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0 15: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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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傳統服飾的基本形制
從服飾的基本形制來看，中國與西方差異是較為明顯的。中國傳統服飾大多追求的寬衣博帶的形制，服飾表達以“意”為美，朦朧而隱約，通常給人一種委婉含蓄的審美感受。這一服飾特點在六朝時期表現尤為突出，東晉末年與南朝時，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經濟的開發，士大夫生活優裕，衣服寬大，加上當時玄學清淡的風氣影響，士人追求自由奔放、自然飄逸的境界，“氣韻生動”“以形寫神”為當時所崇尚的美學原則，這些更助長了這種傾向。正如《顏氏家訓.涉務》所言：“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城郭之無乘馬者。”正體現了這一服飾形制的真實寫照。（如圖1）
由此可見，中國傳統服飾不僅反映出當時人們對生活的審美感知，也是一種文化象征。正如，中國溯有“衣冠王國”的說法，“衣冠”一詞從常規來說可以理解為衣帽或是一切服飾的代名詞，但同時它在某種情況下還被賦予了一定的文化含義。有時我們看到的“衣冠盛事” 、“衣冠掃地”等詞匯，這里的“衣冠”不單是衣帽服飾的意思，它還可以理解為古時士大夫和官紳的代稱，同時含有“禮教”與“文明”的文化含義。這種通過服飾本身所引申出來的文化寓意或者有望借助于服飾的形制來體現出時下某種文化思想意識是我國傳統服飾中普遍存在的一種文化現象。中國傳統服飾文化受儒家思想影響最為久遠，在較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它影響著我國傳統服飾的基本形制。儒家重禮儀規范，講究穿戴與禮應合二為一，所以在中國歷代傳統服飾中我們通常能夠通過在服飾中的色彩、章紋、結構以及不同的配飾配件中體會到當時嚴格的禮制規范或等級制度，如，冕服，深衣等。服飾背后所蘊含的政治文化含義有時甚過于服飾的外在造型，是重內涵與實質的裝飾精神。正如張直光先生所說：“中國與西方不同，其文明的最初聚集是通過政治手段（國家社會）而不是技術突破來實現的。”
2 西方服飾的基本形制
西方服飾多以凸顯身體的形態為美，其盡可能通過服飾的造型體現它的體態美。在這一點上，古代西方服裝是完全不同于中國的，西方服裝更立體，外形富于變化。如古希臘時期的西方服飾，這一時期的服裝多為披掛形式，服裝大多為不經裁剪、縫合的矩形面料，通過在人體上的披掛、纏繞、通過別飾針、束帶等基本方式將其固定，從而形成了“無形之形”的特殊服裝風貌。乍從外形來看服飾基本形制也是寬大而平面的，但從服飾細節來看，它與我國傳統服飾寬衣博帶的服飾形制還是有差別的，這一時期的古希臘服飾，服裝只看做是附屬于身體之外的物體，身體才是服裝的主人，披掛的服飾形制使服裝不會約束于身體，讓人隨心所欲，人體在行動或是衣服飄動的時候在隨時都會暴露肉體，這與我國所追崇的含蓄美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如圖2）
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它們都會有各自不同的風俗習慣、有著各自神秘的宗教追求和世俗的倫理指向，這些多少都能在各自“衣食住行”之中所顯現出來，從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體系。古希臘這一時期的服飾形制正是受到當時西方宗教文化的影響，由于人們對上帝諸神的崇拜為原始宗教的主要內容，希臘人“把肉體的完美看作神明的特性”，認為神也是有人望的。在這一宗教文化影響下，服飾只作為附屬品，而盡可能體現出來的是人的形體美。所以，古希臘時期，對宗教文化的崇拜，除了在服裝中的影響，我們還能從當時的文學、雕塑、繪畫等其它一些藝術形式中有所察覺。西方宗教文化的發展與變化在一定時期內改變和影響著人們對肉體的態度，也深深地影響了西方古代服飾的發展和變化。如，中世紀時期西方服飾，基督教的禁欲主義理念對當時服飾影響較大，男女穿著要滿足端莊正派的要求，服飾大都將凹凸有致的身體曲線遮掩起來。在中世紀女性流行一種罩袍，是將多余的長裙在腹前掖入腰帶，前面的堆褶使腹部微微隆起好像孕婦（如圖3）。這也許與當時婦女地位低下，女子需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認為女人天生就是為了繁衍后代的世俗觀念有關；同時，還據說這是因對圣母瑪利亞的崇拜而造成的流行樣式。因瑪利亞在未婚嫁時就從圣靈受孕而懷孕基督，所以她有孕時的形象也被看作是圣潔美好的象征。
在隨后西方服飾的發展進程中，在理性主義精神的支配下，西方轉向了人文、科學主義，功能主義的探索，其思想核心是“人乃萬物之本”，主張以人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重視人的價值，提倡個性與人權，主張個性自由，反對天主神權；主張享樂主義，反對禁欲主義；提倡科學和文化，反對迷信。伴隨這些文化思潮的到來，西方服飾也發生了與前未有的形制變化。倘若以文藝復興時期為西方服飾文化的轉折期，我們似乎可以由此開始感受到時尚的悄然流行。華美繁縟的細節裝飾，精致細密的縫繡工藝，也許，此時的服飾只是作為一種特殊審美要求下的產物裝點美化著人體，有甚至還通過改變人體自然形態來滿足一種極端而扭曲的審美文化。例如，為了體現體態美，女性服飾開始出現表現腰部曲線的傾向，為了凸顯和加強這種曲線美，緊身胸衣、夸張繁瑣的襯箍開始盛行，當時女性不惜犧牲自我而桎梏于其中。同時，立體裁剪方式出現，也促使這種窄衣文化進一步發展，由此，西方服飾與中國傳統服飾也有了本質上的差別。西方服飾是一種多元化的服飾文化，它從誕生之始就受到眾多外來文化的影響，它不同于中國傳統服飾有較強的的延續性，這與其所處地理方位、政治、環境等方面都有所關聯，這使西方古代服飾形制在前后差異明顯，但服飾大多以體現人體體態為美。
3 中西服飾基本形制的差異
影響中西服飾基本形制差異的原因眾多，各自服飾特色與風格形成是與民族文化風俗，政治環境甚至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的不同使各自在歷史發展和積淀的過程中體現出明顯的差異。不同文化背景影響下的服飾形制差異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中西方服飾文化有著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和魅力，長久以來，伴隨彼此在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進步和崛起中，中西交流愈漸頻繁，服飾文化也即如此。正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沖擊了封建主義的思想、道德和文化，開啟了思想解放的閘門。中國在飽受列強欺凌、被迫開放的環境中不斷進行著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變革，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時代背景和外來文化的影響下，中國傳統服飾服裝也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形制轉變，中國的服裝開始由松變緊，剪裁的方式吸收了西方三維的立體裁剪形式，服裝變得貼體而輕便，改良旗袍正是中西合璧最經典的完美體現；而此時的西方似乎也逐漸摒棄了以往嬌柔造作，甚至帶有扭曲性的審美文化。尤其是女性服飾，它將女性從損害健康的緊身胸衣中解放出來，伴隨女性地位的逐步提高和為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服飾形制也從過去的窄衣文化開始走向寬松，設計以人為本，講究其功能性和舒適性。如今隨著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中西服飾文化的本土化和多元化是其發展的必然趨勢。在今天，有關“中國風”主題的設計越來越多的出現在國際時尚語匯中，除了本土設計師，也有很多的國外設計師希望通過自己的設計作品傳達出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使設計展現出獨特的藝術魅力。同樣，在如此開化和便利的社會環境下，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設計師正走出國門，吸收和接受著外來文化的洗禮，從中學習別人的先進文明及人文素質，開拓自己的視野，在國際的舞臺中展現出中國設計師的設計風采。
4 結語
本文分別通過中西方各自服飾基本形制特征描述來闡述其背后的不同文化現象。從服飾的基本形制來看，中西方差異是較為明顯的，中方大多追求的寬衣博帶的服飾形制，服飾多為平面的；西方重視凸顯身體曲線的服飾形制，服飾多為立體的。中國傳統服飾表達以“意”為美，以朦朧隱約，藏而不露給人委婉含蓄的審美感受，通過款式，布局，色彩，線條給人整體的和諧之美。西方服飾則相反，重“形”， 盡可能通過造型體現它的形態美。影響中西服飾基本形制差異的原因眾多，各自服飾特色與風格形成是與民族文化風俗，政治環境甚至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的不同使各自在歷史發展和積淀的過程中體現出明顯的差異。本文總結出中西方服飾文化勢必伴隨著科技、文化的進步與崛起，相互之間的交流也會愈漸頻繁，東西方服飾文化進一步互相撞擊，互相融合，這是時展的必然趨勢，也為時代所需，正是有了這種撞擊和融合，才能使當今的服裝綻放出一種奪目的光芒，使服裝有了個性化、全方位的審美表現。
參考文獻
[1] 華梅.中國服飾史[M].中國紡織出版社，2007
[2] 周錫保.中國歷代服飾[M].中國戲劇出版社，2002
關鍵詞： 日本；質量管理；文化傳統；制度創新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眾所周知，世界上有兩個以質量聞名的國家，一個是德國，一個是日本。戰后日本之所以迅速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很大程度上就與其產品和服務方面的“質量奇跡”有關。是什么造成了這種“奇跡”？
圍繞上述問題，學者們發表了不少論著，相關研究主要偏重于日本的現代質量控制體系和制度規范。這大致有兩個方面：一方面為宏觀層面的政府規制體系，另一方面為微觀層面的公司治理結構。就政府規制體系而言，學者們不約而同地指出，日本的質量奇跡緣于廣泛的政府規制，通過政府干預一方面對市場失靈進行了矯正和改善，另一方面對相關產業進行了保護和扶植。對此，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課題組（1994）就指出，日本的經濟發展和質量奇跡可以歸結為一種“制度上的創新”，即“日本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卻導入了一些社會主義制度的因素，采用了一些社會主義的調解手段”。莽景石（2001）的相關研究解釋了日本政府規制的興起原因，他指出，通過戰后的改革，日本“成為一個具有權威主義傾向的官僚制多元主義國家，政黨與官僚的長期結盟，導致了一種相對集權的政治結構的出現，形成了實際政治經濟過程的官僚控制”，這一政治體制使日本政府具有了較強的議價能力，進而在協調與企業的關系和促進經濟發展方面具有了較大的優勢。車（1998）的相關研究介紹了日本政府規制的具體內容，他指出，日本的經濟和質量奇跡主要在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這些干預措施包括“制定經濟計劃和提供情報信息；采取適時靈活的財政金融政策；以產業政策進行平衡協調、政府對企業實施行政指導等”。除此之外，徐超平和秦勇（2001）的《日本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與政府規制透析》和譚珊穎（2002）的《論政府規制在企業發展中的作用――通過考察日本相關企業立法》等文章，則從微觀視角和具體案例詳細論證了政府規制在保障產品和服務質量方面的作用。就公司治理結構而言，相關的研究也頗為豐富，如杜導正等人的《探索日本》、陳建安的《日本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及其方向》、莽景石的《略論日本的公司治理結構及其改革趨勢》和《日本的公司治理結構：對美國模式的偏離與回歸？》、胡欣欣的《股份公司制度的機能與股票市場的利弊――關于戰后日本股份制特點的思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課題組（1998）所編寫的《日本經濟的活力》一書，在該書中，他們將日本公司治理結構的特點概括為五點：（1）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日本企業的所有與經營的分離更徹底，企業經營者可以放開手腳干，經營者受到來自股東方面要求分紅的壓力較小，因此有更多余裕來考慮企業的長期發展。（2）以終身雇傭制、年功工資制和按企業組織工會為“三大支柱”的日本式企業經營方式使企業成為富有凝聚力的組織，成為一個通過職工的錄用、訓練、福利、升遷等各個環節“把職工完全掌握起來的系統”。（3）在日本形成了一種“要忠于企業”的近乎宗教式的社會倫理。（4）與戰前相比，戰后日本企業不僅消除了企業內部人員的身份等級差別和收入上的懸殊差距，而且企業內部的收入差距明顯小于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顯然，企業內部的平等化是發展現代化企業的必然要求。（5）為了追求長期發展的經營戰略目標，日本企業往往把奪取市場占有率的需要看得比利潤還重，把市場占有率當做經營狀況的關鍵指標。
筆者十分認同上述學者的研究結論，即制度規范在保證產品和服務質量方面有著關鍵性的作用。除此之外，筆者還認為，一個國家能夠持續地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意味著它的絕大多數國民具有持久而強烈的、以質量為基本取向的工作倫理，而在這種“質量取向的工作倫理”背后，又是以某種特定的人生哲學和價值觀念為支撐。所以，對于日本質量問題的討論就可以延伸到對日本人的工作倫理及其背后的生活態度、價值觀念的討論。因此，筆者認為，日本質量管理的成功實際上是一種整體的成功，是整個社會的規范體系，包括內在規范（基于文化傳統的價值觀念）和外在規范（正式頒行的管理制度）體系相互作用、共同產生的結果或“功能”。居于這一規范體系最深層的，是由日本獨特的文化傳統所型塑的國民的生活態度、價值觀念；處于中間層次的是各種社會組織中的科學管理制度，如企業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職工中心主義以及全面質量管理體系等；處在表層或宏觀層次的是政府的各項規制體系，包括支持型規制和懲罰型規制等。正是這三個層次的相互作用，共同鑄就了日本的質量倫理及其聞名全球的質量業績。換言之，這種日本式的“質量取向的工作倫理”，既是其歷史、文化傳統持久培育、涵養的結果，同時又離不開科學合理的外在管理制度的規訓作用。下面讓我們對這一問題展開具體討論。
二、文化精神與日本質量管理的“先驗模式”
在日本文化傳統中，蘊含著一些對現代日本管理產生非常重要影響的觀念資本，如忠誠的觀念，團隊合作的精神，強烈的規則與標準意識，以及勤奮、敬業的精神和一絲不茍、追求完美精致的工作態度等等。這些觀念顯然受到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同時又是在日本獨特的社會歷史條件塑造下，發生了某種日本本土化的創造性轉換，進而對日本國民的工作倫理、質量意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忠”的觀念對于日本人“服從”與規則意識的塑造
日本文化中“忠”的觀念雖然來自中國的儒家，但它在中日兩國的價值系統中的含義卻有很大不同，從而社會政治功能也是不一樣的。在中國傳統政治倫理中，雖然“忠”的直接含義是“忠君”，但是這種“忠”又是以君主能夠“代天行道”、惠民保民為前提的，即必須以君主能夠有恩于民為前提條件，否則就會如孟子所說，如果君不像“君”，視人民如“土芥”，人民不僅不應該“忠”，甚至可以視君主為“寇仇”；一個大臣如果不是服從內心良知的判斷，處處迎合君主的意志而罔顧天道、民意，恰恰不是“忠”，而是“妾婦之道”、奸佞小人的做法，這就是有些歷史人物如秦檜、嚴嵩、和等生前備受皇帝恩寵，死后卻被史家貶斥為佞臣、奸臣的緣故。所以中國文化中的“忠”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其實質是一種基于良心判斷之上，以君恩為前提條件的“忠”。而在日本，“忠”的倫理卻逐漸演化為一種對君主或主上的絕對、無條件的忠誠和服從。這首先和日本以天皇制和貴族等級制為核心的政治結構有關。不同于中國的皇帝之上還有個“天”這一最后的主宰，日本天皇本身就是至上的神，在他之上不再有高于他的“天”，天皇所代表的朝廷本身就是“公”（オホャケ）的最高層面（溝口雄三，1995）。因此，天皇像神那樣是絕對至高無上的，是不可置疑的。這種絕對的天皇制為日本了樹立了絕對觀念，即：樹立了對原則、對權威的絕對服從、絕對信守的思想觀念。與天皇制相配套的是貴族制，它是一種由幕僚、各藩構成的貴族等級制，最高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幕府手中，下面是各藩，藩下面是武士，武士下面是農民，“士農工商”的級別森嚴而分明。在這種縱向等級之下，發展出了日本人的忠誠感和服從意識，全國忠于和服從于天皇，下級忠于和服從于等級制中的上級貴族。這種“無保留的忠”的產生也和禪宗的傳入有關。受禪宗“忘我”、斷絕生死方能“見性成佛”觀念的影響，日本文化傳統發生一種“死的覺悟”，其“忠”的倫理才進一步走向絕對化。所以，中國的“忠”說到底是對自我良心的忠誠，日本的“忠則基本上是一種旨在完全獻身于自己領主的真誠，是一種無條件、無保留的獻身精神、敬畏意識和服從精神（梁漱溟，1987）”。
中國文化中的“忠”固然能夠讓人面對權威（特別是橫暴的君力）時保持某種良心的自由和獨立，顯示出一定的文化超越精神；但是它把判斷忠與不忠的權力交給了每個人主觀上的“良心”、“良知”，一旦主觀判斷出現問題，這樣的“忠”就往往在實踐中流于每個人“自行其是”、自作聰明，這樣的人多了，什么規章制度、法律制度和質量標準都難以落實。日本人的“忠”看似愚昧、武斷，但在近代的轉型過程中，它所蘊含的對于抽象的規則體系、對法制和權威的敬畏感與服從意識，以及嚴格遵守規章制度的規則意識等，都非常自然而然地與現代企業制度和行政管理體制相結合，發揮了積極作用。正是在這些敬畏感、服從意識和規則意識的影響下，日本人比較能夠養成忠誠于企業和政府組織，服從于上級，以及毫不走樣地遵守規章制度的思維和行為習慣，以及為了公共的、公司的利益任勞任怨、不辭勞苦的獻身精神和中規中矩的規則意識，而這一切，最終當然會表現為強烈的質量意識和責任意識，從而提供好的產品質量和服務。日本人一般給人循規蹈矩甚至有些刻板、笨拙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他們的規則意識所致。
（二）“共同體”意識對日本人團體認同和協作精神的塑造
質量意識也意味著一種重視社會整體利益、團體利益的價值觀和人生態度。一個人如果自私自利，放縱私欲，沒有整體意識或團體意識，自然就會做事懶惰馬虎、偷工減料、粗制濫造、損人利己。而日本人的質量意識就與他們的團體取向的價值觀有著密切的聯系。在歷史上，這種共同體意識、團體意識的發育主要是受其社會政治結構影響。在日本的那種等級式的貴族體制下，一個人生來就直接地隸屬于某個藩、某個領地，這些藩、領地有著明顯的共同體的范圍界限，從而容易形成明確的共同體意識。另外，村落在日本歷史上也比在中國獨立性更強。對比中日兩國的鄉村結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人在鄉村之間的自由流動遷移基本上沒有什么制度上的障礙，在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情況下，一個人在某地購買了田地，就可以遷居到此地，使得中國的鄉村更具有開放性和流動性；而在傳統的日本鄉村則共同體意識、排外意識相對較強，村落有比較嚴格的規則體系，對內部成員的行為進行相對嚴格約束，同時排斥外來人員的遷入，形成了自律性、封閉性很強的共同體，而這也有利于日本人團體意識的發育。這種團體意識延續到現代，也很容易形成日本人對政府和企業組織的強烈歸屬感和對公共事務的責任意識，使他們在個人與共同體特別是與企業共同體的關系上，更重視團體、共同體的價值和利益，更傾向于從團體中獲得生命的價值感和意義感。當1995年阪神大地震襲來的時候，許多日本人的第一反應不是往家里跑，而是往公司跑；看到自己的家變成了廢墟，日本人沒有哭，而一旦看到公司、企業震垮了，許多人卻悲痛失聲，支撐不住了，可見企業、公司對日本人來說是多么重要！正是在這種團體意識的影響下，員工們很容易產生以企業為家的思想，將其所服務的社會組織當成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從而形成對團體的強烈歸屬感和高度責任意識，在工作中表現出勤奮忘我、吃苦耐勞的“工蜂”精神，與企業、與團體榮辱與共、對工作質量一絲不茍的態度，從而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同時，這種團體意識也有助于培養人們之間的團結與協作精神。在現代流水線作業的背景下，一個高質量的產品是每道工序、每個員工相互協調和共同配合的結果，而日本人那種對團體的強烈歸屬感以及相互配合精神，正好在追求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的現代管理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三）“職分”思想對于日本人敬業精神與認真態度的塑造
一個企業乃至全社會能夠持續地（而非在某種外在強制下偶然地）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也意味著其大部分社會成員必須擁有一種專注的、心無旁騖的工作心態，意味著能夠認真嚴肅地對待每一件工作，并能從中獲得滿足感和愉悅感的敬業精神和職業莊重感。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在儒家思想中雖然也有些“居敬”、“莊敬”、“職分”等觀念，對于中國的敬業精神的發育也會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但總起來看，誠如牟宗三（1991）先生這位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所指出的，“中國文化的浪漫性太強，英雄氣太重，而‘事功的精神不夠’，比較偏重于追求大目標、大事業，缺乏老老實實做好‘平庸’小事的精神”。這使得中國人的敬業精神相對不足。日本作為一個國土狹小的島國，資源貧乏，而且飽受地震火災的侵擾，這樣的地理環境和國情一方面使日本人具有很強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感，同時也促使他們走向一種追求小而精的、內涵發展式道路，從而容易養成把小事做好做精、在“茶壺里翻波浪”的精神。另外，日本人的這種工作態度和敬業精神也與其獨特的宗教文化有關。日本是個多神教、泛神教的國家，他們認為萬物都有道，都有靈。這使得他們把每一件事里面都賦予神圣的意義。而日本佛教的“職分”思想也對培育日本人的敬業精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本來，佛教從中國唐朝的百丈禪師開始就倡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強調世間法即一切法，“擔水砍柴無非妙道”，只要認真對待每一件工作，無論大事小事都可以成佛，從而每一件事都含有“道”，都有其神圣的意義。正是從這一思想出發，日本戰國末年的禪宗僧人鈴木正三也提出“任何職業皆佛行”的“職分”思想，認為“世法則佛法”、“佛法不異于世間法”（“修業之念愿”），“佛法世法同一”，只要專心于日常之職業生活即為佛法之實踐，倡導在世俗生活中開顯佛法之真精神。商人只要不違正直之宗旨，其經濟活動是合理的。農人以鋤鐮盡心勤勉播種、耕作、收割，就是學佛和行佛之道。正是在這種思想傳統和歷史條件的影響下，很容易使人形成對于職業的神圣感和敬重感，做事兢兢業業，一絲不茍。到過日本的人恐怕都同意這句話，叫做“日本人無小事”，同時也容易對日本人產生“小氣”的印象。這種“小氣”的風格甚至經常受到我們一些同胞們揶揄，但是這種“小氣”用于工作時，恰恰使日本人能夠認真做好每一件“小事”，莊重對待每一件“小事”，表現出一絲不茍、勤勤懇懇的職業精神和工作態度。也正是靠著這種“小氣”，使他們在做事時追求精致完美，奉行一種盡善盡美的“完美主義”原則，把工作當做享受，在工作中追求藝術的美感。可以說，這種對工作莊重、認真、勤奮、敬業以及追求完美精致的態度和精神，正是日本質量奇跡的奧秘所在。
正如新制度主義所揭示的那樣，制度作為一套實現社會秩序的規則體系，包括內在規則系統（內在制度）和外在規則系統（正式頒布的外在制度）兩個基本層面。其中內在規則系統主要包括價值信念、道德倫理規范、風俗習慣等，它們構成了各種正式制度的基礎或“先驗模式”，各種正式制度實際上是對既存的社會內在規則的正式確認，而絕非被任意“制定”出來的（韋森，2005）。因此，一個社會如果沒有起碼的道德倫理規范的“社會資本”存量，其正式制度規范再完美也沒有生命力。上述日本文化傳統中的一些人生哲學、價值觀以及由此產生的工作倫理，就是日本質量管理規范體系中的靈魂和基礎。
三、政府規制與日本質量管理的宏觀層面
雖然日本文化中的工作倫理構成了日本質量規范的基礎和靈魂，但這種“內在規則”畢竟是依靠員工的道德自律發揮作用的，難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彈性，仍然存在誘發投機取巧的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再加上市場經濟條件下，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本身就蘊含著外部性、自然壟斷、不完全競爭、信息不對稱和風險性等市場失靈的問題，如果沒有政府的適度干預和規制，就無法保證企業等社會組織持續地提供優質的服務和產品，進而為害社會。基于“內在規則”的模糊特點和“市場機制”的失靈可能，作為“外在規則”的政府監管與規制就顯得必然與必要。那么，在質量問題上日本政府是如何發揮規制和監管作用的呢？
（一）政府規制的前提：協調型的政府―企業關系
眾所周知，由于種種復雜的歷史、社會原因，日本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十分獨特。它既不是政府對企業的簡單規制關系，也不是“消極國家”意義的政府對市場的放任關系，而是介于二者之間，是一種以政府為主導的、政府―企業相互依存的“協調模式”。“在這一模式下，政府和企業形成多元的或多渠道的協調溝通與調控關系。比如在宏觀層面上，政府通過各種企業法規、金融政策方面的規制，積極介入企業”（Lee and Yamazawa，1990）。在中觀乃至微觀層面上，則是在政府各部委與所管轄的民間企事業團體之間形成長期的信息溝通和協調關系，其突出的表現就是企業以產業界為單位，由產業界團體與政府方面進行交涉，而政府（官僚）方面則按產業類別設立被稱為“原局?原課”的部門，專門擔當與企業的交涉，形成一種“關系型控制體系”（孫麗，2008）或“官民一體”（王德迅，1998）的產業協調發展體制。圖1展示了日本政府與企業之間溝通協調的框架結構，這一框架結構具有以下特點：（1）日本政府各部委之間的管轄范圍區分嚴格，各部委與各管轄范圍內的民間企事業團體之間形成了長期的關系；（2）日本經濟體制中的“政府―企業關系”由代表產業界的產業界團體和代表政府各部委的原局?原課按產業類別進行交涉，具體表現為圖中的虛線部分；（3）日本政策的制定權分散于各個掌管工業的部門和其相對應的產業領域中 ，不同部門之間相互協調，執行地位平等。也就是說，與企業聯系緊密的政府各部委在法律的制定上具有主導的作用；（4）日本公司和中央政府之間的關系向來以親密友好著稱，因為政府官僚執行法律主要是用非正式的“行政指導”方式，法律規定外的官員和企業之間的會議不計其數，政府視自己為國內產業的促進者，而非鐵面無私的管制者。
上述的特點給我們清晰地勾勒出了一個“具有政策（甚至是法律）主導權、與企業相處融洽并了解企業動態”的日本政府形象，同時也告訴我們，在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政府與大企業保有緊密的合作。產業政策、規制體系等一系列政策的出臺絕不是政府單方面計劃行動的結果，企業在一定程度上也參與和影響了政策的制定。世界銀行1994年的報告對此評價道：“日本存在一個能力高、不正行為少的官僚機構，這樣的官僚機構一邊從政治的壓力中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一邊利用審議會等和民間企業進行情報的交換和協作。”由此，我們不難想象，在這種情報交流通暢、政府企業關系密切，并且知己知彼的情況下，政府能夠制定出合理、有效、符合企業發展的產業政策以及規制標準也就理所當然了。因此，協調的政府―企業關系是日本政府規制的前提。
（二）政府規制的保障：健全的法律體系標準
為了保障企業和各社會組織能夠提供良好的產品和服務，日本政府在發揮規制功能方面的一個突出特色，就是充分發揮法律的作用，依靠嚴格而健全的法律體系對生產和服務的各個領域進行全面監管。從國家規制發揮作用的范圍來看，日本《東銀周報》曾在1995年7月20日的報道中指出，“日本在1990年受國家規制限制的經濟領域占所有經濟領域的41.8%，而在同時期的美國，這一比例只有6.6%”。這也使得日本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是政府規制最多的國家。從橫向上看，這些規制類法律幾乎涵蓋了日本生產與服務的諸領域，包括電力、鐵路、通訊、食品、商業等等；從縱向來看，這些規制類法律幾乎涉及從生產到加工，再到銷售的各個環節，包括市場準入（認證許可）、生產設備新增、進口、市場售價等等（莽景石，2000）。
日本規制類法律之所以健全，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這是規制的內在要求。所謂規制，主要是指運用法律、規章、制度等手段，直接對微觀經濟主體及其活動進行規范、激勵和約束、限制，修正市場經濟的先天性缺陷，引領社會的健康發展。因此，規制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制度依賴性”，它是以法律、規章、制度的存在作為前提條件和重要手段，只有這些法律、規制、制度存在了，政府干預企業、經濟的行為才能變得合法、合理；另一方面，這是日本質量管理理念的必然結果。從規制手段實施的時期來看，規制可以分為事前規制與事后規制兩個階段。事前規制主要體現為制定績效標準、規格以及偏差預警系統；事后規制主要表現為對規格、標準的維持進行確認和監督。但是質量本身具有公共安全性的特點，一旦造成傷害即無法彌補。因此，日本政府在質量管理上，特別強調“事前規制”，以期通過“預防行政”收“先下手為強”之功效。在這一管理理念的指導和誘發下，具體到規制類法律上，就特別強調“法律先行，防患于未然”。因此，日本的規制類法律健全不僅理所當然，更是為政府規制的順利施行提供了制度支持和保障。
（三）政府規制的手段：支持型規制與懲罰型規制的并用
我們知道，政府對企業的規制可以分為懲罰型規制（矯正）和支持型規制（改善）兩種類型。就支持型規制而言，有學者認為，日本政府對企業的扶持和支持，是日本質量管理能夠長期反復進行的根本原因（張秀敏、高淑娟，2006）。這些支持和扶持主要有：（1）放手讓企業進行競爭的同時，積極編制滾動式的長遠規劃，以引導和適應企業的發展需求。（2）日本政府以經濟為杠桿（包括稅收、信貸、經濟立法等）對企業進行扶持和支持，政府先是通過各種規制建立了日本銀行的“護送船團”方式和主銀行制，進而直接控制了銀行和金融業，再通過銀行和金融業為企業進行各種貸款支持和產業扶植。（3）日本對中小企業采取特殊扶持方針，鼓勵其提高質量，向專業化方向發展，日本政府為了解決中小企業籌資難等各種問題，一方面設立了專門的機構，另一方面制定了專門的法律政策（參見表1）；另外，還從勞動力、技術情報、原材料幾個方面對中小企業進行扶持，協調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關系。（4）日本以“技術立國”為方針，著力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為此，政府將技術開發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由1.7%提高到3%，將技術開發費中政府負擔的比例由30%提高到40%，并重點扶植一系列新技術的開發。（5）為促進企業質量發展，日本設置了各種獎勵措施，如通產省的“出口企業產品標識制度”和科學技術聯盟的國家質量獎――“戴明獎”等，以促使企業提高產品質量，增強國際競爭力。
就懲罰型規制而言，上述已經提到，日本的規制類法律不僅多而且嚴，除了國家嚴厲的法律規制外，通商產業省還有相關的產業政策的約束，這些法律和政策，無一例外地強調，企業必須依法照章辦事，絕不允許投機取巧，絕不允許違法亂紀。如若有違法亂紀的行為，小的方面而言，將會失去國家政府的信貸支持；大的方面而言，高額的罰金足以會使一個企業及個人傾家蕩產，甚至鋃鐺入獄。通過對于支持型規制與懲罰型規制的并用，日本政府真正做到了獎優罰劣，從而維護產品質量法規的權威性，促進質量管理的提升和發展。
四、企業制度與日本質量管理的中觀層面
政府質量監管，在整個宏觀質量管理體系中，最重要的職能是保證一個國家或區域總體質量的安全。政府當然有促進一個社會總體質量向更高目標發展的任務，但是由于更好的質量標準，實際上根本沒有辦法加以靜態確定。更重要的還在于，“更好的質量標準并不是政府的直接行為就能達成的，它更多地取決于一個良好的、公平的質量制度環境，以及取決于企業的自身努力”（程虹，2009）。因此，要想從“質量安全”邁向“質量發展”，追求更高、更好的質量標準，關鍵在于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要依法進行自我約束、自我規范、自我管理，并根據市場規律進行自我經營和自我決策。
日本在經濟上具有自由化的特點，市場經濟也比較發達，日本各企業為了應對市場自由競爭的壓力，提出了“以質量求生存”的口號，積極進行管理改革和制度創新，并發展出了一系列具有共性和特色的制度成果，從中觀的企業層面保證了日本的質量管理。概括而言，這些制度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終身雇傭制
日本企業在用工制度上比較普遍地實行終身雇傭制。這種看似不符合市場邏輯的制度模式，其實內含著深刻的經濟理性，符合雇傭雙方的權利要求。從企業角度來講，這一用工制度提供了穩定而優質的勞動力資源，進而推動了企業的技術革新與質量發展。培養一個高技術的員工，既需要高成本的投入，也需要中長期的培訓。終身雇傭制度恰恰為此提供了資金與時間的保障，并在企業和員工之間形成了一種受到法律規范和保護的契約關系。因此，企業可以放心對員工進行長期經營和培訓，而不用擔心企業員工的跳槽和辭職，以及由此給企業帶來的嚴重人力資本損失及其相關的成本代價。反過來說，受過培訓的高技術員工又會進一步改進生產技術，進而推動企業的技術革新與質量發展。從職工角度來講，有利于規避失業的風險，充分調動職員的積極性。這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有利于企業員工安于本職。日本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較小，從業人員離職很困難。一旦辭離原來的企業，一般只能到中小企業就職，而這些企業工資低、勞動條件差、福利設施幾乎沒有，并且還要被嘲笑為“懶惰、輕浮”之人，因此，離職的代價是極其嚴重的，這進而塑造了日本企業員工“既來之，則安之”的思想觀念，強化了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和忠誠感。另一方面，這一制度也有利于企業激發員工的創造力和主人翁意識。企業的發展繁榮與職員的物質利益密切相關，所以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就十分關心企業的經營。如果企業經營搞活了，不僅能增加獎金，勞動條件和福利設施也會得到相應改善。但企業一旦虧損或破產，就會減少獎金，甚至失業。因而日本企業的職員為了自己所在企業的繁榮不僅能盡力工作，還積極參加技術革新，提出合理化建議，進而讓企業員工形成了一種“干一行，愛一行”的心理觀念。總之，終身雇傭制在企業和員工之間形成了一種契約關系，既規定著雙方的義務又保障著雙方的權利，使雙方都有了安全感，有利于創造相互合作及和諧的組織管理氣氛，從而間接地促進了質量管理。
（二）年功序列制
日本企業在報酬體系上實行年功序列制，主要體現為工齡工資制和工齡升遷制。這種工資制度不是根據勞動力的供求關系來確定工資額，而是按照職員勞動熟練程度和對企業貢獻大小的工齡來決定的。同時根據定期增薪和提高工資標準的規定，使職工每年工資都有所增加。基本工資的增加，決定因素主要是工齡。在年功序列制的前提下，年輕人員的工資所得比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與其貢獻度并不匹配的，與之相反，中老年從業人員的工資所得則會比較多。因此，對于年輕從業人員而言，過少的支付意味著對企業的變相投資，年輕時的“投資”會在年老后的“分配”中得以回收。從業人員的這一顯性出資甚至比股東的股票所承擔的風險還大，因為從業人員在中途離職和企業破產都可能意味著收益的直接損失，日本企業的從業人員也因此不得不與企業結成長期一體化的命運。除此之外，日本企業還通過工齡升遷制來滿足從業員工渴望提高社會地位的要求。換言之，對于企業員工而言，物質酬勞、公司職位與工齡大體呈一種正相關關系，工齡越久，酬勞和職位就越高。這就讓企業員工一方面對未來有了預期和期待，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企業內部、員工之間的勾心斗角，有利于創建和諧的員工關系和企業氛圍，在這樣一種現在時態和諧、未來時態可期的工作氛圍下，質量的提升的也就理所當然。
（三）職工中心主義
日本企業“職工中心主義”觀念和制度的形成，源于歷史和制度兩個方面。就歷史原因而言，二戰后，日本政府通過解散財閥、農地改革、勞動立法等三大民主改革，對既存權力進行了瓦解，對既有資產進行了分配，進而縮短了專業經營者和職工之間的經濟和社會距離，從根本上變革了日本企業的所有觀；就制度原因而言，日本企業采用的終身雇傭的用工制度和年功序列的報酬體系，增強了職工的主人翁意識，職工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企業，不遺余力地為企業做貢獻。
具體而言，這種“職工中心主義”主要體現在所有觀念、實際操作和最終受益三方面。（1）所有觀念方面，從業人員雖然不是企業所有者，但是具有所有意識。股東盡管是所有者，但不具有所有意識。1990年日本經濟新聞社采用抽樣調查對100名企業課長進行有關“企業應屬于誰？”和“現實中是誰的？”等問題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參見表2），無論在應然觀念上，還是在實然觀念上，“屬于職工”的回答分別以80%和77%的高比例占據榜首。這進一步表明，日本企業的所有觀是以職工為中心的含有其他利害相關者的觀念體系。（2）實際操作方面，日本企業中的經營者與職工的關系與歐美等國不同，企業職工進入公司時，沒有多少受雇之感，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很多人都能逐漸進入經營管理層，而且還是職工代表。在1990年對日本113名大企業社長進行的調查結果表明：作為社長支持的基礎，最需要重視的主體是職工（63%），其次是董事（18%），最后是股東（12%），可以認為，日本公司從實質上而言，已經變成了職工的財產。（3）最終受益方面，公司收入雖然首先要滿足投資者的利益，但全部余額則用于確保公司的未來發展和保證職工的未來利益，因此職工是最終控制者和剩余索取者。
（四）全面質量管理
正如日本科技聯盟理事長鈴江康平在一次管理者大會上所說：“我們國家什么也沒有，只有全面質量管理，我們一定要深入地推行和發展它，否則，我們在國際上戰斗的武器就丟掉了。”對于全面質量管理，日本學者狩野紀昭曾這樣解釋到：“它是指以質量保證為核心的經營管理。各部門和階層都必須在經營者的領導下，以日常管理（各部門管理）和各種職能管理為基礎，實行方針目標管理。”（1984）概括而言，就是全員參加、全員管理、全員教育。經過多年的積累和實踐，目前的全面質量管理又有了兩個新的趨勢：（1）向廣度、向普及的方向發展。表現為在全社會各行各業都開展全面質量管理；把銷售服務工作推進到產品使用全過程，考慮延長“包修期”，乃至考慮到“社會保險”；注重跨企業組織質量管理協作，這是因為日本企業從外部購入的零部件占到制造成本的一半以上，為了保證質量，企業間相互真誠的質量保證就極為重要。（2）向縱深、向提高方向發展。這表現為：重視加強產品形成早期階段的管理，把質量管理的重點放在設計方案、加工樣品、調整工藝流程等階段，事先把好關；注意生產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不搞形式主義、突擊生產、超負荷運轉；提高人的素質，進行普遍的質量管理教育，把人當成全面質量管理的核心，強調“把質量意識注入每位員工的血脈之中”。日本企業全面質量管理的推行，也為日本帶來了高質量的奇效。
五、結語
總之，日本質量管理的成功是文化傳統與制度創新合力的結果。經過上述討論，我們得出了以下兩點結論和啟示：（1）好的質量首先源自文化和制度兩個方面。一是文化，文化的傳統以及文化所產生的價值觀、世界觀和生活的態度，會對人的質量意識產生濡染，要想有良好的質量意識，必須有能夠培養忠誠、服從、合作、求精、敬業等觀念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則來自于制度，這里說的是正式設立的制度，而不是習慣和慣例，好的制度既能對人形成一種外在的控制力，又能對人形成一種激勵機制，日本質量管理的成功顯然是與政府規制、企業政策等制度離不開的。（2）好的質量又源于整體層次功能的發揮。日本質量的成功是宏觀政府規制、中觀企業制度以及深層文化傳統共同作用并且長期堅持的結果，從結構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因為任何一者的缺失都會影響到其他層次作用的發揮。這三個層次恰恰是有序存在、相互作用，共同推動了日本質量管理的發展和進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兩點的結論和啟示，對于正處在轉型時期、產品和服務質量問題十分突出的中國來說，無疑是值得借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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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文化的特征
個體團體來看,日本傳統文化的“忠”、“誠”的觀念和身份意識非常頑固。形成自己和團體的相互依存擁有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此為基礎,日本人是命運共同體意識。“忠、誠、義”的核心倫理體系日本人的理論價值觀表示:“忠”。“誠”是行為的評價標準。日本人認為履行義務是人生的最高任務。把追求幸福作為人生重大目標是不道德的行為。幸福僅僅是消遣,是否幸福以國家和家庭的評價為標準。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是職業中與日常生活中一定堅守武士階層身份出來的義務。其內容為義——“不害怕或沒有顧慮地大膽行事”、“堅忍不抜”的精神,仁——“同情心”、“禮”、“名譽”、“忠義”、“克己”。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精神被全體國民所景仰和得到靈感。“大和魂”成為島國的民族精神,武士道精神到目前為止一直都對日本人產生影響。
2.日本的傳統文化與企業管理制度的關系
沒有日本的傳統文化,就沒有其特有的企業管理制度。但如果說日本傳統文化決定了日本企業也是不確切的。客觀的說傳統文化對企業制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日本文化在日本企業之前生成。與自然的變遷不同,日本企業的管理制度是強制性的制度移植。因此,企業制度和文化之間有關系也有區別。因此,日本文化的特性決定了日本企業制度的特性。然后,雇傭制度,產權制度、企業合并制度、經營制度、分配制度、企業家精神的背后是日本傳統的“家”的觀念、獨特的“繼承”的思想,團體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武士道精神等文化觀念浮起。這一傳統文化對日本近代企業制度的形成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3.日本的傳統文化對企業管理制度的影響
關鍵詞:武術發展;文化本質;武術本體
中圖分類號:G85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 號:1007-3612(2010)08-0142-03
A Cultural Theoretical Review on the Essence of Wushu
ZHANG Fe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 an 250014,Shandong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ultural essentialism in the framework of dialectical materia 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from an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and the the ory of subject and object, the thesis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Wushu, gives a phi losophical insight into the essence of Wushu, and explores the self-discipline t heory related to Wushu. The study represents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th edevelopment of Wushu, thu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an d dissemination of Wushu. The thesis concludes: 1. Wushu is a kind of “cultur alcarrier”, which is in nature a kind of human activity that involves defendingand attacking consciousness with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 Wushu cu lt ure is the “personalization” of defending and attacking consciousness, and a f orm of existence of those who perform Wushu. 3. The objective of Wushu study i sto explore the “self-discipline theory”; the study of Wushu culture should see k the “original point” of Wushu, turning Wushu into a tool with physical reali ty, so that Wushu can be promoted on a material foundation rather than just by w ord.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Wushu;cultural essence;noumenon of Wushu
從傳統中走出的武術,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沃土中誕生并茁壯成長,汲取了中國傳統文化 的甘露和營養;在新時代的背景下,武術又在新的文化氣象中沐浴和洗禮。在全球化成 為當今時代最為顯著特征的時刻,武術已經站在了“古今中外”的峰巔浪尖之上。 所謂的“古今”就需要解決“繼承和創新”,所謂的“中外”就要思考“文化的沖突與融合 ”。隨著國家對文化研究與文化產業的重視,從“文化”視野研究武術的浪潮愈演愈烈。本 課題從文化學視角對武術是怎樣的文化、承載著怎樣的文化?怎樣建設“武術文化”? 為武術繼承與傳播提供理論依據,從而探PWV 武術運動的發展之路,弘揚民族文化。
1 研究方法
1.1 文獻資料法本研究以文化本質、符號學、語義學、民族學、主體性需要、本體論、價值論等為關鍵 詞在中國知識資源總庫查閱收錄相關文獻。
1.2 專家咨詢法本研究通過電話、書信、面談、(或E-mail)等方式咨詢有關文化學、符號學、語義學 、哲學等方面的專家,對本研究的思路及方法等進行咨詢及訪談。
1.3 邏輯分析法和系統辯證的思維方法
2 武術的文化學思考
文化是“什么”?什么是“文化”?什么是 “傳統文化”?武術是怎樣的文化、承載著怎樣的文化?武術的“傳統文化”是怎樣的?建 設怎樣的“武術文化”?怎樣建設“武術文化”?這是本研究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2.1 文化概念的界定概念是任何理論大廈的第一塊基石。文化的概念是任何探討文化問題的研究者所必須面 對的首要問題。關于文化概念的界定可謂眾說紛紜,不同的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選擇 或者提出”也必須“選擇或提出”對文化的不同概念。本文所選擇的文化概念是以各種民族 的、區域的、世界的文化形態出現的,它的本質含義是自然的人化[1]。“百花齊 放,百家 爭鳴”是中國的一貫文化政策。在“文化花園”中贊同或提出文化本質是“自然的人化”觀 點的文化學者也是為數不少的,龐樸說:“文化本質是人的本質的展現和成因。李權時主張 :“文化本質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社會實踐的產物,人類活動方式的總和。”武術作為 體育項目,在人體運動中是人們認識自身、認識社會、認識自然的實踐活動結果,從文化的 本質內涵來看,勿庸置疑,武術是“文化”。
2.2 傳統文化視野中的武術《中國文化研究二十年》從語義學及其民族學、文化學的角度來詮釋傳統,指出:“從 語義學的角度講,傳,是指前人‘以傳示后人’;‘統,繼也’,是指后人承續前人;因而 所謂傳統無非是人類社會生活中前后相承、世代相繼的東西。從民族學、文化學等學科的角 度講,這種傳統乃是某一地區或民族由其歷史延續積淀下來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觀念、思 維方式、倫理道德、情感方式、心理特征、語言文字以及風俗習慣等等的總和[1] 。”
武術代表著一種文化現象、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特征(或稱基本精神),但是, 傳統文化作用的“兩重性”又給武術文化研究以警示。武術是“中華悠久文化的組成部分” ,從中國傳統中誕生,無疑打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浩如煙海的傳統文化世界,武術所 承載、體現的傳統文化又該從何處著手進行描繪?武術講求形神兼備,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 對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認識,而且,文化是人創造的,文化又塑造著人[3] 。因此, 就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三者而論,武術、中國傳統文化找到了共同的結合點。本 文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形神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天人關系”、“義利觀”與 “人與人的和諧”等方面的認識出發,一邊探尋“民族自信心”,一邊“深入剖析本民族文 化的不足[4]”,為武術文化尋找“繼承與創新”之路。
2.2.1 “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天人合一”“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是中國古代哲人們的最高追求。但是,需要時刻注意的是 ,“天人合一”畢竟從傳統中走來,傳統文化作用的兩重性理論是不能忘記的;“天人合一 ”是個歷史、具體的詞匯,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它的涵義是不同的。正如編著中國哲 學發展史的任繼愈先生所說的那樣:“不要給古人穿上時裝,把今天理解的東西強加到古人 的頭上”。本文首先對“天人合一”的內涵進行闡釋,再把其中所蘊涵的在今天仍然還有著 價值、意義的“人與自然的和諧”進行解釋,最后闡釋武術所蘊涵的在“人與自然的和諧” 基礎上的已經賦予新的解釋的“天人合一”理論。
本文認為理解和辨析“天人合一”時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其一對人的認識 ,人既有自然屬性又有社會屬性,在現實關系上,人的本質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其二, “人類社會與自然不是同類的(馮友蘭語)”,承認人類社會的物質性和把人類社會等同于 自然,用自然界的規律、現象來解釋社會現象,這是標準的“舊唯物主義”。“ 舊唯物主 義理論失誤在于簡單的還原論。他們把社會、人簡單地還原為自然、動物、機械性試圖用原 于論、機械論來說明社會,這種方法缺乏科學性,因而沒有說服力和理論力。換言之,舊唯 物主義用自然實體、自然因素、自然規律來解釋人類社會。[5]”
本文認為,武術需要繼承的是“物質的自然”之“天人合一”。武術中許多拳種如少林 拳、形意拳、象形拳中蘊涵著“人與自然和諧”的情趣和理念。這就告訴武術練習者,人是 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類社會的物質基礎,人與自然應該和諧相處。這就使“天人合一 ”這一觀念在“武術”文化載體上得到了充分體現。
2.2.2 “人與人的和諧”與“義利觀”“人與人關系”分為“人與他人的關系”和“人與社會的關系”。對“人與人的關系 ”的觀點,中國傳統文化是以“義、利”等范疇來表述的。“義、利在傳統的社會中含義很 多,大體說來,義是指主體在行為活動中確立的神圣不易的最高原則、追求善這種最高的道 德價值,代表著社會人生中那祟高莊嚴的價值與境界;利是指主體在行為活動中達到的預期 目的、獲得的實際效果,代表著社會人生中切近而現實的價值與境界[6]。”儒家 的“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就是中國傳統中對“人 際關系和人與社會關系”的最為典范的觀點。從社會的角度講,“義”是指國家利益為重, 個人利益為輕;從人際關系來講,“義”是以他人利益為重,所謂“舍己為人”為“義”; 從個人角度來講,“義”指重視精神利益、以物質利益為輕。這是中國傳統儒家的“義利觀 ”。當然,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重利”的言論。武術的健身理論也同樣能夠為“人與人的 和諧”服務的。武術所追求的“系統健康”與“人與人的和諧”是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關 系。
以上闡述了武術作為文化載體所體現的傳統文化的幾個方面,并以對傳統文化的雙重作 用的認識為基礎,對武術承載的傳統文化時所應該注意的事項與問題進行了簡要說明,目的 是闡述武術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定位”。
2.3 傳承武術文化的思考“文化的存在下去――發展”是文化研究的最終目的,武術文化研究也不例外。找到了 武術本體所在――“人體運動”,不把武術的“人體運動”運動下去,肯定不會有武術健身 文化的傳承,但是,僅僅是把這種“人體運動”運動下去就是能夠傳承武術健身文化了嗎? 現代語言符號學,把人體動作作為一種符號進行研究。從符號學的角度,武術的人體運動作 為一種符號的確蘊涵了中國傳統文化。但是,符號學認為“符號是構成意義世界的東西,而 不是世界本身。”同樣的一個人體動作也可以解釋成不同的意義世界。
那么,如何傳承武術文化?
武術文化的傳承離不開“人體運動”。武術是文化的載體,這個載體是以“人體運動” 為基點的,離開“人體運動”就找不到文化的蹤影了。“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如果把武術的“人體運動”看作是“器”,把武術蘊涵的健身文化看作是“道”,那么這 “道”需要“學習和體悟”。對具體的練習者而言,“學習和體悟”是傳承武術文化的基本 途徑。“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所有學科的共同要求,傳承武術文化需要進行“人體運動” 來“體悟”它的文化內涵。
3 武術本質理論研究
作為一種中國傳統體育項目,武術的誕生可謂源遠流長,在武術傳遍全球的今天,武術 學得到日漸成熟和完善,但是把武術納入現代武術科學的視野,卻僅僅是近幾十年的事情。 武術概念問題,即,回答“武術是什么?什么是武術?”的問題,這就是武術的本質理論, 因為,只有弄清“武術是什么”的問題,才能夠知道“如何傳承,傳承什么”的問題,才能 夠懂得“如何以武術為載體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使這一優秀傳統精神得到繼承”。
3.1 “武術本質理論”釋義在武術學中,“武術是什么”的問題,是整個武術學科的“原點”。明確了“武術是什 么”,就能明確武術學研究什么,就能懂得怎樣研究。
簡而言之,武術學是以武術為研究對象的學科,研究的應該是武術自身的規律,尋求的 是武術的“自律理論”。[7]
武術本質理論研究的終極目的是,“通過對武術本質的哲學思考”,奠定武術學科大廈 的第一塊基石。所謂“武術本質理論”研究,就是對探尋一切作為“武術者”的終極存在, 是對“武術是什么”的終極追問[8]。
3.2 武術本質理論的探析既然確認了以“武術本質”為尋覓目標,那么就要拿起開辟探尋道路的方法與手段,踏 上尋覓的征程。武術本質理論探尋,是以尋覓“武術自律理論”為目的,以通過“習武者” 的理性思維方法認識“武術是什么”的過程。
3.2.1 武術本質――人體運動本文從三個不同視角探尋武術本質。一是來自舞蹈學的啟示;二是從武術自身的理論研 究中;三是武術概念的所歸“屬”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呂藝生在《舞蹈學導論》中,以尋找舞蹈的“自律理論”為 目的,通過列舉以魯道爾夫?拉班和吳曉邦為代表的舞蹈家們的“自律理論”,最終把“舞 蹈本體”集注于“‘人體運動’這一根本運動形態上”。 武術史研究中,在論述其起源時 ,認為“武舞同源”。
把“武術”作為研究對象,并成為一門學問后,它的理論研究范圍是圍繞著武術本質在 展開著。提到“武術”,懂得一點武術知識的人,腦海中肯定會浮現幾個“踢打摔拿擊刺” 的影子。縱觀博大精深的武術,無論是徒手還是器械,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這個“武術自 然”都落在了“人體運動”上面。
形式邏輯學下定義方法是“屬+種差”,定義所表述對象的上一層“所屬”,通常認為 ,武術被“歸屬”于“體育項目”。因此,我們可以從對“體育”和“文化”本體的論述中 尋覓武術本質。
宋震昊在《“體育”本體論(三)體育的本體和哲學矛盾》[9]一文中用“更加 簡約、更 加自由”的“本體”來表達體育的本質――“身體運動(physical activity)”。把武術歸 屬于“體育項目”,就是標明“人體運動”同樣是武術本質最終落腳的“物理實在”。
3.2.2 武術本質――“攻防技擊意識”“技擊”,更為準確地說,應該是“攻防技擊意識”,是眾多武術研究者承認的武術本 質特征。同樣是一個雙手舞花棍的動作,三歲孩子手拿小木棍也有可能做出舞花棍的動作來 ,他可能只想模仿直升機螺旋槳的轉動,而沒有任何“攻或防”的意識,那么這個動作就不 是武術動作。武術概念一般表述為“以技擊動作為內容,以套路和格斗的運動形式的民族傳 統體育項目”。無論哪種運動形式,套路、格斗還是基本功,其共同點就是必須寓有“攻防 技擊意識”。就像無論多么精美的書法藝術,必須把墨汁書寫在紙上,必須把書法寄托的豪 情壯志落在“一筆一劃”上那樣,武術所特有的攻防技擊意識,只有同“一招一式”、“一 拳一腳”的人體運動相結合,才稱其為“武術”。搞書法的人空談書法文化與理論而不能見 之于筆端,搞武術的人空談武術文化與理論而不能見之于拳腳,這都不算真正的“××家” 。[10]
3.3.3 武術運動的可持續發展武術在中華的大地上誕生、成長,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帶有攻防技擊意識的人 體運動文化,是中華各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她沉積在中華民族文化中數千年,打上了鮮明 的中華民族的印記。這種鮮明的中華民族特色,使得武術的傳承與推廣擁有了“弘揚民族文 化,傳承民族精神”的價值與作用。[11]
4 “將武術運動下去”
文化本質理論認為,“在最一般的意義上,文化是人類在改造世界包括改造 人自身的對象性活動中所展示的,體現的人的本質、力量、尺度的方面和成果”。 “文化 是人所創造的、為人所特有的東西,一切文化都是屬人的。”“文化是自然的人化。”在這 個意義上,可以說,“武術文化是‘武術自然’的‘武術人’的人化”。人的對象性活動就 是一種實踐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講,武術作為一種文化的存在,武術發展就是“武術人”進 行的一種“可持續的實踐活動”。
5 結 語
綜上所述,武術是“文化載體”的外在表現形式,實質上是帶有鮮明中華民族特色的攻 防技擊意識的人體運動;武術文化是“習武人”對武術中攻防技擊意識的人體動作進行的“ 人化”,是“習武人”的一種存在方式;武術學研究的目的在于探求“自律理論”,武術文 化的研究應以尋找武術自身的“原點”為出發點,使武術成為“物理實在”意義上的工具, 使得民族文化的弘揚有了“物”的依托,不再是一種口號般的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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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傳統文化課;教學改革;新文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30-0236-02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過去,構成的就是這個民族、國家的傳統,傳統文化。了解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以史為鑒,是必要的。也因此,《中國傳統文化》課的教學目標,被界定為“向大學生們展示中華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史上創造出的燦爛的古代文化成就”,以期增進“一個民族的社會成員、尤其是年輕成員對本民族的向心力”,使他們具有“深刻的愛國情懷”(陳廷湘《中國文化》前言),照理說,這是非常正確的。不過,如果從學生角度來看,這就意味著學習傳統文化,只是為了回到歷史,回到過去,而不是立足于自身的需要,立足于當代的需要。因此,這門課的價值和意義離自己太遠,空泛不實際,學習的積極性和興趣也就不高。這是學生的錯嗎?其實,學生也是懂得“鑒古以知今”的,學了知識,對自己總有用,他們這樣想并不是過于功利。然而表述迂回,目標不具體不明確,到底還是會打擊學習自覺性的。
最關鍵的是,把傳統文化課的學習定位為了解過去,很容易讓教師把課堂講授變成單純的羅列、介紹。既然中國的歷史那么悠久,文化有那么豐富多樣、燦爛輝煌,那就像開店鋪那樣一一陳列展示,加以說明;于是駁雜渙漫,不分輕重,結果是事半功倍,費力不討好。學生呢?雖然也驚嘆于傳統文化的豐饒精深,但也就止于驚嘆而已。他們會覺得,那都是過去,而我們現在卻似乎在走下坡路,走到了死胡同,什么都不如人。炫耀過去有什么用?
那么當我們把傳統文化的學習目的直接指明為“了解我們自己,認識我們當代的社會”的話,情況會好得多。我們知道,“人逃不出歷史的掌心”,人是歷史的產物。要理解“我們是誰?我們為什么這樣?”之類的問題,就必須回溯歷史,到傳統中尋找答案。如此一來,龐大駁雜的傳統文化,該講哪些,可以不講哪些,就比較明確了。這是就教師而言。就學生而言,由于本就生活于這個文化中,本就是中國人,對我們自己,對社會,到底也還是有所了解有所認知的。追究自己何以是這個樣子,對于他們來說,就很有意思,很有必要。這樣,學習的積極性自然會高漲。
是的,如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了解歷史,學習傳統文化,必須立足于當代,立足于我們自身。《中國傳統文化》課的教學指導思想,必須首先確立于這一點上。
高校教師,既是教育者也是研究者。對于中國文化的本質,我們更應該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事實上,文化雖然包括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或加上制度層面),但動物未有文化而人獨有之,說明文化其實是根源于人的精神需要。任何文化產品都是負載著人的精神理念的,在根本上,文化是人的精神產品。由于作為人的精神所在,人的意識領域包括的內容,按一般的劃分,就是知、情、意三部分(也有論者把“意”歸并到另二者中,于是人的意識就只是“知”和“情”兩大塊),那么,這樣來劃分,一種文化,要么是偏于認知,要么是偏于情感,或者是兩者交雜。如果我們認為,西方文化屬于理性主義文化,則中國文化則屬于情感主義文化,是以情感為本位的。情感本位,是中國文化的本質和內核,是貫串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的紐帶,因此也是我們講授傳統文化這門課的邏輯主線。
把中國文化的本質界定為情感本位,對不對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體。儒家創始人孔子,“述而不作”,努力要恢復三代的禮制(老莊的道家說返璞歸真,回歸自然,也是指向三代。當三代這種理想社會消失時,儒家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努力去恢復;道家則失望而消極對待現實。儒道其實有相同的社會理想,只是話語方式不一樣而已)。而三代其實就是以血緣為基礎,以家庭為單位構建的部落社會。在這樣的部族社會中,人因為有血緣關系,有自然的人際倫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情感關系,所以也就相親相諧,民風古樸,社會安寧。“儒學”也稱“仁學”。所謂“仁”,按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就是“二人”。孔子又說,“仁者愛人”。這就是說,孔子所肯定的社會,以及社會中理想的人際的關系,就是人與人都相親相近,就是要通過用情感來維系人際間,建立起和諧幸福的世界。而當儒家思想一當建立,特別是成為統治意識形態,而且也使統治行之有效之后,以情感為內核的文化,于是也就牢固下來,并不斷延續下去。問題只是,這種內核,越來越隱蔽(人口擴大、社會發展使得人與人的關系變得更多樣更復雜了),以至人們都注意不到了。但文化的情感本位主義,即使在今天也依然體現著――通常我們說中國人喜歡講關系,講人情,甚至是江湖義氣,這不就是極好的注釋嗎?
以情感為本位,在中國的傳統禮俗,中國傳統文學、音樂和繪畫藝術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在中國古典哲學美學中也是如此(宋明理學作為中國傳統哲學的高峰,由于其鼓吹“存天理滅人欲”,主張以理抑情,很容易讓人誤認為它不屬于情感本位而是理性主義的。但其實只要明白宋明理學諸人其實都是承孔子之衣缽,是在解釋和闡發儒家仁學,這種誤讀就可消除),甚至在傳統的教育制度、官宦制度上也沁潤良深。因此,把情感本位界定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將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課程的講授的邏輯線索,是可以成立的。對于學生而言,通過學習了解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最后能夠認識到自己文化的這一本質特征,就是一個很大的收獲。因為達到了這一點,也就實現了前面我們說的“了解自己,認識我們的當下處境”這個目標。
必須要讓學生明白,了解和學習傳統,不是為了回到過去,按舊的方式來生活。社會現實是向前發展的,一切都不可能停滯,更不可能回頭;文化也是動態的,永遠處于運動變化之中。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課,不僅是要在認識和了解我們傳統的基礎上,達到對我們自己,對我們這個社會的認識理解,更要在此基礎上,不斷進行更新和發展文化,構建起適合于我們當代世界和未來發展需要的新文化。簡單地說,中國傳統文化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新文化的建設。
既然每一個“現在”都是“過去”的延伸,既然我們都是歷史的產物,那么,這就意味著傳統不僅塑造了我們,而且這傳統有適合于我們生存的東西。而同時,文化作為一定時代和環境的生活樣式,當環境和時代變化時,它的適應性就會有問題。對傳統的所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或“批判地繼承”,說的無非就是保留對我們依然有價值的方面,舍棄其中不再適用的觀念、取向或行為方式。問題在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哪些是它的精華,哪些又屬于糟粕?我們要繼承哪些東西,又拋棄哪些東西呢?這就有需要辯明的地方。
以情感本位為本質的中國文化,肇基于遠古時代以血緣為紐帶形成的宗族社會。人與人之間因為有血緣關系,所以情感相依,親近團結,社會和諧。又因為血緣家族中存在年齡級差,因而有上下尊卑的格序;這種尊卑秩序被延展放大到全社會,于是形成了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等級關系。同時,個體的價值和權利也在這種尊卑格局中被淡化了。缺少個性,缺少生動活潑的個體,是中國傳統時代的基本生命狀態。由于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化,于是做什么都講關系論交情,喜歡小圈子抱團,把情凌駕于理之上,所以傳統中國人往往原則性不強,也缺乏公平正義的信念。公共領域不健全,公共事務無人管。這種種弊端,直至今天的中國社會,也還普遍存在。這些現象,為我們所深惡痛絕,也認識到是傳統中固有的因素,所以很多人主張徹底否定傳統,雖然顯得極端,但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
關鍵詞 武術 武術文化 傳統文化
一、前言
中華武術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剝離與凸顯出來的民族體育文化形式，根植于中國特有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土壤。它除了具備文化特點之外，自己擁有獨特的內涵和民族文化特征。一方面，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中華民族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另一方面，作為一種體育運動形式，有著巨大的健身價值。因此從中國傳統文化內涵中研究、分析、提升中華武術的本質特征， 體現完整的精神實質 ，正確把握武術運動的發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武術運動的特點
部分體育項目只注重人體機能的鍛煉，強調通過鍛煉把人體機能提高到“更高、更快、更強”的水平。而武術在注重鍛煉人體機能的同時，還強調對人的思想精神方面的修養。如果把人的各種鍛煉作一個簡單的分類，可劃分為“內練”和“外練”兩種。外練，即是對人的機體功能的鍛煉和提高；內練，是指對人的學識、品德、思想、意識方面的鍛煉和提高。這即是對傳統武術的一個較為完整的認識。
三、武術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聯系
武術萌生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其發展與演變過程帶著顯著的傳統文化烙印。中國傳統文化以儒、道、佛為哲學基礎，這些哲學思想蘊含在武術搏擊理論及實踐運用中，同時也形成了歷代武術家個性氣質的思想基礎，像道家的柔靜，修身養性，凝神靜氣，提倡以人與自然為核心，以無為、虛靜、自然為主旨，注重人與天的和諧。佛家講究調心、調身、調息，主張明心見性，重在“頓悟”。儒家倡導以人與社會為核心，以禮制心，注重內心的修養與社會實踐等。
（一）武術文化的歷史性、地域性
武文化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客觀上存在由萌芽、成長、壯大的歷史過程，其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是其主要來源，例如產生于春秋戰國時期的“老莊”學說，華佗五禽戲及河圖洛書等古代文化是構成武文化的主要基石。武文化從上述文化土壤中萌芽產生，并在武術活動實踐中不斷總結升華為專業性武術理論，隨著武術運動的不斷普及而不斷發展起來。
由于各地生活方式，社會環境差異，再加上傳統武術門派觀念的影響，使得武文化有了明顯的地域性特點。如：維吾爾族古老的高空走繩就是輕功的一種形式；再如蒙古族的摔跤，哈薩克人的騎馬叨羊等，無不充滿了濃郁的地方民族特色，這些地域差別導致了武文化鮮明的地域特點。
（二）武術的文化內涵充滿了樸素的中國古代哲學思想
武術理論受中國哲學影響較多。由于東方哲學和宗教傳統總是傾向于把精神和身體看作一個整體，因而東方發展出大量的從身體方面來解決意識的技術是不足為奇的。《易經》 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頭。武術文化也大量滲透《易經》的思想。《易經》指出世界上萬事萬物神奇莫測的變化均為陰陽對應所使然。由陰陽對應觀念，衍生出了一系列對應概念：動靜、剛柔、虛實、開合、內外、進退、攻守等等，此一系列描述事物變化的原理，被極其廣泛地運用于各個拳種、門派的武術理論之中。它們所代表的諸多對應的不同組合，及其對立與轉化的種種變化，構成了中國武術的極為豐富、色彩各異的多種技擊原理和方法。
（三）武術的養生功能與道家的養生理論
“練精化氣，練氣化神，練神還虛，練虛合道”，是典型的道家氣功修煉路線。注重“氣”的練養，使既能強身，又能御敵，便成為后世武術發展的一個基本趨向，其最高成就便是舉世聞名的太極拳的問世和推廣。作為民族傳統體育的武功，不僅表現在技擊威力上，而且表現在強身延壽的特點上。只有內外兼修的武功才是練武的正路。只有這樣，才能使練武者受到受益終身的效果。
四、結語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滲透，特別是希望武術進入奧運會的今天，挖掘武術文化的內涵更具有現實意義。總之，沒有傳統文化就沒有傳統武學，就沒有中華武術。正是由于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才造就了中華武術的玄奧神奇，才稱之為瑰寶。才有中華武史的燦爛，武俠的傳奇。進一步認識傳統文化對武術的影響，繼承傳統文化是發展中華武術的基礎和前提，發展中華武術是弘揚傳統文化的方法和手段，從而確保武術的文化內涵、本質特征和民族特色。武術在傳統文化的支持下，必將得到長足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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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 廣告創意 民族文化
中華民族自古以寬廣胸懷借鑒和融合著外來文化及文明的精華。我國傳統文化是廣告創意的一大重要來源，包括圖形、文字、民族音樂、民族戲劇、曲藝、國畫、詩詞歌賦等。中國傳統文化是幾千年的歷史積淀出的民族智慧,它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融會了中國各民族文化,同時也吸收了道家、墨家、佛家的思想。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曾創造過輝煌,中國傳統文化是以人為本的人文道德文化,重倫理是它的核心和特點,注重道德修養和理想人格的實現是它的本質內涵。
中華民族喜歡運用直觀的思維方式思考問題,不偏不倚,追求中庸。同時,中國人缺乏冒進心理,總是平穩行事,不習慣驚險刺激的文化品位。中國人民置身于傳統文化的氛圍中,其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審美意識乃至話語、行為等無不受到這種文化的影響,人們對信息的理解、接受也常常受到這種文化的制約,講求誠信,自謙、尊老愛幼,追求真、善、美,重禮儀、講情感的核心價值至今對世界有著極大的影響。
儒、道、佛是構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在歷史上，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主要由儒、道、佛三教所支配、所決定的。今天，儒、道、佛依然對中國社會文化生活有著廣泛的影響。
作為一個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其文化傳承性決定了現代廣告不可能割斷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聯系。儒家文化對中華民族傳統文明影響深遠，在整個中國文化、思想、意識形態、風俗習慣上，處處可見到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印痕，可以說在中國，無論什么人，無論他受過多少種文化的影響，都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
1、儒家文化對廣告創意的影響
儒家人生哲學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求上進，講現實。儒家是現實主義者，追求現實的道德永恒價值和現實生活中的理想人格。孔子一生罕言利、命，不談鬼神，總是教導弟子們在現實生活中學習、進取、奮斗，教導人們有意義地度過自己的一生，對人生采取積極有為的態度。中央電視臺文藝頻道的形象廣告《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就是鼓勵人們敢作敢想，去追求理想的人生；中國移動通信公司的《我能》篇以奧運健兒決勝自己的事例，強調了個體發揮主觀能動性，最終戰勝自己獲得成功的能動精神。而現在很多運動品牌都有這樣的趨勢，像匹克的“我能，無限可能。”這與國際品牌耐克倡導的“想做就做”真是不謀而合。
2、道家文化對廣告創意的影響
自然無為是道的本性，也是天、地、人的本性。人法天地，天法自然，天地人都應自覺恪守自然之道。
“道”在老子眼中是一種廣大無邊的客觀存在，是一種自然狀態，恒久不變，宇宙萬物由道而生。莊子強調人的精神追求絕對的自由，在《逍遙游》中追求的“無待”就是希望從世俗形象世界的羈絆中解脫出來，與外物融而為一，與天地精神往來，獲得精神的絕對自由。時下流行的休閑文化，其價值觀念的本質追求和這種“逍遙游”的心靈境界的追求是相適應的，受影響頗大。
由韓國影星李英愛出演的“農夫茶”廣告片向受眾發出“好水，好茶，好人喝”的訴求點，將水、茶、人三樣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由一條內在的聯系放在一起，體現了人、自然與社會的和諧統一。白沙集團的“鶴舞白沙，我心飛翔”以及大紅鷹集團的企業形象廣告也深化了“天人合一”的主題思想。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國銀行形象廣告的竹林篇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止，而后能觀，竹動、風動、心動，有節，情義不動。知止是指明確原則，掃除妄念；有定是指站穩立場，堅定不移；能靜是指動機純正，心不妄動；能安是指身心安詳，從容有度。
3、佛教禪宗文化對廣告創意的影響
所謂禪宗之意境，最終達到了悟、實現“無我”的禪境，那時早已剝離了事物的現象，洞悉了事物的本質，本體和現象已不是兩樣對立的東西， 本體的實象已不是兩樣對立的東西，本體的實在，即在于現象的不實在之中，這是思想上、精神上至高無上的境界。這樣的境界。這種境界從某種意義上為現代廣告作品的表現提供了精神境界追求方面的現實借鑒意義。廣告作品如何通過變幻不已的現象來透視本體，正是當今廣告人所苦苦思索的問題所在。這種“意境”，就是作品形象中所蘊藏的情感和理智，也是創作構思時的自由無羈。廣告作品本質上是一種帶有一定功利性的藝術作品，隨著人們審美能力的不斷提高，廣告作品也日益講究意境方面的追求，讓廣告作品在意境方面借用禪宗的這種意境以擺脫其單一的功利性追求，從而使作品具有更高的情感、哲理方面的已經追求，以融合人們的智慧，啟迪人們的智慧，作品不是更優秀，更符合現代人的審美觀嗎？例如汰漬洗衣粉的“遠離塵世”的廣告創意，借用尼姑、和尚的形象，把禪宗的“塵”同灰塵的“塵”相結合，運用佛教禪宗文化對人們的影響，達到了一個很好的廣告創意。
4、結論
廣告是商品促銷的重要手段，同時，廣告也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是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廣告創意的過程是一種復雜的思維過程，它與民族文化密切相關，廣告作為一種大眾的消費文化在推動社會發展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不同民族的價值觀接受不同的廣告創意，不同的廣告創意則孕育著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經過儒、佛、道文化兩千多年的熏陶，形成了中國人獨特的文化心態，并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它包含有民族的性格、民族的傳統文化價值、民族的本質文化精神。中國傳統文化是以人為本的人文道德文化,重倫理是它的核心和特點,注重道德修養和理想人格的實現是它的本質內涵。廣告中的傳統文化可以展現中國的軟實力并體現了和諧文化的思想。所以現代廣告要有效地影響顧客的文化性消費心態，讓中國廣告走向世界，就需要從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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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歷史悠久；中國特色；產品設計
中圖分類號：J5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08-0072-01
一、中國傳統元素的思考
作為中國傳統符號，應該是積極向上的正面形象，應該是能夠體現中華精神的元素，同時還應該是反映中國文化本質的符號。
第一，在思想上，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就得先深入學習中國傳統思想，中國人的儒家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和諧、中庸、忠孝禮義”這些都是中國人一直崇尚的哲學思想，傳達了中國人對真善美的追求，體現人本向善的精神本質。
第二，在形式上，漢字、斗拱、宮燈、圖騰、皮影、白鶴、四圣獸、祥云、陰陽等，還有天圓地方的造型，呈中軸線對稱分布的布局，都是一些能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符號。
第三，在色彩上，每一個民族都有屬于自己獨特的色彩情感，人們對于顏色的理解通常是跟民族的和神話故事聯系在一起的，比如中國紅就是趨利辟邪歡樂喜慶的象征，而中國的綠色也有獨特的意蘊。因此，顏色是有符號特性的。
第四，在裝飾樣式上，中國傳統紋樣的裝飾不僅僅只是表現審美更多地是體現在特定的時期內文化環境，這就要求我們在學習應用和借鑒裝飾的時候要透過現象看本質。
所以說，中國元素并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符號，而是一些具有中國深遠文化意義的符號。
二、產品設計中的傳統符號
第一，產品設計要求將美觀與實用功能完美的結合起來，運用現代的設計手法將傳統的文化符號合理的變形和融合就可以有效實現設計文化的延續性，同時又不失現代感。
第二，一個產品如果能夠取得成功，那么一定就是生動傳神的設計，一定是能夠體現一定的文化內涵的設計，也一定是能引起人們某種情感的共鳴而這種內涵通常就是一種文化的東西，一種能喚醒人內心深處記憶的東西，也是一種象征傳統意義的符號。
第三，中國傳統符號講究圖形的虛實關系和審美裝飾性，而產品設計同樣也講究結構地均衡和統一，形式的連貫和呼應，產品的設計形式同樣也可以從傳統符號里面找到靈感。
第四，傳統文化的符號通常是看起來簡潔而實際意義豐富深遠，運用傳統符號將產品進行重新設計，以傳統而又不失現代時尚的構成方法，創造出人文化時尚化的產品。
所以產品中的傳統符號應該是一種現代與傳統的整合，是意義與形式的統一，而不是部分設計情況和內容胡亂地把傳統文化的形式硬塞在沒有對應意義的產品身上去。
三、傳統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應用
首先，中國文化里面有很多傳統元素，但并不是每一種元素都可以應用產品的設計中來，所以在應用傳統文化符號時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而要結合不同的設計背景和意義，合理選擇適當的元素。
其次，產品的形式與功能是相互統一的，有很多傳統形式已經無法承載現代產品的功能，所以在進行產品設計時，應該打破傳統形式的束縛，在不改變傳統文化實質內容的前提，融合現代社會流行的時尚元素，創造出新的傳統符號形式，這才是傳統符號應用的本質所在。
最后，作為中國元素應該是中國所特有的，它是一種能夠被識別和記憶的，讓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國的設計。所以，在經濟全球化文化交融的時代背景下，產品設計要想在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就必須體現本土化的特點和創新，既要讓世界都認識和接受中國文化，同時也要保留文化的精髓不斷地用現代方法進行創新。
四、總結
隨著中國2008年奧運的召開，對中國文化的繼承、發揚和對中國元素的發掘已經提升到了不可忽視的地位。對于產品產品設計而言，遠不止運用色彩和造型這么簡單，還需要順應時展趨勢，結合我國受眾心理，從過去對功能的滿足進一步上升到對人的精神關懷，繼承、重視和發揚中國文化，在設計中融入文化，增加產品的文化附加值，那么中國的產品設計也必將會輝煌于世界。作為設計師應該正確認識我們的傳統文化、傳統符號，我們應該在進行創作時，也應從我們自身的傳統文化中吸取豐富的素材，創造出屬于中國式的現代設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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