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2 09: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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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小學生托管 對策 教育社會學
伴隨我國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人們越來越感到生活壓力之大，生活節奏之快。許多父母因忙于工作無暇照顧孩子吃飯、午休、按時接送上下學以及課業輔導。尤其在城市地區，大量外來人口的流入使城市化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一方面在帶來高集聚性、互通性的優勢資源的同時，另一方面這種“高效率、快節奏”的城市生活中存在的種種不安全因素，諸如交通問題、社會治安問題等，使許多城市父母尤其是雙職工家庭的父母對孩子放學后或寒暑假里的人身安全、食宿、課業輔導等問題心生擔憂。于是，一個專門負責低齡兒童課后臨時看管的新興行業――“托管班”便應運而生了。
“托管班”也稱“小飯桌”，主要指托管機構有針對性地面向由于工作繁忙而無暇照顧孩子的家庭，專門負責接送學生上下學、照顧學生中晚餐和午休，并進行作業輔導、陪伴孩子游戲，為中小學學生集中提供安全、健康的課后教育活動場所。[1] 目前社會上主要存在三種類型的托管服務：一是由私人開辦在居民小區內的專營性托管；二是各類教育培訓機構或家政公司兼營的托管班；三是個別學校和青少年活動機構，利用自有的場地，臨時照看學生。[2] 家長依據需要可選擇午間托管、全日托或假期托，收費根據服務類型不同和托管機構軟硬件水平的差異一般由上百到上千元不等。
“托管班”一定程度上分擔了家長在孩子放學后接送、看管和輔導的職責，作為一種新出現的教育機構，一方面滿足了部分家長的需求，另一方面無疑是在現行教育體制下，在學校教育向家庭教育延伸過程中對“教育空白”的有益補充，彌補了學校及家庭教育的不足，擔負了一定社會教育的職責。因此，有必要從教育社會學視角審視托管班火爆的原因及其社會功能，針對托管班實際存在的隱患和問題，探求提高小學生托管服務水平的對策，以使托管班良性、規范化發展。
一、社會轉型沖擊下“托管班”的出現有其必然性
1.宏觀方面――社會流動的需求
“社會流動”是從動態角度用來描述社會分層結構分化的時空范圍、方向和速度的社會學概念，主要指社會成員在社會的整體時空范圍內，從某一種社會位置向另一種社會位置轉移的現象，一般從方向性上分為兩種主要的流動形式：一是指從地位、職業或階級的下層向上層或者從上層向下層的垂直流動，二是一個人在同一社會職業或階層內的橫向流動。[3]
社會分層的客觀現實為社會流動提供了可能性，這種在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存在的流動具有社會普遍性。尤其在21世紀的今天，隨著信息化社會突飛猛進的發展，教育已成為衡量知識經濟時代國家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與個人的社會地位息息相關。人們普遍認為社會個體通過教育獲得文化技術等資源，是實現在不同社會階級與階層、不同職業領域的地位轉換的重要手段。受教育越多者越有機會獲得更多優質的資源，大大增加了參與競爭并取得優勢社會地位的機會，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就像索羅金在其著作《 社會流動 》一書中所描述的，“學校是使人從社會底層向社會上層流動的電梯”。教育已然成為個體改變命運、求得發展并促進社會良性流動的重要因素。
我國自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社會流動基本呈平穩水平。但隨著社會競爭日益強烈，就業形勢也越來越嚴峻，許多家長在自感危機與壓力的同時“見縫插針”般送孩子參加各種托管班，期望孩子在自己暫時無暇照顧到的時間里也能得到充分的優質的教育和輔導，以達到向社會上層流動的目的。
2.中觀方面――城市家庭職責的社會性外化
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是推動城市化進程的核心動力。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城市人口急劇增加，城鄉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增長到2000年的36.22%，到2011年達51.27%，我國已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階段。[4] 城市的最大優勢在于能將人力、能源、信息等社會資源高度集聚，并通過流暢的互通合作提高社會資源利用率、節省資本，以追求最大化利益。新世紀的人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以前大不相同，比如結婚禮儀有專門的婚慶所，酒店承辦各種宴會，家政公司分擔家務，養老院贍養老人，照顧病人有專門的護工，托管班代管小孩等。這些服務性生產逐漸成了產業中心的主要部分，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三產業較第一、二產業在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逐步上升是必然趨勢。到2010年我國服務業占三產業就業人員的比重為34.6%，比2000年增長7.35%，比改革初期增長22.4%。[5] 服務業的繁榮發展促使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同時，自1978年我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家庭人口規模不斷縮小，尤其對城市雙職工家庭來說，在工作繁忙、家庭內人手緊缺的情況下，需要通過像“托管班”這樣專門的社會機構來承擔部分家庭職責，將一部分家庭內部的分工轉變成社會分工，這樣原本由家庭承擔的職責向社會外化了。
3.微觀方面――家長的需求
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家長對子女的期望和教育關注程度越來越高，家長對托管班的需求是使托管行業新興繁榮的直接驅動力。總體來看，目前家長對托管班的教育需求主要分三大類：一是因為工作繁忙，對孩子放學后到下班前這段時間和中午休息與用餐的照料上實在無暇顧及，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一部分家庭里雖然有老人或保姆，具備照看孩子的條件，卻擔心孩子不能得到良好的專業性輔導而將其送到托管班，期望其在專業教師的教育下養成良好的學習和行為習慣，提高學習成績；三是一些家長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低，或者經過長久時間遺忘了大部分知識，面對孩子的課業輔導不知所措，無奈只能送孩子參加注重課業輔導的托管班。需求決定市場，于是一些人捕捉到了這一商機，開始在學校周圍、居民小區等地方成立各種“特色服務”的托管班，從微觀的角度來說，托管行業的新興和繁榮得益于家長的教育需求和吹捧。
二、從教育功能理論看托管班的社會意義
教育社會學的功能理論以社會學功能理論為基礎，最早出現于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中期得到深入發展。在這期間，對教育社會學功能理論影響最為深刻的是以社會學家斯賓塞和迪爾凱姆為代表的早期功能理論思想，以及后來發展起來的結構主義功能學派。在結構主義功能學派的主要代表莫頓看來，在對社會現象進行功能分析時，需要看到兩種同等重要的功能――顯功能和潛功能。顯功能是有助于系統地調整和適應的客觀后果，這種調整和適應是系統中的參與者所預料所認識的；反之，潛功能是沒有被預料也沒有被認識的客觀后果。[6] 通俗地講，顯功能指實現和預期相一致的主觀目標并能被人意識到的功能，而潛功能則是指客觀實現與預期目標不相一致并一開始就沒有被人們期望或意識到的功能。
1.“小學生托管班”的顯功能
小學生由于年齡尚小、獨立性和自理能力都不夠成熟，需要父母的照料和看管。而很多城市父母忙于生計，工作和休息時間一般來說較刻板不夠靈活，外加擁堵的城市交通加劇了人們的出行困難，父母的確對孩子放學后就餐和午休問題、上下學接送和下班回家前近兩小時孩子無人看管的問題“心有余而力不足”。
托管班以學生的時間為主導，有針對性地提供靈活性的服務，首先，迎合了部分家長的需求，為其減輕負擔解決了實際問題；其次，從學生的角度來看，托管班里有一定資質的專業教師為孩子提供課程輔導，及時幫助孩子解決課業難題，有益于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并在教師的督導下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再次，托管班作為一種“小集體”生活，孩子在一起食宿、游戲與學習的過程中也接受了一種集體教育的熏陶，對鍛煉小學生的獨立能力、人際交往能力和良好生活習慣都有一定的益處；最后，在目前我國青少年課后社會教育活動場所不足的情況下，托管班無疑是孩子最好的去處，避免小學生被一些不安全、不健康的外界環境影響，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小學生的人身安全和課后教育的問題。
2.“小學生托管班”的潛功能
教育不但是關乎個人和家庭的事業，更是國家強盛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法國社會學家孔德從“社會秩序和進步”的視角將教育看成是聯系和組成社會的中心要素，并有協調、穩定社會的作用，認為社會是個集體性質的有機體，只有集體的所有成員同時得到發展，社會才能得到發展。[7] 教育需要家庭、學校和社會共同協力并承擔責任。托管班作為一種新型教育機構出現在第三產業中，家長需求決定其市場供給，二者屬利益相互滿足的供需關系。在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課后社會教育責任而政府暫時無力擔負的情況下，只能使其流向利益導向的市場途徑。目前我國在青少年課后社會教育的健康活動場所建設方面仍不健全，甚至是很缺乏，另外學校教育又受其單一性限制在學生課后教育方面也“無力和無奈”。從這一點來說，托管班的出現對學校教育向家庭教育延伸過程中的“教育空白”無疑做了有益的補充，彌補了學校和家庭教育的盲點，為小學生提供健康、安全的課后教育場所，一定程度上擔負了部分社會教育責任；另外，托管班應市場需求而出現，在活躍市場經濟的同時也為一部分抓住商機的人帶來利益，增加了就業機會，使優質教育資源得到合理配置，有著積極的社會意義。
三、目前“托管班”存在的問題和隱患
托管班作為新興行業必然有一切新事物發展的特點，存在很多問題和不適應。目前市場上的托管班主要存在兩大主要問題：
1.“無注冊、無資質、無監管”阻礙托管班規范發展
由于托管機構提供的服務范圍除了教育、管理學生，還包括中午餐、接送等不屬于教育范疇的服務，所以不能將其單一歸類于民辦學校或者是教育培訓機構，也不能將其界定為民辦教育機構；托管機構市場以需求為導向，屬于市場和需求相互滿足的利益關系，具有贏利性，但因其服務對象的特殊性，使得它又區別于家政服務公司提供的家政服務，不等同于一般贏利機構。[8] 教育性與社會服務性的雙重性質使托管業更具復雜性。對托管機構的性質界定模糊，導致其處在了“家長無奈、學校無力、社會無視”的尷尬處境，到底應該由工商、教育、衛生還是由其他執法部門進行監管呢？出了問題誰負責？托管班到底應該有哪些規范性要求和標準？諸多問題，目前并無明確規定。規范缺失造成了大多數私人開辦在學校周圍或居民小區的托管班自行規定收費標準，制定服務內容的“無注冊、無資質、無監管”的無序狀態，嚴重阻礙了托管班規范化地良性發展。
2.辦學條件不符合標準阻礙托管班良性發展
由于托管班的巨大市場需求，社會上不乏一些人受利益驅動參與到此行業中來，他們簡單地認為只要租一個場地，提供桌椅，再招些人員負責做飯和作業輔導就可以了。加上目前政府對托管班并無相關規范的審核和要求，導致市場上的托管班質量良莠不齊，大多數辦學條件不夠標準，存在諸多問題和安全隱患：一是相關執教人員沒有國家頒發的教師資格證，不具備教學資質，導致學生學習質量下降。有的業者揣著“看孩子”的心理在招進大量學生后，任孩子打鬧、看電視、玩游戲養成種種不良習慣，對家長所作出的“精心輔導孩子學習”的承諾成了空話。二是一些托管班的飲食服務人員無健康證明，對食品的采購來源和操作過程缺乏安全保證，操作間衛生條件差，學生碗筷隨意堆放，有的托管班雖然提供消毒柜，但常常只是擺設，或者不規范操作，這些都對孩子的飲食造成安全隱患。三是托管班往往追求利益最大化，將投資成本壓縮到最小，這就導致狹小的空間內擁擠著幾十個學生，師生比例成問題。沒有電子空氣凈化設施，容易引起病毒感染。消防設施也不具備，一旦發生意外，后果將不堪設想，這些都威脅到學生的人身安全。
四、提高小學生托管服務水平的對策
1.建立政府監督、管理機制，讓托管班經營合法化、規范化
托管班的出現對學生、家長、學校都有積極的社會意義，但目前托管班市場質量良莠不齊、缺乏監管的無序狀態嚴重阻礙了其健康、良性地發展。因此，政府應及時給予重視與關注，協調工商、衛生、教育、公安等部門建立相關監督與管理機制，制定詳細的相關條例準則，將托管班在市場準入的資質標準、收費標準、場地環境的安全標準、采購食品及操作環境的衛生標準、從業人員的資質條件、消防設施標準和教學管理條例等一系列審批程序納入合法化、規范化的渠道。同時應建立監督與檢查機制，不定期對托管班市場進行整頓檢查與指導，使托管班的管理和運行有法可依，才能保證其健康、有序地良性發展。
托管班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政府的教育公共服務職能的空白，具有彌補社會教育職責的潛功能。所以政府應積極發揮托管服務行業的引導作用，認真調研分析并盡快明確托管行業的性質界定與主管部門，并適當給予財政支持和政策引導，以確保托管行業盡快走上規范化、合法化的發展之路，給孩子創造一個健康、安全的社會教育環境。
2.放寬政策，鼓勵和允許學校以適當收費方式提供小學生托管服務
目前我國青少年的課后社會教育活動場所方面的建設較欠缺，而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因其功能單一和局限性也對小學生離校后的教育表示“擔憂又無奈”。一些學校嘗試以公益項目活動的形式以本校教學資源和場地為基礎，在學校內部成立托管班，受到了很多家長的青睞。但這無疑給學校教師增加了工作負擔，占據了教師的私人時間。以免費的義務服務方式開展校內托管不切實際，而且根據教育行政部門相關規定，學校不得私自以輔導名義向學生收取費用，這讓一些無力自己承擔財政壓力的學校對校內托管無能為力。因此，政府可以給予學校適當的財政支持，相關部門放寬政策，鼓勵并允許學校以適當收費的方式提供小學生托管服務，讓家長自主選擇是否參與，同時加強對收費標準、教學實施過程的監管和指導。
3.動員條件成熟的社區自行開辦小學生托管
在美國，課后托育機構主要是由公立學校與民間組織提供，其中社區在承擔各項責任上發揮著重要作用。[9] 社區可以充分利用其集聚便利、人和人之間熟悉和信任度高的優勢，自行組織力量，將社區內的退休教師、廚師、醫務人員、大學生等人力資源通過招聘形式充分利用起來，開辦社區內部規范化和專業化的托管中心，建立及時與學校溝通教育信息的有效模式，進行上下學集體接送，實施科學、安全健康的托管教育。如此一來，家長在方便接送孩子的同時也能及時了解到孩子的教育信息和具體表現，使家長更加放心，學生也獲得健康有益的發展。
總之，“托管班”是應時代要求而出現的，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但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仍存在諸多問題和阻礙，小學托管班的發展任重而道遠。
（作者單位：西華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四川 南充，63700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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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鐘澤歡.關于規范中小學生托管市場的建議[EB/OL].http：///onews.asp？id=1116，2010-
2021 年的暑假即將畫上句號。從來沒有一個暑假，教育政策的出臺如此頻密，并且從出臺到落實的時間間隔如此之短，執行力度如此之大。
從暑期托管的普惠式推廣，再到 ” 雙減 ” 政策的高規格，學生、老師、家長、學校、教培機構……身處教育網絡中的每個角色都在短時間內感受到重大變化。
如今，” 雙減 ” 政策正式落地一個多月了，作為 ” 雙減 ” 工作試點城市的廣州，在這個 ” 試行政策 ” 的暑期窗口期，學生、老師、家長們到底經歷了什么？” 雙減 ” 政策下，他們迎來了怎樣的變化？新學期將至，他們又將如何去應對？
學生：有人拍手稱快 有人坦言減負要看 ” 兩頭 “
7 月 24 日，” 雙減 ” 政策正式。政策要求全面壓減中小學生作業總量和時長、校外培訓機構不得占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等。
作為教育的主角——廣大中小學生——對于 ” 雙減 ” 政策各有感悟。
剛從小升初 ” 殺出重圍 ” 的小藝告訴記者，” 雙減 ” 讓她松了一口氣。小藝說，她從一年級開始就參加各種課外拓展和培優。小學六年來，她的周末被各種學科類和素質類培訓班排得滿滿的，在媽媽車上吃飯和睡覺是家常便飯。今年小升初，小藝被廣州外國語學校錄取，但這個暑假她還是被媽媽報的培訓班安排得滿滿的。對于 ” 雙減 ” 政策下不能在周末、節假日和寒暑假進行學科類培訓的規定，小藝給了一個大大的贊。” 我最愛看科幻類小說了，放假終于有時間看書了。”
五年級學生小六成績一般，媽媽從三年級開始就給她報了語文、數學、英語的校外培訓班，不過小六連校內作業都完成得很辛苦，所以根本沒有精力完成校外培訓班的作業。” 每個周末都跟大家一樣趕集似的去上課，但學了什么回來我基本也忘記了。” 對于 ” 雙減 ” 政策，小六坦言：” 作業是老師布置的，課外班是媽媽報的，只有他們減量我們才能真的減負。”
從小就是 ” 學霸 ” 的華附高一學生小林表示：” 鞋子合不合穿只有自己知道。” 小林告訴記者，校外 ” 加餐 ” 是根據自己的學習狀態和興趣愛好做選擇，所以他覺得自己的學習負擔并不太重。” 如果一定要追求絕對的平均，那我擔心學有余力的學生會‘吃不飽’。”
家長：點贊 ” 官方帶娃 ” 期望學生評價機制更多元
7 月 9 日，廣州市教育局印發了《關于做好小學生暑期托管服務工作的通知》，表示今年暑期期間開始校內托管服務試點工作。全市十一區陸續暑期托管具體實施細則。7 月 19 日，廣州 ” 官方帶娃 ” 正式開啟。
不少雙職工家庭對于暑期 ” 官方帶娃 ” 拍手稱快。家長李女士工作很忙，孩子即將升入小學六年級，面對小升初的壓力，在暑假前一個多月，她已經給孩子報好了語文、數學、英語三科的校外培訓班。” 整個暑假時間排得挺緊的，為了讓孩子放松一下，我們還在暑假初期安排了一次外出旅行。如果早點通知暑期校內托管，我們可能會嘗試著讓孩子在學校完成暑期作業。”
王女士是廣州一名高校教師，同時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女兒在暑假過后要升五年級了，兒子從 9 月份開始讀小學一年級。” 雙減 ” 政策落地后的這一個多月，她都在關注相關報道和政策解讀文章。
王女士說：” 我覺得‘雙減’對大多數家庭來說確實是解脫，現在教育‘內卷’太厲害了。就拿我女兒來說，在她三年級的時候，我們全家就很焦慮了，因為聽很多過來人聊小升初前的準備，他們說要想讀廣州比較好的初中，奧數和各種杯賽成績是標配。我們也嘗試著讓女兒去學奧數，可是她真的不感興趣，我們為孩子簡歷上沒幾個拿得出手的數學杯賽成績苦惱和焦慮了很長一段時間。”
與王女士有同樣想法的家長不在少數。謝女士的女兒今年小升初，她的優勢是英語，但從四年級開始，為了上廣州一線初中，她開始硬著頭皮學奧數。謝女士說：” 我女兒不是那種有數學天賦的孩子，但她貴在勤奮和要強，會為了自己定下的目標努力奮斗。說實話，看到孩子學奧數很辛苦，我們家長風雨無阻地接送也很辛苦，我曾無數次想放棄，但最后為了小升初，大家都咬牙堅持了。”
王女士認為自己的孩子比較幸運，正好趕上了 ” 雙減 ” 政策，” 我覺得‘雙減’對于我家這樣的孩子來說是一種解脫。” 王女士告訴記者，大多數家長對 ” 雙減 ” 政策的效果仍在觀望，” 其實我們就是特別希望學校能夠多維評價孩子，而不只是用分數來衡量。那些經歷過小升初或者即將小升初的家長之所以如此焦慮，關鍵還是學校在選拔學生時主要看重成績。如果學校能改變評價學生的尺度，家長的焦慮才能真正緩解。”
學校老師：看好 ” 雙減 ” 政策落地 走出教育 ” 內卷 ” 怪圈
” 雙減 ” 政策一出，不少老師紛紛點贊。廣州某中學語文老師肖老師覺得，不少學生從小在校外補習過度了，上了高中就目光短視，急功近利。2015 年高考，他所教的兩個班語文平均分都超過 120 分。對于肖老師來說，這份成績單，既是對他冒險試水、苦心堅持三年 ” 深度閱讀 ” 的交代，也是他 ” 用閱讀而非純應試訓練提高語文素養 ” 理念最有力的注腳。在被 ” 短平快 ” 的功利主義控制下的中學課堂教育中，肖老師的嘗試有著特別的意義。
但是，沒過幾年，當他再一次教高一時，肖老師發現他的深度閱讀課已經上不下去了。” 我在課堂上給學生們發散知識點，建議學生多閱讀、廣閱讀，甚至不提供書單讓他們自由閱讀時，遭到一些學生的反對。他們覺得我在浪費時間，語文課就應該講重點和考點，他們沒這么多時間看課外書，還有其他科目要學習呢。” 肖老師說。
肖老師在課下還專門找這些學生談心，告訴他們高一高二的語文學習應該 ” 厚積 “，廣泛閱讀是提升語文核心素養很關鍵的一點。只有高一高二 ” 厚積 ” 了，到了高三講考點的時候，學生才能比較好地運用之前所積累的知識去遷移和運用。” 盡管我苦口婆心地跟學生解釋，仍然有一小部分學生理解不了，他們習慣了校外培訓機構老師直接講重點難點，要自己去梳理知識，他們不知從何下手。”
與肖老師有同感的老師不少，他們越來越感受到學生過多的課外補習和刷題與學科核心素養的培養方向是背道而馳的。不少老師也都曾建議學生減少校外培訓，跟著學校老師的步伐走，但因為陷入 ” 內卷 ” 怪圈，人人都不敢停下參加校外培訓的步伐，學校老師的苦口婆心勸說也收效甚微。
現在，他們看好 ” 雙減 ” 政策的落地，因為這更加突出了學校作為教育主陣地的作用。
校外培訓機構：關停、調整、轉型 等待開學后的明朗政策
位于天河區崗頂的華晟大廈周圍，幾乎云集了廣州最主要的幾家教輔機構。以往的周末，這里人頭攢動，大廳里的三部客梯遠遠滿足不了家長和學生的需求，一位家長告訴記者，每次在高峰期去 20 樓以上的機構陪孩子上課，電梯至少要等 10 分鐘。
記者近日走訪了這座大廈，在 ” 雙減 ” 政策沖擊下，大廈前門可羅雀，與昔日的人流如織形成鮮明對比。記者上樓走訪了幾家知名的課輔機構，以往機構大廳很醒目的成績榜沒有了，有的機構甚至直接大門緊鎖，門上貼著停課告示。
記者以家長身份前去一家知名一對一輔導機構咨詢。課程顧問的第一個問題是：” 請問孩子可以在周中上課嗎？因為我們學科類培訓只能在平時的放學后，周末和寒暑假都沒法上課，所以我們有必要先了解孩子平時是否有空過來上課。” 此后，課程顧問也只是了解孩子的基本情況，并未推銷課程，并讓記者留下信息，等 9 月份開學后政策明朗了，再告知是否可以報班。課程顧問還透露，機構現已推出不少素質類課程，比如少兒編程和美術課，9 月份開學后的周末，這些素質類課程可以開課。
而在以往，他們通常會很熱情地向家長推銷機構的名師和課程，并稱課程買得越多越劃算。
” 雙減 ” 政策下，不少學科類培訓機構相繼關停、調整、轉型。近日，廣州本土教輔機構罡得教育在其官方微信公眾號《致罡得學員家長的一封信》，宣布將于 8 月 31 日關閉所有門店，請還未申請退費的家長聯系相關工作人員到校區辦理退費事宜。
仍想活下去并且尚有余力活下去的校外培訓機構選擇了轉型，素質教育、校內外托管、職業教育成校外培訓機構轉型升級的三大關鍵詞。據了解，新東方、好未來、卓越教育等企業均已加大對素質教育的布局。比如北京新東方成立素質教育成長中心，專注學生五育目標發展要求；今年下半年以來，好未來接連調整品牌結構，推出勵步兒童成長中心和系列素質教育新產品；卓越教育今年不斷深化探索 ” 素質教育 + 社區 ” 新模式，在圍棋、舞蹈、美術等領域完成品牌布局。
機構老師：職業榮譽感驟降 有老師離開教培行業
校外培訓機構轉型，必須隨之轉型的還有機構的老師們。
黃老師是廣州數學培優界一位小有名氣的老師，近些年，他培養了不少競賽尖子生。2015 年，他成立了自己的機構，專做競賽培訓類項目。不少學生從小學三年級到初中，一直跟著黃老師學習。
” 雙減 ” 政策落地讓他面臨挑戰。” 我們這種小機構現在最擔心的是生存問題，我們沒有宣布裁員，但是周末和寒暑假不能上課了，明顯課時少了，相應的老師的課時費就少了一大截。” 黃老師還說：” 以往社會對我們校外培訓機構的老師還是有比較高的認可度，培訓機構也有很多優秀的老師確實潛心教研和教學。而如今這個職業的榮譽感驟降。”
黃老師目前已經被一所民辦學校 ” 挖 ” 去當數學老師了，但他表示：” 現在民辦學校也面臨著轉公辦或停辦的問題，我也想去公辦學校當老師，但在公辦學校如果沒有編制，會有很大的落差。”
某機構數學老師小傅去年剛畢業，在 ” 雙減 ” 政策下，他也面臨出路抉擇。目前他還在機構堅守著，小傅告訴記者：” 我真的很喜歡當老師，現在只能周中的晚上上課了，看看新學期學生和家長的報班情況吧，實在經營慘淡的話，我可能會去考研或考公務員吧。”
近日，智聯招聘《2021 教培行業人才市場分析報告》顯示，教培行業一線城市招聘收縮幅度大，7 月職位數比政策前的 3 月下降 32.4%。
專家建議:通過購買服務解決校內托管 保證學校老師教研備課時間
1.” 雙減 ” 政策下，如何保證學校老師的休息和教研時間？
面對新學期即將來臨的 ” 雙減 ” 以及 “5+2″（周一至周五 5 天，每天校內課后托管時間至少 2 小時），不少小學老師很擔心每天增加了 2 個小時的托管時間，老師的休息時間很難保證。
廣州市民辦教育協會會長、廣州華美英語實驗學校校長陳峰建議，政府可以嘗試通過購買服務和吸納大學生志愿者進學校輔導孩子作業的方式解決校內托管問題。他提到，托管領域也是教培機構轉型的方向之一。不少校外培訓機構正在布局課后托管服務，學校也可以遴選購買他們的素質教育課程，將之加入校內課后托管的服務，畢竟培訓機構在教研、師資團隊培訓也是很有經驗的，校內課后托管可以吸納其精華之處。
2. 學生不參加校外輔導，學校老師能否有效提高教學效率？
廣州市某重點小學的陳老師告訴記者，以往很多學生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花在校外培訓上，” 這些學生超前學習了，上課不聽課，甚至偷偷做校外的習題，下課沒時間做校內作業又去趕班了…… ” 陳老師說，這些學生其實學習壓力很大，學習成績卻不見得很優秀。假如他們能跟著我們校內老師的節奏，一步一步往前走，我們完全有信心把他們教好。
廣州大學附屬中學化學老師汪娜現任教高三，她覺得 ” 雙減 ” 政策對于學校和老師來說，最關鍵的是向課堂要效率，老師要在課堂上把知識點講透，讓大多數學生在課堂上就把難題解決了。
也有教育界人士提醒家長，不能把孩子學習成績的好壞完全歸因于學校教育，家長也要付出家庭教育的責任，如養成孩子良好的學習習慣、生活作息等，這些都是家長的責任。只有家校合作攜手才能把孩子教育好。
3、” 雙減 ” 對學生和家長來說，教育焦慮真的可以緩解嗎？
新學期開始，” 雙減 ” 逐漸奏效，是否可以緩解教育的焦慮？
一、校外小學托管機構產生的社會背景
教育部于2013年9月文件，開始正式實施《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這一文件的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間引起社會輿論的廣泛討論。一方面，多年來全社會關于小學生減負問題的呼聲得到了國家政策層面的回應與保障，得到了部分社會及家長的贊揚。另一方面，減負之后小學生在校時間大幅縮短，課余時間出現了很大的彈性，因此小學生擁有充裕的課外時間，但由于下午三點半離校以后脫離學校的監管，與此同時家長又處于上班時間，于是便形成了小學生安全及活動監督管理的真空期。所以產生出“小學生三點半現象”，即小學生三點半放學之后，學校方面不得以辦各種社團及輔導班的名義繼續容留學生在校進行監管。同時，父母下班時間晚，沒時間接孩子。社會上也沒有完善的組織或機構，對放學后小學生活動負責。這就形成了學校無權監管、家長沒有時間接管、社會上無相關機構管理的尷尬局面。這種尷尬局面使得小學生從三點半放學直到家長下班期間的學習、飲食、安全成為一大難題。即使有一部分小學生爺爺奶奶有精力尚能完成孩子接送任務，安全問題能得到一定的保障，但是老人們對于監督管理孩子的學習教育卻犯了難。還有一部分家長可以接送，安全及教育也都有保障，但是因其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孩子的作I輔導成了一大難題。基于這種國家政策規定放學時間與家長工作時間相沖突的背景下，小學生托管班也就是俗稱的“小飯桌”應運而生，并且發展迅速，隊伍不斷壯大。各式各樣打著的小學托管班名號的教育機構的活動內容也是各有特色，小學生托管問題日益演變成為一種社會性難題。
二、小學校外托管班存在的問題
目前各種類型和層次的小學校外托管機構有很多，但服務質量卻是良莠不齊，存在著諸多隱患，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硬件設施安全問題，如衛生、消防、食品等方面；二是軟件設施質量問題，如教學質量、師資力量等方面；三是小學托管費用問題，如哄抬價格、亂收費等方面。
（一）硬件設施安全問題。現今，社會上存在著較多滿足基礎服務功能的小學托管班，其對外宣傳提供孩子接送休息及飲食服務，實際上這類托管班并無法保證為每一個孩子提供一個良好的休息場所。有些小學托管班辦在租住的居民樓內，室內空間狹小，一般都是上下鋪安置，也有部分托管班直接在地板上鋪設泡沫，讓學生擠“大通鋪”，加之小孩子正處于活潑好動階段，午休質量并不高。此外，在一項關于小學托管班飲食滿意度問卷調查中，“還有大約 15%的學生不喜歡或很不喜歡托管機構的飯菜。這說明現在的校外托管機構在硬件、飲食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改善。”有相當一部分人對飲食并不滿意。由于是私人辦學，他們對糧油米面食品安全問題可以保證，但是對蔬菜肉食類食品安全并不能做到百分百放心，而且對于廚師人員的健康性、專業性無法保障。學生餐具混用，給在小學托管機構的孩子們的飲食安全帶來了極大的隱患。這些提供餐飲的從業者當中許多并沒有辦理身體健康體檢證明，這將對被托管學生的身體發育產生一定的影響，小學生的飲食安全衛生得不到保障。
（二）軟件設施質量問題。有些托管兼具課后輔導服務功能的托管機構，對外宣傳時聲稱有經驗豐富的教師輔導課外作業，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托管班一般只是通過尋找社會兼職教師或大學生輔導小學生課后作業，這種形式招聘的輔導人員具有流動性大、隨意性強、責任心弱的特點。小學托管班極少能招聘到受過專業訓練且具有教師資格證的人員，而且，托管班為了控制成本，盡可能地讓一個老師教授托管班內所有的學生。例如，有一個小學托管班招收了一至三年級的小學生，在課后輔導時間安排上采取差別輔導的模式，即今天輔導一年級明天輔導二年級的輔導方式，而且在學生人數多的情況下不能在有限的輔導時間內解答每位學生的疑問。在這樣的托管班，課后作業輔導成為托管機構榨取學生家長錢財的幌子，這種有名無實的做法，不僅盤剝著家長的血汗錢，浪費了孩子的時間，而且會增加學生的厭學情緒，不僅無法讓學生保質保量地完成課后作業，最后還會因此受到社會大環境的影響，最終養成不好的學習習慣。
（三）小學托管費用問題。社會上也存在著不少旨在提高學生全面素質的教育機構。這一類型的教育機構，主打以培養孩子的才藝技能和特長為優勢，對教育教學設施及管理人員的投資大，教學場地條件好，教輔人員具有專業性、穩定性、敬業性的特點。不過此類小學托管機構由于高投入必然需要高額的托管費用，一學期動輒上萬，對于許多工薪階層的家庭來說，想要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也只能是望而卻步。大多數教育機構在提供基礎課后作業輔導的基礎上提供了門類繁多的專業課、興趣班。但是想選擇這些課程，都是需要再收費的，這就造成小學托管機構在興趣班開設上并不是以學生真正的訴求為目的，而是為了追逐高額的商業利潤。現如今，每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這使得家長特別重視孩子的教育問題，在小學托管班的吹捧與跟其他學生攀比的心理下，學生家長只能選擇不斷投入，這種功利性的行為不僅加重了家庭的教育開支，而且極有可扼抹殺小學生學習才藝技能的興趣。
小學托管班存在著諸多問題，以上歸納出的幾種形式的托管機構均以營利為目的，由于相關法律法規政策的缺失，造成必要的安全與學生合法利益無法得到保障的局面。當前，我國還未制定托管行業規范標準，雖然一些地方政府有出臺相關暫行管理辦法，但仍未涉及托管機構市場準入機制及責任主體等。
三、對于小學托管班的構想
根據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有需求就會有市場。正是由于大量的社會需求才導致社會上托管班的快速發展。就小學生而言他們是祖國的未來，家庭的希望。小學托管班不應該僅僅只是起到給孩子放學后提供一個學習場所的功能，而是要肩負起在保證安全的基礎上，更好地承擔起小學生在情感、智力、心理、藝術、體育方面的潛能開發與興趣培養的責任，將教育性、娛樂性、社會性三者之間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此外，小學生托管教育應該與機構利益相剝離開來，教育σ桓齬家一個民族的重要性不同于其他，尤其是初等教育更不能將經濟利益放在前頭。否則，會影響 那些因家庭貧困而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學生的長遠發展。
（一）政府應將托管班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服務領域。首先，針對當前托管行業亂象，同時參考美國對于托管班的定位與具體做法，學習借鑒美國“課后托管是美國兒童的一項基本福利，美國課后托管最大的特點是以立法和國家層面的政策保障每一名兒童都平等享有托管服務”， 2002 年，《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推行后，課后托管獲得了更加深入的發展，成為美國公共服務體系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國政府必須考慮到教育本身所有的公益性和公共性的內在本質，教育作為公共服務領域的一部分，應該將小學生托管納入到公共服務領域。由政府主導把托管班作為我國教育領域一項重大教育教學工程來抓，使我國教育資源更加公平，學生整體素質不斷提高。
（二）豐富小學托管班的活動內容。小學托管時間段正好是學生完成一天學業以后的空閑時間，這段時間不應該單純地將學生從學校轉移到托管機構，本質上僅僅是轉移了空間位置的對課堂知識的繼續學習，而應該是讓小學生學習、接受更為多樣化的活動內容。以教育性、娛樂性、社會性為托管原則，組織開展豐富的課外知識學習與活動實踐。可以通過政府搭建平臺，教育部門協調高校組織志愿者利用高校的各種資源，如圖書館、游泳館、體育場、音樂廳等場所設施，結合高校社團文化的優勢，為小學托管班提供豐富多彩的活動內容。一方面通過直觀的感受可以拓寬小學生的知識面，激發興趣，培養愛好。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活動量，增強身體素質，減小學生久坐不動發生肥胖的概率。我國要盡快研究制定小學課后托管活動準則，給孩子創造一個健康、安全、有意義的托管教育環境。
關鍵詞：移動學習；MOOC；移動云課堂；情景交互
中圖分類號：G43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8454（2016）14-0020-07
一、 引言
目前，MOOC和移動學習技術的迅猛發展為信息技術與高等教育帶來了實現深度融合的契機。一方面，MOOC的大規模應用創造了全新的、公平的教育模式，反映了自主學習和終身學習的教育價值取向，加快了高等教育大眾化和國際化的進程，同時MOOC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設計理念、基于知識塊的課程資源建設、界面友好的交互平臺、效果良好的教學新模式、新型的在線學習方法和師生關系，也給我國高等教育課程教學改革帶來了很好的啟示[1，2]。另一方面，移動學習倡導和支持在一定的社會學習情境中實現知識學習的便捷性、移動性以及超媒性，強調情境化的、交流共享的學習方式來支持知識建構，被認為是在課程改革中實現學習社會化、個性化的一種新型學習范式[3]。然而，盡管MOOC在支持大規模學習群體的自主學習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但在整體功能的完備性和成熟度方面還落后于典型網絡教學平臺[4]。總體而言，信息技術融入高等教育的進程已滯后于信息技術自身的迅猛發展。因此，如何利用移動學習優勢，發揮MOOC在開放、優質教育資源聚集方面的作用，變革高等學校課堂教學模式，提升高校課堂教學質量，值得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展開深入研究[1]。
將MOOC與移動學習相結合，服務于高等教育創新面臨諸多挑戰[5-7]。主要體現在，主流MOOC的教學局限性在于教學模式單一、教育理念較之傳統課堂教學沒有大的突破，活動設計主要以獲得學習為主，而對探究學習、個性化學習和協作學習重視不足[5]。同時，MOOC缺乏嚴肅的教學方法以及其僅是課程與開放教學資料的集合，無法體現課堂學習與課程學習的意義，而且MOOC課程模式本身特點造成如果缺乏指導和幫助，學習者很容易迷失，因此課程學習者的高退課率和低通過率問題被多方詬病[6，7]。
在MOOC與移動學習融合方面，世界范圍的研究者已經開展了諸多工作。如Sun G.指出移動MOOC不同于傳統模式之處在于更多的協作與碎片化資源，而且學習者能夠通過團隊協作來定制個性化的學習資源，即微學習即服務（Micro Learning as a Service， MLaaS），其核心是采用教育大數據挖掘（Educational data mining，EDM）技術來分析用戶行為特征和識別學習資源特性，從而建立個性化的學習路徑[8]。Brinton， C.G.等研究了MOOC學習環境中通過學生與資源的交互行為來修正用戶的學習模型并指導內容適配策略[9]。王濤等建議通過多種形式的社交媒體參與討論、思考、分享資源，并在參與者的交流中生成課程資源[6]。祝智庭認為MOOC的教學法出現了新動向，教學方式、學習方式正由完全自主在線學習向混合學習、協作學習、研究性學習等轉變[5]。
由上述文獻可知MOOC與移動學習的深度融合需要首先實現理念、思路、方法、評價方面的四個轉變。其中，教學理念將不拘泥于課堂授課的方式，借助云平臺向著Off Campus Out of Class轉變；教學思路則由傳統教學方式到個性化、數字化方式轉變，并將物理和虛擬空間結合來營造創新的教學環境；教學方法將主要采用混合學習，充分體現互動、交互式的課堂氛圍；評價方式則由分組評價到開展過程評價模式轉變。本文將結合華中師范大學移動云課堂實踐展開論述。
二、 移動學習的發展機遇與問題
自從2000年在美國加州大學的“移動教育”研究項目中被提出之后，移動學習的概念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廣泛關注[3]。綜合Alexzander Dye、Vavoula和Sharples等學者的觀點，移動學習的顯著特征包括：以移動設備作為物質基礎；學習發生在情景實踐之中，非孤立學習，具有實時雙向交互機制；移動學習不僅關注數字化學習內容，還關注其學習過程與結果[10]。移動學習為教育教學理論與模式的變革開拓了新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維度，不僅豐富了人們獲取知識、建構知識、應用知識的方式與途徑，而且轉變了傳統的學習理念，為終身學習、普適學習與個性化學習提供了強大的支撐能力[11]。
移動學習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0]：第一階段將學習內容通過無線通信以“推”送方式來實現知識的傳遞，注重學習的內容呈現。學習者成為學習“拉”的對象，這是一種被動的、單向的、機械的交互方式。筆者稱其為傳統的移動學習階段。第二階段強調增強移動學習內容的管理和自適應性，為學習者實現積極的知識建構提供有效的工具。如采用流媒體技術實現流式學習，使學習者可以靈活自主、隨時隨地選擇自己所需學習的內容。筆者稱該階段為改進的移動學習階段。第三階段強調了在生活環境和實踐情景中進行學習，同時也呈現了與泛在學習理論的融合。筆者稱之為移動學習+階段。
總體而言，當前主流的移動學習技術正由第二階段向移動學習+演化，其中MOOC與移動學習的深度融合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移動學習+需要面臨解決的問題包括[3]：移動學習的移動性和碎片化使學習者的注意力容易受到干擾，影響學習效果的問題；雙向交流缺失影響移動學習的互動性；移動學習環境不斷變化使得學習具有隨機性，降低了知識建構的質量，這需要學習情景的重構。
三、 MOOC與移動學習的融合模式
MOOC與移動學習的融合是大勢所趨，但是如何構建適應高校教學規律的輔助在線教學模式則需要重點研究。文獻[12] 驗證了目前大學生對應用移動學習方式開展課程學習具有較強的需求，同時也證明了學習情景重構的核心是交互性、個性化的移動學習推送服務和配套的學習網絡社區。祝智庭教授認為“后慕課”時期將形成多樣化的在線學習方式，創建新的開放教育生態，在線教育不僅應有對優質資源共享和拓展教育規模的貢獻，更應該有對學生個性發展和教育協同創新的追求[13]。楊宗凱教授認為“未來教育”凸顯“聯結”的未來文化。對于學生而言，學校不僅要注意學生與同伴的聯結，而且要注意學生與教師、學生與管理者、學生與家長、學生與社會的聯結 [14]。而且，教育本身的變革已經由農業社會的個性化教育、工業化階段的規模化教育發展到個性化、差異化的創新教育階段。就教育對象而言，90年代后出生的大學生可以說是“數字原生代”，其本質性的特征是個性化和差異化，他們更傾向于快速的、非線性的學習，因此原有的規模化、標準化的教育模式已無法實現創新能力的培養[14]。程建鋼教授課題組撰文指出未來網絡教學平臺的發展將支持學習者根據自身學習特點和風格進行自適應學習；支持教師個性化、多模式的課程教學；通過社會軟件構建學習型社區，實現廣泛的社會交互；利用各種新技術構建沉浸式、強交互、重體驗的學習環境[4]。
綜上分析，云學習時代實現MOOC與移動學習的融合一方面需要從以下方面著手重建新的學習模式[4，10]：這包括了授課模式的顛覆，即基于標準算法、系統模型、數據挖掘、知識庫等為學生提供個性化、定制化學習服務；學習過程也將由“以老師為中心”轉向“以學員為中心”，并全面跟蹤和掌握學生特點、學習行為、學習過程，進行有針對性的教學，更準確地評價學生，提高學生的學習質量和學習效率，實現“因材施教”；借助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等技術實現線上與線下混合學習，打造匯聚更多優質課程和學習者的學習社區平臺。另一方面，交互已成為影響教育活動的關鍵因素之一，文獻[10]根據交互性特征歸納出學習環境發展的軌跡（如表1所示），這為MOOC與移動學習融合提供了全新的視角。筆者認為移動學習+是未來泛在學習的一種，因此也適用泛在學習的相關分析。
由上表，未來的移動學習+的交互方式屬于情景化交互范疇，它除了要考慮由于網絡的自發性、無時間限制、匿名性等因素帶來的去中心化和網絡化、組織化與非正式化、系統性和綜合性等特征外，需要更加突出可感知性、聯動性、可視性和符號化中介等特征[10]。情景交互的核心之一則是實現群體交互，即提供學習者與學習共同體及教師之間的實時/離線信息交互的能力[10]。既然情景交互將課堂情景與社交情景進行無縫對接并有效地拓展了教與學的空間，在未來教與學過程中，則需要重點研究六種不同的交互方式：人與人之間的交互、人與對象之間的交互、人與人工制品之間的交互、對象與對象之間的交互、人工制品與人工制品之間的交互[10]。筆者根據高等教育教學實踐，將人的角色分為教師、學習者、學習共同體成員等；將學習對象分為音頻、視頻、PPT、word、PDF等課件形態；人工制品則分為鼠標、窗體、空間、攝像頭、話筒等物理與虛擬的空間實體。
如圖1所示，構建MOOC與移動學習的融合模式需重點考慮課堂情景與社交情景這兩類情景空間中的用戶與課件資源的交互、用戶與網絡空間的交互、學習者之間的群體交互、學習者與教師的交互等方式。同時，現有基于MOOC的教育云平臺已經具備了大規模的資源服務能力，移動云課程作為其輔助教學的工具，也必須要考慮兼容現有平臺功能并構建學生空間、教師空間與課程空間。
四、 移動云課堂系統設計與實踐
1.系統設計
結合上述分析，筆者采用面向服務的體系結構（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OA）構建移動云課堂。如圖2所示，系統分為資源服務、接口服務與應用服務三個層次。其中資源服務涵蓋了流媒體服務、文檔服務、數據庫服務與資源云存儲服務等。數據庫服務記載用戶的學習信息與海量資源的信息檢索。接口服務完成應用服務與第三方服務接口的集成與適配，包括了筆記列表、筆記檢索、筆記查看、筆記修改、信息推送、日志查看、日志記錄、文件上傳、文檔預覽、媒體播放等接口；第三方接口服務集成與適配包括文件存儲、媒體播放、文件預覽和第三方服務等。應用服用提供了用戶情景交互的基本功能，包括了筆記與課程作業服務、交互服務、信息服務、統計服務等功能。此外，如圖3所示，系統將通過云存儲服務器、文檔轉換服務器、流媒體服務器與第三方接口服務器配合移動學習平臺開展工作。
2.實踐效果
筆者所在研究團隊在現有教育云學習平臺基礎上升級改造使其具備支持萬名用戶的大規模移動學習服務實證平臺以及支持400門課程在線的云資源共享環境。如圖4所示，系統在實現過程中重點關注情景交互部分，并將其分為課堂情景與社交情景交互兩大類。其中，課堂情景則涵蓋了課堂學習中用戶需要的基本功能，如學習記錄、通知推送、課堂作業、課堂學習，個人云盤等功能單元。社交情景則包括交流討論、筆記分享與系統的統計分析。統計的維度可以分為用戶統計、終端統計及呈現包括位置信息統計的學習地圖。
具體而言，從學習者角度出發的案例如下所述：
（1）學習者進入平臺，加入某一門具體課程，查看課程信息，如當前學期正在學習的課程或以往學習過的課程的簡介、主講教師、大綱、課程日歷、課程成員信息等。
（2）學習者學習課程資源，進入該門課程的學習界面。課程資源（文檔與課件）則以雙屏方式進行呈現，保證課堂內容的關聯性。
（3）學習者參與學習活動，使用相關學習工具，與其他學習者進行分享與交流等一系列學習活動，具體內容見3A、3B、3C描述。
3A：學習工具主要包括學習主題-學習單元-學習課件-學習活動-學習資源等結構組織與呈現；多種形態的學習筆記（文本、音頻、圖片筆記等）及筆記分享功能；學習過程中就某一學習專題組織展開學習討論與交流的功能。
3B：在線及隨時隨地離線進行多媒體作業的功能。
3C：與用戶相關學習輔助工具，包括個人云盤（空間）及上傳功能。
從訪客角度出發的案例如下所述：
（1）學習者以訪客的身份進入到某一門課程中，瀏覽課程資源及查詢課程的作業、通知等內容但不能記錄學時。
（2）學習者可據院系-課程名稱-學期-主講教師等逐級定位查詢想要的課程。
從教師角度出發的案例如下所述：
（1）教師創建一門課程后可上傳課件信息，系統為該課程自動新建一個交流討論群組。
（2）教師組織學習。系統實時記錄學生的學習時長以及用戶的學習行為；老師可查看所在課堂學生的學習情況并開展有針對性的教學活動。
（3）教師通過系統通知與課程通知實時向學生終端推送信息。老師不用再通過QQ、微信等第三方工具發送通知，學生也不用再擔心漏掉課程的重要通知信息。
從社交學習角度出發的案例如下所述：
（1）教師創建一門課程后，系統自動新建一個交流討論群組，加入當前課程的所有學生會自動加入到當前群組中。當前課程的教師默認為當前群組的管理員，其他用戶也能通過申請加入當前群組中來。
（2）學習交流討論群組還可與學習主題相關聯。主題可以是一門課程，也可以是章節、單元、課件、活動和資源等。
（3）用戶也可以根據學習的需要，建立私聊群組，群組成員用戶可以自定義朋友圈、或者與當前學習主題相關的成員交流。
（4）系統支持針對用戶在線人數、終端分布、學習地圖分布等進行的實時統計與呈現。
3.比較分析
參考文獻[4]，筆者采用基于Edutools的評價標準，從學習管理工具、系統支持工具、系統技術特征等三個方面對移動云課堂、MOOC平臺、開源的具有代表性的網絡教學平臺進行對比分析。其中，MOOC及開源網絡教學平臺數據摘自文獻[4]，MOOC平臺選取Coursera，開源網絡學習平臺選取Moodle為代表進行比較分析。
如表2所示，學習管理工具主要比較效能工具、交流工具和學生參與工具等方面指標。在效能工具中，Moodle平臺提供了社會化書簽功能，Coursera未提供，本文提出的移動云課堂則提供個性化書簽功能。日歷任務方面除了Coursera，其它均具備。在導航幫助中Coursera和Moodle提供了基于知識單元的導航，移動云課堂具有個性化學習導航功能。課內導航中移動云課堂支持基于課程分級知識點的多維度關鍵字導航，稍優于其它提供的分類、標題、關鍵字導航。異步同步指標中移動云課堂、Moodle提供了同步學習和脫機作業功能，Coursera則不支持脫機作業。交流工具指標中移動云課堂可以根據課程的章節、單元、課件、活動和資源建立討論區；Coursera和Moodle提供了知識點與課程討論區。文件交換指標中Coursera不支持，其它均支持，而移動云課堂增加了文件的筆記交換功能。課程郵件指標移動云課堂采用了消息推送機制，此項未考慮。日志筆記指標中除Coursera外各平臺均支持，移動云課堂增加了學時統計、課件筆記等功能。實時聊天指標中移動云課堂和Moodle采用了系統自設聊天室，Coursera則不支持。視頻服務、電子白板指標則僅有Moodle支持。學生參與工具中分組指標除Coursera外均支持。自評互評功能僅移動云課堂和Coursera支持。學習社區和學生檔案指標中移動云課堂具備了更多的維度選擇（參見上節社交學習角度出發的案例描述），Coursera則無學習社區功能，學生檔案記錄了視頻和測試完成標記，Moodle支持學習情況跟蹤及系統自建社區。
系統支持工具方面主要考查課程設計工具、課程工具、課程管理工具等維度。如表3所示，在課程設計工具支持方面，移動云課堂和Moodle一樣具備了較好的內容共享復用功能，而Coursera則相對封閉，不對外共享。課程模版方面Coursera需要設計開發和定制，其它兩者由系統配套提供模版指導。課組管理、定制外觀方面除Coursera外，其它兩者均支持。教學設計工具方面Moodle功能強大，移動云課堂由教育云平臺配套提供，優于Coursera。教學標準兼容方面移動云課堂支持CELTSC標準，Coursera和Moodle均支持SCORM。課程工具方面三者均具備自動測試評分功能。課程管理指標中移動云課堂與教務系統對接，功能強大，其它系統除了Moodle外，功能一般。教師幫助方面兩者均優于Coursera。在線打分工具方面移動云課堂支持根據學時自動打分，Coursera則由系統自動打分，但不支持教師在線打分，Moodle較前兩者更強大。學生跟蹤方面移動云課堂功能更為強大。課程管理工具中，身份認證方面移動云課堂支持教務系統注冊認證登錄，允許學生用戶訪客進入瀏覽課程，其它兩者則支持注冊認證登錄。課程權限設置中移動云課堂符合教務管理的權限設置，其它均由平臺管理員為學生和教師設置不同權限。托管服務中移動云課堂和Coursera不同于Moodle系統均需自己維護平臺服務。注冊系統指標移動云課堂與教務系統對接，Coursera通過平臺用戶自注冊，Moodle可由郵件地址申請與系統添加混合注冊。
如表4所示，系統與技術特征考慮了軟硬件、安全性能、兼容整合等維度。其中，軟硬件指標中，移動云課堂支持Windows、Linux多服務器配置，Coursera采用專門服務器，需自行配置，Moodle支持Unix、Linux、Windows服務器。同時，移動云課堂服務器端采用Oracle/MySQl數據庫，移動端采用Sqllite數據庫；Coursera采用專門、自配置數據庫，移植性較差；Moodle則支持Mysql/MSSQL/PostgreSQl數據庫。瀏覽器方面移動云課堂支持移動端主流瀏覽器，Coursera支持IE、Chrome、Firefox、Safari瀏覽器，Moodle支持主流瀏覽器。移動服務支持方面移動云課堂支持APP方式，但不支持HTML5，其它系統通過HTML5支持移動端服務。安全性能方面，登錄安全指標中移動云課堂支持與教育云平臺實現統一認證，安全性強，訪問快。Coursera一般，Moodle則訪問快。此外，三者均支持錯誤預防報告功能。兼容整合方面在國際/本土化指標中移動云課堂具有自主產權，國際化方面劣于后兩者，未來在API方面將考慮提供盡可能多的支持。對于第三方軟件Moodle支持優于其它，而Coursera只提供第三方鏈接，移動云課堂暫不支持。數字校園兼容方面移動云課堂最佳，而Coursera目前不支持。
綜合以上比較，移動云課堂具備了MOOC系統的大部分指標功能，同時也具有移動學習的新特征。其中，在學習管理工具的各項指標中移動云課堂在討論、社區及學生檔案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系統支持工具的各項指標中移動云課堂在課程管理、身份、認證、注冊管理中與現有教務系統對接，優勢明顯；系統與技術特征的各項指標中移動云課堂易于部署、應用，并與數字校園系統兼容。此外，經初步測試，相比較原有的PC瀏覽方式，學生的移動學習學時記錄及其參與社區活動也顯著增加。可見，基于MOOC與移動學習融合構建移動云課堂符合高校信息化教學要求并具有顯著的可行性與優勢。
五、 結語
華中師范大學針對基于MOOC與移動學習融合構建移動學習+服務，針對提升高等教育教學信息化建設水平開展了移動云學習實踐并上線試運行。概括而言，研究團隊在以下方面開展了有益的探索：系統支持多種移動教學終端一體化的云教學終端環境，并實現課程有空間、教師有空間、學生人人有空間的目標；實現教育從平臺向云端一體化應用方向發展，實現了教學模式的轉變，從以前是學生被動接受轉向學生自主學習；貫穿課前、課中、課后各教學環節，促進教學組織模式的變革；資源組織發生變化，由單純來源于老師提升為來源于老師+學生，并符合移動學習資源理論模型開展資源服務；課件呈現與交互手段更加多樣化，學生的課堂學習也更直觀、更為豐富；學習統計的維度涵蓋了位置、群體、終端、學時等信息，有助于后續進一步開展學習行為分析，如深度發掘學生的參與度與課程學習的關聯、學生社區行為與學習效果的關系、情景交互與學科教學效果的關聯等。后續研究還將包括移動云課堂的效用分析、評價體系優化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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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扶貧一頭連著需求端，一頭連著供給端。用好財政政策這個供給側改革的利器，創造有效供給，提高貧困生活底線，精算平衡，滿足貧困居民需求，既是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應有之義，也是落實精準扶貧的有效措施。本文對我國精準扶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涵以及面臨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基于供給側的精準扶貧財政政策：構建以強化預算約束為抓手的資金供給端、以財政投融資為動力的資本供給端、以財政支出為重點的人才、科技供給端、以政府采購為趨勢的公共服務供給端、以轉移支付為基礎的政府供給端、以完善稅收體系為核心的市場供給端。
關鍵詞：
供給側；精準扶貧；財政政策
重農固本，是安民之基。“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指出，要通過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實施，幫助7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逐漸脫貧，且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精準扶貧中的“扶”與“貧”，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即“供給”與“需求”的關系，貧困居民的“需求”，便是精準扶貧“供給側改革”最需優先考慮的，可見，“供給側改革”與“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脫貧攻堅工程”關系密切。而為適應新時期扶貧形勢變化以及扶貧戰略調整，僅僅依賴一個政策、一項舉措實現脫貧已然不實際，加之現行針對精準扶貧的財政政策不夠完善，財政精準扶貧邊際效應呈遞減態勢。為此，我們需掌握精準扶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特征，重新審視財政精準扶貧治理邏輯以及構建財政精準扶貧治理框架，發揮一系列“超常規”政策與“組合拳”的作用，予以貧困地區發展不可或缺的財力支持，使積極的財政政策為精準扶貧提供契機，促進精準扶貧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一、精準扶貧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
（一）精準扶貧的內涵精準扶貧，就是運用科學有效的標準與程序，因時因地對貧困區域、貧困村以及貧困戶精確識別，根據當地實際開展聯動幫扶與分類管理，且引入動態的準入與退出機制，開展精準考核的扶貧開發模式。精準扶貧既為一種利貧式減貧手段，也為注重多方參與、協同聯動的合作型扶貧模式。精準扶貧具有精確識別、聯動幫扶、分類管理以及動態考核這四個基本特點：一是精確識別。即按照各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貧困現狀確定瞄準識別辦法，按照規定的程序把貧困對象、致貧原因等精準識別出來，可謂精準扶貧的重要前提。就貧困對象而言，不僅包括連片特困區、貧困縣，還包括貧困村、貧困戶。2011年精確識別出14個連片特困區以及所包含的680個縣級行政區域，2012年精確識別出592個扶貧工作重點縣，兩者既有交叉也有不同，合計共有832個貧困縣，2014年精確識別出12.8萬個貧困村、8962.5萬貧困人口①，并錄入扶貧業務管理系統，建立起連片特困區、貧困縣、貧困村以及貧困人口的基本信息數據庫，實行動態化、信息化管理，為精準扶貧的實施打下堅實基礎。二是聯動幫扶。即按照識別出的扶持對象的貧困現狀以及致貧短板，逐村逐戶“量身訂做”幫扶計劃，動員社會力量予以針對性扶持，尤為突出保障基本生活水平、培育發展能力。三是分類管理。即擴大社會組織參與，定向或分類監測幫扶對象，通過政府與社會間的分工協作，提高精準扶貧實施效果。四是動態考核。即針對貧困對象的幫扶進展定期展開量化考核，推動構建扶貧對象動態化準入與退出機制。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即以“供給側”為改革突破口，在制度、機制與技術三個層面推進結構性改革，這三個層面蘊含對應著“改革、轉型、創新”。于制度層面，建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的現代金融、財稅等制度體系，放松管制，打破行業壟斷，讓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釋放民間資本的活力，進而使制度易成本降低，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與效率以及投資有效性；于機制層面，通過交易制度，實現人力資本的跨越，提高社保水平與改革收入分配，實現共享發展；于技術層面，通過營造激勵創新的生態，實現創新驅動②。我國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眼于中國發展實際，側重提升經濟增長的效率，實現經濟長期發展的持續平衡，以解決“供需不匹配”問題。其中“供給側”為改革切入點，“結構性”為改革方式，“改革”才是核心命題，實質上體現出“轉型為目標、創新為手段、改革為保障”的邏輯關系。
（三）基于供給側的精準扶貧扶貧開發重在精準、貴在精準、致勝法寶也在精準，而精準扶貧的關鍵則在于突出脫貧攻堅重點。據統計，到2015年底，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從上年的7017萬減少到5575萬人，減少1442萬人（比上年多減210萬人），貧困發生率從上年的7.2%下降到5.7%，年度減貧1000萬人以上的任務超額完成③，精準扶貧初見成效。但長期以來，由于扶貧“供需不匹配”，即使在實施精準扶貧戰略下的今天，“餐桌羊”、“馬山扶貧事件”的現象仍時常出現。因此，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實施精準扶貧，重點在于繼續推進“七個精準、七個一批、四個施策、十項工程、多元主體”④，重視生計資本的轉換。“七個精準、七個一批”分別為從縱向上分層精準、從橫向上分類精準，縱橫交織，設計精準框架、編織精準網絡。尤其需著力增加有效供給，在“補短板”上下足功夫，即全力補齊補好貧困地區發展滯后、貧困居民生產生活條件落后這兩塊短板，著力克服傾向問題，調整精準扶貧投入的內在結構比例，將有限的扶貧投入投向最急需、最緊缺的地方，如加強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全面提高貧困地區教育發展水平，完善貧困地區科技服務體系，加快貧困地區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持續推進生態扶貧工程等，以滿足貧困對象的強烈訴求。總之，貧困是一種系統性弊病，精準扶貧的核心是扶貧對象及其貧困狀況更清晰、扶貧項目及幫扶措施更具針對性、扶貧資金的投向更精準，資金的使用效果以及脫貧成效自然會更顯著。其“精準”在于著重突出“真扶貧”、“扶真貧”，實現從“輸血式”的生活救濟型扶貧轉變成提升貧困地區內生動力的“造血式”開發型扶貧。
二、基于供給側的精準扶貧財政政策存在的問題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精準扶貧工作存在市場引領、要素融合、政策銜接與機制創新的特征，尤其需可操作性強的、高效的財政政策作為支撐。然而，我國財政扶貧仍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與政策不足，難以實現有效的供需對接，達成精準扶貧。
（一）現行預算約束體系不規范，精準扶貧資金效用低財政扶貧資金有限是制約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因素，對廣大貧困地區來講，地方財政困難，無法從自身財政收入中籌集資金用于扶貧支出，導致其基礎設施、人力資源、醫療衛生等方面投入不足。因此，上級撥付扶貧資金的額度以及如何讓扶貧資金發揮最大效用或解決貧困戶最迫切的需求，將直接影響精準扶貧的效果。而當前預算約束體系等還不完善，財政預算未實現績效型預算，仍處在投入型預算階段，僅為“分錢工具”，不能有效約束貧困群體。同時缺乏財政評審機制，不能充分發揮扶貧資金的效用性。此外，采取對財政扶貧資金“撒胡椒面”式的平均分配法，未以競爭促進扶貧資金的績效，亟待改善。
（二）現行財政投融資不完善，扶貧資本籌集渠道單一精準扶貧僅僅靠財政扶貧資金是遠不夠的，需廣泛吸納社會力量的支持，使社會資源轉化為扶貧資源。然而，我國財政投融資體制改革滯后，盡管中央政府極力倡導并增加對貧困地區的投資，可由于國家預算內投資、國債投資、國債轉貸等項目仍較小，其撬動社會資金的效果不甚理想，制約了精準扶貧有效落實。此外，貧困地區的金融體系較薄弱，政策性、商業性金融機構都不愿承擔信貸違約的風險，即便像貸款、扶貧貼息這樣的扶貧資金，也通常青睞經濟基礎好、發展能力強的貧困對象。扶貧資金的籌集面臨極大困境，因此，對財政投融資有效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大大加強，以便利用好社會扶貧的發展空間。
（三）現行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精準扶貧人才、技術缺乏因致貧原因不同，貧困戶對精準幫扶存在不同的需求，但精準幫扶缺乏針對性、差異性、靈活性，導致需求無法滿足。近年來，雖地方支出規模不斷擴大，但主要增加在建設性支出和政府消費性支出，在實際幫扶工作中，對貧困對象更關注的學業、就業以及生產救助、農業實用技術、市場營銷、創收活動等的扶貧支出卻存在不足現象，沒能促進貧困地區人才的集聚、技術的提高以及投資環境的改善。精準扶貧資金在人才、技術支出的缺失，實質在于實施精準扶貧過程當中，存在突擊式短期行為，重“輸血”輕“造血”現象較為普遍①，因此，扶貧支出結構需完善。
（四）現行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不足，公共服務供給存在瓶頸當下貧困地區公共服務發展的根本瓶頸在于供給不足，而不是需求不足。部分地方貧困問題的“七寸”在于醫療方面，因病致貧、大病返貧的比例甚至超過40%②，以甘肅省為例，其全省417萬貧困人口當中，近3年有8萬多家庭因病負債高達26億多元，負債率高達90%左右，近9萬家庭、40萬人因病致貧③；貧困家庭難以承擔子女上學的負擔，難以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且供給側改革對職業教育提出新要求；“空巢”老人、留守兒童、婦女等無所依、無所靠等現象在貧困地區更是不罕見；貧苦地區更是公共文化服務、法律服務等的“盲區”等。公共服務水平低下導致脫貧難，而滿足需求的醫療衛生、教育、養老、公共文化、法律等公共服務領域的供給資源嚴重缺乏，此外，在市場準入方面存在“玻璃門”、“彈簧門”等障礙，無助于精準扶貧，亟待在這些領域的供給側改革，而我國當前“愛的分貝”、“天使媽媽”等多個成功的扶貧項目都是采用政府采購程序，因此，可加大采取政府購買服務方式來提供相關民生領域的公共服務。
（五）現行轉移支付制度不科學，制約政府供給端功能發揮“送人要送到家，幫人要幫到底”，扶貧攻堅路子各不相同，然而，精準扶貧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扶貧扶到點子上。2015年，中央財政繼續加大對貧困地區等地的轉移支付力度，全年對貧困地區等地的轉移支付總規模達1263億元①。但要加快貧困地區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民生工程、社會保障建設的推進，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區域發展與脫貧攻堅規劃的實施，還需繼續擴大轉移支付的力度。此外，目前貧困村往往都是“空殼村”，制約貧困地區特色產業的發展，無法促進長期脫貧以及避免脫貧后“返貧”。盡管從2011年至2015年，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幾乎翻了一倍，從272億元增加至467.45億元，可針對特色產業發展的專項扶貧資金還不足，有待增加對扶貧開發的轉移支付力度②。與此同時，用于扶貧重點項目的財政扶貧專項資金不能有效整合、省財政扶貧專項資金分配指標體系不完善。
（六）現行稅收優惠政策不完善，制約市場供給主體的功能發揮我國目前缺乏系統性的針對貧困地區的稅收優惠政策,尚未做到“對癥下藥”。現行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集中于環保節能、高新技術等前沿的、新興的產業，然而這些并不是貧困地區著重發展的產業領域。對于貧困地區來說，完善區位優勢、基礎設施與基礎產業等產業領域是其最為重要的發展環節，但針對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特點的稅收優惠政策往往處于乏力狀態,沒有起到振興貧困地區經濟的作用。加之企業所得稅的減免主要是涉及民間資本不愿涉足的高投入、周期長的產業，除非予以強有力、見效快的稅收優惠政策來引導，否則單憑見效緩慢的企業所得稅減免難以吸引民間資本投資到貧困地區。因此，我國需進一步完善利于精準扶貧的各項稅收優惠政策。
三、構建基于供給側的精準扶貧財政政策
基于供給側改革，以精準扶貧為核心，構建財政扶貧治理框架，給予貧困地區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支持，促進資本、勞動、科技、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以及高效利用，增大有效供給，滿足需求，都需要清晰脫貧攻堅思路，系統制定戰略發展規劃，做到“輸血”與“造血”相結合。
（一）構建以強化預算約束為抓手的資金供給端將財政預算從“分錢工具”轉為“約束工具”，約束貧困主體把“別人的錢”當作“自己的錢”來花，實現以預算績效目標為導向，建立預算編制——有目標、預算執行——有監控、預算完成——有評價、評價結果——有反饋、反饋結果——有應用的預算績效管理機制，即財政扶貧資金必須實行到戶幫扶，堅持特惠政策用于特定對象、資金直接幫扶到戶、農戶直接受益的要求，不可擴大使用范圍、改變方式，從根本上實現“滴灌”。堅持貧困地區“有政府投資、公共支出，就必須有財政評審”的原則，日益形成涵蓋預算編制、政府采購、國庫支付、資產移交以及績效評價等環節的財政評審機制。同時，將競爭機制引入財政資金分配，以競爭促績效，把有限的公共資源配置于推動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刀刃上”，做到精準分配。
（二）構建以財政投融資為動力的資本供給端實施精準扶貧，需以改革、創新財政投融資體制機制為動力，多渠道、多方式地加大扶貧投入。以財政性資金作為支撐點，將股權、資本、基金進入實體經濟，打造滿足貧困地區需求的合格的資本供給主體，帶動社會資本投向貧困地區新產業新業態。首先，整合扶持貧困地區發展的各項專項基金，轉“債權”主導為“股權”主導。其次，用基金引基金，即社會資本加碼扶持資金杠桿，著力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即PPP模式。如政府以一定的扶貧資金和財政支農資金等組建現代農業發展基金，創新“PPP+BOT”模式，投資一批具有競爭力的現代農業項目，建設土地承包權屬農民、經營權屬企業、農戶合作、企業服務的現代農業。發揮企業資金、管理的優勢，將農業與制造加工、經營管理、銷售服務整合為全產業鏈條，使貧困地區大量廉價資產轉化為高價值的生產資本,最大限度釋放貧困地區的資產潛能。除此，還可采取政府與民間共同投資經營、管理合同、租賃開發經營等模式。后續在貧困地區應進一步強化對私人產權的保護、共同管理制度的完善、PPP合同的產權管理，強化相應的收費管理，為私人部門在貧困地區的投資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推動更多的PPP項目在貧困地區的落戶。最后，構建符合貧困地區資金需求的融資平臺，創新金融扶貧信貸投入機制，完善扶貧小額貸款政策，增加金融資金投入扶貧開發，使貧困對象更低成本、更方便取得信貸資金,且完善農業保險制度，使農業保險覆蓋面擴大。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促進各類資本向貧困地區集聚、向貧困戶集中，完善、更新貧困地區產業鏈以促進貧困戶增收。
（三）構建以財政支出為重點的人才供給端精準扶貧要抓住“人”這個關鍵因素，加大對“人”的財政支出力度，促進貧困地區人力資源的積聚。首先，推進貧困地區教育同城化。公共教育支出要繼續增大向貧困地區的傾斜力度，改善貧困地區學校辦學條件與教學設備，推進遠程教育，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提高其基礎教育質量；財政支持普惠性幼兒園發展，做好學前教育；落實免除貧困家庭學生普通高中、中等職業教育的學雜費，擴大建設有專業特色且適應市場需求的中等職業學校；提高貧困地區教師待遇政策，緩解師資短缺情況。其次，我國需協調整合各方力量，全力開辟出一條人才培養、引進、積累與配置的“綠色通道”。對主動投身于貧困地區建設的應用技能型高素質人才、對貧困地區經濟發展做出突出貢獻的個人提供優厚的福利補貼或獎勵；將財政資金用于基地建設、技能培訓、新品種及新技術推廣，主動開展與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研、科技合作，財政支持各類高校科研人員、技術人員參與到貧困地區發展中來，增強貧困戶創業能力與致富本領，促進貧困地區“一村一品”、“一縣一品”的建立。
（四）構建以財政支出為重點的科技供給端重視科技發展，補貧困地區科技發展短板，培育新動力，科技脫貧。扶貧開發工作可充分吸收并運用“互聯網+”概念，推動農業全產業鏈改造升級。可實施電商扶貧工程，予以相應的政策優惠與財政資金補助，加快建設貧困地區農產品信息網絡化以及物流配送體系，鼓勵有條件的電商企業拓展本土業務，建設農副產品、土特產網上銷售平臺，支持農副產品、土特產企業與專業合作社開設網店，于生產端、交換端實現與外部經濟的接軌與發展的一體化、智能化，形成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機制。此外，可采取藏糧于技戰略，實施工程設備采購、科研投入等政策，支持適應貧困地區現代農業發展需求的農業科技創新推廣體系的建設，重點突破農機重大成套裝備、智能農業、生物育種以及生態環保等領域關鍵技術。
（五）打造以政府采購為趨勢的公共服務供給端基于供給側，政府采購應當重點參與有關民生需求的公共服務領域，降低公共服務供給成本，擴大有效供給。在醫療衛生扶貧領域，在落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大病保險制度、重特大疾病救助向貧困人口傾斜的基礎上，對自負費用仍存在困難的貧困人口，可通過購買醫療救助、慈善救助、臨時救助等加大幫扶力度，以保障其大病得到有效醫治；推進城鄉醫療衛生建設分級診療，推行精準化服務，如大型手術只需購買專家型醫生進行的關鍵幾分鐘操作，其他程序可由普通醫師完成；為貧困村村衛生室購買配備健康保障一體機等。在教育扶貧領域，政府購買貧困地區代課老師服務、學前服務以及小學生課后托管服務、就業培訓服務等是重要方向；在社保扶貧領域，在因村因戶制定、實施不同的補助標準，采取低保、五保供養標準自然調整機制的基礎上，政府應當著重購買養老服務，擴大養老保險覆蓋范圍，扶持貧困地區老年群體參加保險，促進貧困地區養老服務、老年人需求間的無縫對接；并通過政府購買建立健全貧困地區老人、留守兒童、婦女等的關愛服務體系，提高扶貧質量。在文化方面，加強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購買文化惠民項目，如建立閱報欄、打字閱讀屏、公益廣告牌、“鄉村記憶”博物館等文化廣場，建立貧困地區體育健身中心、全民健身路徑等體育健身圈；政府購買法律服務等等。總之，應當擴大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資金規模，以加快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兜住兜牢貧困地區居民的生活底線，打破公共服務水平低下導致脫貧難的鏈條。
（六）構建以轉移支付為基礎的政府供給端精準扶貧要精準投入，構建與精準扶貧需求以及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財政扶貧投入增長機制。中央財政需繼續加大對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進一步完善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穩定增長機制，較大幅度擴大專項扶貧資金規模,進一步向貧困地區傾斜各類涉及民生的專項轉移支付資金以及中央預算內投資,如農村低保資金、教育民政社保等，明確將一定比例的農村綜合改革、農業綜合開發轉移支付等涉農資金用于貧困地區，且協調整合各項扶貧資金，形成有效“聚焦”，增大資金使用合力。與此同時，政府要提高轉移支付的有效性與精確度，優化政府供給結構，發揮好政府的供給能力。專項轉移支付要統籌考慮貧困因素與脫貧努力程度，堅持普惠制與競爭擇優相結合的方式，尤其在縣區主導產業專項資金、市級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一村一品”專項資金、環境保護專項資金、縣區農技推廣專項資金等項目上采取“正向激勵、科學競爭”的模式，規范資金安排，推進扶貧資源優化整合。并且完善省財政扶貧專項資金分配指標體系，按照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農民人均純收入、資金管理使用績效等因素，以及財政分類分檔補助辦法分配。對與群眾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專項，則需日益建立起由政府積極指引、社會組織客觀準確評價、群眾熱情參與的分配機制①。一方面加大對基礎設施的轉移支付力度，因地因時制宜解決通路、通水、通電、通網絡、環境改善等問題，著力“補短板”。具體而言，在“路”方面，把改善貧困地區交通作為扶貧開發的基礎性工作，加大對其機場、鐵路以及高速公路等重大交通項目建設的投入力度，以加快推進其暢通工程建設，打通通戶路、產業路；在“水”方面，加大完善貧困地區灌溉、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的投入力度；在“電”方面，繼續專項用于重點貧困地區動力電覆蓋項目建設；在“電網”方面，專項用于實現貧困地區寬帶全覆蓋，并加強建設與銜接貧困地區物流服務網絡與設施，推動“快遞下鄉”工程，使電子商務進貧困地區；在“氣”方面，財政投入發展貧困地區規模化沼氣。在“房”方面，加大對貧困地區危房改造投入力度，財政支持貧困地區保障性安居工程。在“生態環境”方面，重點完善生態補償橫向轉移支付與轉移支付補助，設置清潔生產專項資金、環保專項基金，予以資助存在一定的預期效益的清潔生產技術、項目、企業等；調優農業產業結構，推廣測土配方施肥技術，使化肥、農藥使用量減少,加快農業面源污染、流域水環境綜合治理步伐。著力加強貧困地區“一村一品”發展環境建設，可把貧困地區環境的改善與扶貧開發以及旅游開發扶持結合起來，形成生態保護與扶貧之間的聯動機制，從而降低貧困地區生態保護成本，進而減少貧困發生率。通過有效改善貧困地區生產生活條件，為加快脫貧致富奠定堅實基礎。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有利于貧困地區“去產能、去庫存、降成本”的轉移支付制度。一是充分發揮專項轉移支付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著力消除無效供給，牽引貧困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通過統籌實施專項獎補、產業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等政策，穩妥推進貧困地區企業優勝劣汰，調查扶貧產業優勢，做好產品需求彈性測算，優化貧困地區特色布局，扶持特色產業發展，完善特色產業鏈和價值鏈，推動“去產能”，實現產業扶貧。二是有序消化過大庫存，壓縮貧困地區非優勢農作物生產，結合資源稟賦與市場環境，全力打造經濟林果、花卉苗木、蔬菜藥材、良種家禽、特種水產等經濟作物的生產基地，采取產業投資基金、財政貼息等方式重點扶持特色農業、加工業、傳統手工業發展，形成特色產業集群，化解庫存壓力，有效“去庫存”。三是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如發展土地流轉型、生產服務型的規模經營，大力投入推廣規模化高效節水灌溉等，推動化肥農藥零增長，種養業廢棄物無害化處理、資源化利用，有效“降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