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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城鄉一體化是城市與鄉村兩個不同特質的經濟社會單元和人類聚落空間在一個相互依存的區域范圍內謀求融合發展、協調共生的過程[4]，因此其發展必將涉及特定地域范圍的社會經濟、空間結構、生態環境等諸多問題。重慶市作為我國最年輕的直轄市，近年來發展較快，特別是其都市區域有著更為有利的地理空間優勢，加快城鄉一體化發展將有助于打破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格局。另外，重慶都市區在自然地理環境、城市空間結構、經濟空間布局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因此就相應問題進行分析，探尋適宜的城鄉一體化模式，不僅具有實踐上的針對性，也具有理論上的現實意義。
1 重慶都市區城鄉一體化發展現狀
重慶都市區包括城市中心及周邊共9個行政區5473km[2]范圍，人口約500萬。都市區由內往外大致可劃分為3個層次(如圖1)：一是核心區，指城市中心區域12個組團約713km[2]范圍；二是主城區，由核心區12個組團和11個外圍組團共同構成，面積約2616km[2]；三是都市區，即包括9個行政區的全部范圍。與外圍地區相比，都市區經濟發展較快，生產力水平具有一定基礎，隨著城鄉交流日趨緊密，該區域已具備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基本條件，但從當前現實狀況看，仍存在一定問題。
附圖
圖1 重慶都市區空間結構
Fig.1 Spatial Structure of Chongqing City
1. 1 都市核心區產業過度集中與產業空間協調均衡發展相互背離
都市區在產業空間分布上存在二、三產業過度集中于城市核心區的現象，特別是工業，在主城核心區12個組團內仍大量存在。一些企業不僅占據了核心區發展第三產業的有利空間，而且存在環境污染和影響居民生活等問題。重慶主城區空間曾經歷過幾次大的變動，但由于自然地理環境對都市區延伸形成阻隔，以及政府過于關注加速中心城區發展，將大量財力、物力投入其中，所以相關產業疏散一直較為遲緩，造成當前中心城區外圍產業過于單一和薄弱的客觀現實(以農業為主)，阻礙了城鄉一體化推進過程中產業空間一體化的均衡發展。
1. 2 城市空間結構面臨調整和優化
按照1996年《重慶市總體規劃》，都市區現已初步形成“有機分散、分片集中”的多中心組團式城市空間結構，但由于開發建設過快以及規劃管理薄弱等因素影響，當前都市區空間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其一，在城市空間擴展上，出現了無序“蔓延”趨勢。部分區域的組團之間相互粘結，組團結構已有所破壞，從而使城鄉一體化的空間發展陷入新的矛盾。其二，外圍組團發展不均衡，除個別組團外，規模大多較小，發展緩慢，對農村的帶動能力不足，因此有待重新整合。城市空間是產業空間調整的直接載體，為加速城鄉一體化進程，都市區城市空間將面臨進一步調整和優化。
1. 3 城市邊緣區與小城鎮發展還存在諸多問題
城市邊緣區和小城鎮是較為獨特的兩種空間類型，由于它們是城鄉之間的融合地帶和過渡性節點，所以最具動態性，同時對促進城鄉互動、實現城鄉均衡發展，也起著重要作用。目前城市邊緣與小城鎮最為突出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產業上由于缺乏與核心區的密切聯系和一體化配置，造成當前這類區域產業特色不夠鮮明，產業趨同明顯；二是由于這類區域城市化進程較快，導致城市發展同土地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日漸突出；三是由于資金投入不足，城市邊緣與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普遍滯后，各類生產和生活設施還很不完善，嚴重影響了核心區與外圍鄉村的均衡發展，因此亟待以城鄉統籌的思維加以解決。
從總體上看，目前都市區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水平還處在一個較低層次，要通過產業空間調整、城市空間優化、加強重點區域建設等多種方式進一步提高。特別是需要確立城鄉統籌的思維，采取全方位舉措，加快城鄉互動協調發展。
2 都市區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制約因素
2. 1 城鄉一體化的經濟支撐較為薄弱
近年來，重慶都市區域經濟發展迅速，但作為城鄉一體化的推動性因素，其經濟支撐仍有待鞏固，這突出表現在核心區外圍經濟的薄弱性上。首先，在產業空間分布上，由于都市核心區產業過度集聚，從而削弱了外圍空間的增長動力；其次，從核心區外圍空間的內生發展看，改革開放以來，盡管農村內部產生了大量的鄉鎮工業，但大多屬于初級層次，所以都市區外圍鄉村工業化程度較低。在農業產業發展方面，外圍地區農業資源豐富，發展空間廣闊，是典型的都市現代農業特征，但就目前的發展狀況而言，其規模化、產業化程度低，制約了農業與二、三產業的有機融合。國內城鄉一體化發展實踐表明，推進城鄉一體化有賴于經濟作為先導，所以當前核心區外圍區域的經濟弱勢問題有待解決。
2. 2 推進城鄉一體化的政策與制度尚待完善
從當前實際情況看，都市區推進城鄉一體化的政策制度保障尚未健全，缺乏對城鄉一體化推進具有促進作用的引導性政策是較為突出的問題。事實上，都市區城鄉一體化發展將涉及產業空間調整、城市空間優化、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其它方面的很多內容，各項活動的有序進行與加速推進，都需要有相應的政策引導和激勵，所以當前政策供給的相對不足對都市區城鄉一體化發展產生了一定制約。另外，都市區城鄉一體化的順利推進，也需要在制度上進一步完善，特別是對于當前最為突出的農村土地、社會保障、投融資體制等問題迫切需要制度創新。
【關鍵詞】城鄉一體化 城鄉二元結構 城鄉分割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識碼】A
隨著幾十年來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并且率先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的減貧目標，在為之欣喜與自豪的同時，我們也深刻意識到，雖然總體經濟發展了，但是我國的城鄉差距卻在進一步拉大，這一問題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視。在國家召開的重要會議上，“統籌城鄉發展，進行城鄉一體化改革”的思想更是多次被提及，成為今后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目標。在學術界，城鄉一體化研究已成為社會科學領域最前沿性主題之一。然而，涉及到對于城鄉一體化改革的認識層面，也存在著截然相反的兩派觀點。
倡導者認為，城鄉發展的差距威脅中國經濟社會的穩定，應該盡快破除城鄉二元結構
倡導城鄉一體化改革的學者們認為，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以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二元結構，目前看來已經造成嚴重后果，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城鎮化發展受阻。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使城市的企業占據先天優勢得以快速成長壯大，而鄉鎮企業的發展則是舉步維艱。一方面，對企業發展極其重要的資金、技術、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無法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企業的發展受到嚴重束縛；另一方面，鄉鎮企業面臨的市場狹小，無法獲得足夠的資金投入再生產。而農村地區少了產業的支持，搞城鎮化只是空談，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理想。
第二，“三農”問題突出，已成為制約我國現代化發展的瓶頸。農村方面，強征土地、強拆房屋事件頻發，農民主體與基層政權的矛盾日益惡化，常常需要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維穩；農業方面，小農經營生產技術落后，農藥與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嚴重的土壤污染，甚至危害到食品的安全；農民方面，農業收入微乎其微，大量農民工涌入城市，造成農村“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第三，城鄉分割的局面日益嚴重，協調難度增加。計劃經濟時期，一方面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使得城鄉差距逐步擴大；另一方面，在城鄉二元結構發展模式的主導下，國家政策出現傾斜，表現為資源配置不平均：城市獲得了大量優質的醫療、教育、衛生以及公共資源，保持了長足穩定的發展；而農村不僅沒有從該項政策獲得利益，反而為政策付出了巨大成本，農村長期處于落后貧困的狀態，農民生活苦不堪言。改革開放后，雖然城鄉二元結構有了相應改進，國家放松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限制，但是導致城鄉發展差距的根本原因――城鄉二元結構仍然存在，城市的農民工飽受歧視性待遇，農村還有不少人口處于貧困邊緣，城鄉分割的局面仍在日益加深。
這部分學者認為，如果繼續無視城鄉發展的差距，任由這一問題逐步惡化，那么一旦城鄉矛盾激化，將會引起巨大的社會動蕩，嚴重威脅中國經濟社會的穩定。因此，應該盡快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推動城鄉一體化改革，消除城鄉差距。
反對者認為，與農村戶籍掛鉤的土地發揮了強大的失業保險和社會保障功能，不建議打破城鄉二元制度
反對城鄉一體化改革的學者們認為，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這其實是對農民的一種保護。由于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存在，擁有農村戶口的農民都依法享有國家分配的土地。在農村，土地不僅是農民物質資料的來源，更承載了強大的社會功能。其中最為突出的兩個功能是失業保險和社會保障功能。
第一，土地的失業保險功能，為農民的就業提供了一條“進可攻、退可守”之路。現有的城鄉二元結構，已完全不同于計劃經濟時代，主要區別在于：農民可以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可以選擇進城務工、經商，甚至通過自身努力成為市民，過上體面的城市生活。土地的失業保險功能，免除了農民在城市就業失敗的后顧之憂，從而提高了農民選擇在城市務工、創業、從事高風險活動的幾率，為農民向市民的成功轉化創造了有利條件。即使由于各種原因無法在城市繼續生存，這些人仍然可以選擇回到農村，因為他們還有農村的土地和宅基地作為基本的生活和社會保障，有農村世代的熟人社會提供情感的安慰與扶持，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在城市里失業給務工人員帶來的物質和精神方面的打擊。農民面臨的“進可攻、退可守”的城鄉流動路徑，為城市內部以及城鄉之間的對抗與沖突的消解提供了保障，同時為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繁榮與穩定奠定了基礎。從中國對經濟危機的應對與成效可以看出，農村為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了強有力的緩沖作用。
第二，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在城市，80%以上的人享有養老和醫療保險，這些人在生病或年老時均可得到相應的保障。然而在農村，農民們隨時可能要面臨“病無所醫、老無所養”的生活困境。在目前農村的醫療和養老保障匱乏的情況下，土地的社會保障作用便凸顯出來：一是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農民通過土地耕作，投入物質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土地的產出一方面為農民提供了基本的食物消費，解決了溫飽問題，相當于最低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剩余的物質產出可以通過市場轉化為貨幣，相當于農民的“工資性”收入，賦予了農民抵御風險、追求更高需求的權利。二是土地為失去勞動能力的老年人提供養老保障。農村地區的儲蓄傾向要高于城市，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民要為今后的養老做準備。農村普遍為家庭養老，農民在青壯年時期努力耕作，盡可能多地攢錢，等到喪失勞動能力以后，用存下的錢維持后續生活，或者將這筆錢轉交給子女，由子女支配并承擔養老義務。另外，沒有后代的年老者也可通過土地流轉，獲得一筆可觀的租金，作為今后自身的養老保障。
這部分學者認為，正是由于與農村戶籍掛鉤的土地發揮了強大的失業保險和社會保障功能，我國的經濟和社會才能持續穩定發展，沒有出現其他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城市貧民窟問題。如果打破城鄉二元制度，目前有序發展的城鄉經濟將混亂失控，國家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城鄉一體化改革既有利也有弊，只有趨利避害，才能最終實現城鄉的統籌協調
上述兩派觀點都有一定的可取之處，但是正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城鄉一體化改革既有利也有弊，上述兩派只看到了其中一面，而忽略了另外一面，他們的觀點是片面的。只有從全局的視角出發，在充分分析改革形勢的基礎上趨利避害，才能最終實現城鄉的統籌協調、經濟的繁榮穩定、社會的長治久安。
首先，我們應該認識到改革的必要性。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將導致城鄉差距的鴻溝始終無法逾越，城鄉矛盾進一步激化。城鄉一體化是我國社會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也是現代化終將實現的目標。但是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只有沿著正確的方向，采取有效的措施，在分步驟穩步推進的過程中達成目標。
其次，對城鄉一體化還存在諸多誤解。城鄉一體化不是簡單的城市化，不是一紙公文宣布“不再區分城市與農村戶籍，大家都是居民”就可以達成的；也不是簡單的城鎮化、“一刀切”，片面強調城鎮化率，為了城鎮化而城鎮化，強行把農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收回來，然后給些補貼，把他們趕到城市去。這些想法和措施都是不可取的，應該警惕這種簡單搞一體化的路徑，積極穩妥地進行推進。真正的城鄉一體化，不是剝奪農民從土地獲得的保障，而是將隱性的福利顯性化，使城鄉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和資源，真正消除隱藏在戶籍制度背后的資源與權利分配的不平等，包括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方方面面。
城鄉一體化建設既要消除二元戶籍背后的福利差異，又要重點解決城鎮的承載力與產業支撐問題
真正的城鄉一體化，是“人的城鄉一體化”。從整體上來說，城鄉一體化建設既要消除二元戶籍背后的福利差異，解決農民工就業、住房、社保等后顧之憂，又要通過財稅、用工體制等各項改革，重點解決城鎮的承載力與產業支撐問題。具體來說，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消除城鄉二元戶籍背后的福利差異，確保城鄉居民享受均等化的公共資源與服務。在二元戶籍制度下，農村戶口與城市戶口背后的涵義截然不同。城市戶口背后隱藏著巨大的隱利。在城市，80%以上的職工享有醫療、養老以及失業保障，而進城務工人員由于是農村戶口，從一開始就被排除在這些保障之外。雖然目前農村也在推行“新農合”“新農保”，但是其明顯的地域性特征削弱了其保障性特征。農民工在城市生病，回到農村醫治顯然不太現實。城市戶籍的福利在教育方面也體現得很明顯，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要想在城市接受教育可謂難上加難。近年來，雖然國家積極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來消除教育藩籬，但是如果不想辦法從戶籍制度這一根源入手消除教育的不平等，那么其他的措施只能是治標不治本。因此，要實現城鄉一體化，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必須消除隱藏在戶籍制度背后的隱利差異，使得城鄉居民都能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務。
第二，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將農民的隱利顯性化。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農民自身也面臨抉擇，一方面，城市良好的福利政策和現代舒適的生活，使得農民有強烈的意愿融入其中；另一方面，融入過程的不確定性，使得農民不愿意放棄農村戶口，不想失去“最后的保障”，因此表現出“兩頭靠”的特性。所以想要實現城鄉一體化，想辦法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將農民的隱利顯性化就顯得尤為重要。在城市自身容納能力有限的情況下，“農村人口的就地城鎮化”將成為實現城鄉一體化的基本解決路徑。在此情況下，就要考慮三類農民主體的利益問題，即城市務工農民工、郊區農民以及農村現有居民。對于在城市務工的農民工，急需解決他們在住房和社保方面的后顧之憂；對于郊區農民，應通過郊區與城市的融合發展，給予郊區農民城市戶籍，使其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對于留在農村的人來說，則要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則。
第三，提升中小城市就業吸納功能，增強農民工自身競爭力。城鄉一體化并不是簡單地打開大門讓農民進來即可，要考慮的最主要問題是要讓農民“進得來、留得下、過得好”。城鄉一體化要解決5億多農民的就業問題，單靠幾個大城市顯然是不夠的，甚至會引發嚴重的“大城市病”，因此必須提升中小城市的就業吸納功能，使其創造足夠多的就業崗位。同時，想要農村移民在城市實現穩定就業，就要解決“雞生蛋”的問題。農民工積累的人力資本普遍較低，必須重視對農民工及其后代的終身教育與培訓工作，逐步增強其就業競爭力。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導；碩士研究生焦貝貝對此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在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我國面臨著許多問題，比如，城鄉二元分割依然存在；農民工進城仍面臨著住房、社保、教育等問題；城市房價過高；城鄉發展不均衡等問題嚴重，等等。
1.戶籍制度問題。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形成了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代表著兩種不同的社會身份，享有不同的就業、社保、教育、醫療、住房等資源。通常而言，城市戶口有著較高的“含金量”，承載著較多的社會福利和教育資源，有著較多的就業機會和完善的社會保障；而廣大農民身處社會底層，就業機會少，收入水平低，教育醫療差。這種不合理的戶籍制度導致城鄉差距不斷拉大，影響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2.城鄉發展不均衡。
首先，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由于農村發展滯后、生產效率低下，以及收入分配扭曲、公共資源配置不均衡，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據有關部門統計，2013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10，遠高于世界平均比值1.5。其次，城鄉生產力發展不均衡，城市以服務業、工業等為主，有著較高的產業附加值；農村以農業為主，現代化程度低，勞動生產率低。再次，城鄉人口素質差異大，農村人口多為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僅占1%；城市人口以高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為主，受教育程度的差異直接導致了城鄉收入差異。最后，城鄉之間的公共資源配置差別很大，城市的教育、醫療、通訊、交通、文化等方面普遍高于農村，這種公共資源投入上的差異，導致了農村發展滯后。
3.農民主體地位缺失。
在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城鄉居民 的地位不平等、待遇不一樣，農民的主體地位缺失，經濟、政治、文化等權利無法得到充分保障。例如，農民進城務工常面臨著醫保、子女教育、就業、社會保障等問題，使他們無法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由于農村土地產權主體不明、權限不清，農民無法合理支配和處置土地，在土地征用中農民無法得到合理補償；在農村集體事物管理中，農民的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等得不到保障，等等。
二、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的方法策略
1.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是城鄉發展不均衡的制度根源，要縮小城鄉差距就必須破除不合理的戶籍制度。首先，應逐步放寬農民進城落戶的限制，中小城鎮要取消農民工落戶的障礙，大城市應降低落戶標準，有秩序、有條件地引導農民工到城市落戶。其次，應減少捆綁在戶籍制度上的各種社會福利，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解決農民工進城所面臨的子女教育、勞動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一系列問題，使農民工享有與城市居民同樣的權益。
2.努力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應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村和農業的支持力度，加強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穩步推進農業產業化、現代化進程。應積極推進農產品深加工，不斷延伸農業產業鏈，實現“產、供、銷”、“貿、工、農”相結合，提高農業生產力，提升農民的經濟收入。同時，應積極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推進農民收入多元化。例如，可以引導農民外出務工，增加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引導農民發展家庭農場、合作社等，實現農業規模化經營，提升農民的收入水平。此外，應建立農民增收長效機制，實現農民收入的可持續發展。比如，應理順農產品價格機制，適時提高農產品價格，不斷縮小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健全農業補貼機制，加大良種補貼、種糧補貼等補貼力度，為農民增收創造基礎。
3.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體制下，廣大農民面臨著戶籍身份、福利待遇、社會就業等諸多歧視，這使農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處于弱勢地位。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應逐步消除各種社會不平等，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例如，應完善農村土地使用權登記制度，用法律明確農民的土地權利；應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提高土地征用補償標準，使農民在土地征用中獲得更多的收益。再如，應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充分保障廣大農民的知情權、選舉權、決策權、監督權等政治權利，讓農民管理農村事務。
三、結語
關鍵詞：新常態；城鄉關系；城鄉二元結構；城鄉發展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4-0094-02
在2014 年的5 月，第一次指明：“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要適應新常態。”這標志著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即經濟“新常態”，為中國經濟發展既帶來了新的機遇，又帶來了新的挑戰，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認同。但中國自古至今都是一個農業大國，我們面臨的突出現實問題是城鄉二元結構。顧名思義，城鄉關系必然成為我國新常態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1]。
一、城鄉一體化發展研究的相關理論
改革開放以后，面對城鄉之間分割發展的情況，還有不可調和的城鄉經濟社會矛盾，城鄉一體化思想才被政府逐步重視起來，并開始了一系列的理論研究和改革實踐。同時，提出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打破城鄉之間長期存在的二元化體制，以及消除城鄉關系發展方面的體制障礙，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
第一，城鄉一體化的內涵。筆者認為，城鄉一體化，是以城市為核心、小城鎮為過渡、鄉村為基礎，最終實現城鄉依托，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城鄉關系。
第二，城鄉一體化的理論基礎――經典作家理論。在科學理論的著作中，有許多關于城鄉一體化方面問題的研究，比如：闡述了城鄉差別產生的歷史原因、過程；城鄉對立的消滅是必然的，城鄉協調發展是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消滅城鄉差別的物質基礎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的科學體系中，城鄉關系方面的比較完善的成果――城鄉融合論[2]。
在其理論中，城市和農村都是歷史范疇，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隨著生產力發展，城鄉關系依次從互相包含到分離分割，再到協調融合。在涉及城鄉關系基本定位問題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的理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馬克思認為導致工業和農業之間矛盾激化的原因是城鄉之間的對立和矛盾的尖銳化。與此同時，工業和農業之間的矛盾激化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對立。因此，城鄉關系的理論在本質上是要消滅城鄉對立。城鄉關系協調發展是整個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城鄉之間的對立勢必造成社會的不和諧，但從長遠看，城鄉融合是必然的趨勢。
第一個提出“城鄉融合”的概念是恩格斯，城鄉融合，即把城市和農村在生活方式中的益處相互結合。恩格斯進一步將城市和農村之間關系發展的歷史過程總結為：城鄉不均衡―分割―新的均衡與融合。恩格斯指出，私有制是造成城鄉關系對立的根源。所以，要實現城鄉融合，就一定要先消滅私有制[3]。
二、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
第一，初步形成階段（1953―1957年）。1953―1957年，是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初步形成階段，具體體現在政策層面和組織層面上。政策層面就是從1953年上半年開始實行的統購統銷政策，即糧食的計劃收購政策、供應政策、由國家統一嚴格控制糧食市場，并且中央對糧食實行統一管理。組織層面是在1956年，合作化運動進入了高級社階段，對農民的組織約束進一步強化，使得我國的二元結構特征日趨明晰。當時合作化發展速度特別快，導致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降低，產生了惡劣影響，因此合作化從組織上配合統購統銷政策，初步構筑了城鄉二元結構的框架。
第二，全面成長階段（1958―1961年）。
第三，調整階段（1962―1977年）。此階段著重對農業和工業關系進行了有效調整。
第四，完善階段（1978―1985年）。就是誕生在這個階段。此項改革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鄉鎮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地發展，帶動了農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使二元結構有所改善，城鄉各方面差距明顯縮小。
第五，固化階段（1986―2003年）。固化這個階段重點是體現在城鄉經濟發展差距和社會發展差距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1986年的2.12倍擴大到2004年的3.23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2003年達到3.35倍左右。城鄉經濟差距擴大明顯。此外，城鄉居民的社會發展差距更大，城市居民享有各種社會福利，農村居民則不享有任何社會福利，城鄉居民無論在教育、醫療衛生，還是就業、社會保障、文化娛樂等方面都是不一樣的[4]。
第六，逐步縮小階段（2004年至今）。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出現連續縮小態勢，國家通過了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的有力實施，減輕了農民負擔，增加了農民收入。
三、新常態下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策略
城鄉二元結構是城鄉發展一體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必然對城鄉一體化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因此，研究經濟新常態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形勢新環境新條件，揭示新常態下城鄉一體化發展面臨的新挑戰，提出引領經濟新常態的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對策建議。
第一，建立城l一體化的戶籍制度。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化的發展，加快推進了對戶籍制度改革，這是順應時展的必然要求。戶籍制度的改革承載了大量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方面的附加值，所以意味著利益結構的大整頓，這標志著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進入全面實施階段。當然，新常態下，我們面對戶籍制度的改革也應該有新的突破。體現在：堅持以人為根本，加快建設新型城鎮化，保障農村享受到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權益，改革土地與戶籍多年的頑疾，實現農村城鎮化，城中村城市化的共同發展。
第二，建立城鄉一體化的資源配置機制。首先，逐步建立城鄉的完善體系。其次，逐步建立城鄉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務體系，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和完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的協調發展機制；二是轉變政府職能，建立現代科學有效的管理機制；三是厘清政府關系，建立中央與地方利益均衡機制；四是引入競爭，建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多元供給機制；五是發展社會主義特色文化，建立文化支撐機制。再次，逐步建立城鄉同建同治的生態環境體系。最后，逐步建立城鄉結合共融的產業體系，表現為城鄉產業融合、城鄉產業布局一體化、變革鄉村生產關系[5]。
第三，建立城鄉一體化的財政投入機制。財政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支撐，發揮財政政策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具有的獨特作用，主要職能是資源配置、收入分配、調節經濟和監督管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是“萬能的”，也存在“越位”“缺位”和“錯位”的問題，如何科學合理地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發揮好財政政策的獨特作用。首先，轉變財政投入方式，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其次，創新財政監督模式，規范財政管理行為。
第四，構建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制。一是深化就業體制改革。在就業政策中要消除就業歧視，重點放在高校畢業生的就業，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就業，不斷解決農村及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形成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局面。二是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通過努力構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新格局，不斷使廣大人民收入水平逐步增高，還要充分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目的是使低收入者增收，中收入者擴收，盡力縮小城鄉差距[6]。三是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推進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啟動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等。四是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健全完善我國醫保體系，改革城鄉基礎醫療衛生服務運行體制，建立科學的適合我國農村發展的醫療績效評價機制。五是深化扶貧體制改革。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因人因地施策，提高扶貧實效。
第五，建立城鄉一體化的教育機制。大力促進教育公平，逐步縮小區域、城鄉差距，統籌城鄉義務教育資源均衡配置。
第六，建立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人在自然中生存，人與自然應該是一體的。國家和社會都在盲目追求工業現代化，卻忽視了人本應該與自然和諧相處。經濟新常態下，環境資源的負荷能力已經很微弱了，所以我們應該以科學的發展觀，擺脫舊的錯誤的發展方式，營造和諧共處的友好環境。首先，應該在觀念上尊重、順應自然。樹立正確的生態觀，在日常生活中，從小事做起，從自身做起。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我們都要做到節約資源從娃娃抓起，要有節約環保理念。其次，經濟增長方式也要改變，過去的粗放型發展已經不適合現在的發展道路了，要依靠科技，要依靠高素質的勞動者，要走新型的屬于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最后，企業、國家、社會要建立良好的生態鏈，加強對資源的保護，對污染物的治理，最終還大自然一個綠水藍天，實現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和生態的協調統一發展。
參考文獻：
[1] 任仲文.大國經濟新常態[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4：202-225.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733.
[3] 鄔巧飛.馬克思的城鄉融合思想及其當代啟示[J].科學社會主義，2014，（4）：142-145.
[4] 張永岳.我國城鄉一體化面臨的問題與發展思路[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24-31.
論文摘要:建認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不可少的部分浙江的農村社會保障面臨挑戰，農村社會保障的現狀不容樂觀，存在不少的問題二因此，應當建立城鄉一休化的二位一體的社會保障體系，以推進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的改革發展、
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浙江省不僅進入廠老齡化社會，而且老齡化速度不斷加快，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位居全國第二位，由于浙江的社會經濟較發達、計劃生育工作成績顯著，農村人口的老齡化速度上升迅速，浙江鄉村衡量老年型人口的四項指標均高于城市地區‘可見，浙江鄉村的老齡化程度比城市地區嚴重，面臨的挑戰比城市地區更大(見下表)建立農村養老保障體系是各級政府的責任，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浙江作為全國第一個人均GDP超過2000美元的省份，更應在建立農村社會保障方面先行一步。
一、浙江省農村養老保障的現狀
20世紀80年代以來，浙江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在傳統家庭養老的基礎上有了拓展:一是集中在敬老院供養，由所在村提供糧食資金，由鄉鎮企業收人、鄉村提留和地方財政給予一定的補助;二是老年人分散供養，由村級基層組織給予照顧。但這一保障項日所涵蓋的老年人口比重較小。農村老年人的社會救濟，主要是建立在.“三提五統”基礎上的“五保”制度。此外，浙江從2001年起，將農村居民也納入到最低生活保障范圍中。當然，能享受到這一制度的人，目前所占比重較小。
目前，浙江的農村老人養老模式大致有三類:
一是家庭養老模式——養老經濟上的支持力來源主要是來自家庭成員;二是自我養老模式——主要的經濟支持力來自自我的儲蓄或者其它的勞動所得和投資所得;三是社會養老模式——主要的經濟支持力來自社會保障體系中的養老金支持或者是社會人道主義的幫助。在上述三類養老模式中，又以家庭養老和自我養老為主。
在社會養老模式中，其主要經濟支持力來自以下幾種類型:
(一)社會養老保險農村養老保險是浙江農村的一個新型養老模式，1995年在全省展開。由于目前農村養老保險正處于過渡期(由民政部轉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管理)，有此交接工作還沒有完成，所以農村養老保險基本沒有大的發展。
(二)農村社區農民退休金制度這是富裕農村社區為保障本社區老年農民養老的一種形式，其資金主要來自村辦企業的利潤、出讓土地款或其他集體經濟資產。村養老基金實行退休金制度，其標準根據當地的經濟條件而定，不同程度地解決了本社區農民的養老需求。
(三)計劃生育養老保險與計劃生育公益金等計劃生育養老保險的保險對象是實行了計劃生育的家庭，尤其是獨生子女與純女戶父母養老保險。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浙江提出了在全省探索建立計劃生育公益金制度。重點對有特殊困難的計劃生育家庭進行社會救助.
二、存在的問題
盡管農村社會化養老保障近年有所發展，但目前浙江農村仍以家庭養老和以個人自養為主，作為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核心部分的社會保險仍處于起步階段，城鄉養老社會保障的差距仍然十分明顯。其存在的問題十分尖銳和復雜。
(一)認識偏差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設計深受城鄉二元結構理論的影響，從而形成了浙江省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最大誤區:由農村解決自身的社會養老保障問題。
(二)立法滯后農保工作至今尚沒有一部完整規范的、由人大通過的法律，導致實際工作中體制關系難以理順，法律責任不明確，政策尺度難把握(如開展農保與減輕農民負擔問題)等矛盾，直接影響農保制度的確立。
(三)基本方案尚需完善首先，方案需進一步精算。現行方案缺乏令人信服的堅實依據，尤其是在一些具體測算指標上尚無完整的體系。其次，如何體現風險共濟的保險原則。目前浙江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一種“完全個人賬戶制”，這種方案權益關系明確、符合農民的心理。但它背離了社會保障資金來源于政府、單位和個人的基本特征。同時，完全的個人賬戶制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無法統籌、難以體現風險共濟。這又背離了社會保障的根本性質。
(四)社會化水平低，投保人數占應保人數的比例小國家規定農村養老保險對象為20 - 60歲的農村居民，但是目前浙江農村20-60歲的投保人數占應投保人數的比重不足50 % 。
(五)人均參保值低，根本不能滿足農村老年人基本養老的需求到1999年底，全國有8000多萬人參加了農村養老保險，累計收人保險金僅為184億元、1998年向59.8萬參保人發放養老金“人均42元”(中國社科院《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課題組，2000)，略高于各地支付給“五保”老人的平均費用。這對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只能起補充作用，而不能起保障作用。
(六)養老金缺乏適當的保值增值措施，投資渠道單一目前浙江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增值渠道主要有兩條:一是存人銀行，二是購買政府債券。這兩條途徑的收益率都非常低。在物價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如果不能實現當初農民投保時國家承諾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金12.9%的利率，則養老金不僅不能保值和增值，反而會貶值。
(七)公平性差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一般是補干部不補群眾，干部補得多、群眾補得少。
(八)管理不規范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管理分散，城鄉分割、條塊分割、多頭管理、各自為政，缺乏專業人才和嚴格的管理制度，機構設置不健全，使得管理水平低下。加之將社會保障基金征繳、管理、使用集于一身，有悖于國際上將征、管、用分離的通行做法，致使社會保障基金的安全性、流動性與收益性難以得到保障。
三、發展趨勢——對策思考
對于農村養老問題，如果仍然局限于從農村尋找解決的途徑，必然會陷入一種惡性循環。我們應當看到，正是農村特別是廣大的農民工對城市經濟的無私貢獻，推動了城市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21世紀，農民的養老問題陷人了困境。如果不能及時建立以社會公平為前提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仍然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來推動城市的發展，勢必會極大地挫傷廣大農民的積極性。
筆者認為，要最終解決農村的養老問題，只有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前提下逐漸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只有這樣，廣大農民才能真正公平地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真正體會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有一個重要原則:損益補償。也就是說，在此政策中受損的群體在彼政策中應得到相應補償，以利于維護各種利益的均衡。構建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是“損益補償”的具體表現。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大勢所趨。浙江作為一個經濟大省和一個老齡化程度較高的省份，理應為全國樹立榜樣。浙江以強大的經濟后盾來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努力構建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
(一)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的支持條件
1理論支撐
(1)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符合社會保障的基本理念。社會保障有兩個基本理念:生存權和社會公平。首先，生存權具體表現為社會保障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其次，社會的發展追求兩個目標:即“公平和效率”。市場經濟自動傾斜于效率，社會保障則是通過國家干預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而向公平傾斜的制度。當然，這兩者之間需要實現最佳組合。
從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上看，社會保障的第一責任人是政府，其基本要求是保障每個公民基本生活的尊嚴。只是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國家可以根據具體的地區條件，采取不同的方式，以體現保障水平的區域性差異等。但是，差異性必然以普遍享有社會保障為基礎，必須以“社會公平”為前提。
基于社會保障的上述理念，構造農村老年人的養老模式必須以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為前提。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以人為本，代際和諧，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社會發展目標。農村老年人同樣是法定公民，政府和社會有責任來保障其晚年的生存狀態;而他們無固定的養老收人、其生活風險和困難程度要甚于城鎮老年人，從而更需要社會保障。
(2)浙江實現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的迫切性和必然性。第一，浙江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的過程，實質上是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城鄉社會保障的一體化不僅是城鄉一體化的重要內容，也是消除城鄉壁壘的重要突破口之一。
第二，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是應對農村老齡化的需要。浙江農村正面臨自然人口老齡化、高齡化的雙重壓力。大多數老年農民既無積蓄(或少得可憐)、又無保障(沒有退休金和醫療保險，養老保險覆蓋面小且保險水平低，其生活基本上依賴子女的供養。這種供養缺乏“制度”剛性，彈性余地很大)。農村老年人口的“老有所養”成為浙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政府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論文關鍵詞:小康社會 農村養老模式 農村養老方式 農村養老保障
論文摘要:建認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不可少的部分浙江的農村社會保障面臨挑戰，農村社會保障的現狀不容樂觀，存在不少的問題二因此，應當建立城鄉一休化的二位一體的社會保障體系，以推進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的改革發展、
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浙江省不僅進入廠老齡化社會，而且老齡化速度不斷加快，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位居全國第二位，由于浙江的社會經濟較發達、計劃生育工作成績顯著，農村人口的老齡化速度上升迅速，浙江鄉村衡量老年型人口的四項指標均高于城市地區‘可見，浙江鄉村的老齡化程度比城市地區嚴重，面臨的挑戰比城市地區更大(見下表)建立農村養老保障體系是各級政府的責任，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浙江作為全國第一個人均GDP超過2000美元的省份，更應在建立農村社會保障方面先行一步。
一、浙江省農村養老保障的現狀
20世紀80年代以來，浙江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在傳統家庭養老的基礎上有了拓展:一是集中在敬老院供養，由所在村提供糧食資金，由鄉鎮企業收人、鄉村提留和地方財政給予一定的補助;二是老年人分散供養，由村級基層組織給予照顧。但這一保障項日所涵蓋的老年人口比重較小。農村老年人的社會救濟，主要是建立在.“三提五統”基礎上的“五保”制度。此外，浙江從2001年起，將農村居民也納入到最低生活保障范圍中。當然，能享受到這一制度的人，目前所占比重較小。
目前，浙江的農村老人養老模式大致有三類:
一是家庭養老模式——養老經濟上的支持力來源主要是來自家庭成員;二是自我養老模式——主要的經濟支持力來自自我的儲蓄或者其它的勞動所得和投資所得;三是社會養老模式——主要的經濟支持力來自社會保障體系中的養老金支持或者是社會人道主義的幫助。在上述三類養老模式中，又以家庭養老和自我養老為主。
在社會養老模式中，其主要經濟支持力來自以下幾種類型:
(一)社會養老保險農村養老保險是浙江農村的一個新型養老模式，1995年在全省展開。由于目前農村養老保險正處于過渡期(由民政部轉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管理)，有此交接工作還沒有完成，所以農村養老保險基本沒有大的發展。
(二)農村社區農民退休金制度這是富裕農村社區為保障本社區老年農民養老的一種形式，其資金主要來自村辦企業的利潤、出讓土地款或其他集體經濟資產。村養老基金實行退休金制度，其標準根據當地的經濟條件而定，不同程度地解決了本社區農民的養老需求。
(三)計劃生育養老保險與計劃生育公益金等計劃生育養老保險的保險對象是實行了計劃生育的家庭，尤其是獨生子女與純女戶父母養老保險。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浙江提出了在全省探索建立計劃生育公益金制度。重點對有特殊困難的計劃生育家庭進行社會救助.
二、存在的問題
盡管農村社會化養老保障近年有所發展，但目前浙江農村仍以家庭養老和以個人自養為主，作為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核心部分的社會保險仍處于起步階段，城鄉養老社會保障的差距仍然十分明顯。其存在的問題十分尖銳和復雜。
(一)認識偏差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設計深受城鄉二元結構理論的影響，從而形成了浙江省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最大誤區:由農村解決自身的社會養老保障問題。
(二)立法滯后農保工作至今尚沒有一部完整規范的、由人大通過的法律，導致實際工作中體制關系難以理順，法律責任不明確，政策尺度難把握(如開展農保與減輕農民負擔問題)等矛盾，直接影響農保制度的確立。
(三)基本方案尚需完善首先，方案需進一步精算。現行方案缺乏令人信服的堅實依據，尤其是在一些具體測算指標上尚無完整的體系。其次，如何體現風險共濟的保險原則。目前浙江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一種“完全個人賬戶制”，這種方案權益關系明確、符合農民的心理。但它背離了社會保障資金來源于政府、單位和個人的基本特征。同時，完全的個人賬戶制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無法統籌、難以體現風險共濟。這又背離了社會保障的根本性質。
(四)社會化水平低，投保人數占應保人數的比例小國家規定農村養老保險對象為20 - 60歲的農村居民，但是目前浙江農村20-60歲的投保人數占應投保人數的比重不足50 % 。
(五)人均參保值低，根本不能滿足農村老年人基本養老的需求到1999年底，全國有8000多萬人參加了農村養老保險，累計收人保險金僅為184億元、1998年向59.8萬參保人發放養老金“人均42元”(中國社科院《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課題組，2000)，略高于各地支付給“五保”老人的平均費用。這對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只能起補充作用，而不能起保障作用。
(六)養老金缺乏適當的保值增值措施，投資渠道單一目前浙江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增值渠道主要有兩條:一是存人銀行，二是購買政府債券。這兩條途徑的收益率都非常低。在物價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如果不能實現當初農民投保時國家承諾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金12.9%的利率，則養老金不僅不能保值和增值，反而會貶值。
(七)公平性差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一般是補干部不補群眾，干部補得多、群眾補得少。
(八)管理不規范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管理分散，城鄉分割、條塊分割、多頭管理、各自為政，缺乏專業人才和嚴格的管理制度，機構設置不健全，使得管理水平低下。加之將社會保障基金征繳、管理、使用集于一身，有悖于國際上將征、管、用分離的通行做法，致使社會保障基金的安全性、流動性與收益性難以得到保障。
三、發展趨勢——對策思考
對于農村養老問題，如果仍然局限于從農村尋找解決的途徑，必然會陷入一種惡性循環。我們應當看到，正是農村特別是廣大的農民工對城市經濟的無私貢獻，推動了城市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21世紀，農民的養老問題陷人了困境。如果不能及時建立以社會公平為前提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仍然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來推動城市的發展，勢必會極大地挫傷廣大農民的積極性。
筆者認為，要最終解決農村的養老問題，只有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前提下逐漸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只有這樣，廣大農民才能真正公平地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真正體會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有一個重要原則:損益補償。也就是說，在此政策中受損的群體在彼政策中應得到相應補償，以利于維護各種利益的均衡。構建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是“損益補償”的具體表現。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大勢所趨。浙江作為一個經濟大省和一個老齡化程度較高的省份，理應為全國樹立榜樣。浙江以強大的經濟后盾來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努力構建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
(一)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的支持條件
1理論支撐
(1)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符合社會保障的基本理念。社會保障有兩個基本理念:生存權和社會公平。首先，生存權具體表現為社會保障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其次，社會的發展追求兩個目標:即“公平和效率”。市場經濟自動傾斜于效率，社會保障則是通過國家干預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而向公平傾斜的制度。當然，這兩者之間需要實現最佳組合。
從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上看，社會保障的第一責任人是政府，其基本要求是保障每個公民基本生活的尊嚴。只是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國家可以根據具體的地區條件，采取不同的方式，以體現保障水平的區域性差異等。但是，差異性必然以普遍享有社會保障為基礎，必須以“社會公平”為前提。
基于社會保障的上述理念，構造農村老年人的養老模式必須以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為前提。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以人為本，代際和諧，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社會發展目標。農村老年人同樣是法定公民，政府和社會有責任來保障其晚年的生存狀態;而他們無固定的養老收人、其生活風險和困難程度要甚于城鎮老年人，從而更需要社會保障。
關鍵詞：城鄉公交 一體化
一、城鄉客運公交一體化的內涵
城鄉公交一體化是指根據城鄉旅客運輸發展的客運要求，為適應城鄉一體化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現有的城鄉客運管理模式，打破原來城市公交與農村客運二元分割的局面，利用公交化運作方式，發揮客運資源效益最大化，充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出行要求,以達到城鄉客運在管理體制、運行機制、經營方式等方面協調發展。
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展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鄉之間、鄉鎮之間的人員流動規模和范圍不斷擴大，客流量的與日俱增。如何解決城市公交與農村客運二元分割，加快城鄉客運公交一體化進程，建立起溝通城鄉公眾出行的交通組織體系，是我們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本文主要是通過探討城鄉公交一體化運行中存在的問題, 提出對策及建議,以期推動西寧市城鄉客運公交一體化又好又快的發展,促進西寧市作為青藏高原區域中心城市的科學發展。
二、推進城鄉客運公交一體化的必要性
西寧市城鄉公交一體化改革，不但給廣大群眾帶去了便捷的公交出行，更是較大程度地降低了出行成本，基本實現了改革成果與老百姓共享的目的。市區至三縣已相繼開通了公交車，湟中縣除少數幾個山大溝深、尚不具備通車條件的鄉村外，公交覆蓋率達95%以上，年節約群眾出行費用近8000萬元；湟源縣率先城鄉公交全覆蓋，年節約群眾出行費用近270萬元；大通縣縣城至西寧方向公交全覆蓋，年節約群眾出行費用近320萬元。在取得可喜成績的同時，城鄉公交一體化實施過程中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也逐漸顯現出來，主要表現在：一是政策性虧損嚴重。公交票價普遍偏低，運行成本逐年上升，營收成本倒掛現象凸顯；二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相當滯后。配套的回車場、公交停車港灣、站點等比較匱乏；三是公交優先發展的相關政策尚未觸及城鄉公交。政府引導力度大，優惠政策扶持少，沒有呈現出“公交為大家、大家辦公交”即政府、企業、群眾合理負擔的良好態勢，長此以往，隨著企業虧損加劇、車輛老化，群眾的安全出行和公交的連續服務都將面臨嚴峻的考驗。
三、西寧市推進城鄉客運公交一體化的現狀
2008年以來先后開通了西寧市至湟中塔爾寺、魯沙爾、上五莊、多巴鎮、晉家灣、鮑家寨公交專線，多巴至湟源、多巴至魯沙爾鎮公交專線，西寧至大通、西寧至湟源等公交專線，同時，還開通了西寧至大通、湟中、湟源三縣的高速快客線路，滿足了不同群眾的需求。西寧至四區三縣共開通城鄉公交線路15條，線路全長約423公里，運營車輛數為311輛。三縣又開通了46條以縣城為中心的公交專線。四區三縣50個鄉鎮（其中23個鄉、27鎮）已全部通車，全市931個建制村已有835個村通達客運班線車（包括農村小中巴），投入車輛541輛，其余96個建制村因道路限制暫不具備通車條件。
經過近幾年的發展，目前我市的城鄉公交網絡初具規模，形成了以西寧至湟中、西寧至湟源、西寧至大通縣城為主干線網，以多巴鎮、魯沙爾鎮、湟源縣城、大通縣城為次中心節點的城鄉公交網絡，全市（含三縣）公交線網覆蓋率達90%，解決了近150萬農村群眾的出行問題，深受群眾的歡迎和高度評價。
四、對西寧市城鄉客運公交一體化建設的對策與建議
1、明確公益性質，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
明確公益性質，是發展城鄉公交客運一體化的基礎。統籌發展城鄉公交客運發展公交客運，為城鄉居民提供安全、經濟、便捷、高效的出行服務，是推進農村改革，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支撐，是關系國計民生的社會公益事業。
2、加快公共交通基礎設施建設
落實公共交通基礎設施的規劃用地，全面推進綜合交通換乘樞紐、停車場站等基礎設施建設。結合農村公路建設，加快推進城鄉公交港灣式停靠站的改造建設，強化以“公交優先”為重點的交通組織管理，全面推進公交路權優先。完善“政府投資、企業化運營、有償使用”的公共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使用辦法。同時，深入推進公共交通信息化，建成城鄉一體的公交IC卡系統（目前僅湟中縣使用）。
3、建立城鄉協調的政策法規標準體系
統一政策法規，是統籌城鄉公交客運一體化發展的關鍵，堅持體制改革與立法相結合，打破城市公交和農村客運政策二元結構，在政策、規費征收、公共資源共享等方面制定統一的政策法規體系。通過研究原交通部和原建設部以及地方政府出臺的相關城市客運、道路客運的相關政策、法規與標準，盡快出臺符合城鄉公交一體化和實現城鄉基本公共客運服務均等化的政策、法規和標準化體系框架；逐步建立統籌城鄉交通適用的道路、車輛、站點等方面的標準規范。
4、積極培育市場經營主體，規范市場秩序
鼓勵多種經營模式，有條件的客運企業發揮品牌優勢，利用股份制改造、收購、兼并、聯合、合作等方式，整合農村客運，并實行“統一管理、統一服務、統一排班、統一定價、統一結算”的公司化經營管理模式；鼓勵有潛力的企業做大做強，支持農村客運企業之間的聯合與適度集約，逐步實現農村客運的經營規模化、服務標準化；根據當地需求特征和運力投放情況，對黑車采取合法化、規范、打擊等方法，妥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
參考文獻：
[1]城鄉公交一體化建設建設問題分析 楊浩 北京交通大學
[2]統籌城鄉客運發展問題的對策 解曉玲 祝昭 郭占偉 《道路運輸》2010年第10期
城鄉--tt4t是一個國家和地區在生產力水平或城市化水平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選擇。城鄉一體化的基本目的是縮小城鄉差別，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使城鄉共享現代文明。城鄉一體化的基本內容是在加快城市化發展的基礎上，強化城市主體的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城鄉之間各種要素的雙向流動，實現資源的共享、互補和合理配置。
城鄉一體化是一項重大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其實質就是要在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前提下，在統籌城鄉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
中國是―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也是一個面臨體制轉型的國家。破除城鄉二元體制，統籌城鄉發展，既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也沒有既定模式可以照搬。所以，必須通過改革創新、試點探索來推進城鄉―體化發展。近年來，各地圍繞農村產權制度、統籌城鄉建設用地市場、戶籍制度、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制度、農民工市民化、城鄉社會管理等多個領域的改革，進行了積極探索，積累了許多行之有效的經驗。蘇州地處東部沿海，經濟發達，社會繁榮，民生富足，思想開放，作為國家發改委和江蘇省城鄉―體化發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城市，近年來，面對率先發展遇到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積極開展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改革實踐，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關鍵詞：統籌城鄉；一體化；城鎮化經濟
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表明，當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及社會事業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時，實行城鄉統籌發展，走一體化發展之路是必然趨勢。我國在21世紀之初就確定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這個目標的重點之一，就是統籌城鄉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
一、確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基本方略
圍繞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就是要構建農村變革和城市化進程相互依存的關系，使一部分農民在依托農村而較少后顧之憂的前提下，向城市和非農產業邁進，逐步經歷由“離土不離鄉”向部分“離土離鄉”和完全“離土離鄉”的過渡，使傳統的城鄉矛盾在國家控制下逐步得到化解，避免大批失地、無業、無資農民盲目涌向城市。
（一）協調推進城鎮化和產業發展轉型。城鎮化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重大戰略問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進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對于促進工農和城鄉協調發展，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城鄉居民收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同時，城鎮化需要不斷強化產業支撐，兩者具有雙向互動的功效，因此，需要協調推進城鎮化和產業發展轉型升級。一是實施科學合理的城鎮化戰略。切實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從現代化建設的全局和保障國家安全的高度出發，著眼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統籌研究制定和實施與中國實際相符合的城鎮化戰略。二是加快產業發展轉型。產業發展是城鎮化的有力支撐，也是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基礎。產業發展必須實體產業和服務業兩手抓，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完善支持服務業發展政策，改善服務業發展質量，提高服務業整體發展能力。
（二）加快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是十明確提出的要求。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關鍵問題是要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在城鄉之間合理配置公共資源，逐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提高配置效率，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新格局。
我認為應注意處理好幾個關系：
一是公平和效率的關系。推進城鄉一體化，既要著眼于公平，使農村居民可以像城鎮居民一樣公平地獲取公共資源，享有公共服務，同沐公共財政的陽光；更要著眼于發展，提高城鄉資源配置效率，增強城鄉發展能力。
二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推進城鄉一體化，應堅持政府推動、市場主導。通過政府行政力量和公共資源，統籌城鄉規劃，推動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社會保障向農村覆蓋，社會事業向農村側重，公共財政向農村傾斜。
三是輸血與造血的關系。推進城鄉一體化，需要加大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力度，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更要提高農業和農村的發展能力，優化農村經濟結構，增強“造血”機能。
四是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的關系。推進城鄉一體化，經濟發展是前提，是基礎，是重點，同時城鄉一體化又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統籌協調、整體推進。
二、建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體制機制
（一）統籌城鄉發展。在戰略指導思想上，要以化解城鄉矛盾為重點，使農村的發展不斷靠近城鎮化目標，用“城”的定位引導和把握好同“鄉”的建設。同時要克服就村建“村”的狹隘認識，改變短期行為、重復建設、低水平維持型發展的工作思路，切實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
（二）推動綜合變革。我國沿海發達地區的實踐證明，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實際上是一個包括有農業產業化、生產標準化、機制市場化、發展城鎮化等在內的農村經濟發展方式的綜合性變革過程。這諸多變革既各有側重又相互依存，僅靠農業一個方面的發展和變革是無法完成的。謀求在全方位、深層次上推動“鄉”與“城”發展方式的有機統一，是從根本上化解城鄉對立的必經之路，也是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戰略抓手。
（三）破除體制障礙。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新格局，也是一場城鄉之間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大變革。由于長期以來采取城鄉分割管理體制和城鄉不同的治理模式，我國城鄉一體化面臨一系列的體制，缺少合理規范的融通促進機制。當前，應以戶籍制度為突破口，加快推進城鄉規劃、產業布局、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一體化等方面改革，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的均衡配置，生產要素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基本公共服務在城鄉人口之間的均等享有，讓農民切實分享經濟改革與社會發展的成果。
三、推進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將是長期艱巨的任務
在一個13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實現城鄉一體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本身就是人類社會發展史的一個壯舉，沒有樣板可循。盡管現在已經有了一個比較好的發展基礎，但面臨的挑戰也是巨大的。人口眾多且呈現老年化趨勢，城鎮化的質量不高，產業結構不合理，發展方式粗放，農業基礎薄弱，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依然存在較大差距，城鄉一體化制度建設剛剛起步等等。因此，推進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將是長期艱巨的任務。必須從思想、政策、制度建設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穩步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