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3 09: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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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氬弧焊；大搖擺操作法；焊接工藝；焊接質量
中圖分類號 TG444.74 文獻標識碼：A
0前言
普光氣田地面集輸工程天然氣H2S含量13%～18%，CO2含量8%～10%，我公司承建的普光氣田地面集輸工程集氣站項目中，根據設計要求使用了INCOLOY825(φ114×17.5/14.2；φ89×11mm)特種抗硫管材。
目前抗硫管材的焊接在國內還沒有成熟的經驗可借鑒，由于管道內輸送的是高含硫化氫的天然氣，介質輸送壓力高達30MPa，焊接工藝較為復雜，對焊接質量的要求極高，特別是井口管道使用條件苛刻。參與該項目的國內幾家施工單位的焊工沒有此類工程的施工經驗。也尚無成熟的焊接工藝借鑒，焊接質量的優劣直接影響到管道使用安全。
其焊接工藝為手工氬弧焊打底+手工電弧焊填充蓋面。在前期的焊接技能培訓中，組織焊工和技術人員進行技術攻關，通過不同焊接操作方法的試驗摸索，優選的大搖擺操作方法顯現出明顯技術優勢，該操作方法尤為適用于INCOLOY825合金的焊接。在施焊中采用此種操作方法進行焊接，焊縫根部熔合及內表面質量得到明顯提高，焊接一次合格率達到98%以上。
1 焊接工藝分析
近幾年來，手工鎢極氬弧焊工藝在國內外承壓管道建設中應用較廣，但是采用大搖擺焊接工藝操作的方法焊接有色金屬管道使用的較少，其操作方式與國內的傳統操作方法有顯著不同(國內手工鎢極氬弧焊的傳統操作方法是：手靠著或不靠著工件，采用直線運作焊槍的方式進行熔焊)，該操作工藝具有一定的操作難度。而INCOLOY825合金則具有焊接低熔透性、在根焊時需對管內進行充氬保護。結合大搖擺焊接操作工藝及INCOLOY825合金的焊接特性，將大搖擺焊操作方法應用到實際施工中，可加快焊接施工進度，確保焊接質量。
1.1大搖擺焊接操作工藝
采用手工鎢極氬弧焊，在規定的焊接參數條件下，焊工操作方式上通過氬弧焊把的陶瓷嘴靠著焊縫坡口兩側 ，采用較大的搖擺幅度和一定的搖擺節奏來熔化焊絲和根部的焊縫，使達到一定的熔孔效應或熔池效應，以在焊接過程中及時觀察和掌握焊縫的形成，從而及時調整手工送絲的質量和頻率 ，按個人技術水平掌握的良好幅度和頻率來搖擺焊接，保證根部焊縫質量。大搖擺焊接操作工藝具有大間隙、小電流、細焊絲、大搖擺的特點。
1.2大搖擺焊接操作工藝的結構特點
大搖擺焊焊接接頭的結構特點如圖1所示。
圖1 焊接接頭裝配結構
焊接接頭的結構必須滿足如下要求 ：根部裝配間隙必須保證 a=3～5mm，在 4mm為佳 ；鈍邊量 b=0.5~1.5 mm；采用相同材質 、一定直徑規格的點固棒點焊組對焊口。
1.3 大搖擺焊接操作工藝優點
大搖擺焊接工藝操作特征如圖2所示。
f-擺動頻率；A-擺動幅度；d-根部熔孔直徑
圖2大搖擺焊接工藝操作特征
（1）大搖擺焊接操作工藝的焊接接頭結構，其根部裝配間隙比國內的傳統操作工藝間隙大 2～3min。根部打底的第一層焊縫采用大搖擺焊接操作工藝 ，根據熔孔效應判斷根部成形質量，保證根部焊透和熔合良好，在焊縫收口處預留 15～20mm焊縫暫時不焊，作為根部焊縫成形的觀察窗口（圖3）。這個觀察窗口為焊工觀察 、分析根部焊縫質量提供了良好條件，只要配備一把聚光小手電簡就可判斷根部質量 ，若有缺陷便可及時做好返工處理。最后再焊接此觀察窗口。因此，采用大搖擺焊接工藝操作能夠提高根部的焊接質量，提高焊接合格率，減少焊縫的RT檢驗返修率，降低 RT檢驗成本，提高焊接效率 。
圖3 焊接觀察口
（2）大搖擺焊接操作工藝的焊接接頭根部裝配間隙較大，在根部打底焊時，如果在現場疑難位置焊接，對于開敞性很差的位置，能夠較為容易地達到焊接熔池背面送絲（圖4）。控制背部焊縫成形和透明度，提高根部焊接質量和焊接合格率。
圖4熔池背面送絲
（3）采用大搖擺焊接操作工藝 ，由于焊接搖擺有一定的幅度和搖擺節奏 ，只要在坡口兩側停留的時間合適 ，層間熔合質量就可以得到保證。由于焊接搖擺具有一定的幅度和搖擺節奏，噴嘴中的氬氣保護具有良好的跟蹤保護性，對焊接熔池和熱影響區有跟蹤保護和冷卻的作用。因此，采用大搖擺焊接工藝操作可以提高焊縫的表面成形和質量。在整個焊接過程中，減少氣孔的產生，細化晶粒，提高強度，同時使焊縫具有良好的致密性 ，對于不銹鋼材料還具有很好的耐腐蝕性。
（4）大搖擺焊操作難點。大搖擺焊接操作工藝主要是裝配間隙、焊接過程中的擺幅及頻率、坡口兩側的停留時間、送絲量的控制。如何在焊接過程中合理匹配這些參數，需要通過嚴格的培訓方能達到。
1.4INCOLOY825合金的焊接工藝特點
鎳基合金在耐腐蝕、耐高低溫方面具有獨特的優點。但由于其特性決定，在其焊接過程中需采取一些特殊措施方能保證焊接質量。常見的焊接缺陷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4.1雜質污染和晶界開裂
鎳在高低溫下均具有良好的塑性及加工性能，在結晶溫度200℃~600℃以上退火可消除加工硬化，提高塑性。鎳的化學活性低，在氧化初期形成的氧化膜能防止其進一步的氧化和腐蝕。鎳與Cr、Mo等其他元素形成合金后，力學性能、抗腐蝕性能、抗氧化性能顯著改變，熱導率和電導率下降。純鎳焊接性能良好，但極易被鉛、硫等雜質污染，延晶界開裂。所以在焊接時應注意防止污染。
1.4.2熱裂紋及晶間腐蝕
焊縫中的低熔點雜質元素易與鎳元素形成低熔共晶物；其熔池流動性差，表面張力大。增加焊縫晶間腐蝕、焊接熱裂紋的發生傾向。此外，鎳對氫、氮等比較敏感，容易產生氣孔和弧坑裂紋。對于含Gr、Mo等元素的焊接接頭具有晶間腐蝕傾向，主要是由于焊接接頭在敏化溫度范圍內停留時間較長，造成晶界附近貧Gr貧Mo引起。因此，在焊接過程中應采用較小線能量，防止Gr、Mo等元素的燒損；同時，收弧接頭要飽滿。
1.4.3氣孔及氫瘤
O2、H2、CO2在液態鎳中溶解度較大，但在冷卻時溶解度明顯減小，熔池中的氣體來不及逸出，可能會在焊縫中產生氣孔和氫瘤。因此，在焊接過程中要對焊接區域進行可靠的保護，使熔池得到脫氧，避免氣水等缺陷。鎳基合金熔化焊具有低熔透性的特點，但不宜采用大線能量增加熔透性，一般采用較大坡口及較小鈍邊。例如，坡口加工時采用較大坡口角度（75°）和小鈍邊（0～1.5mm），焊接時擺動焊槍，增加熔深。
1.4.4焊接區域的保護
根據以上幾點分析，在鎳基合金的焊接施工中對焊接區域的保護極為重要。在采用手工鎢極氬弧焊根焊中，必須在管內持續充氬，防止氧化。且在焊接過程中，須對焊縫進行觀察，焊縫區、熱影響區金屬呈銀白、金黃色說明氣保護效果好，方可繼續施焊。
2手工氬弧焊大搖擺操作工藝在INCOLOY825合金管材焊接上的應用
根據以上對大搖擺操作方法及鎳基合金工藝性的分析，我們在施工中將大搖擺操作方法應用到鎳基合金的焊接中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1)大搖擺操作方法要求較大的組對間隙，在鎳基合金的焊接過程中需要足夠的間隙以便對內部焊縫進行觀察。
(2)鎳基合金熔池流動性差，大搖擺焊操作方法可以對熔池進行有效地攪動，有利于熔池內各種氣體的逸出，防止產生氣孔。且有利于焊縫內表面成型。
(3)鎳基合金的焊接要求采用較小線能量。大搖擺焊操作工藝具有細焊絲、小電流的特點，有利于防止焊接接頭熱裂紋。
(4)鎳基合金具有低熔透性的焊接特點。大搖擺焊操作工藝組對間隙大，主要控制焊縫坡口兩側的停留時間，可以對坡口兩側金屬有效地熔合，增強焊接接頭熔透。大搖擺對焊接熔池和熱影響區有跟蹤保護和冷卻的作用，降低了焊接接頭在敏化溫度范圍內的停留時間，避免晶界貧Gr、貧Mo，以提高焊接接頭的抗晶間腐蝕性能。
(5)大搖擺焊接操作工藝結構的裝配間隙比較大，焊接填充金屬量多，焊縫較寬，變形量大，如果裝配控制不當，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采取反變形措施。
3應用效果
大搖擺焊接工藝具有焊接合格率高 、焊縫成形好、返修率低等的優點，對鎳基合金的焊接尤為適合。在普光氣田地面集輸工程建設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其應用效果良好，鎳基合金管道的焊接一次合格率達到98%以上，大大降低了焊縫返修率，提高了焊接質量，加快了工程建設速度。
參考文獻：
[1]中國石化集團第五建設公司.SH3501石油化工有毒可燃介質管道工程施工及驗收規范.2001
一、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在經濟體系中，交通運輸是具有基礎性和先導性的產業，交通運輸產業的發展對經濟發展具有杠桿作用，必須優先發展。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上看，交通運輸仍然受到“瓶頸”制約，比如總體運輸能力長期不足，限制型運輸狀況比較嚴重；另外，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產業鏈涉及到鋼鐵、水泥、建筑、機械、電力、信息、計算機、精密儀器等許多相關產業，其投資拉動對促進經濟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因此，作為與經濟發展關聯度大、產業鏈長的重點行業，交通運輸是社會經濟發展和振興不可或缺的產業。
其次，交通是經濟發展的前提，主要體現在基礎作用和動力作用兩個方面：交通運輸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對經濟發展起著基礎性作用；交通運輸的自身發展又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發展起到動力作用。在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時期，交通運輸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以及兩者的互動，使交通運輸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不出現或少出現的權宜之計還是要超前發展交通運輸。因此，要保持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交通先行”是基本保障條件。
第三，交通運輸發展具有自身的規律，這個規律分為兩方面：一方面，各種運輸方式自身是一個完整的系統，而這個系統自身是在不斷發展、不斷優化的。另一方面，這一系統要跟上時代的步伐，不斷適應時代的要求，尤其是適應技術進步要求的部分要充分體現出來，就交通運輸系統而言，就是盡可能將用于滿足未來交通需求的基礎部分要適度超前考慮。就武漢城市圈而言，區域內交通運輸系統的更新一方面隨著區域經濟發展的發展而發展，另一方面又要考慮到整個區域內的交通運輸狀況，因為區域交通運輸不僅是實現區域經濟專業化協作的手段，也是區域內部、區域間商品交換和信息傳遞的重要手段，其運輸線路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經濟中心的吸引范圍，并且影響著區域的界限。
綜上所述，交通運輸的發達程度與區域經濟水平呈正相關。
二、武漢城市圈的交通現狀
武漢城市圈以公路交通網絡為主，已基本形成鐵、公、水、空綜合運輸體系：武漢城市圈公路交通系統是以武漢為中心向周邊8個城市的發散，將建成“一環十三射四聯線”的公路主骨架網，包括以武漢為中心樞紐、由環城市圈快速路和13條呈放射狀的高速公路與快速路。目前區域內以高等級公路為主體的干線公路網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城市圈已建成公路里程35739.3公里，公路網密度達到61.6公里/百平方公里。但9個城市之間遠未形成互為連通的交通網。在城市圈建設中，將著力打造大交通格局，以高速公路、鐵路、航空、信息四大通道建設為重點，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努力形成武漢大交通網絡。
良好的水運天然條件，使得武漢成為長江中游的航運中心，擁有長江、漢江兩條黃金水道。武漢新港的建設將使武漢城市圈港航基礎設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目前區域內共有鐵路5條，開通到京、穗、滬快速客運通道，在建的城際鐵路是中部地區的重要鐵路樞紐。天河機場是國際4E機場，是全國六大區域性航空樞紐之一，有150余條航線，日均航班達l30次，可以通達60個城市，年吞吐量已突破1000萬人次。
截至2010年，武漢對外交通量將大幅度增長，鐵路、公路、航空的客運量將分別增長34%、33%和50%，鐵路、公路、航空和水運的貨運量將分別增長13%、29%、89%和67%，從武漢市和武漢城市圈的交通狀況分析，要推進武漢城市圈的建設，必須實施區域交通一體化。
三、交通運輸體系對武漢城市圈經濟發展的作用
城市交通的便捷程度與城市經濟的發展乃至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關系相當密切。
作為華中地區經濟的中心，武漢市經濟的發展客觀上對華中地區區域經濟的發展的促進作用是通過物質流和非物質流的形式實現的，而龐大物質流的載體便是城市交通系統。城市交通系統是區域交通運輸體系的組成部分，更是產業投資者在投資前期首要考慮的因素之一，它將直接關系到投資者的預期效益。一個城市具備了基本的投資硬環境，加上其他條件的配套，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就有了活力。
作為城際間重要聯系紐帶的交通，尤其是公路交通，是城市經濟圈建設與發展的極為重要的一環。其中軌道交通以其運量大、速度快、污染少、準點的優勢作為交通一體化的重中之重，將對武漢城市圈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武漢城市圈的多軌道交通體系主要包括：直達客運專線——武漢周圍將形成京廣鐵路、京九鐵路和京廣客運專線的貫通南北，武九鐵路、漢丹鐵路和滬漢蓉客運通道以承啟西東的路網體系；城際鐵路客運線——改造和利用現有的鐵路資源，開行至孝感、隨州、襄樊、荊門、宜昌、鄂州、黃石、成寧和麻城的城際鐵路；其次是新建武潛線開行至仙桃、潛江的城際列車；市郊鐵路線——主要服務范圍為武漢市區，包括陽邏、北湖、紙坊、金口、常福、蔡甸、宋家崗等7座新城在內；城市軌道交通線——由7條線路組成為主城區提供快速、便捷的軌道交通客運服務。如此，將形成以武漢為中心，由點到點、由點到線、由點到面的交通網絡體系。
城市軌道交通體系的建成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是：帶動房地產升值、催生經濟商圈。軌道沿線企業和居民的可達性將大幅度提高，沿線土地和房產的需求也將大大增加，房地產升值。以地鐵2號線來說，中山大道、解放大道、中南、街道口等商圈將聯接，新的光谷商圈將形成。
除了直接的地產效益外，旅游業也受益匪淺。武漢城市圈旅游業分為三級市場，城市圈范圍內的3100萬人口，特別是武漢城區的400多萬人，可發展近距離的旅游，屬于武漢城市圈旅游的核心一級市場；其次，以武漢為中心的300km范圍、鐵路公路等交通干線直接覆蓋的人口達到6000多萬，是武漢城市圈旅游的二級客源市場；第三，武漢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優秀旅游城市，接待海內外游客人數也逐年遞增，可努力將游客的目的地擴展到城市圈范圍，延長游客在武漢的停留時間。從這個意義上，武漢旅游的客源市場是城市圈旅游應該挖掘的第三級客源市場。
通過對城市圈內的旅游業資源整合，在孝感、黃岡設立紅色文化教育旅游區；在武漢、黃岡、黃石、鄂州、洪湖規劃大武漢都市旅游核心區；在天門、潛江、仙桃設江漢平原旅游區；在黃岡設大別山生態旅游區、宗教文化旅游區；在咸寧規劃咸寧旅游核心區、歷史文化名鎮旅游區、九宮山生態旅游區。從而促進城市圈內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城市軌道交通投入可以帶來社會效益5～8倍的產出。2010年以前，武漢市將投資近220億元，建成軌道交通2號線1期、4號線1期。僅此投資可產生GDP578.6億元，提供186.252萬個就業崗位，對促進內需、直接拉動武漢市經濟增長起著重要作用。
城市軌道交通系統的建成，將帶來壞境附加效益。首先是節約能源。城市軌道交通作為“綠色交通”，具有公共汽車難以比擬的節能特性。據測算，每一單位運輸量能源消耗量，軌道交通系統僅為公共汽車的3/5、私人用車的1/6。其次是降低環境污染。軌道交通以電力作為動力，是一種清潔的運輸方式，其噪聲和空氣污染僅為地面道路交通的6%～10%。根據武漢市軌道交通建設遠景規劃，2020年軌道交通可承擔全市35%～40%的公共交通客運量，可少排放有害氣306萬kg；到2050全面建成時，軌道網絡可承擔全市公交客運總量的一半，網絡覆蓋面將達68%，其中，中心城區可達到85%，相當于可少排放有害氣體726萬kg。
綜上所述，交通運輸體系與區域經濟的發展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它將帶來良好的投資環境和經濟發展環境，另一方面交通運輸體系的不斷完善也帶動了旅游業、房地產甚至是GDP的發展和提升，城市乃至區域經濟都將健康且有效增長。
關鍵詞： 經濟作物用地 指標體系 生態安全評價
1.問題的提出
土地是十分寶貴的自然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土地資源的有限性已成為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關注焦點。然而，我國由于加速工業化與城市化，土地利用強度的不斷增加，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導致區域內的生態環境逐漸惡化，對土地的利用程度已經達到甚至超過區域土地的生態承載能力，因而區域土地生態安全的研究勢在必行［1，2］。
對影響經濟作物用地生態安全的自然、經濟、社會因素進行選擇、計算、評價、分析以尋找出經濟作物用地存在的問題及對經濟作物用地的整治保護進行研究，以期維持土地資源與人類的協調發展實現自然、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土地生態安全起源于生態安全研究，它的研究對于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有著重要的意義。土地生態安全是指陸地表層由各種有機物和無機物構成的土地生態系統的結構不受破壞，同時土地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服務的質量和數量能夠持續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土地生態安全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土地生態系統本身所處的安全狀態是否保持良好，是否能夠維持土地生態系統內部正常的新陳代謝；二是指土地生態系統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保障能力，即土地生態系統的人類服務功能［3］。它的本質是滿足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目的，促進經濟、社會和自然生態的協調統一性［4］。
土地生態系統是一切資源與環境的載體，然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惡化的土地生態已逐步危及國土生態安全，并已成為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方面。由于人口增長和經濟的發展，某些區域內生物、生態環境和生態系統遭到了空前的沖擊與破壞，某些破壞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土地資源的生態承受力。而經濟作物用地則屬于土地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濟作物用地生態安全從某個側面反映了土地生態安全。經濟作物用地生態的惡化也是土地生態惡化的體現。
2.經濟作物用地生態安全評價模型的構建
2.1評價體系的建立原則
經濟作物用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應該充分體現土地生態安全的現狀與水平。指標應用來衡量人類行為導致的自然環境狀況、狀態變化的程度，表明產生生態環境問題的原因，顯示社會克服生態安全危機與保障生態安全的能力。基于上述考慮，指標體系的建立應該遵循以下原則［5，6］：①生態環境的安全性與可持續性原則；②經濟可行性和社會可接受性原則；③評價的綜合性原則；④因子和標準選擇的敏感性原則。
2.2評價因子的選擇
經濟作物用地生態安全評價涉及自然、經濟和社會等多方面，根據指標體系建立的原則，為保證指標體系選擇的科學性和完整性，在進行經濟作物用地生態安全評價時，先采用分析法將評價目標分解為多個子系統目標，在參考大量現有的各種土地評價指標的基礎上，對其進行篩選，剔除了對評價結果無關緊要的指標；同時，通過定性分析對指標的完備性進行判斷，從而在評價工作全局上做到科學性與完備性相結合。
通過參考其他地方評價時所用的指標，再結合金堂縣當地的具體情況和現有數據，為了保證評價因子體系選擇的科學性和完備性，本文從土地自然生態安全系統、土地經濟生態安全系統和土地社會生態安全系統三個方面出發，建立了由18個指標構成的評價指標體系。該體系由目標層（A）、項目層（B）和指標層（C）組成（表1）。
2.3指標權重和基準值的確立
指標權重對生態安全評價至關重要，運用層次分析法（AHP）和特爾菲法（Delphi）確定指標權重時具有較大的主觀性，因此本文采用信息熵計算各指標的權重，其原理是：某項指標的值變異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該指標提供的信息量越大，相應權重越大；反之，權重越小［7］。根據各項指標的變異程度，可客觀地計算出各項指標的權重，為多指標綜合評價提供依據。
其數學模型如下：
①對評價指標進行綜合標準化：
P=X/X（即計算i個鄉鎮第j項指標值的比重）；
②計算第j項指標的熵值：
E=-KPInP，令k=-1/Inn，則0≤E≤1；
③計算j項指標的差異性系數：
G=1-E；
④計算第j項指標的權重：
W=G/G（式中，P為評價指標保準化后的所得值；X為評價指標的實際值；i=1，2，…，n;j=1，2，…，m）。
在確定評價各指標的基準值時，本文結合研究區實際情況和確定生態安全評價基準值的一些常用方法［8］，采用國家平均值和部分國際標準值作為各指標基準值。
2.4安全指數的計算
本文計算各安全指標安全指數的數學模型為:設X為第i個指標的實際值，Y為第i個指標的基準值，當P(X)為第i個指標的安全指數，則：
①對于正趨向性指標：
當X≥Y時，P(X)=1；當X＜Y時，P(X)=X/Y
②對于負趨向性指標：
當X＞Y時，P(X)=Y/X；當X≤Y，P(X)=1
2.5安全值的計算
為了能夠綜合反映研究區經濟作物用地生態安全總體現狀，必須對經濟作物用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每一項指標進行綜合計算和評價。本文采用綜合指數法計算研究區的土地生態安全值其數學模型為：
單項指標安全值：I(X)=P(X)×W；
經濟作物用地生態綜合安全值：I=I(X)
式中P(X)為安全指數，W為指標權重，n為指標數，結合表2數據計算出各評價指標安全值。
3.經濟作物用地生態安全等級的劃分與評價
3.1生態安全等級劃分
根據區域土地生態環境安全判別原則，經濟作物用地生態安全評價基準體系［9］如下：
生態安全值＜0.4時，等級為I，表征特征：惡劣，指標特征：經濟作物用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嚴重退化；生態安全值在0.4-0.6前閉后開區間時，等級為II，表征特征：較差，指標特征：經濟作物用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退化比較嚴重；生態安全值在0.6-0.7前閉后開區間時，等級為III，表征特征：一般，指標特征：經濟作物用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已有退化；生態安全值在0.7-0.9前閉后開區間時，等級為IV，表征特征：良好，指標特征：經濟作物用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較為完善；生態安全值≥0.9時，等級為V，表征特征：理想，指標特征：經濟作物用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基本完善。（見表2）
3.2綜合評價及分析
結合表1和表2可以得出經濟作物用地生態安全綜合評價值計算結果及評價等級（可用示意圖表示）。從計算結果和示意圖可以看出各地經濟作物用地生態安全值存在明顯差異，并由此找出存在的問題。
4.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為最終目標，構建了經濟作物用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既可以對單項目用地進行評價，又可以對區域內多項目進行評價。評價有關結論還可以對土地開發、利用、治理等提供理論依據和指導，并且該指標體系可以廣泛應用于各地區。因此，建立經濟作物用地生態安全評價指標體系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但在實際運用該指標體系時，還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則，對某些指標進行相應的取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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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水利、節水灌溉
中圖分類號：F40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節水灌溉的意義
水是一切生命過程中不可替代的基本要素，水資源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資源。我國是世界上13個貧水國之一，人均水資源占有量2300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居世界第109位。近年來，隨著人口增加、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水資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銳，農業干旱缺水和水資源短缺已成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而且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
我國農業灌溉用水量大，灌溉效率低下和用水浪費的問題普遍存在。目前全國灌溉水利用率約為43%，單方水糧食生產率只有1.0公斤左右，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灌溉水利用率70-80%、單方水糧食生產率2.0公斤以下的水平。通過采用現代節水灌溉技術改造傳統灌溉農業，實現適時時的“精細灌溉”，對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民增收，提升我國農業競爭力以及改善生態環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浣的歷史意義。
二、節水灌溉的含義
“節水”一詞通俗易懂，更確切的提法應該是“高效用水”。“節水灌溉”的真正含義，在充分利用降水和土壤水的前提下高效利用灌溉用水，最大限度的滿足作物需水，以獲取農業生產的最佳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環境效益。不同水資源條件、不同的氣候、土壤，社會條件和條件下，節水的標準和要求不同。節水灌溉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和水分生產率，實現農業節水、高產、優質、高效。此外，還有一些概念常被混淆使用，如“農業節水”與“節水農業”。“農業節水”與節水灌溉的含義類似，但節水的范圍更廣、更深，包括生物節水、農業節水和旱作農業節水等。它是以水為核心，研究如何高效利用農業水資源，保障農業可持續發展。農業節水和最終目標是建設高效節水農業。“節水農業”類似“節水型農業”，是農業的一種類型，重點研究如何按照節水的要求規劃、建設、和管理農業。兩種提法的研究內容和重點不同，適用的場合不同，不能混淆或互相代替。
三、適合我縣發展節水灌溉的模式
節水灌溉是充分合理利用各種水資源，采取水利、農業、管理等技術措施，使區域內有限的水資源總體利用率最高及其效益最佳。由于實施節水增效灌溉的地區自然、經濟、社會條件千差萬別，灌溉的對象也多種多樣，不可能用一種固定的模式放之四海皆適用。必須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則，依據不同地區、不同作物的不同要求，建立不同的節水工程技術模式來予以實施。經過多年的實踐，形成了適合我縣不同類型區發展節水灌溉的工程技術模式。
1.新建井灌區節水灌溉模式
合理布井、采用先進的成井工藝提高機井質量，配套小型移動式噴灌機等節水灌溉設施。
2.井灌區節水改造模式
采用低壓管道輸水（對于蔬菜、果園、經濟作物、極度缺水地區的糧食作物也可采用噴、微灌）、田間平地，實行小畦灌溉，并與非充灌溉及覆蓋保墑等農藝節水措施結合，在維持地下水采補平衡的基礎上，以不定面積發展灌溉。
3.渠灌區田間工程節水改造模式
我縣渠灌區輸水渠道防滲襯砌率低，田間工程不配套，灌水方法落后，是當前節水灌溉最薄弱的環節。因此，這類灌區在對干、支渠等輸水工程進行防滲的同時，對田間工程進行節水改造。對斗、農渠進行防滲襯砌，平整土地，重新確定溝渠規格，采用小畦灌、溝灌、長畦短灌和波涌灌等先進的地面灌水技術，并通過開展非充分灌溉水稻控制灌溉、降低土壤計劃濕潤層嘗試和采用覆蓋保墑等農業綜合節水技術，實現渠灌區全方位節水。
4.井渠結合灌區節水灌溉模式
這類灌區的特點是單一依靠渠灌還是單一依靠井灌都存在水資源不足，或引起其它生態問題，必須實行井渠結合灌溉。對這類灌區要開展地面水與地下水在時間上及空間上的聯合調度。渠灌部分進行適度防滲輸水渠道，井灌部分采用管道輸水；田間采取長畦改短小畦灌溉及覆蓋、化學節水、節水灌溉制度等農藝和管理節水措施，實現水資源的優化調度和農業高效用水。
5.集雨節灌模式
適宜開展集雨節灌的地區主要在山、丘區，由于地形和經濟條件的限制，興建骨干水利工程難度很大，而且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多。因此，農業生產主要“靠天吃飯”，生產條件落后，農民收入低，是我縣主要的扶貧地區。對該地區要實施節水灌溉工程與農業節水措施的緊密結合，即建設雨水集流工程（包括集流面，水窯、水池、輸水管、輸水溝）和等高耕種開挖魚鱗坑攔蓄節水，深耕水保墑、覆蓋抑制蒸騰保蓄、調整農作物布局的適水種植、增施肥料，提高水肥利用率、坡地糧草輪作、糧草帶狀間作和草（灌木）間作少雨水徑流等農業蓄水利用技術措施相結合，田間采用小畦灌、點灌或滴灌。
6.城郊農業節水灌溉模式
城郊農業的特點主要表現為產值高、生產率高、為城市生活服務。因此，必須發展高效設施農業，郰資源利用率高、生產效率高、經濟效益高的農業。蔬菜小畦灌、保護地發展和噴灌，灌溉用水管理實施自動化控制。
7.節水抗旱灌溉模式
我縣各地區，均存在著季節性缺水問題，在農作物播種季節或某個生育階段經常性的發生干旱，而在其它生長季節或生育階段則降雨可滿足需水要求，如不采取抗旱灌溉輕者減產，重者絕收。所以要選用適宜當地的各種節水灌溉技術如坐水種、軟管灌溉、輕小型移動式噴灌機組等和平整土地、修建梯田、植樹種草培肥土壤、覆蓋保墑、合理耕作、采取節水灌溉制度相結合。
四、節水灌溉工程技術
灌溉用水從水源到田間，到被作物吸收、形成產量，主要包括水資源調配、輸配水、田間灌水和作物吸收等四個環節。在各個環境采取相應的節水措施，組成一個完整的節水灌溉技術體系，包括水資源優化調配技術、節水灌溉工程技術、農藝及生物節水技術和節水管理技術。其中節水灌溉工程技術是技術體系的核心。
1.渠道防滲技術
采用混凝土護面、漿砌石襯砌、膜料等多種方法時行防滲處理，與土渠相比，渠道防滲可減少滲漏損失60～90%，并加快了輸水速度。
2.管道輸水技術
用塑料或混凝土等管道輸水代替土渠輸水，可大大減少輸水過程中的滲漏和蒸發損失，輸水過程中的滲漏和蒸發損失，輸配水的利用率可達到95%。
3.噴灌技術
噴灌是一種機械化高效節水灌溉技術，具有節水、省勞、節地、增產、適應性強等特點，被世界各國廣泛采用。噴灌幾乎適用于除水稻外的所有大田作物，以及蔬菜、果樹等，對地形、土壤等條件適應性強。與地面灌溉相比，大田作物噴灌一般可節水30～50%，增產10～30%，但耗能多、投資大，不適宜在多風條件下使用。
4.微灌技術
包括微灌和滴灌，是一種現代化、精細高效的節水灌溉技術，具有省水、節能、適應性強等特點，灌水同時可兼施肥，灌溉效率能夠達到90%以上。微灌已由果樹、蔬菜等少數經濟作物向行播大田作物發展，取得了良好的節水增產效果。微灌的主要缺點是易于堵塞、投資較高。我國在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基礎上，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微灌產品生產能力。
5.改進地面灌技術
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地面灌溉仍將是我縣主要灌溉方式。地面灌溉并非“大水漫灌”，只要在土地平整的基礎上。大畦改小畦，長溝改短溝，使溝畦規格合理化，可減少灌水定額1/5～1/4。
五、農藝及生物節水技術
包括耕作保墑技術，覆蓋保墑技術，優良抗旱品種、土壤保水劑及作物蒸騰調控技術。目前是，農藝節水技術已基本普及，但生物節水技術尚待進一步開發。如采用保水劑拌種包衣，能使土壤在降水或灌溉后吸收相當自身重量數百倍至上千倍的水分，在土壤水分缺乏時將所含的水分慢慢釋放出，供作物吸收利用，遇降水或灌水時還可再吸水膨脹，重復發揮作用。此外，噴施黃腐酸可以抑制作物葉片氣孔開張度，使作物蒸騰減弱。
"蘇湖熟，天下足"或"蘇常熟，天下足"流行于宋元時代，"湖廣熟，天下足"則流行于明清之際，這兩句略帶夸張的諺語表明了蘇湖（常）和湖廣地區糧食生產不同時期內在全國的重要地位。"蘇湖（常）"，代表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所謂"湖廣"其實主要指令湖北、湖南境內的沿江瀕湖平原地帶，前者可上溯至古代的吳越文化，后者則是荊楚文化的發祥地。長江三角洲地區有國人引以為自豪的河姆渡稻作遺址，而兩湖平原也有令人驚異的彭頭山水稻遺存，這表明兩地的稻作文明也可能是各自獨立起源，且發展難分伯仲。實際上戰國時期荊楚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均一度領先于吳越，只是后來荊楚經濟漸衰而吳越日盛，到宋元時期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業發展水平已居國之首，其時的兩湖地區在不少人眼中卻仍是"火耕水耨"、"地曠人稀"的化外蠻邦。明清兩湖平原農業經濟的勃興有漸振昔日雄風之勢，"湖廣熟，天下足"正是這種情況的反映。斯時湖廣地區漸成全國新的米糧中心，但還不能說該地區的農業生產水平超過了長江三角洲地區。對這兩個地區明清時期農業經濟的發展已有不少學者作了大量卓有見地的精辟研究。因此本文無意對"蘇湖（常）熟，天下足"及"湖廣熟，天下足"二諺本身及其傳布進行詳細的考證與詮釋，而想從這兩條諺語的轉變表象探究它所反映的更深層次的社會經濟含義，對諸如發生這種轉變所代表的農村經濟結構變化的異同及產生這種變化的內外條件、結果與影響等問題進行粗線條的勾勒。如果長江三角洲地區和兩湖平原可以作為封建晚期發達地區與已發展地區的各自代表的話［①b］，則這對發達地區與已發展地區的經濟發展與互補似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一、農業經營重點的次第轉變
在開始比較長江三角洲地區和兩湖平原明清時期農業經營重點轉變之前有必要簡要引述一下兩地的自然經濟地理條件。從全國地理區劃角度來看，這兩個地區同屬于一個經濟地理單元，即長江中下游平原區，光、熱、水、氣、土壤等條件大致相當，差別甚微。
長江三角洲地區通常是指圍繞太湖的蘇、松、常、鎮、杭、嘉、湖諸府所屬（明清時期行政區劃），擴大時有時也包括寧紹平原。該地區地勢低平，以平原和低山丘陵為主。蘇南平原和杭嘉湖平原海拔只有2-5米，寧紹平原也低于20米；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1000-1700毫米；水源豐富，太湖集水面積19000平方千米，最大蓄水量可達43億立方米；土壤條件好，有機質含量高，熟土層厚，保肥性、通透性良好；熱量條件好，年均氣溫15-19℃，年均無霜期230-280天［②b］。
兩湖平原主要指江漢-洞庭湖平原及鄂東沿江平原。江漢平原及鄂東沿江平原地勢低平，地面高程大多不到35米，較高亢平原與湖沼洼地沿江河成帶狀相間排列；年均降雨量1100-1400毫米，主要集中在作物生長期內；無霜期250-280天；區內大部分耕地系沖積土，富含有機質與礦物質，自然肥力高，土質疏松易于耕作［③b］。洞庭湖平原亦屬湖積平原，土層深厚松軟，富含有機質；年均降雨量1300-1400毫米；無霜期250-280天；年均氣溫16．5-17℃。［④b］
這兩個地區的共同優勢是宜農、宜漁，水上交通便利，貿易條件優越。
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唐末以迄宋元時代不斷發展漸成為全國的經濟重心所在，盛產米糧是其典型特征之一，因此有"蘇湖（常）熟，天下足"之諺的廣泛流傳，該時期糧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的種植是當地種植業，也是當地農業生產的主要內容。明代中葉這種情況發生改變，糧食作物種植面積漸次下降而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漸次上升，不但如此，農民投入經濟作物生產的人力也更多，技術更細膩，農戶農業經營的重點已不在種植糧食作物的"田"，而在種植經濟作物的"地"，有所謂"多種田不如多種地"的新的價值取向［⑤b］。這種轉變在不同的小區域內側重點又有所不同，農業生產總的發展態勢表現為多樣化的特征。概括而言大致在太湖以東、以北的水鄉地帶仍基本以種植水稻為主，并輔之以麥類、油菜、席草等糧食、經濟作物；在瀕江臨海的岡身沙土地帶則以棉花、水稻為主，雜植麥、豆、靛青等作物；太湖沿邊及浙西平原地勢高亢而近水的地區則以植蠶桑、水稻為主，并兼植麥豆、煙草、烏桕等糧食、經濟作物；蘇南浙西的低山丘陵地帶以植旱地糧食作物為主，經濟作物主要是竹、木、茶等。當地農民在種植上述不同經濟作物時往往有與之相宜的生產活動互為關連，如植棉與紡紗、栽桑與繅絲等，并漸漸在不同自然區域或生產個體間形成分工，甚而演化為專業性生產，其收支盈虧與市場需求大小緊密相連。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村經濟結構演變的主要內容即這些多樣化生產及由此而導致的農業生產綜合化、專業化和商品化發展趨勢。［①c］。
發生這種轉變的原因復雜多樣，人多地少也許是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個。如杭嘉湖三府洪武年間人均尚有耕地3．5畝，所產有余；至乾隆中期人均耕地已降至僅1．2畝左右，以當時平均約2石的畝產量估算，人均得糧僅2．4石［②c］，尚不敷日食之需，遑論稅糧、飼料、種子等其它方面用糧。
以常理論，在傳統農業社會，人多地少糧食不足當更應加強糧食作物的生產，如擴大糧食作物種植面積，提高復種指數、提高單產以盡量增加糧食總產量。但該地卻恰恰相反，他們反常規的作法主要基于利益的考慮，因為種植糧食尤其是水稻不僅花工多、對季節要求嚴格，受自然條件如水旱影響大，且在生產技術未有重大突破的傳統農業前提下，水稻增產潛力有限（御稻在蘇南推廣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是不合算，農民對它不感興趣，封建帝王出面推廣水稻品種也竟然無果而終，這說明當地民眾對實際利益看重的程度），而種植經濟作物如栽桑，用工雖多但受自然條件的限制較小，更主要的是潛在產出值高，可獲得比種糧食高出數倍的收入。有的地方最初只是在土壤條件較差的田塊或田旁路邊植桑，后來干脆用上好的稻田栽桑，即所謂"桑爭稻田"。桑樹部分取代水稻不僅僅是作物種類的簡單置換，它更主要的是體現了農業經營重點從集約化程度較低的生產部門向集約化程度相對較高生產部門的轉移，由于栽桑比種稻要投入更多的資金，因而又有從勞動力密集向資金密集轉移的特點，已經出現了質的變化［③c］。類似情況還有因改種棉花、煙草而出現的"棉爭稻田"、"煙爭稻田"等。
當地農民用在經濟作物上獲得的、遠遠超過種植糧食作物的收益不僅可以完納賦稅（一條鞭法施行后可以以錢代糧），也可以從市場上購得自己糧食需求中的不足部分。顯然，要到市場上購買糧食就必須有足夠的糧食進入流通領域作為前提條件，即要有充盈的賣方市場，此時的兩湖地區正好充當了這一角色。
弘治以后兩湖地區能大量輸出米谷同樣有復雜的社會經濟原因，主要基于該地農業生產的勃興和中轉沿邊省分米糧［④c］；其次是該地人均耕地較多，賦稅漕糧負擔較低，米價較低等［⑤c］。明代初期，兩湖地區開始大興垸田，并在明代中葉形成一個，垸田因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土壤特性較適宜于種水稻，因此垸田的大量墾辟實際上即不斷擴大糧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的種植面積［⑥c］。這是明清兩湖地區農業經濟結構演變中最為矚目的事情。盡管明清時期總體而論兩湖地區的水稻生產技術水平及單產量均不及長江三角洲地區［①d］，由于在有明一代兩湖平原人口密度相對較低，得以有大量余糧輸出；沿邊省分如四川、江西等地米谷亦藉此地（主要是漢口米市）轉運，其相對較低的價格吸引了大量以營利為目的的商人將其轉運各方；加上漕糧、軍米等官糧的大量調拔，遂給朝野人士形成"湖廣熟，天下足"的感覺。
"湖廣熟，天下足"一諺中的"湖廣"經今人考證并非整個兩湖地區，而主要是兩湖境內糧食生產最發達的幾個農業經濟區，即今湖南境內的洞庭湖平原和湘中丘陵盆地，湖北的江漢平原和鄂東沿江平原（按有的劃分方式，這其中的大部分亦可歸為江漢平原［②d］），亦即廣義上的兩湖平原。所謂"天下"則主要指南半個中國，尤其是長江、珠江兩流域對湖廣米糧的依賴［③d］。當然其中也有相當數量逆漢水而上陜晉中原［④d］。
"天下"皆賴"湖廣"的態勢在清中葉后發生蛻變，兩湖地區由于人口日多、水災頻仍等原因出現生產停滯，其米糧輸出也盛極而衰，雄風不再。雖然兩湖米糧濟運江浙的現象直至解放前并未停止，但其可使"天下足"的米糧濟運規模與聲勢已成昔日黃花［⑤d］。如果兩湖平原在水稻生產達到一定程度難以再有突破時能循長江三角洲地區發展軌跡開始結構轉型亦屬理想，然而兩湖平原在此方面雖有發展趨勢，但沒有取得成功。該地區明清時期在發展糧食作物生產的同時其實并未偏廢經濟作物的生產，兩者甚至可以說并行不悖，并終至形成糧食作物為主、經濟作物為輔的總體生產格局［⑥d］（洞庭湖平原的經濟作物比重較小）。雖然兩湖境內經濟作物種植比例超過糧食作物的地區不少，但主要集中在丘陵地帶及沿邊山區，平原湖區鮮有這種情況發生。而且該地經濟作物的種植以棉花和麻類為主，均屬勞動密集型種植生產，需要資金投入的蠶絲業則極不發達。麻類主要以原料形式自用或出售，棉花則用于家庭紡織或直接進入流通領域［⑦d］。當湖廣棉布行銷天下時，長江三角洲地區并未在棉布上與之一爭雌雄，而是在保持原有優勢的同時將更多的精力轉向效益更高的蠶桑業［⑧d］。兩湖地區的農業發展較之三角洲地區總是慢一拍，但當清中葉之后兩湖平原出現嚴重的農業人口相對過剩時卻沒有發生如當初三角洲地區由糧食作物向經濟作物生產的大規模傾斜轉移，糧食作物生產始終占主導地位，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農業生產性質與長江三角洲地區完全不同。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民種糧自食、經作換錢，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分離，副業商業化是其發展的主要方向；而兩湖平原糧食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二位一體，糧食商品化亦即主業商品化是其發展的主要方向，兩者存在本質的區別［⑨d］。
二、兩地勞動力轉移的不同途徑及其對當地農業經濟結構轉變的正負作用
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業人口的相對過剩現象出現較早，這些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出路大致有內外兩種消化途徑。內部消化或稱內部轉移是指農民并不離開土地拋棄田作，而是在努力經營好大田生產的同時利用閑暇時間從事家庭副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包括絲織、紡紗、編織、燒窯等業。這些家庭副業、手工業在當地農村經濟生活中作用甚巨，不可或缺，農家既以其收入維生計、納賦稅，還要靠它反哺農業，誰家的副業和手工業收入高，對農田投資就多，田也種得好，反之則否。從事農村家庭副業和手工業的有農閑的青壯勞力，也有勞動力機會成本幾乎為零的婦女兒童，他們晝耕夜織終歲辛勞，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富庶正是建立在農戶日夜勞作的基礎之上，甚至有以此而致富者［①e］。
外部消化或稱外部轉移是指農民離開土地，向其它行業或異地謀生，這種途徑的農民又可細分為三類：1．離土不離鄉，指被迫淪為奴仆，依附于富家大族賣身過活者，總人數當不多；2．流入城鎮成為工商人口，這些失去土地的城鎮新成員不僅為繁榮當地工商業經濟作出了歷史貢獻，其中在勞工市場上靠出賣自身勞動力生存的人還是中國近代產業工人的濫觴；3．流向開發中或未開發地區，既有政府的強制移民也有向未開發地區或開發中地區尋求拓展的自然移民，其流向地便包括兩湖地區［②e］。以上各種轉移方式或途徑當然并非涇渭分明，更多的情況下往往是多種形式交錯發生，其中以亦工亦農亦商型的轉移方式或稱"不完全轉移"的比例最大，屬于可農亦可非農的過渡形態［③e］。
兩湖地區開發滯后在移民上亦有所體現。西晉八王之亂及唐中葉安史之亂時大量北方移民遷居長江下游三角洲地區，他們對該地經濟發展起了很大作用，而直至明清時代兩湖地區才成為移民出入的主舞臺，在這次始于元末止于清代的長江流域內東西向移****動中，遷入兩湖地區的移民來自十余省分，而主體源于長江下游，尤其是江西。與此同時，大量的兩湖人又移居四川，在這一進一出的過程中兩湖地區人口結構與數量發生了極大的改變。移入者多集中在平原湖區和河谷地帶，而移出者多是毗鄰川省的居民［④e］。外地移民入籍之后增加了對耕地的需求，而兩湖境內平原地帶的大量湖荒正是在這一時期得到不斷開發，康熙末年至嘉慶年間兩湖人口高速發展而垸田開墾也達到高峰并及至于濫。兩湖地區勞動力轉移與此密切相關。乾隆初年兩湖平原的農業人口相對過剩已表現明顯，"湖廣熟，天下足"之說漸失其往昔誘人之魅力，該地農業人口相對過剩之后的出路也有內外兩種消化途徑，內部消化主要通過更多地墾殖進行，外部消化主要是向平原沿邊山區移民［⑤e］。
靠擴展耕地面積、增加復種指數、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等農業內方法消融日益增長的人口的糧食需求是傳統的解決方式，但在某一具體地區當耕地擴展告罄而無重大技術突破的情況下其容量受到限制，當人口增長到一定臨界點之后必然會降低人民的生活水準，因此更積極的方式是依靠農業外的力量如進行擇業的改變（其前提是整個社會有糧食供應，哪怕是洋米）來消融相對過剩的農業人口。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民在這方面進行了嘗試與努力，他們放眼于狹義的以種植業為主要內容的農業之外，或者雖仍不離農業，但徙居生產條件相對落后的異地，以先進者身份帶動當地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并同時獲得相應的酬報，這些無疑都具有積極的作用。
兩湖平原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轉移顯然遜色不少，入城鎮務工商的農業外擇業變化極其有限，主要靠的是墾荒與向外移民。從宏觀和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兩種方式不僅不具備如長江三角洲地區勞動力轉移的積極作用，反而給當地經濟發展帶來無窮的后患。兩湖平原跨荊江而立，荊江乃長江水文最復雜、矛盾最多的地段，江南洞庭湖平原并無巨大堤岸屏護，向系長江自然調蓄池，但明清沿湖不斷被墾，湖面日漸縮小并阻壅洪水自然渲泄，洪災年甚一年，化解人口壓力的惡果是環境的嚴重破壞與生命財產的不斷損失。江北江漢平原襟江帶漢，以堤為命，一旦堤決則漫漶無邊、積水兼旬，恢復生產較難。明清由于不斷濫圍濫墾，把洪水大部逼入主泓，加大堤防壓力，結果使得荊江兩岸在清代后期幾乎無年無災。向平原沿邊生產條件較差、生產水平較落后的山區移民效果亦極不理想。川陜楚交界地帶、湘鄂西山區均曾掀起過墾山的，雖則初期的墾荒為移民換得了一時之溫飽，然而墾山對環境破壞的負面影響卻是深刻而久遠的，其后果用"災難"一詞形容并不為過。首先，毀林開荒得來的耕地由于水土流失嚴重，表土層侵蝕殆盡，幾年之后人們只好棄地他往，與藉此地化解人口壓力的初衷背道而馳。其次，也是更為可怕的是盲目的毀林開荒不僅大大降低了長江中游大小支流兩岸地帶蓄留水分的能力，致使山洪頻發，加大中游主干流蓄泄洪水的壓力，且流失的水土在各支流下游及荊江河段沉降淤積抬高水位又增加對堤防的威脅；不斷的泥沙淤積還迫使堤岸不斷增高，致使漢水、長江部分河段成為地上河。因此，即或無災之年，由于水懸地上，許多地方地下水位偏高，極不利于作物的正常生長，兩湖平原水災之多、之重鮮有能匹。到清代后期，該地水患已嚴重到阻滯當地經濟發展的程度［①f］。其結果受害最重的竟正是輸出這些移民的兩湖平原地區［②f］！直至今天洞庭湖區及荊江沿岸地帶仍飽受潴水之苦而乏解決之良策。
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與兩湖平原農業相對過剩人口的出路實際上代表了兩種具有本質區別的轉移方式。兩湖平原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轉移屬于平面拓展耕地的最低層次，主要屬內部轉移，也是同一時期內中國農業的普遍和典型代表方式，這種方式以投入更多的人力和時間為前提，它要求耕地面積（或至少是作物播種面積）與人口成線性比例增加，當可利用耕地增加到極限程度而轉移方式不變的話，人地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總爆發，降低生存標準、社會劇烈動蕩等情況都有可能相隨而生。
長江三角洲地區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轉移則已開始突破單純內部轉移的方式向外部轉移過渡，并在局部地區取得成功。它并不要求耕地數量的等比例增加，但強調收入的等量增長，它僅代表了當時全國屈指可數的幾個農業經濟區（另如珠江三角洲地區），由于其外部轉移是建立在內部轉移已成熟或完備的基礎之上，因此三角洲地區農村相對過剩人口的轉移方式當更具有借鑒意義。
在粗略比較了兩地相對過剩農業人口轉移方式及作用后，這里附帶提及一下兩地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差異。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不僅經濟繁盛冠于全國，亦是天下人文淵藪，整體文化素質較高，這不但表現在純思想、文學等方面人才之多，作品之盛，即或地主小農亦多以"耕讀傳家"，有一部分士紳由于不同的原因參與了農業生產并記下心得要點，以農書形式傳世。在王毓瑚先生《中國農學書錄》中指明著者為江浙籍人的便有130部之多（全書共輯錄存佚農書545部），其中屬于反映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著名地區性農書有《沈氏農書》、《補農書》、《浦泖農咨》等（姑不論松江人徐光啟所撰之集大成的煌煌巨著《農政全書》）。這些農書記載了當地較其它地方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掌握了這些先進生產技術的農民其素質亦當較其它地區農民素質要高。
明清兩湖地區雖曾有公安三袁、湖湘學派等領一時之，但就農業文化而言，其地的農書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卻都無法與長江三角洲地區相比，兩湖地區未曾見有發生重大影響的綜合性傳世農書，寥寥數部小型專業化農書亦且散失殆盡，所保存者其價值無一堪與《補農書》之類農書相比較。如果從各地農書多寡與質量高低可以判別各地當時業農者農業技術水平高低的話［①g］，則兩湖地區農民文化素質低于三角洲地區也是影響兩湖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②g］。從這項比較可否引申出這樣一個結論，即：人口的多寡并非一地經濟落后與否的決定條件，人口作為一柄雙刃劍，既可以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也可以阻滯其發展，這其中包含一個適度的問題，在適度的前提下人口素質的高低則起主要作用，相同密度但相對較高素質的人口顯然能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反之則否。
三、城、鎮工商業經濟對當地農業的不同反饋作用
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相對過剩農業人口部分移入當地市鎮，一方面減輕了對有限耕地的壓力，一方面也促進了市鎮經濟的繁榮，該地區市鎮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與其周圍農村的經濟發展互相促進的，一地市鎮數量的多寡往往與當地農村經濟的盛衰相輝映［③g］，而市鎮的類型及發展規模亦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當地農村副業、手工業的特色與發展水平。農業生產保證了城鎮非農產業人口對農副產品如糧食、菜蔬等的需要，不足部分才輸自外地；農業生產同時也為當地市鎮手工業、城市工業提供了原材料及半成品，包括供紡織印染用的棉花、棉布，供絲織用的蠶繭等，也正是因為當地城鎮工業、手工業對絲、棉等原料或半成品的不斷需求才保證了周圍農村的農民能盡心于栽桑養蠶種棉織布等屬于傳統農業中副業部分的生產（實際上明清時期長江三角洲地區這些副業在許多地方很大程度上已成主業）［④g］。研究表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主要農村市鎮按重要性依次為絲綢業市鎮、棉布業市鎮及糧食業市鎮［⑤g］，其與農村經濟的緊密相關程度不言自明。
明清兩湖平原的農村市鎮無論從規模、數量還是功能上都無法與同一時期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同類市鎮相比擬［①h］，影響較著、稍可比擬者唯幾個大中城市。按照區域市場經濟理論，每個經濟區都有它的中心市場，長江三角洲地區充當此類角色的大中城市較多，如蘇、錫、常、杭、嘉、湖皆然，滬、寧作用更大。尤其是上海，晚近曾是遠東第一大城，對長江三角洲地區有強大的經濟輻射作用，該地許多新鎮即由于設立新工廠、出現新行業而形成［②h］。漢口是兩湖地區最大的中心城市，在全國也享有盛名，其名不在生產而在流通，因其處江、漢交匯之寶地，扼"九省通衢"之要沖，舟楫往來、百貨充積，通過該地轉運的絕大多數是糧、棉、茶、木材等農業初級產品，兩湖產品在其中占了相當的份額［③h］。江漢平原是兩湖境內的富庶之地，其境內的沙市在宜昌、漢口等城市未崛起前是荊江兩岸即兩湖腹地的重要中心市場，該城也是一座貿易城［④h］。兩湖地區的大中城市極少具有與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相同的生產功能，它們的單純轉口貿易性質未能形成足以自立的手工工場或大型專業化手工業市場，也沒有發生大量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的轉化［⑤h］，因而未能有效吸納周圍地區的相對過剩農業人口，未能形成相當規模的早期產業工人后備軍，未能進行大規模的農業初級產品加工增值，整個地區的經濟格局亦完全未能突破傳統農業的樊籬。至于散處各地的市鎮功能更形單一，除了是政治中心以外，商業功用多僅交換貨物而已，鮮有從政治、軍事功能分離出來成為以經濟功能或生產中心面貌出現的市鎮，而這樣的市鎮在長江三角洲地區顯然較多［⑥h］。
由于兩湖地區的市鎮主要只能吸納當地農村的農業初級產品，極不利于該地農業過剩人口的非農轉化和農業生產結構的深層次變化，農民主要是追求如何多墾荒地來增加總產而較少考慮擇業的變化，種植業尤其是糧食種植業（又主要是水稻種植）一直是該地農業生產的主要內容。其經濟作物生產的大宗是種植棉花，兩湖平原地區（尤其是江漢平原）雖亦以輸出棉布聞名于世并曾一度擠占長江三角洲地區所產棉布的市場［⑦h］，但細究發現這幾乎全是農余的手工制品，它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其產品用于到墟市上交換農戶必需的生產、生活資料，或完納賦稅，個體生產規模未能擴大，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轉運貿易主要是靠賤買貴賣套取利潤，無助于商業資本向生產的轉移，它可以更多地利用閑暇時間，尤其是婦女兒童的時間，反正他們的機會成本在當時生產條件下幾乎為零。這一點與長江三角洲地區較相似，但此類勞動的使用在兩湖平原地區并未導致青壯勞力從農業中分離，而且當兩湖平原地區所產棉布擠占長江三角洲地區所產棉布市場之時，后者也已向經濟收益更高的產業如絲織業進行轉移了，倒不是這一地區棉紡織技術落后了或產量降低了［⑧h］。
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與兩湖平原地區農村經濟結構的演變是相輔相承、次第進行的。當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民將經營重點轉向經濟作物種植、進入城鎮成為工商業者時，依賴的正是以兩湖平原為代表的地區的米糧供應，或者說兩湖平原地區大力發展糧食生產正是因為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業經營重點發生改變而提供了機遇。兩者經營重點的次第變化雖說是當時經濟條件下專業生產在不同地區的理性分配，有利于全國形成一個完整的市場，但這兩個地區的發展卻相差了一個層次并對以后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兩湖平原農民以低效率、勞動力密集的生產支持了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村經濟結構的逐漸轉型。
產生上述現象的原因與兩地農村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不同轉移方式及市鎮經濟對農村的不同反饋作用密切相關。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和農村人口剩余勞動時間的農業外轉移（這里的農業主要指狹義農業即傳統意義上的種植業）有利于當地農村經濟結構向專業化、商業化轉變和整個地區工商業經濟的繁榮，而兩湖平原相對過剩農業人口的平面轉移（即盡量擴大作物種植面積）不僅融納程度有限，墾山圍垸反而帶來阻滯當地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同時，長江三角洲地區發達的市鎮工商業、手工業經濟無疑也有助于當地農村經濟結構的轉變，而兩湖平原地區卻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長江三角洲地區明清時期農村經濟結構向多樣化、專業化和商業化的緩慢轉變及由此形成的相對發達的整體社會經濟基礎，為以后的工商業發展創造了條件，該地區本世紀二、三十年代萌生的鄉村工業及80年代經濟改革以來強大的鄉鎮企業均與明清時期形成的傳統一脈相承。相反，兩湖平原直至本世紀六、七十年代仍依然以農業為主，只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開始農村工業的艱難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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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本文所指明清時期下限在前，后涉筆不多。
①b按郭松義《清代地區經濟發展的綜合分類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4．2）將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列為發達地區，包括兩湖平原在內的絕大多數傳統農業區列為已發展地區。
②b轉引自洪煥椿、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③b本書編寫組：《湖北農業地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b湖南省農業區劃委員會編著：《湖南省農業區劃》，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
⑤b張履祥：《補農書》。
①c平：《論明清江南經濟的多樣化發展》，《中國農史》1989年第3期。
②c范金民：《明清杭嘉湖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中國農史》1988年第2期。
③c李伯重：《"桑爭稻田"與明清江南農業生產集約程度的提高》，《中國農史》1985年第1期。
④c張國雄：《"湖廣熟天下足"的內外條件分析》，《中國農史》1994年第3期。
⑤c張建民：《"湖廣熟天下足"論述》，《中國農史》1987年第4期。
⑥c最近龔勝生撰文（《明清之際湘鄂贛地區的耕地結構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國農史》1994．2）否認了這一公認的觀點。他認為垸田集中的洞庭湖和鄱陽湖（沒有提到江漢平原）湖區州縣水田比重的均較周圍地區低，而且愈往湖區中心比重愈低，其原因是①怕水淹而植麥非植稻；②洲渚漲塌無常宜旱作。但作者同時指出"湖區成為重要的稻米產區并不在于其水田比重高，而在于其墾殖指數高，水田絕對數量多和水稻單產高"、"水田絕對數量多"實際上佐證了糧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種植面積隨垸田擴大而增加的觀點。
①d對此有爭議，本人對清代江漢平原的研究（《清代江漢平原水稻生產詳析》，《中國農史》1991年第2期）持此論，對兩湖地區的考察待刊。
②d本書編寫組：《湖北農業地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③d張國雄：《"湖廣熟天下足"的經濟地理特征》，《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4期。
④d譚天星：《簡論清前期兩湖地區的糧食商品化》，《中國農史》1988年第4期。
⑤d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外運糧食之過程、結構、地位考察》，《中國農史》1993年第3期。
⑥d張家炎：《明清江漢平原農業經濟發展的地區特征》，《中國農史》1993年第2期。
⑦d梅莉：《清代湖北紡織業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2年第2期。
⑧d這是中國學者的主流觀點，但美籍學者黃宗智先生在其近著《長江三角洲小農經濟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2）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就耕地面積的總收入而言，栽桑養蠶顯然比種水稻要高得多，但如果考慮單位勞動報酬則養蠶的工作日均毛收入遠低于種稻，極少例外，這并不排除勞動力年收入（而非日收入）和家庭總收入（而非人均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因為許多閑暇時間和沒有機會成本的家庭成員都得到了利用。在這樣的前提下，在耕地嚴重不足的地區發展蠶桑業亦是勢在必行。該書提出了許多類似與中國主流學者相左但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對其進行詳細的介紹與討論顯然已超出本文的范圍。
⑨d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農經濟》，《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2期；作者在文中論述的是湖南四川小農，但筆者認為在糧食商品化方面湖南湖北的平原湖區地帶比較相似。旱作區或經作區則當別論。
①e范金民：《明清杭嘉湖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中國農史》1988年第2期。
②e從翰香：《論明代江南地區的人口密度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③e馬學強：《試論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內變遷"與勞動力轉移》，《史林》1993年第1期。
④e張國雄、梅莉：《明清時期兩湖移民的地理特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1期。
⑤e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人口壓力下的環境惡化及其對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1期。
①f張建民：《清代江漢-洞庭湖區堤垸農田的發展及其綜合考察》，《中國農史》1987年第2期。
②f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開發與環境變遷初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2期。
①g大致當正確，但不盡然，同時代的四川盆地及江西地區均有較有影響的傳世農書，而兩湖地區沒有。此點同事王利華先生提及，惜未深究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
②g農業人口素質高低與地方農業經濟發展的關系是一個有待研究的課題，此暫不申論。
③g吳仁安《明清上海地區城鎮的勃興及其盛衰存廢變遷》，《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④g張華：《明代太湖流域專業市鎮興起的原因及其作用》，《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1990年第4期。
⑤g樊樹志：《明清長江三角洲的糧食業市鎮與米市》，《學術月刊》1990年第12期。
①h與長江三角洲地區明清市鎮研究成果汗牛充棟的盛況相反，學者們對明清兩湖地區農村市鎮的研究較為冷漠，與該地農業經濟的發展狀況不甚相稱。此處提出的說法原自一些附帶性的研究，如李華：《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張家炎：《明清江漢平原的農業開發對商人活動和市鎮發展的影響》，《中國農史》1995年第4期；等。
②h詳見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附錄），中華書局，1992年。
③h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④h陳關龍：《明清時期沙市商品市場探索》，《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⑤h宋平安：《明清時期漢口城市經濟體系的形成與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1期。
⑥h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⑦h李伯重：《明清江南外地經濟聯系的加強及其對江南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2期。
關鍵詞生物有機肥;制作方法;應用;安徽肥東
中圖分類號 S141.4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 1007-5739(2009)11-0196-01
近年來,隨著人口的快速增長,人們對物質生活的要求不斷提高,無節制地使用自然資源,使自然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為了提高農作物產量,大量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致使土壤中有機物含量降低、養分流失,土壤板結,有害物質增多,而農產品中化學殘留物等有害物質大量增加,又嚴重影響了人類的健康和生存。于是有機農業、無公害農產品生產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而生物有機肥由于其獨特的生物活性和對土壤的改良特性是有機農業發展的希望之肥。肥東縣是農業大縣,糧食作物面積9.53萬公頃,經濟作物5.67萬公頃,另有設施栽培作物面積逾667hm2,每年需求各種肥料15萬多噸,發展生物有機肥市場廣闊,潛力巨大。
1有機農業的含義及其重要性
有機農業就是盡量少用或避免使用化學肥料、農藥,配合植物輪作,利用作物廢棄物及天然礦物質進行農業生產的耕作方式。其基本做法是:經常給土壤施用作物殘渣、人畜糞尿、綠肥、有機廢棄物及無機礦物,供給作物生長所需養分,并保持土壤良好肥力;以輪作或間作等耕作方式進行多樣作物生產;以機耕深翻和生物等方法防治雜草及病蟲害。傳統有機農業生產雖然是利用有機物為主,但無法實現高產穩產,因而不能滿足人們對物質生活的高質量要求。隨著現代微生物學的發現、研究和發展以及農業機械的應用,農產品的高產和優質矛盾有了有效的解決途徑,生物有機肥也應運而生。
2生物有機肥含義及其制作方法
生物有機肥是利用農作物秸稈(如稻草、麥稈等)、食用菌營養殘渣等有機性廢棄物及無機礦物質(鹽礦、磷礦等廢渣)、動物糞便(雞糞、牛糞)等按照一定比例配比,再混入一定量的微生物菌群,進行堆積、高溫發酵、分解、滅菌,把氨基酸、氮、磷、鉀等各種作物需求營養分解出來,供作物吸收利用。具體制作要點:①按一定配比,通過機械或人工混合堆積;②用洗凈的噴霧器邊噴菌肥并翻拌均勻后堆好;③制作堆肥過程中應保持其水分含量為55%左右,且不能使用含氯自來水或pH值
3生物有機肥的功效
施用生物有機肥可增加土壤氮素來源,增加養分溶解度和有效性,釋放植物生長激素,增強作物根系生長和營養吸收,提高耐寒性和耐旱性,分解有機物釋放養分,促進氮、磷、鉀在土壤中的活性和有效性,增強固氮能力,提高養分利用率;分解土壤中有毒物質,降低化肥、農藥、重金屬殘留,減少環境污染,抑制土壤中的病蟲害發生,減少或不用農藥,聚合形成土壤腐植質等功能。總之,多種有益共生、功能相輔相成、數量巨大的有益菌群,對改良土壤、提高品質和產量有獨特功效。
4肥東縣發展生物有機肥條件及應用前景
4.1肥東縣生產生物有機肥的原料充足
肥東縣每年農業生產出大量農作物秸稈,其中部分由農民粉碎轉化為飼料,部分轉化為食用菌生產,剩余部分由農戶燃燒處理,造成浪費和空氣污染。農作物秸稈作為生產生物有機肥的原料之一,在肥東縣縣原料充足,能滿足生產肥料的巨大需求。
畜牧業發展產生大量的動物糞便,也是生產生物有機肥的理想原料。肥東縣隨著農業生產的不斷發展,農業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肥東縣養豬、養牛、養雞等產業正不斷壯大,現有集中規模養牛20戶,2 000多頭,養豬50戶,9 000多頭,較大型養雞廠數十個。這些動物所產數量巨大的糞便,通過微生物發酵轉化,既消除了污染,又能變廢為寶,是理想的生物肥生產原料。
大力發展食用菌生產是肥東縣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而食用菌生產所出殘渣,卻是生產生物有機肥重要的理想的有機營養成分。肥東縣現有較大型食用菌廠3個,加上大量的個體農戶生產,每年將有4 000多噸菌渣產生,充分利用這些菌渣,既解決了食用菌廠的處理難題,又提高了經濟效益。另外,肥東縣除了以上所述具有大量的生產生物有機肥的原料外,污水處理廠污泥、酒廠酒槽、油廠下腳料、酒樓泔水等都可以作為生產生物有機肥原材料,可謂取之不絕用之不盡。
關鍵詞：水利水電工程 菜地補償 制約因素 建議
中圖分類號：TU7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5）08（c）-0220-02
1 工程簡介
新疆某水電站工程為徑流式電站，采用引水式開發，開發任務是水力發電。水電站整個動力引水渠道長31km，引水流量為138.8 m3/s，裝機容量220 MW（4×55 MW），保證出力126.4 MW，年發電量12.79億kW?h。
工程建設征地呈帶狀分布，征地影響范圍涉及3個鄉（鎮）、15個行政村及4個縣直單位的386戶移民。工程建設永久征收土地7551畝，其中耕地2421畝、園地122畝、林地1339.6畝、牧草地3228.8畝；臨時占地3210.3畝；拆遷房屋面積5827.7 m2，以及交通、電力、水利等專業項目恢復改建等。
工程永久征收耕地的補償標準為：耕地補償基數參照新疆自治區新計價房[2001]500號文規定的一等耕地標準，即1200元/畝；補償倍數按照《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國務院令第471號，以下簡稱《移民安置條例》）規定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之和為該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16倍”執行，其中，土地補償費10倍，安置補助費6倍。
工程建設基準年為2008年，設計水平年為2011年。征地移民安置補償投資主要材料及價格采用2008年12月價格水平。工程建設工期34個約。工程建設征地于2010年正式實施。
2 問題的提出
在工程建設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實施階段，15個永久占地村中有1個村的16戶被占地戶認為工程永久占壓他們的承包耕地為菜地，按照種植糧食作物的一等耕地標準進行補償是不合理的，他們不能接受，應該按照菜地的標準進行補償。為此，他們拒不簽訂征地補償協議，并多次阻擋工程建設正常施工。在經過多次上訪無果的情況下，最終訴諸法律，不僅給全縣移民安置工作造成了非常被動的局面，而且使工程建設工期拖延2年之久。
針對這個問題，當地州、縣人民政府及其移民管理機構曾多次召開專題會議協調、協商，縣土地管理局、農業部門及菜籃子辦等部門也多次試圖對16戶被占耕地重新確定土地性質，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最終沒能達成一致意見。
移民監理單位針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現場調查。具體情況為：工程建設永久征收該村耕地741畝，全部為水澆地，共計涉及97戶村民。其中，征收這16戶村民的承包地為110畝。在2005―2007年期間，這16戶村民有的種植了小麥或玉米，有的種植了洋蔥、胡蘿卜或是甜菜、胡麻等，基本上是糧食作物和蔬菜等經濟作物倒茬種植，一年僅能種植一季。但是，并沒有收集到每戶的詳細資料。
監理單位也查閱了國家相關政策和國內外以往類似案例，但是，要改變土地屬性、按照菜地進行補償，還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
3 主要制約因素分析
3.1 國家政策層面的制約
（1）我國土地利用現狀分類。
根據《土地利用現狀分類標準（GB/T 21010-2007）》，我國土地按現狀分為耕地、園地、林地、草地等12類，其中耕地又分為水田、水澆地和旱地。耕地是指種植農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開發、復墾、整理地，休閑地（含輪歇地、輪作地）；以種植農作物（含蔬菜）為主，間有零星果樹、桑樹或其他樹木的土地；平均每年能保證收獲一季的已墾灘地和海涂。耕地中包括南方寬度
（2）關于菜地的定義。
經查閱，目前國家政策層面上對于菜地并沒有確切的定義。只是在《國家建設征用菜地繳納新菜地開發建設基金暫行管理辦法》（[1995]農（土）第11號）中，對城市郊區菜地進行了約定，即是指城市郊區為供應城市居民吃菜，連續3年以上常年種菜或者養殖魚、蝦等的商品菜地和精養魚塘。一年只種一茬或因調整茬口安排種植蔬菜的，均不作為本辦法所稱的菜地。
從上述兩個方面進行分析，該村16戶被占耕地均不能定性為菜地。一是我國土地利用現狀分類中，沒有對菜地進行單獨分類，而是把用于種植蔬菜的土地涵蓋在耕地中。而耕地的分類為水田，水澆地，旱地，也不是按種植類別進行分類的。二是沒有確切的資料顯示這16戶的被占耕地連續3年以上全部種植了蔬菜，只是部分農戶在自家的承包地上根據需求倒茬種植了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及蔬菜等，是輪作地。三是當地的氣候條件決定了該地區每年只能種植一季農作物，即一年只種一茬，也不符合現行城市菜地的標準。
3.2 土地補償費測算問題的制約
（1）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標準。
目前，我國土地管理法和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補償標準均是采用畝產值倍數法計算。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征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按照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計算。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4～6倍。《移民安置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之和為該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畝產值的16倍。
我國對征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標準，采用的是土地被征收前3年的平均年產值乘以一定的倍數。從根本上講，這種計算方法不能體現土地本身的實際價值，同時倍數計算法也缺乏科學的衡量標準。一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種植的農作物是根據市場的供求狀況不斷調整的，很難確定3年中種植作物變化情況。二是實行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后，難以對農作物的產量作出準確的統計，調查也難以得到真實的情況。三是農作物的價格隨市場波動，年度之間和年內不同時期的市場價格都是不確定的，很難確定統一的計算價格。四是在實際工作中，取規定的下限還是上限相差很大，很難實行。
（2）征地前3年平均畝產值的確定。
根據《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移民安置規劃設計規范》（SL 290-2009）條文說明，經濟社會“樣本調查的方法分別采用搜集農調隊的典型資料、實地訪問、問卷調查和隨機抽樣。”在實際工作中，經濟社會指標的調查主要采取搜集縣農經局統計年鑒資料、農調隊資料等，根據收集到的資料，由設計單位等根據有關規定確定征地前3年平均畝產值和工程征地補償基數。所以，有關部門提供的資料情況、設計人員的水平高低，都對確定征地前3年平均畝產值和工程征地補償基數數值有著直接影響。
3.3 移民安置規劃階段的相關制約
（1）規劃設計人員對于國家政策認知程度的制約。
根據“國土資源部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國土資廳發〔1999〕97號）”，《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10倍”。這里的“該耕地”，是指實際征用的耕地數量。而“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4～6”中的“該耕地”，則是指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被征地單位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數量。因此，在計算耕地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時，“該耕地”的概念是不同的。征用耕地土地補償費中的該耕地，可以理解為工程建設征地范圍內的耕地（一般以縣為單位），計算耕地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可以用區域內的平均數值；而征用耕地的安置補助費中的該耕地，是指被征地村或村民小組每人占有的耕地數量，計算耕地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應與村、組平均前3年產值掛鉤。不能采用相同的數值進行計算。
但是，在實際工作中，規劃設計人員往往采用工程建設征地區域內前3年耕地畝產值進行計算，作為補償基數，再乘以相應的補償倍數即可。這種計算方法沒有按照“該耕地”的不同含義進行區分，以此確定的安置補助費標準有違公平、合理，也不能完全反映實際情況。
（2）地方移民機構和鄉村干部等工作深度的制約。
根據《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移民實物調查規范》（SL442―2009）、《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移民安置前期工作管理暫行辦法》（水規計[2010]33號）的規定，實物調查成果應經調查者和被調查者簽字認可并公示后，由有關地方人民政府簽署意見。其中，屬于農村和城（集）鎮居民的實物，應由戶主簽字；屬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實物，應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簽字并加蓋公章；屬于企業的實物，應由企業法人代表簽字并加蓋公章；屬于機關事業單位的實物，應由單位負責人簽字并加蓋公章。
在實際工作中，屬于農村和城（集）鎮居民的實物，屬于企業的實物或是企屬于機關事業單位的實物，均能根據規定由相關物權人進行簽字、認可，但是，對于屬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的調查，按照規定應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簽字并加蓋公章。一方面這是由我國土地的公有性質決定的；另一方面又現行的于土地承包經營相矛盾。因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認可的僅僅是被占土地的性質和面積，并不能真實的反映農戶實際種植了什么。
綜上所述，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約，使得在征地移民實施過程中，存在類似于菜地補償這樣細節性的問題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從而影響到移民安置工作的順利開展，影響到工程建設，甚至社會穩定。
4 建議
（1）目前，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新疆自治區“關于下發自治區國土資源系統土地管理行政事業性收費標準的通知（新計價房[2001]500號，簡稱自治區500號文）”中都涉及到了菜地的補償問題，如，自治區500號文規定：“種植特種作物的耕地、菜地、果園的年產值應高于本表一等耕地標準”，“棉花地最高不得超過1.5倍；果園地不得超過2倍；蔬菜地不得超過3倍；葡萄地不得超過4倍。其他經濟作物按實際年產值測算”等，但對菜地沒有明確的界定。建議相關部門進一步細化政策、標準，使其更具操作性，為更加合理的實施補償提供政策依據。
（2）在進行實物指標調查時，應按照相關政策要求、根據工程建設不同階段，逐步深化、細化實物指標調查，特別是對土地的調查，在實施階段進行土地分戶時，應對每戶的土地的性質、種植結構進行調查、登記，并有影像記錄備查；縣、鄉移民機構，尤其是鄉、村干部，應切實負起責任，盡量提供符合實際的經濟統計資料，認真做好實物指標調查、核實工作；同時，應加大土地征收中農戶的參與程度，以維護移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在對實物指標成果公示期間，涉及人員一定要認真核對，在確定數量、地類、面積無誤后，再進行簽字、認可；以避免影響在后續工作。
（3）遇到國家現行政策對實際存在的補償問題沒有嚴格界定時，征地移民參建各方應參照國家有關政策、法規，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在不突破政策框架的前提下，對有爭議的補償問題做出切合實際的約定，以維護移民群眾合法權益，并保障工程建設順利施工。
（4）目前，水利水電工程移民征地補償的計算依據是征地“前三年”的平均畝產值，這種單一的“前三年”平均產值為計算依據，沒有考慮未來幾年土地地價增值、產值增加、物價漲幅、科技進步及全社會人民生活文化水平的提高等因素；從另一方面講，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從進行可行性研究到征地移民開始實施直至工程建設開工，往往需要幾年的時間，根據我國近年來國民總值增長率都在8%以上進行推斷，我國農村的耕地收益，無論是傳統的種植，還是調整結構以后種植其他的農產品項目，每年的收益也都是增加的趨勢。因此，在征地移民補償中，建議充分考慮未來幾年的物價上漲等因素，實行價格動態管理，使征地補償更加公平、合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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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某水電站工程為徑流式電站，采用引水式開發，開發任務是水力發電。水電站整個動力引水渠道長31km，引水流量為138.8m3/s，裝機容量220MW（4×55MW），保證出力126.4MW，年發電量12.79億kW•h。工程建設征地呈帶狀分布，征地影響范圍涉及3個鄉（鎮）、15個行政村及4個縣直單位的386戶移民。工程建設永久征收土地7551畝，其中耕地2421畝、園地122畝、林地1339.6畝、牧草地3228.8畝；臨時占地3210.3畝；拆遷房屋面積5827.7m2，以及交通、電力、水利等專業項目恢復改建等。工程永久征收耕地的補償標準為：耕地補償基數參照新疆自治區新計價房[2001]500號文規定的一等耕地標準，即1200元/畝；補償倍數按照《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國務院令第471號，以下簡稱《移民安置條例》）規定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之和為該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16倍”執行，其中，土地補償費10倍，安置補助費6倍。工程建設基準年為2008年，設計水平年為2011年。征地移民安置補償投資主要材料及價格采用2008年12月價格水平。工程建設工期34個約。工程建設征地于2010年正式實施。
2問題的提出
在工程建設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實施階段，15個永久占地村中有1個村的16戶被占地戶認為工程永久占壓他們的承包耕地為菜地，按照種植糧食作物的一等耕地標準進行補償是不合理的，他們不能接受，應該按照菜地的標準進行補償。為此，他們拒不簽訂征地補償協議，并多次阻擋工程建設正常施工。在經過多次上訪無果的情況下，最終訴諸法律，不僅給全縣移民安置工作造成了非常被動的局面，而且使工程建設工期拖延2年之久。針對這個問題，當地州、縣人民政府及其移民管理機構曾多次召開專題會議協調、協商，縣土地管理局、農業部門及菜籃子辦等部門也多次試圖對16戶被占耕地重新確定土地性質，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最終沒能達成一致意見。移民監理單位針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現場調查。具體情況為：工程建設永久征收該村耕地741畝，全部為水澆地，共計涉及97戶村民。其中，征收這16戶村民的承包地為110畝。在2005—2007年期間，這16戶村民有的種植了小麥或玉米，有的種植了洋蔥、胡蘿卜或是甜菜、胡麻等，基本上是糧食作物和蔬菜等經濟作物倒茬種植，一年僅能種植一季。但是，并沒有收集到每戶的詳細資料。監理單位也查閱了國家相關政策和國內外以往類似案例，但是，要改變土地屬性、按照菜地進行補償，還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
3主要制約因素分析
3.1國家政策層面的制約
(1)我國土地利用現狀分類。根據《土地利用現狀分類標準(GB/T21010-2007)》，我國土地按現狀分為耕地、園地、林地、草地等12類，其中耕地又分為水田、水澆地和旱地。耕地是指種植農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開發、復墾、整理地，休閑地（含輪歇地、輪作地）；以種植農作物（含蔬菜）為主，間有零星果樹、桑樹或其他樹木的土地；平均每年能保證收獲一季的已墾灘地和海涂。耕地中包括南方寬度＜1.0m，北方寬度＜2.0m固定的溝、渠、路和地坎(埂)；臨時種植藥材、草皮、花卉、苗木等的耕地，以及其他臨時改變用途的耕地。(2)關于菜地的定義。經查閱，目前國家政策層面上對于菜地并沒有確切的定義。只是在《國家建設征用菜地繳納新菜地開發建設基金暫行管理辦法》（[1995]農（土）第11號）中，對城市郊區菜地進行了約定，即是指城市郊區為供應城市居民吃菜，連續3年以上常年種菜或者養殖魚、蝦等的商品菜地和精養魚塘。一年只種一茬或因調整茬口安排種植蔬菜的，均不作為本辦法所稱的菜地。從上述兩個方面進行分析，該村16戶被占耕地均不能定性為菜地。一是我國土地利用現狀分類中，沒有對菜地進行單獨分類，而是把用于種植蔬菜的土地涵蓋在耕地中。而耕地的分類為水田，水澆地，旱地，也不是按種植類別進行分類的。二是沒有確切的資料顯示這16戶的被占耕地連續3年以上全部種植了蔬菜，只是部分農戶在自家的承包地上根據需求倒茬種植了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及蔬菜等，是輪作地。三是當地的氣候條件決定了該地區每年只能種植一季農作物，即一年只種一茬，也不符合現行城市菜地的標準。
3.2土地補償費測算問題的制約
（1)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標準。目前，我國土地管理法和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補償標準均是采用畝產值倍數法計算。《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征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按照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計算。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4～6倍。《移民安置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之和為該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畝產值的16倍。我國對征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標準，采用的是土地被征收前3年的平均年產值乘以一定的倍數。從根本上講，這種計算方法不能體現土地本身的實際價值，同時倍數計算法也缺乏科學的衡量標準。一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種植的農作物是根據市場的供求狀況不斷調整的，很難確定3年中種植作物變化情況。二是實行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后，難以對農作物的產量作出準確的統計，調查也難以得到真實的情況。三是農作物的價格隨市場波動，年度之間和年內不同時期的市場價格都是不確定的，很難確定統一的計算價格。四是在實際工作中，取規定的下限還是上限相差很大，很難實行。(2)征地前3年平均畝產值的確定。根據《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移民安置規劃設計規范》（SL290-2009）條文說明，經濟社會“樣本調查的方法分別采用搜集農調隊的典型資料、實地訪問、問卷調查和隨機抽樣。”在實際工作中，經濟社會指標的調查主要采取搜集縣農經局統計年鑒資料、農調隊資料等，根據收集到的資料，由設計單位等根據有關規定確定征地前3年平均畝產值和工程征地補償基數。所以，有關部門提供的資料情況、設計人員的水平高低，都對確定征地前3年平均畝產值和工程征地補償基數數值有著直接影響。
3.3移民安置規劃階段的相關制約
(1)規劃設計人員對于國家政策認知程度的制約。根據“國土資源部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國土資廳發〔1999〕97號）”，《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10倍”。這里的“該耕地”，是指實際征用的耕地數量。而“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4～6”中的“該耕地”，則是指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被征地單位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數量。因此，在計算耕地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時，“該耕地”的概念是不同的。征用耕地土地補償費中的該耕地，可以理解為工程建設征地范圍內的耕地（一般以縣為單位），計算耕地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可以用區域內的平均數值；而征用耕地的安置補助費中的該耕地，是指被征地村或村民小組每人占有的耕地數量，計算耕地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應與村、組平均前3年產值掛鉤。不能采用相同的數值進行計算。但是，在實際工作中，規劃設計人員往往采用工程建設征地區域內前3年耕地畝產值進行計算，作為補償基數，再乘以相應的補償倍數即可。這種計算方法沒有按照“該耕地”的不同含義進行區分，以此確定的安置補助費標準有違公平、合理，也不能完全反映實際情況。(2)地方移民機構和鄉村干部等工作深度的制約。根據《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移民實物調查規范》（SL442—2009）、《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移民安置前期工作管理暫行辦法》（水規計[2010]33號）的規定，實物調查成果應經調查者和被調查者簽字認可并公示后，由有關地方人民政府簽署意見。其中，屬于農村和城（集）鎮居民的實物，應由戶主簽字；屬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實物，應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簽字并加蓋公章；屬于企業的實物，應由企業法人代表簽字并加蓋公章；屬于機關事業單位的實物，應由單位負責人簽字并加蓋公章。在實際工作中，屬于農村和城（集）鎮居民的實物，屬于企業的實物或是企屬于機關事業單位的實物，均能根據規定由相關物權人進行簽字、認可，但是，對于屬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的調查，按照規定應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簽字并加蓋公章。一方面這是由我國土地的公有性質決定的;另一方面又現行的于土地承包經營相矛盾。因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認可的僅僅是被占土地的性質和面積，并不能真實的反映農戶實際種植了什么。綜上所述，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約，使得在征地移民實施過程中，存在類似于菜地補償這樣細節性的問題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從而影響到移民安置工作的順利開展，影響到工程建設，甚至社會穩定。
4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