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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新常態；鳳陽玻璃；機遇；挑戰
基金項目：安徽省大學生創新創業計劃2015年立項項目“新常態下玻璃行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以鳳陽玻璃業為例”（項目編號：201510378399）
中圖分類號：F4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3月10日
一、經濟新常態下玻璃業的機遇
（一）需求。對玻璃業需求量大的主要有建筑業、汽車業、家用電子產品，等等。本文主要從三大主要需求行業進行分析。
1、建筑需求。我國作為人口大國，住房需求也是一個龐大的數據，人口龐大伴隨著吃喝住行，這對玻璃業從側面也是一種機遇。根據中科院建筑材料咨詢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住宅面積達到400億平方米，而這一數據也在不斷創新高。我國城鎮面積平均每年新增11.25億平方米。而舊房的拆遷與翻新和新房的建設對玻璃的需求也必不可少，特別是城市建筑更是以玻璃建筑為主以博得人們的喜愛。如果以每平方米建筑需要0.4平方米的玻璃計算。僅一年對玻璃的需求就有4.5億平方米（約9，000萬重量箱）。二線、三線城市的崛起更加大了對玻璃的需求。安徽鳳陽地區以玻璃制造業著稱，主要供應于皖北及江蘇周邊，在安徽玻璃行業可謂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以鳳陽玻璃為研究點研究安徽大部再拓展到整個中華地區玻璃業需求，可以詳細看到整個玻璃業需求與發展。根據國家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安徽人口有6，000萬左右，每年新增城鎮面積3，542萬平方米。到2011年，我國很多省會城市、發達城市已經開始逐步使用節能環保的中空玻璃。在玻璃的種類中也逐漸產生了更多的要求。一項由建筑業協會發起的調查表明中國未來對建筑玻璃的需求情況如表1所示。（表1）
2、汽車行業需求。從中國汽車工業來看，中國汽車業的迅速崛起給玻璃業也帶來了福音，比亞迪、奇瑞、長城、江淮等中國汽車工業起步較晚，但產能較大。2013年產量已突破2，000萬輛。隨著汽車性能提升，玻璃在汽車中的比重也大幅度提高，1990年每輛轎車玻璃需求量為每輛3.5平方米左右；2000年每輛轎車玻璃需求量為3.85平方米左右；當前，每輛轎車至少4平方米的玻璃用量。安徽地區的江淮、奇瑞等全國知名轎車對玻璃的需求也很大。玻璃能讓車輛看上去更加美觀，減小行駛中的阻力，大大降低油耗。汽車上各位置玻璃的性能作用也大大不同，對玻璃的材質技術要求更是不同。根據用處不同可分為：安全玻璃、夾層玻璃、鋼化玻璃、區域鋼化玻璃。對于單單玻璃的采取、加工也需要較大的成本。根據國家交通局統計的最新數據顯示，我國2005～2015年車輛玻璃需求如表2所示。（表2）
在汽車部件玻璃用量中，一方面玻璃循環使用；另一方面中國玻璃市場并不是完全適應供求平衡。這對玻璃業來說是一個刺激。
3、電子產品需求。日常生活中的電子產品，如手機、電腦、電視等高度信息化的高科技產品更加依賴于超薄敏感玻璃。它們對玻璃的要求極其苛刻，無雜質、耐磨、抗曬、不裂痕，等等。僅2000年以前，我國為了大力發展電子產品引進超薄玻璃就有1，000萬平方米。而后對于家用電子產品玻璃需求更是逐年增加。2015年對超薄玻璃的需求就有2，000萬平方米。如果把我們生活中涉及的玻璃需求加起來，這個數字將更加龐大。
（二）供給
1、對于建筑業玻璃的需求主要由我國沿海城市供給。其中南玻集團（深圳）在內陸行業中處于領先，主要供給于沿海與華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建筑玻璃對抗風、抗雪、抗撞擊等方面具有一定要求，對于透光度和緞面條紋的把控相對而言并沒有汽車、電子產品等那么嚴格。我國建筑玻璃在抗風、抗雪等方面的技術走在世界前列，所以對于建筑玻璃我國以自我供給為主，但我國經濟發展快，量能大，仍需要依賴進口來滿足龐大的市場需求。
2、對于汽車玻璃、電子產品超薄玻璃等，要求技術水平高。我國福耀玻璃、耀華玻璃、金晶玻璃等龍頭公司在汽車玻璃技術掌控方面較為成熟，但核心技術產權并不在我國，汽車防彈玻璃、隔熱玻璃等依然需要大批量進口。電子產品的超薄玻璃、防輻射玻璃、眼鏡防紫外線玻璃等國內都存在嚴重的供給不足。伴隨我國經濟增長，需求量將會越來越大，光靠進口滿足國內需求，長期而言不現實。
二、經濟新常態下玻璃業面臨的挑戰
我國玻璃業市場巨大，但存在很多弊端，如國外高新技術的沖擊，低下的生產率、合格率以及生產的單一，自主創新能力差，等等。
（一）加工運輸成本高企，行業自有技術短缺。在經營方面，這一問題是鳳陽玻璃廠甚至中國玻璃廠普遍存在的一個弊端。我國的60多個浮法玻璃生產線分布在全國各地，而外國可能一個企業就包含了所有的生產線，這在加工運輸等成本上面就大大降低了。在產品質量以及品種方面也有一定的差距，品種單一、技術成本低。中國玻璃整體采用洛陽浮法玻璃工藝生產，這樣生產出來的含雜質多、透明度低、有氣泡等等就會阻礙玻璃的銷售。在品種方面，很多技術都是靠國外引進，中國對于玻璃業沒有多大的技術掌控度，這成為阻礙玻璃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缺陷。中國玻璃質量與世界平均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搜集整合中華玻璃網相關信息可得表3。（表3）表3也反映了我國浮法玻璃業與世界浮法水平有一定差距，與歐美差距將會更大。這對于我國玻璃業也是一個挑戰。
（二）產業布局不足。我國玻璃工業的產業布局存在嚴重不足。以鳳陽為例，起初其地域、能源、交通、政策并不占優勢，在我國很多地域同樣如此。大型企業在一起相互重疊，并沒有一些系統性規律的分層造成局部競爭激烈，而一些地域資源稀缺，在整個市場中對玻璃定價也大不相同。以政府為市場導向，根據市場規律向離著資源近、交通方便、政策普及地域發展更能有效帶動一個城市，一個行業的發展。
（三）市場經濟下行。宏觀經濟下，中國國民整體經濟，工業、制造業、紡織業等步入新常態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并且不能注入新的動力。光靠投資拉動市場需求對于長期經濟增長是不現實的。產能過剩也極大地牽制了工業的發展，但總體提升質量效益。步入新常態，“一帶一路”、“京津冀一體化”、“珠三角、長三角經濟帶”等國家推動的重大戰略經濟實施，對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大，對外市場廣，也是對玻璃業的挑戰。
（四）制造加工燃料污染嚴重。玻璃的生產加工主要燃料為天然氣、煤炭、石油，作為主要燃料占比高達80%，同時也帶來了污染。相比于其他行業，這些原燃料的運輸、儲存就成為我們需要重視的問題。其運輸儲存帶來的揚塵，擴散在大氣中，嚴重影響空氣環境，對人的呼吸道也有嚴重傷害。煤炭、石油的焚燒過程也會產生大量的灰塵細沙和有毒氣體二氧化硫。相對清潔的天然氣，運輸過程就要做到防泄漏、防爆，燃燒產生的硝酸對環境也有嚴重影響。產生的有毒氣體對玻璃本身也有一定的腐蝕效果，對成色、透明度造成很大的影響。因此，每個企業應該從加工過程進行嚴格控制，加裝去硫去硝除灰塵裝置，從而既保障環境的優質，也保證玻璃出爐前的色澤。
三、玻璃業發展對策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處速發展下對玻璃業的刺激與沖擊是巨大的，中國玻璃業機制并不完善，對于超薄、高檔轎車各種玻璃的配置技術并沒有那么完善，所以很多技術性方面都需要依賴于進口，大大提高了成本。權威預測，在2025年左右中國才可以將玻璃業達到供給平衡。在未來的五年內，中國玻璃需求增長率將保持在5%左右。在2025年中國玻璃業需求增長率將達到7%。主要依據于國家建筑局給出的相關資料推測出。2000～2010年玻璃的需求從0.945億重量箱增長到2.015億重量箱，增幅為113%。除去可能循環使用的平均需求增長率在10%左右。加上“十三五”規劃中國經濟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中國GDP增速由2010年的10.6%到2015年6.9%，世界平均玻璃業需求增長率在4%左右，而我國在經濟發展熱年遠高于這一數據，所以筆者預測未來中國玻璃需求增長率將達到7%。對于玻璃業發展，可從以下幾項作為突破口：
（一）玻璃行業的發展需要加大結構性調整力度。運用市場經濟政策，政府輔助建造特大型玻璃工業制造公司。對玻璃業發展起到全方位開拓創新，有針對性地去研究創新。提高產品質量檔次，增加各式品種，淘汰落后的簡單性流水線作業，加大技改力度。
（二）制定相關政策與法規。對于自主研發的產品給予支持，提供市場，在新技術新方法上政府給予一定資金支持，在稅收方面可以減緩或者免收稅額。制定節能玻璃相關規定，讓創新過程中意識到創新的不僅僅是產品，對節能也要有突破。完善玻璃的使用規范，防止發生危險事故以及不必要的損失。
（三）加強內部調整，提高競爭力。國內玻璃業要立足長遠，通過技術創新催生其他行業得到突破，創造市場沒有的技術，帶動新需求。從管理、培訓、企業文化、交流方面不斷地去培養并引進人才。找出本公司特色，只有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才可以得到行業的認可。用銷售收入的10%用于研發與獎勵，帶動員工、技術人員的積極性，從而使企業不斷突破，不斷進步。
主要參考文獻：
[1]魏岳江.適應引領新常態順勢而為謀發展[J].中國民，2015.2.
[2]賴建成.臺灣玻璃及其制品業：玻璃工業連續2年負增長形勢嚴峻[J].海峽科技與產業，2014.12.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鋼貿市場；產能調整
在現代快速發展的社會中，全球化的經濟已經越來越成為發展的代名詞，而何為全球化的經濟，全球化的經濟最重要的在于，使用網絡，信息化共享，將全球的資源集中起來，從中選取最優化的配置的一種經濟策略。對于鋼鐵的貿易，一直以來均為我國的支柱性產業，鋼鐵貿易近年來的發展勢頭也是十分的迅速，而其呈現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產能過剩、產業結構不合理都是嚴重的問題，而在全球化經濟的背景下，如何的去應對這些問題越來越成為人們所關注的問題。
一、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鋼貿市場出現的問題
鋼鐵貿易目前的發展勢頭非常好，但是在不斷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很多的問題，比如產業結構不合理、雙邊貿易摩擦不斷、企業的工藝、相應的技術還處于相對落后的階段以及我國資源的相對匱乏。
鋼鐵企業產業結構的問題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在過去的鋼鐵生產過程中，產量相對較低，與國際上的其他鋼鐵企業進行對比的時候，我國的鋼鐵產量遠遠的低于其他的發達國家。而現在雖然我國的鋼鐵產量逐年的增多，但是產業的結構問題也相應的暴露出來，鋼鐵在全國的產量中占據的比重越來越大，但是鋼鐵的產品結構卻依舊過于狹窄，同時并沒有創新性的技術去改變相應的產品結構。
同時隨著鋼鐵貿易的不斷發展壯大，與國際上的很多國家的雙邊貿易摩擦也在不斷地增多，尤其突出的是和美國的雙邊貿易摩擦，貿易戰不斷，2006年后，中國的鋼鐵產業增長迅速，引起了美國方面的恐慌，所以美國對我國的鋼鐵產品進行了一系列的針對措施。面臨這些挑戰，我國也提出了一些國家宏觀調控措施，并且進行了更加科學合理的改革措施。
還有一方面的問題就在于鋼鐵企業的技術還處于相對落后的形勢，雖然近些年來，我國的鋼鐵企業技術取得了很大的改進，但是對于一流的鋼鐵企業還有一定的差距，這也導致了我國在鋼貿市場處于劣勢的地位。
我國雖然鋼鐵技術發展迅速，但是在鋼鐵產業發展的同時，也暴露出我國資源匱乏的缺點，眾所周知，我國鐵礦石的產量不是很高，但是對于鐵礦石的需求量卻很大，這就直接導致了，我國鐵礦石的資源供應不足，而且鋼鐵鍛造技術相對落后，污染問題嚴重，提煉效率低，所以造成了資源緊缺的問題。
二、針對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鋼貿市場出現的問題的相關對策建議
針對上述的相關的鋼貿市場出現的問題，本文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了相應的建議與改進的措施。
首先對于鋼鐵行業的產業結構要進行合理的改革和調整，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網絡技術的融入，對于鋼鐵企業的產業結構改善帶來非常大的助力，對鋼鐵企業制定科學合理的技術研發策略，已經成為鋼鐵企業的市場競爭走向。對于計算機技術的融入，可以減少鋼鐵企業的運營成本并且提高其生產效率。
而對于雙邊貿易的摩擦問題，更應該堅定立場，堅持全球化的經濟戰略，使國家之間保持一種雙贏的狀態，從而減少雙邊貿易的摩擦。增加貿易國之間的對話與溝通，深入加強彼此之間的合作，雙方更應該謀取的是和平發展。在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推動下，鋼鐵企業的雙邊貿易也應該走入正軌，共同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實現共贏。
對于技術問題，應該盡可能的組成技術研發的團隊，努力研發相關的創新性技術，同時向國外的先進技術進行借鑒，取其長處融入到自己的技術研發過程中，一定要注重產品的種類的研發，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可以利用網絡信息化的優勢，更多的去交流，去研究好的技術，生產更好的產品，提高生產的效率，增大企業的利潤，減少公司的相應的成本。
最后為了應對鐵礦石資源的緊缺問題，更應該去利用經濟全球化的一種趨勢，聯系海外的市場，充分的利用海外的相關閑置資源，從國外引進鐵礦石彌補國內資源的緊缺，同時可以更多的去通過贖買等方式兼并國外的一些鋼鐵企業，從而來不斷壯大自己企業的方式，使企業的潛力得到挖掘。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國內的企業要不斷做好相應對抗挑戰的準備，同時不斷提升自身的能力，可以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機遇，使自身的企業走進鋼鐵行業的前列。
三、結論
總的來說，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應該高度的重視鋼貿市場中所反映出的一些很常態化的問題，并且要及時發現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鋼鐵貿易工作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我們要不斷地研究這些鋼貿市場出現的常態性問題的成因，并且一定要利用我們相關的專業性的知識有理有據的解決這些問題，在結構轉型的過程中要跟緊時代的步伐，同時要具有一定的創新性，當我們真正利用好這些解決問題的工具，我們才能真正發展好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鋼鐵貿易，鋼鐵的貿易在我國地位是極其重要，不可忽視的，在日常工作中，我們不能掉以輕心，要時刻的保持警惕的心理，時刻為國家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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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趙黎黎，黃新建.產能過剩條件下的中國鋼鐵企業并購績效分析[J].江西社會科學，2010（10）.
在經濟和金融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境外上市逐漸成為證券市場開放的重要發展戰略。發達國家由于本國資本市場發展比較成熟，上市資源已被高度挖掘，投資者的行為也相對理性，為了增加投資熱點提高市場流動性，這些國家的證券交易所紛紛開設“國際板”積極吸引境外公司境內上市。這勢必會對境外證券市場以及境外上市公司母國的證券市場產生沖擊和影響，這些沖擊和影響逐漸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也是各國資本市場國際化和證券交易所國際化發展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研究的視角從較多層面展開，但是關于境外上市對本土市場流動性溢出效應的研究，因為其鮮明的現實意義而尤其引人注目。然而，國外學者關于跨境上市對境內、外證券市場流動性影響的研究以及針對企業境外上市以后影響投資人交易地點選擇的相關因素方面的研究，由于研究角度以及研究樣本選擇的差異性，所得的結論也存在諸多分歧，難以達成共識。本文對這些研究的結論和分歧進行了綜述、比較和展望，以期對我國學者的理論研究以及我國證券市場的實踐提供借鑒。
二、境外上市與交易量可能流向
所謂流動性溢出效應是指當交易量涌至一個市場，該市場的流動性獲得改善的同時將對其他市場的流動性造成衍生性的影響，影響方向可以為正也可以為負。企業境外上市可能會導致交易量與資金轉移至境外市場，從而打擊本土市場的流動性;或者交易量與資金逐漸回流到本土市場，使本土市場流動性獲得改善;也可能會同時提高國外市場及本國市場的流動性從而營造出一種雙贏局面。從現有研究文獻來看，三種影響方向均有相應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支持。
(一)交易量流向海外市場
Amihud和Mendelson(1988)指出:“流動性是市場的靈魂，流動性是市場的一切”。如果由于缺乏流動性使委托不能成交，那么股票市場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跨境上市為本國企業擴展了融資途徑的同時，對境內外資本市場的流動性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企業境外上市數量的增加使得國內市場的資本量以及交易量逐漸外移，這在短期內會對留在本國的企業的流動性造成傷害。在市場處于低流動性水平下，交易所仍須支付龐大數額的固定成本(如:結算系統、維持交易)，這將大幅提高政府培育尚未發展完善的本國交易所的難度，并且傷害該企業在本土市場的流動性，此時便產生負向流動性外溢效果。
Chowdhry和Nanda(1991)提出的證據表明，一家國際化企業選擇交易成本相對較低，并具有良好的市場流動性的國外市場上市，會使得原先在本土市場的交易量銳減。Chordia、Roll和Subrahmanyam(2000)發現，個別企業的流動性可能會受到所處的市場整體流動性的影響。跨境上市企業的交易量向境外市場集中，將削弱本土市場的整體流動性，進而對本土市場個體企業的流動性造成負面影響。Claessens等(2002)將“國際化”公司定義為從事跨境掛牌、跨境交易、跨境融資三種活動的企業，選擇1975－2000年間共77個國家的數據以及起始于1983年的個別公司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對驅動三項跨境活動的因子和驅動本國股票市場發展的因子進行了比較研究發現，伴隨著一國經濟基本面的改善，當地交易所的交易量也隨之增加。但是企業為了追求更低的資金成本和更高的市場流動性，借以提升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企業在國外的活動比率也同時會上升。因此，經濟基本面發展向好雖能增加本地市場交易的活躍程度，但也可能加快企業的交易量(資金)外移至國外市場的速度。尤其是在法律體系缺乏效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低以及流動性較差的市場，企業交易量外流到境外的傾向越明顯。Claessens等(2004)隨后又進一步指出，完善的政策和法律體系以及較高的市場開放性，能夠推動當地股票市場的發展。并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法律與行政法規(lawandorder)的健全度、股東權利保護、通貨膨脹率、政府財政赤字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資本賬戶自由程度、總權益資金流量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股票市場自由程度等經濟環境基本面的發展，不僅推動了本地市場發展，同時也促進了國際化的進程。也就是說，本國的資本市場發展程度越高，對國際性的資金及金融服務的需求也越高。當本國市場無法滿足日益高漲的需求時，企業將轉而投向國外市場募集所需資金或進行交易，使得跨境融資活動隨之提升。國內市場基本面的向好發展以及經濟環境各要素的改善將提高企業對于全球布局的需求，加速國際化程度。因此，國內企業為了提升自身在國際間的競爭能力，將融資活動與交易量逐漸分散至境外，成為無可避免的趨勢。Claessens等人進而對各證券市場之間所擁有的比較優勢進行了分析，認為處于發展階段的交易所在籌措資金、上市及提供交易服務上，較無比較優勢，有關當局應該持續改善經濟體的基本面，如投資人保護措施、當地法律系統的質量等，以吸引投資人。這些建議對發展中市場的改善和提高具有很好的指導意義。
隨后的研究對跨境上市的負向流動性外溢效果提供了重要的實證支持。Moel(2001)以來自拉丁美洲與非洲的數據為研究樣本，選擇“市場開放程度”、“流動性”以及“母國市場掛牌公司成長數”三項指標，對新興市場發行美國存托憑證(AmericanDepositaryReceipt，ADR)對于該國市場發展的影響層面與影響程度進行了檢驗。但是研究結果對于ADR市場及母國市場在這三項指標上的關聯性出現了分歧，ADR市場發展程度對于母國市場開放程度有正面影響，但是，ADR市場的拓展卻會對母國市場的流動性以及掛牌公司的意愿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企業大規模到其他市場掛牌上市，會對母國市場產生更大的不利影響。Levine和Schmukler(2003)選擇1989－2000年之間，來自55個新興國家、共592家境外掛牌或發行存托憑證(DepositaryReceipt)的企業，以及2489家留在本土市場的企業作為樣本。對企業跨境上市行為對母國市場流動性的影響途徑進行了研究。認為企業跨境上市通過兩種途徑降低本土企業的流動性。第一，也即所謂的負向流動性外溢效果。企業跨境上市后，企業股票的交易量出現外移至境外市場的現象，并且，所有跨境上市企業的整體流動性與其他未跨境上市的個別母國公司的流動性之間具有正向影響關系(即流動性外溢效果)，從而造成本土企業的流動性因為跨境上市企業交易量外移而受到傷害。第二，對本土市場交易量的分散。由于跨境上市能提升企業的可見度、聲譽以及營運狀況的信息透明度，投資人的投資目標逐漸由本土企業轉移至跨境上市企業，本土企業的交易量減少，對本土企業的流動性再度形成傷害。Karolyi(2006)以亞洲與拉丁美洲的12個新興市場國家發行ADR的企業數據為研究樣本，并以個別公司為案例，分析了企業發行ADR掛牌對企業本身以及其他其他國內企業的影響。為了檢驗結果的可靠性，研究中選擇了某些控制變量(如亞洲金融風暴、資本市場自由化等)，所得出的結果顯示，跨境掛牌行為的確可以帶給ADR掛牌企業本身相當大的好處，但不會使同市場中的其他企業獲益。該研究還發現，未赴美發行存托憑證的樣本企業，在本土市場中的質量會遭受大幅侵蝕。
(二)交易量回流至企業母國市場
雖然國內企業轉赴其他證券市場上市的現象引發各界擔心，然而，回顧學術文獻，企業股票交易在長期而言，有向單一市場集中的傾向，且多數情況下，交易量會集中至該企業的母國市場。企業在境外上市一段期間后，將可能觀察到該企業股票境外市場交易量遞減，而企業母國市場交易量卻增加的現象，此即Karolyi(2003)所提出的“回流假說”(flowbackhypothesis)。在這樣的情況下，母國市場的流動性并不會因企業赴境外上市而惡化。Karolyi(2003)對1998年11月由德國的汽車廠Daimler－Benz與Chrysler合并成的DaimlerChryslerAG公司所發行的GRS(globalregisteredshare)的個案進行了研究。GRS是一種特殊的證券，投資人得以在全球多個市場以不同的貨幣交易該證券。DaimlerChryslerAG公司除了在德國的法蘭克福交易所掛牌之外，該公司發行的ADR也于1993年在美國的納斯達克市場交易，該公司所發行的GRS同時在該兩大交易所交易。
在1998年發行GRS之前，DaimlerChryslerAG公司在美國市場的交易量約占總交易量的35%，但在發行之后的6個月內，該股票的交易量明顯回流至DaimlerChryslerAG公司母國的法蘭克福交易所，使得法蘭克福交易所成為該公司股票的主要市場，最終DaimlerChryslerAG被剔除S＆P500指數的成分股之外。Halling等(2004)研究了1986－1997年期間內，111家歐洲企業于國外上市后，其股票交易量隨著時間推移的地理分布情形。研究發現，雖然股票的交易量可能短暫地從母國市場分散到境外市場，但大多數樣本期間的歐洲企業赴母國以外的歐洲其他國家或美國的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后的短期間(約6個月)內，企業母國的股票交易量也表現出了異常性升高，這可能是由于該企業的境外掛牌在媒體上引起更多投資人關注的原因。隨著檢驗期間的延長，還可以發現相當高比率的境外掛牌公司的股票交易量，最終仍受原先上市的市場所吸引。這項研究結果代表Karolyi(2003)所觀察到的交易量回流至母國市場的情形，并非單一特例，而可能是全球普遍性的現象。同時Halling等(2004)認為企業的交易量之所以會回流，是因為企業最初上市的交易所(該企業母國的交易所)多半已擁有一群龐大數目的散戶投資人(uninformedinvestors)，而通常散戶投資人所聚集的地點，可以創造極高的流動性，使該市場成為該企業股票最具有流動性的交易地點。另外一個原因是信息的獲取速度，投資人可能認為具有地理優勢的市場能以最快的速度搜集到該企業的相關信息，因為企業的營運總部多半設置在企業母國，因此盡管該股票同時于多個交易所掛牌交易，最后流動性最高的市場仍會是企業母國的交易所。
Witmer(2006)對公司交叉上市或多國市場同時掛牌的情況下，后來選擇境外退市的情形進行了研究。他認為，企業境外上市的主要追求目標之一，就是該公司股票的高度流動性，如果企業于境外新市場的流動性不如預期，將提高企業選擇在新市場退市的可能性。Fernandes和Migue(2008)通過另一種角度解釋了跨境上市股票交易量回流的現象，研究結果顯示，當企業在美國跨境上市后，能有效吸引美國與其他各國的機構投資人的目光，同時該企業在母國市場的股票交易量也得到大幅提高，母國市場的流動性因而增加。不同于Fernandes和Migue(2008)認為企業股票交易量回流是因為該股票能有效吸引國外投資人的看法，Gagnon和Karolyi(2010)對506家同時在本國與美國上市的企業樣本進行了研究，發現當該企業在境外上市地的流動性表現不佳以及存在其他市場摩擦成本時，將嚴重妨礙母國與境外上市地兩者股價差異的套利活動，如果摩擦成本過高，市場缺乏足夠流動性，企業的股票交易量會逐漸流回到母國市場。
(三)境外市場與境內市場“雙贏”
關于企業跨境上市后的交易量流向問題，還可能有第三種局面，Smith和Sofianos(1997)的研究發現，企業跨境上市行為對跨境上市所在國和企業母國均可能產生正向的“流動性溢出效果”。他們對128家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跨境上市的樣本公司進行檢驗后發現，跨境上市后半年內該標的公司股票的境外市場平均交易總額大幅上揚，母國市場的流動性也獲得顯著改善。該證據支持了Stulz(1999)所提出的跨境上市在促進全球化進行的同時，可以提升流動性進而降低公司資金成本的假說。跨境上市無論對母國市場或境外市場的發展都有極大的推動效果，是一種雙贏局面(win－winsituation)，而非某些學者所宣稱的“零和游戲”的局面，即當股票可在多個市場交易時，其中一個市場的流動性改善，將傷害另一市場的流動性。隨著全球化、國際化的發展，政府對于資金管制的放松，使企業與其他市場參與者得以自由地進行投資與籌資行為。在全球競爭的壓力之下，各證券市場勢必會不斷完善相關法規與制度，以改善公司治理環境、提高投資人保護程度并吸引國內外企業及投資大眾。日益高漲的競爭壓力，也有助于各大證券市場積極改善信息環境。信息不對稱問題的減輕，能增加投資人對國外企業的認同感，豐富企業的投資人組合。所有這些均能夠大幅提升各自市場上的流動性，使市場更蓬勃發展。
三、決定交易量流向的重要因子
上述文獻告訴我們，企業境外上市會對本地市場的流動性產生影響，影響的方向有正有負。那么影響證券市場流動性的影響因素有哪些、影響方向如何，對于這些問題國外學者已經從理論和實證角度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回顧和總結相關文獻對我們的理論研究和證券交易所的改革與發展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母國市場散戶投資者數量
Chowdhry和Nanda(1991)指出，擁有內部信息優勢的投資人會叢聚(clustering)到交易量最密集的市場交易，以掩飾本身所具有的內部情報。通常散戶投資者所聚集的地點，可以創造極高的流動性，因此使得該市場能成為企業股票最具有流動性的交易地點。Halling等(2004)對企業交易量回流至母國市場的原因進行推論時，也認為該企業在母國市場已積累為數眾多的散戶投資者，使得該企業股票在母國市場的流動性特別高，從而導致交易量由國外市場向本土市場回流。
(二)市場信息透明度及市場之間的信息關聯程度
Hargis和Ramanlal(1998)發展的理論模型中，預期當母國市場與境外市場相互之間的信息透明程度越高，本土市場的流動性與交易活動越能顯著提升。相反地，市場之間的信息透明度差，本土市場的流動性惡化，交易量外移，終將對本土市場的發展造成沖擊。另外一項被Hargis和Ramanlal(1998)視為重要因素的是境外上市地的市場規模與信息透明程度，因為新市場的規模越大、信息越透明，能使企業因跨境掛牌行為接觸到更多潛在投資者，拓展企業的投資群(Merton，1987;FoersterandKarolyi，1999)，進而改善本國市場的發展程度。Domowitz等(1998)構建出了境內外市場分割程度與國內股市變化關系的模型(DGM模型)，該模型考察了風險厭惡的投資者的投資決策過程，認為股價波動包含基本面波動以及交易摩擦和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波動兩個方面，前者由買賣價差和公共信息的方差決定，后者與流動性或交易量成反比。而境外上市對國內股價波動性與流動性的最終影響取決于海內外市場的分割程度(即信息聯系程度)。
(三)時區差異、傭金費率及母國市場發展程度
Pulatkonak和Sofianos(1999)選擇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的254家國外企業1996年度的全球交易數據作為樣本，對企業在境外上市后影響企業股票交易量流向的關鍵因子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三種可能影響企業股票交易活動發生地點的決定因子:國家相關(country－specific)因子、公司相關(company－specific)因子以及發行相關(issue－specific)因子。這些因子總共可以解釋64%的樣本公司在美國NYSE交易量變化情況。其中，影響最為顯著的因子是屬于國家相關因子的“時區差異”，當其他條件不變之下，“時區差異”具有40%的解釋能力。這表示著當企業母國與境外上市市場位于同一時區時，投資人在新市場的交易活動會較活躍。母國的傭金費率(commissionrate)也是一大關鍵因子，如果母國的傭金費率相對較低，母國市場在交易量上較具有競爭優勢。另一個重要的國家相關因子則是母國為成熟市場或發展中市場(新興市場)，母國市場發展程度較高，則標的股票在境外新市場的交易量會較少。
(四)政府對資金的管制程度
Bacidore和Sofianos(2002)、Rabinovitch等(2003)、Auguste等(2002)以及Melvin(2003)等的研究文獻則發現，除了上述文獻中的影響因素外，“政府對資金的管制”也是決定企業交易量所在地的因素之一。Rabinovitch等(2003)對來自阿根廷的六家企業，以及來自智利的14家企業，在母國市場以及在美國市場發行的ADR的配對樣本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政府對資金流量的嚴格管制，對于企業的股票流動性具有負面影響。特別是，阿根廷與智利這兩個國家，雖具有一定的共同特性，比如，兩國都屬于新興市場、市場的交易時間也都與美國市場的交易時間重疊等。但是，在樣本期間內，阿根廷政府(相對于美元)采用嚴格的固定匯率政策，對于資金流量則采取自由的態度;反觀智利，在匯率管制上采取富有彈性的浮動匯率制度，但直到2000年以前，智利對于國外投資仍設有重重障礙。因此，Rabinovitch等人的研究可以說是針對匯率制度以及資金流量管制這兩種政府干預行為對企業股票流動性所造成的影響的具體檢驗。研究發現，智利的企業在母國市場與ADR市場的報酬率存在明顯的差異，這可能是由于智利對國外投資設限，導致投資者兩市場之間套利困難，從而導致套利成本的增加。以標的股票的日平均買賣價差作為套利成本的近似衡量指標，來自智利及來自阿根廷的樣本企業的套利成本分別為1．37%與1．14%，也證明投資者針對智利股票進行套利所耗費的成本相對較高。此外，Rabinovitch(2003)等人的檢驗結果還指出，相對于阿根廷企業的股票，智利企業的股票在本地市場及ADR市場之間的報酬差異(也就是套利空間)的彌補速度較慢。這意味著較高的套利成本可能會降低價格的調整速度，進而導致較差的股票流動性。Auguste等(2002)與Melvin(2003)的兩篇文獻對阿根廷在2001年放棄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后，阿根廷企業股票在兩市場之間的套利過程是否產生不同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兩篇文獻同時發現，外界對阿根廷比索貶值壓力的強烈預期，以及政府施加的資金管制規定，使得阿根廷企業的股價在ADR市場較在阿根廷市場高出了許多，這意味著母國市場與ADR市場之間的股票報酬率存在顯著的套利空間。再度為政府對資金流量的控制將導致價格決定過程的低效率，并可能因此提高股票交易成本、惡化流動性提供了支持。其實Errunza和Losq(1989)早就指出，如果政府能取消資金管制，讓國際市場共同決定資產的價格，減小單一市場的影響幅度，就能有效分散投資者的投資風險。同時，資金管制的放松還會對企業的總成交量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提升市場之間的整合性并受惠于市場上的所有參與者。
(五)市場中證券報酬率的相關程度
Baruch等(2005)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理論模型對跨境上市企業的交易量在地理上的分布情形進行了解釋。該模型預測股票的交易活動傾向于發生在同類產業集中的市場。隨后該研究選擇了1995－2004年來自24個國家共251家在美國主要交易所掛牌的其他國家企業的股價報酬率和交易量的月度數據作為樣本，借助企業股票報酬率與市場中其他掛牌企業股價報酬率之間的相關系數來衡量一個市場中的掛牌企業組成成分與該標的企業在產業性質上的相似程度，對模型的結論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發現，企業在跨境掛牌之后，有相當高比重的交易量會轉移到與該企業股票報酬率較為相關的市場。綜上所述，對母國市場流動性產生影響的因素主要包括:與境外市場的時區差異，母國市場相對于國外的傭金費率，母國政府對資金流動的管制，母國市場發展程度，母國市場散戶投資者數量，市場信息透明度及市場之間關聯程度，境外上市地規模，市場中的證券報酬率相關程度。其中前三項對母國市場流動性有負向影響，即時區差異越大，母國市場傭金費率越高，對資金流動管制越嚴，母國市場的流動性越差。后幾項對母國市場則產生正向影響，即母國市場的發展程度越高，散戶投資者數量越多，信息越透明與國外市場關聯度越高，境外上市地規模越大，市場中的證券報酬率相關程度越高，母國市場的流動性越好。
四、國內研究現狀
相對于歐美國家而言，我國資本市場和境外上市的歷程都比較短，這方面的相關研究也較少，主要集中在對中國企業境外上市的原因及對公司本身的影響上，多數選擇H股上市企業為研究樣本。如巴曙松(2006)認為國內資本市場的一系列制度性和結構性缺陷所導致的市場低效率是導致中國大陸企業競相在境外上市的深層次原因。沈藝峰、肖珉和周穎剛(2006)利用雙重理論對中國H股公司選擇回歸A股市場雙重上市的行為進行了解釋，認為H股向A股市場回歸是控股股東在權衡獲得對更多中小股東的剝削還是忍受國家更多的剝削之后的選擇，該研究突破了國外文獻的通常思路，對我國企業交叉上市的特殊性進行了重點考察。關于我國企業交叉上市的動機，潘越(2007)選擇了31家A+H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對國外學者提出的投資者認知假說、流動性假說、融資約束假說、信號傳遞假說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發現除流動性假說外其余三個假說均獲得了實證支持。利用同樣的樣本數據，潘越(2007)繼續對公司交叉上市后所帶來的市場反應和公司的長期業績進行了研究，發現交叉上市后公司的業績普遍表現為下滑。Jin等(2005)選擇53家赴香港上市的大陸國有企業作為樣本研究后認為，赴香港上市后樣本公司的平均實際凈利潤、平均實際銷售額、平均資本成本均大幅提高，但在股票覆蓋率上僅表現為適度但不明顯的增加，而且上市沒有增加股票回報率，股票平均回報率明顯低于市場標準指數的回報率。王景(2007)對企業交叉上市后的市場效應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交叉上市能增強國內股票市場的風險分散功能，而且對國內上市公司有正的凈溢出效應。陳國進和王景(2007)針對A+H交叉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則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認為交叉上市給A股市場帶來了較強的資金分流效應，對市場流動性產生了負面影響，而風險分散等正面效應并未得到發揮。
摘 要 通過列舉國內外歷史上的房地產市場走勢,著重闡述了經濟景氣周期的下降周期與筑底反彈周期兩個時期對房地產市場的走勢的影響。創新性的提出了從企業的角度如何應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與經濟景氣周期的強相關性的關系,通過商業地產和住宅地產的投資受益期的相互彌補來尋找能夠度過經濟景氣周期的開發模式。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在中國經濟艱難轉型的背景之下,研究房地產市場和經濟景氣周期的相關性對于民生對于中國經濟發展都具有現實意義。
關鍵詞 房地產 經濟景氣周期 貨幣流動性 萬達模式
自1998年福利分房改革以后,中國的房地產業就進入了一個飛速發展的階段,時至今日,房地產業已經成為一個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支柱型產業。迪拜世界債務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都是因為所在國的房地產業出現了問題才導致的。而這些無疑都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房地產作為一個資金密集行業,如何保證其健康的發展成為擺在全球決策者面前的難題。有經濟學家認為房地產的現狀是由中國經濟基本面所決定的,中國作為金磚四國之一維持了三十年的快速增長的經濟奇跡理應出現房地產業的一路高歌,那么我們不禁要問房地產的景氣與國民經濟的繁榮有著怎樣的關系呢?
房地產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簽訂了“廣場協議”導致的日元大幅度升值,為了刺激經濟,日本政府便以寬松的貨幣政策來維持經濟的景氣。這使得國內剩余資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產市場,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地產狂潮。20世紀90年代破滅的日本房地產泡沫是歷史上影響時間最長的一次。這次泡沫不但沉重打擊了房地產業,還直接引發了嚴重的實體經濟危機。泡沫破滅之后,日本經濟便陷入戰后最大的不景氣狀態,一直持續了十幾年,日本經濟仍然沒有復蘇之跡象。由此可見,隨著一個國家實力的逐步強大,該國的房地產也必然會產生反映,能夠對本國經濟起到助推,同時吸引大量的資本涌入,帶動本地基礎設施的完善經濟的快速發展。如果處理不當,也就可能將國民經濟帶入崩潰的深淵。這也反映了房地產業在經濟的上行周期中對于GDP的巨大推升作用和在下行周期房地產也對經濟的穩定性的巨大破壞力。
有此可見,基于流動性寬裕帶來的房地產繁榮是具有欺騙性,這種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地產"亢奮"并不能反映經濟基本面的真實情況。由于人們過度的實用信用杠桿,導致最后的崩盤,必然會對本國經濟造成極大的傷害。根據資料東亞尤其是東北亞地區的房價與人均收入的比率在全球的最高,其中又尤以香港為代表的亞洲四小龍最為突出。而充斥于新興市場的大量熱錢也參與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旦這些熱錢流出,整個國民經濟和金融體系將會受到巨大沖擊,我們毫不懷疑在當今多米諾骨牌的效應下,房地產的崩盤一定會影響消費,出口,投資,居民財富,社會穩定等一系列的領域。房地產業的繁榮,同時拉動鋼鐵,水泥,建材等行業的快速發展,這種經濟學上的乘數效應,為中國經濟的一路走來注入了強勁動力,成為中國經濟奇跡的一個佐證。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房地產業的無序化競爭和投機化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國民經濟的穩定,更不用說上漲迅猛的過高房價讓廣大的中小市民怨聲載道。超出了大多數人承受能力的房地產價格已經成為中國中低階級生存的巨大壓力。
我們通過具體的指標(廣義貨幣供應量M2和狹義貨幣供應量M1)來解釋兩者關系,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特點也決定了貨幣政策更能反映經濟景氣周期的波動。通過研究發現當實體經濟的景氣度下降以后,多余的資金就會從實體經濟部門沉淀下來,這部分流動性轉而進入具有金融屬性的房地產市場逐利,從而出現了中國實體經濟和房地產市場的反周期現象。2009年前九個月,中國的銀行總共貸出8.7萬億人民幣的新增貸款。如果將這些貸款換成面值1元的紙幣首尾相連地鋪路,這筆錢足夠從地球到太陽繞八個來回。如此巨量的貨幣投放導致社會的流動性充裕,大量的熱錢流入股市和樓市,在金融危機中出現調整的中國房地產重新回到了上行通道。因此09年房地產市場走勢說明了在經濟景氣下降周期的前期房地產市場受到一定影響,但是在景氣周期后期中國房地產市場因為流動性和保增長的原因提前筑底反彈。
對于人們而言,要判斷市場是否出現拐點有兩種方法:一是技術分析的方法,該方法主要理論依據就是“趨勢運行規律”――市場總是沿著趨勢運行的,而且,在不同的循環周期中,上升周期的長度基本是相同的。同樣,下降周期所運行的長度也基本接近。我們可以通過度量上升趨勢持續的時間來判斷目前市場所處的階段;二是基本面分析法,主要是判斷政策的走勢。從經驗看,市場拐點的出現一般需要外界的強刺激。在中國,最強有力的外部刺激就是政策(這是中央集權的特點決定的)。我國的房地產市場比較特殊,正處于轉軌階段,沒有可以參照的歷史數據,但是我們不可忽視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人口高峰即將結束學校生涯,開始工作買房。這個人群所蘊含的巨大的剛性需求是支撐中國未來房地產價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此輪房地產繁榮是建立在住宅大眾需求的釋放(或者講住房消費開始進入大眾消費時代)基礎上,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在貨幣政策保持不變和需求不斷增加的基礎上,中國的房地產業的長期上行趨勢很難被改變。另一方面,最近頻頻出臺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也顯示了政府在這方面的擔心,所以才一方面通過政策調控,一方面收緊流動性,以保證中國經濟從流動性泛濫的2009年到2010年的平穩著陸。從上述分析來看,中國的房地產業與經濟景氣周期的關系正是通過貨幣政策影響的流動性來相互作用的。
那么我們如何應對此種局面?首先,政府應該在溫和調控房價的基礎上全力發展保障性住業,通過研究發現,東亞地區素來有“斯有土而有財”的理財觀念,房地產價格普遍過高,作為政府在沒有能力保障全體公民的住房需求的情況下,優先保障那些困難人群的生活就成為重中之重。中央提出的建設960萬套保障性住房的規劃正是這點的體現。
同時在嚴控資產證券化風險的同時引入在西方比較流行的房地產基金,通過資產證券化來解決地產融資問題,推動地產企業將目標放長遠,減少短平快的地產開發模式,增加小戶型項目數量,推動中國房地產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最后也應鼓勵以萬科為代表的大型地產商在城鄉結合部構建大型商業化屋村的發展模式,通過大型居住社區的建設緩解中產階級的住宅需求。這種商業模式顛覆了以往的房地產商通過高價拿地,然后炒熱氣氛,快速售樓回籠資金的營銷模式,轉變為通過自主的營造社區,打造城市副商圈,在與城市中的CBD距離較遠,地價較低的區域重新開發新的商圈和住宅,來推動地產增值,將商業地產的某些特點引入住宅地產市場,在這方面大連萬達集團通過培育商圈實現了企業利潤的穩定增長的商業模式走在了中國房地產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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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事業單位 市場機制 競爭 可行性
競爭機制，是市場機制當中最重要的一種形式，它主要反映出的是競爭與供求的關系，價格的變動、資金與勞動力流動等各種市場活動之間的一種有機的聯系。競爭機制往往和價格機制及信貸機制聯系較為緊密，并且往往共同發生作用。競爭機制常常包括買賣雙方之間的競爭以及買方之間、賣方之間的相互競爭，競爭的直接作用是各種交易的質量都會有一定幅度的提升。所以事業單位在人員使用和薪酬發放方面都逐步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打破過去干與不干、干多與干少同樣待遇的不合理局面，使得各項工作都在朝向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方向邁進。
目前，大多數地區在事業單位人員考核上，都實行了業績考核和評聘分離的考核體制，這對于提高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這些考核機制在具體實施中卻往往因為各個地區和單位的具體差異性，執行力度不夠，往往考評只是一種形式，而實效性較差，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打擊了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成為“空歡喜”。所以看似很完善的一項改革措施，在具體實施中因為各種因素的干預使得改革變得困難重重，所以筆者認為進一步完善和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是有效轉變事業單位改革中各項問題的關鍵，也是解決問題的良策。具體包括有：
首先，事業單位在經過改革之后，具備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的可能性。事業單位在前期的改革中，已經在技術等級考核、薪酬管理和分配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效，且改革是市場競爭機制的引入已經深入人心，也受到大多數人的歡迎，這為改革的進一步實施提供了基礎保障。其次，事業單位因為大多數都具有公共服務性質，從性質來看，基本上都是非盈利性單位，其工作人員在收入方面主要依靠工資收益，而沒有其他收益性收入，所以和企業相比較，目前所實行的基礎績效和獎勵績效，看似很完善的獎勵體制，但是對于大多數非盈利性事業單位而言，基本上獎勵績效收入是擺設。而面對市場經濟的沖擊，工作人員在收益方面與周邊人群的落差導致他們工作積極性下降，這是事業單位薪酬改革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也是必須正視的問題，所以進一步完善勢在必行。最后是形式化考核體制依然存在，不利于各項工作的進一步開展。在很多事業單位的考核機制上，考核成為了一種形式，看似新的考核評價體系，最后執行的還是原有的管理模式，這一方面容易滋生內部矛盾，另外一方面容易挫傷大多數人的工作積極性。
針對改革中存在的這些現實問題，只有把市場競爭機制的核心理念引入事業單位管理體制中，才能進一步體現勞動與報酬步調的一致性。具體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首先是應該注重實際業績的考核，充分調動工作人員的工作熱情。在現有考核評價體系當中，應該把每項具體的考核內容實現量化。這里筆者所要說的是實效量化，以往的量化考核有走過場的嫌疑。在改革中，我們應該本著公平、公正的考核理念，把工作中各項業績表現突出的工作人員真實地體現出來，讓大家對考核的結果心服口服，這對于增強工作能動性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評聘分離是實行多年的改革制度，在進一步完善中，我們應該摒棄以往職稱終身制和聘用就高不就低的原則。一些單位在人員的聘用上，往往是論資排輩，按照職稱等級依次列隊，而工作能力和工作業績卻并非如此，這對于中青年工作人員而言是有失公平的。為了更好地發揮每一個工作人員的積極性，應該根據每一個工作人員每年的工作情況，實行動態管理，且把時效性定為一年。這樣可以讓每一個工作人員對自己的崗位工作和薪酬發放都有危機感和競爭性，這會增加他們工作的積極性，也利于單位在人員聘用方面更加趨于理性。最后，進一步完善待遇分配制度，使考核效果立竿見影。一些事業單位在對員工完成考核之后，對于待遇的提升卻不能立即執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工作的熱情。有些人員在取得較好的業績之后，自己的待遇卻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還有一些人員的業績因為單位內部的調整，被其他人員所占用，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二次分配。這些不利于市場競爭機制的做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只有把考核和待遇緊密聯系在一起，并具有一定的時效，才能從根本上轉變現有的尷尬境地。
綜上所述，事業單位改革需要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但是引入市場競爭并非讓事業單位拋棄公眾服務理念，只是通過市場調節的手段，讓單位更有活力，更好地服務社會。
參考文獻：
[關鍵詞]周期發展；房地產市場；北京；波動
[中圖分類號]F29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32-0063-04
近幾年，我國房地產行業發展勢頭迅猛，房價節節攀升，有言論稱，中國房地產發展過熱，已醞釀出房地產泡沫，一旦破裂，將對整個國民經濟造成無法預想的打擊。為探究我國房地產業現階段發展狀態是否健康，與國民經濟發展是否協調，本文基于周期發展視角，運用理論分析探究理論層面上房地產市場和經濟運行應該存在的關系，并結合實證分析的方法，研究國內發展較早較成熟的房地產市場和經濟運行的關系。最后結合實際情況，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本文的研究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理論意義——房地產業作為經濟整體的一部分，其發展必然要受到整體經濟運行的作用，并對之有所影響。其次是實踐意義——理清房地產市場與經濟運行的關系，對于明確我國房地產發展所處階段、預期方向，維護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1房地產市場與經濟運行互動關系的理論推導
1.1經濟波動對房地產市場的作用影響
一般而言，產業周期形成的主要驅動因素即供求力量的對比作用，房地產市場受制于經濟波動的作用渠道也是如此，而該作用影響又可以從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兩個角度進行具體分析。
1.1.1經濟周期對房地產周期的直接影響
所謂直接影響，即經濟基本面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它是從宏觀層面研究經濟波動對房地產市場的作用機理，通過與其有關聯的眾多經濟變量，從不同方向、以不同程度對其造成沖擊。該種外生性的沖擊表現在兩個方面：需求沖擊和供給沖擊。
所謂需求沖擊，即經濟基本面因素通過影響房地產市場需求對其產生作用。當經濟處于上升階段，居民的現實收入和預期收入都有所上升，一方面帶來人們消費結構的優化，從而愿意且能夠購買或者租賃更高價格的房地產；另一方面根據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理論，人們的投機動機加強，而房地產尤其是住宅作為投資工具，是分散投資風險的良好品種，因而對房地產的投資購買需求增加。
所謂供給沖擊，則是當經濟基本面形勢向好，同時短期未表現出建筑成本價格上升，房地產供給者預期投資利潤率將上升，從而長期來看將增加房地產供應。
1.1.2經濟周期對房地產周期的間接影響
所謂間接影響，即經濟波動通過非市場機制對房地產周期產生影響，主要通過影響房地產市場微觀主體行為而對其產生作用。
（1）地方政府行為對房地產周期的影響集中反映在“土地財政”問題上。1994年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分離，在績效考核、區域間GDP競爭等背景下，地方政府采取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方法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因而，地方政府行為對房地產周期的影響，主要通過地方政府和房地產企業的博弈行為得以體現。
（2）房地產企業通過壟斷定價對房地產周期產生影響。根據西方經濟學對四種市場類型特征的描述，可以界定我國房地產市場屬于不完全競爭市場，即在房地產市場，開發商是房屋價格決定者，而非接受者，通過組織內部默契合謀等行為，攫取消費者剩余。因而房地產企業行為對房地產周期的影響，主要通過其與消費者的博弈行為得以體現。
（3）金融機構行為對房地產周期的影響，突出表現在通過其信用借貸功能催生房地產泡沫、或加速泡沫破滅對經濟的崩潰作用。具體表現是，當經濟周期處于上升階段，金融機構抵押資產價值增加、存量資本充足率降低，于是加大放貸力度，對于房地產市場則意味著間接拉高房地產供給，從而步入上升空間；經濟周期下行階段則作用相反。
1.2房地產周期波動對經濟周期的影響效應
在影響宏觀經濟的多重因素中，消費和投資是占比最大的兩個因素，故可以從房地產市場對消費和投資行為的影響角度分析其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另外，還應綜合房地產行業的關聯產業效應和泡沫風險效應，來分析對經濟周期的影響。
1.2.1消費效應
根據經濟學原理，消費需求通過最優消費決策最終取決于財富水平，而財富水平又受制于財富效應和替代效應的博弈比較。
（1）從財富效應角度看，房屋價格上升，若當期賣出房屋，則體現為當期收入的增加；若當期仍持有房屋，則體現為后期房屋出售的現期貼現值增加。綜合來講，二者都表現為凈財富的增加。財富存量增加導致既定消費函數的邊際消費傾向增大（排除吉芬商品），最終表現為消費行為的擴張。房屋價格下降則相反。
（2）從替代效應角度看，假定短期內居民收入不會發生顯著改變，房地產消費由于房屋價格上升而增加在總消費額中的占比，沖減排擠其他領域消費，表現為對其他商品購買的減少。房屋價格下降則相反。
1.2.2投資效應
投資行為的發生取決于對預期收入的看好，投資行為下房地產市場對經濟的影響，可以分解為收入效應和擠出效應。
（1）從收入效應角度看，當房地產周期處于上升階段時，房地產開發商預期房地產市場走向看好，因而未來時間內對房地產市場加大投資力度，間接帶動宏觀經濟形勢表現向好；當房地產周期處于下降階段時，房地產開發商預期房地產市場走向看低，因而未來時間內對房地產市場縮減投資力度，推動宏觀經濟進入走低趨勢。
（2）從擠出效應角度看，由于短期內房地產開發商的資本積累不會發生顯著變化，因此，房地產市場投資行為由于該市場形勢向好增加，相應造成其他市場投資行為的減少。房地產下降周期則影響相反。
1.2.3關聯產業效應
房地產業的基礎性，決定了其產業鏈長、帶動作用明顯的特征，因而房地產市場波動也會通過關聯市場對經濟造成影響。借鑒西方經濟學對產品相關性的分類，可以分為互補關聯效應和替代關聯效應。
（1）所謂互補關聯效應，即當房地產業處于繁榮階段，對其所在市場各要素需求增加，使其所在市場也處于上升走勢，房地產業處于衰退階段則反之。
（2）所謂替代關聯效應，即當房地產業處于繁榮階段，會導致其因生產與之具有替代性質產品的而造成規模收縮，進而導致所在市場走勢下行。房地產業處于衰退階段反之。
關聯產業效應下房地產市場對經濟的影響，取決于以上兩種效應的博弈程度。若總關聯效應表現為同房地產市場波動的正相關關系，則表現出類似房地產市場在消費效應和投資效應作用下對經濟周期的影響；若關聯效應表現為同房地產市場波動的負相關關系，則相反。
1.2.險效應
風險效應主要強調的是房地產市場波動中的異常因素對經濟周期的影響，即房地產泡沫所蘊藏的風險，通過金融機構對經濟周期波動所產生的一系列影響。當房地產周期處于上升階段時，房價攀升，以房屋為抵押的抵押物價值隨著上漲，從而金融機構釋放更大量信用貸款，于是作用于整體經濟使之增長更強烈。反之，房地產泡沫一旦破裂，帶來的是更加迅速和不可抑止的整體經濟崩潰。
因此，房地產周期的風險效應表明了，除了具有帶動經濟增長加入繁榮期、或者拖動經濟衰退進入蕭條期，房地產市場波動也是導致經濟震蕩、出現周期更迭的主要因素。
2房地產市場與經濟運行關系的實證分析——以北京為例
在理論推導的基礎上，下文將對房地產市場與經濟發展是否存在互動作用進行實證分析。考慮到我國不同區域經濟體中的互動作用程度存在差異，可能使整體經濟的互動作用得以沖抵從而喪失研究效果，本文選取北京作為研究樣本。一是因為北京作為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較早的城市，發展水平比較成熟，具有代表性；二是因為近年來對房地產問題的爭議，多集中在以北京為代表的幾大城市，因而以北京為研究對象具有實際意義。
本文分別采用GDP值代表宏觀經濟的波動，用房地產平均價格代表房地產市場的波動，以下是這兩個指標的數據收錄。
北京房地產波動和經濟波動折線圖
從這個折線圖中可以看出，1992—2011年，北京大概經歷了3個完整經濟周期，分別為：1992—1999年、2000—2005年、2006—2011年；5個完整房地產周期1992—1995年、1996—1999年、2000—2001年、2003—2008年、2009—2011年。從這些割裂開的時間段二者的波動走勢來看，可以發現繁榮階段和衰退階段，房地產市場走勢強度大于經濟發展，而復蘇階段和蕭條階段，房地產市場變化強度落后于經濟發展。其原因，一方面當宏觀經濟剛開始上升時，由于房地產建設的長期性，決定了其投資發生前要經過詳盡的效益評析和和完備的市場調查，一旦進入投資擴張期，又會因為其支柱型產業角色而先于經濟達到繁榮；另一方面宏觀經濟逐漸開始走弱時，收縮信號往往不易被房地產開發商注意，故走弱趨勢落后于宏觀經濟，而一旦經濟收縮信號傳遞至房地產市場，則會帶來房地產市場的加速衰退，表現為快于宏觀經濟的收縮。
下文將通過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的方法，實證分析二者之間是否存在互動關系。因為格蘭杰因果檢驗要求序列數據平穩，故下文將分三個步驟——平穩性檢驗、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展開實證分析。考慮到作為時間序列的北京市GDP值和房地產平均價格所具有的特性：相關性和波動聚集性，因此對這兩個數據采取對數的操作，達到減弱異方差，減少數據的波動，使系數具有彈性的目的。
2.1平穩性檢驗
由于格蘭杰檢驗要求序列數據具有平穩性，故在此分別對變量做ADF單位根檢驗。用Eviews40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2.2協整檢驗
由于差分法使得數據長度變短，有可能會使我們失去總量的長期信息，從而把趨勢性規律錯當做周期性規律。因此，在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之前，本文將通過對數據進行EG兩步法協整檢驗，從而嚴密證實模型數據是否具有長期協整關系。
表4雙變量協整ADF檢驗結果
樣本容量[]5%水平臨界值[]ADF檢驗值[]檢驗結果
說明北京房地產市場和經濟發展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2.3格蘭杰因果檢驗
根據以上兩個檢驗，對差分后的數據DLnGDP和DLnHP可以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表5的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表明北京房地產市場波動對經濟波動具有顯著統計因果關系，而經濟波動對房地產市場不具有顯著統計因果關系。
oesnot GrangerCause DLnGDP[]1[]3.33099[]007631[]拒絕H0
3結論與建議
3.1主要結論
3.1.1房地產市場與經濟運行在理論推導上滿足互動關系
在一個經濟運行健康、房地產業發展成熟良好的環境體中，二者應該呈現互相帶動互相影響的作用效果，并且在二者周期波動規律上得到突出印證。具體來講，二者關系應該符合在繁榮階段和衰退階段，房地產市場走勢強度大于經濟發展，而復蘇階段和蕭條階段，房地產市場變化強度落后于經濟發展。
3.1.2北京房地產市場與經濟運行在實證分析上僅存在單向影響關系
通過對北京房地產市場和經濟發展的實證性分析，并無法得出二者具有理論分析所得出的影響效果，而是僅僅表現為房地產市場發展對經濟運行的影響，這一方面凸顯了房地產業的支柱性產業地位，另一方面也代表著，一旦發生房地產泡沫，即會通過風險效應對經濟運行帶來較大的沖擊，加劇經濟環境的脆弱性。而經濟波動對房地產波動的無法因果解釋性，也說明了——至少可以說是在北京地區——房地產業超脫經濟發展而展現出“過熱”發展的態勢。
4.2相關政策建議
北京是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較早較成熟的地區，對于全國各區域房地產市場不僅僅有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其發展為政府引導、調控其他地區房地產市場提供了經驗和方向。由于實證分析得出的北京地區房地產市場發展相對于理論層面有所偏離，表現出“亞健康”發展狀態，故針對我國房地產業發展，提出以下幾點政策性建議。
4.2.1加強房地產市場競爭環境培養
由于我國房地產行業仍屬于相對壟斷產業，房地產開發商是“價格制定者”而非“價格接受者”。從理性人的假設出發，房地產開發商必然會努力使自身收益達到最大化，即表現為當經濟整體上升時，提供良好市場投資氛圍時，順風抬高價格，實現房地產市場的繁榮；而當整體經濟下行時，又會及時調整投資力度，保持盡量少的房地產存量，以保持房地產價格盡量小的下降幅度。而這種房地產價格“大升小降”的背后推動力量，則是房地產行業的壟斷性質。故要實現房地產市場理性發展，首先要消除或削弱其壟斷發展模式。
4.2.2優化房地產供求機制作用效果
供求機制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普遍機制，市場中商品的供應量和需求量的變動會導致價格的變動。而價格作為房地產經濟運行狀況的晴雨表和資源配置的方向器，價格機制在房地產周期波動中起著傳導作用和穩定作用。而我國房地產市場中的供求機制，由于種種原因——除了上部分所談到的壟斷經營問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與房地產業密切相關的土地財政是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在實際發揮作用時，表現出供給方控制需求方，于是無法利用市場運行內部機制實現該產業的合理發展。故應當強化政府對地價的調控力度，規范市場地價行為，同時控制房地產開發商利潤。
4.2.3加大打擊“炒房”等房地產投機行為力度
在我國，房地產市場的過熱發展滋生了一批以在該市場上進行房屋投機活動為贏利手段的群體，一方面該群體是我國房地產市場不均衡發展的產物，另一方面這些人也是推動房地產行業進一步畸形發展的背后動力。要引導房地產業健康發展，就要消除其非健康發展的基礎性因素。因此需要借鑒學習國外發達成熟房地產市場的管理模式，通過征收房產稅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打壓“炒房”等一系列房地產市場投機行為的力度，穩步推進我國房地產市場規范運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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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與進步，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幅多姿多彩和富有變化的畫面，它深刻地改變著每個人的心理、心態與價值觀念，為了充分勾勒出這一偉大歷史進程發展變化的主體畫面，正確地引導輿論。新聞工作者除了充分運用和發揮原有十八般武藝作用外，還應當根據形勢發展的要求，不斷探索和研究分析性新聞的研究和運用，以適應我國改革開放新形勢的要求。
一、分析性新聞的內涵及其與其他類新聞的聯系與區別
所謂分析性新聞，就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質，對事物發展的多樣性、復雜性進行充分闡述的一種報道形式：多用于社會熱點、難點以及未被人們普遍認識的新生事物的報道；在活躍人們思維、拓寬人們思路方面有著其他新聞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
分析性新聞與新聞述評、新聞分析、新聞綜述、思辨性新聞、解釋性報道和調查性報道等中外新聞品種，雖在某些方面類似，但有明顯的區別，這些報道形式遠不能代替分析性新聞。我們不妨對分析性新聞最為接近的四種報道形式作個比較。先看一看解釋性新聞，它一般是提供新聞背景并對有關新聞事實進行解釋或分析的報道，著重回答五個“W”中的“Why”(為什么)，告訴受眾新聞事實的意義及前因后果，對復雜的事件進行整理和解釋；新聞述評這種體裁是新聞評論的表現形式之一，表述方式主要是就實論虛，寓理于事，因事說理；新聞分析，是對新聞事實本身進行的解剖、評說；思辨性新聞，帶有較強的論證、辨析色彩。任何一種新聞報道形式都是對事物發展的客觀反映，上述幾種報道形式也不例外，只是作者的主觀反作用力強一些。作者在對事物全面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充分調動自己的思維，縱橫捭闔，給以理性的比較透徹的解釋分析。作品的思辨味較濃。而分析性新聞，則是通過運用綜合分析、解釋、預測等方法，從歷史淵源、因果關系、矛盾演變、影響作用、發展趨勢等多方面，對事物給以立體性報道，既剖析新聞事實的內部，又展示新聞事實的宏觀背景和發展趨向，使人從總體聯系上把握事物。它既有新聞述評的透徹犀利，又兼新聞綜述的全景式勾勒。也具思辨性新聞的深度，而又不失其客觀性。
二、新的形勢和任務呼喚分析性新聞
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場深刻全面的社會變革。這對新聞工作者來說，是難得的歷史機遇。同時對也是嚴峻的挑戰。平面動態式的報道，已遠遠反映不出當今改革開放大潮的波瀾壯闊和多姿多彩。多出一些有深度、有力度的分析性新聞，這是時代的呼喚。
改革開放以來，新事物、新現象層出不窮，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改革開放提供了萬千機會、擴大舞臺，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得到空前釋放。可以說我們的新聞報道為推進改革開放立下了汗馬功勞，成就卓著。但同時我們的理論、知識儲備不足，工作方式不適應改革開放的要求，還存在著諸多不盡如人意之外，亟待上水平，上檔次。概括起來。我們的報道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問題：一是片面。沒有把握住事物發展的規律性，不看歷史，不看發展趨勢，也沒有分析事物彼此間的聯系以及該事物在全局中的地位。更沒有研究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的特殊矛盾及其本質，就事論事，顧此失彼。二是浮淺。沒有深入事物里面精細地研究其矛盾特點，正如同志所批評的那樣：僅僅站在那里遠遠地望一望，粗枝大葉地看到一點矛盾的形象就想動手去解決矛盾。三是理想化。把復雜艱難的改革開放看得輕松簡單，或者當做一錘子買賣。很顯然，這些問題不解決，新聞界就無法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三、掌握、用好分析性新聞。是擺在新聞工作者面前的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應如何把握分析性新聞的作用，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好務，工夫該下在哪里呢?就是要多跑多聽多學多思。
1 確立正確的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用辯證唯物主義時空觀和過程論認識和把握事物，對事物要善于客觀觀察和辯證分析。在進行辯證分析時，必須把握住兩個基本點，即聯系的觀點和發展的觀點。用聯系的觀點分析解決問題。就要求我們摒棄過去習慣用的單向線性思維方式，因為這種主觀片面的思維方式，遠不能反映事物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任何事物發展都有其多方面的依據。各個發揮著不同的作用。我們要善于運用開放式放射型思維方式，盡量對事物給以經濟、歷史、文化、政治、心理等方面的主體掃描，搞清楚諸多因素發揮的不同作用，找出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這樣我們就會少犯或不犯片面性錯誤。辯證唯物主義還告訴我們。不但要研究每一個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規定的本質，而是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研究工作必須從這一點開始。因此，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要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認請事物所處的發展階段及其本質，弄清楚“來龍”，把握住“去脈”。把事物作為一個發展過程來報道，而不是簡單孤立地把結果推給讀者，我們的報道就會比較充分地展示出改革開放的豐富性和艱巨性，就不會是干巴巴的幾條筋；就不會落后實際工作，“慢三拍”、“炒冷飯”：也就不會因對事物發展規律認識不清而導致報道超前或任意拔高。
2 工作方式上要縱橫捭闔、全面深入。在改革開放形勢下。記者單靠編材料、打電話、跑衙門，是寫不出分析性新聞的，必須改變蜻蜓點水、淺嘗輒止的采訪方式，沉下心來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全國“大一統”，工作基本上是一個模式，那時解剖一兩個“麻雀”或許就夠了；而在當今激變的年代，社會經濟發展呈現多元化趨勢，這便決定了我們采訪的功夫不僅在于解剖“麻雀”，還在于選擇“麻雀”。甚至從一定意義上講，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對同一事物從不同角度給以觀照，各種觀點、材料互相印證、碰撞，去掉浮華，直露真實，弄清事物的來龍去脈和本質意義，估出事件影響，揭示發展趨勢。這里是經過了不僅是身體而且是思想上的艱苦工作之后應有的收獲。
根據前三季度規上工業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在6251家規上工業企業中，小型工業企業為5211家，大中型工業企業1040家。通過對上述二個群體的相關指標進行比對，從而初步得出在當前宏觀環境下，對寧波市規上小型工業企業運行狀況的基本評價。
一、市場實現指標分析
今年前三季度規上工業企業實現主營業務銷售收入增長為8505.41億元，同比增長22.93%。其中大中型和小型工業企業實現主營業務銷售收入增長分別為5379.69億元和3725.72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2.94%和22.92%。規上工業以及整體產銷率仍維持在98.17%高位運行。上述數據表明，盡管當前外需市場面臨著更多的挑戰，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小型工業企業實現其產品價值的終端市場（至少在內需市場）基本順暢。
二、總成本結構分析
今年前三季度規上工業企業產品綜合成本率為85.58%，同比上升0.35個百分點，其中大中型和小型工業企業產品綜合成本率為分別為84.86%和86.82%，同比分別上升0.55個和0.01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除了產品結構因素外，規模因素也是制約著工業產品綜合成本率高低的一個重要方面。通過上述比對，上述兩個群體相差不大，基本仍在寧波工業歷史形成的既有格局之內。同時，可能受非資金因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中型工業企業綜合成本企升壓力相對更大。一是企業融資成本方面。今年前三季度規上工業企業發生的財務費用和其中的利息支出分別為109.90億元和108.76億元，同比分別增長為28.78%和40.48%；規上工業企業發生的財務費用和其中的利息支出分別占工業企業綜合成本約為1.51%和1.49%，同比分別上升0.06個和0.18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對于規上工業整體而言，其融資成本客觀上存在上升趨勢，而主導融資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是利息支出過快增長。二是企業融資規模方面。今年前三季度規上工業企業銀行貸款余額為2419.47億元，同比增長16.18%。到三季度末為止所支付的財務費用與三季度末時點上的貸款規模之比為4.54%，同比增加了0.44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對于規上工業整體而言，反映出融資規模增長將低于同期生產增長約5.92個百分點，符合寧波民營工業經濟自主資金運作生產的低調特色。同時，也反映出目前已局部蔓延的高利率化傾向，對于寧波工業經濟的影響更不能一概而論。在上述總體分析前提下，再進一步分企業規模進行觀察：大中型和小型工業企業財務費用分別為59.41億元和50.49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0.46%的40.16%；其中利息支出分別為59.05億元和49.70億元，同比分別增長32.98%的50.56%。利息支出占綜合成本的比重，大中型和小型工業企業分別為1.29%和1.83%，同比分別上升了0.09和0.3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規上工業虧損面為15.6%，其中小型企業為15.9%，僅與全市平均水平僅差0.3個百分點；規上工業利潤總額和利稅合計分別為490.03億元和890.0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1.97%和22.60%，其中小型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和利稅合計分別為167.60億元和241.98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5.36%和25.67%，還分別高于大中型工業企業5.08個和4.18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小型工業企業來自資金面的壓力不言而喻，但工業企業特別是小型工業企業并沒有據流傳的那樣嚴重，受資金面的約束而傳導到小型工業企業融資成本大幅高企（至少上升到3個百分點以上）的災難性的局面還未出現，相反，其效益增長還高于全市平均增長水平。以民營經濟為絕對主導的小型工業企業，出于靈敏的自我調節機制，最大可能會產生對下步工業經濟進一步快速增長有一定的制約，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問題可能性不大。
三、存量資產結構分析
今年前三季度寧波市規上工業資產合計和負債合計分別為9703.36億元和6140.35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3.28%，同比上升0.12個百分點。其中大中型工業企業的資產合計和負債合計分別為5739.96億元和3521.21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1.35%，同比上升0.07個百分點；其中小型工業企業的資產合計和負債合計分別為3963.40億元和2619.14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6.08%，同比上升0.1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在全部資產中，規模以上流動資產為5905.00億元，占同期總資產60.86%，同比上升3.52個百分點，其中大中型和小型工業企業的流動資產分別為3351.30億元和2553.70億元，分別占同期總資產58.39%和64.43%，同比分別上升4.09和2.58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當前寧波市工業經濟總體的資產負債率仍維持“十一五”中期以來63%左右水平，長期存在的資金面約束和趨緊，并沒有本質上動搖既有的資產負債格局。小型工業企業呈現出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同步增長的特征，一方面由于授信、擔保等因素影響，寧波市小型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高于大中型工業企業5.73個百分點；另一方面在寧波相關金融機構的金融支持下小型工業企業的流動資產占同期總資產64.43%，同比上升2.58個百分點。
四、產出結構指標分析今
年前三季度規上工業完成工業總產值為8279.83億元，同比增長22.1%。從實物量結構觀察，主要產品產量增勢穩定，工業經濟實質性增長特征仍未消退。在生產并列入統計的278種工業產品中，有203種產品產量累計同比有不同程度增長，占統計品種的73.0%，有86種產品產量增幅超過20%，占統計品種的30.9%在重點產品中，原油加工量增長5.2%；水泥增長19.4%；化學纖維增長18.5%；汽車增長2.1%；民用鋼質船舶增長40.8%，發電量增長12.1%。上述數據表明，在相關效益指標仍保持略高于價值總量增長的前提下，工業產品產量增勢明顯。實物量增速與價值量增速基本匹配，當前工業經濟實質性增長格局并沒有出現根本性逆轉。在既有增長態勢下，進一步對價值量增長結構分析，“戰略新興傳優產業”實現的工業總產值5491.39億元，占同期規上工業產值62.90%，同比增長25.23%，高于同期規上工業增速3.14個百分點；再進一步對其中的“戰略新興產業”觀察，實現的工業總產值1525.42億元，同比增長17.21%，卻低于同期規上工業增速4.88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主導目前工業經濟增長還是傳統優勢產業，而且隨著外部環境相對趨緊，工業生產回落已經觸及最具有活力的工業群體，與上半年相比，“戰略新興傳優產業”占同期規上工業產值份額回落了0.2個百分點，而且從目前寧波工業結構現狀分析，加快培育“戰略新興產業”已在“十二五”時期乃至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寧波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