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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經濟危機特征，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根據人們對學科研究對象的認識，經濟學是一門依據人們與社會財富有關的行為進行決策的社會科學。經濟學建立的目的在于為經濟現象提供科學的解釋，為經濟活動的決策提供思路和工具。作為當今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學的基本目的是解決有限的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問題，而實現經濟資源或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的基本標志是經濟資源或生產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一切脫離或否定作為第一性的“效率”問題而建立的經濟學理論，都不會具有存在的價值，也不可能在實踐中得到發展。資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是最為易見和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整個社會生產無疑都是在有限的資源約束下而進行的經濟資源配置活動。面對有限的經濟資源，人類可以采取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也可以采取管理和計劃等的非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式，來進行有效率的經濟活動。其中以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配置方式的本質在于：圍繞商品的供需關系和資源的稀缺程度變化的互動，利用以私人產權為基礎的分散決策的模式，來實現經濟資源配置的更高效率。而管理或計劃的資源配置方式一般只有在企業的微觀組織內部或國家的宏觀層面，才具有比市場更高的經濟資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經濟學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研究在資源稀缺條件下以效率為標準的經濟資源配置問題的人的行為科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資源的稀缺程度很大程度體現在物品的價格上；產品價格的變化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的變化。而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機制在資源的優化配置過程中起核心作用。瓦爾拉斯（L.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論是這一邏輯思維體系的科學基礎。后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等主流學派顯然是按照這一解釋經濟現象與分析問題的維度，圍繞資源配置的效率與資源的稀缺狀況的關系，建立起一套理論體系。然而，從經濟學理論的多元特征和學說的學派分化的事實出發，可以認為以“效率—稀缺”為基礎所建立的經濟學僅僅代表的是一種經濟理性思維的維度。這里所講的思維哲學意義上的維度（dimension）是指一種視角，是一個判斷、說明、評價和確定一個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層次的條件和概念。如現代物理學的空間維度包含了長度、寬度、高度與時間4個方面，即存在四維空間的特征。如果從人的思維的邏輯維度多元特征出發，可以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思維維度客觀上是邏輯和演繹化的，即按照多種經濟資源的稀缺程度及其變化，假定資源的稀缺財富和變化通過市場價格信號來反映，同時也隱含在市場交易制度不變的情況下，人們都會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則作出理性的行為反應，最終通過市場的均衡機制及調控手段的作用發揮，實現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應當說在絕大多數的市場經濟活動中，人們按照“效率—稀缺”維度的理反應所建立的經濟學理論是有效的，因為它可以較完美地解釋許多經濟現象和解決有關的經濟資源優化配置的問題，從而為決策者實現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提供理論支撐。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按照“效率—稀缺”維度的經濟決策必然會充分運用價格機制和市場機制來調節資源配置。特別是在19世紀發生的邊際革命以來，經濟學在資源的投入與產出的動態關系分析方法上的長足進步，使經濟領域的“效率—稀缺”的關系得以精確化和數理化。如利用“等產量線”來表現生產要素價格變化下的不同要素間配置數量組合關系，以及反映經濟資源之間的替代過程和動態的替代比例。瓦爾拉斯創立的一般均衡論則揭示了稀缺引起的產品之間價格變化的傳遞規律。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客觀上是建立在資源配置的效率與生產要素稀缺程度的相關關系分析上的。但是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卻存在許多人們并沒有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原則作出的決策行為。例如。在許多經濟決策中，人們對經濟效益“次優”的選擇往往比“最優”的選擇有較高的概率。此外，人們一些經濟決策行為也往往出現不按照理性推導的結果。就這些決策者而言，顯然又是出于經濟理性的，即該決策者在兩種或多種結果的選擇中，在他們的認知的范圍內，是不會故意選擇一種較差的結果而放棄一種較好的結果。對于這些現象，經濟學在解釋上產生了所謂“個人偏好”的概念。但迄今理論上對“個人偏好”產生的機理卻不明了；或者解釋為心理作用下的非理。因此，可以認為在一定范圍內或一些經濟活動領域里，按照“效率—稀缺”的決策模式無法反映出部分決策者的經濟決策行為和動機。如馬歇爾（Mashell）在他184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就多處談到普通人的經濟行為的“半合理性”與“反合理性”現象［1］。這些現象或稱之為“效率—稀缺”行為準則下的非經濟理性現象。說明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在“效率—稀缺”的維度之外，應當還存在其他經濟理性思維的維度。人們不難發現，在許多經濟活動的領域和階段中，人們的決策首先應當按照效率作為經濟活動的核心目標，如果以稀缺、風險、公平、空間和時間等視角來確定最佳方案，從理論的邏輯架構區別而言，就有“效率—稀缺”“效率—風險”“效率—時間”“效率—空間”和“效率—公平”等多種維度。事實證明，以效率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客觀上具有多維性的特征。整個經濟學說史也證明，從古典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不斷發展，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對于理論和決策的多元化維度開拓之上。如20世紀以來的風險經濟學、時間經濟學、生產布局學和福利經濟學等學科門類的建立與發展，既是對主流經濟學的“效率—稀缺”維度的普適性的挑戰，也是對現代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決策的其他維度的開拓與創新。
二、經濟學理論的“效率—風險”維度與經濟決策
按照經濟學對風險的理解，風險就是人類生活和社會經濟活動中發生“不理想事態”的程度以及那些不利的、經濟損失事件后果的“不確定性”（uncertainly）。其中“信息不對稱”，給經濟活動帶來的風險就十分突出。所謂“信息不對稱”是指經濟活動的參與人對市場交易等信息的擁有是不對稱的，有的參與人比另一些參與人擁有更多的信息，處于信息優勢地位，有的則反之。在許多經濟領域，如資本投資、商品生產、市場交易、貨幣信用、商業保險等經濟活動中，經濟風險的存在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普遍事實。按照風險經濟學的理論，風險存在的本質是經濟信息的“非對稱性”，人們的經濟理性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所能夠做出的最優選擇或對多方案的一種抉擇。避免風險的基本途徑在于增加成本來增加信息量和擴大信息分析的力度與廣度。但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經濟信息的非對稱性必然存在，尤其是在信息完全不能夠預知情況下的黑箱判定，其經濟決策的風險更為突出［2］。因此，經濟決策事實上還存在另一個維度，即“效率與風險”的維度。經濟資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的實現往往存在一定的風險，資本投資（包括人力資本的投資）也充滿風險性，風險的概率大小和接受程度對不同的人是有區別的。雖然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是風險厭惡者，但也有一些人是風險偏好者。因此，經濟決策在存在風險的環境下，就存在“最優”“次優”及“再次優”等多種選擇方案，但具有高效益預期的投資方式往往也是風險概率預期最高的投資方式；而風險最低的投資方式，其收益水平也往往偏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條件下（包括心理條件）就會有不同的選擇。風險分析是經濟決策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如人們在從事勞動、投資，消費等活動，以致在交通出行，接受手術治療，甚至吸煙，都存在風險和對風險的評估和決策問題。其中投資活動中，人們通常都需要運用一定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來評估各種風險對收益和成本的影響幅度與范圍，從而進行投資決策。市場經濟信用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交易風險，從而降低市場的交易成本，提高社會的經濟運作效率。而產權制度的建立在本質上也在于避免經濟活動的風險，其中產權明晰的本質在于降低收益不確定性條件下人的行為扭曲風險，從而促進經濟活動的效率提高。金融活動具有更大的風險性，銀行貸款的抵押、擔保制度的建立，以及保險業的建立和發展，也與風險化解有緊密的關系。在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之外，人們還需要應對市場交易中的道德風險，這是指一些企業和個人利用信息不對稱，有意欺騙對方所帶來的風險，如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而對交易的另一方帶來的風險。現實生活中，還存在其他一些非直接的風險，即所謂“城樓失火，殃及池魚”的風險現象。因此，人們所作出的許多經濟決策更多地是基于“效率—風險”的維度而不是“效率—稀缺”的維度。風險投資理論、經濟概率理論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圍繞效率與風險的關系而創立和發展的。
三、經濟學理論的“效率—時間”維度與經濟決策
時間是經濟決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反映過程特征的層面。時間作為一種經濟資源，具有不可儲存性與不可逆性的特征。經濟活動的所謂效率，在許多層面上是相對時間而言的。如勞動時間或生產過程時間的付出或耗費往往也在較大程度上決定效率的高低。生產要素的配置也存在時間的過程，資金等經濟資源的時間占用需要付出代價與成本。資金占用的銀行利息的付出，就被解釋為是時間的價值體現。在勞動經濟學的理論中，勞動時間或閑暇時間以機會成本為轉化工具，可以確定出其市場價格。在經濟運籌學中，重點研究系統的效率實現與不同要素投入的時間過程以及步驟的關系，這在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廣泛的運用。許多經濟活動的決策都有時間上的約束條件，如一個建筑工程不僅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周期，而且對某一工序有完成時間上的嚴格要求，所謂的效率只有在一定時間約束下實現才能夠成立。在時間的約束下開展的實現效率最大化的經濟決策，以及依此構建的經濟學理論，就是“效率—時間”維度的經濟決策與經濟理論。時間維度下的效用或價值不僅僅是指物品有用性的存在，還應當包括物品有用性（效用）的時間持續性概念。在投資理論中，投資周期的合理性無疑是其核心內容之一。商品的生命周期現象往往與構成要素的稀缺與替代性無關，也不根源于消費者需求的質變，而是與消費生產力提高有關。在勞動經濟學理論中，從時間維度出發的分析比比皆是，如企業對勞動力要素的短期需求與長期需求分析，競爭性企業的短期需求被認為是在勞動的邊際收益大于或等于邊際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經濟理；而企業的長期勞動力需求則是在資源自由替代的條件下，追求效率的經濟理。在生產活動中，產品的效用和價格高低往往取決于時間，如葡萄酒的市場價格與儲存的時間長短成正比。葡萄酒制造商的利潤最大化的經濟決策的“效率—時間”維度特征就非常突出。制造商既要考慮長期儲存對資金占用等成本因素，又要從時間價值變化角度考慮儲存的時間長度，從而選擇能夠實現效率最大化的結束儲藏轉為出售的最佳時點。在家庭經濟學理論中，相對時間的生產性支付，時間在消費領域的耗費也同樣被廣泛關注。為了實現時間消費的效用最大化，消費者不僅需要從稀缺和效益的角度對眼前的貨幣支出作出選擇，而且需要對不同的時間付出作出選擇。如有的人寧愿節省眼前的消費而投資于教育和技能培訓，以犧牲閑暇時間而希望獲取長遠的預期收益，其本質在于追求人生更高的時間價值或時間效率。依照“效率—時間”維度的經濟決策與依照“效率—稀缺”維度所作出的經濟決策有許多差異，如人們為了爭取時間，可能不惜代價，造成資源的浪費。而在有的情況下，一些產品（如葡萄酒）生產必須保持一定的時間過程才能夠達到滿足人們需求的效用程度，也往往造成資源配置的閑置和低效率利用。這些情況都不符合在“效率—稀缺”維度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經濟行為原則，但是在”效率—時間“維度下，卻是人們的經濟理性的行為。人的行為是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預期下完成的，這就是年輕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勞動與消費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的時間維度的決策依據。經濟分析中的短期行為與長期行為的區別，最終來自于人們行為的時間維度差別下的效率判定。在與時間有關的“機遇”問題的經濟決策中，機會的把握對獲取最大的經濟效果至關重要，有時候還起決定性作用。
四、經濟學理論的“效率—空間”維度與經濟決策
任何經濟活動都必須落腳到具體的特定空間。其中生產要素的空間分布和再分布都會直接影響到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生產布局集中反映了國民經濟生產能力（如固定資產和產品）對空間分布的選擇；反映了各生產要素、各部門的空間組合和結構以及各經濟區域、經濟中心之間的分工協作與發展比例關系。經濟學從空間角度來探討生產與經濟活動的效率問題。德國經濟學家杜能在1826年出版的專著《孤立國》中，分析農產品運輸成本與利潤的關系，并引出農業空間圈層結構和農業區位的概念。繼后有韋伯的《工業區位論》（1909年）標志著經典生產布局理論的建立。“中心地理論”又進一步探討區域開發與城市布局的經濟效率問題。區域經濟學則按照不同類型的區域的空間分布優化提出理論框架。20世紀后半葉興起的以克魯格曼（P.Krugman）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將一般均衡理論涉及的運輸成本、交易成本等效率損失與規模報酬遞增等結合起來，建立了多種數學模型用來分析產業空間積聚的形成和穩定性等問題。該理論也進一步帶動了對于“產業集群”“產業園區”等經濟實踐的研究。新興古典經濟學建立在以分工和個人專業化演進結果的理論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效率—空間”的維度，來研究交易活動及其網絡在地理空間的集中對城市興起與發展的效應（楊小凱，2003）。在土地經濟學中，土地的區位條件更是成為經濟效率的決定性因素。新興古典主義經濟學從市場分工和網絡規模的經濟學研究新角度，對產品的地域差異、城鄉產業布局安排和全球化過程下的國際分工的效率等問題的研究，都提出了一種基于“效率—空間”維度的經濟理論框架和決策模式。從人的生產與消費等基本行為出發，都有基于“效率—空間”的決策過程。例如人們都往往會考慮家庭居住地與上班地點的距離及其交通工具的成本選擇問題。對一個地區而言，生產要素、經濟資源、市場網絡、城市結構等都涉及空間布局和對其規劃和對多種方案的決策過程。由于不同空間的資源稟賦存在差異，地域之間的勞動分工和市場交換就成為提高經濟活動效率的基本手段，因此商業貿易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基于“效率—空間”維度的經濟活動。在一定的空間距離范圍內，市場交換活動可以滿易雙方的需求，使雙方對物品的主觀價值得到增加和社會總福利得到增進。即使是在企業生產的微觀空間，也存在合理、科學的生產設備與生產線的空間布局問題，有時一些細微的空間布局結構的調整和改進，都會對企業生產的經濟效率提高起關鍵性作用。
五、經濟學理論的“效率—公平”維度與經濟決策
人類的經濟行為作為社會行為的組成部分，顯然無法擺脫社會倫理道德規范對其的制約和影響。人們在進行經濟決策、處理效率問題的同時，也必須顧及經濟活動中涉及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的一系列社會倫理道德的規則和制度安排。因此，經濟學理論在提供解決稀缺的經濟資源配置的原理和決策方法的同時，也需要解決市場交易的平等規則和社會財富的分配公平等規范性問題。客觀地講，古典經濟學的創立本身就是基于對封建社會普遍存在的超市場的經濟行為的否定和批判。亞當•斯密(A.Smith)作為倡導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理論的大師，他提出的“經濟人”概念中就隱含著市場交易的“公平”思想。他從市場交易層面上的“效率—公平”維度出發，認為個人要達到私利的目的，也必須顧及到他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場活動中，才可以達到交易雙方的互利和社會的總福利增進的客觀效果。在19世紀后半葉經濟學的“邊際革命”時期，瓦爾拉斯在論述應用經濟學與經濟倫理學的關系時，就認為公平的要義是“把個人所應有的歸還給個人”，但經濟倫理問題應當與要素的效率結合在一起進行討論［3］。后來由克拉克(Clack)所創立的邊際生產力理論，進一步確定了各生產要素之間的邊際收益分配關系，把“效率—稀缺”維度下的分配關系在理論上精確化［4］。但是后來的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卻力圖回避對經濟決策必須面對的公平判定問題，認為經濟學只解決資源優化配置的“實證性”問題，“規范性”問題不應當納入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這種觀點無疑是對經濟學多維度理論發展的一種認知倒退。雖然古典經濟學初創時期就產生了經濟倫理的概念，但是直到20世紀初由庇古(A.C.Pigou)等經濟學家創立了福利經濟學，才開始將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部分領域轉移到對“公平”的判定和處理問題上。福利經濟學在理論創立時即明確表示，在人類經濟決策中，還需要為人們提供解決“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手段和方法。該理論強調的是對經濟活動，尤其是財富分配“公平”判定的新維度，認為個人與經濟利益集團在決策時，如果不考慮公平的因素與問題，最終該經濟活動會導致社會總福利的減少，因此缺乏公平原則而進行的經濟活動必然導致低效率或無效率。在福利經濟學理論中，其“效率”往往不是指直接的經濟過程的收益或利潤，而是指經濟活動的最終正效用—個人、家庭及社會的凈福利。缺乏“公平”標準判定經濟活動是難以實現社會最終福利最大化目標的。在福利經濟學看來，對一個經濟活動的評判不能僅僅局限于其由直接收益所代表的效率的高低，還需要增加對其是否“公平”的評判標準，如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交易所隱含的假設前提—交易的平等規則和自由競爭的原則（亞當•斯密標準）。值得關注的是，帕累托除提出“效率—稀缺維度意義上的資源配置優化的理想狀態—“帕累托最優”狀態外，還從“效率—公平”維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改進”原則，“帕累托改進”原則是指：“一種變化，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5］。“帕累托改進”是在“效率—公平”維度下所達到的經濟資源配置“帕累托最優”狀態，也是實現“效率與公平”有機統一的理想方式。后來，英國經濟學家卡爾多和希克斯又相繼提出了具有“效率—公平”維度意義上的“社會福利最大化”及“非帕累托改進的經濟補償”原則。其中“非帕累托改進的經濟補償”原則（卡爾多—希克斯原則）是指“如果一個人的境況由于變革而變好，因而他能夠補償另一個人的損失而且還有剩余，那么整體的效益就改善了”［6］。這里的“社會總福利增進”體現了效率方面的約束條件，“經濟補償”體現了“公平”方面的要求。這些福利經濟學的經濟決策維度就基于“效率—公平”關系的統一視角而提出的。因此，福利經濟學是經濟理論和經濟決策的“效率—公平”維度的系統發展。制度經濟學屬于非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但其理論的維度設置上卻具有“效率—公平”的特征。所謂“制度”的本質在于安排的規則是否為交易的多方以及社會的多數人所接受，因此制度對經濟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所隱含的基礎是“公平”或“平等”“正義”。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的產權經濟理論，其核心就是產權界定與交易成本的公平性對效率實現的影響關系。科斯認為，當交易成本為零時，只要產權明晰，市場機制可以解決經濟外部性問題，遲早會自動地糾正“市場失靈”，這里的“市場失靈”包含有低效率和交易不公正的雙重意思。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所謂制度的缺陷不僅體現在“交易成本”高昂與效率的低下，往往還體現為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的缺失，如在市場交易規則或制度安排上的不公平，以及對政府公共資源等的社會分配不公平，必然會直接、間接地影響到企業等微觀組織和政府的效率實現，如理論上已經證明了對職工分配不公對企業效率的影響方式就包括:怠工，非正常流動，缺乏創新精神，消極管理，勞資糾紛與沖突，等等［7］。政府實施的一些“非自愿交易”，如房屋拆遷、工程移民搬遷；乃至在計劃經濟時代的統購統銷等，都存在對公平的處理不當問題。中國目前人口城市化進程中的許多問題，也更多地是要求判定和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往往在效率與公平之間確定其平衡點。但是“效率—公平”維度的經濟學理論的構建至今與科學化標準還有一定差距。人們不難發現，依據“效率—公平”的維度所進行的決策廣泛存在于人們對市場交易、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等許多經濟活動領域。在這些領域里，如果缺乏公平，經濟的效率是難以實現或持續實現的。缺乏公平的經濟制度安排，以及缺乏公平的社會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也會直接、間接地影響經濟效率的實現。新制度經濟學則主要從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因素的視角，強調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低成本的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和全社會經濟效率的增進作用，認為在許多情況下，制度變革的因素往往比資源配置優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大。例如，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因素，即來自于市場化改革與制度變遷為標志的“改革紅利”。
六、結論和啟示
1.經濟學理論的“經濟理性”行為假設應當具有多維度特征
經濟決策多維空間的存在，表明古典經濟學的經濟理性假設或表述是不盡完善的。過去人們對于由亞當•斯密所提出的“經濟人”假設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效率—稀缺”關系的維度，所以對人們在追逐效率的過程中對資源稀缺的行為反應的總結是不全面的。經濟理性的最核心的內涵在于：經濟行為是在一定資源條件的約束下，人們總是會采取一種較有利的途徑，而不會去故意選擇一種不利的結果。但是，恰恰在一定條件下，人們會選擇一些非收益最大化的舉措方案，或所謂在多方案中去選擇“次優”的方案。按照傳統的基于“效率—稀缺”維度的經濟理性假設，對有關的行為就無從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釋。可以認為，所謂“經濟理性”，是指人們普遍在從事每一種經濟活動時，不僅從資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取得的易難程度來考慮其路徑或方案的選擇，還自覺、不自覺地從獲利的風險程度來選擇；從經濟活動的時間配置與程序，經濟活動的空間配置與布局，以及獲利的手段、交易規則安排的公平性等維度來進行決策。只有效率兼顧了稀缺、風險、時間、空間與公平等維度的經濟決策才是一種完整的經濟理的決策。
2.大多數個人“偏好”行為屬于按照其他維度決策的理
面對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的經濟決策行為，目前的經濟學理論往往用個人的行為“偏好”來加以解釋。但是人們經濟決策的“偏好”行為，多數與他們的決策維度差異有關。因此，現代經濟學賴以存在的人的經濟行為假設在“效率—稀缺”的維度之外，還必須增加“風險”“公平”“時間”“空間”與“效率”的關系的決策維度，這些維度的存在都符合人的經濟理的規范。如果說人們在經濟決策中存在個人的偏好，那么也是按照“效率—公平”“效率—時間”“效率—空間”或“效率—風險”維度考慮其偏好行為的。例如，從“效率—稀缺”的維度出發，人的經濟行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而且出現了許多難以解釋的“悖論”。但是從“效率—風險”等維度，這些人的經濟行為則是完全理性的，所謂的“悖論”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釋。在許多情況下，所謂的個人“偏好”可以認為是個人的“風險偏好”“時間偏好”“空間偏好”與“公平偏好”，在相應的維度下無疑是理性的經濟行為。
3.經濟決策往往是一個多維度選擇與“排序”優化的過程
關鍵詞：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經濟學分析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2年5月15日
從1978年開始，我國試圖形成一種新的制度安排，來誘導地方政府采取以提高經濟效率為主要目標的行為模式。財政體制改革改變了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數和行為目標，地方政府成為了一個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特殊的市場經濟主體，并且這個市場主體具有了憑借掌握的經濟資源直接參與經濟發展來獲取最大化壟斷租金的能力。作為改革的“第一行動集團”，地方政府在中國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扮演著一個特殊的角色，起著特殊的作用。
一、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界定
目前，學術界廣泛使用地方政府經濟行為這一范疇，但對于其內涵與外延的界定并不明確。地方政府行為、地方政府經濟行為、地方政府經濟職能等概念常被替換使用。在實踐操作中，地方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形式多樣、關聯復雜，一些原本并不針對經濟領域的行為結果往往會影響到經濟領域，這反映在理論研究中也必然引起人們對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界定的模糊與分歧。導致很大一部分學者將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等同于地方政府經濟管理行為，認為地方政府經濟管理行為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地方政府組織依照法律對地方經濟活動所采取的對策性管理行為”，從而否認地方政府是擁有獨立經濟利益且能夠獨立行使經濟行為的主體。
本文基于我國地方政府是國家行政機關的一部分，同時又是從中央政府財政分權過程中逐漸分化出來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因此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作為經濟主體的地方政府經濟行為。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人“憑借財產收入通過直接的資源消耗參與資源配置行為，如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資行為即屬此類；另一部分則是作為經濟管理主體的地方政府經濟行為。地方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執掌者，能夠借助政治權力通過宏觀調控間接干預資源的配置。此類行為雖不是地方政府對實際資源的直接消耗，但政策執行效果能夠廣泛影響經濟運行的效果。
二、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基本假設：企業家政府
（一）傳統的政府行為假設。經濟學分析首先是建立在對經濟主體行為的假定基礎之上的。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認為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個人、集體與國家之間的利益差別，各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僅作為其下屬機構的地方政府）在這種利益一致性的社會中扮演“中心人”角色，是社會經濟活動的“萬能中心”。政府“中心人”角色建立在如下的假定之上：1、政府官員具有公正無私的品質和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他們的唯一行為目標是實現人民群眾總體利益的最大化；2、政府組織是社會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者，除人民利益和全社會利益外，政府沒有自己獨立的利益目標；3、政府有完全的“理性”來執掌公共權力，能夠從全社會的長遠利益出發來管理和組織經濟，從而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
政府“中心人”角色在各國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踐中遭遇了困境，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行為的后果與目標的差異證明，上述政府“中心人”的行為假定不完全符合客觀實際。各級政府不是經濟主體從而不存在有別于公共利益目標的獨立利益存在著方法論上的缺陷。 “政府是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的假定來源于某種先驗理論模式的規定，而非從客觀實踐中抽象而來，實質上是把主觀上希望的“政府應該怎樣行為”等同于了客觀上“政府就是如此行為”，違背了理論來源于實踐的基本原則；并且在進行理論抽象的過程中，把個別而非整體的行為方式如大公無私等作為理論分析的邏輯前提，使理論分析一開始便失去了一般性和準確性。因此，方法論的缺陷直接導致了傳統政府行為分析內容的缺陷，突出表現為不承認政府是具有獨立利益的經濟主體，進而忽視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利益目標上可能存在的差異性，導致對地方政府行為分析的偏差。
（二）修正后的地方政府行為假定——企業家政府。在西方主流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范式特別是公共選擇理論的影響下，人們開始修改上述假定前提，努力地使地方政府行為的基本假設與現實相符合。唯有如此，方有可能保證理論分析得到的結論與實踐保持一致。
[關鍵詞] 中心位置；門戶位置；經濟職能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 A
1 引言
經濟區位在地理空間之中存在，地理空間通過經濟區位發生作用[1]。盡管交通、通訊等技術進步削弱了區位對地方發展的作用[2]；但在較大尺度上，空間的有限性、唯一性并沒有改變，空間摩擦或距離摩擦仍是影響地區發展的重要因素。2009年世行報告抓住密度、距離、分割三要素，通過實例分析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3]。
在區位中，有兩個特殊區位，即中心區位和門戶區位。若一個城市兼有兩種區位，則必是所在區域的首位城市，如武漢、鄭州等；若不能兼得，則易形成雙中心結構，如大連與長春、寧波與杭州等。區位不僅總體上影響城市發展，也深刻塑造了城市職能，如交通樞紐城市、港口城市等類型的特殊職能。
2 濟南和青島發展特征比較
2.1 綜合經濟
2011年濟南市GDP為4406.29億元，人均GDP為64310元；青島市GDP為6615.60億元，人均GDP為75546元。2005-2011年，濟南市GDP年均增長率為15.29%，略低于青島市的16.14%。青島市發展水平優于濟南市。
青島市第二產業優勢明顯，濟南市第三產業比重高于青島市。但從2005-2011年情況來看，青島市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增長速度均快于濟南市，且第三產業增長快于第二產業，經濟服務化趨勢顯著。
2.2 第一產業
2011年青島市人均第一產業增加值為3484元，略高于濟南市的3455元。青島市勞均農用地和勞均耕地為12.13畝和9.26畝，高于濟南市的11.02畝和8.48畝；青島市農產品出口額達49.78億美元，遠高于濟南市的0.28億美元；青島市農業表現出更高的規模化、外向化水平。
2.3 第二產業
“一強一弱、一快一慢”是近年來青島和濟南工業發展的基本特征。2011年青島市人均第二產業增加值為35824元，遠高于濟南市的26564元。2005-2011年，青島市工業增長率為18.85%，遠高于濟南市的10.24%。
近年來，濟南市工業競爭力呈下降態勢。2005年區位商>1的行業有7個，競爭優勢顯著。2011年區位商>1的行業僅有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區位商僅為1.04，競爭優勢微弱。交通運輸設備制造、電子信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機械制造、石化及化纖等傳統優勢產業均呈現衰退態勢。青島市工業則表現強勁。2005和2011年，青島市區位商>1的行業均為14個。傳統上青島市以輕工業為主，2005年重工業超過輕工業。目前，非金屬礦采選業、食品飲料、紡織等初級行業雖然優勢有所下降，但仍保持顯著優勢；裝備制造、服裝、橡塑等深加工和高附加值行業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
2.4 第三產業
2011年，濟南市第三產業14個行業中，10個行業區位商>1，具有顯著優勢；雖然數量上少于2005年的11個，但行業內部結構逐步優化。傳統行業比重逐步下降，新型商貿餐飲業、交運倉儲郵電通訊業、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商務服務業等現代服務業迅速興起。
2005-2011年青島市第三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率為18.84%，高于濟南市的17.74%，但內部結構顯著不同。雖然青島市區位商>1的門類由2005年的6個上升到2011年的8個，但數量和質量（區位商）仍低于濟南市。青島市競爭力上升的行業主要體現在信息服務、金融、商貿、居民服務、教育等行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等行業則有所下降，而這兩個行業正是濟南市競爭力上升的行業。
3 基于區位視角的審視
3.1區位特征影響了城市競爭力
在傳統自給自足、封閉運行的經濟環境中，中心城市一般是區域經濟中心。在開放的全球化時代，門戶城市作為區域對外聯系的窗口，成為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等的通道，更具有經濟優勢。
作為我國重要的門戶城市，青島市經濟發展比濟南市更具優勢。青島市綜合競爭力全面超越濟南市，在我國（含臺港澳）294個城市中，青島市位于第7位，高于濟南市的第25位。從6項分指標來看，經濟增長指數和經濟規模指數反映發展結果，濟南市低于青島市；其它4項指標可是為發展潛力因素，濟南市除產業層次指標略高于青島市外，其它3項指標都顯著低于青島市[4]。
3.2 區位特征影響了城市經濟職能
在全球化時代，門戶城市比中心城市在分享全球化的紅利方面具有先天優勢。截止2011年，青島市累計實際使用外資392.84億美元，遠高于濟南的73.67億美元；青島市進出口總額723.17億美元，外貿依存度70.62%；同期濟南市進出口總額為104.00億美元，外貿依存度為15.25%。
與濟南相比，青島市第一產業具有更強的外向型。在外商投資從中小企業到大中企業、由輕工業到重工業的過程中，第二產業結構的變遷與之有很高的契合度；而濟南市的產業結構受外資影響較小。第三產業方面，青島市的交通、商務、商貿等職能更加突出，但由于沿海其他城市的競爭，相對優勢有所降低；濟南市作為中心城市，又是政治中心，在商務、科研等方面更具優勢；隨著內陸發展加快，交通、商貿、金融中心的功能進一步加強。
3.3 區位特征影響未來的發展趨勢
我國經濟發展經歷了由南到北、由沿海到內陸的歷程，城市總體發展、產業結構變遷均受此影響。傳統上，我國實行的是“低成本競爭”模式。但近年來，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上升，資源、環境約束力不斷加大，新增長點引致的外延擴張空間縮小，2008年經濟危機后各國調整發展實體經濟致使出口受限。這些都要求我國全面調整發展思路，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統籌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作為省會城市，濟南市在行政、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獨特資源是其優勢所在，重點應在總部經濟、會展經濟、創意產業、金融經濟、教育產業、高新技術研發等高端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隨著經濟和消費中心向內陸的轉移，交通和商貿職能將進一步強化。青島市由于區位和濱海優勢，未來海洋經濟面臨廣闊的發展空間。
4 小結
4.1 區位因素對地方發展仍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雖然交通、信息技術進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區位因素對地方發展的影響，但區位因素仍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區位因素不僅影響城市整體發展，而且影響城市經濟職能和發展趨勢。且隨著發展水平的變遷、區域格局的演變，區位因素對城市經濟發展的作用有所變化。
4.2 山東省雙中心結構要求處理好濟南市與青島市的分工
在綜合競爭力上，青島對濟南具有相對優勢。地理位置上相對較近，兩座城市均有豐富的旅游資源。交通運輸方面，濟南的鐵路運輸、青島的海運各具優勢。在科研機構競爭力方面，青島與濟南都處于國內較靠前的水平。在生活環境競爭力上，濟南和青島均有繼續提高的潛力。在人才本體競爭力，企業本體競爭力、生活環境競爭力、商務環境競爭力、創新環境競爭力上青島相對較強。而在教育、科技、樞紐交通等方面，濟南市則較有優勢；濟南市行政中心的地位帶來一系列青島所不具有的優勢。
因此，濟南市和青島市必須立足自身優勢，實施錯位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小建,李國平等. 經濟地理學[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美）托馬斯·弗里德曼. 世界是平的——21世紀簡史[M]. 長沙：湖南科技出版社, 2008.
主要特征
《微訪談》是隨著新浪微博的誕生和發展而催生的一款微博產品，因此，不管是從訪談的形式還是內容以及傳播方式上，都與微博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訪談與微博的結合正是《微訪談》獨特的創新之處。筆者在了解和使用的基礎上，將《微訪談》的主要特征歸納為以下四種：
1.訪談內容分眾化
隨著社會的進步，社會階層日益多元化。隨著通信技術的提高以及大眾傳媒自身的飛速發展，大眾傳媒走向分眾化成為必然。“小眾傳媒”根據受眾需求的差異性，面向特定的受眾群體或大眾的某種特定需求，提供特定的信息與服務，在媒介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無疑具有相當強的競爭力。③而《微訪談》作為一種傳播的全新模式，同樣應緊緊把握這種趨勢。《微訪談》的首頁中主要有“熱門推薦”、“今日關注”、“專題推薦”、“熱門欄目”四個板塊。“熱門欄目”為用戶提供娛樂、體育、生活、財經、時尚、文化、教育、科技等8個方面的訪談話題以供用戶選擇，每個領域下面又設有若干個子欄目。《微訪談》個性化的內容服務，讓不同層次和不同愛好的人群都能找到自己所感興趣和關注的東西，讓受眾對《微訪談》的認可度和忠誠度得到了進一步增強。
2.訪談形式創新化
《微訪談》的構成要素包括訪談內容、訪談嘉賓、主持人、網民。《微訪談》的創新之處，在于主持人在訪談中更加強調訪談對象和網民之間的直接交流，有時訪談嘉賓甚至充當了主持人的角色。《微訪談》把主持人的提問權下放給網民，網民直接向嘉賓提問，在提問的角度上更具有多樣性，也更加貼合普通網民的心理。《微訪談》除了有常規的限時訪談之外，還提供一種長期訪談的服務，不受訪談時間的限制長期開放，各界專家會長期參與訪談并回答網友們的咨詢。如果網民漏過了某些自己感興趣的訪談的話，還可以在《微訪談》的“精彩回顧”欄目中找到想了解的訪談，重新回顧訪談中的精彩問答，而傳統的電視和廣播訪談很可能轉瞬即逝，觀眾還來不及觀看或收聽，訪談就已經結束了，《微訪談》打破了這一時間上的限制，將參與訪談的主動權交給了網民。
3.訪談文字簡易化
訪談過程中不論是主持人、訪談嘉賓還是網友，在進行陳述或是問答的過程中，都使用一種比較輕松和隨意的語言。由于每條微博的內容限制在140個字以內，因此在訪談過程中，訪談嘉賓和網友的交流一般在140個字內實現。網友的提問內容必須濃縮在有限的字數內，有時候甚至在寥寥數語之間就完成一次問答。在語言的表達上，一方面是語言使用比較隨意，不乏網民和嘉賓在訪談時開玩笑的情況；另一方面網絡語言的運用在《微訪談》上比較普遍。例如有一期《微訪談》的題目為《幸福在哪里？為你支招，陪你吐槽，解救單身苦悶男女屌絲》，其實討論的就是男女單身的情感問題。這種題目的運用對于網民來說通俗易懂且讓人印象深刻。《微訪談》中，除了可以使用文字以外，圖像表情也通常作為一種訪談時表達態度心情的符號，與文字內容配合起來，使訪談更加生動，訪談嘉賓和網民的溝通更加通暢便捷，訪談效果更佳。
4.訪談平臺全開放化
《微訪談》的平臺主要搭建在新浪微博之上，只要是注冊新浪微博的用戶都能參與到《微訪談》中，《微訪談》的參與門檻很低。傳統的訪談除了主持人和訪談嘉賓之外，其他人很難參與其中。
《微訪談》訪談平臺的全開放體現在參與訪談的多途徑上，網民不僅可以在電腦上通過互聯網參與訪談，還可以通過移動設備連接無線網絡參與訪談，只需要一臺電腦或是一部手機，就能在任何時間和地點觀看或參與《微訪談》。反觀傳統的訪談平臺，可能僅僅局限于某個范圍之內，比如電視訪談就主要在演播廳或直播室內進行，而且參與人數相對固定。
《微訪談》全開放化的另一面是其特有的共享性，網民在自己參與的同時還能在訪談頁面點擊“推薦給朋友”和“邀請朋友參與”，把好的訪談分享給自己身邊的朋友，《微訪談》這種及時分享的功能是其他傳統訪談方式所不具備的，因而影響力得以有機會以幾何級數增長。
發展中的不足
從內容的深度和廣度來看。雖然每場《微訪談》都有固定的欄目和主題，但訪談過程中往往產生偏離主題的情況。這就需要《微訪談》的主持人在訪談過程中加強話題的引導，讓主持人挑選一些符合主題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網民提問。每場《微訪談》都要表現一定的主題和宗旨，最好是能夠通過訪談引起人們一定的思考和感悟，而不光是凸顯《微訪談》的娛樂性質。《微訪談》在擴展自己內容的廣度上也有值得改善的地方，單純的嘉賓、網民問答形式略顯單調。《微訪談》可以通過增加有關訪談內容的新聞鏈接，提供相關的圖片或是視頻資料，讓網民在參與訪談的同時，還能通過相關的新聞和資料對訪談的嘉賓和主題有全方位的了解和認識。
從宣傳推廣來看。新浪《微訪談》目前在產品的推廣和宣傳上投入還不足，了解《微訪談》的渠道主要來自于新浪微博主頁上的提示廣告。而在新浪網站的主頁上還很難看到《微訪談》的宣傳廣告。
從盈利模式來看。目前主要是通過欄目的冠名來獲取收入，模式過于單一化。《微訪談》必須盡快豐富自己的盈利模式，可以嘗試跟傳統的報紙、廣播、電視媒體合作而獲得更多盈利機會。
發展建議
新浪《微訪談》除了要解決訪談內容深度和廣度不夠、宣傳力度不足、盈利模式單一等問題外，還必須思考怎樣形成品牌特色。品牌經營是媒介整體經營的重要組成部分。媒介品牌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勝，除了滿足受眾的共同需求外，還得加上足以讓受眾付費購買的價值感，即差別利益或差異化特色。④《微訪談》作為新浪微博這一新興媒介下屬的一個產品，只有注重品牌的開發和品牌內涵的建設，才有可能取得良好的發展和贏得受眾的肯定，才能經受得住市場的考驗。
《微訪談》在品牌的建設上可以圍繞“微”字來展開。“微”可以理解為微小，即把《微訪談》的受眾進一步細分化，根據興趣愛好和習慣把受眾分成一個個不同的小群體。在訪談嘉賓的選擇和主題的選擇上更進一步細分，力爭讓每一個知道新浪《微訪談》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屬。此外，訪談主題的選擇還要體現細致入微、體貼入微的特點，選題的角度要更加通俗化、生活化，更加體現人文關懷。《微訪談》要處處從“微”字出發，形成自己的特色，進而更有效地吸引受眾。總而言之，《微訪談》打造“微”特色是一種與傳統訪談形式進行差異化競爭的優勢策略，更是一把取得成功的金鑰匙。
注釋：
①百度百科：《微訪談》[EB/OL]，/view/4512460.htm
②新浪微博：《微訪談》[EB/OL]，/
③隋新：《“博客”：“后分眾化傳播時代”的代言人——從媒介文化角度解析大眾傳媒發展趨勢》[EB/OL]，/article.php?id=5273
【關鍵詞】 精神分裂癥;自殺行為；特征
精神分裂癥，在重性精神障礙中患病率最高，終生患病率為1 %，對病人、家庭及社會危害大，有20 %以上的病人最終自殺死亡。為進一步研究精神疾病病人的自殺原因并制定有效的護理干預措施，現將我們分析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在我院住院的精神疾病患者520 例，應用統一的調查表進行回顧性調查，凡病史中或住院期間發生自殺行為者，視為陽性病例，病人的其他特征查閱病案獲得。
2 結果
2.1 自殺行為的發生率及特征
520例精神疾病患者中，發生自殺行為者42例，發生率為8.08 %。
性別分布：520例患者中，男392例，發生自殺行為者27例，發生率為6.89 %;女128 例，發生自殺行為者15例，發生率為11.72 %。女性高于男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46，P＜ 0.05)。
年齡分布：不同年齡的精神疾病患者自殺行為的發生情況見表1，各年齡組間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 = 7.22， P＜0.05)，提示年齡越大發生自殺行為的危險性越大。表1 不同年齡組患者自殺行為發生情況（略）
職業分布：不同職業的精神疾病患者自殺行為的發生情況見表2，發生率由高到底依次為:農民、教師、干部、工人、學生，但各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 1.66，P＞0.05)。表2 不同職業患者自殺行為的發生情況（略）
婚姻狀況：自殺行為以離婚發生率最高，未婚者次之，已婚者少，但各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64， P ＞0.05)（見表3）。表3 不同婚姻狀況患者自殺行為的發生情況（略）
病史分布：520例患者中有陽性家族史者124例，發生自殺行為者13例，發生率10.48 % ，家族史陰性者396例，發生自殺行為者29例，發生率7.32 %，兩組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37，P＞0.05)。520例患者中伴發軀體疾病42例，發生自殺行為者3例，發生率7.14 % ；不伴軀體疾病者478例，發生自殺行為者39例，發生率8.16 %，兩者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2， P＞0.05)。
病種分布：各病種自殺行為的發生情況見表4，發生率由高到低依次為:情感性障礙、嗜酒所致精神障礙、癲癇性精神障礙、精神發育遲滯伴發精神障礙、精神分裂癥、反應性精神障礙、神經癥，各組間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0. 51，P＜ 0. 01) 。表4 各病種自殺行為的發生情況（略）
2.2 自殺者特征
42例自殺時年齡21～58歲，平均32.75歲。自殺距起病時間2天～20年，其中發生在起病1月以內者9例、占21.42 % ， 1月～1年者14例、占33.33 % ， 1年～5年者8例、占19. 05 % ， 5年以上者11例、占26. 19 % ，多發生在起病1年之內。
自殺季節：發生于春季者15例（占35. 71 %），夏季13 例（占30. 95 %）， 秋季者6例（占14. 29 %）， 冬季者8 例（占19.05 %），春夏季發生率顯著高于秋冬季（χ2=15.32，P＜0.01)。
自殺原因：受精神癥狀支配31例（占73.81 %)，其中幻覺妄想等癥狀支配者19例、焦慮抑郁者12例；因生活事件、心理負擔所致7例（占16.67 %），疾病恢復期、對治療缺乏信心、藥物不良反應所致各4例（占9.52 %）。
自殺方式：自縊15例（35.71 %）， 服毒6例（14.29 %），投河投井6例（14.29 %），觸電4例（9.52 %），割腕3例（7.14 %），跳樓3例（7.14 %），跳崖1例（2.38 %），撞墻2例（4.76 %），撞車1例（2.38 %），絕食1例（2. 38) 。
自殺結果：自殺未遂者28例（66.67 %），輕傷者5例（11.90 %），受傷致殘者3例（7.14 %），自殺身亡者6例（14.26 % )。
3 討論
【關鍵詞】 殘胃；胃鏡；臨床表現
胃大部切除術后殘胃常可發生較多病變，已經越來越被臨床所重視[1]，本文回顧性分析我院殘胃患者的臨床資料，探討殘胃內鏡及臨床特點，報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06年1月-2009年12月診治殘胃180例，男130例，女50例；年齡29～82歲，中位年齡平均47.9歲。胃切除術后復查時間最短3個月，最長22年，平均3.9年。原發病：胃潰瘍82例，十二指腸潰瘍28例，復合性潰瘍20例，原發性胃癌38例，重度萎縮性胃炎1例。手術方式：BillrothⅠ式為46例、BillrothⅡ式為44例。患者多于上腹部疼痛，脹悶不適，黑便及胃癌術后復查前來就診。
1.2 方法 由內鏡醫師對每位受檢者全部食管、賁門、殘胃、吻合口及近端小腸進行仔細觀察，每例取病灶處組織2～6塊送病理組織學檢查，分析胃鏡及病理組織學檢查結果；比較不同手術方式殘胃病變發生率的差異。
1.3 統計學處理 采取SPSS12.0統計軟件，計數資料應用χ2檢驗。
2 結果
160例殘胃病變包括良性病變：殘胃及吻合口炎130例，內鏡下表現殘胃及吻合口充血水腫、多發性糜爛，大多伴膽汁返流；殘胃及吻合口潰瘍32例，內鏡下表現常位于吻合口胃側、單發、孤立的圓形、橢圓形或呈不規則形黏膜缺損；惡性病變殘胃癌12例，內鏡下不規則息肉樣隆起，表面不光滑；或深凹的潰瘍，表面不平上披灰褐色的壞死組織；或為廣泛的粘膜浸潤，表面呈結節或顆粒狀，糜爛。92例BillrothⅡ式殘胃及吻合口炎80例、殘胃及吻合口潰瘍22例、殘胃癌10例均高于88例BillrothⅠ式的50例、40例、2例(χ2=27.89、25.82、5.78 P＜0.05)。
3 討論
胃大部分切除術后正常的解剖關系發生了改變，隨之胃分泌、排空、消化功能及正常菌群比例亦將發生變化，從而導致殘胃病變發生率明顯升高[2]，本文殘胃良性病變包括殘胃及吻合口炎130殘胃及吻合口潰瘍32例，與切除了幽門及其神經支配，破壞了胃竇-幽門-十二指腸的生理功能，導致胃排空延緩及十二指腸逆蠕動增加，十二指腸液中的膽汁和胰液溶解粘膜上皮細胞，加速細胞分裂，從而破壞胃粘膜屏障，引起殘胃及吻合口的炎癥、粘膜萎縮、糜爛、出血有關，甚至潰瘍形成，殘胃及吻合口炎癥、潰瘍的臨床表現相似，表現為上腹部疼痛、惡心、嘔吐等，因術后殘胃容量小，多為膽汁性嘔吐。殘胃惡性病變為殘胃癌，本組共12例（6.67%，12/180），殘胃癌發病機理胃切除術后常可導致膽汁、胰液和腸液體直接返流入殘胃，胃內PH值升高，含硝酸鹽還原酶的細菌過度繁殖，促使亞硝酸類合成致癌物質二甲亞硝酸鹽，引起殘胃炎癥或潰瘍，萎縮，不典型增生及腸上皮化生等一系列病理變化[4]，促其發生癌變，臨床表現缺乏特異性主要為上腹痛腹脹食欲減退、嘔吐，少數有嘔血及黑便等，殘胃癌的。本文觀察發現殘胃病變BillrothⅡ式明顯明顯高于BillrothⅠ式（P＜0.05），與BillrothⅡ式術后十二指腸液及膽汁必須經殘胃吻合口而進入輸出攀，更易發生反流有關與關。
總之，胃大部切除手術后殘胃并發癥較多，目前質子泵抑制劑及抗幽門螺桿菌治療消化性潰病已有顯著療效的情況下，潰瘍病應嚴格控制手術指征，盡量采用保守治療，確實無法避勉手術治療的需嚴格選擇手術方式，以減少術后膽汁、胰液對殘胃粘膜的刺激[4]。殘胃癌是胃手術后遠期并發癥，在胃切除10-15年以上發病率較高（本文平均11.3年），應對術后10年以上的定期胃鏡檢查，消化科醫生在胃鏡檢查時應詳細了解術前病變及手術方式，常規予以活檢組織病理學檢查，特別對于有結節隆起、潰瘍糜爛等病變，應詳細檢查，以排除殘胃可能的惡變，內鏡檢查時由手術破壞了正常解剖結構，故胃鏡下識別病變的良、惡性較為困難，檢查時應注意多部位、多方向活檢；活檢要準確，尤其是第一鉗，不易準確活檢的部位結合細胞刷檢、組織印片等以提高陽性率；檢查應少注氣詳細觀察粘膜色澤、柔軟度、擴張度；難以確診者應短期復查[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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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特征定位;靜態與動態;基于程序
1特征定位技術概述
對于確定的維護任務,糾正或完善系統的某個或某些功能,我們把這些系統待維護的功能稱為特征。完成對特征的糾正或完善,往往只需要理解與這些特征所對應的那部分代碼。因此特征定位是實現面向特征程序理解的重要支撐技術。
理解一個特征是如何執行的是程序理解中主要的問題。在真正的理解程序運行之前,必須先定位特征代碼的執行位置。找出執行給定特征的源碼通常是不容易的,例如現存的文檔己經過時,或系統的初始設計師已經無法找到了。所以維護工作引入了不連貫的修改,這種改變引發了這個系統結構的退化。任何時候的修改使得對程序的理解更加難了。近年來,很多研究人員認為輔助糾正性、完善性維護任務的程序理解活動的一個關鍵步驟是進行特征定位。它將來自系統問題域的特征映射到系統實現域的相應代碼實體。而完成對當前任務涉及特征的糾正或完善,往往只需要理解與這些特征所對應的那部分代碼。因此特征定位是實現面向特征的程序理解的重要支撐技術。總體來講,需要通過特征定位恢復出的特征與代碼實體間的追蹤關系分為基本追蹤關系和導出追蹤關系兩大類。基本追蹤關系是特征與代碼實體間的相關關系,特征與實現該特征的所有代碼實體間具有相關關系。導出追蹤關系是從特征與代碼實體間的基本追蹤關系推導得出。常見的導出追蹤關系有特定關系和有關系。特征與代碼實體間具有特定關系表明該代碼實體參與實現該特征且不參與實現任何其它特征。特征與代碼實體間具有共有關系表明該實體參與實現該特征且同時參與實現其它特征。獲取一個特征的導出追蹤關系通常還需要其它特征的基本追蹤關系。
2基于程序靜態結構的特征定位
2.1基于抽象系統依賴圖的方法
基于抽象系統依賴圖定位特定系統特征的方法以人對一個特定的系統特征的認識作為特征定位的出發點。在定位的過程中依賴輔助工具分析得到的程序抽象視圖以及輔助工具所提供的對瀏覽、查找、推理程序信息等活動的支持。但具體而言,其在系統抽象、定位過程和工具支持三方面又具有自己的特點。
系統抽象。其方法在特征定位過程中利用了抽象系統依賴圖。asdg建立在系統依賴圖的基礎之上,但忽略了更細粒度的語句信息。
針對c語言,抽象系統依賴圖中的節點代表函數和全局變量,節點間的邊代表函數間的調用關系、函數與全局變量之間以及全局變量間的數據流依賴關系。
特征定位過程。他們基于抽象系統依賴圖的方法給出了理解人員和輔助工具在特征定位過程中的明確分工和細致的步驟。理解人員的任務是:確定初始節點;選擇下一個要訪問的節點;訪問該節點;判斷該節點是否與所調查的特征相關;檢查是否己經得到了所有相關的節點。
工具支持。基于抽象系統依賴圖的方法中,輔助工具的任務是:構造抽象系統依賴圖并可視化展示;根據當前訪問的系統依賴圖中的節點和邊更新查找圖;根據確定下來的與當前特征相關的節點和邊擴展查找圖。
他們的工具中提出了一個查找圖的概念,它記錄了當前查找過的節點,因此除了提供抽象系統依賴圖的可視化以外,還支持程序理解過程中理解步驟的回溯、撤銷以及重做。
2.2借鑒地圖信息可視化技術的方法
該方法的本質仍然是利用工具輔助人的查找和定位,只是它針對那些分散實現在程序全局內的系統特征,尤其針對大型系統,以基于grep的正規表達式匹配為起點,首先在源代碼中強調顯示出那些查找到的與當前特征相關的所有語句行。其次,借鑒了地圖信息的可視化技術,處理這些大規模空間分散但邏輯相關的語句行信息,為分散實現的系統特征的查找、定位、變更提供了以下輔助:為那些與特定系統特征相關的代碼實體建立索引從而對其進行控制;支持在單一視圖內展示分散實現的系統特征的所有語句行; 提供視圖的縮放以支持用戶在不同粒度的程序信息間切換;對實現一個特定系統特征的代碼實體的不同修改狀態進行標記,從而更好地控制分散實現的代碼的變更,并保證代碼的一致性;折疊當前不需要的代碼信息,使得在一個視圖內觀察到更多的有用信息。
2.3關注圖方法
關注圖的核心結構包括類、方法和屬性,并刻畫它們之間的調用、讀取等關系。其方法中,關注圖是程序模型的壓縮子集,它并沒有包含程序模型中涉及一個關注點的所有節點和邊,那些能夠根據關注圖中已有信息準確地從程序模型中恢復出來的信息將被省略,如一個完全實現關注點的類,它的屬性和方法肯定也是完全實現該關注點的,則關注圖中只包含這個類,它的屬性和方法是省略掉的。
關注圖將代碼中分散實現的關注點的信息集中地以圖的形式表示出來,從而輔助支持對其定位以及進一步的變更管理。構造關注圖的過程首先基于關鍵字匹配查找代碼中與關注點相關的一個初始點,進而由人交互地對自動提取的結構化
程序模型進行分析,并以計算機輔助的方式構造最終的關注圖,同時一獲取關注圖與源代碼之間的追蹤關系。
3基于程序動態結構的特征定位
基于動態剖面的特征定位方法依賴對系統的動態執行。它首先為所關注特征設計測試用例。然后通過執行這些測試用例建立特征與代碼之間的關系,獲取對特征的定位。
3.1軟件搜索方法
軟件搜索方法關注獲取特征與代碼實體間的特定追蹤關系。該方法針對每個需要定位的系統特征設計兩組測試用例,一組測試用例的執行將導致該特征被展示,另外一組測試用例的執行不會涉及這個系統特征。用執行第一組測試用例得到的動態剖面中包含的代碼實體減去執行第二組測試用例得到的代碼實體,即得到特定于該系統特征的代碼部分。
3.2基于動態執行切片的方法
程序切片(program slice)技術是一種分析和理解軟件程序的技術。軟件人員在代碼調試和軟件測試過程中,常常會不自覺的應用這種技術。目前,程序切片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技術,并出現了許多切片準則、切片算法和相應的軟件工具。程序切片是一個可執行程序,是按照一定的準則從源程序中移去零條或多條語句來構造的。隨著切片技術的發展,目前對于程序切片還有另外一種定義方法:由影響程序中某個興趣點處變量值的所有語句和控制謂詞組成的一個程序子集,該子集并不一定是一個可執行的程序段。從以上兩種定義出發,實際上定義了兩種程序切片,即靜態切片和動態切片。切片技術從程序中去除不會影響感興趣的變量語句,形成一個程序的子集,從而簡化了程序,有利于故障的定位。
3.3基于形式化概念分析的方法
該方法不僅關注特征與代碼實體間的基本追蹤關系,其更為關注獲取系統特征與代碼之間的多種導出追蹤關系。因此,即使只對某一個特征進行定位,此外,由于系統特征與測試用例之間的對應關系并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依賴測試用例獲取特征與代碼之間的追蹤關系還需要考慮特征與測試用例之間的二元關系。因此,首先對測試用例與代碼實體間的二元關系進行形式化的概念分析,為其建立一個概念格結構并將其可視化。然后,結合測試用例與特征間的二元關系,交互地分析理解第一步建立的概念格結構,從而獲取特征與代碼實體間的多種追蹤關系。由此可見,對于基于程序動態剖面的特征定位方法,同樣需要具有對所要調查的具體特征的先驗認識,否則無法設計恰當的測試用例。即便是在具有現成的測試用例的情況下,依然需要理解人員更進一步的工作。因為,為發現特征的錯誤而設計的測試用例對于定位這個特征可能并不總是完全合適的。而測試用例的自動生成技術通常更多地關注單元測試而不是針對特征的功能測試。可見,這類方法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存在對人的依賴,因此理解人員個人的專業水平會影響這類方法定位特征的效果。
參考文獻
[1] 李必信,程序理解研究與進展,計算機科學,1999
[關鍵詞]體驗經濟；消費行為特征；影響因素；政策建議；發展前景
[中圖分類號]F25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4）38-0019-03
1 引 言
20世紀70年代阿爾文?托夫勒曾在《未來的沖擊》一文中預言：體驗經濟將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支柱。根據《體驗經濟》一書的作者，美國戰略地平線LLP公司的共同創始人約瑟夫?派恩（B.Joseph Pine）和詹姆斯?吉爾摩對“體驗經濟”的定義，體驗經濟是“企業以服務為舞臺，以商品為道具，以消費者為中心，創造能夠使消費者參與，值得消費者回憶的活動”。與產品經濟時代相比，企業從事產品生產與服務的重心從 “供給決定需求”向“需求決定供給”方向轉移。
體驗經濟的到來對企業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機遇在于在體驗經濟時代下，企業擁有了在經營活動上的新思路，在經營模式上的新探討，為原本舊模式下已經近乎飽和的市場開拓了一片新天地。與此同時，山雨欲來的體驗經濟也給桎梏于陳舊經營模式下的企業帶來了不小的挑戰，顧客流失、利潤下滑、市場份額萎縮等一系列問題讓不少企業驚慌失措，慌忙應對新經濟時代下的挑戰。體驗經濟的發展塑造出了一種全新的運營模式，生產者的經營重心開始向消費者傾斜，消費者的地位得到極大提升，消費者的核心價值得以回歸，也為消費者更大程度地參與經濟活動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與選擇。
2 文獻綜述
隨著體驗式消費的興起，體驗經濟無論是在經濟理論界還是在企業界都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在新興消費模式的沖擊下，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較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面對如此大的變化，作為產品與服務供應者的企業該如何把握消費者行為，從而生產、提供符合當代消費者偏好的產品與服務是企業最為關心的問題。劉鳳軍（2002）從市場營銷角度提出企業在體驗經濟時代應采取營銷戰略，通過對營銷理念、營銷重點及營銷手段等方面的創新，改變企業在新經濟時代所面臨的營銷困境；郭紅麗（2006）從管理層面指出企業應該對顧客采取戰略性體驗管理，同時企業需要建立以顧客體驗為核心的公司文化，招募并培訓能傳達體驗理念的員工、設計體驗式產品及營銷環境，以此增強企業體驗營銷的效果。劉建新、孫明貴（2006）在分析顧客體驗的基礎上，通過構建由顧客體驗形成的機理模型，考察顧客體驗的形成機理，通過對模型的深入分析提出體驗營銷的實施策略，以此指導企業經營。汪秀英（2010）從消費者行為特征入手，指出當代消費者在體驗消費時追求信息民主、渴望市場地位平等，消費者偏好與廠商進行互動型的消費體驗，在體驗后將自身的體驗感受轉化成企業的改進數據，使體驗成果具有最大的價值。
3 消費者行為特征研究
在體驗經濟時代下，消費者所形成的行為特征受到多重因素影響，具有不同導向和特征，這些特征本質上形成的是對體驗行為的支撐力。本研究將消費人群以性別、年齡、學歷、職業、月收入、月消費、消費城區等為因素進行區分，從而探究消費者體驗行為特征的影響因素。統計樣本總數為500人，采取隨機抽樣調查，通過相應統計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3.1 女性高于男性，側重點不一
從性別角度看，女性光顧體驗經濟店的比例為55.1%，高于男性40.7%。其中男性更喜歡旅游體驗，女性更喜歡購物體驗，說明男性的選擇與興趣更為密切，而女性的選擇與生活更加密切。
3.2 中青群體占主導，傾向性較明顯
在結合不同年齡段對體驗經濟的傾向與對體驗經濟的接觸比較中發現，作為新興模式的體驗經濟，在新時代經濟發展下更為年輕人所喜愛，但是考慮到體驗式消費的消費水平要高于其他經營模式下的消費水平，因此在選擇體驗經濟的人群里，20歲以下的人群中選擇體驗經濟占比高達85%，20～30歲的人群中選擇的占56.4%，30～40歲的消費群中占74.4%。總體而言，40歲以下的人群占體驗經濟消費模式下的主導。
3.3 高薪博覽者眾多，行業存在差異認同
在各企業供職的人群中，表示曾光顧過體驗經濟店的平均百分比為46.85%，研究顯示外企、國企、學生、商業貿易人員、個體工商戶和專業技術人員行業中所占比例較高，而這些人群通常擁有較高平均收入水平，較高學歷的特征。可見，體驗經濟的客戶群多定位于薪酬高、與外界文化接觸程度大的人群。定位這些人群的體驗營銷嘗試更為普遍且更容易成功。
此外，在排除了經濟能力的影響下，在調查行業中發現一些相對于其他行業來說接觸的事物更為外向化的行業，如個體工商戶、外企等，對于體驗經濟的趨勢認同百分比較其他行業更高。如表1所示。
3.4 高發展城區居多，地域差別較大
在隨機調查的幾個消費城區中顯示，北京市的朝陽區和海淀區的體驗消費人群居多。主要原因為這兩個城區經濟發展水平相比其他城區更高，服務業在該地區的占比相對較高，人文氣息更加濃厚，體驗經濟下的消費模式相對更受歡迎。
4 消費者體驗行為影響因素分析
在總結了消費人群狀況特征的基礎上，再對消費者體驗行為產生影響的相關因素進行分析。分別從認知程度、接觸程度、傾向程度以及趨勢認同四個方面對不同人群做了相關性分析。影響因素有性別、年齡、城區、學歷、收入、消費以及職業。根據STATA檢驗結果，在存在相關性（P>|t|
4.1 體驗經濟認知程度影響因素分析
調查顯示20～30歲人群對“體驗經濟”這一名詞的了解程度最高，接受能力敏感度最高，而60歲以上老年群體對它的了解程度幾乎為零。可見，對于體驗經濟概念的認知主要集中在年輕群體。其中選擇沒聽說過“體驗經濟”一詞的被調查者當中，選擇有光顧經歷的占87.4%。這一調查結果顯示出體驗經濟的概念在中國并未深入人心，雖然人們已經不斷參與生活中的各種體驗式消費，但并未感知到專有概念的存在。
調查項中 “Q：是否聽說過體驗經濟？――A：1.聽說過；2.沒聽說過” 其結果顯示對體驗經濟的認知程度與收入情況呈負相關，即收入越高者對體驗經濟程度的認知越高。分析原因應與體驗經濟作為相對中高端的消費水平，中高收入人群對其認知程度相對低收入人群認知程度要高。同理可得，接觸程度亦是如此。
4.2 體驗經濟接觸程度影響因素分析
在對體驗經濟的接觸程度調查“Q：是否光顧過體驗經濟經營模式商店――A：1.有；2.沒有”中發現，高消費因素與接觸程度有很大的關聯，影響因素為-0.6211， 說明消費水平越高，與體驗經濟接觸程度也越高。這一結果與體驗經濟的特征之一――“讓消費者為體驗付費”，從而使得體驗經濟歸屬于中高端水平的消費，是有直接關聯的。
此外，雖然年齡因素與體驗經濟的接觸程度并沒有顯示有直接關聯。但在年齡方面也值得研究，在年齡的差異分布中，我們看到年輕人相比其他年齡段光顧體驗經濟的更多，說明體驗經濟更受年輕人追捧。還有40～50歲的年齡段，由于此階段收入穩定，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更高。消費者的年齡與所選擇體驗領域的指向仍然具有相關性，年齡偏輕者更關注于體驗行為的興趣方向，年齡偏大者更關注于體驗行為的務實與樂趣，即追求與生活的關聯度。
4.3 體驗經濟傾向程度
調查顯示 “Q：在能力支持的情況下，是否會更偏向于在體驗經濟的商店進行消費――A：1.是；2.不一定；3.不是”這一消費行為經數據顯示受到顯著影響的因素有年齡。對體驗經濟的傾向呈正相關，即年齡越小，去體驗經濟傾向越明顯，因此在體驗經濟模式的選擇上總體呈年輕化趨勢。
除了對明顯影響消費者體驗行為的因素年齡進行研究外，發現各職業對體驗經濟傾向程度也存在差異。分析其原因，商業貿易中很多都是從事國際商務，受到外界文化熏陶的程度比其他行業大，而體驗經濟這一范疇本身就是從國外引進，這就更能解釋各行業對體驗經濟的偏好存在差異的原因。
4.4 體驗經濟趨勢認同影響因素分析
到底體驗經濟能否迎合消費者的期望和需要，為商家和消費者帶來效益呢？體驗經濟在國內的行業中是否具有一定的發展前景，還需要消費者來決定。
在接受調查的對象中，有62.5%的被調查者認為體驗經濟未來會成為一種發展趨勢。說明體驗經濟這一消費模式受到超過半數以上的人群的支持。對于影響認同的因素，我們做了如下分析。
“Q：您是否認為體驗經濟會成為一種發展趨勢？――A：1.是；2.不一定；3.不是”
趨勢認同調查結果顯示，不同學歷水平、收入水平以及消費水平對其結果產生了影響，且皆呈負相關，因此隨著學歷、收入、消費的上升，選擇1選項即認同發展趨勢的結果越顯著。
由于認識問題的角度和方法有所不同，所以不同學歷的消費者選擇體驗領域的興趣方向存在差異。高學歷水平消費者的關注點偏向與興趣，低學歷水平消費者的關注點偏向于生活。隨著學歷的上升，認同體驗經濟會成為趨勢的百分比逐步增加。
體驗經濟中包含著眾多信息，面對大量的信息，一般人難以做到有效篩選。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認為學歷較高的人群對信息具有較高的篩選能力。當消費者對于體驗經濟活動的要求越高、積極性越強時，則其相應需要處理的信息量也就越大，對體驗經濟的理解程度也就越深刻，從而對體驗經濟的趨勢認同感也就越強。
在認知度與接觸度的調查中已證實中高收入、消費人群體驗行為更為頻繁，而其對于體驗經濟的趨勢認同更有力的支持體驗經濟未來的發展。
此外，在不同職業下方差齊性檢驗的結果值為12.617，概率P為0.00，認為不同職業下對體驗經濟未來發展成為趨勢認可度的總體方差有顯著差異。
認可體驗經濟將成為發展必然趨勢在各職業中所占比例
從不同職業對趨勢的認可比例的折線圖可以得出：不同職業的消費者，對體驗經濟的認識與接受程度會有一定差異，一般情況下，職業與參與體驗經濟的積極性呈正相關關系。腦力勞動者如白領階層人士對體驗經濟的認識深刻，接受能力強，可以跨越“體驗”這一具體過程而抽象地感受到“體驗經濟”的效益所在；而體力勞動者如藍領階層人士，對體驗經濟的認識需要通過一個真實的體驗過程輔助其強化理解。
參考文獻還提到存在其他影響因素，包括對信息敏感的人士，或所獲信息量大的人士，對體驗經濟的敏感性強，如果時間允許，他們會對體驗行為感興趣。人們對體驗經濟的熟悉程度越高，參與體驗經濟的愿望越強烈。對于有過體驗經歷的消費者來說，對深層體驗的愿望與要求會高于沒有體驗經歷的消費者。由以上結論可以看出，對信息的處理能力是對體驗經濟產生不同看法的關鍵。
5 總結及建議
前文通過實證研究，利用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總結出以下幾點：
（1）體驗經濟的消費者主要集中于中青年、與外界新事物接觸較多的群體，同時較高的經濟水平有助于刺激對體驗經濟的消費，不同特點的人群對于體驗式消費的關注點有所不同。
（2）不同年齡段、學歷水平及職業特點的人群對于體驗經濟的偏好度及所認可體驗消費帶來的經濟效益不同。
（3）年齡、學歷、職業因素對于體驗經濟未來發展趨勢的認可度有所影響。對體驗經濟未來發展趨勢的認可度在年輕、較高學歷水平人群中較高，更易接受新興事物的職業人群對體驗經濟未來的發展越有信心。
由體驗經濟不同消費者的特征及對其選擇體驗經濟的影響因素分析，在以上結論的基礎上，為體驗經濟在本土化發展過程中提出幾點建議。
（1）創業者在選擇門店地址時可以綜合考慮所在地區的經濟水平及周圍主要人群的特征。如相對來說，整體消費水平較高的地區的人們將更傾向于在體驗經濟店消費，而門店設在周邊來往人群多為在校大學生或外企、科研工作人員的地點，門店的光顧者及消費人群也會相對較多。
（2）在運用體驗經濟營銷模式時，針對不同特點的消費人群可提供不同的消費體驗。如針對偏好購物體驗的女士，產品的特點及效用展現將刺激其消費；而針對偏好旅游體驗的男士們，消費時的環境舒適度及消費過程中所獲得服務的質量將影響其對產品的購買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