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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循環經濟 空間分布差異 優化措施
為了扭轉陳舊的經濟發展觀念，改變不合理的經濟發展模式，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推進循環經濟的發展將成為政府的工作重心，因為發展循環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必由之路。然而中國地域廣闊，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這就導致了中國循環經濟發展的空間分布不平衡。
中國循環經濟發展的空間分布差異
循環經濟是人們在生產和消費行為中倡導的新規范。循環經濟的根本目標是尋求資源的可再生或者可循環利用。根據循環經濟的評價指標并結合適當的評價方法，能夠了解到現階段中國循環經濟的建設成效。
我國各?。▍^）循環經濟發展現狀。循環經濟發展受到一定的時空約束，具有空間的分布差異性，因此表現出發展階段和發展區域的相對性。按照空間尺度劃分，循環經濟的評價可以分為國家、區域、城市等多種尺度。目前使用最多的是城市尺度的評價，然而，在遼寧省率先提出了循環經濟試點省建設后，省級尺度成為中國循環經濟的主要評價層面。
中國地域廣闊，自然和經濟基礎不同，區域文化差異巨大，循環經濟的發展策略也不盡相同。筆者以省為單位，研究省級行政單位（包括直轄市、自治區）的循環經濟發展狀況，對不同區域循環經濟的發展做出分析和評價。中國各?。▍^）循環經濟發展狀況如下：
一是循環經濟發展狀況前十位的地區除外全部位于東部沿海地區，其中，上海的循環經濟發展狀況最好。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環境污染嚴重的第二產業所占比率不高，經濟比較發達，綠色經濟建設比較到位。
二是位于中東部地區的工業大省排名靠后，循環經濟發展狀況不理想。尤其經濟增長方式比較粗放的西部地區循環經濟發展狀況要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
三是寧夏、貴州、內蒙古、山西、和新疆五個?。ㄗ灾螀^）的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程度特別高，其循環經濟發展水平也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山西、貴州、寧夏排名比較落后主要是山西的工業污染造成的，新疆則是由于資源、能源不足，而生產投資又少消耗較大導致循環經濟發展水平落后。
通過以上分析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循環經濟發展水平也普遍較高，發展狀況比較理想。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循環經濟發展狀況并不理想，水平較低。尤其在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的西部地區，財政支持力度不足，城市發展能力欠缺，發展速度緩慢，區域整體循環經濟發展能力也較弱。
我國循環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分布特點。評價一個地區的循環經濟建設情況需要根據循環經濟的評價體系進行，本文從生態、社會和經濟三個方面對各地區的循環經濟建設狀況進行評價。以下我們依據國內知名學者研究探索提供的分析思路，加上現階段已更新的數據，研究中國循環經濟發展的空間分布狀況。以地區循環經濟發展能力的強弱程度劃分各省（區），可以看到：
一是地區之間循環經濟發展能力差異顯著，循環經濟發展能力不同的地區平均值之差很大，循環經濟發展能力地區分布不平衡。在不同水平的循環經濟發展能力的地區中，處于控制地位的循環經濟發展能力較弱的地區占到各地區總數的一多半；
二是在我國三大經濟地帶內的地區循環經濟發展能力表現出非常明顯的差異性。循環經濟發展能力較弱的地區集中在中、西部地帶，是東部循環經濟發展能力較弱地區數目的三倍；而循環經濟發展能力比較強的地區在中國的東部經濟地帶分布表現比較集中，比中、西部的兩倍還要多。
這種數據分布說明中國循環經濟的發展地區之間不平衡，地區間的循環經濟發展能力差異顯著，而且循環經濟發展能力較弱的地區比例偏大，循環經濟的全面發展仍然任重道遠。
中國循環經濟發展的優化策略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雖然我國的循環經濟發展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從整體上來看，我國的循環經濟空間發展非常不平衡。發展循環經濟面臨著許多困難，仍需要進一步的探索。
一是建立新的國民生產總值考核體系。堅持可持續發展觀念，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改革現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發展循環經濟的有效保障。要大力推行綠色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摒棄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選擇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模式。
首先，要更新觀念，改變GDP至上的政策方向，建立一整套科學、完善的綠色經濟核算體系，包括綠色的會計制度、審計制度等，堅持低污染、低耗能、開發利用可再生資源或實現資源的重復利用的綠色可持續發展觀念。其次，改變傳統GDP統計方式，要在核算的過程中扣除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的損失，實現一種真實的統計核算。最后，將綠色GDP核算得出的結果與傳統GDP核算結果進行對比，促使人們改變觀念，積極尋求可持續的循環經濟發展道路，堅持循環經濟發展方向，推動循環經濟在地區間的平衡發展。
關鍵詞：特色經濟；勞務經濟；農民增收
勞務經濟在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帶動農村第二、第三產業發展，促進農民增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相對于資本要素所得。勞務收入要低得多，而且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因此，單純的勞務經濟發展解決不了農民的持續增收問題。特色經濟是以當地特色資源為基礎，發展地方特色產業的一種模式。特色經濟的發展可以將資源稟賦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進而轉化為區域經濟發展優勢，為農民增收提供不竭的源泉。內蒙古農村自然資源稟賦好且具有勞務經濟基礎，因而構建一種與之資源稟賦相符的農民增收模式，具有現實意義。
一、內蒙古特色經濟與勞務經濟發展的狀況
(一)內蒙古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及其構成狀況
內蒙古農民增收模式的探究，需要了解內蒙古農民收入現狀。2000-2009年內蒙古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呈逐年上升趨勢，從2000年的2038.00元／人上升到2009年的4937.80元／人，年均增長率達15.81％；內蒙古歷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均高于同期西部的平均水平。但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2000-2009年，內蒙古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西部平均水平高656.48元／人，但比全國的平均水平低270.14元／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比西部低0.32個百分點，比全國的平均水平高1.51個百分點。
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及轉移性收入分別從2000年的人均287.63、1690.81、24，58和35.18元增加到2009年的人均900.4、3277.5、137.3和622.6元，分別增加612.77、1586，69、112.72、587.42元，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3.67％、10.43％、50.95％和185.53％。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是內蒙古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主要構成部分，但家庭經營性收入的絕對額遠遠高于工資性收入，工資性收入的增長率遠高于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增長率。
從內蒙古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構成比重及變動趨勢看，家庭經營性收入所占比重呈逐漸下降趨勢，工資性收入所占比重呈逐漸上升趨勢。2000-2009年。內蒙古人均家庭經營性收入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82.96％下降到2009年的66.38％，年均下降率達2.22％：人均工資性收入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14.11％上升到2009年的18.23％，年均上升率達3.25％。
(二)內蒙古特色經濟發展狀況
農村自然資源稟賦狀況對農村特色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據《中國統計年鑒2010》顯示，2009年內蒙古農村人均耕地及林地面積為9.75畝／人和1.81公頃／人，分別居西部第1和第2位，均居全國第2位：人均森林面積及人均牧草地面積為0.98公頃／人和126.60畝／人，分別居全國第2和第1位。
農村特色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對自然資源的高效開發和利用。2009年內蒙古農產品中，糧食總產量分別居西部和全國第2和第12位。其中，谷物、豆類、薯類產量分別居西部第2、第1和第6位。居全國第12、第2和第7位：油料總產量居西部第2位、全國第9位：甜菜總產量在西部和全國均排名第2位：羊絨和奶類總產量在西部和全國均居第1位。大牲畜飼養年底總頭數居西部第3、全國第4位；牛、馬、驢、騾、駱駝年底頭數分別居西部第3、第5、第3、第3和第2位，分別居全國第4、第5、第4、第3和第2位：羊年底總頭數在西部和全國均排名第1位，其中山羊和綿羊年底總頭數在西部和全國均排名第1位。牧業產值占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趨勢，由1978年的29.58％上升到2009年的45.94％，上升16.36個百分點。
依靠農村自然資源稟賦發展特色經濟是農村居民增加家庭經營性收入的重要途徑。農村自然資源的豐裕度是發展特色經濟的基礎，特色經濟的發展狀況可用農村居民家庭經營性收入衡量。2009年。內蒙古人均家庭經營性收入及其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為3277.50元／人和66.38％。分別居西部地區第1和第3位：2000-2009年，內蒙古人均家庭經營性收入為2277.52元，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為73.83％，分別居西部地區第1和第2位?？梢?。內蒙古人均家庭經營性收入及其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均居西部前茅，說明內蒙古特色經濟優勢明顯，特色經濟發展對農民增收的作用顯著。
(三)內蒙古勞務經濟發展狀況
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是勞務收入。內蒙卉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的上漲主要得益于勞務經濟發展帶來的勞務收入的提高。2000-2009年，內蒙卉、兩部及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勞務收入分別為194，88、354.55和482.53元，內蒙古分別比西部及全國的平均水平低159.67和287.66元／人；內蒙，古、兩部及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勞務收入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2.91％、33.67％和28.20％，內蒙古分別比兩部及全國的平均增長率低10.75％和5.29％。可見，內蒙古勞務經濟發展相對緩慢，表現為農村居民人均勞務收入及其增速均低于同期兩部及全國的平均水平。
目前，我國有國家級高新區113個。為便于從整體上把握113個國家級高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對重慶高新區的經濟發展實力有大致的了解，需要對這113個國家級高新區進行分類，而聚類分析法就是最常用的多元統計分析方法。所以，本文對各高新區進行聚類分析，了解其整體發展狀況。根據國內外研究高新區經濟發展狀況的比較權威的指標體系，選取高新區企業數、年末從業人員、營業總收入、工業總產值、上繳稅、凈利潤、出口總額等7個指標，利用聚類分析法對這113個高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進行分類，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可以看出，發展突出的是中關村和上海張江高新區，發展好的是西安、武漢等7個高新區，發展良好的是無錫、蘇州等15個高新區，重慶高新區屬于發展較好的高新區，但在中西部各高新區中綜合實力較強。
二、重慶高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分析
為了進一步分析重慶高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找出其在全國113個國家級高新區中所處的位置，根據上述所選7個指標作進一步分析。在多因素分析中，因子分析法是比較客觀的多元變量統計分析方法，在盡可能保留原有數據所含信息的前提下，將多個指標的問題簡化為少數指標問題，達到簡潔明了地揭示變量間關系的目的。本文利用SPSS軟件采用因子分析法對113個國家級高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進行分析。分析結果見表2。其中，因子1是和各高新區企業經濟規模有關的綜合因子，因子2是和各高新區企業效益有關的綜合因子。從表2可以看出，重慶高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在113個國家級高新區中綜合排名31名，雖然與中關村、上海張江、西安、成都等高新區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但是其中存在著一些客觀因素，如中關村、上海張江有政治、經濟上的優勢，西安、成都有地理區域上的優勢。所以，重慶高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還是較好的。把聚類分析結果和因子分析結果相比較發現，各高新區在排名上發生了細微變化，但是各高新區的發展狀況所屬類別是相同的，這兩種方法從不同角度對各高新區的發展狀況進行了度量，明確了重慶高新區在全國113個國家級高新區中所處的位置。
三、重慶高新區經濟發展競爭力分析
為了找出重慶高新區相對其它高新區的優劣勢，分析重慶高新區經濟發展中的競爭力水平，根據聚類分析結果和因子分析排名結果，從113個高新區中抽取了20個與重慶高新區具有可比性且發展較好的高新區，從以下五個方面對各高新區經濟發展的競爭力作進一步分析：
（1）企業平均經濟規模，工業總產值/企業數；
（2）人均工業總產值，工業總產值/從業人員；
（3）企業生產效益，上繳稅/工業總產值；
（4）園區國際競爭能力，出口總額/工業總產值；
（5）創新型企業技術轉化能力，畢業企業數/在孵企業數。為了便于比較，對各值采取無量綱化處理。考慮到以上5個指標越大越好，采用以下公式進行處理：Zij=yij/yjmax，式中yij表示第i個高新區的第j個指標，yjmax表示所有高新區（113個）中第j個指標中的最大值，Zij表示經過無量綱化處理后的第i個高新區在第j個指標上的值。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從表中可看出，重慶高新區除了在技術轉化能力方面較強外，園區國際競爭能力尚可，在平均經濟規模、人均工業總產值和生產效益等方面都較弱。因此，重慶高新區在這三個方面還應該做出相應的努力。
四、結論及建議
1.結論
重慶高新區建區以來得到了較好的發展，在113個國家級高新區發展較好。就中西部地區來說，重慶高新區的綜合實力落后于成都、西安等高新區。從表3中不難看出，重慶高新區在技術轉化能力方面較強，國際競爭能力處于中等水平，在企業平均經濟規模、人均工業總產值、企業生產效益等方面都較弱，尤其是企業平均經濟規模和企業生產效益差距較大。
2.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提出以下建議：
（1）構建產業群，形成產業鏈
高新技術產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相關產業體系的形成。重慶高新區企業平均經濟規模較差，存在著“有企業無產業”和產業結構趨同現象，因此，重慶高新應以構建產業群、形成產業鏈為目標，結合已有產業布局，積極培育特色產業，選擇最具有優勢的產業集群加以重點發展，建立起上中下游關聯密切的產業鏈。
（2）轉變發展觀念，營造良好發展環境
重新認識高新區的定位和職能，切實轉變發展觀念。不能單純以GDP增長速度和招商引資數量來考核園區管理者的政績，應該更加重視產業配套要素及配套企業的聚集，加強產業配套能力建設和產業競爭力的培育。應把更多精力投入環境產業發展，把重點放在建立鼓勵創新的機制、規范競爭秩序、創造良好的融資環境上。
（3）改善軟硬環境，提升服務水平
關鍵詞：功能定位；經濟發展；產業差異化；城市文化
本課題受華北理工大學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資助（項目編號：X2013049）
中圖分類號：F29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4月21日
前言
隨著不同城市和區域內的經濟總量的增長，人們的消費能力的提升，單一的消費環境和“單店”的銷售模式已不能滿足消費者的消費欲望。隨之應運而生的城市綜合體在各個城市如雨后春筍般屹立而起。貴州省開發100個城市綜合體項目的規劃；云南省預計2017年建成150個城市綜合體的建設布局；“銀泰城”城市綜合體在全國40多個大中城市的遍地開花。諸如此類的城市綜合體規劃案例并不是每一個項目都是成功的，湖南“福中福.國際城”盲目立項，簡單復制其他案例導致經營慘淡；東莞“華南.Mall”前期對于區域內的顧客消費能力估計失誤以至于項目的購物功能在后期大大弱化；北京首都時代廣場因為前期對項目的功能定位判斷失誤，2010年其內各大名牌店鋪相繼關閉，最終從以商業為主的城市綜合體轉型為金融寫字樓。從以上失敗的案例中不難看出，一個城市綜合體的成功與否與前期對項目進行正確的功能定位有很大關系。本文主要從區域內經濟發展狀況、產業差異化、城市文化三個方面對城市綜合體的功能定位進行分析，對以后項目規避風險，實現良好經營提出部分見解。
一、區域經濟發展狀況
一個區域內的經濟發展狀況是衡量是否規劃建設城市綜合體的重要標準，業內說法，一個城市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年，就具備了發展城市綜合體的初步條件，區域內經濟的發展狀況決定著這個區域內消費者的購買能力。在對項目進行功能定位時，應通過數據調查、實地調研等方法對區域內的經濟發展狀況有一個全面的、正確的估計。根據調查情況對項目的體量、面積、建筑結構等要素合理規劃，為項目的成功進行奠定基礎。萬達近三年在全國范圍內規劃并建設了30多個城市綜合體，雖然是對同一模式的快速復制，但是萬達廣場主要分布在我國沿海地區和東部經濟發達的一、二線城市以及立足“兩個70%”的定位（廣場內70%的商家適合70%的消費人群），也闡釋了項目規劃對于區域內經濟發展狀況這一條件的重度依賴。反觀曾被福布斯網站評為“全球最大購物中心”、被美國《新聞周刊》評為“世界新七大奇觀”的東莞“華南Mall”，因其區域位置不在一線城市核心商圈，而且消費者的消費力不強，但是在項目的規劃過程中規劃建筑面積119萬平方米，其中規劃商業建筑面積46萬平方米。最終因為消費能力和區域規劃的不同步，使得目前的“新華南Mall”已將購物功能大大弱化，經營效果未達到預期效果。通過兩個不同案例的對比，可以看出一個區域內的經濟發展狀況在項目的功能定位中占著很大的比重。
二、區域產業差異化
在不同的區域內產業存在著差異性，城市的市中心大多側重于商業；景色宜人地區側重于居住休閑；商務聚集地區主要是寫字樓和辦公場所。以商業功能為核心模式的上海五角場，通過引入大型品牌商家，以商業為引擎，五角場被打造成上海市的城市副中心。
五角場商業區總體上分為南部、中部和北部三個區域。其中北部地區依托江灣新城，將在交通主干道內側設廣場型商業，重點發展社區型商業，中部區域將以江灣體育場――大學城公共活動中心為核心，新開辟一條長約800米歐洲建筑風格的步行街，主要發展知識型的服務業，以滿足科研開發、中介服務和娛樂休閑需要，南部以五角場環島為中心，呈“一圈五線”的星狀布局，規劃為市級商業中心。北京首都時代廣場，因為前期未考慮周邊大悅城等商場的競爭威脅和西城區金融街擴容等定位的失誤，導致最終經過調整，將時代廣場改作金融總部寫字樓。試想如果在功能定位的過程中充分考慮項目周邊規劃情況，在項目開發伊始正確的將項目定位為以寫字樓為主的綜合體相信會比現在的時代廣場情況更好。
三、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是在對項目進行功能定位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同的城市有其不可被復制的文化。文化可以是名勝古跡遍布，景色宜人；也可以是人文風俗、信仰、藝術。因為每一個城市綜合體都是與獨一無二的城市文化相結合，所以不同的綜合體都有著自己獨特的個性。每一個城市綜合體的規劃建設需要結合城市發展和城市文化調整自身定位以達到與城市的高度契合，才可以使城市綜合體成為一個城市耀眼的城市名片，同時會有更長的經營周期。例如，在北京二環內，以什剎海為例，其內形成了胡同文化、皇家文化、餐飲文化相結合的城市文化綜合體，與附近的南鑼鼓巷文化一條街形成了文化關聯。什剎海綜合體的基因是北京傳統文化。同樣，在北京二環和三環之間，形成了以三里屯為代表的城市綜合體，這一文化建筑群落以酒吧一條街為原點，并發展為購物、電影、圖書、時尚消費為主的城市綜合體，同時與工體周邊的夜場形成了文化關聯。從案例觀察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城市綜合體與城市文化的完美契合是賦予建筑美和意義，賦予建筑空間文化和故事。從中也可以看出，城市綜合體之間不能簡單的復制，而應該結合城市文化、人文習俗等各方面因素進行規劃建設布局和功能定位。
四、總結
在城市綜合體的功能定位方面存在許多需要考慮的因素，本文主要從區域內經濟發展狀況、區域內產業差異化、城市文化三個方面進行簡單分析研究。對于區域內經濟狀況發展的正確判斷可以幫助項目在前期的區位選擇、綜合體體量等方面做出合理規劃，針對項目周邊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合理設計綜合體的消費檔次。對區域內產業差異化的精準掌控使項目有突出鮮明的主打產業，更好的迎合消費者的消費欲望，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城市文化與城市綜合體的完美契合在很大程度上保證綜合體的人文性和不可復制性，可以使作為城市名片的城市綜合體更具有代表性，同時項目有可持續的長期盈利能力。城市綜合體的功能定位研究包羅萬象，任重道遠，本文的研究僅是部分建議。
主要參考文獻：
【關鍵詞】區域金融；區域經濟；金融發展
一、引言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一個良好的金融體系所提供的高質量的金融服務，有利于促進一個地區實體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河南作為全國的人口大省、農業大省、經濟大省，在全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但與經濟發達省份相比差距也是十分明顯的。河南就要在全國率先實現中原崛起，這就需要有強大的金融業作為支撐，金融業的強大是經濟強省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河南當前經濟發展已站在了新的起點上，正在實現由經濟大省向經濟強省的轉變。一定要抓住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戰略機遇，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推動河南在中原崛起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如何實現金融與經濟協調發展，更好地提高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質量，發揮區域金融在推動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是一項值得重視和研究的重要課題。
二、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研究
國內外對區域金融與區域經濟相關理論的研究由來已久，而真正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有大量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1969年，Goldsmith研究了各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得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同步發展。自此之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成為經濟學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傳統金融理論的研究對象多是發達國家，遠遠不能適應經濟金融發展的要求。
在我國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路磊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得出結論：金融資產與國民生產總值高度相關，二者在時間上呈平行上升趨勢。談儒勇認為在中國金融中介體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周立在其專著中，揭示了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路徑。此外，還有很多學者對我國區域金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展開了研究，這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啟迪和基礎，但對中國區域金融發展與地區經濟增長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三、河南區域經濟與金融發展狀況
（一）經濟運行狀況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主要可通過總量與結構兩個緯度來刻畫，據此本文從GDP總量、產業結構和不同區域角度分析河南省經濟發展狀況。從2002到2007年，全省GDP由6035億元增加到15012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增加2365億元，增長3.8%；第二產業增加8280億元，增長18%；第三產業增加441億元，增長139%。從產業結構看，2007年河南省產業結構為15.7∶55.0∶29.3，這說明河南實現了由傳統農業大省向全國重要的經濟大省和新興工業大省的重大轉變。這些成就標志著河南省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成為河南發展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
由于不同地區的地理環境和資源狀況的差異，河南省的經濟發展形成了四大經濟區域，即中原城市群、豫北經濟區、豫西豫西南經濟區、黃淮經濟區。從2007年河南各地區的GDP看，中原城市群GDP達8610.51億元，而豫北、豫西豫西南和黃淮經濟區分別為1608.40億元、1894.75億元、2930.71億元，中原城市群GDP占了河南省的57.36%，河南省四大經濟區發展呈現不平衡狀態。
（二）資本形成狀況
資本形成即投資，對它的變化進行觀察有助于從動態的角度理解經濟增長的狀況與動因。據統計，河南省資本形成總額呈逐年遞增趨勢。
19962002年河南省資本形成總額平均每年增加164億元，增長幅度不是太大；而2003年資本形成總額達到2786.46億元，較2002年增長312.27億元，增長速度開始加快；20042007年期間，資本形成總額有了大幅度增長，四年間資本形成總額平均每年增加1395億元。雖然河南省資本形成總額的增長速度在不斷加快，但與發達省份相比較其資本形成總額仍然較低，且增長對投資的信賴度還比較低，因而維持河南經濟增長更具有持久性。
（三）金融發展狀況
根據《河南統計年鑒》，河南省金融發展情況的各個總量指標增長都很快，其中各項存款余額平均每年增長14.91%，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平均每年增長13.69%，從而為企業的投資提供了豐厚的信貸來源；各項貸款余額平均每年增長11.21%。各項存款余額增長較快于各項貸款余額增長，其原因一是監管當局對存貸比例的控制，二是出于防范風險考慮，金融機構控制貸款的發放。
四、河南區域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關系的實證分析
描述性統計分析可以發現變量數據的一個總體性規律，但難以對其背后的動因進行更深入有效地分析，因而這里我們對河南省區域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關系進行計量實證研究。
（一）貸款與GDP關系的實證
貸款是銀行金融中介機構將居民儲蓄轉向投資的基本渠道，研究這一指標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可以達到兩個目的：一是看貸款變化是否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二是可以觀察一個地區銀行中介機構的發展是否適應了當地經濟增長對金融服務的需求。為此，本文用OLS法對河南省GDP與貸款L總額進行了回歸，所得結果如下：
GDP=5203.972+2.9071L
（3.374）（9.2915）
R2=0.9350
式中括號內的值為T統計值（以下相同），模型的判定系數R2為0.9350，說明方程的擬合優度較高，而且貸款L的系數為正，表明貸款總額變化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具體地說，在2000年至2007年期間，河南各項貸款余額L每增加一元，將使河南省內生產總值增加2.9071元，證明各項貸款余額對GDP的增長具有明顯的帶動作用。
（二）各項存款總額（DT）與GDP關系的實證
利用OLS回歸結果為：
GDP=1824.2436+1.2641DT
（2.1385） （12.99）
[摘要]本文通過對廣東旅游產業發展狀況的省際比較、省內比較和國際比較，探討了廣東旅游產業在全國和亞太地區的定位，并據此對廣東旅游產業的發展得出了幾點結論。
近年來，隨著我國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閑暇時間的增多，假日經濟迅速升溫，對旅游業產生強烈的需求。我國短缺經濟的基本結束，也使各地將尋找新經濟增長點的視野由第一、二產業擴展到第三產業特別是旅游產業。廣東旅游產業因其強烈的產業關聯和波及效應、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區域性旅游資源優勢和良好市場條件，被確定為廣東新的經濟增長點，引起全省的普遍關注。對廣東旅游產業的發展狀況作省際、省內和國際的全面比較分析，無疑有利于正確認識廣東旅游產業在全國和亞太地區的定位，推動其健康發展。
一、旅游業發展狀況的省際比較
根據筆者完成的廣東省旅游局的“廣東旅游產業定位分析”研究課題，各省市的旅游增加值比重與五個與旅游業相關的行業—交通、郵電、商業、餐飲和社會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密切相關。旅游業的發展拉動交通、郵電、商業、餐飲和社會服務業的發展，而交通、郵電、商業、餐飲和社會服務業的發展，又為旅游業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條件，使它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進一步增強。
由于全國僅統計旅游總收入而沒有統計旅游增加值，我們按廣東旅游消費剝離系數估算了全國19個省市旅游增加值。廣東旅游增加值占GDP的4.53%，僅小于新疆和海南0.32、0.15個百分點，在被統計的19個省市中居第三位。考慮到劃一的旅游消費剝離系數對經濟發展水平相對低的新疆和海南的旅游增加值的高估因素，廣東省旅游增加值比重與其差距應更小。1996年，廣東旅游增加值占廣東GDP4.53%，高于全國平均值2.73%1.8個百分點。在廣東GDP占全國GDP的9.65%的背景下，廣東旅游增加值占全國旅游增加值的比重高達16.03%。1997年，廣東旅游增加值占廣東GDP的4.6%，比全國平均值3.21%高1.4個百分點。廣東旅游增加值占全國旅游增加值的13.61%，遠高于當年廣東GDP占全國GDP的9.51%的水平。換言之，全國旅游服務產品(增加值)的七分之一是廣東提供的。這說明廣東的旅游發展的相對水平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顯示了廣東不僅是一個經濟大省，而且是一個旅游大省的地位。
二、旅游業發展狀況的省內比較
按旅游增加值的比重，廣東省不同區域的旅游業發展水平大致可分為三種狀況。
1.旅游業發展高水平地區：珠江三角洲。旅游增加值為283.15億元，占當地GDP的5.4%，高于全省平均旅游增加值比重0.8個百分點；旅游增加值占全省旅游增加值的84.1%，比當地GDP占全省的比重高12.3個百分點。這說明，珠江三角洲旅游業在全省中的地位，高于該地區經濟總量在全省的地位。
2.旅游業發展中等水平地區：粵北。其旅游增加值為7.71億元，占當地GDP的3.88%，低于全省平均旅游增加值比重0.7個百分點；旅游增加值占全省旅游增加值的2.25%，低于當地GDP占全省GDP的比重0.5個百分點。這說明，粵北地區旅游業在全省的地位，略低于該地區經濟總量在全省的地位。
3.旅游業發展低水平地區：粵西、粵東。其旅游增加值分別為20.60億元和24.42億元，占當地GDP的2.85%和2.2%，約為全省平均旅游增加值比重的一半；旅游增加值分別占全省旅游增加值的6.12%和7.3%，大大低于當地GDP占全省GDP的比重(9.96%和15.5%)。這說明，粵西、粵東地區旅游業在全省中的地位，大大低于該地區經濟總量在全省的地位。
按旅游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排序，全省21個地級以上市可分為四個層次：
第一層次：旅游高比重市(4%以上)：穗、深、珠、清遠、汕尾、東莞。其中，廣州、深圳和珠海，提供全省旅游增加值的58.6%，旅游總收入的64.9%，與其他市相比呈壓倒優勢。
第二層次：旅游中比重市(3-4%)：湛江、云浮、河源、肇慶、潮州。
第三層次：旅游低比重市(2-3%)：中山、汕頭、韶關、陽江、江門、惠州、佛山。第四層次：旅游甚低比重市(1%以下)：茂名、揭陽、梅州。
三、旅游業發展狀況的國際比較
1.廣東入境旅游業在全國的地位比較。近年來，廣東旅游業有了長足的發展。表3展示了廣東入境旅游在全國的地位。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發展和外省口岸的增多，來華游客從廣東口岸入境的比例由1980年的93%，下降到九十年代中期的80%左右。同期廣東接待入境游客占從廣東入境游客的比例由16%下降到7%左右。1991-1996年，廣東(旅游系統)接待入境游客占本省入境游客的比重由8%下降到6%，廣東接待入境游客占全國入境游客的比重由6.7%下降到4.9%。
2.廣東入境旅游業在亞太地區的比較。1995年廣東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入境旅游市場中約占1.4%的份額。廣東接待入境游客數約是朝鮮的10倍，蒙古的10倍，文萊的2倍，柬埔寨的5倍，老撾的17倍；大致相當于中國(大陸)的1/18，中國香港的1/9，中國澳門的1/4，中國臺灣的1/2，新加坡的1/6，馬來西亞1/7，泰國的1/6，日本的3/5，韓國的1/3，印尼的1/4，菲律賓的3/5，越南的4/5，澳大利亞的1/3，新西蘭的3/4。
3.旅游消費結構的國際比較。如果我們以加拿大旅游消費作為國際旅游消費的參照系，通過分析加拿大統計局1994年的《旅游衛星報告》，就可以大致了解廣東與國外旅游消費結構的異同。
廣東旅游增加值構成體現了國際旅游業的共同特征，大約30%-35%是物品性消費，65%-70%是服務性消費。差別在于加拿大的旅游消費中飲食和長途交通比重大大高于廣東。其航空、賓館和餐廳服務消費占旅游業總收入的45%。飲食消費比重高于廣東4.5個百分點，高于中國5.6個百分點，長途交通消費比重高于廣東12.5個百分點(國際旅游)和18.7個百分點(國內旅游)。這些差異的形成有兩個主要原因：(1)飲食消費比重的差異可歸因于中國農產品便宜和人工成本較低，使人民幣的食物購買力較高。(2)長途交通服務的差異反映了中國和加拿大人出游交通方式的不同：加拿大乘飛機或私家車出游比較普遍，使旅游活動半徑擴展到國外和洲際，旅費明顯上升；中國乘火車或汽車出游相對來說比較普遍，旅游活動半徑主要限于國內。這又由兩國的收入水平的差異造成。
四、基本結論
通過對廣東旅游業的省際、省內和國際比較，可以得出如下5個基本結論：
1.旅游產業的發展狀況與人均GDP密切相關。廣東旅游產業的比重所以居全國前列，主要原因是廣東經濟發展水平在全國名列前茅。廣東省的旅游大省是由經濟大省的地位確定的。旅游業只有依托國民經濟才能得到健康發展。因此，各地在“十五”發展計劃中規劃旅游產業的發展，必須以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目前和將來達到的水平(本地的和旅游產品銷售地)為基點。旅游產業超前或滯后于國民經濟發展都是不可取的。
2.旅游產業與交通、郵電、商業、餐飲和社會服務業的發展狀況密切相關，互為因果，互相促進。要推動旅游業的發展，必須關注這些互補性行業的配套發展。針對廣東目前與旅游相關的行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應該實施廣東服務環境大變工程，通過規范交通、郵電、商業、餐飲和社會服務業市場，組建第三產業各服務行業協會，協助政府對服務業實行行業管理，大張旗鼓地開展”有法必依，嚴格執法”的宣傳教育活動等方法，改善廣東旅游產業的軟硬環境。
3.旅游服務產品的占有量與人口絕對數量相關程度低，與人口的經濟收入和購買力水平相關程度高。由于廣東省內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有較大差距且在短期內難以消除，因此，希望在短期內打破省內旅游產業發展的不平衡是不現實的。旅游資源相對密集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低的地區(如粵北地區)，難以形成以本地人為銷售對象的旅游服務市場，應以經濟發達但旅游資源相對貧乏的地區(如珠江三角洲)為旅游服務的主要銷售市場。為此要特別重視發展外向型旅游服務業，重視服務輸出。這應是其旅游產業發展的基本路向。因此，廣東省各地確定旅游產業的布局、結構、重點，要有全省“一盤棋”的觀念，避免發展那些從局部看是可行的，而從全省看具有強烈消費替代性的旅游服務產品。
4.廣東省的入境旅游業在亞太地區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其接待的入境游客總量多于5個國家(或地區)，超過8個國家(或地區)的1/4。要正視廣東省作為入境旅游過境地的地位上升，作為入境旅游目的地的地位下降的原因，一方面要重視利用入境游客數量在亞太地區所占的一定優勢，以吸引過境游客擴大旅游消費為著力點，設法延長過境地游客在廣東的停留時間，另一方面利用珠三角“72小時免簽”的有利條件，吸引在港澳地區入境的游客(占亞太地區18%)順道來廣東游覽消費。
5.對廣東與加拿大旅游消費結構的分析表明，交通消費是制約廣東旅游業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廣東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交通業的規模經濟效益的充分發揮將使廣東旅游業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廣東要把加速發展現代交通業，作為培育旅游產業新經濟增長點的重點來抓，通過發展省內高速公路網和輕軌交通，為廣東人游廣東，為過境客多游廣東，為港澳入境游客增游廣東提供便利條件；通過發展航空業務促進海外游。
關鍵詞：人口系統；經濟系統；協調發展
人口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存在著無法割裂的內在聯系，人口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提和最終歸宿，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口數量、人口質量、人口結構及其變化的狀況，同時在一定條件下決定人口發展。盡管如此，由于發展之間的關系千差萬別的，不同地方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有很大的區別。本文主要針對人口和經濟協調發展展開論述。所謂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即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如果既充分利用了人力資源，實現了充分就業，又較好地滿足了人們的物質文化需要，就是實現了人口與經濟發展的協調。要實現人口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必須在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優化人口結構的同時，保持社會經濟的適度增長，盡可能地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經濟效益。
一、協調發展評價模型構建
（一）指標選取與指標權重
本文采用分層評價模型進行協調發展綜合評價，根據協調發展指標體系，分別選取了經濟指標（作為逆指標的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和gdp、人均gdp、財政收入、第三產業值占gdp比重、城鎮化率等正指標）與人口（包括大專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與平均教育年限等正指標，總人口、人口密度等中性指標和自然增長率、嬰兒死亡率與總撫養比率等逆指標）指標等一級指標。然后采用層次分析法（ahp）確定一級和二級指標的權重。
（二）指標數據的無量鋼化處理
由于本文采用的指標數據具有不同的單位，這可能會對評價結果產生影響，因此需要對它們進行無量鋼化處理，使其波動范圍縮小到0和1之間。最常用的方法是極差標準化，其公式如下：
正指標計算公式為：
經濟這種標準化所得新數據的值越大越好。
（三）協調發展系數計算
協調發展系數強調兩子系統的協調情況及發展水平。在文中先用協調系數來評價兩系統的協調狀況，其公式為：
cij=exp（-k（ui-uj）2）
其中：cij表示第i系統與第j系統的協調系數；ui表示i系統的實際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得分），uj表示j系統的實際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得分）；k=2/s^2，s^2為ui和uj的方差均值。
即使協調系數能反映兩系統的協調情況，但不能反映系統當時所處的發展水平。當ui=0.7，uj=0.7時，i系統與j系統的協調系數為1，而當ui=0.9，uj=0.9時，系統i與系統j協調系數也是1，但是后者兩系統的發展水平明顯高于前者。所以本文還引入了協調發展系數指標。其公式為：
d=（cuiαujβ）1/2
其中：d為系統i與系統j的協調發展系數；c為系統i與系統j的協調系數；α，β為權重，且α+β＝1，具體到人口與經濟兩系統，設為α＝β＝0.5。協調發展系數是一個正指標，數值0和1之間，值越大說明該地區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狀況越好。
二、我國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區域評估分析
本文利用2007年人口、經濟發展水平作為截面數據，對全國各地區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狀況作綜合評價。因為，反映人口發展水平的三種指標較難取，本文在對指標數據進行無量鋼化處理時用最佳狀態值1。
（一）指標權重的確定
本文利用林凡元文章中所用的專家打分結果，根據ahp方法分別構造出了人口系統和經濟系統的判斷矩陣，然后通過計算獲取了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根，分別為3.095195和3.038711。人口與經濟指標的特征向量如表1所示。
（二）人口與經濟發展綜合水平與協調發展評價
本文選取我國各地區2007年的人口與經濟發展指標數據，首先根據正指標、逆指標不同，進行數據無量鋼化處理人，其次根據加權平均法，將人口系統與經濟系統發展水平指標無量鋼化數據與各指標對應權重值乘積來表示，其公式為：
本文運用matlap軟件以上兩矩陣相乘得全國各省市人口系統與經濟系統的實際發展水平，然后根據協調系數和協調發展系數公式求得全國各地cij和dij值，即具體值與排位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在全國各地區人口系統與經濟系統綜合得分中，人口系統綜合得分均高于經濟系統綜合得分，這可能由本文在無量鋼數據里面人口密度、嬰兒死亡率和平均人口受教育年限等指標引用了最佳引起的。c與d值前七位分別為廣東、上海、浙江、江蘇、山東、天津和福建等東部沿海地區；后四位是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區。主要原因是在東部地區經濟比較發達，人力資源比較豐富，人口素質較高，因此東部地區人口與經濟比較協調發展，而在其他中西部地區協調發展程度較低。
三、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表明，我國人口與經濟發展水平雖然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經濟總量保持高速增長，人口增長率較穩定，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發展迅速，但是各地區發展區際差距比較明顯。東部地區協調發展系數均為較高，中西部地區較低。廣東、上海、浙江、江蘇、山東等地區協調發展系數都大于全國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東部沿海地區人口發展綜合得分與經濟水平綜合得分較接近，協調性好，并且人口與經濟發展整體實力較強。我國其他地區在人口與經濟發展水平上存在一定得不協調問題。分析結果表明，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區存在嚴重的不協調性，協調發展系數都排在后面，從表2中最后一列可以看出一種共同特點，即人口水平排位在經濟發展水平前面。也就是說，在這些地區人口與經濟發展不協調主要原因是人口發展速度跟不上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m].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
2、達莫達爾n·古亞拉提.經濟計量學精要[m].機械工業出版社,2000.
3、李慧京.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m].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
關鍵詞：人口系統；經濟系統；協調發展
人口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存在著無法割裂的內在聯系，人口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提和最終歸宿，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口數量、人口質量、人口結構及其變化的狀況，同時在一定條件下決定人口發展。盡管如此，由于發展之間的關系千差萬別的，不同地方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有很大的區別。本文主要針對人口和經濟協調發展展開論述。所謂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即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如果既充分利用了人力資源，實現了充分就業，又較好地滿足了人們的物質文化需要，就是實現了人口與經濟發展的協調。要實現人口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必須在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優化人口結構的同時，保持社會經濟的適度增長，盡可能地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經濟效益。
一、協調發展評價模型構建
（一）指標選取與指標權重
本文采用分層評價模型進行協調發展綜合評價，根據協調發展指標體系，分別選取了經濟指標（作為逆指標的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和GDP、人均GDP、財政收入、第三產業值占GDP比重、城鎮化率等正指標）與人口（包括大專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與平均教育年限等正指標，總人口、人口密度等中性指標和自然增長率、嬰兒死亡率與總撫養比率等逆指標）指標等一級指標。然后采用層次分析法（AHP）確定一級和二級指標的權重。
（二）指標數據的無量鋼化處理
由于本文采用的指標數據具有不同的單位，這可能會對評價結果產生影響，因此需要對它們進行無量鋼化處理，使其波動范圍縮小到0和1之間。最常用的方法是極差標準化，其公式如下：
正指標計算公式為：
經濟這種標準化所得新數據的值越大越好。
（三）協調發展系數計算
協調發展系數強調兩子系統的協調情況及發展水平。在文中先用協調系數來評價兩系統的協調狀況，其公式為：
Cij=exp（-k（ui-uj）2）
其中：Cij表示第i系統與第j系統的協調系數；Ui表示i系統的實際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得分），Uj表示j系統的實際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得分）；K=2/S^2，S^2為Ui和Uj的方差均值。
即使協調系數能反映兩系統的協調情況，但不能反映系統當時所處的發展水平。當Ui=0.7，Uj=0.7時，i系統與j系統的協調系數為1，而當Ui=0.9，Uj=0.9時，系統i與系統j協調系數也是1，但是后者兩系統的發展水平明顯高于前者。所以本文還引入了協調發展系數指標。其公式為：
D=（Cuiαujβ）1/2
其中：D為系統i與系統j的協調發展系數；C為系統i與系統j的協調系數；α，β為權重，且α+β＝1，具體到人口與經濟兩系統，設為α＝β＝0.5。協調發展系數是一個正指標，數值0和1之間，值越大說明該地區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狀況越好。
二、我國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區域評估分析
本文利用2007年人口、經濟發展水平作為截面數據，對全國各地區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狀況作綜合評價。因為，反映人口發展水平的三種指標較難取，本文在對指標數據進行無量鋼化處理時用最佳狀態值1。
（一）指標權重的確定
本文利用林凡元文章中所用的專家打分結果，根據AHP方法分別構造出了人口系統和經濟系統的判斷矩陣，然后通過計算獲取了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根，分別為3.095195和3.038711。人口與經濟指標的特征向量如表1所示。
（二）人口與經濟發展綜合水平與協調發展評價
本文選取我國各地區2007年的人口與經濟發展指標數據，首先根據正指標、逆指標不同，進行數據無量鋼化處理人，其次根據加權平均法，將人口系統與經濟系統發展水平指標無量鋼化數據與各指標對應權重值乘積來表示，其公式為：
本文運用Matlap軟件以上兩矩陣相乘得全國各省市人口系統與經濟系統的實際發展水平，然后根據協調系數和協調發展系數公式求得全國各地Cij和Dij值，即具體值與排位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在全國各地區人口系統與經濟系統綜合得分中，人口系統綜合得分均高于經濟系統綜合得分，這可能由本文在無量鋼數據里面人口密度、嬰兒死亡率和平均人口受教育年限等指標引用了最佳引起的。C與D值前七位分別為廣東、上海、浙江、江蘇、山東、天津和福建等東部沿海地區；后四位是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區。主要原因是在東部地區經濟比較發達，人力資源比較豐富，人口素質較高，因此東部地區人口與經濟比較協調發展，而在其他中西部地區協調發展程度較低。
三、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表明，我國人口與經濟發展水平雖然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經濟總量保持高速增長，人口增長率較穩定，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發展迅速，但是各地區發展區際差距比較明顯。東部地區協調發展系數均為較高，中西部地區較低。廣東、上海、浙江、江蘇、山東等地區協調發展系數都大于全國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東部沿海地區人口發展綜合得分與經濟水平綜合得分較接近，協調性好，并且人口與經濟發展整體實力較強。我國其他地區在人口與經濟發展水平上存在一定得不協調問題。分析結果表明，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區存在嚴重的不協調性，協調發展系數都排在后面，從表2中最后一列可以看出一種共同特點，即人口水平排位在經濟發展水平前面。也就是說，在這些地區人口與經濟發展不協調主要原因是人口發展速度跟不上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M].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
2、達莫達爾N·古亞拉提.經濟計量學精要[M].機械工業出版社，2000.
3、李慧京.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M].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