究生人才還應該具備扎實的美學、心理學、語言文字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對倫理學、民俗學、民族學、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也應有基本了解。總之,應最大程度地掌握關于人的學說,尤其是有關漢民族學說的知識。 

二、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培養措施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歷經的各種轉變,以及這一轉變對于學術的推進,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與學術界其它領域一樣,上世紀80年代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撥亂反正僅僅是一場序幕。本世紀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掀起的“新方法”熱及“宏觀研究”熱,其意并不是某種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單純倡導,實質上是借助當時思想界和文藝理論界的新的話語方式,旨在清理長期盤踞于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舊的政治一元論霸權,揚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學研究由單一的政治批評轉變為多元的文化、美學、文學批評,同時又不致于影響古代文學的學科地位.,要想實現這一目的的話,新型研究人才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系統的更新轉變具有戰略性的價值意義。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們認為:老年學者和大部分中年學者的知識結構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經定型,能夠使文學觀和研究方法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學研究者,其范圍主要包括在高校從事古代文學教研任務的人員,在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從事古代文學科研的人員,在校學習深造的研究生,大學生以及部分青年業余文學研究者。他們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過廣泛接觸各門人文學科及其前沿動態,并廣泛接觸新科學方法論知識而轉變成新型人才。而在這些人員中,研究生群體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如何才能實現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轉變?首要條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當前學術界發展狀況而對古代文學現狀產生的不滿情緒和改革需求,這是轉變的內在動因。此外,必要條件是研究生培養工作中的有關制度和觀念的相應改革,具體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是改革傳統的單純傳授知識的教育模式,建構以傳授知識為基礎,以培養創造力為主導的新型教育模式。這種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將古代文學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識而盲于現實,無益新知的“掉書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識的基礎上,充分開動智力去鑒別,評價所學知識,積極運用所學知識,并由此出發去發掘創造新知識。導師可以要求研究生獨立查閱文獻,要求他們針對相關問題寫綜論或述評,并爭取在有關的學術刊物上正式發表。這是一個比較高的要求,是對研究生的閱讀能力、理解能力、歸納與分析能力、漢語的寫作能力的綜合訓練。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導師還應從多個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況,從入學直至論文撰寫階段,要不斷發現學生在科研基本功訓練上、知識面上的薄弱環節,并及時指出,使之加以充實改進。也要了解學生的為人,并與其及時交流。同時,導師也要主動讓學生了解自己。只有這樣才能及時捕捉研究生思維活動的閃光點,才能有利于開發研究生的創新力和創造力,塑造其創新人格。 

其次,與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適應,要調整古代文學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并改變教學方式。除了教育部規定的專業課程和基礎課程外,要適當根據學科的相關性以及研究的興趣和要求,廣泛開設人文科學各學科的選修課,對于一些相關性密切且研究生興趣濃厚而本院校卻不能開設的課程,應允許并積極支持研究生跨校選修。所有選修課程都應該采用多提示、低課時的(包括提示學科重點、主要書籍文獻和解疑)的教學方式,而不必進行規定性考試,研究生在學習中確有所得者,可作自選題論文呈教師批閱。只有做到廣泛開設選修課與講授方法的改變相統一,才能使古代文學研究生既不致因課程繁多、考試頻仍而被動聽講、死記硬背,從而泯滅了想象力和創造力,又能夠多、快、好、省地獲得形成創造力所必須的廣厚知識基礎,這一知識基礎也是形成全新文學觀和宏觀研究氣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變古代文學研究生信息相對閉塞的現狀,充分保障其信息來源。不僅保障其一般信息來源,如各類古籍文獻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學科的各種刊物雜志,而且要重點保障那些傳達相關學科前沿動態以及新技術革命和新科學方法論最新成果的信息來源。不僅要保障其靜態信息來源,積極主動地提供各類書刊和網絡資源,而且也不能忽視動態信息來源的攝取,允許、支持并積極組織古代文學研究生參加各種學術交流活動。指導教師不要以自己習慣的傳統治學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學習和思維,不要將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學觀念及其所運用的新方法視為旁門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誤和偏差來否定其研究,而應該在責任中加入對其勇于創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關方面都能對古代文學研究生采取寬容諒解乃至支持的態度,那就必然會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轉變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釋: 

[1]周裕鍇:《原文閱讀與經典模擬》,中國大學教學,2006年,第12期。 

[2]陳伯海:《中途小識—談談我對文學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識,1993年,第4期。 

[3]李澤厚 :《在多樣的方法中找到最適和自己的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22頁。 

[4]董乃斌:《古典文學研究的當代性和新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44頁。 

參考文獻: 

[1]周遠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幾點思考[j].北京:中國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創新教育全書[m].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學研究的邊緣[j].文史知識,2003,(5). 

[4]寧稼雨. 古代文學研究生教學要培養精英素質[j].中國大學教學,2006,(12). 

[5]李素娟.大學文科教學改革之我見[j].江蘇高教,2004,(6). 

篇2

論文關鍵詞:古代文學研究 研究生人才 培養

論文摘 要:當前古代文學研究的培養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養,該專業的研究生人才應該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與此相適應,古代文學研究生的培養工作也應做出相應調整。

從本質上而言,古代文學是一門特殊的歷史科學。它通過研究具有相對獨立審美價值的各種現象和符號,探索以審美心理為主的古代人類心靈運動軌跡,又通過古人的心靈感悟了解各時代社會的全貌。它與探索古代人類認識發展的哲學史一起,構成了一部有層次的人類精神史,進而與主要研究古代人類物質活動的一般歷史科學一起,構成了整個古代社會的立體透明復原圖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一門帶有深厚歷史積淀而又與現實保持一定距離的學科,其發展的空間經受了種種極其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唯有不斷更新和改進古代文學學科教學和科研的內容和方法,挑戰和考驗才會轉變成進一步發展的機遇和現實。而要實現這一轉變,關鍵在于后備力量的培養,準確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養塑造。這里所說的“研究生人才”,具體是指學歷在本科層次以上的碩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當前學界對古代文學專業的本科層次教育―通識教育探討甚多,而對該專業研究生層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國大學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開大學文學院寧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學研究生教學要培養精英素質》一文,該文從學習重點的差異、科研能力的培養以及學術研究過程的艱難三方面對怎樣培養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精英素質這一重要議題進行了探討。寧教授所論皆為鑿鑿之見,然筆者讀后頗有意猶未盡之感,故作此文以論述之,聊作寧教授文章的一點補充。

當今學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斷涌現,年輕學者已露頭角,學術刊物不斷增多,人文社會科學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就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言,老一輩學者漸次凋零殆盡,而以新時期培養的博士為主體的學者全面占據了學術舞臺。整體而言,學術的傳承完成了順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學者所擔心的:“我們對古典文學的命運卻有一絲隱憂,擔心在當今學術體制的制約下古典文學的內在精神逐漸消亡,擔心未來古典文學界的話語霸權被毫無古典情結的學科帶頭人所占據,擔心未來的新進博士最終以現代學科建設的名義‘革’掉古典文學的‘命’”[1],這種憂慮絕非空穴來風,當前學界的古代文學研究確有淪為其他現代學科附庸的傾向。筆者認為:要想在當今多元化的語境下保持古代文學內在精神的純一性,要想讓古代文學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學科的侵襲之中,根本環節還在于對從事該門學科研究事業的研究生人才培養,這是一個極具現實性和緊迫性的課題,也是古代文學學科能否發揚光大的命門所在。

一、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內在品格

外在行動發生于內在品格,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應該具有區別于其他學科的內在品格。

首先必須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摒棄將古代文學作為歷史附庸、技巧淵擻的狹隘理念,樹立將古代文學視為一部與當代相通、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民族心靈史的文學觀,具有宏觀的大文學意識。古代文學學界倡導宏觀研究已有數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績,但似乎存在一種誤解,以為題目大才是宏觀,于是有了許多大而無當的東西。其實,倡導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學者陳伯海說:“于是我聯系唐詩的發展,晚唐詩壇的分派,乃至由唐詩向宋詩、宋詞轉變的軌跡,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歷史地位,寫出《宏觀世界話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進入唐詩總體研究,由唐詩進人中國文學史總體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陳先生闡釋了他本人治學的軌跡,即由宏觀步入微觀,再由微觀回歸宏觀。由此可見,沒有宏觀意識的宏觀研究實為微觀研究的大雜燴,卻失了微觀研究的嚴謹扎實,正是一種空疏無用的學風。形成大文學意識觀的客觀依據是:一切文學作品都是作家以審美心理為主的整個心靈世界感受客觀現實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質形態;作家的心靈也就是民族心靈的濃縮和積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靈也就是民族的心靈,體現了民族心靈發展的歷史。因此,就本質而言,文學是人類心靈的科學,古代文學本質上也就是人類心靈史的科學。此外,不能滿足于從豐富的文學作品中尋繹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脈絡,還要探明那些消極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導現實,人為消除某些心理環境,從而避免消極民族心理的不良影響。這里的大文學意識并不意味著取消學科界限和專業分工,而是強調在當前信息爆炸的時代,從事人文科學研究必須具有盡可能寬廣的理論視野和盡可能淵博的知識儲備。就古代文學專業而言具體體現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學史與文學理論;二是打通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三是打通古代文學內部各分支學科的聯系;四是打通研究與創作的關聯。

其次,應該具備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從實踐和理論上把握客觀世界,為解決具體課題而采取的途徑和手段的總和,也是聯系主體和客體的中介。古往今來學者的優秀研究成果,總是與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緊密相關。任何科學的方法都具有實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萬能的。方法有其適用的對象,但它沒有事先設定用它進行的研究所能達到的層次,出神入化地運用某種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體、研究客體都有自身規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規定性外,還要尋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澤厚認為:“人們的性格、氣質、背景、基礎、興趣、潛力才能因人而異。。。例如有人適合于搞精確考證;有人更長于提出理論問題;有的長于分析;有的喜歡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靜的客觀描述;有的則不免主觀情感傾向的注入。”[3]他主張在多樣的方法中,尋求到最適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體的規定性只有靠苦讀積累才能把握,在這一基礎上,我們似可采取“需要解決什么問題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為手段,舍筏登岸,決不可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機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觀的限制,又需主觀的努力和識力。也許正因如此,當前古代文學學界我們看到的運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還不多。

再次,應該具有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

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建設能夠擁有今日之輝煌,靠的就是歷代具有創新精神的有識之士所組成的這支中間力量的開創性探索,假使沒有魏晉以來大膽主張文學脫離史、哲而另立門戶的有識之士,我國漫長封建社會的文學研究或許長期只是游離于文、史、哲研究之間的“四不像”,假使沒有進行縱橫貫穿、探索規律的開放式研究的有識之士,古代文學研究也只會停留在詩話、詞話式的小本經營;假使沒有建國以來大膽主張古代文學研究應不拘于單一社會學模式的有識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學研究又豈能呈現出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當部分學者認為:古代文學并非與現實聯系緊密的前沿學科,在當今市場經濟大發展的新形勢下,已難以像具有實用價值的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時髦學科一樣,有著施展創新才能的廣闊天地。這種偏見促使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者在業務上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更遑論去進行創新和開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學作為一門科學,其創新與開拓的余地將永遠是難有窮期的,正如人的認識能力不斷前進而難有窮期一樣。從問題的多端性,可以產生大量新的假設;從問題的伸縮性,可以改變思維;從問題的新穎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傳統方式的解決方法。因此,創新意識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生人才而言至關重要。

上述三種品格,即為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必備的人文素養。與該素養相適應,研究生人才還應該具備扎實的美學、心理學、語言文字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對倫理學、民俗學、民族學、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也應有基本了解。總之,應最大程度地掌握關于人的學說,尤其是有關漢民族學說的知識。

二、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培養措施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歷經的各種轉變,以及這一轉變對于學術的推進,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與學術界其它領域一樣,上世紀80年代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撥亂反正僅僅是一場序幕。本世紀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掀起的“新方法”熱及“宏觀研究”熱,其意并不是某種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單純倡導,實質上是借助當時思想界和文藝理論界的新的話語方式,旨在清理長期盤踞于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舊的政治一元論霸權,揚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學研究由單一的政治批評轉變為多元的文化、美學、文學批評,同時又不致于影響古代文學的學科地位.,要想實現這一目的的話,新型研究人才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系統的更新轉變具有戰略性的價值意義。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們認為:老年學者和大部分中年學者的知識結構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經定型,能夠使文學觀和研究方法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學研究者,其范圍主要包括在高校從事古代文學教研任務的人員,在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從事古代文學科研的人員,在校學習深造的研究生,大學生以及部分青年業余文學研究者。他們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過廣泛接觸各門人文學科及其前沿動態,并廣泛接觸新科學方法論知識而轉變成新型人才。而在這些人員中,研究生群體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如何才能實現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轉變?首要條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當前學術界發展狀況而對古代文學現狀產生的不滿情緒和改革需求,這是轉變的內在動因。此外,必要條件是研究生培養工作中的有關制度和觀念的相應改革,具體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是改革傳統的單純傳授知識的教育模式,建構以傳授知識為基礎,以培養創造力為主導的新型教育模式。這種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將古代文學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識而盲于現實,無益新知的“掉書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識的基礎上,充分開動智力去鑒別,評價所學知識,積極運用所學知識,并由此出發去發掘創造新知識。導師可以要求研究生獨立查閱文獻,要求他們針對相關問題寫綜論或述評,并爭取在有關的學術刊物上正式發表。這是一個比較高的要求,是對研究生的閱讀能力、理解能力、歸納與分析能力、漢語的寫作能力的綜合訓練。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導師還應從多個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況,從入學直至論文撰寫階段,要不斷發現學生在科研基本功訓練上、知識面上的薄弱環節,并及時指出,使之加以充實改進。也要了解學生的為人,并與其及時交流。同時,導師也要主動讓學生了解自己。只有這樣才能及時捕捉研究生思維活動的閃光點,才能有利于開發研究生的創新力和創造力,塑造其創新人格。

其次,與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適應,要調整古代文學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并改變教學方式。除了教育部規定的專業課程和基礎課程外,要適當根據學科的相關性以及研究的興趣和要求,廣泛開設人文科學各學科的選修課,對于一些相關性密切且研究生興趣濃厚而本院校卻不能開設的課程,應允許并積極支持研究生跨校選修。所有選修課程都應該采用多提示、低課時的(包括提示學科重點、主要書籍文獻和解疑)的教學方式,而不必進行規定性考試,研究生在學習中確有所得者,可作自選題論文呈教師批閱。只有做到廣泛開設選修課與講授方法的改變相統一,才能使古代文學研究生既不致因課程繁多、考試頻仍而被動聽講、死記硬背,從而泯滅了想象力和創造力,又能夠多、快、好、省地獲得形成創造力所必須的廣厚知識基礎,這一知識基礎也是形成全新文學觀和宏觀研究氣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變古代文學研究生信息相對閉塞的現狀,充分保障其信息來源。不僅保障其一般信息來源,如各類古籍文獻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學科的各種刊物雜志,而且要重點保障那些傳達相關學科前沿動態以及新技術革命和新科學方法論最新成果的信息來源。不僅要保障其靜態信息來源,積極主動地提供各類書刊和網絡資源,而且也不能忽視動態信息來源的攝取,允許、支持并積極組織古代文學研究生參加各種學術交流活動。指導教師不要以自己習慣的傳統治學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學習和思維,不要將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學觀念及其所運用的新方法視為旁門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誤和偏差來否定其研究,而應該在責任中加入對其勇于創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關方面都能對古代文學研究生采取寬容諒解乃至支持的態度,那就必然會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轉變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釋:

[1]周裕鍇:《原文閱讀與經典模擬》,中國大學教學,2006年,第12期。

[2]陳伯海:《中途小識—談談我對文學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識,1993年,第4期。

[3]李澤厚 :《在多樣的方法中找到最適和自己的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22頁。

[4]董乃斌:《古典文學研究的當代性和新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44頁。

參考文獻:

[1]周遠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幾點思考[J].北京:中國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創新教育全書[M].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學研究的邊緣[J].文史知識,2003,(5).

[4]寧稼雨. 古代文學研究生教學要培養精英素質[J].中國大學教學,2006,(12).

[5]李素娟.大學文科教學改革之我見[J].江蘇高教,2004,(6).

篇3

當今學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斷涌現,年輕學者已露頭角,學術刊物不斷增多,人文社會科學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就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言,老一輩學者漸次凋零殆盡,而以新時期培養的博士為主體的學者全面占據了學術舞臺。整體而言,學術的傳承完成了順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學者所擔心的:“我們對古典文學的命運卻有一絲隱憂,擔心在當今學術體制的制約下古典文學的內在精神逐漸消亡,擔心未來古典文學界的話語霸權被毫無古典情結的學科帶頭人所占據,擔心未來的新進博士最終以現代學科建設的名義‘革’掉古典文學的‘命’”[1],這種憂慮絕非空穴來風,當前學界的古代文學研究確有淪為其他現代學科附庸的傾向。筆者認為:要想在當今多元化的語境下保持古代文學內在精神的純一性,要想讓古代文學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學科的侵襲之中,根本環節還在于對從事該門學科研究事業的研究生人才培養,這是一個極具現實性和緊迫性的課題,也是古代文學學科能否發揚光大的命門所在。

一、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內在品格

外在行動發生于內在品格,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應該具有區別于其他學科的內在品格。

首先必須具備嶄新的文學觀念,摒棄將古代文學作為歷史附庸、技巧淵擻的狹隘理念,樹立將古代文學視為一部與當代相通、對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民族心靈史的文學觀,具有宏觀的大文學意識。古代文學學界倡導宏觀研究已有數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績,但似乎存在一種誤解,以為題目大才是宏觀,于是有了許多大而無當的東西。其實,倡導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學者陳伯海說:“于是我聯系唐詩的發展,晚唐詩壇的分派,乃至由唐詩向宋詩、宋詞轉變的軌跡,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歷史地位,寫出《宏觀世界話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進入唐詩總體研究,由唐詩進人中國文學史總體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陳先生闡釋了他本人治學的軌跡,即由宏觀步入微觀,再由微觀回歸宏觀。由此可見,沒有宏觀意識的宏觀研究實為微觀研究的大雜燴,卻失了微觀研究的嚴謹扎實,正是一種空疏無用的學風。形成大文學意識觀的客觀依據是:一切文學作品都是作家以審美心理為主的整個心靈世界感受客觀現實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質形態;作家的心靈也就是民族心靈的濃縮和積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靈也就是民族的心靈,體現了民族心靈發展的歷史。因此,就本質而言,文學是人類心靈的科學,古代文學本質上也就是人類心靈史的科學。此外,不能滿足于從豐富的文學作品中尋繹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脈絡,還要探明那些消極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導現實,人為消除某些心理環境,從而避免消極民族心理的不良影響。這里的大文學意識并不意味著取消學科界限和專業分工,而是強調在當前信息爆炸的時代,從事人文科學研究必須具有盡可能寬廣的理論視野和盡可能淵博的知識儲備。就古代文學專業而言具體體現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學史與文學理論;二是打通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三是打通古代文學內部各分支學科的聯系;四是打通研究與創作的關聯。

其次,應該具備將方法、主體、客體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從實踐和理論上把握客觀世界,為解決具體課題而采取的途徑和手段的總和,也是聯系主體和客體的中介。古往今來學者的優秀研究成果,總是與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緊密相關。任何科學的方法都具有實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萬能的。方法有其適用的對象,但它沒有事先設定用它進行的研究所能達到的層次,出神入化地運用某種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體、研究客體都有自身規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規定性外,還要尋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澤厚認為:“人們的性格、氣質、背景、基礎、興趣、潛力才能因人而異。。。例如有人適合于搞精確考證;有人更長于提出理論問題;有的長于分析;有的喜歡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靜的客觀描述;有的則不免主觀情感傾向的注入。”[3]他主張在多樣的方法中,尋求到最適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體的規定性只有靠苦讀積累才能把握,在這一基礎上,我們似可采取“需要解決什么問題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為手段,舍筏登岸,決不可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機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觀的限制,又需主觀的努力和識力。也許正因如此,當前古代文學學界我們看到的運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還不多。

再次,應該具有大膽可貴的開放式創新意識。

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建設能夠擁有今日之輝煌,靠的就是歷代具有創新精神的有識之士所組成的這支中間力量的開創性探索,假使沒有魏晉以來大膽主張文學脫離史、哲而另立門戶的有識之士,我國漫長封建社會的文學研究或許長期只是游離于文、史、哲研究之間的“四不像”,假使沒有進行縱橫貫穿、探索規律的開放式研究的有識之士,古代文學研究也只會停留在詩話、詞話式的小本經營;假使沒有建國以來大膽主張古代文學研究應不拘于單一社會學模式的有識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學研究又豈能呈現出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當部分學者認為:古代文學并非與現實聯系緊密的前沿學科,在當今市場經濟大發展的新形勢下,已難以像具有實用價值的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

時髦學科一樣,有著施展創新才能的廣闊天地。這種偏見促使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者在業務上安于現狀不思進取,更遑論去進行創新和開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學作為一門科學,其創新與開拓的余地將永遠是難有窮期的,正如人的認識能力不斷前進而難有窮期一樣。從問題的多端性,可以產生大量新的假設;從問題的伸縮性,可以改變思維;從問題的新穎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傳統方式的解決方法。因此,創新意識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生人才而言至關重要。

上述三種品格,即為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必備的人文素養。與該素養相適應,研究生人才還應該具備扎實的美學、心理學、語言文字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對倫理學、民俗學、民族學、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和學說史知識也應有基本了解。總之,應最大程度地掌握關于人的學說,尤其是有關漢民族學說的知識。

二、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培養措施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歷經的各種轉變,以及這一轉變對于學術的推進,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與學術界其它領域一樣,上世紀80年代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撥亂反正僅僅是一場序幕。本世紀初,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掀起的“新方法”熱及“宏觀研究”熱,其意并不是某種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單純倡導,實質上是借助當時思想界和文藝理論界的新的話語方式,旨在清理長期盤踞于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舊的政治一元論霸權,揚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學研究由單一的政治批評轉變為多元的文化、美學、文學批評,同時又不致于影響古代文學的學科地位.,要想實現這一目的的話,新型研究人才的培養對古代文學研究系統的更新轉變具有戰略性的價值意義。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們認為:老年學者和大部分中年學者的知識結構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經定型,能夠使文學觀和研究方法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學研究者,其范圍主要包括在高校從事古代文學教研任務的人員,在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從事古代文學科研的人員,在校學習深造的研究生,大學生以及部分青年業余文學研究者。他們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過廣泛接觸各門人文學科及其前沿動態,并廣泛接觸新科學方法論知識而轉變成新型人才。而在這些人員中,研究生群體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如何才能實現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轉變?首要條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當前學術界發展狀況而對古代文學現狀產生的不滿情緒和改革需求,這是轉變的內在動因。此外,必要條件是研究生培養工作中的有關制度和觀念的相應改革,具體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是改革傳統的單純傳授知識的教育模式,建構以傳授知識為基礎,以培養創造力為主導的新型教育模式。這種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將古代文學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識而盲于現實,無益新知的“掉書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識的基礎上,充分開動智力去鑒別,評價所學知識,積極運用所學知識,并由此出發去發掘創造新知識。導師可以要求研究生獨立查閱文獻,要求他們針對相關問題寫綜論或述評,并爭取在有關的學術刊物上正式發表。這是一個比較高的要求,是對研究生的閱讀能力、理解能力、歸納與分析能力、漢語的寫作能力的綜合訓練。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導師還應從多個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況,從入學直至論文撰寫階段,要不斷發現學生在科研基本功訓練上、知識面上的薄弱環節,并及時指出,使之加以充實改進。也要了解學生的為人,并與其及時交流。同時,導師也要主動讓學生了解自己。只有這樣才能及時捕捉研究生思維活動的閃光點,才能有利于開發研究生的創新力和創造力,塑造其創新人格。

其次,與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適應,要調整古代文學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并改變教學方式。除了教育部規定的專業課程和基礎課程外,要適當根據學科的相關性以及研究的興趣和要求,廣泛開設人文科學各學科的選修課,對于一些相關性密切且研究生興趣濃厚而本院校卻不能開設的課程,應允許并積極支持研究生跨校選修。所有選修課程都應該采用多提示、低課時的(包括提示學科重點、主要書籍文獻和解疑)的教學方式,而不必進行規定性考試,研究生在學習中確有所得者,可作自選題論文呈教師批閱。只有做到廣泛開設選修課與講授方法的改變相統一,才能使古代文學研究生既不致因課程繁多、考試頻仍而被動聽講、死記硬背,從而泯滅了想象力和創造力,又能夠多、快、好、省地獲得形成創造力所必須的廣厚知識基礎,這一知識基礎也是形成全新文學觀和宏觀研究氣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變古代文學研究生信息相對閉塞的現狀,充分保障其信息來源。不僅保障其一般信息來源,如各類古籍文獻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學科的各種刊物雜志,而且要重點保障那些傳達相關學科前沿動態以及新技術革命和新科學方法論最新成果的信息來源。不僅要保障其靜態信息來源,積極主動地提供各類書刊和網絡資源,而且也不能忽視動態信息來源的攝取,允許、支持并積極組織古代文學研究生參加各種學術交流活動。指導教師不要以自己習慣的傳統治學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學習和思維,不要將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學觀念及其所運用的新方法視為旁門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誤和偏差來否定其研究,而應該在責任中加入對其勇于創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關方面都能對古代文學研究生采取寬容諒解乃至支持的態度,那就必然會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轉變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釋:

[1]周裕鍇:《原文閱讀與經典模擬》,中國大學教學,2006年,第12期。

[2]陳伯海:《中途小識—談談我對文學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識,1993年,第4期。

[3]李澤厚 :《在多樣的方法中找到最適和自己的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22頁。

[4]董乃斌:《古典文學研究的當代性和新方法》,《文史專家談治學》,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44頁。

參考文獻:

[1]周遠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幾點思考[J].北京:中國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創新教育全書[M].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學研究的邊緣[J].文史知識,2003,(5).

[4]寧稼雨. 古代文學研究生教學要培養精英素質[J].中國大學教學,2006,(12).

[5]李素娟.大學文科教學改革之我見[J].江蘇高教,2004,(6).

篇4

關鍵詞:古代文學;課程體系;問題;優化

【中圖分類號】:G423.07【文獻標識碼】:A

古代文學課程是本科院校中文系的一門基礎課程,也是傳統課程。從長期發展看,雖然古代文學研究隊伍不斷壯大,但不能否認的是,由于古代文學課程本身的非功利性,不與學生就業發生直接關聯,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興趣有所下降。不少學校以此為依據,大量縮減古代文學學時。以湖南科技學院新聞傳播系為例,2013年上學期前,《古代文學作品選讀》開設了兩個學期,每學期48學時,但2013年下學期后,古代文學課程縮減至一個學期,每學期32學時。

不僅湖南科技學院如此,其他一些本科院校,甚至以文科為主的本科院校,古代文學課時也大量減少,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課程的合并,大多數院校將原來分開的《古代文學史》和《古代文學作品選》合并為一門課程,而在學時的分配上,卻沒有做相應增加,這實際上導致了古代文學課程的減少;二是授課學時的直接減少,在上個世紀前十年,不少院系古代文學開設在四個學期以上,進入本世紀,大多數本科院校縮減至三個學期。但即使如此,許多學生仍然認為古代文學課程太多,希望進一步縮減。

一味地迎合學生的要求,不一定會帶來好的教學效果,不少人發現中文系學生不像中文系學生,沒有應具有的文氣。他們進入工作單位后,也開始面臨一系列問題,師范類學生教不好古代文學,文秘類學生寫出來的文章缺乏文采。忽略了中文系學生基礎課程的學習,導致了學生參加工作后后勁不足。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矛盾,一方面學生對古代文學學習興趣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又要提高學生的基本素質。古代文學課程改革,其實也就是要解決這一矛盾。

為了解決這一矛盾,不少學校開始對古代文學課程進行了改革,改革的結果有成功,也有失敗。其中,復旦大學古代文學課程改革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果,現簡單介紹如下:復旦大學目前從事古代文獻或文獻學研究的教師有22人,《中國古代文學》作為基礎課開課三個學期,合計118學時,6學分。復旦大學古代文學學科在海內外享有崇高聲譽,但在基礎課程的開設上,似乎名不副實。實際上并非如此,它除了基礎課外,還開設了大量與古代文學或文化相關的選修課程,主要有:《唐代政治與文學》《中國文學史料學》《文化新詩學》《屈原與世界文化》《中國古代游俠文化與文學》《商人與文學》《中國古典傳記文學研究》《古代文學批評方法論》《中國古典美學》等,另有《東亞古代文學關系史》《東亞漢文學史》《女性文學研究》《中外文學比較研究》等選修課程與古代文學緊密相關。這樣的改革,無疑極大促進了學生學習的自主性,有利于培養學生學有所專、學有所長、學有所好。

南京大學也是如此,在開設四學期《中國古代文學》之上,又開設了《古代文化史專題研究》《校讎學》《近代學者治學方法》《唐宋筆記研究》《石刻文獻學》《佛道二藏文獻研究》《辭賦研究》《詩經研究》《楚辭研究》《史記研究》《文選研究》《文心雕龍研究》《杜詩研究》等。華中師范大學《中國古代文學》也開設了四個學期,另外還開設了《中國古代散文研究》《先秦韻文研究》《漢賦研究》《研究》《六朝詩歌研究》《陶淵明研究》《宮體詩研究》《唐詩傳播研究》《明清小說研究》《古典文學學術史》等。這兩個學校在開設《古代文學》時,同時開設相關選修課程,做到基礎課和選修課、必修課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極大加深了學生對所授課程的理解。湖南師范大學則把《文獻學》教學和畢業論文寫作結合起來,具有較好的教學效果。

這些高校古代文學課程設置的成功經驗對于我校中文專業古代文學課程的設置具有一定借鑒和啟發作用。湖南科技學院古代文學學科有教師16人,學科建設分四個方向,即先秦漢魏與舜文化研究、唐代文學與柳宗元研究、宋元文學與周敦頤研究及明清文學與瀟湘文學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作為基礎課程,開設了五個學期,除此之外,還開設了專業任選課《中國古代詩詞專題》《柳宗元研究》《研究》《民間文學研究》《紅樓夢研究》《中國古代散文專題》等課程。古代文學教學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與一些重點院校的中文專業相比,本校古代文學課程設置還存在以下問題:

首先,課程的設置與地域文化結合不緊密。湖南科技學院是一所地方本科院校,所處地永州地方文化豐富多彩。古代文學學科建設的四個方向就充分體現了這一特征。從研究層面看,舜文化研究、柳宗元研究、周敦頤研究、瀟湘文學研究在省內乃至國內都產生了一定影響,然而課程的設置卻處于滯后狀態。除開設了《柳宗元研究》外,其他與地方文化結合緊密、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且能與《中國古代文學》相互補充的課程卻沒有開設,古代文學的地域特征得不到彰顯。

其次,課程重復開設現象嚴重。《中國古代文學》在本校開設了五個學期,每個學期48學時,合計240學時。這一學時量,是復旦大學和湖南師范大學的2倍多、南京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的1.7倍,《中國古代詩詞專題》《研究》《紅樓夢研究》《中國古代散文專題》等課程雖在這些學校有所開設,但由于他們基礎課學時較少,開設這些,是對基礎課程的一個有益補充。但我校基礎課學時充足,所授內容與選修課程重復嚴重,如《詩經》《紅樓夢》等在《中國古代文學》中都作了重點講授,再開選修課程,學生受益不大,故學生在選修課程時,開設的課程學生選課率不高。

再次,應開設的一些課程沒有開設。由于師資的缺乏或其他原因,一些基礎課程講授較少,而目前國內研究已經成熟的一些課程得不到開設。如文獻學在許多重點本科院校中已經形成了一門獨立學科,有專門的教師隊伍,但在本校,文獻學不僅沒有成為獨立的學科,甚至連課程也沒開設,結果導致了許多學生在寫作論文時所引文獻錯誤百出,對于以后走上工作崗位后思維條理是否縝密也有重大影響。

針對本校古代文學課程設置存在的以上問題,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

一、加強與本土文化緊密相關的課程建設,對于已具備開設條件而未開設的的課程,應及早開設。就本校中文專業而言,《舜文化研究》《周敦頤研究》都已具備了開設的條件。《瀟湘文學研究》《永州摩崖石刻研究》稍顯薄弱,但也可以以教促研,只要有老師愿意開設,就應及早開設。這些課程的內容,基礎課程涉及較少,又與永州本土文化緊密結合,可以把理論授課和實踐教學緊密結合起來,既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又能使培養學生較好適應永州地方經濟文化建設,是對基礎課程的一個有益補充。

二、調整已有課程機構,優化課程設置。對于選修課與基礎課重復嚴重的現象,可以采取兩種辦法進行調整。或者縮減基礎課學時或學年,或者減去與基礎課重復嚴重的必修課。這樣,既能為學生節約大量的時間以選修其他課程,又能有效避免因授課內容重復而導致學生選課率不高的現象,這樣能夠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同時,在優化課程設置時,要注意師范方向和文秘方向的差別,這不僅要體現在專業限選課上,同時也要體現在基礎課的授課上,要適當把握好不同方向的學生在史集作品的講授上時間分配的不同,從而有效培養出具有不同技能的不同方向的學生。

三、增開專業選修或必修的課程,完善學生的知識結構。一些與古代文學學科關系緊密,與《古代文學》相互補充的課程,如果在師資力量具備或可以具備的條件下應及早開設。如《文獻學》《校讎學》等在條件成熟時應及早增設。另外,基礎課程較少涉及,但在國內已經成熟的課程可以增設。如《老莊哲學研究》《文選研究》《文心雕龍研究》《敦煌文獻研究》《歷記小說研究》《禁毀小說研究》《域外漢文學研究》等都是可以增設的課程。這些課程的設置,將極大拓展學生的視野和知識面,有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

結語:總的看來,古代文學課程改革是一項艱巨而又必需的任務。改革過程中,也許會觸動少數人暫得的利益,但從長遠的目光看,改革不僅會給學生帶來益處,會促進學生全面發展,而且對于教師科研的轉向和重新定位也具重大意義。

篇5

在我國古代文學的不斷發展中,“文學”在很多典籍中出現過,例如:孔子的《論語》就是比較經典的古代文學。在漢代時期,“文學”也被稱作是“文章”,是一切書面行為和作品的統稱。由此可見,古代文學和國學在早期時候沒有明確的被區分開,古代文學既包括現代人公認為文學的相關題材,也包括部分不屬于文學的體裁。因此,從學科史的角度對國學與古代文學的關系進行分析和探討發現,部分研究者給以的解釋是古代文學屬于國學范疇,但是,實際上古代文學和國學又存在一定差異。

二、從研究史視角對國學與古代文學存在的異同進行分析

從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研究范圍來看,國學研究的是詞句、文理、考據等,是對事物的本真進行分析和辨別,主要包括文字學、版本學、辨偽學、目錄學、訓詁學和校勘學等多個方面。從古代文學的作品來看,主要分為先秦、秦漢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這四個時期,其中,詩、詞、歌、賦、傳奇、小說等都是古代文學的體裁。在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相互影響下,中國文學文獻學的形成,給目錄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偽、檢索等,對中國文化發展帶來極大影響。由于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樣的作品會產生不一樣的研究效果,從兩者的研究方法上來看,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例如:在對《詩經》進行研究時,國學研究的是其中的目錄,古代文學研究的是各種詞賦的寫作手法和表達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見,從研究史來看國學與古代文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從不同層次進行研究,使國學與古代文學具備各自的特色和研究體系。

三、從學術史視角對國學與古代文學的發展歷程進行探討

篇6

魯迅先生曾在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中指出“文藝本應該并非只有少數的優秀者才能鑒賞”,“倘若說,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論起來,誰也不懂的東西,就是世界上的絕作了”①。這句話對于古代文學的研究和傳播也是適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為傳統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個部分,深刻而生動地體現著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在現代文化建設中的作用不言而喻。當前國學熱雖然持續升溫,但是古代文學受眾范圍比較有限,多數時候還是被束之高閣,這是影響其繁榮發展及文化建設功能發揮的最大絆腳石。近年來有些學者開始關注古代文學研究的當代性問題及學術普及工作,這些只是古代文學大眾化問題上的一部分,對整個古代文學的大眾化問題關注者甚少,存在缺失。因此,大眾化問題應該是古代文學教研的出發點和目的地所在。

古代文學雖然離我們時代久本文由收集整理遠,但并不意味著它就應該是枯燥無味、曲高和寡的。很多時候,只要用心挖掘、品味,它就像一座古墓,充滿了玄機和珍寶。研究成果就是其中的玄機和珍寶,它不是每個普通大眾都能挖掘到的,但研究者能挖掘到。因此,本文所談的古代文學的大眾化,不是讓每個人都成為學者,而是進行學術普及工作,使古代文化在大眾文化中占一席之地,雅俗共賞。這并不是要降低標準,一味迎合大眾低俗需求,而是通過古代文學的研究、傳承、傳播使大眾文化植根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提高大眾文化品味。

一、表面的熱火朝天與深層曲高和寡的落差

當前國學熱持續升溫,古代文學呈現出了繁榮的一面:越來越多的中小學開設國學啟蒙課程,很多大學設立了國學班或國學研究院,北大、清華、復旦、人大等高校也曾紛紛開辦國學班,全國幾乎所有高等學校都開設了“大學語文”的必修課或選修課,眾多“大學語文”課本中古代文學內容幾乎都占絕對優勢;古代文學教研和科研文章日增、研究角度、方法日益翻新,幾乎到了“四海無良田的境地”②;一些研究者開始關注古代文學研究的當下問題,如俞香順在《中國荷花審美文化研究》中提到“從文學與文化角度研究中國花卉也體現了古典文學研究的開放意識和當代意識”,“其研究的原動力或者說是歸宿點都是為了提升當前博興的‘花卉熱’內涵,為了提高人民群眾的審美品位,從習焉不察的花卉中去了解中華民族悠久深厚的文化傳統,從而增強愛國信念和民族自信心”③。一些古代文學及文化研究者也由象牙塔默默無聞的教授走向公眾成為學術明星,引起了學界和普通大眾對于學術大眾化、學者偶像化的紛爭。電視、廣播、報刊等大眾傳媒大量開設古代文學與文化講座或討論版塊,受到大眾的廣泛歡迎和積極參與,如百家講壇。各種形式的解讀經典、改寫經典成為時尚,解讀、改寫經典的圖書也尤為暢銷,如《人生若只如初見》自上市伊始,便進入卓越網圖書排行榜前十名,《于丹〈論語〉心得》簽售會后一個月內銷量突破一百萬冊。很多優秀古代文學作品被拍攝成影視劇(如電影《孔子》《趙氏孤兒》等)且收視率一路攀升。以上使我們欣喜地看到社會大眾對了解古代文學的熱情十分高漲,古代文化經典也在逐漸走向人民大眾。

但審視一下當前大眾的閱讀現狀,中國古代文學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據調查,“讀過四大名著的大學生僅為5%,即便在中文專業的大學生里,這個比例也少得可憐”④,更別說在普通大眾中的比例了。研究文章的讀者更少,主要局限在學術圈內。書店里多數古代文學類書籍問津者甚少。如果大眾了解古代文學多數靠講座、影視劇、課堂講授,缺少主動的原汁原味的文本閱讀、品讀,大眾無疑只會徘徊在古代文學和文化的邊緣,難以抵達精髓。目前媒體對古代文學的傳播、包裝、炒作明顯存在偏差,受眾也經常是一笑而過,并沒有對精神起多大影響。大學語文課程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和尷尬局面⑤,古代文學課程也好不了多少。文本閱讀不足容易使其走向低俗化和物質化,是影響古代文學傳播質量的關鍵,成為國學熱的硬傷。這注定目前的國學熱只能是表面上的、隔靴搔癢式的。這些與當前急功近利的浮躁風氣和人民大眾物質化、功利化的生活態度,以及科技的發展,文化信息傳播渠道的日益增多,書籍、報刊、電視、廣播、電子網絡等傳媒手段令人應接不暇,文化消費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豐富多彩有關。與古代文學自身先天閱讀障礙(社會文化背景、字音、詞義等)有關。與學術界急功近利的浮躁風氣存在、學術抄襲剽竊和模仿翻新等問題比較嚴重,學術文章的論述空洞、乏味,真正創新性、價值高、實用性強的研究成果少有關。可見,當前古代文學的大眾化主要停留在表層,普通大眾與真實的古代文學還有很厚的隔膜,大眾對很多文學現象、作家、作品知之甚少,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存在一定的誤差、偏差,難以抵達精髓。

二、里應外合,推進古代文學走向大眾、大眾走進古代文學

古代文學的大眾化道路涉及面廣且漫長。王長華、杜志勇提出:古代文學研究成果由研究者到普通受眾一般要經歷一個較長過程。從產生成果——同行專家學者認同——眾多學者結合自身體會廣播于眾——滲透到大眾喜聞樂見的通俗文化形式。⑥在此過程中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1.整個傳播過程都要注重實用性、通俗性、人文性和審美性,不斷提升自身吸引力

首先,要注重挖掘古代文學的當下意義。所謂當下意義是指現代意義、實用意義。“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同樣要考慮當下實際意義。古代文學的意義和內涵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個流派依據主觀意志所規定的,而是結合具體的時代精神,不斷注入新解。”⑦詹福瑞同時強調古代文學研究必須關注現實人生,“現實人生永遠是文學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古代文學研究也不例外”⑧。那么古代文學中有沒有對今天依然特別有價值的東西呢?趙逵夫的《繼承優秀文學遺產弘揚偉大民族精神》、李文英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現代意義闡釋》等文章中有詳細闡述。具體歸納如下:一是能為現代社會所倡導的社會準則、道德風尚、文化熱點等追宗溯源,豐富發展其內涵;二是中國文學重人倫、重禮儀、講“家國同構”“天人合一”以及其突出的抒情特色可以增進父子、夫妻、兄

弟、師徒、朋友等關系,是現代社會醫治人情冷漠的一劑溫補的湯藥,如《論語》對于今人處理人際關系、人生價值觀架構就有重要啟發;三是大量描寫自然,體現作者對生活環境深切關注,對大自然熱愛的詩歌與散文不管是在思想內容上還是在表現手法上都體現了“天人合一”的特征,是對現代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破壞嚴重矛盾的一種呼救;四是大量表現作者閑情逸致、坦蕩胸襟的作品,可以滌蕩現代人浮躁不安的心靈,成為現代人舒緩壓力、心靈安寧的一副安神劑。五是學習中國古代文學是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可以使人端視自我心智,是提高人民群眾的審美品位,提高人生修養的一種途徑。作為學者或教師能夠深刻認識、挖掘古代文學的當代現實意義,推進古代文學與現代社會生活結合,這樣古代文學作品在每代人心中是常新的,在每個研究者筆下也是常新的,對每個讀者也都是有吸引力、有實際意義的。

其次,無論是教研還是科研都需要注入人文關懷和審美體驗,從而在提高人生境界、豐富情感上發揮難以替代的作用。古代文學本不應該是枯燥、難懂,甚至曲高和寡的,因為文學本身就是需要心靈溝通、情感體驗與人生感悟。古代文學有時候就是一座古墓或曾經無比繁榮的古城,教學和研究的過程就是在探索、解密,研究者和教師需要在如何抓住觀眾好奇心理、如何傾注情感上下功夫。很多當代學者會有這樣的共鳴,以前的很多研究者(如葉嘉瑩、顧隨等),都是帶著濃厚的學術情感、文化情感開展教學和研究的,而今天還有多少學者帶著濃烈的情感進行教學和研究并體現這種情感和擔當的呢?有了情感,古代文學就有了血和肉,就是活生生的了,就是通俗而不低俗的了。通俗的背后往往需要有研究者艱辛而高深的學術支持。所以,在古代文學的傳播過程中如何通俗的同時又不低俗值得我們深思。

第三,可以多編著一些通俗的古代文學知識讀物,多寫一些普及性文章,新編選一些適合當下的總集、別集,使古文底子、社會文化背景隔閡不再成為讀者閱讀的障礙。文學研究者應該擔負起將深奧難懂的經典通俗化、生動化的重任。20世紀80年代,古代文學各領域里著名學者撰寫了一套普及古代文學知識的讀物——《中國古代文學基本知識叢書》。葉嘉瑩先生也曾萌生過普及古代詩詞的愿望并身體力行,2007年中華書局和北京出版社推出了根據她上課或演講而整理的錄音稿,主要是面向社會大眾的普及讀本,包括《唐宋詞十七講》等。2013年首屆“詩詞中國”傳統詩詞創作大賽上中華書局出版了《詩詞寫作常識》《詩詞格律》《怎樣賞

詩》等“詩詞中國”普及讀物。這些書籍對于普及古代文學知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總體量少,宣傳力度不夠,受眾范圍有限。我們至今背誦的經典唐詩依然沿用清人孫洙輯選的《唐詩三百首》,兩百多年過去了,它是否還適合當下的審美需要值得質疑。結合當下編選新的《唐詩三百首》及其他總集、別集也是極有必要的。學術普及意識在整個社會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部分學者也不屑為此事。所以,學者們躬下身來,有意識的以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喜歡的語言多編寫一些古代文學通俗讀物、結合時展多編選一些集子是非常有意義的。

2.從受眾方面看,要培養與引導并重,要處理好普及與提高的關系

一方面要“培養成熟的受眾群體”⑨。受眾文化和文學選擇能力高低直接影響古代文學傳播質量。歷史上的文學大眾化,繁榮了文學發展的同時也隱藏了對文學發展帶來的致命傷害,主要表現在降低文學審美水平和質量上。為避免或縮小這種傷害,培養高素質的受眾群體,加大對大眾閱讀的引導尤為重要。學校教育應該更加重視文言文閱讀訓練和古代優秀文學作品的學習,承擔起培養成熟受眾的重任。研究者或教育部門可以有意識的做些閱讀引導工作。1997年北京大學哲學系舉辦了讀書文化節活動,主要目的是倡導讀書風氣、指導讀書門徑,由此產生了季羨林、張岱年等國內54位著名學者聯合推薦的《人文經典應讀選讀書目》。可是十余年過去了,這樣有力的引導工作我們卻沒有繼續做好。各個層面有意識的進行傳統文化、古代文學的宣傳也很有必要,如在各種宣傳品上印古代詩詞名句、經典名篇名句,在城市街道旁印刷圖文并茂的古代文學名篇。

3.充分利用現代媒體,使古代文學走出學術圈,走向社會大眾

現代網絡、傳媒高速發展,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

面。盡管目前其對古代文學的影響遠不如其他領域深刻,偶爾還有些負面影響,但是在古代文學大眾化的道路上我們不能無視或回避。在評議百家講壇時有人說“高雅文化與現代媒體聯姻,便找到了一種覆蓋面最廣和受眾人數最多的現代傳播的載體”。古代文學文本及其研究中的艱難晦澀往往為廣泛傳播帶來困難,而電視作為大眾傳播媒介中受眾面最廣,觀眾平均教育水平相對較低的大眾化傳播媒介,恰可以彌補文字傳播的不足。電視、電腦等媒介集圖像、聲音、文字等多種藝術手段為一體,具有很強的包容性,能把高雅文化中用語言塑造的間接形象轉換為直觀的視覺形象,能用通俗生動的方式消除文字那種需要通過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間接性,使觀眾容易接受,因而能擴大傳播的廣度。在這樣一種現實趨勢下,以高雅文化為內核的經典文學文化借助現代傳媒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興趣,也就實現了高雅文化的大眾傳播。在網絡化的今天,如何擴大古代文學與現代媒體的結合度值得思索。

吟誦、歌唱、說唱、講唱、演唱等是古代文學較為常見的傳播方式,對當前的傳播依然有現實意義,《一剪梅》《虞美人》《雨霖鈴》等被譜成曲后,其傳唱之廣泛幾乎到了無人不知、無人不唱的程度,通過傳唱大眾既娛樂了身心,又獲得了古詩詞意蘊美之熏陶。今天,我們也不妨借鑒歷史,重新為詩詞譜曲,以古代小說等文學作品為基礎編寫劇本、歌詞。

篇7

關鍵詞:文學研究;語言問題;語言思考

一、前言

文學是一種語言上的藝術,所以立足于語言這個角度進行文學研究可以說是應文學研究發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內容之一,是一種本質方面的研究,同時也是一種本體方面的研究。分析目前的實際情況得到,大部分中國所謂的“外國文學”一般都是選擇翻譯這一個形態來完成行世工作的,在實際工作中,外國文學研究的“第一問題”就是有效的“翻譯”,但是,翻譯的本質其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語言問題,因此,在實際工作中,需要立足于語言這一個角度,來實現外國文學的有效研究,這樣一來就可以實現本真性的更深刻認識[1]。

二、辯證分析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不同語言情況

我們可以在辯證分析文學史發展、文學理論發展的過程中得到,對于文學史發展、文學理論發展等,其中非常重要的重要標志或者表象就是語言,同時,文學史發展、文學理論發展的過程中最為關鍵性的因素之一也是語言,所以,語言是文學史發展、文學理論發展最為主要的基礎。語言不同是中國現代文學跟中國古代文學最為不同的一個點,在分析兩者外形差異的時候,其中最為顯著的差異就是語言上存在的差異。漢語文學同時包括古代文學跟現代文學兩種類型,但是古代文學跟現代文學兩者可以算得上是不同類型的文學類型,古代文學其實質上具有非常明顯的古代性的古代漢語的文學,對于古代漢語體系來說不同類型文學其發揮的影響是不一致[2]。同時,現代文學是具有現代性的現代漢語文學類型,對于現代漢語體系的現代性來說,其所存在的現代性跟其之間存在非常明顯的聯系。一般情況下,現代漢語其實質上是白話文的形式,相比較于古代口語白話文來說,其存在非常明顯的差異,也就是說可以實現古代漢語語言詞匯的吸收,同時還可以從根本上吸收西方詞語,實現西方思想文化以及科技詞語等的有效融入,跟中國古代的詞匯、語法有著非常顯著的區別,同時跟西方語言體系之間也存在非常明顯的區別。

三、在語言的層面的文學研究思考

研究文學理論的話語,同時研究文學問題的關鍵詞研。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曹順慶等學者對文論話語理論進行了比較系統地研究,同時還相對提出了“失語病”觀點以及“中國文論話語重建”觀點。并且完成了系列論文的發表以及專著的寫作。同時也完成了文學話語問題的研究。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文論話語方面的研究以及文學語言專題方面的研究等,側重于文論術語以及文論概念的研究分析。因此,比較研究范疇以及中西方文論也是文學研究中的語言問題部分,其中,《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是極具代表性的一項著作,同時還有《中國文學批評范疇及體系》等。隨著社會的發展,側重于比較分析中西詩學,同時還取得了中西文論范疇研究的成果比較多,但是需要重點關注自覺語言意識的培養,同時還要關注話語意識的培養[3]。立足于語言這一個角度來完成文學的研究翻譯,同時還要完成其跟中國現當代文學之間存在的聯系的研究翻譯。隨著社會的發展,目前中國現代文學深已經逐漸受到西方文學的影響,目前在新文學發展的過程中,正在實現西方文學的學習以及借鑒,所以一般會選擇使用翻譯文學的中介來實現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所造成的影響。需要從根本上說明,中國文學怎樣對西方文學進行學習,同時還需要定位在學習西方文學具體該學習些什么,所以都可以在文學翻譯這個部分得到其應有的解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翻譯文學并不可以跟外國文學想等同,其還是明顯區別于真正外國文學的,其中最大的差異就是其存在明顯的漢語性,逐漸漢文化、漢文學漢語的特性,其本質上是在交流和碰撞中西方兩種文學的過程中產生的妥協。因此,需要從根本上立足于語言這一個角度來完成翻譯文學的研究,重點分析在現代漢語發展過程中,翻譯文學所造成的影響,同時重點分析其對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所造成的影響。

四、結語

綜上所述,立足于語言這一個角度對文學理論、文學史等內容進行研究已經成為目前文學研究過程中非常重大的一個突破,在學術方法上述得到明顯的創新,同時還創新了學術模式。但是需要重視的是目前語言視角文學研究過程中還是存在非常多的問題的,還需要重點研究史實清理,同時研究理論方法,在上述的基礎上實現研究的深入化以及細致化。隨著各方面研究的深入,促使我們更加深入的了解了語言哲學、語言學等內容,將來在語言視角文學問題方面的研究將會更加的深入。

參考文獻:

[1]昂智慧.文學創作和閱讀中的語言問題——論保爾•德曼對“新批評”的批評[J].文藝研究,2006,3(33):31-38+159.

[2]王小梅.淺談漢語言文學專業的發展問題[J].群文天地,2012,14(34):78-79.

篇8

一、擴大讀者群、為讀者提供網上開放閱讀

它不單純依靠文字,而是打破了傳播載體的界限,視聽結合、圖文結合,可以增加了讀者的閱讀興趣。這使讀者群也從紙媒讀者擴大到習慣網絡閱讀的讀者,而這些讀者更多是年輕群體,有利于把中國古代文學與青年讀者銜接起來,促進中國古代文學的年輕化、時尚化。如現今流行的網絡漫畫電子版,以《三國演義》為例,改編成漫畫版后,其精髓也不減少,依然能見當年英雄本色,適合任何年齡段的人觀賞。漫畫是視覺藝術的一個畫種,既給讀者一種形象直觀、快暢淋漓的審美感受,同樣可以使讀者在輕松閱讀間,能領略到這部經典名著的博大精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如果拒絕網絡這一日益強大的媒體,無疑是自絕于讀者。因此,充分運用網絡傳播來爭取消費者以拓寬自己的空間是文學當然的選擇,從而打開一個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的新局面。

二、為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提供優質的服務

網絡環境的出現和數字技術的發展,雖然只是當今社會快速變化的社會環境中的一個部分,卻對現代教育教學產生重要的影響。我們甚至可以肯定的說,數字化資源的利用必將成為學習與教學中的必要途徑和手段。隨著教學環境的變化,在教學方法也發生了一些改變,必須不斷探索適應新時代的教學模式。目前,全國所有大學及大部分的中小學校都能夠上網,使廣大師生能夠共享網上資源和學習資料,提高教育質量和學習效果。網絡技術可以直接運用到課堂教學過程中,就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而言,中國許多高等院校利用網絡技術為輔助手段,建設了跟中國古代文學的課程相關的網站或者建立了一個小型的中國古代文學數據庫,為學生提供了大量古籍資料和文獻作為教學與研究的參考。在建設的過程中,將不同版本中收錄的中國古代文學盡數錄入,并且予以有序和系統的分類。在課堂講授的過程中,教師就可以充分利用了這樣的數據庫,引起學生的興趣,提高學生的的認知和思考能力,從而更好的完成教學目標。有論者曾指出,在古代文學的教學方法上,為了更好地完成教學任務,必須堅持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其中的“直觀演示法”是采用數字技術為輔助的教學方法。“直觀演示法適合于演示比較復雜的事件或介紹相關的背景材料。如《晉楚城濮之戰》敘述晉楚雙方的作戰態勢、作戰過程,敘述頗為復雜,但運用電腦課件將其繪制成圖表,則一目了然,避免了煩瑣的敘述,有效地節約了教學時間。在介紹曹雪芹時,通過曹雪芹畫像、曹雪芹故居、《紅樓夢》手稿的演示,使學生對其有一個直觀的感受。”現今,很多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完成數字化轉換,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信息資源。古典書籍的數字化使讀者可以快速方便地檢索到所需內容,甚至是在傳統古籍中很難查找到的內容。只要了解相關的網絡資料,計算機網絡可以在幾秒鐘內提供出所有上網相關文章,并且有的還能夠全文復制下來。對于查找資料者來說,這些數字資源更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巨大優勢。黃靈慶在《信息時代的古文獻研究感言》一文中用自己的親身體驗闡述了古籍數字化為學術研究帶來的影響。他經歷了從手工抄書———電腦抄書制作電子數據———購買古籍數據庫的過程。黃先生原有手工抄書的習慣,僅古今注釋《楚辭》的書,抄了四十多種。翻閱材料時,得一迭一迭搬出來,很費功夫。他在電腦寫作的過程中體會到了在電子稿中查找某個詞語的便利。于是費了三個多月的時間,將洪興祖的《楚辭補注》在電腦上又抄寫了一通。通過對電子數據的查找,任何一個字、詞、次數等,都快速而準確地顯示出來。黃先生后來購買了《國學寶典》,運用電子數據庫的技術為自己的學術研究服務。可見,古代文學研究者只要懂得應用這些數字技術和數字資源,這樣就不用在研究工作花費漫長的時間。大多數數字化的古籍都可以速快準確地為研究員及學者提供古典文獻資料,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有很大的作用。三、使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范圍更加廣闊利用信息技術,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數字化,最主要的推動力就是便于文學作品的傳播、普及和弘揚。文學作品進行數字化將打破了傳統文學傳播方式。以前的傳統文學傳播,無論是口頭傳播還是印刷傳播,都要符合“物質、時間、空間”這三個條件,而這三個條件往往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對外傳播的最大障礙。可是現在的數字技術解決了時空的制約、消除了距離上的局限。現今所謂的“數字圖書館”(DigitalLibrary)就是最佳的例子。數字圖書館是通過多媒體方式,將圖像、事件與背景材料展現于世界每一個角落。數字圖書館可以提供電子出版物、數據庫、網絡上的各種信息。用戶從數字圖書館中不僅可以查找文獻,還可以得到文獻全文以及多媒體信息。在服務方式上,讀者只要有互聯網,不論什么時候、什么地方都能享受到圖書館的服務。各國的研究者不再需要出國去查找資料,文獻資料共享的范圍大大擴展。比如,美國的哈佛大學圖書館2002年建立了開放館藏計劃(OCP),由WilliamandFloraHewlett基金會贊助。后來又推出在線閱讀計劃,這一計劃是開放館藏計劃的延伸,由阿卡迪亞基金(ArcadiaFunds)提供贊助,全球用戶可通過網站在線閱讀由25萬個網頁構成的1200本圖書和手稿。至于中國的數字圖書館,CADAL(大學數字圖書館國際合作計劃)是目前最大的公益性圖書館之一。由中美兩國計算機科學家共同發起的合作計劃。其總體目標是構建擁有多學科、多類型、多語種海量數字資源的,由國內外圖書館、學術組織、學科專業人員廣泛參與建設與服務,具有高技術水平的學術數字圖書館。在項目一期建設面向教育和科研的百萬冊圖書。在二期建設中(2010年起),CADAL的國際化程度將進一步提升,將與美國哈佛大學、伊州大學香檳分校(UIUC)圖書館、德國柏林中央圖書館、瑞典皇家工學院圖書館等等展開資源共建共享合作,促使中國在大規模數字圖書館建設和信息服務領域向世界先進水平邁進。這種數字圖書館為全球各地的學者提供了優質、便捷的信息服務。全球性虛擬圖書館服務將打破地域限制,將全人類連接成一個整體。同時也為中國古代文學贏得前所未有的傳播范圍和傳播速度。不過,文學的數字化也有其負面的影響。一個影響可能是文學書籍的大量消失。目前我們所見到的文學的基本載體就是書籍,而在數字技術產生以后,書籍的印刷與出版將被改變。作品可以直接置于網絡服務器,所有的人可以通過網絡去閱讀,而不必買傳統的文本。一張小小的光盤就可以容納幾十本書的內容,而且還可以有聲、像的配合。這一點是目前最直觀的變化。此外,我們將數字技術運用于古典文學的整理和研究,如果從事古典文學研究者對計算機了解不深,會制約了計算機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應用。比如說,中國文字存在著多樣式、多種類型的復雜情況,在古典文學數字化過程中怎么處理與規范語言文字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研究者在整理古典文學上不夠專業,仍有很多冷僻字不能輸入,會使文學作品的內容、語言出問題。因此,如何進一步規范古典文學數字化過程中的字庫問題,包括簡繁字處理、異體字處理、字量不足等等,仍然是IT業者和文學研究者需要共同面對的事項。中國古代文學的數字化雖然還處于初步的階段,但卻為中國文學的傳播、教學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為了促進中國古代文學數字化健康穩步發展,大家應該更加關注相關的工作方面,比如國家與政府對古代文學數字化項目投入的資金;古代文學專家和電腦專家必須進一步緊密結合;建立全國統一規范的古籍數據庫;加強中外、兩岸的三地的學者交流互動,有利于促進中國古代文學數字化的共同繁榮與發展。

作者:許玉敏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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