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2 17: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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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就業 回歸模型 階段性 協調性分析
近幾年來，內蒙古的經濟增長快的驚人，然而就業卻呈現了與經濟發展不協調的現狀和階段性的特征，經濟增長拉動的就業人數很低。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一產業就業比重占很大份額但產值很?。坏诙a業產值很高而吸納的就業人數卻很小，產業內部結構失衡；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吸納就業能力很弱。
實證研究
（一）變量和數據的選取
本文選取1980-2009年30年間的數據，來源于《2010年內蒙古統計年鑒》。主要采用指標為：一是衡量經濟增長的量：內蒙古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各產業的生產總值GDPi（i=1，2，3）；二是內蒙古的就業人數，包括總的就業人數L和各個產業的就業人數Li（i=1，2，3）。
（二）平穩性、協整、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本文采用ADF檢驗法對LNGDP和LNL進行檢驗，經檢變量二階差分后是平穩的。接著采用Johansen檢驗，發現至少存在一個協整向量，表明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最后進行Granger檢驗，發現GDP是L的Granger原因（0.0210.05），它們之間呈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
（三）經濟增長與總就業之間的關系
LNGDP與LNL的散點圖。從圖1可以看到LNGDP與LNL大致呈指數分布，設模型為L=aGDPα（α為就業彈性），變換為LNL=c+α*LNGDP（其中Lna=c），上述模型估計如下：
LNL=6.34+0.08LNGDP R2=0.81 D.W=0.17 （1）
（131.33）（11.19）
從方程（1）看出，模型在總體程度上擬合不錯，R2=0.81，各變量都通過了檢驗。
各產值與各產業就業人數階段性特征
為了能夠深入研究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系，從各產業就業人數與各產值之間入手。首先做了各產業就業人數時序圖，如圖2、圖3、圖4所示（數據經過sas標準化）。
由圖2、圖3、圖4看出，各產業的就業人數不是持續增長的，都有一定的間斷性，而各產業產值卻是持續增長的，它們之間呈現不協調關系，其中圖3表現最為明顯，從1980開始就業人數持續增長，到1996年突然下降，直到2004年才開始緩慢上升。為了進一步分析問題，綜合了圖2、圖3、圖4，分三段進行研究。第一段從1980-1995年；第二段從1996-2004年，第三段從2005-2009年。
（一）第一階段各產值和就業人數的特征
LNL1=6.05+0.04LNGDP1 （2）
（120.60）（3.84） R2=0.51 D.W=0.72
LNL2=4.11+0.25LNGDP2 （3）
（36.83）（9.88） R2=0.87 D.W=0.29
LNL3=3.76+0.34LNGDP3 （4）
（55.39）（21.79） R2=0.97 D.W=1.21
方程（2）、（3）、（4）各變量都通過了檢驗，各方程在整體上擬合還不錯。在第一時間段中，無論是第一、二產業還是第三產業，它們都對就業起到了拉動作用。第一產業拉動就業的彈性為0.04；第二產業為0.25；第三產業為0.34。第三產業吸納的就業空間最大。
第一階段從1980年到1995年，這時恰值“六五”“七五”和“八五”是改革開放初中期，內蒙古的經濟在粗放型的增長方式下運行，非農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所吸納的就業人數空間很大，呈現出每個產業產值增加都能帶動產業就業人數的增加的特點。
（二） 第二階段各產值和就業人數的特征
LNL1=6.08+0.04LNGDP1 （5）
（57.62）（2.23） R2=0.41 D.W=2.02
LNL2=7.31-0.33LNGDP2 （6）
（35.98）（-10.34）R2=0.94 D.W=1.88
LNL3=5.03+0.11LNGDP3 （7）
（12.59）（1.79） R2=0.31 D.W=1.18
在方程（5）、（6）、（7）中，只有方程（6）通過了檢驗且擬合良好，其余方程都沒有通過檢驗，擬合效果較差。情況不如第一階段，第一產業拉動就業彈性0.04；第二產業為-0.33；第三產業為0.11。經濟增長只對第一、三產業起到了拉動作用且很小，而對第二產業就業人數的拉動反而是負的，這說明經濟的增長并不一定能帶來就業人數的同步增加，這與經濟理論相背離。產業結構和就業呈現不協調現狀。
第二階段從1996年到2004年，這時恰值“九五”和“十五”。內蒙古經濟發展較快，也是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時期。這時期經濟的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變得緩慢，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還是負數，出現了“排斥”現象。
（三）第三階段各產值和就業人數的特征
LNL1=6.05+0.03LNGDP1 （8）
（33.24）（1.36） R2=0.38 D.W=2.54
LNL2=3.87+0.16LNGDP2 （9）
（22.64）（7.72） R2=0.95 D.W=3.37
LNL3=4.00+0.23LNGDP3 （10）
（9.10）（4.17） R2=0.85 D.W=1.39
在方程（8）、（9）、（10）中，只有方程（8）沒有通過檢驗且擬合效果較差。第三階段情況還是不如第一階段，第一產業拉動就業的彈性為0.03；第二產業為0.16；第三產業為0.23，雖然對就業的拉動都是正作用，但全都是小于第一階段。
第三階段從2005年到2009年，這時恰值“十一五”，內蒙古經濟增長方式，產業結構趨于合理化，較第二階段情況有所好轉，每個產業的產值增加都能帶動各產業的就業人數的增加，但還是弱于第一段。
各產值與各產業就業人數協調性分析
（一）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不符
從表1看出1980年內蒙古第一、二、三產業的比例為26.4∶47.2∶26.4，同期第一、二、三產業就業人數比例為65.97∶18.57∶15.46；2009年內蒙古第一、二、三產業比例為9.5∶52.5∶38，同期第一、二、三產業的就業人數比例為48.84∶16.92∶34.24。由此看出，在這三十年中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下降了16.9%，就業比重下降17.13%；第二產業的產值比重上升5.3%，就業比重下降1.65%；第三產業產值比重上升11.6%，就業比重上升18.78% 。第一產業呈現“產值低，就業高”的特點，這顯然是不合理的。這說明農村牧區存在著大量的富裕勞動力，大量的勞動力積壓在第一產業上，導致了農牧民的低收入，低消費，成為第二、三產業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很大，但就業人數比重急劇的減少，呈現“產值高，就業低”的特點。從1980年的產業比重上升了5.3%，同期就業比重卻下降了1.65%。這說明第二產業的發展排斥勞動力。內蒙古的工業結構不合理，主要發展重工業，輕工業發展較慢。大量的資金都集中于重化工業行業，工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斷地萎縮。資本密集型產業會導致勞動力資源的大量閑置和浪費，造成過高的失業率。投資的高增長率主要帶來的只是就業者的人均資本準備水平的提高，拉動就業的作用較差，這是內蒙古投資主導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就業彈性卻下降的原因所在（劉仙梅，2007）。第三產業發展速度緩慢，從這三十年中，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上升11.6%，第三產業就業比重上升18.78%
（二）外部環境和政策的影響
“九五”和“十五”期間內蒙古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亞洲金融危機和區內外企業競爭的影響，大批虧損國有企業，集體企業不得不破產，兼并或調整結構，從而導致了大量的富余職工失去原有的工作崗位淪為失業人員，成為了第二產業勞動力凈流出的原因。自1999年實施西部大開發以來，內蒙古實施了更加傾斜的財政支付政策，而這些財政支出大多數都投放在能源和基礎原材料等開發項目上。這些項目雖然耗資很大，帶來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吸納的就業空間很有限。
政策建議
由上述分析可知，今后內蒙古仍面臨很大的就業壓力。經濟增長雖然是就業增長的前提條件，也是解決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但經濟增長并不一定能拉動就業增長，如果不實施一些輔助措施，經濟增長不一定直接轉化為就業機會（李湘合等，2006）。因此提出以下幾方面的建議：
一是無論是哪個階段，第三產業產值的增加對就業人數的拉動作用是最大的，所以要充分挖掘第三產業的就業空間，內蒙古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獨特的自然、人文景觀。應該大力發展旅游業、房地產、奶制品等為主導的第三產業。二是實行有利于擴大就業的經濟發展戰略合理化產業結構，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三是鼓勵和支持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的發展，發展那些能吸納就業人數多的個體和私營經濟，廣辟就業門路，多渠道地擴大就業。
參考文獻：
1.劉仙梅.內蒙古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的關系研究[J].經濟論壇，2007（11）
2.齊建國.中國經濟的最大威脅是就業彈性急劇下降[J].世界經濟，2000（3）
3.雍紅月，李松林.內蒙古人口就業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J].人口與經濟，2004（2）
關鍵詞：潛在增長率；增長階段；新動力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9—0005—03
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經濟增速年均達到9.8%，比全球同期平均增速超過6個百分點。1978—2012年，我國人均GDP由154美元上升到6060美元，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由220國際元上升到9100國際元，由低收入國家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貨物貿易占世界份額由不足1%，到成為全球第一貨物出口大國；制造業總產值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GDP總量達到8.2萬億美元，是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高速增長并不能永遠持續，受內外環境、發展階段和國際經濟格局變化影響，我國經濟增長已呈現不同以往的特征，中長期經濟潛在增長率開始逐步下移，經濟運行的脆弱性有所增加，一個充滿挑戰同時更加接近高收入社會的新階段正在開啟。
一、潛在增長率將逐步下降，發展進入新增長階段
（一）低勞動力成本優勢削弱，儲蓄率和投資率呈下降態勢
近年來，我國人口呈現“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特點，勞動年齡人口峰值預計將在2015年達到，老齡人口撫養比將快速上升。長期以來形成的低勞動力成本優勢將明顯削弱，居民儲蓄率將會下降，進而使投資率下降。國際經驗表明，投資率的峰值期與經濟增速的峰值期基本同步。
（二）現成可利用的技術空間縮小
追趕型國家之所以可在短時間內走完先行國家多年走過的道路，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可以利用現成的先進技術和制度，以推進其全要素生產率（TFP）快速提升。但當自身技術逐步向技術前沿靠近時，那些可以低成本獲取的前沿技術和經驗就可能逐步減少。根據國際經驗，追趕型國家的TFP增長速度呈現階梯式下降的趨勢，尤其是當人均GDP達到10000國際元左右后，TFP會出現明顯下降。當快速追趕學習期結束，技術上快速跨越的步伐將明顯放緩，表現為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下降。
（三）工業化特征的內需增長空間逐步變小
工業化的基本特征是產品生產的標準化、規?；?，工業內部分工不斷細化，中間投入不斷提高。一方面，對重要工業品和資本品的需求快速增長，如鋼鐵、電力、汽車、水泥、家電等產量快速增加。另一方面，人口和要素的集聚，國內市場日趨一體化，城市化率快速提升，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巨大。經驗證明，當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左右時，主要工業品生產的峰值也將同時出現，而且城市化率增速趨于放緩。根據這一規律和我國現有人均重要工業產品水平推算，鋼鐵、水泥、建筑、汽車產量的絕對峰值或增速峰值會在2015年后逐步出現。
（四）出口增長速度有所放慢
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后，外需空間得到快速拓展，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動力。值得注意的是，我國貿易占世界份額已經與日本、德國歷史峰值水平相當。隨著我國產業的升級，“兩頭擠壓”的情況日漸明顯。一方面，隨著我國出口產品進一步升級，競爭對手將更加強大（主要是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錯位競爭將變為同質競爭，搶占國際市場空間的難度不斷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勞動力成本不斷攀升，傳統出口優勢來自新興國家的競爭也日益激烈，加上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進入相對低速增長期，這都將使我國出口增速逐漸放緩，預計原來超過20%的年均增長將下降到10%左右，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趨于減弱。
二、追趕型經濟體經歷高速增長期后，增速會出現兩類不同性質的回落
工業革命以來各國（經濟體）的增長歷史顯示，經濟有起飛，就有降落，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永遠保持高速增長。其中，追趕型經濟體往往能利用技術、管理、市場、制度等方面的現成經驗，經濟增速在一段時間內會明顯提高，與先行經濟體相比，達到一定發展水平所用的時間明顯縮短，呈現出壓縮式快速增長特點。如，人均GDP從1800—11000國際元，英國用了141年，美國用了109年，日本用了54年，新加坡用了37年，中國香港用了31年，韓國和中國臺灣用了27年。而且追趕型經濟體的初始人均GDP水平越低，追趕進程中經濟平均增速就越高；起飛的時間越靠后，達到特定發展水平所用時間就越短。
歷史經驗表明，不是每個能起飛的經濟體，都能順利實現工業化并平穩降落，追趕過程中不少經濟體會中途掉隊。1960年以來，全球有101個國家或地區經過短期快速增長，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行列，但到2008年只有其中13個國家或地區成功邁入高收入行列，基本完成追趕任務。如，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波多黎各、毛里求斯、新加坡和以色列等。而大多數國家并沒有順利完成這一過程，在追趕的中途掉隊，因種種原因導致經濟增長停滯甚至倒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追趕中高速增長期的結束，存在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情況。一種是成功實現工業化，基本完成追趕任務后的增長減速，鋼鐵、水泥、基礎設施等產量或增速峰值也大致出現在同一時期，回落發生的時點一般在人均GDP達到11000—12000國際元。日本、韓國等都是二戰后實現成功追趕的國家，基本都符合這一規律。另一種則是追趕任務并沒有完成，卻因經濟體制、發展戰略、社會分化或其他原因，追趕進程中斷，經濟長期陷入停滯或倒退?；芈鋾r點往往發生在人均GDP4000—6500國際元時段，工業化并沒有完成，且經濟增速回落幅度更大，多數超過5%甚至50%，經濟發展長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中國經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小，但風險因素猶存
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共性原因是：發展戰略或體制長期僵化，適應能力下降；沒有使更多人參與到現代產業的發展中；收入分配惡化且缺乏有效的調節機制；社會分化使達成社會共識難度增加；等等。目前，我國這方面的問題也有所凸顯。首先，受改革復雜性增加和利益集團干擾，近年來我國改革步伐有所放緩，部分體制僵化、束縛經濟發展潛力釋放的問題有所突出。其次，收入分配不公問題有所惡化，基尼系數持續高位，個人發展對家庭地位和社會關系網的依賴度增加，社會縱向流動性有所下降，腐敗和司法不公問題比較突出。再次，雖然我們沒有形成拉美、南非式的貧民窟，城市新二元問題確實開始突出，大量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后并沒有真正融入城市。這些問題若處理不好，再與經濟增速下行疊加，社會不滿情緒會放大，存在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潛在危險。同時也應看到，從發展階段看，當前我國人均GDP水平已經遠遠超越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期（4000—6500國際元）。更重要的是我國發展戰略總體仍保持靈活，并具備做出適應性調整的能力。深化體制改革的共識仍在，改革的總體方向并沒有出現嚴重分歧，社會主流期盼深化改革、擁護全球化、支持進一步開放。這就決定了改革有條件達成共識，而且新一屆領導也展現了改革的更大勇氣和決心。因此，我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總體較小，至少具備邁過這一關口的基礎條件。
四、我國經濟增長階段轉化呈現混合特征
當前，我國人均GDP為9100國際元，低于成功追趕經濟體自然回落時點的11000～12000國際元，又高于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4000—6500國際元，但這并不能說明我國經濟是一個例外。
首先，11000—12000國際元是一個平均規律，不同國家存在一定波動范圍。按照相對較低增長和匯率升值速度，3年左右時間我國經濟就會進入這一平均范圍。其次，以上落人“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因素，對我國經濟潛力釋放形成一定約束。更重要的是，與很多市場化改革比較徹底的成功追趕國家相比，中國市場化改革進展并不平衡。要素領域價格不順、市場分割，基礎產業開放不夠、準人不公平、競爭不足的問題依然突出，市場機制難以發揮基礎性作用，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多問題依然突出。在微觀上導致資源錯配和低效利用，在宏觀上則出現了產能過剩與供給能力不足并存，嚴重抑制規模依然可觀的增長空間的釋放，從而使經濟運行顯示出增長提前下臺階的一些特征。
當前，我國經濟表現出增長階段轉換的特征，是由快速追趕期后的增長逐步自然回落的中長期趨勢因素主導，加上需求周期波動的短期因素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因素共同作用使然。表面看不符合國際經驗，實質上并不例外，而且具有混合特征，中長期潛在增長率下降將不可避免。
五、有條件形成新動力和新優勢，實現更長時期的健康發展
近年來，我國經濟逐漸由原來的持續高速增長轉變為目前的中高速增長，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面臨的全新經濟發展形勢，也是未來城鎮化長期發展必須應對的新環境。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過渡到中高速增長階段對城鎮化意味著什么？在經濟中高速增長階段對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的內涵有什么要求？新型城鎮化對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還有哪些改革紅利可以釋放？走好新型城鎮化道路需要處理哪些重大關系？等等，需要我們認真研究。
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過渡到中高速增長階段對城鎮化意味著什么？
國際金融危機后，國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最顯著特征就是開始由過去長達三十多年接近10%的經濟高速增長轉為7%以上、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階段。由于發展基數越來越大，維持過去那樣的高速增長已不現實。從需求條件看，靠大規模的政府主導型投資以保持經濟增長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續性，我國經濟高增長過分依賴政府高強度投資的負面效果日益明顯，投資效率下降，投資和消費比例失衡，產能過剩嚴重，長期下去不可能持續。而外需受到國際需求市場需求低迷的影響，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從供給條件看，隨著以勞動力短缺和工資持續提高為特征的“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以及以人口撫養比不再降低為表現的“人口紅利”的消失，再加上技術、管理等其他要素供給不足和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增強，經濟潛在增長率也不斷下降。此外，多年積累的諸多矛盾和問題，如產能過剩、環境污染嚴重等，也對經濟高速增長形成制約。特別是我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將面臨轉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城市化陷阱、資產泡沫陷阱、金融陷阱、捧殺陷阱等復雜問題。在中等收入階段保持中高速增長，不僅需要形成與經濟發展階段相匹配的高品質制度體系，而且需要擺脫增長機制鎖定，尋找增長與跨越的內在驅動。因此，在中高速增長階段，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相互交織，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相互影響，使經濟社會環境日趨復雜化，從而對城鎮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表現出以下特點：
一是經濟增長換擋調速，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需要城鎮化釋放需求和創造供給的能量。在增長速度換擋階段，由于市場需求和供給因素的變化需要一定的時間，經濟在一定時期內具有發展慣性，往往高時愈高、低時愈低，因此高速增長階段重點要防止經濟過熱、增速沖破上限，而增速放緩時重點要防止經濟失去活力、增速跌破下限，這就需要加強宏觀調控，使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范圍內。而且，在增長速度換擋階段，依靠國家大規模投資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由投資拉動向需求拉動轉變尚需時日，對外貿易狀況短期內也難有根本好轉，因此國家宏觀調控難度增加，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迫切需要對經濟的需求面和供給面進行深度調整，尋找、培育新的經濟增長空間，增強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城鎮化既能釋放需求，也能創造供給，如果能夠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就可能有效擔負起時代的重任。
二是經濟結構問題突出，轉型升級迫在眉睫，需要城鎮化推動重大結構性問題的解決。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以后，我國目前經濟結構性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轉型升級壓力依然較大。從內需結構看，經濟增長對政府投資、外貿出口的依賴程度依然較高，居民消費、投資所占比重嚴重偏低，通過刺激居民消費和民間投資帶動經濟增長還有較長的路要走；從三次產業比重看，二產獨大、三產比重偏低，2011年底我國三產比重約為43.3%，不僅遠低于高收入國家74.3%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國家55.6%的平均水平；從收入分配結構看，我國勞動報酬所占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不及40%，而世界通常比重是勞動報酬所占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貧富差距依然較大。
三是資源環境壓力增大，生態保護要求強烈，需要城鎮化與生態文明耦合推進。近年來我國資源和環境約束壓力顯著增大，是資源稟賦、發展階段、發展方式以及體制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國雖然地大物博但人口眾多，許多重要資源、礦產人均占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經濟發展受到的資源環境約束相對較大，三十多年比較粗放的發展方式也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破壞，而體制機制的不順和制度的缺失也導致了唯GDP主義的盛行，不少地方發展經濟是以浪費資源和犧牲環境做代價的。一些城市“十面霾伏”、“水漫金山”、“垃圾圍城”，給我們敲響了警鐘。迫切要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城鎮化與生態文明深度耦合，處理好城鎮化發展和資源環境的關系。
四是“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尚存，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務繁重，要求城鎮化發展中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沒有變。伴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城務工，但長期以來，不少城市更多的是購買他們的勞動力，僅僅把他們看成是勞動者，而不是城市里平等的一員。如果城鎮化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城鎮化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邕^“中等收入陷阱”，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在城鎮化的發展中，更加注重以人為本。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以后，城鄉社會矛盾、社會問題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領域矛盾還比較尖銳、迫切需要推進社會管理創新，在城鎮化進程中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五是國際關系深度調整，亟需擴大迂回空間，城鎮化應當成為我們手中的大牌。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經濟進入新一輪調整轉型期，發達國家提出了再工業化的口號，紛紛制定優惠政策將先進制造業留在國內，同時貿易保護主義也重新抬頭，并試圖通過 TTIP和TPP繞過WTO建立國際貿易新規則，國際政治經濟關系面臨深度調整。我國科技投入、創新能力不足，科技進步貢獻率40%，與發達國家 70%水平還有很大差距；產業發展水平較低，大量出口產品都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少數高端產品出口受到打壓，與發達國家競爭處于明顯劣勢；與此同時，我國勞動力成本提高、匯率上升，后起發展中國家以較低的成本和價格參與國際分工，我國在一些傳統領域的比較優勢逐漸喪失。這種“前堵后追”局面使我國拓展國際市場的空間縮小。為了增強我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我們要打好城鎮化這張牌，增大回旋余地。
在經濟中高速增長階段對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內涵有什么要求？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城鎮化的發展，為經濟社會進步和人民生活明顯改善作出了重大貢獻，推動人民生活從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推動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飛躍，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發展，這一點要充分肯定。但是，以往的城鎮化為了服務于經濟快速發展，將注意力集中在土地開發利用上，在為經濟提供發展空間、為地方政府提供財政收入的同時，對普通居民的利益保障、對生態環境保護重視不夠，也存在著“見地不見人”、半城鎮化、被城鎮化、貴族化城鎮化、“式”城鎮化等諸多問題，也受到了社會輿論的不少批評。在我國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以后，增速放緩使城鎮化發展中的矛盾更加凸顯出來，特別是強制拆遷、環境污染、農民工權益、棚戶區、零就業家庭等問題飽受詬病，并成為引發社會矛盾和的重要根源，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對社會不公問題反映越來越強烈，迫切需要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新型城鎮化道路是不同于過去的城鎮化道路，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健康城鎮化道路。這里講的中國特色，主要有三點：其一，中國是具有13億人口的大國，要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走新型城鎮化道路，應該說是世界上最難的一件事情。在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實現城鎮化，在人類發展史上沒有先例。其二，中國是一個城鄉二元比較嚴重的國家，如何破解城鄉二元，是我們中國推進新型城鎮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我們要有耐心和定力。城鎮化目標正確、方向對頭，有利于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到2020年，要解決約1億進城常住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約1億人口的城鎮棚區和城中村改造，約1億人口在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其三，工業化、城鎮化和生態文明建設，這三件事情一個也不能少，屬于同步進行、疊加進行，這個難度也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難度要大得多，與先行現代化國家的歷程不一樣。走出一條新路，而且世界經濟和生態環境也將從中受益。我們理解，所說的中國特色，更多的是要考慮中國這三個特殊的國情，在考慮這個國情的基礎上推進我們新型城鎮化建設。我們推測，如果到2050年，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基本保持在平穩線上，城鎮化歷史任務能夠真正穩妥完成，就是了不起的世界級水平的成就。
那么，什么是新型城鎮化？簡言之是以人為核心、以質量為關鍵、以改革為動力。如果再具體一些怎樣講？以往我也做過歸納，曾提出過四條和六條，根據中央城鎮化會議的精神，我重新歸納為七條，就是走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城鄉互動、科學布局、綠色低碳、傳承文化、體制創新的道路。
第一，新型城鎮化，是堅持以人為本，體現公平共享、包容發展的城鎮化。要合理引導人口流動，重點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提高農民工融入城鎮的素質和能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和執政理念的集中體現，也是城鎮化科學發展的根本保證。以往的城鎮化，一些地方熱衷于“蓋高樓”、“造新城”，對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存在著見物不見人的傾向。而一些地方因城鎮建設和管理滯后，“城市病”已經顯現，影響了城鎮居民工作和生活質量。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就是要努力破解城鄉二元體制和城鎮內部的二元結構，使城鄉居民共享發展成果，過上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第二，新型城鎮化，是堅持四化同步，體現產業支撐、就業優先的城鎮化。城鎮化要有產業支撐，要促進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信息化和城鎮化深度融合、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有了四化并舉，產業（包括金融和技術）發展起來了，城鎮就能夠集聚人氣，有了吸納就業的能力，實現產城人三方面的融合，并能夠向智慧城市前進。沒有產業支撐的城鎮化，難以提供就業崗位，就是“唱空城計”，就會出現“空城”或“鬼城”。一些發達國家和東亞國家，較好地協調了四化同步，實現了現代化。而一些拉美國家由于四化不協調，就業問題突出，城市里出現了大量貧民窟，現代化進程嚴重受阻。在城鎮化發展中，我們要補上服務業的短板。服務業是城鎮就業最大的容納器，多為中小微企業，有的甚至是夫妻店，鋪天蓋地，潛力很大，要大力扶持，加快發展。
第三，新型城鎮化，是堅持城鄉互動，體現以城帶鄉、工農互惠的城鎮化。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的主要障礙，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推動新型城鎮化要與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要嚴防死守耕地紅線，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要探索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土地經營權流轉、集中、規模經營，要與城鎮化進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相適應，鼓勵發展、大力扶持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民合作社、產業化龍頭企業等新型主體。要探索農民變市民，進城不離鄉，“就地就近”城鎮化的路子。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健全體制機制，不斷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城鎮化進程、共同分享城鎮化成果。
第四，新型城鎮化，是堅持科學布局，體現因地制宜、協調有序的城鎮化。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對城鎮化總體布局做了安排，提出“兩橫三縱”的城市化戰略格局，要一張藍圖干到底。要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發展基礎和潛力，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東中西地區因地制宜、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優化城鎮化空間布局和城鎮規模結構。目前，我國人口過度向少數特大城市集中，城市過度向東部集中的勢頭越來越明顯，造成大城市規模過大、小城市規模太小、地區差距日益擴大，城市布局不夠合理。這不僅產生大量的經濟問題，而且帶來嚴重的社會、政治和生態問題。由于中西部地區城市發育明顯不足，這導致了人口長距離大規模流動、資源大跨度調運，極大增加了經濟社會運行和發展的成本，不僅不利于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也不利于維護民族團結、保障國家安全。要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礎上，在中西部和東北有條件的地區，依靠市場力量和國家規劃引導，逐步發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為帶動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第五，新型城鎮化，是堅持綠色低碳，體現承載力強、和諧宜居的城鎮化。要根據城鎮人口增長趨勢和資源環境變化態勢，著力提高城市綜合承載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將生態文明融入城鎮化全過程。當前，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隨著城市人口的急劇增長及城市規模的迅速擴張，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倍受考驗，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路子不能再走下去了，必須堅持綠色低碳發展。要按照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的總體要求，形成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的合理結構。減少工業用地，適當增加生活用地特別是居住用地，切實保護耕地、園地、菜地等農業空間，劃定生態紅線?？茖W設置開發強度，盡快把每個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開發邊界劃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綠水青山保留給城市居民。
第六，新型城鎮化，是堅持傳承文化，體現歷史文脈、民族特色的城鎮化。城市建設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也是城市的軟實力。城鎮建設，要實事求是確定城市定位，科學規劃和務實行動，既不能閉門造車，也不能邯鄲學步，避免走彎路；要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要融入讓群眾生活更舒適的理念，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要融入現代元素，更要保護和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延續城市歷史文脈，體現民族文化的自信；要加強建筑質量管理制度建設，把文化和文明體現在有生命力的建筑中。在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既要提升和傳播城鎮文明，也要保護和尊重鄉村文明，要注意保留村莊原始風貌，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
第七，新型城鎮化，是堅持體制創新，體現兩手結合、改革配套的城鎮化。要更加重視市場規律，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兩手結合，兩手都硬。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城鎮化健康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實踐證明，成功的城鎮化，既是市場調節、自然發展的過程，又是政府調控、規劃引導的結果。我國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許多問題都與市場和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沒有發揮好、沒有協調好密切相關。雖然市場存在著外部性等缺陷，但總體上看，我國過去曾經走過由政府包辦、排斥市場作用、忽視民間力量的城鎮化道路，政府過分干預是造成市場信號扭曲、不能正常發揮作用的主要因素。同時，政府越位與缺位并存還影響了政府作用的發揮，不該管的管了，該管的卻沒有管好。今后，一方面要堅持微觀交給市場，充分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另一方面還要充分認識到我國城鎮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復雜性、長期性和艱巨性，又要更好發揮政府在創造制度環境、編制發展規劃、土地用途管理、建設基礎設施、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治理等方面的職能。
新型城鎮化對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有哪些紅利釋放？
在經濟中高速增長階段，中國將面臨兩個方面的挑戰，一是如何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二是如何發掘和用好新的增長點。 2012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2.57%，距離65-70%的城鎮化率還有很大的空間?？紤]到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5.29%，城鎮化的發展空間更大。而且，我國城鎮化地區差距也很大。從三大地區看，2011年東部地區城鎮化水平為61.07%，中部為46.99%，西部為42.99%，東部比中部高14.08個百分點，比西部高18.08個百分點。從各省份看，城鎮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與最低的貴州之間相差58個百分點。這說明城鎮化在增加供給、刺激需求、推動經濟社會變革等方面還有很大的作用空間，能夠在較長時期推動經濟中高速增長，保障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首先，新型城鎮化是經濟運行穩定在合理區間的重要保證。中高速增長階段，我們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經濟增長的下行慣性，同時避免在刺激經濟時引起物價的大幅上漲，就需要充分利用城鎮化自身具有的巨量市場需求、供給能力，使其成為經濟發展的“調控閥”，保證國民經濟維持一個合理、穩定、較快的發展速度。城鎮化將產生巨量的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需求，改變農民原有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帶來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和民間投資、消費的蓬勃發展；城鎮化將大量農民轉變成市民，有利于增加勞動力市場供給、促進耕地和建設用地有序流轉，對于工業化、農業現代化深入發展大有裨益。一言以蔽之，城鎮化巨大的內需空間和強大的要素供給能力增強了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是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上限”的重要保證。
其次，新型城鎮化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重要推動力。在中高速增長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任務就是，在保證經濟總量持續增加的同時，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城鎮化是我國內需最大潛力之所在，搞好城鎮化有利于減輕經濟增長對出口、投資的依賴，城鎮化的聚集效應也有利于普通居民服務業及科技、金融、信息、物流、文化等新興產業的發展；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城鎮化能夠為科技創新的產生和應用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為我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中占據主動位置提供了良好條件；城鎮化通過人口非農化、社會保障體系和財政轉移支付措施，可以為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地區差距等突出問題的解決提供契機；另外城鎮化通過人口聚集實現資源能源的集約利用和生產生活廢棄物的集中處理，能夠切實減輕經濟社會發展對環境資源造成的 破壞。
第三，新型城鎮化是推動改革釋放紅利的重要突破口。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宏觀調控是必要的，但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最關鍵的還是要靠體制機制的完善，靠改革紅利的充分釋放。在中高速增長階段，各種深層次矛盾逐漸顯現出來，目前社會利益格局基本形成，利益主體日趨多元化，利益訴求日益多元化，要形成共識推進改革并非易事。而城鎮化過程中的農民工市民化、棚戶區改造、城市環境質量等問題，社會比較關注，認識也比較統一，可以先行一步，通過城鎮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推動改革，為收入分配、土地制度、財稅體制、投融資體制、行政體制等整體配套改革的全面推進創造有力的條件。
第四，新型城鎮化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平臺。將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是城鎮化的起點而非終點，城鎮化建設過程是解決好城鄉居民生產生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全過程。新型城鎮化建設要求實現城鎮化和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各地在實際推動過程中也將產城融合、耕地和建設用地有序流轉作為城鎮化發展的基本條件，這有利于保障城鄉就業這一“民生之本”；新型城鎮化將農民工市民化和棚戶區改造作為城鎮化推進的重點工作，有利于改變農民工和棚戶區居民居住條件差、家庭收入少、保障水平低的現狀，改善底層群眾的生產生活狀況；城鎮化需要加強城市交通、地下管網、廢棄物處理等基礎設施配套建設，加大對城市水源、空氣質量的檢測和保護力度，這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條件，克服城鎮化粗放式發展帶來的各種弊端。
第五，新型城鎮化為贏得國際合作主動權提供了戰略迂回空間?！叭胧馈笔怪袊硎芰耸陻U大開放帶來的紅利，但目前這種紅利正在逐漸消失，勞動力原材料成本上升、新興市場崛起、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歧視性貿易摩擦增多等諸多因素疊加給我國對外貿易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城鎮化將立足點放在內需上，可以有效減輕外貿增長乏力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和個別國家對我國和平發展的遏制；城鎮化的集聚效應和綠色低碳發展方向能夠有效減少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消耗，降低我國對外資源能源依賴程度，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我國城鎮化搞得好，能夠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之一，為國外的產品、資金、技術等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這為我國贏得國際交往的主動權和國際話語權提供廣闊的戰略迂回空間。
推進新型城鎮化需要正確處理的重大關系有 哪些？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個自然歷史和經濟社會發展過程，推進城鎮化要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出發，遵循規律，因勢利導，使城鎮化成為一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的發展過程。推進新型城鎮化，需要正確處理若干重大關系，這里重點討論三個問題：
（一）正確處理速度與質量的關系。
按照美國城市地理學家諾瑟姆揭示的城市化發展三發展階段論，我國在30%～70%之間都將處于城鎮化加速階段，這是城鎮化發展的規律。根據城市病發展的四階段論，城市化率在50%～70%是城市病的發作階段，城鎮化是不健康的。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1.27%，應該說進入了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和城市病發作階段的疊加期。從中國城鎮化過程的特征看，在中國城鎮化剛剛進入快速發展和城市病發作階段的疊加期，雖然還沒有出現諸如拉美和印度那樣嚴重的“城市病”，但也存在諸如“半城鎮化”、“隱性城鎮化”、“被城鎮化”、“過度城鎮化”和一定程度上的“病態城鎮化”等現象和問題，而且各種問題和矛盾日漸積聚、突出。此外，由于缺乏有效措施和調控機制，在城鎮化宏觀整體布局上，還存在著大城市過度集聚、小城鎮發展無序，地區發展失衡、城市之間的關系不協調等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未雨綢繆、及早診治，勢必演化為日益嚴重和難以治療的“城市病”，甚至陷于“拉美陷阱”，嚴重影響中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因此，在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周期和城市病顯性化和發作階段的疊加期，城鎮化面臨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速度太慢的問題，而是城鎮化質量方面存在缺陷，我們必須以提高城鎮化質量為關鍵，推進城鎮化健康發展。否則，城鎮化就走不下去。從當前的情況看，需要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要積極促進農民工市民化，逐步解決半城鎮化問題。要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進，存量優先，帶動增量的原則，堅持兩手抓，一手推動戶籍制度改革，一手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序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二是要以人為本，妥善解決城市病問題。要提供與城鎮經濟發展水平相適宜的的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優先解決城鎮人口的就業、安居、教育、醫療、交通等問題，提高城鎮居民生活質量。三是要轉變城鎮發展模式，提升城鎮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要加強城鄉不同類別的空間管制，大力推進低碳生態城市建設，促進城鎮集約緊湊發展；圍繞提升城鎮發展軟實力，加快城鎮服務功能建設和綜合管理，提高城鎮管理服務水平。四是要建立城鎮化發展評價體系，確保城鎮化健康發展?？茖W制定城鎮化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將城鎮化質量納入政績考核、重大事項督查范圍。
（二）正確處理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的 關系。
城鎮化既意味著農業剩余人口由農業和農村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也意味著土地由農業、農村用途向工業、城鎮用途轉變，是農業剩余人口市民化（人口城鎮化）和農地非農化（土地城鎮化）的統一。由于城鄉二元制度的存在，農業剩余人口市民化被分割為農民非農化和農民工市民化兩個過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改革的成功、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速，極大地推動了農民非農化和農地非農化，但由于城鄉二元制度的阻礙，農民工市民化速度卻異常緩慢。2000-2012年間，城鎮化率始終落后非農化率14-15個百分點；如果僅僅考慮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落后農民非農化率的差距就更大了（2012年為31個百分點）。土地城鎮化（或農地非農化）的速度也大大快于人口城鎮化的速度。2000-2011年間，城鎮建成區面積增長67.8%，其中城市建成區面積增長了94.3%，但同期城鎮人口只增長了52.7%。如何協調農民非農化、農民工市民化與土地非農化的關系，需要處理好以下三個關系：一是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與農民工市民化掛鉤。二是實行征地和農民工市民化掛鉤。三是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當然，對于其他就業能力較差、不能穩定就業的農民工，政府也應盡可能的做到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并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勞動技能和就業能力，積極為其落戶創造條件。
關鍵詞：需求結構；演進邏輯；經濟持續均衡增長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3）02-0044-10
一、引 言
經濟持續均衡增長是諸多國家經濟發展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開放條件下，從需求的角度而言，消費需求（包括居民消費需求和政府支出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是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需求結構指的是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在總需求中的比例及變化關系，用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來表示。需求結構演進相應指的是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變化趨勢。
1978―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需求驅動獲得了較好的增長績效，名義GDP年均增長率達到15.2%①。但與經濟快速增長相伴隨的是，消費需求增長滯后致使我國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強的投資和出口依賴，相應形成了“消費率波動中不斷下降，投資率波動中不斷上升，凈出口率波動中不斷上升”的需求結構演進特征，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決策層面和學界的高度關注與擔憂。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爆發使我國出口面臨的外部環境惡化，“投資―出口驅動型”增長模式的“外生性”和“非常態性”特征充分顯現：2003―2007年，我國GDP增長率穩步提升，但西方金融危機爆發使出口需求銳減，造成2008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劇烈波動和一定程度的增長速度下滑（見表1）。因而，如何通過需求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經濟持續均衡增長成為我國政府宏觀調控追求目標的必然選擇。
毋容置疑的是，需求結構演進邏輯反映經濟增長需求動力演進邏輯，明確需求結構演進邏輯是進行需求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前提和基礎?；诖?，本文關心的問題主要有：（1）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需求結構演進具有何種邏輯性？（2）需求結構演進與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關系？（3）中國應該如何對需求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以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
二、需求結構演進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驗事實
為了考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需求結構演進邏輯，我們利用多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經驗事實，從兩個維度進行統計性描述：一是基于對經濟發展工業化不同階段7個國家的考察；二是基于37個國家2006年橫截面數據的考察。
（一）基于7個國家經濟發展不同工業化階段的考察
依據錢納里（Chenery）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工業化階段界定的相關研究結論H?錢納里、S?魯賓遜、M?塞爾奎因：《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吳奇、王松寶等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14頁。，本文把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工業化進程分為三個階段一般說來，反映工業化階段的指標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二是三次產業產值結構和就業結構；三是工業內部結構。本文主要以產業結構變動為依據，同時參考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的變化情況來反映工業化階段。這種判定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并不影響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第Ⅰ階段，工業化初期階段，產業結構以第一產業為主導；第Ⅱ階段，工業化中期階段，產業結構以第二產業為主導；第Ⅲ階段，后工業化階段，產業結構以第三產業為主導，即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發達工業化階段。
本文分別對印度、巴西、新加坡、韓國、美國、德國和英國共7個國家在1970―2008年間的經濟運行狀況進行實證分析，以考察工業化不同階段需求結構演進的一般規律。依據1970―2008年間7個國家第二產業產值占GDP比重及人均GDP的變化情況等經濟運行特征因篇幅原因，本文未列出7個國家產業結構和人均產出的相關數據。感興趣的讀者可來信索取或查詢《國際統計年鑒（1995-2010年）》的相關數據。。本文的基本判斷是：1970―2008年，印度和巴西正處于經濟發展的工業化初中期階段，新加坡和韓國則由經濟發展的工業化中期階段過渡到后工業化階段，而美國、德國和英國則處于經濟發展的后工業化階段。
由表2和圖1、圖2、圖3可見，1970―2008年，7國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變化趨勢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驗事實說明：（1）不同國家的投資率、消費率和凈出口率的均值水平差異較大，這一事實說明，不同國家需求結構水平由各自經濟運行條件和外部環境等因素所決定，如生產技術水平、收入水平、資本存量、勞動力、收入分配、經濟制度、產業結構、消費習慣及經濟增長速度及目標等，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影響因素在不同的國家及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工業化階段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可能并不存在所謂需求結構的“標準模式”，即如果僅僅依靠消費率和投資率的水平高低去判斷一個國家的需求結構是否合理可能有失偏頗；（2）隨著工業化進程推進，不同國家的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的變化趨勢存在共同的變化規律：在工業化初中期階段，消費率波動中不斷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不斷上升；在后工業化階段，消費率波動中不斷上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不斷下降，但在后工業化階段，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的變化幅度相對較?。唬?）當經濟發展由工業化初期階段過渡至工業化中期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有一定幅度上升，當經濟發展由工業化中期階段過渡至后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有一定幅度下降，這說明經濟增長率上升與消費率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上升相伴隨。
（二）基于37個不同國家2006年橫截面數據的考察
為減少其它非正常因素的影響，進而探索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需求結構演進一般規律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綜合考慮了5個不同大洲的37個國家用以統計分析。
表3和圖4、圖5、圖6、圖7分別描述了2006年37個國家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與收入水平及經濟增長率的關系。
如果以收入水平程度來衡量經濟發展的不同工業化階段：低收入水平國家多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中等收入水平國家多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高收入水平國家多處于后工業化階段。隨著經濟發展工業化階段不同，37個不同國家投資率、消費率和凈出口率的變化趨勢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呈現出如下特點：
1、消費率的變化趨勢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37個國家2006年的消費率水平差異較大，消費率的最大值出現在柬埔寨，達到86.9%，最小值出現在新加坡，只有49.7%。從收入水平與消費率之間的靜態關系來看：高收入水平的國家和低收入水平國家的消費率水平相對較高，多保持在80%左右，如美國、英國、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國家，而中低等收入水平國家的消費率水平相對較低，多保持在70%以下水平。從收入水平與消費率之間的動態關系來看：在收入水平較低時，消費率水平相應較高，隨著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率會不斷下降，在人均GDP約20000美元左右時達到低點，隨后消費率會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斷上升，即消費率會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而相應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線變化趨勢（詳見圖4中擬合的消費率趨勢線）。
從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消費率與經濟增長關系可見：中等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的消費率水平中等，經濟增長率水平較高，低收入國家的消費率水平較高，經濟增長率水平相對較低，高收入國家消費率水平較高，經濟增長率水平也相對較低；雖然有些高消費率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并不一定低，但從總體變化趨勢來看，消費率與經濟增長率呈現反向關系，即經濟增長速度會隨著消費率提高而下降（詳見圖5中擬合的消費率趨勢線）。
2、投資率的變化趨勢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37個不同國家2006年的投資率水平差異較大，并無較強的收斂趨勢。從收入水平與投資率之間的靜態關系來看：高收入水平的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等國家的投資率水平相對較低，多保持在20%左右；中等收入水平的捷克、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委內瑞拉、泰國和哈薩克斯坦等國家的投資率水平相對較高，多保持在30%左右水平；低等收入國家的投資率水平雖差異較大，但相比較而言，大多數國家如巴基斯坦、埃及、南非和菲律賓等國家投資率水平較低，多在20%以下。從收入水平與投資率之間的動態關系來看：在收入水平較低時，投資率水平相應較低，隨著收入水平提高，投資率會不斷上升，在人均GDP約20000美元左右時達到高點，隨后投資率會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即投資率會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而相應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線變化趨勢（詳見圖4中擬合的投資率趨勢線）。
從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投資率水平與經濟增長關系可見：中等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的投資率水平和經濟增長率水平較高，低收入國家的投資率水平和經濟增長率水平次之，而高收入國家投資率水平和經濟增長率水平則最低；雖然有些高投資率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并不一定高，但從總體變化趨勢來看，投資率與經濟增長率呈現正向關系，即經濟增長速度會隨著投資率提高而上升（詳見圖6中擬合的投資率趨勢線）。
3、凈出口率的變化趨勢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37個國家2006年的凈出口率水平差異較大，其中最大值達到30.2%，最小值只有-11.1%，平均值為1.8%，標準差為8.4%，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差值為41.3%。從凈出口率與收入水平關系來看，高收入水平和低收入水平國家的凈出口率一般接近于零，而中等收入水平國家的凈出口率水平相對較高；凈出口率會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而相應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線變化趨勢（詳見圖4中擬合的凈出口率趨勢線）。
從凈出口率與經濟增長關系來看，凈出口率與經濟增長率呈現“U型”曲線關系，即凈出口率接近于零的國家經濟增長率水平相對較低，而凈出口率相對較高的國家和凈出口率為負且相對較低的國家經濟增長率水平均相對較高（詳見圖7中擬合的凈出口率趨勢線）。
三、需求結構演進邏輯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一）需求結構演進邏輯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基于7個國家經濟發展不同工業化階段和基于37個不同收入水平國家2006年橫截面資料的實證分析表明，隨著工業化進程中收入水平提高，不同國家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的水平差異較大，并無明顯的收斂現象，但所有國家需求結構演進及與經濟增長關系均呈現出相同的演進邏輯（詳見圖8）：（1）隨著工業化進程中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率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線變化趨勢，投資率和凈出口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線變化趨勢，即在工業化初中期階段，消費率在波動中不斷下降，而投資率和凈出口率在波動中不斷上升，而在后工業化階段，消費率在波動中不斷上升，而投資率和凈出口率在波動中不斷下降，但在后工業化階段，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的變化幅度相對較?。唬?）經濟增長率上升與消費率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上升相伴隨，即在工業化中期階段，經濟增長率水平相對較高，而在后工業化階段和工業化初期階段，經濟增長率水平會相對較低；（3）需求結構短期劇烈變動時期，經濟波動相對較大，即需求結構短期劇烈變動會影響經濟長期持續均衡增長。
（二）需求結構演進邏輯與經濟增長需求動力演進邏輯的關系
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雖然都是經濟增長的需求驅動力，但由于其性質不同，在經濟發展不同的階段，何種需求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有所不同。需求結構演進邏輯反映經濟增長主導需求動力的演進邏輯：在工業化初期階段，由于生產和收入水平相對較低，收入僅僅能夠用于消費，產品較少剩余，用于積累及出口的產品相對較少，消費需求相應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投資需求次之，凈出口需求水平較低且一般為負，因而，工業化初期階段的消費率水平相對較高，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水平相對較低，但在這一階段，由于積累較少，資本相對匱乏，經濟增長速度相對較低；在工業化中期階段，第二產業迅速發展促進了投資需求迅速擴張，投資需求相應取代消費需求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投資需求迅速擴張形成的強大生產能力促進了經濟快速增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會使某些產業，特別是制造業部門存在產能過剩，因而必須依靠產品出口（這一階段主要是制造業產品出口）進行化解，即在工業化中期階段，消費率水平會不斷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水平會不斷上升，經濟增長速度也相應較高；在后工業化階段，產業結構變化的典型特征是第二產業增長變緩、第三產業迅速發展，由于第三產業多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對資本需求相對較低，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驅動作用相應變弱，消費需求會重新取資需求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產品出口也相應變緩，相應地消費率有所上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有所下降紀明：《經濟增長的需求啟動、需求約束及再啟動》，《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
需求結構演進邏輯及與經濟增長關系說明，從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來說：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都是驅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相比較而言，不同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有所不同，本文相應概括為：“消費需求是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穩定器，投資需求是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啟動器和加速器，凈出口需求是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有效補充，是經濟增長的輔助器。”
（三）需求結構演進邏輯的政策含義
明確需求結構演進邏輯的政策含義在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實際需求結構變動符合需求結構演進邏輯是其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重要因素，應依據需求結構演進邏輯適時適度切換經濟增長主導需求動力，同時避免需求結構在短期內劇烈變動。即為了促進經濟持續均衡增長，需求結構調整政策的重點不應是關注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水平的高低，而應是根據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依據需求結構演進邏輯，適時適度調整經濟增長主導需求動力以達到相應的政策目標：在工業化初中期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是實現快速增長以跨越“低水平收入陷阱”，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相應地應依靠投資需求擴張來完成，消費需求次之；在后工業化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是使工業化中期階段的高經濟增長率持續，相應地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應依靠消費需求擴張保持增長的持續性，同時依靠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的結構調整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但必須注意的是，需求結構短期內劇烈變動是經濟波動的主要來源，因而，需求結構調整政策的又一重點是避免需求結構短期內變動幅度過大。
四、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需求結構演進特征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1978年以來，與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相伴隨的是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圖9和表4分別描述了1978―2010年間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的變化趨勢、各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及與經濟增長率關系。
從需求結構總體變化趨勢來看：1978年以來，與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相伴隨的是消費率波動中階梯式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階梯式上升。分階段來看，1978―1992年，消費率波動中小幅下降，投資率波動中小幅上升，凈出口率接近于零且變化趨勢不大；1993―2000年，消費率波動中小幅上升，投資率波動中小幅下降，凈出口率小幅上升但變化趨勢不大；2001-2010年，消費率快速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快速上升。
基于Chenery等人對工業化進程中一般特征的描述，國內一些學者如：郭克莎、陳佳貴、黃群慧、鐘宏武、金碚、簡新華等對中國工業化進程進行深入研究后認為：1978―2010年中國處于工業化初中期階段；1993年左右中國總體工業化進程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2000年左右進入工業化中期加速階段。因而，從總體變化趨勢來看，1978―2010年，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變動趨勢符合工業化初中期階段的需求結構演進邏輯：消費率波動中不斷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不斷上升。
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需求結構演進趨勢也相應反映了經濟增長需求動力的演進趨勢：伴隨著消費率波動中不斷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不斷下降，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不斷下降，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不斷上升（詳見表4）。
從需求結構演進與經濟增長關系來看（詳見圖9）：1978―1992年，受各種因素影響，經濟增長率波動幅度相對較大，經濟增長率與需求結構演進并無較強的相關性；1993年以后，經濟增長率與需求結構演進呈現較強的鏡像關系，1993―2000年，消費率波動中小幅上升，投資率波動中小幅下降，經濟增長速度相應有所下降，2001年以來，消費率波動中大幅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大幅上升，經濟增長速度相應不斷提高。
從需求結構演進與GDP年均增長率關系來看（詳見表4）：1978―1992年階段和2001―2010年階段，即消費率波動中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上升階段，GDP年均增長率相對較高，分別達到14.8%和14.9%；而在1993―2000年階段，即消費率波動中上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下降階段，GDP年均增長率相對較低，只有12.9%。
上述情況說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需求結構演進及與經濟增長關系符合工業化初中期階段需求結構演進邏輯，經濟增長績效較好此處經濟增長績效較好指的是：與前文中1970―2008年7個國家經濟增長率和37個國家2006年經濟增長率相比，中國經濟增長率水平明顯高于其他國家。。但值得重點關注的是，2001年中國進入工業化中期加速階段以來，需求結構變動過于劇烈，消費率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上升的變化幅度明顯加快，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經濟波動，同時使經濟易受外部沖擊，進而影響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和“常態性”，對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構成一定威脅。
五、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現實戰略選擇
1、努力擴大消費需求，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性”
關于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的關系，Kaldor、Kuznets和Hansen等經濟學家認為，消費需求是生產的最終目的，也是經濟增長需求動力中最穩定的部分任碧云、王留之：《中國消費與投資關系的調整及其機制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頁。。Rostow和Chenery&Syrquin指出，在經濟發展的起飛和成熟階段，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強，而在經濟發展的高額群眾消費階段，消費需求的不斷提高能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Moshe Syrquin and Hollis Chenery，“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89， 3（2）， pp. 145-181.。從這些經濟學家關于需求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典論述來看：一般說來，當經濟發展進入到后工業化階段，依賴提高消費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即提高消費率不僅可以達到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而且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的“內生性”，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及穩定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需求結構演進較好地遵循了需求結構演進邏輯，經濟增長速度也相對較高。但國內諸多學者通過國際比較的實證研究結果也表明：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消費率水平明顯偏低，這對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形成不利影響。從經濟發展現狀及發展趨勢來看，中國經濟發展即將進入后工業化階段。因而，提高消費率、擴大消費需求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刻不容緩。依據消費函數的基本理論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居民收入水平滯后于經濟增長速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消費需求擴張。有鑒于此，努力提高消費需求，擴大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貢獻程度的政策設計機制應主要包括：加強政策引導，形成居民健康、持續的消費理念；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縮小城鄉間、區域間和行業間的收入差距；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降低居民消費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提高居民的現期消費和消費支出預期。
2、以消費結構升級帶動投資擴張以維持適度的投資水平，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
需求結構演進邏輯說明：經濟的高速增長總是與投資需求的快速擴張聯系在一起的，投資需求是經濟增長的加速器和啟動器，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資水平對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非常必要。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3年以來，投資需求迅速擴張促進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但相應地，長期高投資率、依賴投資需求擴張驅動經濟增長致使當前某些制造業產能過剩及成本上升導致的通貨膨脹預期并存，一定程度上給中國經濟的長期均衡增長形成負面影響。
簡單地說，在中國即將進入后工業化階段之際，保持適度的投資水平對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非常必要，但投資的進一步擴大一定要以消費結構升級為導向。當前，在中國城鎮化正處于提速階段和居民消費結構正向服務業消費品主導型升級之際，適應消費結構升級的投資結構升級是化解當前部分產業產能過剩進而減輕資源價格上漲進一步加劇的關鍵。政府投資政策導向的重點應從促進投資規模擴張轉化為優化投資結構和提高投資效率，應特別加大先進制造業和以金融業、旅游業等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的投資力度，依靠技術進步提高制造業的投資效率，促進工業內部的產業結構升級和現代服務業相對快速發展，進而帶動經濟快速增長。
3、適度控制出口規模，提高出口工業制成品技術密集程度，擴大服務貿易
凈出口需求作為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輔助機制，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產品的市場需求，對經濟增長起到較好的促進作用。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凈出口需求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緩解了投資需求擴張所引起的消費需求不足問題。出口和進口不僅直接拉動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而且進出口產品的結構升級使凈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間接作用（如實現規模經濟、提高專業化水平和加快技術進步等）也顯著增強。
[關鍵詞] 要素投入 經濟增長 實證研究
一、有關要素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綜述
經濟增長關系到一個社會的根本。經濟增長問題的淵源至少可上溯至古代財富增長的思想，以亞當?斯密為代表提出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把國民財富的增長歸結為分工的發展與資本的積累，認為勞動是國民財富的源泉并要更有效的發揮資本的作用，以更多的增加社會財富；以哈羅德，多馬，索洛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在假定技術水平不變的前提下，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具有決定作用；而以盧卡斯，羅默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將經濟增長源泉完全內生化認為技術進步是長期經濟增長機制的關鍵，而技術進步又是知識積累的結果，所以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
綜上所述，從經濟增長思想和理論的研究分析，可歸納得出勞動資本積累、知識積累、技術進步等因素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與源泉。
二、指標選取與模型的建立
通過以上理論綜述，我們首先選取國內生產總值（GDP）、固定資產投資（K）、勞動力（L）人力資本（H）幾個指標來分析勞動、資本積累、知識積累、技術進步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其中數據可從統計年鑒中找到，而人力資本存量（H）我們采用受教育年限累計法。
其次，我們采用以下兩個經濟增長模型對湖南省經濟增長進行分析：1.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其一般形式為。本文將采用雙對數經濟計量模型估計各種要素的產出彈性，其回歸方程為;2.有效勞動模型。為估計要素產出彈性，采用的雙對數回歸方程為。
三、湖南省要素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的階段性實證分析
湖南省的經濟增長在改革開放后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根據GDP增長率態勢我們可將湖南省的經濟發展狀況分為兩個階段來研究，第一個階段為改革開放初期階段（1978～1990）；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的深入階段（1991～2005），數據收集截至到2005年。
根據收集整理的數據，在湖南省兩個階段的發展進程中，分別運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和有效勞動模型，通過OLS回歸得到各因素的產出彈性系數。具體情況如下表：
下面根據估計的模型結果進行如下分析：
1.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要素分析。對于物質資本要素、勞動力要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可得出：在改革開放的第一階段勞動投入的貢獻率（產出彈性）（1.33）遠遠大于物質資本的貢獻率（0.24）；在改革開放的第
二個階段勞動力變量產出系數t檢驗未能通過，勞動力的貢獻被擠出，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變為零，但在改革開放的總過程中勞動力要素的貢獻率（0.66）要大于物質資本要素的貢獻率（0.56）。這說明，在改革開放初期湖南省在加大物質資本投入的同時，不斷提供新的就業崗位，從而加大從業人員的數量，湖南省的經濟有個突飛猛進的發展勢頭，但隨著改革的深化，勞動力要素的貢獻為零。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實際上這種情況在國內外同內研究中均有出現，這當然有其他原因，例如勞動相對資本相對富余或本階段經濟增長依靠物質資本積累所推動，但僅僅用勞動力數量作為測度勞動投入的指標只能反應勞動投入的數量而不能反應其質量，因此去改進選擇既能反應勞動者人數有能反應其素質的人力資本存量作為勞動投入的指標。
2.有效勞動模型的要素分析。對于物質資本要素、人力資本要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在改革開放的第一及第二階段物質資本的貢獻率（0.23，0.35）均小于人力資本的貢獻率（0.87，1.32），總過程中人力資本的貢獻率也優于物質資本的貢獻率。
這種模型的分析結果更能反應湖南經濟增長的支撐點，即越來越依賴于人力資本的投入說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對湖南經濟增長的作用愈加明顯與重要，人力資本即人才資源將日益發揮收益遞增作用。由于這個模型既考慮了勞動者數量又考慮了他們的素質――人均受教育程度，因此能夠真正反映出有效勞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
四、湖南省經濟增長政策建議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從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到技術密集型轉變是其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為此，提供以下建議：
1.加大人力資本投入，發展教育科技，加強人力資源管理?！鞍倌甏笥?，教育為本”新經濟增長理論證明了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是知識與人力資本積累這樣一些內生因素。上述實證結論也顯示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日益明顯。無論是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湖南省的人力資源在全國都占據前列，湖南省要充分利用這種比較優勢提高教育質量鼓勵創新，發展高科技，加強人才資源管理，實現人才強省的騰飛。
2.擴大資本積累優化融資機制。資本積累對推動湖南經濟增長功不可沒，資本積累的擴大與知識技術相結合必定產生巨大推動力。湖南省儲蓄率較高但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不暢，造成巨額的資金閑散與浪費，不利于經濟的增長。因此，政府必須改革融資體制簡化或取消先行審批過程，推進投資主體多元化，優化融資機制，推進經濟增長。
3.推進制度創新，加強政府管理。任何的經濟增長過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中發生，制度因素貫穿于經濟增長的全過程，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影響和改變要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及作用程度，從目前來看，束縛經濟發展和生產率提高的制度因素還有不少計劃經濟體制，政府管理中的短視行為、趨利行為、尋租腐敗行為等問題尚未較好解決，要通過行政體制改革來改善政府的治理模式，為經濟增長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總之，正確選擇經濟發展政策對經濟長期增長至關重要，要素投入不僅要求數量上的優勢，更應強調其質量上及組合上的效益，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經濟長期持續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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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湖南統計年鑒（2005）
但是,這兩類增長理論如果直接被用來分析和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增長路徑,則存在顯著的缺陷,它們的前提假設均不能完全適合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所面臨的情況。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沒有充分考慮資本投入異質性的情況,認為充分發展的市場中,資本投入是無差異的。但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階段中,年新增投資具有明顯的異質性,即社會新增的機器設備都包含著相對于現有資本存量更為先進的技術,物化性技術設備占據全社會技術進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解釋的多為發達國家的增長問題,所考慮自主研發為推進技術進步的主要形式,是自身技術水平處于世界技術前沿的發達國家的情況,往往忽略發展中國家借助模仿來實現技術進步的可能性。
為擴展經濟增長理論,更好地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過程,筆者曾構造了一個新古典與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綜合體(《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與中國積極增長路徑轉換》,刊載于《中國軟科學》2009第3期)。其中,市場的活動主體為逐利的廠商,可以選擇模仿或者自主創新來推動技術進步,同時也考慮了資本投入的異質性,以中間產品種類的差別體現資本異質性,其中的擴展模型是基于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展開分析,當條件滿足時,發展中國家能夠實現趕超;當條件不具備時,這些國家就只能陷于模仿陷阱,增長停滯。在發展中國家應以模仿為主的發展階段,創新型企業無法在競爭中戰勝直接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的模仿型企業,因而研發投入并不會對經濟增長表現出更多的促進作用。而且,由于研發活動還要占用一定的生產資源,可能反而會表現出與經濟增長負相關性。所以,在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處于較低階段時,技術進步主要靠模仿來實現是有效率的,此時研發活動對于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較小,甚至會阻礙增長,投資特別是物化了更先進技術的設備投資,對于經濟增長應有顯著的推進作用;當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水平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發達國家出于保護本國技術領先及國家安全等方面的考慮,會停止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繼續模仿的成本上升至自主創新開始有利可圖時,發展中國家的自主研發才會表現出對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此時,設備投資不再成為推動技術進步的主要形式,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讓位于研發活動了。在由以模仿主導的技術進步向以獨立自主創新為主導的技術進步轉變的過渡階段中,逐利企業也會發揮主體作用,同時政府干預,向下扭曲要素價格,高估企業價值對于經濟快速實現趕超也發揮著重要作用。與新古典增長模型相比,不同之處在于,筆者的“模仿通向創新之路”的模型之中,融合進了內生的技術進步;而與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相比,最為顯著的不同之處在于推動技術進步的主導形式具有階段性。
這樣,我們得出如下基于理論分析對于中國及發展中國家未來發展的幾點判斷:
1.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技術進步路徑具有內生的演化機制。逐利的微觀主體為引導全社會推進技術進步的主要形式發生變化,由以模仿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為主要形式推動技術進步的階段,過渡到以自主研發為主要形式實現技術進步的階段。所以,后發國家要建立起市場環境,特別是培育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這種創新精神有助于推動全社會的技術進步。
2.模仿的先進技術多數物化在機器設備當中,因而對于處在模仿階段的國家,高投資率是更多引入先進設備,推動技術進步,從而實現經濟更快增長的保障。如果國內的儲蓄率過低,不足以支撐高投資率,可以借助外國直接投資的方式彌補國內投資不足。國際經驗表明,相對于向國外借款,外國直接投資因無需還本付息,對于經濟剛剛起步的發展中國家可能更為穩妥。但是,當一國技術水平發展到以自主創新為主要形式推動技術進步的階段以后,外國直接投資對于本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就會下降,所以不能盲目迷信引進外資來促進增長的作用,FDI加速經濟增長具有階段性。
3.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并非所有國家都能夠順利實現由模仿到創新的轉換,有的國家陷于模仿陷阱,經濟停滯。陷于模仿陷阱的因素有很多,相應地也為政策選擇留有很大余地。依靠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能夠得到較快的增長速度,但并不能使得陷入模仿陷阱的國家避免經濟最終停滯在較低水平的均衡處。此時,需要選取的政策措施包括提高模仿效率和降低資本使用成本,增強企業的獲利能力,提高企業價值,借此擺脫模仿陷阱。
4.對于能夠自發實現技術進步形式提升的國家,在本國技術進步處于模仿階段時,可以通過高估企業價值的政策手段加速經濟增長過程,縮短該國經濟處于模仿階段的時間。高估企業價值可以通過向下扭曲要素價格和本幣貶值得以實現。這樣的政策手段在依次創造了經濟增長奇跡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中國的增長路徑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
5.中國30年經濟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處在模仿階段中,低價工業化的加速效應,這在改革初期的制度變化帶來的效率提升消耗殆盡后更為明顯。所以,截至本世紀初,中國的經濟增長都在最優增長路徑上或在其附近運行。伴隨著經濟增長,中國實現了大幅度的技術進步,而非毫無意義的粗放式增長。
6.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路徑,基本處于由模仿向創新的過渡階段,對外模仿、吸引外資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將會出現下降,而自主研發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會顯著上升。要保持經濟長期穩定地增長,必須處理好模仿階段和自主創新階段的銜接,不同階段支持經濟增長的政策極為不同。模仿階段政府可以有較大的活動空間,甚至可以主導經濟的發展,通過向下扭曲要素價格和超貶本國匯率等手段,直接干預經濟,提高企業的獲利能力來加快經濟增長的速度。在自主創新階段,政府的活動空間相對減小,因為任何違背市場的定價機制從長期來看都是難以為繼的,如果廠商和消費者具有完全理性,那么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在短期內也是無效的。在由模仿階段向創新階段的過渡期間,最優狀態應該是政府逐漸減少對經濟的扭曲,將生產資源的定價權逐步交還給市場。
7.由模仿階段向創新階段的過渡絕不是瞬間能夠實現的跳躍式過渡,而是漸進式的過渡。起先是整個國家處于模仿階段,生產中間產品的所有廠商完全向發達國家模仿;隨著本國技術水平的提升,小部分能力最強的廠商開始創新,而大部分廠商仍然處于模仿階段,此時模仿企業可能會將模仿對象轉移為國內的技術領先者,特別是在國內市場需求超過領先廠商生產能力時,更為顯著;當國內技術水平進一步提升,大部分廠商開始轉向研發活動,只有小部分能力極差的廠商模仿,直至最后所有技術領先者均自主研發來推動技術進步。在過渡階段中,國家支持經濟增長的政策也要相應地作出調整與變動,以適應經濟增長路徑的順利過渡。這就包括在模仿階段被扭曲的要素價格和被貶低的本國幣值的調整。理論與實踐都告訴我們,這種調整應該謹慎對待,否則極易引起整個經濟的大幅度震蕩。如日元升值過于激烈,相應配套政策推出不利,致使日本的整體經濟陷于停滯達十年之久。
向下扭曲要素價格,高估企業的獲利能力,確實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這種增長只限于模仿階段,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當企業進入創新階段以后,被扭曲的要素價格也包括被低估的匯率都要回升至正常值。如果中國真的已經進入了創新階段,或者是進入由模仿到創新的過渡階段,那么這種價格重估就是常態,而非短期沖擊。要做到兩個接受:一是接受模仿企業獲利能力逐漸下降的事實,二是接受經濟增長率開始放緩的事實。
勞動力的價格增添了社會保障性的支出;資金價格的重新估值是恢復了資本的市場價格,或者,至少是資本價格向其自身的市場價格回歸;資源價格和土地出讓也不再為招商引資服務,開始體現它們應有的價值;這一切都在壓縮企業的獲利能力,進而降低了企業的價值。企業價值的降低宏觀上相應表現在經濟增長率上,就是經濟增速的減緩。
當然,生產要素價格的回歸幅度與速度要有優化選擇,與所處的技術進步路徑的狀態(即模仿實現技術進步與創新推動技術進步的相對比重)相適應。特別是對勞動力的價格回歸更要平穩,如果分配給消費的資源過多,就極易形成未富先老的社會狀態,追求過多的社會福利將使得經濟增長的速度放緩。
對于匯率升值的認識。一般理論研究認為,匯率失衡不論是匯率的高估還是低估,都會使經濟付出福利和效率方面的代價。匯率低估會破壞經濟的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并由此引發一系列破壞宏觀經濟穩定和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問題。從國民福利和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超貶匯率實際上是全體國民和非貿易部門為出口提供補貼,以匯率低估為代價維持長期的貿易順差是得不償失的。但是,在本文的模仿――創新階段論的分析框架下,本幣貶值不失為加快經濟增長速度的一劑良藥,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陷于模仿陷阱之際,更是能夠有效地幫助該國脫離困境。當然,一旦該國技術進步的發展階段離開模仿階段,本幣貶值的這一好處也就隨之消失了。繼續對本幣貶值就會抑制企業的自主技術創新,阻礙了貿易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降低全體國民的福利水平。因而,當一國處在創新階段,或者是由模仿向創新過渡的階段時,政府就要下大氣力關注匯率的升值問題。
[關鍵詞] 經濟增長 流派
自經濟學成為獨立學科以來,許多經濟學家經濟增長階段進行了研究。新古典經濟學發展以后,新經濟學研究方法和新經濟學理論不斷出現,對經濟增長階段的研究也是如此。筆者對這些理論進行梳理,并對它們進行平價和綜合。
一、早期增長理論
早期代表人物是亞當?斯密,他關于經濟增長的觀點可以概括為:勞動分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分工取決于市場容量;技術進步引起收益遞增;資本積累促進分工和技術進步。斯密認為,個人的正當動機是啟動和維持經濟增長過程的最重要的因素,讓人民追求自身的利益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他還強調只有在穩定的法律體制下,無形的手才能發揮作用。在他看來,經濟增長是一個復雜的經濟和社會現象,是由多種因素共同決定的,這些因素包括勞動、資本、土地、技術進步和社會經濟制度等。后來的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斯和庫茲涅茨發展了這一理論,運用統計分析方法,按照對總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小,對各種因素進行了重新排序和界定。
二、羅斯托的經濟增長的階段理論
羅默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生產要素應包括四個方面:資本、非技術勞動、人力資本。四個要素中以特殊的知識即新思想最為重要,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羅默認為,一般知識可產生外在經濟效應,使全社會都能獲得規模經濟效益;專業化知識產生內在效應，使個別廠商獲得壟斷利潤，而壟斷利潤又能使個別廠商有能力研究開發新產品。產出中的內在和外在效應表明,作為經濟增長中的一個獨立的知識積累過程從一種產品的生產過程來看，不僅它本身收益是遞增的,而且可以帶動勞動和資本投入的收益遞增,給廠商和全社會帶來遞增收益,從而知識積累使總產出的規模收益產生遞增,為長期穩定增長提供保證。
羅斯托依據現代經濟理論,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用歷史的、動態的方法研究了各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過程、階段和問題,提出了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要經過六個階段的理論。依次為：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創造前提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群眾性高消費時代，追求生活質量階段。
經濟起飛階段是一個國家擺脫貧困和落后的關鍵和核心,也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最困難、最重要的階段。欠發達國家只有實現了經濟起飛,才能實現工業化,進入發達社會,實現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羅斯托認為,跳出“貧困的惡性循環”,越過“低水平均衡陷阱”的過程,其實就是發展中國家突破收人低、資本短缺困境的過程。收入低,資本短缺,這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也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羅斯托對經濟增長階段的劃分對于如何理解一個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由于沒有量化指標,缺乏實證分析,其應用范圍受到限制。因此,羅斯托的理論應與錢納里等人的相關理論相結合,這樣更具有解釋力。
三、內生規模收益遞增論
羅默等一批經濟學家揚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提出體現時代特征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或新增長理論，認為內生的知識技術積累和人力資本積累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
新增長理論經歷兩個發展階段。起初是在完全競爭的假設條件下說明經濟增長的決定。這里主要有兩條研究思路。其一主要反映在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1986)。該類增長模型認為以知識積累、人力資本積累等形式表現出來的技術進步存在重要的宏觀溢出效應,技術溢出的存在使經濟呈現規模收益遞增,從而推動經濟實現持續的內生增長。其二是以瓊思、雷貝洛為代表提出的研究思路。
新增長理論的第二個發展階段是在壟斷競爭假設下說明經濟增長各種類型與決定因素。這里主要有二類增長模型。其一是羅默(1990)、等人提出產品品種增加型增長模型。該類增長模型假定技術進步表現為新型產品不斷增加,并認為生產知識的研究開發部門是新經濟的核心部門。其二是塞格斯特和羅姆(1990, 1991)、等人提出的產品質量升級型內生增長模型，該類增長模型假定技術進步表現為各類產品質量的不斷提高,是由于新一代產品的出現導致生產成本降低、規模收益遞增和經濟持續增長。
四、制度創新決定論
以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開始著手制度創新經濟增長理論。該模式的基本命題是:一種提供適當個人刺激的產權制度是促使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其中,產權制度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在于通過定義和保護產權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中的不確定性來加以實施,但在現有技術和組織制約下,產權的創立、裁定和行使代價極為高昂。此時,國家作為一種強制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具有巨大的規模經濟效益,是保護個人權利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一旦介入產權安排和產權交易,又是對個人權利的最大限制和侵害?？梢?國家對經濟發展起促進還是阻礙作用主要是通過影響產權結構的效率來進行。
制度可以理解為關于如何協調分工中的人們的知識載體。由于制度所物化的知識共享于同一制度中分工與協調的人們，使每個人事先就知道其他人對他的行為的反應，從而大大減少個人決策中的不確定性。所以，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的變遷就是人們不斷降低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
五、結論
本文簡要評述了西方經濟增長理論多個學派。面對這么多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我們認為，簡單的經濟增長模型能夠建立起來以充當這個角色,使單個的經濟學家得以在他的腦子里把所考察的變量的相互聯系給予分類,這就可能較容易地把自己的觀點與別人交流。
參考文獻:
[1]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4
【關鍵詞】金融發展 經濟增長 格蘭杰因果檢驗
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學術界存在的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大多基于一國的實踐，很少從中國轉軌經濟的實際出發探討在兩者的關系，由此得出的結論就不能直接用于中國實際。而今，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重要的拐點，金融改革也到了一個關鍵的時期，迫切需要從理論的角度來來回答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給中國金融改革的實踐給予理論支撐。本文擬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雙向關系論”進行分析，探討其在中國實際情況下的適用性，并選取中國相關數據設計實驗對兩者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一、文獻綜述
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其濫觴可以追溯到Hicks（1987）、Roussean和Sylla（1999）。他們從經濟史的角度，分別從工業革命和1790～1840年美國金融系統的發展來討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得出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的結論。
從國家層面，對兩者關系進行研究的是戈德·史密斯（1969），其研究表明在大多數國家，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但是其沒有解決兩者之間的關系的問題，他不能確定“到底是金融因素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抑或金融發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經濟增長的反映[1]?！盡cKinnon和Shaw（1973）一起研究了受抑制發展中經濟，得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論”，他指出在所有情況下，“金融抑制”都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而金融深化總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金融自由化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之后，King與Levine（1993）在1993年，設計了四個金融發展指標和四個經濟發展指標對80個國家在1960～1989年的數據進行了跨國回歸。他們發現，不僅同期經濟增長指標和金融發展指標是正相關，而且在10年初的金融發展指標和隨后10年的經濟增長指標也是正相關的。他們斷言，金融并非是僅僅跟在經濟發展的后面，而是金融導致了經濟增長[2]。Rioja和Valev（2004）對74個國家1966～1995的數據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階段，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不同。在金融發展的初級階段，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確定；在中級階段，對經濟增長又較大的正向作用；在高級階段，其雖是正向作用，但比中級階段作用要小。
一些學者從行業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Jayaratne和Strahan在1996年研究了美國銀行業改革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他們認為放松管制是金融發展的一個跳躍，金融發展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Rajan與Zingales（1998）考察了金融發展水平對不同產業的影響，進而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另一些學者從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角度進行研究。Levine（2002）年通過對48個國家1980～1995年大量數據進行了跨國分析，發現市場與銀行對經濟增長都很重要，難以確定與經濟增長相聯系的是哪一種金融體制。Beck和Levine（2004）采用GMM技術處理了遺漏變量和因果關系，其結果依然與上面相同。Carline和Mayer（2003）研究表明，在經濟不同的發展階段，應采取不同的金融機構。早期應當建立有效的銀行體系；后期應當關注透明、高效的股票市場。
這些理論紛繁復雜，但其結論無外乎為以下幾種：
一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無關，這多為新古典經濟學家所持有。
二是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但卻是其障礙。其原因是金融泡沫與貨幣危機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三是需求遵從論（demand—following），即認為經濟增長導致經濟發展，經濟增長帶來金融結構的變化，促使金融市場的建立與發展。
四是供給主導論（supply—leading），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決定因素，金融的發展促進了經濟的增長。
五是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雙向關系。這種觀點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取決于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兩者的關系可以是需求遵從也可以是供給主導。
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關于上述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的觀點，筆者認為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之間的雙向關系更為符合新興的經濟轉型國家。雖然這種理論考慮到了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但是沒有考慮一國具體實際的理論不能用來指導一國的實踐，還需要根據一國的實際加以調整才能用于分析中國轉軌經濟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帕特里克（Patrick）[3]對需求遵從、供給主導進行了總結，并對他們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論述，進而提出了雙向關系論。他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取決于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在發展早期，金融部門的擴張通過金融機構的產生與金融服務的供給來促進經濟增長，至于“供給主導”的觀點一致。但是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金融部門則處于“需求遵從”的地位，即經濟增長誘導金融發展。
金融部門在生產中的主要功能是為生產部門的生產進行融資。隨著經濟的增長，必然產生基于實際生產需要的資金需求，這些資金很多時候需要從金融市場獲得，且不論這種需求的滿足是金融市場量的擴張還是質的提高。因此，首先要區分的概念是金融的發展僅是指量的增長還是包含了質的提高。若指前者，則經濟的增長必然導致“金融發展”；但若是指后者，顯然不是所有金融增長都是金融發展，帕克里特認為，在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這種促進往往反映為量的擴張；只有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才表現為質的提高。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兩者的區分有往往不是那么明顯，往往是量增長的同時伴隨著質的提高。可以這樣解釋：經濟增長所導致的金融發展過程中，首先體現在量的增長，在資金來源的潛力都被挖掘幾近殆盡時，其量的擴充沒法進行下去，這時就要求其內在效率的提高，即金融質的提高。因此，其內在邏輯是經濟發展金融量的擴張金融質的提高。
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點較低，往往處于金融量的擴張階段，而發達國家其量的擴張潛力有限，很多時候表現是金融質的提高。因此，無論從量還是質的角度來說，都是由于經濟發展所導致。僅僅認為是供給主導了經濟增長的觀點忽視了只有實際需求才是導致經濟增長的最根本力量，當沒有實際的需求時，提供再多的金融供給，只會造成金融市場的泡沫，而不會促進經濟的增長。供給主導發揮作用往往是需求未被滿足（這種需求可以是“潛在需求”，即在現有的技術、制度等外在約束的條件下，本可以滿足而現實未滿足的需求）的條件下，這個結論無論是從金融角度還是在經濟學的角度都是如此。
然而，不是所有的金融發展都會促進經濟的增長。金融的發展，會使融資更有效率。資金更易或者以更低的成本獲得，這樣就可以更好地滿足生產部門對資金需求，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沒有反映或者超出了經濟需求的金融發展，僅僅是會產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會對實體經濟產生較大的沖擊，阻礙經濟的發展。
因此，最終的結論是經濟增長導致金融發展，金融發展在一定條件下促進經濟增長。從理論上分析是如此，但其正確與否，還需要實證進行檢驗。下面以中國來進行實證分析來驗證這個結論是否正確。
三、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一）實證方案的設計
1.實證目的。實證的主要目的是檢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但是，這需要兩者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如果兩者之間不存在穩定的長期關系，就無法去驗證兩者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系。因此，實驗的必須要經歷兩個階段，其一是檢驗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是否具有長期均衡；其次是在兩者均衡的基礎上檢驗是否具有因果關系。
2.數據和變量選取。變量選取采用了兩個指標麥金農指標：M2/GDP，來表示經濟的貨幣化程度[4]。戈德·史密斯指標：FIR，即金融相關程度指標，FIR=（M2+L+S）/GDP，其中L為各種貸款（包括向政府提供的貸款）；S為有價證券（包括政府債券、企業債券、金融債券、保險費及股票市值等）[5]。
檢驗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6—2011），部分來自其他論文及網站。原始數據。
3.實證方法?？紤]到實證的目的，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來檢驗金融發展變量和經濟增長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6]。首先對數據進行平穩檢驗，如果數據平穩，可以直接進行因果檢驗；如果數據不平穩，先對數據進行差分后進行協整檢驗，再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來檢驗。本文分析借助與EVIEWS76.0完成。
（二）實證分析過程
1.描述性統計。從描述性統計可以發現GDP、M2/GDP、FIR的波動都比較大，分別為108439.3、1.009881、0.071583。于是對有關變量取對數，一方面可以減輕波動，另一方面可以消除異方差性。
2.變量的單位根檢驗。使用ADF檢驗法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即檢驗數據是否具有平穩性（即不存在單位根），若數據是平穩的，就可以直接對數據進行格蘭杰檢驗，以確定因果關系；若數據不平穩，此時可以對數據差分項進行ADF檢驗，檢驗差分項是否平穩，若協整階數一致，則數據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所謂的協整關系是指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
通過ADF檢驗可知，LGDP，LM2/GDP，LFIR均不平穩；而其一階差分項DLGDP，DLM2/GDP，DLFIR卻是平穩的。因此，對三個平穩變量進行協整檢驗，以確定三者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
3.Johanson極大似然檢驗。在檢驗協整關系時采用Johanson極大似然協整法來測定協整關系。相比較E-G兩步法，Johanson極大似然協整法的誤差更小，并且可以測定兩個以上變量的協整關系。
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首先要確定VAR模型結構，這里選取帶截距不帶趨勢項的VAR模型，選擇滯后階數為2，得到實驗所需的模型。
當滯后階數選擇2時，由檢驗可知不存在單位根，所以VAR系統是平穩的，可以進行協整檢驗。由協整檢驗可知，沒有一個、僅有一個協整關系的假設通過了檢驗；至少有兩個協整關系沒有通過檢驗。由此可以得出三個變量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
4.格蘭杰檢驗。由Jonhanson檢驗可以知道，三個變量之間存在著兩個協整關系，可以對他們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以確定他們之間的因果關系。
因為上述VAR模型我們選擇滯后階數為2，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得出DLGDP與DLFIR存在單項因果關系，DLM2G與DLGDP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因此，得到結論，DLGDP與DLFIR存在單向因果關系，而DLM2G與DLGDP存在雙向因果關系。
四、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M2/GDP與GDP成反比，這與談儒勇[7]（1999），曹嘯，吳軍（2002）的結論相仿，他們對此的解釋是貨幣當局逆風向操作引起。另外，M2/GDP和FIR更多是從量而非質的角度來說明，并且無法說明在何種條件下金融發展引致經濟發展。未考慮通脹因素。在選取指標時，存量指標未剔除通脹。事實上[8]，在把通脹作為一個變量考慮時，其結論往往會有很大不同。
參考文獻
[1]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與增長[M].浦壽海、毛曉威、王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341.
[2]King，Robert.G.Levine，Ross，“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5-542.
[3]Patrick，H.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6（34）：174-189.
[4]姚耀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經濟科學，2004（5）：24-31.
[5]武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的經驗分析[J].金融研究，2010（5）：58-67.
[6]范學俊.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的實證檢驗[J].金融研究，2006（3）：57-66.
[7]談儒勇.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1999（10）：4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