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6 15: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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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磚國家 人力資本 經濟增長 彈性
一、問題的提出
作為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典型代表，金磚國家的經濟增長讓世界驚嘆。中國實現了改革開放以來30年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創造了平均增長近10%的歷史奇跡；印度經濟近幾年也保持了高速的發展；俄羅斯被稱為正在崛起的大國；巴西今年也擺脫了經濟停滯逐步走向經濟發展的快車道，2009年在全球經濟出現近2%負增長的情況下，金磚國家中中國和印度仍然實現了9.1%和7.7%的高速增長。金磚國家原指“金磚四國”，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2010年南非也加入進來，成為“金磚五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和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金磚國家在許多國家地區問題看法接近，近幾年經濟增長都比較快，因而研究金磚國家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作出比較便很有意義。鑒于數據的難獲得性，從世界銀行相關網站得到的樣本數據只到2009年，此時，南非還未加入，所以本文只分析前四個國家中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
最先提出人力資本概念的是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他從50年代開始對人力資本的研究，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發表的幾篇文章是人力資本的奠基之作。與舒爾茨同一時期，對人力資本理論作出重大貢獻的還有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其代表作有《生育率的經濟分析》等。另外，美國經濟學家名塞爾從收入的角度研究人力資本。1962年，阿羅提出了“干中學”模型。丹尼森對人力資本理論的貢獻在于用計量的方法探索了人力資本要素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經濟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為主流的時代。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為羅默和盧卡斯，他們采用數學的方法，建立以人力資本為核心的經濟增長模型。從20世紀90年代起，各學者的研究主要以實證為主。西方人力資本理論及大量的經驗研究對我國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國內的人力資本研究起步比較晚，90年代人力資本理論才傳入我國。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人力資本進行研究。例如陳彬（1996）對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相互關系的認識作了回顧。有的學者從實證的角度解釋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如劉小寧（2006）從人力資本水平和人力資本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兩個方面進行實證分析，從不同角度得出了人力資本水平與經濟增長正相關，人力資本不平等與經濟增長負相關的結論。有些學者從不同類型人力資本的角度研究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如儲中志（2005）認為，中國的初級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十分顯著的作用，中等教育層次的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作用較為顯著，高等教育層次上的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是十分顯著。
三、本文研究思路
本文將金磚國家分為兩組：俄羅斯和中國；巴西和印度。原因在于兩組的人力資本測算方法不一樣。前者人力資本水平采用的是平均受教育年限，后者因為數據的缺乏，人力資本水平用毛入學率來代替，從而估算哪個層次的教育對經濟增長有更重要的影響。前者采用的經濟模型為人力資本外部性模型，基于王金營對盧卡斯人力資本模型的改進，即Yt=A（t）K■■H■■h■■。后者采用的是有效勞動模型，即Y■=A■K■■（L■H■）■，其中的人力資本H用小學/中學/高學毛入學率來代替。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World Bank網站的開放數據庫的相關指標，并根據這些指標整理所得。由于中國的數據在世界銀行數據庫上不全，所以中國的部分數據是根據統計年鑒整理所得。
四、人力資本對“金磚五國”經濟增長的定量分析（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模型）
因為數據來源不一樣，計算方法也不一樣，所以將金磚四國分為兩個小組，即俄羅斯和中國一組，巴西和印度一組，并分別比較其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一）人力資本外部性模型（俄羅斯和中國）
將Yt=A（t）K■■H■■h■■對數化，有InYt=InAt+αInKt+（1-α）InHt+βInht+μt
進一步，有回歸方程（InYt-InHt）=InAt+α（InKt-InHt）+βInht
1.據俄羅斯的數據，利用SPSS18得到如下結果：
系數（俄羅斯）
由此可得，InY-InH=-0.38+0.739（InK-InH）+1.55Inhh
T值： （0.281） （22.029） （5.651）
R2=0.988 F=282.636
從擬合的結果來看，擬合度超過了98%，各參數都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的t檢驗，說明所選用的人力資本外部性模型能正確地反應俄羅斯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經過整理，可得Yt=A（t）K0.925H0.075h0.237，其中A（t）是考慮人力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水平后的全要素生產率。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經濟增長主要是靠物質資本拉動，其產出彈性為0.925，人力資本存量的產出彈性只有0.025，而人力資本水平相對而言具有較高的產出彈性，為0.237。
2.根據中國的數據，利用SPSS18得到如下回歸結果。
系數（中國）
由此可得，InY-InH=0.529+0.875 （InK-InH）+0.135Inhh
T值： （4.834） （7.21） （4.218）
R2=0.99，F=363.605
從擬合的結果來看，擬合度超過了99%，各參數都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的t檢驗（p=0.000），說明所選用的人力資本外部性模型能正確地反應中國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經過整理，Yt=A（t）K0.944H0.056h0.047，其中A（t）是考慮人力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水平后的全要素生產率。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經濟增長和俄羅斯的經濟增長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都主要是靠物質資本的拉動，物質資本的額彈性達到0.944，而人力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非常小，其彈性只有0.056，和俄羅斯人力資本存量的影響差不多，都很小。但是俄羅斯的人力資本水平對經濟增長影響較大，相對來說，中國的人力資本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由此可見，雖然兩國都是物質資本對經濟在起主要的拉動作用，但是俄羅斯的人力資本水平的作用要更顯著一些，我國的人力資本發揮的效用并不如想象中大。
（二）有效勞動模型（巴西和印度）
Yt=AtK■■（LtHt）β
Ht為t年三個層次學校在校率。三個層次的學生在校率分別為：小學學生毛入學率；中學學生毛入學率；大專及以上學校毛入學率。
兩邊取對數得，（InY-InH）=InA+α（InK-InH）+βInL，其中H=XX或ZX或GX。
我們利用上述方程，對三個層次的人力資本投資作出估計，可以得到如下三個方程：
Y=A（t）K0.835XX0.165L0.222
Y=A（t）K0.891ZX0.109L0.183
Y=A（t）K0.998GX0.002L0.041
從結果可以看到，物質資本對巴西經濟增長起著重要作用，物質資本增加1%，經濟會增長0.8%以上；勞動同樣對巴西經濟增長有顯著影響；從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和高等教育來看，小學教育的作用是最顯著的，中學教育次之，我們可以看到在第一個方程中小學教育的彈性為0.165，其余方程的教育的彈性都很小。
利用相關數據與上述方程，對印度三個教育層次的估計，我們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Y=A（t）K0.838XX0.162L0.164
Y=A（t）K0.81ZX0.19L0.193
Y=A（t）K1.162GX-0.162L-0.426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物質資本對印度經濟增長仍然是第一位的作用。物質資本增加1%，經濟將會增長8%以上。通過三個方程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中學教育的相對于其他教育來說，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最顯著的，這個結果和王金營（2000）《中國和印度人力資本在緊接著增長中作用的比較》一文的結果相同。中等教育層次上人力資本的積累對經濟增長起著重要的作用。而巴西經濟增長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的則是小學教育。兩國相似之處在于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1.貨幣供應量的定義。
貨幣供應量，是指一國在某一時期內為社會經濟運轉服務的貨幣存量，它由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供應的存款貨幣和現金貨幣兩部分構成。
2.貨幣供應量的分類。
我國從1994年三季度起由中國人民銀行按季向社會公布貨幣供應量統計監測指標。參照國際通用原則，根據我國實際情況，中國人民銀行將我國貨幣供應量指標分為以下四個層次：
M0：流通中的現金；
M1：M0＋企業活期存款＋機關團體部隊存款＋農村存款＋個人持有的信用卡類存款；
M2：M1＋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企業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質的存款＋外幣存款＋信托類存款；
M3：M2＋金融債券＋商業票據＋大額可轉讓存單等。
其中，M1是通常所說的狹義貨幣量，流動性較強；M2是廣義貨幣量，M2與M1的差額是準貨幣，流動性較弱；M3是考慮到金融創新的現狀而設立的，暫未測算。
3.貨幣供應量的意義。
中央銀行在實施貨幣政策中所運用的政策工具無法直接作用于最終目標，此間需要有一些中間環節來完成政策傳導的任務。因此，中央銀行在其工具和最終目標之間，了金融變量，叫做中間目標，作為中介目標的一項重要的金融指標就是貨幣供應量。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數量論者認為宜以貨幣供應量或其變動率為主要中介標。他們的主要理由是：(1)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能直接影響經濟活動。(2)貨幣供應量及其增減變動能夠為中央銀行所直接控制。(3)與貨幣政策聯系最為直接。貨幣供應量增加，表示貨幣政策松弛，反之則表示貨幣政策緊縮。(4)貨幣供應量作為指標不易將政策性效果與非政策性效果相混淆，因而具有準確性的優點。
但以貨幣供應量為指標也有幾個問題需要考慮，一是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能力。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主要取決于基礎貨幣的改變，但還要受其它種種非政策性因素的影響，如現金漏損率、商業銀行超額準備比率、定期存款比率等，非中央銀行所能完全控制。二是貨幣供應量傳導的時滯問題。中央銀行通過變動準備金以期達到一定的貨幣量變動率，但此間卻存在著較長的時滯。三是貨幣供應量與最終目標的關系。對此有些學者尚持懷疑態度，但從衡量的結果來看，貨幣供應量仍不失為一個性能較為良好的指標。
第二節 貨幣供應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1.國內生產總值的定義。
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國內生產總值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季度或一年)，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中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常被公認為衡量國家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它不但可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更可以反映一國的國力與財富。一般來說，國內生產總值共有四個不同的組成部分，其中包括消費、私人投資、政府支出和凈出口額。用公式表示為：GDP：CA＋I＋CB＋x，式中：CA為消費、I為私人投資、CB為政府支出、x為凈出口額。
2.GDP是經濟發展的觀察指標。
所謂經濟增長就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的增長必須保持合理的、較高的速度，目前西方學者對經濟增長的概念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指一國運用其擁有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商品和勞務的總和，通常用國內生產總值(GDP)表示，或者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表示；另一種是指一國生產商品和勞務的能力的提高。
可以這樣說，GDP增長快并不能片面的代表經濟增長快(例如很多重復建設，還有大量消耗資源等等)，但GDP不增長經濟肯定上不去。如果GDP增長不看重數字，而是強調實質性的增長的話，經濟發展和GDP增長是一樣的。現階段GDP還是經濟增長的一項非常重要的指標。
3.貨幣供應量和GDP的理論關系。
我國貨幣供應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理論界有三種觀點：一種是促進的觀點。促進論認為，貨幣供應量是通過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增加貨幣供給，利率下降，由此導致居民的消費和企業的投資增加，國內生產總值(GDP)也就相應的增加；另一種觀點認為是一致的關系。一致論認為，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會給經濟社會造成通貨膨脹的風險壓力將會增加，由此可能導致居民，企業等的行為紊亂。是社會的有效需求發生變化，加劇投資行為，最終將抑制一國經濟的增長；第三種觀點認為貨幣供應量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貨幣只不過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一種價值的符號。
一般地說，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會導致經濟產出的增加。從短期看，多投放貨幣，通過價格的變動調整能夠刺激國民經濟的產出，就業增加。但從長期來看，由于長期經濟的增長是有社會制度，生產要素和生產技術所決定的，增加貨幣供應量會被物價上漲所吸收。我國經濟要保持較高的增長率就必須投放較多的貨幣供應，以保持經濟的發展。但經濟中的貨幣供應量過多，會給經濟的發展帶來負效應。從長期來看，應該保持一個穩定的貨幣供應增長率，以便為經濟增長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隨著現代經濟貨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認識到貨幣不只是經濟增長的一層面紗，而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之一。我國作為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貨幣在經濟中的作用顯得尤為明顯。
第三節 貨幣供應量與物價水平的關系
1.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定義。
居民消費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是對一個固定的消費品價格的衡量，主要反映消費者支付商品和勞務的價格變化情況，也是一種度量通貨膨脹水平的工具，以百分比變化為表達形式。構成該指標的主要商品共分類，其中包括：食品酒和飲品、住宅、衣著、教育和通訊、交通、醫藥健康、娛樂、其他商品及服務。
CPI是一個滯后性的數據，但它往往是市場經濟活動與政府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CPI＝(一組固定商品按當期價格計算的價值)／(一組固定商品按基期價格計算的價值)×100％。
我國從1984年開始編制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經過數次的改革，在CPI的計算公式、調查方法、權數的獲取等方面已較為成熟。我國CPI構成和各部分比重，最新以調整為：
(1)食品 31.29％
(2)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 4.25％
(3)居住 17.82％
(4)交通通訊 9.25％
(5)醫療保健個人用品 9.04％
(6)衣著 8.51％
(7)家庭設備及維修服務 5.84％
(8)煙酒及用品 13.89％
2.CPI是反映物價的重要標準。
一定經濟范圍內所有商品的總體物價水平，通常通過一系列的綜合價格指數來反映。使用較多的是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PPI(生產價格指數)。目前，國際通用的衡量物價水平的價格指數是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這是因為居民消費物價指數是從消費者角度觀察價格的變動，能夠真實地反映價格變化對居民生活產生的影響。居民消費物價指數還將勞務包括在里面，能全面反映居民消費的商品和勞務的價格變動情況。我國也將居民消費物價指數當作衡量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主要指標。
3.貨幣供應量和CPI的理論關系。
經濟增長與失業是宏觀經濟永恒的主題，但是在宏觀經濟學中，這兩者通常是分開進行研究的。失業被普遍看作是經濟周期的結果，在長期，失業率由自然失業率來確定，而經濟增長對自然失業率的影響并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作為宏觀經濟理論中的奧肯定律，實際上只是對經濟增長與失業之間統計結果數量關系的描述，而新古典增長理論只關注長期增長的動力，并不研究增長對失業的影響，其模型假定經濟是充分就業的。
推動經濟增長的技術進步會對失業狀況的變動產生著直接的影響，這一點早就為熊彼特（1934;中文版:1990）所關注。他認為資本主義是通過創新的競爭不斷地創造并進而破壞經濟的均衡結構的過程，即“創造性破壞”的過程，而這種“創造性破壞”會導致技術性的失業。[1］(144-150)1980年代以來，將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思想內生化成為經濟增長理論的新思潮，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是以Aghion和Howitt（1992,1998，簡稱A-H）的理論為代表的熊彼特主義內生增長理論。Aghion和Howitt（1992）在新古典框架下，建立了一個包含隨機因素的，由垂直創新推動經濟增長的內生增長模型，[2］(323-351)也被稱為新古典熊彼特主義的增長理論（Mulder, et al.2001）。[3］(151-171)在此后的十幾年中，A-H以及一些學者在這個“創造性破壞”的框架下研究了與經濟增長相關的一系列經濟結構問題，其中包括經濟增長與失業的關系問題。A-H（1994）在1992年基本熊彼特模型的基礎上討論了技術進步背景下經濟增長與失業的關系，[4］(477-494)其他一些學者則對A-H的這一研究擴展至勞動力市場不完全情況下的增長與失業，就業政策對增長與失業的影響等方面。本文將在 “創造性破壞”的基本模型基礎上介紹新古典熊彼特主義增長與失業理論的這一重要進展。
一、體現“創造性破壞”的基本模型
A-H基本模型(1992,1998)[2］［5]假設社會中存在三種可交換的物品：勞動力L、消費品y和中間品x。勞動力可用于兩種用途：中間品的制造和研發，在研發中使用的勞動力數量為n。消費品的生產投入只有中間品，其生產函數為：y=AF(x)，其中A為生產力參數。中間品由勞動力一對一的生產，所以可以用x代表中間品制造部門所使用的勞動力數量。研發部門主要從事中間品的研發，創新的到達是一個泊松過程。創新的泊松抵達率是：λn，即在研發部門投入的勞動力越多，創新成功的概率就越大，λ為固定參數。模型中假設新技術會完全取代舊技術，擁有新技術的中間品制造者成為中間品市場的壟斷者，并且專利法對技術進行永久性的保護，所以直到有更先進的技術出現，這種壟斷地位才會消失，這就是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的思想。t表示創新發生的次序，中間品創新的結果是推動生產力，具體地，是增大消費品生產函數中的生產力參數A，At+1=γAt，γ為創新對生產力提高的規模。
模型主要是通過研發者、中間品壟斷者以及勞動者的最優化來確定勞動力在研發和中間品的制造這兩個領域的配置，進而得出在這種均衡配置下的經濟增長路徑。
勞動力通過比較中間品制造部門和研發部門的工資決定自己在哪一個部門工作；中間品創新成功后，中間品的壟斷者的優化決策決定x的產量。研發者通過研發活動的優化確定研發的投入。研發的期望利潤為：λntVt+1-wtnt，其中wt為研發部門勞動力工資，Vt+1為第t+1次創新的價值。因此，研發部門最優化的條件是：
這個方程表示某一次創新的價值是在其生命周期內所產生的壟斷利潤流的凈現值。nt+1為第t+1次創新之后的研發投入。方程體現了“創造性破壞”的思想，即第t+2次創新成功后，第t+1次創新所獲得的技術將完全被替代，所以第t+1次創新的未來的利潤流要減去將來可能的由下一次創新造成的損失，并且，nt+1越大,第t+1次創新的價值就越小。進一步：
[AKx-D](ωt)為經生產力參數調整過的制造業部門的勞動力需求。聯立（4）和（5）兩個等式，可以得出均衡時的n和ω，并且這個均衡([AKn^],[AKω^])是唯一的。得到均衡值[AKn^]就可以得出均衡增長路徑。因為At+1=γAt，并且yt+1=γyt，所以可以得出對數化后的平均增長率為：g=λ[AKn^]lnγ，由此公式可以看出研發投入n是增長的唯一的內生的動力。由于工資、利潤和最終產出都是以γ的規模增長，所以這也是一個穩態均衡。
二、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創造性破壞”效應和資本化效應
Pissarides（1990）在均衡失業理論框架下，借助搜尋匹配理論比較早地探討了經濟增長與失業的關系。[6]他認為更高的生產力的增長，會提高企業創造新工作崗位的回報，這會引致就業的增長，最終降低自然失業率，這個過程被A-H（1994）稱為資本化效應，但Pissarides（1990）并沒有把失業與技術進步聯系起來，在其模型中，經濟增長是外生的。
A-H（1994）在“創造性破壞”的內生增長框架內，以Pissarides（1990）的搜尋匹配理論為基礎探討了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兩個方面的影響，即“創造性破壞”效應和資本化效應。由技術進步推動的經濟增長“破壞”了使用舊技術的部門和企業，導致勞動者的失業，這被稱作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創造性破壞”效應。當經濟增長速度提高時，技術進步使得創建一個生產單位的報酬也增加，投資者被鼓勵依據新技術去創建新的生產單位，賺取新的技術可能帶來的利潤，與此同時會吸收新的勞動力，這被稱為資本化效應。
對于“創造性破壞”效應，假設工人與生產單位之間的匹配速度為m(1,v)，其中1表示參與匹配的總勞動力，v表示空缺的總崗位數。m為v的增函數。在穩定狀態，總的空缺崗位數保持不變，均衡的失業率由下式決定：
其中u為失業率，S為生產單位的生命期，p(v)為失業工人重新就業的流量，等于工人與生產單位之間的匹配速度，即p(v)=[SX(]m(1,v)[]1[SX)]=m(1,v)。上面公式的左邊表示工人失業的流量，用生產單位老化的頻率（[SX(]1[]S[SX)]）乘以當前仍在生產的生產單位數目(1-u)；右邊表示失業工人重新就業的流量。
（1）式可變形為：
當由技術推動的增長速度加快時，生產單位的生命期S會縮短，對工作崗位的破壞速度也會加快，使均衡的失業率上升。這是“創造性破壞”的直接效應。另一方面，生產單位生命期縮短時，生產單位的投資的回報期也相應縮短，這阻礙了新生產單位的建立，空缺的崗位降低，失業工人找到工作的流量（即p(v)）減少，這又使得失業率上升，這被稱為“創造性破壞”的間接效應。
對于資本化效應，在模型中，研發的自由進入條件為：
其中，d為經過生產力參數調整過的研發沉沒成本，λV為研發的瞬時預期收入，λ為創新的泊松抵達率，r-g為資本化該項預期收入的凈貼現率。當增長率提高時，凈貼現率下降，意味著創新的凈現值上升，這會刺激研究機構的進入，而當更多的研究機構進入時，就有更多的未來生產單位為社會提供工作崗位，即v會上升，從而降低了失業率。這就是經濟增長對就業的資本化效應。[7］(733-753)在模型中，當p′(v)很大時，g接近于r，資本化效應起主導作用，當p′(v)足夠小時，“創造性破壞”效應占主導地位。
A-H（1994）的模型中只有技術的全面的更替，沒有逐步的技術更新，Mortensen和Pissarides（1998）則引入了技術的逐步更新進一步討論了Pissarides（1990）、A-H（1994）所提出的資本化效應。[7］(733-753)在他們的模型中，企業對新技術的采用區分為兩種：一種是通過摧毀舊的工作崗位來采取新技術；另一種是企業保存舊有的工作崗位，使用原有的勞動力，更新原有技術。采用更新技術的方法要承擔一定的成本，這些成本包括購買體現新技術的機器設備以及培訓原有工人操作新技術的費用。在模型中，這種技術更新成本比較低時，企業傾向于保存原有工作崗位，使用原有工人逐步通過內部革新來更新其技術，結果是由技術進步推動的經濟增長降低了失業率；而當這種成本高于一定的值時，技術的進步會導致更多的工作崗位被破壞掉，這樣，經濟增長會提高失業率。
三、勞動力市場不完全情形下增長與失業的關系
Boone（2000）、Lingens（2003）以及Meckl（2004）在“創造性破壞”的框架下研究了存在工會討價還價、效率工資等因素的勞動力市場不完全情況下，經濟增長與失業的關系。
Boone（2000）研究了在選擇不同的創新方式時企業的決策對失業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研究了失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8］(581-600)他將創新區分為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產品創新是指產品質量的提高；過程創新是指縮減企業的勞動力成本的創新，即新技術的自動化程度更高，更省人工。在勞動力市場不完全即存在工會、效率工資等因素的影響下，工資偏高，此時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情況下進行的決策是更多地采取過程創新，削減勞動力成本，而較少地采取產品創新。這種加重失業的創新方式會導致長期的增長率低于社會最優的經濟增長率。
Lingens（2003）的模型引入了工會對工資的討價還價，討論了失業對經濟增長的反作用，[9］(91-104)這成為其顯著的特點。在他的模型中，勞動力分為高熟練工和低熟練工，中間品制造部門既使用高熟練工也使用低熟練工，研發部門僅使用高熟練工。工會只針對低熟練工的工資進行談判，在工會討價還價的影響下，低熟練工的工資會上升，這一方面會降低企業進行創新的現值，降低企業家研發的意愿，也就不利于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低熟練工的工資上升會使低熟練工失業增加，又因為低熟練工與高熟練工的邊際替代率遞減，這樣制造業部門低熟練工數量的下降會降低高熟練工的邊際生產力，所以制造業部門的高熟練工的工資會下降，促使高熟練工從制造業部門流向研發部門，從而提高創新的泊松抵達率，經濟增長率也會相應提高。這兩種效應哪一種占主導取決于中間品生產函數的替代彈性，如替代彈性小于1，則后一種效應占主導地位，也就是說工會的作用有利于經濟增長；如替代彈性大于1，則前一種效應占主導地位。
Meckl（2004）在A- H（1998）[5]的框架中，引入了效率工資，分析了長期經濟增長與失業之間的關系。其結論是經濟增長與失業之間的相互消長與部門之間的工資差異相關，高工資部門即研發部門的勞動力就業份額越高，則失業越嚴重，同時經濟增長率也越高。[10］(65-82)
四、就業政策對增長與失業關系的影響
Mortensen（2005）進一步把搜尋匹配理論與A- H（1994）的模型結合起來建立了一個容納經濟增長與失業相互聯系的分析框架，并在框架中融入了就業政策和勞動力市場的因素，試圖分析政府的就業政策對經濟增長和失業的影響。[11］(236-258)在經典的“創造性破壞”的增長理論中，自由進入條件即均衡條件是[SX(]w[]h[SX)]=V=[SX(]π(w)[]r+δ[SX)]，其中w為工資，h為技術生產力的參數，[SX(]1[]h[SX)]為研發活動所花費的時間，r為利率，δ為創造性破壞率即創新的泊松抵達率。在Mortensen的模型中，勞動力市場是存在摩擦的。創新成功的企業進行中間品的生產要花費時間尋找勞動力，這樣創新的資產價格方程變為：rV=η([SX(]π[]r+δ[SX)]-V)，η為廠商找到勞動力的速率，尋找工人所花費的時間服從期望為[SX(]1[]η[SX)]的指數分布。工人在尋找工作時資產價格方程為：rU=b+λ(W-U)，U為工人進入失業狀態并搜尋新工作的收益，b為工人就業的機會成本，W為工人在生產部門就業的收益，λ為工人找到新工作的速率，W由下列方程決定：rW=w+δ(U-W)。這樣前面的自由進入條件就變為：
因此由勞動力市場存在摩擦情況下的自由進入條件和均衡失業條件可以得到穩態增長路徑上創造性破壞率δ與勞動力市場緊張程度θ之間的對應關系。在δ與θ的空間中可以畫出自由進入條件和穩態的匹配條件（見下圖）。[CR9T5]
EE線為自由進入條件曲線，0M為穩態匹配條件曲線。兩條曲線的交點是穩態增長路徑上δ與θ的取值，δ為創造性破壞率，代表經濟增長狀況，θ為市場緊張程度，代表失業狀況。這樣就可以通過研究就業政策如何影響兩條曲線的變動，來考察就業政策對經濟增長和失業的影響。
政府可使用兩種就業政策：工資稅（payroll tax）和失業保護政策。就業政策是工人就業的機會成本，也構成了廠商建立新工廠的成本。在加入工資稅τ時，企業主雇用一個工人需要支付w(t+τ)。工資稅會降低廠商的利潤也會降低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所以工資稅的存在會導致EE曲線向左下方移動，0M線向上平移，所以工資稅上升提高了廠商的成本，這會導致市場緊張程度上升，也就是失業率上升，而對創造性破壞率從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就業保護政策是指企業在倒閉時要為工人支付一筆費用。就業保護政策的存在會降低企業進行創新的現值，即創新的現值變為：V=(π-δT)/(r+δ)，這意味著技術壟斷企業在下一次創新到來時的損失會增大，所以EE曲線向右上方平移，0M曲線不動，這樣導致δ與θ同時增大，也就是說就業保護政策一方面由于雇傭勞動力的成本增加會導致失業增加，另一方面也由于降低了廠商的創新的積極性使得增長率下降，或者說就業保護政策的存在使得經濟增長與失業呈現負相關關系。
五、簡短的結語
Aghion和Howitt形式化了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的思想，以技術創新為切入點，分析了經濟增長對失業的兩個方面的影響，即“創造性破壞”效應和資本化效應。以后的文獻主要循著兩個思路對A-H模型進行了擴展。一個思路是更加細致地討論了創新的模式，如創新可以區分為技術完全替代的創新和逐步的更新，也可區分為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而不同的創新模式對增長與失業的影響也不同。另一個思路是引入勞動力市場的摩擦和就業政策等勞動力市場的因素。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全性，如效率工資和工會針對工資談判一方面會影響廠商對前述的創新模式的選擇，另一方面又會影響勞動力在制造業部門和研發部門的配置，這兩個方面又都會影響增長與失業。就業政策主要通過加大廠商的成本來影響經濟增長和失業狀況。這一系列的工作在宏觀經濟兩大主題，即經濟增長與失業間架起了橋梁，為研究兩者關系奠定了微觀基礎，進一步豐富了人們對經濟增長和失業關系的認識。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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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Progress, Economic Growth and Unemployment:Development of Neo-Classical Schumpeterian Economic Theory
Liu Zhiming1 Guo Huiwu2Abstract: Aghion and Howitt combined Schumpeterian model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the Search-match theory of labor market to establish a framework of analyz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economic growth has unemployment-enhancing effect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unemployment-mitigating effect of capitalization. Some scholars discussed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in incomplete labor market and employment policy's effect on them. The framework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focuses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provides us a new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relations between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Key words:technological progress;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ic growth; unemployment
關鍵詞：農村物流；順豐速運；物流體系
2009年4月國務院印發《物流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將物流培育為新的經濟增長點；2011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物流業健康發展政策措施的意見》，其中第八條指出優先發展農產品物流業；2014年10月國務院印發《物流業發展中長期規劃（2014-2020年）》，其中包括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布局合理、技術先進、便捷高效、綠色環保、安全有序的現代物流服務體系。可見國家政策將向物流體系的構建傾斜。通過對順豐速運農村服務體系的研究，為物流企業發展農村市場給予指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一、順豐速運農村模式
順豐速運初期采用加盟模式，但難以管理且服務質量差，收派件效率低。收回權后，順豐統一管理，政策統一，服務質量和收派件效率均得到大幅提升，迅速成為業界知名快遞企業。目前順豐開放的區域主要為華西、華中、華北地區等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鄉鎮農村市場，具有排他性，即合作方只能與順豐一家快遞企業合作。順風開放更偏向于“內部消化”，順豐首先鼓勵自己員工通過模式創業，并在資金等環節提供支持。在順豐方面看來，自己公司員工比較熟悉物流及順豐，能夠保證順豐的服務質量。除了在資質審核時將保持慎重的態度，順豐還將保障網點的操作規范，軟硬件都將統一到順豐的管理體系，對收派情況進行實時追蹤。而占據7億人口的農村市場最普及的物流企業就是國企郵政經營的EMS，競爭性低，派件效率較慢，市場化程度低，不能滿足農村日益增長的需求。順豐開放農村市場，打造“農村最后一公里”配送業務。
二、順豐速運開放農村利弊分析
1.順豐速運開放農村市場內部利弊分析
順豐速運公司統一管理，政策統一，無論是服務質量還是收派件效率均得到大眾好評，迅速成為業界知名快遞企業。順豐開放農村，對企業本身最大的考驗就在以下三方面：服務質量、收派件效率、管理系統（順豐獨家阿修羅系統）。
2.順豐速運開放農村市場外部利弊分析
順豐速運在農村快遞市場有兩大主要競爭對手：國企郵政EMS以及民營物流企業日日順，還有其他民營快遞物流企業，外部利弊分析見表2。優勝劣汰、適者生存，順豐速運開放農村市場不可避免與其他企業競爭。
三、結束語
隨著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快速增長的農村物流需求與落后的物流水平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現代物流企業開拓農村市場是必然的趨勢。順風速運建立農村物流服務體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認真研究農村市場，提前規劃，科學決策，制定新的服務流程和服務標準。農村市場的前景是廣闊的，順風速運將作為農村物流的領頭羊，為推動農村經濟發展提供助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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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有很多，對于某個特定的經濟體而言，一個合宜的制度環境是促進其經濟增長的重要保證。由于制度是內生形成的，而人口密度就是影響制度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其次，物質資本與勞動力數量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是一個經濟得以持續增長的主要源泉。再次，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與改善不僅是經濟增長的目標，也是保證經濟增長具有持續性的重要條件。因而，在影響經濟增長的幾個主要因素中，都與人口有密切關聯。
一、當下的中國經濟社會
前不久，央行正式向外公布，中國廣義貨幣量（M2）首次突破百萬億元大關。作為衡量流通中的現金加上企業與居民的活期和定期銀行存款之和的一個經濟指標，從2000年的不到13萬億到如今的百萬億大關，不得不說在最近的十余年間，中國，的確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經濟成就。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斷提高、城市化進程的穩步推進以及各地不斷涌現的中小型企業，不經意間，“中國模式”――這個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提法，不斷出現在國內外主要經濟報刊上。從以前不論購買什么商品都需要憑票購買，“熊貓”、“櫻花”牌產品能占據整個中國市場，甚至全村人都聚集在一塊看一臺10英寸的黑白彩電到如今的商場內琳瑯滿目的商品以及不斷涌現的全民購物狂潮。單從西方經濟學中國民收入的消費就能窺探出在中國這片大地上，幾十年間，究竟發生了些什么。很多人在探尋，究竟是什么致使中國能取得如此大的經濟成就，按照張五常教授的說法，至少中國搞對了什么，才有這么快的增長。于是，“中國模式論”、“地方競爭論”等等論調不絕于耳。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延續了幾十年的的高速增長。近些年來，雖然經濟上行壓力不斷加大，但國內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不斷上漲，社會保障體系也在完善當中，國家也在不斷通過宏觀“微刺激”使中國經濟始終保持良性態勢，同時國內投資熱度不減也帶動經濟保持高增長。但從當年大家都憧憬著去沿海一帶淘金到如今的“逃離北上廣”現象的出現，其間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經濟環境和政策環境等，本文從人口角度對近年來經濟增長作出分析。
二、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
在馬爾薩斯的人口經濟理論中，他提出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可歸結為人口與生產資料之間的關系，人口增長和人均收入間，前者作為內生變量在發揮作用。演化到后來的內生增長模型，通過放寬新古典理論的假設，把技術進步和人口因素視為內生變量，通過構建生產函數來論證經濟增長的源泉。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吸引了眾多經濟學家的關注，眾多學者指出，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經濟社會會進入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高、老少被撫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低的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期”。所謂的“人口紅利”作為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力，在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保駕護航的同時，通過巨大的消費力也使中國經濟擺脫了一次次經濟泡沫的威脅。
受人口結構的影響，包括蔡?等學者提出，在2013年左右，中國的人口撫養比將跌至低谷，人口紅利從那時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經濟數據，我們以“人口撫養比”作為顯示性人口紅利指標，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總資產作為資本積累的指標。通過不同年份的數據對比可以看到撫養比下降的減速趨勢和資本積累的加速趨勢，從而人口紅利的式微。盡管這種觀察結果并不具備絕對的可信度，但是，我們可以得出的初步結論是，中國經濟很可能已經超越了最大化利用人口紅利的發展階段。之所以近些年中國經濟并未出現較大波動，并非人口紅利還將持續多年，而是因為人口紅利的實質在于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可以防止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出現，因而最近時間我們還可以依靠資本的投入保持高速經濟增長。
三、人口遷移與經濟增長
國外媒體近期進行了一項有關“世界發展最快的城市”的調查，孟加拉國首都達卡被一致認為是“世界發展最快的大城市”。這項調查同時評選出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日本東京憑借3 670萬的驚人人口數量位居第一，中國上海排名第七。在這份調查數據中，僅有日本東京和美國紐約位于傳統的第一世界行列中，其他城市大多位于東南亞和南美地區。在為城市化建設作出重大貢獻的同時，人口的過度集中也帶來了眾多弊病，城市公共資源的使用接近極限，而包括公共交通、治安在內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極為突出。
[關鍵詞]城鎮化；區域經濟增長；影響
現階段，我國的經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由于城市的各方面條件相較于農村來說都具有一定的優勢，比如說，經濟、政治、文化、人口素質等方面，所以就會不斷有一些條件稍微較好的農村人口向其所鄰近的城市進行遷徙、落戶、發展，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對其所聚集的區域經濟起到促進、發展作用。因此，進行對城鎮化對區域經濟增長質量影響的研究與分析，找出其中的最優對策將對我國城鎮化的發展乃至全國經濟的進一步提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將對其各個方面進行詳細、細致的分析，讓大家能對它的了解更加的深入。
1.城鎮化的相關概念
所謂的城鎮化，就是指農村地區向符合城市地區各方面指標提升、轉變的過程。比如，我國的經濟特區深圳，在幾十年前的時候，本來是一個破舊不堪的小農村，在我們國家的政策支持下，經過幾十年的快速發展，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的大城市，不僅在我們國內的城市中名列前茅，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它的發展歷程就可以用城鎮化去表達，雖然是一個特例（有了政策的扶持），但是確實是其城鎮化的一個典型代表。城鎮化在現實社會中的表現形式及現象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去分析、表述：其所在地區的勞動力從第一產業的農業為主向第二產業工業、建筑業及第三產業（除去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之外的所有產業）的相關轉變，其所在地區或者國家的社會狀態從傳統的農耕狀態向現代化工業生產狀態轉變的過程；城鄉的人口分布結構以及城鎮地域形態的轉變，隨著城鎮化的進行，不斷的有農村人口向城鎮遷徙，城鎮的規模不斷的發展、壯大，其各方面的設施不斷的建設、完善；鄉村的人口受到城鎮化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其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也隨之改變，實現農村向城市的躍遷。總之，城鎮化是一個復雜的概念，代表著一個地區或者國家經濟、文化發展變化的過程，包含著很多方面的相關因素[1]。
2.區域經濟增長的含義
關于區域經濟增長的具體含義是一個不太復雜的概念，從純數字的角度去分析，可以直接用所在區域的所有相關因素創造和已經擁有的社會總財富去表示，也可以用其所在區域的經濟增長達到一定的國家或者地區規定的城鎮化的相關標準去表示。影響其區域經濟增長的因素也是多種多樣的，第一是區域外個人、單位、企業等的資金投資。比如，有些外地的個人來到此地進行就業，就直接地為此地創造了價值，雖然可多可少。有些外來的個人或者企業來到此地創業，不僅在此地租房、買房，還又進一步地招兵買馬，間接地帶動了當地的生產力，為其創造更多的財富，還能帶動當地的消費升級。有的人發展好了，就又會在此地買房、置業，這就進入了一個良性的循環，更加快了城鎮化的進程。第二是區域外人口尤其是高技術、高學歷、高資產的人口的涌入、遷徙，包括在此區域內工作、創業等一切生活、生產的活動。這里主要指的是一些高學歷、高技術、高資產的人群，他們所帶來的生產力是普通人的數倍之多，是一群非常強大的力量，和上面的第一點里所說的人群是有所不同的。其創造的價值是相當大的，當然也得需要那些普通的人群的協同合作，俗話說得好“團結就是力量”，就是這個道理。第三是區域內的一切相關的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等。也可以用一句話就簡單概括，就是區域內人力、物力、財力的不斷增長與轉變，促進其區域間各方面的全面發展、進步、躍遷。比如，在此區域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其經濟有了突飛猛進的增長，當地政府就會有足夠的經費去建設一些公共設施（公園、地鐵、圖書館、學校等），使當地的教育、醫療等方面能夠得到升級、改善；或者改善一些公共設施等，或者引進一些先進的技術、大型的公司等，讓其在此區域不斷的發展、完善，為當地居民的生活、生產、娛樂等各個方面發揮其應有的價值、作用[2]。
3.城鎮化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
第一，近年來，我國經濟的增長有了很大的發展，尤其在改革開放以后，更是非常的明顯。城鎮化對我國區域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我國的內在需求，在某些程度上使社會各方面的生產力得到了刺激、提高。有些地區的農業生產由以前的傳統、小面積耕種轉變為利用現代化的農業生產設備、大規模、更高效、高產量的耕種模式。比如，當地有些有條件的農民會大面積的承包一些那些不再愿意耕種的、小面積的耕地的農民的土地，將其作為自己的農場，并在其中進行一些生產、耕種的相關活動。運用一些現代化的農耕設備，比如，播種機、自動化噴水、撒藥飛行器、聯合收割機等，不僅提高了耕種效率、產量等，還為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同時，還解放了不少那些不愿意小面積耕種的農民的勞動力，讓他們從事其他的可以為自己帶來經濟來源的相關工作。這是一種多么好的進步，是百利而無一害的，是值得發揚、接受的模式。城鎮化的相關區域內各個產業，包括農業、工業、建筑業、各類娛樂場所以及各項設施也在不斷地更新、升級，使人們的生產、生活更加地高效、和諧、健康，也是城鎮化對其所在區域經濟的整體影響[3]。第二，一個地區城鎮化的水平越高，說明此地區社會、經濟、人口的數量、素質、公共設施等相關因素就越接近一個比較高端、大氣、上檔次的狀態。尤其是所在區域人口的素質方面尤其明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可能也會直接或者間接地看到、體會到農村與城市、大城市與小城市等區域內的居民的素質真是有著天壤之別，甚至可以用生活在兩個世界的人們去表達也不為過。從他們的精神面貌、言談舉止、生活習慣、工作積極性等方面就能區分開來，甚至是他們的三觀（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也是有著很大的不同。比如，我國的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其在經濟、文化、生活習慣方面都有很高的標準，這些城市的第三產業（娛樂、服務、影視等）都非常得完善，當然也為其創造了很多的價值；其所在城市的相關公共設施（地鐵、高鐵、生態公園等）也建設得很完美，為當地的居民在工作上、閑暇之余帶來了很多的便利；還有其所在城市的一些學校、相關教育機構在全國來看也是非常頂尖的（北京大學、上海復旦等），其學校的教學質量以及學生的各方面的素質也是頂尖的，為我國培養了很多高、精、尖技術人才，為我國的各方面的發展提供了不少可利用的人才。然而，在我國的一些不太發達的城市或者農村，就是另一種狀態。比如，新疆的石河子、甘肅的玉門、廣西的柳州以及一些廣大農村地區，這些地方的環境、基礎設施、教育及醫療設施等都相對落后，就需要不斷的推進城鎮化的進程，才能在各方面向發達城市靠攏，縮小與它們的差距[4]。
4.城鎮化和區域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
第一，任何兩個事物之間的相互交流和促進都有一定的原則、規律、利弊等多個因素的影響，要想讓兩者之間都能更好地協調發展，就需要運用一些理論、措施讓其協調發展。對于城鎮化和區域經濟增長之間也不例外，需要權衡利弊，避免資源的過度浪費。在農業轉型和工業發展的過程中，不能對其土地資源或者其所在區域的生態造成破壞，以及其所在區域的相關環境造成破壞，都是一種不理智的錯誤做法，一定要予以規避。比如，在某些城市的邊緣需要開發一個樓盤，在其建設之前一定要先進行合理的規劃、設計，對其樓盤的位置、結構、大小等進行合理布局。而且在建設過程中一定不要對當地以及附近的生態造成破壞，在工程結束后，還應該對其所在的區域進行垃圾的清理、生態的還原等；或者在城市的郊區建設一片工廠，假若占用的是一片農田地，首先一定要獲得政府的批準，因為耕地是受國家保護的，如若征用的話，一定得需要相關當地部門的批準才可以，否則就屬于違法行為。同樣在工程結束后一定要做好收尾的工作，并需要對生產中產生的廢氣、廢水、廢渣等高污染的事物進行合理的無污染處理，以防止對當地的生態（植被、樹林、河流等）、空氣質量以及動植物、當地居民等造成不必要的侵害、污染等[5]。第二，在城鎮化和區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要運用國家政策作為管控、協調的手段。俗話說得好，“無規矩不成方圓”就是這個道理，有了國家政策這個有力的后臺，就能最大限度的保障兩者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出現的大多問題并在出現問題時能夠及時的處理、解決，并為其保駕護航。比如，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難免會征用一些土地（耕地、林地、鄉村居民區的民房等），一定要遵守、依據相關國家、政府的一些風力、法規進行合理、合情、合法的處理，切不可為了自身利益而損害了國家、政府、當地居民的合法利益。由此，造成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非法占用農民宅基地、非法破壞當地原有的優質生態等，這些行為都是嚴厲禁止的，都是非常惡劣的違法、違反道德的可恥行為。俗話說得好，“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希望那些利欲熏心、不法分子能夠知錯就改，不要踩著道德與法律的紅線去做那些違背良心、法律的事情，以免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6]。
5.結語
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是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21世紀，信息科技發展迅猛，以互聯化為標志的信息技術創新與金融發展呈現出深度融合，深刻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形態，也改變了傳統商業模式，使經濟的增長也隨著金融發展的新型模式有了新的增長趨勢。互聯網金融是互聯網和金融結合的產物，是借助互聯網技術和移動通信實現資金通融、支付和信息中介功能的新興金融模式。從發展趨勢來看，互聯網金融功能在不斷完善，同時帶動了電子商務、電子支付等互聯網經濟的快速興起，經濟在區別于傳統模式下快速增長。
1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現狀
（1）互聯網金融的模式內涵。互聯網金融與電子銀行的關聯是基本業態。主要模式分為：“直客式”模式、“集成式”模式和“渠道式”模式。“直客式”模式為行業大客戶與銀行關聯的上下游交易平臺，這種模式還在起步階段，是大企業進行品牌營銷的首選模式。客戶的資金直接打入企業的網銀賬戶，企業在于各大經銷商進行利潤再分配，這節約了成本，提高了效率，為企業也帶來了巨大的效益，是未來經濟增長的重點發展模式。關于“集成式”模式，“支付寶”是典型的代表。知名品牌的商業企業借助這種網絡平臺，為賣家和買家提供金融延伸服務。這種模式的核心是為市場終端客戶提供更快捷的交易環境，使人們的消費方式調整，經濟增長不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渠道式”模式是將眾多的散戶集聚發展的新模式。各大企業可以借助該渠道發展自身的電子商城。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該金融模式會涉及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農村、小城鎮客戶購買商品的重要方式，有利于互聯網金融拓展新的市場，為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動力。
（2）互聯網金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特點。我國互聯網金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主要體現在銀行和電子商務。互聯網時代銀行服務模式創新，移動金融是商業銀行正在崛起的重點。其內容主要包括手機銀行發展、智能終端金融服務創新及移動金融商業生態圈建設。通過手機銀行建設，推動基礎金融服務的全面移動化，以滿足隨時使用，推動基礎金融服務的移動化。以移動支付為切入點，建立完整的移動支付服務體系，打破傳統業務與部門職能設計的束縛，使經濟發展更加開放，實現經濟新階段的快速增長。2016年，中國電子商務市場交易規模再創新高，連續多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長速度，電子商務成為未來金融服務的必爭之地。如今，社會網絡化趨勢明顯，人們的衣食住行處處可見網絡的身影，消費方式在互聯網的影響下發生巨大變化。客戶通過網絡金融實現自主、自由的支付與買賣，從而使經濟增長方式呈現出多元化趨勢。
（3）互聯網金融存在的潛在風險。在關注互聯網金融積極效應的同時，也應注意到一新生業態對金融系統的沖擊。目前，我國的互聯網金融行業處于非監管的狀態。我國的監管制度及法律規范方面有缺失，而且行業自律也極為松散，這使經濟環境存在安全問題。我國互聯網金融公司尚無法接入人民銀行征信系統，各公司之間也不存在信用信息共享機制，對于違約人無法懲戒，對行業的長期成長極為不利。此外，由于信用信息交換困難，容易引發惡意騙貸、借舊還新的風險，不利于國內的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和經濟健康增長。再者是技術方面的安全考驗。金融互聯網雖然大大促進了經濟的轉型發展，但同時也帶來了較為突出的信息和資金安全問題。現在的網絡黑客會利用互聯網金融的缺陷，竊取客戶信息，進行販賣或詐騙等違法行為，嚴重影響了經濟社會的安定。
2互聯網大趨勢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發展建議
（1）銀行在互聯網金融發展中的服務功能。互聯網時代的客戶需求，隨著網絡生活習慣的養成而變得多元化。銀行的發展最能體現經濟的增長。所以，銀行在互聯網環境中，應延長自身的服?樟刺酰?將融資服務嵌入客戶完整的需求結構中，擴展自身的服務范圍。未來商業銀行可以扮演的綜合服務角色分為三大類：服務咨詢的提供者、信息資源聚合與傳播者、生活服務的介入者。商業銀行作為互聯網金融生態的塑造者，不能僅將眼光放到金融服務領域，還需要將服務鏈延伸到客戶的各需求層次，并進行跨行業整合，整合平臺，聚合資源，挖掘客戶衣食住行等全方位的需求。像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產品的出現源自互聯網企業和個人交易客戶對金融支付的需求。銀行恰恰是社會中發揮信用中介的主體，商業銀行應該整合各類專業功能，利用自身龐大的客戶群發揮信用中介功能，優化網銀用戶體驗，實現信息化下的經濟快速增長。
（2）提高合作能力，完善金融服務體系。互聯網金融是一種典型的平臺型商業模式，其精髓在于通過打造一個完善的、成長潛力大的開放型的生態圈。構建互聯網金融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簡單的創新并不能給經濟社會帶來發展。在互聯網時代下，多方合作才能完善金融服務體系。銀行方面，面向電商和大數據金融的服務轉型，突破傳統服務的契機，扮演好渠道或中介撮合的角色。第三方網絡交易平臺方面，嚴于律己，對該平臺的訂單、交易、物流等大數據資產化管理，將消費客戶的瀏覽、搜索、比價、購買行為進行數據登錄，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進一步帶動經濟消費。企業方面，積極創新，應用互聯網開展線上服務，打破時間空間對企業發展的限制，整合線上線下資源，提高服務能力。總而言之，想要互聯網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持續健康發展，就要多方面整合資源，提高服務能力。
（3）加強監管力度，規范互聯網金融。互聯網金融對經濟增長是存在不利影響的。為保護金融創新，避免引發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政府適時出臺法律法規的管理策略，明確互聯網金融的業務范圍、監管辦法及違規處罰制度。工商、稅務等部門在部門職責范圍內，加強對從事互聯網金融業務機構的監管。工業信息以及人民銀行、銀監會等行業監管部門，可從信息技術、信貸政策、金融安全等角度，聯合科研院所等機構對互聯網金融進行研究。公安機關加大對網絡不法分子的打擊力度，使網絡金錢交易有足夠安全的環境。監管者不僅對金融發展進行監管，也要對新生事物有一定的包容水平，剛柔并濟才能有效管理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促進互聯網金融的規范化，使經濟增長陽光化。
人力資源管理模式與經濟增長的聯系
我國加入WTO后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認識人力資源和研究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是順應管理改革思路，提高政府對人力資源決策的科學性問題。理順人力資源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關系，有利于全社會開發和利用人力資源，提高勞動力的經濟效益。
調整人力資源結構促進經濟發展
人力資源管理作為一項浩大的系統工程。只有分布適當、結構合理、整體素質高，才能為經濟可持續增長提供有力的幫助。為此，我們需要認真的了解人力資源的態勢，找出利弊，提出有效的措施。人力資源數量是兩種生產相適應的可持續發展戰略，需要適度的人口規模，相當的人力資源存量。下崗人員與再就業人員的保障安置都是通過不同渠道、不同方式直接影響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應對這些挑戰，需要我們繼續抓緊人口數量控制，改善人力資源配置，調整人力資源結構，形成有利于經濟發展與人力資源發展的可協調發展機制。從而使國民經濟在建設發展、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中，形成重要的推動作用。人力資源集聚與經濟社會發展都是實現經濟發展和響應黨的號召而實現的兩種手段。
改革開放的30年間，人力、人才流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擴大的十分重要的助力。隨著農村經濟體制的不斷改革深化，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投資體制的改革、調整產業體制，都是加強城鄉融通的關鍵措施。改革開放之后，大量農村勞動力跨地區，跨行業的流動，給城鎮現代化建設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動力。但是，經濟、文化和科技還是明顯落后，現行社會的保障制度是提供他們生產、生活、教育服務的重要依據。經濟發展受阻，準確來說要解決這一矛盾，就必須要立足于經濟社會發展，實施正確的發展戰略和新的政策制度。
人力資源與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源管理成正比，但人們追求的經濟效益短期行為與社會發展的長遠目標成反比，價值觀念的沖突是經濟增長難以繼續，人類矛盾不斷加劇。
為了改變以往的經濟增長模式，人力資源管理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根據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結合國內外經濟發展的規律，認真研究和探索新的經濟運行機制。大力調整和改善產業結構，加大生產要素，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轉向集約型，淘汰掉體力繁重的農耕活動，給勞動力創造了求知、求新的社會環境。
從目前情況看，人力資源的社會定位有一定的變化：在流向上，實現了村到鄉、鄉到鄉，進而轉為鄉鎮到城市和農村到城鎮的多元化遷移；在職業選擇上，由從事農副業為主走向農副產品深加工、務工經商乃至投資興辦企業；在供職方式上，由單一的勞務型轉向技能型或經營管理型。但我們必須看到，農村流出的勞動力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企業和服務行業，而這些行業類型復雜、投資來源多樣，內部管理制度、措施不盡配套，不規范。隨著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缺乏規模優勢和技術優勢的企業將面臨淘汰。
在這樣背景下，一些低效益的服務業在短期內難以有新的轉機。只有具備較高素質和技能的人才會捕捉機遇，尋求到更大的發展空間，但更多的勞動力所具備的生產、服務技能與日益增長的生產經營、社會服務科技化、信息化、有機化不相適應，他們不得不重新擇業或回歸農村。提高他們的素質，是一項刻不容緩的社會工作。
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優化人力資源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