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8 09:07:36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前言
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并通過這種兩重屬性與經濟社會產生密切聯系，現代系統理論將人類的生存發展作為一個大系統，而人口、經濟、社會等都是其子系統，各子系統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影響。人口數量、人口素質、人口結構及人口分布等人口系統的情況及其變動對一個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都具有重要影響作用，這種影響促進還是阻礙經濟、社會發展難以憑空判斷。
本文以廣東省韶關市的人口數據為例，評價分析該地區的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性。韶關市位于廣東省北部，屬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可將韶關市看作一個具有復雜功能的特殊系統，人口、經濟、社會都可以看作這個系統中的子系統，以韶關市2000—2010年人口、經濟、社會指標為例計算評價其人口、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并分析韶關市人口數量、結構、質量及空間分布是否與本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之間具有協調性，全部數據來源于2011年韶關市統計年鑒。
二、評價人口、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指標體系
全面、客觀地評價人口、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狀況需要建立科學的指標體系，并應遵循以下四個基本原則：
1.科學性原則。即指標體系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能夠準確、全面、系統地反映人口、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內涵。2.實用性原則。合理地選擇指標，指標數據應易于統計，統計數據能確保權威性。3.完備性原則。指標體系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要能反映和測度被評價系統的主要特征。4.可行性原則。從實際情況出發，選擇有代表性的綜合指標和主要指標，那些在統計上無法量化、數據不易獲得或相對不十分重要的指標可暫時不列入。
根據指標體系建立的相關原則，選取的指標如下：
三、人口、經濟、社會各子系統綜合發展水平的評價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對各子系統綜合發展水平進行評價，評價的原理及具體步驟如下：1.收集整理基本數據，采用z—score法對數據進行標準化，得到標準化后的數據；2.通過主成分分析法，求相關矩陣、特征根、本文由收集整理特征向量和方差貢獻率；3.求主成分及其得分；4.計算各主成分的得分與其特征值的乘積和得到各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值。本文利用spss軟件處理上述數據，可自動將原始數據標準化、計算主成分得分。
下面以人口子系統為例，簡述系統評價過程：
第一步，收集原始數據，2000—2010年人口子系統所選變量的值見表1，將表1中的6個變量數據粘貼至spss軟件中，利用數據分析、降維、因子分析進行主成分分析。
第二步，分析軟件輸出的公因子方差見表2，表2給出了提取公因子后前后各變量的共同度，它刻畫了全部公共因子對于變量xi的總方差所作的貢獻，說明了全部公共因子反映出原變量信息的百分比。例如，提取公共因子后，變量x1的共同度為0.980，即提取的公共因子對變量x1的方差做出了98.0%的貢獻。從表2的數據可以看出，各個變量的共同度都比較大，說明變量空間轉化為因子空間時，保留了比較多的信息，因此因子分子的效果是顯著的。
人口、經濟和社會子系統綜合發展水平值見表5。由表5可以看出韶關市的人口、經濟和社會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趨勢。2000—2010年人口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值按時間順序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2005以前是上升趨勢，以后呈下降趨勢；經濟和社會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值按時間順序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2008年以后人口系統水平又變回負值，2010年水平與2000年相差不大，說明人口方面2005年以前是不斷進步的，2005年之后水平呈現逐年退步趨勢；經濟、社會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在2007年之后發展速度不斷加快，這與韶關市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建設取得了與日俱增的進步密切相關。
四、人口、經濟和社會子系統協調發展狀況分析
韶關市人口、經濟和社會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值呈現出不同趨勢，其中經濟、社會子系統的變化趨勢相同，而人口子系統綜合發展水平值在2005年出現下降趨勢，如果韶關市人口水平繼續沿此下降趨勢發展，人口問題可能會成為制約韶關市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不利因素。
導致人口系統綜合發展水平值出現先升后降趨勢的主要原因也反映了韶關市人口發展方面的一些問題：
首先，常住人口總量減少。盡管韶關市戶籍人口每年都以低速增長，但常住人口數量自2005年292.26萬人以后不斷減少，2010年人口數量降至282.66萬人，這主要是由韶關市勞動力流出數量大于流入所致。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對于緩解資源壓力、農民增加收入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過度轉移對于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也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如本地農業生產勞動力減少、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等一系列問題。高素質勞動力大量轉移對本地經濟發展也帶來了不利影響，例如韶關市本地有多所技校，但是很多畢業生在就業時首選珠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只有少部分畢業生留在本地工作，從而不利于韶關市工業發展。
其次，在校生人數呈下降趨勢。盡管韶關市高等學校、中等職業學校、技工學校的在校人數在2000—2010年間呈增長趨勢，但由于多年來人口只維持低水平增長率，小學在校生人數由2000年的338916萬人降至2010年的207299萬人，在校生總人數自2005年開始呈現下降趨勢。這個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韶關市當前人口結構的不合理現象。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
一、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現狀、趨勢
我國民族地區老齡化水平并不一致,而且其老齡化過程也不完全同步，就是同一個民族在不同地區其老齡化程度和趨勢表現也不相同，同一地區各個民族老齡化程度和趨勢也不盡相同。所以，我國民族地區老齡化情況十分復雜。
具體來講,我國少數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趨勢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人口年齡結構屬年輕型。我國一些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比較低，人口年齡結構還處于年輕型。青海玉樹自治州1982年老年人口比重為6.10%，1990年為5.81%。而根據1990年～2050年青海人口老齡化預測，2000年全省老年人口65歲以上人口比重為4.62%，2005年為5.64%，2010年為6.38%，2050年為14.46%。從2000年四川民族地區年齡構成看，人口年齡結構大多處于年輕型。例如涼山州、阿壩州、甘孜州65歲及以上占總人口比例分別是5.12%、5.36%、5.48%。有的民族地區鄉村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鎮的水平，這可能與鄉村少數民族年輕人口流動、戶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吸納能力的提高，城市打工和做生意比較收益的刺激，使農村有較高文程度的青年移居到城市等有關。
第二種類型:人口年齡結構年輕型向成年型轉變。我國少部分民族地區由于自然的、歷史的原因、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慣性等影響，還處于年輕型向成年型轉變。四川德格縣更慶鎮城區人口老年人口系數和老少比，屬于年輕型人口，而農村的老年人口系數和老少比則達到了成年型人口，所以，從全鎮總體看，應該屬于年輕型向成年型轉變。
第三種類型:有的民族地區人口年齡結構已經進入老年型。廣西壯族自治區就很早進入了老齡化階段，1995年廣西65歲以上占總人口比例6.61%,1996年為7.06%,1997年為7.62%,1998年為7.52%,1999年為7.95%,2000年為7.12%。由此可見，廣西是在1996年開始進入人口老齡化行列。新疆石河子地區人口年齡結構也基本進入老年型。20世紀80年代至今，石河子地區2000年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即達11.70%，2003年已升至15.43%。因此，石河子地區已步入老年人口社會，而且呈現逐年遞進上升的趨勢。
貴州黔東南州人口老齡化問題也具有代表性。第五次人口普查時, 貴州黔東南州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總數達23萬人，人口老齡化問題將突出的表現為鄉村人口老齡化問題。而且貴州黔東南州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總數將逐年增加，到2010年將達到53.09萬，其老年人口系數也將達到12.7%。
通過上面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具有較大差異性。從發展趨勢看，人口年齡結構進入或即將進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區，其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很快；而人口年齡結構未進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區，也必然發展到老齡化階段，而且這個過程發展很快。所以，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二、 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影響分析
1.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消極影響
第一，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速度，以及民族地區國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投資、消費、儲蓄、稅收、財政支出帶來相關影響。
第二，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供給、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及贍養功能的發揮等方面產生不利影響。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的加快，必然使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下降，從而導致勞動力不足。同時，民族地區老齡化加快，使本來不太富裕的家庭增加更沉重的負擔，也必然對家庭養老功能的發揮產生不利影響。
第三，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社會穩定與和諧、消除貧困、實現社會公平產生消極影響。代際關系和諧是整個社會和諧與穩定的重要組成部分。老年人口比重增大，又必然使民族地區城鎮職工退休人員增加，從而對在職人員收入產生影響，也必然加重以家庭養老為主的民族地區農村老人子女負擔，從而導致兩代人利益分配的矛盾。此外，人口老齡化的加快，就可能增大民族地區反貧困難度。無論是絕對貧困還是相對貧困，都會對社會公平產生消極影響。
第四，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傳統倫理和社會心理產生沖擊。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中，逐漸形成了尊老的傳統美德，也就形成了家庭“養兒防老”、“養兒送終”的道德理念，也深深扎根于民族地區各民族人們心里。然而，人口老齡化的加快，使老人和子女心理受到沖擊，也會使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和整個社會心理受到沖擊。
2.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影響
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也會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某些積極影響，比如它可以促使民族地區增加人力資本投入，提高勞動者素質，促進生產力發展。同時，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加快，對出生率也會產生影響，對可能對推動教育水平提高和計劃生育工作產生積極作用。此外，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可以促使民族地區老年市場形成和老年產業發展。
由上可知，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從多方面會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影響，但從長期趨勢看，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消極影響大于積極影響。
三、解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路徑依賴和對策措施
1.解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路徑依賴: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民族地區突出的“未富先老”問題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極為不利，成為制約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解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路徑只能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才能真正解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
2.解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對策措施
第一，轉變觀念，從戰略上高度重視民族地區老齡化問題，制定科學的老齡事業發展規劃，保持民族地區人口穩定適度增長。民族地區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樣，人口老齡化發展很不平衡。加之，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很快，一旦進入老齡化，“未富先老”必然嚴重影響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甚至對民族地區穩定與和諧產生極大危害。因此，必須轉變觀念，未雨綢繆，從戰略上高度重視民族地區老齡化問題。
第二，發展民族地區經濟，增強經濟承載能力，緩解“未富先老”帶來的巨大壓力。發展才是硬道理，如果民族地區經濟不發展，就無法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發展經濟，增強經濟承載能力，對經濟本來就落后的民族地區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尤其重要和急迫。
第三，確立適合民族地區的養老模式和社會保障體系，在民族地區開展各種形式的針對老年人口的扶貧開發活動。一方面，要發揮家庭養老為主的功能，貫徹“以家庭養老為主，與社會扶持相結合”的原則;另一方面，在民族地區城鎮，國家和企業要承擔養老責任，積極推進養老保險。在民族地區農村，推動社會保障法制建設，要積極探索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計劃生育保險等，積極開展“關愛女孩行動”、“少生快富”扶貧工程等項目以及在民族地區開展各種形式的針對老年人口的扶貧開發活動。
第四，建立適合民族地區的農村和城市的老年服務體系，加強機構建設，搞好民族地區社區福利和社區服務，大力發展民族地區老年產業，開發利用“銀色人力資源”。必須加大民族地區城市和老有所養，農村社區環境、醫療衛生、服務的投入和建設，搞好民族地區社區福利和社區服務，加強其硬件、軟件建設，使民族地區真正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為，老有所學，老有所樂。”
同時應該大力發展民族地區老年產業，開發利用“銀色人力資源”，可以變人口壓力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也可以帶來經濟社會效益，滿足老年人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關鍵詞：人口發展；預測；可持續發展；武威市涼州區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7-0152-03
一、武威市涼州區人口發展現狀
1.人口總量大，人口增速趨穩
涼州區現有常住人口102.3萬，人口的增長速度近幾年呈逐漸減緩平穩態勢，年增人口不超過1萬，人口增長率基本保持在5‰。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口整體文化素質的提高，婦女就業觀念的變化，以及兒童撫養費的增加，群眾的生育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人口增長目前基本實現了低出生，低增長的生育水平。但由于全區人口基數大，是甘肅人口最多的縣區之一，因此整體來說，農村人口所占比重大。
2.人口流動數量大，以臨時性流動為主
從人口流動性上看，涼州區臨時性流動人口數量大，而長期流動人口數量并不多。據2006年統計，流出人口3.6萬，外出人員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3.6千，是流出人員的1/10。流出人口以勞務輸出為主，2006年涼州區農村向外輸轉勞動力21.52萬人，創收7.36億元，成了農村家庭的一個重要收入來源。為了提高流出人員的素質，全年培訓農村剩余勞動力45 516人。
3.人口素質不斷提高，受教育人口比例不斷上升
涼州區人口素質從1990―2005年有所提高，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03%增長到7.12%；高中和中專文化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9.17%增長到15.71%；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29.58%增長到38.35%。盡管人口素質有所提高，但整體水平較底，影響了農村人口的流動。
二、涼州區人均經濟發展水平
1.涼州區人均經濟容量變化
從2000―2005年，涼州區生產總值（當年價）從427 607萬元增加到952 000萬元，年均增長率為17.5%，人均生產總值（當年價）從4 310.12元增加到9 629.78元，年增長率17.6%。
2.涼州區人均財政收支
2000―2005年涼州區財政收入從2000年的17 236萬元增長到2001年的20 086萬元，隨后四年間一直下降，下降到2005年的9 106萬元，出現負增長。2000―2005年財政支出基本穩定增長。人均財政收入逐漸下降，由173.73元下降到89.80元。人均財政支出穩步上升由295.62元上升到51 1.50元。
3.涼州區人均固定資產投資
2000―2005年涼州區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從64 619萬元增長到337 218萬元，年增長率39.86%。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從651.34元增長到3 325.62元，年增長率46.06%。
三、涼州區2006―2050年人口預測及發展趨勢
（一）2006―2050年涼州區人口總量的變化趨勢分析
根據涼州區的人口預測基礎數據，借助CPPS軟件的支持，以總和生育率、預期壽命、性別比為控制變量，對涼州區2001―2050年的人口發展分別進行高、中、低三種方案的預測。將三種方案的預測結果與當地的實際情況進行對比，發現中方案（TFR＝1.64）最符合涼州區的實際情況。在TFR＝1.64的情況下，2001―2006年預測人口與實際人口的相對誤差分別為0.11%、0.10%、0.05%、0.5%、0.45%、0.34%，預測誤差較小。
1.人口自然增長率
圖1TFR＝1.64總人口數變化趨勢圖
由上頁圖1可知，預測期內涼州區人口自然增長率的變化趨勢同人口出生率的變化趨勢較為一致，總體呈下降趨勢，但中間有兩次小幅波動。第一次小幅上揚在2005―2012年，在2012年達到峰值，此后涼州區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降趨勢較為明顯。到2030年左右人口自然增長率又會出現第二個小幅上揚，但上揚的幅度很小，自然增長率變化曲線基本為水平狀，并且中間伴有個別年份的下降，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2038年左右，此后涼州區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開始大幅下降。
2.總人口數
由上頁圖1可知，涼州區總人口數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按照中方案的預測（TFR＝1.64），人口將在2022年達到峰值111.71萬，此后一直呈下降趨勢。2010年人口105.32萬；2015年109.28萬；2020年人口111.59萬。
（二）2006―2050年涼州區人口的年齡結構
1. 2006―2050年涼州區0～14歲人口數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
圖2TFR＝1.64 0～14歲人口數量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
圖2顯示了預測期內涼州區0～14歲少兒人口數量和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2006―2050年涼州區0～14歲少兒人口的數量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將呈現出先下降然后小幅回升，然后再下降的波浪形變化趨勢。0～14歲少兒人口數量將在2011年達到一個低值17.53萬，然后回升。在2019年達到一個峰值20.03萬人后再次回落，到2034年達到一個低值11.96萬人，然后再次回升。在2045年達到一個峰值13.56萬人，然后再次呈現出下降趨勢。
2. 2006―2050年涼州區15～64歲人口數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
圖3TFR＝1.64 15～64歲人口數量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
圖3顯示了預測期內涼州區15～64歲勞動適齡人口和15～6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的變化趨勢。涼州區15～64歲勞動適齡人口數量在2006―2012年會有一個明顯的上升趨勢，2012年后一直到2028年除個別年份小幅下降之外，基本保持不變，2028年之后呈下降趨勢。15～6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的變化趨勢同勞動適齡人口數量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預測期內涼州區勞動適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都會保持60%以上，這說明預測期內勞動力資源的供給是較為豐富的，2028年之前勞動適齡人口系數一直都保持在70%以上，數量在80萬左右。
3. 2006―2050年涼州區65歲以上人口數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
圖4TFR＝1.64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
圖4顯示了預測期內涼州區65歲以上人口數量和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變化趨勢。預測期內65歲以上老年人口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均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在未來，涼州區的老年人口系數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大，在初期變化速度較為緩慢，2006―2026的年均增長速度為3.14%；而2027―2039年，人口老齡化系數則會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增大；2039年老年人口數量和老年人口系數均達到峰值，分別為26.55萬人和24.76%；2040年以后基本穩定，2040―2050年的年均增速為0.25%。
（三）2006―2050年內涼州區的人口發展趨勢
1.預測期內涼州區人口結構類型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老齡化程度將不斷加劇
根據人口老齡化的不同程度，可以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人口劃分為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三種人口類型。年輕型是指65歲及以上人口在總人口中低于4%的比例，成年型指這一比例在4%～7%之間，老年型指這一比例超過7%。
按照中方案（TFR＝1.64）預測的涼州區未來主要年份的人口年齡結構數據，涼州區的人口結構在預測期內將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這一轉變過程將于2010年前實現，并且伴隨著時間的推移老齡化的程度將持續深入。
2.預測期內19～64歲勞動人口和25～44歲青壯年人口變化趨勢
圖5TFR＝1.6419～64歲和25～44歲勞動人口變化趨勢
圖5顯示了預測期內涼州區19～64歲勞動人口數量和25～44歲青壯年人口數量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預測期內19～64歲人口數量呈現出先增長后保持穩定，然后下降的趨勢。2006―2016年緩慢增加，2016―2026基本保持穩定，2026年以后逐年下降。25～44歲青壯年人口，從2006―2026年基本保持穩定，2027年以后呈現出下降趨勢，到2040年左右，下降到一個低水平后再次保持穩定。
四、涼州區人口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存在的問題與解決思路
（一）存在的問題
1.人口文化素質偏低，使發展缺乏后勁
2005年，涼州區的文盲率為8.68%，將近88 000多人，提高勞動人口素質，特別是特殊區域的勞動人口素質，是人口發展的難題，也是各個層次、各種方式教育機構和培訓機構的工作重點。與此同時，出現的教育素質逆淘汰現象也不容忽視，即城市家庭的生育率低，而農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在農村。由于人口素質低造成涼州區人力資本短缺，社會不穩定性增加，經濟發展將會缺乏潛力和后勁。
2.人口流動性弱，影響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
據2006年統計，流出人口3.6萬，外出人員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數量3.6千，是流出人員的1/10。流入人口中從省內流入和從省外流入的人口各占一半，說明涼州區人口的流動性較弱，吸引外來人力資本的可能性較小，人力資源很難得到優化配置。實踐證明，越是經濟社會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其流動人口，外來人口所占比重就越高。流動人口是活躍市場和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流動人口不僅能帶來新技術、新理念和新機制，還能有效拉動本地區的消費需求。
3.人口老齡化問題突出
未來涼州區的老年人口系數將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在2027―2039年老年人口系數將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提高，到2039年老年人口總數將達到26.55萬，老年人口系數將高達24.76%，總人口負擔系數高達57.1%。如此多的老年人口將為社會帶來沉重的扶養負擔。
（二）解決的思路
1.加大人才培養力度，以智力開發支撐區域經濟發展
涼州區經濟社會發展基礎薄弱，要根據實際，重點培養適合涼州區的開發型、專業型、技術型人才，普遍提高本地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注重少數民族企業家的培養和扶持，注意發掘當地掌握獨特技術技能的人才，積極向國家爭取吸引人才的財政支持和優惠政策，關懷愛護來本地工作的外地科技人才。
2.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人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社會醫療保障、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其他社會福利救濟制度，難以消除農村人口養老的后顧之憂，使農村人口控制工作難度加大。
農村人口控制工作的難度不僅僅是因為受傳統觀念的深刻影響，更主要的原因是目前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農村現有的家庭養老而非社會養老模式決定了農村人口的老有所養、生老病死問題主要靠其子女而非社會來承擔。涼州區家庭養老模式占據主流，“養兒防老”在農村不單單是一種傳統觀念，而是一種現實需要。任何人都會考慮失去勞動能力后怎樣生存的問題，城市居民由于有基本的社會保障，經濟上基本不成問題，而農村養老問題的解決途徑只能是盡量多生孩子，增強未來生活的保障程度。
3.將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納入規范的運行軌道
2006―2010年為第一階段。實現低生育率；實現計劃生育工作的規范化、科學化和法制化；建立完整的城鄉計劃生育服務體系；完善計劃生育基礎設施的建設；防止人口出生率的反彈，重點控制流動人口的生育秩序；建立人口與經濟等要素的可持續發展機制。
2011―2015年為第二階段。穩定生育水平，提高人口質量；將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5‰，并繼續完善計劃生育工作程序，使之規范化、科學化和法制化的機制趨于成熟；人口發展和計劃生育的新體系基本建成；對人口和計劃生育問題的研究、規劃和實證分析要上水平、上層次，擴大在市內省內國內的影響。
2016―2020年為第三階段。把人口的全面發展作為人口發展和計劃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標，全面提高人口出生、培養、就業、流動的水平。將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4‰；進一步完善城鄉社會保障制度，農村作為重點；延長人均受教育時間；人力資源高效利用；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機制基本建立起來；整個社會進入良性發展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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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化 協調度 測算模型
一、引言
城市化是指第二次社會分工后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隨著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的進展，手工業逐步發展成為機器大工業并且在空間上相對聚集從而對人口，能源，信息，資本的吸引所經歷的漫長的過程。城市化的過程對于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著極其關鍵的作用，城市化經濟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在全世界范圍內都達成了廣泛的共識。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后，將經濟發展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和出發點，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之后，城市化的進程大大加速，并且在2011年人口城市化比率首次超過50%，上海更是接近90%（見圖1、圖2），城市經濟在我國區域經濟中的支撐和引領作用日益凸顯，大中小城市如雨后春筍般在我國各地出現，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了以非農產業為主體的城市經濟在各地區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城市化的過程理應分為“量”與“質”兩個有機的組成部分，然而在我國城市化發展過程中，一味地追求量的現象屢見不鮮，人口城市化的進程不斷的加速，越來越多的農民通過城市面積擴展所導致的“被動市民化”和外出務工途徑所形成的“主動市民化”進入到城市人口核算體系中，但是城市化內涵中所包含的三次產業比例的調整、二三產業的向城市聚集、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管理的完善、居民生活的城市化等元素在我國的城市化中遠遠滯后于人口的城市化，經濟的城市化和社會生活的城市化與人口城市化不相匹配的現象是造成我國當前大型城市轉型升級陣痛，中等城市經濟發同質化嚴重，小型城市發展動力不足的根本矛盾所在。
二、國內相關研究
對于城市化發展的質量問題，國內已經有相當多的學者注意到了這點，并且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例如周向紅等（2000）探討了知識經濟時代產業特點對城市化的影響；黃雪麗（2004）利用上海人口城市化資料和經濟指標資料得出了上海過度人口城市化的現狀，并利用時間序列對未來的發展趨勢進行了展望；國家城調總隊福建省城調隊課題組（2005）采用城市化核心載體和區域載體兩個部分來構建城市化質量評價體系；黨興華（2005）利用灰色關聯方法對關中地區的不同階段的城市化及其地區差異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王西秦等（2005）采用城市化與經濟協調發展理論和協調度的概念，建立了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綜合水平的指標體系以及兩者協調度測度模型；賀韶伶（2005）從社會學和民主法制的角度考察了城市化過程中的社會生活城市化的問題，得到城市化必須要與民主化過程相輔相成；劉靜等（2010）利用經典發展經濟學理論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與城市化，城市集群之間的關系問題進行了探討；王鈺（2011）從城市化本質和內涵出發，借用spss軟件構建城市化綜合評價體系并對長三角各城市的發展狀況進行了相關評估。
盡管對于城市化質量問題的研究已經有所成就，但是對于之前的研究分析當中我們發現了以下幾點不足之處。
第一：對于城市化質量問題的研究時間短，任務復雜，很多城市綜合評價體系指標的設立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學者一般按照自己的理解將各種指標劃分為不同類別，然后就不同的指標進行打分，這在研究過程中難免帶有自己的主觀性，對研究結果造成偏差。
第二：完全意義的城市化包括人口城市化，經濟城市化和社會生活城市化三個方面，但是之前的學者多將研究聚集于某個單方面的研究，得出其中一個方面的結論，從而無法從整體上比較三個方面的發展狀況和協調度以及三個因素與整體的協調性。
第三：有學者使用協調度測度模型對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但是并沒有將此用于城市化內涵的三個因素之間關系研究，并且其使用的模型僅適用于兩因素之間的協調度測算，無法推及到三個因素的協調性研究。
在總結上述不足的基礎上，本文轉變思路，以上海市為例，從城市化的內涵出發將人口城市化，經濟城市化和社會生活城市化三個有機的組成部分結合起來，分別設置其指標并且借鑒系統動力學中的多因素系統協調度評價模型建立PES模型對其單獨協調度和系統的整體協調度進行分析，并且在此基礎上對上海市的城市化發展狀況進行評價和分析，從而對未來推進城市化的工作提出相關建議。
三、PES模型的建立與指標設置
1、系統協調度定義
設PES系統分別由人口子系統（S1）、經濟子系統（S2）和社會生活子系統（S3）構成，各子系統的發展狀況由F1，F2，F3表示，它們是各個二級指標的函數表示，而PES系統的總體發展狀況用F*表示，則單個系統協調度Hi的的定義為：
則PES系統整體協調度為：
表示子系統的發展速度，表示系統整體的發展速度，通過比較兩者的大小可以判定出某個單因素比較整體的發展速度和發展狀況，并且根據定義HT（0，1），并且當時達到最大值1。
2、指標體系的建立
用專家咨詢法和層次分析法，對于人口城市化選取了非農業人口比例、非農就業占總體就業的比例和人口密度；經濟城市化選取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非農產值比例、人均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和人均消費額；社會生活城市化選取了萬人普通高校在校生、萬人擁有公交車輛數、萬人實有道路長度、萬人人均公共綠地和萬人擁有公共醫療床位數，并分別委以相應的權重。（見表1）
3、指標標準化
在多個指標用于測度時，為了避免指標間的覆蓋效應，因此將各指標的數值標準化，采用極差法進行，原理如下：
（3） 當xi>min（x1，x2......）時
（4） 當xi
4、指標值的測算
人口城市化的發展水平的計算公式為：
f2，f3可以按照此公式以此類推得到，則
根據時間序列的數據，可以計算出三個子系統和系統整體的發展速度，分別求出其導數，其公式如下：
四、實例分析——以上海為例
利用中國統計年鑒和上海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對上海市城市化過程的三個有機組成部分和整體發展狀況進行相關分析，先利用公式3將所獲得各個指標的數據進行標準化，然后按照公式4和5得到各個子系統和系統整體的發展狀況如表2所示：
根據公式6分別計算其發展速度并取絕對值，結果如表3所示：
根據表3的數據，運用公式1和公式2可以得到上海市城市化各組成部分的協調度和系統整體的協調度，結果如表4所示：
上海市城市化進程的綜合測算指標走勢圖如圖3所示：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上海市1990年到2010年期間人口城市化，經濟城市化和社會生活城市化水平都在穩步提高；而就發展速度而言，人口城市化和經濟城市化的發展速度遠遠超越于社會生活城市化的發展速度，而且社會生活城市化的發展速度也遠遠落后于綜合城市化的發展速度；通過對子系統和整體系統協調度的測算可以得到，經濟城市化子系統的協調度最好，人口城市化子系統其次，社會生活城市化子系統的協調度最低，可以看出上海市在城市化的過程當中，社會生活的城市化推進比較緩慢，城市社會保障體制和居民的生活方式，不適應于新型城市化的內涵和要求，人口城市化的協調度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上海有大量的外來人口，他們大多從事較為低端的行業，使得城市化推進過程中人口密度的指標超越于就業的指標。
五、結論與建議
一方面，上海市的人口城市化和經濟城市化快速增長，從而帶動了整體系統的快速增長，但是社會生活城市化的增長卻略顯疲憊，近些年來上海市的人口規模不斷擴大，非農產業就業人口的比例也隨之大幅增加，國內生產總值也在高位持續增長，三次產業中的二三產業增加值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城市居民生活設施的建設，居民生活保障體制的完善，社會管理水平的提高和資源生態環境的改善步伐卻滯后于人口和產業的增長所提出的要求。
另一方面，社會生活城市化進程的緩慢發展，使得上海整體的城市化進程協調度呈現下降趨勢，從圖3可以看出，進入新世紀之后上海市城市化進程的系統協調度大幅下降，在2006年以后由于世博的原因，才有了回升，但是由于世博因素所進行的突擊式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非常態化的社會管理持續性能很低，可以預見到在未來幾年內，若沒有相關長期政策的激勵和支持，系統整體的協調度將再次進入下滑軌道，將進入社會矛盾的多發期。
據此，我們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優化人口結構，控制人口數量，通過激勵機制吸引素質較高的人口遷入，通過淘汰機制將部分無法適應經濟結構轉型的人員使其自身作出遷出的抉擇，完成人口城市化由單純的城市人口數量的增加轉變為城市人口素質的提高。
第二，積極實行產業結構轉變升級，雖然當前上海市經濟城市化的協調度在三個指標中最高，但是其發展速度已經呈現出令人擔憂的下滑，中心城市要努力實現三次產業比例的調整，完成三二一產業比例次序的布局；同時大力擴展城市中與市民自身素質匹配的就業崗位，從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刺激消費；在穩定投資總額的基礎上提高投資效率，將更多的資金引向民生，教育，環保等長期性事業中來。
第三，社會管理體制和居民生活的改善刻不容緩，無論從發展現狀還是發展速度來說，社會生活城市化都處于三個指標的落后位置，政府應該由“經濟型政府”向“社會管理型政府”轉變，將過去進行經濟建設所得出的經驗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運用于社會體制的改革和社會管理體系的完善；加大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提高社會保障的保障水平，增強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建立長效社會治安管理體制，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為人口城市化和經濟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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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鈺.城市化質量的統計分析與評價[J].城市探索，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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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吳躍明等.環境經濟系統協調度模型及其指標體系[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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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劉甲朋等.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討論綜述[J].人口與經濟，2004；1
[10]劉艷清.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系統的協調度研究[J].社會科學輯刊，2000；5
[11]趙顯洲.我國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相互關系的動態分析[J].中國軟科學，2006；9
[關鍵詞]協調發展;投影尋蹤;指標體系
一、引言
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化建設的推進,人口增長、環境污染、能源緊缺等制約城市發展的問題日益凸顯出來。如何在快速發展經濟和完成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協調人口社會、經濟發展、能源利用和環境保護,已經成為我國城市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問題。城市的協調可持續發展歸根到底是協調人口社會、資源、環境以及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并最終形成人口社會、經濟和自然環境協調發展的城市,使得城市的發展具有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對協調發展的研究首先是從對經濟與環境的兩系統協調發展開始起步的。
申海元,陳志等人和李勇, 王金南都對城市人居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評價中所面臨的問題進行分析,建立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兩系統的評價體系,并將該方法應用于實證研究中。柯健,李超[4]將數據包絡分析理論及數據包絡最優分割聚類分析方法應用于中國各地區資源、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評價中,提供了協調發展研究方法的新方向。張曉紅,戴昌鈞利用灰色預測計算國民經濟與電力產業的耦合協調度,以此對兩者的協調發展趨勢進行分析。馬敏娜等[6]對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關系進行實證檢驗, 提出了我國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與人均GDP之間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
隨著研究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將人口因素引入分析當中,由此產生了經濟-人口社會-環境資源的三系統協調發展研究。王西琴、劉小林和郁晶等人等分別建立了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三系統的指標體系,將主成分分析法引入評價中,作為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的方法,采用協調發展度評價模型,并對成都平原城市群和蘇州市進行實證分析,提出了各自的發展對策和建議。齊曉娟童玉芬利用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概念和隸屬度函數對西北五省區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狀況進行定量分析,指出陜西省為中級協調水平,寧夏、甘肅和青海三省區處于輕度失調狀態,新疆處于初級協調。與此同時,一些學者則引入了資源利用作為一個子系統,建立了經濟-環境-資源的三系統評價體系。李芳林,查奇芬建立資源、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核算與評估指標體系,并結合江蘇省的實際情況進行了分析。陳國權從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與思想內涵出發,對經濟―資源―環境系統作了系統分析,著重論述了經濟―資源―環境系統內部沖突與協調的關系。
縱觀整個協調性評價的研究,目前的協調發展對經濟-環境的兩系統協調發展研究和經濟-人口社會-環境資源三系統協調發展研究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研究體系和研究方法,實證研究也比較充分;其研究方法主要引入主成分分析、數據包羅和灰度賦值法。對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還比較少。
本文建立人口-經濟-資源環境三系統協調發展的評價體系,并引入投影尋蹤模型作為權重賦值的依據,以北京市為例進行實證分析。以此探討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協調發展進程中不可忽視的問題。城市的協調、可持續發展歸根到底是協調人口社會、資源環境以及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并最終形成人口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城市,使得城市的發展均有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二、北京市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經濟發展與人口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是指人口社會、資源、環境、經濟發展作為一有機整體,不能相互分割。在這個有機整體的發展演化的過程中,各個子系統之間不斷相互促進、相互協同,由協調―不協調―高層次協調,循環往復,處于一種動態的穩定。一個時期內一定區域內經濟與人口社會、資源和環境的協調度就是衡量和評價該區域人口社會資源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水平高低過程,并由此反映該區域人口社會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以達到使該區域整個有機系統中諸要素和諧地、合理地發展,達到總體發展的最佳。“協調”是指系統之間或系統內要素之間和諧一致、配合得當的關系,是描述事物之間良性相互關系的概念。由于系統處于動態變化之中,因而,系統內部要素之間的關系也處在不斷調整中,而協調度是度量系統之間或系統內部要素之間協調狀況好壞的定量指標。根據曾嶸等人對北京市協調發展指標體系建立的研究,設計出北京協調發展指標體系,如表1。
三、北京市協調發展水平的測度與評價
1. 北京市協調發展水平測度
投影尋蹤(Projection Pursuit)模型可以將高維數據投影到低
維空間上,從而尋找出反應高維數據結構或特征的投影,達到研究高維數據的目的。利用多指標進行測度能從多方面更全面的刻畫系統的特性,但問題在于指標權重的確定,為了避免主觀因素確實指標權重帶來的誤差,本文使用投影尋蹤進行協調發展水平的測度。投影尋蹤建模步驟如下:
步驟一:指標的無量綱處理分為兩步:
首先對原始指標進行歸一化處理,對于越大越優的指標,有
(1)
對于越小越優的指標,有
(2)
其中, 分別為第j個指標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為指標特征值,為指標特征值歸一化的序列。
然后將 盡享標準化處理,即
(3)
其中, 分別為第j各指標的均值和標準差。
步驟二:設樣本是p維觀測數據,投影尋蹤所要研究的是通過研究這些數據的一維投影來分析數據的結構和特征。設是p維單位向量,數據在a方向上的一維投影值為
(4)
步驟三;投影指標就是的函數,構造為:
式中,為投影值的標準差,為投影值的局部密度,即:
(5)
(6)
式中,的均值,R為求局部密度的窗口半徑,他的選取既要是包含在窗口內的投影點平均個數不能太少,避免滑動平均偏差太大,又不能使他隨著n的增大而增加太快,據研究,其最佳取值為任意兩個樣本之間的距離,其計算式為為單位階躍函數,當 ,否則。
步驟四:當給定樣本數值時,投影指標函數只隨投影方向a的變化而變化,不同的投影方向反映不同的數據結構特征,最佳投影方向可最大可能的揭示高維樣本數據的某種等級特征結構。因此通過求投影指標函數最大化的問題來估計最佳投影方向,即:
(7)
本文利用投影尋蹤方法對北京市各個子系統內部進行計算,以求得北京市各個子系統的綜合發展指數,從而反映北京市各個子系統內部的發展情況,并作為北京市協調度計算的基礎。
2. 北京市協調發展的測度與評價
作為復雜系統,系統中各個子系統及其構成要素與外部環境之間存在著不斷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從而使整個系統呈現出不穩定和不協調現象。只有通過不斷調節,才能保持系統之間的動態平衡,使系統整體及各個子系統充分發揮其功能,進而達到系統的整體最優效應。協調發展協調性是指系統中的各個子系統及構成要素之間具有合作、互補、同步等多種關聯關系,以及由這些關聯關系使整個系統呈現出的協調結構和協調狀態。其次,這種關聯關系并非固定不變的,而是呈現出一種動態的協調關系。
事實上,協調發展系統運行的協調與否,不能簡單地以“協調”或“不協調”來衡量。系統的協調發展狀況更多是處于“協調”與“不協調”之間。所以,系統的協調發展指數只能用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進行描述。作為[0,1]區間上的實數,隸屬度的變化規律可以通過隸屬度函數來反映。依據這一思想,可以構建北京市復雜系統的協調發展狀態協調函數。由于北京市復雜系統包含人口、資源、經濟和環境四個子系統,因此,這里涉及的協調發展協調函數包括某一個子系統的對另一子系統的狀態協調函數,也包括各個子系統之間的狀態協調函數。具體如下:
(1)兩個系統之間相互協調發展的協調系數方程
(8)
其中,式中:表示i 系統與j 系統的協調發展系數,表示i 系統對j 系統的協調發展,x表示i系統綜合發展指數;表示j系統對i系統要求的綜合發展協調值;表示i系統綜合發展指數的均方差。其中,j系統對i系統要求的綜合發展協調值的定量計算可以采用回歸分析法獲得,以i系統為因變量,j系統為自變量,進行多項式回歸擬合,從中選擇殘差平方和擬合曲線交響的方程作為最佳擬合方程。
(2)描述三個系統之間相互協調發展的協調系數方程
(9)
其中 。
式中:表示I系統、j系統和k系統的協調發展系數;表示i 系統與j 系統的協調發展系數,表示i 系統對j 系統和k系統的狀態協調度;表是I系統綜合發展指數的均方差;對應年j系統和k系統對i系統要求的綜合發展協調值。其中,通過建立以i系統為因變量,j系統和k系統為自變量進行一次線性方程、二次方程以及三次以上多項式的回歸擬合,從中選擇殘差平方和擬合曲線較小的方程作為最佳擬合方程。
在本文中,利用投影尋蹤模型計算得出的結果作為各個子系統的投影值作為各個子系統綜合發展指數;利用線性回歸擬合的方法計算出其他系統對該系統要求的綜合發展協調指數。并以此為基礎計算出兩個(或多個)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系數,以及某一子系統相對于其他系統的協調發展系數。從而計算出評價各個子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的協調度,并以此作為計算北京市各子系統之間及北京市整體協調發展的依據。
四、北京市協調發展實證分析
1.北京市協調發展的狀態評價結果
根據前述的投影尋蹤模型,對1992～2007年的協調發展水平進行了綜合評價,得出人口子系統、資源子系統、經濟子系統和環境子系統的分類投影方向參數(如表2) 和根據投影方向參數計算得出某市可持續發展評價分類綜合特征值和總體綜合特征值(如表3) 。
特征值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人口子系統 -3.7561 -3.7511 -3.7500 -2.7666 -1.9294 -0.9399 -0.6576 -0.1870
經濟子系統 -3.2740 -2.6555 -1.8028 -1.8091 -2.6079 -1.9610 -1.8040 -1.0788
環境子系統 -3.2103 -2.8142 -1.4710 -1.1577 -1.1719 -1.1698 -0.1392 -0.4819
特征值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人口子系統 0.5122 0.6454 1.6292 1.6315 2.5491 3.3541 4.0622 3.3541
經濟子系統 -0.3343 0.0923 0.5873 0.9759 2.8994 2.8922 4.1609 5.7194
環境子系統 -0.1576 1.2411 0.7360 1.7880 1.4271 1.4532 2.3882 2.7402
表31992～2007年度北京市可持續發展評價分類綜合特征值
2. 北京市可持續發展的系統協調性評價結果
為了方便起見,以P、E、R分別表示煤炭城市可持續發展系統中的人口、經濟、資源環境子系統。分別以P、E、R的一個為因變量,其他子系統為自變量,進行線性方程擬合、二次方程擬合、三次方程擬合。選擇最優的擬合方程,計算出個子系統的最佳估計值。再根據城市可持續發展各個子系統的綜合特征值,到北京市1992年～2007年的兩子系統間、三子系統間的發展協調指數。結果見表3和表4。
3. 北京市協調發展協調性評價的結果分析
從圖1中可以看出,自1992年以來,除了1994年和2007年之外的其他年份人口-資源環境、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經濟三種協調關系處于相對良好的發展狀態。從協調發展的角度來看在人口-資源環境、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經濟三種協調關系中,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性最好,平均協調發展指數0.9450;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性次之,平均協調發展指數為0.9351;人口-經濟的協調性最差,平均協調發展指數為0.8927。如果進一步劃分協調發展指數U的范圍,定義[0,0.5]為極不協調,[0.5,0.85]為不協調,[0.85,0.95]為基本協調,[0.95,1]為協調的話,人口-資源環境、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經濟均處于基本協調的狀態。特別是自1999年開始至2004年的連續6年間,人口-經濟的協調度穩定處于0.97以上,達到并超過了協調發展的要求。但是,人口-經濟在某些年份出現了較大的不協調,主要集中在1994年和2007年的人口-經濟協調度相對較低。從原始數據中可以看出,1994年北京市的經濟發展出現了相對的快速的增長,經濟發展指數上到了一個較高的發展平臺,但是1994年人口子系統的特征值與1993年基本持平,沒有顯著地變化。這說明是的發展不協調是由于當時經濟的發展早于人口社會的發展。
年份 U(E,R) U(P,R) U(P,E) U(P,E,R)
1992 0.9559 0.8645 0.9407 0.8959
1993 0.8125 0.9418 0.9207 0.9724
1994 0.9947 0.8623 0.5595 0.8049
1995 0.9900 0.9280 0.8884 0.9020
1996 0.8419 0.9898 0.8823 0.9874
1997 0.9999 0.9653 0.8860 0.9390
1998 0.8223 0.9938 0.8789 0.9670
1999 0.9895 0.9922 0.9727 0.9686
2000 0.9960 0.9967 0.9950 0.9388
2001 0.8852 0.9522 0.9897 0.8688
2002 0.9915 0.9771 0.9873 0.9724
2003 0.7505 0.9298 0.9994 0.8830
2004 0.9674 0.9695 0.9995 0.9625
2005 0.9748 0.9006 0.9010 0.8696
2006 0.9992 0.9424 0.9026 0.9341
2007 0.9898 0.9135 0.5787 0.8608
表41992～2007年度北京市可持續發展系統兩子系統間協調發展指數
而2007年出現的人口與經濟顯著地不協調,則是因為2007年的人口子系統的特征值出現了顯著地下降。而其他兩個子系統的特征值依然保持上升的狀態。從原始數據可以看出,自2007年開始人口社會子系統中的北京市的每千人擁有醫師數量(人)、每千人擁有床位數(張)和公共交通運營線路長度(公里)出現了顯著地下降。北京市公交運營總里程從2006年的18582公里下降到2007年的16801公里,降幅達到9.58%。于此同時,北京市的千人擁有醫師數量(人)和千人擁有床位數(張)也出現了下降,北京市的千人擁有醫師數量(人)從4.44人下降到3.37人,降幅達24%;而千人擁有病床數量(張)從2006年的6.77張下降到2007年的4.71張,降幅達到30%。這使得北京市的人口社會子系統的特征值從2006年的4.0622下降到2007年的3.3541。于此同時期的北京市的經濟持續高速發展,這使得經濟發展子系統的特征是從4.1609上升到5.7194。由此導致2007年的北京市人口-經濟子系統的協調度僅為0.5787。同時期的人口-環境協調指數也出現了小幅度的波動。通過人口社會子系統的投影值的變化可以反映出北京市對社會基礎設施發展和社會福利的調整。北京市的人口社會發展不僅限于單純的數量增長,同時重視質量的提高。
從整體的協調度來看,人口―經濟―資源的平均協調發展指數為0.9205,在[0.85,0.95]內,處于基本協調的狀態。從圖1中可以看出,北京市各年的發展基本處于相對穩定的基本協調狀態。這也充分表明北京市的整體發展基本處于一個基本協調的良性發展狀態。
五、結論
本文從系統論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北京市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運用遺傳算法優化投影尋蹤模型得出了北京市協調發展綜合水平,以綜合發展水平為基礎研究了北京市內部各子系統之間的協調性問題。1992-2007年度北京市的協調發展狀態從整體上講一直處于較為高的發展水平,總體上處于基本協調發展的狀態。這說明,北京市的經濟發展一直處于高效利用能源努力走集約發展道路。人口-經濟之間存在著較大的不協調,這種不協調的原因是經濟發展的速度與水平在這些年份顯著地快于人口發展所要求的水平。從三系統整體協調發展指數平均值看,均已達到 基本協調發展水平。也就是說,北京市人口、經濟與資源環境三個子系統之間逐步形成積極、良性的互動關系。協調發展是城市發展的目標之一,北京市只有在綜合發展水平提升的同時不斷提高協調發展水平,才能真正實現城市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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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教育是“以就業為導向，以能力為本位，以服務為宗旨”的一種教育類型，承擔著為生產、管理、服務一線培養高素質技能技術人才的重任，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助推器”。貴州作為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洼地”，面對經濟結構的戰略轉型，亟需大批高素質的技術技能人才，職業教育尤其是高職教育在此過程中責無旁貸，任重道遠，是貴州經濟實現后發趕超的重要元素。
一、貴州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與趨勢
中央辦公廳主任指出“貴州地處云貴高原，是地理海拔的相對“高地”。由于自然條件等因素制約，在發展上長期處于相對‘洼地’，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都處在全國靠后位置。”僅以“十一五”初年即2006年為例，貴州用僅占1.8%的國土面積，卻供養了占全國3.0%的人口，但生存質量不高、生活水平偏低、人口素質較差。例如貴州部分主要經濟社會指標僅占全國的比重為：人均生產總值僅為全國的36%。從人口素質上看，其中一、二、三產業分別為1.6、1.0、1.1%;財政總收入1.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1.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0.9%，進出口總額0.1%，實際利用外資0.3%，外商直接投資0.1%，在校研究生數0.7%，普通高校在校生數13%， 2007年的“人口素質”這項指標的小康實現程度才達到57.1%，至于廣大農村的“人口素質”指標小康實現程度更是低達22.7%。
可見，人口素質低是妨礙我省經濟發展，提高小康水平的“短板”，“十一五”時期，由于自然、歷史等原因，貴州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在全國仍處在掛末位置。進入“十二五”，省委、省政府確定了“兩加一推”戰略布局，吹響了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發展的號角，在構筑精神“高地”，沖出經濟“洼地”的激勵聲中，全省各族人民在各級黨委、政府的正確領導下，緊緊抓住中央出臺支持貴州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國發2號文件”等政策機遇，充分利用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優勢和后發優勢，厚積薄發、彎道超車、錯位發展，各項經濟指標較以往有了突然猛進的增長，尤其是GDP增速濟身全國三甲并保持穩定增幅，貴州掀起了追趕發達地區的浪潮，并響亮的提出了“十二五”確保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0億元，力爭翻一翻、突破一億萬元的目標。貴州經濟社會發展速度如此迅猛，一方面為教育更好更快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又進一步明確了教育尤其是高職教育的時代責任。
二、貴州高等職業教育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經濟要發展、教育須先行。要實現全省經濟社會發展歷史性跨越的宏偉目標，就必須繼續實施教育優先發展戰略。作為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的高等職業教育，擔負著經濟社會生產服務一線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和傳承文化的重要職責，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省委、省政府實施“兩加一推”主基調、“四化同步”主戰略，這對與經濟社會發展最緊密聯系的職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促進職業教育大發展的極好機遇。“十二五”乃至“十三五”，是我省與全國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對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擴大。加快職業教育的發展力度，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是緩解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人才短缺，提高人才儲備數量和質量，促進就業再就業，助推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措施。
（一） 我省經濟社會發展趨勢要求高等職業教育必須加快發展
高等職業教育是當今經濟社會發展的“助推器”和社會進步的“發動機”。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繁榮與發展，根本的決定性因素在于教育發展水平，根本的核心在于其賴以依存的產業競爭力，高等職業教育就是為提高產業競爭力培養人才的教育，二者的相互依存度尤為緊密。職業教育本身也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對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產業競爭力，壯大經濟實力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不僅能夠有力地推動相關產業投資，帶動經濟發展，而且將有力地促進地方經濟社會建設和發展。
（二） 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對全面推進“兩加一推”主基調、“四化同步”主戰略的實施具有重要的作用
貴州貧困和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產業化發展滯后。為此，省委、省政府審時度勢，提出要大力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產業化、信息化“四化同步”戰略。目前，貴州缺乏技術技能型人才，據人力資源部門統計，“十一五”末，貴州省僅有專業技術人才資源78.42萬人，技能人才資源54.51萬人，農村實用人才資源30.19萬人，人才資源總量占在業人口的比重僅有8.59%。根據《貴州省 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部署，到2020年，貴州省技術人員、農村技術人員資源分別要達到91萬、88萬和80萬人，人才資源總量占在業人口的比重要達到11%。這就要求更加重視和加快發展職業教育，將大量人力資源轉化為技術技能人才，為“四化同步”發展提供人力支持。
（三）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是貴州實現脫貧致富的迫切需要
按1274元扶貧標準測算，2010年全省貧困人口418萬，占全國2688萬的15.6%，居全國第一。按2300元測算，全省貧困人口有1764萬人，占全省常住人口近一半，兩項指標均為全國第一。2014年，按人均收入2300元人民幣的國家扶貧標準，全省農村貧困人口還有700多萬人。在“兩加一推”的進程中，要解決就業問題，既需要發展產業增加就業崗位，也需要通過職業教育和培訓，提高勞動者的技術技能和市場競爭力，使他們能夠從事一項技術要求較高的產業或順利外出發展。也就是說，只要一個孩子進入職業院校就意味著帶動家庭脫貧，真正實現“培養一個，就業一人，脫貧一家”，讓每個貧困家庭都至少有一名靠技術技能吃飯的人，早日脫貧致富。
（四） 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是完善職業教育自身特性的需要
職業教育以就業為導向、以服務為宗旨辦學，在國民教育中與經濟社會建設聯系最為直接和緊密，是脫貧致富的“直通車”。職業教育就是就業教育，而就業是最大的民生。貴州用包括超過10萬平方公里的喀斯特和石漠化土地、僅占全國1.8%的土地面積，供養占全國3%的人口。人多地少是基本省情，就業問題在貴州是一個不可回避而且必須解決的大問題。目前，貴州有800萬人常年在外務工，全省城鎮每年需要就業的勞動力有數十萬人，還有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出來。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是解決上述問題的一種重要手段。
三、貴州經濟社會發展迫切需要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作支撐
“十二五”以來，貴州進入了一個需要人才，創造人才的時代。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進入第二輪實施階段，“國發2號文件”加大了對我省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支持力度，以國家級開發區貴安新區為龍頭，一大批工業園區、產業園區和項目建設上馬，城鎮化建設進度加快，隨著全省支柱產業、特色產業、主導產業、新興產業創新持速發展，對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尤其是各行各業生產、建設、經營、管理、服務一線的技術技能、應用、實用型人才更是緊缺，急需要職業院校提供源源不斷人才支撐和智力支持。
然而，我省高職院校數量不足、規模不大、辦學水平撐支不齊的情況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人才培養的質量和水平。2012年末，高職院校也只有24所，高職在校生規模只14萬人，僅占高等教育在校生38萬中的36.8%，2014年，高職院校為29所，在校生16萬人，也僅占高等教育在校生41.9萬中的38.2%，高職院校生均校舍面積和儀器設備值在全國處于掛末位置。高職教育的質量和水平與市場需求存在脫節現象，因此，必須創造條件增加優質教育資源，擴大高職教育辦學規模，提高辦學質量，不斷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智力和人才的需求，把我省巨大的人口壓力變為人力資源優勢，把人力資源優勢轉變為人才資源強勢，為我省經濟社會實現后發趕超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撐。
四、采取多種措施培養符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
“十二五”末期，是我省實施“兩加一推”、“四化同步”戰略進入攻堅的深水期，更是制定“十三五”發展規劃，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承上啟下的關鍵時期，全省面臨著全面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內在需求，更需要大量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職業院校尤其是高職院校要勇于擔當，在辦學體制機制、人才培養模式上實行全面深化改革，主動尋求創新突破，培養更多合格人才，助推“兩加一推”、“四化同步”戰略實施取得實效。
（一） 強化完善制度建設
以人事制度改革和績效工資制度深入實施為重點，全面推進事業單位崗位管理制度的全覆蓋，調動全體教職工積極主動干事創業、甘于奉獻、教書育人、愛崗敬業的熱情，在學生就業促進制度，定期舉辦和參與全國全省職業技能大賽制度，教師貢獻激勵獎勵制度等方面出臺新舉措，搭建新平臺，適應新形勢，滿足新要求。
（二） 加大辦學資金的措籌力度
營造“有為有位”的工作環境氛圍，主動爭取上級關心支持，享受國家和省有關職業教育各項政策投入，通過“向上要、財政給、社會融、企業投、對口幫、自己創”等舉措加大融資力度，形成和完善辦學經費良性投入機制。
（三） 著力實施二級管理體制機制
通過辦學宏觀統籌，在全面實行精細化科學管理基礎上，試點下放并賦予二級單位管理的辦學自主權，激活各級辦學主體的內生動力，強化后臺管理的智能化和指揮的高水平，提高前臺服務的精細化和高效率，做到人人都是主人，層層都有活力，營造科學、健康、創新、綠色的和諧發展氛圍。
（四） 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堅持呼應全局。把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加快改善民生的基礎性戰略來抓。一是增強預見性和全局性，更為積極地推進人口戰略研究，將人口因素置于重大決策鏈的前端，使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等真正成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決策的重要依據。二是注重穩定性和連續性，把穩定低生育水平作為人口計生工作的首要任務，特別是把農村這個重點和流動人口這個難點抓好，使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相適應。三是增強主動性和創造性，以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解決人口問題，變人口壓力為人力資源優勢，為全市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持久動力。
堅持以人為本。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把人口計生工作納入改善民生的全局部署之中抓好落實，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計生家庭和群眾的切身利益，使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真正作為造福群眾的大事、好事、實事。一是結合當前重大改革，圍繞計劃生育家庭在優生優育、子女成才、抵御風險、生殖健康、家庭致富以及養老保障等六個方面的需求，在更大范圍內整合政策和資源，進一步加快建立健全利益導向政策體系，使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優先優厚享受改革發展成果。二是把關心、關愛、關懷群眾的生育健康、生殖健康作為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圍繞著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狠抓落實。三是充分尊重群眾的計劃生育主人翁地位和首創精神，通過全面規范政務公開、實行村民自治等措施，健全民主管理機制，切實解決人民群眾的計劃生育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權益問題。
堅持協調發展。要統籌兼顧好幾個關系。一是在工作目標上，要處理好穩定低生育水平與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關系，在切實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時，要充分尊重人類自身發展規律，并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質、解決出生人口性別比、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和老齡化等問題上有所突破。二是在工作出發點上，要處理好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群眾長遠利益與現實利益的關系，注重實現計劃生育國家利益、個人利益的同向性。三是在工作標準上，要處理好完成人口計劃與提高人民群眾滿意度的關系。四是在統籌政策上，要處理好均等與優先的關系，要爭取經濟社會重大決策尤其是與人民群眾戚戚相關的惠民利民政策，都對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實行優先優待，而絕不能與國策抵觸，更不能阻礙國策的有效施行。
堅持呼應全局。把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加快改善民生的基礎性戰略來抓。一是增強預見性和全局性，更為積極地推進人口戰略研究，將人口因素置于重大決策鏈的前端，使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等真正成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決策的重要依據。二是注重穩定性和連續性，把穩定低生育水平作為人口計生工作的首要任務，特別是把農村這個重點和流動人口這個難點抓好，使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相適應。三是增強主動性和創造性，以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解決人口問題，變人口壓力為人力資源優勢，為全市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持久動力。
堅持以人為本。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把人口計生工作納入改善民生的全局部署之中抓好落實，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計生家庭和群眾的切身利益，使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真正作為造福群眾的大事、好事、實事。一是結合當前重大改革，圍繞計劃生育家庭在優生優育、子女成才、抵御風險、生殖健康、家庭致富以及養老保障等六個方面的需求，在更大范圍內整合政策和資源，進一步加快建立健全利益導向政策體系，使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優先優厚享受改革發展成果。二是把關心、關愛、關懷群眾的生育健康、生殖健康作為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圍繞著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和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狠抓落實。三是充分尊重群眾的計劃生育主人翁地位和首創精神，通過全面規范政務公開、實行村民自治等措施，健全民主管理機制，切實解決人民群眾的計劃生育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權益問題。
堅持協調發展。要統籌兼顧好幾個關系。一是在工作目標上，要處理好穩定低生育水平與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關系，在切實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時，要充分尊重人類自身發展規律，并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質、解決出生人口性別比、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和老齡化等問題上有所突破。二是在工作出發點上，要處理好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群眾長遠利益與現實利益的關系，注重實現計劃生育國家利益、個人利益的同向性。三是在工作標準上，要處理好完成人口計劃與提高人民群眾滿意度的關系。四是在統籌政策上，要處理好均等與優先的關系，要爭取經濟社會重大決策尤其是與人民群眾戚戚相關的惠民利民政策，都對實行計劃生育的家庭實行優先優待，而絕不能與國策抵觸，更不能阻礙國策的有效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