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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我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的大背景下，采用法治方式開展民族保護工作，既是順應時代趨勢和現實需求，也是推動法治國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國家不斷提高對西部地區法治發展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問題的重視，將黔東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策法規納入實施評估視野，對我國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障的整體性而言，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一、黔東南非物質文化遺產政策法規保護現狀
黔東南位于貴州省東南部，是以苗族、侗族為主體的多民族聚居的少數民族自治州。黎從榕地區指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南部的黎平、從江、榕江三縣。這里居住著苗、侗、壯、瑤、水等民族，是多民族的共生之地，從黎從榕地區民間本土的情況來看，各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了絢麗多姿的民族民間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十分豐富，其中尤以苗族和侗族的非物質文化資源最為濃郁獨特。從2003年全國全面啟動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以來，黔東南州人民政府除了認真貫徹執行《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實施方案》、《貴州省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條例》等有關法規外，還頒布實施了《黔東南州民族文化村寨保護辦法》《民族民間文化進課堂實施方案》《黔東南州民族民間文化優秀傳承人管理與認定辦法》等地方性法規，為黔東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地方各縣（市）也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出臺了相關條例和保護辦法，如錦屏縣的《關于加強隆里古鎮保護管理的暫行規定》、鎮遠縣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黎平縣的《黎平縣實施旅游發展戰略中對侗族文化保護的實施意見》、《黎平縣侗族大歌保護辦法》和《黎平縣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管理辦法》等等。
二、黔東南非物質文化遺產政策法規存在的問題
上述政策法規的制定，為“非遺”的保護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但這些政策法規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沒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保護法規體系，如《黔東南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尚未出臺。由于無法可依，因而難以實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律保護。其次，當前一些法律實施狀況不佳，原因非常復雜，既有全社會缺乏法治精神、法治理念，也有個別領導干部不懂得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辦事情、作決策，還有立法本身缺乏操作性、過于抽象等原因。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對法律實施效果缺乏有效的評價機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明確提出，要建立科學的法治建設指標體系和考核標準。這就要求我們從實施角度出發對法律問題進行系統研究，也要求我們重視對法律實施效果的評價考核，進而推動法律的全面準確實施，助推法治建設。政策法規的實施是一個動態過程，正如美國學者艾利森所言：在達到政府目標的過程中，方案確定的功能只占百分之十，而其余百分之九十則取決于有效的執行。
目前黔東南已有的相關政策主要以前期指導性為主，在普查、申報、認定、管理等方面有著較為詳細的規定，但對貫穿整個保護工作的跟蹤評估還沒有形成完整的制度，各地方對相關工作的評估標準多是自己酌情把握，沒有可作依據的成文規定。此外，無論是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還是在地方性的相關配套政策中，都缺乏對政策貫徹效率和工作執行效果的責任追究制度。雖然大多數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法規和相關政策都有對“法律責任”的表述，但其中的內容主要集中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及工作人員的行為規范上，而并非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效果等問題的問責，因此，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監督、評估和責任追究等政策還有待健全。
三、黔東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策法規實施建議
在我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的大背景下，采用法治方式開展黔東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既是順應時代趨勢和現實需求，也有利于維護民族文化生態系統的平衡，積極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我們應充分到認識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政策法規保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采取立體化、多角度、前瞻性措施保護民族文化生態。
現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策的核心內容是建立代表作名錄體系、代表性傳承人制度和文化生態保護區制度，這些制度的實踐效果與制度設計相去甚遠，黔東南民族地區的地方政府由于認識和經費等原因，重申報、輕保護的現象比較普遍，因此，必須建立并完善跟蹤評估和責任追究制度。一方面，跟蹤評估是檢驗保護政策執行情況和工作成效的重要依據；另一方面，通過責任追究來發現問題、總結經驗，為完善保護政策提供支持。評估標準要全面、充分地考慮定性和量化的平衡，將定性評估和量化評估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條件可行、措施有效的情況下，可以對某些問題在一些方面形成量化標準，比如傳承人授徒多少、參加了多少次宣傳推廣活動、有無基本的傳習場地等，通過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式提高評估標準的可操作性，加強統一性。而責任追究制度，要針對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實際成效明確責任單位和責任人的職責，將著眼點放在作為效果上，明確責任追究方式和懲處力度，以加強對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監督和管理，保護其原生態環境，保障其順利傳承發展，避免保護工作的無序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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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蘭州鼓子；文化傳承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2）02-0061-03
一、引言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歷史長河中一朵絢麗的奇葩，是傳承和賡續古老文明的精神脈絡。作為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項目，蘭州鼓子的傳承與發展卻仍處于自然留存狀態，傳統的“口傳身授”方式隨著老藝人辭世和人才斷層陷入困境，資金不到位以及保護意識落后更迫切地要求清晰的保護思路、強力的組織模式和有效的實施辦法出現。然而，根據相關調查資料顯示，作為當前蘭州鼓子保護工作中的集中力量，傳承藝人、民間組織和政府部門三方卻因“政見不同”而相互猜忌、埋怨與沖突，從而對保護工作產生滯后影響甚至破壞現象，最終導致原本就無人問津的蘭州鼓子更加雪上加霜。資料還間接顯示，各方力量間的矛盾以及源于矛盾而產生的不作為、逆作為現象是目前蘭州鼓子保護工作難以推進的主要原因。
基于協調合作對蘭州鼓子保護的重要性，本文以蘭州鼓子保護過程中的協調與沖突行為作為切入點，試圖通過對原始博弈行為的解析，構建蘭州鼓子保護力量的有效合作方式。
二、保護過程中的雙重博弈
蘭州鼓子保護過程中的參與者包括掌握蘭州鼓子演藝技藝的民間藝人、由民間藝人組成的民間演出團體、自發組織、各級政府單位、其他社會職能部門以及媒介等方面。源于自身利益驅動，各方力量在保護過程中進行策略思考并在力量行為間形成互動性。然而，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公共供給和公眾參與性質，政府行為在整個保護過程中擔任主導角色。民間藝人層面因對文化遺產本身的原始持有和“技術壟斷”自發地成為主力，其他行為均在其兩方的基礎博弈上進行補充作用。另外，政府層面和民間藝人層面內部又形成了保護過程中的第二重博弈，涉及遺產保護的各級政府間策略互動、藝人間以及藝人與組織之間的行為互動成為其主要表現。
（一）以政府層面與藝人層面為參與人的博弈
假設在蘭州鼓子保護過程中只存在政府與民間藝人兩個參與角色，并且對政府和民間藝人的性質進行收攏定義（即剔除或集中差異性的代表其層面所有的特征）；結合調查所體現的情況，將參與人在保護過程中的努力水平或行為水平簡化為“作為”和“不作為”兩種，借鑒約翰?納什關于“非合作博弈”的設計模型，設計如下非零和結構的博弈。??
當藝人采取“作為”策略時，如果政府同樣采取“作為”，雙方的收益均是“1”；若政府采取“不作為”時，藝人的損失為“-2”，而政府收益為“0”；當藝人采取“不作為”策略，如果政府同樣采取“不作為”，雙方的損失均為“-1”；當政府采取“作為”時，藝人收益為“0”，而政府損失為“-1”（如下圖）。從中可以看出，保護行為需要雙方一致積極作為才能達到最高效率。
將假定條件部分放寬時，如參與人的數量和內部特征的限定，多個角色的介入和作用必然更要求行為主體的一致積極作用才能達到保護工作的最高效率。同時，在實際的行為活動中，雙方的策略變量（行為水平）也有更豐富的含義，并且由于行政力量和民間力量的懸殊，雙方的變量難以在一個水平上討論，但整體的體現態勢是不變的。
從實際調查情況來看，雙方目前的策略決定保持為（-1，-1），即在保護過程中基本均“不作為”。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民間藝人認為政府在保護經費和政策推廣等工作中的實施狀況不佳，尤其是將地方政府未落實國家政策規定內容視為“不誠信”行為，因此而采取“拒絕配合錄音、演出及積極傳承等行為”（實施上也無條件產生相關行為）；??政府則希望民間藝人在既定政策下“做出成就，產生效益”，促使其在經費爭取和政策傾斜方面更有力量，但受現有的蘭州鼓子本身性質和藝人能力、外部環境等多方面的影響，政府則采取了“不作為”策略，或者將經費用于其他經濟效益較快、較明顯的項目，或者在政策傾斜方面不愿“白忙活”。??
（二）以政府或藝人為個體參與人的內部博弈
在政府層面和民間藝人層面內部，個體之間的博弈行為是第一重博弈行為的內生性影響因素，內部力量的不一致導致外部策略的不統一，往往更易使整體行為傾向于低效率方向。
其一，在民間藝人層面內部，藝人個體由于長期的分散從藝行為和組織內部的利益分配標準不一，個體與個體間的博弈行為由此而生。假定將民間藝人層面內部的個體分類為受國家津貼的藝人與未受國家津貼的藝人兩類，那么，只有當兩類藝人均選擇作為時才可達到最大的效率，但現實中卻以（1，1）解和（0，0）解此類差優解較常出現。
其二，由于上級政府與基層政府在保護過程中的權責和對最終效果作用的權重不同的“利益給予”的特殊關系和其他行政原因的左右，造成了兩級組織之間的博弈行為。上級政府的積極政策能夠激發基層政府的積極執行行為，又容易使基層政府以“蘭州鼓子瀕危所需”為項目目的進一步爭取利益；同樣，基層政府的積極政策既能得到上級政府的賞識而獲得利益，也容易因“拯救蘭州鼓子效果良好”而減少經費與相關政策傾斜。如此，雙方在權衡彼此的行為中進行策略安排。
（三）原因解析
1.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環境
蘭州鼓子的整個保護過程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各方力量對彼此環境、共同利益、生成條件等均不了解，或雙方的了解存在嚴重的非對稱性時間，從而使各方產生博弈。就政府層面與藝人層面來講，“藝人對自身應得利益并不清楚，政府對民間狀況很不了解”是雙方相互博弈的主要原因。調查發現，蘭州鼓子藝人多為農民，對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津貼、扶持政策均不了解，對政府“不作為”的消息大多源于其“聽別人講”或“大家都這么說”，沒有明確的信息來源；政府也對民間力量的參與和作用發揮很不認可，“不清楚藝人唱鼓子為什么要錢”，認為“老藝人比較保守，不懂創新”。雙方在對彼此不了解的情況下，主觀臆斷彼此的行為及意識原因，從而陷入較大的埋怨和沖突之中。其他博弈行為的發生均源于對彼此的不了解及了解意識較低，由于農村原始的信息傳播方式和農民自身文化程度??與維權意識的觀念落后，以及各種調查的缺失和調查目標的難以實現，不可避免地陷于“無知”之中。
2.蘭州鼓子的“非競爭”性
蘭州鼓子作為一項在民間自生自展的文化藝術，本身并不具備任何經濟收益；加之蘭州鼓子的藝術特點和藝人們長久以來形成的“雅樂難于市井”的思想，使得蘭州鼓子的保護與傳承無任何收益。對藝人而言，保護與傳承蘭州鼓子的意識和行為僅產生于習慣與心中那份對鼓子的苦苦堅守，而無利益驅動；于政府而言，發展蘭州鼓子毫無預期收入，投入興趣極小。由此，效益成為蘭州鼓子保護過程中各方力量關注的焦點，也是凝結各方力量的關鍵。只有在蘭州鼓子能給各方力量帶來收益時，各方保護力量才會在收益的驅動下而盡可能的保護蘭州鼓子，使鼓子能在當今社會文化多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
3.政府的關注偏好
文化保護的特殊性使得蘭州鼓子保護所帶來的收益并不是顯性收益，不能以貨幣簡單地量化，其收益總量要在社會發展的長期實踐中才能體現出來，而蘭州鼓子的“非競爭”性又更進一步作用于基層政府的關注偏好。基層政府在上級政府監管不力的情況下，不愿意將既定的政策和財政資金作用于蘭州鼓子的保護過程中，而運用于一些易出政績的項目和自己喜歡的文化項目上，從而使蘭州鼓子的保護陷入無政策無資金的狀況中。??
4.博弈方的信用缺失
蘭州鼓子保護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和鼓子的“非競爭”性又導致了各方保護主體的信用缺失。在蘭州鼓子保護這個特殊的市場經濟中，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博弈方的地位不平等：民間藝人為了堅守自己對鼓子的喜愛只能求助于政府，希望政府能對鼓子有更多的指導和更多的經費支持，為了得到這些指導和經費支持，民間藝人不會對政府的違信行為做出“懲罰”措施；而政府也從一開始就知道適量的違約行為將不會對藝人的作為與不作為產生任何影響。
三、原始雙重博弈的調試問題
從以上博弈行為的分析中可得知，蘭州鼓子保護工作的最優解在于各方力量進入某個協調框架內，即作為保護工作的核心力量，政府層面和民間藝人層面預期目標是一致的，并為此而進行策略互動與行為作用才能實現帕累托最優（較優）的均衡，以解決當前保護工作中雙方“不作為”的困局。然而，民間藝人與政府之間的現實特殊情況決定雙方協調博弈框架的構建基于對原始雙重博弈的調試。從調查中了解到，多數民間藝人和基層政府之間的誤解與矛盾較深，認為基層政府作為上級政府的執行力量完全喪失信譽和執行意圖；而政府則認為對方“食古不化”，在創新開發與長遠發展等方面難以溝通，因此而使得雙方協調溝通的意愿喪失。在極少的試圖性對話與協商活動以及意向性調查中，雙方都表示不愿直接與對方對話。民間藝人懾于政府權力的強制和極低的利益關聯，在感情和現實考慮中都不愿主動反映，政府層面則以“無效率、無結果”表示難以“面面俱到”。
由此，對雙方原始博弈行為的調試首先應保持現有環境，即在不理性因素充斥的環境中，維持民間藝人與政府對彼此的認識水平，不通過相關溝通和敦促行為進行雙方信息的交流和維權。如此有兩方面原因：一是防止不理性的因素和原有感情因素在緊促的交流過程中發生沖突，恰得其反，使雙方陷入更深的誤解與埋怨之中，從而失去對話與協調的機會；二是保證相關試驗的客觀環境和參與人在意見反饋、建議講述以及權利維護之中遭遇阻擾。如此，在雙方信息相對隔絕的環境中，本文引入“中介緩沖”的合作模式，利用某種中介力量的信用度和協調力量在實現雙方利益訴求、權利維護和行為作用的目標時，緩沖雙方較深的沖突，也假定了一個協調博弈框架的存在，在逐步推進的信息交流中，使雙方達成一致利益和共同努力。
一、概說多元性的客家音樂文化
客家是我國漢族的一大民系。客家的先民們在西晉之前是居住在黃河、淮河和長江流域的，但是由于戰亂及自然災害等原因，他們背井離鄉，大規模向南遷徙。在這千余年的勞動生產和生活繁衍過程中，客家的先民們把從祖籍腹地帶來的生產技術和中原文化與當地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內容豐富的客家文化。而客家音樂則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也是我國民族民間音樂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它是中原音樂與當地畬族、瑤族音樂的有機融合，是客家人獨有的民間音樂。從客家音樂的起源與流變，種類與分布來看，可以說，“歌隨人走”，是移民的產物。
客家音樂具有歷史悠久、種類繁多、特色鮮明等特點。1.歷史悠久。客家音樂的形成與客家民系的發展是同步的，也就是說自西晉、北宋以來，客家音樂已有逾千年的歷史。2.種類繁多。客家音樂經過不斷發展， 內容越來越豐富、種類越來越多。客家音樂包括客家器樂、客家山歌、客家小調、說唱音樂、民間戲曲、歌舞音樂以及宗教音樂。3.特色鮮明。與其他中國民歌一樣， 客家音樂同樣具有強烈的地方色彩。客家先民的生產方式、風俗習慣都與贛閩粵邊區的風俗文化、生產方式緊密相連， 由此而形成千差萬別的“地域色彩”，具有鮮明的藝術特色。
二、國家語境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政策
2005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頒布了《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后簡稱《意見》），其中的附件《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平等暫行辦法》（后簡稱《暫行辦法》）中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界定為：“各族人民世代相傳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如民俗活動、表演藝術、傳統知識和技能，以及與之相關的器具、實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間”。《暫行辦法》列舉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涵蓋的六類，與《公約》定義的五項一致，另外一項為“與上述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其具體范圍包括：“口頭傳統以及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傳統表演藝術（含民間音樂、舞蹈、戲曲、曲藝、雜技等）；民俗活動、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技能；與上述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要流傳形式是由人類口頭或動作方式相傳，曾經被譽為歷史文化‘活化石’和‘民族記憶的背影’。所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必須要具備以下的三個條件：①必須是世代相傳的，至少有一百年的歷史；②與廣大民眾的生活密切相關的；③現實生活中依然存在的，是‘活態的’”。《意見》還明確了在“非遺”工作中“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指導方針。
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受到越來越多關注，更多的極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得到挖掘。客家音樂就是依托于藝人表演而存在的極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客家音樂在贛、閩、粵等地域的流傳、改造、提升，經過上千年的歷史演繹與積淀，逐漸成為我國傳統音樂領域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要代表品種之一。客家音樂的理論與實踐具有客家人的特色，尤其是客家音樂特有的傳承方式和通過音樂所進行的文化傳承方式，格外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因此，探討客家音樂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對于弘揚客家文化，保護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非遺政策下的客家音樂保護問題
客家音樂作為客家文化的一顆明珠，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些極具地方特色的民間藝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甚至瀕臨消亡的境地。造成這些民間藝術“珍寶”日漸衰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表演內容受地域語言的限制。傳統客家音樂的表演形式多是客家方言為主要表現方式，而受到大眾文化以及城鎮化的加速發展影響，客家方言也呈式微趨勢，因此在本區域內的傳承受到沖擊。二是政府扶持力度不夠。多方的因素導致地方政府支持藝術組織經常是短期行為。客家音樂大多數流傳于民間， 因為沒能得到政府足夠的資金扶持和政策引導， 對其的研究和保護就經常出現后繼乏人的局面。客家音樂作為我國民間藝術的瑰寶，同時又面臨著消亡的危機，因此，如何對客家音樂進行有效保護成了客家音樂能否繼續存在和發展的關鍵。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一）政策層面的立法保障
國家已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加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護。但是目前也只有較為單一、零散的法律規章，相關配套的法規還未完善，完整的體系還未健全。因此，我國還需進一步完善相關法規體系建設，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更加規范化、系統化。針對客家音樂的保護也應先著眼于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建立和健全，特別是在客家人居住集中的省份，應制定保護客家音樂的法規制度，從資金、教育、客家文化保護等方面來有力保障客家音樂繼續生存和健康發展。我們可以考慮在國家和省市的財政預算法律中，特別是地方省市的財政預算中給客家音樂的保護留出預算空間。同時，也可以在有關法律考慮設定這樣的制度，即對有利于客家音樂保護的行為，如挖掘、發現和維護客家音樂的行為，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都可獲得法律明確規定的獎勵。
（二）傳承層面的研究與教育
1.對客家音樂的科學研究是整個客家音樂保護工作的基石。我們只有了解客家音樂的歷史、特點等等，才能有的放矢的進行保護和傳承。客家音樂的種類繁多，我們就更應該對其進行梳理，尋找其本質的東西。現在以客家山歌為中心，從文學、比較、歌手到傳承等方面全方位的展開了大量研究。但這些成果還未涵蓋客家音樂的方方面面，研究的方法、研究主體等也較為單一。因此筆者認為，當前我們應加強對客家音樂的科研工作。就具體研究工作而言，應注意以下幾方面：第一，回歸客家音樂的生活世界。客家音樂是“活態”的，存在于現實生活當中的，這就要求我們的研究應該走入客家音樂的形成、發展的生活世界，去真正感受、認識、了解客家音樂。第二，研究主體的多元化。以往對客家音樂的研究基本上以學者為主，而音樂的主體，即歌手（傳承人）和聽眾嚴重缺席。他們對客家音樂的理解應該在客家音樂知識體系中享有重要地位。
2.文化的傳承本質上是個教育問題。我們也常有這樣的疑慮：客家音樂是否后繼有人？ 傳承人的培養就是教育問題。客家音樂的發展與傳承需要教育培養傳承人，同時客家音樂的發展更需要科學研究和群眾基礎，這些都需要客家音樂走進學校。我們應當在客家人聚居地省市的學校專門開設有關客家音樂的課程，或將客家文化和客家音樂編入有關音樂和相關的本土教材中。在中小學階段讓孩子們接觸和了解客家文化和客家音樂，到大學階段就可以讓他們進行有關研究或者專業的學習，成為客家音樂傳承人。
（三）傳播層面的媒介與宣傳
從傳播學的視角出發，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在國家層面是法律與政策的宣傳，這點在上文中有所闡述，而在微觀層面則是傳統技藝的有效傳遞。因此，就客家音樂的宣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媒介宣傳。進入21世紀，電視、報紙等都是較為傳統的宣傳方式了，我們除了充分利用這些傳統的宣傳陣地以外，需要加強對互聯網這個宣傳途徑加以合理而充分的利用。比如建立國家和省市各層面的關于客家音樂的官方網站，同時也積極鼓勵民間建立有關網站。網站的建立可以讓全世界的人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全面了解客家音樂，并可以隨時關注新進展。這是一個十分簡便但又非常有效的宣傳途徑。
第二，走入市場。將客家音樂推入市場既可以獲得客家音樂生存和發展的資金支持，又可以在市場中獲取更多地聽眾和愛好者，為它的發展奠定良好的群眾基礎。在走入市場過程中，我們要適應社會的變化和市場的需求，更新內容、表演形式等，但同時還應保存好客家音樂的“原滋原味”。創新與保存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實從根本上講是統一的，因為客家音樂是帶有強烈的時代氣息的，它本身就會隨著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而更新，可以說客家音樂本身就具有保持傳統和創新變化的特質，這也是客家音樂能生存千余年的原因之一。
四、結語
加強對客家音樂的保護，不僅對客家音樂本身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也為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別是音樂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借鑒。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產業品牌化
1 邳州非遺產業化的自身條件
1.1 邳州非遺文化自身的價值
邳州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即具有文教價值和經濟價值。一方面，邳州每一項非遺技藝都經歷了歷史沉淀，無形中已經化為邳州豐厚的文教資產，另一方面，文教資產在歷史的沉淀過程中又衍生經濟價值，它能夠更好地保護和發展邳州的文教價值。兩者互利共生，相輔相成。
1.2 邳州非遺開發的法律支持、政策扶持
非遺產業化一直是廣受爭議的焦點，因此在邳州非遺產業化措施實施之前，要制定相對完善的法律基礎，權威性的制度保護措施，以保證非遺產業化中生產、銷售過程的通暢化，讓非遺產業可持續發展，實現保護和發展雙管齊下，利益最大化的效果。
1.3 邳州非遺的核心要素及市場化運作
邳州非遺產業化的最K目的是為了非遺文化的可持續發展，給非遺傳承人或非遺的相關群體帶來現實的經濟收益。要達到這樣的成果，一方面要抓住非遺傳承的核心要素――非遺傳承人，讓社會和政府同時對傳承人進行輔佐保護，使非遺傳承人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另一方面，在市場化經濟體制下，邳州應加快非遺產業鏈的建設，立足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開發，模仿高校非遺“三位一體”教學模式，將傳承人、非遺生產基地、市場化三方面有機結合，形成邳州非遺產業化的獨特體系。
2 邳州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化的難言之隱
2.1 傳承人的局限
時代在飛速發展，眾多邳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從手藝人變成了“守藝人”，他們未來得及與時代共進退，只單單用自己的手藝養活自己，面對產業化的沖擊，他們沒有積極應對，而采取一種偏激的保守措施，不肯接受非遺工藝的產業化發展，存在自我封閉的局限。
若想打破該局限，最為關鍵的是讓傳人主動迎合社會的新變化，做出適當的改變，使其手藝能夠在新時代里能夠繼續為時代所接受。在守護中求發展，才是民俗文化正確傳承方式。另一方面，傳承人的經濟水平和社會地位都處在較低范圍，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傳承人的傳承行為，阻礙了邳州非遺的多元發展。
2.2 非遺文化背后的利益紛爭
目前，邳州部分非遺工藝的發展如火如荼，但非遺發展背后的利益糾紛仍不容樂觀。部分非遺技藝者為爭得傳承人的頭銜而費心思，只為了當地政府給予的補助資金，非遺技藝傳承者的素質問題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一些企業盜用非遺傳承人的作品，賺取金錢，不理會傳承人的權益，不給予傳承人補償，忽視利益的合理分配問題，致使當地非遺傳承和發展進度緩慢。
2.3 傳統思想與產業化根深蒂固的矛盾
產業化是對于利潤最大化的追求，其先進的工藝完全服務于資本。老手藝人堅守的是原始而純粹的手藝，是最根本的文化內涵。面對機器，面對產業化，手藝人選擇大都是拒之門外。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傳承脆弱、非物質形態流變或無形、表現形式個性獨特、傳播擴散呈現民族地域等特點，因而決定了其不能完全像工業化產品一樣無限制地規模化、批量化、標準化生產，而更有一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無法進行產業化，即使對其產業化也會前景暗淡、步履維艱且負面效果較大。
3 邳州非遺產業化品牌發展的對策
信息化社會的快速發展，讓邳州非遺文化的發展逐漸走向劣勢，邳州非遺的產業化應運而生，如何打造別具特色的邳州非遺文化品牌，讓更多的人了解、保護和傳承邳州非遺，成為邳州非遺文化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
3.1 充分利用現有媒體資源，加大對邳州非遺文化的宣傳力度
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讓媒體的消息傳播成為主力，借助媒體宣傳邳州非遺產業，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我們需要建立起集文化與技術于一體的邳州非遺宣傳方案，將邳州非遺文化的共性與個性集中體現，打造邳州非遺文化的特有品牌，營造邳州的非遺文化發展氛圍，實現非遺發展與宣傳的一體化效果。
3.2 深入對邳州非遺歷史背景的挖掘，創作“新非遺”，培養“新傳人”
每一項邳州非遺工藝都是歷史積淀而來，它們發展至今的背后都有其獨特的魅力故事。我們將這些背后的故事挖掘出來，在此基礎上，結合現代社會的審美觀念，創作最具邳州非遺特色的文化產品，不斷開拓邳州的非遺品牌類型，提高邳州非遺的含金量，將邳州非遺產業做大做好做強，讓非遺文化保持活態傳承。除此之外，我們還應積極發展新生力量作為邳州非遺文化的新一代傳承人，鼓勵他們個性發展，將本土化與個性化相結合，創作邳州“新非遺”。
3.3 建設及完善市場化經濟體制建設，篩選邳州適合開發的非遺項目
邳州非遺的市場化經濟體制建設，需要政府及文化部門的共同努力，在法律法規及相關制度建設過程的同時，還應設立非遺產業化所需的督查小組、審核部門，確保邳州非遺產業的市場化發展合理有序。另一方面，利潤的合理分配問題也亟待解決，傳承人、企業和政府應在三方利益協調合理化的情況下，再進行市場的發展，以免日后的沖突加劇。
市場化的發展要選取邳州合適的非遺工藝，不能一概而論，囫圇吞棗，降低邳州非遺產業化的效率，破壞邳州非遺工藝的本土化發展。
3.4 重視非遺傳承人
目前的社會發展過程中，與非遺文化有關的活動層出不窮，參加活動的經費也大相庭徑，這對有心將非遺文化傳承下去的傳承人來說，成了最實際的困難。邳州想要將非遺工藝產業化，就必須重視對傳承人的經濟支持，撥發專款，解決傳承人面臨的現實“危機”。另外，在獲知相關活動開辦時邀請相關非遺傳承人，讓傳承人有更多機會對外交流，豐富其作品的形式與內涵；將傳承人引入邳州高校，并頒發相關職位證書，讓傳承人進校園，把非遺文化帶給高校學子，培養傳承新生源，提升傳承人的社會地位。
針對邳州思想保守的非遺傳承人，應派遣相關從業人員對其勸解，解放思想，對于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傳承人要致力于提升他們的素質，讓他們理解非遺產業化的原因，積極投身到邳州的文化建設中。
4 結語
邳州傳統民俗文化不勝枚舉、形色多樣，許多傳統手藝人在文化傳承的路上，舉步維艱，傳統傳承方式的局限變得顯而易見。順應時代潮流，做出適當改變以尋求突破，將邳州非遺文化產業品牌化創新，不但可以促進邳州經濟文化建設的發展，還可以幫助非物質文化遺產煥然新機，協同好地方經濟與文化的雙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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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摘要：千年古城蘇州，擁有眾多文化資源以及自然資源。但在現代城市化大建設局面下，傳統文化正在逐步淡出人們的視野。蘇州非遺雖資源豐富，但眾多項目發展不平衡。本文著眼于蘇州非遺資源整合，從保護、傳承、創新、發展、宣傳五個方面，探索打造蘇州非遺特色的城市名片的創新性研究。
關鍵詞 ：蘇州；非遺；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反映城市自然、人文、歷史、現實，代表城市的形象、氣質和品格。
蘇州非遺中蘊藏著豐富的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如何整合非遺資源，打造特色，是當前研究的重大課題。本文著眼于非遺整合的角度，為蘇州打造具有特色的城市名片的創新實踐研究，為非遺的保護、傳承、發展做出努力，也是為了積極響應社科聯的“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咨政育人、服務社會”的宗旨。圍繞這一思想展開的探索性研究主要內容如下：
一、建設一個非遺數字博物館：
旨在保護，開創資源共享工程隨著計算機技術、多媒體技術、通信技術和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數字化博物館正在顯現出它與傳統實體博物館不同的強大的功能和價值。數字博物館容量大，傳播快，不受時空限制，更有利于資源整合和資源共享。它可以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對傳統介質的圖像、文字、聲音、影像和科學數據等多媒體信息進行收集、加工、保存和管理，從而實現知識增值，規范加工。對于非遺眾多的門類和海量資料，可通過網絡傳播、數據集成等方式進行信息存儲和社會平臺展示交流，形成博物館資料綜合收藏，使博物館從傳統的“實物展示”轉變為現代的“信息展示”，讓文物真正走出庫房服務于大眾，體現博物館展示、教育和研究等各種服務功能。非遺數字博物館的建設將會豐富蘇州城市文化建設，填補這一領域的空白。開展對蘇州非遺數字博物館應用領域的可行性研究，通過現代數字技術手段將蘇州地區非遺資源整合利用，能及時補充及時更新，并實現共享，打造一個能體現蘇州非遺精髓的博物館，為蘇州城市又添一張新的城市名片。
二、建成一個非遺項目傳承教學研發的教學體系：旨在傳承，開創非遺傳承新模式
通過建立非遺研習、傳承、教學基地，將非遺項目引入到本地高（職）校，開發為非遺學科課程與非遺特色教學，可擴大受眾，培植土壤，培育新時代人才。2007年蘇州科技音樂學院首次將地方非遺納入到正常的課程體系中，此后掀起了一股浪潮，帶動一批非遺項目走入了校園。然而，對目前非遺入校園傳承普及教育開展的活動，大部分項目還是停留在傳統的師徒家庭教學的傳承方式上，這已經不適合信息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高（職）校有著較強的科研力量，充分挖掘非遺文化，創作非遺新品，有利于非遺的有效傳承。走校企合作、產學研一體化之路，將是眾多非遺項目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不可缺少的一條路徑。要針對非遺不同特性，在原有基礎上推廣非遺入校，分批分級地開展，逐步形成非遺傳承研發的網絡體系。在本地高（職）校辦學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中將非遺傳承結合，將有效發揮高校學生這個動態傳承群體的力量。因此，加快非遺傳承教學網絡建設，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三、加強一支涵蓋傳承人、工作管理人員、研究人員、志愿者在內的隊伍建設：旨在創新，增強非遺活力和創造力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人才隊伍是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工作的關鍵，也是打響城市特色名片的又一資源。要建立包括非遺傳承人、工作管理人員、研究人員、高校專業教師、志愿者等在內的非遺人才庫，開展行業交流、技藝理論、研發新品、活動賽事等。蘇州政府極為重視保護和發揚本土文化，加強專業機構建設。蘇州政府在機構改革過程中，建立了專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機構；對非遺的扶持不僅在政策上，還在經濟上每年有300萬元的專項扶持基金；并對傳承人和責任保護單位每年進行考評。政府同時采取積極措施，為傳承人開拓各類專項交流活動，讓他們走出省市，走出國門，拓展非遺影響。為非遺的傳習工作提供保障，積極開展對傳承人的政策培訓等，讓他們及時了解國家和蘇州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政策、法規，更好地促進傳承工作的開展，做到經常化、制度化，形成一支專兼職的保護隊伍。2013年6月，蘇州文保辦促成建立了蘇州首支非遺志愿者團隊，以教師、學生、退休人員等為主，首批入選者一半為在校大學生，另一半則是對本地文化較了解的“老蘇州”，能夠為“非遺”保護提供新的線索。志愿者們將接受免費培訓，了解“非遺”特點以及如何進行搶救記錄工作，還將對瀕危“非遺”進行普查。通過志愿者活動更加促進了社會對非遺的關注，擴大了其影響。
四、著眼蘇州本土文化特色，以點帶線，以線帶面，開拓一條非遺文化旅游特色街區：旨在發展，增強非遺項目行業繁榮，開創蘇州特色旅游街區名片
文化差異是誘發旅游動機的重要因素之一。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呈現的獨特性、多樣性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使其天生就是重要的旅游資源。特色旅游街區已成為了現代旅游業的又一新亮點。蘇州非遺結合區域旅游，目前大都停留在單個或幾個項目方面，旅游地分散，路途遠交通不便，旅游者很難在短時間內感受到蘇州非遺文化魅力，導致非遺的旅游價值遠遠被忽視了。如何整合非遺資源，對其科學開發利用，利于非遺整體發展，本文認為開拓一條非遺文化旅游特色街區將填補這一領域的空白。加強蘇州西北街打造成蘇州非遺文化旅游特色街區的可行性研究，對特色旅游街區功能定位做出探究，對西北街商鋪現狀和西北街獨特的優勢如地域位置、交通線路、人流狀況、文化特點、原住居民等進行分析，對西北街開拓為非遺文化特色旅游街區的框架初步設計，以促進文化旅游融合、延伸文化產業鏈。
五、編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的文化地圖以及各類非遺宣傳海報：旨在宣傳，開創非遺宣傳新活動蘇州非遺資源具有在不同區域內相對集中、形成不同分布區的特點。綜合蘇州地區的非遺項目，制作一張形式精美、內容豐富的蘇州非遺文化地圖，把世界級6 項、國家級29 項，按照項目所在的區（市）分布排列，做鮮明直觀的地圖式介紹，尤其是對外省市在宣傳上更加有力，更能充分展示蘇州深厚的文化底蘊。設計相關非遺項目的宣傳海報或宣傳手冊，形成系列廣告模式，爭取在蘇州各級各類文化活動舉辦期間，把它作為蘇州文化的一張重要名片，通過各類旅游集散中心、互聯網絡等，免費發放和提供給中外游客，使他們全面了解蘇州城市文化的獨特魅力。
蘇州非遺是人類寶貴的財富，代表了歷代能工巧匠的辛勤創作，具有濃郁的地方獨特風格。蘇州非遺資源急需尋求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路徑來支撐。要積極響應蘇州市第十一次黨代會提出的“打造文化繁榮、旅游興盛的現代化蘇州”的號召，將非遺資源整合開發，加強蘇州非遺的保護傳承創新和發展，弘揚吳文化，打造蘇州非遺特色的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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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原地區古老而鮮活的傳統文化，是地域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資源，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氣質、民族凝聚力的有機組成和重要表征。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樣化的大背景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方面獲得了發展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大量蘊涵著獨特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弱甚至悄悄消亡。因此，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展就顯得更為重要和緊迫。
2、研究對象與方法
以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展作為研究對象。主要采用文獻資料法、數理統計法和邏輯分析法等方法。
3、研究主要內容
3.1河南省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在《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第三批代表作名錄》公布的分類中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被歸為第六類“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依據這種分類方法我國第一批非遺名錄里有17項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河南占有5項，分別為“禪拳合一的少林功夫”、“纏繞螺旋的陳氏太極拳”、“形氣合一的萇家拳”。還有廣泛流傳于河南境內的“勇猛短毒、急狠快利、拳功一體”的心意六合拳、“文有太極安天下，武有八極定乾坤”的月山八極拳[1]。河南省的傳統武術作為“傳統體育”非物質文化的典型代表占據了主要地位，這些拳種是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中創造和積淀下來的民間傳統文化，充分展現了河南省武術之鄉的本色，體現了中原大地積淀出厚重的文化底蘊、文化價值觀念和審美理念。
3.2河南省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發展的當代意義
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說明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杰出的價值、突出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它存在著生存的瀕危性，因此，我們推動其在時代背景下傳承與發展，肩負了更多的責任，賦予了更神圣的意義。
3.2.1獲得更廣泛的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就個體而言，意味著如何對自己進行定義，以及我作為人的本質特征的理解，自我感覺和認識并因此做出的適應。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對集體思維方式的整體化，同時也孕育這相互依存的自我，因此，我們的自我認同總是和特定的文化情境相聯系[2]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生產實踐、交往對話和藝術表現的載體，稱為自我認同的重要途徑。
文化認同就群體而言，意味著一種多元文化主義主張，即同一地區眾多文化的共同體，都要保留自身的文化特征和獨特的價值觀，它與政治緊密相關。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須對外爭取文化承認，獲得文化認同，并重建文化自覺的路徑。文化認同與個體自我和文化自我的本真性有極大的關聯。因此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需要別人的承認與認可，更重要的是傳承人和共享群體對自身文化傳統的民眾認同。
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帶有強烈的娛樂性、趣味性、民族性、實用的世俗性，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教育功能，研究非遺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即是要河南民眾乃至世界各地的受眾了解中原文化歷史并引以為傲，自覺、自主繼承、創新并傳播。
3.2.2具有深遠的社會價值
3.2.2.1形成中原文化的品牌“標簽”，建立文化特色
河南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重要發源地，中原河洛、三商文化源遠流長，漢字文化、姓氏文化、跟親文化、詩詞文化等博大精深[3]。在文化自覺和國學復興的大前提下，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傳承和發展能夠擴大中原傳統體育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和普及程度。
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發展問題得到了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已經成為了中原文化的一個縮影，一張名片。由國家體育總局、河南省人民政府、鄭州市人民政府主辦的國際少林武術節已經連續舉辦了8屆，焦作太極拳年會已經舉辦6屆，來自世界56個國家和地區的武林高手云集河南，互相交流、切磋技藝共同促進武術的發揚與傳播。少林武術的代表性傳承人率團前往巴黎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總部的多元文化周活動，少林功夫表演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擴大了中原文化在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影響力。
河南省的體育文化遺產體現了濃郁的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國武術文化的“集會中心”，是文化源發地的“文化地標”，稱為河南省精神文化層面的一種符號。
3.2.2.2融入商業推廣，大力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器物層面，推動經濟發展
登封本地的武校林立、習練者數萬，少林的相關產業年收益達十億元，大大推動當地的經濟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器物層面的文化成果大大豐富，提供了更多的手工藝、建筑、絲織等行業的就業渠道，提升就業率，大大推動了當地旅游、商業的發展，為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
3.2.2.3為民眾建立健康“生活方式”，改善民眾生活質量，豐富大眾文化生活。
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健身養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與功能，是提高民眾素質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防止“現代文明病”，緩解醫療經濟壓力；在技擊的實用化方面，能夠使練習者掌握防身、制敵的本領，鍛練人的膽魄，提高人的生理素質和心理素質，同時還為部分民眾提供了就業的技能。同時，它們都普遍具有極高的觀賞娛樂價值，給人以美的享受，可以陶冶情操，修身養性。豐富多變、多層次的健身活動可以促和諧，建文明，改善民眾的總體生活質量。
3.3制衡河南省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和發展的因素
3.3.1民眾的文化自覺程度
西方體育“更高、更快、更強”的體育理念，“競爭、平等、拼搏”的人格特點，強調直觀性、強調競爭、追求快速的文化價值取向，對國人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注重技擊能力的競技時代，體育非遺文化一邊萌動著西化意識，一邊依托著民族情感，交織著文化錯位、心態失衡的情緒焦慮，感受著價值分裂、認同喪失的本體痛楚，承受著無可回避的理想沖突與意義失落的精神迷茫[4]。體育非遺文化認識的深度缺失，禁錮了民眾對武術健身、養生、修心等價值的全面認識，對自己的非遺文化產生了文化自卑，一定程度上造成對非遺文化發展的阻礙和民眾對非遺文化認同度的下降[5]。人們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生態環境下，經過親身體驗才能領悟地域武術的真正文化內涵，才會對民族文化的競爭有充分的識別力，才能加強民族精神教育。
河南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發展關鍵在于廣大民眾的自覺參與，人們對民族傳統體育與中國傳統節日有著同樣的熱衷，但傳統節日中民俗的祭祀儀式、服飾、風物游藝等這些蘊含著民眾精神傳統和信仰的活動，越來越流于形式，有的甚至已然淡忘，致使年輕人對民俗文化的淵源、技藝、內涵等逐漸淡漠，在多樣紛雜的現代文化沖擊中，淡化了本土文化精神和信仰的傳承。在祭祀和紀念日活動中，展示和觀看傳統的技藝和技能能夠使民眾傾注對本土文化的熱愛，在傳播武術技藝的同時，博大精深的醫學、養生學、美學、佛家、道家、儒家文化及哲學思想更能展示中原多元文化魅力。只有將每個紀念的節日和民俗活動搞的生動、直觀、鮮活、豐富，形成強烈的民族文化自覺，才能不需政府的命令，也不需要社團的組織，自發地參與到活動中來，才能將其植根于人們的文化心理之中[6]。
3.3.2政府管理體系的亟待完善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保障上，河南省根據國際和國家的相關法規，在政策、法規也有一部分的指導意見，并在河南省文化廳專門設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處，但有限的工作人員不足以適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綜合性、多部門協作性、專業性、廣泛性、長期性要求。管理機構機構不健全，專業人才缺乏，細節工作不到位都直接影響著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序發展。城市建設失去了民間特有的韻味和特色，使與傳統文化相輔相成的民俗空間遭到破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與發展需要資金作支撐，需要耗費人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國家和河南省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投入實在是杯水車薪，不少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自然消亡的危機。
政府是河南省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守護者、承載者和實踐者，地方文化政策和立法保護等的相關措施和分級保護機構的設立，是非遺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堅強后盾，亟待進一步完善。
3.3.3對傳承人及團隊的建立及保護不足，與時代對接的能力有待提高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傳統武術技藝，其呈現方式和傳承手段的多樣性、復雜性、動態性，與人的思維、理念、情感、習俗、生活方式和環境有密切關系[7]。馮驥才指出：當代杰出的民間文化傳承人是我國各民族民間文化的活寶庫，他們身上承載著祖先創造的文化精華，具有天才的個性創造力。它存在與傳承人及傳承團體的記憶中，隨著大量的民間老藝人的離世，使得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很多習俗、禮儀及民間技藝也瀕臨消亡；政府對傳承人和傳承團體的生活及社會保障已經給予高度的重視，但杯水車薪，使他們因生存壓力而無法專注于研修和傳播文化技藝和精神精髓。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展是在繼承的基礎上吸收、交流和再創造。體育非遺文化對現有文化的挖掘、整理、理解都是歷史的，但文化本身是動態的，活的文化，能否快速的發展取決于它與當下的社會語境、當代生活方式、思想理念、文化土壤和價值取向等因素緊密結合程度，與時代對接的能力。傳承人及團隊的創造力、想象力、信息吸納和整合的能力是非遺文化傳承和發展的核心動力。
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傳承一般是個人行為缺乏有力的支撐，傳承團體較分散且受到門第觀念影響缺乏相互交流；主要傳承人相對學歷水平較低，文字描述的準確性、完整性等能力有待加強，在信息化社會迅速發展的今天，傳承人及傳承團體對網絡、大眾媒體的駕馭能力禁錮了非遺文化的暢通傳播；傳承人與傳承團體缺乏必要的統計、邏輯分析等科研能力，缺乏對非遺文化進行高瞻遠矚的戰略設計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遺文化發展的進程；傳承人及傳承團體基本生活在相對閉塞的農村，不能及時了解文化源發地以外的廣大民眾對生活方式及健身方式的需求，缺乏針對性的創編思路。綜上所述，主要傳承人和傳承團體與時代鏈接的渠道和能力有所欠缺，需要建立一個以主要傳承人和團體為中心的研究、研修、傳播、工業、旅游業、產業一體化的傳承團隊，通過強大的支撐團隊定期的信息交流，合力推動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傳承。
3.3.4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內容的片面性
作為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武術，歷史上跟其他民族和世界文化交流較少，導致其固守本土民俗體育文化，體育研究的文化視野狹窄，使武術類體育科學研究工作失去動力，至今未形成系統、完整的功法、技法和理論體系，阻礙了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的現實步伐，使其發展陷入了低層次、封閉、無序的窘境。
河南省的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傳承的內容上缺乏系統、全面的整合，主要以武術技藝為主，但只模仿招數，不明就理，傳形而不傳神，且套路古板單調，缺乏創新，使練習的過程單調乏味，形成“喜歡武術卻不練武術”的尷尬局面；隨著全民健身運動的逐漸深入民心，河南全民健身意識也在不斷的提升，但對于日益提升的健身要求，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技法傳授缺乏針對性、實用性，并沒有足夠多的針對某一人群的習練套路得以傳承和推廣，表現出重競技輕養生，使武術的養生功效流失或淺效；針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已有的梳理和整合內容也多半束之高閣，進入博物館、寺院、研究會等的展廳里，無法與普通民眾進行身心上的密切交流，無形中切斷了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與中原子女的情感共鳴，使現有的文本、音像、道具等使用率不高，民眾反映較為平淡；缺乏對文化本身的深層梳理，對文化內涵的傳播，缺乏對武學知識、佛教、道教等文化的熏陶，缺乏對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道德修為、行為操守；體育非遺文化的器物層較為貧乏，缺乏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文字、視頻、建筑、工藝品等有形的影響力，專業的設計人員和采編人員的匱乏造成非遺文化傳承內容缺乏系統性和針對性。
3.3.5河南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途徑的利用有效性
河南省的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傳承途徑上做出了艱辛的努力，并碩果累累，民俗空間的不斷完善、旅游行業的興起、武校的林立、多層次培訓機構的建立、大型表演團隊、競賽、文化節系列活動的開展、太極學院或研究會的成立、社區文化廣場的開展、學者的非物質文化研究論文會議等都在推動著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發展，但也存在著各種制衡發展的因素，如：傳播方式單一，渠道建設不通暢、傳播人員專業能力參差不齊；源發地的人文建筑、旅游業開發還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器物層面的成果設計與開發缺乏專業人員的組織與設計，商業推廣缺乏計劃性；信息化程度較低，缺乏專業的網絡板塊管理人員；大眾媒體的宣傳力度比較薄弱，社會公共文化機構的使用頻率及有效性無從考量；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普通民眾的接觸較單薄而片面，針對大眾的傳播渠道較匱乏，難于組織；教育傳播的方式相對比較滯后，且教育層次性不強，學校教學教材及教學內容單一；學術層面的傳播與交流相對滯后于非遺文化的發展，缺乏對非遺文化的直接推動力等情況。
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途徑需要更廣泛的暢通，讓人們通過各種方式在生活中體會非遺文化的元素，參與其中，形成健康、時尚的生活方式，建構和諧、文明、動力十足的中原經濟、文化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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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非遺；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高職學生；校園文化
中圖分類號：G717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8-4428（2017）02-109 -03
自2005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以來，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有序開展，社會各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度不斷上升，越來越多的高校師生積極投身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宣傳和保護工作。區域非物質文化遺產帶有濃郁的地方特征，是當地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高職院校以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為辦學基礎，在培養技術性人才之外，理應擔負起傳承地方文化、以文化育人的職能。
六安地處安徽西部，現保存973項“非遺”項目，涵蓋15個“非遺”資源類別，其中廬劇、六安瓜片制作技藝、大別山民歌、抬閣肘w、舒席制作技藝、柳編制作技藝和八公山豆腐制作技藝7個項目已列入國家“非遺”名錄。借助地域優勢，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地方高職院校，既有利于建設校園特色文化，又有助于喚醒大學生文化自覺意識和責任意識，培養大學生的民族精神，提高愛國熱情。鑒于此，筆者以六安市某高職院校學生為調查對象，采用問卷調查法為主要研究方法，并輔以訪談調查法，就高職生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知狀況進行了調查。
本次調查采取隨機抽樣的調查方式，共發放問卷350份，回收問卷338份，其中有效問卷325份，回收率為96.15%。參與問卷調查者女生人數為182名，男生人數為143名。其中本地人群305人，在城市生活33名，在縣城生活42名，在鄉鎮生活109名，在農村生活121名，樣本選擇及比例基本符合現實，確保所得數據真實有效。
一、高職學生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認知情況
（一）高職學生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知曉程度與了解渠道
表1顯示了14個入選國家、安徽省及六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非遺項目，其中六安瓜片制作技藝和霍山石斛炮制技藝選擇最多，分別占全部選擇的18.4%和17.76%，民間競技“顯楊沖叉”和民俗“邀大嶺”選擇較少，分別只占到1.42%和2.96%，可見地方特征鮮明且與社會生活聯系緊密的項目最被人熟知。
表2展現了受訪者了解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信息的主要渠道，結果呈現多元化。通過電視了解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主要渠道，利用互聯網進行信息獲取也占據了一定比例，可見受訪者大多通過間接方式來了解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親身參與皖西非遺活動比例較低。
（二）高職學生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態度
結合表3、4、5數據來看，87%的受訪者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好感，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了解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個人的學習、工作、生活有用。49%受訪者認為了解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夠“豐富知識、開闊視野”，30%受訪者認為了解皖西非遺能夠幫助自己“融入地方文化，認同感加強”，14%受訪者認為了解皖西非遺可以“增強地方自豪感”。可見，絕大多數高職學生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態度是喜愛的，雖然對皖西非遺總體認知度不高，但對大部分學生對其價值是認同的。
（三）高職學生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認知
統計顯示，93%的受訪者認為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比較重要，86%的受訪者愿意參加皖西非遺文化保護活動。可見高職學生對當前皖西非遺傳文化承狀況比較關注，參與愿望較強。
表6顯示，高職學生對親身體驗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著濃厚的興趣，愿意通過直接方式了解非遺。觀看宣傳片、聽講座、主動向他人宣傳也占據了一定的比例，說明高職學生有主動了解皖西非遺的愿望，對參與非遺保護的積極性較高。
表7顯示了高職生對當前皖西非遺保護面臨阻力的看法。受訪者群體認為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不強是普遍現象，在宣傳上政府主導作用缺失，沒有很好帶動公民保護意識。“年輕人不喜歡老舊的事物”“外來文化沖擊”“傳承人少”三個觀點的選擇表明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與表現形式缺乏生命活力，覆蓋范圍小，影響力弱，不符合當下年輕人的成長需求。
受訪者群體普遍認為在學校設立非遺課程與政府宣傳同等重要；21%的受訪者認為須加強政策立法保護，嚴懲破壞行為；16.6%的受訪者認為開展公益活動、增強校園參與度也是非遺保護工作改進的需要；15.2%的受訪者認為須充實校園科研，培養傳承人。
二、高職學生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認知特點
第一，普遍關注皖西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參與及保護意識強。高職學生對皖西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持肯定態度，認同非遺價值，愿意親身參與宣傳保護，積極關注地方非遺文化保護及傳承狀況，重視非遺文化傳播中學校和政府的教育宣傳作用，展現出主動參加非遺文化傳承與保護的良好愿望。
第二，缺乏對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深度認識。如在最熟悉的皖西非遺項目調查中，雖然有36.16%的受訪者選擇了六安瓜片制作技藝和霍山石斛炮制技藝，但在訪談中發現，部分受訪者只知曉商品化的六安瓜片和霍山石斛，對其背后的列入遺產名錄的制作技藝知之甚少。受訪者大部分只聽說過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名稱，對其具體內容、表現形式、文化特色缺乏細致了解，理解流于表面。受傳播力度和本身知識結構限制，高職生對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理解限于感性認知，缺乏深層次的知識理解和學習。
第三，地方文化認同感較高，彰顯文化自覺精神。從高職生回答問題的態度來看，均對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持贊賞態度，體現出對當地文化的熱愛與認同。主動參與保護地方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文化自覺精神覺醒的一種體現，只有充分發揮主體性意識，非物質文化遺產方能煥發生命力。
三、皖西非遺融入地方高職校園文化路徑分析
校園文化是大學的核心與靈魂，建設具有地方特色的校園文化，是打造高職品牌、提升學校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的重要途徑。把區域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到當地高職校園文化建設中，既能建構特色校園文化，豐富校園文化的內容與形式，又有利于擴大區域非遺文化影響，加強保護與傳承。
（一）開發課程，構建非遺教育課程體系
利用高校人才優勢，組織專家學者開發皖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把傳統文化、地方特色文化引入課堂，建立具有地方民間文化特色的課程體系，并根據專業特色設置非遺課程。如皖西文化類課程可納入旅游管理課程體系，六安瓜片、霍山石斛的種植與炮制可與農學類專業掛鉤，翁墩剪紙、長集皮影戲可與美術動漫類專業共同開發課程，皖西非遺嵌入高職課程教學，不僅有助于拉近學生與傳統文化的距離，提高學生人文素質，還有利于其本身的傳承創新，擴大影響力。
（二）發揮社團功能，培養文化自覺
社團活動是校園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升大學生綜合素質的途徑之一。通過參觀非遺傳承基地、舉辦學術講座、民間藝術家作品展、非遺知識講座、民間藝術家授藝傳藝、家鄉非遺文化展示與民俗文藝表演等活動，讓學生近距離感悟傳統文化，培育民族文化認同意識，激發對家鄉文化傳統的深層情感。
（三）善用互聯網，增強非遺傳播力
互聯網已經成為當下年輕人獲取信息的首要來源，與傳統信息傳播渠道相比，互聯網傳播的即時性、互動性與個性化優勢更受年輕人推崇，用互聯網渠道傳播非遺效果更佳。但從網絡傳播的實際情況看，點擊率高的信息更易引起關注，因此增加非遺信息重復率是增強非遺吸引力的有效途徑。在校園文化建設中，可利用圖片、文字、視頻、聲音等形式，全方位、多層次、有重點地宣傳非遺文化，增強信息重復率，培育文化氛圍，在潛移默化中深入人心。在傳播工具的選擇上，可借助官方網站、校園BBS、微博、微信、微視頻等大學生常用的媒介進行宣傳，善于使用大學生樂于接受的網絡傳播方式來吸引學生關注、激發參與熱情。
（四）創新載體，提升非遺吸引力
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是傳統文化的重要顯性表現。由于非遺文化傳承以人為本的特性，大多數非遺項目以家庭式、作坊式形態顯現，傳承人年齡偏大、內容和表現形式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缺乏當今社會生產、生活基礎，難以被年輕人所接受。因此把非遺引入校園，既要保留原始內容，也要在形式上進行適當地加工，把古老的文化在現實中變得鮮活起來，讓其符合青年人的思維特點，更富有時代感，從而提升對年輕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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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各鄉鎮（區、辦）開展針對性的公共文化服務“精準供給”；加快公共數字文化建設，通過線上服務平臺，利用官方網站、微信公眾號等公共數字平臺為社會、群眾提供優質文化保障。加快全市文化館、圖書館分館建設，建成全市文化數字體系，豐富數字共享資源，實現公共文化館、圖書館數字資源的共建共享。確保完成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復查和第五次全國縣級文化館評估定級兩項重點任務。
（二）深入挖掘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資源，積極申報各級非遺項目及傳承人工作。爭取和利用資金，為部分非遺項目拍攝搶救性影音資料、購置服裝樂器道具等，改善其傳承環境。組織包括展覽展示、傳習體驗等方式的“非遺進校園”活動，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弘揚優秀文化傳統和技藝。組織不同層級的非遺項目參加各地的展覽展示展銷等系列活動，將我市非遺文化以多種載體和形式進行傳承和宣傳，提升我市非遺文化知名度。
（三）積極引導和推動文化產業良性發展。
走訪調研文化產業，及時掌握企業情況，積極引導企業良性發展。利用好現有上級政策，重點扶持龍頭企業發展。積極申報各級文化產業示范基地和園區，爭取文化產業扶持資金及上級優惠政策補貼。按照上級要求，積極組織我市重點文化產業企業及特色項目調研、參展，學習先進，轉變觀念，尋找合作平臺，增加企業文化附加值。
（四）進一步提升旅游工作水平。
一是創新宣傳促銷方式。在疫情全面控制的情況下，采用“走出去、請進來”的宣傳方式，面向客源比較集中的京津地區，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促銷活動。二是增強旅游接待能力。完善旅游咨詢服務平臺建設，并通過新聞媒介向社會公布，為京津兩地游客出行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務。三是籌辦2021年市文化旅游產業發展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