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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貿易開放；水環境污染；要素稟賦效應；污染天堂效應；動態面板數據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16）03006408
一、問題與文獻回顧
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繼續快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從2000年的99 214.6億元增加到了2012年的518 942.1億元。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中國的對外貿易飛速增長，從2001年到2012年的12年間，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名義值年均增長39.9%。伴隨著中國貿易開放度的提升，由貿易引致的環境問題逐漸得到了人們的重視[1-3]。以水污染情況為例，中國2001年到2012年的12年間，廢水排放總量增長了92.9%①。很多學者的研究證明，貿易開放與近年來中國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之間存在顯著關聯，而且，自由貿易加速了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4-5]。因此，貿易開放對環境污染在何種程度上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便成為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也必然是相關宏觀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據。
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認為，經濟增長將會受到自然資源和環境污染的約束而不能長期持續，人們必須降低經濟發展的速度，以保護賴以生存的環境[6]。然而這只是理論分析，并沒有得到實證的檢驗。直到20世紀90年代，全球環境監控系統（GEMS）為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的關系的實證研究提供了數據基礎。Grossman和Krueger首次以SO2和煙塵的排放為例，指出了污染物與人均收入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即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并將貿易開放納入模型之中，提出了貿易開放對環境污染影響的“規模效應”、“技術效應”和“結構效應”[7]。后來，Copeland和Taylor通過構建南北貿易模型，完善了貿易與環境關系的理論研究[8]。然而，關于貿易開放對環境污染的影響方向，迄今為止仍存在很大爭議。目前被大部分學者所支持的理論框架是由Antweiler等提出來的，認為當其他因素不變時，貿易自由化對環境的影響取決于國家的類型，并依賴于該國的比較優勢，即貿易自由化與污染排放之間并非單一的線性關系[9]。Antweiler等的理論框架包含了一個以比較優勢為理論基礎的“要素稟賦假說”，以及一個“污染天堂假說”（Pollution Havens），進而代表內生環境規制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要素稟賦共同決定貿易模式。要素稟賦假說認為，貿易自由化會使資本要素相對豐裕的發達國家的環境惡化，而勞動要素相對豐裕的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將會得到改善。污染天堂假說則認為，人均收入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會具有相對寬松的環境政策，使得他們在污染密集型產業上具有比較優勢，而人均收入較高的發達國家的環境政策相對嚴格，在清潔產業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貿易開放將導致發展中國家成為污染密集型產業的避難所。
針對以上情況，國內學者也展開了大量貿易與環境問題的研究。包群和彭水軍利用1996-2000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研究了貿易開放對六類污染物排放的影響，發現針對不同的污染物排放，其影響方向和效果有所不同[10]。李鍇、齊紹洲利用中國1997-2008年30個省市的面板數據，考察了貿易開放與中國CO2排放之間的關系，發現在CO2排放方面，貿易開放對環境的影響是負面的[11]。彭水軍等基于2005-2010年中國251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分析了貿易開放的結構效應對三類污染物排放的影響，并通過不同虛擬變量的引入，考察對于SO2和煙塵指標，同時存在貿易開放帶來的要素稟賦效應和污染天堂效應[12]。林伯強、鄒楚沅利用2000-2011年間的相關數據，實證研究了“世界―中國”和“東部―西部”兩種經濟活動轉移過程中的環境污染機制，并得出結論，東西部經濟轉移過程也會加速東西部的污染轉移過程[13]。張艷磊等采用農資生產企業的微觀數據，證實了中國農資產品出口存在“污染天堂效應”，為中國環境規制政策制定和農資產品出口關稅設計提供了參考依據[14]。
綜合已有文獻，在采用計量模型對中國貿易與環境問題的研究中，大部分使用靜態面板數據，且研究選取了不同類別的指標，缺乏針對性。本文在環境污染指標的選取中，只針對中國的水環境污染進行研究，并合理地選取水污染指標，以確保研究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同時，考慮到水環境污染物的排放具有動態變化的特征，本文放寬了模型靜態的假設，采用動態面板數據進行估計。模型通過采用合適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有助于解決人均收入和貿易開放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最后，在基本模型驗證的基礎上，本文通過加入不同的虛擬變量與貿易開放度的交叉項，進一步對“污染天堂效應”和“資源稟賦效應”進行識別，驗證兩種假說在中國水環境污染情況中是否成立；另外通過加入地區虛擬變量的交叉項，本文也將考察中國東西部在貿易開放影響水環境污染方面的差別。
二、模型構建
（一）理論模型
本文的實證研究選取Copeland和Taylor[8]、Antweiler等[9]的分析框架。模型考慮小型的開放經濟體系，該體系所面臨的世界市場價格Pw是確定的。且僅有資本K和勞動L兩種要素，生產X和Y兩種最終產品。其中X在生產過程中產生污染，而Y則不產生。假定以產品Y為基準計價單位（Py=1），產品X的相對價格為P。由于貿易壁壘的存在，使得經濟體商品X的價格不同于世界價格Pw，且可以表示為：
在以上三個方程中，M表示式（6）中除lnO以外的其他控制變量，交叉項為lnO與各虛擬變量的乘積。根據污染天堂假說，通常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區，其環境污染規制越寬松，也越可能成為污染密集型產業的“避難所”。故在式（7）中加入虛擬變量IDum（收入虛擬變量）來捕捉可能存在的污染天堂效應。而根據要素稟賦假說，資本密集程度高的地區往往具有更高的污染排放強度，貿易開放將使得資本勞動比率高的部門成為污染密集型產業，因此貿易會引致該地區的環境污染排放加重，故在式（8）中加入虛擬變量KLDum（資本密集程度虛擬變量）來捕捉可能存在的要素稟賦效應。另外，由于受地理因素和相關經濟政策的影響，中國東西部的貿易開放程度存在明顯差異，為了考察這種明顯存在的差異，在式（9）中引入虛擬變量ReDum（地區虛擬變量）來捕捉可能存在的區域異質性。
三、數據來源和變量選取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相關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分地區的省市級資料。具體樣本為中國31個省市（包括4個直轄市）2004-2013年10年間的面板數據。針對模型中不同的變量，本文結合具體情況和前人的研究選取了相應合理的指標，具體情況如下。
其一，水污染物排放指標lnP。水污染的來源主要有居民生活中排放的廢水（生活污水）和人類生產過程中排放的廢水（工業廢水）兩大類。從水污染的化學指標出發水污染指標根據其性質可以分為物理指標、化學指標和生物指標，考慮到指標獲取的難易程度和可監測的準確程度，本文只選取水污染的化學指標進行研究，而不考慮其物理指標和生物指標的污染狀況。，本文所選取的水污染物指標包括有機污染物指標和無機污染物指標兩種。水環境的有機污染主要來自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等物質，由于其種類繁雜，難以逐一定量，但上述有機物都有被氧化的共性，即在氧化分解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所以本文選取化學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排放量及排放強度作為研究的有機污染物指標排放強度為單位GDP內的污染物排放量。。在水環境的無機污染中，污水中的氮為植物的營養物質，而過量的氨氮排放使天然水體中的藻類大量生長和繁殖，水體產生富營養化現象。所以本文選取氨氮排放量及排放強度作為研究的無機污染物指標。而本文所選取的兩類污染物指標可以涵蓋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兩大污染來源，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代表性。
其二，人均收入lnI。根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假說，人均收入水平是影響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控制變量。本文選取各省市的人均GDP作為代表人均收入的指標進行研究，并考察基本模型中一次項和二次項的估計系數，進一步驗證經濟增長的規模技術效應在中國水污染中的曲線軌跡。
其三，資本勞動比率lnKL。資本密集程度較高的部分往往污染程度也較高，因此資本勞動比率可以用來反映生產的結構效應對環境產生的影響。參照林伯強等人的做法[13]，本文用人均資本存量作為指標反映資本勞動比率的大小。人均資本存量用資本存量除以年末就業人數得到。其中各省市各年份的資本存量根據張軍等人的方法計算得出[20]。
其四，貿易豐裕度lnO。根據前人的研究，本文用各省市相關年份的進出口總額占其GDP的比重作為指標，代表其貿易豐裕度。由于貿易的原始數據單位為美元，本文采用相關年份的平均匯率將其轉化為人民幣再進行計算得出貿易豐裕度的大小。該控制變量用來衡量貿易開放對水環境影響的結構效應。
其五，虛擬變量。如前文指出，本文通過分別引入虛擬變量IDum和KLDum，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將考察貿易開放的污染天堂效應和要素稟賦效應在中國水環境污染方面是否存在。其中IDum為收入虛擬變量，以人均收入水平為標準，其收入水平在中位數以上的省市取值為1，否則為0。KLDum為資本密集程度虛擬變量，以人均資本存量為標準，其水平在中位數以上的省市取值為1，否則為0。此外，ReDum為本文引入的地區虛擬變量，西部10個省市取值為1，其他省市為0西部10個省市包括：西北五省的陜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寧夏省和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以及西南五省市的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云南省和自治區。。
四、回歸結果分析
（一）基本模型估計結果
公式（6）用被解釋變量（污染排放）的一階滯后項表征動態面板的同時采用兩步估計法對模型結果進行估計。同時，為了解決模型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參數估計的標準誤采用穩健估計量。具體模型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
從模型整體檢驗結果看，四個基本模型AR1統計量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AR2統計量均不顯著，說明模型擾動項的差分均存在一階自相關，但不存在二階自相關，故接受“擾動項無自相關”的假設，可以使用差分GMM模型。所有模型的Sargan統計量均顯著，無法拒絕“所有工具變量均有效”的原假設。
表1的估計結果顯示，四個基本模型的滯后一期的水污染指標均顯著為正，說明水污染的排放量和排放強度的調整確實是一個連續、動態的積累過程，進一步表明本文的動態模型設定形式是有效的。通過對EKC方程形式的估計可以發現，對于有機污染的化學需氧量排放和無機污染的氨氮排放（無論是排放量還是排放強度），人均收入的一次項系數均顯著為負，而二次項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人均收入和水污染排放之間呈現顯著的“U”形關系，即對于中國水污染排放，經濟增長的規模技術效應與“EKC假說”結論相反。四個基本模型中反映直接結構效應的資本勞動比率系數均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生活污水排放在整個水污染排放中所占比重較大，而導致反映生產結構效應的資本勞動比率對污染排放的影響不顯著。四個基本模型中反映貿易開放的結構效應的系數lnO均顯著為正，這表明貿易開放度提高加劇了中國水環境的污染排放。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結論與彭水軍等[12]在水污染排放中得出的結論截然相反。本文認為這可能是他們關于水污染的研究指標選取為廢水排放量和排放強度，而并非剝離出主要的有機污染物和無機污染物排放指標而導致的。
（二）污染天堂效應、要素稟賦效應和區域異質性檢驗
環境污染監管和要素稟賦共同決定一個經濟體的比較優勢。本部分通過引入貿易開放度的相關交叉項來識別決定中國水環境污染密集型產品貿易模式的比較優勢來源，即實證研究污染天堂效應和要素稟賦效應在中國水環境污染中是否存在，二者又是如何作用于貿易引致的結構效應，并就貿易開放對中國水環境影響可能存在的區域異質性進行檢驗。具體的模型是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采用公式（7）、（8）、（9）的形式進行驗證。模型估計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
在加入收入虛擬變量之后，無論是對于化學需氧量這一有機物排放指標還是氨氮這一無機物排放指標，交叉項回歸系數與lnO回歸系數相比均顯著增大，且彈性值增大為原來的10倍左右。說明與低收入地區相比，高收入地區的貿易開放會導致水環境污染排放的加劇，即對于中國水環境污染并不存在污染避風港效應。在加入資本勞動比虛擬變量之后，交叉項回歸系數與lnO回歸系數相比均顯著縮小。說明隨著貿易開放程度增加，資本勞動比較低地區的污染排放水平要高于資本勞動比較高的地區，即對于中國水環境污染也不存在要素稟賦效應。在加入地區虛擬變量之后，交叉項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對于中國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貿易開放會降低其水污染排放，相反對于中東部經濟相對發達地區，貿易開放會增加其水污染排放。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基于2004-2013年10年間中國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結合動態面板數據和差分GMM估計方法，實證研究了貿易開放引致的結構效應對中國水環境污染的影響。與已有文獻相比，本研究只針對中國水環境污染，選取化學需氧量和氨氮排放作為指標進行研究，另外，通過引入貿易開放的各種交叉項，進一步考察了中國水環境污染的“污染天堂效應”、“要素稟賦效應”以及可能存在的區域異質性。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基本模型的回歸結果顯示，對于有機污染的化學需氧量排放指標和無機污染的氨氮排放指標，貿易開放的結構效應導致中國水環境污染排放顯著增加。從彈性值看，貿易開放引致的中國水環境污染排放小于經濟增長的規模和技術效應。這表明，經濟發展是導致中國水環境污染加劇的主要因素，而貿易開放的結構效應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國水污染的排放。另外，從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驗證看，中國水環境污染隨經濟發展呈現“U”形軌跡，即在2004-2013年10年期間，中國水環境污染排放隨人均收入水平增加先減少后增加。
通過加入貿易開放的各種交差項識別決定中國貿易開放結構效應的比較優勢來源，本文研究進一步得出結論，對于有機污染的化學需氧量排放指標和無機污染的氨氮排放指標，中國貿易開放過程中并不存在所謂的“污染天堂效應”和“要素稟賦效應”。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資本要素積累和污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中國越來越多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將獲得比較優勢，進而污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加，這也將加劇中國水環境污染的進一步惡化。因此，需要通過不斷完善中國水資源環境管理體系，實施最為嚴格的水污染監控管制，從而避免可能發生的貿易引致的中國水環境污染的進一步惡化。
最后，本文對中國水環境污染的指標選取為包括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一起的化學污染指標。事實上，生活污水在整個水污染排放中占據了較大的比重，這也可能影響中國水污染“污染天堂效應”和“要素稟賦效應”的實證結果。在今后的研究中，進一步剝離出貿易開放分別對中國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排放的影響將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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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選取在正常水體中生產的草魚、青魚和鯉魚3種淡水魚類，每種魚選9條，隨機分成3組，先分別從A、B、C三處水源取水，其中A和B分別為不同程度富營養化污染的水源，其中A水源的污染濃度最高，B水源次之；C水源是正常水體，做為對照組，魚兒繼續按照原來的模式進行生長。首先，對放入A、B、C三種水體的試驗魚進行直觀觀察。在C對照組試驗魚一般游動自如，在72小時內未見異常現象。在A組中的試驗魚整體表現出游動急促，接觸水體一段時間后出現跳躍、翻肚，開始是草魚青魚，然后是鯉魚。如將這些試驗魚立即移到清水中觀察，可觀察到魚胸、尾鰭顫抖，鱗片基部有血跡，鰓絲充血；將A組試驗魚解剖，可觀察到血液紅色變深，肝臟顏色深暗不正常。這些表明草魚、青魚和鯉魚在不同污染水體中的反應有較大差異。
通過學習生物知識和網上查閱相關資料發現，氨氮的富集是造成水體富營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主要污染源，其中影響魚類生存的重要指標是水中氨的濃度，因此我們通過試驗觀察水中氨的濃度變化對魚類生長的影響。將草魚、青魚及鯉魚分別飼養在氨濃度為0.01mg/L、0.02mg/L、0.05mg/L中，觀察測定三類魚的呼吸率變化。魚的呼吸率測定，是指觀察一定時間內每條魚的呼吸頻率，計算其每分鐘內平均呼吸頻率做為呼吸率。
結果表明，水體中氨的濃度能夠影響魚的呼吸率，每種試驗魚的呼吸率隨水體氨濃度增大而有減少的趨勢，都低于清水對照水體中的呼吸率。在低濃度水體中，試驗魚在水體中長時間放置后，呼吸率隨試驗時間的延長而增大。但是在高濃度污染水體（氨濃度0.05mg/L）中，沒有出現呼吸率隨試驗時間的延長而增大，反而出現試驗魚死亡。通過調查文獻資料發現，氨對魚類的致死濃度一般為0. 05～ 0.2mg/L。本試驗結果表明，污染水體開始致死的氨濃度為0.05mg/L，草魚最早出現死亡，隨后是青魚和鯉魚。
［關鍵詞］地方政府；稅收競爭；環境污染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總量迅速擴張，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提高。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使得我國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帶動下，尤其是GDP持續高效增長使中國成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我國實行財政分權改革以來，地方政府的獨立經濟地位大大加強，促使國內稅收競爭日益激烈，這些都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環境污染。近年來，霧霾天氣、飲水安全、土壤污染等環境污染問題形勢越來越嚴峻，也損害生態的自我修復系統。因為近年來地方政府間為謀求經濟快速發展和政府官員“唯GDP”的政績考核觀，使得地區間稅收競爭狀況也愈演愈烈，稅收競爭不但會造成地方稅收收入的減少、征繳稅收秩序混亂，還會影響我國社會經濟與區域的不協調發展，產業重復性、同質性嚴重，以及經濟的不平等和稅負扭曲加劇生態資源消耗和惡化問題。因此應積極采取減排等控制措施，轉變以環境質量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方式，全面治理環境污染，才能實現綠色健康發展，建設美麗中國。
1稅收競爭的成因
1.1不徹底的分稅制
自我國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后，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國地方政府在財權與事權不統一的矛盾，但并沒有真正解決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錯位問題。不徹底的分稅制加之我國地方稅系和稅權不完善，造成地方財力不足，致使地方政府被迫參加稅收競爭，在競爭過程中采用非法手段，很可能引起競爭過程中的無序和不規范。因此，各地方政府在處理地區事務、提供更多的公共品供給時往往缺乏足夠的財力，而且在發展地方經濟建設時往往也捉襟見肘，無奈只能靠爭奪鄰近地區的稅收或其他資本，稅收競爭由此廣泛展開。
1.2不合理的政績考核機制
改革開放以后，為加快經濟建設發展，國家和地方政府不惜利用各種手段吸引投資、擴大出口來推動經濟發展，且在地方政府官員為求政績謀升遷，對地區的經濟發展建設只認GDP快速增長的現象，而不顧一切招商引資、購買高新技術和人才，盲目建設經濟、產業園區，然而沒有巨額財力的支撐就很難實現經濟快速增長，也就使地方政府更多地圍繞各類稅收資源展開激烈競爭。地方政府間在進行稅收競爭時不僅為了獲得經濟資源，其主要目的還是提升政府在政治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一些政治資源，如升遷、連任等等，實現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的利益最大化。
1.3內生性原因和外生性原因
居民會選擇福利水平最大化和經濟效益最大化的轄區居住，地方政府及官員為了盡可能滿足居民的需求就必須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以及需要籌集更多的財政資金，但轄區居民卻不愿承擔改善福利水平的相關成本，這就使得地方政府將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成本轉嫁。但如果所有居民均不愿付出成本，那么地方政府將會利用稅收競爭手段奪取鄰近轄區資源來補償本地區的福利成本，從而引起政府間的利益沖突，進而展開稅收競爭，這是其產生的外生性原因。本地政府面對其他地區政府的稅收競爭手段會采取相應措施來爭奪經濟資源和稅收資源。改革開放前期，各經濟特區競相為投資企業謀取各種稅收優惠政策，目的是能較其他地區而言獲得更多有關經濟資源和稅收資源較大的比較優勢。比如珠江三角洲為吸引投資就出臺過“五免五減半”“十免十減半”的稅收優惠政策。后來，中西部地區也相繼出臺除稅收優惠政策外的其他優惠政策，主要在土地、金融信貸方面。由于這些外生性原因的存在使得稅收競爭會更加無序，甚至出現惡性循環。
2稅收競爭與環境污染關系
地方政府在治理環境污染、宣傳環保方面有著重大責任，也具有難以替代的作用。特別是財政分權改革以來，地方政府有了在稅收方面的剩余索取權，具有支配經濟資源的決定權和獨立的經濟地位，當然也要在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進行環境資源的分配和環境污染的治理。地方政府以稅收手段作為推行環保和防治污染的最有效工具，而參與地區間稅收競爭的地方政府又會因為想要將經濟資源不斷引入本地區與鄰近地區展開激烈的稅收競爭，甚至地方政府會為了本地區獲得巨大的經濟稅收利益，不惜犧牲以外部性環境政策為代表的公共職能。在整個稅收競爭過程中，地方政府在為謀求經濟資源最常用的稅收競爭手段是降低稅負水平和執行寬松的環境政策標準，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帶來環境污染。一方面，地方政府通過稅收競爭競相降低稅率，以較低的稅負水平使得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得不到補償，降低環境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水平和稅收效率；另一方面，稅收競爭的持續進行還會影響地方政府的環境政策制定和執法力度，致使地方政府放松環境監管以降低生產要素的流入門檻，提升本地區經濟實力，誠然，這種弱的環境政策所帶來地方政府環境政策的“趨劣競爭”現象。總之，地方政府通過降低有效稅率以及執行寬松的環境政策，直接導致環境的負外溢效應無法補償，最終造成環境污染。我國由于沒有環境稅，但具有環境稅作用的其他稅收和行政收費是地方政府在環境方面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若地方政府一味放任利稅高的污染企業為所欲為也不加嚴格管制，必將導致地區間環境政策出現更明顯的趨劣競爭現象。同時，有效稅率的降低造成地方政府稅收效率低下，使地方政府在改善環境質量方面效果甚微。
3結論
分稅制改革后，我國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地方財政自，而地方政府為使本地區經濟效益最大化，采取以低稅負水平和減少具有環境稅性質的稅收政策及排污費收費的稅收競爭手段，不惜以環境為代價來吸引產值高、利稅高，但高污染、高耗能的污染企業進入，甚至有些地方出現了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的“趨劣競爭”現象，造成了環境污染。相關人員應通過立法手段促使地方政府規范稅收優惠政策，有效平衡稅收，規避惡性稅收競爭。首先，通過法律明確中央和地方稅收權限的劃分問題，完善地方稅制和稅系，使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得以真正統一。其次，可由中央政府引導地方政府在制定稅收優惠政策上面，堅持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原則，避免稅務部門過度使用稅收自由裁量權。最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針對現有的稅種進行改革，完善稅收優惠政策，加強稅收政策的可操作性，主要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入手：第一個方向是制定企業所得稅相關稅收政策，通過企業所得稅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第二個方向是在制定消費稅相關政策時，明確環境保護政策意圖。制定消費稅相關政策時應明確調節消費結構和促進環境保護這兩個目標。在制定政策時應考慮生產項目的資源消耗量和環境污染程度，對于資源消耗量大、環境污染嚴重的，應征收較高的消費稅；反之，則應征收較低的消費稅。為了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就要通過不同的稅收政策來引導消費行為，大力倡導綠色消費、清潔消費。只有堅持良性、適度的稅收競爭，才會促使經濟、稅收資源在地區間自由、快速的流動，提高地區經濟實力，讓地方政府在提高行政服務效率、改善公共服務和福利水平方面有足夠的財力支撐，營造地區間優良的納稅環境，協調地區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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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水污染物；總量控制；濃度控制
中圖分類號：X7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944（2016）24-0053-03
1 引言
濃度控制是指以控制污染源排放口排出污染物的濃度為核心的環境管理方法體系。總量控制是指以控制一定時段內一定區域內排污單位排放污染物總量為核心的環境管理方法體系[1]。污染源達標排放屬于濃度控制范疇；污染物總量控制屬于總量控制范疇。2000年之前我國的“排污收費”、“三同時”、“環境影響評價”等都是以濃度排放標準為主要評價標準，2000年以后，特別是進入“十一五”以后，環境管理是以濃度排放標準和總量控制為評價標準的，并且要求污染物排放總量逐年減少[2]。對于存在環保欠賬的機械行業某老企業來說，污染源達標排放和污染物總量減排控制要求給環境保護工作提出了更嚴峻的挑戰。對于污水國控企業而言，實現污水達標排放和重點水污染物總量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2 實現污水達標排放和重點水污染物總量控制的內涵
2.1 有助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
環境保護責任是企業的重要社會責任。隨著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人們開始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并從各個方面著手保護環境。企業作為社會的一員，理應承擔起相應的環境保護責任。這一責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產品綠色化，二是保護和治理環境。而水污染防治法明確規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過國家或者地方規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標準和重點水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指標。這也是為企業進行污水治理工作提出了相應的要求。因此，企業對污水進行治理，實現污水達標排放和重點水污染物總量控制是對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是非常重要的。
2.2 有助于企業防范環境法律風險
國家在環境保護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對水污染物超標排放或超過水重點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法律責任都進行了明確規定，上級部門和母公司也將水重點污染物如化學需氧量（COD）和氨氮排放總量作為績效考核指標。
環境保護法規定了對企業違法排放污染物的，按照原處罰數額按日處罰外，還規定了對超過污染物排放標準或超過重點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指標排放污染物的，可以責令其采取限制生產、停產整治等措施；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業、關閉。水污染防治法也對排放水污染物超過國家或者地方規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標準，或者超過重點水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處罰進行了明確規定。另外，省環保廳總量辦對企業COD、氨氮總量指標也進行了核定，同時企業的上級母公司也下達COD、氨氮指標績效考核規定。如果企業污水超標排放或者超過重點水污染物總量控制指標將面臨環境處罰和績效考核的風險，所以為規避這一風險企業必須實現污水達標排放和重點水污染物總量控制。
3 水污染源現狀
3.1 水污染源概況
據調查，機械行業某企業2010年生產生活用新鮮水量270萬t左右，排放污水約200萬t。主要水污染源包括機械加工車間產生的的廢乳化液，油漆噴涂線產生的油漆污水，鍋爐沖渣污水，探傷產生的的廢磁懸液污水，洗浴產生的生活污水等。主要污染物有COD、石油類、懸浮物、氨氮等。
公司有兩個污水處理站，都是采用集中處理方式進行水污染防治。需要把污水集中收集后運送到處理站進行處理達標后排放。
3.2 水污染源存在的主要問題
污水總排放口石油類、懸浮物、氨氮、pH值能夠達標排放，但COD偶有超標排放現象，最高濃度達314.6 mg/L，標準值為150 mg/L。
3.2.1 部分水污染源沒有進行治理，不能保證COD達標排放
企業無第一類污染物。影響COD濃度的主要污水有乳化液污水、油漆污水、磁懸液污水和生活污水，具體污水情況如表1。生活污水每年排放量30萬t左右，COD濃度超過排放標準，沒有進行治理。其余各類污水水量雖少但COD濃度高，其中乳化液污水收集后運到污水處理站進行處理。油漆污水、廢磁懸液、生活污水直接排入下水管網。
3.2.2 污水總排放口無污水處理設施 ，不能保證COD穩定達標排放
由于污水最終要匯集到總排放口的特殊性，總排放口沒有污水處理設施，使污水總排放口COD偶有超標排放的現象。
按照COD控制指標要求，污水總排放口COD濃度應低于標準值150 mg/L才能完成總量要求，低于的數量取決于污水排放量，對于污水總排放口沒有污水處理設施的廠區而言是有難度的。
4 對策與建議
企業為確保污水達標排放和重點水污染物排放總量得到有效控制，滿足政府和行業環保要求避免環境法律風險[3]，考慮了環保歷史欠賬，采取措施予以應對，主要對策措施是對污水實施過程控制，研究中水回用系統[4]。
4.1 積極實施節水項目以減少用水總量，使新鮮水量逐年降低
企業對沒有循環利用的冷卻水實施循環利用；對已經循環的冷卻水實施內循環系統替代外循環系統；對宅區和廠區供熱系統實施改造，取消燃煤鍋爐，減少了除渣及除塵系統用水和系統補水等等。最終使得新鮮水量逐年降低。
4.2 對所有除生活污水以外的重度污水進行收集處理達標后排放
企業與高校合作，對油漆污水、磁懸液污水進行科研攻關，也實現了收集處理達標后排放。2011～2015年累計處理重度污染廢水1243.48 t，如表2。其中2014年處理水量390.05 t與2010年調查出的重度污染廢水412 t僅差5%。至此，除生活污水以外的影響COD濃度的乳化液污水、油漆污水、廢磁懸液污水等重度污水都得到了有效的處理和控制。
4.3 在污水總排放口安裝重點水污染物COD和氨氮在線監測設備
企業將在線監測設備相關運維工作委托有資質的第三方企業管理，保證了在線監測設備的有效運行。在線監測設備在運行過程中，COD和氨氮濃度一直在指標控制范圍內。由于取水系統受冬季燃煤采暖鍋爐沖渣污水攜帶爐渣進入下水管網的影響，影響污水懸浮物濃度，在取暖期間出現了取水泵抽不上水的情況，導致在線監測系統不能正常運行。燃煤采暖鍋爐取消以后，徹底解決了這一問題，也降低了懸浮物排放濃度。
通過以上三項措施的實施，企業實現了污水達標排放，重點水污染物總量控制在指標范圍內，并呈遞減趨勢。2011～2015年有關重點水污染物總量和濃度指標完成情況如表3。
5 結語
從表3可以看出，企業產品產量無論是增加還是減少，新鮮水用量都逐年降低[5]，重點水污染物COD和氨氮達標排放，且排放總量也呈遞減趨勢，有效降低了環境法律風險。但由于新鮮水用量的減少會導致污水總排放量的減少，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水污染物的濃度。從長遠考慮，需要對中水進行治理回用才能保持污水長期穩定達標排放。企業已完成了中水回用系統的可行性研究，以期實現污水的資源化和水污染物 “零”排放。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impacts of water pollution issues of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by sysmatically analyzing cause of water pollution,this paper put up countermeasures to prevent water pollution and secure city water supply safety thus to enhance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ethods including pre-alarming, adjusting ecomoic and industry structure,planning, setting up pollution emission right system, setting up upstream and downstrem linkage prevention mechanism and establishing minds of saving water and preventing pollution.
關鍵詞：城市 水污染 事件 起因 對策建議
Keywords: citywater pollutionseventscausecounterparts
作者簡介：申鵬（1990-），男，江蘇姜堰，河海大學水利水電學院 ，熱能與動力專業本科生。
一、引言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步伐的加快，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和工農業生產用水急劇增加，排污量也隨之增加，導致城市水資源短缺，水環境惡化，水污染事件等現象發生。水污染事件[1-4]是指含有高濃度污染物的液體或者固體突然進入水體，使某一水域的水體遭受污染從而降低或失去使用功能并產生嚴重危害的現象。導致水污染事件的影響因素眾多，包括工業廢水排放、有毒物質泄漏、二次供水過程中引起的污染等人為因素，以及水災、地震、干旱和戰爭中化學、生物武器造成的污染等自然因素。這些影響因素通過地表徑流、污染物沉降等方式直接或間接地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源，從而影響城市河流生態系統，并進一步威脅城市飲用水源安全。江蘇省位于長三角地區，是以工業發展為主，支撐農業和第三產業發展的產業結構布局。近幾年來，江蘇省城市水污染事件逐漸增多，嚴重威脅到城市供水系統的安全，影響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城市水污染起因探析
2.1 江蘇省城市水污染事件
2.1.1 水污染事件概述
江蘇省城市近年來出現的水污染事件概況如表1所示。
2.1.2 水污染事件的社會經濟影響剖析
根據表1所示實例及相關資料可知，水污染事件對城市社會、經濟以及生態環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4-5]：
（1）威脅城市居民飲水安全和生命健康。城市供水源地受污，導致城市自來水水質下降甚至斷供，居民飲水安全受到嚴重威脅。被污染的水體中含有有害物質，易引發致癌、致畸、致突變，通過飲水或食物鏈，污染物進入人體，使人急性或慢性中毒，威脅生命健康。
（2）破壞城市河流生態系統。水污染事件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強度很大，往往造成一定區域的生態失衡，有的甚至造成長期的危害，致使生態環境難以恢復。
（3）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水污染事件給城市帶來巨大經濟損失，由于水體嚴重受污，未達到工農業的用水水質要求，影響工業生產，農業灌溉，進而影響工農業產值。水產養殖業和河流觀光旅游也因為水質惡化而到受到一定的經濟損失。此外，治理水污染、恢復生態環境也需要投入大量資金。
（4）引發社會糾紛。水污染事件導致自來水不能正常飲用，銷售商借機哄抬礦泉水等飲用水物價，易引起社會混亂。上下游跨界水污染事件往往導致下游地區經濟和生態受損，由于缺乏相關法律支撐，上下游地區在水污染治理方面因各自利益難以達成協商一致，易引發官司糾紛和沖突。
2.2 城市水污染起因的多視角探析
導致城市水污染的影響因素眾多，主要是由于人類生活和生產活動過程中隨意排放廢污水等人為因素造成。人為大量排放污染物，缺乏對污染物的嚴格控制和監管，未及時達標處理污染物，是導致城市水污染存在的根源。主要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城市水污染起因進行多視角探析。
（1）城市大量污染物的排放。一方面，工農業生產和居民生活所產生的大量液體廢物和固體廢物源源不斷地排入河流，此外，較多的懸浮固體、病毒和細菌伴隨著地表雨水徑流匯入河流，導致水體受污，水質下降。另一方面，污染物未及時處理，產生累計效應，導致水體富營養化，藻類暴發，進一步導致水環境惡化。
（2）上游城市污水下泄帶來大量污染。上游城市排放的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未處理或未達標處理，直接開閘下泄到下游城市所在地區。若短時間內大量污染物侵入到下游地區自來水取水口，極易造成飲用水源地污染發生。
（3）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體制薄弱。由于目前排污權總量控制的相關政策未得到嚴格規范地實施，造成相關工業企業的排污權總量控制缺乏保障制度。另外，尚缺乏排污權交易制度立法依據，實踐之中也存在信息不對稱及不斷變化等諸多問題，不少企業為了利益，存在偷排污水行為。
（4）水污染治理不到位。由于受資金缺口制約，城市污水處理設施難以保證正常運行。部分污水得不到處理而直接排入江河，部分污水處理廠能力閑置，或因管網雨污合流影響污水處理正常運行等一系列問題。
（5）水污染多頭管理造成監管缺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涉及的相關管理部門眾多，主要包括環保部門、交通主管部門、水行政部門、國土資源部門、衛生部門、建設部門、農業部門、漁業部門，以及江湖流域水資源保護機構，造成管理部門之間的權責不明，水污染監管缺位。
三、城市水污染防治的對策建議
城市水污染事件的頻繁出現，暴露出體制、機制、管理、技術以及基礎工作等方面的諸多問題。在接連不斷的停水警報聲中，水污染應急預案在很多地區相繼出臺。然而，應急只能是在事發之后，卻并非治本之道。只有解除污染威脅，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必須采取相應的防治措施，提出相關的對策建議，從而為防治城市水污染提供有利的保障。
3.1 建立水質監測預警預報體系
城市水質監測預警預報系統應主要著眼于對城市供水水質的預防跟蹤、緊急通報和應急監測，及時掌握重點企業、重點敏感地帶、河段等的污染隱患情況，建立詳細的檔案[6]，實行旬測旬報制度，及時跟蹤。做好水質監測人員培訓、儀器設備裝備和技術儲備，按照準確、及時、全面的原則進行水質監測，重點污染源要立即安裝在線監控設施，做到事前有預防，事后有跟蹤。
3.2調整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布局
城市應結合自身的區位優勢和資源承載能力，明確城市發展定位，合理調整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布局。鼓勵節水型、高技術、污染少的企業發展，對于污染嚴重而又無法治理的企業要堅決關停。按照城市環境功能分區及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態要求，建立完善的工業生產地域綜合體，使工業生產與環境能夠協調發展。
3.3 嚴格執行水污染防治規劃
做好城市水污染防治規劃，嚴格拆除一、二級飲用水源保護區范圍內的排污口，水源保護區內不得新建、改建、擴建有污染項目。實施雨污分流制，規劃并建設完善的雨、污網水系統。落實政府主要領導責任制，督促其實施所負責河流的水環境綜合整治規劃，抓好督促檢查，確保規劃、項目、資金和責任“四落實”，帶動治污工作的深入開展。
3.4推進排污費征收制度
認真貫徹《國務院關于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和各省市制定的《排污費征收管理實施辦法》，大力推進排污費征收制度。嚴格執行排污費征收標準，堅持“依法、全面、足額、按時”的征收原則，在能夠補償環境治理的成本的基礎上，一方面使治污企業能夠盈利，另一方面調動企業減排的積極性。提高排污費征收率，加強組織領導及資金監管，切實抓好排污費征收、管理和使用三個環節的工作。
3.5 完善排污權交易制度
完善排污權交易制度可以實現環境容量高效率配置，有效控制污染。政府應根據城市的環境功能、環境容量大小、經濟發展水平、技術條件、城鄉規劃等諸方面條件，科學地對城市排污指標進行優化分配，然后通過二級市場進行調節，以待促進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工作和環境質量的改善。政府要在重點污染源建立排污交易政策，實施監督管理系統，努力提高維護和管理排污權市場競爭交易秩序的能力。
3.6 建立上下游聯動防范機制和污染賠償機制
因流域的整體性和人為行政區劃分割間的矛盾、排污的外部不經濟性，地方政府在無強制力協調解決環境問題的博弈中上下游地區難以合作，在跨行政區水資源管理和水污染防治中效率低下[7]。對此，同一流域跨界的上下游地區應合理布置沿河岸產業結構，上游城市應制定相應的流域水環境事件防范應急預案，建立與下游城市的聯動防范機制和污染賠償機制，實現廢水達標排放，減少和避免下游污染事件的頻繁發生。
3.7建設節水防污型社會，提高節水防污意識
加強并促進節水防污型社會建設，以價格杠桿推進工業和生活節水，以項目建設推進農業節水，鼓勵積極提高污水回用率，保護地下水資源，全力推廣節水型社會試點建設，采取各種措施以達到污水減排目的，從而實現水資源的循環利用和經濟環境的協調發展。同時，在全社會廣泛宣傳保護環境和水資源的重要性，加大節水防污思想的宣傳力度，加強科學普及工作，以豐富多彩的形式普及節水防污知識，提高城市政府，企業和居民的節水防污意識。
四、 結語
江蘇省城市近年來水污染事件給人類的生存發展敲響了環保的警鐘。本文通過多視角的系統分析，對江蘇省城市近年來出現的水污染事件及其影響進行綜合分析，對城市水污染起因進行多方面探討，并從諸多方面提出了防治城市水污染的相關對策和建議，從而為保障城市安全供水，加快城市社會經濟發展步伐提供有利的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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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我國氧化鋁產能一直處于高速增長狀態，2012-2015年年均復合增長率9.45%，而同期全球其他地區整體增速為-0.64%，使得我國氧化鋁產能在全球中占比不斷上升。截至2015年我國氧化鋁產能已經達到7，160.27萬噸，占全球總產能的51.98%。
據統計，2017年中國氧化鋁預計新投產產能600萬噸，屆時總產能有望達到8000萬噸，按照去年82%年平均開工率算，2017年產量有望達到6560萬噸，同比增速9.2%。
二、氧化鋁行業環境審計的重點
氧化鋁工業是資源、資金、技術密集型原材料產業，因生產過程中要產生大量的尾礦和赤泥（至今未有較好的處理辦法添加到水泥原料中，產品也只能用于工業），在氧化鋁生產過程中有一定的含堿廢水產生，水污染非常嚴重，因此在氧化?X行業水污染是對環境影響是最為嚴重的，因此氧化鋁行業環境審計的重點是水環境污染審計。
三、氧化鋁行業環境審計
環境績效審計是指由國家審計機關對政府及其各隸屬部門跟環境相關的經濟活動的經濟性、效率性、效果性及資金使用效益進行的審計。這個定義突出了績效審計是以3E為核心的，即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在環境審計過程中應該建立相應的績效審計指標。氧化鋁行業重點環境審計項目為水污染環境審計，具體為水污染績效審計是檢查氧化鋁行業企業是否減少了廢水排放，企業的水污染治理目標是否達成，是否提高了企業的水污染治理效率，水污染治理效果如何。根據實際情況可以制定關于業績效審計指標，指標可以是定量與定性相結合。
1.定量指標
（1）工藝績效評價指標
氧化鋁企業主要在生產工藝流程和廢水處理流程中產生水污染物，因此，在水污染合規性審計的基礎上，檢查水污染物的排放是否達標，來評價氧化鋁企業的水污染治理情況。
（2）污水減排目標完成指標
此項指標主要檢查氧化鋁企業的污水是否減少排放，是否完成了水污染排放的治理目標。
（3）技術改造指標
由于氧化鋁企業的水污染治理環保設備的使用和采用新工藝淘汰落后產能可以減少企業水污染物的排放，因此，用技術改造指標可以反映企業的水污染治理能力和效率。
2.定性指標
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和2007年的太湖流域水污染事件引發了公眾對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廣泛關注。就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而言，《水污染防治法》、《太湖流域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規章、制度相繼出臺。但是以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實踐觀之，現狀不容樂觀。究其原因，我國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及相關制度不完善是主因。鑒于此，從我國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現狀為出發點分析我國相關立法及法律制度的不足，并在借鑒英國泰晤士河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完善建議。
關鍵詞：
流域跨界水污染；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制度；法律對策
中圖分類號：
D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5）08017102
1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和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我國環境污染問題日益顯著。2007年的太湖流域水污染事件引發了公眾對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廣泛關注。
太湖是我國的第三大淡水湖，位于浙江省和江蘇省的交界處，北臨無錫，南濱湖州，西接宜興，東臨蘇州。2007年5月29日，太湖水污染事件爆發，無錫市發生了飲用水危機。5月28日，據無錫市南泉水源廠的工人表示，從太湖引來的水中的溶解氧含量于當天晚上就開始下降了，太湖無錫水域水體大面積發黑、發臭。5月29日，政府開始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到六月份初，藍藻事件帶來的影響才逐漸消除。
若對2007年這起太湖流域污染事件進行深入的分析，便能看到我國對流域水資源的管理以及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法律體系、法律制度等方面均存在不容忽視的問題。對于我國的流域管理，相關部門仍是不能明確把握流域與區域之間的關系。在實際管理中，相關部門未能將流域管理與行政區域管理兩種管理模式相結合，不能很好地調動流域和區域兩方面的積極性；在立法方面，重視實體性的立法而忽視程序性立法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這種現象的存在使得實體法與程序法“一長一短”，造成了實體性立法不能發揮功效的局面
為貫徹對流域水資源進行全面的保護以及對流域跨界水污染進行預防的理念，應該對我國流域跨界水污染立法現狀進行全面的分析以及對不完善之處進行修補，需要思考這些問題：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體系的不完善之處？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完善相關立法的缺陷及提高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效果的對策又有哪些？
2我國關于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現狀
對我國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現狀進行分析，較為貼切的方法是以兩個不同的角度作為出發點，其一是將現階段的法律體系、制度與過去的法律體系、制度進行比較，其二是對我國現階段具體的水污染防治情況加以考察。通過這兩個角度可以較為清晰、透徹的了解立法基本現狀及其實效。
為應對日益嚴重的水污染問題，1996年我國修訂實施了水污染防治法。進入21世紀后，我國在立法層面上對于水資源的保護更上一層樓。第一，立法目的和原則規定為：“防治水污染，保護和改善環境，保障飲用水安全，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使得其更加的鮮明；第二，從內容上看，我國不斷地完善法律體系缺陷，繼而推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環境保護法》、《太湖流域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規章制度；第三，從管理體制上看，相關部門根據流域的特點，提出流域管理與區域管理相結合的管理方式，對我國的流域水資源進行了較具特色的管理，且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歸納而言，立法對水污染防治機制的完善起著重要的作用，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體系、體制的完善對水污染防治機制的進一步改革尤為重要。
雖然我國在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績，但是從實際情況看，我國的水污染仍較為嚴重。第一，相關管理體制仍存不合理之處，流域管理機構缺少“硬性”職權，只具備“軟實力”；第二，在法律體系層面上，我國緊缺在刑法上對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進行管理的法律條文，使得進入刑法領域的流水污染事件少之又少；第三，制度的不完善較為明顯，首先是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其次就是制度執行機制不完善。
歸納而言，我國較之過去的立法有“質”上的進步，但是立法上的完善不是能一蹴而就的，現階段立法仍存在很多急需完善的地方，若忽視這些不完善的“點”和“面”，這些“不完善”將嚴重阻礙我國對水資源的保護。所以就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現狀而言，我國在流立法上較之20世紀90年代的立法來說的的確確是取得了驚人的進步，但是較之于水污染的現狀來看，我國立法完善的腳步仍沒有跟上水污染逐步加重的速度，以至于水污染的治理仍難以在實質上取得成效。
3我國對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的不足
對我國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的不足在上述已略有介紹。將我國的立法現狀與相關部門的執法管理、水污染防治效率以及其他層面相結合進行分析，可以清晰看到我國水污染防治立法上存在的不足之處。
3.1中國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法律體系尚不健全
在水污染突發事件頻發的近幾年，存在一種怪現象，即我國對水污染事件責任人的刑事制裁方面的法律嚴重缺位。據國家環保部門的權威統計數據表明：我國水污染突發事件呈與日俱增的勢態，但是進入司法領域的水污染事件卻很少，加上我國刑法對這一層面所涉程度較淺，導致以犯罪的名義進入司法程序的水污染事件少之又少。宜興市人民檢察院的5名檢察官寫出了長達5萬余字的課題調研報告。他們認為：“刑法的立法現狀與我國將水當成‘重要的具有戰略意義的物質元素’的地位很不相稱。”
3.2中國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尚不完善
第一，我國對水污預防和水污染治理的做法，有主次顛倒之嫌。《我國水污染防治》規定，水污染防治應該堅持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綜合治理的原則。然而實際情況卻與此前所提規定大相徑庭。較多水污染突發事件在水污染預防階段的人力、物力投入較造成水污染事件后的人力、物力投入相比可謂是冰山一角。這一現象的產生仍要歸因于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若是在水污染產生之前加大水污染預防的力度，如持續有效地對企業的排污進行管制與監督、真正意義上推行污染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等，那么水污染突發事件的出現的概率必定會大大降低。
第二，我國對水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缺乏與時俱進的特點。我國現行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包括環境影響評價、排污收費管理、重點水體總量控制、水污染限期治理以及其他基本制度。相對于外國而言，我國目前水環境監測網絡不完善，公眾參與制度不健全，排污總量控制制度的實施僅限于重點水體，對于小打小鬧的企業排污并沒有嚴格的進行監督以及其他之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因此我國需要從流域跨界水污染的現狀出發，對我國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進行改革和完善。
3.3中國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立法技術存在不科學之處
對于我國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總體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但是在立法技術上的表現來看，我國立法技術仍出于較低水平，立法技術不科學，使得水污染問題的處理以及預防的效果都被限制在一定的程度。與國外的立法技術進行比較不難發現我國的立法技術存在著較多不完善之處。首先是立法技術上存在著缺乏公眾參與的問題，公眾參與往往能提高立法的科學性，提高公眾參與程度能夠使得對水污染問題的解析更加透徹。第二是我國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地方立法質量比較低。根據各地區的不同情況，分別從實際情況出發實施頒布了各式各樣的地方性法規等，但是這些法規在一定程度上往往不能從流域的整體性出發對流域水污染起到防治的作用，使得水污染的防治效果不佳。
4我國流域跨界水污染的法律對策
通過對我國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現狀的分析、其不足之處的論述以及對松花江事件和太湖流域水污染事件的了解，得出的結論是：我國急需相應的法律對策來應對我國水污染防治法律層面的缺陷，使水污染突發事件頻發這一現象得到控制。
第一，完善水污染防治的法律體系是“有法可依”的需要。上述對刑事立法嚴重缺失為例說明，我國對于水污染防治的法律體系上需要進一步的完善，應該更加具體的增設跨界水污染問題產生時在承擔責任這一領域的相關法律，促進我國解決“跨界水污染問題難以進入刑事領域”的怪現象。現階段我國以《環境保護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為核心。但是仍是停留在這一單薄的立法體系上尚不能有效的處理所有水污染防治問題。所以我國應該根據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現狀和需要，建立健全的流域水污染防治法律體系，這是遏制我國流域水污染惡化的一個基本對策。第二，提高立法上的主動性。《水污染防治法》的最新修訂是在近幾年層出不窮的重大水污染突發事件導致飲用水危機的背景下提出的。往往水污染問題的產生能夠使得相應的法律、法規、規章制度的出現，采用這種“水污染進”則“法律進”，“水污染停”則“法律停”的現象實為不合理。針對這種情況，我國的立法機關在立法上應該放長眼光，既能對已經出現的跨界水污染問題進行深層次的分析從而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規章、制度。第三，合理完善我國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執行機制。在水污染防治中不難看到這種情況：各部門從自身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忽視整體利益，在水資源保護實踐中互相推脫，不愿意承擔相應的職責。為應對此種情況，完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執行機制應給予足夠的重視，在立法層面上對各部門給予明確的職責，充分調動各大流域管理機構的積極性，一改以往流域管理機構只被賦予“軟職能”的消極被動局面，使得這些作為派出機構的流域管理機構能夠發揮其真正的職能，從整體上提高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執行水平。第四，須在立法上規定：流域作為一個獨立整體的對象。其因在于分割了流域的整體性勢必會導致流域的管理出現混亂的局面，產生不必要的麻煩，如幾個區域之間就跨界流域水污染問題有不同意見時，可能會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情況，使水污染問題的及時解決遭到阻礙。為防止流域水污染進一步的加劇，我國應該采取立法的形式確定流域的整體管理，不然很難對流域的水環境狀況進行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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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大氣和水污染；健康損害評價；經濟損失
中圖分類號 X51；R1514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7)04-0071-05
隨著經濟的發展，大氣和水污染對人體健康和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一個現實問題。大氣和水污染的主要危害是人體健康損害。如何評估環境污染的健康損害或治理污染的健康效益價值，不僅是環境質量評估的主要任務，而且也是污染管理的重要工作。本文從我國北方城市的實際情況出發，針對大氣和水污染對人群健康造成損害的事實，以西安市為案例，引入公共衛生學領域評價人群健康的指標―YPLL 潛在壽命損失年(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 對城市大氣和水污染人群健康危險度進行定性定量評價，并應用修正人力資本法采用不同的價值評估方法―YPLL 潛在壽命損失年法、VSL統計生命價值法（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WTP 支付意愿法（Willingness to pay）對大氣和水污染人群健康損害進行經濟價值評價。
1 方法和技術路線
采用國際上通用的危險度定量評價方法，即危害認定、暴露評價、劑量―反應關系評價和危險度特征闡述，結合污染每增高一單位所產生的健康損失，對大氣和水對健康的不良影響分別進行定量評估，然后將健康不良影響與經濟價值相聯系，最后得出控制污染(或污染損失)的經濟價值。其基本思路為：①建立污染劑量―健康反應之間的關系：X―Y；②建立健康反應―經濟價值之間的關系：Y―Z；③得出污染控制(或污染損失)的經濟價值：X―Z。
其技術路線為：
危害認定：總死亡率、呼吸道疾病死亡率、心腦血管死亡專率、呼吸道癥狀、肺功能。胃癌、食道癌、膀胱癌死亡專率、甲、戊型肝炎和痢疾死亡率；住院人次、急診人次。
劑量反應關系評價：顆粒物和SO2濃度上升使總死亡率、呼吸道患病率增加、急診人數增加，呼吸道癥狀增加，肺功能改變。水污染引起的死亡率病因占胃癌、肝癌、食道癌、膀胱癌死亡專率比例；甲、戊型肝炎和痢疾死亡專率比例。
危險度特性闡述。大氣污染對暴露人群的健康效應主要有：總死亡數，呼吸道疾病、心、腦血管病超死亡數，超額門診、急診人次數，超額呼吸道病狀發生數，肺功能變化人數。水污染對人群的健康效應主要有：總死亡數；胃癌、肝癌、食道癌、膀胱癌及甲戊型肝炎和痢疾各病因死亡數；門診急診人次數。
經濟價值評價：減少過早死亡的健康效益；減少誤工和醫藥費的健康效益。
2 西安市大氣和水污染對人體健康損失的經濟計量評價研究
2.1 西安市大氣污染對人體健康損失的經濟計量評價研究
大氣污染對健康的影響是國內外環境科學、環境流行病及環境經濟學家所一直關注的熱點。眾所周知，高濃度的大氣污染不利于人群健康并且會引起人的早逝。特別是對于迅速擴張中的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而言，其污染水平通常高于世界衛生組織所推薦最大值的數倍［1］。根據1996-2003年有關監測統計資料，影響西安市區大氣環境質量的主要污染物為可吸入顆粒物，其次為總懸浮顆粒物，再次為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2000-2003年西安市環境空氣主要污染物均值變化情況見表1。
根據實際情況，選取PM10、SO10、NO10為主要污染物來計算對人體健康造成的損失，因為我國主要城市對上述幾種污染物有比較全面的監測數據。
PM10是指吸入人的呼吸道、空氣動力學直徑小于10μm的可吸入顆粒物。顆粒物附著在人的呼吸道內壁上，能刺激局部組織發生炎癥。出現咽喉刺激、咳嗽、胸悶，甚至出現憋氣等癥狀。逐漸發展可引起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COPD)，包括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肺氣腫等疾病，重者可引起肺心病、心力衰竭。很多顆粒物具有致癌的危險性，粒徑越小，致癌危險性越大［2］(見表2)。
二氧化硫是一種常見的和危害較大的大氣污染物，它主要來自含硫燃料(如煤和石油)的燃燒、含硫礦石的冶煉、化工、煉油和硫酸等的生產過程。當SO2濃度達到10×10-6～15×10-6時，呼吸道功能受到抑制；濃度達到20×10-6時，刺激作用明顯增強，引起咳嗽、眼睛不適。若每天連續8小時吸入濃度為100×10-6則將引起急性支氣管炎和肺氣腫，其還具有致癌作用以及影響人體糖和蛋白質的代謝［2］。
YPLL―潛在壽命損失年（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是流行病學中用以衡量疾病負擔的一個指標。1982年美國疾病控制中心首次用它衡量人群疾病負擔和分病因疾病負擔。YPLL是指死亡時實際年齡與期望壽命之差：
式中：EY―期望壽命；DY―死亡時的實際年齡
某人群的YPLL是每例死亡的YPLL之和，某死因在某人群為YPLL總和除以該死因死亡數，得到這一死因平均每例死亡的YPLL，其單位為人年。YPLL表示某死因所致不同年齡組人群壽命損失的年數，與傳統的死亡率指標差別是能反映整個人群的死亡全貌，并強調了低齡死亡比老齡死亡更具危害性，現已被美國、加拿大等國列為衡量健康水平的指標。YPLL其實質是把某人群不同年齡的死亡人數轉變為統一的死亡人年，這樣就可以避免計算死亡人的價值，而只計算每個人年的價值，一個人年的價值用一個人一年的工資來表示。
我國流行病研究學者利用全國疾病監測系統5年監測資料，計算出了我國1990-1994年我國幾種主要疾病分死因的YPLL值［5］，并據此計算出了分死因每例死亡平均YPLL值(見表4)。
2.2 西安市水污染對人群健康損失的經濟計量評價研究
目前，對水污染所造成的健康損害研究較少，主要困難在于：水污染的暴露人群常發生在家庭或較小的社區范圍，其計量難度大；水污染所傳播的疾病大部分都是非規律性的，很難評價其暴露水平；水污染介水傳染疾病的傳播途徑很多，很難確定其是哪種原因所引起的；許多與水污染相關的暴露――風險關系至今還沒有建立，即疾病負擔至今還沒有建立可信的關系。實際上隨著經濟的發展，水污染對人體健康和經濟發展也正帶來越來越大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一個現實問題。城市飲用水可以受到眾多化學有機物污染，其中一些污染物已被證明是確鑿的或可疑的人類致癌源，水源的氯化消毒、工業排廢以及地表滲漏等等都可導致飲用水的污染。
水污染與某些疾病肯定存在著一定的聯系。中國城市環境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課題研究報告中就假設胃癌、肝癌、食道癌、膀胱癌等過早死亡疾病，其病因的25%是由水污染引起的；由于飲水衛生條件的變化所引起的常見流行病為肝炎和痢疾。
本文借鑒國際上通用的危險度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危害認定、水污染健康效應的參數確定、水污染健康危險度―YPLL指標評價和危險度特征闡述，結合國際組織和我國流行病學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對水污染健康損害的不良影響進行定量評估。
西安市與水污染有關的主要疾病潛在生命年損失（YPLL）的計算。在計算YPLL時，首先要計算某種疾病所引起的YPLL總數，然后再計算出每例死亡的平均YPLL。
式中：EY表示平均期望壽命，西安市人零歲時平均期望壽命為70歲；DYi表示某疾病死亡年齡段組中值；DNi表示某疾病該年齡段死亡人數。
根據西安衛生年鑒的有關數據，并整理代入式（1）、（2）計算得出西安市1996-2003年與水污染有關的5種主要病因所導致的潛在生命年損失（YPLL）值及每例平均YPLL值(見表5)。
3 城市大氣和水污染造成人群健康的經濟損失價值的計算
城市大氣和水污染造成人群健康的經濟損失主要由早逝引起的健康損失價值、住院誤工收入損失和醫療費以及急診病例所引起的門診費用所組成，其公式為：
4 西安市1996-2003年大氣和水污染健康損失的經濟評估
上限值運用支付意愿法（WTP），中限和下限值運用修正的人力資本法（YPLL）和（VSL），我們可以得到西安市1996-2003年大氣污染和水污染健康損失估算結果(見表6)。在1996-2003年間,西安市大氣和水污染健康損失年
平均為228 792萬～434 237萬元的區間內，占GDP的3.69%～7%。由此可以看出大氣污染和水污染對居民健康的顯著影響。
5 結 論
運用多種方法評價環境污染健康損失，不僅彌補了單一方法的不足，而且給出的經濟價值損失不是一個數值，而是一個區間段，大大提高了評價的可信度，對完善污染損失計算方法和城市環境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建立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對環境經濟學應用實踐是有益的嘗試。
通過實證數據計算分析，可以看出西安市在1996-2003年間,大氣環境、水環境污染健康損失呈現減少的趨勢,占GDP 的比重也在下降,從另一個側面表明西安市城市環境質量在逐年好轉,這是西安市政府加強環境污染治理和采取環境保護措施所取得的積極成效。
1996-2003年間,西安市大氣和水環境污染健康損失年平均為228 792萬～434 237萬元區間內，占GDP的3.69%～7%。由此可見西安市的大氣、水環境污染情況仍不容樂觀，其中大氣污染健康損失占總損失的77.6%。大氣污染問題比較突出，必須加強對大氣環境的保護，繼續采取強有力措施治理大氣環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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