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7 09: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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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文”一詞不太用，但“人”、“文”兩字卻用得極多。我們尤其要注意這“文”字。相對于商人，周人重“文”是一轉；相對于尚武的“士”，孔子著重培養尚文的“士”，使“士”階層“文化”又是一轉。儒家之學也就是人文之學，儒家之教也就是人文之教，且很早就與宗教脫離，被理性化，以人為中心，注重歷史、文學，有一種濃厚的人文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意味。在這種人文學術的籠罩之下，不僅神學、自然科學不發達，乃至社會科學也被包裹在人文學術之中而未有獨立長足的發展。
傳統中國的學問常被稱為“經、史、子、集”，而這四個方面又是相通的，其大要可以說是文學、歷史、哲學。古代一位學者對這四個方面都要涉獵。古代中國的學問主要是一種人文的學問。中國文化的傳統內容確實是以現在人文學科的基本科目——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為核心的：它保留有世界上最豐富和悠久的成文的歷史典籍，從遠溯三千年以上的正史到各種地方志乃至家譜；它有非常典雅和精致的文學寶藏，尤其表現在詩歌方面；它也有深刻和富有洞見的哲學思考，還有繪畫、書法等藝術方面的精品。甚至中華民族的氣質和性格都相當程度上被“人文”化了，在世界進入近代社會之前，它是在其人口中識字者比例最高的一個民族，政治的主要職位都由讀書人占據，這些讀書人所讀的書主要是人文典籍，在社會上也普遍有一種對于讀書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艷羨和尊敬。
塑造中華民族這種性格的最重要的歷史變化發生在西周，并一直下延到春秋戰國時期。周以前的殷商相當虔信天帝、鬼神、巫術，而文化上則相當粗獷和豪放。現有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教”、“學”等字，但當時的殷商貴族一般只是“習武”和“習樂”，并注重生命的享受，乃至少有節制而趨于極端。到西周的時候，統治者則開始建立一種“親親”色彩很濃的宗法等級制度和禮樂文明，并越來越具有一種“文質彬彬”的氣質，如在貴族相互交往中相當流行賦詩、觀樂、有辭，粗獷豪放的習慣越來越受到“禮文”的節制。這一轉變之得失，自可見仁見智，但上層階級的風習和民間的崇拜確實由此受到人文理性相當充分的洗禮。這時上層貴族的文化主要表現為“詩書禮樂”。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手、一投足，揖讓進退，歌吟諷詠，就像是一種藝術品。那是尚未衰弱和墮落的貴族的一種藝術。當然，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還是從那生活中最終凝結成形的一些突出的人格和德性。總的說，傳統社會是相當重質而非重量的社會，是主要追求人的優秀和卓越而非主要追求人的廣泛平等的社會，在道德上則是更為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更為尊崇原則和規范的社會。
春秋時期，在孔子之前，就已有如季札、子產、叔向、晏嬰等具有深厚人文素養的人物，孔子雖然是商人后裔，卻推崇西周文化，他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他15歲即“有志于學”，30歲開始講學，晚年更是把全部精力用于學術，他的政治活動在其當世沒有取得成功，他的學術活動卻在當時取得了極大的成效，有弟子三千，而精通六藝者也有“七十余子”，其思想學術對后世更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包括他的政治理想也通過其學術而在相當程度上得以實現。“孔子之學”則基本上是一種人文學術，其綱領可以說是“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于禮”，其教學的目標是培養有德行、有學問的“文質彬彬”的“君子”，而其主要的學習科目則是“詩、書、禮、樂”。“詩”是指孔子親手刪定的《詩經》，主要通過文學的形式來培育道德情感，觀察社會政治；“書”是指《尚書》等歷史經典，后來孔子并親自撰寫了《春秋》，其中也蘊涵著許多道德的教訓；“禮”是指周禮，尤其是君子應該知道和應該踐履的行為規則；“樂”是指包括音樂、舞蹈、詩歌在內的綜合性的藝術，以內在地豐富和提高學習者的人文和道德素質。而以上學習內容又都可以說是貫通的，它們大約不脫今天人文學科的范疇，而尤以一種人生和道德哲學為其內在核心。傳統的“六藝”自然也是學習訓練的項目，但在孔子這里確實大大加強了“文”的內容，傳統的下層貴族——“士”這一階層到孔子這里有了一種重心的轉變，即由主要“習武”變為主要“修文”。在學校的性質和學生的來源與出路上，孔子第一個大規模興辦私學，促使文化下移。孔子首揭“有教無類”的原則。孔子創立了一個在后世思想學術中占據中心位置的學派——儒家學派。孔門還提出了“學而優則仕”的理念，這不僅是一個教育的理念，也是一個政治的理念，即執掌政治權力的官職應當由有學問、有德行的“學優者”擔任。到戰國時期，“學”分屬“百家”，“士”多為游士，與政治和一元化都有某種距離。秦漢帝國的建立則漸漸使學術走向一元化和政治化。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和“歲舉孝廉”，開啟了學術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和“學而優則仕”的過程。古代選舉由察舉（薦舉）發展到科舉（考選），使人們幾乎可以在學者文人與社會上層、政治統治層之間劃上等號，而這些學者官員大多數又是不斷來自民間，來自下層，社會保持了一種很高的垂直流動性。
春秋以前，中國已有“賢賢”的觀念。據《孟子》追述，齊桓公召集諸侯的“葵丘之會”，其中第二條盟約即言“尊賢育才，以彰有德”。當時齊國有周天子所封的國氏、高氏，世襲為齊國的上卿，但實際大權則由地位較低、曾迫于貧困而與鮑叔“為賈”的管仲掌握。春秋社會的流動性主要表現為貴族內部的流動，上層貴族有一個他人很難進入的圈子，重要的選賢育才都在這個圈子里進行。相形之下，作為貴族下層的士階層卻相當活躍，不那么封閉，民之秀異可躋身其中，士之頑劣大概也會下降為民。
“明賢”的思想雖然在古代中國早就確立了，但關鍵的問題在于是否能夠打破等級之間的界限，變封閉為流動，并指出一條實際可行的道路來，而這正是孔子的偉大貢獻，其“有教無類”的思想與實踐，可以說為社會開辟了一條新路。“有教無類”不僅僅是一種教育思想，也可以從政治原則和社會結構的角度來認識，它有一種使人不拘出身，各盡所能，秀異者居上、賢者居上的社會政治理論的涵義。孔子希望，在社會地位方面，所有人都能合乎正道地上升；在精神境界方面，所有人都能合乎尊嚴地上升。“有教無類”也就是不分血統、出身，不管其是來自貴族還是非貴族，人們都有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考慮到古代教育水準與其他機會和主要社會資源（名望、權力、財富）的緊密聯系，這一受教育或求學機會的平等，在古代就遠比現代意義重大。總之，孔子的“有教無類”不是簡單提出的一個舉措，而是與孔子的整個思想體系，尤其是孔子的仁學有著深深的關系。孔子身體力行，率先走出了一條打破貴族文化壟斷，使學術平民化的道路。他以在野一身之力，聚集、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那是一個新的不再以出身為標準，而是以學問、品德相號召的士人階層的雛形，這種士人階層成了后來兩千年中國社會政治的主干。
中國近兩千年學校和私塾教育的基本教材“五經”，在春秋時期已由孔子整理成形。“五經”即詩、書、易、禮和春秋。“人文”這個詞也首見于《周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漢武帝時，“五經”成為學子考核的主要內容，其成績優劣作為他們是否能取得官職以及取得何種官職的基本依據。南宋時期，朱熹又從“五經”中分出“四書”，即從《禮記》中取出“大學”、“中庸”兩篇，加上《論語》和《孟子》，作為“五經”的初階。他認為“四書”集“五經”之精華，士子最適合由“四書”入圣賢之學并涵泳其中，并在其后半生用了大量心血來反復撰寫和修改“四書”的注釋。元朝科舉考試以“四書”為最重要、最優先的考試科目，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遂成為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從私學到官學最普及、最流行的教材。
總之，縱觀中國歷史文化，先秦時期基本確定了后來兩千年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走向。如果說西方中世紀的封建社會是一個相當“武化”的封建社會，中國早在春秋戰國之前的封建社會就已經具有濃厚的“文化”色彩，在春秋戰國之后的中國社會中，文化因素對社會等級分層的作用更加重要和明顯。所以，傳統中國可以說就是一個以“學”立國的社會，而這種“學”主要就是人文和道德的學問。《漢書·儒林傳》有言：“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朝之經典，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教至治之成法也。”所以，“儒家”之外又有“儒學”之稱，這是一個更具廣泛性和超越性的稱謂。在儒家看來，要成為君子，必須通過“學”的磨礪，故《論語》首言“學而時習之”，荀子說“學止乎沒而后止”。歷代儒者從荀子到王安石、張之洞，多有勸學篇或勸學詩。學的另一面則是教。中國向有尊師重教的傳統，而這種教育基本上也是人文教育。
1傳統武術文化生命的觀念形態
如果就中華文化發展的表現看，她無疑是一個獨特的文化系統，具有其特有的根源性。用德國哲學家費希特的話來說，中華民族是最具原初性的民族。正是因為她是一個原初的民族，所以才能夠獨特地從根源上運用其心靈，這種運用心靈的特質，正是這個民族“特有的文化生命”。而武術恰恰就是這種文化生命活的標本和存在體。
武術與西方體育文化在產生的原初就具有其各自不同的精神形態，在思想源泉上就有深刻的差異性，中華文化首先在于把握“生命”，而希臘文化則首先把握“自然”。《尚書?大禹謨》言曰：“正德利用厚生。”這是古代中國文化生命里最為根本的一個觀念形態，這一形態即表現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是首先向生命之處用心。正德、利用、厚生這三個方面本質上就是在修己與安民兩方面。“生命”是最為復雜的東西，甚至難以用屬性和本質這類哲學范疇對其進行解析，因而當今武術本質的研究仍舊是一個難題，這是傳統武術自身所蘊藏之生命本體所決定的。正是因為生命的復雜性，才有人說：“征服世界易，征服自己難。”，明代武術家戚繼光也說：“去外寇易，去心寇難。”武術的本質力量就是不斷超越自我的過程，類似尼采所提出的“超人精神”，即“不斷超越”才是生命的本質，因而有學者在西美爾生命哲學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習武者內在的非理性生命沖動才是武術本質性的靈魂〔2〕這一命題。這種關于生命的沖動是最深刻、最根源的智慧發動之處，實際上表現在武術文化的生命當中。
正德和修己是對待自己的生命，利用厚生或安民則是對待他人的生命。所謂“對待”意指如何來調護我們的生命、安頓人民的生命。所以中國文化特質里之保命全形、注重生命、把握生命并非生物學意義上的解剖或者解釋，乃是一個道德形上學的把握。因而正德、利用、厚生這一組觀念形態是屬于道德本體的一個范疇形態。傳統武術在對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時正是采取了中華文化特有的生命觀，是“以德服人”、“以德感人”和“以德化人”，這才有了太極拳 “化動四兩撥千金”這種讓敵人倒伏卻不致命的高級技擊術和少林武術禪武“恕”的宗教精神；在對待自我生命方面，武術中的養生之術則更為高妙，有《易筋經》、《五禽戲》和《八段錦》這種養生功法和混元樁、三體式等樁法，太極拳本身就是一種高級養生功，具有導氣、養神、通經活絡的綜合作用；另外在武術的習練過程中，對練武的時辰、環境、方位、衣著等都非常講究，所以有“聞雞起舞”、“早不朝東，晚不朝西”、“拳后一身汗，避風如避箭”和“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的武諺，還有四戒、五損、十忌、十八傷、廿六宜等非常具體的攝生法則。
實質上，武術所承載的中華文化的生命觀并非僅是人的自然“生命”，自然之生命是屬于形而下的，而是在中華文化里蘊藏的那種精神性生命，即心靈世界和價值世界。道德從本質上就從屬于心靈世界和價值世界。而正德即是道德的，利用和厚生是道德形上學的實踐，這就開啟了后來儒家所謂的“內圣外王”之學，其中正德是內圣之事，律己要嚴，要時常反觀誅己；利用和厚生是外王之事，對待他人要寬。也即是說“生命”觀在武術的文化內核中是一個觀念形態，屬于道德形而上學的觀念形態，在經過儒家的理論化改造后就形成了“仁智合一”的道德文化系統。
2傳統武術與儒家的仁智合一
從根本上講，仁智合一的道德文化系統，始終被“仁”給籠罩著，可以說中國的文化系統是一個“仁”的文化系統，甚至可以說“仁智合一”當中卻是沒有智的，因為智存在于具體的道德措施當中，在利用和厚生中表現，在道德實踐的形上學籠罩下為實用的表現。武術之具體形態正是這種實用的表現，韓非有云：“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春秋戰國時期俠文化的出現使古典道德實踐成為物化和肢體化的語言，這種語言成為表達俠的生命價值觀的一種特殊方式，在太史公司馬遷的筆下，汲暗、郭解、劇孟等諸游俠像王侯將相一樣被單獨列傳，或貶或頌間無不滲透出狹義行為中透出的道德精神。
“仁”在儒家思想中作為人的類本質而被呈現，從解釋學角度看，“仁”并不具有一個一成不變的定義系統，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中把仁看作“全德”的代名詞〔3〕，也即是說仁包含了德的諸多內涵，如“殺身成仁”、“克己復禮為仁”、“仁者必有勇”、“忠孝謂之仁”、“知之方為仁”等，因此從仁的不同含義中看出，仁實際是形而上者，而智、禮、信義、忠孝是形而下者，謂之實踐仁于社會之中，仁的籠罩地位在此時是不言而喻的。之所以把“智”而非義作為仁的第一實踐體，是由于智是第一心的，換而言之，智是最靠近本心的。智者知也，通明萬物，方達吾心，能直接通達人心的第一實踐就是“智”，那么它理所當然的成為厚生的統領者。知后方能有禮，知禮方能有信，只有名覺父母之心才能懂得孝悌，因而智是德在實踐層面上的第一屬性。
武術的魅力就在于它“柔弱勝剛強”的技擊藝術，《太極拳論》有言道：“……概不外乎壯欺弱、慢讓快耳。有力打無力，手慢讓手快，是皆先天自然之能……查‘四兩撥千斤’之句，顯非力勝。觀耄耋能御眾之形，快何能為？”〔4〕因而對武術而言，智是被放在首位的，武術修煉的高級階段必須由智來承擔，很多精要之法門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必須通過個人的親自體悟才可觸及，其必然經歷一段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這期間智力因素占有極大比重，善思考者、有靈犀者、堅持不懈者往往能成就一番武學事業，而浮躁不定者、愚笨木訥者和半途而廢者則成就有限或者一事無成。從另一角度看，習武本身是個人修煉的過程，是不斷提升個人道德境界的歷程，那么是否也可以把武術定義為境界形上學的實踐體呢？自古習武者皆修心智，而心智正是武禮、武品、武義之根本，因而在實踐層面上說“仁智合一”竟不如說是“智為唯一”。
仁的觀念形態在根本上是為了安頓我們的生命而形成的，雖然看起來廣大無邊，無法予以進行概念性框定，但卻有一個中心要領，就是通過孟子的“仁義內在”而確定善的標準。仁義本是由于如何安頓和調護我們的形而下的自然生命而顯出的一個道德生命、理性生命，即是說：生命不徒有其自然之表，不僅僅是清一色的肉體生命，其間包含了一個異質性的理性生命，由心靈所表現的理性生命。以此推論，仁義必是內在的東西，因而性善必然性的成立，放在武術的層面，我們即可以說武術絕不是徒有其表的暴力美學或是套路藝術，他本身涌動著的是“仁義內在”的生命意志，是在明澈之后的理性心和超驗心。這個理性心和超驗心的浮現，靠的就是在修煉過程中以智尋仁、以修尋心的求索行為，把外在的一起懸置和虛無化，從而達到徹底消除傳統武術人自身存在的一切方法意識和思想觀念，徹底放松身心，從而使此心得以彰顯〔5〕。這一過程正還原了傳統武術真正的文化特質所在。
3 傳統武術彰顯的道德主體性
若以儒家仁義必內在為毋需證明的先決條件，那么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則必然成立，便可以由惻隱之心見仁，修惡之心見義，由辭讓之心見禮，由是非之心見智。仁、義、禮、智四心就是心之德，亦即由心見性也。這一個心性我固有之，非由外而發我，因而是先天內生的。那么這個心性就是道德的心性，我們又稱之為道德理性。這是定然的如此的，無任何先決條件的，用康德的話說就是“先天綜合的統覺”，即“我思”必伴隨我所有之一切之表象〔6〕。那么這個心性一旦顯露，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主體性”(Moral Subjectivity)完全壁立千仞般地樹立起來，上面通天，下面通人，此才為天人合一之道的真正內涵。
本文開宗明義地講過，武術承載了中華文化本體的特質，真正的武術大師往往把徒弟的道德修養作為培養的第一要務，因而武術練的是體魄，修的卻是真心，這也是為什么本來應當是純粹技擊運動的武術卻在后來演變出了樁功這一具有強烈異質性的修煉方式。不同的套路運動形式是不同的修煉法門，不同的習武經驗則是通往本心的不同路徑，可以武修禪，可以氣修身，所謂外練筋骨皮，而內練一口氣，練筋骨皮與練氣兩者都是修煉的必由之路，直到習武者可以真正懸置自己的外在肉體、盡己之性時方顯本真。那么盡己之性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呢？即是天人合一之道，亦即上面通天，下面通人。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中庸》有“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等綜合統攝而成，而無論心、性、倫皆是理性生命，道德生命之所發。儒家與西方后現代哲學家走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條道路，一個著手建立人的道德理性和主體性，一個則竭力消弭人的道德主體性，一個懸置了人的肉體獸性，一個懸置了人的精神理性，其中孰優孰劣相信讀者自有判斷。
通過習武這樣一個由外化到內化的習練過程，達到一種主體顯現的狀態，那么這個過程便是樹立理性人道德主體性的過程，無論從中華文化的心性一面還是從禮樂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綜合的盡理性精神”而形成的文化系統實在是飽滿之極，牟宗三先生稱其為“圓盈的形態”〔7〕，那么武術之圓盈形態的表現則是完滿的道德人格。因而我們往往發現在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中，武林至尊的地位總是給予少林，這不是因為少林武術多么的所向披靡，而是少林寺歷代高僧大德輩出，他們的武術修為正體現出那種類似圓盈的形態，該形態恰恰彰顯出了習武者的道德主體性，雖然小說具有明顯的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成分，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華武術的精神實質所在。
4結語
通過對傳統武術文化生命的觀念形態、儒家仁智合一的實踐形式和對中華文化的道德主體性彰顯的逐步剖析，筆者認為從本質上踐行了中國道德形而上學的哲學理想，深刻展現了中華文化道德本體的特質，并認為只有真正了解了武術所特有的這種文化形態，才可以從根源上尋到武術之真，從而為建立一個屬于武術自己的學科體系奠定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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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吳福友,付文生,席餅嗣.從生命哲學探討武術的本質與發展策略〔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08.32(5):60-63.
〔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M〕三聯書店.2008.9:89.
〔4〕太極拳全書〔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06.8:710.
〔5〕喬鳳杰.武術哲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119.
【關鍵詞】 傳統文化；倫理政治觀
各派學者對于政治文化的含義是什么，看法相左，眾說紛紜。但不謀而合的是，大家都把政治文化看作是政治體系活動中的主觀性成分，認為政治文化是指政治活動中的價值、情感與態度。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在其杰作《比較政治學》中，把文化界定為一個民族在特定時間內對政治潮流的態度、信念和感情的總和，是政治體系的基本領向。要正確認識政治文化的含義，必須從如下幾個方面去了解：
首先，政治文化是一種特殊的文化成分，是社會文化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政治文化屬于非物質文化的一種，它反映了人們對政治體系的態度、情感和價值觀。必須注意的是，政治文化雖然是社會文化系統中的一部分，但這并不意味著政治文化是政治與文化的簡單媾和，也不是說政治文化就是文化在政治領域中的表現和作用。其次，一方面，政治文化在內容上是關于政治體系的主觀性因素的復雜綜合；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在方法論意義上，是通過對個人、集團、民族的政治傾向或態度類型的分析，來研究政治體系的一種新方法，對政治體系的持續與調節發生巨大影響。其三，政治文化屬于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是一種特殊的精神文化現象，具有階級的和社會的內容，在一定意義上是經濟利益的必然反映。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將政治文化概括為如下定義：政治文化作為深層次的社會政治現象，指的是政治共同體成員在一定政治體系中形成的關于政治及政治活動的感受、態度、心理習慣以及價值評估等主觀意識的總和，主要包括政治價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 具體而言，政治文化主要包括如下內容：一是政治認知成分，即一定社會中的社會成員對政治體系的認識和意識，它是政治文化中的理性部分；二是政治情感性成分，即對政治體系的感情、態度，包括熱愛、忠誠、懷疑、疏遠等情緒；三是政治評價成分，即對政治體系的價值判斷、意見。
阿爾蒙德進而把各種各樣的政治文化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地域型政治文化，社會成員對政治體系所知甚少或一無所知，也不抱任何期望，更不做出任何努力；第二類是傳統依附型（或臣屬型）政治文化，社會成員對于政治體系施加給他們生活的影響有所認識，但他們只處于政治體系的輸出端，對政治體系持被動態，充當執行者的角色，而不是積極地去影響政治體系，不能主動地把自己的要求輸入政治體系；第三類是參與型政治文化，社會成員積極參與政治生活，不僅意識到政治體系的輸出部分，而且還要對“輸出部分”施加影響，并有較高的政治技能。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發軔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秦漢，又經唐宋元明清歷代沿革發展，近代開始衰微。根據劃分社會形態的標準，參考阿爾蒙德對政治文化的分類，可以發現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臣屬型”政治文化極為相似。無論是它所賴以形成和延續的社會環境、經濟基礎、政治結構和文化土壤，還是它的本體，都帶有濃厚的等級依附色彩，有著極其深刻的臣屬型烙印。具體表現為：以君主為中心的單向輻射性政治意識形態，天、君、國、家長合為一體的政治認知；依附著家國、君父的各色臣民――士、農、工、商、官，其主體性的普遍淪喪，等等。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最為直接、集中地反映，也最為能動地反作用于其賴以建立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表現出的人對人的依附關系也最為突出和典型。
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形成過程中，以儒、墨、道、法四家影響最大。但墨家的影響不出戰國，其他三家的思想則相互作用，在中國封建社會一直延續下來，構成了中國社會政治的一大特色。其中又以儒家學說為主體，居于支配地位，所以人們又常常把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稱為封建政治文化或儒家政治文化。因為自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貫穿了整個封建社會，加之儒家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占有著最為發達的傳播手段，其他階層人士均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思維方式、社會觀、道德觀的影響，并逐漸被儒家思想所同化。儒家思想以其獨立性及其與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同構性，作為中國文化的內核滲透到中華民族的心理結構和行為方式中，構成了中國政治文化的大背景。
對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本質特征，學術界也是眾說紛紜。鐘明善先生在其《中國傳統文化精義》中做出如下統計：一是“人文主義說”，認為從商周時期早期政治思想產生時起，其基點就是從人事去體察天命，而不是從天命中去體察人事；二是“王權主義說”，認為中國古代人文主義思想的主題是倫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自由和人權，這種認識結構便決定了人文思想只能導致專制主義即王權主義；三是“實用理性說”，認為血緣宗法是中國傳統文化心理結構的現實歷史基礎，而“實用理性”則是這一文化心理結構的主要特征，主張對人生世事采取一種既樂觀進取又清醒冷靜的生活態度；四是“不斷變化說”，或者叫做“不固定說”，少數學者實際上否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存在核心精神和本質特征，理由是包括政治文化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本身是不斷變化著的，這種觀點過于偏頗。
客觀而言，倫理政治觀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本質特征，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而中國古代政治哲學是以“禮”、“仁”結合為本體的，它適應了倫理型社會的需要。在這個基礎上生成的倫理政治觀，不僅包含著政治意識、政治價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內容，而且它本身就是政治實踐的最高原則。
什么是“倫理”？其本義指事物的條理，如《禮記?樂記》所言：“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鄭玄注：“倫，猶來也；理，分也。”后引申為倫理道德之理，亦即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各種道德準則。“倫理”又與“倫常”相提并論。“禮”與“仁”是儒家學說兩大思想支柱。
所謂“仁”，源出于《尚書?金滕》：“予仁若考。”仁，指一種好品德。孔子將仁作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并把恭、寬、信、敏、惠、智、勇、孝、悌等都納入“仁”的范疇。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孟子說：“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他認為“得天下者謂其仁”（《孟子?公孫丑上》）。總之，仁既是一種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準則，又是一種個體人格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和全面修養的標志，同時從社會而言是一種至善至美的“理想國”，是人類最高的社會境界。
所謂“禮”，最初是指祭神的器物和儀式，周代把禮從形式中區別出來，發展成為一種以血緣關系和等級制度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左傳?隱公十一年》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孔子推崇周禮，主張對民“齊之以禮”。漢儒對禮作了進一步論述，認為“禮者，理也”，“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禮記?曲禮》）。到宋明時，禮學更成為理學的范疇，如《直講先生文集?禮論第一》言道：“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曰仁，曰義，曰信，禮之別名也”。總之，禮既是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又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即以血緣為根基、以等級為特征的統治體系。
關鍵詞：英國;紳士;文化傳統;BTEC;世俗消融;價值重構
作者簡介：顧月琴（1975-），女，江蘇太倉人，蘇州健雄職業技術學院科技處副研究員，博士，研究方向為高等職業教育、教育史等。
基金介紹：江蘇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2013年度課題“比較與借鑒：國外現代四大職教模式研究”（編號：D/2013/03/113）、江蘇省教育廳2013年度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北美CBE職教模式研究”（編號：2013SJD880068）、第二期江蘇省職業教育教學改革研究課題“高職學生職業核心能力培養策略的實證研究”（編號：ZYB196）、江蘇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2013年度重點自籌課題“經濟轉型視角下高職人才培養與區域產業動態匹配與互動研究-以蘇南地區為例”（編號：B-b/2013/03/056）。
中圖分類號：G719.5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5）22-0088-04
世界著名的國際政治理論家、思想家塞繆爾?亨廷頓曾在《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一書中提到，20世紀90年代初，他無意中瀏覽到一組經濟統計數據，對比發現，20世紀60年代初，加納和韓國經濟水平差異很小。但時隔僅30年，韓國在工業領域取得突出成就，經濟名列世界第14位。而加納發展緩慢，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相當于韓國的1/4。雖然這種差異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但亨廷頓認為，文化應是一個重要原因。并指出，早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就有不少學者重視文化因素，從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種社會，分析它們之間的差別，解釋它們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狀況[1]。本文也主要是從文化角度，分析近代英國在喪失世界霸主地位后，經過不斷探索所確立的職業技術教育模式―BTEC。
一、文化內涵與英國紳士文化概述
從文化視野闡釋英國教育的歷史變遷，就首先需要厘清文化的內涵。而文化是個復雜的概念，不同學者從各種角度對文化進行了詮釋：如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格爾茨認為，文化概念實質上是一個符號學的概念，所謂文化就是一些由人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因此，文化分析不是一種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解釋科學，即分析解釋表面上神秘莫測的社會表達[2];而德國著名文化學者卡西爾則在《人論》中提出，所謂文化，實質上就是人性的創造過程。他把全部文化活動形式的演變經歷都看成是一個塑造人性、創造自由的歷史過程。因此，文化具有多維性、復雜性和滲透性。一個民族的文化，既可以體現在無形的方面，如信仰、觀念和價值等，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如實物、符號或技術等;亨廷頓則在《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中，從純主觀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義，認為文化是一個社會中的價值觀、態度、信念、取向以及人們普遍持有的見解。
筆者贊同亨廷頓的觀點，本文的“文化”也主要指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信念和態度，并與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關系。文化傳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和地區世代沿襲下來的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特質或文化模式，它可以分為包括服飾、禮儀、慶典、飲食習慣、居住方式等顯形的文化傳統和價值取向、心理傾向、信念等隱形的文化傳統。隱形的文化傳統沉淀在人們深層心理結構中，具有強大的內在約束力和廣泛的滲透性，它幾乎影響著人們所有的選擇和行為準則，包括對教育目的、地位、作用、內容和方式等方面的看法[3]。
英國最早實現了工業化并率先開啟了現代化的大門，但它同時又保留著較多的文化傳統。“不列顛的文明都是外來的，外來的文明來了又去，去了又來，最后積淀成一個島國的文明，積淀了不列顛民族的心態特征”[4]。英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氣候，加上宗教、政治和技術革命的影響，使英國的文化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而紳士文化是其極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特色，它一方面以傳統的貴族精神為基礎，同時又融合了新興資產階級的文化價值觀，并對英國的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紳士文化傳統對英國教育的影響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實現工業化和實行政治變革的國家，長期以來，英國的工業產品和經濟發展水平一直處于世界領先位置。但19世紀開始，英國逐漸喪失其在世界工業發展中的霸主地位。尤其是二戰結束后，當歐洲其他國家都走上經濟發展快車道的時候，英國卻緩步不前，深受著通貨膨脹、財政赤字、高失業率等諸多社會問題困擾。探究其經濟衰敗背后的原因，不難發現英國的紳士文化傳統與其有著緊密的聯系。即便在英國本土，人們也經常拿教育說事，把英國“二戰”后社會經濟發展一直沒有太大起色歸根于不過硬的職業培訓。為何如此？可以肯定地說，它源自于這個民族的特征、政治環境和文化模式以及這個民族與世界之林的關系[5]。
當人們提及英倫臣民，不免會聯想到“紳士”二字，用它來概括這個民族的特征和精神氣質。紳士文化是英吉利民族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它以貴族精神為基礎，融合了新興資產階層的文化價值觀念，其中紳士風度是英國文化的外在表現形式，是英國人的價值取向和努力方向。一般來說，英國紳士文化體現在貴族精神上。表現為：第一，騎士精神，崇尚光明磊落;第二，鮮明的貴族等級制;第三，自由主義的文化傳統;第四，推崇文化和知識的價值;第五，因循守舊，缺乏變革精神。
紳士文化也深深地影響著英國的經濟、社會和教育等領域。其中折射到教育方面主要表現為：第一，培養“紳士風度”的精英分子，即具備高貴品質和杰出能力的人才;第二，對受教育者的限制比較大，一般僅限于社會中上階層[6]，認為貴族是有著高貴血統和門第的人。因此，英國紳士文化對于教育的影響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英國對教育的選擇，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招生對象、培養目標與課程設置。
受傳統紳士文化的影響，英國推崇精英教育，一直到19世紀初的英國中等教育，其主流教育理念還是培養進入上層社會的紳士，古典學科占絕對優勢，甚至沒有技術教育的立足之地。而且，英國的高等教育也將招生對象限于貴族、牧師、醫生等中上階層，甚至將新興的資產階級也排斥在外。在課程設置上，拉丁語、文學、神學等成為大學的主要課程，工業和技術需求被邊緣化，完全忽略了產業革命后社會發展對技術教育的需求。
英國一直有著推崇自由主義的傳統，19世紀中葉以前，英國政府對教育采取了放任自由的政策，禁止國家以任何形式干涉教育，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英國職業技術教育的產生和發展。同時，在紳士文化的熏陶下，英國的各級教育，都將具有淵博的知識、優雅的舉止、不凡談吐的紳士作為人才培養目標。對技術教育抱有天生的歧視與偏見，并自然而然地在人文和科技之間劃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而此時的英國社會，由于工業革命的發生，對能夠熟練操作機器的技術工人的需求量逐漸增加。在歐洲其他國家的職業學校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并積極培養適應產業革命發展的技術人才。促進產業經濟發展的同時，英國職業教育的嚴重失衡和職業教育水平的落后，使得缺乏足夠合格的技術工人和產業人才，造成了英國后來經濟水平和整體實力的嚴重下滑。而英國貴族精神因循守舊的特點，使得機器時代對英國傳統學徒制的改革不盡徹底，一直到19世紀末，勞動力市場上的絕大多數都是由師傅帶徒弟的這種典型的學徒制培養出來的技術工人[7]。
而英國傳統文化對經濟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二戰后，在1948―1979年的31年間，英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僅為2.5%，遠遠低于日本、德國、法國和美國等國，在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中的比重由1948年的10.2%降至1978年的4.3%[8]。因此，有專家指出，長期紳士教育所培養的紳士，其博雅、勇敢、對國家的責任感、對自由的愛好、不屈從強權等品質是值得稱贊的，但其保守的一面卻又令人嘆息[9]。也有學者指出，英國相比其他歐洲國家對職業教育與培訓較為輕視，這種輕視引發了很多困惑與憤怒，也影響到勞動者自身。英國技能熟練的木匠或工程師無法享有其同類人士在德國或斯堪的納維亞等國所享有的社會地位[10]。
三、英國BTEC職業教育模式的簡介
19世紀中期前，英國的主流教育理念依然只注重培養人的道德和心智，職業技術教育一直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19世紀后期，歐洲大陸迅速把握時機，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培養了大批成熟的技術工人，促進了經濟的快速崛起。為恢復昔日“日不落”帝國的輝煌，更為了促進經濟領先，英國擺脫了紳士文化傳統的羈絆，將教育與國內外經濟、技術發展相聯系，重構教育價值理念，重視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1881年，英國成立了“皇家技術教育委員會”，主要從事研究其他國家的職業教育情況，包括英國本國的工業發展狀況，并在其后頒布了《技術教育法》;學校也積極進行有利于職業技術教育發展的各項改革，打破了古典人文主義教育一統天下的格局，促進了英國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為英國社會發展培養了大量優秀的產業人才，使英國能夠在后來的發展中迎頭趕上。而在不斷地探索和實踐中，英國形成和完善了BTEC職業教育模式，并在全世界130多個國家和地區得以推廣和實施。
BTEC是英國著名的職業資格授予機構之一，其全稱為英國商業與技術教育委員會，成立于1986年，由英國兩大職業評估機構TEC（技術教育委員會）和BEC（商業教育委員會）合并而成。BTEC模式，是英國商業與技術教育委員會在國際上提供職業教育證書課程的職教模式，現在已成為英國愛德思國家學歷及職業資格考試委員會（Edexcel Foundation）的教育品牌。目前英國BTEC課程主要是文憑課程（Diploma）和證書課程（Certificate）兩類，分為初級（First）、中級（National）和高級（Higher National）三個級別。BTEC課程共涉及九大與實際環境有關的門類，包括藝術設計類、商務類、建筑類、工程類、健康與保健類、信息技術與計算機類、土地類和鄉村發展類、媒體類和旅游類，而專業則多達上千門，涵蓋許多實用領域，如設計、商業、護理、電腦、工程、酒店和餐飲、休閑和旅游等[11]。BTEC資格證書可以通過多種學習途徑獲得，如學校及工作場所等。
BTEC作為國際上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職業教育課程模式，除了英國本土開設外，還有130多個國家和7000多個中心實施。BTEC教育模式能成功運行，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目標方向明確，突出通用能力的培養
BTEC培養目標明確，具有清晰的人才培養方向，其最大特點是無論哪個領域、哪個級別的標準，都強制性地包含生存性的核心能力，這種核心能力被認為是未來從事一切職業必備的通用能力。根據相關企業的意見，BTEC將通用能力歸納為七大領域：自我管理和自我發展;與他人合作共事;交往和聯系;安排任務和解決問題;數字的運用;科技的應用;設計和創新[12]。為評價學生的通用能力，BTEC還對通用能力的7個領域提出了18項學業成果，包括：自我安排任務和承擔責任;尊重他人的價值、信仰和觀點;與他人的良好合作與交流;將能力運用于新的領域;用語言和形體參與交流;利用信息資源、發現并解決常規和非常規問題;使用多樣性的科技設備和系統;進行多角度思維等等。
BTEC教學過程中始終貫穿著通用能力的培養，與德國雙元制與北美CBE中的“關鍵能力”有著高度的一致性。這里的“通用”也絕非僅限于特定專業，而是普適性的，即不管何類職業都應該具備的能力，目的是培養學生成為高素質的技術人才。這樣，即使學生就業后面臨轉崗，也同樣具有很強的崗位適應性和競爭力。
（二）更新教育理念，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導地位
BTEC課程更新教育理念，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導地位，并將這一理念貫徹實施于BTEC的整個教學過程中。課程大綱由課程專家根據各行各業的職業資格標準制定，突出對學生通過學習應該獲得的成果的描述，而教師的教學也主要圍繞這些應該達到的成果。在教學過程中，學生占主導地位，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不僅如此，學生還參與目標制定、評估方法討論、決定制定和評估過程等活動，充分發揮學生中心地位的作用。而教師則主要是指導和引導學生，要求教師組織的教學活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強調激發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大膽質疑，強調師生交流互動。
此外，BTEC學生還享有投訴的權利。當學生的自我評價與教師的評價發生差異時，在掌握充分證據的前提下，學生可以質疑教師的評價結果，并逐級投訴。而教師也必須傾聽學生的意見，并做好充分的解釋和說明。這也從側面反映了BTEC教育模式中，一切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
（三）質量監控完備，注意內外審核的結合
傳統教學模式中，學校教務處和督導室承擔著質量監控的任務，測驗、考試，聽課評價、期中期末教學檢查等方式是他們采用的主要方式。而BTEC則建立起內審和外審相結合的質量審核制度。內審員和外審員各司其職，嚴格按照要求對相關內容進行審核。BTEC項目的教師和專職管理人員擔任內審員，工作職責包括：內審工作計劃的制定;指導課程教學;教師課業樣本的審查;學生課業的抽查;聽取師生意見;內審工作報告等。外審員則一般由專家擔任，定期對學校、教師和學生的工作進行審查，主要包括檢查學校質量評估與監控系統的運行與效果;檢查學校制定的有關BTEC課程教學的各項規定能否貫徹執行;檢查學校內審工作計劃的制定和執行情況;檢查從事BTEC課程教學的教師配備及教學設施狀況等。
BTEC教育模式中，內審和外審相結合的制度，監督程序嚴格規范，既體現了目標管理，又體現了過程管理，很大程度上確保了BTEC的教學質量。
（四）考評方式獨特，重視成果形式的多樣
BTEC教學要求每門課程每學期安排2～3個課業，學生學業成績考核評價包括課業評價、平時表現的評價和能力增長的評價。傳統教學模式中，考試是評價學生學業水平的唯一方式，而考試成績也成為唯一可供證明的數據。BTEC模式考核從學生角度出發，證據成為關鍵依據，成果作為衡量學習的標準，主要包含專業能力和通用能力。無論哪方面，都需要在日常教學中逐步積累，并成為教師考核學生成績的依據。一般而言，依據的獲得有多重途徑，如來自社會和學校等第三方的評價;學結、自我評價和筆記;還有學習過程中的表現等等。所有的證據都由學生自己收集整理，并匯編成冊，涵蓋內容廣，可以是個人總結、測驗單、教師的書面反饋意見，也可以是實驗或實習報告、問卷調查、工作記錄、計算機文檔及軟件等。建立匯編不僅可以為學生申報成果和教師評估專業技能和通用能力等級提供基礎證據，而且還可以向用人單位展示學生成就及潛能。
這種以課業為主，輔以其他多種考核方式的評價形式，不僅客觀、全面，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長效性。它不僅有利于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而且也便于相關企業對學生的綜合了解。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雖然BTEC的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英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念，如注重學生的主體地位，發展學生的思辨能力，打通與普通教育的銜接等。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BTEC都擺脫了傳統紳士文化對教育的羈絆，緊緊立足于就業市場，服務地方經濟，并吸引企業積極參與，增加實踐性教學，努力培養適應企業需求的動手能力強的技術人才，實現了由傳統紳士文化向現代科技文化的華麗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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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長期以來，我國宏觀居民消費呈現出顯著的“階段性消費”特征。消費者的“從眾消費”和“保守消費”是產生“階段性消費”現象的微觀基礎；而“謙和、低調、面子、攀比、群體規范、風險厭惡、風險敏感、節儉等”傳統文化價值觀，則又是“從眾消費”和“保守消費”形成的根源。
一、宏觀居民消費波動的“階段性消費”現象
長期以來，我國宏觀居民消費呈現出的特點是“居民不是以一生為時間跨度來尋求效用最大化，其消費支出安排具有顯著的階段性”。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居民所經歷的幾個消費階段，可以看出“1980年左右、1988年左右、1994年左右、2004年左右”，這些時期是國內居民消費的高峰期，而在這些時期之間，則表現出顯著的居民低消費率、高儲蓄率傾向，從而整個的宏觀居民消費曲線呈現出顯著的“階段性消費”集中釋放的現象(見圖1)。
余永定和李軍(2000)把存在的這種“階段性消費”現象描述為轉軌經濟下“中國居民的消費模式”；葉海云(2000)則根據存在的這種“階段性消費”現象，提出了中國居民的“短視消費模型”。沈悅(2001)則進一步測算出我國居民實際消費支出規模存在周期波動現象，其平均的波長為8．10年。但是，這些研究對于“階段性消費”現象，給出的解釋都是基于經濟學的視角，大多是站在宏觀經濟的層面上進行討論，缺乏把居民作為活生生的“社會人”來展開的微觀行為分析。本文下面所進行的正是從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視角，在微觀個體層面，對呈現出的這種“階段性消費”特征給出具體分析。
二、微觀行為分析：消費者個體的“從眾消費”行為
根據余永定和李軍(2000)描繪出的中國居民“階段性消費”模式圖，可以把國內居民“階段性消費”特征概括為兩點：(1)階段高峰表現出“居民消費集中釋放”；(2)階段周期內呈現出長期的“居民高儲蓄傾向、低消費傾向”。第一點，階段高峰表現出“居民消費集中釋放”，可以從微觀層面消費者個體的“從眾消費”行為來進行分析。
“從眾消費”行為是中國現實市場中消費者個體普遍存在的一個顯著現象，是指“消費者接受到他人的產品評價、購買意愿或購買行為的信息后，改變了自己對產品的評價、購買意愿或購買行為，努力使得自己與其他人保持一致”。這一消費行為在中國消費者身上之所以表現得如此“大范圍且顯著化”，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中國傳統文化提倡“謙遜、內斂、謙讓、低調”。儒家認為“謙遜、內斂”是為人的內在品質，做人的一條基本要求；“謙讓、低調”則是外化的待人做事的基本態度；謙是道德之心的把持者，是任何德行的入德之門。而老子的“無為”思想在操作上也體現出鮮明的“內斂”取向，倡導“以謙遜的態度，自守其德，修養自身”。在這樣的文化長期熏陶下，中國人的性格普遍有一種潛在的“內斂性”，不喜歡個性的自我張揚，以及行為的超前嘗試。
但是，同時中國人最看重的一樣東西是“面子”。“面子”是統治中國人的三位女神(面、命、恩)中最有力量的一個，是中國人社會交往中最細膩的標準。Yau(1988)提出的中國文化價值體系中，關系導向方面主要由4個價值構成，而“面子”則是其中首要的一個構成內容。Qian，Razzaque和Keng(2007)認為，中國文化規范注重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中國文化中突出方面主要包括了：家庭導向、關系、緣分、面子、人情和互惠。根據Li(1999)的研究，中國文化重要的價值主要包括“社會地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延長生命與同化”；多做“得面子”的事情，避免“丟面子”事情的發生，維持自己的“面子”成為中國人行為的一個價值取向。這種“面子文化”，導致中國人不喜歡自己的行為落后于大眾和周圍群體。
這樣，一方面注重恪守為人“謙遜、內斂”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自己“面子”的維護，在這兩方面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影響下，其結果就是大部分人選擇了“中庸”的行為方式，即以“群體導向”來安排自己的行為，既不發生行為的超前嘗試，也不讓自己的行為落后于大眾。根據Hofstede(1993)的研究，“中國文化是集體主義文化，群體意識較強，重視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系，愿意服從群體的利益和群體規范”。李東進等(2009)也把中國文化在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方面的特點總結為：注重面子和群體導向，中國人為了規避不確定性和產生歸屬感愿意讓自己的行為服從群體規范¨兒；并且指出，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下以家庭為基礎的社會結構以及社會“差序格局”下形成的不同道德規范是“群體導向”產生的根源。
于是，以“群體導向”來安排自己的行為，具體表現在微觀個體的消費行為上那就是：個體消費行為的隨大流、從眾化，很少發生超前消費嘗試，也不愿落后于大眾消費潮流，形成了鮮明的“從眾消費”特征。根據Pool(1998)提出的人們服從群體規范，進行從眾消費，有三種動機：準確動機、自身相關動機和他人相關動機。準確動機下進行從眾消費是因為個體認為他人的行為是合適的、成功的行為提示；自身相關動機下進行從眾消費是因為個體采取從眾的行為能得到社會的認同；他人相關動機下進行從眾消費是因為他人和他人可能帶來的結果(包括獎勵和懲罰)。所以，消費者個體的“從眾消費”行為最容易發生在購買那些“產品或品牌的社會可見度高、品牌差異可感知度高”的產品身上；當購買的產品是體現一定身份或地位的商品而不是必需品，或者當產品是在公共場合消費而不是在私下消費的時候，參照群體對購買者的影響更大，從眾消費行為更為顯著。
綜觀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居民宏觀消費的幾個典型高峰期，可以看出每一個消費高峰期的出現正是伴隨著在發生整個社會流行的一些消費。諸如：1980年左右的消費高峰期，當時全社會正流行家庭“老三件(自行車、縫紉機、機械手表)”的添置；1988年左右的消費高峰期，當時全社會正流行家庭“老三件”向“新三件(黑白電視機、單門冰箱、雙缸洗衣機)”的轉變；1994年左右的消費高峰期，當時全社會正流行家庭高檔耐用品(彩電、雙門冰箱、滾筒洗衣機、空調、摩托車、電話、錄像機、組合音響等)的添置；2004年左右的消費高峰期，整個社會由溫飽邁向小康，出現了購房熱、購車熱、旅游熱、電腦熱。從羅列的這些購買商品上，可以看出大多數商品正是“社會可見度高、品牌差異可感知度高”的商品，引發了整個社會鮮明的“從眾消費”熱潮，從而出現了這些典型的宏觀消費高峰期。
三、微觀行為分析：消費者個體的“保守消費”行為
對于“階段性消費”特征的第二點：階段周期內呈現出長期的“居民高儲蓄傾向、低消費傾向”，可以從微觀層面消費者個體的“保守消費”行為來進行分析。所謂“保守消費”是指“居民的當期消費支出常態性的低于其當期的收入水平，在消費支出安排上持有一種保守、謹慎的心態”。這一消費行為也是中國現實市場中消費者個體普遍存在的現象，且有著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根據文化差異理論，中國等東方國家的文化是高語境文化，而美國等西方國家是低語境文化，兩種不同語境的文化下，在思維方式、社會取向、風險感知和風險承擔、責任、沖突等方面都具有顯著差異¨。具體表現在：權力差距、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男性／女性化、規避不確定性、長期導向／短期導向等這5個文化價值維度上存在顯著差異。
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中，有著很嚴重的“規避不確定性”和“風險厭惡傾向”，小農經濟下人們追求的是男耕女織的平靜生活，不喜歡追求冒險或者刺激，在觀念中重視整體、集體主義，并不注重個性化需要的追求。中國人容易產生對自己現在生活的不安全感，對未來生活的不安全感，對后代生活的不安全感，從而尋求保障、建立保障的心理特別強烈；而當前國內社會保障機制的不完善以及制度性缺失加劇了居民的不安全感和風險感知壓力，促使人們依靠個人的儲蓄努力來為自己建立一個長久的保障。
另一方面，以儒、道、墨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古代道德學說特別強調“節儉”，認為這是人類美德善政的具體表現”。孔子在《論語》中提倡“節用而愛人”明確地把節用愛人作為治國的重要內容；墨家則把“節儉”與“兼愛、非攻”一起視為其核心價值和道德規范。更有無數的格言：如“儉，德之共也”(《左傳》)、“儉開福源”(《魏書》)、“由儉入奢易，由奢人儉難”(《資治通鑒》)等，強調居家節儉，把節儉視為持家的主要標準和生活美德。
這樣，一方面由于“規避不確定性”和“風險厭惡傾向”，人們注重依靠個人的儲蓄努力來為自己建立一個長久的保障；另一方面“節儉”被視為中華民族的道德規范和生活美德，在這雙重文化價值觀的影響下，其結果就是大部分人形成了“過度自我控制”的認知偏差，具體表現在微觀個體的消費行為上，就是個體消費行為的保守、謹小慎微，消費抱有負罪感／不安全感，形成了鮮明的“保守消費”特征。綜觀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居民宏觀消費的幾個典型階段周期，每一個階段周期內都呈現出長期的“居民高儲蓄、低消費傾向”現象。
關鍵詞： 高職教育 文秘專業 文化特質 實踐探索
高職文秘專業是培養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具備秘書專業知識和技能，熟練掌握辦公自動化技能，具有較強的口頭表達與書面寫作能力及人際溝通、協調能力，掌握參與政務、辦理事務及組織公共活動的基本技能，能在各類機構、企事業單位從事文秘工作和公共事務的應用型專門人才。按照就業崗位的要求，高職文秘專業的畢業生應該具有較高素質。這種素質既包括一般意義上的人文素質，又包括文秘從業所要求的專業技能、職業觀念、職業情操等專業素質。要達到文秘專業學生素質的全面提高，加強文秘專業的文化建設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文秘專業人才的文化特質，在內容上具有傳統文化的性質，而由于它的主體是高職教育對象，因此它又是文秘專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化特質的培養教育，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包括傳統文化在內的專業文化，是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以學校為主要活動空間的文化形態。它是一個開放性的文化系統，它作用于人的觸角是全方位、多層次的。良好的文化特質對人的內在深層次心理結構的完善、潛能的開發、個性的塑造、心理健康、思想道德素質的提高、文明素養的提升等有強大功能，是學生個性和諧發展的內驅力和親合劑，是提高學生人文素質的重要途徑。包括師生的思想意識、審美情趣、價值觀念、理想追求在內的傳統文化，作為文化特質的內核，它具有強大的導向作用，能夠形成強大的向心力，它同時具有認識的整合功能，為學生提供行為參照系，長久而又深刻地響學生的思想品德、行為規范和生活方式，具有水滴石穿的力量。同時，外在的、既滲透著人文氣息又彰顯著時代精神的專業文化氛圍，能夠開闊學生的視野，深邃學生的思想，豐富學生心靈，提高學生的審美品位，提高學生的綜合人文素質。
秘書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職業教育的特殊性。加強文化特質的培養建設已成為高職文秘專業建設的核心內容，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是今后發展的方向。本文主要從兩大方面展開對高職文秘專業人才文化特質培養的探討。
一、傳統文化特質培養途徑探討
傳統文化對文秘人員的影響非常重要，從基礎的傳統文化知識的學習和接受，到深層的傳統文化精神內化為文秘人員的人文精神和職業素質，是一種全面、立體的作用。因此，傳統文化的教學在高職文秘專業教學體系中就必須得到應有重視。
（一）創新思想，樹立“課程群”意識
為了能夠高質量實施傳統文化教學，使傳統文化精華在得以保護和傳承的同時，又促進學生素質的全面提升，高職文秘專業必須做到創新思想，重視課程，樹立“課程群”意識，采取多樣化、分層式的課程設置模式。
中國傳統文化內容繁多，體系龐雜，所以我們要樹立“課程群”意識，以一門必修課程為主，多門選修課程為輔，其他課程參與滲透，專業課程有所涉及的方式實施傳統文化教學，這種多樣化的課程設置可通過不同年級、不同層次具體實施。比如說：必修課程重在普及知識，關鍵是利用傳統文化精神對學生進行能力和素質培養；選修課程重在培養專長，教師要在選修課中及時對學生進行引導，使學生在掌握傳統文化一般知識的基礎上，對自己感興趣的領域有更加深入的思考；相關課程參與滲透，重在塑造人格，在文秘專業中能夠參與滲透傳統文化知識學習的課程，主要是大學語文和大學生思想道德修養這兩門課程。大學語文課程中有大量內涵豐厚、思想深邃的傳統文學經典，教師可以利用這些知識喚起學生的審美體驗，讓他們領悟到作品中所蘊含的人生至理。思想道德修養課程的主要任務在于以科學的思想陶冶學生精神世界，塑造學生健康人格，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對于文秘專業學生而言，傳統文化中的禮儀知識、管理學知識、公文寫作知識等都可歸入專業知識范圍。通過以上四個層次的交叉結合，基本上能夠將文秘專業傳統文化的教學貫穿始終，這四個層次的課程可在不同年級、分層次、循序漸進地進行，讓學生了解傳統文化、熱愛傳統文化、自覺傳承傳統文化并將傳統文化的知識內化于心，塑造個人品格，提高專業素質，為順利就業打下基礎。
（二）改革教學方法，激強學生的學習興趣
1.變知識為故事，增強課堂講授的趣味性
傳統文化的知識是生動而形象的，教師要增強課堂講授的趣味性，既要能夠深入淺出，把晦澀深奧的理論用淺顯易懂的語言和道理講述出來，把簡單明了的知識用形象趣味的語言講述出來，更要精心設置講授的環節，教師可利用如投影、幻燈、錄音、錄像等多媒體技術，將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圖文并茂地展現在學生面前，使學生身臨其境接受傳統文化熏陶。
2.變課堂為舞臺，充分發揮學生主體性
教師可采取任務驅動方法組織教學。教師預先布置學習任務，讓學生自行搜集相關資料并進行加工，并讓學生走上講臺，探討他們感興趣的文化內容和文化現象，教師和其他學生可適時提出質疑，在這樣的交流碰撞中，對許多知識會掌握得更加牢固。這樣不僅能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而且能鍛煉學生搜集整理知識的能力、組織表達語言的能力及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等，這些都是文秘專業學生所必須具備的能力和素質。
3.變動腦為動手，開展多種形式的“第二課堂”實踐
教師可以將課堂搬到博物院、文化旅游景點展開，讓學生在參觀文物、游覽古跡的同時加深對傳統歷史文化知識的理解，真正將參觀和學習相結合；只有讓學生親身經歷，才能引發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深層思考。教師還可以結合社會實際和專業實際，組織茶藝、禮儀、書法等興趣小組，在這些興趣小組活動中，學生掌握的不僅是傳統文化的知識，更是自己將來從事文秘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技能。
二、專業文化特質培養途徑探討
（一）文秘專業文化建設理念提升
專業文化是在專業建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目的是約束專業中的學生、教師和管理者，“以市場為導向、以學生為中心、以能力為本位”，培養進入職場的職業人員，為社會培養人才，輸送新鮮血液，盡量貼近職場，實現學生就業“零距離”，縮短與職業角色的距離。
秘書人員的職業素質，應該是文化知識、社會知識、科技知識、專業技能整合、互滲、交融在一起的，而不能顧此失彼，有所偏頗。加強專業文化建設，有利于激發學生對專業技能的學習。濃厚的專業文化氛圍還可以陶冶學生職業情操，熏陶學生職業理想，端正學生職業觀念，培養學生職業習慣，并可培養未來文秘工作所必需的敬業精神、務實精神、創新精神、團隊與合作精神，等等；促使學生熱愛專業，通過專業文化建設，培養學生的職業精神，促使學生熱愛專業，科學規劃職業生涯。文秘專業在模擬公司、校外實訓基地多種實踐平臺上，通過模擬實訓、技能大賽、社會實踐多種方式，學生全程、全員參與策劃、組織各項活動，體驗秘書職業特點，在做中學、知行合一，通過體驗、反思、融入職業角色，完成從學生到職員的角色轉變。所以文秘專業文化建設更體現出潛移默化的影響力。
（二）本校文秘人才專業文化建設的實踐與探索
1.一個實訓大樓――文科綜合實訓樓
在文科綜合實訓樓中，學院緊密結合文秘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以實踐教學體系為依據，共建設了4間實訓室。實訓室搭建起校企合作、師生互動的平臺，使學生的主體性、體驗性進一步得到關注，教學做合一的教學理念進一步得到落實，為強化實踐教學環節、提高學生多元化的職業能力、培養應用復合型一線文秘人才提供了重要保障。吳文化園位于文科綜合實訓樓一樓，作為教育部“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是我校重要的人文素質教育平臺，集傳統與現代、傳承與創新于一體，多角度、全方位展示了吳地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永恒魅力。吳文化園在素質教育上發揮其文化孕育功能，有力地提升了專業文化建設品味，提高了學生的人文素養。
2.兩個大賽―――秘書職業技能大賽和秘書禮儀大賽
通過組織技能大賽，給學生提供大量秘書綜合實訓機會。職業技能大賽的組織工作由學生組成的秘書協會全權負責，從開會討論、起草方案、下發通知、組織競賽、新聞宣傳到最后的資料匯編，都會涉及會議、禮儀、公共專題活動、寫作、檔案整理、溝通等方面的秘書知識和技能。我們通過舉辦技能大賽，選拔優秀選手，真正使學生全員參與，全程參與。競賽選手要參加秘書職業技能大賽指定項目，參加舞臺競賽為主的決賽，充分展示學生的綜合技能。最后對所有獲獎選手進行表彰，舉行隆重的頒獎儀式，發給證書和獎品，優先推薦獲獎選手到社會企業頂崗實習。這樣做的目的在于增強學生的榮譽感和自豪感，激發專業熱情。
3.三項措施――模擬公司實訓、職業資格考證、頂崗實習
第一，創建仿真的模擬公司，以實際工作中的典型任務驅動，設置實訓項目，將企業秘書一線工作中最具典型性的職業活動搬入課堂；實訓過程中采用企業工資制考核方式，按照職場標準營造職場文化，每天在仿真的生產環境、企業文化和職業體驗條件下，使學生在仿真文化氛圍中，培養與鍛煉職業道德、職業意識和綜合素質。第二，文秘專業文化建設的目的，以培養學生綜合素質與職業能力為導向，將學生培養成為高素質的應用型秘書人才。鑒于此，我們將秘書實務實訓考核與秘書國家職業資格鑒定考核掛鉤，以取得資格證書作為實訓課程的最終考核結果。為此，根據國家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的要求，學校專門建立秘書國家職業技能鑒定所，組織學生進行秘書職業資格鑒定。考核內容由注重考核秘書理論知識轉變為考核秘書職業能力。資格證書制度的推行提高了學生的崗位能力，增強了人才培養的針對性、適用性和競爭力，實現了人才培養與社會職業崗位的接軌。第三，加強校企合作，加強校外實訓基地建設，為學生的校外實訓創造平臺。建立實訓任務書和檔案冊，對學生在校三年的實訓量進行量化管理，促進學生課余時間積極參與校外社會實踐；分配學生到市區內有關機關單位檔案室頂崗實習，畢業生可以定向分配到校企合作單位進行畢業實習。學生面對的是真實的崗位和真實的工作任務，對學生的能力鍛煉起到很大作用。
傳統文化和專業文化一同構成專業人才的文化特質，專業的人文素養更多依賴于文化特質的影響。有專家學者在《一個值得反思的教育信條――塑造知識人》一文中指出，學校教育培養有知識的人，這是無可非議的事，但不要忘了崇高理想、高尚人格、神圣信仰的追求，意義世界對于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教育的任務就是要實現學生的知識人化。
高職教育，除了需要對學生傳授專業知識、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之外，還應該提供給他們職業發展的根本動力。專業課程所給予學生的僅僅是將來從業的知識和技能，而一個現代職業人，只有既具備了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又掌握了較強的專業知識和職業技能，才算較全面地具備了職業發展的條件。因此，要達到文秘專業學生素質的全面提高，從而具備未來持續發展的條件，我們目前除了要進行課堂教學的改革、注重專業實習和社會實踐之外，還須著力加強文秘人才文化特質的培養，而這一點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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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徽文化的概念
徽文化是指古徽州一府六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本文所引的“徽文化”是取其廣義的概念，不僅指風俗民情、文化藝術，還包括社會經濟、學術理論、文獻著作、精神信仰、宗法倫理、歷史人物等等.徽文化的內涵與特質非常豐富,基于徽文化的現代室內設計,就是要以徽文化的內涵與特質為依托與支點.
1.2基于徽文化的現代室內設計的界定
徽文化所涉及的外延廣泛，內涵尤為豐富.特別是其包含的工藝技藝、徽派建筑、文學藝術等領域,是現代藝術設計取之不盡的創作靈感源泉.基于徽文化現代室內設計是以徽文化的內涵與特質為依托，以徽文化的科技觀、人文觀及與之相契合的行為方式、心理為原則、取向,建立的現代室內設計的理念內涵、表征、表象與方式、方法等.
2基于徽文化的現代室內設計的基本原則
2.1價值原則
所謂價值，用馬克思唯物辯證主義可以解釋為：人與滿足人某種需要的客體屬性之間的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人是主體，起主導作用，而客體滿足人的需要即有用性是客體有價值存在的前提，即客體能滿足人的需要是客體價值屬性的終極目標.因此，對主體“人”有價值是基于徽文化的現代室內計活動的最終目標,是該設計的首要原則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原則.基于徽文化的現代室內設計作為一項設計活動,其首要目標是構建一種符合人需要的合理、健康與綠色生態的室內空間.
2.2繼承發展原則
傳統文化的精華是需要保留與傳承的.吸收徽文化的精華部分，把徽文化的內涵與特質通過現代藝術設計語言表現在我們的現代室內設計實踐活動中，以創新與發展的視角再現徽文化精髓，這是基于徽文化的現代室內設計應追求的繼承發展原則.基于徽文化的現代室內設計通過挖掘、提煉與汲取的是徽文化的精髓部分,這是構成該設計活動的前提基礎和意義所在.當然，基于徽文化的現代室內設計的目標不是復制再造徽文化，如果僅僅追求文化的回味而對傳統文化的抄襲復制會讓文化停滯不前，這樣的設計也不會得到現代人的文化共鳴.基于徽文化現代室內設計是以徽文化的內涵與特質為依托，以現代人特有的文化視角和價值追求，,通過現代室內空間的設計實踐，對徽文化進行有目的的優化組合與轉換提升，賦予徽文化新的時代價值與精神特質，以一種極富徽文化特色的設計活動及設計結果———室內居住空間的形式達成徽文化在新時期、新領域的有效傳承與創新發展之訴求.
2.3綠色生態原則
設計是人類一種創造性的活動.這種活動在創造滿足人需要的器物、服務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產生消耗資源、環境破壞的負面影響.我們要改變或轉換設計理念和思路，盡可能地讓設計活動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基于徽文化的現代室內設計依托的是徽文化及其特定地域形成的人文與自然資源,而這種資源的特征是生態的獨特性和脆弱性相依并存的.綠色生態原則是現代室內設計應當遵循的設計原則與人文情懷，,即我們的室內設計工作要以人為本，為我輩及子孫后代考慮，節約資源、綠色環保，創設綠色環保又蘊含地域特色的現代人居空.具體來講，在設計工作中,要樹立“生態先行”的觀念,無論是先期的構思設計,后續的材料的選擇，還是后期施工過程等,綠色生態原則應該是貫徹整個設計活動始終的原則.
3基于徽文化的現代室內設計的方法
3.1符號再現
符號是人類認識事物的媒介，是信息的物質載體，從符號學的角度重新認識傳統的徽州文化藝術，探析傳統經典徽文化元素在現代設計中的運用，是對傳統文化的承接與再創造.基于徽文化的現代室內設計的第一種方法也是最簡單直接的方法：徽文化符號的再現.它主要有兩種表現：其一，空間布局上，現代室內設計可以直接模仿傳統徽派建筑空間形態和空間布局方式而設計新的空間，如曲直婉轉、采光防潮等；其二，在內部裝飾上力求精美，充分運用木、磚、石雕藝術，在窗欞（木鬲）扇、門罩屋翎、花門欄桿、神位龕座上，精雕細縷.現代室內設計可以借鑒符號學的方法,對傳統徽派建筑的空間結構和內部裝飾中突出的特征符號經過簡化、提煉后直接使用.這種手法因為入門快而且主題表現直截了當而在現代室內設計方法中被廣泛運用.
3.2符號再生
所謂“符號再生”是指對傳統徽派建筑的空間結構關系和內部裝飾所包含的一般原則、原理,通過變異-升華的步驟方法指導現代室內設計實踐活動.現代室內設計不僅要對傳統的布局進行傳承，更要符合到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審美觀念.徽州傳統的室內空間布局有一些不能符合現代人對室內空間的要求，我們不能將傳統形式照搬到現代室內空間中，但是我們可以取其典型的符號語言，在形象上則通過形式美法則中的變形、錯位、逆轉和對比等手法,將原有傳統形態結構重構，達到“似是而非”的視覺效果,既有傳統室內空間的影子又有現代人們對室內空間布局的追求，既能將傳統的符號語言進行傳承發揚又能符合現代人的審美情趣，引發現代人對傳統文化的回味以及對現代室內設計作品的情感共鳴.
3.3隱性關聯
前文所述，基于徽文化現代室內設計要賦予徽文化新的時代價值與精神特質.在設計實踐中，可以也應當需要采用一種對徽文化抽象表現又隱喻相關的設計手法.提起徽派建筑很多人就想到粉墻黛瓦、馬頭墻，覺得只有這些才能代表徽文化、徽派建筑，實則不然，徽文化博大精深，包羅萬象，我們在進行現代室內設計的時候不能拘泥于這些傳統的形式，而是應該從深層次去挖掘徽文化的內涵，從大眾的生活習慣和民俗上去提煉，古徽州的徽商精神、徽駱駝精神、黃山松精神、新安版畫的創作意境等等這些都可以合理地運用在室內空間設計中，用聯想和隱喻的手法將這些精神運用到室內空間中，可以更好地符合現在大眾審美和情感的訴求；第二，對徽文化尤其是徽派建筑的典型形象、結構和裝飾模式以隱喻和象征的手法進行變異使其具有原型的“隱性表征性”.時代是在不斷變化發展的，我們的設計不能一味的沉浸在對歷史文化的回憶里，傳統的裝飾材料是具有一定的價值，但如果我們的裝飾材料和裝飾手法停滯不前，我們的時代就不會發展.傳統的徽派建筑室內空間講究高墻圍合小開窗，內部空間通過天井采光，室內陳設中瓶鏡鐘聲的寓意傳統等等，這些形式在傳統建筑空間中非常和諧，可是要是照搬照抄到一個現代室內空間中顯然是不符合現代生活習慣的，因此我們要用發展的眼光去進行設計.基于徽文化的現代室內設計要敢于對徽文化符號的提取與重構、打破和分解，以獲取新的表現形式.而“隱性關聯”法就是要求我們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用新材料、新技藝、新題材、新風格的理念重新解讀徽文化精神，解放創作思想,既可以開拓現代室內設計視野，又可以在深層領域取得與民族地域文化精神的關聯.
4結語
一、加強小學語文教育中傳統文化教育的策略
在誦讀經典中感悟傳統文化精髓。中華民族的文化自古就有注重音韻的傳統，多數文化經典適合誦讀，不僅可在抑揚頓挫的節奏中加深記憶、增進理解，更可從中體會到民族特有的文化美感。由于中華民族的文化精典傳承悠久、內容豐富，教師應有計劃、有層次地進行組織和引導。根據學生的知識層次和接受水平，由簡入繁地安排每個年級、班級的誦讀內容。如低年級的學生可要求其誦讀較簡單的《唐詩三百首》《三字經》《孝經》《弟子規》等，中高年級的可讀一些稍長的宋詞、《論語》等。在時間安排上可為一周一節或兩節課，要求學生對所選內容反復朗讀，以致熟讀成誦，牢記在心。在誦讀中學習，可以更好地感悟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
二、穿越時空，延伸擴展，把握文化特質
傳統文化是厚重而凝練的，在精巧的篇章中蘊含豐富的哲理與情感。教師應根據學生特點，探究適合的教學方法，幫助學生理解文化特質。比如，教師可先向學生介紹作品作者所處的年代，講述作者的人生經歷，把學生思緒拉到作品創作的年代及作者所處的境遇，體會此情此境，領悟其思想。再者，在本作品的基礎上延伸擴展一些與此作品相類似的或相關聯的文章，讓學生在欣賞、比較其他作品中更深刻地理解本作品的內容及思想情感。
三、結合生活實際體味傳統文化內涵
文化存在于實實在在的生活中。要更好地體味文化內蘊，就必須走出課堂，走進生活。傳統節日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我們可以以某個傳統節日為契機，結合生活實際帶領學生體味傳統文化內涵。在端午節來臨之際，可以引導學生查詢和端午節相關的一些信息，在查詢的基礎上整理資料、布置作文，并以黑板報、講故事、演講等形式交流。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如果這些重要的傳統節日讓學生有計劃地去探究，去實踐體驗，對文化傳承的意義是深遠的。
開展豐富多彩的實踐活動，讓學生在活動中感受樂趣，在快樂中、無意識中學習到中國的傳統文化。比如通過“對對子”“燈謎”“詩詞朗誦”等形式讓學生領略漢語的結構之美、韻律之美、節奏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