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3 15: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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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廣義貨幣供應量;經濟波動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broad money supply and economic growth
zhou ting-zuo, zhang yi-hao, lun xiao-bo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a theoretical model concerning the influence of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on the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built. in additio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broad money supply and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conducted. the research show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has an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within a short period,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greatly affects the scale of broad money supply, which subsequently leads to a significant fluctuation in gdp. furthermore, with the help of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atility of the scale of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volatility in the scale of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is the 中國整理granger reason for economic growth rate; about 20% of drastic fluctuations in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were due to abnormal volatility of the scale of 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key words:short-term international capital; broad money supply; economic growth
1 引言
自2002年以來，隨著境外短期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持續涌入，我國國內相繼發生了房地產市場泡沫、股市上漲、人民幣升值、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引發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金融機構的“去金融杠杠化”趨勢強化，外部沖擊下的國內經濟形勢劇烈演變，潛入的短期國際資本又出現逆轉勢頭，與之伴隨著的是國內貨幣政策困境、人民幣匯率波動、股指大跌，以及經濟增長放緩。因此，從當前中國的現實國情出發，分析短期國際資本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及其傳導渠道，科學而前瞻地研究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和經濟增長率波動的關系，無疑是理論界和實務部門面臨的重要課題，同時也可為妥善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提供重要思路。
2 文獻回顧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外比較缺乏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和實體經濟關系的專門性研究成果。國外最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兩方面：（1）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因素及其多元化資產配置效應。如edwards［1］，papaioannou［2］等。（2）資本流入對東道國宏觀經濟變量所產生的影響。研究表明，資本過度流入會導致宏觀經濟過熱，具體表現為：一是引起貨幣擴張，增大通貨膨脹壓力［3］；二是導致實際匯率升值，惡化貿易條件［4］；三是影響總需求［5］。
梳理并綜合目前國內關于短期國際資本的研究文獻，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主要是研究短期國際資本的估算方法。尹宇明、陶海波使用的計量方法為：短期國際資本規模=國際收支凈誤差與遺漏+私人非銀行部門短期資本流入+以其它名義通過正常渠道流入的短期投機資本［6］。唐旭、梁猛認為，短期國際資本從貿易渠道流入的成本較大，短期國際資本主要是通過外資企業的利潤留存、外國直接投資折舊和外資投資企業的外債等三個渠道流入中國［7］。
第二類文獻主要分析影響短期國際資本流入我國的影響因素。代表性文獻有：王世華、何帆發現，人民幣升值預期是中國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決定因素，良好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也會吸引短期國際資本流入［8］。張誼浩、裴平、方先明的研究結論認為大量短期國際資本流入中國大陸除出于“套利”動機外，還出于“套匯”和“套價”動機［9］。
第三類文獻主要分析短期國際資本流入對我國資產價格的影響。劉莉亞研究結果表明：短期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顯著推動住宅價格尤其是豪華住宅價格指數的上升［10］。張誼浩、沈曉華發現，人民幣升值和上證綜合指數上漲是短期國際資本流入中國的原因，但短期國際資本流入并不是上證綜合指數上漲的原因［11］。
國內外研究成果對本文的實證分析具有重要啟示與借鑒意義。但考慮到目前的文獻尚缺乏針對短期國際資本流動與國內實體經濟，特別是與經濟增長率波動關系的專門成果，這與中國當前經濟穩健運行的現實要求極不相符。為此，本文將從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對實體經濟影響機制，以及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等方面展開研究。
3 理論模型
根據貨幣供給的乘數理論，假設在短期內廣義貨幣供應量(m2)為外生變量，貨幣供應量主要由基礎貨幣供應量(h)與貨幣乘數(λ)共同決定。假設，短期國際資本對廣義貨幣供應量影響的滯后期及廣義貨幣供應量對產出影響的滯后期分別為a、b。在t期，廣義貨幣供應量表達式如下
由（13）式可知：當短期國際資本流動scft-a-b>0，若t+1-a-b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高于t-a-b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經濟增長率會上升；反之，則經濟增長率會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本模型推導過程中隱含著短期國際資本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機制，即短期國際資本主要通過直接影響廣義貨幣供應量來影響產出變化。。
4 樣本選擇及其描述
結合近年來國內經濟的實際狀況，并考慮到數據的可獲性，本文選擇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廣義貨幣供應量和實際國民生產總值的季度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本文所涉及的數據均來源于wind資訊系統。
4.1 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與廣義貨幣供應量（m2）
本文運用價格指數對國內生產總值進行處理得到不變價格國內生產總值的季度數據。由于不變價格國內生產總值季度數據是一組具有較強季節特征的時間序列數據，這里對其進行季度調整，調整后的數據作為2000~2008年每季度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同時，考慮到我國目前利率市場化程度低，參照第二部分理論模型的推導結論，本文選取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作為短期國際資本對gdp進行傳導的中間變量。
4.2 短期國際資本流動（scf）
本文參考并改進張誼浩、沈曉華［11］計量短期國際資本流入規模的方法估算短期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具體測算公式如下：
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外匯儲備增量-fdi-正常的貿易順差
在計算正常的貿易順差時，本文改用加權移動平均法。在確定權重時，首先算出2000~2004年各季度貿易順差的估計值，貿易順差估計值的確定方法為：當期季度貿易順差的估計值=當期季度前四個季度貿易順差估計值的移動平均值，例如2000年第一季度貿易順差估計值為1999年四個季度貿易順差的均值，2000年第二季度貿易順差的估計值為2000年第一季度貿易順差估計值和1999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貿易順差的均值。然后將各季度實際的貿易順差除以對應時期的貿易順差的估計值，將這些比率的均值確定為權重。經計算，權重為1.16。基于2000~2004年我國貿易順差的變化比較平滑，2004年以后我國的貿易順差出現較大的波動，本文認為2000~2004年統計的貿易順差額為正常貿易順差，2004年以后，統計的貿易順差中含有大量的短期國際資本。此外，考慮到在人民幣升值時，以美元計量的貿易順差會有所擴大，為消除人民幣升值對所估算的正常貿易順差額的影響，本文采用匯率修正，以人民幣計價各季度貿易順差金額。
4.3 經濟增長率（gdp_r）和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scf_r）
本文中各季度經濟增長率（gdp_r）的計算公式是：本期經濟增長率=（季度調整后本期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季度調整后上期實際國民生產總值-1）×100。各季度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scf_r）的計算公式是：本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a×本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上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當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都大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小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大于零時，則a=1；當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都小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大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小于零時，a=-1）。經上述方法計算出的我國經濟增長率和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走勢參見圖1。
5 實證檢驗
表1給出所有相關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結果。由表1可知，對于變量gdp、scf和m2的水平值序列，adf檢驗不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這說明三個變量的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同時，對于這三個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adf檢驗都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單位根存在的原假設。根據以上檢驗結果，可認為這三個變量都是單整變量。同時，對于變量gdp_r和scf_r的水平值序列，adf檢驗在1%的顯著水平上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該結果說明這兩個序列是平穩的。
5.1 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影響實體經濟的傳導機制
由單位根檢驗可知，dgdp、dscf和dm2三變量均為平穩序列（見表1），可以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根據sc和aic準則確定滯后期為2，檢驗結果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化量（dscf）是廣義貨幣供應量變化量（dm2）的granger原因，但是廣義貨幣供應量變化量（dm2）不是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化量（dscf）的granger原因；廣義貨幣供應量變化量（dm2）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變化量（dgdp）互為granger因果關系；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化量（dscf）和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變化量（dgdp）之間不存在顯著的granger因果關系。可以證明：短期國際資本流動不會對國民生產總值產生直接效應，但會通過影響廣義貨幣供應量，進而對國民生產總值產生間接效應。該實證結論部分可以佐證前文理論模型中短期國際資本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機制。
5.2 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與經濟增長率
5.2.1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在確定短期國際資本凈流動波動率（scf_r）和經濟增長率（gdp_r）這兩個序列平穩的基礎上（參見表1），本文運用2000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數據，對兩個變量的granger因果關系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見表3。從表3的檢驗結果可知，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是經濟增長率的granger原因，但是經濟增長率不是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的granger原因。
5.2.2 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
為分析經濟增長率對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突發性變化的反應，本文利用var（2）模型給出經濟增長率和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的脈沖響應圖形和方差分解圖形，分別見圖2和圖3。
經濟增長率和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的交叉響應函數表明（見圖2），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的非預期變化將迅速對經濟增長率產生正向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減弱，直至消失。但是，經濟增長率發生變動對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影響不顯著。
圖3結果顯示，造成經濟增長率發生劇烈波動有20%左右是由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異動引起；同時，經濟增長率發生劇烈波動對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影響不大。
6 結論
本文構建起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對實體經濟影響的理論模型，并運用相關統計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影響實體經濟的渠道是：在短期內，短期國際資本流動顯著引起廣義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廣義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又會顯著導致國內生產總值的波動。同時結合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樣本數據，實證檢驗發現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動將引起經濟增長率發生波動，脈沖響應函數的結果進一步證實了上述結論。通過方差分解，本文還發現造成經濟增長率發生劇烈波動中有約20%是由于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發生異動所致。
參 考 文 獻：
［1］edwards s. capital controls, capital flow contractions, and macroeconomic vulnerability［r］. nber working paper, 2007.
［2］papaioannou e. what drive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politics, institutions and other determinan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88(2): 269-281.
［3］filer l h. large capital inflows to korea: the traditional developing economy story［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4, (15): 99-110.
［4］athukorala p c, rajapatirana s. capital flows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 and latin america［r］. the world economy, 2003, 26(4): 613-637.
［5］celasun o, denizer c, he d. capital flows,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turkish case, 1889-1897［r］.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1999.
［6］尹宇明,陶海波.熱錢規模及影響［j］.財經科學,2005,(6):131-137.
［7］唐旭,梁猛.中國貿易順差中是否有熱錢, 有多少［j］.金融研究,2007,(9):1-19.
［8］王世華,何帆.中國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動［j］.世界經濟,2007,(7):12-19.
［9］張誼浩,裴平,方先明.中國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入及其動機——基于利率、匯率和價格三重套利模型的實證研究［j］.國際金融研究,2007,(9):41-52.
關鍵詞：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廣義貨幣供應量;經濟波動
1 引言
自2002年以來，隨著境外短期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持續涌入，我國國內相繼發生了房地產市場泡沫、股市上漲、人民幣升值、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引發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金融機構的“去金融杠杠化”趨勢強化，外部沖擊下的國內經濟形勢劇烈演變，潛入的短期國際資本又出現逆轉勢頭，與之伴隨著的是國內貨幣政策困境、人民幣匯率波動、股指大跌，以及經濟增長放緩。因此，從當前中國的現實國情出發，分析短期國際資本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及其傳導渠道，科學而前瞻地研究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和經濟增長率波動的關系，無疑是理論界和實務部門面臨的重要課題，同時也可為妥善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提供重要思路。
2 文獻回顧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外比較缺乏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和實體經濟關系的專門性研究成果。國外最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兩方面：（1）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因素及其多元化資產配置效應。如edwards［1］，papaioannou［2］等。（2）資本流入對東道國宏觀經濟變量所產生的影響。研究表明，資本過度流入會導致宏觀經濟過熱，具體表現為：一是引起貨幣擴張，增大通貨膨脹壓力［3］；二是導致實際匯率升值，惡化貿易條件［4］；三是影響總需求［5］。
梳理并綜合目前國內關于短期國際資本的研究文獻，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主要是研究短期國際資本的估算方法。尹宇明、陶海波使用的計量方法為：短期國際資本規模=國際收支凈誤差與遺漏+私人非銀行部門短期資本流入+以其它名義通過正常渠道流入的短期投機資本［6］。唐旭、梁猛認為，短期國際資本從貿易渠道流入的成本較大，短期國際資本主要是通過外資企業的利潤留存、外國直接投資折舊和外資投資企業的外債等三個渠道流入中國［7］。
第二類文獻主要分析影響短期國際資本流入我國的影響因素。代表性文獻有：王世華、何帆發現，人民幣升值預期是中國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決定因素，良好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也會吸引短期國際資本流入［8］。張誼浩、裴平、方先明的研究結論認為大量短期國際資本流入中國大陸除出于“套利”動機外，還出于“套匯”和“套價”動機［9］。
第三類文獻主要分析短期國際資本流入對我國資產價格的影響。劉莉亞研究結果表明：短期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顯著推動住宅價格尤其是豪華住宅價格指數的上升［10］。張誼浩、沈曉華發現，人民幣升值和上證綜合指數上漲是短期國際資本流入中國的原因，但短期國際資本流入并不是上證綜合指數上漲的原因［11］。
國內外研究成果對本文的實證分析具有重要啟示與借鑒意義。但考慮到目前的文獻尚缺乏針對短期國際資本流動與國內實體經濟，特別是與經濟增長率波動關系的專門成果，這與中國當前經濟穩健運行的現實要求極不相符。為此，本文將從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對實體經濟影響機制，以及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等方面展開研究。
3 理論模型
根據貨幣供給的乘數理論，假設在短期內廣義貨幣供應量(m2)為外生變量，貨幣供應量主要由基礎貨幣供應量(h)與貨幣乘數(λ)共同決定。假設，短期國際資本對廣義貨幣供應量影響的滯后期及廣義貨幣供應量對產出影響的滯后期分別為a、b。在t期，廣義貨幣供應量表達式如下
由（13）式可知：當短期國際資本流動scft-a-b0，若t+1-a-b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高于t-a-b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經濟增長率會上升；反之，則經濟增長率會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本模型推導過程中隱含著短期國際資本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機制，即短期國際資本主要通過直接影響廣義貨幣供應量來影響產出變化。。
4 樣本選擇及其描述
結合近年來國內經濟的實際狀況，并考慮到數據的可獲性，本文選擇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廣義貨幣供應量和實際國民生產總值的季度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本文所涉及的數據均來源于wind資訊系統。1 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與廣義貨幣供應量（m2）
本文運用價格指數對國內生產總值進行處理得到不變價格國內生產總值的季度數據。由于不變價格國內生產總值季度數據是一組具有較強季節特征的時間序列數據，這里對其進行季度調整，調整后的數據作為2000~2008年每季度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同時，考慮到我國目前利率市場化程度低，參照第二部分理論模型的推導結論，本文選取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作為短期國際資本對gdp進行傳導的中間變量。2 短期國際資本流動（scf）
本文參考并改進張誼浩、沈曉華［11］計量短期國際資本流入規模的方法估算短期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具體測算公式
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外匯儲備增量-fdi-正常的貿易順差
在計算正常的貿易順差時，本文改用加權移動平均法。在確定權重時，首先算出2000~2004年各季度貿易順差的估計值，貿易順差估計值的確定方法為：當期季度貿易順差的估計值=當期季度前四個季度貿易順差估計值的移動平均值，例如2000年第一季度貿易順差估計值為1999年四個季度貿易順差的均值，2000年第二季度貿易順差的估計值為2000年第一季度貿易順差估計值和1999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貿易順差的均值。然后將各季度實際的貿易順差除以對應時期的貿易順差的估計值，將這些比率的均值確定為權重。經計算，權重為1.16。基于2000~2004年我國貿易順差的變化比較平滑，2004年以后我國的貿易順差出現較大的波動，本文認為2000~2004年統計的貿易順差額為正常貿易順差，2004年以后，統計的貿易順差中含有大量的短期國際資本。此外，考慮到在人民幣升值時，以美元計量的貿易順差會有所擴大，為消除人民幣升值對所估算的正常貿易順差額的影響，本文采用匯率修正，以人民幣計價各季度貿易順差金額。3 經濟增長率（gdp_r）和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scf_r）
本文中各季度經濟增長率（gdp_r）的計算公式是：本期經濟增長率=（季度調整后本期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季度調整后上期實際國民生產總值-1）×100。各季度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scf_r）的計算公式是：本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a×本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上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當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都大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小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大于零時，則a=1；當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都小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大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小于零時，a=-1）。經上述方法計算出的我國經濟增長率和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走勢參見圖1。
5 實證檢驗
表1給出所有相關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結果。由表1可知，對于變量gdp、scf和m2的水平值序列，adf檢驗不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這說明三個變量的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同時，對于這三個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adf檢驗都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單位根存在的原假設。根據以上檢驗結果，可認為這三個變量都是單整變量。同時，對于變量gdp_r和scf_r的水平值序列，adf檢驗在1%的顯著水平上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該結果說明這兩個序列是平穩的。
5.1 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影響實體經濟的傳導機制
由單位根檢驗可知，dgdp、dscf和dm2三變量均為平穩序列（見表1），可以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根據sc和aic準則確定滯后期為2，檢驗結果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化量（dscf）是廣義貨幣供應量變化量（dm2）的granger原因，但是廣義貨幣供應量變化量（dm2）不是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化量（dscf）的granger原因；廣義貨幣供應量變化量（dm2）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變化量（dgdp）互為granger因果關系；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化量（dscf）和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變化量（dgdp）之間不存在顯著的granger因果關系。可以證明：短期國際資本流動不會對國民生產總值產生直接效應，但會通過影響廣義貨幣供應量，進而對國民生產總值產生間接效應。該實證結論部分可以佐證前文理論模型中短期國際資本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機制。2 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與經濟增長率2.1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在確定短期國際資本凈流動波動率（scf_r）和經濟增長率（gdp_r）這兩個序列平穩的基礎上（參見表1），本文運用2000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數據，對兩個變量的granger因果關系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見表3。從表3的檢驗結果可知，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是經濟增長率的granger原因，但是經濟增長率不是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的granger原因。2.2 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
為分析經濟增長率對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突發性變化的反應，本文利用var（2）模型給出經濟增長率和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的脈沖響應圖形和方差分解圖形，分別見圖2和圖3。
經濟增長率和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的交叉響應函數表明（見圖2），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的非預期變化將迅速對經濟增長率產生正向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減弱，直至消失。但是，經濟增長率發生變動對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影響不顯著。
圖3結果顯示，造成經濟增長率發生劇烈波動有20%左右是由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異動引起；同時，經濟增長率發生劇烈波動對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影響不大。
6 結論
本文構建起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對實體經濟影響的理論模型，并運用相關統計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影響實體經濟的渠道是：在短期內，短期國際資本流動顯著引起廣義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廣義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又會顯著導致國內生產總值的波動。同時結合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樣本數據，實證檢驗發現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動將引起經濟增長率發生波動，脈沖響應函數的結果進一步證實了上述結論。通過方差分解，本文還發現造成經濟增長率發生劇烈波動中有約20%是由于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發生異動所致。
參 考 文 獻：
［1］edwards s. capital controls, capital flow contractions, and macroeconomic vulnerability［r］. nber working paper, 2007.
［2］papaioannou e. what drive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politics, institutions and other determinan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88(2): 269-281.
［3］filer l h. large capital inflows to korea: the traditional developing economy story［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4, (15): 99-110.
［4］athukorala p c, rajapatirana s. capital flows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 and latin america［r］. the world economy, 2003, 26(4): 613-637.
［5］celasun o, denizer c, he d. capital flows,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turkish case, 1889-1897［r］.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1999.
［6］尹宇明,陶海波.熱錢規模及影響［j］.財經科學,2005,(6):131-137.
［7］唐旭,梁猛.中國貿易順差中是否有熱錢, 有多少［j］.金融研究,2007,(9):1-19.
［8］王世華,何帆.中國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動［j］.世界經濟,2007,(7):12-19.
［9］張誼浩,裴平,方先明.中國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入及其動機——基于利率、匯率和價格三重套利模型的實證研究［j］.國際金融研究,2007,(9):41-52.
關鍵詞：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廣義貨幣供應量;經濟波動
1 引言
自2002年以來，隨著境外短期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持續涌入，我國國內相繼發生了房地產市場泡沫、股市上漲、人民幣升值、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引發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全球金融機構的“去金融杠杠化”趨勢強化，外部沖擊下的國內經濟形勢劇烈演變，潛入的短期國際資本又出現逆轉勢頭，與之伴隨著的是國內貨幣政策困境、人民幣匯率波動、股指大跌，以及經濟增長放緩。因此，從當前中國的現實國情出發，分析短期國際資本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及其傳導渠道，科學而前瞻地研究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和經濟增長率波動的關系，無疑是理論界和實務部門面臨的重要課題，同時也可為妥善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提供重要思路。
2 文獻回顧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外比較缺乏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和實體經濟關系的專門性研究成果。國外最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兩方面：（1）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因素及其多元化資產配置效應。如edwards［1］，papaioannou［2］等。（2）資本流入對東道國宏觀經濟變量所產生的影響。研究表明，資本過度流入會導致宏觀經濟過熱，具體表現為：一是引起貨幣擴張，增大通貨膨脹壓力［3］；二是導致實際匯率升值，惡化貿易條件［4］；三是影響總需求［5］。
梳理并綜合目前國內關于短期國際資本的研究文獻，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主要是研究短期國際資本的估算方法。尹宇明、陶海波使用的計量方法為：短期國際資本規模=國際收支凈誤差與遺漏+私人非銀行部門短期資本流入+以其它名義通過正常渠道流入的短期投機資本［6］。唐旭、梁猛認為，短期國際資本從貿易渠道流入的成本較大，短期國際資本主要是通過外資企業的利潤留存、外國直接投資折舊和外資投資企業的外債等三個渠道流入中國［7］。
第二類文獻主要分析影響短期國際資本流入我國的影響因素。代表性文獻有：王世華、何帆發現，人民幣升值預期是中國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決定因素，良好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也會吸引短期國際資本流入［8］。張誼浩、裴平、方先明的研究結論認為大量短期國際資本流入中國大陸除出于“套利”動機外，還出于“套匯”和“套價”動機［9］。
第三類文獻主要分析短期國際資本流入對我國資產價格的影響。劉莉亞研究結果表明：短期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顯著推動住宅價格尤其是豪華住宅價格指數的上升［10］。張誼浩、沈曉華發現，人民幣升值和上證綜合指數上漲是短期國際資本流入中國的原因，但短期國際資本流入并不是上證綜合指數上漲的原因［11］。
國內外研究成果對本文的實證分析具有重要啟示與借鑒意義。但考慮到目前的文獻尚缺乏針對短期國際資本流動與國內實體經濟，特別是與經濟增長率波動關系的專門成果，這與中國當前經濟穩健運行的現實要求極不相符。為此，本文將從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對實體經濟影響機制，以及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等方面展開研究。
3 理論模型
根據貨幣供給的乘數理論，假設在短期內廣義貨幣供應量(m2)為外生變量，貨幣供應量主要由基礎貨幣供應量(h)與貨幣乘數(λ)共同決定。假設，短期國際資本對廣義貨幣供應量影響的滯后期及廣義貨幣供應量對產出影響的滯后期分別為a、b。在t期，廣義貨幣供應量表達式如下
由（13）式可知：當短期國際資本流動scft-a-b0，若t+1-a-b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高于t-a-b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經濟增長率會上升；反之，則經濟增長率會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本模型推導過程中隱含著短期國際資本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機制，即短期國際資本主要通過直接影響廣義貨幣供應量來影響產出變化。
4 樣本選擇及其描述
結合近年來國內經濟的實際狀況，并考慮到數據的可獲性，本文選擇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廣義貨幣供應量和實際國民生產總值的季度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本文所涉及的數據均來源于wind資訊系統。
4.1 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與廣義貨幣供應量（m2）
本文運用價格指數對國內生產總值進行處理得到不變價格國內生產總值的季度數據。由于不變價格國內生產總值季度數據是一組具有較強季節特征的時間序列數據，這里對其進行季度調整，調整后的數據作為2000~2008年每季度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同時，考慮到我國目前利率市場化程度低，參照第二部分理論模型的推導結論，本文選取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作為短期國際資本對gdp進行傳導的中間變量。
4.2 短期國際資本流動（scf）
本文參考并改進張誼浩、沈曉華［11］計量短期國際資本流入規模的方法估算短期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具體測算公式
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外匯儲備增量-fdi-正常的貿易順差
在計算正常的貿易順差時，本文改用加權移動平均法。在確定權重時，首先算出2000~2004年各季度貿易順差的估計值，貿易順差估計值的確定方法為：當期季度貿易順差的估計值=當期季度前四個季度貿易順差估計值的移動平均值，例如2000年第一季度貿易順差估計值為1999年四個季度貿易順差的均值，2000年第二季度貿易順差的估計值為2000年第一季度貿易順差估計值和1999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貿易順差的均值。然后將各季度實際的貿易順差除以對應時期的貿易順差的估計值，將這些比率的均值確定為權重。經計算，權重為1.16。基于2000~2004年我國貿易順差的變化比較平滑，2004年以后我國的貿易順差出現較大的波動，本文認為2000~2004年統計的貿易順差額為正常貿易順差，2004年以后，統計的貿易順差中含有大量的短期國際資本。此外，考慮到在人民幣升值時，以美元計量的貿易順差會有所擴大，為消除人民幣升值對所估算的正常貿易順差額的影響，本文采用匯率修正，以人民幣計價各季度貿易順差金額。
4.3 經濟增長率（gdp_r）和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scf_r）
本文中各季度經濟增長率（gdp_r）的計算公式是：本期經濟增長率=（季度調整后本期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季度調整后上期實際國民生產總值-1）×100。各季度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scf_r）的計算公式是：本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a×本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上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當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都大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小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大于零時，則a=1；當本期和上一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都小于零，或者本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大于零且上一期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小于零時，a=-1）。經上述方法計算出的我國經濟增長率和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走勢參見圖1。
5 實證檢驗
表1給出所有相關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結果。由表1可知，對于變量gdp、scf和m2的水平值序列，adf檢驗不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這說明三個變量的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同時，對于這三個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adf檢驗都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單位根存在的原假設。根據以上檢驗結果，可認為這三個變量都是單整變量。同時，對于變量gdp_r和scf_r的水平值序列，adf檢驗在1%的顯著水平上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該結果說明這兩個序列是平穩的。
5.1 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影響實體經濟的傳導機制
由單位根檢驗可知，dgdp、dscf和dm2三變量均為平穩序列（見表1），可以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根據sc和aic準則確定滯后期為2，檢驗結果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化量（dscf）是廣義貨幣供應量變化量（dm2）的granger原因，但是廣義貨幣供應量變化量（dm2）不是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化量（dscf）的granger原因；廣義貨幣供應量變化量（dm2）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變化量（dgdp）互為granger因果關系；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化量（dscf）和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變化量（dgdp）之間不存在顯著的granger因果關系。可以證明：短期國際資本流動不會對國民生產總值產生直接效應，但會通過影響廣義貨幣供應量，進而對國民生產總值產生間接效應。該實證結論部分可以佐證前文理論模型中短期國際資本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機制。
5.2 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與經濟增長率
5.2.1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在確定短期國際資本凈流動波動率（scf_r）和經濟增長率（gdp_r）這兩個序列平穩的基礎上（參見表1），本文運用2000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數據，對兩個變量的granger因果關系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見表3。從表3的檢驗結果可知，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是經濟增長率的granger原因，但是經濟增長率不是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的granger原因。
5.2.2 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
為分析經濟增長率對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突發性變化的反應，本文利用var（2）模型給出經濟增長率和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的脈沖響應圖形和方差分解圖形，分別見圖2和圖3。
經濟增長率和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的交叉響應函數表明（見圖2），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的非預期變化將迅速對經濟增長率產生正向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減弱，直至消失。但是，經濟增長率發生變動對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影響不顯著。
圖3結果顯示，造成經濟增長率發生劇烈波動有20%左右是由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異動引起；同時，經濟增長率發生劇烈波動對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影響不大。
6 結論
本文構建起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對實體經濟影響的理論模型，并運用相關統計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影響實體經濟的渠道是：在短期內，短期國際資本流動顯著引起廣義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廣義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又會顯著導致國內生產總值的波動。同時結合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樣本數據，實證檢驗發現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動將引起經濟增長率發生波動，脈沖響應函數的結果進一步證實了上述結論。通過方差分解，本文還發現造成經濟增長率發生劇烈波動中有約20%是由于短期國際資本流動波動率發生異動所致。
參 考 文 獻：
［1］edwards s. capital controls, capital flow contractions, and macroeconomic vulnerability［r］. nber working paper, 2007.
［2］papaioannou e. what drive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politics, institutions and other determinan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88(2): 269-281.
［3］filer l h. large capital inflows to korea: the traditional developing economy story［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4, (15): 99-110.
［4］athukorala p c, rajapatirana s. capital flows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 and latin america［r］. the world economy, 2003, 26(4): 613-637.
［5］celasun o, denizer c, he d. capital flows,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turkish case, 1889-1897［r］.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1999.
［6］尹宇明,陶海波.熱錢規模及影響［j］.財經科學,2005,(6):131-137.
［7］唐旭,梁猛.中國貿易順差中是否有熱錢, 有多少［j］.金融研究,2007,(9):1-19.
［8］王世華,何帆.中國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動［j］.世界經濟,2007,(7):12-19.
［9］張誼浩,裴平,方先明.中國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入及其動機——基于利率、匯率和價格三重套利模型的實證研究［j］.國際金融研究,2007,(9):41-52.
關鍵詞春秋戰國商人資本歷史作用
作為前資本主義的商人資本，是一個非常廣袤而幽邃的歷史領域。它“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得早，實際上它是資本在歷史上更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從廣義上說，商人資本不僅僅指商品經營資本，也包括商業利潤在內。它在流通領域的運動公式與簡單商品運動公式有著根本的不同。它不是商品——貨幣——商品，而是貨幣——商品——貨幣（貨幣增殖）。在這里交換價值的獨立形態——貨幣是商人資本的出發點，交換價值的增殖即獲取商業利潤是它的全部活動的動機和決定的目的。這種商人資本在我國商周時代已有其端緒，及至春秋戰國時期則有長足發展，第一次在歷史長河中卷起洪波巨瀾，猛烈地沖擊著各個社會領域，成為推進社會急劇變革的杠桿之一。本文僅就這個時期商人資本的來源、流向及社會影響略作探索，以就教于專家學者。
一
春秋戰國時期以富商大賈作為典型化身的商人資本，通過在流通領域的中介作用，積聚了大量的貨幣財富，“家累千金”，“貲擬王公”者比比皆是。這些富商大賈通過中介商品流通不僅使各個生產部門互相結合起來，把產品發展為商品，而且通過攫取生產的余額，使貨幣發展為資本。賤買貴賣，是其商業活動的規律。這種不等價交換正是商人資本積累的主要源泉。具體說來，它一般表現為下面三種營利方式。
1.輾轉異域，遠程販運
富商大賈舟車并用，輾轉異域，進行遠程販賣性商業活動，可視為在當時列國并立的政治環境中從事的“國際”貿易。進行這種貿易活動的條件在當時已經基本具備了。首先，諸侯各國為著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在兵戎相見之余，還得對列國間商旅貿易往來網開一面，實行開放與扶植的優惠政策。如衛國“務材訓農，通商惠工”〔2〕。晉國“輕關易道，通商寬農”〔3〕“齊桓公”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4〕，并在葵丘之會訂立“無忘賓旅”、“無遏糴”〔5〕的盟辭，大力清除列國間通商的障礙。鄭國還與商人立下惠互利的盟誓，楚國給個別商人以部分免稅特權，即使戰國中后期開始嚴厲互抑商的秦國，也對這種“國際”貿易持肯定態度，故秦宮可以得到不產于秦而又為秦所藏的大量珍奇玩好。正因為列國鼓勵和發展“國際”間的貿易往來，才為一些富商大賈進行遠程販運創造了條件。其次，比西周時期遠為發達的水陸交通把列國各大經濟都會連為一體，形成一個龐大的銷售市場，給商賈們西行周，北至晉，南下楚，東適齊造就了一個可以縱橫馳騁的營利大舞臺。再次，各國金屬貨幣的鑄行，尤其是從春秋中晚期開始黃金成為流通領域功能齊備的重要貨幣，為富商大賈跨越國界進行遠程貿易提供了便利。這樣，商賈們就可以不受地域以至國別的限制，“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①貴”〔6〕，牟取高額商業利潤。
古代交通工具的落后，致使遠程販運的貨物通常只是體輕價昂如珠玉一類奢侈品和此有彼無的地方土特產品。如《荀子·王制》說：“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qū＠②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可見中原市場集散的貿易物品來自四面八方，種類還是相當豐富的。春秋時期見于文獻記載的第一個從事遠程販運的大商人是鄭國的弦高。前627年，弦高將西市于周，道遇秦師襲鄭，當即“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7〕，表示鄭國早有防備，迫使秦軍回師滅滑而還。弦高犒秦之物即是皮革、牛以及璧玉等販運商品。戰國時陽翟大賈呂不韋“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8〕，也是靠長途販運起家的。做這種買賣的大商人名不見經傳者當不在少數。如1957年在安徽壽縣花園發現的兩組鄂君啟節，就是楚懷王發給貴族鄂君啟經商的優待通行證。節上規定：陸路運輸的車數一次不得超過五十輛，如用畜力或人力運輸，每十匹牲畜或二十個背子當一車；水路運輸的船數不得超過一百五十條，并且不得載運馬、牛、羊一類商品。在這些規定內，憑節可免稅。其經營活動范圍涉及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廣西等省，所過城邑達二十余個〔9〕。楚國地處“江淮以南，無凍餒之人，亦無千金之家”〔10〕，商品經濟遠不如中原地區發達，還有鄂君啟這樣受到一定限制的大規模的遠程販運，其他各國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
進行遠程販運，盡管千里迢迢，多有艱險，但商業利潤卻是很高的。時稱“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11〕。這十分之二的資本利潤（毛利）率為春秋戰國時代從事工商業的一般利潤率，而遠程販運比這一般工商利潤率要高得多。《墨子·貴義》云：“商人之四方，市賈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徙”與蓰通，是五倍的意思。這說明遠程販運的商業利潤高達一倍到五倍，比從事其他工商業更賺錢。因此，不少富商大賈不遠千里，周流四方，“轉轂以百數”，“貰貸行賈＠③郡國”〔12〕，利用不同地區物價的差額買賤賣貴，把遠程販運作為牟取厚利的主要經營方式之一。
2.樂觀時變，囤積居奇
除遠程販運外，商人資本在流通領域營利的又一主要方式是囤積居奇。這是由于“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豐，故民有羨不足，時有春秋，故谷有貴賤，而上下調，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13〕囤積居奇，無需長途跋涉，往來奔波，只要有足夠的商品經營資本，又能準確把握市場商情的變化，即可坐地生財，卒成巨富。《史記·貨殖列傳》載：“子贛既學于仲尼，退而仕于衛，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饒益。”又《仲尼弟子列傳》云：“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常相魯衛，家累千金”。集解云：“廢舉謂停貯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價貴則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可見子貢的“饒益”途徑不過是買賤賣貴、囤積居奇罷了。范蠡“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14〕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故歲孰轂，予之食。”〔15〕他們都是采用的這種牟利手段。從表面上看，這種買賣贏利不過十分之一左右。比當時的一般利潤率還要低，但由于經營的物品多為糧食、六畜、絲漆一類直接關系國計民生的生產生活必須需品，因而具有較為廣大的銷售市場，只要經營得法，也是可以獲取“什伯其本”的高額利潤的。
當然，搞囤積居奇的買賣，沒有足夠數量的周轉資本不行，但有了資本單憑僥幸取勝的心理，沒有審時度勢的營利眼光也不行。如果說遠程販運主要是利用不同空間物價的差額以牟利的。子貢“與時轉貨貲”，范蠡“候時轉物。”白圭“樂觀時變”，無不重視一個“時”字，這實際上已多少帶有探索經濟規律的性質了。
第一，“時”所體現的生產與交換的關系。范蠡等人強調的“時”，首先是指農業經濟形勢的變化。他說：“太陰（指歲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16〕白圭亦云：“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17〕他們利用歲星紀年與五行關系的學說來探索農業豐歉的規律，當然談不上多少科學性，但他們注意到農業生產的豐歉是制約“積著”的決定因素，卻反映出相當精明的經濟頭腦。只有把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聯系起來統籌兼顧，才能在商品交換中達到“積著率歲倍”的目的。
第二，“時”所體現的市場供求關系。范蠡認為，“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18〕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根據生產形勢的變化，及時觀察商業行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市場的供求規律。在預測商業行情變化的基礎上，積貯物資以將來迫切需要者最為有利可圖，所謂“旱則資舟，水則資車”是也。掌握了市場供求變化的規律，就敢于“人棄我取”，達到“人取我與”的營利目的。
第三，“時”所體現的物價漲落關系。在范蠡看來，物價的漲落也是有規律可循的，“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因此經營者要有“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的膽識和勇氣，“務完物”（妥善保管貨物），“無息幣”（加速資金流轉），把握物價漲落的趨勢，及時抓住買進賣出的有利時機，此即白圭所說“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同時，還要不貪求過分的高價，即“無敢居貴”，要從加速商品和資金的周轉中來增加利潤，做到“財幣欲其行如流水”〔19〕。這就叫做“良賈不與人爭買賣之賈（價）而謹司時”。〔20〕
由此看來，囤積居奇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商業投機活動，它需要準確把握生產與流通的連動關系，預測市場變化的客觀規律，精通商品營銷的微妙技巧，才能達到“乘時射利”〔21〕的目的。所以白圭曾自詡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22〕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3.亦工亦商，產銷合一
商人資本一般只獨立活動于流通領域，但也有可能逐漸侵蝕生產本身，是時亦工亦商的經營者就屬于這種情況。這樣，商人資本的“賤買”環節便被直接剝削勞動者以壓低商品生產價格的過程所取代，而“貴賣”則是在大規模的自行運銷過程中，通過剝削消費者得以實現的。這種情況在當時的鹽鐵生產部門表現較為突出。因為鹽鐵產品是民眾不能自給而必須通過市場交換才能得到的生產生活必需品，所以這種耗資巨大，需用人力甚多，但銷售市場廣闊的大手工業就成為商人資本牟取暴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投資場所。例如猗頓原為魯之窮士，“耕則常饑，桑則常寒，……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23〕以后他又投資經營池鹽之產銷，成為一個兼營大手工業的大商人。又如“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24〕。從其后輩所承襲的經營方式來看，這些工礦企業主也應具有亦工亦商的雙重身份。如蜀卓氏“致之臨邛，大熹，即鐵山鼓鑄，運籌算，賈滇蜀民”〔25〕；“程鄭，山東遷虜也，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遷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26〕。可見他們生產的產品并未直接賣給別的運銷商，使自己脫離流通領域，而是自產自銷，其利潤也主要是通過運銷來獲取的，甚至銷售市場的狀況還制約著生產的發展。如蜀卓氏遷蜀之時，不愿身處其地“狹薄”的葭萌，乃求遠遷臨邛，主要考慮到那里“民工于市，易賈”〔27〕，才作出遠為遷徙的選擇。這種企業的生產規模一般比較大，所役使的勞動者的社會構成也相當復雜。據《鹽鐵論·復古》載：“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眾或至千余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從齊國“聚庸而煮鹽”〔28〕和蜀卓氏”富至僮千人”〔29〕的情況來分析，這些“依倚大家”的“放流人民”中應是雇傭勞動與奴隸勞動并存的。可見商人資本向生產領域滲透，采取產銷合一的經營方式，反映了處于初期發展階段的商品經濟的不成熟性，與資本主義萌芽階段商人支配生產的情況是截然有別的。
以上我們考察了商人資本的三種營利方式，說明富商大賈是怎樣通過買賤賣貴的不等價交換來獲取高額利潤的。但是，“商人資本按其使用機能來說，分成商品買賣的預付資本及商品運送與保管的預付資本，因此，產生了商人資本利潤的兩個組成部分：由買賣價格間的差額而形成的固有商業利潤及由于剝削擔任商品運送與保管職務的工人而獲得的利潤”〔30〕。關于商人資本怎樣在流通領域榨取為其役使的勞動者的剩余勞動情況，這里也略作分析。春秋戰國時期，富商大賈在商品的運送、保管乃至交換的過程中所役使的勞動者主要有雇工、奴隸和伙計。云夢秦簡《治獄程式》中涉及到的“市庸”，應該就是為富商大賈役使的雇工。白圭“與用事僮仆同苦樂”，刁閑收取奴虜“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31〕，則是以剝削奴隸勞動發家的。至于伙計制度在當時也出現了。史載，“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32〕這些學事富家的洛陽街居貧民，范文瀾先生認為就是大商人使用的“伙計”〔33〕。榨取這些不同類型的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即是商人資本利潤的另一大來源。
從商人資本這兩方面的利潤來源來看，它代表的是一種掠奪制度。這既是由當時封建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也是與之相適應的。“只要商人資本是對不發達的共同體的產品交換起中介作用，商業利潤就不僅表現為侵占和欺詐，而且大部分是從侵占和欺詐中產生的。”〔34〕子貢“常相魯衛”〔35〕，范蠡離開越國后曾為齊相，白圭也做過魏相，他們都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搞囤積居奇的買賣，自然能象鄂君啟那樣享有減免稅收等多種特權，比別的自由商人更容易賺錢。一些與官爵無緣的大商人則通過賄賂達官貴人，以便從官府那里撈到好處。如絳之富商“能行諸侯之賄”〔36〕，刁閑也不惜“連車騎，交守相”，宛孔氏則“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賜與名。然其贏過當，愈于給＠④嗇，家致富數千金。”索隱云：“謂孔氏以資給諸侯公子，既已得賜與之名，又蒙其所得之贏過于本資，故云‘過當’，乃勝于細碎儉嗇之賈也”。〔37〕這種官商合一或相互勾結的做法，無疑是一種隱蔽的掠奪手段。至于商品貿易過程中的欺詐成交，更是商人資本掠奪本性的反映。《韓非子·說林下》載：“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監止子利用賣璞玉者不識其真實價值這一弱點，玩弄卑鄙手段，買得璞玉，經過加工變賣賺取了高達十倍的商業利潤。又如“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馬。”〔38〕一個“間”字正好反映出戎王與市場隔絕，不知繒物與牛馬交換價值，烏氏倮巧妙地利用這一點與其交易，結果也嫌得十倍其本的高額利潤。由此看來，商人資本利潤的來源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掠奪性的一面，而且通常是以掠奪性為其主流的。（版權所有）
二
春秋戰國時期商人資本的發展，產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暴發戶。“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39〕。那么，商賈們賺取的巨額商業利潤具體是如何使用的？或者說流向怎樣？這個問題過去往往被忽略，以至妨礙了我們對商人資本的全面認識。在這里，我們準備對商人資本利潤的流向問題分成生息性流向與消費性流向兩個方面來談。
1、生息性流向
（1）擴大商品經營資本
商人資本的根本目的是不斷追求更多的財富，因而它只有在不斷的循環運動中才能實現其滾雪球般的增殖。“‘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功）也。”〔40〕這個道理商賈們是懂得的，所以他們決不會使已有的商品經營資本停止運動而肆意揮霍掉，相反，他們還會把一部分商業利潤追加到商品經營資本中去，以獲取更多的貨幣財富。如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并未就此中斷商品經營資本的運動，“后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遂至巨萬。〔41〕尤其是一些本小利微的買賣，商業利潤恐怕大多投資到經營方面去了。因而才有這樣的情況出現：“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胃脯（賣羊肚），簡微耳，蜀氏連騎”〔42〕。可見商人只有通過連續追加商品經營資本以不斷重復為賣而買這一行為，才會加速貨幣財富的積累。
這里還有必要討論一下春秋戰國時期有無商人資本流向土地的問題。從現有材料看，尚無這方面的直接證據。但“以未致財，用本守之”是我國封建社會的普遍現象，這個時期不能說不會發生。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耕于海畔，苦身戳力”〔43〕，這用于耕種的土地很可能就是買來的。而且范蠡后來似乎還做過土地買賣的生意，他說：“陰且盡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谷，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44〕這說明當時確有商人資本流向土地的可能。只不過由于土地私有制正在形成過程中，這種情況還比較少見。
（2）經營貨幣借貸
貨幣借貸也是一種古老的資本形式。恩格斯說：“在使用貨幣購買商品之后，出現了貨幣借貸，隨著貨幣借貸出現了利息和高利貸。”〔45〕先秦時期的借貸產生于西周，到春秋戰國便盛行開來，形成了糧食借貸和貨幣借貸兩種形式。而貨幣借貸也可分為兩類：“一是常利借貸，一是高利貸。所謂“子貸金錢千貫（百萬）”，年利率為“什二”，一年便有“千戶之君二十萬”〔46〕的同等收入，就屬于與經營工商業一般利潤率相同的常利借貸。多于“什二”之利的貨幣借貸則是高利貸。《管子·輕重丁》說到齊國貨幣借貸的利息在北方是20％，在南方是50％，前者是常利借貸，后者則屬于高利貸。高利貸的主要對象是小生產者：“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余者，而上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征矣”〔47〕。“倍貸”即利息率為100％，這就是名副其實的高利貸了。曹邴氏”貰貸行賈＠③郡國”，是一個既經商又放債的人物。馮huān＠⑤在薛邑燒毀債券后對孟嘗君說：“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其子民，因而賈利之。”〔48〕馮huān＠⑤把孟嘗君放債看作與商人一樣的求利行為，足見當時富商大賈經營貨幣借貸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商人資本向高利貸資本轉化，是實現其自身增殖的重要流向之一。
2、消費性流向
富商大賈擁有的財富是巨大的，其消費水平之高也是驚人的。就其家庭消費支出而言，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是必需的生活費用，包括衣、食、住、用、行等多方面的消費支出。商賈們未成巨富之前，生活并不十分優裕。如范蠡言其長子“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49〕白圭亦“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50〕，緊縮生活開支。但隨著財富的不斷積累和擴大，商賈們的生活就愈益講究并奢華起來。范蠡說他小兒子“生而見我富，乘堅策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吝惜。”〔51〕此時商賈們“金玉其車，文錯其服”〔52〕，“衣食之欲，恣所美好”〔53〕，生活是極其氣派的。這種奢移生活與勞動人民的貧困形成巨大的社會反差：“富者被文錦，犬馬余肉粟，而貧者shù＠⑥褐不完，hán＠⑦菽飲水。”〔54〕盡管富商大賈發財致富后生活極端奢侈，消費支出增多了，但在整個消費結構中的比重卻未增大，而是越來越小，這與勞動人民生活需用占消費結構的絕大部分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類是家庭經營費用。它包括的范圍很廣，主要有家務勞動，養老育幼，文化娛樂等多方面的消費支出。從《商君書·墾令》“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輿、徒、重（僮）者必當名”的記載來看，他們的家務勞動大概是有一定分工的奴仆們去干的。這些奴婢的生活費用和勞務開支，即成為家庭經營費用中的一部分。養老育幼，保障家庭成員的生命安全，培養子女的謀生技能，也屬于這類開支。范蠡的二兒子在楚國殺了人，被關進監獄，他以千金之財設法營救，以其長子吝惜錢財未能奏效，但還是花去數百金的家產。至于文化娛樂活動可以滿足商賈們多種生理和心理需要，他們在這方面的消費支出就更為可觀。“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55〕這不可能是一筆小數目的開支。“臨＠⑧甚富而貴，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斗雞走犬，六博蹋鞠者”〔56〕。富商大賈參與“吹竽鼓瑟，擊筑彈琴”，尚屬正當的娛樂活動，而“斗雞走犬，六博蹋鞠”則在娛樂之中增加了不少揮金如土的賭博成份。還有的商賈攜狎妓，尋求刺激，生活相當糜爛。時有“趙女鄭姬，設形容，xiē＠⑨鳴琴，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57〕這種富厚之家必有不少富商大賈在內，成為趙女鄭姬出賣色相的追逐目標。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色善舞者與居”〔58〕，時稱“美人之賈（價）貴，……買之三千金”〔59〕，他不花一筆大價錢是不會把趙姬占為已有的。把上面這些開支合起來，就是一筆龐大的家庭經營費用。
第三類是有關維系家庭社會地位的開支。不管富商大賈處在何種社會形態之下，都不免要受到國家政治和社會關系的制約。為了鞏固并提高自己的家庭經濟地位和社會政治地位，他們還得花錢來應付各方面的利害關系。鄭國的商人能得到政府的優惠待遇并取得同盟者的社會地位，不在財力上對國家予以支持是不行的。如弦高犒秦，竟能以國君之禮使秦師深信不疑，這應是一筆巨大的財力支出。“楚國之法，商人欲見于君者，必有大獻重質而后得見”〔60〕。既曰“國法”，必是由來已久，這說明商賈與國君之間也是有經濟聯系的。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他自己風光了不說，還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61〕。范蠡居齊，曾一度“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62〕，后居陶，“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63〕，這些表示也不會白費，及其次子被殺“喪歸”，“邑人盡哀之”〔64〕，頗有點休戚與共的情味。可見富商大賈為維護并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也是需要一大筆消費支出的。
作為家庭消費結構中的三類支出，第一類是基本的，到了一定程度便會相對穩定下來，在商人資本利潤的消費流向中所占的比例一般越來越小。第二類和第三類支出在不同的家庭之間差距很大，而且變動也很大。但二者結合起來通常在家庭消費結構中占絕大部分。然而，不管富商大賈以何類支出作為主要消費方式，但都表現出奢侈性的浪費特征，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是不相協調的。
三
前面我們考察了商人資本的來源與流向，側重于說明商人資本自身的運動過程。但商人資本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力量在社會上運轉，對社會發生什么影響？有什么歷史作用？還需要在此基礎上加以分析研究。
從商人資本運動的目的來看，它并不是為購買者或生產者服務，而是為了增殖貨幣追逐利潤。它通過不等價交換獲取超額的商業利潤，本質上代表的是一種掠奪制度。但從客觀上說來，商人資本對社會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卻是不可抹殺的。這在春秋戰國時期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促進了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從春秋時期開始，由于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各國先后進行田制和稅制的改革，作為農村公社份地制的井田制趨于瓦解，逐漸改變了先前“三年一換土易居”的公有性質，開始向小農土地所有制轉化。在這個轉化過程中，個體小農為了繳納國家沉重的賦稅，并購買自己的生產生活必須需品，常常把自己的耕織產品較多地投入市場，不免遭受商人的中間剝削。尤其是一遇水旱饑饉，生活難乎為繼，“又稱貸而益之”〔65〕，或者“倍貸以給上之征”〔66〕，忍受高利貸的重利盤剝。這樣，個體農民的貧富分化日益加劇，土地買賣也會隨之發生，封建土地私有制終于最后確立下來。可見，“在公社內部，原始的自發的分工被交換排擠得愈多，公社各個社員的財產狀況就愈加不平等，舊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愈深，公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為小農的鄉村。”〔67〕當時社會經濟結構所發生的這場重大變革，商人資本所起的催育作用無疑是社會進步的杠桿之一。
第二，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資本在流通領域的廣泛活動，不斷擴大了商品市場，到處使生產朝著交換價值的方向發展，使只具有使用價值的產品發展成為具有交換價值的商品，這對閉塞的停滯不變的自然經濟體系來說，不啻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僅使手工業得以充分開發自然資源，進一步擴大商品生產，以滿足社會多方面的需要，而且使農業的商品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增強了小農經濟的自我調適能力。是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粟；蜀、漢、江陵千樹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⑩茜，千畦＠①①＠①②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68〕這種農副產品大規模的專門化生產，正是商品經濟繁榮的突出表現之一。而商品經濟的發展總是有利于增加社會財富，改善人民生活狀況的。
第三，加速了貴族等級制度的松解。富商大賈以其雄厚的財力與社會上層廣泛交游，不斷尋求政治支持，從而提高了自身的社會地位。他們“無秩祿之奉，爵色之入，而樂與封君比者”，并不滿足這樣的“素封”〔69〕地位，還要千方百計躋身于政治舞臺。“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貸得”〔70〕，金錢成為打開貴族政治大門的武器。象呂不韋這樣的大商人，不惜重金作政治交易，還爬上了秦國卿相的寶座。而不少貴族、官僚也直接參與經商活動，孜孜求利，使社會再也不好繼續賤視商人了。“衛國茍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后可”〔71〕，工商業者已成為關系國家政治大局的依靠力量。過去“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72〕，現在士農工商皆為“國之石（柱石）民”〔73〕，貴族等級制度的堤＠①③被沖毀了。這種社會政治結構的重新整合，是有其歷史進步意義的。
當然，我們在看到商人資本積極作用的同時，對其負面影響也不能忽視。商人資本的積累以其巨大的誘惑力，致使“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74〕，到處籠罩著逐利的煙云。連所謂“無恒產而有恒心”的文學之士其價值觀念也不免因此發生動搖。魯人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75〕。結果“其流致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貨有余”〔76〕，這就嚴重削弱了小農經濟這一封建制度的基礎。“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法律的尊嚴受到嚴峻的挑戰。在金錢的誘惑面前，“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者，沒于賂遺也”〔77〕，使國家機器出現嚴重的功能障礙，法治和教化更趨惡化。“其在閭巷小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纂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為財用也。”〔78〕禮法制度對社會的約束力被極大地削弱了。由于商人資本的發展所產生的這一系列社會矛盾，封建統治者無力予以解決，就只好“困末作而利本事”〔79〕，實行嚴厲的抑商政策，以確保社會的安定和統治的穩固。這就使中國商人資本一開始就面臨著悲劇性的命運，它沒有也不可能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注釋：
〔1〕《馬恩全集》第25卷第363頁。
〔2〕《左傳》閔公二年。
〔3〕《國語·晉語四》。
〔4〕《國語·齊語》
〔5〕《孟子·告子下》。
〔6〕〔73〕《管子·小匡》。
〔7〕《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8〕〔58〕《史記·呂不韋列傳》。
〔9〕譚其驤《鄂君啟節銘文釋地》，《中華文史論叢》第二輯。
〔10〕〔12〕〔15〕〔17〕〔18〕〔19〕〔22〕〔24〕〔25〕〔27〕〔29〕〔31〕〔32〕〔37〕〔38〕〔41〕〔42〕〔46〕〔50〕〔53〕〔55〕〔57〕〔61〕〔63〕〔68〕〔69〕〔74〕〔75〕〔77〕〔78〕《史記·貨殖列傳》。
〔11〕《史記·蘇秦列傳》。
〔13〕《管子·七臣七主》。
〔14〕〔43〕〔49〕〔51〕〔62〕〔64〕《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16〕〔44〕《越絕書·計倪內經第五》。
〔20〕《戰國策·趙三》。
〔21〕《史記·平準書》集解。
〔23〕《孔叢子·陳士義》。
〔25〕〔54〕〔76〕《漢書·食貨志》。
〔28〕〔39〕《管子·輕重甲》。
〔30〕巴克《一部關于封建農奴制俄國商人資本的研究作品》，見《史學譯叢》1954年第3期。
〔33〕《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第179頁。
〔34〕《馬恩全集》第25卷第369頁。
〔35〕《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36〕〔52〕《國語·晉語八》。
〔40〕《韓非子·五蠹》。
〔45〕《馬恩選集》第四卷，163頁。
〔47〕〔66〕《管子·治國》。
〔48〕〔56〕《戰國策·齊四》。
〔59〕《戰國策·韓三》。
〔60〕《韓詩外傳》卷八。
〔65〕《孟子·滕文公上》。
〔67〕《馬恩全集》第23卷第201—202頁。
〔70〕《韓非子·亡征》。
〔71〕《左傳》定公八年。
〔72〕《左傳》桓公八年。
〔79〕《韓非子·奸劫殺臣》。
注釋：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敖加隔去左邊
＠②原字為紅去工加去
＠③原字為遍的繁體字。
＠④原字為纖的繁體字。
＠⑤原字為馬加鸛去鳥
＠⑥原字為衤右加豆。
＠⑦原字為口加含
＠⑧原字為艸下加甾。
＠⑨原字為扌右加契。
＠⑩原字為后的上部加巴
＠①①原字為姜的繁體字。
關鍵詞春秋戰國商人資本歷史作用
作為前資本主義的商人資本，是一個非常廣袤而幽邃的歷史領域。它“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得早，實際上它是資本在歷史上更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從廣義上說，商人資本不僅僅指商品經營資本，也包括商業利潤在內。它在流通領域的運動公式與簡單商品運動公式有著根本的不同。它不是商品——貨幣——商品，而是貨幣——商品——貨幣（貨幣增殖）。在這里交換價值的獨立形態——貨幣是商人資本的出發點，交換價值的增殖即獲取商業利潤是它的全部活動的動機和決定的目的。這種商人資本在我國商周時代已有其端緒，及至春秋戰國時期則有長足發展，第一次在歷史長河中卷起洪波巨瀾，猛烈地沖擊著各個社會領域，成為推進社會急劇變革的杠桿之一。本文僅就這個時期商人資本的來源、流向及社會影響略作探索，以就教于專家學者。
一
春秋戰國時期以富商大賈作為典型化身的商人資本，通過在流通領域的中介作用，積聚了大量的貨幣財富，“家累千金”，“貲擬王公”者比比皆是。這些富商大賈通過中介商品流通不僅使各個生產部門互相結合起來，把產品發展為商品，而且通過攫取生產的余額，使貨幣發展為資本。賤買貴賣，是其商業活動的規律。這種不等價交換正是商人資本積累的主要源泉。具體說來，它一般表現為下面三種營利方式。
1.輾轉異域，遠程販運
富商大賈舟車并用，輾轉異域，進行遠程販賣性商業活動，可視為在當時列國并立的政治環境中從事的“國際”貿易。進行這種貿易活動的條件在當時已經基本具備了。首先，諸侯各國為著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在兵戎相見之余，還得對列國間商旅貿易往來網開一面，實行開放與扶植的優惠政策。如衛國“務材訓農，通商惠工”〔2〕。晉國“輕關易道，通商寬農”〔3〕“齊桓公”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4〕，并在葵丘之會訂立“無忘賓旅”、“無遏糴”〔5〕的盟辭，大力清除列國間通商的障礙。鄭國還與商人立下惠互利的盟誓，楚國給個別商人以部分免稅特權，即使戰國中后期開始嚴厲互抑商的秦國，也對這種“國際”貿易持肯定態度，故秦宮可以得到不產于秦而又為秦所藏的大量珍奇玩好。正因為列國鼓勵和發展“國際”間的貿易往來，才為一些富商大賈進行遠程販運創造了條件。其次，比西周時期遠為發達的水陸交通把列國各大經濟都會連為一體，形成一個龐大的銷售市場，給商賈們西行周，北至晉，南下楚，東適齊造就了一個可以縱橫馳騁的營利大舞臺。再次，各國金屬貨幣的鑄行，尤其是從春秋中晚期開始黃金成為流通領域功能齊備的重要貨幣，為富商大賈跨越國界進行遠程貿易提供了便利。這樣，商賈們就可以不受地域以至國別的限制，“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①貴”〔6〕，牟取高額商業利潤。
古代交通工具的落后，致使遠程販運的貨物通常只是體輕價昂如珠玉一類奢侈品和此有彼無的地方土特產品。如《荀子·王制》說：“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qū＠②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可見中原市場集散的貿易物品來自四面八方，種類還是相當豐富的。春秋時期見于文獻記載的第一個從事遠程販運的大商人是鄭國的弦高。前627年，弦高將西市于周，道遇秦師襲鄭，當即“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7〕，表示鄭國早有防備，迫使秦軍回師滅滑而還。弦高犒秦之物即是皮革、牛以及璧玉等販運商品。戰國時陽翟大賈呂不韋“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8〕，也是靠長途販運起家的。做這種買賣的大商人名不見經傳者當不在少數。如1957年在安徽壽縣花園發現的兩組鄂君啟節，就是楚懷王發給貴族鄂君啟經商的優待通行證。節上規定：陸路運輸的車數一次不得超過五十輛，如用畜力或人力運輸，每十匹牲畜或二十個背子當一車；水路運輸的船數不得超過一百五十條，并且不得載運馬、牛、羊一類商品。在這些規定內，憑節可免稅。其經營活動范圍涉及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廣西等省，所過城邑達二十余個〔9〕。楚國地處“江淮以南，無凍餒之人，亦無千金之家”〔10〕，商品經濟遠不如中原地區發達，還有鄂君啟這樣受到一定限制的大規模的遠程販運，其他各國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
進行遠程販運，盡管千里迢迢，多有艱險，但商業利潤卻是很高的。時稱“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11〕。這十分之二的資本利潤（毛利）率為春秋戰國時代從事工商業的一般利潤率，而遠程販運比這一般工商利潤率要高得多。《墨子·貴義》云：“商人之四方，市賈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徙”與蓰通，是五倍的意思。這說明遠程販運的商業利潤高達一倍到五倍，比從事其他工商業更賺錢。因此，不少富商大賈不遠千里，周流四方，“轉轂以百數”，“貰貸行賈＠③郡國”〔12〕，利用不同地區物價的差額買賤賣貴，把遠程販運作為牟取厚利的主要經營方式之一。
2.樂觀時變，囤積居奇
除遠程販運外，商人資本在流通領域營利的又一主要方式是囤積居奇。這是由于“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豐，故民有羨不足，時有春秋，故谷有貴賤，而上下調，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13〕囤積居奇，無需長途跋涉，往來奔波，只要有足夠的商品經營資本，又能準確把握市場商情的變化，即可坐地生財，卒成巨富。《史記·貨殖列傳》載：“子贛既學于仲尼，退而仕于衛，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饒益。”又《仲尼弟子列傳》云：“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常相魯衛，家累千金”。集解云：“廢舉謂停貯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價貴則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可見子貢的“饒益”途徑不過是買賤賣貴、囤積居奇罷了。范蠡“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14〕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故歲孰轂，予之食。”〔15〕他們都是采用的這種牟利手段。從表面上看，這種買賣贏利不過十分之一左右。比當時的一般利潤率還要低，但由于經營的物品多為糧食、六畜、絲漆一類直接關系國計民生的生產生活必須需品，因而具有較為廣大的銷售市場，只要經營得法，也是可以獲取“什伯其本”的高額利潤的。
當然，搞囤積居奇的買賣，沒有足夠數量的周轉資本不行，但有了資本單憑僥幸取勝的心理，沒有審時度勢的營利眼光也不行。如果說遠程販運主要是利用不同空間物價的差額以牟利的。子貢“與時轉貨貲”，范蠡“候時轉物。”白圭“樂觀時變”，無不重視一個“時”字，這實際上已多少帶有探索經濟規律的性質了。
第一，“時”所體現的生產與交換的關系。范蠡等人強調的“時”，首先是指農業經濟形勢的變化。他說：“太陰（指歲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16〕白圭亦云：“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17〕他們利用歲星紀年與五行關系的學說來探索農業豐歉的規律，當然談不上多少科學性，但他們注意到農業生產的豐歉是制約“積著”的決定因素，卻反映出相當精明的經濟頭腦。只有把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聯系起來統籌兼顧，才能在商品交換中達到“積著率歲倍”的目的。
第二，“時”所體現的市場供求關系。范蠡認為，“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18〕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根據生產形勢的變化，及時觀察商業行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市場的供求規律。在預測商業行情變化的基礎上，積貯物資以將來迫切需要者最為有利可圖，所謂“旱則資舟，水則資車”是也。掌握了市場供求變化的規律，就敢于“人棄我取”，達到“人取我與”的營利目的。
第三，“時”所體現的物價漲落關系。在范蠡看來，物價的漲落也是有規律可循的，“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因此經營者要有“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的膽識和勇氣，“務完物”（妥善保管貨物），“無息幣”（加速資金流轉），把握物價漲落的趨勢，及時抓住買進賣出的有利時機，此即白圭所說“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同時，還要不貪求過分的高價，即“無敢居貴”，要從加速商品和資金的周轉中來增加利潤，做到“財幣欲其行如流水”〔19〕。這就叫做“良賈不與人爭買賣之賈（價）而謹司時”。〔20〕
由此看來，囤積居奇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商業投機活動，它需要準確把握生產與流通的連動關系，預測市場變化的客觀規律，精通商品營銷的微妙技巧，才能達到“乘時射利”〔21〕的目的。所以白圭曾自詡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22〕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3.亦工亦商，產銷合一
商人資本一般只獨立活動于流通領域，但也有可能逐漸侵蝕生產本身，是時亦工亦商的經營者就屬于這種情況。這樣，商人資本的“賤買”環節便被直接剝削勞動者以壓低商品生產價格的過程所取代，而“貴賣”則是在大規模的自行運銷過程中，通過剝削消費者得以實現的。這種情況在當時的鹽鐵生產部門表現較為突出。因為鹽鐵產品是民眾不能自給而必須通過市場交換才能得到的生產生活必需品，所以這種耗資巨大，需用人力甚多，但銷售市場廣闊的大手工業就成為商人資本牟取暴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投資場所。例如猗頓原為魯之窮士，“耕則常饑，桑則常寒，……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23〕以后他又投資經營池鹽之產銷，成為一個兼營大手工業的大商人。又如“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24〕。從其后輩所承襲的經營方式來看，這些工礦企業主也應具有亦工亦商的雙重身份。如蜀卓氏“致之臨邛，大熹，即鐵山鼓鑄，運籌算，賈滇蜀民”〔25〕；“程鄭，山東遷虜也，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遷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26〕。可見他們生產的產品并未直接賣給別的運銷商，使自己脫離流通領域，而是自產自銷，其利潤也主要是通過運銷來獲取的，甚至銷售市場的狀況還制約著生產的發展。如蜀卓氏遷蜀之時，不愿身處其地“狹薄”的葭萌，乃求遠遷臨邛，主要考慮到那里“民工于市，易賈”〔27〕，才作出遠為遷徙的選擇。這種企業的生產規模一般比較大，所役使的勞動者的社會構成也相當復雜。據《鹽鐵論·復古》載：“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眾或至千余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從齊國“聚庸而煮鹽”〔28〕和蜀卓氏”富至僮千人”〔29〕的情況來分析，這些“依倚大家”的“放流人民”中應是雇傭勞動與奴隸勞動并存的。可見商人資本向生產領域滲透，采取產銷合一的經營方式，反映了處于初期發展階段的商品經濟的不成熟性，與資本主義萌芽階段商人支配生產的情況是截然有別的。
以上我們考察了商人資本的三種營利方式，說明富商大賈是怎樣通過買賤賣貴的不等價交換來獲取高額利潤的。但是，“商人資本按其使用機能來說，分成商品買賣的預付資本及商品運送與保管的預付資本，因此，產生了商人資本利潤的兩個組成部分：由買賣價格間的差額而形成的固有商業利潤及由于剝削擔任商品運送與保管職務的工人而獲得的利潤”〔30〕。關于商人資本怎樣在流通領域榨取為其役使的勞動者的剩余勞動情況，這里也略作分析。春秋戰國時期，富商大賈在商品的運送、保管乃至交換的過程中所役使的勞動者主要有雇工、奴隸和伙計。云夢秦簡《治獄程式》中涉及到的“市庸”，應該就是為富商大賈役使的雇工。白圭“與用事僮仆同苦樂”，刁閑收取奴虜“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31〕，則是以剝削奴隸勞動發家的。至于伙計制度在當時也出現了。史載，“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32〕這些學事富家的洛陽街居貧民，范文瀾先生認為就是大商人使用的“伙計”〔33〕。榨取這些不同類型的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即是商人資本利潤的另一大來源。
從商人資本這兩方面的利潤來源來看，它代表的是一種掠奪制度。這既是由當時封建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也是與之相適應的。“只要商人資本是對不發達的共同體的產品交換起中介作用，商業利潤就不僅表現為侵占和欺詐，而且大部分是從侵占和欺詐中產生的。”〔34〕子貢“常相魯衛”〔35〕，范蠡離開越國后曾為齊相，白圭也做過魏相，他們都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搞囤積居奇的買賣，自然能象鄂君啟那樣享有減免稅收等多種特權，比別的自由商人更容易賺錢。一些與官爵無緣的大商人則通過賄賂達官貴人，以便從官府那里撈到好處。如絳之富商“能行諸侯之賄”〔36〕，刁閑也不惜“連車騎，交守相”，宛孔氏則“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賜與名。然其贏過當，愈于給＠④嗇，家致富數千金。”索隱云：“謂孔氏以資給諸侯公子，既已得賜與之名，又蒙其所得之贏過于本資，故云‘過當’，乃勝于細碎儉嗇之賈也”。〔37〕這種官商合一或相互勾結的做法，無疑是一種隱蔽的掠奪手段。至于商品貿易過程中的欺詐成交，更是商人資本掠奪本性的反映。《韓非子·說林下》載：“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監止子利用賣璞玉者不識其真實價值這一弱點，玩弄卑鄙手段，買得璞玉，經過加工變賣賺取了高達十倍的商業利潤。又如“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馬。”〔38〕一個“間”字正好反映出戎王與市場隔絕，不知繒物與牛馬交換價值，烏氏倮巧妙地利用這一點與其交易，結果也嫌得十倍其本的高額利潤。由此看來，商人資本利潤的來源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掠奪性的一面，而且通常是以掠奪性為其主流的。（版權所有）
二
春秋戰國時期商人資本的發展，產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暴發戶。“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39〕。那么，商賈們賺取的巨額商業利潤具體是如何使用的？或者說流向怎樣？這個問題過去往往被忽略，以至妨礙了我們對商人資本的全面認識。在這里，我們準備對商人資本利潤的流向問題分成生息性流向與消費性流向兩個方面來談。
1、生息性流向
（1）擴大商品經營資本
商人資本的根本目的是不斷追求更多的財富，因而它只有在不斷的循環運動中才能實現其滾雪球般的增殖。“‘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功）也。”〔40〕這個道理商賈們是懂得的，所以他們決不會使已有的商品經營資本停止運動而肆意揮霍掉，相反，他們還會把一部分商業利潤追加到商品經營資本中去，以獲取更多的貨幣財富。如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并未就此中斷商品經營資本的運動，“后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遂至巨萬。〔41〕尤其是一些本小利微的買賣，商業利潤恐怕大多投資到經營方面去了。因而才有這樣的情況出現：“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胃脯（賣羊肚），簡微耳，蜀氏連騎”〔42〕。可見商人只有通過連續追加商品經營資本以不斷重復為賣而買這一行為，才會加速貨幣財富的積累。
這里還有必要討論一下春秋戰國時期有無商人資本流向土地的問題。從現有材料看，尚無這方面的直接證據。但“以未致財，用本守之”是我國封建社會的普遍現象，這個時期不能說不會發生。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耕于海畔，苦身戳力”〔43〕，這用于耕種的土地很可能就是買來的。而且范蠡后來似乎還做過土地買賣的生意，他說：“陰且盡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谷，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44〕這說明當時確有商人資本流向土地的可能。只不過由于土地私有制正在形成過程中，這種情況還比較少見。
（2）經營貨幣借貸
貨幣借貸也是一種古老的資本形式。恩格斯說：“在使用貨幣購買商品之后，出現了貨幣借貸，隨著貨幣借貸出現了利息和高利貸。”〔45〕先秦時期的借貸產生于西周，到春秋戰國便盛行開來，形成了糧食借貸和貨幣借貸兩種形式。而貨幣借貸也可分為兩類：“一是常利借貸，一是高利貸。所謂“子貸金錢千貫（百萬）”，年利率為“什二”，一年便有“千戶之君二十萬”〔46〕的同等收入，就屬于與經營工商業一般利潤率相同的常利借貸。多于“什二”之利的貨幣借貸則是高利貸。《管子·輕重丁》說到齊國貨幣借貸的利息在北方是20％，在南方是50％，前者是常利借貸，后者則屬于高利貸。高利貸的主要對象是小生產者：“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余者，而上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征矣”〔47〕。“倍貸”即利息率為100％，這就是名副其實的高利貸了。曹邴氏”貰貸行賈＠③郡國”，是一個既經商又放債的人物。馮huān＠⑤在薛邑燒毀債券后對孟嘗君說：“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其子民，因而賈利之。”〔48〕馮huān＠⑤把孟嘗君放債看作與商人一樣的求利行為，足見當時富商大賈經營貨幣借貸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商人資本向高利貸資本轉化，是實現其自身增殖的重要流向之一。
2、消費性流向
富商大賈擁有的財富是巨大的，其消費水平之高也是驚人的。就其家庭消費支出而言，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是必需的生活費用，包括衣、食、住、用、行等多方面的消費支出。商賈們未成巨富之前，生活并不十分優裕。如范蠡言其長子“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49〕白圭亦“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50〕，緊縮生活開支。但隨著財富的不斷積累和擴大，商賈們的生活就愈益講究并奢華起來。范蠡說他小兒子“生而見我富，乘堅策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吝惜。”〔51〕此時商賈們“金玉其車，文錯其服”〔52〕，“衣食之欲，恣所美好”〔53〕，生活是極其氣派的。這種奢移生活與勞動人民的貧困形成巨大的社會反差：“富者被文錦，犬馬余肉粟，而貧者shù＠⑥褐不完，hán＠⑦菽飲水。”〔54〕盡管富商大賈發財致富后生活極端奢侈，消費支出增多了，但在整個消費結構中的比重卻未增大，而是越來越小，這與勞動人民生活需用占消費結構的絕大部分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類是家庭經營費用。它包括的范圍很廣，主要有家務勞動，養老育幼，文化娛樂等多方面的消費支出。從《商君書·墾令》“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輿、徒、重（僮）者必當名”的記載來看，他們的家務勞動大概是有一定分工的奴仆們去干的。這些奴婢的生活費用和勞務開支，即成為家庭經營費用中的一部分。養老育幼，保障家庭成員的生命安全，培養子女的謀生技能，也屬于這類開支。范蠡的二兒子在楚國殺了人，被關進監獄，他以千金之財設法營救，以其長子吝惜錢財未能奏效，但還是花去數百金的家產。至于文化娛樂活動可以滿足商賈們多種生理和心理需要，他們在這方面的消費支出就更為可觀。“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55〕這不可能是一筆小數目的開支。“臨＠⑧甚富而貴，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斗雞走犬，六博蹋鞠者”〔56〕。富商大賈參與“吹竽鼓瑟，擊筑彈琴”，尚屬正當的娛樂活動，而“斗雞走犬，六博蹋鞠”則在娛樂之中增加了不少揮金如土的賭博成份。還有的商賈攜狎妓，尋求刺激，生活相當糜爛。時有“趙女鄭姬，設形容，xiē＠⑨鳴琴，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57〕這種富厚之家必有不少富商大賈在內，成為趙女鄭姬出賣色相的追逐目標。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色善舞者與居”〔58〕，時稱“美人之賈（價）貴，……買之三千金”〔59〕，他不花一筆大價錢是不會把趙姬占為已有的。把上面這些開支合起來，就是一筆龐大的家庭經營費用。
第三類是有關維系家庭社會地位的開支。不管富商大賈處在何種社會形態之下，都不免要受到國家政治和社會關系的制約。為了鞏固并提高自己的家庭經濟地位和社會政治地位，他們還得花錢來應付各方面的利害關系。鄭國的商人能得到政府的優惠待遇并取得同盟者的社會地位，不在財力上對國家予以支持是不行的。如弦高犒秦，竟能以國君之禮使秦師深信不疑，這應是一筆巨大的財力支出。“楚國之法，商人欲見于君者，必有大獻重質而后得見”〔60〕。既曰“國法”，必是由來已久，這說明商賈與國君之間也是有經濟聯系的。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他自己風光了不說，還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61〕。范蠡居齊，曾一度“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62〕，后居陶，“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63〕，這些表示也不會白費，及其次子被殺“喪歸”，“邑人盡哀之”〔64〕，頗有點休戚與共的情味。可見富商大賈為維護并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也是需要一大筆消費支出的。
作為家庭消費結構中的三類支出，第一類是基本的，到了一定程度便會相對穩定下來，在商人資本利潤的消費流向中所占的比例一般越來越小。第二類和第三類支出在不同的家庭之間差距很大，而且變動也很大。但二者結合起來通常在家庭消費結構中占絕大部分。然而，不管富商大賈以何類支出作為主要消費方式，但都表現出奢侈性的浪費特征，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是不相協調的。
三
前面我們考察了商人資本的來源與流向，側重于說明商人資本自身的運動過程。但商人資本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力量在社會上運轉，對社會發生什么影響？有什么歷史作用？還需要在此基礎上加以分析研究。
從商人資本運動的目的來看，它并不是為購買者或生產者服務，而是為了增殖貨幣追逐利潤。它通過不等價交換獲取超額的商業利潤，本質上代表的是一種掠奪制度。但從客觀上說來，商人資本對社會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卻是不可抹殺的。這在春秋戰國時期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促進了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從春秋時期開始，由于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各國先后進行田制和稅制的改革，作為農村公社份地制的井田制趨于瓦解，逐漸改變了先前“三年一換土易居”的公有性質，開始向小農土地所有制轉化。在這個轉化過程中，個體小農為了繳納國家沉重的賦稅，并購買自己的生產生活必須需品，常常把自己的耕織產品較多地投入市場，不免遭受商人的中間剝削。尤其是一遇水旱饑饉，生活難乎為繼，“又稱貸而益之”〔65〕，或者“倍貸以給上之征”〔66〕，忍受高利貸的重利盤剝。這樣，個體農民的貧富分化日益加劇，土地買賣也會隨之發生，封建土地私有制終于最后確立下來。可見，“在公社內部，原始的自發的分工被交換排擠得愈多，公社各個社員的財產狀況就愈加不平等，舊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愈深，公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為小農的鄉村。”〔67〕當時社會經濟結構所發生的這場重大變革，商人資本所起的催育作用無疑是社會進步的杠桿之一。
第二，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資本在流通領域的廣泛活動，不斷擴大了商品市場，到處使生產朝著交換價值的方向發展，使只具有使用價值的產品發展成為具有交換價值的商品，這對閉塞的停滯不變的自然經濟體系來說，不啻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僅使手工業得以充分開發自然資源，進一步擴大商品生產，以滿足社會多方面的需要，而且使農業的商品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增強了小農經濟的自我調適能力。是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粟；蜀、漢、江陵千樹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⑩茜，千畦＠①①＠①②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68〕這種農副產品大規模的專門化生產，正是商品經濟繁榮的突出表現之一。而商品經濟的發展總是有利于增加社會財富，改善人民生活狀況的。
第三，加速了貴族等級制度的松解。富商大賈以其雄厚的財力與社會上層廣泛交游，不斷尋求政治支持，從而提高了自身的社會地位。他們“無秩祿之奉，爵色之入，而樂與封君比者”，并不滿足這樣的“素封”〔69〕地位，還要千方百計躋身于政治舞臺。“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貸得”〔70〕，金錢成為打開貴族政治大門的武器。象呂不韋這樣的大商人，不惜重金作政治交易，還爬上了秦國卿相的寶座。而不少貴族、官僚也直接參與經商活動，孜孜求利，使社會再也不好繼續賤視商人了。“衛國茍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后可”〔71〕，工商業者已成為關系國家政治大局的依靠力量。過去“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72〕，現在士農工商皆為“國之石（柱石）民”〔73〕，貴族等級制度的堤＠①③被沖毀了。這種社會政治結構的重新整合，是有其歷史進步意義的。
當然，我們在看到商人資本積極作用的同時，對其負面影響也不能忽視。商人資本的積累以其巨大的誘惑力，致使“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74〕，到處籠罩著逐利的煙云。連所謂“無恒產而有恒心”的文學之士其價值觀念也不免因此發生動搖。魯人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75〕。結果“其流致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貨有余”〔76〕，這就嚴重削弱了小農經濟這一封建制度的基礎。“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法律的尊嚴受到嚴峻的挑戰。在金錢的誘惑面前，“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者，沒于賂遺也”〔77〕，使國家機器出現嚴重的功能障礙，法治和教化更趨惡化。“其在閭巷小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纂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為財用也。”〔78〕禮法制度對社會的約束力被極大地削弱了。由于商人資本的發展所產生的這一系列社會矛盾，封建統治者無力予以解決，就只好“困末作而利本事”〔79〕，實行嚴厲的抑商政策，以確保社會的安定和統治的穩固。這就使中國商人資本一開始就面臨著悲劇性的命運，它沒有也不可能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注釋：
〔1〕《馬恩全集》第25卷第363頁。
〔2〕《左傳》閔公二年。
〔3〕《國語·晉語四》。
〔4〕《國語·齊語》
〔5〕《孟子·告子下》。
〔6〕〔73〕《管子·小匡》。
〔7〕《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8〕〔58〕《史記·呂不韋列傳》。
〔9〕譚其驤《鄂君啟節銘文釋地》，《中華文史論叢》第二輯。
〔10〕〔12〕〔15〕〔17〕〔18〕〔19〕〔22〕〔24〕〔25〕〔27〕〔29〕〔31〕〔32〕〔37〕〔38〕〔41〕〔42〕〔46〕〔50〕〔53〕〔55〕〔57〕〔61〕〔63〕〔68〕〔69〕〔74〕〔75〕〔77〕〔78〕《史記·貨殖列傳》。
〔11〕《史記·蘇秦列傳》。
〔13〕《管子·七臣七主》。
〔14〕〔43〕〔49〕〔51〕〔62〕〔64〕《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16〕〔44〕《越絕書·計倪內經第五》。
〔20〕《戰國策·趙三》。
〔21〕《史記·平準書》集解。
〔23〕《孔叢子·陳士義》。
〔25〕〔54〕〔76〕《漢書·食貨志》。
〔28〕〔39〕《管子·輕重甲》。
〔30〕巴克《一部關于封建農奴制俄國商人資本的研究作品》，見《史學譯叢》1954年第3期。
〔33〕《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第179頁。
〔34〕《馬恩全集》第25卷第369頁。
〔35〕《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36〕〔52〕《國語·晉語八》。
〔40〕《韓非子·五蠹》。
〔45〕《馬恩選集》第四卷，163頁。
〔47〕〔66〕《管子·治國》。
〔48〕〔56〕《戰國策·齊四》。
〔59〕《戰國策·韓三》。
〔60〕《韓詩外傳》卷八。
〔65〕《孟子·滕文公上》。
〔67〕《馬恩全集》第23卷第201—202頁。
〔70〕《韓非子·亡征》。
〔71〕《左傳》定公八年。
〔72〕《左傳》桓公八年。
〔79〕《韓非子·奸劫殺臣》。
注釋：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敖加隔去左邊
＠②原字為紅去工加去
＠③原字為遍的繁體字。
＠④原字為纖的繁體字。
＠⑤原字為馬加鸛去鳥
＠⑥原字為衤右加豆。
＠⑦原字為口加含
＠⑧原字為艸下加甾。
＠⑨原字為扌右加契。
＠⑩原字為后的上部加巴
＠①①原字為姜的繁體字。
清代商業經營方式較前代更為復雜多樣化，中有獨資、合伙、合資、連財合本、領本、托本、附本、貸本等等說法。這些說法實際屬于不同的范疇。獨資、合伙、合資等屬于資本組織形態，貸本是指商人的資本來源。有的概念有多種含義，如“伙計”有“合伙伙計”與“勞金伙計”之別。[3] 又如領本，下文將說明，也有向他人借貸、受雇于人和與人合伙的不同，并且屬于資本來源、經營方式和資本組織三種不同的范疇。古人對這些概念還時有混用，如《儒林外史》第52回，毛二胡子欲兼并談家當鋪而資金不足，陳正公勸他與人合伙，毛二胡子說：“我也想來，若是同人合伙，領了人的本錢，他只要一分八厘行息，我還有幾厘的利錢，他若要二分開外，我就是‘羊肉不曾吃，空惹一身膻’，倒不如不干這把刀子。”這里既說“合伙”，又說“領本”，但實際是借貸。近人對明清商業經營方式有不同的歸納，總起來有獨資、合伙、合資、合股、領本、貸本、托本、附本等幾類，這些概念各家的定義也不盡相同。[4] 在經濟學和商事法學上，資本組織分為獨資、合伙、公司制三種形態。[5] 在近代外國公司進入之前，清代商人的資本組織主要是獨資、合伙兩種。據羅一星先生說，清代中葉后佛山商人資本產生集成資本形式，由某一巨商牽頭，成立股份公司，發行股票，吸收游資，[6] 他沒有具體說明，這里暫不涉及。本文僅考察清代商人的獨資與合伙兩種資本組織形態及其經營方式。資本組織指某一商業活動或店鋪字號的資本結合方式；經營方式或稱經營體制，指商業活動或店鋪字號由誰具體管理經營及經營者與出資人、所有者（經營主體）的關系。資本組織與經營方式是兩個關系密切，但又屬于不同范疇的概念。
從職業分類上說，商業雇傭勞動者也是商人，但就本節的目的來說，需要嚴格區分出資經商的獨立商人和受雇于人的商業勞動者。本文的“商人”一詞專指出資經商的獨立商人。另外需要明確，在商業活動中，資本是商人藉以獲取利潤、同時承擔虧損的資源，它不限于貨幣，商品、財產、勞務、技藝、信用等等都可成為資本。商人的資本可以是自有資本，也可以是借貸資本，商人用借貸資本經商是以利息為代價取得了資本的使用權、收益權。
一 獨資形態下的資本類型與經營體制
商業資本的獨資形態是指，個人單獨出資，商業經營或企業歸個人所有，享受全部利潤和承擔全部虧損，承擔無限責任，其所有財產都可以用來償付經商債務。[7] 清代中國獨資商業的特征與近代西方經濟學和商事法學的規定并無不同。這種資本形態出現最早，古今中外普遍存在，清代也大量存在，毋庸一一舉例。
（一）獨資形態下的資本類型
清代獨資形態下的資本類型，除貨幣資本外，還有商業設施、商品，并且出現了商業信譽的資本化，具有一定商業信譽的字號招牌成為商人的經營資本。
1、商業經營需要采購商品，購置商業設施，一般需要以貨幣資金為資本，獨資形態下尤其如此。除了商人自有資本，也有借用他人資本，即“貸本經商”。“貸本經商”應產生很早，但到明代才引起注意，清代已很普遍，并且形式多樣，反映了商業經營和商人資本的。
“貸本經商”，這實際是指商人的資本來源，商人缺乏經商資本而向他人借貸。如畿輔李遇春，有“商人某貸遇春將及萬金，大其業”。[8] 宛平查容端“嘗假人鉅資，權子母為生計”。[9] 永清劉瑚因永定河沖決，家道中落，“從人乞貸，權子母錢”。[10] 康熙時長蘆鹽商張霖承辦陳州等七處引鹽，系借權臣明珠本銀。[11] 康熙間山東單縣李之玉“因家揭貸資本，貨賣絨線雜貨延生”；道光七年二月十六日兗州孔傳成向李克恭借京錢二百千，“買羊絨作氈帽生理”，立有揭約，“注明每月二分行息，言明十月初一日本利全清”。[12] 河南內黃縣山西商人“有借人本銀經營者”。[13] 山西長治秦功德曾“揭債二十金在本村開設錢桌”，又曾因經商虧本，向在安徽霍邱縣開店的堂叔秦晉齊借本錢一百余千文“往來貿易”。[14] 江寧范文聯因家道中落經商，“親戚多奇君者，則共資佐之走京師，用蠡[石兒]之術屢致千金，輒遭火，負貸且累鉅萬，……二十年中三火，而家益豐，業已成”，將借貸全部還清。[15] 無錫錢琭少時“貸子錢負重貿易為生”。[16] 清初四川鹽商多為小販“借本”行鹽。[17] 乾隆時巴縣劉榮“與五姐借了一千文在外做生意，每月認他利錢一百文”；[18] 嘉慶時劉萬成“陸續約借”劉仙玉銀1150余兩，廖德隆銀780兩，“辦運木植來渝發賣”；朱清順“揭本販靛生理”，“原屬無本，系三友、曾玉興等血本銀六百余兩”；張志德“籍隸湖廣，來渝小貿營生”，因“缺乏資本”，同鄉李本忠等“遂共湊銀四千一百兩給張志德頂充磁器行”，“議明所幫銀兩陸續在行用扣還”；王興元開油蠟鋪系“借本小貿”；道光間黃有成“先后立票”向客民邱費源等借銀3900余兩，“作本往合江縣買靛來渝發售，原言把貨賣了給還客民銀兩”。[19] 雍正七年貴州正安殷漢鼎將田一塊暫典與溫洪漠耕種，得價銀90兩，往四川營生；乾隆二十五年貴州開泰縣毛來廷“因生理短少”，向穆姓醮上眾人穆連生等借紋銀48兩，以曲尺田一丘作抵。[20] 徽商貸本經商也很多，在明代就有人說：徽商“雖挾資行賈，實非己資，皆稱貸于四方之大家，而償其什二三之息”，[21] 清代也是如此，清人方承風說：“黟俗尚貿易，凡無資者，多貸于大戶家，以為事業蓄計”，[22] 如歙人王大善，其世父業鹽失敗，他到揚州，“稱貸籌什一，業以大興”；[23] 胡梧“假資置湖絹，往來揚州，又置茶，皆獲利”；[24] 歙縣鮑尚志曾為人“司鹺務”，其舅氏程明遠借給他二百金“自營，弗較息”，鮑尚志“乃往丹陽販米”，后又業鹽；[25] 鮑士臣“少孤貧”，“或貸之金，居積稱素封”；[26] 康熙三十三年祁門汪允彥因“在邑開店生理”，將田當本紋10兩，每月每兩貳分行息；[27] 康熙四十七年張羽侯因“店中缺用”，將屋八間當九五銀40兩。[28] 嘉道時兩淮鹽商資本緊缺，常常“借資以濟運”。[29] 清代商人貸本經商極為普遍，乾隆間的商業書《商賈便覽》卷六就有多種為經商而借銀、托人借銀及討銀、代討、托人討銀的尺牘格式。
除以借貸資本作為啟動資金開始經商外，清代商人在經商過程中也有借貸資本的。有的以借貸資本償還商業債務，如嘉慶十一年巴縣羅長友帽鋪欠山西商人賈天順氈片等貨價銀一百余兩，羅長友“將伊得當伊母舅馬光明熟土柴山房屋當約一紙，計當價銀六十兩”，折抵賈天順貨銀，[30] 是以房屋當價償還欠債。還有經營過程中因資本不足而借貸。康熙二十二年徽商汪之倫為“店中生意營運”，將屋一間、菜園一處當銀20兩整，利息每年二分五厘；[31] 康熙三十三年祁門汪允彥“因在邑開店生理”，將田出當與叔名下銀10兩，言定每月每兩二分行息。[32] 徽商王大善因“世父某業淮北鹺，算絀多負”，命他“振之”，他改至揚州經營“世鹺業”，“稱貸籌什一，業以大興”。[33] 清代皇商、鹽商常因資本不足領借官帑。[34] 清代商人有一種稱為“囤當”的經營方式，以所購商人向典鋪質當，取得當價更番購買商品，以增加流動資金，[35] 也是因資本不足而借貸。
清代史料中有“領本”經營，有的也屬于借貸。康熙十一年徽州商人胡應縉在湖廣桂陽縣病故，“僅存本銀伍拾兩整”，由其兄應綬“領營運生息，每年硬包利銀壹拾伍兩”，“其本候侄汝梓、（汝）格二侄長大，將伯領約付本繳還”，至二十一年“因連年生意失利，本耗無存”，應綬子汝楫將土庫一所、田一丘“抵還叔本”。[36] 這里“每年硬包利”15兩，即是年息30％，胡應綬實際是借了其弟銀50兩“營運生息”。
貸本經商屬于主動借貸，而清代有些商人店鋪接受他人存款。清代官僚往往將銀兩寄存于商人，如乾隆時協領諾穆三寄存帽鋪銀1000兩，錢鋪銀2000兩，托蒙阿寄存泰來當鋪1000兩，雜貨鋪500兩。[37] 又如金陵有金姓香蠟鋪“偶有外來客存錢數百緡”；[38] ；太倉“有開南貨店某，……有遠商存千金某店”[39] 。陜西渭南焦承祥在四川成都溫江縣開設泰和昌號放賬生理，有焦承武在成都李氏幫貿，道光十四年“焦承祥念系同宗，將承武攜入號內為夥，伊【焦承武】從李氏號中帶過銀八百兩，寄存生息”。[40] 有一商人收債而還，夜間遇盜，請求盡醉全尸而死，并拿出一張證券說：“此項現存某行，執券往索可得”。[41] 廣東十三行商人也接受親友和外國商人的存款。[42] 商人接受存款需要支付利息，但這些存款也成為他的經營資本，可以說，存款是商人的一種被動借貸。
2、除了貨幣資金，獨資商人的資本形態還具有多種類型。
有的商人以產品實物為啟動資本開始經商。如農民以收獲的莊稼為資本，山西夏縣“民俗赴末者眾，每新谷登場，量存一家口食，余即糶賣，以作資本，外出貿易”。[43] 紹興陳天隱亦是如此，其祖、父均為佃農，他不愿為農，“私糶”其父準備交租的稻谷，曰：“某貨可居”，“旬日間，獲利數倍。父奇之，聽其居積。不十年，富甲一鄉”。[44] 湖南臨湘曾毓璉康熙末隨父興韓到四川云陽，日為人傭，夜開荒種瓜，瓜實“積數年至十余石，運湘貨之，復買土物來蜀，皆得高價。懋遷逾一紀，獲利轉豐”，[45] 曾氏父子是將收獲的莊稼直接作資本投入商業經營。有的地主將實物地租作資本經商。康熙帝曾說：“富饒業戶，陳陳相因，賤買貴賣，每獲厚利”，[46] 山東濟南“民業耕桑，富者積棉儲粟，相時糴糶”，[47] 掖縣“富室殷客一撤，咸思囤糧規利，即非販運出境，而累百盈千，坐待翔騰”。[48] 曲阜孔府衍圣公的店 鋪也出賣其收取的實物地租，如芝麻等物。[49] 有的則以手工產品為資本，如慈溪沈周行“少時嘗失業家居，母氏施持門戶，集鄰嫗里媼，出紡絲成織貝之會［邀會］，得布若干丈，命周行出貿山縣”。[50] 又如上海王文瑞、文源兄弟幼習索陶，“比長聚所絞索為肆”，“至業稍裕，販渤海、遼沈間，多億中，家累鉅萬”。[51]
有的商人以借貸商品為資本經商，也是“貸本經商”。如清初徽商洪宗曠經商景德鎮，“嘗舟載器往外江”，遇客被竊本銀百余兩，洪宗曠將“舟上瓷貨值百金外”相贈，而客販于三月后將本利兌還。[52]
商業設施屬于固定資本，也有商人租用商業設施，也是“貸本經商”。康熙三十二年徽商陳某因岳父自明公“病篤孫幼”，“以隆記染坊相托料理”，“遂代隆記染坊事，其店向與程履吉合開，清查店本，所存無幾”，陳某“復挈本重興店業”，“因包利過厚，致虧予【陳某】本千金”，后仍交程姓管理，[53] 這里雖然說是“相托”、“代事”，但實際是以“包利”即固定利息租借了隆記染坊，陳某并注入自有資本，獨自承擔經營虧損。康熙五十七年休寧吳隆九“包攬”到汪嘉會、全五“新創汪高茂字號”開張雜貨布店，“計本紋銀五百兩整”，年息一分六厘，規定“其店中各項買賣貨物等務，俱在隆九一力承管”，“其房租、客俸、店用、門差，悉在本店措辦無異；凡店中事務以及賒押并年歲豐歉盈虧等情，盡在隆九承認，與汪無涉；但每年獲利盈余，盡是隆九獨得，銀主照議清息，不得分受”，在“議墨”后有“領約”說：吳隆九“憑中領到汪嘉會、全五二位相公名下巢平九三紋銀五百兩整”，[54] 這也是“領本經營”，但實際是吳隆九以年息一分六厘租用了價值五百兩的汪高茂字號，原店主汪嘉會、全五成為“銀主”，只能取得借貸利息，所有經營業務、利潤盈虧都由吳隆九承認，與原店主無關，吳隆九成為汪高茂字號的實際經營主體，這個字號成為他的經營資本。這兩例都是租用包括店名在內的整個店鋪，至于租借店鋪房屋、家具等商業設施的也很多。乾隆三十一年巴縣方既和“短佃秦富庶鋪面一間賣茶生理，每日佃錢四十文現交”，另借“日行打錢八千文，包利四千文，共十二千文”；嘉慶十六年王時榮曾租天后宮房屋開設同聲花行，押佃銀100兩，每年佃銀60兩，王時榮并對房屋進行修造；道光五年王時榮將屋另佃與陳億順開花行，每年佃銀100兩，至道光十一年陳億順欠王家“佃銀三百余金，外租家具銀四百余兩”，“其行家具等件”均系王時榮所留。王時榮原向天后宮租得店鋪房屋，陳億順又向王時榮租用了鋪面房屋、家具等商業設施，只有招牌是他自己的。又如道光三年江西商人程合盛租得李萬仙鋪房一間及家具開設布店，每年租金銀25兩。[55]
巴縣還有出租牙行牙帖的，乾隆四十一年楊瑞龍分別以銀91兩、44兩、錢50千文押到周天順、王洪仁、馮兆元竹行，規定“其銀無利，行無租”，“銀到行回”；道光七年方曰剛租用屠際昌牙帖，每年租銀一百兩，“其每年帖課，惟屠姓承納；至若驗帖編審等費，方姓承辦”；道光二十三年帖戶譚春和招到鐘斗垣“掛平開設寶源靛行”，將牙帖出租給鐘姓，收取押平老銀一百五十兩，“其銀無利”，租佃結束時退還鐘姓，規定買賣所獲傭金，每百斤帖戶得分九扣銀一分七厘，其余房租和驗帖驗平等官費雙方分攤，但“凡行內出入銀錢客貨帳項，鐘姓自行料理，不與佃戶春和相涉”，春和新舊帳項自行填還，不與鐘姓相涉。[56] 這些出租的牙行牙帖也成為承租人的經營資本，承租人藉此獲取利潤，也承擔虧損，“自行料理”“行內出入銀錢客貨帳項”，成為經營主體，原帖戶則收取押租和租銀。各地還有出租鹽引的，如兩浙“各處商家本多引少者向系租賃本少乏商配掣，每張分銀五六七八分不等。”[57]
康熙時徽商陳某經營布業及染坊，創立萬孚、京梓、惇裕、萬森、廣孚五號，他自訴五號“皆殫盡心血，操成一店”，店屋及“重造字號五個，計值萬金”，要子孫只可合做，不可同號分開，“開老字號每年貼不在內者招牌銀”；后陳某之子麗友撥本另做，雍正九年兄弟公議“招牌印租”每年貼九五銀160兩，“嗣后兄弟中或有撥本者均照此議，不另立議”；乾隆二十一年兄弟九人分家，“字號招牌六扇（萬孚浩記、惇裕豐記、廣孚仁記、京祥生記、成裕孚記、本善立記）計作價銀捌千兩，九股均分”，這次分家后“將全業暫并長房，計價作本生息”，各家可按分得的招牌銀分取利潤。[58] 這一事例說明，清代商人已經認識到字號招牌是一種無形資產，可以藉此獲利，具有一定的價值，并已估算它的價格。因此也就出現了假冒著名字號招牌謀利的行為，“乃有射利之徒，并不自立字號，覬覦他人字號盛行之時，或以字音相同，或以音同字異，竊冒壟斷，以偽亂真”，順治十六年、康熙四十二年松江府就因假冒字號招牌立碑示禁，乾隆元年又因“蘇郡布商冒立字號招牌”，立碑禁止，并說：“從前盛行之字號，可以租價頂售，償招牌，即成資本”，[59] 明確指出，著名的字號招牌已成為“資本”，“可以租價頂售”。北京也有假冒著名字號招牌，乾隆時“京師市肆扁【？匾】榜，標識百出。一家擅名，必有數家假借，希以竊之”。[60] 乾隆二十一年北京萬全堂藥鋪原東家樂氏與孫姓、姜姓、菅姓合伙時規定，樂氏每日小鋪中取“字號錢大制錢壹千文，不在賺賬之內，風雨勿欠”，[61] 這里的“字號錢”實際是四姓合伙的萬全堂給原樂家老鋪萬全堂的租金，反映了對原萬全堂商業信譽價值的認定。徽商吳氏有源匯店是一個合伙商店，由朱步云、汪殿熙二人“包做”，乾隆五十一年吳氏分家時，朱、汪二人“欠招牌銀四兩”，[62] 這里的“招牌銀”也是朱、汪二人給吳氏一家的租金。又如道光九年巴縣王燦奎“與朱姓合伙租到周義合名下捆縛糖包招牌一塊，當交押租老銀一百兩正【？整】同貿一載”，[63] 周義合的招牌也是有價值的。這些事例說明商業信譽已經資本化，成為商人的資本組成部分。
上述獨資形態下的資本類型，除貨幣外，還有實物、商品、商業設施及屬于無形資產商譽，實物、商品和商業設施都是貨幣的物化形態；商人除自有資本外，還以借貸方式取得經營資本，借貸方式取得資本有主動借貸與被動接受存款兩種。不管以什么方式取得資本，是哪種資本類型，商人都藉以獲取利潤，同時也承擔全部虧損，乃至以其所有財產支付債務。在貸本經商下，商人需從利潤中分出一部分作為利息支付給資本所有者，但資本所有者所取得的是借貸利息而不是利潤，并且不承擔經營虧損，因而不是經營主體。
注釋
[1] 史尚寬：《債法各論》，臺北1981年7月第5版，第399頁。
[2] 參見史尚寬：《債法各論》，第713~714頁。
[3] 徐棟：《保甲書》卷二，葉世倬《為編實審保甲事》。葉世倬乾隆甲午（三十九年）舉人。
[4] 參看汪士信：《明清時期商業經營方式的變化》，《史》1988年第2期；《中國十大商幫》有關等；劉秋根：《論中國古代商業、高利貸資本組織方式中的“合資”與“合伙”》則論述整個古代，見《河北學刊》1994年第5期。
[5] 薩繆爾森：《經濟學》上冊，商務印書館1988年11月，第141頁；張國鍵：《商事法論》，第67~75頁。
[6] 羅一星：《試論明清時期的佛山商人資本》，載《廣東》1985年第3期。
[7] 薩繆爾森：《經濟學》上冊，第141~142頁；張國鍵：《商事法論》第67~68頁。
[8] 光緒《畿輔通志》卷228，第6冊，第8050頁。
[9] 《章學誠遺書》卷16，《文集一》，《裴母查宜人墓志銘》，第157頁。
[10] 《章學誠遺書·外編》卷12，《永清縣志七》，第499頁。
[11] 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十九日直隸巡撫趙弘燮奏，《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二輯，第165頁。
[12] 《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3編第15冊，第51、27頁。
[13] 《河北采風錄》卷4，《河內縣水道圖說》，轉見李華：《試論清代前期的山西幫商人》，載《論叢》第三輯，第325頁。
[14] 《史料旬刊》第28期，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二十一日調補安徽按察使農起奏；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護理安徽巡撫李質穎奏。
[15] 朱筠：《笥河文集》卷13，《國子監生范君墓碣銘》。
[16] 黃卬：《錫金識小錄》卷7，《稽逸三·封君·錢堠山》。
[17] 張德地：《四川鹽課疏》，《清經世文編》卷50，第1245~1246頁。
[18] 《清代巴縣檔案匯編(乾隆卷)》，第143頁。
[19]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第323、350、372、、393、352頁。
[20] 《清代土地占有關系與佃農抗租斗爭》上冊，第231、172頁。
[21] 康熙《徽州府志》卷8，（明）金聲與徐按院書。
[22] 方承風：《訓導汪庭榜墓志銘》，轉見《徽商研究》第69頁。
[23] 程恩澤：《程侍郎遺集》卷8，《王君元長墓志銘》。《叢書集成初編》本。
[24]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15。
[25] 歙新館《鮑氏存著堂宗譜》卷2，《鮑尚志行狀》，轉見《明清徽商資料選編》第70頁。
[26] 嘉慶重修《兩淮鹽法志》卷43，《人物一》。
[27] 《康熙祁門汪姓謄契簿》，“屯溪資料”，置424。
[28] 《康熙四十七年張羽侯當屋契》，《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第一卷，第158頁。
[29] 李澄：《淮鹺備要》卷7。
[30]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第220頁。
[31] “屯溪資料”，置248。
[32] 《康熙祁門汪姓謄契簿》，“屯溪資料”，編號424。
[33] 程恩澤《程侍郎集》卷8，《王君元長墓志銘》。
[34] 韋慶遠、吳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興衰》，《歷史研究》1981年第3期；封越健：《論清代商人資本的來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5] 封越健：《論清代商人資本的來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6] 康熙《胡氏鬮書》，“屯溪資料”，編號：分185。
[37] 《清高宗實錄》卷1446，乾隆五十九年二月乙丑。
[38] 甘熙：《白下瑣言》卷6。
[39] 鄭光祖：《醒世一斑錄》，《雜述三》。
[40] 樊增祥：《樊山公牘》卷2，武生焦振國等上控焦繼華一案詳稿。
[41] 袁枚：《新齊諧·續新齊諧》卷1，《伏波灘義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12月，第578頁。
[42]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228~229頁。
[43] 魯九皋：《魯山木先生集》，稟后中水平糶事宜，轉見《明清晉商資料選編》，第25頁。
[44] 俞蛟：《夢廠雜著》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84年7月，第24頁。
[45] 民國《云陽縣志》卷28，《士女·耆舊四》。
[46] 《清圣祖實錄》卷142，康熙二十八年九月甲午。
[47] 宣統《山東通志》卷40，《疆域志·風俗》，引《濟南志》，第一冊，第1500頁。
[48] 乾隆《掖縣志》卷6。
[49] 何齡修等：《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第360頁。
[50] 尹元煒：《溪上遺聞集錄》卷8，轉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史資料》第一卷，第236頁。
[51] 同治《上海縣志》卷21，《人物三》。
[52] 婺源《燉煌洪氏通宗譜》卷58，《儒俠永旦洪公傳》，轉見：《明清徽商資料選編》，第209頁。
[53]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藏屯溪資料，編號：分B017。
[54] 《休寧潛溪汪姓置產簿》，“屯溪資料”，編號：075。
[55]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下冊，第141、62、60頁。
[56] 《清代乾嘉道巴縣檔案選編》上冊，第327~328、341、359頁。
[57] 雍正八年七月戶部覆浙江總督管理鹽政李衛疏，嘉慶欽定重修《兩浙鹽法志》卷11，《奏議二》。
[58] “屯溪資料”，編號：分B017。
[59] 《上海碑刻資料選編》，第86頁。
[60] 阮葵生：《茶余客話》卷18，《著名市肆》，第548頁。
[61] 《崇文門外萬全堂藥鋪資料輯錄》，《清史資料》第一輯。
(一)嚴格分業的經營體制
自1995年《商業銀行法》頒布，我國金融業正式確立分業經營體制以來，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嚴格分業經營，投資銀行嚴格履行分業經營環境的要求履行專業化經營。
(二)業務結構單一
首先，經營杠桿率過低。我國投資銀行經營財務杠桿率較低，僅為3%左右(見表1)，剔除客戶保證金則更低，不到2%，遠遠低于美國投資銀行業平均水平，與我國銀行業2011年14.7倍經營杠桿比率相比，也差距明顯。其次，業務流和業務功能不完整。目前我國投資銀行業務流不完整，主要提供通道服務、資產管理和承銷等相關業務國內產品;業務功能不全，主要表現在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建設仍有待完善且缺少做市制度設計，交易功能缺失，銀行間市場的結算人均為商業銀行，托管實行中登公司集中托管，投資銀行無結算、托管功能。最后，業務收入結構單一。2012年在證券二級市場低迷的前提下，經紀業務收入仍占比近40%，雖較2011年、2010年經紀業務收入占比超過50%的局面有所改觀，但業務收入來源仍較為單一，僅與美國1976年傭金自由化后的投資銀行業收入結構基本相同，資產管理業務、其他與證券相關業務、共同基金銷售及商品業務等有待發展。
(三)依靠內源性股權融資的單一性融資結構
我國客戶存管保證金一直被明確禁止使用，分業經營以及銀行資金禁止流入股市關閉了向銀行借款和吸收公眾存款的渠道，以安全為先的監管規定限制了投資銀行短期融資債券、次級債、購回協議的規模和可操作性。雖然管理層2012年推動了相關創新，但以最具代表性的上市券商華泰證券2012年半年度資產負債表看，其負債僅通過少量拆入資金和賣出回購金融資產融資，占比不到15%，融資結構較為單一。
(四)注重落實合規和具體指標要求
目前我國投資銀行業的監管著重合規性監管設計，對效率方面考慮不周，監管著重堵而不是疏，留給投資銀行自己可決定的空間非常小，限制了投資銀行創新能力和創新業務的發展。
二、促進我國投資銀行發展的對策建議
為更好的服務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需要，滿足市場參與者多樣化的投融資需求，轉變我國投資銀行經營模式勢在必行。
(一)應繼續堅持分業經營，促進投資銀行整體經營能力提升
次貸危機中美國前五大獨立投資銀行之所以遭受重創，并非其獨立投行模式，美國銀行等商業銀行金融機構同樣遭受重創，他們能成功度過危機的主要原因是銀行相關制度的設計，如存款保險制度、美聯儲的最后貸款人機制。且次貸危機后美國投資銀行實際經營體制的選擇，表明作為經營與管理風險的專業機構，獨立投資經營體制仍有其獨特的優勢。現我國資本配置效率總體處于較低水平，投資銀行功能效率不高，其資源配置功能遠沒有充分發揮。如目前實行混業經營將不避免進一步壓縮獨立投行模式經營的空間，經營特色難以顯現。因此，目前應繼續堅持分業經營體制，加快獨立投資銀行業務轉型，鼓勵創新，培育投資銀行穩定的多元化的業務結構，待條件成熟后再推動我國金融業的混業經營。
(二)盡快實現投資銀行業務多元化
首先，加快推進完整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業務平臺建設。美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結構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同時也是美國投資銀行多元化業務結構形成時期。因此，為實現我國投行業務的多元化，應盡快協調相關監管機構，加快推進包括交易所債券市場、柜臺交易市場等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構建完整的業務發展平臺。其次，鼓勵購并重組。美國投資銀行發展史就是一部行業并購史，補充了其欠缺的業務單元，提升了經營實力，促進了美國投資銀行的業務多元化。如高盛1981年，通過收購杰潤公司，進入商品、貴金屬與外匯交易等。目前我國投資銀行經營地域性較為嚴重、整體經營規模較小。因此，在發展的過程中應堅持兩條腿走路，在注重行業自身積累的同時，積極展開針對性并購，重點改善自身業務薄弱環節。第三，加快創新，完善業務產品線和業務功能。美國投資銀行全業務產品線和完整的業務功能是其業務多元化的基礎，而縱觀目前我國的投資銀行，無法投資大宗商品，貨幣無法為企業提供信用貸款和過橋貸款，無法提供清算、托管、交收服務功能等。因此，應加快完善業務產品線和業務功能。第四，應注重提升投資銀行風險管理能力。風險管理能力是金融企業的生命，如巴林銀行的倒閉、摩根大通的巨虧等等，這些生動的案例清晰的描述了金融企業風險管理能力的重要性。因此，為夯實業務風險管理，應強化投資銀行自身風險管理能力，盡快落實有效機制，強化投資決策者、操作員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提高投資決策者、操作員的執業素質等風險控制關鍵因素，同時開展成熟風險管理技術應用和壓力測試，建立起證券公司業務的流動性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信用風險的防控機制。
(三)拓展融資渠道，促進投資銀行業務多元化
從投資銀行業務對經營資金的占有屬性看，除通道經紀、財富管理、投資銀行業務外，其它業務的發展均對經營資本有一定的要求，投資銀行業務的多元化必將需要經營資本的支持。一是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應放開投資銀行融入客戶保證金資金的限制。二是賦予投資銀行一般借款人地位，包括發行債券和申請銀行長期貸款，同時應轉變觀念，鼓勵證券公司適度經營杠桿化。三是充分發揮證金公司功能，賦予投資銀行從證金公司借入經營資金的渠道。
(四)推進監管改革，鼓勵業務創新
當前全球經濟高速發展，各個企業組織機構等要想立足市場，務必要樹立競爭意識，以此才能面對挑戰規避各種金融風險及經營管理風險。另外，商業銀行同樣屬于金融企業，并主要以貨幣業務處理作為主營業務，所以它的經營業務更為廣泛，這不僅是因為貨幣本身性質具備流動性，同時也因為伴隨我國及全球化經濟的迅猛發展，其管理需求也在同樣提升，為此才能為客戶、用戶提供優越的服務。
一、當前我國商業銀行在發展管理過程中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融資渠道不足
當前來說，我國商業銀行普遍面臨的是資金籌措現狀不佳，主要體現為投資成本偏高，故而在實踐經營中很難獲取價高效益。另外由于商業銀行的經營特點，主要以貨幣為業務拓展對象，所以其業務相對集中、面臨的風險就更大。雖然在國家行政政策的主導下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機構在貨幣存貸方面占據較大優勢，但是由于我國經濟迅速發展及計劃經濟體制的變革作用，不少傳統轉型類的工業企業在建設過程中向銀行借貸中出現較多客觀問題，使得商業銀行積聚大量不良貸款，從而致使商業銀行實則盈利能力大幅度下調、核心資本比例過大，甚至連帶商業銀行的附屬資本產業也出現管理不善的現象，并且銀行的各項資源、資本等也在不斷損益；而商業銀行僅僅憑借貨幣展開的信貸業務來源維持自身經營顯然是不夠的，同時僅憑借股票融資去解決現有問題有很難使資金籌措獲得應有的主動局面。
(二)自身發展為主、國家利益為后
可以說我國商業銀行的發展及規模壯大與國家下達的政策密切相關。而伴隨當前計劃經濟體制改革及作用深化，我國商業銀行在競爭浪潮中多數處于被動局面，為了使自身在金融界立足并穩定經營與發展，就要加強自身執行管理效能。同時，由于商業銀行經營業務是始終圍繞貨幣業務展開，所以商業銀行是經營風險較大的機構，它理應比其他行業更要具備風險管理觀念。但是當前國內不少商業銀行機構在管理方面的服務質量體現常常令人堪憂，加之內部管理執行能力不強，并且多數商業銀行均是國有控股，為了維持自身經營資本的穩定，多數依賴國家填補一些舊賬、壞賬、呆賬等，給國家發展帶來了阻礙作用，同時自身發展由于內部控制管理不善使得自身管理效率與質量始終處于低下狀態，即發展道路任重道遠。
(三)操作風險的意識及觀念不足
不管國有企業、還是工商企業或是金融企業等，每個企業的終極目標都是以盈利為主，這同時也就是財務管理的目標，尤其是對于商業銀行這類資本運作性較強的企業，更應該認識到財務管理目標的應用的重要性，而且要規劃長期的財務管理目標。由于我國處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相較于發達國家來說相差很大，所以較長的時間內我國企業的財務目標只能確定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當前，國內金融機構競爭越來越激烈，金融機構內部的追求利潤也越來越強烈，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追求利潤不能忽視風險。我國的商業銀行在操作風險管理方面起步較晚，導致對操作風險的研究和認識還比較淺，被動式、防御性的操作風險控制仍占主導。
二、解決對策
(一)強化融資渠道、尋求利潤點
在當前我國的激烈金融市場背景下，銀行應當改變被動的股票融資局面，這不僅是由于當前負載型資本過剩，同時為了良好控制自身經營也應當規范我國債券市場不良風氣，努力尋求利潤點，實現資產證券化。商業銀行可結合地方自身商業銀行經營管控特點細致研究《巴塞爾協議iii》，以此逐步改善自身經營方式；另外《協議》中也明確指出我國在2019年會逐步進入資本消耗較少的經營時代，因此為了處理好經營融資籌措難題，就要改變當前經營模式，加強操作風險強化與控制，樹立科學風險管理觀念。
(二)加強現代管理、提高綜合競爭力
現代企業管理高度重視人力資源管理。為此商業銀行機構應當結合自身企業文化及金融經營理念，建立科學績效測評獎懲機制，以此實現監督與管理的促進作用，利用定期業績考核方式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與自我約束性。另外，當前時勢要求所需，商業銀行務必要重點培養業務處理能力靠前、風險管理能力的綜合性人力，以此才能在根本上提高核心競爭勝利。一方面是要設法留住人才，加強業務技能深化及培養，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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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要后續儲備人才，結合現有人才的各項工作處理能力展開明確分工、安排部署、提高其薪酬待遇，并以具體的績效測評獎懲管理機制去約束與鼓勵，以此在滿足人才的工作創造力與豐厚待遇的情況下，實現商業銀行與員工的共贏發展。
(三)強化內控機制、提升自身風險規避能力
當前來說，預警形式及主動形式的風險識別的研究情況還處于完善階段。同時，由于國家地產類項目及相關資本產業也處于活躍階段，導致金融市場空前活躍狀態。為此，商業銀行應當結合自身產業特點，建立內部財務控制機制及各項監督管理機制，以此才能處理好機構內的財務預算、核算、以及結算等各個階段的財務業務，強化現金流量管理，使得財務信息質量及可靠程度有所保障，進而促進了風險管理能力的提高，提高了風險規避效能，為建立起良好內部會計控制實施環境作出鋪墊，最終促進企業穩定經營。此外，當前商業銀行由于貨幣業務經營范疇較廣，完全依靠內控環境下計算機業務處理還不夠，應當全面推廣電算化業務處理、建立erp財務決策系統、為實現會計信息網絡化工作進程建立基礎保障，以此才能便于處理種類繁多、次數品多、大量金額的財務貨幣業務，建立起良好的客戶合作渠道，促進商業銀行克服當前挑戰，迎來重大機遇。
三、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