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04 09:28:42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公共管理的理論，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這一抽象命題在全球化、市場化和分權化背景下的展開，則是作為國際社會科學前沿話語的治理理論與實踐問題。前沿孕育著未來。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學知識體系的變革，說明這樣一個觀點：作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論，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學研究綱領，是現代政治學本來就應該是的樣子。
一
從上述事實性知識或判斷性知識來審理治理理論，這一理論興起的直接原因來自于公共權力結構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現危機，反映在治理話語中，則集中體現在三個論點上。其一是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社會，國家已經喪失應有的行為能力，也難于預測自己的行為后果，甚至難于避免產生有害的決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縛，不時頒布不適宜的或無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種群體接受。其二是社會結構急劇變化，地位危機、社會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眾對公共權力的效能和未來越來越不抱幻想，公眾的心靈世界碎片化，行為邊緣化日趨嚴重。其三是作為社會一致性中樞的公共行政體系能力衰減，并進一步成為公眾的負擔，中央集權、分等論級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層系統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無力承受大量社會需求，無法對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問題做出裁決，超優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國際市場。對于這一總體性的危機，治理話語走向了積極的知識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臘之本，在政治上重開自由主義之源，在實踐出路上擇定新制度經濟學，在技術上親和于管理主義，從而推出具有建設意義的政治學理論和分析方法。
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治理理論是人類在尋求解決社會一致和有效性問題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認識轉折與制度突破，在一定意義上，包括近代以來在內的一切政治學知識都在這一框架下實現了新的整合，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在判斷上，政治學知識體系都在悄悄地脫離統治這一核心而轉向個人對公共事物的關心這一主題，由此導致現代政治類型在三個維度上發生重大轉向：
第一，從高級政治向低級政治變遷。一般而言，高級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國際關系中意義重大、影響非凡的決策活動，如討論一國是戰爭還是結盟等等。其次高級政治是指在共同體層次上、有關民族國家問題的重大決定和政策制定，如號召種族或集團一體化，或是與產權制度有關的政治關系的變革，如私人產業國有化，或者對政府的體制和形式進行根本性變革等等。所謂低級政治也是一種政治類型，這類決策不涉及對國家或國際社會中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變革，它涉及次要性的決策，如將大型社會系統保持在某種均衡狀態。低級政治通常由官員和管理者們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實行，一般屬于官僚政治行為，功能是在不干擾社會政治經濟現狀的條件下為貫徹高級政治決策所進行的活動。在國內層次上，低級政治包括通過有關防止環境污染的法規；決定提高最低工資和社會福利標準；對外貿易、旅游和投資往來的促進等等。現在應當已經到了把上述思維方式顛倒過來的時候了。
第二，從暴力政治向規勸政治變遷。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革命及各種規模的國內騷亂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個體或國家之所以發動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其目的總是在于改變或控制對手的行為。雖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脅仍被人們用于實現政治目的，那么人們就不能否認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應當是有限的。相反，規勸政治應該是公共政治活動中的基本形式。規勸政治一般是指倫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談判、協商、立法、集體討價還價，經濟、社會、文化和科學合作或激烈的競爭。當然，前提是這種競爭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預先規定其法則的基礎上進行。
第三，從等級政治向復合政治變遷。等級政治是權力和權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結構為前提的，由等級政治所決定的政治關系表現為下級單位從屬于上級單位，每個等級社會當中的頂峰都是最高權威，但這一權威并不一定總是合法的，權威的下屬是各級權力層次，每一下屬權力層次又控制著更多的下級次層次，這一系統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為塔基部分決大多數的人民無所抗辯地承認。與之相反，復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為者們之間的政治關系，在這種關系當中，社會由信息暢通的、積極的和自治的政治單位組成，這些政治單位對維護自身的獨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備的態度，然而它們也承認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對自身利益有利，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的利益所在。復合政治只有在具備充分的商品和服務以滿足其成員需求的社會中才能付諸實踐。進一步推斷，復合政治應有一套自由的和競爭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統，該系統無需依賴于對大眾傳媒介實行壟斷性控制，而等級政治的目的是通過發動具有強烈傾向性的宣傳運動來造成一種虛假的社會一致感。政治學知識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須客觀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質與規律，但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開，真正成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異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學知識的發展與人類思維的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只有當人類的思維已經進展到能夠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時，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會消失。低級政治、規勸政治和復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學知識發生重大轉變，并為治理型政治學代替統治型政治學提供了基本概念。興起于現實公共政治生活危機中的治理理論，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學知識的轉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維回應了當代人類生活的變革。從近代從統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變遷，體現了公共權力運動發展的內在規律，當公民權利真正成為公共權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時，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場秩序，政府制度才會內生于市場秩序。應該說這才是民主政治本來應該有的樣子，換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學長期以來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論更體現了現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從治理型政治學的應用或其實踐戰略來看，新公共管理的實踐是其必然的邏輯展開，是治理型政治學在現實中的具體表現形態。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學看成是一種新的政治科學研究綱領，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有關硬核和保護帶的理論，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間的關系恰恰體現了科學研究綱領中硬核和保護帶的關系。因此，割裂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學科的性質，減弱治理理論在回應現實問題時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論在學術論戰中失去有效的保護帶。國外有些學者認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論有關，是因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詞，簡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則框架，將有助于我們認識這一點。
作為新公共管理內容的主體，它有兩個基本學術支持：管理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管理主義在這里的應用是把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門，強調直接的職業管理、明確的績效標準和評估標準、根據結果進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時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費者——公民的觀念。新制度經濟學則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勵結構引入公共服務中，通過新的激勵制度安排削減官僚機構，通過承包和準市場的運作方式實現更有效的競爭以及消費者選擇。而關鍵也最具有質感的口號是用企業家精神的政府來代替受統治結構羈旁的官僚政府，以企業家精神的政府推動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其基本的理論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權從官僚手中轉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場機制而不是官僚機制；(3)驅動政府管理者前進的是自己的目標——部門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規則和規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眾定義為消費者，并且為它們提供選擇的機會；(5)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而不是簡單地提供事后服務；(6)把精力放在贏利而不是簡單地支付財政撥款上；(7)實行分權制度，主張參與式管理；(8)；公民評估自己的者的績效時，關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結果(9)關注的目標不僅僅是公共服務的提供，還包括激勵所有的部門和公民，為解決他們社群中存在的問題采取行動。顯然，新公共管理的這些觀念和低級政治、規勸政治及復合政治都關心競爭、市場、消費者以及結果，公共部門圍繞這些主題的轉變就是脫離統治政治的、更小的政府，而另一方面則是更多的治理。
三
在一個全球化和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大變革時代，各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尋找一種更好地適應環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經濟的競爭中贏得優勢并讓社會獲得有質量的增長，治理理論正成為回應這一變革的強勢政治理論話語，支持這一話語體系的價值觀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識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學的統治理論，并在全球范圍引起政治家、學者以及官員、實業家的共識。立于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理解治理理論時，我們深感這對重構中國民主政治知識體系，尋求善治的制度平臺和有質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擺脫市場化進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敗，在新的合法性基礎上重建社會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論資源。從社會或區域之間競爭的可持續性來看，治理理論資源合法充足的利用，應當是十分重要的社會資本的一種提升途徑。中國正在發展公共管理制度，開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識，以便為有效地治理中國提供基礎性條件，這一努力要趨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點達成共識：
首先要對政治學的知識類型的實行轉換，尤其在人為秩序與自然秩序、辯證理性與有限理性、意識形態與實證主義方法、形式主義運作和效率至上原則之間作出整合性選擇，從而使得政治科學知識在現代社會中的擔負真正來自于公民社會而不是意識形態。因為治理模式的選擇和善治目標的達成有一定的路徑依賴，而一個社會知識的狀況或稱之為存量結構總是形成發展與變革路徑的根本，知識狀況已成為制度學派分析社會問題時的一個重要變量。而不能掌握社會變革所需要的知識，其結果就會形成社會的創傷。因此當代社會發展的競爭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知識存量的長期性競爭。
這一抽象命題在全球化、市場化和分權化背景下的展開,則是作為國際社會科學前沿話語的治理理論與實踐問題。前沿孕育著未來。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學知識體系的變革,說明這樣一個觀點:作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論,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學研究綱領,是現代政治學本來就應該是的樣子。
一
從上述事實性知識或判斷性知識來審理治理理論,這一理論興起的直接原因來自于公共權力結構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現危機,反映在治理話語中,則集中體現在三個論點上。其一是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社會,國家已經喪失應有的行為能力,也難于預測自己的行為后果,甚至難于避免產生有害的決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縛,不時頒布不適宜的或無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種群體接受。其二是社會結構急劇變化,地位危機、社會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眾對公共權力的效能和未來越來越不抱幻想,公眾的心靈世界碎片化,行為邊緣化日趨嚴重。其三是作為社會一致性中樞的公共行政體系能力衰減,并進一步成為公眾的負擔,中央集權、分等論級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層系統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無力承受大量社會需求,無法對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問題做出裁決,超優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國際市場。對于這一總體性的危機,治理話語走向了積極的知識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臘之本,在政治上重開自由主義之源,在實踐出路上擇定新制度經濟學,在技術上親和于管理主義,從而推出具有建設意義的政治學理論和分析方法。
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治理理論是人類在尋求解決社會一致和有效性問題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認識轉折與制度突破,在一定意義上,包括近代以來在內的一切政治學知識都在這一框架下實現了新的整合,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在判斷上,政治學知識體系都在悄悄地脫離統治這一核心而轉向個人對公共事物的關心這一主題,由此導致現代政治類型在三個維度上發生重大轉向:
第一,從高級政治向低級政治變遷。一般而言,高級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國際關系中意義重大、影響非凡的決策活動,如討論一國是戰爭還是結盟等等。其次高級政治是指在共同體層次上、有關民族國家問題的重大決定和政策制定,如號召種族或集團一體化,或是與產權制度有關的政治關系的變革,如私人產業國有化,或者對政府的體制和形式進行根本性變革等等。所謂低級政治也是一種政治類型,這類決策不涉及對國家或國際社會中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變革,它涉及次要性的決策,如將大型社會系統保持在某種均衡狀態。低級政治通常由官員和管理者們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實行,一般屬于官僚政治行為,功能是在不干擾社會政治經濟現狀的條件下為貫徹高級政治決策所進行的活動。在國內層次上,低級政治包括通過有關防止環境污染的法規;決定提高最低工資和社會福利標準;對外貿易、旅游和投資往來的促進等等。現在應當已經到了把上述思維方式顛倒過來的時候了。
第二,從暴力政治向規勸政治變遷。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革命及各種規模的國內騷亂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個體或國家之所以發動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其目的總是在于改變或控制對手的行為。雖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脅仍被人們用于實現政治目的,那么人們就不能否認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應當是有限的。相反,規勸政治應該是公共政治活動中的基本形式。規勸政治一般是指倫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談判、協商、立法、集體討價還價,經濟、社會、文化和科學合作或激烈的競爭。當然,前提是這種競爭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預先規定其法則的基礎上進行。
第三,從等級政治向復合政治變遷。等級政治是權力和權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結構為前提的,由等級政治所決定的政治關系表現為下級單位從屬于上級單位,每個等級社會當中的頂峰都是最高權威,但這一權威并不一定總是合法的,權威的下屬是各級權力層次,每一下屬權力層次又控制著更多的下級次層次,這一系統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為塔基部分決大多數的人民無所抗辯地承認。與之相反,復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為者們之間的政治關系,在這種關系當中,社會由信息暢通的、積極的和自治的政治單位組成,這些政治單位對維護自身的獨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備的態度,然而它們也承認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對自身利益有利,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的利益所在。復合政治只有在具備充分的商品和服務以滿足其成員需求的社會中才能付諸實踐。進一步推斷,復合政治應有一套自由的和競爭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統,該系統無需依賴于對大眾傳媒介實行壟斷性控制,而等級政治的目的是通過發動具有強烈傾向性的宣傳運動來造成一種虛假的社會一致感。
政治學知識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須客觀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質與規律,但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開,真正成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異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學知識的發展與人類思維的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只有當人類的思維已經進展到能夠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時,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會消失。低級政治、規勸政治和復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學知識發生重大轉變,并為治理型政治學代替統治型政治學提供了基本概念。興起于現實公共政治生活危機中的治理理論,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學知識的轉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維回應了當代人類生活的變革。從近代從統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變遷,體現了公共權力運動發展的內在規律,當公民權利真正成為公共權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時,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場秩序,政府制度才會內生于市場秩序。應該說這才是民主政治本來應該有的樣子,換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學長期以來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論更體現了現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從治理型政治學的應用或其實踐戰略來看,新公共管理的實踐是其必然的邏輯展開,是治理型政治學在現實中的具體表現形態。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學看成是一種新的政治科學研究綱領,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有關硬核和保護帶的理論,治理和新 公共管理之間的關系恰恰體現了科學研究綱領中硬核和保護帶的關系。因此,割裂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學科的性質,減弱治理理論在回應現實問題時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論在學術論戰中失去有效的保護帶。國外有些學者認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論有關,是因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詞,簡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則框架,將有助于我們認識這一點。
作為新公共管理內容的主體,它有兩個基本學術支持:管理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管理主義在這里的應用是把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門,強調直接的職業管理、明確的績效標準和評估標準、根據結果進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時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費者——公民的觀念。新制度經濟學則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勵結構引入公共服務中,通過新的激勵制度安排削減官僚機構,通過承包和準市場的運作方式實現更有效的競爭以及消費者選擇。而關鍵也最具有質感的口號是用企業家精神的政府來代替受統治結構羈旁的官僚政府,以企業家精神的政府推動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其基本的理論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權從官僚手中轉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場機制而不是官僚機制;(3)驅動政府管理者前進的是自己的目標——部門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規則和規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眾定義為消費者,并且為它們提供選擇的機會;(5)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而不是簡單地提供事后服務;(6)把精力放在贏利而不是簡單地支付財政撥款上;(7)實行分權制度,主張參與式管理;(8);公民評估自己的者的績效時,關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結果(9)關注的目標不僅僅是公共服務的提供,還包括激勵所有的部門和公? 瘢餼鏊巧縟褐寫嬖詰奈侍獠扇⌒卸O勻唬鹿補芾淼惱廡┕勰詈偷圖墩巍⒐嬡罷渭案春險味脊匭木赫⑹諧 ⑾顏咭約敖峁膊棵盼普廡魈獾淖渚褪峭牙臚持握蔚摹⒏〉惱硪環矯嬖蚴歉嗟鬧衛懟?/P>
三
在一個全球化和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大變革時代,各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尋找一種更好地適應環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經濟的競爭中贏得優勢并讓社會獲得有質量的增長,治理理論正成為回應這一變革的強勢政治理論話語,支持這一話語體系的價值觀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識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學的統治理論,并在全球范圍引起政治家、學者以及官員、實業家的共識。立于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理解治理理論時,我們深感這對重構中國民主政治知識體系,尋求善治的制度平臺和有質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擺脫市場化進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敗,在新的合法性基礎上重建社會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論資源。從社會或區域之間競爭的可持續性來看,治理理論資源合法充足的利用,應當是十分重要的社會資本的一種提升途徑。中國正在發展公共管理制度,開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識,以便為有效地治理中國提供基礎性條件,這一努力要趨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點達成共識:
首先要對政治學的知識類型的實行轉換,尤其在人為秩序與自然秩序、辯證理性與有限理性、意識形態與實證主義方法、形式主義運作和效率至上原則之間作出整合性選擇,從而使得政治科學知識在現代社會中的擔負真正來自于公民社會而不是意識形態。因為治理模式的選擇和善治目標的達成有一定的路徑依賴,而一個社會知識的狀況或稱之為存量結構總是形成發展與變革路徑的根本,知識狀況已成為制度學派分析社會問題時的一個重要變量。而不能掌握社會變革所需要的知識,其結果就會形成社會的創傷。因此當代社會發展的競爭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知識存量的長期性競爭。
關鍵詞：公共管理 市場營銷理念 新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是傳統公共行政的規范取向與一般管理工具取向的結合體(Perry and Kraemer,1983),注重管理方法與手段的運用。經過一系列發展,形成了新公共管理理論、治理理論、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理論等,主張引入企業管理精神,構建服務型政府,在市場化、社會化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針對官僚制,有的學者提出了“企業家政府理論”,主張在公共服務提供上引入選擇、競爭、激勵機制,提高公共組織行政效率。營銷是研究如何讓目標受眾接受自己的學問。大到國家、小到個人,都需要別人的認同與肯定。本文試圖通過對營銷理念的梳理,找到可以改善或創新公共管理的方法與途徑。將這一思路與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批評、指正。
1 市場營銷理論概要
市場營銷,是人們在市場中進行產品交換的活動。主要研究消費者需要什么,怎樣將其成功地送達消費者手中,如何保持客戶繼續購買熱情等問題,涉及產品研發、售后服務的全過程。而公共管理是行政領域的話題,通過整合社會各種力量,廣泛運用政治、經濟、管理、法律的方法,提升政府績效和公共服務品質,從而實現公共的福祉與公共利益。兩者都尋求持續的從一方送達另一方某些東西,并渴望獲得接受方的認可與忠誠,那么能否運用市場營銷中的哲學來進行公共管理活動的指導呢？具體有哪些方面,且如何運用呢？
市場營銷過程是一個復雜但是有邏輯的整體。它從市場需求及預測開始,發現機遇；通過顧客與行業競爭分析,明確企業自身所處的微觀環境；利用市場細分,評估企業在細分市場的競爭力,找到進入市場的突破口；根據細分市場進行價值定位與品牌決策；產品組合策略設計；根據價值定位與目標市場的特征,進行產品定價；選擇銷售渠道；選擇促銷策略；直到售后關系的維護,又是一個新的營銷活動的開始。
2 營銷理論用于公共管理中的創新
2.1 顧客分析——民眾分析
市場營銷中消費者市場購買行為分析主要研究哪些人構成市場,他們購買什么,為什么購買,誰參與購買,何時、何地、如何購買,什么因素刺激消費者作出了什么反應,互聯網下消費者行為特點等。以此可以有針對的開展營銷活動,達到銷售的目的。
企業對顧客進行分析是為了更好地促成交易的達成。但我認為很有必要有一門專門的學科,像研究消費者心理學與行為學一樣,研究民眾心理與行為。研究在不同刺激或特定場合下,民眾如何決策、采取什么行動、受什么影響。比如,聚眾哄搶、人肉搜索、冷漠圍觀等,以及公共部門應該如何有針對的采取教育宣傳、政策引導等。這樣,將更有利于社會管理與和諧社會的構建。政治學對人的假設是政治人,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公共選擇理論以經濟人為假設,認為人都是自利的,從自我利益最大化出發。其實民眾不是政治人也不是經濟人,而是兩者的結合,應該是社會人。
2.2 價值定位與品牌化決策
價值定位、品牌決策是對企業所提供的標的和企業形象進行策劃,通過制定和實施有效的營銷組合策略,使其在顧客頭腦中建立起獨特而有價值的理解與認識。政府作為特殊的組織,需要在國際、國內樹立良好的形象,維護國內秩序的穩定、國際輿論的認同。1996年,西蒙•安霍爾特(Simon Anholt)率先提出了國家品牌的概念。我國國家形象的宣傳與推廣也漸漸提上日程。奧運會以來逐步放寬了外國記者境內采訪的限制,借國際媒體的影響力來客觀報道中國；2010年年底,CNN亞洲頻道滾動播出時長30秒的“中國制造”形象廣告,被看成是中國向世界展示“軟實力”的開始；2011年1月,國家形象宣傳片亮相紐約時報廣場,海外專家評論,制作播出“代表中國心、展現中國夢”的系列宣傳片對樹立良好的中國國際形象具有積極意義。但也有學者認為,在制作手法與創意上,中國形象廣告尚有許多亟待改進之處：畫面雖然唯美,但構思陳舊老套；從不同領域選出50位杰出華人,力求面面俱到,卻使整體形象籠統模糊。如果借助營銷創意,使廣告形式輕松有趣,將更容易深入人心。這也給國家品牌形象的樹立提出了挑戰,迫切要求建立一套系統、科學的國家形象識別體系。
關鍵詞: 公共管理;稅務行政管理;借鑒
1新公共管理理念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80年代以來興盛于英、美等西方國家的一種新的公共行政理論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來西方規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體指導思想之一。它以現代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主張將市場競爭機制引入公共管理，打破政府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壟斷;更多地注重管理的結果，而不是只專注于過程，重視政府績效的考核;把公眾視為顧客，將顧客滿意程度作為衡量的標準。新公共管理運動首先發端于英國，以撒切爾夫人上臺為標志，隨后波及到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加拿大、荷蘭、法國等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在相當程度上提高了這些國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進了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增強了整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競爭能力。
新公共管理的的主要特征體現在七個方面。首先，新公共管理重新對政府職能及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機構，政府公務人員應該是負責任的“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社會公眾則是提供政府稅收的“納稅人”和享受政府服務作為回報的“顧客”或“客戶”，政府服務應以顧客為導向，應增強對社會公眾需要的響應力。其次，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視政府活動的產出和結果，即重視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第三，新公共管理反對傳統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規，輕績效測定和評估的做法，主張放松嚴格的行政規制，而實現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第四，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廣泛采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質量管理、目標管理等)和競爭機制，取消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第五，新公共管理強調公務員不必保持中立，而應讓他們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并承擔相應的責任。第六，新公共管理主張對某些公營部門實行私有化。第七，新公共管理重視人力資源管理，提高在人員錄用、任期、工資及其他人事管理環節上的靈活性。
雖然新公共管理也存在其自身的缺陷，比如無視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的根本差別，盲目采用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把政府與公共的關系完全等同于供方與顧客的市場關系等等。但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因而對我們進一步深化稅收行政管理的理論和實踐不無借鑒意義。
2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成功實踐
新公共管理理念是西方社會特定的政治、經濟、科學技術發展條件下的產物，體現了公共行政發展的趨勢和方向。公共管理改革的浪潮在傳統的西方國家和新型的工業化國家中普遍展開，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國家的公共管理水平，滿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務需要，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通過國外稅務管理部門對新公共管理理念的運行就可見一般。
美國國內收入局在1998年實施了重組與改革法案，其新使命被描述為“通過幫助納稅人了解和實現他們的納稅義務，并通過使稅法公平適用于所有納稅人，來為美國納稅人提供最高質量的服務”。在組織形式上，收入局建立了一個類似于在私營部門中廣泛應用的組織，即面向顧客需求的組織。在這里，稅務機構的顧客是納稅人。利用先進的信息化技術，收入局同時減少了管理層次和主要單位數目，以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進對顧客的培訓和服務。在績效評估方面，美國國內收入局建立了一套平衡評價體系，對收入局內部各級組織及其員工進行評估。
新加坡國家收入局提出的目標是“稅務管理在國際上要居于領先地位，由受到良好培訓的、專心工作的稅務人員提供優質的服務”。新加坡國家收入局從1992年開始改革進程，將部門式的收入管理改為獨立的收入局。獨立的收入局有利于提高稅務管理的靈活性，并能雇用到高技術的職員。同時，新加坡國家收入局把沒有完整性的以稅收為基礎的組織結構，改為以功能為基礎的為納稅人一站式服務的組織結構。這一新結構減少了以稅收為基礎的原有機構中存在的功能重復問題。
韓國國家稅收服務局保證以1999年9月1日作為一個新起點，開始為納稅人提供公平、透明的稅務管理服務。為此采用功能導向型管理制度進行根本性機構改革，并實施高效、公平的稅務管理。同時，采取從外部評價國家稅收服務局的績效等措施。
新公共管理理論給西方稅務機構改革帶來的變化，是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縮影，為世界各國特別是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加強稅務機構內部管理提供了經驗。這些經驗歸納起來有三點:一是引入企業經營管理思想，注重結果、激勵和績效評估，放松嚴格的行政規制，實行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二是把納稅人視為顧客，將政府的職責定位在根據納稅人(顧客)的需求向納稅人(顧客)提供服務，以顧客滿意度作為衡量績效的標準;三是重視稅收管理活動的結果和產出，關心提供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并能夠主動、靈活、低成本地對外界情況的變化做出富有成效的反應。
3借鑒新公共管理理念、完善稅務行政管理的啟示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國的經濟更加深入地融入到全球經濟中。近年來，我國也積極借鑒公共管理理念，作為加快行政管理改革的有益參照，并取得初步的成效。因此，作為政府公共部門的稅務機構，很有必要借鑒新公共管理理論與實踐的成果，按照“調動人力，減少成本，優化服務”的基本方針，逐步推進我國的稅務行政管理改革。
3.1 完善組織機構，進行合理布局稅收組織結構是實現稅收職能的組織保證，沒有科學的組織結構，就會影響稅收職能的實現。傳統的稅務機構體系縱向結構是按行政區劃設立的層級制結構，有一級政府就有一級稅務機構;橫向結構則是下一級比照上一級，基本對稱。稅務部門信息化程度的迅速提高，為組織機構的扁平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所謂組織機構扁平化，就是通過減少行政管理層次，裁減冗余人員，從而建立起一種管理層次少、管理幅度大的組織機構。實現扁平化，就要對目前的組織機構進行改造重組，建立橫向的信息交流機構，便于信息的溝通。要利用依托信息化的稅收管理機制，減少中間環節，壓縮管理層級，按照實際需要，收縮沒有必要存在的稅收機構，前移各項稅收業務，簡化工作程序。按照流程再造理論，摸清稅收信息管理的內在規律，按照信息的流向和結轉的方式歸集稅收業務，從而對機構進行合理布局，找到效率和制約的最佳平衡點。
3.2 改進工作運行機制，保證機構高效運轉運行機制包括各種崗責體系、規章制度、工作流程等。良好的工作運行機制是做好工作的可靠保證，是整個工作的基礎，是實現稅收職能的關鍵。沒有機制的保證，稅收職能的實現就會受阻，甚至難以實現。因此，必須按照整個稅收工作的各個環節設定崗位，因事設崗，以崗定責，將各項工作分解落實到具體工作部門、具體工作環節、具體工作崗位、具體工作人員，使每一項工作任務都有明確指標、完成時限和基本要求;根據工作實際的需要，及時調整崗責，確保每一項工作特別是新增工作有人負責，有人管理，構建專業化的崗責體系。完善規章制度，加強制度建設，理順工作流程，對工作運行的原則、具體工作的程序、手續做出明確規定，形成從一般規則到具體規則的層級結構和依法、簡約、科學、高效的制度體系。進一步強化內部管理，完善具體制度，搞好部門配合，加強部門間信息的傳遞和交接，避免錯位、缺位，消除“管理空檔”和“真空地帶”，建立起部門職責明確、工作程序規范、運轉順暢、文明高效的政務管理體系。同時，牢固樹立稅收成本觀念，將稅收成本觀念引入稅收政策制定和實際征管工作中。盡快建立規范、系統、科學的稅收成本核算制度，明確成本開支范圍、成本核算方法、成本管理責任等內容，加強成本控制和成本分析。定期對稅收成本進行統計分析，對納稅成本進行測算，向社會公開，接收輿論監督，構建科學的衡量稅收成本的指標體系。
3.3 優化稅收服務，提高工作實績首先，創新服務理念。牢固樹立“服務就是管理”的觀念，把國家賦予的稅收執法權更好地體現在為納稅人服務上，實現由傳統執法意義上的“執法隊”、“審判長”、“檢察員”向體現全方位納稅服務的“服務員”、“導航員”、“裁判員”轉變，從而通過優質的納稅服務引導納稅人的自覺納稅遵從，創建良好的征納關系和稅收環境。其次，創新服務載體。對現有服務資源和服務手段進行有效整合，逐步搭建納稅人質量認證、開業登記、注銷、稅種劃分及稅款入庫的納稅服務外部平臺和熱線咨詢、稅收管理、稅務登記、納稅申報、稅款劃轉及稅務稽查統一的納稅服務內部平臺，實現以信息技術為支撐的服務手段的新突破。再次，創新服務內容。在依法治稅的前提下，以納稅人的需求為總目標，進行具體細化，達到“六化”的標準，即納稅服務環境最優化、服務內容的標準化、納稅人辦稅成本最少化、納稅人待遇的公化平、辦稅效能的快捷化和服務過程的全面化。轉貼于
3.4 實施人本管理，充分調動人力資源一方面，根據注重結果、靈活性和激勵的原則，在公務員招聘、工資、培訓、晉升和解聘等方面，設計強有力的稅務人員激勵約束機制，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使稅務人員的行為與稅務機構的戰略目標統一協調起來。創新人才評價機制，把品德、知識、能力和業績等要素作為評價人才的主要指標，完善推薦、測評、評議制度，逐步建立上級考核、同級評比、下級評議、自我評價相結合的稅收專業人才績效考核體系，完善資格考試考核、業內同行評議相結合的專業技術人才評價體系。創新人才激勵機制，建立待遇與貢獻相對應的分配制度，采取諸如以崗定級、競爭上崗、崗績結合等多種方法確定報酬，逐步完善職務與能級相結合的工資、獎勵制度，綜合考慮工作職責、能力、業績、年功等因素，適當拉開收入差距，增強能級的激勵功能。另一方面，必須充分重視行政管理環境的培育，加強稅收文化建設，用先進的文化來培育人。有意識地培育適應現代社會發展要求的積極奮發、健康向上的稅務行政文化，創造良好的行政管理環境，在稅務人員中形成一種共有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念、道德觀念、行為標準，使這種文化意識滲透到稅務機關的行政管理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制約稅務人員的行政行為。同時，通過開展豐富多彩、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營造有特色的行政文化氛圍，推動行政機關的精神文明建設，增強全體機關人員的群體性和凝聚力，從而更好地開展各項工作，推動行政管理現代化建設。
3.5 綜合運用定性和定量指標體系，完善績效評估機制建設
績效評估機制的設計要以稅務機構的戰略目標為基礎。具體可分為組織績效評估和個人績效評估兩套機制。組織績效評估機制要設計定量指標，在內部評估的基礎上引入外部力量評估機制。個人評估機制不宜采用定量指標，應在實現與人力資源管理的結合的基礎上，由直接上司和部門負責人來評估下屬的績效。要以目標管理考核為總抓手，充分發揮考核的評價和導向作用，突出抓好對月季工作計劃及年度工作亮點完成情況的考核。逐步探索建立以工作難度系數、工作數量和質量及目標管理考核為依據，以定崗定責，按勞定績，績效結合的激勵約束機制。
參考文獻
Abstract: In this paper,study begins from new content and featur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in tax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A,Singapore,South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putting forward new public management ideas and specific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tax administration.
關鍵詞: 公共管理;稅務行政管理;借鑒
Key words: public administration;tax administration;reference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05-0212-02
1新公共管理理念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80年代以來興盛于英、美等西方國家的一種新的公共行政理論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來西方規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體指導思想之一。它以現代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主張將市場競爭機制引入公共管理,打破政府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壟斷;更多地注重管理的結果,而不是只專注于過程,重視政府績效的考核;把公眾視為顧客,將顧客滿意程度作為衡量的標準。新公共管理運動首先發端于英國,以撒切爾夫人上臺為標志,隨后波及到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加拿大、荷蘭、法國等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在相當程度上提高了這些國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進了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增強了整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競爭能力。
新公共管理的的主要特征體現在七個方面。首先,新公共管理重新對政府職能及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機構,政府公務人員應該是負責任的“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社會公眾則是提供政府稅收的“納稅人”和享受政府服務作為回報的“顧客”或“客戶”,政府服務應以顧客為導向,應增強對社會公眾需要的響應力。其次,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視政府活動的產出和結果,即重視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第三,新公共管理反對傳統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規,輕績效測定和評估的做法,主張放松嚴格的行政規制,而實現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第四,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廣泛采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質量管理、目標管理等)和競爭機制,取消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第五,新公共管理強調公務員不必保持中立,而應讓他們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并承擔相應的責任。第六,新公共管理主張對某些公營部門實行私有化。第七,新公共管理重視人力資源管理,提高在人員錄用、任期、工資及其他人事管理環節上的靈活性。
雖然新公共管理也存在其自身的缺陷,比如無視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的根本差別,盲目采用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把政府與公共的關系完全等同于供方與顧客的市場關系等等。但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因而對我們進一步深化稅收行政管理的理論和實踐不無借鑒意義。
2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成功實踐
新公共管理理念是西方社會特定的政治、經濟、科學技術發展條件下的產物,體現了公共行政發展的趨勢和方向。公共管理改革的浪潮在傳統的西方國家和新型的工業化國家中普遍展開,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國家的公共管理水平,滿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務需要,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通過國外稅務管理部門對新公共管理理念的運行就可見一般。
美國國內收入局在1998年實施了重組與改革法案,其新使命被描述為“通過幫助納稅人了解和實現他們的納稅義務,并通過使稅法公平適用于所有納稅人,來為美國納稅人提供最高質量的服務”。在組織形式上,收入局建立了一個類似于在私營部門中廣泛應用的組織,即面向顧客需求的組織。在這里,稅務機構的顧客是納稅人。利用先進的信息化技術,收入局同時減少了管理層次和主要單位數目,以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進對顧客的培訓和服務。在績效評估方面,美國國內收入局建立了一套平衡評價體系,對收入局內部各級組織及其員工進行評估。
新加坡國家收入局提出的目標是“稅務管理在國際上要居于領先地位,由受到良好培訓的、專心工作的稅務人員提供優質的服務”。新加坡國家收入局從1992年開始改革進程,將部門式的收入管理改為獨立的收入局。獨立的收入局有利于提高稅務管理的靈活性,并能雇用到高技術的職員。同時,新加坡國家收入局把沒有完整性的以稅收為基礎的組織結構,改為以功能為基礎的為納稅人一站式服務的組織結構。這一新結構減少了以稅收為基礎的原有機構中存在的功能重復問題。
韓國國家稅收服務局保證以1999年9月1日作為一個新起點,開始為納稅人提供公平、透明的稅務管理服務。為此采用功能導向型管理制度進行根本性機構改革,并實施高效、公平的稅務管理。同時,采取從外部評價國家稅收服務局的績效等措施。
新公共管理理論給西方稅務機構改革帶來的變化,是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縮影,為世界各國特別是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加強稅務機構內部管理提供了經驗。這些經驗歸納起來有三點:一是引入企業經營管理思想,注重結果、激勵和績效評估,放松嚴格的行政規制,實行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二是把納稅人視為顧客,將政府的職責定位在根據納稅人(顧客)的需求向納稅人(顧客)提供服務,以顧客滿意度作為衡量績效的標準;三是重視稅收管理活動的結果和產出,關心提供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并能夠主動、靈活、低成本地對外界情況的變化做出富有成效的反應。
3借鑒新公共管理理念、完善稅務行政管理的啟示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國的經濟更加深入地融入到全球經濟中。近年來,我國也積極借鑒公共管理理念,作為加快行政管理改革的有益參照,并取得初步的成效。因此,作為政府公共部門的稅務機構,很有必要借鑒新公共管理理論與實踐的成果,按照“調動人力,減少成本,優化服務”的基本方針,逐步推進我國的稅務行政管理改革。
3.1 完善組織機構,進行合理布局稅收組織結構是實現稅收職能的組織保證,沒有科學的組織結構,就會影響稅收職能的實現。傳統的稅務機構體系縱向結構是按行政區劃設立的層級制結構,有一級政府就有一級稅務機構;橫向結構則是下一級比照上一級,基本對稱。稅務部門信息化程度的迅速提高,為組織機構的扁平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所謂組織機構扁平化,就是通過減少行政管理層次,裁減冗余人員,從而建立起一種管理層次少、管理幅度大的組織機構。實現扁平化,就要對目前的組織機構進行改造重組,建立橫向的信息交流機構,便于信息的溝通。要利用依托信息化的稅收管理機制,減少中間環節,壓縮管理層級,按照實際需要,收縮沒有必要存在的稅收機構,前移各項稅收業務,簡化工作程序。按照流程再造理論,摸清稅收信息管理的內在規律,按照信息的流向和結轉的方式歸集稅收業務,從而對機構進行合理布局,找到效率和制約的最佳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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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改進工作運行機制,保證機構高效運轉運行機制包括各種崗責體系、規章制度、工作流程等。良好的工作運行機制是做好工作的可靠保證,是整個工作的基礎,是實現稅收職能的關鍵。沒有機制的保證,稅收職能的實現就會受阻,甚至難以實現。因此,必須按照整個稅收工作的各個環節設定崗位,因事設崗,以崗定責,將各項工作分解落實到具體工作部門、具體工作環節、具體工作崗位、具體工作人員,使每一項工作任務都有明確指標、完成時限和基本要求;根據工作實際的需要,及時調整崗責,確保每一項工作特別是新增工作有人負責,有人管理,構建專業化的崗責體系。完善規章制度,加強制度建設,理順工作流程,對工作運行的原則、具體工作的程序、手續做出明確規定,形成從一般規則到具體規則的層級結構和依法、簡約、科學、高效的制度體系。進一步強化內部管理,完善具體制度,搞好部門配合,加強部門間信息的傳遞和交接,避免錯位、缺位,消除“管理空檔”和“真空地帶”,建立起部門職責明確、工作程序規范、運轉順暢、文明高效的政務管理體系。同時,牢固樹立稅收成本觀念,將稅收成本觀念引入稅收政策制定和實際征管工作中。盡快建立規范、系統、科學的稅收成本核算制度,明確成本開支范圍、成本核算方法、成本管理責任等內容,加強成本控制和成本分析。定期對稅收成本進行統計分析,對納稅成本進行測算,向社會公開,接收輿論監督,構建科學的衡量稅收成本的指標體系。
3.3 優化稅收服務,提高工作實績首先,創新服務理念。牢固樹立“服務就是管理”的觀念,把國家賦予的稅收執法權更好地體現在為納稅人服務上,實現由傳統執法意義上的“執法隊”、“審判長”、“檢察員”向體現全方位納稅服務的“服務員”、“導航員”、“裁判員”轉變,從而通過優質的納稅服務引導納稅人的自覺納稅遵從,創建良好的征納關系和稅收環境。其次,創新服務載體。對現有服務資源和服務手段進行有效整合,逐步搭建納稅人質量認證、開業登記、注銷、稅種劃分及稅款入庫的納稅服務外部平臺和熱線咨詢、稅收管理、稅務登記、納稅申報、稅款劃轉及稅務稽查統一的納稅服務內部平臺,實現以信息技術為支撐的服務手段的新突破。再次,創新服務內容。在依法治稅的前提下,以納稅人的需求為總目標,進行具體細化,達到“六化”的標準,即納稅服務環境最優化、服務內容的標準化、納稅人辦稅成本最少化、納稅人待遇的公化平、辦稅效能的快捷化和服務過程的全面化。
3.4 實施人本管理,充分調動人力資源一方面,根據注重結果、靈活性和激勵的原則,在公務員招聘、工資、培訓、晉升和解聘等方面,設計強有力的稅務人員激勵約束機制,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使稅務人員的行為與稅務機構的戰略目標統一協調起來。創新人才評價機制,把品德、知識、能力和業績等要素作為評價人才的主要指標,完善推薦、測評、評議制度,逐步建立上級考核、同級評比、下級評議、自我評價相結合的稅收專業人才績效考核體系,完善資格考試考核、業內同行評議相結合的專業技術人才評價體系。創新人才激勵機制,建立待遇與貢獻相對應的分配制度,采取諸如以崗定級、競爭上崗、崗績結合等多種方法確定報酬,逐步完善職務與能級相結合的工資、獎勵制度,綜合考慮工作職責、能力、業績、年功等因素,適當拉開收入差距,增強能級的激勵功能。另一方面,必須充分重視行政管理環境的培育,加強稅收文化建設,用先進的文化來培育人。有意識地培育適應現代社會發展要求的積極奮發、健康向上的稅務行政文化,創造良好的行政管理環境,在稅務人員中形成一種共有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念、道德觀念、行為標準,使這種文化意識滲透到稅務機關的行政管理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制約稅務人員的行政行為。同時,通過開展豐富多彩、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營造有特色的行政文化氛圍,推動行政機關的精神文明建設,增強全體機關人員的群體性和凝聚力,從而更好地開展各項工作,推動行政管理現代化建設。
3.5 綜合運用定性和定量指標體系,完善績效評估機制建設
績效評估機制的設計要以稅務機構的戰略目標為基礎。具體可分為組織績效評估和個人績效評估兩套機制。組織績效評估機制要設計定量指標,在內部評估的基礎上引入外部力量評估機制。個人評估機制不宜采用定量指標,應在實現與人力資源管理的結合的基礎上,由直接上司和部門負責人來評估下屬的績效。要以目標管理考核為總抓手,充分發揮考核的評價和導向作用,突出抓好對月季工作計劃及年度工作亮點完成情況的考核。逐步探索建立以工作難度系數、工作數量和質量及目標管理考核為依據,以定崗定責,按勞定績,績效結合的激勵約束機制。
參考文獻:
[1]周敏,彭驥鳴.稅務行政管理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31-346.
關鍵詞： 新公共管理 高校學生干部隊伍 管理啟示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飛速發展，高等教育類學校進入到大眾化發展階段，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進入高等教育學校，因此這類校園開始擴招，一方面使越來越多的優秀學生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培養大學生良好的心態及個性特點，隨著社會發展，我國各高校學生工作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壓力，因此高校對學生干部的管理應學習新公共管理理論，才能對管理事業實現重要現實意義。
一、新公共管理理論
1.新公共管理理念在提出初期，人們普遍意識到其概念是強調管理中員工的責任及業績，這些都關系到企業市場競爭問題，公共管理概念革新改變政府與群眾之間的關系，政府從曾經的發號施令者變成為群眾提供服務的人，這也是新公共管理理論受到大家擁護的原因。
2.新公共管理理論非常強調以人為本的概念，因此在我國高校發展初期，校領導意識到要改革對學生干部隊伍的管理方法，新公共管理理論反映出現代管理團隊需要的方法，要求管理者具有先進思想、技術和管理方式，需要管理者與時俱進，堅持學習，這樣才能保證對團隊擁有合理的管理方式[1]。
1.現今社會很多高校對學生管理方式都采用父母式管理方法，對學生的社交、生活、學習、課外活動過多干涉，并且對沒有按照要求做的學生采用各種方式進行懲罰，這些都非常不利于學生成長。
2.校園選拔出優秀的學生作為學生干部，主要是在老師和校領導管理疏忽的時候，由學生干部管理學生，但是這種做法存在一定弊端，很多學生干部由于自身心理狀態不端正，導致對其他學生出現以權壓人的情況，還有的學生干部自身做得不夠好，其他學生并不服從管理，這些都是學校對學生干部隊伍管理疏忽造成的影響。
3.長期以來，我國高校管理方式一直都是以學生平安，成績優秀，在校期間不出任何事情為原則，對學生進行管理和壓榨，學生一旦做出影響校園風氣的行為，必然會受到嚴厲懲罰，而學生干部一旦出現錯誤，會比普通學生接受更嚴格的懲罰。這些情況非常不利于學生在大學期間形成良好的心理狀態，甚至導致學生在未來發展道路上出現唯唯諾諾的情況[2]。
4.近年來我國高校還出現這樣的問題，就是老師的教學環節和學生干部工作脫軌，對于高校而言，校園就是培養人才，教給學生知識的地方，大部分校園都以教學為中心，對校園中學生干部的管理出現很多漏洞，學生參加干部選舉，就是為了鍛煉能力，為以后工作打下基礎，但由于老師和校方不重視，導致學生干部積極性消失，這一點非常不利于學生成長。
三、新公共管理理論對學生干部管理產生的影響
1.校方首先要學會尊重學生，了解學生內心最真實的想法，并且把學生干部當成獨立個體培養，學生并不是依附于學校的成年人，而是和學校平等的，因此校園要無條件為學生創造好的學習環境，并且給予優質服務，同時學生干部要了解學生多方面需求，代表學生和校方溝通，保證學生在校期間得到應有服務，保證良好的學習環境。
2.要讓學生意識到自己所處的位置，充分了解自己的發展情況，在校方支持下展開自主學習，并且對自己的學習情況和發展情況付出應有努力及承擔后果，這些都是對學生的一種新的培養方式。
3.盡量避免教育與學生能力培養脫軌的情況，保證學生在學習狀態下依舊能夠充分培養出自己的管理和執行能力，學生干部選拔不應該形同虛設，校方要充分利用這一團體，在老師和學生之間做好溝通工作，摒棄對犯錯學生嚴格懲罰的情況，遵守新公共管理理論中“以人為本”的觀念，為學生發展打下良好基礎[3]。
4.高校對學生的管理更應該采用法制化手段，在國家頒布的法律條令的保護下保證學生自身權益，并且在這些條件下保證學生對自身合法權益的維護，鼓勵學生有效利用法律保護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并且在自身犯錯時，第一時間想到法律的約束，引導學生在未來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
5.很多學校對學生工作者的身份沒有明確定位，這一點將在根本上影響學生工作者團隊的合理發展，嚴重打擊學生工作者的工作積極性，因此對于這一點校方要有明確合理的表示，并且對學生工作者團隊給予充分肯定，這樣才能培養學生干部的工作積極性，使其意識到自身價值，并且使學生工作者清楚地了解到未來工作道路的發展方向。這才是高校學生干部團隊管理方式需要參照新公共管理理論的重要原因。
綜上所述，對于高校大學生干部管理問題，我們應該清晰地意識到大學生已經是獨立個體，他們可以充分發揮自身優勢，一旦高校對所有學生實行統一管理，就會出現學生無法發展個人特點的后果，所以校方要打破傳統管理觀念，使學生充分認識到自身長處，培養學生興趣和能力，最終成為社會棟梁之才，為國家發展作出應有貢獻。
參考文獻：
[1]孔令文.新公共管理范式對高校學生管理的影響[J].中國成人教育，2009，10：22-23.
論文摘要 公共管理可以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來理解，公共管理實踐指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務的活動，公共管理理論則是指探究政府及其他公共組織活動規律的學科體系。現階段，伴隨著市場化、信息化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我國的公共管理實踐面臨著諸多挑戰。在此背景下，我國的公共管理理論應當不斷推進其在信息化、社會化、本土化及全球化等方面的研究，以更好地服務于我國的公共管理實踐。
論文關鍵詞 公共管理實踐 公共管理理論 公共服務 全球化 本土化
一、引言
公共管理既是一種實踐，也是一種研究。作為一種實踐的公共管理是指政府制定公共政策，與其他公共組織一起處理公共事務，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活動；作為一種研究的公共管理是指探究政府及其他公共組織的價值定位和活動規律的一門學科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并初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我國包括行政管理專業在內的公共管理學科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進一步深化行政體制改革，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社會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此外，與西方國家相比，受我國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我國的公共管理問題漸趨個性化。日益復雜的經濟社會環境對我國的公共管理實踐提出了挑戰，這些挑戰為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提供了空前的歷史機遇，并進一步指明了我國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趨勢。
二、我國公共管理實踐面臨的挑戰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伴隨著市場化、信息化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我國的公共管理得到迅速發展。在新的形勢下，我國的公共管理實踐面臨著諸多挑戰。
（一）電子政務等新興科技興起，公共管理日趨公開、透明
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發展為電子政務提供了技術支持，電子政務進一步推動了公共管理的公開性、透明性。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了運用信息技術進行政府公共管理的新階段。進入21世紀，隨著互聯網的深入普及，電子政務逐漸成為公共管理的新形式和新手段。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為我國公共管理的方式和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信息社會中，政府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壟斷信息，這對公民的民主意識和參與意識也起到了促進作用。我國的信息技術發展非常迅速，互聯網在公共管理領域的運用也日益增多。1999年，我國開啟了“政府上網工程”，各級政府門戶網站逐步建立，公開的內容也不斷增加。電子政務的發展要求對我國的公共管理實踐提出了挑戰。
（二）社會發育程度不斷提高，公共管理的參與主體日益多元化
我國傳統的公共管理實踐是政府包攬一切，公共管理的主體主要是各級政府部門，作為客體的社會公民缺少選擇和參與公共管理的權利與途徑，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不斷深入，社會主體多元化的利益格局逐漸形成。在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方面，我國進行一系列的社會改革，社會的主體和參與意識不斷增強；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明確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地位，作為生產經營主體的各類企業不斷發展。
社會發育程度的不斷提高，使得公共管理的參與主體日益多元化，既包括作為核心主體的政府，也包括由非營利組織、社區自治組織等第三部門，還包括企業和公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政府如何不斷地進行自我革新，提高服務水平，滿足各類社會主體的參與意愿成為公共管理實踐的重大挑戰。
（三）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全球化對我國的公共政策與公共服務提出新的挑戰
二十一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更加深入發展，資本、知識、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日益加快，世界各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滲透、相互依存。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對各國的公共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2001年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我國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務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
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我國傳統的公共政策大多是按照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而制定，缺少對國際環境的考察；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就必須遵循世貿組織的規則和要求，在此環境下制定符合本國實際需求的各項政策。在公共服務方面，我國傳統的公共服務壟斷現象嚴重，服務效率低下；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就必須按照WTO的規則開放某些服務領域，打破公共部門的壟斷，創新公共服務提供的方式和手段。
（四）我國的經濟社會有其特殊性，公共管理實踐應講求本土特色
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解決不斷出現的實際問題，是公共管理的要義所在。現代公共管理的理論與實踐經驗多來源于西方發達國家，是對這些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歷程的經驗總結。對于各國的公共管理實踐，既有其共性，也有其個性。
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運行狀況有相似之處，經濟領域的公共管理實踐因此也有其共性，這些問題基于公共管理的一般理論可以得到很好地解決；然而在政治等領域，我國又有其特殊性，公共管理實踐因此也有其個性。此外，我國幅員遼闊，東中西部發展十分不均衡，差異很大，因此我國的各區域之間也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這就要求我國的公共管理應理論與實踐當講求本土特色，將公共管理的一般理論與我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
（五）社會問題日益復雜，公共管理創新成為我國面臨的重要課題
就國內環境來看，隨著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我國各種公共問題日益復雜多變，并呈現出網絡化、技術化等的新特點；就國際環境來看，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與政治聯系日益緊密。此外，隨著科技的發展，信息技術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多個層面，對我國的公共管理實踐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我國公共管理實踐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發生了巨大變化。為順應時代的發展要求，為社會公眾提供良好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就需要我國對公共管理的方式、手段等方面進行創新。
三、我國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趨勢
面對電子政務的興起、社會發育程度的不斷提高、全球化以及公共管理的本土性要求，我國的公共管理理論應當不斷推進其在信息化、社會化、全球化以及本土化等方面的研究，以更好地服務于我國的公共管理實踐。
（一）公共管理理論的信息化研究
電子政務等信息技術的發展對公共管理的實際運作方式及社會民主制度將產生深遠的影響。一方面，信息技術的發展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務和機構運行的效率；另一方面，電子政務也增進了公共組織、公眾與政府之間的信息交流。
在信息化的新形勢下，傳統的公共管理理論和研究方法都將面臨重大的變化。一方面，公共管理理論要深入研究信息化將如何更好地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另一方面，深入分析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提高公民參與公共管理的質量和水平。在電子政務成為公共管理新方式的背景下，公共管理的信息化研究變得日益緊迫。
（二）公共管理理論的社會化研究
公共管理參與主體的多元化使得政府的公共管理方式發生根本改變。一方面，政府要改變大包大攬的傳統做法，將一些政府職能通過向社會轉移或公共組織轉移；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決策以滿足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因此應促進多元主體以多樣化的方式進行合作。
公共管理理論的社會化研究對傳統的以政府為單一主體的公共管理理論構成了挑戰。一方面，社會化研究要求對政府公共事務的類型和性質進行深入分析，探究公共管理社會化的基本原則和程序；另一方面，公共管理社會化本質是公共管理民主化，這就要求在新形勢下對民主、公民權利進行剖析，并對如何提高多元主體的參與能力進行分析。
（三）公共管理理論的全球化研究
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對我國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公共服務的提供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國的公共管理實踐需要進行深刻的變革。相應地，在公共管理的理論研究中，我國應重視公共管理的全球化研究，推動理論的革新與發展。
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維護我國的國家主權和人民利益，積極參與全球化的政治參與體制，是我國公共管理理論研究的重大議題。其次，全球化推動我國傳統公共政策理論的變革，在政策環境研究時，要更加注重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分析。再者，公共管理理論要進一步深化對各類公共服務提供主體及其能力的分析，推動公共服務提供方式及手段等方面的理論發展。
（四）公共管理理論的本土化研究
公共管理理論的本土化研究有著重大意義。一方面，本土化研究有助于在我國特殊的政治社會背景下促進公共管理實踐的成功；另一方面，公共管理的本土化研究有助于豐富公共管理的理論體系，促進學科水平的豐富和發展。
為促進我國公共管理理論的本土化研究，一方面，要認真把握公共管理的一般理論，尤其要學習公共管理理論的最新成果，這是進行本土化研究的基礎和前提；另一方面，在我國的公共管理實踐中總結具有中國本土化特征的公共管理理論，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論建構，形成公共管理研究領域的“中國風格”。
（五）公共管理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在國際、國內的政策環境下，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問題，以及公共管理理論信息化、社會化、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發展趨勢，我國的公共管理必須進行理論創新，并通過理論的創新和指導公共管理實踐的發展。
一方面，要注重包括公共政策、公共行政、社區治理等公共管理基礎理論的研究，為公共管理理論的創新與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面對我國日益復雜的公共管理問題，結合公共管理的發展趨勢，要在明確核心價值的基礎上不斷拓展公共管理的研究領域，不斷創新公共管理的方式、方法，為我國的公共管理實踐提供理論基礎。
二、“公共性”的由來及演變過程
根據《辭海》的解釋，“公”的中文含義為“公共；共同”，與“私”相對。《禮記·禮運》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即為此意。《漢語大辭典》中，“公共”意為“公有的，公用的，公眾的，共同的”。因此，自古以來，“公共”的中文語義強調多數人共同或公用。也有人認為“公眾”一詞有兩個起源：一是起源于古希臘詞匯(pubesormaturity)，強調個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慮他人的利益。同時意味著具備公共精神和意識是一個人成熟并且可以參加公共事務的標志。二是源于古希臘詞匯(Koinon)，英語詞匯“共同”(common)就起源于該詞，意為人與人之間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顧和關心的一種狀態。在古希臘社會里，公共是一種所有成年男子都可以參加的政治共同體，其主要職責是建立一些永久的標準和規則，目的是為了獲取最大之善。因此，從起源上看，“公共”更多地意指社會層面的非個體性，在古希臘政治社會里與早期民主相關聯。這也應證了，隨著時展，當代的“公共”概念已發生很大改變，公共成為政府和政治的同義詞的觀點。
哈貝馬斯考察了另外一種公共性起源。在哈貝馬斯的理論中，公共性或公共領域不是指行使公共權力的公共部門，而是指一種建立在社會公／私二元對立基礎之上的獨特概念，它誕生于成熟的資產階級私人領域基礎上，并具有獨特批判功能。關于公共性的演變，哈貝馬斯認為，自古希臘以來，社會有明確的公私劃分，公代表國家，私代表家庭和市民社會。例如在古希臘、羅馬，公私分明，所謂的公共領域是公眾發表意見或進行交往的場所，那時雖有公共交往但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領域。在中世紀，公私不分，公吞沒私，不允許私的存在，公共性等同于“所有權”。直到近代（17、18世紀）以來，在私人領域之中誕生了公共領域，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性（注：［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受到國外對這一問題研究的啟發，國內也有學者從社會領域分化的角度分析公共性的產生。他們認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國家與市民社會，政治生活與經濟活動具有對應的相關性。整個近代社會發展史的客觀進程，都在于使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日益分化，這樣一來，整個社會就成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整合體。在社會分化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過程中，國家的職能也開始了分化的歷程，除出現了國家職能的多樣化趨勢，其中統治職能與管理職能是最為基本的兩大職能。由于國家統治職能是在統治集團和被統治集團的關系中實現的，所以，雖然它表現出一定的現代公共性的內容，但本質上是與公共性相悖的。而在管理職能中，公共性則是其最為根本的特性，甚至可以斷言：歸咎于管理職能的是一個純粹的公共性的領域。因此，社會領域的分化引發國家職能的分解，從而導致公共性的彰顯。
在論及公共性在近代的演變時，國內外學者都傾向于用“公共性喪失”一詞。一種觀點認為，在近代功利哲學和市場經濟的趨利傾向共同催生下，古希臘公共性的含義進一步喪失，現時情況是，“通過集體的方式尋求更大的善已被個人的計算、功利以及成本和利益所替代。政府的目的在實踐中已是私有的福利(privatewell-being)。我們憑借官僚、技術和科學的手段來決定福利、幸福和功用。這里沒有公共的原初含義，有的只是原子個人的集合體；這里沒有公共利益，有的只是許多私人利益的聚合體。”雖然美國公共行政對于如何實現公共性有過幾種理論，包括以利益集團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多元主義視角）；以理性選擇人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公共選擇視角）；以代議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立法的視角）；以消費者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提供服務的視角）；以公民權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公民權視角）等，但這些理論都不能真正代表公共。真正的公共理論架構應是以憲法為基礎，公共概念必須建立在公民權、仁慈和愛之上，此外還需要聽證系統和程序的保持及發展，及對集體公共群體和弱勢群體的關懷，等等。
哈貝馬斯也認為，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變化，出現了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哈貝馬斯理論中的公共性一詞，可以譯成公共性，也可以譯為公共領域，二者沒有實質差異。但傾向于用公共性指稱政治層面，而用公共領域指稱社會層面。——筆者注），由此導致公共性喪失。“兩種相關的辯證趨勢表明公共性已經瓦解：它越來越深入社會領域，同時也失去了其政治功能，也就是說，失去了讓公開事實接受具有批判意識的公眾監督的政治功能。”在這里，哈貝馬斯把公共性的喪失歸于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相互滲透（注：［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在我看來，關于“公共性”本源及演變，其實離不開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化背景，這一背景包括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因素。首先，最早意義上產生的“公共性”代表一種樸素的全民性，如古希臘民主制。其次，在古代社會，由于沒有明確的公／私領域劃分，在政治領域，代表國家權力的“公”吞沒了“私”，在經濟領域，表現為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全面控制，因而公共性等同于國家權力。再次，按照哈貝馬斯的看法，直到近代，“公”與“私”才截然分離，各有自己的獨有領域，與此同時，經濟領域盛行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理論，在政治領域采取國家放任主義，公共行政在政治與行政“二分法”的影響下，熱衷于對純粹管理技術和效率的追求，從而形成對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和公共價值的沖擊，于是就有新公共行政學強調公平與參與及同期的政策分析理論中的民主因素等。最后，現代社會“公”與“私”出現相互融合的趨勢，經濟領域表現為國家干預與自由經濟并存，而在政治領域，以第三部門為核心的公民社會成長壯大，社群主義盛行，引發大規模的公民參與和公共行政改革浪潮，“公共性”問題再一次被重視起來，此時，突出“公共性”不僅是公共部門的內在要求，同時也是公民社會外力推動的結果。
三、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內涵
在對國內外關于“公共性”起源和演變問題的相關論述做一番考察之后，我們仍然不得不面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什么是“公共性”？什么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在沒有給出自己明確的答案之前，我們發現，對公共性問題的闡述可以有很多角度，不同學科也有不同的認可。僅從公共行政與哲學等角度對“公共性”的內涵進行闡述的觀點，就可以歸納為以下六個方面：
1.作為一種分析工具的“公共性”。該理論認為，“公共性”是用于描述現代政府活動基本性質和行為歸宿的一個重要分析工具。在一般情況下，是指政府作為人民權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權力的執行者，應按照社會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從保證公民利益的基本點出發，制定與執行公共政策。具體表現為：從基本理念上講，“公共性”指政府組織應著眼于社會發展長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來開展其基本活動。由此，衡量政府活動是否達到公共性的基本標準是，公共政策及其執行是否堅持和維護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否在輿論中充分體現和表達了公民的意志，政策與執行的出發點是否超越了政府的自利傾向，而考慮更為普遍的社群利益和社會長遠利益等。在道德層面上，“公共性”應是每一個政府公職人員的職業態度、觀念和信仰。它要求公職人員以此信念竭誠為民服務，明確政府組織與公職人員的行為必須在道德上、倫理上滿足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并在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防止部門和個人偏私的利益驅動。在政治過程層面上，“公共性”意味著在涉及公共物品提供等集體行動上，存在著有效的決策參與通道和決策選擇機制。在這里，“公共性”的獲取及其保證，具體化為政府政策利益導向的選擇過程，它包含政府的政策制定與執行是否具有開發性，以使公民能夠充分了解有關政策的信息，并能夠與政策制定者進行磋商；公民的利益能否通過民主的程序得到表達與整合；公民依靠怎樣一組規則來決定政治決策的選擇，決定政府公共物品或服務的提供等。在政府的財政活動中，評價“公共性”價值是否滿足的核心要素，應是政府提供各種類型的公共物品行為和與此相關的政府收支行為的基本取向和政策目標，以及相關的財政制度和規則的安排（注：孫柏瑛：《公共性：政府財政活動的價值基礎》，《中國行政管理》2001年第1期。）。
2.作為一種公共精神的“公共性”。這種觀點認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內涵可以歸結為公共精神。現代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應包括四個方面：民主的精神，即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法的精神，它意味著政府的一切活動應受到預先確定并加以宣布的規則制約；公正的精神，即承認社會公民應具有平等的權利并不受公共權力所侵害；公共服務的精神，即政府的公共服務應盡可能公平分配，政府的施政過程應平等、公正和透明。這四種公共精神在公共行政活動中的實現方式應是：逐步實現政府與公民平等化；行政權力既受到保護又受到制約；行政活動既有效率又有責任；公共行政是由民眾驅動的、積極的、合作主義的、參與的過程，等等（注：張成福：《論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中國行政管理》1995年第5期。）。
3.作為一種最新理念的“公共性”。把“公共性”看成是公共管理的最新理念：它揭示了管理目的的公益性，強調了為公眾服務的出發點；它明確了管理的范圍是那些公共事務，揭示了管理所依據的權力為公民所授予，因而其行使必須接受公民的監督，以公民認定的是非為是非，不能違背公民的意志；它體現著行政過程中的責任，要求行政行為必須對其后果無條件承擔責任；它強調了行政過程中必須有公民參與，強調注意聽取公民的意見，這就要求行政過程中的公開性與透明性；它強調公共行政的結果必須取得公民的認可，這就要求有向公民報告的制度，工作一定周期后，政府應按程序向公民報告，以接受公民審查并予以通過，等等（注：劉熙瑞：《理念·職能·方式——我國地方行政機構改革面臨的三個轉變》，《人民論壇》2000年第7期。）。
4.作為一種價值基礎的“公共性”。該理論認為，由于行政體系的價值基礎是其公共性，因而政府的制度安排所要重建的價值觀念就在于明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也就是說，政府把自我表達存在的公共性作為至高無上的原則，政府的組織機構、行為方式、運行機制、政策規范等，都無條件地體現出其公共性。政府組織是掌握公共權力的實體，但這個實體卻沒有自己的獨立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愿望，也不是任何一個社會集體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愿望的代表，它所體現出來的是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和政治要求。政府價值公共性最直接的表現是政府的規范體系和行政行為系統的公正性，而且這種公正性是一種制度公正，是包含在行政行為機制之中的，有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體系提供的，是一種制度安排（注：張康之：《行政改革中的制度安排》，《公共行政》2000年第4期。）。5.作為一種公平與正義的“公共性”。針對傳統公共行政過分追求理性與效率的傾向，新公共行政主張：(1)社會公平。強調所有公民平等的政治和社會機會。它同樣代表著對所有公民而不是對公共機構負責，以及對公共部門經決策和實施項目負責。(2)代表性。盡管大眾并沒有影響代表決策的直接權力，但相信代表性肯定是新公共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不是唯一的激勵因素，需要考慮其他價值觀的積極參與。(3)響應性。主張政府需要更多地響應公眾的需求。(4)參與。新公共行政提供在公共事務中廣泛程度的公民與公務員參與。(5)社會責任感。公共管理者被視作以公眾的利益而不是他們的自我利益去創造高效率同時又是平等的服務（注：參見［美］張夢中等《尋求社會公平與民主價值》，《公共行政》2001年第3期。）。
6.作為一種理性與法的“公共性”。這里指哈貝馬斯重點探討的資產階級公共性的本質。他認為，“公共性應當貫徹一種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立法”，從而“公共性成為國家機構本身的組織原則”。他進一步提出，在資產階級哲學那里（霍布斯、盧梭、洛克和康德），公共性等同于理性，甚至是良知，依靠公共輿論表達出來。而在法哲學那里，公共性需要法律和道德元素支撐，所以“康德所說的公共性是唯一能夠保障政治與道德同一性的原則。公共性既是法律秩序原則，又是啟蒙方法”。而“默格爾根據18世紀的范型把公共性的功能界定為統治的合理化”。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哈貝馬斯指出了公共性作為市民社會獨立領域的批判力量和促進資產階級統治合法化的獻身精神（注：［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綜合起來，有關“公共性”內涵的觀點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在倫理價值層面上，“公共性”必須體現公共部門活動的公正與正義。其次，在公共權力的運用上，“公共性”要體現人民和政府行為的合法性。第三，在公共部門運作過程中，“公共性”體現為公開與參與。第四，在利益取向上，“公共性”表明公共利益是公共部門一切活動的最終目的，必須克服私人或部門利益的缺陷。第五，在理念表達上，“公共性”是一種理性與道德，它支持公民社會及其公共輿論的監督作用（哈貝馬斯）。總之，傾向于把“公共性”作為公共部門管理活動的最終價值觀，在此之下，才有公正、公平、公開、平等、自由、民主、正義和責任等一系列價值體系。
盡管在公共性問題上，不同時期、不同角度的理解存在差異，但對于公共管理，基于它是一種為實現公共利益而進行的公共部門管理活動，我們把這種管理活動的公共性內涵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公共管理主體的公共性。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共同構成公共管理的主體（這里的國家、政府與社會都是從狹義的意義上說的）。作為公共管理主體，這些組織具有不同于其他私域組織的根本特征，主要表現在組織的代表性、行為的公務性、宗旨的公益性、權力的法定性等方面。二是公共管理價值觀的公共性。與一般意義上的管理把如何經濟地和富有效率地實現管理目標不同，公共管理的價值觀更主要體現在平等、正義、公平、民主、倫理以及責任心等方面。私人管理建立在個人本位主義和自利性本質之上，把追求個人效率或利益最大化作為目標取向。與其迥然不同的是，公共管理注重在民主政治理念上去實現公眾的高度參與、社會公平以及承擔為公眾謀求福利的責任。三是公共管理手段的公共性。權力是政治社會的基石，是理解一切政治現象的基礎。就如霍布斯所言，“契約，沒有刀劍，就是一紙空文”。恩格斯也認為，國家本質上是同人民大眾相分離的公共權力。公共管理是管理主體運用公共權利實現管理目標的社會活動，因此，公共權力是公共管理活動的后盾和基礎，公共力的公共性充分體現了公共管理手段的公共性。四是公共管理對象及目標的公共性。公共管理的客體或對象是公共事務，即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無疑它們均具有鮮明的公共性。公共管理主體對公共事務的管理首先從公共問題入手，公共問題是公共管理的邏輯起點。同時，由于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最終要達到的目標或宗旨是實現社會公眾的公共利益，因此，公共事務、公共問題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正是公共管理公共性的題中應有之意。
四、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與社會性的異同
“公共性”作為公共管理的一種基礎性內涵，與公共管理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治理活動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它涉及到我們對于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價值取向，即它是實證的過程還是規范的研究，或是兩者兼而有之。
我們認為，就總體而言，作為公共管理的本質內涵，公共性與社會性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在階級與國家產生之前的原始社會時期，公共性與社會性在最廣泛意義上是一致的或領域是重合的；隨著階級與國家的產生，國家成為公共性的代表，公共性逐漸從社會領域中凸顯并獨立出來；而在階級與國家消亡之后，公共性與社會性又再次融為一體。因此，本文所討論的公共性，是指處于從階級與國家產生到消亡這一歷史時期的特定概念。另外，從上述公共性的自然發展過程可以得出，社會性是公共性的存在基礎，公共性則是社會性的特殊體現；社會性具有量的規定性，公共性則有質的規定性。隨著人類社會不斷發展，公共性將不斷擴張與壯大，最后發展成為社會性。
1.公共性與社會性的區別
首先，從概念的定義上看，社會是具有多重性含義的。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社會有兩層意思，一是指由一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構成的整體；二是泛指由于共同物質條件而互相聯系起來的人群。我們平常所說的社會，既可以指最廣義的“人類社會”，也可以指狹義的社會性事務，如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教育、文化、衛生等事務。因此，理論上對社會這個概念作界定并不簡單，從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定義社會。認為，物質實踐創造了社會，社會本質上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注：孫曉莉：《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與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頁。）
政治科學常用的社會概念，最初在思想家眼里是與國家等同的，例如盧梭就把國家、社會共同體和社會契約混用起來。直到19世紀以后，大多數資產階級理論家才開始把社會當作與國家對立的社會領域，即市民社會或公共社會。摩爾根較早指出，“我們可以在這里提出一個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態都可歸納為兩種基本方式，此處使用方式(plan)一詞系就其科學意義而言。這兩種方式的基礎有根本的區別。按時間順序說，先出現的第一種方式以人身、以純人身關系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社會。這種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第二種方式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國家。這種組織的基礎或基本單位是用界碑劃定范圍的鄉或區及其所轄之財產，政治社會即由此而產生。”（注：（美）摩爾根：《古代社會》，楊東莼等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6頁。）把社會性看成是人的本質屬性，并認為社會的產生先于國家，因而國家代表的公共性與社會性不能如早期思想家所認為的那樣可以等同或渾然一體。
其次，在公共管理實踐中，公共與社會各有所指。平常說的“小政府、大社會”模式，是我們區分政府所代表的“公共性”與社會性的實際體現，表明在政府與社會二元對立的情況下，政府代表的公共性與社會所代表的社會性相互關系的狀況。一般而言，公共性表示一種權力或權威，而社會性則代表公開性、參與性和非國有化等意思。
2.公共性與社會性的聯系
其主要表現在于：公共性來源于社會性，在一定條件下它們是一致的，比如在非階級社會里，公共性實際上和群體性是等同的。然而，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從根本上抽象并升華了社會性（群體性），比如建立在契約之上的“公意”，體現出公共管理區別于其他管理的本質特征。因而在一定條件下，公共性又不完全等同于社會性。二者的聯系具體表現在：
首先，從起源看，早期的思想家對公共性與社會性是分不清的或認為等同的，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國家與社會根本混淆。如柏拉圖認為，國家起源于人類生活的自然需要。國家就是達到正義或公道的手段。在這里，他是把國家與社會等同起來，混淆了兩者界限。因此他的國家充其量是群體的結合，因為還沒有出現與人民相分立的公共權力（注：鄒永賢主編：《國家學說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頁。）。直到亞里士多德那里，才區分了國家與社會，認為國家起源于社會，是社會自然發展的結果。恩格斯肯定國家源于社會說，同時指出，“在這里，國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從氏族社會本身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斗爭中產生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頁。）。因此，我們認為，國家所代表的公共性與整個社會所代表的社會性是具有產生的異時性的。
其次，從哲學意義上講，社會性與公共性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公與私是相比較而存在的，公共性與私人性也是如此。只是公共性與私人性并沒有截然分開，二者有交叉之處，即所謂“公中有私（局部和個人），私中也有公（共同事務和利益）”（注：夏書章：《現代公共管理概論》，長春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正是公共性與私人性及二者交叉的部分構成了廣義的社會性。與此同時，公共性作為共性是對社會群體中的個性的一種提煉和升華，是建立在一定條件（契約等）基礎上的群體一致的意志或者意識表達，因此，公共性脫離了社會個體的雜亂無章和無序，成為一定團體的集中意志。還應看到，在發展趨勢上，隨著社會自治的完善和國家作為統治工具的最后消亡，公共性與社會性將再次趨同，達到終級目標的社會性，實現古人所稱頌的社會大同。如《禮記·禮運》所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公共性與社會性由混沌統一到分離對立，再到在新的社會領域內的統一，體現了公共性與社會性及其相互關系具體的和歷史的辯證演進過程。
再次，在具體實踐中，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以社會性為參考坐標。表現為公共部門的活動越是接近社會，其公共性越明顯；越遠離社會，其公共性越弱。如公共管理從權力中心向社會中心轉變，從管理中心向服務中心轉變，管理原則從對上負責向對下負責轉變，如此等等，其結果都使公共管理活動更趨向民主，更能保障公平，并盡可能給公眾帶來效益。
五、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及其與社會性關系問題研究的現實意義
公共性與社會性是各有其特定內涵的復雜概念，同時二者的異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國家（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由此我們可以用它們作為分析現實問題的理論工具，從而使得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不僅具有理論上的意義，更有實踐上的方法論意義。
首先，認為，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問題或現象都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公共管理既是一項主觀見諸客觀的管理過程，又是一種現實狀態，因此我們在分析這一現象時，就必須既看到它自然發展的演變過程，又要注意這一過程的社會屬性。針對這種社會屬性，人們的態度、方法不是企圖超越或跨過它，而應該是在承認它的前提下，不斷根據時展和環境變化的需要，探索公共管理不同的運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