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風險8篇

時間:2023-10-10 10: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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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風險

篇1

記得七月份居民價格消費指數1.8%公布的時候,筆者就指出這是“假摔”,不是真跌。果然,8月份CPI又回到“2”時代。

物價回到“2”不僅正常,而且,從未來的趨勢看,筆者認為,物價上漲的壓力已經凸顯。第一,8月份類消費品價格,除了通訊類的價格微跌之外,其余七大類消費品的價格都上漲,特別是隨著房地產的持續回暖,未來居住類價格因房租的上漲會更加顯著;其次,8月份豬肉價格雖然同比下降18%以上,但從豬肉價格單月的表現看,豬肉價格從7月份已經開始緩慢止跌。監測數據顯示,8月份以來,全國豬肉價格呈緩慢上漲態勢,豬肉價格的回升,將對未來物價上漲形成明顯的壓力;第三,隨著穩增長一系列舉措的繼續加碼,特別是8月份以來,國家發改委加大項目審批的力度,貨幣政策將在穩健的基調下,繼續偏向寬松。預計未來4個月,隨著投資力度的加大,貨幣投放量至少將和上半年持平,全年將在9.5萬億左右,實質上屬于穩中趨松的政策;第四,歐元區推行的“無上限收購債”的措施意味著,歐洲將不惜代價通過印鈔來走出債務危機,而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隨時可能出臺,這使得國際大宗商品以及糧食價格下半年重拾升勢的概率很大。國際油價在未來一個月已經超過了8%的漲幅,而受美國干旱的影響,國家糧價對中國糧食價格的心理層面的影響不可小視;第五,考慮到下半年將深化資源價格等深層的改革,深化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這意味著,就影響價格本身的因素而言,推動價格上漲的因素多余拉動價格下跌的因素。

與價格的上漲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實體經濟未來復蘇的態勢并不明顯:其一,8月份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下降3.5%,較7月份2.9%的降幅放大0.6個百分點,不僅自2012年3月以來已經連續6個月“負增長”,而且創下34個月以來的新低;其二,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的8月份中國制造業PMI為49.2%,這是自去年11月以來首度跌破50%,創9個月新低,其三,8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8.9%,也是年內的最低,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26785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2.7%,而8月份的發電量僅僅微增2.7%,這一系列的數字意味著,經濟下行筑底的過程沒有完成,下行的壓力和風險依然很大。

這樣,宏觀經濟將面臨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困境:一方面,無論是規模以上的工業增加值,還是進出口數據等而言,宏觀經濟需要一系列的刺激政策遏制下滑的態勢,另一方面,在很多行業產能過剩,去庫存化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如果通過加大貨幣的投放來遏制經濟下滑,釋放出來的新增貨幣將無法為實體經濟所吸收,只能在地面流動,最終推高物價。實體經濟停滯,而物價又面臨上漲危險的情況下,宏觀經濟面臨的滯漲風險就會越來越大。

篇2

在本次會議上,羅伯特•希勒教授指出,中國需要一些金融和財政工具管理長期的風險。例如建立一種有效的累進稅制并對工資進行補貼來減少收入的不平等,它可以根據基尼系數的變動自動加以調整。同時對低收入的家庭進行補貼,這實際上是一種負得稅。中國應建立一個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核心在于代際的風險分擔。

吳敬璉教授指出,1993年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原則大致上就是世界銀行所建議的三支柱體系,即強制性公共支柱、強制性私營支柱、自愿投保支柱。但是10年過去了,這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并沒有能夠建立起來:農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只是開始試點;對于城市的國有企業的老職工補償數額約2萬億元,仍未解決;在世紀之交的股市危機后,我們懷疑“私營支柱”能否分擔風險。這些必須抓緊解決,否則在轉軌之際風險非常大。

他還特別指出,我們可以用金融創新來管理金融風險,但是也會有人利用新的金融手段來制造風險。目前金融體系創造了巨大的風險:從廣信破產一直到南方證券的救援都是以億美元計的。無論是中央銀行兜底,還是財政部兜底,最后都落到了納稅人身上,解決了一部分人的風險,制造了另一部分人的風險,甚至是國家的風險。

林毅夫教授認為,不同的發展階段面臨著不同的風險,需要不同的制度安排來解決,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六大金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的基金要趕快充實;必須徹底進行銀行體系的改革,否則可能釀成金融財政危機;資本市場應當提高上市公司的質量和投資價值,減少投機;建立社會誠信;建立金融信用體系,避免銀行成為有抵押才貸款的當鋪;發展地區性的中小銀行,給中小企業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務,促進就業增長。上述六項改革都是非常傳統的,但是在目前來說都是急迫需要建立的。在此基礎上,才能通過金融創新管理長期基本面風險。

任何保險都蘊含著道德風險,對宏觀風險的對沖和保險也不例外。張維迎教授指出,金融秩序中應當有激勵相容、加強誠信的法律和商業規范,以解決道德風險問題。計劃經濟原來就是一個保險公司,城市人口所有的保險都是國家負責的,但這一體系失敗了。有必要反思目前政府主導的、充滿政府短期行為的社會保險體系。相當長的時間里,家庭保險仍然是我們主要的保險形式。

降低金融風險有兩個途徑:預先防止和事后管理。許小年教授指出,中國過去幾年對金融風險的處理基本屬于一種事后管理的辦法,而沒有考慮怎么樣來防止系統風險。最早的2700億注資將風險從國有銀行轉移到財政,后來一萬四千億元壞賬的剝離又把風險從銀行轉移到四大國有資產公司,實際上還是轉到了財政。最近用了450億美元充實兩家國有銀行資本金,又將風險轉移到了央行。這些都只是轉移風險,不能消除產生風險的根源。

中國金融風險在微觀層面上的最大來源就是市場行為不端。目前很多的市場參與者投機和冒險傾向明顯,這樣就增加了我們宏觀層面上的系統風險。冒險和投機是因為相關的收益高而成本低:高收益主要來源于轉移經濟中的尋租行為,同時市場不發達、競爭不充分,使高收益有可能存在;而成本低的原因是金融體系里面普遍存在的預算軟約束,不但銀行、券商、國有企業是預算軟約束,投資者也是預算軟約束。成本最終可以由政府最終使全體納稅人買單。中國經濟改革至今仍未解決預算軟約束問題,一個原因就是金融市場功能定位不準,監管當局調控市場指數,調控發行額度,調控發行價格。第二是政府經常把社會穩定和監管目標混在一起,使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國家的一種精神上的和財務上的依賴越來越強。

篇3

關鍵詞:宏觀經濟 波動 信用風險 影響

重新審視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關系

重新審視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的關系,還需以以往的宏觀經濟波動為研究的基礎。拉美國家、日本、亞洲等國紛紛經歷了一個經濟急速增長,資產快速升值、涌入,信用與杠桿化快速擴張,而后外部經濟撤出,自身金融體系遭遇嚴重衰退的宏觀經濟波動。現在已經有人意識到很多經濟體在經濟擴張的時候都會為之后的系統性危機留下種子。在經濟樂觀時,信用風險看起來很小,而此時銀行對于前景過于樂觀,會更傾向加快資金的流轉速度,不穩定因素也會在此時悄然產生,如果金融體系不穩定,那么在經濟擴張之后,經濟在頂部區間或衰退的時候,這種不穩定就會釋放出來,宏觀經濟將會遭到重創。而商業銀行天然具有這種性質,會讓經濟周期產生更大的振幅,在宏觀經濟好的時候,信貸質量會很好,而在宏觀經濟下行的時候,信貸違約就會顯著增加。

根據人們以往對宏觀經濟的看法,通常都有增長期、繁榮期、下降期、蕭條期四個周期,而信用風險在第一階段事實上非常小,因為增速普遍大于成本及銀行的利率,在第二階段信用風險開始來臨,但此時人們會更加瘋狂的增加自己的信貸額度,而第三第四階段就是泡沫的破滅,大量利用泡沫和炒作形成的虛假繁榮相繼破滅,給本來已經搖搖欲墜的實體經濟最后一擊。而由于大量的信貸危機產生的復合效應,拉美國家、日本、亞洲等進入蕭條期之后至今無法重現當年的盛況。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導致信用風險的蔓延,再加上上述的情況嚴重損害了全球經濟的發展,在不可控的宏觀經濟波動中,發展中國家的信用風險問題也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宏觀經濟波動對于信用風險的影響

拉美國家:上世紀40年代中期,阿根廷經濟學家提出發展主義理論,即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由兩部分組成:中心和。而造成他們不同的原因就是技術進步和應用均衡的原因,中心國家科技進步快,應用普及,國家技術進步慢,應用不普及,一些稍稍先進的技術則要依賴進口,而且只生產中心國家需要材料的廉價部分。中心國家貿易條件優于國家,原材料出口便宜,成熟工業商品進口價格高。拉美國家要擺脫現有處境就要改變當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提出進口替論,把國家戰略定位內向的工業發展,發展民族經濟,面向國內市場,扶持民族工業,這個政策持續的三十年時間,拉美國家每年的經濟增速都達到5%。而在1973年之后,歐美經濟停滯,通脹并發,大量資金融入拉美,為保住經濟增速,拉美一些國家提出債務發展模式,通過外債來實現國內的現代化,該模式主要內容是借錢來擴大再生產,增加出口,增加收入,然后還債并進行資本輸出,上世紀70年代,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都走上了這一模式 。

而后,阿根廷等國家實現了全面私有化,大量的美歐資金一波一波的進入阿根廷,他們廉價收購了阿根廷所有戰略行業及廉價出賣的產業,然后推高本地股市,讓阿根廷本地投資者瘋狂追捧,把并購來的企業在資本市場進行兌現,當他們把財富掠奪的差不多的時候,這些資金帶著豐厚利潤大規模撤離,導致了阿根廷的金融危機。從其中,我們不難看到宏觀經濟波動對信用風險的影響,宏觀經濟波動越大,可能帶來的信用風險就越大。

日本: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經濟迎來了新一輪的增長,實際GDP增長達到5%以上,而個人住房投資和隨之而來的家電消費也迎來了一個繁榮的新時代。而且,當時的物價水平并沒有跟隨貨幣供應量而迅猛的上升,一直處于較低的狀態,這點有些像今天的中國,高增長、寬貨幣、低通脹。但是不能掩飾的是,當時日本的經濟爆發引發了西方市場的恐懼,于是通過操縱匯率,使日元進行升值,以此讓熱錢涌入日本,炒高日本本土房價股價。

而后,資產價格上升無法支撐實體經濟,一些投機者失去了投機的熱情,土地和股票的價格下降,導致賬面資本虧損,由于很多企業和投機者將上升的賬面資本考慮在內進行了更大規模的融資和投資,從而帶來大量的信貸問題,隨著金融緩和政策的結束,日本國內資產已不可能維持原價。而大幅度衰退的可怕之處在于各種投資標的都存在大量的信貸問題,從房屋、土地到股市、融資都有人或公司大量破產,之后產生的恐慌心理使得消費和投資緊縮的加乘效應,不只毀掉泡沫成分也砍傷了實體經濟,且由于土地與股市的套牢金額通常極大,一般都超過一個人一生才能積累的財富,導致許多家庭發生悲劇,而多數的高價買房的一般家庭則成為背債者,對以后長達一代人的日本社會消費萎縮經濟不振種下了因子。

我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GDP每年的增速平均達到了8%以上,而近年來,人民幣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以實現更集中的貨幣政策,也表達了政府已經關注到了信用風險。根據我國目前的信用風險形式我有以下看法,國有銀行主導的政府債和國企債可能會產生較大的逾期風險。我國的銀行將貸款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級,而其中大量的本應該是次級可疑甚至是損失級的貸款被分為正常和關注中,銀行這么做毫無疑問會讓賬面的信息更好看,但是其中借給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很難在預期時間還上。于是銀行就會把債務整體出售給信托公司,然后由信托公司把債務分割為理財產品在銀行等地銷售,而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龐氏騙局也就解釋了為什么信托類的理財產品通常周期很短,并且很多都是非保本類型的,而信托公司的資產是持有一些銀行的股份等標的,有些信托公司會把手中某些股份作為質押標的質押多次,而信托類理財產品也淪為地方債務和地方融資平臺,也就是我國證監會主席肖鋼所說的理財產品就是龐氏騙局。

另一方面:按揭房貸也在國內占據了很大比重。從上世紀90年代起,我國對房地產市場一直實行放松的經濟政策,長時間的政策慣性助長了房地產投機商的高回報預期,致使房價一張再漲,而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假按揭造成了銀行的不良資產,而早期的寬松制度更讓一些投機客用一套房子的貸款再買一套以此來推及更多房源來推高房價,而這種由于信貸擴張所推動的畸形房價上漲也在近年來問題凸顯,去年各地政府分別限制第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就是政府的應對之策,而在房價上升時這種高杠桿比例的信貸暫時不會有問題,但房價一旦停止上行,就會由于高利息等產生更多的信貸違約問題,信用風險凸顯,會對整個宏觀經濟造成大的沖擊。

2014年3月4日是中國債券史上值得銘記的一天,*ST超日當晚公告稱,公司因資金原因無法按時支付債券的到期利息,中國債券市場首次實質性違約宣告誕生。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代表著我國債市的剛性兌付就此終結,政府不再兜底,其中的信用風險會得到釋放,而信托募集量將會下降,導致民企債券價格下降,這會進一步地增加企業債券的兌付風險。很多人對我國的債務有一種樂觀的估計,而這種樂觀的估計是建立在虛幻的資產價格基礎之上的,如果資產價格發生下挫,利潤下降甚至虧損,則必然導致系統性風險。2014年2月,我國罕見的出現了貿易逆差,這預示著更多的出口企業將會面臨較大的風險,而其中的債務風險將會逐步得到釋放。國企與地方政府債務則由于2014年國內部分城市將會面臨的土地價格下降而出現兌付風險。2014年,美國政府會逐漸退出量化寬松,其下一步必然是更加緊縮的貨幣政策,例如加息,一旦加息資金會加速回流美國,國內債務成本上升,企業個人實際債務上升,消費者不敢消費,進一步增加經濟困境,這會引發更大的宏觀經濟波動。

宏觀經濟波動影響整體信用風險的因素

(一) 政府宏觀調控因素

為減少在宏觀經濟波動中整體市場經濟受到的打擊,國家會基于自身的國情通過宏觀調控的方式將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危害程度降低到最小。與此同時,在國家宏觀調控下,信用風險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無論是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還是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都是與宏觀經濟波動相輔相成的,并且隨著宏觀經濟發展不斷調整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的大幅度調整對于信用風險來說也是一種負擔和挑戰。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直接影響到銀行的決策,如若在根源上就不合理,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銀行處于一個不可知的經濟環境中,任何風險值都在上升,信用風險也不例外。宏觀經濟波動帶動了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波動,同時,不理性的政府宏觀調控會加劇信用風險。

(二) 主體因素

宏觀經濟波動會影響信用風險的主體因素在于商業銀行應對不同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做出的信貸政策不同,它體現出一種親周期的態勢,帶來的后果是信用風險增加,并容易陷入信貸緊縮時不良貸款增長的窘境中。如若商業銀行沒有掌握住整體的宏觀經濟波動的規律,就很難制定出正確的信貸政策,同時也很難調整資質較好的放貸對象,這些不確定性已經增加了信用風險。在經濟過熱時期,實際上增加了風險的指數,相比較下,經濟緊縮時期,受宏觀經濟波動較大影響的周期性行業的信用風險劇增,又由于部分的中小企業的自身抗風險能力較弱,使得銀行層面的信用風險暴露出很多問題,而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整體的信用風險提升。

(三)客體因素

宏觀經濟波動會影響信用風險的客體因素在于借款人在不同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下償還能力與借款數量的不平衡,如在經濟上行的周期內,隨著經濟的上行信用風險呈現逐漸增大的態勢,而一旦宏觀經濟停滯上行或有所減緩,那么由于借款者對于之后宏觀經濟盲目樂觀所造成的大量信用風險堆積就會成為壓垮借款者的稻草,從而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而且借款者們普遍存在互相擔保的情況,如果有一部分借款者違約,那么就會對整個信用風險體系產生"蝴蝶效應"般的系統性風險。

研究總結

(一)不同經濟階段違約距離或違約概率不同

通過實證性的發現,隨著時間的變化,在我國上市公司的違約距離隨之變動,并且總的來說違約距離表現出一種繼續拉大的態勢,這表明信用風險存在著持續下降的可能。而此種現象與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周期在大體上保持了一致。分析宏觀經濟的運行,首先從違約距離與它相關的關系進行分析。因為GDP 對宏觀經濟與違約距離的關系有重要影響,所以對其分析:信用風險與GDP總量呈現出負相關,也就是說違約距離與其存在正相關;信用風險與GDP增長速度呈現出負相關,進一步解釋說違約距離與其呈現負相關。

(二)不同信用等級受經濟周期影響不同

實證研究表明,不同信用等級受經濟周期的影響不同。信用等級越高,對宏觀經濟變化的反應越不敏感。 與此同時,不同信用等級的借款人的違約概率受到宏觀經濟波動影響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依據上文對于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風險之間關系的分析,又深入探析了宏觀經濟波動下影響信用風險的各個因素,從宏觀角度入手得出在日益波動的宏觀經濟下,要掌握好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使得國家經濟的大方向是與宏觀經濟波動相匹配的,反之會嚴重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及對信用風險造成巨大危害,從而需重視國家的政府宏觀調控;再者,影響信用風險的主體和客體因素也應引起注意,調節好之間的關系,加強防范信用風險的意識和措施。

參考文獻:

1.賈文學.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與宏觀經濟周期關系研究[J].浙江金融,2007(7)

2.李悅.經濟周期對信用風險的影響[J].浙江金融,2006(8)

3.王欣昱,張浩博.中國宏觀經濟波動與信用變化比的相關性研究[J].云南社會科學,2013 年第 1 期

4.竇玉進.陳國華.宏觀經濟波動對信用風險的影響[J].當代經濟,2009年12月(下)

篇4

【摘要】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變化,政府宏觀調控產生的經濟風險已經對各大商業銀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因此文章將會就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進行分析,為我國金融環境的穩定做出有效的保障。

【關鍵詞】宏觀經濟風險 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 影響探討

在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環境下,銀行是所有金融領域的主要負責人――無論是從規模、市場還是影響力等方面的主導性,還是形成全球性金融體系系y性風險的可能性來講,國內的商業銀行的任何微小變化都可能會對國民經濟或者是個人財產變化產生深刻的影響。因此,研究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行為,不僅能夠保障銀行的可持續發展,還能為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提供關鍵的作用。

一、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分析

(一)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整體影響

在目前的經濟市場環境下,商業銀行持有的風險資產數量以及信用衍生產品的數量都會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降低而提高,也就是說,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行為會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降低而加強。簡言之,宏觀經濟風險降低,意味著宏觀經濟的波動變小,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宏觀經濟向好的趨勢發展,就會增加商業銀行對經濟前景的信心。為了取得更多的資金收益,會使得商業銀行自發的增加了持有風險資產和信用衍生產品的數量,因此,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也隨之增加。

(二)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穩定性的影響

商業銀行投資組合方差會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增加而變小,這也就意味著商業銀行穩定性的增加。簡言之,宏觀經濟風險加大,市場經濟形勢就會變得不穩定,就可能會導致商業銀行損失增加,商業銀行往往都是風險行為的厭惡者,因此,為了降低發生資金損失的可能性,勢必就會減少對風險資產和信用衍生產品持有的數量,依次降低自身的風險承擔行為的可能性。隨著持有的風險資產和信用衍生產品數量的減少,商業銀行投資組合的方差也就變小了,商業銀行穩定性增加。表面上看,似乎宏觀經濟風險加大,商業銀行會變得更加不穩定才符合人們的直覺。其實,正是外部宏觀經濟風險的增加,會促使商業銀行自身作出相應的調整,以應對這種外部風險,因此,就商業銀行內部而言,相比宏觀經濟風險不大時,穩定性會增加。

(三)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預期收益的影響

在宏觀經濟風險增大的情況下,商業銀行為了降低風險發生的幾率,就會減少風險資產和信用衍生產品的持有數量。但是風險資產和信用衍生產品的持有數量,不僅會讓風險得到控制,還會降低銀行的預期收益,這是由于商業銀行的預期收益往往都是來自于風險資產和信用衍生產品的收益,因此可以說商業銀行的預期收益將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增大而減少。

(四)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預期收益的影響

商業銀行總效用水平將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增大而減少。該結論的合理性和經濟意義在于:當宏觀經濟風險增大時,作為風險厭惡者的商業銀行來說,其決策會變得保守以規避風險。即,寧愿獲得的效用少一些,也不愿意冒更大的風險,也就是說,這樣的決策主要因防風險的緣故而寧肯犧牲自己一部分的效用水平。

二、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分析結論

根據上述分析可知,商業銀行持有的風險資產數量和信用衍生產品數量都將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降低而增加,也就是說,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行為會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降低而增加;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增加,商業銀行投資組合的方差變小,商業銀行的穩定性增大;商業銀行的預期收益將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增大而減少;商業銀行總效用水平將隨著宏觀經濟風險的增大而減少;宏觀經濟風險越小,金融創新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影響就越明顯;宏觀經濟風險越大,金融創新對商業銀行預期總效用水平的影響就越小。

三、宏觀經濟風險背景下對商業銀行提供的建議

商業銀行要有適度創新意識。一方面我們要穩步推進金融創新,但另一方面,又要時刻保持警惕,不能產生金融創新過度的行為。總而言之,商業銀行的技術人員需要讓金融創新的程度控制在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起產生積極作用的范圍之內。對于創新,還需要加強關注的是,國家和社會公眾所需要的創新是那種合理的創新,有價值的創新,有科學依據的創新,是尊重客觀事實的創新,是一種不僅能為商業銀行自身提供收益,還能真正為國家和社會提供切實福利的創新。國家反對的自私自利性質的創新,只顧自己利益不管別人生存與否的創新。任何人都不希望再出現2007年金融危機類型的“創新”,政府和人民不需要這樣的創新,社會需要的是善良的創新。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要有明確的風險意識,謹慎的處理和對待企業的融資行為。不管國內的經濟形勢的好壞與否,都要按照國家規定的貸款流程來開展經濟活動,按制定好的規矩和制度辦理業務。商業銀行只有先確保資本的安全以及自身經營的合法性,才能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企業。只有按照既定的流程和規章制度操作,商業銀行的業務人員才能識別出真正需要資本幫助的企業。若是一些不法企業可以使用弄虛作假的卑劣方式獲取商業銀行的專項貸款,那么接下來就會出現第二個、第三個類似的情況不斷出現,最終傷害的是整個國家的經濟。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理論的角度研究金融創新和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作用機理可以證明研究金融創新和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結論是宏觀經濟風險的降低可以有效減少商業銀行業的經營風險,提升商業銀行對抗風險的能力,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危機的發生都有積極的價值和意義。

參考文獻:

[1]查鑒珂.商業銀行市場競爭對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研究[D].重慶大學,2016.

[2]方鵬宇.金融創新和宏觀經濟風險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研究[D].重慶大學,2014.

篇5

[關鍵詞] 宏觀經濟紡織業風險

一、宏觀經濟變動與紡織業發展的相關性分析

宏觀經濟的變動導致紡織業產值的變化,可用紡織業增長彈性來表示。增長彈性表明宏觀經濟變動對紡織業產值變化的影響程度或紡織業對宏觀經濟的敏感性,其計算公式為紡織業增長彈性系數=紡織業產值增長率/GDP的增長率(我們用GDP的增長率表示宏觀經濟的變動)。如果該彈性系數較大,說明紡織業發展與宏觀經濟增長密切相關,反之相關度低或不相關。以下我們從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分析兩者的相關性。

1.定性分析。西方經濟理論研究表明,社會(消費者)對不同行業的彈性不一樣。對生產“奢侈品”的行業來說,隨著經濟增長加快、居民收入增加,人們的對該行業的產品需求就會加速增長,從而該行業得到快速發展,比如近年來我國海外旅游業的快速發展;而對生產“必需品”的行業來說,雖然經濟增長帶來人們收入增加,但并不能促進該行業更快發展,比如食品行業,因為收入增加一般不會導致人們吃更多的食物。一些行業對宏觀經濟變動的反應程度見表1。

從表中可以看出,宏觀經濟變動對紡織業的影響居于中等水平。因為紡織業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雖然社會對紡織產品消費的收入彈性沒有像其他奢侈品那么大,但是相對于農業、食品、零售等行業的彈性系數應該是較大的。由于我國紡織業有近三分之一的產量都是出口的,世界市場是我國紡織業產品的重要銷售市場,因此,我國紡織業的發展和波動也較大程度地取決于世界經濟與市場的波動和變化。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可以將紡織業對宏觀經濟的增長彈性定位為中等。

2.定量分析。紡織業的運行狀況與宏觀經濟變動的相關程度可以通過比較紡織業產值與相應年份的GDP的波動狀況做大致的判斷。我國近年GDP和紡織業產值的數據見圖1。

由圖1可知,紡織業的運行趨勢基本與GDP的趨勢保持一致,1980年~1997年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階段,同時也是紡織業產值保持較高速度增長的一個階段;由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使得整個宏觀經濟發展受到了一定影響,同時,我國紡織業由于對外部市場較為依賴,使得我國1997年以后的兩三年里紡織業產值增長乏力,甚至出現了負增長;而從2001年起,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帶來的外部市場的進入機會,使得我國紡織業重新回到了加快增長的階段,2005年~2006年繼續保持這一增長的趨勢。

以下是把1980年~2006年GDP與紡織業產值用SPSS軟件進行簡單相關分析(Pearson),結果說明見圖2:兩者的相關系數高達0.976;在0.01的顯著性水平上,GDP與紡織業產值有顯著的相關關系。

二、宏觀經濟變動狀況

GDP是衡量宏觀經濟總量變化的一個好指標。我們可以通過二十幾年GDP增長的數據來分析我們的宏觀經濟變動。

由圖3、圖4可知,我國宏觀經濟的增長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見表2。

按宏觀經濟變動分析,上一輪經濟周期在2000年達到谷底,之后經濟增長向上回升,最近兩年增長速度放慢,但仍處在高速度增長狀態。

三、紡織業受宏觀經濟變動影響的風險判斷

從紡織業對宏觀經濟變動的反應程度,以及宏觀經濟趨勢兩方面綜合判斷,未來紡織業的發展將保持較快的速度增長。但是最近幾年我國紡織業又處于國際紡織品貿易環境急劇變化的時期,例如紡織品配額取消后世界紡織品貿易市場的重新分配;美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對我國紡織品反傾銷事件增多;當前人民幣對美元不斷升值,紡織業的發展面臨一些不利因素和不確定性等,因此我國紡織業發展是機遇與挑戰并存。綜合上述分析,就宏觀經濟變動對紡織業發展的影響來看,我們認為紡織業受到宏觀經濟變動影響的風險定位,可以定為中等,見表3。

參考文獻:

[1]科羅赫等著曾剛等譯:風險管理[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年版

[2]竇祥勝:宏觀經濟風險探析[J].經濟學家,2002年第4期

篇6

關鍵詞:宏觀經濟不確定;商業銀行;信貸風險防范;現有不足;改進建議

一、前言

在宏觀經濟不確定背景下,商業銀行面臨的市場環境更為復雜,管理工作也面臨很多新的挑戰,其中,信貸風險逐漸增大是銀行管理中的一大難題。信貸風險可對商業銀行構成巨大威脅,但同時其又是此類銀行經營、發展中難以消除的風險因素,所以,加強防范信貸風險其實是現階段商業銀行管理中必須要特別重視的一個方面。

二、宏觀經濟不確定與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增大的關聯

在經濟平穩增長時,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投資者往往會通過借貸來追加投資,同時,消費者也可能會通過借貸來滿足消費需求。此種情況下,商業銀行要想盡可能的滿足日漸旺盛的信貸需求,其就必須不斷擴大信貸規模。這個過程中,出于吸引借貸者、提高業務開展效率的考慮,商業銀行普遍會主動的化簡審查程序。此種做法會降低貸款發放門檻,進而導致市場走向預測失準,最終造成信貸風險偏高。除了借貸行為之外,經濟結構發生變化或經濟泡沫、虛擬經濟等現象也可能會導致信貸風險增大。

三、宏觀經濟不確定下的商業銀行信貸風險防范

(一)現有不足

雖然現階段商業銀行對于信貸風險的威脅性已經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也采取了很多的方法進行防范,但是,很多銀行的防范都并未取得理想效果,信貸風險依舊高居不下。此種現象說明,現有防范機制的有效性還比較低。本文認為,目前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防范機制的不足表現為三個方面:首先,管理方式較為陳舊。在商業銀行中,對信貸風險進行防范是行長的責任,但卻不是行長的唯一責任,這就使得行長很容易顧此失彼,再加上缺乏有效監督及能夠制衡行長權力的機構,行長對于信貸風險實施的管理實際上是在主觀判斷的基礎上展開的。此外,風險滯后于信貸業務、管理考核周期短等情況也會給管理者開展工作帶去一定的干擾。其次,管理過于粗放。此項問題的產生與計劃經濟有著一定的關系,主要是管理改革不徹底、不全面導致的,表現為經濟欠發達地區信貸增速高、發達地區信貸壓力大。最后,預警機制有效性低。風險預警決定著商業銀行能否及時發現和處理風險,關系到風險的波及范圍,對風險管控成效具有重要影響。但在現階段,由于預警機制有效性低,商業銀行普遍尚未實現有效的事前防范,事后補救仍然是主要手段,管理處于被動局面。

(二)改進建議

1、強化內控此項措施主要針對的是現行管理方式陳舊的問題,方法為:分解信貸業務,確保各環節由不同人員負責,以免個人或部門單獨操控信貸業務的現象。此種做法的實質是將信貸業務分為多個運作系統,利用各系統間的制約關系來達到降低風險的目的。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商業銀行有必要特別強調“同層系統制衡”,并以資金運用環節為依據進行業務分解與部門設立,以便通過橫向制約來實現審計貸款與發放貸款的分離。在此種管理模式下,業務部門之間既相互獨立又彼此制約,單個部門或個人大權獨攬的現象將不復存在。因此,上述措施也可以視為是對貸款權力的分解,對實現風險的有效控制意義重大。2、實行審批授信制此項措施針對的是管理粗放問題,實施方法為:以總行垂直管理為基礎,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給予各級分支機構有差異的授信權限。在具體實踐中,銀行應以企業類型與業務品種為依據給予有差異的信譽度。此種方法屬于事中控制手段,作用體現為自我制約與自我調控,除了能夠有效減輕管理粗放帶來的問題之外,還可以起到激發基層分行積極性的作用,有助于基層分行主動進行風險防范。結合目前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管控機制來講,上述做法既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防控要求,又與銀行發展狀況及相關制度相適應,具有較高的可行性。

四、結束語

總而言之,宏觀經濟不確定與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加大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鑒于此種聯系不可消除,銀行在發展中有必要積極應對風險增大帶來的挑戰。

參考文獻:

[1]劉華.經濟下行期銀行信貸風險及防范對策[J].現代商業銀行導刊,2014,(07):19-22

[2]馬文明.商業銀行信貸風險之防范[N].金融管理與研究:杭州金融研修學院學報,2012,(06):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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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銀行信貸 風險管理 經濟因素

一、引言

銀行是聚集和經營風險的企業,控制好風險是商業銀行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前提,因此建立健全風險管理體系是商業銀行重要的職責之一。盡管各國的銀行監管部門都相當重視銀行業的風險管理,但是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還是引起了全球各國對商業銀行的防范和抵抗金融風險能力的擔憂。2010年9月,由27個國家銀行業監管部門和中央銀行高級代表組成的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制定并通過了《巴塞爾協議Ⅲ》,對銀行風險進行更為嚴格的管理。由此可見,防范和抵抗商業銀行信貸風險是全球金融行業關注的核心課題。本文正基于此建立起其微宏觀經濟因素與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實證模型,以確定各經濟因素對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相關關系,以助于我國商業銀行建立科學、有效的風險控制體系,以增強商業銀行在經營中抵御風險的能力。

二、影響銀行信貸風險的因素

(一)微觀變量對銀行信貸的影響因素

1.貸款比例(LOAN)。在微觀方面,貸款比例對銀行不良貸款率的變化有著重要的代表意義。一般認為,過快的信貸擴張是比較容易產生信貸風險,但信貸量的增加相當于加大了不良貸款率的分母。因而,對于貸款比例,本文假設H1:貸款比例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2.資產規模(SIZE)。一般而言,資產規模越大的銀行擁有更多的分支機構和網點數量,這樣在發揮各網點的地理優勢時,可以起到因地制宜、取長補短的作用,以實現風險的分散化,有效降低信貸風險。因而,本文假設H2:資產規模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3.管理費用支出比例(OR)。銀行管理費用的大小直接體現出銀行運行效率水平的高低。如果管理費用的支出水平較高,說明企業未能有效利用企業資源,低下的管理效率水平將會增加銀行的風險。因而,本文假設H3:管理費用支出比例與銀行信貸風險呈正相關關系。

4.資本充足率(CAR)。資本充足率是指資本總額與加權風險資產總額的比例。如果資本充足率越高,說明商業銀行抵抗風險水平越強,商業銀行風險就越低。因此,本文假設H4:資本充足率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5.凈利息收入占總資產的比例(NIC)。銀行的存貸差歷來是我國商業銀行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一般認為,凈利息收入比重越大,風險越高。因此,本文假設H5:凈利息收入占總資產的比例與銀行信貸風險呈正相關關系。

6.不良貸款率(NPL)。當前較為常見的衡量商業銀行信貸資產安全的有兩個指標:一是違約率,二是不良貸款率。本文將采用不良貸款率作為衡量商業銀行資產狀況的指標。

(二)宏觀變量對銀行信貸的影響因素

1.GDP增長率(GDPG)。一般而言,宏觀經濟越好,社會的消費水平就越高,企業就更渴望擴大投資,以提高產出水平。同時,銀行也會在預期良好的宏觀經濟條件下,擴大企業的信貸規模,增加信貸供應量。因而,本文假設H6:GDP增長率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2.貸款利率(INR)。貸款利率是衡量資本市場信貸資金的供需狀況。一般而言,貸款利率越高,資金的供應量就會越多,而資金的需求量就會越少。本文是選取六個月至一年貸款利率水平作為衡量貸款利率的高低水平,并假設H7:貸款利率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3.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M2G)。廣義貨幣供應量是反應貨幣當局投放到貨幣市場的貨幣數量。如果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越大,說明市場資金投放量就越多,相對的信貸基數就越大,不良貸款率就越低。由于貨幣供應量對市場作用有一個時滯過程,因此本文作了滯后一期的處理,用M2G(-1)表示,并假設H8: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與銀行信貸風險呈負相關關系。

三、計量模型與數據選取

(一)計量模型設定

結合微宏觀經濟因素對商業銀行信貸資產風險的影響,建立如下模型:

NPLit=α+β1LOANit+β2SIZEit+β3ORit+β4CARit+β5NICit+ γ1GDPGt+γ2M2G(-1)t+γ3INRt+εit;(i=1,2,…,N;t=2005,2006, …,2011)

(二)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5~2011年7年期間在滬深兩市上市的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以及農村商業銀行作為研究樣本。樣本數據來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數據庫、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其中中國農業銀行在05~07年的資本充足率數據缺失,因此該數據為非平衡面板數據。

(三)實證檢驗

本文是利用EViews6.0軟件對模型進行實證檢驗。首先,檢查多重共線性問題,通過方差擴大因子計算公式:VIF=1/(1-R2),計算出方差擴大因子(VIF)值,如表1所示。由于各個變量的VIF值均低于10,可見,多重共線性對模型的影響很小,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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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金融 焦點回顧 風險提示

一、引言

2012年國際金融市場,實際上延續了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幾個焦點問題。而經歷了宏觀經濟起伏、金融市場穩定與動蕩交織的趨向,整個國際金融的復雜性持續擴大、矛盾面也急劇擴張。未來幾年,全球金融危機預警形勢更加嚴峻。對于這些國際金融領域的核心問題,我國需要更務實與真實的判斷。進入2013年上半年,全球金融風險的后續影響仍在持續,金融危機或繼續惡化。本文將基于對2013年上半年國際金融市場的預測分析,分析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尤其對國際金融風險進行透視。

二、2012年國際金融市場回顧與反思

2012年,國際金融市場焦點話題不斷出現,題材炒作十分明顯,一些機構對于經濟形勢判斷的失誤也十分嚴重,金融市場預期的混亂日益突出。

一是歐債危機引發的歐元前途的復雜性及歐元救助方案的錯位。目前學界對于歐債危機的定義過于簡單化和短期化,沒有反應危機的歷史過程。2011年以來的歐債危機進入2012年在處理中反反復復,沒有從根本上解除障礙。一些關鍵問題上并未有新的突破,歐洲經濟再度陷入二次衰退的危險仍然普遍存在。歐洲債務問題處理在財政盈余不具備甚至財政超標的前提下,財政救助無法解決問題。歐洲債務問題的處理關鍵仍在于經濟發展以獲得財政來源。當前歐洲債務利用的方式是反循環,容易激化和惡化問題。同時,進一步連接歐元以價值挑戰美元,歐元又將面臨空心化問題。當前,歐洲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但歐元匯率難現貶值、擴大升值。

二是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判斷誤區帶來預期判斷的錯覺。2012年,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是國際金融市場的聚焦點。不過,美聯儲貨幣政策分析與論證出現偏差導致了全球經濟從樂觀轉向悲觀,全球經濟悲觀氛圍加重,失業率擔憂擴大,歐洲經濟衰退加重,日本經濟反復性擴大,發展中國家參差不齊,整體水平減慢。2012年國際金融市場圍繞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關注,世界經濟上半年較樂觀,下半年較悲觀。在我國,當前宏觀經濟不穩定,貨幣政策方向難以定奪,未來應全面、深入評價這種對策特殊性和遠見性。

三是流動性需求的進一步膨脹。當前,全球目前流動性過剩的根源是美聯儲貨幣政策的結果和對全球的示范,資金周轉過度存在。對我國而言,流動性過剩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重要特征。實際上,流動性是交易的難易程度,在一般的宏觀經濟分析中,流動性過剩是一種貨幣現象,當代市場在流動性過剩形勢下,投資者對貨幣的需求直接拉動價格高漲引發通脹。因此,增加貨幣供應量不再能影響利率或收入,貨幣政策無法實現對經濟的作用。同時,2012年全年,國際黃金價格受制美聯儲政策收縮凸起。美聯儲結構的調整和資產儲備的變化抑制黃金價格上漲。全球股市方面,股價高漲與下跌兩極分化,企業競爭力的增強凸顯全球化的競爭力。美股年內的漲勢十分突出,進一步推高納指上漲和帶動標普信息技術類股指數上揚。

三、上年度國際金融的分析角度與導向錯行

首先,2012年最值得發絲的市場預期是強勢美元反彈預期的簡單化,而實際的結果與預期差異巨大,美元升值有限、貶值突出,并未真實反映和理解美元貨幣的訴求和匯率。全年美元貶值特色十分明顯,并未達到市場多數預期的結果。因此,改變匯率觀察的理論十分重要。對美元判斷和理解的誤區使得傳統理論的經濟基礎決定匯率在現代經濟中存在較大的不適用性,尤其在金融危機時期,市場需要觀察和總結新的思路。

其次,危機定論的短期化。2012年最值得關注的就是雷曼兄弟的申請破產告知結

束,開始償還債務。美國跨國公司的特殊性超越世界,新型跨國公司的模式在美國本土只是架構,主板在海外。金融危機的變異值得思考。同時,近年伴隨國際金融危機全球跨國公司呈現萎縮,美國跨國公司在強大。

四、對2013上半年國際金融市場前景的預期

第一,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貨幣危機可能持續。2013年,美元貶值可能進一步擴大,亞洲乃至新興市場貨幣的風險會加大。在產業準備不足的前提下,新興市場國家的基礎經濟缺少競爭優勢,而伴隨貨幣升值的挑戰與壓力,經濟問題泡沫及出口行業的風險可能導致貨幣市場失控和結構低效危機,對經濟的良性增長和不利。實際上,新興市場國家市場不足、效率不足都可能引起危機因素的形成,不利于自身經濟發展。歐元上升將是未來半年的主要焦點。我國人民幣風險加大,貶值的防范十分重要,但全球股市將會與匯率反向運行,進一步高漲將是必然。新興市場國家股市將面臨挑戰,價格分化凸起。

第二,歐元風險問題。2013年是歐元的關鍵年。一方面,歐元核心成員國的分歧與分化凸顯,直接打擊歐元區的合作。希臘問題的惡化將繼續,歐元被規劃和分化將會值得關注。另一方面,歐元區經濟不支持性不利于政策協調,但目前看來,歐元危機可能不會發生,但風險將不可避免。

第三,流動性問題。2013年全球流動性問題將面臨新的挑戰,技術囤積和策略累積將會加劇價格上漲的動力,加大通脹壓力。政策失控動蕩和危機可能顯現。

總體來看,2013年國際金融市場面臨諸多風險,需要審慎和深入觀察,金融危機將難以避免,控制力的挑戰將凸顯市場本質與品質、主導與被動的差異性。2013年的國際金融不輕松,難以輕松。

參考文獻:

[1]夏斌,陳道富.中國金融戰略2020[M].人民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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