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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上市公司 資本結構 宏觀經濟
一、引言
企業資本結構理論是現代企業理論和公司金融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學術界對資本結構的研究主要分為三個階段：始于1952年，以杜蘭特（David Durand）為代表的包括凈收益理論、凈營業收益理論和傳統折中理論的傳統資本結構理論；始于1958年，以MM定理為核心的現代資本結構理論；20世紀70年代以后，以權衡理論和不對稱信息理論為代表的新資本結構理論。
隨著企業資本結構理論研究的深入，關于企業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的研究也逐步展開。巴克特和卡格（1970）研究發現，規模大的企業傾向于債務融資，而負債率高的企業選擇債務融資的可能性較小。其他研究表明，企業的盈利能力（Timan & Wessels,1988）、稅收（Mackie-Mason,1990）、企業成長性（Jensen,1986）、經營風險（Hsia,1981）、股權結構（Berger、Ofek、Yermack，1997）等企業自身特征因素對企業資本結構都具有顯著的影響。
除了企業自身特征因素外，宏觀經濟因素也是影響企業資本結構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我國滬深交易所上市公司財務數據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宏觀經濟變量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存在比較顯著的影響。此外，實證研究表明，不同的宏觀經濟變量對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存在較大差異。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相比于從企業自身因素角度對資本結構影響的研究，理論界從宏觀經濟因素角度對資本結構影響的研究相對較晚。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國內外學者開始意識到政府制度安排、經濟發展狀況等宏觀經濟因素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
Kim and Wu(1988)的研究表明，通貨膨脹會增加負債水平。通貨膨脹往往導致更多的負債：一方面，通貨膨脹降低了負債的真實成本，在通貨膨脹期間對公司債券的需求上升；另一方面，隨著通貨膨脹率的下降，短期內公司債券收益高于股票收益，從而使得公司債券需求上升（DeAngelo & Masulis,1980）。實際貸款利率的變動對企業融資結構的選擇具有顯著影響，利息率和通貨膨脹率的變動扭曲了稅收利益和破產成本，因此影響目標資本結構（Fisher et al,1989）。基于Probit模型的實證研究表明，利率期限結構影響公司的資本結構（Nejadmalayerz,2002）。
GDP增長率的波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周期波動的情況，經濟增長率較高時，企業有較好的盈利預期，傾向于債券融資，財務杠桿較大。實踐中M1增長速度的快慢反映了國家貨幣政策的取向，M1增長較快則說明國家貨幣政策較為寬松，企業獲得貸款相對容易；M1增速放緩，說明國家緊縮銀根，企業貸款難度加大（蔡楠、李梅菠，2003）。Booth et al（2001）通過對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混合數據研究發現，GDP實際增長率與企業財務杠桿正相關。股票市場越發達，企業具有更多的融資權，股價高漲使得股權融資優勢更明顯，股票市場價值/GDP與財務杠桿負相關。
此外，財政支出的增長帶來市場流動性的增強和商業銀行貸款利率的降低，從而使得企業貸款成本和債務融資成本的降低，使得企業偏好債務融資。原毅軍、孫曉華（2006）對我國滬深上市公司實證研究發現，財政支出與企業目標財務杠桿正相關。陳耿（2004）的研究表明，銀行貸款與債權不僅具有替代性，而且具有相當的互補性。商業銀行貸款的增長往往伴隨著貸款利率和債務融資利率的下降，使得企業債務融資成本降低。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實證研究過程中選取了通貨膨脹率（Inflation）、實際貸款利率（R-Rate）、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GDP）、M1-M0增長率（DM）、滬深股市總市值增長率（M-Value）、財政支出增長速度（Pub-Expenditure）、上市公司市盈率增長率（P/E）、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Loan）等八個解釋變量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進行分析。本文對實證研究結果做出如下假設：
假設一：通貨膨脹率與企業資產負債率正相關。
假設二：實際貸款利率與企業資產負債率負相關。
假設三：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增長率與企業資產負債率正相關。假設四：M1-M0增長率與企業資產負債率正相關。
假設五：滬深股市總市值增長率、市盈率增長率與企業資產負債率負相關。
假設六：財政支出增長速度與企業資產負債率正相關。
假設七：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與企業資產負債率正相關。
三、被解釋變量的選取與實證模型的構建
（一）被解釋變量的選取
廣義的企業資本結構就是企業全部資金來源構成及其比例關系，不僅包括權益資本、長期債務資金，還包括短期債務資金。已有的研究多從賬面價值入手考察企業的杠桿率，由于賬面價值不能很恰當的反應當前市場狀況下企業真實的資產負債狀況，因此，本文選擇綜合考慮企業債務的賬面價值和權益的市場價值，以使得實證結果更加合理。在被解釋變量的選擇方面，本文將長期債務和短期債務分別考察，共選取如下三個被解釋變量：
總市值資產負債率（MTR）=企業總負債/(企業總負債+企業股票市值)；
長期市值資產負債率（MLR）=企業長期負債/（企業長期負債+企業股票市值）；
短期市值資產負債率（MSR）=企業短期負債/（企業短期負債+企業股票市值）。
（二）實證模型的構建
在已有的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中，大多是采用橫截面數據進行分析研究，但是由于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動，某一個年度的數據常常受到偶然因素的影響。為了克服橫截面回歸的不足，本文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對跨年度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本文采用的面板數據回歸的基本計量模型為：
Ri=αi+βkFk+εi； i=1,2,3；k=1,2,…,8。
其中Ri為資本結構向量（在本文中代表MTR、MLR、MSR）；i代表不同的被解釋變量；αi為常數項；Fk為解釋變量；βk為解釋變量系數；εi為模型的擾動項。
四、實證數據選取與實證結果分析
（一）解釋變量數據來源及統計描述
1、通貨膨脹率：本文所用我國通貨膨脹率數據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和國研網數據中心，是通過消費者價格指數計算得出，采用其年度平均變化百分比。
2、實際貸款利率：采用的是商業銀行3至5年期貸款利率與當年通貨膨脹率的差值，其中3至5年期貸款利率來自萬得數據庫和中國人民銀行數據庫。
3、其余六項解釋變量：國內生產總值、滬深股市總市值、上市公司市盈率數據均來自萬得數據庫庫，狹義貨幣M1-M0和商業銀行貸款額均來自國家統計局和中國人民銀行數據庫，各年的財政支出額來自于國家財政部和國家統計局。
（二）被解釋變量來源及統計描述
本文在實證研究過程中選取了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58家具有代表性的企業進行研究，企業基本資料來自于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及巨潮資訊網。通過參考各企業2000年至2008年9年的年度財務報表，本文對 58家企業各年度負債總額、長期負債總額及短期負債總額的賬面價值進行了統計匯總。同時，根據銳思數據庫公布的數據，統計各企業在各年度資產負債表日企業總市值，然后分別計算企業總市值資產負債率、長期市值資產負債率和短期市值資產負債率。
（三）實證結果與研究模型的修正
本節首先將被解釋變量對2000年至2008年所有宏觀經濟因素變量進行了回歸，回歸結果顯示，幾乎所有的宏觀經濟因素的系數都不顯著，存在明顯的多重共線性。為了進一步探究解釋變量之間多重共線性的嚴重程度，本文對所有的8個解釋變量進行了共線性檢驗，如表4-1所示：
從表4-1可以發現，通貨膨脹率與實際利率之間、市盈率增長率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之間、市盈率增長率與滬深股市總市值增長率之間都存在明顯的共線性。
為補救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首先是進行了模型的重新設定，將原來的線性回歸模型轉變為對數形式：Ri=αi+βklnFk+εi i=1,2,3；k=1,2,…,8；
回歸模型采用對數形式后，根據回歸結果，多重共線性依然存在。本文采取了刪除部分變量的方法，綜合考慮表4-1列示的自變量共線性狀況，本文刪除了實際利率、市盈率增長率和滬深股市總市值增長率三個變量。對總市值資產負債率的回歸結果如表4-2所示：
觀察表4-2可以發現，所有解釋變量的系數都不顯著，刪除三個解釋變量并沒有使回歸結果變得更好。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是某些解釋變量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具有滯后性，比如國內生產總值體現的是整個年度的總產值，其對以后年度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大于對本年度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綜合考慮剩余五個解釋變量自身的特性，本文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M1-M0、實際貸款利率和財政支出增長率分別進行了滯后處理，通過不斷改變各變量的滯后期數，最終得到相對比較顯著的回歸結果如表4-3所示：
觀察表4-3，采取滯后期數處理后的回歸基本達到了解釋變量系數顯著的目標。但解釋變量系數顯著并不代表回歸效果理想，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有三個解釋變量被刪除，模型的擬合度R2也降低了，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可能擬合度降低帶來的后果比解釋變量系數不顯著更嚴重。
在對部分解釋變量進行了定量回歸后，接下來要對之前的七個假設進行驗證，也就是對八個解釋變量對MTR影響的方向進行定性檢驗。結果如下：
從表4-4可以看出，解釋變量中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實際利率三個因素與MTR、MLR、MSR之間都有顯著的相關性，而滬深股市總市值增長率和市盈率增長率兩個因素與MTR、MLR、MSR之間相關性均不顯著。總體來看，僅有GDP增長率與實際貸款利率對企業資產負債率的影響與前文的理論預期完全一致。觀察因素M1-MO增長率、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和財政支出增長率可以發現，同一因素對企業不同的資產負債率指標影響的方向相同，但是影響顯著程度存在差異。
五、研究結論及后續研究展望
本文選取我國上市公司2000年以來的財務數據及宏觀經濟變動數據進行研究，通過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1）公司資本結構不僅受企業自身特征因素的影響，還受到宏觀經濟因素變動的影響；
（2）宏觀經濟因素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具有滯后性，部分宏觀經濟因素的變動對企業當年的資本結構產生的影響小于對其后幾年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
（3）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實際貸款利率對企業資本結構具有顯著的影響，而滬深股市總市值增長率和市盈率增長率對企業資本結構影響不顯著，部分宏觀經濟因素對企業不同的資本結構指標影響程度存在差異。
上市公司在經營運作過程中，可以通過宏觀經濟因素的變動預測我國市場企業整體資本結構的變動方向，從而對自身的融資、經營策略作出相應調整，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前期，企業融資、經營策略的調整對于企業順利渡過經濟危機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在研究過程中是將上市公司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宏觀經濟因素變動對企業資本結構產生的影響，沒有對企業資本結構的行業差異展開具體分析，也沒有分析上市公司所在地域的不同給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帶來的影響。因此，后續研究可以將行業因素和地域差異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探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下企業融資方式和資本結構的選擇。
參考文獻：
[1]蔡楠、李梅菠. 宏觀經濟因素對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J]. 財經科學，2003.
[2]陳耿. 上市公司融資結構：理論與實證研究[D]. 西南財經大學，2004.
[3]原毅軍、孫曉華. 宏觀經濟要素與企業資本結構的動態優化[J]. 經濟與管理研究，2006.
[4]Hovakimian, A.“The Role of Target Leverage in Security Issues and Repurchases.” Journal of Business, 2004, pp. 1041-1071.
[5]Fischer,E.,Heinkel,R.,Zechner,J. Dynamic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Theory and Tests[J]. Journal of Finance, 1989.
Abstract: Real estate listed corporation has undoubtedly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governmental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due to its special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occupying important social statu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pital structure of real estate industry using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uld on the basis of stating the theory on macroeconom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capital structure. Empir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asset liability ratio changes inversely with the rate of inflation， but with the interest rate of the actual loan chang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sset liability ratio，GDP growth rate and price earnings ratio is not significant. Then the capit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the real estate listed corporation is discussed.
關鍵詞： 宏觀經濟政策；房地產業；資本結構
Key words: macroeconomic policy；the real estate industry；the capital structure
中圖分類號：F293.3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4）23-0005-04
0引言
房地產行業作為我國整個經濟命脈中最為重要的支柱產業，一直以來成為我國政府重點調控和大力支持的對象。在過去的這十年中，政府由1997年拉動內需開始，到后面房價惡性上漲，從政府出臺的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政策中，我們不難看出政府對這個行業的重視程度，而在2013年出臺的“國五條”中針對二手房交易征稅的規定所引發的社會熱議，這一系列的熱點經濟現象無不一次次地把焦點集中到這樣一個在國家經濟命脈起到舉足輕重的行業。
對于房地產這樣一個資金密集型行業，任何的宏觀政策的調控必然會給其帶來沖擊，而資本結構又是個經典的論題，由于宏觀環境因素的可控性，當前對于微觀層面上因素影響的研究已是相當成熟，Harris和Raviv（1991），陸正飛（1998）通過實證研究了資產負債率與公司內部因素之間的關系，發現在規模、長期資產比重、成長性以及負債稅盾效應方面呈現同向變化；而在經營風險、產品特色、營銷支出上呈現反向變化。也對相似的領域進行了研究，發現獲利能力強的公司往往有較高的資產負債率，但該研究在規模、成長性等其他方面并沒有證明出有顯著關系。在針對宏觀因素的研究文獻中，學者們又主要以研究單個因素影響為主。Graham（1999）在通過對1000多家上市公司的12年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發現，高MTR的公司為了利息避稅更偏向于發行債券。王素榮、張新民（2006）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4年的數據，實證結果表明資本結構與所得稅之間呈現出正向變動。KorajCZyk and Levy（2003）第一次系統地從宏觀經濟因素出發，選取宏觀經濟變量為解釋變量，證實了宏觀經濟因素對資本結構存在顯著的解釋力，但由于行業的差異性，對于不同公司影響力上存在差異，故本文選擇房地產這樣一個代表性行業，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探究宏觀經濟政策與資本結構間的變化影響。
1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資本結構的問題首先是融資方式選擇的問題，融資環境的變動會對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產生較大的影響。而對融資環境的考慮一方面要考慮的是宏觀經濟變動和資本市場的情況，薩繆爾森根據宏觀經濟情況將經濟周期分為經濟擴張期和經濟收縮期。胡佐，胡琨（2009）也指出對宏觀要素能有說服力的變量莫過于通貨膨脹率和國內收入增長率。另一方面要考慮的是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動，可以區分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方面。
1.1 宏觀經濟方面
1.1.1 通貨膨脹率
在一個高通貨膨脹的環境下，作為經營者，在成本增長的情況下會面臨較高的經營風險和較難的債務融資環境；而作為投資者，在規避風險實現保值的目的下，投資會更加偏好于股權投資，因此企業的財務杠桿會降低,由此提出假設：
H1：通貨膨脹率與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負相關。
1.1.2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
權衡理論認為，資本結構具有順周期性特性，即經濟繁榮GDP 上升，企業有更強的意愿通過債權融資；而經濟蕭條GDP下降，企業的負債比也呈現出下降的趨勢。企業在融資過程中，會率先考慮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因此在經濟收縮期，企業經營風險提高，會選擇避免債務融資，降低債務比率。由此提出假設：
H2：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與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正
相關。
1.2 資本市場方面
作為房地產這樣一個資金密集型行業，資本市場狀況的好壞，與其融資決策的制定是緊密相關的。股票市場作為一個非理性市場，由于非理性投資者的存在，企業的市場價值往往會存在被高估或者是被低估的可能性。而投資者又存在過度的投資熱情，因此在企業價值被高估時，經營者會利用這樣的投機心理，增發股票，吸收更多資金；而在企業價值被低估時，回購股票，偏向債務融資。
市盈率作為反映企業價值的市場評估指標，由此提出假設：
H3：市盈率與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負相關。
1.3 財政政策方面
財政政策是通過政府稅收和支出的變動來影響總需求的政策。政府支出的增減對企業獲得發展機會的多少有直接關系。與債務融資相比，通過權益融資，企業可以在短期內獲取大量的資金，而相比債務融資的利息支付壓力，權益融資還可以避免由于高財務杠桿所帶來的財務風險，因此在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時，為獲取更多投資
機會，企業會多選擇權益融資，降低財務杠桿。由此提出
假設：
H4：財政支出增長率與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負相關。
1.4 貨幣政策方面
貨幣政策是央行利用調整流通中貨幣量和基準利率的手段來調控社會需求的一種方式。根據其對經濟的影響又可以區分為消極的和積極的貨幣政策。在消極的貨幣政策下，政府通過抑制貨幣供應的增長，從而降低總需求，通常伴隨著高利息率，企業由于貸款利率的調高，出于融資成本的考慮會避免債務融資；在積極的貨幣政策下，政府通過促進貨幣供應的增長，從而刺激總需求，通常伴隨低利息率，因此企業會偏向債務融資，提高負債率。
1.4.1 實際貸款利率
利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利率的增減變動首先直接影響到融資成本的高低，企業為了降低成本的考慮，往往會對融資決策進行調整。唐穎（2012）通過探究利率對上市房地產公司資本結構影響，表明這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顯著的相關性，但利率的正負變動對于資產負債率而言影響是不同的。張太原，謝赤，高芳（2007）通過對235家上市公司10年數據進行回歸檢驗，發現利率與資本結構間有顯著關系，短期利率正向變動，長期利率則逆向變動。由此提出假設：
H5：利率與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正相關。
1.4.2 貨幣供給量
貨幣政策的松緊從貨幣供給量的增減變化上可以獲得最為直觀的體現。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下,由于市場上貨幣量供應的充足，企業更易于通過負債來獲得資本；而在緊縮的貨幣政策下，市場貨幣量供應不足，企業妄想通過債務融資來獲得其發展所需資本的難度會大大地增加，因此會偏向股權融資，降低負債率。顧駿華（2012）研究存款準備金率政策的效用時也表示貨幣供應量的減少會帶來整體社會支出的削弱，致使貸款增長速度將會放緩，從而使得企業減少債務融資。由此提出假設：
H6:貨幣供給量與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正相關。
2變量設計及樣本選取
2.1 變量選擇
2.1.1 解釋變量
對于解釋變量的選取，根據屈宏志（2012）、張煒（2011）、
胡佐（2009）的研究，本文選擇了以下6個變量作為解釋
變量。
①GDP增長率（GDP）。衡量經濟的增長性最為合適。
②通貨膨脹率（CPI）。通貨膨脹率通過對物價增減的衡量，反映了經濟冷熱狀況，采用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進行衡量。
③財政支出（G）。選擇年度財政支出增長率（G）來代表財政政策的取向。
④利率（I）。選擇央行當年一年期的貸款利率作為利率的衡量工具。
⑤貨幣供給量（M）。M0表示流通中的貨幣量，從M1中將其扣除后，保留下來的主要是企業的借款，也包含向商業銀行獲得的貸款。選擇（M1-M0）的增速表示貨幣供給量的變化。
⑥市盈率（PE）。為了研究資本市場狀況對資本結構的影響，選取市盈率作為衡量指標。
2.1.2 被解釋變量
針對資本結構的研究課題,對于資本結構變量進行度量時，一般會采用以下三種指標來做研究，即資產負債率、產權比率和長期資產負債率。國外學者傾向于狹義資本結構即長期資產負債率,而韓傳模（2006）提到基于我國資本結構具有“負債籌資中短期負債水平偏高”的基本特征，我國學者們在研究時普遍采用了廣義資本結構，因而在本文研究中將選擇資產負債率作為資本結構的衡量指標。
2.1.3 控制變量
①公司的規模：公司規模的大小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公司進行多元化融資能力的高低。
②公司的償債能力：股東與債權人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利益沖突，股東為了獲得較高的回報，可能會利用債權人的資金從事高風險的項目。
③公司的運營能力：運營能力越強，企業更傾向于擴大企業的規模，尋求更大的發展。
④公司的盈利能力：盈利性大小則決定了盈余留存量的多少，一般來言，盈余較多的公司，可以實現內部資金周轉，則較少地采用債務融資。
⑤公司的成長性:成長性較好的公司，往往企業的未來期望值較高，為滿足其快速發展的目標，對資金的需求量也較大，因此會較其他公司更偏向債務融資。（表1）
[指標類別
被解釋變量
解釋變量
控制變量][變量名
資產負債率
通貨膨脹率
GDP 增長率
實際貸款利率
政府支出增長率
市盈率
M1- M0 增長率
Ln資產
流動比例
總資產周轉率
凈資產收益率
資產增長率][符號
LEV
CPI
GDP
I
G
PE
M
LESSET
ROC
TAR
ROE
GROWTH][定義
期末債務總額/期末總資產
用商品零售價格指數計算
(現期GDP-上期GDP)/上期GDP
銀行一年期銀行貸款利率
(現期政府支出-上期支出)/上期支出
每股市價/每股收益
(現期M1-M0-上期M1-M0 )/上期M1-M0
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值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銷售收入/總資產
凈利潤/凈資產
本年總資產-上年總資產/上年總資產][表1變量定義]
2.2 樣本的選取和數據來源
選取了2008-2011年深滬兩市中上市的房地產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為了保證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對樣本進行了初步的篩選，剔出了其中的ST類公司，刪除了一些數據不完整和存在異常數據的公司，最終整理得到88家上市房地產公司的332個樣本數據。
2.3 實證模型的構建
LEV=β0+β1GDP+β2CPI+β3I+β4PE+β5G+β6M+β7 LESSET+β8ROC+β9TAR+β10ROE+β11GROWTH+ε
3實證分析
3.1 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 描述性統計
[
資產負債率
通貨膨脹率
GDP增長率
實際貸款利率
政府支出增長率
M1-M0增長率
市盈率
Ln資產
流動比例
總資產周轉率
凈資產收益率
資產增長率][變量符號
D
CPI
GDP
R
G
M
PE
LESSET
ROC
TAR
ROE
GROWTH][樣本容量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極小值
0.0145
-0.0070
0.0921
0.0531
0.0328
0.1732
4.0611
19.2256
0.7826
0.0007
0.0009
-0.4469][極大值
0.9554
0.0590
0.1045
0.0656
0.1662
0.2758
1015.0000
26.4143
53.4501
2.5903
8.3960
4.9548][均值
0.6089
0.0348
0.0965
0.0575
0.0976
0.2060
56.1251
22.4854
2.4200
0.2666
0.1416
0.2185][標準差
0.1614
0.0260
0.0049
0.0051
0.0581
0.0414
112.5129
1.2024
3.3923
0.2048
0.4632
0.4021]
表2中報告了88家上市房地產公司4年的資本結構、宏觀經濟變量以及內生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2
中可以看出，我國上市房地產行業的資產負債率極大值為0.9554，極小值為0.0145，由于不同上市房地產公司規模性，經營狀況等內生變量的差異，資本結構的極差上相差甚遠，體現出各公司對融資途徑的選擇偏好有明顯差異。通過觀察資產負債率的均值和標準差，房地產企業總體上的負債率平均水平達到了60.89%，也體現出這樣一個資金密集型行業偏好通過負債融資經營，具有高財務杠桿的特性。通貨膨脹率上負值代表通貨緊縮，正值表示通貨膨脹，2008年到2011年間極大值為0.0590，極小值為-0.0070，通貨膨脹率的正負變動對于研究經濟穩定性對資本結構的影響是很有意義的。GDP增長率、政府支出增長率和貨幣供應增長率均為正值，市盈率的極差變化顯著，體現出資本市場對企業估值的非理性，根據市場擇時理論，股價很有被高估和低估的可能。宏觀變量的變化性為研究其變動對資本結構的影響提供了有效的基礎。
3.2 相關性分析
變量之間大部分是存在顯著的相關性（表3），部分變量間存在顯著性關系，通貨膨脹率與M1-M0增長率，實際貸款利率與政府支出增長率之間的簡單相關系數超過0.8，可能存在共線性問題，變量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可能性較高。在回歸過程中政府支出增長率和M1-M0增長率由于與其他變量間存在多重共線性，被迫自動剔除。實證模型調整為：D=β0+β1GDP+β2π+β3R+β4PE+β5X1+β6X2+β7X3+β8X4+β9X5+ε
變更后的模型線性回歸分析的結果如表4中所示。
表4線性回歸分析結果
[
(常量)
通貨膨脹率
GDP增長率
實際貸款利率
市盈率
Ln資產
流動比例
總資產周轉率
凈資產收益率
資產增長率
估計系數
-0.8816
-0.6095
0.5610
3.3238
-0.0001
0.0558
-0.0140
0.1477
0.0406
0.0245
標準誤差
0.2107
0.3090
1.4222
1.5370
0.0001
0.0065
0.0021
0.0365
0.0153
0.0181
T檢驗值
-4.1832***
-1.9725**
0.3945
2.1625**
-1.4999
8.6535***
-6.6367***
4.0456***
2.6636**
1.3508][ N Adjusted R2 F檢驗
332 0.415527.1458][*.**.***.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
由回歸分析的結果可見，①通貨膨脹率在5%的水平上與資產負債率呈現負相關關系，與假設相符。說明在通貨膨脹時，企業會優先選擇權益融資；而在通貨緊縮時，會優先選擇債務融資。②實際貸款利率在5%的水平上與資產負債率呈現正相關關系，與假設相符。說明短期利率升高，企業會更多地選擇發行債務融資，提高財務杠桿；短期利率降低，企業會更多選擇權益融資，降低財務杠桿。③GDP增長率與資產負債率的相關關系從回歸結果上來看呈現正相關關系但并不顯著。市盈率與資產負債率從回歸結果上來看呈現出負相關關系但相關性也不顯著。雖然正負相關性均與假設相符，但結果顯著性并不高，這可能與樣本年限的長短，樣本量大小以及所選定的行業有關。④資產、總資產周轉率、凈資產收益率、流動比例與資產負債率關系顯著；資產增長率與資產負債率的關系不顯著。均與理論分析一致。⑤由于共線性原因，通貨膨脹率與M1-M0增長率有顯著共線性，由變量相關性可以看出，通貨膨脹率與M1-M0增長率呈現負相關，可以推測M1-M0增長率與實際貸款利率資產負債率正相關；與政府支出增長率有顯著共線性，由變量相關性可以看出，實際貸款利率與政府支出增長率呈現負相關，可以推測政府支出增長率與資產負債率負相關，均與假設相符。
4建議
我國房地產業資本結構負債率水平較高，除了公司的內部因素差異，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因此在制定融資決策時，首先要考慮到現階段宏觀大環境的情況。在面對多變的宏觀經濟政策時，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優化資本結構:
4.1 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完成股權分置改革
資本市場是上市房地產企業獲取發展所需資金的主要渠道，也是在這樣一個市場中，資本實現了流通和重新配置。因此一個完善而健全的資本市場對于房地產這樣資金密集型企業的融資決策而言就顯得尤為重要。
4.2 不斷創新金融產品，構建房地產融資新模式
事實證明，單一的融資模式已經很難確切地滿足房地產業對資金的需求，現如今的融資方式主要以銀行貸款和信托為主，但日益發展的經濟對融資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融資新模式的構建日益需要得到發展，創新金融產品對融資而言受益匪淺。
4.3 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健全房地產金融市場
隨著房地產行業的高速發展，對住房貸款市場的規范化日益提出了要求，在現階段對資本的大量需要為住房貸款的證券化提供了有效的發展基礎。這是規范化資本市場的一個強有效措施，也是切合房地產資本行情的一項舉措。
4.4 整合房地產行業，建立自律性組織
擁有自律性是一個行業得以良性發展的必備條件。當前房地產行業發展如火如荼，對自律性提出了要求。作為政府、企業和個人的連接樞紐，發展成熟的房地產業已具備行業自律的經濟基礎。也只有在房地產這樣一個發展到成熟階段的行業，才有可能實現房地產業高度的自律。建立有效的自律性組織有利于房地產業的良性發展，提高質量水平，進而在這樣一個自律性的經濟環境下不斷地實現完善資本結構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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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銜接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本科教學中的西方經濟學教學的重要地位是十分突出的。無論是經濟學專業，還是與工商管理、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等就安排了西方經濟學的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教學任務，而且大都在學科體系中都是專業主干課程。與一般院校的西方經濟學講授類似，在教學過程中，一般都是分學期先后講授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劃分往往簡單的根據關注的視角和范疇，既割裂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在思想體系上的聯系，也把方法論和學科地位上的紐帶不經意的阻斷了。以至于后續課程《世界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課程中學生往往無所適從，不能準確的將已經學習的課程知識與經濟學演化過程進行系統的銜接。導致整個經濟學教學的碎片化傾向。以至于通過西方經濟學的學習后，學生仍然不能鳥瞰整個經濟思想體系，更不能駕馭較為復雜的經濟學問題研究，僅僅是達到了簡單模仿和基本理論應用的水平。并不能完全達到學科體系所要求的教學目標。為此，通過梳理和分析，試圖通過有針對性的教學和實踐活動，有目的的使學生建立起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的聯系，找到能夠打通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關鍵環節，積極尋找兩者學科思想和研究方法論上面的統一，從而使學生融合貫通，全面理解和掌握西方經濟學的學科思想，并能夠靈活運用西方經濟學思想分析和解決現實中的綜合性和系統性問題。
一、導致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出現割裂的原因
西方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在教學過程中，往往相對獨立。學生對微觀和宏觀部分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和思想體系有學科體系的原因，有教材選擇和使用的原因，也有教學過程中的問題。首先是學科體系的問題。西方經濟學發展到今天總共只有二百多年的歷史，雖然在學科體系上形成了主流體系，但總體的學術流派林立，思想和研究觀點呈現百家爭鳴的態勢，這就導致在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學習中，并不了解和掌握整個經濟學學科體系的全面，導致學習中不能建立起有機體系，而容易造成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形成割裂的局面。其次是本科教材的選擇問題。當前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劃分和教材的編寫一般都是遵循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視角展開的，同時為了保證全面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將部分非主流經濟學的流派思想也納入了教材體系中。此外，主要的本科教材都是使用國內學者編著的教材，加入了國內學者的主觀思想，同時也避免不了國內學者思想體系的束縛，導致當前的教材使用中，學生很難通過閱讀教材看到歷史上經濟學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演化歷程和不同觀點的分野。加上大量非主流經濟學思想的編入使當前教材在學科體系的傳播和影響上，作用大為下降。造成學生無法讀懂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密切聯系的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最后是教學環節的問題。在教學過程中，認可教師往往會突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各自學科中的重點部分，而往往忽略兩門課程的銜接部分。在微觀經濟學部分，消費者理論、廠商理論、市場結構理論等部分是教學的重點內容，而其他部分往往安排的教學時間和講授深度有限。而在宏觀經濟學部分，無論是是先講短期模型后講長期模型，還是先講長期模型后講短期模型，都更多從宏觀經濟學產生之初，宏觀經濟學幾點問題入手。忽略了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講授過程中，也回避了眾多打通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之間紐帶的因素。最終導致學生形成一種錯誤的觀念，微觀經濟學介紹消費者、廠商、單一市場結構等微觀問題，而宏觀經濟學介紹政府和貨幣當局如何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學關注的統計指標等。
二、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關聯部分
首先，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關聯的最為重要的思想紐帶。無論是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都是強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主體作用的。而且，無論是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對特定的社會環境、歷史傳統、文化法律等有十分明確的限制。這說明，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不僅強調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還強調維系市場經濟基礎的軟環境。其次，方法論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共同的基礎。無論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都是眾多主流經濟學家通過不斷發展演化中創造性的運用了數學中邊際、均衡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雖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現代西方經濟學存在眾多局限，但整體上來說，西方經濟學的主體地位在整個經濟學界上不可撼動。作為西方經濟學的兩大板塊，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式、研究思路是相通的和密切聯系的。最后，存在著許多可以打通和關聯的知識理論。造成現實上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有明顯割裂之感的重要原因是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興起。由于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強調了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當局的貨幣政策積極干預經濟，導致大家往往忽略微觀經濟學中的一般均衡、福利經濟學以及宏觀經濟學中的發展經濟學、經濟周期理論等。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包含著宏觀思想，宏觀經濟學理論有扎實的微觀基礎。
三、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在教學中的銜接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既然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教學實踐中就應該消除兩種之間割裂的感覺。使兩者之間真正建立起緊密的聯系，并使學生對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這兩門西方經濟學不可分割的部分成為有機整體。一是在教學中為學生梳理不同經濟學理論發展的脈絡，在經濟學思想上的地位，以及不同理論的地位、作用和選入教材的原因等。通過這樣的教學過程，可以使學生很清楚的了解到所學的知識點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間有著緊密聯系的。微觀理論的提出的基于既有宏觀經濟學思想的，而宏觀經濟學的演化中，微觀基礎也是其可以發展和延續的重要依據。二是通過課程培養目標、教學目的和考核方式的調整，避免教學過程對學生進行經濟學思想體系學習產生障礙。由于以往教學中經常會根據難易程度、結構組織、如何考核等問題安排教學的重點內容，這樣一來，往往會導致一些結構較為龐大、聯系緊密、難易適中，容易考試的部分成為所謂的重點部分。而一些學科體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就被教學過程人為的刪減了。這樣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之間形成人為阻隔，成為孤立的知識小島。因此在教學中，一方面通過調整整個專業的培養方案，增加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比重；一方面在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教學大綱中也進行必要的修改和調整，增加對必要的思想體系、研究方法的教學時間。此外，對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后續課程世界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也進行了有益的調整，使其教學過程與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的教學能夠密切聯系。
作者:柯希嘉 單位:中國勞動關系學院經濟管理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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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央行放水預期升溫
全球好像只要一遇到事，首先想到的就是放水，形成了貨幣依賴。近期全球似乎又進入了“放水周期”。英國脫歐公投后，英國和歐央行均表示要投放流動性；安倍贏得大選后，又要搞新刺激計劃；美聯儲加息一再推遲，耶倫不斷放鴿子。
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美歐日央行把貨幣政策數量寬松（QE）和價格寬松（負利率）發揮到了極致，但至今仍經濟低迷，為走出通縮而戰。歐元區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4%，日本對超額準備金利率實施-0.1%，存銀行竟然要倒貼錢。據說日本央行曾打算不再印大額鈔票，防止居民囤積現金。歐元區、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只有-0.287%、-0.162%，拿歐日國債10年收益率竟然是負的。這是全球經濟史上從未遇到過的情景。
2015年全球GDP僅增長3.1%，比2004-2007年5%以上的增速相距甚遠，2016年5月美國CPI同比增長1%，離2%的通脹目標仍遙遙無期。中國也一樣，1季度放出4.67萬億天量信貸后，經濟僅企穩1個季度，5月份以來經濟重回下行通道。6月M1增速飆升到24.6%，CPI重回“1”時代。
全球這是怎么了？為什么放了那么多貨幣，經濟通脹卻依然低迷？
我們陷入了大萎靡
回顧宏觀經濟思想史可以發現，宏觀經濟學是一個偉大的學科，因為它試圖拯救世界。1929年“大蕭條”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一次分野，在此之前，世界信奉古典主義，市場這只“無形之手”和諧地進行資源配置，政府應僅充當“守夜人”。但是大蕭條卻打破了這個神話，全球經濟陷入長期的深度衰退，更為嚴重的是世界各國通過關稅、競爭性貶值等以鄰為壑，并從金融危機蔓延到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最終到軍事危機，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性災難。經濟學家普遍反思，如果能夠避免大蕭條或許就能夠避免二戰。因此，研究大蕭條被稱為宏觀經濟學的圣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凱恩斯主義崛起，建議政府這只“有形之手”通過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進行干預，以彌補有效需求不足。70年代的“大滯漲”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二次分野，經濟學家把滯漲歸因于政府干預過多而非成本沖擊，凱恩斯主義面臨挑戰，貨幣主義、新自由主義、新古典主義、供給學派、奧地利學派等興起，古典主義精神復興。2008年次貸危機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三次分野，全球對放任自由進行反思，新凱恩斯主義再度興盛，全球普遍采用QE、負利率、積極財政政策等手段。全球把貨幣寬松發揮到極致，雖然避免了大蕭條，但世界經濟至今仍然低迷，只有房市、股市、債市等資產價格不斷創出新高。近年各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呼聲高漲，但雷聲大雨點小。
為何通脹依然低迷？
為什么放了這么多貨幣，卻沒有引發通脹？2014年國內貨幣寬松啟動以來，貨幣明顯超發。2014、2015、2016Q1年GDP增長7.3%、6.9%、6.7%，M2分別增長12.2%、13.3%、14%，廣義貨幣供應和名義GDP增速的裂口不斷張大，超發貨幣未流入實體經濟（Q），錢去哪了？根據貨幣數量方程MV=PQ，國內超發的貨幣部分被產能過剩僵尸國企和不作為的地方融資平臺所吸收，進而導致貨幣流通速度V下降。部分被資產價格所吸收，先后推升了2014-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暴漲、2015年下半年以來的房市暴漲。由于沒有流入實體經濟，因此并沒有從需求端引發以CPI、PPI為代表的實體通脹。
我們在研究國內貨幣供應增速和通脹的關系時發現，貨幣供應是物價變動趨勢較好的先行指標，但其引發物價上漲的幅度取決于產出缺口。歷史上的4次M1高速增長（1997、2000、2003、2007），峰值都差不多（在20%-24%之間），但是其后卻分別對應著通貨緊縮、無通脹、溫和通脹、較高通脹這四種差別極大的物價水平（CPI-1.5%-8.7%）。貨幣供應在短期主要從需求側產生影響，并通過產業鏈條向實體經濟進行傳導，其引發通脹的程度還要取決于供給狀況，即產能利用率、產出缺口情況。1996-2007年4次高增的貨幣供應之所以引發了差異極大的物價水平，主要是因為4次高增的貨幣供應分別對應著經濟周期階段的衰退中期、復蘇初期、復蘇中期和經濟繁榮末期，分別是在不同的經濟增長水平、產出缺口和供求背景。當前全球和中國經濟處在低迷期，存在廣泛的產能過剩，因此超發的貨幣并沒有通過改善供求關系推動經濟增長進而引發通脹。
為什么放了這么多貨幣，卻沒有推動長期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學主要是研究兩大問題：經濟為什么會增長，經濟為什么會波動，即長期增長問題和短期波動問題。貨幣政策是短期需求管理工具，低利率有利于刺激信貸、投資和消費，流動性充裕有利于改善微觀主體借貸便利性。但是，根據經濟增長理論，長期經濟增長取決于供給側的資本、勞動和全要素生產率改進。貨幣放水難以推動資源配置效率改善和創新，這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且長期依賴貨幣放水增加了供給側改革的困難：延緩過剩產能出清、房價暴漲削弱競爭力年輕人夢想破滅、鼓勵投機而非創新、資產價格上漲惡化收入分配、利率過低導致資源錯配扭曲經濟結構、國進民退民間投資大幅下降。
中國經濟轉型的希望與挑戰
放眼全球，各國央行在放水的路上越走越遠，難以回頭。中國貨幣政策寬松還有一定空間，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1.5%、4.35%，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16.5%。未來只要看不到改革落地攻堅，就只能靠貨幣放水拖著，在龐大的債務杠桿倒逼下最終走向負利率，在此期間，經濟陷入長期低迷，資產價格持續泡沫化，流動性泛濫填平所有估值洼地。
相對于以亞當·斯密作為奠基人的古典經濟學體系，現代經濟學范式的形成和發展主要歸功于經濟學思想史過程中的兩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一是19世紀70年代史稱“邊際革命”的經濟學價值理論革命；其二是20世紀30年代表現為“凱恩斯革命”的經濟學分析的方法論革命。這兩次重要經濟學思想革命的邏輯結果，使現代經濟學范式較之古典經濟學范式具有更加寬闊的思想發展空間。譬如說，現代經濟學的價值(效用價值)概念包含精神元素，從而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對象可以被視為精神過程與物質過程相統一的“行為學”過程。而凱恩斯明確地使用三大心理學因素，來解釋經濟過程的有效需求相對于供給機制的獨立性，則是對“邊際革命”之后的一條經濟學思想路線的繼承和發展。在本文中，我們把同這樣一條思想路線相聯系，并且對現代經濟分析思想產生重要影響的經濟學思想元素，稱作為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
由于近兩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顯性張揚，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已經對近30年來居經濟學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義”構成了嚴峻的理論挑戰。本文依據經濟學思想演變的理論和歷史邏輯，對現代經濟學思想的這種前沿發展作出分析判斷，認為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將在主流經濟學體系中“復興”。
二、現代經濟學中的“凱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確定性與無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確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納特(f.h．knight)提出。凱恩斯(j．m．keynes)的貢獻是將這個概念同經濟行為主體的決策行為及其實際后果聯系起來。凱恩斯認為，人們對于未來的種種不同看法足以影響目前的情況，經濟過程的現狀是完全被動的、確定的，是由經濟體系中的不同的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的不同看法所決定的，也就是說，經濟體系的現狀是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看法的函數，人們對于未來的預期是主動的，是自變量，而經濟體系目前的狀況則是因變量。由于未來是不可確知的，因此，所有經濟行為主體的主動的“決策過程”都是在“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完成的。這意味著經濟體系的現狀始終是同“事前”的預期相出入的。
凱恩斯的“不確定性”概念中包含著“無知”(ignorance)的內涵。他從來就不相信“不確定性”能夠從經濟體系或經濟活動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類最終能找出一種方法來完全預期未來；相反，他確信，“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永遠是經濟體系和經濟活動的一個內在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們假定經濟行為主體是完全理性的，他們的經濟決策的現實結果也總是會同經濟決策的預期目標相出入，所以，實際經濟過程總是經濟行為不斷進行調整的過程，也是經濟的調整成本持續發生的過程。凱恩斯指出；“人們總是被無數主觀和客觀的偶然性包圍著、支配著，不得不持續不斷地調整自己的預期和決策以適應變化了的情況和條件，但這仍然不能保證新擬定的計劃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設”不成立
現代經濟學的價值理論對于經濟學分析(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有一項演繹屬性的邏輯貢獻，這就是將人類的精神活動過程通過包含精神元素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行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動及其支配下的經濟行為貫穿全部經濟學分析，因此經濟學家們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的基本狀態的理論假定，實際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決定了他們的經濟學分析的思想路線。
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狀態的一項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類精神活動過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設，這個假設給經濟學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兩點：其一，數學方法作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可以作為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著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機制并不構成實質性影響，因為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過程不可能構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沖擊”。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設”，由現代經濟學范式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學體系的人類精神活動特質就被抹平了，經濟學分析的全部邏輯都可以被還原到古典經濟學的認識。這就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條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想路線。
同由“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構成的客觀方面的“不確定性”相對應，人類經濟行為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和波動性構成實際經濟過程中的起源于主觀方面的“不確定性”，凱恩斯關于這一認識所提出的經典概念是人類經濟行為中的所謂“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這種精神是同人類經濟行為“完全理性假設”水火不容的。人類經濟行為中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波動性和自主性，是凱恩斯經濟學解釋實際經濟過程缺乏穩定性的主要理論依據。凱恩斯本人關于總有效需求規模的自主性決定因素的概括，就歸結為三大外生心理學因素；邊際消費傾向、投資的邊際效率和流動性偏好。事實上，從凱恩斯的經濟學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經濟學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獨立性和外生性，是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分析具備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概念的邏輯依據。因此，在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理論認識中，心理狀態或精神狀態的起伏變動就會導致實際經濟過程起伏變動，正如庇古(a．c．pigou)在“凱恩斯革命”之后所認識到的那樣；“物體擺動的周期在磨擦的影響下趨于縮小；但我們并不能由此而推論，心理擺動的周期亦將如此，”
元素三：非瓦爾拉市場均衡分析的方法論
劍橋學派的馬歇爾承接“邊際革命”之后的新價值理論，啟動市場價值決定的“雙刃說”，主張幣場需求和市場供給是兩股相互獨立的市場力量。“凱恩斯革命”在這個方面繼承了劍橋學派的傳統，將市場需求和市場供給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觀個體層次提升到宏觀總體層次，并以三大心理學因素解釋了市場需求之所以獨立于市場供給的邏輯原因，從而使得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同古典經濟學的“薩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現形式“瓦爾拉定理”劃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設”抹平了經濟行為主體的精神活動的復雜性和獨立性，古典經濟學范式的“薩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滲透到現代經濟學分析之中。這就是所謂的“瓦爾拉一般均衡”及其現代數理表達方式“阿羅—德布羅均衡”(k．arrow & g.debreu)。這一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反映的是需求數量與供給數量派生于一個經濟體的總生產函數的“恒等”的關系，而非市場需求獨立于市場供給所產生的兩股力量交互作用而達至的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數學形式反映數量相等的邏輯關系，但“數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邏輯內涵之一，是事后的結果；“方向相反”才是構成“均衡”事前的原因。這是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同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的基本區別之一。
作為以上“凱恩斯元素”合理的經濟學結論，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認為：現實經濟行為及其宏觀表現是內在地不穩定的，經濟過程出現“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具體表現為工資和價格剛性以及調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國家經濟管理作為市場經濟過程的穩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凱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夠從經濟學范式轉換的高度來歸納和理解上述凱恩斯元素，凱恩斯經濟學同古典經濟學之間的“范式區隔”就為后人所忽視。凱恩斯在《就業通論》中關于“名義工資和價格剛性”的假定就被理解為一個權宜性的假設，而不是有著深厚思想基礎的見解。于是，伴隨著凱恩斯之后的標準宏觀經濟學體系的發生，現代經濟學范式之中的凱恩斯元素就開始流失，主流經濟學家對于凱恩斯經濟學的誤解和誤用開始泛濫。
(一)“新古典綜合”與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之爭”
關鍵詞：思想史；經濟；范式規定
中圖分類號：F12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2－0026－02
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問題一直爭論不休，但“經濟思想史要提升科學品質，研究方法上必須要有范式規定”已成為大家的共識。綜合各位名家及眾多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可從理論和操作兩方面進行探討。
一、從理論的角度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遵循的指導思想、研究體系、研究方法及服務目標
（一）以為指導思想
作為最先運用理論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第一人，胡寄窗先生篤信其對于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的指導意義，并應用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實踐，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認為：“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過程中，……如果不正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正確地運用思想，許多的歷史事件就不能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其親身經歷驗證并加深了其對這一點的認識，比如對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認識就是依據的基本原理解決了一直困擾的問題。
而另一位名家葉世昌先生則提出：“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要以為主導”。
趙靖先生則具體明確地提出：“關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方法，就是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在研究經濟思想史中的運用。”
在老一輩中國經濟思想史學者之后近些年來也涌現了一股運用現代西方經濟學方法分析古代經濟思想的思潮。資本主義思想也在逐步影響著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
（二）迥異的研究體系
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采取何種體系有兩種迥異的觀點。
一種意見認為，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時不要以不適合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研究的西方經濟學說史的框框來套中國經濟思想史，擯棄傳統的受西方經濟思想史影響的“商品―資本”研究模式，而采用與之相適應的“地產―地租、賦稅”的研究模式；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則必須以各種經濟范疇如生產、分配、財富等為基礎，編寫經濟思想史所采取的表達方式應是通過現代的經濟術語來分析歷史人物的經濟思想。
胡寄窗先生從多個方面闡述了以現代的經濟術語為基礎構建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體系帶來的好處。比如在正確用詞方面，他提出了“必須以近代經濟范疇為基礎并兼顧舊有特點的體系來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方法，即用現代語言詮釋古代語言，使兩個時空連接在一起。
（三）理論研究方法
1．對比分析的研究方法
胡寄窗先生指出：“所謂對比分析，以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來說，就是把各種經濟觀點在可能范圍內進行古今對比、中外對比并加以分析批判。”他認為各類經濟范疇進行對比是可能和必要的，同時，對比分析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他最終得出結論：“進行對比分析，不僅可以這樣做，有時甚至必須這樣做。”其《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光輝成就》、《政治經濟學前史》就是運用此法的實例。
葉世昌先生也指出，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要參照西方經濟學。但不要用所學得的經濟學知識硬套中國的經濟思想，不應對前人的經濟思想做出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分析，“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要從中國社會的特點出發，從研究對象的實際理論和主張出發，而不是從相承的某種模式出發。”
香港樹仁學院宋敘五教授提出的兩個時空完全不同的社會如果經濟發展程度相近會產生相近似的經濟思想的觀點，則把中國古代某個時期的經濟思想與西方某個時期的經濟思想緊密聯系起來。這又是一種推崇比較分析的觀點。
現今又出現了通過中西經濟思想的比較從中找出中國經濟思想史與西方經濟學差距的文章，并且這種現象幾乎成了潮流。也有學者認為運用現代西方經濟學方法分析古代經濟思想并不具有普遍適用性。
2．與現代經濟理論的融合
一種意見應將古人的思想停留在原有水平，用古人的語言來解釋；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應將古人的思想拔高到現代水平，運用現代經濟理論與方法來考察和分析，即“古人思想現代化”。
胡寄窗先生提出“古人思想現代化”，一方面遵循嚴格的歷史性，另一方面要運用現代科學觀點、概念、術語和語言準確論述古人在他的歷史地位上應有的思想和行動，而不能無中生有、牽強附會。他指出，真正正確而恰當地將“古人思想現代化”至少要經過三個必需的過程：一是“轉譯”；二是“對口徑”；三是“加工”。他的這一觀點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指明了研究的總指導方向。
當前中國經濟思想史界的許多學者在努力使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融入現代經濟理論之中，為現代經濟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提供歷史基礎。比如，北京大學的石世奇教授提出西方經濟學的兩大概念欲望和稀缺與先秦各家的經濟思想的基礎相聯系，山西財經大學的畢世宏認為中國古代源遠流長的產業經濟思想促進中國目前比較完善的產業體系以及經濟的高速增長等。
（四）服務目標
經濟思想史研究必須為我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事業服務，這是中國思想史界的共識。
武漢大學的郭笑撰博士主張引進現代經濟學理論中的數量分析、邊際分析等方法以及運用最新的研究手段特別是網絡資源。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也應該本著與時俱進的指導思想，成為宏觀經濟的理論支持，而不僅僅是單純的以史為鑒。
安徽師范大學戴家龍副教授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與“中國經濟思想研究”》的文章中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在本質上是不斷對中國經濟思想典籍進行的理解和解釋。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要真正融入現代經濟科學之中、在現代經濟理論之林中獲得應有的地位，取決于其對今天的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的影響能力。”
當前將古代經濟思想與現實經濟結合起來考察的“古為今用”之作不斷涌現。
二、從操作的角度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具體方法
（一）以人物來編排
編撰經濟思想史的通常方法是根據時間、年代順序整理研究人物思想，據此編排章節結構，另外附以點評。在分析人物時可結合多種因素，如人物的其他思想、觀點，其所在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其經濟思想的源泉與影響等。
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可以了解經濟思想發展進程，但也有一些缺點：首先，不確定性因素很多，比如理論的延續性、觀點的持續變化、結論未完結、經濟學者有待歷史考驗；其次，由于人物數量、思想素材很少，經濟理論發展的面貌難以全面反映；再次，由于能夠建立完整理論體系的經濟學者、學派數量極少，歷史的完整性難以依靠此方法獲得。
（二）根據熱點（或重點）問題編排
即按時間順序以某些熱點（或重點）問題為專題，然后歸納綜合與此相關的探討觀點，據此編排章節結構。
其優點是由于不受時空的限制，信息量大，較為客觀。但最大的缺點是不能從龐雜的思想素材中梳理出有價值的理論與科學研究成果。
（三）因循發展的線索，展現發展的過程
“寫經濟思想史，不能偏重于技術性的觀點綜述，而應著重梳理有價值的思想形成和演變的軌跡。”我們要從浩渺的思想資料中按照歷史發展進程整理、合理表現出理論史的線索，并運用經濟學的概念和工具作理論分析和評判。
趙靖先生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分期，必須也只能按照自身的特殊矛盾性來劃分，而不能機械地搬用其他歷史學科的分析方法。”按照中國經濟思想史本身的特殊矛盾性和具體歷史特點，他認為可以把中國經濟思想史分為三個大的發展階段：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和中國現代經濟思想史三大階段。其中，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階段可分為中國封建經濟思想形成的時期、中國封建經濟思想支配的時期；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又可分為近代初期帶有某些資本主義傾向的經濟思想和中國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產生、發展和沒落兩個時期。
這種方法要把握兩點：一要“還原歷史”，而非“制造歷史”。即從具體的歷史條件出發，客觀地反映考察對象的歷史內容，而不能主觀臆斷；其二，要史、論結合。不能僅僅限于整理歷史資料和描述發展流程，還需要進行理論分析、評價闡釋。
“歷史的方法是通過總體考察、歸納和類比分析，從諸多復雜的現象中發現事物的本質和規范性。如果從這一方法論要求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材料和研究內容就有一定的限制，思想材料必須能夠提煉出理論要素，可以歸入一種理論線索或理論體系。”
總之，雖然中國的經濟思想史學界長期存在著眾多研究者及相應數目的理論和觀點，但在這個領域，當前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顯示著蓬勃的生命力，研究領域在不斷延伸，愈加呈現出古今結合、中外結合、多學科交叉和其他學科融會貫通的特征。我們深信，作為理論經濟學的重要構成部分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隨著時代的發展，在研究方法、理論范式、學術體裁等方面會有更大的飛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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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西方經濟學;教學;效果
中圖分類號:G642.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6-0267-02
西方經濟學是經濟管理類學科的專業基礎課,一般在大學二年級開設,上學期學習微觀部分,下學期學習宏觀部分,是學生在大學中首先接觸到的專業課程。因為這門課程本身的特點,學生普遍反映比較難學。但是,因為它是學生后續學習課程的基礎,因此必須要學好。鑒于此,提升西方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效果就顯得尤為必要。
一、 西方經濟學課程的特點
西方經濟學這門課程的特點可高度概括為:內容豐富、理論常被誤讀以及對抽象思維和邏輯思維要求較高[1]。
(一)西方經濟學內容豐富
有一個流行的說法――經濟學帝國主義,說的是經濟學到處攻城略地,大規模分析那些原本不屬于經濟學領域問題的現象。盡管包含著復雜的褒貶難定的意味,卻也真實地道出了經濟學包羅萬象的事實。因此,作為入門級的教科書,西方經濟學即使只包括最基本的主流理論,也難以“瘦身”,只有被分為兩部分(兩本書或者兩冊書),才能容納這些龐雜的內容。更令初學者困惑的是,西方經濟學中似乎還“山頭林立”,對于同一個問題,不同學派分析的視角不同,給出的結論和政策建議也大相徑庭。這對于在中學階段習慣了唯一正確答案的低年級大學生來說,是比較難以接受的。
(二)西方經濟學理論常被誤讀
作為“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經濟學有著眾多著名的理論。這些理論高頻率地亮相于各類媒體,經濟學的門外漢也能略知一二。有些理論被很好地詮釋與應用,有助于學生接受和理解。但是,大多數理論不是被誤解,就是被誤用,學生們一開始就有了先入為主的錯誤觀念,以后就比較難以糾正過來。此外,經濟學大量借用數學、物理學、生物學等學科的概念,固然增加自己的科學成分和分析問題的工具,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給初學者帶來混亂。這些概念已經跟他們在原來領域有了本質的不同,卻擁有同樣的名稱,如彈性、邊際等。不少學生耳濡目染大眾媒體,習慣跟他們一樣對經濟學的概念簡單地采用“顧名思義”法對待,豈知“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因此,教師在西方經濟學課堂上不得不經常擔起糾偏和澄清的責任。
(三)西方經濟學對抽象思維和邏輯思維有較高要求
盡管是社會科學領域的課程,西方經濟學卻具備了濃厚的自然科學特色。“邊際革命”之后,微積分知識大量引入,許多經濟學概念都是借助于數學工具來表達的。各種曲線的平移和旋轉,均衡狀態的變化及其程度,都需要嚴密的數學推理和運算。但是,西方經濟學畢竟研究的是人的行為,不像數學和物理學那樣研究的是客觀事物,不能太機械,太具體,因此,常常需要抽象掉那些可以被忽略的因素。正如羅賓遜夫人所說,易于處理的經濟理論常常跟現實不能很好擬合,而跟現實擬得好的理論常常難以處理。因此,經濟學總是在跟現實擬合與易于處理之間進行權衡。這樣就使得西方經濟學既要求學生具備處理數學問題那樣的邏輯思維,又必須具備處理哲學問題那樣的抽象思維。
二、提升西方經濟學教學效果的途徑
(一)重視案例教學
經濟學是一門跟日常生活和社會政治經濟熱點事件聯系緊密的科學,教學案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案例教學不僅有助于學生理解所學的基本原理, 而且可以起到培養和提高學生運用所學原理分析和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案例教學要取得實效, 關鍵在于選取恰當的案例,報刊、雜志、電視和網絡等媒體能提供富有實效性的資料, 及時將其充實到課堂教學中,不僅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而且能使他們養成理論聯系實際的習慣,培養他們對現實的敏銳觀察力,激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訓練過幾次之后,就可以讓學生自己提供教學案例了,使學生從被動學習轉向主動學習。大部分學生都不能成為經濟學家,但是學會像經濟學家那樣思考可以受益終身,案例教學有助于這種能力的獲得。
(二)重視討論教學
國外經濟學教學中常常采用合作學習法,以有效提高學生接受知識的深度。合作學習法亦稱為小組學習法( small group learning) 或小組活動法( small group activities) 。合作學習法之所以是一種教學方法而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學習方法,是因為它不是由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通過自身的學習經驗自覺總結出來的學習方法,而是教師根據教學需要通過創設合作學習情景,引導和鼓勵學生開展合作學習而提高學習和教學效果的方法[2]。教師給學生指定問題,讓學生自主組成團隊,在課后搜集資料,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案,在課堂上派代表進行陳述,學生之間,學生與老師之間互相提問,逐漸消除疑惑,真正掌握所學知識。采用討論教學法能強化教學體系中“學”的環節和“學”的作用,真正確立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地位,促進學生主動思考、質疑問難和探索求解等良好學習習慣的形成,使探索性學習、自主性學習、協同性學習得以真正實現,從而有利于開發學生潛能、發展個性,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3]。
(三)重視學生課堂參與
教師在教學中設置問題情景,引導學生參加課堂討論。多用引疑釋疑的方法,制造學生內心中的認知沖突,使學生“樂而好學”,并主動學習,在教學中成為主動積極的參與者。如講到一個流派對某個問題的看法時,可以引導學生回憶之前學過的另一個流派對此問題的看法,并進一步引導他們思考為什么這兩個流派會產生差異。學生在聽課過程中,難免有疲勞和精神不集中的時候,這時老師的提問能夠迅速調動他們的注意力,而且青年學生的好奇心比較強,面對問題總希望找到答案,因此,在教學過程中經常采用引疑的方法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引導學生尋找答案的過程中,老師還可以有意識地制造一種類似于搶答競賽的氛圍,吸引每一個學生參與。
(四)重視及時歸納總結
西方經濟學內容豐富,理論密集,關于同一個問題有不同的理論解釋,或者是關于同一個理論有一系列相關的概念和曲線,如果不及時歸納總結,初學者很容易陷入茫然無緒的困惑中。而經濟理論的連續性比較強,一個環節落下來,之后的內容就跟不上。因此,及時歸納總結在教學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國內外優秀的經濟學教科書在每章都有結束語,歸納總結本章的要點和難點。而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歸納總結不僅要求教師在每章結束的時候進行,而且在講課過程中要隨時對重點和難點內容進行歸納總結。如講到效用理論的時候,要將基數效用論和序數效用論的前提假設,度量效用的方法,以及各自采用的分析方法等進行對比總結;講到古典學派的供給曲線時,要帶領學生回憶凱恩斯學派的供給曲線,尋找導致他們出現差異的原因,并進一步將這種原因與他們各自的政策主張聯系起來。
(五)重視經濟思想史知識的講解
加強經濟思想史的教學,能讓學生把整個經濟學的來龍去脈搞清楚[4],避免陷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茫然境地。經濟學的理論紛繁復雜,每一種理論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理論之間卻常常是對立的。這種看似悖論的情形在經濟學中實屬常見,要達到見怪不怪的境界,需要對經濟思想史有所了解。每一種經濟理論都有歷史淵源,許多理論之間有繼承性,新的理論是對原有理論的發展和完善。而每一次“革命”之后,就會出現一些完全不同的理論,然后這些理論就成為更新的理論的源頭。每一種經濟理論都是應運而生的產物,是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下對現實作出反應的結果,當現實環境發生變化時,經濟理論也會作出相應的修正。經濟思想史就是關于各種經濟理論發展的歷史,它像一條彩線將各種閃光的經濟理論之珠貫穿起來,握住了彩線,就能把握所有的珍珠。在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導論部分,一定要講解經濟思想史,讓學生從總體上了解各種經濟理論在學說史上的地位,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
(六)重視介紹學術前沿
盡管西方經濟學課程是面向初學者的,但適當介紹學術前沿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方面,是因為初級階段教科書對某些理論作了過于簡化的處理,以至于太脫離現實,不能讓學生信服,從而對整個經濟學體系產生懷疑。為了不給學生留下經濟學不科學的印象,教師有必要告訴學生這些簡化在較為高級的階段已經放松,前沿的理論能夠很好地跟現實擬合,增強學生對經濟學的信心和進一步研究的興趣。另一方面,教師只有不斷追蹤前沿才能保持知識結構常新。將這些課本上沒有的最新知識帶給學生,不僅令學生耳目一新,而且能幫助他們更好地閱讀最新的文獻。當然,對新知識的介紹要適度,如果過于高深,不僅容易打消初學者的積極性,而且也會占用太多課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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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試錯法”改革 宏觀經濟微觀基礎 馬爾可夫過程假說
〔中圖分類號〕F015,F0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的基本背景是漸進的和全方位的經濟轉型。即使現在的匯率制度改革、金融體系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實踐之中。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沿用“試錯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試錯法”意味著改革者不能區分轉型的長期影響和短期沖擊。而很多經濟現象長期和短期效應是相悖的（例如匯率貶值的J曲線效應、農業產量與農業基礎設施投入的關系等），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彎路甚至錯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階段，這種情況尤其嚴重。就目前情況來說，國內爭論的一個熱點，就是我國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說，這些改革總體上是失敗的。以上問題的出現與對我國轉型經濟的研究現狀不無關聯。
目前關于轉型經濟的研究可以歸類為三種方法。（1） 制度經濟學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較靜態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吳敬璉。[3]（2） 微觀領域的產業組織分析，主要采用靜態博弈方法或廠商行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這兩種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靜態和確定性分析，忽略了動態和不確定性的影響。經濟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沒有理由不對未來進行預期；另外在中國經濟轉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如工資體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動，以及教育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確定性等。但它們與本文的主旨不同，這暫且不談。（3） 宏觀方面的結構性宏觀經濟分析及實證分析。其中，結構經濟分析主要是利用國外現有理論直接構造結構性的宏觀經濟模型。但是這種方法肯定是誤導的，甚至是錯誤的。這是因為，國外宏觀經濟理論建立的基礎是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這與我國從計劃體制到市場體制的漸進轉型有著本質的差別。例如大多數對人民幣合意變動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張曉樸、[ 8 ] 林伯強[ 9 ] 等），主要是套用國外均衡匯率模型。但國外均衡匯率理論一般假定分析國家為小型開放經濟、產品市場自由競爭和要素國內自由流動，而這三個假定在中國無一成立。實證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國數據進行各種計量回歸，有時在模型中考慮一些制度變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該做法在加入制度變量時十分主觀；另外，即使我們能夠確定那些制度變量會影響宏觀經濟，但對于這些制度變量如何進入模型，以及如何影響宏觀經濟這兩個問題，我們仍然是不清楚的。
總體上，目前中國經濟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難，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國經濟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導致的。筆者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是：首先對目前的“試錯法”改革方式進行規范和科學的理論化和量化，然后闡述特定制度和轉型背景下的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最后，據此科學地設計制度轉型的推進進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是現實經濟人在一定約束條件下相互作用的經濟實現，而對理性的經濟人行為進行規范的描述，則又是科學地闡述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的前提。因此，解決（或至少部分解決）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現代宏觀經濟學的主流分析方法與我國經濟轉型的具體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重新建立我國經濟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理論，再把微觀研究運用到宏觀經濟分析。建立這樣的理論或模型，會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這樣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論上也是對經濟學的貢獻。
二、為什么要分析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
（一） 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定義
所謂微觀基礎，應是指兩個方面的含義，微觀行為基礎和微觀制度基礎。微觀行為基礎是指代表性的經濟主體（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動機（例如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廠商追求利潤或企業價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資源約束下進行決策、決策實施和事后學習等的行為，以及把這種行為理論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觀制度基礎是指經濟中現有的制度安排對微觀經濟主體行為的特定約束。則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就應該是指：
“在經濟中現有制度安排、資源和信息的約束下，理性的經濟主體出于特定的動機而進行決策、決策實施和事后學習等的行為，以及把這種約束下的行為理論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觀基礎的重要性
近年來，在國內外宏觀經濟學領域，加強微觀基礎研究的呼聲愈加高漲。那么，在宏觀經濟領域，微觀基礎到底有多重要？
對此，不同的經濟學家有著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對主流經濟學派主要經濟學家的訪問表明，大多數經濟學家傾向于認為微觀基礎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觀經濟學的全部。微觀基礎研究的重要性表現在：首先，所有的宏觀現象都是許多微觀現象的加總；其次，沒有這種研究工具，經濟學就不再有許多內容，最終將演變成描述；最后，微觀基礎的研究能夠揭示一般經濟規律后面的深層次的淵源，使得我們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這并不是說全部宏觀經濟學都必須從微觀經濟學基礎出發，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樣十分有用的模型，盡管這些模型并沒有從單個單位出發并從此建立起來。
實際上，如果經濟的結構穩定（例如完善的市場經濟），政府的政策行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經濟理論加上經驗性的研究可能已經可以滿足一般的宏觀經濟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預測而言，一些實證模型，尤其是時間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為什么要分析轉型經濟的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盧卡斯批評”的啟示
盡管在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基礎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觀經濟學的全部，但是，微觀基礎對于研究轉型經濟中的宏觀經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它代表了我國宏觀經濟研究唯一正確的方向。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借鑒現代宏觀經濟理論的最新成果。在近幾十年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中，可能最有影響力的就是所謂的“理性預期革命”，“盧卡斯批評”（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盧卡斯(Lucas)[14] 在其經典的論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實施者行為方式的變動，如果不考慮結構性經濟模型深層次參數（deep parameters），則計量經濟研究（尤其是凱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模型分析和預測的系統性失誤。
對此，Lucas舉了一個極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駕車向北行使，你就猜測幾分鐘后我仍在同一條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獲得了良好的（盡管不完全）預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預測如果克拉克大街關閉以后我的反應，那就應該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選擇的路線有哪些。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了決策問題的本質和微觀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變化下，人的行為可能怎樣變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們做出選擇的方式。
“盧卡斯批評”主要是針對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的行為方式而言的。它雖然深刻，但忽視了對經濟主體賴以行為的制度背景的考慮。這可能是因為盧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因而不必要過分強調制度背景。但在我國全方位和漸進的改革中，經濟制度一直處于深刻的變動中。這意味著傳統理論借以發揮作用的最基本的條件也都得不到滿足，更不用說政策制定者行為方式的變動了。可見，如果我們套用國外的模型來研究中國宏觀經濟，必然會導致模型的設定錯誤（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盧卡斯批評”。而套用國外現有的理論直接構造中國的結構性宏觀經濟模型，正是當前研究我國宏觀經濟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劉小玄等[15]和Wang Xi[16]論證了在經濟轉型時期，由于特殊的晉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應，我國國有經濟經理人同時存在數量與效益的雙重經營目標。而完全市場經濟中的廠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潤這樣的效益目標。這就意味著國有經濟必然表現出異于完全市場導向廠商的特殊行為。此時，套用國外的廠商模型來分析國有經濟行為，方法必然錯誤。王曦[17] 對中國貨幣需求函數的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實際上，不單是國有經濟行為與貨幣需求函數，類似的結論貫穿于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的各個方面。
傳統理論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為它們是從一定假定條件（制度穩定、市場競爭性等）下對經濟主體進行微觀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的。而在我國，由于經濟轉型的作用，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條件都不能得到滿足。生搬硬套西方現成模型分析中國經濟在方法上是錯誤的，其結論會誤導。
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是，把現代經濟理論和我國經濟轉型的特殊背景聯系起來，重塑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建立推導真正符合我國宏觀經濟分析的理論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轉型經濟中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
宏觀經濟學本身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由于經濟現象十分復雜，經濟學本身又同時具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雙重特征，對同一經濟現象會有不同視角的觀察，因此出現了不同的學派。目前國際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派有：新古典學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凱恩斯學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為代表。雖然其觀點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體系，我們會發現各個學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著相當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關于經濟人行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過一定的技術模型化經濟人行為從而引出結論并指導政策。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公理化和邏輯化的分析方法。從這個角度看，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問題就包括建立轉型時期微觀行為的公理化體系；通過一定的方法對經濟人行為進行理論化并指導政策。邏輯化的分析方法通常與建模的技術相聯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學派借鑒，這里暫且不談。對經濟人行為的公理化假說是微觀基礎分析的思想基礎，它通常包含對經濟人目標、預期和市場出清三個方面的先驗論斷。不同學派的假設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結論。下面提出轉型時期的公理化假說。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
主流宏觀經濟學假定經濟人是追求目標函數最大化的理性人，簡稱為理性人假說。
在經濟學中引入理性人假說出于兩種動因。一是所謂的“規范性”動因，即了解人們在既定情況下怎樣合乎理性的行動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這通常與討論人們“應該做什么”的規范性研究聯系起來。第二種動因涉及到能解釋和預測實際行為的理模型運用的可能性，這屬于“是什么”的實證性研究范疇。經濟學家首先對理進行刻畫，然后基于理分析實際行為。這一動因構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主要基礎。其理由是，盡管實際行為從原則上說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時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經濟學思想史的發展上，將人類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們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標，是一種重要的觀點。雖然有許多其它的動機（例如令人滿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類的行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強理性人假說，長期以來在刻畫個人行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說運用到經濟學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學派”和“新凱恩斯學派”同時繼承了理性人假說。
(注：相對于“新古典學派”比較一致的理論框架，“新凱恩斯學派”的觀點顯得有些龐雜，但一般認為，標準的“新凱恩斯學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預期假說。)
就轉型經濟而言，筆者認為，一般意義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可以用來分析轉型經濟中的宏觀經濟。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最為方便的理論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顯的行為不協調。其次，經濟學發展史證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是一個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們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們這里強調的是一般意義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經濟主體。在特有制度下，“個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經濟理論中的“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廠商利潤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經說明，國有企業經理同時具有數量與效益的雙重目標；又如，在人民幣外匯市場上，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對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員甚至匯率政策的決策者都傾向于維持匯率基本不變。此時，個人風險最小化是更合適和直接的假設。
（二）市場非出清的可能
持續的市場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經濟主體根據已有信息進行最優反應的結果，造成了在每一個時點上，所觀察到的經濟現象都處于均衡狀態；所有的觀察結果都被視為是“市場出清”的，是經濟主體按照他們所覺察到的價格做出的最優供求反應的結果。對此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揀起的10美元鈔票。
新古典學派是市場持續出清假說最強硬的支持者，并且該假說可能是新古典主義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著，價格和工資會以極快的速度調節到均衡點，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脫節和非自愿的失業。理性人假說、理性預期、持續的市場出清再加上盧卡斯總供給曲線，構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經濟周期理論。其政策含義包括：政策無效性的主張、反通貨膨脹的零成本和“盧卡斯批評”等。“新古典學派”對于經濟理論出色的演繹，也許加上一點修辭上的優勢，(注：這主要得益于理性預期中的“理性”一詞，因為沒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經濟學家。)使得它在20世紀70、80年代極其盛行，“凱恩斯主義”似乎注定要退出舞臺。但是新古典主義斷言反通貨膨脹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場持續出清，當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進行反通貨膨脹的試驗之后，兩國經濟深度的衰退似乎對新古典主義提出了相反的證據。這使得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經濟學家開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經濟學的公理化假說，尤其是持續的市場出清假說的可信性。在反對陣營中，新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成為主要的力量。
“新凱恩斯學派”面對“新古典主義”的挑戰，開始著手重塑凱恩斯主義的微觀基礎。他們雖然接受了“新古典學派”理性人和理性預期的假設，但對持續的市場出清假設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評。他們認為，由于市場的不完全競爭、勞動的非同質性、信息的不對稱和菜單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關心公平的經濟主體行為，使得價格和工資的調整存在名義的或實際的剛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剛性使得價格和工資不能足夠迅速地調整以出清市場，于是名義和真實的需求和供給沖擊將導致產量和就業巨大的真實效應。產量和就業對其均衡值的偏離是巨大而長久的，而且毫無疑問這種偏離對經濟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對經濟采取干預的政策，并且這種政策干預是有效的。
在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市場不可能連續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經濟體制改革以前，我國照搬前蘇聯集中計劃的模式來管理經濟，國有企業內部實行物資和原材料的計劃調撥分配，財務上實行統支統收；銀行系統也采用條塊分割的方式來實行現金發行計劃和貸款計劃的數量性管理。在這種體制下，市場的作用被壓縮到了最低點，市場非均衡占據了統治地位，很難想象會有持續的市場出清。經濟轉型之后，由于我國實行漸進的改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善，因此整體經濟中的持續市場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國到目前為止仍實行固定利率制度，貨幣市場不存在利率機制調整貨幣供求，更不用說快速的調整。
市場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著，在一些時候，我們必須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來分析特定的問題。陳平等 [18} 對現階段人民幣匯率非均衡機制的分析是這方面的一個代表。
市場非出清的可能性還意味著，與“古典二分法”不同，名義沖擊很可能對真實經濟總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響。王曦等（2003）[19] 對我國貨幣市場實際運行態勢的分析表明，我國貨幣市場的沖擊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續性；貨幣市場失衡是普遍現象；宏觀總量在向均衡的漸進調節過程中呈振蕩性波動，存在超調現象。
（三）經濟轉型中的預期
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認為：“預期就是對未來事件有根據的預言，因此預期與相關經濟理論的預言是基本一樣的。”大約10年之后，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才正式將這個假說吸收到宏觀經濟研究中；隨后，該假說開始被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采納。理性預期是指在形成關于某一變量未來值的預期時，理性的經濟主體會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該變量決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預期的強形式，這與馬思的假說相符，即認為：經濟主體對經濟變量的主觀預期將同這些變量的客觀數學條件期望一致，或者說理性預期不存在任何系統誤差。如果在時期t要預測t+1時的變量Xt+1，則理性預期意味著：
Xet+1=E[Xt+1|It]
其中，It為時間t時的信息集。理性預期也可以表示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為理性預期的誤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顯示，理性預期不存在系統誤差。
就筆者而言，理性預期的思想無疑是正確的。這首先是因為，如果我們采用了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說，我們實際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經濟學家一樣的分析和處理問題的能力。
(注：這個假定可能過強了，一個相對弱的解釋是理性的經濟主體可以從公開得到的專業經濟學家的研究報告中獲悉專業預測。)
這就是說，理性人沒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運用他（她）可以獲得的公開的信息。其次，可以證明，很多其他的預期形式，例如適用性預期、外推型預期等，實際上都是理性預期的特例，是特殊隨機過程下理性預期的特殊實現。但問題的關鍵是：在我國經濟轉型的背景下，經濟人是怎樣進行預期的？
四、“試錯法”改革的隨機過程表述
“試錯法”經濟轉型，其含義是：改革者在推進下一步的改革時，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據就是當前的改革推進程度。在數學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進想象為一個性的隨機制度向量的變動，則該制度向量剛好具有隨機過程中的馬爾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隨機向量的下一期變動只與該向量的當前實現有關，與歷史無關）。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說――“試錯法”改革的馬爾可夫過程表述。為了使這個假說更有適用性，我們分別考慮了兩種表述：
強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為制度向量， A為系數矩陣，C為趨勢向量，ε為i.i.d.的白噪聲，It為時間t時的信息集，函數μ(?)表示其他當前狀態向量（Z）對改革推進的影響。由于μ(?)利用了額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設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個例子是我國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進行“價格闖關”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這種“試錯法”的改革推進特點對經濟主體的預期行為而言，就是他們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來預測未來。對式（1）和式（2）取條件期望，有：
預期強形式：E(Xt+1| It)=AXt+C （3）
預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對改革推進的預期只與當前的改革安排有關，與改革的歷史無關；式（4）雖然利用了當前改革推進的額外信息，但仍與歷史無關。
以上分析說明，由于經濟主體在預期時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預期表現出“短視（myopia）”的特征。
五、結語
在“試錯法”的改革過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經濟結構不同導致了中國宏觀經濟殊的微觀行為方式。此時，直接照搬主流宏觀經濟學的模型是誤導的，必然遭受到“盧卡斯批評”，產生系統性錯誤。解決這個問題應從深層次著手，將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與中國經濟轉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以重塑轉型時期的中國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作為這個工作的第一步，我們重新定義經濟轉型時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對“試錯法”改革的馬爾可夫過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市場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預期假說。下一步的任務就是，針對具體問題，利用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技術展開分析。在這方面，我們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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