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8 09:43:29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智慧教育時代，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智慧教育是信息化與教育融合發展的高級階段，旨在綜合應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提升現有教育系統的智慧化水平，實現信息技術與教育主流業務的深度融合（包括不限于智慧教學、智慧管理、智慧評價、智慧科研和智慧服務），緩解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促進教育模式的創新，營造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氛圍，培養現代的智慧型人才。
智慧教育代表了未來教育的發展與改革方向，已成為當今世界上多個國家和地區未來教育發展的重大戰略。劉延東副總理在國際教育信息化大會上致辭，要求各地教育主管部門更加重視教育信息化在突破時空限制、促進教育公平方面作用和地位，加強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深度融合，促進優質數字教育資源開發和共建共享。
二、“智慧教育”的建設目標
智慧教育的最終目標，不外乎是使教育的效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實現老師教、學生學的效率最大化。具體來說可以理解為促進信息技術與學科內容、學生學習、學校管理和教學能力的融合，即做到“四融合”：
教學內容融合：通過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改變傳統單一的以文本表示知識的形式，結合各個學科的特點，借鑒當前比較流行的翻轉式課堂、微課程、MOOC等在線學習模式，建設一套與學科內容緊密融合的教學課件和案例。
學生學習融合：學生利用信息技術手段，改變傳統的“教師為主體，學生為客體”的被動接受的學習方式，實現教學資源配置、教學過程優化和學習效果評價等以學生為中心，真正實現學生的個性化、自主化、協作式的學習。
教學能力融合：教師通過調用全市、全國的優質教育資源，利用最新教育技術服務于教學活動的全過程，提高教師運用信息技術的理念、能力和水平，推進大數據采集和分析運用，推動教師備課、教學、輔導、評價和管理方式的變革。
學校管理融合：建設和完善市、區、校三級教育教學信息管理平臺，對學校辦學、教師教學、學生學習進行統籌管理，以提高學校的管理水平和運作效率，實現信息技術與學校管理的融合，為學生培養、學校管理提供全面支撐，實現教育教學管理現代化。
三、“智慧教育”的建設內容
（一）教育云平臺
云計算是一種新型的計算模式，它把信息資源（服務器、存儲器、寬帶）、數據、應用作為服務通過網絡提供給用戶，把大量的計算資源組成資源池，為用戶動態創建高度虛擬化的資源。一些學校的信息化建設過程中，正籌劃建設獨立的信息中心、建設教育信息資源和開發各類應用等，以中等規模城市為例，一個城市中小學近100所，按照每個學校投資20萬元（按照最低限度）建設信息中心計算，累計投資將超過2000萬元。然而，中小學信息化基礎設施、數據資源以及應用軟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雖有個別差異，但利用共享平臺可以方便進行應用的個性化定義，以滿足各校需要。可見，建立教育云平臺具有積極的經濟效益和社會需求。
（二）智能課堂平臺
智能課堂平臺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傳統教學課堂的智能化和網上虛擬課堂（或稱網上學習社區）。對傳統教學課堂和以電子白板為工具的教學課堂進行全面改造，實現現有課堂與信息化技術的緊密融合，充分利用網絡信息資源，在教學內容、展示方式、互動方式進行全面改革，實現以學生為主體、個性化教學的新的教學模式。
（三）電子書包
電子書包，以電子課本為核心，集成自助式學習管理、自助考試管理、師生互動管理、學生定位管理、緊急求助管理、學生家長互動管理等多項功能，是改變學生目前帶課本上學、盲目購買參考書、抄寫課堂作業、完成家庭作業等方式的重要設備。該平臺以教育云為基礎，以智能終端（計算機、移動終端等）為學習手段，讓學生充分利用網絡、計算機和教育資源進行課后學習、作業等工作。
（四）教師智能工作平臺
整合白板系統、學校管理系統、電子書包、虛擬課堂等，為教師提供一個集成教學、管理、自我提高的平臺。該平臺是一個智能備課、學習、工作平臺，構成中小學教師的智能環境，能同學校數字校園系統、白板系統、教學資源庫進行無縫連接，制作課件，調用全市、區、學校的課件、案例等相關資料，也可以調用學校對教學情況的評價，調用所在班級學生學習情況，為教師有針對性的備課提供支撐。也可進行試卷評閱、與學生、領導、家長互動。
（五）網上學習社區（個人終生學習平臺）
建立網上學習社區，讓學生之間、學生與教師之間、社會個人之間按需組成學習社區，而網絡學習社區管理者提供廣泛的學習資料、課件、參考文獻供社區共享（分有償和無償兩類），社區管理者與教育管理部門對網絡學習社區實施共同監督和管理。
網上學習社區集成智能課堂平臺、學生智能學習平臺、教師智能工作平臺，增加個人終生學習管理相關功能， 加入學習網上社區申請、建立個人終生學習檔案，定制學習計劃，接受終生學習管理系統的推送服務等功能。
（六）校園智能綜合管理平臺
在校園數字安全管理的基礎之上，增加學生軌跡跟蹤管理，學生一卡通管理，支持學生活動家長調看，教師工作業績數據挖掘，學生學習效果綜合評價、學生行為綜合評價等功能。并實現與智慧城市的相關系統互聯互通，如同人口數據管理系統、個人電子病歷管理、社會保障系統、就業管理系統等數據共享。
四、建設要點
（一）物聯網建設智能化教學
智慧教育環境的構建在智慧教育中尤為關鍵。即利用物聯網、云技術建立新的課堂環境，對傳統課堂和虛擬實驗進行拓展，如利用智能標簽識別需要學習的對象，可根據學生的學習行為記錄、調整學習內容。建立泛在學習環境，在空間上和交互環節上，通過實地考察和實踐，增強學生的體驗。如上地理課，可以利用空間信息平臺，進入相應的地理環境，讓學生們有身臨其境的感覺。
（二）三網融合全面整合教育資源
三網融合進入校園，整合校園內現有的教育信息資源，開拓新的用途是智慧教育第二個關鍵。充分利用已有的網絡資源，在原有的視頻網基礎上采用數字技術改造，使其適應于IP網絡。通過改造電視網絡或終端，與電信網、互聯網重新組成一個新的系統。新網絡可以承載更多的業務、實現更多的功能，充分利用電視、廣播、網上資源，通過各種方式得到最前沿的知識、技術，為學生、終身學習者提供多種便利的學習環境。
（三）無線網絡與3G/4G技術創造普適學習模式
利用市政府即將建設完成的覆蓋全城無線網，建立普適學習環境。普適學習環境是指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設備提供給學習者持續而合適的學習資訊。普適學習的主要特征是永久性，易于獲取，即時性，交互性，教學活動真實性，適應性，協作性。普適學習環境是多維度的，能提供視、聽、讀，以及緊密結合，讓學習者對知識有全面深刻的理解，超脫傳統的學習情境，給予更廣闊深遠的思考，在知識的廣闊性、系統性、及時獲得性等方面提供全面支撐，從而培養學習者的創新能力。無線網絡與3G/4G技術實現校園的全覆蓋，實現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學習、討論、研究，一種新的學校模式、新的課堂模式，新的師生關系將呈現在各個校園。
（四）教育云構建新的辦學模式
關鍵詞：智慧教育；服務體系；監管體系；教育信息化
中圖分類號：G2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8454（2017）01-0017-03
一、引言
智慧教育是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一場深刻革命。信息技術突破了學習圍墻，擴展了學習手段與范圍，使師生擁有了獲取信息的平等地位，構建師生積極互動的教育新模式。本溪市教育信息化管理中心在國家教育信息化改革試點市探索及三通兩平臺建設時期進行了持續的數據中心現代化建設及改造，不斷吸取各方面的科技成果，融合各種信息化理念，避免簡單的設備堆砌，避免過度投資浪費，攜手聯通、電信、移動等各大國內廠商與集成商，共同探索打造適合本市實際的現代化教育信息中心數據支撐構架。
二、圍繞兩大職能體系，建設數據支撐構架
依照教育部的工作脈絡，明確我市教育信息化管理中心的兩大職能體系：教育服務體系、監管體系。
圍繞兩大服務體系進行信息化管理中心的設計，以現代化的、科學的、發展的眼光進行數據中心支撐結構的建設和改造。在設計初始就進行了整體的信息化建設規劃，同時吸收、參考了國內知名安全廠商整體的安全建設框架，將信息化安全、網絡安全、數據安全加以整體的充分考慮，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資金及場地，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力爭對建設信息化中心的建設進行全方位的、全生命周期的智慧教育框架下的綜合設計。
1.服務體系構建，以三通兩平臺為基礎
設計要求就是要構建開放、協同、高性能、互聯、彈性可擴展的IT軟件環境，通過統一的數據資源平臺，將教育管理公共服務平臺、教與學服務平臺、教育數據分析平臺、數字化校園平臺各類數據、服務進行融合、實現統一的集中管理與掌控。同時利用先進的存儲及虛擬化環境進行數據支撐服務、安全支撐服務、業務支撐服務、教學指導、教育門戶網站服務，開發及建立教育教學資源、促進教師間的交流合作。服務體系的基礎建設歸結到改革試點市工作中的三通兩平臺的建設及實施。首先完成國家教育信息化試點市建設工作，成為全省唯一實現“三通工程”100%全覆蓋的城市，實現了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教育教學的新常態。
2.服務體系構建探索
（1）虛擬化的探索：在2010年我們率先采用了VMWARE的虛擬化方案，利用3臺高性能的定制服務器配合7TB容量（后期擴容為20TB）的存儲邁進了云計算的行列，利用虛擬化的便利及效率，成功探索構建上百個教育服務平臺。其中代表性的有虛擬主機、資源中心、BBS、聊天時空、MAIL系統、教育局辦公系統、文件上傳、視頻會議、智能題庫、電子圖書、網上作業本、學校管理系統、分班系統、電子備課、仿真實驗室、校園電視網、中考查詢、網上報考等數十個永久及臨時平臺。這些平臺有力的支撐了服務體系。
（2）集成化的探索：每一種技術都不是萬能的，在虛擬化的運用過程中，我們在不斷的融合更加先進的理念的同時，有效的使用老技術，讓老設備發揮更高的效率。至今我們仍舊保留有2000年生產的服務器，由于保養到位，依然能夠有效運轉。同時我們也引進了IBM存儲，刀片服務器，用先進的集成設備保障承載“三通兩平臺”任務的平臺建設，即教育資源整合共享的云服務體系。
3.服務體系智慧“云”時代探索
由于設備先進，理念先進，部署得當，優教通平臺最大限度地整合了我們以前多種平臺，突破了“兩平臺”的限制，達到了“云”平臺的一些功能，并積極地向大數據的方向過渡。云數據平臺的建設，有效避免了區域資源平臺的重復建設和信息孤島現象，通過教育信息化管理中心的統一用戶中心實現教育資源、應用、服務的匯聚融合，面向我市教育的社會個人和機構提供實名制的網絡空間，為教育管理者、教師、學生在網絡上從事教學、管理活動提供一個集成的、可定制、可擴展的個性化空間。以題庫管理為支撐，支持多學科、多題型、多平臺導入，再編輯，同時覆蓋教師及學生，支持在線學習、自主學習、網絡培訓等，形成突破時間、空間限制的教育培訓模式，提高整體的教育培訓服務。進一步促進教師與學生、家長之間的全面互動。
至今我們的優教通平臺的后臺管理具有：包括班級創建、學生與教師注冊、教學資源目錄建立及資源統計、教材版本設定等；前臺使用包括：教師備課、開展集體備課、校本教研、區域教研、網上作業、家校互動、資源上傳等內容。
隨著信息化的推動使服務平臺與教育教學結合更加緊密，我們制定了量化的信息化評估標準，使各級的信息化建設有跡可循，并在區域進行落實，實地檢查打分，年度信息化工作會議上公布成績，獎優罰劣。
4.確立服務體系軟硬件建設的整體規劃目標及原則
以“環境建設領先均衡，教育資源高度共享，服務平臺先進高效，師生能力顯著提升，區域綜合水平一流”為目標，完善信息化管理中心的中心機房的基礎設施建設，統籌規劃，分布合理，開放性良好。
——寧波市職業技術教育中心學校信息化教育改革訪談
文/本刊記者 魯玉婷
一只手機、一臺電腦就能玩轉校園？寧波市職業技術教育中心學校的答案是肯定的。
隨著時代信息化潮流，高科技設備漸漸走進師生的學習生活。在寧波市職業技術教育中心學校，師生置身于全網絡覆蓋的校園，上課不再局限于單調的黑板，閱讀不再受限于紙質書，應聘信息無需層層傳遞……一場數字化教育改革，讓學校變成更為智能、人性的智慧化校園。
智慧課堂，多屏互動靈活教學
“今天，我們講白居易的《琵琶行》。先請同學們來談談這三首音樂分別對應《琵琶行》里的哪三段內容？”走進寧波市職業技術教育中心學校的智慧教室，記者親臨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公開課。課堂上，教師的平板電腦、學生的交互式電子白板以及講臺上方的雙屏投影各顯其能。學生手中的電子白板能實現資源共享、當堂在線互評、在線考試，多屏互動的課堂極大地豐富了教學內容。這堂公開課通過智慧教室的錄播功能，可以把整堂課記錄下來，也能將課堂現場直播到該校任意一間教室。
智慧課堂是該校智慧校園建設的重點，除了資源共享、在線互評等功能外，還將學校課堂與企業車間融為一體。學生能在課堂上通過電子屏幕與企業工程師遠程互動對話，請教專業難題。工程師只要在企業車間裝上一個攝像頭，就能把現場操作視頻傳到課堂上，讓學生有身臨其境之感。
智慧課堂除了實現數字化設備的更新換代，還需要與之相匹配的師資力量。張國方校長道：“我們一向主張培訓先行。在建設智慧課堂前，教師都要經過系統的學習與考核，每位參與培訓的教師必須做出符合要求的課件才算過關。”兩年來，該校的教師培訓都圍繞著數字化建設——計算機高級工培訓、交互式電子白板培訓、“微課”制作培訓……一系列培訓提升了教師在數字化環境下的教學設計能力。
在寧波市職業技術教育中心學校，大部分教師的辦公電腦沒有主機，只有一臺顯示屏，教師的相關資料均放在“桌面云系統”里。每位教師都有一個賬號，無論在哪里，只要用計算機登錄自己的“桌面云系統”賬號，就能與學校內網建立安全鏈接，實現遠程備課與辦公。在校長對數字化教學“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理念的引領下，每位教師都放開手腳大膽實踐，讓智慧課堂發揮出最大的教學效果。
陳凌燕是數媒班的學生，現已走上了實習崗位。陳凌燕說：“學校先進的數字化設備和超前的智慧化教學，為我實習上崗打下了基礎。其他學校的同屆畢業生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企業的先進設備，而我在校時就已經基本熟悉了企業的大多數設備，學習與實踐實現了無縫對接。”
創新結碩果，在2014年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上，該校學生還獲得了三塊金牌、兩塊銀牌的好成績。
便捷服務，遠程遙控智慧生活
寧波市職業技術教育中心學校的智慧校園體現了三大智慧：一是“物”要智慧，二是“管理”要智慧，三是“教學”要智慧。其中“物”要智慧體現在便捷服務上，比如該校會議室實行物聯網管理，會議室的窗簾、空調等都能遠程遙控。“按‘會議模式’鍵，會議室的窗簾、電燈、空調等都能遙控開關，即使人在外地，也能通過手機遠程遙控。”副校長傅衛東說。在學生宿舍，智慧服務亦無所不在：宿舍智能控制系統可以自動開關空調，當學生下課后回到宿舍，如果室內溫度超過28℃或者低于5℃，空調就會自動開啟，人離開宿舍，則自動關閉。
在校園里，學生每天都會用到一卡通，該校改良升級的一卡通——“智慧校園卡”給學生帶來了不少便利。該校是寧波市“智慧校園卡”的試點單位，如果試點成功將在全市推廣。“智慧校園卡”除擁有電子錢包、圖書借閱等常規功能外，還體現了以下幾個特點：一是遠程感應，學生攜帶“智慧校園卡”進出校門，無需刷卡，系統能自動感應；二是走班考勤功能，學生上課的課堂不固定，流動性較大，學生攜帶該卡進入指定教室后，系統能自動顯示多少學生已經到達教室，哪些學生遲到、曠課，并能準確定位學生，將名單自動發送到班主任的手機上；三是與寧波市公共自行車、公交車、地鐵服務相聯，集寧波市民卡功能于一體，實現校內校外服務一體化。“智慧校園卡”的推行為學校管理提供了便捷服務，亦提升了師生的生活品質。今年5月22日，該校的“智慧校園卡”在第二屆全國中小學教學信息化應用展覽中展出，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劉希平等領導參觀了該校的智慧校園展位，并詳細了解了“智慧校園卡”建設情況。
在該校立體式圖書館，不僅能借閱紙質書，還可以通過手機掃描移動圖書館里報刊、書籍的二維碼，將電子書下載到手機里。傅衛東說：“現在很多學生及年輕教師都喜歡拿手機看書，不受時間、地點限制，還省去了借閱的麻煩。”移動圖書館是一臺立式顯示屏，內含雜志、書籍和報紙，內容豐富且實時更新，為師生閱讀提供了極大方便。在圖書館一側的閱覽室里，每張桌子上都放有一臺iPad，學生可以拿著iPad在圖書館任何地方看書、游戲。館長孫薇薇說：“學生剛進校時，總喜歡來圖書館上網、游戲。隨著來館次數增多，那些喜歡玩游戲的學生看到周邊同學都在看書，也慢慢放下游戲開始看書了。我們圖書館溫馨、舒適，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學生的興趣愛好。”
搭建平臺，互通共享智慧管理
數字化校園只是對校內各類數據進行收集，提供一個數據集成平臺，而智慧化校園則對數據進行綜合分析，提供更為人性化的管理。傅衛東說：“智慧校園綜合管理平臺是智慧化校園建設的集大成者。以往學校每個處室都有自己的數據平臺，但互不相融，各部門的業務系統僅從滿足本部門需求出發，客觀上形成了一個個‘信息孤島’，系統中存在大量重復數據、垃圾數據。智慧校園建設初期，考慮到外面買來的成品軟件與學校實際不相符，無法真正契合我們的需求，因此，學校招標了一家軟件設計公司。”往年，學校教師都是以各自工作為需求進行行政課題研究，而2013年年底，學校統一以“如何用信息化手段更好地完善工作”作為年度行政課題。以課題為契機推動改革，學校教務處、政教處、招生就業處、團委等各個處室均作了詳細的課題報告。收集到學校各處室的數字化需求后，學校利用軟件公司的技術力量，量身定制開發了“智慧校園綜合管理平臺”。
“任何高科技的產品只有符合實際需求才會有永恒的生命力，信息化是一種輔助手段，它可以優化我們的工作模式。”傅衛東道。在智慧校園綜合管理平臺上，教師、學生、家長、企業等各方均能實現信息互通共享，提升了學校有效管理的含金量。
首先，智慧校園綜合管理平臺減少了教師的工作量。以往每到期中、期末，班主任及教務處都要忙著匯總分數、計算平均分、統計各分數段人數等等，放假前還要將成績報告單一張張填好，稍有大意，就會出錯。智慧校園綜合管理平臺則可以將任課教師輸入的每次考試成績進行系統智能分析，將各科成績匯總后自動生成統計表格，傳送給班主任、教務處等。此外，系統還會對每門學科、每個班級和每位學生的成績定期進行動態分析，促進教學評價方式改革。“有了這套軟件，老師不再需要一遍遍地統計分數，可以將更多時間用于教學研究；同時系統自動生成的數據準確性更高，畢業生學籍卡上的成績也由該系統自動生成。”傅衛東道。
其次，智慧校園綜合管理平臺增強了家校互聯。在該平臺，除老師有賬號可以登錄外，學生、家長也有賬號。學生登錄賬號能看到自己的課表、學習成績，可以實現網上選課，家長登錄賬號可以看到自己孩子在學校的表現，除成績外，還有在學校參加的各類活動等。
關鍵詞：后物欲時代；社會價值觀；道德教育
后物欲時代這一概念由社會學家鄭也夫先生首次提出，即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長期物質匱乏的難題已破解，當物質生活得到極大豐裕后，人們開始覺得空虛無聊。暴力、、沉迷于網絡等問題在社會中的泛濫，凸顯后物欲時代社會價值觀問題的嚴峻性。在我國，隨著國家經濟實力增強，人們生活顯著改善，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溫飽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曾適用于一切人的生活意義已不復存在了，每個人必須重新為自己尋找生命的意義和社會的價值。精神的空虛無聊已經壓倒社會物質匱乏，人們對于精神方面的需求大大超越了對物質欲望的需求。進入后物欲時代，面對社會生產力飛速發展帶來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輕”，當代大學生如何去尋求生活的意義和生存的價值，如何建構高校社會價值觀？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理應擔當起時代的責任重托。
一、文獻綜述
通過文獻綜述，高校教育者有關社會價值觀研究大都把社會價值觀既已存在作為理論預設。在此理論預設基礎上，提出一些富有建設性的理念。例如陳立中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高校道德教育體系；薄愛敬等人思考了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還有從社會價值觀變遷的角度，康來云從社會文化的角度思考社會價值觀的變遷，房正提出了高校社會價值觀教育的方法和工作思路；崔振成認為價值觀的教育直面現代社會與現代人的危機，呼吁構建良善適切的現代價值系統。這樣的研究兼具時政性、引領性和概括性，缺乏專門針對后物欲時代的空虛和無聊進行的教育研究。本文在吸收、借鑒上述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對后物欲時代高校的社會價值觀提出一些設想。
二、后物欲時代高校社會價值觀的建構
1.注重道德傳承，遵守道德規范
道德是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社會認可、集體評價以及實現個人與社會自律完善的一種精神力量。中華傳統美德內涵豐富，博大精深，當代大學生應當自覺學習和弘揚我國傳統美德，努力成為中華美德的學習者、傳播者和踐行者。沉迷于網絡游戲、逃學、校園暴力與社會廣泛存在的無聊空虛有很大的聯系。中華民族崇尚精神的優良傳統表現在對傳統道德的教化上，將“立德”立于“三不朽”之首，非常重視人的道德品質的養成。古人圣賢提出了諸多修身之道：“內省”“慎獨”“重行”等。高校社會價值觀的教育一定要汲取中國傳統美德精華。
2.呵護心理健康，共筑精神家園后物欲時代
當代大學生的物質生活條件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正因為如此，現代大學生吃普遍缺乏對困難生活的體驗，心理承受力弱，行為極易走向極端，在無聊空虛時為了尋找刺激，不考慮自己的行為是否失范，是否會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危，而往往會放縱自己。2015年3月20日，杭州某高中一學生胡某某手持刀械砍傷學校多名同學，而后跑出教學樓時，不慎墜樓。據新聞報道，該事件發生之前，胡某某在校期間幾乎沒有明顯的心理異常或者行為異常。近年來，校園暴力傷害事件多發，集中反映了大學生心理問題的嚴峻性，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不容忽視。心理學家皮亞杰從認識論的角度提出認知理論，“游戲是公民從認識興趣過渡到感情興趣的一個媒介”。游戲滿足了人們對新奇刺激的需求，又具有發展認知的功能。興趣是中樞神經系統的機能狀態，外部刺激會影響興趣程度。當興趣程度過高，個體就會回避刺激；當個體刺激不夠，個體就會尋求刺激來強化中樞神經系統的機能狀態，游戲就是強有力的媒介。我們談論游戲，大家會聯想起“喪志”，后物欲時代我們要重新定位游戲，不僅滿足新奇刺激的需求，還有人際交往、尊重、自我實現等需求。建立健全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平臺，呵護高校學生的心理健康，重新定位游戲對學生成長的影響。
3.著力內涵發展，錘煉高尚品格
為遠離貧困而奔波，乃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而溫飽難題已經解決，人們的生活失去目標迷失方向，乃生命不能承受之輕。而社會中最初的一小部分人率先突破溫飽難題的是我們歷史上的貴族們，他們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好好地學習和反思。古代大教育家孔子的教育目標是——詩書禮樂，為社會培養有內涵、品格高尚的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即詩書禮樂對高校社會價值觀教育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傳統教育的核心就是不斷加強自身道德修養，成為一位品德高尚的人。教育面對富足的挑戰對策是：尋找生活的意義，讓藝術化的生活來應對物質富足帶來的空虛無聊。現代教育是以專業為基礎，專注于讓學生掌握獲取物質生產資料的能力，忽視引導學生學會藝術化的生活的能力。在物質豐裕的社會，藝術化的生活可以馴化物欲，錘煉高尚品格。教育面對富足的挑戰對策是：尋找生活的意義，讓藝術化的生活來應對物質富足帶來的空虛無聊。現代職業教育是以學生專業為基礎，以現代職場需求為導向，培養學生的職業核心能力，專注于讓學生掌握獲取物質生產資料的能力，忽視引導學生學會藝術化的生活的能力。在物質豐裕的社會，藝術化的生活可以馴化物欲，錘煉高尚品格，提升生命的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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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后現代知識觀；社會工作教育；啟示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01-0010-02
20世紀以來，隨著知識經濟社會的崛起和世界圖景的一系列變化，建立在近代機器工業基礎上的現代知識觀日益凸現其局限性，在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人們對現代知識觀予以批判和反思，促成了知識觀由現代向后現代的嬗變。
一、現代知識觀向后現代知識觀的嬗變
所謂知識觀，一般指的是人們所形成的有關知識的觀念，是人們對知識的性質、價值和規范等的根本看法。雖然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條件下人們關于“什么是知識”這一古老的問題形成了不同回答。直到20世紀60年代，人們比較公認的關于知識本質的認識仍是古希臘的先哲柏拉圖首先提出的，即知識是經過確證的真實的信念。這種知識觀視知識為對客觀事物的真實表征，具有不依賴主體的絕對的客觀性和真理性，即知識是客觀的、唯一的、絕對的、普遍的。而后現代知識觀則基于反思現代知識觀的立場，崇尚多元和差異，提出知識具有不確定性、地方性、生成性、境域性和多樣性等特征。
1.知識具有價值性、多樣性。針對現代知識觀把知識視為客觀的、價值中立的，后現代主義者羅蒂強調認識的相對性、多元性，在《哲學與自然之鏡》一書中，他指出世界上并不存在對實在絕對準確的映現，所謂永恒的知識和真理只是人的真理，它總是與人的看法、愿望、行為習慣、生活方式等緊密相連。這樣，羅蒂從他的后現代相對、多元的視角瓦解了知識的客觀性、絕對性。福柯從知識考古學的視角否定了知識的真實性和客觀性，指出“真實性”是特定社會實踐的結果，“真理”很大程度上是人為制造出來的。
2.知識具有不確定性。針對現代知識觀以自然科學為榜樣，認為知識是對現實的正確反映，把知識理解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因而是確定的、永恒的。后現代知識觀則根據自然科學領域中的相對論、測不準定理，指出知識與現實之間不是一種映射關系，而僅僅是一種解釋，由于解釋版本的不同，會出現不同版本的知識，消解了知識的確定性。
3.知識具有生成性。建構主義認為知識并不外在于行動主體，當我們說知識時所指的總是具體的某個人或某些人的知識；而這種個人知識是主體在原有經驗基礎上建構出來的。利奧塔通過對后現代知識狀況的考察，在把知識區分為敘事知識和科學知識的基礎上，指出“隨著社會進入被稱為后工業的年代及文化進入被稱為后現代的年代。知識改變了地位”。這種改變主要體現在隨著科技變化，知識的兩個主要功能――“研究與傳遞”也發生了變化，知識的性質也隨之而變，知識包括科學知識在本質上是一種語言游戲，其所遵循的規則是約定俗成的，尤其在后現代狀況下，“當前的知識與科學所追求的已不再是共識，精確地說是追求‘不穩定性’。而所謂的不穩定性，正是悖誤或矛盾論的實際應用和施行的結果”。
4.知識具有境域性。知識是特定情境與范圍內的知識，它存在于具體的、情境性的、可以感知的活動中，是具體文化中產生的知識，它的性質受其所在的文化傳統和文化模式的制約，具有地方性。“任何知識的定義也不是由其本身的陳述來表達得而更是由其所在的整個系統來表達的，不存在脫離特定的境域的知識、認知主體和認知行為。知識的境域性是建立在對現代知識的‘普遍性’之上的。知識的境域性的建構使得‘本土知識’或‘地方性知識’獲得新生。”
二、當前社會工作教育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
自20世紀20年代我國專業社會工作教育誕生以來，截至2013年，中國大陸已有289所高校開設了社會工作專業，培養了一批具有專業社會工作精神并掌握社會工作理論和方法的社會工作者。從當前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現狀上看，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缺乏本土化的理論和方法。社會工作作為一個“舶來品”，是隨著西方社會工業化和城市化高度的發展，為解決西方社會問題而產生的一門應用性很強的社會科學，其所形成的理論與西方國家國情密切相關。中國在社會制度、經濟、文化等方面，都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異，當它移植到中國的時候，必然會面臨本土化的問題。受限于我國社會工作起步較晚、缺乏經驗的現實，社會工作教育的課程設置和內容方面，仍具有較強的搬用西方社會工作理論和方法的特點。
2.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目標定位與現實有一定脫節。社會工作專業的教育目標是培養解決本土社會實際問題的人才，它要求在掌握扎實的專業理論知識的同時，更具備回應社會所出現問題的實踐能力。但受限于職業化進程的緩慢發展，出現了專業擴張與就業困難并導致學生缺乏興趣與信心的態勢，如何在得到政府的支持下，實現服務領域的開放，推進職業化的進程，是社會工作教育實現良性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3.在教學過程中缺乏對學生懷疑意識、批判意識和探究意識的培養。在授課方式上強調統一性，忽視了學生的差異性。過于注重教學內容的預設性和穩定性，實際授課過程中常把教學內容等同于教材內容。這種對知識確定性的追求，使得教師淪為傳授知識的工具，學生的批判創造能力受到壓抑，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體地位虛有其表，不利于學生批判意識和創新能力的培養。
4.課程與教學評價有待改進。強化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實踐能力的培養是社會工作專業本土化的本質要求，也是檢驗社會工作教育成果的重要標桿，但內地高校普遍顯示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實習安排時間不足，加之缺乏長期穩定的專業實習機構等因素，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在人才實踐能力本土化培養上有缺失，導致紙筆測驗幾乎成為評價課程與教學成果的唯一形式。
三、后現代知識觀對社會工作教育的啟示
美國教育學家索爾蒂斯指出，“知識的概念與教育的概念是無法分離的，因而，我們關于知識和認識方面可能存在的許多問題的回答，對我們教育者如何思考與行動將有重大影響”。現代知識觀向后現代知識觀的嬗變沖擊著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滌蕩著從教育目標到教學過程，從教學組織到師生關系等的方方面面，其對社會工作教育的啟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從知識具有價值性出發，建立與中國內地的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社會工作的專業目標與專業教育目標。雖然中西方都認為社會工作知識的價值性在于通過專業方法，幫助有需要的個人、家庭、社會群體和社區，以達到預防、解決社會問題和恢復、發展社會功能的目標，但關涉何種問題可為社會問題及社會問題的具體內容和表現形式，則與其所在地域的歷史文化傳統、社會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狀況息息相關，因此在專業培養目標和教育目標上必須與中國內地的社會發展相適應，由此形成的知識也具有多樣性。
2.從知識具有地方性、境域性出發，社會工作教育的課程設置要開發本土課程，加強人文課程，開展社會工作價值教育。社會專業的工作者是一種體現社會良心、具有利他情懷的特殊專業。價值教育如何直接關系社會工作教育的成敗。在沒有基督教文化背景下，中國的社會工作價值教育可以整合中國的傳統文化，汲取儒家思想中關于“仁者”、“愛人”的思想，發揚中華民族敬老愛幼、扶困濟貧的傳統美德，以促進社會工作者對專業技能學習的熱情。
3.從知識具有不確定性、生成性出發，注重學生能力培養，構建新型的師生互動，共同探索知識及其意義的教學過程。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強調技術性、操作性和實務性，但由于社會的發展，社會工作也會隨著實踐的改變而改變，因此更為重要的是培育學生思考與理解行動背后的政治、社會、文化背景的反思、批判能力，以啟發學生的人文精神。因此在授課過程中，要視學生為教學中的主體，注重學生的啟發性、參與性學習，在師生互為主體的探究式學習過程中，培養具有反思性的社會工作管理人才與實務人才。
4.從知識具有多樣性出發，采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育評價模式。改變傳統的僅僅通過紙筆測驗衡量學生優劣的簡單評價機制，注重對學生實務能力的培養，建立評價學生實務能力的機制。
后現代知識觀的轉型對于中國的社會工作教育的本土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和啟示，但無可否認，由于后現代知識觀陣營內部幫派林立，有時甚至觀點相左，因此如何甄別各派之間的觀點，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而改之，也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工作教育的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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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化解釋學；伽達默爾；實踐智慧；修辭學
黑格爾之后的19世紀西方哲學有一股重要的實踐哲學思潮，它肇始于費爾巴哈特別是馬克思將哲學轉向人的感性生活和社會實踐的方向，伽達默爾的教化解釋學或哲學解釋學實際上就是暗合了這個方向。我們知道，赫爾姆霍茨在其講演中認為，精神科學之所以區別于自然科學，就在于精神科學要求一種“得體感”（Taktgeufuhl），但是他并沒有進一步追問“得體感”產生的前提條件，密爾的實證主義歸納思想仍然是他遵循的典范。伽達默爾從人文主義的視域出發，認為得體感的前提條件是教化（Bildung），不僅如此，共同感、判斷力和趣味都可以看作是教化的積極成果和表現形式，實際上它們都是實踐智慧的體現，因此，教化就表現為一種實踐智慧。伽達默爾的教化解釋學與古代亞里士多德對實踐智慧的討論密切相關。在今天這樣一個科技主義無孔不入的時代中，伽達默爾對傳統實踐智慧的復興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何謂實踐智慧
要想弄清楚何為實踐智慧，我們必須首先從亞里士多德的學科或知識分類開始。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第6卷中將一切“科學”或“知識”（epistemc）分為三類：實踐的或實用的（prakticke）、創制的或制造的（poietike）、理論的或思辨的（theoretike）。所謂實踐知識或實踐哲學，亞里士多德指的是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它與人的活動相關，是以善為追求目的的。所謂創制的知識，指的是與技藝有關的實用性知識，包括詩人、戲劇家的藝術創作、建筑術、醫療術等等，亞里士多德所寫的《詩學》就應該歸為這一類知識。至于理論知識，亞里士多德又將其分為三類：自然哲學或物理學（physike）、數學（mathematike）、神學（theologike）。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第6卷中，亞里士多德認為靈魂通過肯定和否定來獲得真理的方式在數目上有五種：技藝（techne/art，又譯為“技術”）、知識（episteme/knowledge/scientific knowledge，即思辨的、理論的、純粹的或科學的知識，又譯為“科學”）、實踐智慧（phronesis/practical wisdom/prudence，又譯為“明智”）、智慧（sophia）、努斯（nous/intuition/intuitive reason/intelligence，即直觀理性、直覺，又譯為“理智”，“心靈”）。
人們向來認為，實踐智慧概念是《尼各馬可倫理學》第6卷討論的中心。那么什么是實踐智慧呢？亞里士多德是通過與前幾種知識形式的比較來得出實踐智慧的基本特征的。
第一，實踐智慧的對象是與人自身有關的具體活動，它是屬人的，因而它不是智慧。如前所述，智慧是最高類型的知識，但是它遠離了人的現實生活，已經接近神的層次了；實踐智慧則與人的現實生活息息相關，一般人都不會去考慮人力打所不能及的神的事情。“所以，人們說阿那克薩戈拉和泰勒斯以及像他們那樣的人有智慧，而不說他們有實踐智慧。”一個對自己身邊的事物不敏感、反應遲鈍或者不關注的人，很難說具有實踐智慧。因為一個具有實踐智慧的人總是能夠對自身周圍環境的變化反應敏銳，并且能夠很好地應對和適應環境。
第二，實踐智慧的知識是不能通過證明而獲得的，因而它不是理論的知識。“實踐智慧不同于科學，是因為實踐的題材包含著變化”。理論知識的對象是永恒的、必然的，實踐智慧的對象卻是生滅變化的；理論的知識是可以傳授、學習的，但在很多情況下，實踐智慧是不可教不可學的，因為實踐智慧這類知識總是從某個特殊的人出發，應對的總是此時此地的具體狀況。
第三，實踐智慧不能獲得關于始點的知識，因而不是努斯。實踐智慧（phronesis）的詞根phren與nous（努斯）不同，“在哲學上，nous引申為不牽動意志、目的的心靈活動，如積極理性、沉思；而同心、胸膜相關系的phren，則引申為牽動意念和追求的理性”。亞里士多德強調，關于始點或第一原理的知識只能通過努斯獲得，但是實踐智慧并不關心第一原理是如何獲得的，它更關注普遍原理的具體應用。
對具體實踐的過多強調可能造成一種假象，即以為實踐智慧不需要普遍知識的指導因而普遍知識不重要，為了糾正這一點，亞里士多德說這里需要兩種知識，即實踐智慧既需要普遍的知識，又需要具體的知識。換言之，實踐智慧是要溝通普遍與特殊、一與多，或者說它是通過具體的特殊事物來表現普遍或一。顯然，一個具有實踐智慧的人并不只是抽象地知道一個光禿禿的善的理念，而是能在現實生活中知道哪個事情是好的、哪個事情是壞的。確實，亞里士多德表明實踐哲學所涉及的這類題材只能有大致的、粗略的真。理由是：“在每一種事物中只尋求那種題材的本性所容有的確切性。只要求一個數學家提出一個大致的說法，與要求一位修辭學家做出嚴格的證明同樣地不合理。”顯然，我們不能以一種數學的精確性來要求實踐哲學，這是違背事情的本性的。正如伽達默爾為精神科學的自身合法性所作出的激烈爭辯那樣，誰以科學方法論的標準來要求精神科學，誰就毀滅精神科學。
第四，實踐智慧與實踐的活動相關，與制作的技藝活動相區別。實踐智慧與技藝處理的都是現實中具體的可變化的事物，但這兩者是不同的，因為：“實踐不是一種制作，制作也不是一種實踐。”亞里士多德認為，實踐的邏各斯品質與制作的邏各斯品質不同，它們也不相互包含。實踐與制作的始因是不同的：“制作的目的是外在于制作活動的，而實踐的目的就是活動本身，——做得好自身就是一個目的。”可見，在制作活動中，它的目的與要處理的對象是相互外在的。一個勇敢的人他的勇敢德性就表現在他的勇敢行為之中，因而他的目的是寓于行動之中的。所以實踐智慧的目的是內在于活動當中的，技藝的目的則是外在于活動本身的。實踐智慧的邏各斯是不能學習的，技藝的邏各斯是可以學習的。
第五，實踐智慧同個人自身公正的、高尚的、善的事物相關，它同道德德性是一損俱損、一有具有的關系。亞里士多德說：“擁有實踐智慧的人的特點就是善于考慮對于他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不過，這不是指在某個具體的方面善和有益，例如對他的健康或強壯有利，而是指對于一種好生活總體上有益。”所以一個具有實踐智慧的人總是善于從總體上考慮對自己是善的事情，他能夠分辨那些自身就是善、對人類而言是善的事物。“因此，不做個好人就不可能有實踐智慧。”實踐智慧要求行動者有一種向善的品性，這點也使得實踐智慧與技藝相區別，因為一個壞人也可能在某方面具有高超的技藝。亞里士多德認為道德德性如勇敢、節制、慷慨等是與實踐智慧的邏各斯一起發揮作用的。“離開了實踐智慧就沒有嚴格意義的善，離開了道德德性也不可能有實踐智慧”。此外，亞里士多德有時強調實踐智慧與目的的善有關，有時又強調它與達到目的的手段的正確考慮相關。總而言之，實踐智慧與個人主觀的思慮有關，一個人無意中做了好事（從結果上看）不算是真正的好事，只有當他出于主觀上善的思慮，并在實踐中獲得好的結果，這才是真正的好事。
第六，實踐智慧重在實踐或行動而不在認知。亞里士多德一再強調：“實踐智慧是與實踐相關的，而實踐就是要處理具體的事情。”一個擁有實踐智慧的人不是僅僅為了認識各種道德德性、辨別善惡，更重要的是要使自己成為一個好人。認識得好是一回事，在實踐中做得好又是另一回事。因此，亞里士多德在這里力圖避免蘇格拉底那種極端的觀點——德性即知識，無人有意作惡。德性不在于一個人認識得好（有知識），而在于他在實踐中做得好。“僅僅知道什么是健康和強壯不等于做有益健康和健壯的事情。因為懂得醫學和運動學并不使我們更能從事有益健康和強壯的活動。”所以，要想擁有實踐智慧，就必須在實踐或行動當中積累經驗，進行磨煉。亞里士多德指出：“青年人可以在幾何和數學上學習得很好，可以在這些科目上很聰明，但是我們在他們身上卻看不到實踐智慧。這原因就在于，實踐智慧是同具體的事情相關的，這需要經驗，而青年人缺少經驗。因為，經驗總是日積月累的。”值得注意的是，亞里士多德指出實踐智慧是一種對于具體事物的感覺，但不是感官的感覺，而是一種直覺或數學的直覺，他類比說這種感覺就“像我們在判斷出眼前的一個圖形是三角形時的那種感覺”。
二、復興古代的實踐智慧
我們知道實踐智慧概念在古代的倫理學、政治學等實踐哲學領域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是每一個人過一種城邦生活的重要指導原則，因為實踐智慧所凸顯的既不是神的屬性也不是植物動物的生物屬性，而是人的社會與政治品性，即實踐屬性。然而西方近代以來，方法和技術概念取代了實踐概念成為人類社會運作的唯一理想模式，從而導致了實踐智慧的失落，精神科學失去了它的合法根基。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形成、分野與爭論，表明整個西方近代思想實質上陷入了一場狂熱的科學方法論競賽。至于科學方法論這個表面上看起來光鮮無比但實質上抽象、空虛、暗淡的帷幕背后，那真實的、具體的、豐富多彩的生活世界的實踐領域卻被遮蔽、忽視、冷落了。在一個實踐哲學已經被人遺忘了的時代里，伽達默爾堅決要求重新恢復古代以實踐智慧為代表的實踐哲學傳統，尤其是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哲學。
（一）重新規定實踐與理論的關系
重新恢復古代的實踐哲學，這意味著在伽達默爾看來，實踐哲學是真理的重要源泉，它應該在當代社會生活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洪漢鼎先生說：“在當代詮釋學的發展中，‘實踐智慧，（phronesis）這一概念日益顯示出其不可忽略的巨大作用，以致我們今天甚而可以再度啟用‘實踐哲學’這一名稱來概括當代詮釋學的后期發展。”然而，實踐是否如近代以來所規定的那樣是與理論相對立的東西呢？
邵華在其博士論文中認為，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實踐”（praxis）一詞具有三個不同層次的意義：第一層次指既適用于人又適用于動物的標示生物本性的活動；第二層次泛指人的活動，既包括倫理政治的活動，也包括制作、沉思等活動：第三層次僅僅指人的倫理政治活動。當然，亞里士多德在其倫理學與政治學的著作中談及實踐概念時主要是采用第三層次的意義。伽達默爾特別指出，實踐一詞不應予以狹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將實踐只是理解為科學理論的實踐性應用，這實質上是近代以來科學方法論崇拜所造成的一種狹隘的思維習慣。他說：“‘實踐’還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個整體，其中包括了我們的實踐事務，我們所有的活動和行動，我們人類全體在這一世界的自我調整——這因而就是說，它還包括我們的政治、政治協商以及立法活動。我們的實踐——它是我們的生活形式。”由此可見，與亞里士多德相近，伽達默爾認為，“實踐”即：意味著全部實際的事物，以及一切人類的行為和人在世界中的自我設定，構成實踐的就是最廣泛意義上的“生活”，它實際上就是人的整個生活世界，因而在伽達默爾這里，實踐概念有著十分寬廣的意涵，沒有人可以站在實踐之外。
因此，伽達默爾認為理論本身就是一種實踐，一種生活形式。今天我們傾向于把實踐定義為和理論對立的東西，實際上是受近代科學主義的誤導。近代科學給人類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豐厚物質成果，同時也讓自然科學對于人類有一種完全新的規模、新的意義上的統治。伽達默爾指出：“在伽利略和惠更斯的機械學中獲得巨大成果并在笛卡爾的方法概念中得到其哲學表述的方法的優先性，從根本上改變了理論和實踐的關系。”理論從此脫離實踐成為一種方法論，以至于人們平常在用實踐一詞時就有著一種反教條主義的意味，即懷疑自己對某些還沒有任何經驗的東西僅有理論或生搬硬套的知識。顯然伽達默爾并不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的，根據他的考察，“理論”（theoria）這個詞在古希臘人那里最初的意義就是指觀察，但是觀察并非單純地看，并非單純地確認現有存在的東西或者貯存信息，因而人們可以借此征服一個對象或使其為我所用，而是一種人人都能參與或介入其中的活動。實際上，在古代“理論研究者”（theoros）就是指節日代表團的參加者，即參與到節日活動中來，與他人共在、同在。伽達默爾說：“theoria（理論）并不首先被設想為主觀性的一種行為，即設想為主體的一種自我規定，而是從它所觀看的東西出發來設想的。Theoria是實際的參與，它不是行動（tun），而是一種遭受（Pathos），即由觀看而來的入迷狀態。”由此可見，理論并不是指一種置身其外、毫不關己的中立性觀察，而是一種人人都參與其中，并且超越個人的主觀意圖的實踐活動。伽達默爾的教化解釋學就是要用一種“參與的”理想，來補充或者說超越近代自然科學方法論獨斷的“客觀性”理想。伽達默爾爭辯道：“我的觀點剛好相反，‘精神科學，中最關鍵的不是客觀性，而是與對象的先行關系。我想該知識領域用‘參與’（Teilhabe）理想——如同在藝術和歷史里鮮明形成的對人類經驗本質陳述的參與——來補充科學性道德設立的客觀認識理想。在精神科學中參與正是其理論有無價值的根本標準。”
總之，理論本身就是對生活的一種參與或介入活動，理論歸根到底就是一種實踐，而并不僅僅是一種用來研究真理和搜集新知識的工具論。生活是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并且最終統一于實踐這個最寬廣的概念。伽達默爾還認為，理論是而且首先是同自己的距離，一個具有理論意識的人會同時考慮他人的立場并尋求對集體和共同體的相互理解，所以他把理論生活亦看作是人類的基本能力，只不過他所謂的理論能力并不僅僅是指沉思的生活。伽達默爾對理論的贊美也即是對實踐的贊美。“這里再一次表明，具有理解的人并不是無動于衷地站在對立面去認識和判斷，而是從一種特殊的使他與其他人聯系在一起的隸屬關系去一起思考，好像他與那人休戚相關。”每一個人的實踐活動都與他人、共同體或者國家休戚相關，這就毫不奇怪，為什么伽達默爾晚年特別強調解釋學是一種實踐哲學了。
（二）實踐智慧在技術時代中的應有地位
在我看來，伽達默爾的實踐哲學至少要批判兩種狹隘的思想觀點：一種是規范倫理學，即應當倫理學，它使得豐富具體的倫理生活變成抽象、枯萎、空洞的道德命令：你應當；另一種是技術統治論，雖然它關注具體的實踐活動，但是它使得古代豐富的實踐概念淪落為狹隘的技術概念。下面我們將分析伽達默爾對這兩種思想的批駁，從而闡明實踐哲學在今日這個技術的時代中所應有的地位。
伽達默爾晚年在與助手杜特的交談中坦言，他的實踐哲學矛頭指向的是規范倫理學（應當倫理學），因為它根本忽視了倫理行為所發生的具體現實情境。伽達默爾自述說：“于是我提出了自己從一開始就苦苦求索的問題：什么是實踐哲學？理論和反思如何才能指向實踐的領域？因為在實踐的領域中絕不能容忍距離而是要求義務。這個問題在開初是由于克爾凱郭爾的存在激情（Existenzpathos）而吸引著我。在這個問題上我是以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哲學的典范為根據的。我力圖避免那種關于理論及其應用的錯誤模式，這種模式從近代科學概念出發對實踐概念作了片面規定。”由此可見，伽達默爾對理論與反思的琢磨終究是要指向生活世界的廣闊實踐領域。盡管伽達默爾成長在新康德主義注重方法論、認識論建構的濃厚氛圍之中，但是他已經敏銳地感受到來自克爾凱郭爾存在哲學的強烈沖擊下所帶來的“實踐感”與“生命感”，這是前者所沒有的。
普遍的倫理規則如何才能落實到具體的現實生活中呢？這是伽達默爾的實踐哲學所要解決的難題，而他最終從亞里士多德實踐哲學的典范論證中找到了解決難題的鑰匙。
首先，伽達默爾澄清了規范倫理學對實踐哲學的一個誤解。該誤解認為，實踐哲學只是關注現實的具體內容，但是現實情況是變化無常的，因而實踐哲學在處理現實情況時由于缺乏普遍的規范指導而流為相對主義、自相矛盾，最終毀滅了倫理或道德。伽達默爾辯駁說：“實踐就是行動，——而且它還是一種清醒的意識。行動不只是做。人是一種自行動的東西。在其行動中有自我調整、自我檢驗以及榜樣的作用。故此：德性不是沒有邏輯，就像我在論述亞里士多德時所表明的那樣！”實踐哲學強調具體的行動，但是伽達默爾認為行動中并不是沒有邏輯、沒有思考、沒有普遍理性的指引。伽達默爾說，倫理與邏各斯（理性）就像一個硬幣不可分割的兩面。人的實踐行為不是漫無目的的、渾渾噩噩的植物性生長行為，而是一種帶有主觀的思慮、自由的選擇的追求整體善的行為，所以其中就包含有對普遍邏各斯的思慮。因此，實踐哲學并不是要使得倫理規范自我取消并且墮入虛無主義的泥潭，而是它本身就含有普遍理性的維度。伽達默爾指出：“實踐的規范性特點和實踐理性的功效也許‘在實踐中’要比理論認為它所是的程度寬泛得多。”顯然，在風俗習慣中所體現出來的倫理行為并不缺乏實踐上的規范性。
其次，與規范倫理學的抽象普遍性不同，伽達默爾的實踐哲學所要發展的是一種具體的普遍性，而這種具體的普遍性是在生活世界的實踐性教化中培養和塑造出來的。其實，實踐智慧就是指導實踐的理性，它類似于一種“普遍的感覺”，因為它既聯系著普遍性又聯系著現實的具體情境。伽達默爾說：“這一指導實踐的理性被亞里士多德稱之為實踐智慧（Phronesis）。它只在具體的情境中證實自己，并總是置身于一個由信念、習慣和價值所構成的活生生的關系之中——即是說，在一個倫理（Ethos）之中。”普遍的理性只有落實到具體情境中才是真正的理性、有力量的理性。實踐智慧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抽象的、空洞的形式命令——你應該！我們可以在斯多葛主義和康德的道德哲學中找到這種規范倫理學的確當表達。
伽達默爾一再強調實踐哲學或實踐智慧總是在生活世界中起著作用，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這點，因為作為實踐智慧源泉的傳統、習俗、倫理、政治制度、文化樣態等總是我們生活世界的構成要素。伽達默爾明確地說：“實踐當然不僅僅依賴于一種抽象的規范意識（einem abstrakten Norm-BewuBtsein）。它總是已經受著具體事物的驅使，雖然帶有偏見，但是同樣召集到了對這些偏見的批判。我們總是已經受著各種慣例（Konventionen）的左右。在每一種文化中，一系列事物被認為是司空見慣的，但是人們不能完全清楚地意識到它們；甚至在傳統形式、習俗和習慣最大程度的解體中，人們習以為常的東西決定每個人的程度僅僅是被掩蓋住了。”可見，實踐著的人并不是僅僅遵循抽象的道德律令，而是時刻被各種先人之見所牽引，受各種傳統、習俗和習慣潛移默化的影響，乃至于人們實際上總是在日常生活中運用實踐智慧，而自己卻毫無覺察，可以說實踐哲學這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但是，人們的不知與習以為常的使用，正說明實踐哲學在人們生活世界中的基礎性地位，它才是本源的、活生生的。顯然，在伽達默爾看來，實踐與理性反思之間存在著某種高度的辯證性，它們不是二元對立、彼此隔裂的，而是相互影響、相互關聯的互動統一體。
但是實踐哲學與實踐本身畢竟不能等同，實踐哲學是一種哲學，換言之它是一種理論、一種科學、一種反思，并且是對人類生活形式必須是什么的反思，它本身不能取代實踐。為此，伽達默爾強調實踐哲學也是一種可傳授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知識，它跟技藝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這要求實踐知識的傳授者與學習者都與實踐活動有一種穩定的關系，并且具有親身的體驗。“實踐哲學的對象不僅是那些永恒變化的境況以及那種因其規則性和普遍性而被上升到知識高度的行為模式，而且這種有關典型結構的可傳授的知識具有所謂的真正知識的特征，即它可以被反復運用于具體的境況之中（技術或技能的情況也總是如此）。因此，實踐哲學當然是一種‘科學’，一種可傳授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知識。然而，它又是一種只有當某些條件具備時才可以成為科學的科學。它要求學習者和傳授者都與實踐有著同樣穩定的關系。就這一點而言，它與那種適用于技術領域的專門知識反而有某些相似之處。”因此，亞里士多德說青年人不適宜學習政治學，理由是年輕人對人生的行為缺乏實踐經驗，與實踐沒有穩定的關系，而且容易受情感的左右。沃恩克認為，與羅蒂用教化來替代、消解認識論不同，伽達默爾的教化總是與某種基礎性的知識類型相聯系，這種知識類型表現為得體（tact）、判斷力（judgement）、趣味（taste）等形式，而所有這些就是“一種如何在好與壞、對與錯、重要與不重要等等之間進行分辨的實踐知識”。
規范倫理學是一種極端思想，而技術統治論就是伽達默爾的實踐哲學所要批判的另一種極端思維。如果說規范倫理學執著于抽象的、形式的道德律令而與實踐隔著很遠的距離，那么技術統治論就使得古代豐富的包含著理論規范在內的實踐概念淪落為狹隘的技術概念。顯然，這種技術統治論的思想以近代新工具論和科學主義的研究為先鋒，它在19世紀孔德的實證主義那里獲得了全面的理論表述，到了20世紀則泛濫成為國家治理的原則。在古代，盡管柏拉圖思想中有濃厚的畢達哥拉斯數學主義傳統，但是他還是限定了科學或技術應有的地位，在整個理念等級系統中，善的理念是最高的，就像太陽一樣。雖然亞里士多德也曾表達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但是他也沒有把技術置于最高的位置上。如今，柏拉圖的哲學王理想已被孔德的科學王理想所取代，這意味著古代的實踐哲學傳統在當代被忽視了。
何衛平先生說：“‘實踐智慧’在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中被置于一個核心的地位，他揭示了實踐智慧與整個現代科學方法的對立。”的確，伽達默爾的實踐哲學就是要批判現代的整個科學方法論及其頂峰技術統治論，從而恢復實踐哲學應有的崇高地位。伽達默爾指出：“我們可以從亞里士多德那里得知希臘的科學這個概念，即Episteme，所指的是理性知識（Vernunfterkenntnis）。也就是說，它的典范是在數學中而根本不包含經驗。因此，近代科學與希臘的科學概念即Episteme很少相符，它倒是更接近于Techne（技術）。”由此可見，近代的科學概念與古代的科學概念有著質的不同，前者是經驗性的，后者是非經驗的，它以數學為典范，因而前者更接近古代的技術或者技藝（Techne）概念。在一個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地把科學等同于技術的時代里，伽達默爾的這個看法是令人震驚的，他讓人們看到了近代科學概念的褊狹，并給唯科學主義、技術崇拜敲響了警鐘。戴維指出：“伽達默爾援引教化這個術語有一個策略目的，即去證明除了科學的和技術的知識之外還存在著另一種知識實體，這種知識不是證據和證實的結果，而是由傳統、公認的智慧與實踐經驗積存下來的結果。”顯然，這種知識就是實踐智慧。
實踐與技術有某種相似之處，那就是它們都關注現實的具體情況。正是因為這一點，人們常常不加區別地對待實踐與技術。但是它們是有著重要區別的，亞里士多德對此曾給予了突出的強調。既然人類的一切活動都以善為目的，那么實踐與技術也不例外，但是技術的目的是一種外在的善、部分的善，而實踐的目的則是一種內在的善、整體的善。技術是從現實經驗中總結歸納出來的，它可學可教，是一種普遍的知識，然而技術的知識只僅僅局限在某個確定的具體領域。例如，造船術僅僅能應用于船舶的制造，而不適用于牙齒的保護。因此，技術的知識只是一種部分的善而不是整體的善。同時，技術追求的是一種外在的善，因為技術的目的是制作活動以外的產品，例如醫術的目的就是人身體的健康。
實踐的善與此不同，它是一種內在的、整體的善，因為實踐哲學主要尋求的是倫理學與政治學意義上的善，例如它要追問什么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什么是最好的國家法規。這種善超越于技藝之善的具體領域而與個人或共同體的整體幸福聯系起來，它的善體現在實踐活動當中。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政治學是研究城邦中最高善的學問，所以它是最權威的科學，其他學科或技藝都是以政治學為目的的。伽達默爾指出：“不管怎樣，實踐知識和政治知識從根本上說與所有那些可學到的知識形式及其應用的結構是不一樣的。實踐知識實際上就是從自身出發為一切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能力指示其位置的知識。這就是蘇格拉底追問善的問題的含義，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堅持了這種做法。如果誰相信，科學因其無可爭辯的權能而可以代替實踐理性和政治合理性，他就忽視了人類生活形式的引導力量，因為唯有人類的生活形式才能夠有意義并理智地利用科學和一切人類的能力，并能對這種利用負責。”
正是因為現代科學或技術在本質上只能探究一種部分的、外在的善，所以它對自身在共同體之善中的位置缺乏思考，只有實踐哲學才具有指示一切其他具體科學恰當位置的知識。盡管現代科學技術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成就，但它仍然無法取代實踐哲學，相反，科學技術需要實踐哲學的指引才能成為為人類謀福祉的技術，否則它就會蛻變為反人類的東西，從而成為一種惡。在這里，實踐哲學就是人類生活形式的引導力量，它使得人類對科學技術的應用承擔相應的責任。沃恩克也認為，伽達默爾是從“善”這一概念的指向來恢復實踐哲學的傳統的，因此科學技術知識本身就應受到“善”這個概念的指導，人類理性的自然傾向就是追求善。在伽達默爾看來，技術專家治國或科學王的理想都是政治合理性的一孔之見，它不可能引領人類走向真正的善。相反，實踐哲學在人類的生活中具有一種整體上的引導作用，它使得人作為行動的主體而勇于承擔自己的責任，并時刻調整著人類的一切行為包括科學技術朝著合乎人類的最高善而進發。因此，實踐哲學在一個技術的時代中更應該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教化、修辭學與實踐智慧
如果伽達默爾的教化解釋學是一種實踐哲學，那么它就要面對具體的歷史時空當中的具體事件和具體的感性活動中的個人。因此，伽達默爾在解釋學中對于修辭學的著重強調絕不是偶然的，它包含著教化的實踐智慧特征。無疑，伽達默爾并不是從一般的語法學、邏輯學層面而是從實踐智慧的角度來看待修辭學對人類教化的重要意義的。他認為修辭學首先表示：它是針對具體情況的，它必須把握“情況”的無限多的變化；它對事情的說明并不是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鐵一般的推論”，而是類似于一種得體感。這樣，修辭學就有著反對自然科學方法獨斷論的意義。伽達默爾明確地認為：“修辭學的普遍存在是不受限制的。正是通過修辭學，科學才成為生活的一種社會因素。”能夠在普遍與特殊之間構成合適的橋梁或中介，就是教化、修辭學與實踐智慧的杰出功能。
在古希臘，修辭學就是演講術、雄辯術，它通過令人信服的“絕妙講話”說出真理，但這并非是一個邏輯強制性的領域，那種屬于機敏的非邏輯論證性同樣適用于修辭學。丸山高司指出：“本來修辭學就是在古希臘的社會實踐生活中發展起來的。修辭學的活動空間是市場、法庭、議會等地方。修辭學落腳在‘實踐的立場’上。”修辭學是本能性地、即時性地說出它的證據的，它是一種類似于“感覺”的東西。
雄辯術或修辭學在古希臘智者派那里有著廣泛的應用，并且成為當時哲學思考的重要方式，無疑，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對話就帶有這種色彩。只是由于智者的雄辯往往帶有詭辯和兜售智慧的特點，因而遭到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一致貶斥，但是伽達默爾認為，這并不妨礙修辭學有說出真理的功能，即我們可以通過修辭學說出真理。其實，無論是蘇格拉底還是柏拉圖，他們都意識到“真正的修辭學家是勸導的大師”，“修辭的功能實際上在于影響人的靈魂”。正因為如此，柏拉圖才在《斐德羅篇》中對修辭學進行了辯證法的加工和提高。顯然，伽達默爾也認識到：“修辭學不能和辯證法分離，作為令人信服的說服是不能和真實的知識相分離。同樣，理解也必須從知的角度出發來考慮。”歸根到底，修辭學與教化一樣，也要求普遍性，即成為真理。
伴隨時代演進，一批品味卓絕，富有洞見和領導力的社會精英不斷涌現。作為中國第一本時尚雜志，《時裝L‘OFFICIEL》從時代的高度定義時尚，以備受推崇的“3S男士（從容、睿智、富有品質）”主張為基準，向最具代表性的時代、時尚引領者致敬。
華燈初上，流光幻影。當長軸距E級轎車車隊載著影視明星、社會名流、時尚男士緩緩駛達會場，閃光燈頃刻亮起，璀璨座駕與名士風采交相輝映，精彩狂歡提前上演。
盛典以韓庚的表演熱情開場。在頒獎現場，“商界星勢力”白云峰、“文化星勢力”方力鈞、“時尚星勢力”趙磊、“樂壇星勢力”汪峰、“體育星勢力”廖輝、“影視星勢力”胡軍等來自商業、文體和時尚界的十名男士，從眾多候選者中脫穎而出。與此同時，著名藝人劉亦菲則以惟一的女性獲獎者身份摘得當晚的“星勢力特別獎”。
在這場彰顯中國精英男士風范的盛典中，長軸距E級轎車淋漓盡致地演繹了三叉星徽的風采。在暢享尊崇舒適、通透寬敞的座乘感受之余，眾多明星更為其大氣、尊貴、高雅的風貌所折服。當時尚巨星駐足鑒賞之時，明星風采與星徽光芒交相輝映的場景更引來無數關注。
在頒獎儀式上，獲獎貴賓妙語連珠，以其面向未來、直抵真諦的洞見，為狂歡盛宴賦予一層思想的光輝。與“星勢力”精益求精、志領風潮的品質呼應，遵循“由優秀到卓越”的理念，在續寫 “最佳豪華行政座駕”傳奇的基礎上，“中國專享”的長軸距E級轎車躍級問世，為中國精英的事業和生活提供豪華、安全、舒適全面升華的行政級空間，一舉成為成功人士彰顯品位的潮流性標志。
自1947年起始，E級轎車以1200多萬輛的累積銷量成為梅賽德斯-奔馳璀璨星空中的一顆耀眼的明星。長軸距E級轎車在中國市場正式上市以來，持續受到社會各界成功人士的青睞，2011年一季度，累計28.9%的同比增長率，使E級轎車繼續成為奔馳家族最為暢銷的車型之一。
正如時代驕子永不止步，精彩傳奇正在續寫。梅賽德斯-奔馳長軸距E級轎車與“星勢力”盛典攜手，完美體現了三叉星徽對中國時尚、東方文化的共鳴與支持，更藉此呈現出三叉星徽更為時尚、更為多元化、指向精彩未來的精神內涵。
解 密 窖 煌
窖煌之名大氣
北有敦煌，南有窖煌。
佛事盛大之敦曰敦煌；
久釀日盛之窖謂窖煌。
一簇簇洞窟精彩紛呈，成就了盛名敦煌；
一條條古窖深藏久釀，造出了好酒窖煌。
敦煌：從南北朝，到隋唐，在佛教東漸的歷史背景下，由一群群無名的向佛者虔誠鉆鑿、埋身描摹，歷經數代積累而成。湮沒千年之后，敦煌終成國寶圣地。
窖煌：從西漢，到明清，兩千年薪火相傳，八百里古國存香。史記明確載，“漢武帝美之”的枸醬酒便產于蜀地，經夜郎販運到南越，為漢使所悉。歷代相襲相承，推陳出新，窖事愈加壯大，釀藝愈加精進，從而成就了今日窖煌的稀貴根基。
欣賞敦煌，敦煌已經成為國家級的旅游勝地。
品味窖煌，這清澈的酒，傳承著一代代寂寞釀酒人的夢想和守望，等待您的品嘗！
窖煌品質稀貴
窖煌生產基地位于五糧液創始人鄧子均的故鄉――南溪原酒生產基地，前身為“恒生福”、“聚源”曲坊、老國營26廠（瀘州老窖曾為國營24廠，五糧液曾為國營28廠）。
環境獨特、不可復制。
這里素有“萬里長江第一縣”之稱，氣候溫熱濕潤，以丘陵為主，間有平壩，窖煌基地的老窖池群處于平壩之中，空氣流動受限，非常適宜微生物的長久培養和發酵。
青山綠水，既清潔環保，又富含硒、鎂、鐵等人體所需的微量元素，水優糧實，為窖煌的內在品質增添了無限魅力。
傳世老窖不可復制。
這里自古好酒輩出，并保留了一群古老窖池。這些老窖池不間斷地投糧釀酒，窖泥微生物從糟醅中不斷得到營養而不斷馴化和富集，深儲久釀，逐年積累，所釀造的酒質日臻完美。千年老窖萬年糟，老窖池、老窖泥成了不可復制的傳世之寶。
窖煌受中高層關注
大隱百世傳，盛世始重光。
雄厚的技術，稀貴的窖藏，世代的積累，為窖煌品牌的勃發夯實了基礎。經國家級釀酒大師的親自調制，形成“窖香濃郁，綿甜甘冽，香味協調，尾凈怡暢”的獨特風格。
許多中高層領導品鑒窖煌后，都對窖煌的品質贊不絕口。近年來，成功人士和投資客陸續前來咨詢、認封窖煌的年份原酒，或為美酒之名，或為保值增值。
吸引他們的是，窖煌基地逐年封存著一批批稀貴的年份老酒，不遜于一干國家名酒廠的品質和儲量。
“喜草”領跑溫性植物飲料新領域
近日，一種由我國科學家自主研發的溫性植物飲料――“喜草”熱賣，深受關注健康的中產階層及富豪人士歡迎，被譽為風靡珠三角的“富豪飲料”。在各類高端商務酒會、國際展示博覽、國家級重要會議及高爾夫球巡回賽事等場合都可見其身影，并聽到消費者對此種飲料的熱議和贊美。
王老吉創造了飲料市場的一個神話之后，帶動國內罐裝涼茶飲料的熱銷；溫性植物飲料“喜草”的異軍突起，開辟了一片新藍海。植物飲料市場一寒一溫，交映生輝。“喜草”，是否能創造一個新的神話？
國家級科學家團隊首次研制飲料
“作為溫性植物飲料，‘喜草’具有養胃的功效。”廣州中醫藥大學脾胃研究所所長周福生教授說。據介紹，“喜草”是由中國中醫藥界兩大權威機構――“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和“廣州中醫藥大學新藥開發研究中心”歷時3年研發的科研成果轉化而成。這是一款由純中草藥植物提煉而成的養胃飲料，內中使用了20多種天然植物材料，能減少煙、酒、濃茶及生、冷、酸、辣等刺激性食物對胃的傷害。據知名營養師介紹，從“喜草”配料表看，其基本成分多為藥食同源的食物，均具有健脾養胃、滋腎潤肺的功效；這對于亞健康越來越多的都市人群大有益處。
周福生教授還說：“目前，‘喜草’已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等榮耀，其獨特的配方和制備方法還通過了國家發明專利申請。此外，這個項目得到了國家科技部的重視，為此撥經費繼續完善這個成果，希望籍此機會將中醫藥事業發揚光大。”
植物飲料益健康，溫性養胃重調理
“這也是涼茶嗎？”王先生一手拿高爾夫球桿、一手拿著“喜草”，好奇地問身邊的朋友。這是他第一次喝這種飲料。周福生教授還說：“涼茶多以火為主，飲用涼茶有助降火，但不宜多喝。” 與涼茶不同的是，“喜草”是溫性養胃植物飲料，以中醫暖胃的方式對胃進行調理，配方以調為主，補為輔，通過調理脾胃氣機，健脾助運，和胃止逆，通過補脾陽，益胃陰，增強脾胃功能。長期飲用，能在胃粘膜表層形成保護膜，提高胃部免疫力、增強胃動力，從而促進食物消化及營養吸收，避免肥胖，多飲多益。
高端定位，人類飲水習慣新革命
“喜草”目前主要投放在全國各大高級會所、星級餐廳、高爾夫球會等處，全國統一零售價為18元/罐，成為中國大陸最昂貴的飲品，被譽為“富豪飲料”。雖然價格不菲，卻依然深受消費者喜愛。據悉，中秋，國慶雙節，喜草的精品禮盒就早有眾多客戶在網上下單訂購，成為送禮送健康的佳品。作為中國中醫科學院和廣州中醫藥大學的重大保健科研成果，“喜草”在首屆國家中醫藥發展論壇（簡稱：珠江論壇）上大放異彩，受到與會衛生部領導和科學家們的高度肯定。它改寫了中國中醫精髓惠及大眾的傳統渠道，不再以中藥、草藥、中成藥等方式出現，而是以一種植物飲料的方式出現，既遵循了中醫傳統藥理，又符合市場需求，實用方便。
的確，健康，不僅僅是身體，還有心態，心態改變習慣，習慣改變行為，行為將影響健康。喜草，倡導健康心態，將人們的日常飲水習慣轉變為自然的保健行為，進而引領人類飲水習慣的一次新革命。（招商及訂購熱線：4008-890-338，官方網址：省略）
雅歌獲信誠人壽愛心助力
雅歌公益基金“關愛員工能力發展計劃”在春節過后正式啟動，已向社會各界機構發出公益合作函，希望惠及更多人群。此次“關愛員工能力發展計劃”為2011年雅歌公益基金傾力打造的首個公益援助活動，目的是憑借當今世界500強企業應用的國際先進的人力能力評鑒工具與管理方法，提高員工在崗位上的“軟實力”，協助企事業單位建設自己的人才隊伍。目前在全國各地已經成功舉辦多場“未來人力資源管理師”技術認證培訓。
繼獲得Rtcatch中國區總部的10000套Rtcatch產品捐助后，又得到了北京英貝佳爾咨詢管理有限公司的提供了100場“關愛員工能力發展計劃”公益講座免費師資支持。雅歌公益基金又在5月13-15日的北京站“未來人力資源管理師”技術認證培訓中，獲得了信誠人壽公司北京卓鋒智博營銷處向雅歌公益基金捐贈價值4萬元的200份交通意外保險，這份保險是“暢行無憂198”，可擁有航空50萬元、地面20萬元的人身保障，2萬元的意外醫療和每天50元的住院津貼。這批捐贈承諾理賠總金額人民幣1億元，其中地面包括：機動車，火車，輪船，地鐵，公交汽車，私家車，單位公車，班車等等，就連客用電梯也算承包范圍。此項捐助可為雅歌的未來人力資管理師提供保險保障。
捐贈現場上，信誠人壽公司北京卓鋒智博營銷處李衛紅總經理說：雅歌公益基金從“關愛企業、關愛員工”的角度出發，給社會帶來了很好的反應；信誠人壽將攜手雅歌公益基金，力爭把“關愛員工發展計劃”做到更完善！
同時雅歌也向社會呼吁，希望更多的愛心企業加入人才培養的公益事業中，也希望與更多的機構合作，共同把所獲捐贈送到需要的人群中。
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中國行在京起步
5月13日下午，由《時代周報》與上海交通大學共同主辦的“2011，全球經濟與中國方向――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中國行”北京高峰論壇隆重召開。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在此次論壇上做了主題演講。
皮薩里德斯最知名的學術成就是針對勞動力市場和宏觀經濟間交互作用的搜尋和匹配理論，解釋了當今社會“高失業”和“用工荒”為何矛盾沖突卻又同時存在的現象。他的理論不僅解決了勞動力市場上的一種常見沖突，為人才的供需提供合理機制，還適用于其它現實世界經濟領域。
此次北京高峰論壇上，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演講的題目是“經濟發展中的就業動態”，演講內容以其建立的“勞動力市場和宏觀經濟間交互作用的搜尋和匹配理論”為基礎，演講內容覆蓋了人口、就業、教育、住房、福利等目前中國經濟中的熱點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員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鐘偉等國內知名經濟學家也參加了此次高峰論壇，并作了精彩演講。據組委會人員介紹，皮薩里德斯將圍繞“2011年中國經濟走向”這一主題，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做四場不同議題的高峰論壇。
科德寶交出完美銷售答卷
2010財年，科德寶集團在中國的業績創下歷史新高。與前年相比，集團銷售額增加了46%，達到32.7億人民幣。2011年第一季度延續了這一增長趨勢，銷售額環比增長28%。集團在華員工總數超過4500人。“憑借中國市場的活力增長和中國分公司的杰出表現，科德寶中國再一次成為整個集團成功的核心驅動力，”科德寶集團中國地區代表兼科德寶特種化工公司首席執行官文漢德先生在5月18日于北京召開的新聞會上表示道。
科德寶集團2010年總銷售額高達500億人民幣。與2009年相比增加了30%。經營利潤增長了52.9億人民幣。從銷售額及利潤方面評估，2010財年當之無愧地位列科德寶集團歷史上最成功的年份之一。“經濟的超預期快速復蘇、市場占有率增加、經濟危機期間對流程和成本結構的優化以及嚴格的財政管理是我們在2010財年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文漢德先生評價道。
關鍵詞：現代性 風險社會 信任機制
中圖分類號：C91-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7）10-0062-02
從蒙昧時代到知識時代，人類走出叢林以來創造了大量的社會運行和治理機制，與此同時在社會發展各階段也遇上各種風險和挑戰，社會自我創造的運行機制時常會發生系統性風險。人類社會的發展一方面在不斷地擴展欲望與需求，使人更加自由，另一方面又在不斷想辦法控制與疏導過分的欲望與沖動，避免社會系統崩潰。
今天，我們逐漸進入到全球化的現代性社會，其突出特點便是中心化和反思性，社會生活趨于更開放、更反思、更多元。全球化逐漸改變民族國家原有社會秩序，動搖了過去牢固的生活根基，導致了從社會制度向個人生活的全面變遷。而這種社會秩序和個體生活的全面變遷，一方面不嘧躺出各種各樣新的風險和危機，另一方面也使人產生深深的焦慮和不安全感。毫無疑問，社會運行機制持續運轉所需要的張力，非常依賴信任機制，因為人類社會文明就是建立在對社會運行機制的整體認可與信任之上。但是制度規則對人的約束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是有效的，一旦制度突然對個人失效，甚至整個社會層面失靈，那么社會就會出現瓦解甚至崩壞的跡象。正如在《現代性的后果》一書中，吉登斯對現代性的思考非常憂慮，他提到：“我們，作為整體的人類，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夠駕馭那頭猛獸？或者至少能夠引導它，從而降低現代性的危險并增大它所能給予我們的機會？現在我們怎么會生活在一個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幾乎與啟蒙思想家的期望南轅北轍？為什么‘甜蜜理性’的普及并沒有創造出一個我們能夠預期和控制的世界？”[1]
一、現代性特征
現代性標志著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表現為與某些傳統的斷裂。自由構成現代性的核心，人的各種權利的保障構成現代性的前提。哈貝馬斯曾經這樣刻畫了現代性的“自由”特征：“現代性首先是一種挑戰。從實證的觀點看，這一時代深深地打上了個人自由的烙印，這表現在三個方面：作為科學的自由，作為自我決定的自由，還有作為自我實現的自由。”[2] 正是自啟蒙思想家們以來對“自由”的價值的高揚并使之得到社會的認同，現代社會才打上自由的印記。
以自由為核心，現代性形成的關鍵在于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權利關系，也就是建立對各種社會運行機制的認可與信任。現代社會的所有的制度、文化模式、商業慣例和法律體系構造的社會維度都是以信任為基礎，這是構建一個良好的社會的重要條件，而信任之所以產生又是與整個社會環境有關。信任某個象征符號或者專家系統的前提是個體認同這個信息媒介與信用系統，也就是說個體認同一個已經存在于腦中的意識形態的知識體系或者說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有些社會或者系統對同一種狀況會產生不同的信任與懷疑？因為在不同的社會和自然環境里，信任的層次不一樣，也就是環境對個體的保障與安全層次不一樣。
吉登斯也認為信任里包括個人的信任和社會系統的信任。所謂風險即意識到未能預期的后果可能恰恰是我們自己的行動和決定造成的，而不是大自然表現出來的神意，也不是不可言喻的上帝的意圖。在《現代性后果》第三部分中，吉登斯從各類脫域制度出發闡釋現代性的條件，表明數量眾多的人生活在將地區化的實踐與全球化的社會關系連接在一起的環境中，實現個人生活領域信任的維系。現代性條件下的個人生活領域的信任關系重點在于“再嵌入（re-embedding） ”：重新轉移或者重新構造已脫域的社會關系，使這些社會關系與地域性的時空條件相契合。在現代社會，隨著抽象體系的發展，對非個人化原則的信任，成了社會存在的基本要素。
二、風險社會與信任機制
在一個高風險強度、高風險環境、寬風險范圍的現代社會中，風險不再是一種黑天鵝，而是不管對于個人還是社會頂層設計者都需要充分考慮到的因素。在現代制度中，風險不僅作為脫域機制的不良運作所導致的損害而存在，也作為“封閉的”制度化的行動場所而存在。[3]風險產生于脫域機制的不良運作，也就成為現代性后果之一。現代世界的風險損害了非專業人士對專家系統的信任，也損害了個體性安全的感覺。同時，風險來自各種因素的混合，它結合了政治、倫理、演繹、媒體、科技、文化以及人們的特別感知，因此，風險是依據人們特定的社會文化感知和定義來建構的。
所以，在風險社會當中應當增加安全性策略，提醒人們在行為過程中要增強對損害可能性的警惕度，不要盲目地崇拜科技專家，而應提高安全標準，建立決策機制和安全舉證機制，以此來明確具體的責任人，從而使決策者和責任者透明化、具體化。現代社會本質上是一個信任社會，人們從以往的對“個人的信任”轉為對“社會體系的信任”，具體表現在對各行各業的“專家體系”的充分信任，因為這些專家所掌握的專業知識成為人們從他們身上獲得安全感的重要基礎。但是，由于現代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顯現的時間滯后性、發作的突發性和超常規性，使專家在面臨新科學技術時，往往多注重科技的貢獻性而忽略其副作用，或故意隱瞞其副作用，以至于人們在開始使用科技時，就已經為風險埋下了發作的種子。隨著科技的普及，風險也相應地隨之普及，甚至超過科技普及的范圍。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置身事外，都處于現代性社會所帶來的安全與危險之中，即存在風險。
另一方面，在現代社會當中，個人將面臨種種新的要求如秩序、監控與強制。所有這些現代的、非傳統的秩序，透過就業市場、國家福利、管理體系的運作，可謂繁復嚴密。不可否認，這些社會運行規則是對個人的約束，但同時也可以認為其存在的目的在于使個人能擁有“獨立的生活”。現代秩序不僅僅是為了對行為進行限制，更重要的是企圖進一步激勵個體和群體行為。因此，每一個人都要在競爭中盡力去謀取供給和獎勵，需要關注風險的存在。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個人主義式的生活方式不是個人自由決定的，而是被強迫的、自我異化和導演自己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網絡。因此，在風險社會中，同時又會伴隨著與社會秩序相一致的信任機制。個體一直存在著擺脫社會機制束縛的動力與渴望，對約束的厭惡，其實本質上是安全感的匱乏，不認同已有的社會機制能夠保護自己免受風險的侵害，這是現代社會最大的風險。
現代社會的風險問題在本質上體現為社會性、集團性、結構性。現代性是以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為探討基礎的，現代國家所要面臨的首要問題已經不是物質匱乏，而是L險前所未有的多樣性以及風險所造成結果的嚴重性。所有民族國家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社會轉型，即由階級社會向風險社會轉型。而在這個風險社會里社會與個人也在不斷地進行著自我毀滅，即社會透過發展工業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促使社會走向自我衰亡。由于現代風險的高度復雜性和廣泛影響性，因此風險治理的主體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僅由個別的民族政府來承擔。在新的風險社會中，應該建立起雙向溝通的“雙向合作風險治理”模式，在政府、企業、社區、非營利組織之間構筑起共同治理風險的網絡聯系和信任關系，建立起資源、信息交流與互補的民族內部平臺，在各民族政府之間突破國界構筑起共同的治理風險的國際網絡（如預警災害通報）和國際間的信任關系。這樣才可能充分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和國際間的力量，共同去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
三、對中國狀況的思考
隨著巨大的社會變遷，中國正逐漸步入風險社會，甚至將可能進入高風險社會。從西方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目前中國可能正處于泛城市化發展階段，表現在城市容納問題、不均衡發展和社會階層分裂，以及城鄉對比度的持續增高，所有這些都集中表現在安全風險問題上。造成安全風險的原因表現在幾個方面：其一，城市人口高度密集，增加了風險分攤難度。其二，城市化建設過程中對環境的人為破壞及嚴重的不負責任，為風險發作埋下了種子。其三，社會發展失衡對城市本身構成巨大的威脅。這些僅僅是目前中國社會風險的次要部分，它的主要部分則是信任風險。任何一個社會制度得以維系都需要有不可或缺的兩種關系：一是法律關系，二是倫理的信任關系。這兩種關系不僅是市場經濟存在的靈魂，而且也是社會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動力和保障。以倫理為基礎的人際關系主要體現為一種個人間信任關系，以法律為基礎的社會關系主要體現為一種制度機制的信任關系。兩種信任關系是一種共生關系：信任程度越高，對強制（從而法律）的需求就越少，尊重他人的意識越高，出現背信的行為就越少；反過來說，法律義務越普及、執行標準越規范，人們對人際倫理的信任度就越高。公民對政府降低風險的期望與政府降低風險的能力之間形成巨大的“真空”地帶。公民和政府總是力圖降低客觀存在的不確定性――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降低了個人生活的不確定性，但是由于有限理性的限制，雙方努力的更主要成果是促使外在風險轉化為內在風險，從而增加了作為整體的社會運行機制內部的風險。盡管所信任的人存在背叛的風險的可能性，然而社會運行機制對個體的約束會讓人在采取違約行為時，考慮到成本與收益問題。社會成員也并非盲目地對某人產生期望或者依賴，而是理性地參照他人以往的聲譽、人格能力等熟悉程度，來進行信任風險管理。從現代社會的本質性文化精神和社會內在機理來看，具有內在反思性和超越性動力的現代性依舊是現代社會和現代主體的生存之基。社會成員在風險社會中，依然在不斷的選擇信任或擺脫約束，希望借此維持自我的動態平衡。因此，中國目前出現的許多來自社會轉型期帶來的陣痛，必須考慮在個人與社會、公民與政府等多種維度下如何建立能夠應對風險的社會信任機制。
參考文獻：
[5]衣俊卿.現代性的維度及其當代命運[J].中國社會科學，2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