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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經濟形勢不景氣,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企業轉型有二種,一種是迫于市場環境的壓力,如做外貿的企業,在面臨著諸多不利因素,產品利潤越來越低,生存壓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而做出的戰略調整。一種是為進一步提升品牌的競爭力,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或進行多品類的營銷策略;或進行品牌的升級,由低端向高端轉變。對于企業轉型做內銷的思路,神力的營銷總監姚亮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外銷型企業轉內銷,目前行業有些想法還是單一,許多人這樣認為外銷型企業轉內銷,就一定要自創品牌。實際上問題,不是這樣的一種思考方式,企業轉內銷,并不一定要自創品牌。在不了解國內市場的情況下,轉型的企業可以先一些品牌,在某一些區域進行營銷,或者與原來在國內操作品牌的公司進行合作。這種方式是試水式的,在了解國內市場或具備操作市場的條件之后再自創品牌,這不失為一種可取之道。
外貿企業提升實力,來尋找機遇
企業轉型不僅限于外銷轉做內銷,也有一些企業,在提升自己的實力,去應對國外合作方更高的要求,以尋求一種長遠的合作關系,穩定企業的發展線。
這于這種現象,緣分鳥的營銷總監湯殷認為原來做國內市場還在回頭做外貿,整個義烏都是這樣的情況,現在的企業做外銷,也在進行產業升級,原來是單純加工,所以,受市場環境干擾比較嚴重,早期的是一種簡單的加工,追求的是一種簡單的加工利潤。現在平臺越來越高,國外大公司,包括世界五百強的企業來華尋求合作方,是要求看對方的實力,也就是義烏在這幾年陸續在被驗廠,這是前奏。這些國外企業驗廠看的是企業真正的生產實力,還有一些人文環境,包括勞動保障等。這是一種轉變,說明國外企業在尋找一個能長期合作的伙伴,對于國內企業,是一種難得的機會。這在前面幾年,企業是不愿接受的,他們追求的是一種簡單的合作模式,那就是一手錢一手貨。受環境的影響,許多企業的思想也改變了,為了與國外企業長期的合作,在推動企業發展。這樣把整個產業,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這同時給新的企業一種啟示,如果在合作過程中企業達標,讓對方滿意的企業,就有強大的發展空間了。通過一年一年的驗廠,提升企業的實力,相應地也會提升自己的品牌,這對于企業來說也是受益的。在前期,可能在驗廠過程中帶來陣痛,只要你達到要求,在外面的口碑形成效益,一個單產生效益,不當是經濟效益,還有社會效益,或者說企業長期發展的效益,這對于企業的長遠發展戰略具有深遠意義。
外貿企業轉型 要吃透國內市場
廣東某外貿型企業從去年開始轉型做國內市場,請了一大幫人馬來操作,但對于國內市場不了解,所以,最終以失敗告終。負責該項目的營銷總監事后總結失敗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老板的思路問題
外貿型企業轉型做內銷,主要是老板的思路轉不過來,其實,做國際市場與做國內市場是不同的兩個概念,運作模式也不同,做外貿純粹是下訂單,在生產上一下單就是幾個柜的量。這時,老板的思路還停留在做外貿的層面上,所以,做內銷時也一下單就是幾千套,這樣的一個誤區,老板的思路在前幾年還是轉變不過來。
產品開發
新品牌要進入國內市場,是需要時間的,但企業老板還會把做外貿的產品思路帶過來。那就是去市場上買版,看到好的版,就買過來稍微改一下,馬上推出,總體來說,內衣企業做外貿的都是低端產品,中高檔的沒有,基本是流通貨,產品是屬于原始的那種,這樣,企業買版,自身的設計跟不上,沒有形成自己的產品風格,也缺乏競爭力。
企業管理
企業做外貿時管理基本上屬于粗放式的,很簡單。在數據統計、質量管理上都比較寬松。像我們的企業,做歐美的訂單比較少,基本是做中東的單。這樣一來,在產品管理上,生產管理體系,存在問題,還是按以前那種管理模式,內銷不一樣,訂單比較是少,是多,管理模式不適應,經常要換,管理人員還是按原來的去做,差不多就行,內銷要求嚴,問題反映快,隨時接收市場的信息,去改計劃,做外貿就不同了,基本上是一個訂單下來之后,出貨后有問題才反映過來。半年之后,才會發現問題,內銷反應快,企業的思路一下調整不過來。
市場運作
內銷前期是有鋪墊需要巨大的投入,這種投放可能是二三年,去做市場基礎,把網絡建立起來,才會有成效。但企業的老板不會這樣想,因為內銷在前期是無法計算投入跟產出。而老板有時會以做外貿的模式來算,給市場操作帶來壓力。做內銷是有庫存,做外貿基本是沒有庫存,下多少訂單你生產多少,是零庫存,而做國內市場就不一樣。產品發到市場,好不好買,馬上能反映出來,而做國內市場,就絕對會有庫存,老板可能總希望是零庫存的操作。回款這塊,做外銷,貨款這塊可以說是比較穩的,只要客戶一下單,就會有訂金。而做國內市場,經銷商欠款是比較常見的,有些大商可能會欠一二百萬。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政策會壓得很死,基本要求是現款現貨,給企業的營銷人員很大的壓力。剛開始做內銷,產品沒有優勢,公司管理還在適應當中,老板的思路還在調整中,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把市場做好,一點一點來做市場,而老板可能會不這樣想,他有一種比拼的思路,拿自己的企業與別人比,弱勢品牌與強勢品牌比,這樣造成市場定位錯位,包括產品的價位,營銷策略等都與實際情況發生了斷層。造成不適應,外貿轉內銷要成功,是需要時間的,企業的許多因素都要調整,包括人員的調整、產品的調整、市場的調整等。所以說,外貿轉內銷,看誰能堅持到最后,最后才會勝利。
內銷品牌轉型,提升產品附加值
內銷型企業轉型,更多的是進行品牌形象的提升,去提高產品附加值,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去年無縫板塊歐耶品牌是動作是最大的,從品牌戰略提升到品牌重新定位,到請行業知名營銷人士,組建新的營銷團隊,于上海設立公司,建造新廠房,到新產品開發重新規劃。說明這家企業試圖通過企業轉型,來提升產品的附加值。
歐耶品牌總經理金國軍說內衣行業,現階段無縫產業大家的渠道相同,競爭十分激烈,所以,歐耶要開辟自己獨有的渠道,通過精細化運作,與其他渠道拉開距離,以求自己開辟的渠道別人無法復制。為此,公司重新打造團隊,重新對產品設計進行定位。在產品開發上加強與華歌爾的戰略合作伙伴,產品功能板在日本設計,功能性較強的產品在意大利公司生產。在上海成立自己公司,研發中心與營銷中心設在那邊,組成精干的研發與營銷團隊。并且重新定位目標消費群,通過前期的市場調查,找準精確的消費群體,以后公司的產品專為這一群體設計,去滿足她們的需求,相對來說,重新定位后公司產品價格會有所提升,但會強化產品的款式與品質,提升品牌的形象,讓消費者感到物有所值。 2008年產品結構上要進行調整,強化功能型產品。2009年公司推出四季產品,去面對普通消費者。
內銷品牌轉型,延長產品線
內銷型企業轉型,是擴充品牌的產品線,以豐富的產品系列,去滿足專賣店的物品陳列,增強終端店的贏利能力,在這一方面朵彩就是一個例子。中針會朵彩強勢推出家居服,據該公司營運總監蔣憲彬介紹,朵彩進軍家居服行業,主要是考慮專賣店的貨品問題,一年四季都有東西賣。他們朵彩產品秋冬這塊賺錢是沒有問題,但春夏期間就出現空檔,無法滿足店鋪所需,為此公司擴充產品線進軍家居服。至于為什么要選擇家居服,蔣憲彬認為家居服發展空間大,是一個朝陽性品類產業,所以,選擇家居服符合公司發展的戰略規劃。對于企業擴軍進入家居服。汕頭某品牌的營銷總監認為這種模式是沒有問題,關健要看市場的形勢。做保暖產品的企業,加入常規內衣、美體內衣都沒問題。關鍵是看條件是否成熟。家居服是一個新興的市場,但不是誰進就進,要看公司自身的實力與定位。現在的家居服市場,幾個大牌企業經過十幾年的市場沉淀,地位已經穩固,分析家居服發展的這十幾年,一線家居家陣容沒有擴軍,沒有擴軍原因的是什么?要搞清這個問題,這十幾年有多少二線家居服想做成一線家居服沒有成功,是不是他們沒有實力?是不是沒有家居服操作的經驗?是不是基礎不行?都不是,那原因是什么?是一線家居服品牌經過這些的發展,無論是在產品線、營銷策略、渠道建設形成一系列完善的管理,一線家居服這個陣容是相對穩的。所以,要想突圍,除非你有新的概念出來,還要看你經營條件、市場條件等,硬件與軟件相結合,才能形成強勢的沖擊力,而做這些工作需要時間。另外,市場上消費者對于家居服還是處于一種陌生階段,大家都處于一種盤整期。因此,此時企業進入,是有很大風險。在目前的情況下,像康妮雅、美標、達爾麗、秋鹿、新世家族等品牌牢牢占據著市場的份額,企業要進入,還是需要慎重操作。
內銷品牌轉型,渠道模式創新
渠道模式的創新,是企業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在目前的情況下,內衣行業除了文胸可以專賣的形式經營之外,其他的如保暖、無縫等品類的產品,只能以組合店的形式出現。因為這些產品有季節性,無法以一個品牌的品類去支撐一個專賣店。為打破這一局面,有些企業在嘗試,正如欲起大牌崛起的貓人一樣,去擴張品類,打造時尚生活館。
貓人張總說,貓人將投資數億元,打造一個集時尚貼身服飾、時尚運動服、時尚牛仔,甚至香水、首飾等多品類服飾于一體的一站式時尚生活館。消費者在購物時,小到襪子,大到成衣,凡是消費者所需要的時尚服飾甚至飾品、香水,都可以在一個店里買到。這是貓人一站式時尚生活館的設想,張總解釋了時尚生活館這個“創意”隱藏的深意:一為渠道扁平化,二為輸出標準化的管理。到目前,貓人旗下已擁有“Millow secret”、“ Millow sport”、“zoka”、“Millow Jeans”和“貓人”五個品牌,涉及時尚內衣、時尚運動裝、時尚貼身服飾、時尚女裝等多個品類涉足的領域也由最初的單一內衣走向家居服、瑜珈運動服、泳裝甚至外衣等多元化領域。這些品類,能夠支撐生活館的發展,也能滿足消費者的多層次需求。相比于其他內衣店,時尚生活館的一站式購物,能給消費者帶來購物環境與衣著的享受。在其他店,消費者可能愛慕的文胸、達爾麗的家居服、CD香水等,產品風格無法統一。而在貓人時尚生活館,產品風格能得以延續,從而更好地服務于消費者。
與其轉型,不如做專做精
一、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過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生產、貿易以及金融領域的成長,他們快速地與全球市場融合,為我們講述了增長的故事,同時也引起了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躍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占全球總投資額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所持有的財富和金融資產也大幅度增加,外匯儲備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它們的財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資產已經成為國際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者。然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風順,其中也經歷了種種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會成為一個標志性的歷史階段,正是從那時起新興經濟體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開始重塑未來的全球經濟與政治。首先,最為重要的莫過于前蘇聯的正式解體,這個國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艱難的經濟轉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舉行的選舉將納拉席哈•拉奧(P.V.NarasimhaRao)推上了權力的寶座,印度開始推行經濟自由化、積極參與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國加快了自1978年就開始的經濟改革的步伐,從那時起,中國創造了連續二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最后,1990年納爾遜•曼德拉(NelsonMandela)總統將南非帶入了國際舞臺。這一系列事件匯集在一起,對全球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并標志著全球化新紀元的到來。[1]然而事實證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夠促成新興經濟體的長期繁榮與穩定增長。華盛頓共識的盛行使得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面對金融自由化的誘惑時改革太過魯莽和倉促,新興經濟體一個接一個地受到沉重打擊,從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韓國、馬來西亞、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從1998年的俄羅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經濟總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國和印度外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間,新興經濟體終于迎來了強勁的增長勢頭,中國繼續其令人驚嘆的增長速度,印度也表現出持續增長的趨勢。而且,被稱為“金融危機”代名詞的拉美地區也開始以全新的姿態出現在全球經濟舞臺當中,人均GDP連續多年增長幅度超過3%,但亞洲的表現仍然最為搶眼。在全球能源價格不斷回升的背景下俄羅斯經濟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進轉軌模式在經歷了必要的陣痛之后逐漸顯示出其優勢。“金磚四國”(BRICS)成為了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間,全球經濟增長中BRICS貢獻了30%,與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貢獻率則從70%下降為40%,BRICS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例也顯著增加,如今已達到13%。[3]
2008年美國次貸風暴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美國2009年第二季度經濟衰退3.8%,失業率達10%,同年日本經濟更是衰退5.4%,為所有發達國家之最;歐元區同樣未能幸免。但是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這場危機似乎是驗證了他們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機最為嚴重的2009年新興經濟體平均增長率為1.5%,與發達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在新興經濟體當中,中國經濟保持了8.7%的增長,印度為5.6%,印度尼西亞也高達4.6%,新興經濟體扛起了引領世界經濟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經濟增長80%的貢獻率來自新興經濟體,來自發達經濟的貢獻率僅為20%。由工業化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共同組成的G20取代過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經濟政策走向的G8,成為協調國際經濟政策的常設性論壇,象征著在新的全球經濟秩序中,新興經濟體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全球經濟格局一直處于動態的演化過程之中,由國家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所引起的不同國家集團之間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變動的原動力。在1500年之前,中國和印度處于世界經濟發展的領先者地位,工業革命之后西歐取而代之,二戰之后,美國迅速崛起,成為全球經濟的主導力量,與德國、日本共同引領著全球經濟興衰。但是如今這一體系已經松動,那些過去曾被擠到的新興經濟體正重新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心,從而推動國際經濟格局發生改變。
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多極化
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總有一些國家領先,又讓位于新來者,再又被別的新來者超過,落后者不會是絕對的貧困,領先者也不會絕對的衰落,歷史的變遷就是這樣。[4]新興經濟體的興起將推動全球經濟重心不可避免的東移和南移,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多極化趨勢日漸明朗。全球經濟增長引擎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的輻射效應遍及整個高收入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該國的經濟政策對于全球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持久動力。這就要求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它能創造更高的生產率和更快的GDP增長率。[5]歷史上,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和領跑者一直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從15世紀,隨著西方世界興起,經濟重心從古老的東方轉向了西歐。從葡萄牙、西班牙到荷蘭,再到英國,以及后來的挑戰者法國、德國、日本,發展到今天的美國,他們都曾作為全球經濟格局的締造者而存在,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但是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世界所有國家都遵循著自然的腳步,如個體一樣自有其生命周期。[6]
從2002年開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發達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間,他們的貢獻率幾乎超過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機期間他們更是完全支撐了世界經濟的增長,發達經濟體的貢獻率分別僅為0.04%和-0.07%。[7]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是衡量新興經濟體影響力的一種方式,從世界銀行所開發的多維度增長極指數(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為清晰的看出歐元區、美國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對世界經濟影響力的逐漸下降,而以BRICS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則是呈現上升之勢。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國的平均多維度增長極化指數為26.2,全球排名最高,說明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的巨大溢出效應,美國、歐元區、日本分別以20.33、10.86、5.59緊隨其后,說明傳統的全球三大經濟引擎雖然已經日漸式微,但是目前為止仍然起著重要作用。韓國、俄羅斯、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進入前十五強,其數量已經超過發達經濟體。
以上只是典型事實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機打擊之下新興經濟體為什么能夠對全球經濟產生越來越顯著的影響力?答案就是南南貿易聯系的加強。在過去的數十年時間里,南方國家②的總體經濟規模不斷增長,年均增長率高達4.6%,至2010年,南方國家的總產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貿易額從1990年占全球總貿易額的7%上升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貿易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6%,與前一個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趨勢是由于亞洲工廠的出現、全球生產網絡中中國作為生產過程的最后組裝地所推動的。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在南南貿易中扮演主導型角色,該地區的貿易量就占到南南總貿易額的四分之三,而他們與中國的貿易額單獨就占40%。[8]僅2006年和2007年,亞洲發展中國家就吸收了中東地區總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總出口的9%。中國正在南南貿易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過對一組新興經濟體的考察,發現從2000年開始,它們經濟的發展更多的是依賴中國而非G7,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增強,G7的影響力卻在不斷下降,2000—2009年期間,新興經濟體與G7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僅為0.267,而與中國的相關性為1.115。[9]Garroway更進一步將研究的范圍擴大到整個低收入、中等收入國家,并得出相似結論。[10]
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斷地從南方國家運來,拉美、非洲和中東等南方國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進而增加對制成品的消費,其中許多制成品就是產自中國和亞洲。中國以及東亞各經濟體通過自身的高速增長,輕巧地打開了整個南方世界經濟增長的閥門,并帶動了相關國家的共同復蘇。雖然人們不應夸大上述“反饋回路”的規模,中國還沒有強大到足以托起整個世界,不過,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也因此能夠不受西方國家普遍衰落影響而強勢復蘇,進一步通過南南貿易的擴張對全球產生溢出效應,引領世界,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多極化趨勢日漸清晰。
三、新興經濟體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經濟增長格局同樣會帶來國際金融格局的變化,新興經濟體的國際金融實力與其在全球經濟及對外貿易中的地位極不匹配,這種情形在未來必將得到改觀。未來最為核心的問題是國際貨幣體系如何能夠適應新興經濟體不斷壯大這一不爭的事實,促進國際合作減少保護主義和貨幣爭端,減少全球經濟運行的風險和波動性。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性矛盾。在如今的貨幣體系下,美國貨幣政策的改變即使對于其國內立場而言是適當的,也可能會給其它國家帶來災難。對于1980年代新興市場的債務危機,當時美國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難辭其咎;1994年美國貨幣政策的收縮毫無疑問加劇了墨西哥經濟所面臨的困境,最終導致了比索的崩潰。美國長期的貨幣寬松政策同樣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如出一轍。[12]
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其經濟政策需要與保持貨幣價值、貨幣供應量穩定增長與全球貿易平衡相一致,如果這些目標發生沖突,風險就會加劇。如果儲備貨幣發行國長期保持國際收支赤字,情況會變得非常糟糕,因為該貨幣體系是由市場信心來支撐的,歷史上正是這種情形最終擊垮了作為世界主導貨幣的英鎊。如今的美國正面臨著同樣的情形。美國作為全世界最終消費品的最大消費國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貢獻者,其貿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達到歷史最高點,幾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機使其經常賬戶逆差大幅度縮減,但是危機過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預測到2015年,其逆差將達到6381.7億美元。與此同時,根據美國財政部的統計,2010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高達1.29萬億美元,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為62.1%,2011年惡化趨勢明顯,前半年赤字已經超過9000億美元,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計全年財政赤字會將達到1.48萬億美元,政府債務占GDP比重攀升至69.4%,僅利息開支就達到GDP的1.49%。美國正朝著危機的方向發展。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地位將會受到“雙赤字”(巨大的國際收支逆差以及不斷膨脹的財政赤字)的影響而日趨走弱。目前的擔憂是美國可能正在接近曾經的儲備貨幣發行國都曾經歷過的臨界點,在這一臨界點上美元的過度發行導致全球對美元和美元資產信心的喪失。歷史經驗表明,美元統治的終結將如其他國際貨幣一樣不可避免。[13]
新興經濟體的情形則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大多數新興經濟體財政狀況良好,債務水平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外匯儲備大規模增加,國際投資地位顯著改善。2010年底新興經濟體所持有的外匯儲備躍升為5.4萬億美元,占全球總儲備的66%。美國如今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而新興經濟體則成為主要的債權國。2009年底,美國的債務幾乎超過一半由新興經濟體持有。[14]新興經濟體憑借自身雄厚的外匯儲備逐漸在國際資本市場顯示出影響力,其中以中國、東亞和其他中東國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銀行預計至2025年中國的國際投資凈頭寸將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為61%,而美國進一步下降為-69%;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投資凈頭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將大幅度提高。在不遠的將來跨境資本流動的主導權將更大程度的向新興經濟體傾斜。新興經濟體中的強勢貨幣將隨本國經濟規模的擴大、金融實力的增長而顯示出越來越大的外部性,國際化程度隨之提高。世界銀行預測了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三種情形:繼續保持美元的主導地位、美元和歐元以及某一亞洲貨幣三足鼎立、單一儲備貨幣(SDR)。根據當前世界經濟的發展格局,未來國際貨幣體系自然演化的結果將是多極化的出現,通過市場的自然選擇將會逐漸建立一個適應區域貿易集團(如歐洲、亞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其中包括實力仍然超群的美元。與單一世界貨幣相比,這種國際貨幣體系的劣勢是損失了一定程度的網絡外部性,規模經濟的收益減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貨幣體系與如今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相比將提供更大的穩定性。[15]
歷史證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儲備貨幣可以同時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幾十年中,盡管英鎊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但是法國法郎和德國馬克在歐洲大陸仍然被廣為使用。如今美元成為主導,然而歐元、英鎊和日元同樣作為儲備貨幣而存在。在主導貨幣之外始終會存在類似“輔幣”的幣種,它們作為人們一種分散風險的自然選擇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匯儲備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據絕對優勢地位,歐元占比27.4%,英鎊占比4.3%,日元也保持著3%的比例。[16]未來伴隨著新興經濟體的成長,以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人民幣毫無疑問將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興經濟體中最有望成為與美元、歐元并駕齊驅的幣種。從歷史上看,儲備貨幣從一種貨幣向另一種貨幣轉變并非突發事件,而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美元取代英鎊的地位花費了幾十年的時間,當時市場普遍預期英鎊將退位,不過該過程比預期緩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貨幣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撐帶來的慣性等必然是長期的過程;同時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還沒有哪個國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國在二戰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導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維持至今。如今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使用充其量只處于初級階段,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貨幣還很少進入各國的儲備籃子,因此在國際金融領域新興經濟體可以大有所為,但任重而道遠。
四、新興經濟體崛起過程中的挑戰
1.新興經濟體未來可持續增長的能力
新興經濟體持續多年驚人的經濟增長速度帶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樂觀的同時不應忽視當前新興經濟體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和挑戰。首先關于其未來可持續增長的能力。在過去的200多年世界經濟史中,只有產生了爆炸性技術創新的國家才能成為全球經濟的引擎,要求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它能創造更高的生產率和更快的GDP增長率。領先生產率的產生主要是由劇烈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決定的。爆炸性的技術創新會帶來一系列具有突破意義的新技術,刺激生產率在未來一段時間里快速提高,對經濟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之后這些新技術將在國內的各個行業之間推廣,并打破國家的界限向周邊國家擴散,帶動周邊國家經濟的發展。世界銀行對典型的新興經濟體從1965年至今的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考察,結果顯示從1960年以來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產率(TFP)所推動,從1990年開始,俄羅斯也出現相同的趨勢。但是在拉美地區、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以及南非,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始終不明顯;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貢獻率甚至出現了負值(平均值分別為-8%和-37%)。①這些TFP的數據是沒有區分技術創新和技術模仿的,在中國和印度,技術對于增長的巨大貢獻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術模仿而非技術創新,在這兩個國家創新活動更多地表現為數量的增加,[17]
這種現象是全球新興經濟體的通病。中印較高的技術進步貢獻率可以從經濟趕超的角度進行解釋。然而隨著中印與發達經濟體技術差距縮小,新興經濟體的后發優勢消失之后,它們驚人的經濟增長率還能否持續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通過對歷史的觀察我們發現利用國內市場作為經濟活動中的協調機制對于技術創新的出現是最重要的。無論最初的英國還是后來的美國,他們最重要的共同點就是依賴自身的國內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場中的價格機制作為國內生產決策的出發點,保持旺盛的國內需求才能有效地將本國消費者的偏好傳遞給生產者,國內市場成為了創新的主要來源。如今新興經濟體大多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巴西和拉美依賴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羅斯經濟原料化現象嚴重、面臨現代化的迫切任務;新興經濟體國內消費市場受到嚴重擠壓,消費相關的服務部門遲遲未能發展起來,因而技術創新活動出現的幾率遠遠小于歐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擺脫對出口的依賴,充分利用國內市場,加大對教育和研發的投入,培育技術創新的火苗,是新興經濟體最終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重中之重。
2.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挑戰
國際貨幣體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扮演與貿易實力相符的金融實力,其實質也是要求其本國貨幣逐步推進國際化進程,擴大本幣的外部性,向當前仍然處于貨幣金字塔頂端的美元發起挑戰。美元的信譽無可置疑地主要歸功于美國的政治穩定和良好的通貨膨脹控制記錄(如今已經受到侵蝕),以及美國金融市場的持續高效和開放。新興經濟體的貨幣想要成為國際貨幣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8]首先,歷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話,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選取一種給定的貨幣,由于這個原因多重穩定均衡決定世界交易貨幣。其次,貿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種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占有較大份額的貨幣具有一種自然優勢。再次,自由且完全發展的金融市場。最后,對貨幣價值的信心,價值不會不規則波動。如今新興經濟體中最有潛力的人民幣也僅僅部分滿足了第二個條件。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實力僅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發展的金融市場是貨幣國際化的內部支撐,目前我國仍不具備深度且有效的資本市場。通過提高國內金融系統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強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場過度落后于實體經濟無疑會阻礙貨幣國際化的進程;資本賬戶的控制使得人民幣無法在國際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網絡。因此,逐漸開放本國金融市場,讓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達到輸送國內流動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國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動離岸人民幣業務,這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國法治建設還較為落后,只要我們不能在這一最為基礎的方面取得顯著進步,外國投資者就會遲疑于投資在岸人民幣資產。新興經濟體在看到伴隨國力上升本國貨幣逐漸成為多極貨幣體系中的一員時也應當注意到伴隨而來的不利因素。就國內而言,首先,更大的貨幣需求波動,中央銀行會特別擔心國際化將造成對貨幣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難。其次,貨幣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和德國政府曾經擔心如果允許外國居民獲得本國資產,資本流入將導致貨幣升值,使得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這種擔心使得他們不愿推動本國貨幣扮演更多的國際角色。在國際領域,在美元衰落和新興經濟體中某些貨幣崛起的過程中,各國之間的“貨幣戰爭”必然加劇,因為在公共機構中并沒有看不見的手來保證帕累托最優的出現,各國缺乏某種形式的協調時將會使全球金融系統在達到穩定均衡的過程中出現較為激烈的博弈。從經濟角度看,適應區域貿易集團(如歐洲、亞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有可能在不同區域之間產生敵對關系,由此逆轉貿易和金融自由化進程。從政治方面來看,貨幣競爭可能轉變為嚴重的地緣政治沖突。市場驅動的通貨競爭會改變全球的資源和權力分配,導致更多的緊張和不安全,并對全球穩定和合作的大好機會產生潛在威脅。[20]因此,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之間通過各種機制進行充分的對話和協調、增進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關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參與
關鍵詞:分布式能源;經濟可行性
天然氣分布式發電技術相對于其他發電技術便捷之處總的來說可以分為以下三點(1)相比其他發電技術天然氣分布式發電技術更加環保、高效、靈活。(2)天然氣分布式發電技術所需土地面積較小,并且一般其設備都是在用戶側安裝,這就為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應用開辟了新的途徑。(3)由于其清潔的特性,在使用的同時不會對全球氣候產生不利影響。基于以上幾點,現如今全球各地都在大力發展天然氣分布式發電技術。
說回我國,我國目前也因為天然氣分布式發電技術所特有的發電方式靈活、能源利用效率高、環境污染小等優點將其列為了傳統電網的重要補充部分,從而替代一批效率低下、對環境污染嚴重的傳統發電方式。目前,在我國國內,已經有許多學者針對DG(分布式發電,distributed generation,DG)的并網和調度技術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但在這些研究之中,專門針對DG經濟效益的研究還相對較少。為此下面筆者將會針對天然氣分布式發電所可以帶來的效益進行系統化分析。
1 天然氣分布式能源的概念
天然氣分布式能源指的是以天然氣為主要燃料,從而帶動整個燃氣輪機及內燃機等燃氣發電設備運行的工作。具體就是通過設備所產生的電力能源去滿足用戶的用電需求,后將用戶們通過用電器所產生出來的廢氣廢熱通過余熱鍋爐或者余熱直燃機等余熱回收利用設備向用戶供熱、供冷。因此我們可以說天然氣分布式能源系統是一種集煤氣、電力、供暖、降溫為一體的多功能服務系統。并且燃氣冷熱電多聯供系統在廣泛意義上還有兩層具體含義:一是比較方便快捷,人們所需的電能都是現場產生,現場供人們進行使用。二是冷熱電聯供,通過一種能源的輸入,同時滿足用戶電、熱、冷多種能量形式的需求,極大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時對人們的生存環境也起到了保護作用。
2 天然氣分布式能源的經濟可行性
2.1 應用范圍
天然氣分布式能源系統在我國發展已經有一段時間,現如今其使用范圍比較廣泛,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類(1)一些大型城市新建筑、一些中小城鎮當中的新房地產(2)政府所在的一些工業園區、高新區以及技術開發區,(3)大中型公建項目:機場、鐵路站、交通樞紐,(4)綜合商業區或商務區,(5)單體或建筑群如醫院、酒店、學校、寫字樓、機關等。
2.2 發展天然氣分布式能源的意義
2.2.1 節能方面
天然氣分布式能源系統作為一種嶄新的能源綜合利用系統,它是在熱電聯產的基礎上配制以熱能為動力的吸收式制冷機。夏季利用多余的蒸汽或熱水來制冷,使熱電廠在生產供應電能和熱能的同時,也生產供給冷水,用于空調及工藝冷卻,充分利用了一次能源,系統綜合能源利用可高達80%以上。節約了低位熱能,更主要的是增加了夏季的熱負荷,這對于燃機來說可增大機組的負荷率,使機組效率提高。在增加發電量的同時,也降低了燃料消耗量。靠近負荷中心,減少電廠的建設規模、輸配電線損及管道熱損。
2.2.2 環保方面
建設分布式能源系統將帶來良好的節能減排效益,天然氣分布式能源系統在實現能源綜合利用的同時,具有良好的節能減排效益,相比傳統的燃煤發電形式,天然氣分布式能源系統可減少50%以上的CO2、幾乎100%的SO2和70%的NOX排放,幾乎沒有固體廢棄物和廢水的排放。同時,由于分布式能源系統靠近用戶側的布置特點,可進一步減少電能在輸送、配置過程中的損耗,提高能源終端利用效率。
2.3 DG的經濟效益分析
分布式發電是指功率在幾十千瓦到幾十兆瓦范圍內、分布在負荷附近的清潔環保發電設施,能夠經濟、高效、可靠地發電。分布式發電是區別于傳統集中發電、遠距離傳輸、大互聯網絡的發電形式。與集中式發電方式相比,分布式發電具有以下優勢:(1)一般DG實行自發自用,電力就地消化,減少運輸成本,降低集中輸配網中的線路耗損。(2)污染物排放較少,部分DG實現零污染。
2.4 分布式能源的經濟效益主要表現
2.4.1 降低線損
傳統集中輸配電模式,由于存在線路電阻等原因,不可避免的會發生線損,系統線損與輸配線路長度與電阻等情況相關。DG分布在負荷端,不需要集中輸配,可以有效降低線損。當負荷需求較大時,DG的運行能夠減少系統線損,而當負荷需求較小時,運行DG反而會增加線損。
2.4.2 環境經濟效益
DG的環境效益主要體現在排污量減少和資源的合理利用上。DG的燃料多為天然氣、輕質油或可再生清潔能源,發電過程中SO2、NO2、CO2、粉塵、廢水廢渣的排放將明顯減少。DG的電壓等級較低,產生的電磁場較低,其電磁污染比傳統的集中式發電要小得多。排污量的減少將大大降低電力企業以及全社會的環保支出,產生間接的經濟效益。
2.5 DG的經濟效益模型
2.5.1 線損效益模型
假設集中負荷端和電源端之間的配電網長度為L,單位為km,線路單位長度電阻為r,單位為Ω/km。令流入集中負荷端的電流為IF,單位為A。假設DG接入點距集中電源端距離為K,DG注入系統的電流為ID,單位為A。集中電源與DG電源接入點之間單相線路流過的電流為IS,IS=IL-IDG。
2.5.2 環境效益模型
系統接入DG之后,會給系統帶來環境效益。計算環境效益主要考慮三種排放污染物:氮氧化合物、SO2和CO2。計算污染物排放量需要考慮兩部分內容:(1)由于DG接入系統中,取代其他污染較為嚴重的機組出力,從而減少這部分機組帶來的環境污染。(2)以天然氣為燃料的DG和生物質發電出力時會產生一部分污染物。
3 分布式能源的發展前景
雖然分布式能源在國內的發展尚未普及,但已有成功的案例,如在北京、上海、廣州、杭州等一線發達城市已有分布式能源應用的成功案例。今年來,國家重視分布式能源的推廣應用,相關政策也在陸續出臺,給發展分布式能源創造了良好的市場環境。發展分布式能源對我國提高能效、節能減排有重大的戰略意義,是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也是未來能源技術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天然氣分布式能源的廣泛應用是未來城市發展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1] 丁小川,周宇昊,王思文.天然氣分布式能源經濟可行性評估方法研究[J].發電與空調,2015(01).
1.1水市場的客體屬性
水市場的客體屬性決定水市場構建的基本條件和形式,是研究水市場的前提,分為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和經濟屬性。
水市場客體的自然屬性包括:水資源自然狀態的流動性、水資源的易污染性、水資源產生、運動和形態轉化的隨機性。這也為水資源的規劃、分配、利用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水市場客體的社會屬性主要指:水資源的不可或缺性、用途多樣性、利害兩重性。需要強調的是,在以用途劃分的水資源類型中,在保證生態和生活用水的前提下,只允許生產用水進入市場進行交易。
水市場客體的經濟屬性,其中有經濟外部性和排他性。水資源的利用常常在經濟上存在著“外部性”,通常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正外部性”指的是水資源開發利用者不僅為自己帶來了利益,也為周圍的人群帶來了利益。而“負外部性”則相反,指水資源開發利用者是在損害其它人利益的基礎上,為自己謀求利益的,如工廠的污水排放、上游的蓄水工程等等。因此,在水資源的利用上應該統籌管理、實施獎懲制度,以便較好地消除水資源的經濟“外部性”。
水資源按照其用途具有不同程度的“排他性”。一般來講,非耗費性用水的“排他性”較弱。只要能保證水資源的質量,水資源可以重復利用。生產性用水包括工業用水和農業用水,具有一定的競爭性和排他性;水利工程和承包水域養殖則有很強的“排他性”。
1.2水市場形成的基本條件
a)水資源缺乏是水市場形成的最基本條件。根據水資源的價值理論,當水資源嚴重缺乏時,水資源才具有較高的價值,才會出現供求關系,進而出現市場機制中的供求機制,推動整個市場的運行。
b)輸配水設施完善。輸配水設施主要指渠系設施、閘門、分水裝置等,它為水市場的形成提供了硬性條件。只有在輸配水可行的客觀前提下,才能實現水權的分配和轉讓。
c)市場主體的發展。市場主體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它帶動整個市場客體要素的流動,成為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載體。市場主體主要指能夠獨立從事市場活動的企業、組織和個人等。
d)水權制度的建立。水權制度是一種規范的水資源法制化管理模式,是一種與水市場相適應的管理制度,為水市場提供了運行規則。它包括水權明晰、使用權審批、有償使用、有償轉讓等一系列制度。
2水市場的建立形式
目前國內學者提出的水市場的建立形式主要有:①陳永奇、薛長興針對黃河水資源管理提出的“統一管理論”;②廖衛東針對南水北調工程中的水權交易市場提出了“官督商辦”的市場管理模式;③胡鞍鋼等提出的既不同于“指令配置”也不同于“完全市場”的“準市場”模式;④陳安寧在分析我國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改革現狀的基礎上提出的“純市場”模式;⑤毛壽龍在主編“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譯叢”的過程中,深受原作者的影響,提出了以自主治理為基礎的產權配置制度的觀點;⑥參照我國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市場而建立的多層水權管理模式。前5種水市場模式各有利弊,有的過分強調計劃配置的作用,有的過分強調市場配置的作用,都不盡合理。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水情和水市場形成的基本條件和形式,在經濟轉型期,多層水權管理的水市場模式比較符合實際,是一種理想的模式。
3轉型期水市場構建
3.1水市場的范圍
根據水市場形成的基本條件,水資源缺乏和輸配水可行是構建水市場的客觀前提,因而也限制了水市場的交易范圍。在構建水市場時,應該選擇水資源嚴重缺乏、實際輸配水可行的區域實施,如西北地區的一些流域和灌區等。
3.2水市場的主體
在經濟轉型期,由于行政手段配置水資源、水權主體模糊、民間用水組織未成立,政府既是水公共事務的提供者,又是水權權屬的管理者,所以是最有效的水權代表,政府作為市場主體容易達成水權交易。
3.3水權制度的建立
水權制度包括水權明晰、使用權審批、有償使用、有償轉讓等一系列制度。
a)水權的定義。水權即是水資源的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決策權和讓渡權等所組成的一組權利束。我國《水法》規定,水資源屬于國家所有,同時鼓勵開發利用水資源。即水資源的所有權歸國家所有,使用權可以通過合法的形式轉讓給各用水單位。顯而易見,水市場中的水權即指水資源所有權以外的其它一系列權利。
b)使用權審批。將水資源使用權分為兩種:準使用權(即初始水權)和使用權。準使用權的分配即政府按照水資源的總體規劃和不同地區之間實現水資源優化配置的原則,將水資源使用權分配給開發利用者。合理配置準使用權是水權制度的關鍵和難點,也是建立水市場的前提,一般可以通過編制《水資源綜合規劃》來配置,具體包括:可供水量預測、分配水方案、調度預案等。使用權即使用人通過辦理取水許可證取得的用水權利。只有按照國務院《取水許可制度實施辦法》和水利部《取水許可申請審批程序規定》,辦理取水許可證,繳納水資源費,才能取得使用權,成為水資源使用權主體,也是水市場主體。在取水許可證中必須注明年取水量、耗水量、退水量等內容。批準水資源使用權機關,應根據部門的需求和定額標準來進行優化配置。
c)水權的有償轉讓。水權轉讓的前提條件:一是必須取得合法的水資源使用權;二是可轉讓的權利應限制在因技術和資金的投入,通過節約用水和水資源保護措施而節余下來的水量;三是轉讓人與受讓人需在民主協商,公平合理,不損害國家、集體、他人合法權利的情況下簽訂合同;四是轉讓申請需經原批準機關審批,受讓人應接受水行政管理部門的監督管理,依法履行義務;五是轉讓人獲得的有償轉讓資金,必須全部用于水利工程和節水工程的改造。轉讓的形式有:水用途的轉讓、水源地的轉讓、利益的轉讓等。從我國東深向香港的供水,東陽向義烏的部分水資源轉讓的實踐和有益探索,說明建立有償轉讓制度是可行的。
d)水權的有償使用。我國《水法》規定“水資源屬于國家所有”,征收水資源費是水資源屬于國家所有的體現,是國家通過行使所有權調節水資源供求關系的重要經濟手段,任何單位和個人利用國家所有的水資源,需向國家交納水資源費,它包含自然水體在開發前國家投入的基礎工作費用,利用時對水體的質量和功能產生影響的補償費用,以及水資源管理、調查評價、優化配置論證等費用。
3.4多層水權管理的水市場結構
參照我國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市場,按照市場層次將水市場劃分為一、二、三級。一級水市場就是區域水權的初始分配。它是區域政府之間、區域政府與上級政府之間議價的過程,是一種完全的統一管理模式(集中分配模式)。水市場客體是自然水資源,分配方式主要是集中配置,區域政府向國家繳納水資源管理費。二級水市場是區域政府之間的交易或區域政府之間與用水戶之間的交易,是一種準市場模式,市場分配和集中分配共同作用。此時,市場客體是分配后的水資源,交易模式可采用拍賣,用水戶向區域政府繳納按照成本核算的水費。三級水市場是指用水戶之間的水權交易,是一種純市場模式,政府只是起監督管理的作用。此時,市場客體是走入市場的水資源,依據市場機制控制下的均衡價格進行交易。初步建立的水市場結構主要以一、二級水市場為主。
3.5水權交易系統的初步構想
通過互聯網,以類似電子商務的形式建立區域水權交易系統,幫助水權交易的參與者更好地實現交易過程。交易系統應具備以下功能:登陸用戶銷售信息,登陸用戶求購信息,管理員系統信息功能,水權交易市場行情預測功能,水權交易市場用戶管理功能,水權交易市場多方拍賣功能,水權交易市場雙方協商功能,水權交易市場交易執行功能,水權交易市場交易監督功能,水權交易市場后期評價功能等。
4水市場的管理
4.1水市場的宏觀調控
在市場運行過程中,為彌補市場調節的局限性、滯后性、破壞性,需要政府根據預期總體目標,遵照客觀經濟規律,依靠調控職能和調控力量對市場進行干預和調控,以使市場運行與國家利益保持一致,使市場運行中各種經濟行為和經濟活動納入社會發展總體目標的軌道,即“目標管理”。其調控手段一般包括:行政調控、經濟調控、法律調控及綜合調控。
4.2水市場的微觀管理
水市場的微觀管理是國家行使經濟管理職能對水市場進行管理。它是在國家宏觀調控總原則和總目標確定之后,對水市場實施的具體管理,常稱之為“過程管理”,一般包括管理、服務、監督3部分。
目前,西部大開發的步伐正在加快,西部企業在確保西部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經濟結構優化、就業壓力緩解、市場繁榮等方面表現出來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因此,西部企業隱性知識如何共享以發揮其重要作用是很多企業都面臨的重要課題。
一、西部企業隱性知識共享障礙
(一)企業隱性知識共享障礙
知識相比傳統經濟資源有著獨特的經濟特性:1.知識可多次使用。知識在使用過程中不會因曾經使用而損耗, 和土地、資本等勞動資源相比,擁有較高的生產效率。2.邊際收益呈遞增性。知識在被重復使用過程中,會不斷地被累積、提煉并進一步增值。3.知識有公共產品的屬性―非競爭性與非排斥性。
由于知識這種獨有的經濟特性,引發了三個矛盾:1.知識獲取與創新高成本、高風險與知識共享外部性矛盾,即知識獲取、創新與共享的低成本性,且共享程度越高,知識的放大效應越大。2.知識更新周期加快與知識創新過程的長期性與使用壽命短期性的矛盾。這一矛盾使得隱性知識不能持續產出,對于經過辛苦積累的知識擁有者不愿意輕易與他人共享,以免這些知識很快地被淘汰。3.知識轉移惰性矛盾。顯性知識必須能很快地再轉化為隱性知識, 否則其真實價值就不復存在。因為顯性知識轉換為隱性知識的過程實質是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過程。在隱性知識尚未共享時, 掌握隱性知識個體的創新能力越是高于沒有掌握的個體,其所得到的回報也就越少,于是就產生了知識轉移的惰性。
(二)西部企業隱性知識共享的障礙
1.企業文化建設滯后。西部企業文化建設目前處于初始階段,除個別大型企業如蒙牛、伊利等,絕大部分企業沒有形成與自身企業相匹配的區域性企業文化。企業只把注意力用于標準化的管理模式,只在乎員工行為,漠視員工心理和社會要素重要性。這種模式只適用于初期,在企業逐漸形成規模時,就需要強調人文關懷因素,更需要以適宜的企業文化增強員工凝聚力,增加企業創新的活力因素。但西部企業由于發展中面臨著各種主客觀條件限制,缺乏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在很多企業中,員工考慮到職業及個人地位的因素,不愿將自己頭腦深處的隱性知識共享交流,個人知識不能內化為企業知識,這種落后的企業文化對企業創新非常不利。
2.家族式管理模式盛行。隱性知識的獲取只能在實踐中逐漸體會、領悟,不能言傳,其傳播距離非常受限。但現實卻是西部企業大多采用家族式管理模式,決策權一言堂現象非常嚴重。管理中人彩濃厚,個人關系代替組織關系,以關系親密來管理員工;面臨權利和責任時卻遠離管理制度。由于人情、倫理式的管理模式導致企業管理制度變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在家庭外的管理人員中非常盛行,造成企業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溝通缺乏適應性和靈活性,知識傳遞深陷入親情的鴻溝,加之交流場所和環境氛圍的缺失,阻斷了隱性知識源交流和傳遞渠道。
3.激勵機制薄弱,隱性知識傳播受阻。受多年落后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地位影響,西部企業思想觀念落后,企業知識共享激勵機制薄弱,隱性知識傳播嚴重受阻,嚴重阻礙著企業快速發展。當很多員工意識到自己在長期工作中積累的經驗和感悟,可以體現自身價值并帶來可觀的收益和穩定的工作時,在沒有激勵措施時,不愿意承擔隱性知識轉移后壟斷利益喪失的巨大風險。因此,在自己經濟利益和社會認可回報沒有得到時,員工很難主動、持續地貢獻隱性知識,而選擇將有價值的隱性知識深藏。另外,西部企業缺乏整體行業競爭力及活力,人才流失嚴重也使得隱性知識傳播受到很大影響。
二、西部企業隱性知識共享的博弈分析
(一)西部企業隱性知識共享的合作博弈分析
在企業與員工合作博弈中,員工以個人效用最大化為滿足原則。因此,員工可以以預期的方式、以討價還價的策略來參與行動。在此過程中,員工與企業都擁有充分的自由選擇權,但行動的結果可能導致雙贏,也可能導致雙方遠離均衡的不利結果。由于參與雙方都有很強烈的動機,都企圖以討價還價的方式來改變博弈結構,達到各自價值或效用最大化目標。如果考慮到公平,博弈開始前,雙方能在公平的基礎上以談判的方式促進合作的話,那么彼此都將在獲取各自價值最大化主張方面,以比較大的傾向性步入到均衡的局面――選擇共享知識。
但現實情況卻是:這種結果似乎與企業日常行為違背,尤其是西部企業。因為其中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引導人們,并促使人們做出超常行為,這種東西就是企業文化、結構、環境、激勵機制等一系列外生因素。這些因素的缺失,會促進參與雙方演變成一種非合作的局面。目前西部企業很少有真正的現代企業制度,許多企業制度普遍缺乏科學化、規范化,缺乏隱性知識共享的刺激性激勵機制,博弈一方即員工,內心永遠預期自己深處的隱性知識會給自己帶來超額利益和成就感。在這種預期得不到社會認可回報、個人效用最大化愿望得不到實現時,員工不會主動走向博弈合作方向。因此,如果能保證員工個體利益、競爭力得到很好實現并有適當激勵的前提下,員工必然會選擇共享自己的知識。
(二)西部企業隱性知識共享的非合作博弈
個體擁有的知識具有特殊性和壟斷性特征,這極易形成員工和企業利益二元結構矛盾的局面。隱性知識主體屬智力資本,它可以持續價值化并增值。但這種價值化和增值化,是以充分體現企業員工價值的同時,以雙方互益性的合理機制為保證,才能使得員工實現價值最充分化并最大化,從而在企業與員工價值良性互動中,實現企業、社會價值最大化。
但現實中,西部企業缺乏實現兩者互益的合理機制,員工不會冒著犧牲自己特有的知識而損失自身價值或競爭力風險,主動貢獻自己的絕技,將自己被動地置于潛在威脅或危機之中。長此下去,企業發展就會陷入惡性循環的怪圈中:加密自身知識,阻礙他人發展,盡量考慮自身利益,導致隱性知識共享環境的破壞,進而演化成一種長期的明斗暗斗,而企業正是在這種互不共享的怪圈中漸漸失去了競爭力。因此,如何尋找企業與員工雙方利益互動基礎上的價值最大化均衡點,達到隱性知識主、客體間雙贏目的也是西部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突破口之一。
三、西部企業隱性知識共享的機制設計
相關研究表明, 在以下條件下企業員工樂于與他人共享自己的知識:1.互惠。每個人的時間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如員工確信自身價值能得到有價值的回報, 那么就會選擇共享知識。2.名聲。名聲是無形的,卻能帶來巨大的有形收益。如果在共享隱性知識的同時,能提高本人在企業中的地位, 那么員工就會樂于共享知識。3.無私的心態。在他們看來,知識共享是一種樂于助人的行為,是高貴品質的反映。4.信任。信任是人與人交往的基石,是知識交換的核心, 是決定知識市場能否良好運轉的最重要因素。企業必須讓員工看到知識共享帶來的益處,這樣他們才會樂于讓別人共享自己的知識。
(一)建立有效激勵機制
企業面臨多變的市場環境,首要的是要轉變管理理念,樹立人文化的管理思想,運用各種手段,調動員工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此,企業應努力創建一種能體現員工價值的氛圍,激勵其參與企業經營管理, 使員工的自我滿足、個人價值追求得到實現,激發員工發揮潛在價值。通過合理的激勵機制對員工隱性知識共享行為補償, 以一種公開、透明激勵機制使員工的預期得到正面響應, 以促進隱性知識共享。
(二)塑造以信任為基礎的企業文化
以信任為基礎的企業文化促使企業降低交易成本,建立以文化為驅動的知識共享和創新機制,從而激發隱性知識主體貢獻知識。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西部企業的不少管理者對企業文化的功能和作用缺乏正確認識,導致企業文化缺失,企業缺乏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為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西部企業必須立足企業自身,尋求適合企業文化建設的多種形式的團隊活動和團隊培訓,塑造員工間忠誠友好的感情和坦誠交流的企業文化氛圍,促進相互認同與了解,進而達到一種積極的協同效應,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
(三)構建非正式知識交流平臺
非正式交流中,輕松的氣氛會有意無意地完成體驗和認知過程,這與隱性知識的轉移機理是一致的。因此,企業要積極構建非正式的知識交流平臺,鼓勵部門間的跨度交流,創造愉悅的交流氛圍。通過構建一種非正式交流平臺,實現有效的溝通機制,促進隱性知識共享。
(四) 建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西方發達國家商業銀行內部審計相對起步較早,目前整體水平相對較高,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和做法將有助于我國銀行業內部審計的改進與創新。
一、國外商業銀行內部審計經驗
1.美國模式
美國的商業銀行多建立了總部一級制的稽核組織,直接實施全轄稽核監督。許多銀行的稽核部門只設在總部,分行一律不設,再根據分行稽核業務的大小分地區派出若干稽核主任,與駐地分行沒有任何經濟、人事上的關系。首席審計官不對總裁負責,而是對董事會負責。以上種種制度有效地保證了內部審計工作的獨立性。
2.英國模式
英國商業銀行十分注重發揮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及內部審計人員在內部控制中的共同作用。董事會合理確定各部門、各崗位的職責和責任,準確全面地注意本行的風險以及知道如何評估風險和控制風險。審計委員會作為銀行董事會的內部控制咨詢機構,為董事會提供經營管理情況的有關信息,保持同銀行董事會、高級管理層以及內、外部審計部門的信息交流,對內部控制的適度性和有效性進行評估。內部審計人員獨立于業務部門行使檢查職責,確保內部審計工作有合理的流程和能夠勝任審計工作的人員來源。以嘉誠集團為例,嘉誠集團是英國僅有的一家具有兩百年歷史的獨立投資銀行,它在英國投資銀行界一直排名第一,并躋身于世界最佳投資銀行之列。嘉誠集團將內部審計定位于管理、評價和服務職能,嘉城認為內部審計不只要看財務信息,也要看內部控制的部署實施,它是企業風險管理的一部分,內部審計不能凌駕于企業之上,內部審計的成果是建議性的,目的是提高企業的經驗效益,顯示審計的附加值。
二、國外商業銀行內部審計體系運行經驗的啟示
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內部審計己經有了相當長時間的發展,它繼承了西方內部審計先進的理念,代表了國際銀行業內部審計的發展方向,其經驗對于我國的商業銀行而言,極具借鑒意義,我們可以從中得到很多重要的啟示。
1.構建合理的審計模式
西方商業銀行經營的主要功能集中在總部,各分支機構的主要職能是服務窗口,因此,在內審機構的設置上是呈“倒金字塔”型,即在總行均設置了陣容強大的內審機構,而多數分支機構則沒有設立。商業銀行的內部審計一般歸董事會(或監事會)直接領導,有權對行長及全行的各項業務進行檢查,這種體制下,內部審計的權力最大,獨立性最強。為了確保內部審計部門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內部審計部門可以不受阻礙地接觸銀行的所有業務和輔助部門;內審部門一般都隸屬于董事會領導,向董事會報告的渠道通暢;董事會可以設立審計委員會作為參謀智囊機構,審計委員會包括有豐富行業經驗的非執行董事;審計業務領域的確定、審計計劃的制定、審計問題的確認及處理均由內審部門獨立完成。另外,管理層的高度重視,是做好內部審計工作的重要前提。發達國家銀行內部審計工作之所以開展得有聲有色,在銀行內部管理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銀行管理層高度重視內部審計工作,建立了龐大的內部審計隊伍,充分發揮了內部審計部門在銀行管理和建設中的作用。
2.明確內部審計職能定位
內部審計的職責不僅僅是查處問題,而應通過審計達到幫助被審計單位加強管理、降低經營風險的目的。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內部審計重點仍是銀行業務合規性合法性,在制度執行上提出的審計建議較多,而就如何完善規章制度、改進業務操作流程等方面提出的審計建議較少。因此,商業銀行內部審計還應充分發揮審計咨詢的作用,注重對審計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和風險的研究、分析,針對決策機制、內部控制薄弱環節和經營風險提出相應的審計咨詢建議,幫助被審計單位加強管理決策機制、內部控制機制等制度建設。
3.運用先進審計技術保證審計效能
商業銀行基本上都建立了內部網絡,銀行內部審計可以借助內部網絡的優勢,通過網絡在內部審計各級部門之間、內部審計部門和被審計部門之間及時傳遞內部審計信息,包括內部規章制度、外部審計法規等;加強內部審計部門與被審計單位的聯系和溝通,督促被審計單位執行審計建議。審計方法上,西方國家的商業銀行出于成本、效益的考慮,普遍采用通過評審內部控制來確定審計的范圍和重點這一方法。在內控制度評審中,他們十分注重內控制度的落實。如銀行崗位設置,若審計中發現該崗位只設一個人做某項工作而沒有他人可替代,則認為這個崗位的安排是有問題的,舞弊的機會比較多,是銀行內控的弱點。
4.嚴格審后檢查及內審明示制度
西方國家商業銀行普遍建立了審計-建議-再審計的循環式審計制度,每項審計或每個審計階段結束以后,可通過內部網絡將各個審計階段的情況明示化。明示的內容一般包括以下幾個方面:被審計單位名稱,審計內容;存在的問題;問題的影響力及影響面,并要求對影響力的大小做出判斷;解決問題的措施及建議;被審計單位落實情況,即什么人、什么時候、采取什么措施解決存在的問題;審后檢查情況;對審計結果的評價。通過審后檢查,能夠督促被審計單位反思存在的問題,并及時解決,通過審計明示,有利于其他單位進行對照檢查,起到以點帶面的效果。并且,這種審計過程,都是由內部審計部門獨立完成,而且對風險程度的描述以數字化的量化分析判斷為主,有利于內部審計成果的有效轉化,促進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使被審計單位糾正其存在的問題,改進管理,使有限的審計成果轉化為企業的管理制度或經營管理行為。這樣,既維護了內部審計的權威性,又提高了銀行的管理水平。
參考文獻:
【關鍵詞】 汽輪機 供熱 經濟性
1 概述
隨著社會對環保的重視各級政府也在推動大機組的供熱,淘汰小機組供熱。大機組供熱主要通過純凝機組向抽凝機組的改造,純凝機組供熱改造后供熱的優化工作成為電廠的一項重要優化內容,本文法分析了徐州華鑫發電有限公司純凝機組改供熱后各種抽汽方式的經濟性。
2 供熱方式經濟性分析
華鑫發電有限公司機組供熱改造汽輪機通流部分未進行改造工作,抽汽點共有三個分別為再熱蒸汽冷端(以下簡稱冷再)、熱再熱蒸汽(以下簡稱熱再)、中亞缸排汽(以下簡稱中排)。為調整中排抽汽壓力在汽輪機中低壓缸排汽連通管上增加了一個蝶閥(以下叫中排抽汽壓力調節閥),為調整供熱出口參數配置了壓力匹配器,壓力匹配器驅動蒸汽為再熱蒸汽冷端或者熱再熱蒸汽。
機組供熱改造后經濟收益主要體現在:①售熱收益;②汽輪機供熱后冷源損失減少收益。由于售熱收益只與供熱參數有關與供熱抽汽點選擇無關,因此本文不再討論售熱收益,只討論由于采用不同的抽汽點導致的冷源減少收益。汽輪機由于供熱抽汽減少冷源損失原理為:向凝汽器排汽損失是汽輪機的最大損失,而供熱從汽輪機某一抽汽口抽出的蒸汽只在抽汽口以上汽輪機各級做功發電而不向凝汽器排汽提高了減少了損失提高了汽輪機效率,因此如果供熱抽出的蒸汽在汽輪機中做功越多則減少冷源損失的收益越大,也可以說供熱抽汽點距離鍋爐越遠則供熱的經濟型越好。在滿足供熱需求的情況下抽汽點蒸汽參數越低(對汽輪機來說抽汽蒸汽參數越低則抽汽點距離鍋爐越遠),供熱的經濟性越好。因此對于我廠來說對于抽出相同流量的蒸汽供熱經濟性排序為再熱蒸汽(冷端/熱端)
當汽輪機初始參數變化不大時可以認為汽輪機各級級效率不變,因此可以認為當汽輪機初始參數變化不大同一抽汽點抽汽流量與該抽汽點抽汽節約的能量是線性關系的。對于汽輪機來說從冷再抽汽與從熱再抽汽屬于從同一抽汽點抽汽,從冷再與從熱再抽同樣的蒸汽節約的能量是相同的。從附表工況一和工況八對比可以發現:從冷再供熱抽汽50噸/小時改為冷再供熱50噸/小時和中排非調整抽汽50噸/小時后汽輪機熱耗從7826.8KJ/KWH降到7584.9KJ/KWH,即中排非調整抽汽50噸/小時節約熱量為296.782×(7826.8-7584.9)=71791.56 KJ/H。從工況四和工況五可以發現:從冷再抽汽50噸/小時改為從熱再抽汽100噸/小時后汽輪機熱耗從7826.8 KJ/KWH降到7658.2 KJ/KWH,即冷再(或者熱再)抽汽50噸/小時節約熱量為293.805×(7826.8-7658.2)=49535.52 KJ/H。從附表工況一和工況二對比可以發現:當中排抽汽從非調整抽汽改為調整抽汽(中排抽汽壓力由0.815MPa提高到1.0MPa,本文中所有壓力均是絕對壓力)后汽輪機熱耗從7584.9KJ/KWH增加到7695.7KJ/KWH,中壓缸排汽調壓損失熱量293.96×(7695.7-7584.9)=32286KJ/H。這部分損失相當于22.5噸/小時的中排非調整抽汽的收益。
2.1 用熱再熱蒸汽供熱與采用冷再熱蒸汽供熱的經濟性分析
對于相同的抽汽流量下冷再抽汽和熱再抽汽經濟性相同,但是由于冷再和熱再蒸汽溫度相差一百多度,要達到相同的供熱參數從熱再熱蒸汽抽汽時必須經過減溫。熱再和冷再抽汽供熱的經濟型差別有以下兩個原因:熱再經過降溫使用的減溫水增加了供熱抽汽量但這增加的部分供熱抽汽量并未在汽輪機內部做功,沒有提高汽輪機效率;按照附表1供熱工況4,供熱減溫水采用給水泵出口來計算我廠供熱出口流量為50噸/小時時采用冷再供熱與采用熱再供熱的經濟性差異。
從計算可得出供熱出口流量為50噸/小時,當減溫水使用給水泵出口水時采用熱再熱供熱只能達到采用冷再供熱47.45噸/小時的降耗效果;當減溫水使用高加出口水時采用熱再熱供熱只能達到采用冷再供熱46.95噸/小時的降耗效果。也可以通過計算得出當減溫水由給水泵出口改為高加出口時汽輪機一、二和三抽總抽汽量只增加0.1噸/小時,對經濟性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因此用冷再抽汽供熱比用熱再抽汽供熱經濟,當總供汽流量為50噸/小時時采用熱再供熱經濟性只相當于47.45噸/小時的冷再供熱量,損失5.1%。采用熱再供熱時使用給水泵出口比使用高加出口水為減溫水經濟,但經濟性差異不大。
2.2 中壓缸排汽供熱與再熱蒸汽(冷再/熱再)供熱的經濟性分析
當中排抽汽采用不調整抽汽時采用中壓缸排汽供熱當然比采用冷再熱蒸汽供熱經濟性好,但是由于中排抽汽蒸汽壓力隨機組負荷波動大,在負荷波動范圍內中排抽汽壓力部分或者全部都要低于供熱需求低,因此采用中壓缸排汽供熱時必須采用調整抽汽,我廠采用關小中排抽汽壓力調節閥的方式來提高中排抽汽壓力。中排抽汽采用調整抽汽后增加了兩部分損失:①中排抽汽壓力調節閥關小導致高中壓缸缸效降低損失。②由于中排抽汽壓力調節閥節流損失導致低壓缸進汽壓力降低蒸汽做功能力下降損失。
雖然中排非調整抽汽比冷再抽汽經濟性好,但是由于中排調節抽汽增加了損失,當采用非調整抽汽將供熱從冷再切為中排抽汽時隨著供汽量的增加經濟性先降低再增加,收益平衡點的抽汽量計算。
收益平衡點抽汽量=(噸/小時),即當采用中排調整抽汽來替代冷再熱蒸汽供熱時只有當抽汽流量大于72.5噸/小時時才是經濟的。同樣可以計算出當采用中排調整抽汽來替代熱再熱蒸汽供熱時只有當抽汽流量大于69.9噸/小時時才是經濟的。
2.3 采用壓力匹配器后供熱經濟性分析
采用壓力匹配器供熱提高經濟型是與純粹采用節流調節將高參數蒸汽降壓高低參數供熱相比的,由于壓力匹配器利用部分高參數蒸汽能量來抽汽低壓蒸汽參數,增加了低壓蒸汽參數的供熱量,提高了經濟性,但是當高壓蒸汽參數和供熱出口參數不變時壓力匹配器低壓蒸汽抽吸量與低壓蒸汽壓力關系非常大,因此有時為了提高壓力匹配器低壓蒸汽的抽吸量需要提高低壓蒸汽壓力,需要低壓蒸汽采用調整抽汽,根據上面的計算可知當低壓蒸汽采用調整抽汽后靠提高低壓蒸汽壓力來提高低壓蒸汽的供汽量代替高參數蒸汽供汽不一定是經濟的。
3 結語
純凝機組改為供熱機組后供熱經濟性計算很復雜,由于現場的儀表精度不夠和測點不全依靠現場數據無法計算,但是根據汽輪機廠提供的熱平衡數據通過以上計算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采用不調整抽汽時各抽汽點供熱經濟性排序為中排抽汽供熱優于冷再抽汽供熱,冷再抽汽供熱優于熱在抽汽供熱。
(2)采用熱再抽汽經濟性比采用冷再供熱經濟性差,損失在5%左右。熱再供熱減溫水采用給水泵出口比采用高加出口經濟,但經濟性太小可以忽略。
(3)中排采用調整抽汽經濟性比采用非調整抽汽經濟差,中排采用調整抽汽增加的損失相當于22.5噸/小時的中排非調整抽汽量的節約量,如果采用中排調整抽汽替代冷再抽汽只有當替代抽汽量大于72.5噸/小時時在經濟上才是有收益的。
[關鍵詞]幼教機構;類型;戶籍人口;外來人口
[中圖分類號]G61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604(2010)03-0028-04
本研究通過調查幼兒個體即教育對象來考察北京市幼兒教育發展現狀。筆者于2006年3月采用回溯法對小學一年級學生的家長就孩子入學前接受過的學前教育狀況進行問卷調查,從中分析北京市實際存在的幼教機構類型及其分布情況。
調查覆蓋了北京市的老城區如西城、宣武區,新城區(城鄉交界地區)如海淀、朝陽區,遠郊區縣如房山、昌平、門頭溝和延慶等共8個區縣的所有小學。按各區縣小學一年級學生的總人數分發問卷。總計發出問卷32500份,回收問卷28002份,回收率為86.16%。其中有效問卷26348份,占94.1%。
一、小學一年級學生5歲時在北京的情況
鑒于課題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北京市幼教機構類型及其分布的情況,本調查主要對小學一年級學生5歲時在北京的情況進行分析。調查顯示。孩子5歲時不在北京的有1725位,占6.55%,在北京的占93.45%。其中外來流動兒童占22.58%,外來流動兒童所占比率最高的是朝陽區,達40.7%。接受調查的外來人口中。有92.04%辦理了暫住證。
通過對戶籍人口與外來流動兒童數量的對比可以看出,北京市人口分布呈現城區人口向外擴散、近郊區人口比重持續上升趨勢。原因是外地來京人員的大量涌入和城區人口的遷入。人口結構的變化對北京市幼兒教育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從幼兒進入的幼教機構情況看北京市幼教機構的類型及其分布
我們將5歲時在北京生活的小學一年級學生統稱為北京市幼兒,無論其是否為戶籍人口。
當問及“孩子5歲時是否在幼兒園或學前班接受過教育”時。有98.63%的家長回答“是”。這反映了能夠在北京上小學的外來流動兒童基本上有條件接受學前教育,但并不代表隨父母進京的大多數外來流動兒童能夠在北京接受學前教育。
北京市8區縣小學一年級學生(外來人口與戶籍人口)5歲時在北京接受學前教育具體情況見表1。
為了解幼兒就讀幼教機構的類型。我們從所調查的各區縣中隨機抽取20所左右的幼教機構。分別統計外來流動兒童和北京市戶籍兒童進入各類幼教機構的情況,詳見圖1。
圖1顯示,目前北京市幼教機構主要有教辦園、街鄉集體辦園、民辦園、企事業部門辦園和附設在小學的學前班等幾種類型。除了這些正規教育機構外。北京還存在一些非正規幼教機構。調查表明,北京市戶籍兒童進入教辦園的比率較高,進入街鄉集體辦園及民辦園的數量較少(遠郊區縣更少,如門頭溝區為0),這種情況可能與這兩類幼教機構的絕對數量較少或是收托規模較小有關。另外,延慶區戶籍兒童進入街鄉集體辦園和企事業部門辦幼兒園的為0,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各區縣的園所類型有所不同。
在所抽查的無論是北京市戶籍兒童還是外來流動兒童進入的幼教機構中,學前班和非正規幼教機構所占比率平均要達到18%~26%,這表明北京市各區縣的學前班和非正規幼教機構都占有較大比重。從總體上看,北京市4個遠郊區縣無論是戶籍兒童還是外來流動兒童進入學前班的比率均大于其他正規幼教機構。這種狀況同正規幼兒園在城鄉分布的不平衡直接相關。這也說明學前班在城市遠郊地區有客觀存在的必要性。
此外,在遠郊區縣和外來人口較多的新城區,外來流動兒童進入學前班和非正規幼教機構的比率相當大,如門頭溝和房山地區外來流動兒童上學前班的比率分別高達47.06%和40%,朝陽區外來流動兒童進入非正規幼教機構的比率也高達30%。讓孩子進入學前班和非正規幼教機構接受學前教育與外來流動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直接相關。外來流動家庭往往負擔不起正規幼教機構的教育費用,而且沒有多余的時間及精力去照顧孩子,而學前班和非正規幼教機構往往因為收費低廉、教育和服務形式靈活。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這部分家庭的需求。
三、北京市非正規幼教機構分布及其注冊情況
筆者采取抽樣方法對北京市各區縣幼教機構的注冊情況進行了調查,結果見表2。
從表2可見,非正規幼教機構普遍存在于北京市各區縣。筆者調查發現,非正規幼教機構多由民間力量興辦,它們的出現滿足了部分偏遠地區和低收入家庭對學前教育的需求。需要說明的是,北京市非正規幼教機構的數量和辦學情況目前并不為官方所完全掌握,這應該引起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的高度重視,并探索適宜的管理和扶持辦法。
在對問卷進行整理分析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在某區念小學的孩子,之前不一定在該區接受學前教育,這說明兒童在接受學前教育到小學教育期間有一定的流動性,或是存在人戶分離情況。這一現象具有一個突出特點。即城區之間的人口流動性較大,而郊區之間的人口流動性較小,有的甚至沒有流動,即絕大部分郊區孩子是在同一地區接受學前教育和小學教育的。這種情況與近年來北京市城市規劃和發展有直接關系。
四、北京市各區縣幼教機構收費及家長接受程度情況
通過家長問卷調查我們了解了北京市各區縣幼教機構每月的收費情況。總體而言。北京市4個遠郊區縣的幼教機構收費為100元/月及以下的所占比率較大,除延慶區之外,其他各區幼教機構收費絕大多數在100元~500元/月。北京市各區縣幼教機構收費情況詳見表3。
從各區幼兒園每月收費的平均值及最高金額來看,城區幼兒園的收費是遠郊區縣的數倍。這從側面反映出北京市城鄉經濟發展很不平衡。
筆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各區縣幼教機構收取贊助費的情況比較普遍,平均比率為31%,其中西城、海淀、宣武、朝陽4個城區有些幼教機構收取贊助費的比率高達64%。在各遠郊區縣。外來流動兒童交納贊助費的比率要高于戶籍兒童,而在城區這一情況剛好相反。
贊助費數額也因各區縣的具體情況而不同,最低每年1000元,高的1萬元以上。平均為2589.63元。如,海淀區有相當一部分幼兒園每年向家長收取高達1萬元的贊助費。
筆者還就家長對幼教機構收費的接受程度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對收費“完全可以接受”的外來人口占17.2%,戶籍人口占24.9%;感到“難以承受”的外來人口比率為11.4%,戶籍人口為6.4%。
五、北京市各區縣幼教機構與孩子家庭住址的距離
調查發現,在幼教機構與住家遠近的問題上,有67.50%的家長認為應選擇離家最近的幼兒園就
讀。按戶籍調查,北京戶籍兒童在離家最近幼兒園就讀的占67.1%。外來流動兒童占87.1%。外來家庭由于經濟條件和精力有限。極少選擇質量好但離家稍遠的幼教機構。
六、討論與思考
1.關于社會真實需求與適宜的事業發展規劃的問題
前文已提到,北京市外來流動家庭及兒童的數量遠遠超過相關職能部門的統計結果,數據失真可能導致制訂政策背離現實需要。比如,政府職能部門在統計各類數據時往往著眼于戶籍人口,沒有充分考慮外來流動家庭及其兒童的情況,對于真實的幼教市場需求把握不準。這可能直接影響到政府對幼教事業發展規模的判斷、布局的規劃和發展策略的選擇。
2.關于多元化辦園及相應的管理辦法
調查表明,當前,北京市還存在著大量學前班和非正規幼教機構。4個遠郊區縣無論是戶籍兒童還是外來兒童進入學前班、非正規幼教機構的比率均大于其他正規幼教機構,這種狀況同正規幼教機構在城鄉分布的不均衡直接相關,同時也表明學前班及非正規幼教機構都有存在的客觀需要。
事實上。這兩類幼教機構承擔了遠郊縣區、農村等地區相當程度上的幼兒教育和服務功能,滿足了社會不同群體對教育和服務的不同需求。
基于北京市正規幼教機構與非正規幼教機構并存發展的事實,相關職能部門不宜想當然地劃定統一標準,采用行政手段簡單化地限制或取締學前班或非正規幼教機構,相反,應該充分開展調研,準確掌握非正規幼教機構的辦學狀況,以人為本,因勢利導,探索切實可行的管理和扶持辦法。例如,可以通過加強社區的管理職能規范辦學行為等。幼兒教育由政府完全包辦尚不現實,因此。相關人員和職能部門需要改變觀念,與時俱進,改革創新,鼓勵和支持多元化辦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