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30 09:16:59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米塞斯深刻地意識到，他以及他所繼承和發展的奧地利經濟學派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分歧不僅僅是經濟學具體觀點的分歧，而且也是它們所建諸的哲學基礎的分歧。因此他對經濟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這方面的著作有《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1933)、《理論與歷史》(1957)和《經濟科學的最終基礎》(1962)等。米塞斯認為經濟學和經濟法則是一門演繹科學，一種先驗的、非假設性的真實陳述，“賦予經濟學在純知識界特殊和獨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經驗為基礎的證實與證偽的檢驗……經濟定理的正確與否的最終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經驗的推理。”然而，奇怪的是．米塞斯的先驗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立場卻是由他的學生羅賓斯的著作《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視的。直到50年代初實證主義和波普爾的學說興起為止，羅賓斯的這部著作一直被看成是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觀點則僅僅被視為它的一種夸張和極端的表現而卑之無甚高論。薩繆爾遜說道：“想到過去在經濟學中對演繹和先驗的論證作用的夸大地宣揚――被福蘭克?奈特、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夸大地宣揚――我對我的學科的聲譽感到不寒而栗。幸運的是，我們已經拋掉了這些東西。”
然而，姑且不論經濟學是否真的能拋掉先驗方法，從米塞斯所產生的持續影響來看，米塞斯經濟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點不在于它的先驗論立場，而在于它揭示了社會科學研究中事實性內容和規范性內容的互動關系。自新古典學派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一般都采取實證經濟學的立場，它們認為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或政治哲學是摻雜于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成分，是嚴格的科學研究應當剔除的東西。而米塞斯則認為它們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義的規范性內容必須建立在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懂國民經濟就不能理解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是一種應用國民經濟，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和社會政治。”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規范性的社會理論，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正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盡管經濟學必須避免直接進行價值判斷根據經濟學理論作政策建議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論的層次上卻不可避免地具有規范性內容。
因此，米塞斯所說的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有兩個層次：一是如何進行經濟研究的具體方法，先驗性演繹是其特征。二是關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種經濟學解釋的認可，其基礎是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正是后者持續地同時影響著新奧地利經濟學派和自由至上主義者的性質不同的理論工作。
米塞斯認為，經濟學是“人類行動科學”(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的一個分支。行動(action)和行為(behavior)是兩個概念。行為是人的身體的物理過程之統稱，而行動則是與行動者的意識不可分的。“行動是目的性的活動，它不僅僅是行為，而是由于價值判斷而產生的行為；它指向明確的且的，并以關于特定手段之適合性與否的觀念為指導。”行動是有意識的行為，是選擇和意志力的行使。因而，行動是人的本質特征，“對人的研究，如果不是生物學的話，就始終是對人類行動的研究。”作為人類行動科學的分支，經濟科學是對人類行動及其效果的研究而不是對非人格化的經濟變量的數學分析。
米塞斯認為，經濟學的性質決定了實證主義方法對于經濟學的不適應。實證主義的本質是泛物理主義，它企圖把以物理學為典范的自然科學方法運用于一切領域。在米塞斯看來，這一目標，無異于“取消人類行動科學”。自然科學方法之所以無法研究人類的行動，首先是因為行動與行動者的目的和價值觀念不可分。“如果不參照價值判斷，就不可能對人的行動說出任何東西。”“將自然科學的方法和認知原則運用于人類行動問題的企圖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些科學沒有處理價值評判的工具……價值判斷不可能由實驗者的觀察地位所感知，也不能由物理學語言的基本句子(描述直接經驗或知覺的命題――筆者插注)所描述。”人類行動科學的目的是“理解”行動的意義。這種理解即是狄爾泰和韋伯所定義的理解，即對行動之主觀意義的理解。“理解涉及的是價值判斷，涉及的是目的的選擇以及借以達成這些目的之手段的選擇，涉及的是對行動結果的評價。”
米塞斯認為人類行動科學有兩個分支：歷史學和“人類行動學”(praxeology或praxiology)。歷史學是關于人類行動的理解性的經驗科學，而人類行動學則是關于人類行動的先驗性的演繹科學。對經濟現象的解釋不能離開歷史學的研究，但經濟學理論本身則屬于人類行動學。使得經濟學成為一門嚴格科學的并不是多少帶有推測性的理解，而是一種嚴格的邏輯演繹。經濟學法則不是經濟歸納的結果，而是從不依賴于具體經驗而不言自明地呈現于人類心智中的公理邏輯演繹的產物。這個公理即“行動范疇”(categoly of aciaon)，它包含了我們賴以理解具體行動經驗的所有結構性要素，如目的和手段、偏好和無謂、收益和損失等等。它比具體經驗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同公理具有先驗性和真實性一樣，在借助附加的、以經驗為根據的，而且可以證實的假設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間接地從公理演繹和推導出來的經濟法則也具有先驗性和真實性。
米塞斯的公理演繹方法對于建構一個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是否可行，不是這里所討論的問題。這里所要指出的是，米塞斯的先驗論主張有其獨特的哲學意義。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實證主義立場不但是一種“泛物理主義”；同時，在有關經濟學知識的意義問題上，它又是一種波普爾式的證偽主義。用薩繆爾遜的話說，經濟學的目的是導出“在操作上有意義的原理”，而“對于有意義的原理我只不過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條件下做出關于經驗資料的假說，那么可以想象這個假說會遭到反駁。”“事實上，從操作意義上來說我們的理論是沒有意義的，除非它的確暗示了對可觀察的量的某種限制。可以想象，通過這樣做它可能遭到反駁。”只有這種知識才能提供對經濟過程的科學預測。而米塞斯則認為，經濟法則事實上不依賴于經濟事實的證實或證偽，它沒有預測性價值，然而卻不能由此說它沒有意義。經濟法則作為人類行動的一般結構，其意義在于提供了我們賴以理解經濟現象的“必要真理”。理解科學和演繹科學是一種互補的關系。經濟學作為一門理論科學，是演繹性的，但經濟科學的總目標則是理解人類行動及其結果。
經過兩個多世紀的演變,經濟學和哲學已經分化成各自獨立的兩門學科。尤其自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興起之后,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往往以實證主義的科學觀為依據,標榜自己是如同物理學一般的經驗描述和預測科學,是"價值中立"的,與哲學毫不相干。但是,理論經濟學的方法論仍然是經濟學與哲學相互溝通和相互影響的一座橋梁。有一些影響深遠的經濟學家,如米塞斯、哈耶克等,則直接經過這座橋梁,自覺地涉足于哲學的領域,對于社會哲學、政治哲學、道德哲學等哲學學科中的基礎性理論作出自己的回答,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西方哲學界也有不少學者作出了回應。有鑒于此,我國哲學界也有必要在西方經濟學大量傳人的今天,把海爾布隆納稱之為"世界性哲學家"的經濟學大家的經濟哲學思想的研究,提上日程。本文關于米塞斯的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是一個初步的嘗試,以求正于學界方家。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著名代表,哈耶克稱他為與伏爾泰、孟德斯鴻、托克維爾和穆勒不相伯仲的偉大思想家。作為一個激進的自由放任主義者,米塞斯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國家干預主義。這種立場使他的學說在凱恩斯主義盛行的年代受到人們的冷淡。但是,隨著過度的國家干預所造成的社會問題逐漸暴露,米塞斯的學說在西方社會又重新受到重視,在70年代開始的所謂"后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危機"中,新奧地利經濟學派主要是從米塞斯(以及哈耶克)那里發掘"挽救和重建"經濟學的思想源泉[1]。在政治哲學中,在約翰·羅爾斯之后,以羅伯特·諾齊克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也從米塞斯那里尋找抵制社會民主主義化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理論依據[2]
米塞斯深刻地意識到,他以及他所繼承和發展的奧地利經濟學派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分歧不僅僅是經濟學具體觀點的分歧,而且也是它們所建諸的哲學基礎的分歧。因此他對經濟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這方面的著作有《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1933)、《理論與歷史》(1957)和《經濟科學的最終基礎》(1962)等[3]。米塞斯認為經濟學和經濟法則是一門演繹科學,一種先驗的、非假設性的真實陳述,"賦予經濟學在純知識界特殊和獨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經驗為基礎的證實與證偽的檢驗……經濟定理的正確與否的最終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經驗的推理。"[4]然而,奇怪的是,米塞斯的先驗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立場卻是由他的學生羅賓斯的著作《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視的。直到50年代初實證主義和波普爾的學說興起為止,羅賓斯的這部著作一直被看成是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觀點則僅僅被視為它的一種夸張和極端的表現而卑之無甚高論。薩繆爾遜說道:"想到過去在經濟學中對演繹和先驗的論證作用的夸大地宣揚--被福蘭克·奈特、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夸大地宣揚--我對我的學科的聲譽感到不寒而栗。幸運的是,我們已經拋掉了這些東西。"’[5]
然而,姑且不論經濟學是否真的能拋掉先驗方法,從米塞斯所產生的持續影響來看,米塞斯經濟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點不在于它的先驗論立場,而在于它揭示了社會科學研究中事實性內容和規范性內容的互動關系。自新古典學派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一般都采取實證經濟學的立場,它們認為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或政治哲學是摻雜于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成分,是嚴格的科學研究應當剔除的東西。而米塞斯則認為它們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義的規范性內容必須建立在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懂國民經濟就不能理解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是一種應用國民經濟,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和社會政治。"[6]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規范性的社會理論,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正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盡管經濟學必須避免直接進行價值判斷(根據經濟學理論作政策建議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論的層次上卻不可避免地具有規范性內容。
因此,米塞斯所說的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有兩個層次:一是如何進行經濟研究的具體方法,先驗性演繹是其特征。二是關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種經濟學解釋的認可,其基礎是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正是后者持續地同時影響著新奧地利經濟學派和自由至上主義者的性質不同的理論工作。接下來,我們詳細分析這兩個層次的方法論之間的關系。
米塞斯認為,經濟學是"人類行動科學"(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的一個分支。行動(action)和行為(behavior)是兩個概念。行為是人的身體的物理過程之統稱,而行動則是與行動者的意識不可分的。"行動是目的性的活動,它不僅僅是行為,而是由于價值判斷而產生的行為;它指向明確的目的,并以關于特定手段之適合性與否的觀念為指導。"[7]行動是有意識的行為,是選擇和意志力的行使。因而,行動是人的本質特征,"對人的研究,如果不是生物學的話,就始終是對人類行動的研究。"[8]作為人類行動科學的分支,經濟科學是對人類行動及其效果的研究而不是對非人格化的經濟變量的數學分析。
米塞斯認為,經濟學的性質決定了實證主義方法對于經濟學的不適應。實證主義的本質是泛物理主義,它企圖把以物理學為典范的自然科學方法運用于一切領域。在米塞斯看來,這一目標,無異于"取消人類行動科學"。自然科學方法之所以無法研究人類的行動,首先是因為行動是與行動者的目的和價值觀念不可分的。"如果不參照價值判斷,就不可能對人的行動說出任何東西。""將自然科學的方法和認知原則運用于人類行動問題的企圖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些科學沒有處理價值評判的工具……價值判斷不可能由實驗者的觀察地位所感知,也不能由物理學語言的基本句子(指描述直接經驗或知覺的命題--筆者插注)所描述。"[9]人類行動科學的目的是"理解"行動的意義。這種理解也即是狄爾泰和韋伯所定義的理解,即對行動之主觀意義的理解。"理解涉及的是價值判斷,涉及的是目的的選擇以及借以達成這些目的之手段的選擇,涉及的是對行動結果的評價。"[10]
經過兩個多世紀的演變,經濟學和哲學已經分化成各自獨立的兩門學科。尤其自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興起之后,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往往以實證主義的科學觀為依據,標榜自己是如同物理學一般的經驗描述和預測科學,是"價值中立"的,與哲學毫不相干。但是,理論經濟學的方法論仍然是經濟學與哲學相互溝通和相互影響的一座橋梁。有一些影響深遠的經濟學家,如米塞斯、哈耶克等,則直接經過這座橋梁,自覺地涉足于哲學的領域,對于社會哲學、政治哲學、道德哲學等哲學學科中的基礎性理論作出自己的回答,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西方哲學界也有不少學者作出了回應。有鑒于此,我國哲學界也有必要在西方經濟學大量傳人的今天,把海爾布隆納稱之為"世界性哲學家"的經濟學大家的經濟哲學思
想的研究,提上日程。本文關于米塞斯的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是一個初步的嘗試,以求正于學界方家。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著名代表,哈耶克稱他為與伏爾泰、孟德斯鴻、托克維爾和穆勒不相伯仲的偉大思想家。作為一個激進的自由放任主義者,米塞斯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國家干預主義。這種立場使他的學說在凱恩斯主義盛行的年代受到人們的冷淡。但是,隨著過度的國家干預所造成的社會問題逐漸暴露,米塞斯的學說在西方社會又重新受到重視,在70年代開始的所謂"后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危機"中,新奧地利經濟學派主要是從米塞斯(以及哈耶克)那里發掘"挽救和重建"經濟學的思想源泉[1]。在政治哲學中,在約翰·羅爾斯之后,以羅伯特·諾齊克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也從米塞斯那里尋找抵制社會民主主義化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理論依
據[2]
米塞斯深刻地意識到,他以及他所繼承和發展的奧地利經濟學派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的分歧不僅僅是經濟學具體觀點的分歧,而且也是它們所建諸的哲學基礎的分歧。因此他對經濟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這方面的著作有《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1933)、《理論與歷史》(1957)和《經濟科學的最終基礎》(1962)等[3]。米塞斯認為經濟學和經濟法則是一門演繹科學,一種先驗的、非假設性的真實陳述,"賦予經濟學在純知識界特殊和獨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經驗為基礎的證實與證偽的檢驗……經濟定理的正確與否的最終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經驗的推理。"[4]然而,奇怪的是
,米塞斯的先驗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立場卻是由他的學生羅賓斯的著作《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視的。直到50年代初實證主義和波普爾的學說興起為止,羅賓斯的這部著作一直被看成是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觀點則僅僅被視為它的一種夸張和極端的表現而卑之無甚高論。薩繆爾遜說道:"想到過去在經濟學中對演繹和先驗的論證作用的夸大地宣揚--被福蘭克·奈特、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夸大地宣揚--我對我的學科的聲譽感到不寒而栗。幸運的是,我們已經拋掉了這些東西。"'[5]
然而,姑且不論經濟學是否真的能拋掉先驗方法,從米塞斯所產生的持續影響來看,米塞斯經濟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點不在于它的先驗論立場,而在于它揭示了社會科學研究中事實性內容和規范性內容的互動關系。自新古典學派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一般都采取實證經濟學的立場,它們認為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或政治哲學是摻雜于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成分,是嚴格的科學研究應當剔除的東西。而米塞斯則認為它們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義的規范性內容必須建立在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懂國民經濟就不能理解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是一種應用國民經濟,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和社會政治。"[6]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規范性的社會理論,為經濟
學研究提供了正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盡管經濟學必須避免直接進行價值判斷(根據經濟學理論作政策建議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論的層次上卻不可避免地具有規范性內容。
因此,米塞斯所說的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有兩個層次:一是如何進行經濟研究的具體方法,先驗性演繹是其特征。二是關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種經濟學解釋的認可,其基礎是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正是后者持續地同時影響著新奧地利經濟學派和自由至上主義者的性質不同的理論工作。接下來,我們詳細分析這兩個層次的方法論之間的關系。
米塞斯認為,經濟學是"人類行動科學"(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的一個分支。行動(action)和行為(behavior)是兩個概念。行為是人的身體的物理過程之統稱,而行動則是與行動者的意識不可分的。"行動是目的性的活動,它不僅僅是行為,而是由于價值判斷而產生的行為;它指向明確的目的,并以關于特定手段之適合性與否的觀念為指導。"[7]行動是有意識的行為,是選擇和意志力的行使。因而,行動是人的本質特征,"對人的研
究,如果不是生物學的話,就始終是對人類行動的研究。"[8]作為人類行動科學的分支,經濟科學是對人類行動及其效果的研究而不是對非人格化的經濟變量的數學分析。
米塞斯認為,經濟學的性質決定了實證主義方法對于經濟學的不適應。實證主義的本質是泛物理主義,它企圖把以物理學為典范的自然科學方法運用于一切領域。在米塞斯看來,這一目標,無異于"取消人類行動科學"。自然科學方法之所以無法研究人類的行動,首先是因為行動是與行動者的目的和價值觀念不可分的。"如果不參照價值判斷,就不可能對人的行動說出任何東西。""將自然科學的方法和認知原則運用于人類行動問題的企圖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些科學沒有處理價值評判的工具……價值判斷不可能由實驗者的觀察地位所感知,也不能由物理學語言的基本句子(指描述直接經驗或知覺的命題--筆者插注)所描述。"[9]人類行動科學的目的是"理解"行動的意義。這種理解也即是狄爾泰和韋伯所
關鍵詞范式社會科學范式范式結構
科學哲學歷史主義學派認為，科學知識進步增長的基本單元不是具體理論，而是“一般理論”或“偉大的理論”。為此庫恩在本世紀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學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學研究納方法論”理論，勞丹提出了“研究傳統”的概念。現代西方科學哲學主要研究對象是自然科學，但我認為，若獎“范式”的思想觀點擴展至社會科學領域，它對于社會科學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
科學進步和知識增長問題是現代科學哲學的重要主題。庫恩認為科學進步是常規時期和革命時期交替出現的過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學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語法中詞形的變化規則，可引伸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庫恩對范式有許多解釋。英國的瑪斯特曼認為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至少以二十一種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這二十一種含義可分析為三種主要意思：(1)形而上學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種信念、一種有效的形而上學的思辯、一個新的觀察方式、一個指引感覺本身的有條理的原則，是某種決定廣大實際領域的東西等等。(2)社會學范式：范式是一個普遍承認的科學成就，象一個公認的法律判決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書或經典著作，是一些供給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總是以研究綱領的形式向前發展。研究綱領由三部分組成：(1)“硬核”。“硬核”是相對穩定的，是作為研究綱領未來發展基礎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設和基本原理；(2)保護帶。硬核外部是柔韌多變的保護帶，它是由各種輔助假設構成，遇到反常時可通過調整保護帶以保護硬核；(3)方法論規則。包括反面助發現法和正面助發現法。反面助發現法告訴我們應當避免哪些研究途徑，禁止將矛頭對準硬核。正面助發現法體現長期研究方針，提示、暗示如何改變、發展該研究綱領的“可反駁”的保護帶。正面助發現法還提出一個綱領，此綱領開列一系列模擬實在的越來越復雜的模型，科學家遵循這個模型進行研究。[2]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認為，每一門科學都有一部充滿研究傳統的歷史。“一個研究傳統就是這樣一組普遍的假定，這些假定是關于一個研究領域中的實體和過程的假定，是關于在這個領域中研究問題和建構理論的適當方法的假定。”[3]
不僅自然科學存在科學范式，在社會科學領域，范式也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過程的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和構成因素。美國社會學家D.P約翰遜認為：“社會學理論象任何其他科學的理論一樣，它的巨大基礎是未說明的假定。……這些假定包含社會學家對他們的主題的基本意象、他們用以描述和分析這一主題的概念選擇、為調查而對具體問題的挑選以及在分析過程中所運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論家的基本價值前提。”[4]我們認為，所謂社會科學范式，是指隱含在社會科學基本理論體系和研究過程中，關于研究對象和研究活動的一組基本觀念。這組基本觀念包括：
[1].關于研究對象屬性和作用過程的本體論社會歷史觀觀念；
[2].關于如何認識和把握研究對象的認識論方法論觀念；
[3].由[1]和[2]所影響決定的作為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出發點的最基本的理論假設；以及
[4].研究領域和理論的興趣主題；
[5].（某些學科中的）基本政策綱領。
無論科學家是否承認或有沒有意識到，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哲學思想和方法論觀點對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響。雖然某些人宣稱拒斥形而上學，然而實際上哲學從前門被趕出去又從后門或窗口偷運進來。社會科學領域存在著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兩大基本研究范式，它們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兩者在關于社會歷史現象的基本性質以及認識論方法論觀點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傾向。科學主義以實證哲學、經驗主義為哲學基礎，把人的認識局限于人的經驗所及的領域。在認識論方法論上，受自然科學的強烈影響。他們認為社會歷史現象與自然現象一樣，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規律，社會科學的任務就是要運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即觀察法、實驗法和比較法等，從觀察到的經驗事實出發，描述社會現象的外部聯系，研究和發現社會歷史領域的普遍一般規律。人文主義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義、現象學、釋義學等哲學思潮為理論基礎，認為社會歷史現象是人的主體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價值世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是“一種個別的、……僅僅一度發生于一定時間內的事件。”與自然科學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斷”不同，社會科學的目標是“單稱的實然判斷”。因此，社會科學是運用“個別化方法”去研究對象。[5]狄爾泰把解釋學方法擴展為社會科學的一般方法，韋伯則提出了“移情式領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說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對立更多地表現為對自然與人的關系的不同認識，那么，與此相聯系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爭論則由主要反映在對人與社會關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論整體主義以新黑格爾主義為哲學基礎，以迪爾凱姆客觀社會學為代表。他們認為社會本身是一個整體結構和有機系統，它不能夠還原為個人或以個人為單位的現象或活動。社會規定制約著個人的活動。一個社會事實只有通過與其他社會事實的整體聯系才能得到解釋。因此，他們主張應該通過社會的整體來研究社會的理論，對社會進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對象不是個體或個體現象，而是社會的法則、傾向和運動等等。他們強調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具有客觀性，社會科學能發展客觀規律進行科學預言。方法論個體主義受到霍布斯等“社會契約論”社會歷史觀的影響，以新康德主義為代表的人文主義思潮是其哲學基礎，以韋伯的社會學理論為代表。他們認為社會個體的存在、活動必然先于、高于社會整體的存在和活動，這種個體及其屬性又往往歸屬為某種特定的永恒不變的人性，所以，現代個體主義往往表現為心理主義。他們認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單元是個人活動，而人的行為受動機支配，所以，應從主觀動機、人的人性等著手去解釋和分析社會歷史現象，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等只具有從屬意義，應從個人行為、個人心理動機出發去建構社會整體。兩次大戰以來，社會科學范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很主要的內容是研究方法論的變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為主發展為定性定量方法相結合，由以前的分析歸納為主轉變為走向系統綜合研究。總之，本體論社會歷史觀和認識論方法論觀念是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學研究的基本任務是從感性認識中抽象出反映對象的本質和規律性的理性認識。著名物理學家海森堡談到科學抽象時說：“抽象使我們能夠從一種觀點觀察一個對象或一組對象，而拋開對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會科學研究中，這種抽象過程的重要表現形式是對研究對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論假設，作為科學研究的出發點。符合科學條件和要求的假設條件，往往構成理論體系的基礎和核心。一般地說，各種理論之間的區別往往是基本理論假設的區別，而新舊理論的更替也首先表現為基本理論假設的變化。例如，在經濟學發展史上，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以經濟自行調節、自動均衡等人們擁有完全知識能進行理性預期這些最基本的理論假設為基礎的，而所謂經濟學的凱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摧毀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這些最基本的假設。對此西蒙說：“研究綱領的轉變已成為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在經濟學中，人們開始在更加廣泛的領域里利用更為現實的（和心理的）假設，即承認人類理性的限度以及這個限度對人類經濟行為的影響，以取代傳統經濟學中過于簡單化的假設。”[7]在社會學領域，G.里茨爾認為社會學有三種基本范式：社會事實范式、社會定義范式和社會行為范式。而這些范式的區別的基礎是基本的理論假設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論和沖突理論的基本理論假設是認為社會與有機體一樣，社會制度和過程都有它們的生命。而互動理論的基本假設不同，他們認為社會和社會現象是人們互動過程的產物。可見，最基本的理論假設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會科學的一個特點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說是存在著許多“不可完全通約的”范式。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區別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著眼點和理論興趣主題的不同。例如：在社會學理論中，社會現實包括個人層次、人際關系層次和社會結構層次等不同層面。不同的范式往往關注不同層面的社會現象。象征互動理論和交換理論主要關注人際關系層面的問題，而功能理論和沖突理論的興趣主要放在社會結構層面的問題。在經濟學領域，被一些西方學者稱為“邊際革命”的邊際效用學派與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的重大區別，是研究重點或興趣的轉變。他們一反傳統經濟學著重研究供給（生產）的傳統，轉而注重研究經濟現象的需求消費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經濟主體在經濟生活中的個人行為如個別的消費行為等。同樣，在凱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題的變化，從傳統經濟學視野中的個人、廠商的經濟行為以及個別市場、個別商品的經濟問題等微觀分析，轉變到全力考察整個國民經濟的總體分析上，開創了宏觀經濟學。在歷史學領域，中國近代史學發展史上，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史學，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們突破封建傳統史學以帝王將相為中心和以政治史為基干的研究主題，把史學研究領域擴大到人類生活和各個方面，特別是重點研究與現實生活聯系更為密切的史學問題。英國著名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在論述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世界史學研究范式的轉變時，把研究興趣的變化列為重要方面。[8]英國經濟學家W.哈奇森分析社會科學革命構成因素時認為：“興趣或研究重點的變化理所當然地也應該算做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9]所以，范式應包含研究主題這一因素。
在一些應用性鮮明的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律學等學科中，理論研究往往與政策研究密切相關。理論研究為政策綱領提供理論支撐，而政策綱領的實踐效果則檢驗其依據的理論學說。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布勞格認為：“大多數經濟學說不僅是拉卡托斯意義上的科學研究綱領，而且也是政治行動綱領。”[10]例如凱恩斯經濟理論。他在理論上否定了傳統經濟學，在經濟政策上也堅決反對自古典學派以來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國家干預經濟才能確保資本主義的生存和發展，提出了赤字財政、通貨膨脹等具體經濟政策。政策綱領是應用性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會科學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綱領。由于社會科學范式包含政策綱領，這就給評價范式帶來特殊困難。社會科學理論會影響人的意識和行動，特別是轉化為政策綱領加以推行，其本身成為改變社會現象和運動進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凱恩斯理論為例。兩次大戰后，凱恩斯經濟理論和根據這一理論提出的政策綱領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經濟政策，在整個社會推行，從而大大地改變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使得經濟周期的頻率和幅度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出現了象滯脹這樣前所未有的現象。隨著這種政策的宣傳推行，公眾對國家政策由開始時的毫無預期逐漸轉變為理性預期，結果導致了凱恩斯理論和政策綱領的失敗，公眾和國家對經濟學的需求發生了變化。在這一過程中，凱恩斯理論本身雖不是唯一因素卻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正因為如此，在社會科學領域，有可能出現一個范式既是“進步”的科學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綱領，或者出現相反的情況，從而使得社會科學范式的評價更為復雜。
社會科學范式是上述五個方面按一定結構組成的有序整體。本體論觀念和方法論觀念是范式的核心，它們影響決定著其他因素，而理論假設、研究主題和政策綱領則體現著本體論和方法論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體論與方法論觀念對基本理論假設具有更直接明顯的影響和制約作用。例如，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為哲學基礎，以伏爾泰、愛爾維修、邊沁等人的“社會契約論”、“功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為理論基礎。洛克從感覺論出發，認為經驗的標準是歡樂和痛苦。愛爾維修宣稱人的永恒不變的本性是趨樂避苦。在方法論上，他們受到方法論個體主義思想和實證主義思潮的影響，正是在這些觀念的指導下，斯密、李嘉圖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提出了作為他們經濟理論基礎的基本假設：無數自私自利的“經濟人”，在一雙無形的手的指揮下，從事著對整個社會有益的活動。斯密說：每個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論假設，對研究主題具有更直接明顯的影響和制約作用。基本理論假設規定了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的基本特征和邏輯起點，因而常常邏輯地包含著理論的主題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無數個“經濟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動構成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因此，他們的研究主題是個人、個別廠商的經濟行為。凱恩斯認為人們不能完全預期經濟現象，否定了供需自動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發，他自然要把研究視線投向國民經濟的總體宏觀問題。如前所述，社會學中功能理論、沖突理論與互動理論的基本理論假設不同，因而它們關注的問題也不同。互動理論從社會現象是人們互動的產物的基本假設出發，把理論視點集中在人與人的關系層次的問題。
政策綱領是以整個理論學說為基礎，因而范式中其他四個因素對它都有影響作用。由于政策綱領與理論的具體觀點內容聯系緊密，而基本理論假設和研究主題對理論的具體內容觀點有著直接的影響，因而，相對地說，基本假設和研究主題對政策綱領更具影響。以上分別對社會科學范式五個基本因素的相互關系作了分析。其實，在實際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中，范式的五個因素的相互聯系、互為影響是錯綜復雜的，每一因素還受到其他條件比如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科學家的氣質、個性等等的影響。因此，范式五個因素之間，不存在有什么樣的本體論就一定采用某種方法論，而這種方法論又一定提出某種理論假設這樣簡單的推衍關系。
社會科學范式與具體理論有著密切的關系。每種范式都與若干具體理論相聯系。范式體現在存在于這些具體理論中，這些具體理論則說明或部分構成范式，例如：科學主義范式，在社會學中包括孔德的實證社會學、迪爾凱姆的功能理論、沖突理論等，在歷史學包括結構主義史學理論、科學主義史學理論，在經濟學中包括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絕大多數流派等等。范式對具體理論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規范著具體理論的研究范圍，指明哪些理論和問題是恰當的，哪些觀點和問題是不恰當的等等；范式對建構具體理論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能為具體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對具體理論還具有辯護作用，從更高的層次說明具體理論的合理性，提供理論基礎。范式的轉換是社會科學理論演進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體理論也有區別。首先，兩者的內容結構和表現形式不同。具體理論是由一系列相互聯系并系統地加以陳述的命題所構成的系統，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釋某些社會歷史現象及其規律。在具體理論的各種載體（如理論論著）中，理論的具體內容被明確地詳細加以表述和論證。而范式是由一組基本觀念組成，它本身不是對具體社會歷史現象的陳述和解釋，在具體理論的載體中，這些觀念常常沒有被明確地加以陳述和討論，而是作為科學共同體“理所當然”的自明公理而隱含在具體理論中。其次，兩者的作用目標不同。具體理論對具體的社會歷史現象問題的描述和解釋，為人們認識、解決這些問題提供理論指導。因而，具體理論原則上是可以直接檢驗的。范式則不同，它不是對某些具體問題的解釋，也不預測未來的經驗現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具體理論和研究工作的影響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經驗現象直接地檢驗范式。
綜上所述，社會科學范式是由本體論社會觀觀念、認識論方法論觀念、基本理論假設、研究主題和基本政策綱領等五個因素，按一定結構組成的整體，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構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與知識的增長》，華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頁、第171—178頁。
[3]拉里·勞丹《進步及其問題》，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頁。
[4]D.P約翰遜《社會學理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頁。
[5]文德爾班《歷史與自然科學》，見洪謙主編《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上海商務印書館，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頁。
[6]轉引自科普寧《認識論導論》，求實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頁。
[7]轉引自W.哈奇森《經濟學的革命與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頁。
[8]參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頁。
[9]同[7]第368頁。
關鍵詞范式社會科學范式范式結構
科學哲學歷史主義學派認為，科學知識進步增長的基本單元不是具體理論，而是“一般理論”或“偉大的理論”。為此庫恩在本世紀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學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學研究納方法論”理論，勞丹提出了“研究傳統”的概念。現代西方科學哲學主要研究對象是自然科學，但我認為，若獎“范式”的思想觀點擴展至社會科學領域，它對于社會科學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
科學進步和知識增長問題是現代科學哲學的重要主題。庫恩認為科學進步是常規時期和革命時期交替出現的過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學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語法中詞形的變化規則，可引伸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庫恩對范式有許多解釋。英國的瑪斯特曼認為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至少以二十一種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這二十一種含義可分析為三種主要意思：(1)形而上學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種信念、一種有效的形而上學的思辯、一個新的觀察方式、一個指引感覺本身的有條理的原則，是某種決定廣大實際領域的東西等等。(2)社會學范式：范式是一個普遍承認的科學成就，象一個公認的法律判決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書或經典著作，是一些供給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總是以研究綱領的形式向前發展。研究綱領由三部分組成：(1)“硬核”。“硬核”是相對穩定的，是作為研究綱領未來發展基礎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設和基本原理；(2)保護帶。硬核外部是柔韌多變的保護帶，它是由各種輔助假設構成，遇到反常時可通過調整保護帶以保護硬核；(3)方法論規則。包括反面助發現法和正面助發現法。反面助發現法告訴我們應當避免哪些研究途徑，禁止將矛頭對準硬核。正面助發現法體現長期研究方針，提示、暗示如何改變、發展該研究綱領的“可反駁”的保護帶。正面助發現法還提出一個綱領，此綱領開列一系列模擬實在的越來越復雜的模型，科學家遵循這個模型進行研究。[2]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認為，每一門科學都有一部充滿研究傳統的歷史。“一個研究傳統就是這樣一組普遍的假定，這些假定是關于一個研究領域中的實體和過程的假定，是關于在這個領域中研究問題和建構理論的適當方法的假定。”[3]
不僅自然科學存在科學范式，在社會科學領域，范式也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過程的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和構成因素。美國社會學家D.P約翰遜認為：“社會學理論象任何其他科學的理論一樣，它的巨大基礎是未說明的假定。……這些假定包含社會學家對他們的主題的基本意象、他們用以描述和分析這一主題的概念選擇、為調查而對具體問題的挑選以及在分析過程中所運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論家的基本價值前提。”[4]我們認為，所謂社會科學范式，是指隱含在社會科學基本理論體系和研究過程中，關于研究對象和研究活動的一組基本觀念。這組基本觀念包括：
[1].關于研究對象屬性和作用過程的本體論社會歷史觀觀念；
[2].關于如何認識和把握研究對象的認識論方法論觀念；
[3].由[1]和[2]所影響決定的作為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出發點的最基本的理論假設；以及
[4].研究領域和理論的興趣主題；
[5].（某些學科中的）基本政策綱領。
無論科學家是否承認或有沒有意識到，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哲學思想和方法論觀點對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響。雖然某些人宣稱拒斥形而上學，然而實際上哲學從前門被趕出去又從后門或窗口偷運進來。社會科學領域存在著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兩大基本研究范式，它們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兩者在關于社會歷史現象的基本性質以及認識論方法論觀點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傾向。科學主義以實證哲學、經驗主義為哲學基礎，把人的認識局限于人的經驗所及的領域。在認識論方法論上，受自然科學的強烈影響。他們認為社會歷史現象與自然現象一樣，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規律，社會科學的任務就是要運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即觀察法、實驗法和比較法等，從觀察到的經驗事實出發，描述社會現象的外部聯系，研究和發現社會歷史領域的普遍一般規律。人文主義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義、現象學、釋義學等哲學思潮為理論基礎，認為社會歷史現象是人的主體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價值世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是“一種個別的、……僅僅一度發生于一定時間內的事件。”與自然科學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斷”不同，社會科學的目標是“單稱的實然判斷”。因此，社會科學是運用“個別化方法”去研究對象。[5]狄爾泰把解釋學方法擴展為社會科學的一般方法，韋伯則提出了“移情式領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說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對立更多地表現為對自然與人的關系的不同認識，那么，與此相聯系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爭論則由主要反映在對人與社會關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論整體主義以新黑格爾主義為哲學基礎，以迪爾凱姆客觀社會學為代表。他們認為社會本身是一個整體結構和有機系統，它不能夠還原為個人或以個人為單位的現象或活動。社會規定制約著個人的活動。一個社會事實只有通過與其他社會事實的整體聯系才能得到解釋。因此，他們主張應該通過社會的整體來研究社會的理論，對社會進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對象不是個體或個體現象，而是社會的法則、傾向和運動等等。他們強調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具有客觀性，社會科學能發展客觀規律進行科學預言。方法論個體主義受到霍布斯等“社會契約論”社會歷史觀的影響，以新康德主義為代表的人文主義思潮是其哲學基礎，以韋伯的社會學理論為代表。他們認為社會個體的存在、活動必然先于、高于社會整體的存在和活動，這種個體及其屬性又往往歸屬為某種特定的永恒不變的人性，所以，現代個體主義往往表現為心理主義。他們認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單元是個人活動，而人的行為受動機支配，所以，應從主觀動機、人的人性等著手去解釋和分析社會歷史現象，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等只具有從屬意義，應從個人行為、個人心理動機出發去建構社會整體。兩次大戰以來，社會科學范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很主要的內容是研究方法論的變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為主發展為定性定量方法相結合，由以前的分析歸納為主轉變為走向系統綜合研究。總之，本體論社會歷史觀和認識論方法論觀念是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學研究的基本任務是從感性認識中抽象出反映對象的本質和規律性的理性認識。著名物理學家海森堡談到科學抽象時說：“抽象使我們能夠從一種觀點觀察一個對象或一組對象，而拋開對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會科學研究中，這種抽象過程的重要表現形式是對研究對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論假設，作為科學研究的出發點。符合科學條件和要求的假設條件，往往構成理論體系的基礎和核心。一般地說，各種理論之間的區別往往是基本理論假設的區別，而新舊理論的更替也首先表現為基本理論假設的變化。例如，在經濟學發展史上，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以經濟自行調節、自動均衡等人們擁有完全知識能進行理性預期這些最基本的理論假設為基礎的，而所謂經濟學的凱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摧毀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這些最基本的假設。對此西蒙說：“研究綱領的轉變已成為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在經濟學中，人們開始在更加廣泛的領域里利用更為現實的（和心理的）假設，即承認人類理性的限度以及這個限度對人類經濟行為的影響，以取代傳統經濟學中過于簡單化的假設。”[7]在社會學領域，G.里茨爾認為社會學有三種基本范式：社會事實范式、社會定義范式和社會行為范式。而這些范式的區別的基礎是基本的理論假設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論和沖突理論的基本理論假設是認為社會與有機體一樣，社會制度和過程都有它們的生命。而互動理論的基本假設不同，他們認為社會和社會現象是人們互動過程的產物。可見，最基本的理論假設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會科學的一個特點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說是存在著許多“不可完全通約的”范式。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區別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著眼點和理論興趣主題的不同。例如：在社會學理論中，社會現實包括個人層次、人際關系層次和社會結構層次等不同層面。不同的范式往往關注不同層面的社會現象。象征互動理論和交換理論主要關注人際關系層面的問題，而功能理論和沖突理論的興趣主要放在社會結構層面的問題。在經濟學領域，被一些西方學者稱為“邊際革命”的邊際效用學派與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的重大區別，是研究重點或興趣的轉變。他們一反傳統經濟學著重研究供給（生產）的傳統，轉而注重研究經濟現象的需求消費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經濟主體在經濟生活中的個人行為如個別的消費行為等。同樣，在凱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題的變化，從傳統經濟學視野中的個人、廠商的經濟行為以及個別市場、個別商品的經濟問題等微觀分析，轉變到全力考察整個國民經濟的總體分析上，開創了宏觀經濟學。在歷史學領域，中國近代史學發展史上，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史學，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們突破封建傳統史學以帝王將相為中心和以政治史為基干的研究主題，把史學研究領域擴大到人類生活和各個方面，特別是重點研究與現實生活聯系更為密切的史學問題。英國著名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在論述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世界史學研究范式的轉變時，把研究興趣的變化列為重要方面。[8]英國經濟學家W.哈奇森分析社會科學革命構成因素時認為：“興趣或研究重點的變化理所當然地也應該算做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9]所以，范式應包含研究主題這一因素。
在一些應用性鮮明的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律學等學科中，理論研究往往與政策研究密切相關。理論研究為政策綱領提供理論支撐，而政策綱領的實踐效果則檢驗其依據的理論學說。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布勞格認為：“大多數經濟學說不僅是拉卡托斯意義上的科學研究綱領，而且也是政治行動綱領。”[10]例如凱恩斯經濟理論。他在理論上否定了傳統經濟學，在經濟政策上也堅決反對自古典學派以來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國家干預經濟才能確保資本主義的生存和發展，提出了赤字財政、通貨膨脹等具體經濟政策。政策綱領是應用性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會科學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綱領。由于社會科學范式包含政策綱領，這就給評價范式帶來特殊困難。社會科學理論會影響人的意識和行動，特別是轉化為政策綱領加以推行，其本身成為改變社會現象和運動進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凱恩斯理論為例。兩次大戰后，凱恩斯經濟理論和根據這一理論提出的政策綱領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經濟政策，在整個社會推行，從而大大地改變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使得經濟周期的頻率和幅度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出現了象滯脹這樣前所未有的現象。隨著這種政策的宣傳推行，公眾對國家政策由開始時的毫無預期逐漸轉變為理性預期，結果導致了凱恩斯理論和政策綱領的失敗，公眾和國家對經濟學的需求發生了變化。在這一過程中，凱恩斯理論本身雖不是唯一因素卻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正因為如此，在社會科學領域，有可能出現一個范式既是“進步”的科學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綱領，或者出現相反的情況，從而使得社會科學范式的評價更為復雜。
社會科學范式是上述五個方面按一定結構組成的有序整體。本體論觀念和方法論觀念是范式的核心，它們影響決定著其他因素，而理論假設、研究主題和政策綱領則體現著本體論和方法論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體論與方法論觀念對基本理論假設具有更直接明顯的影響和制約作用。例如，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為哲學基礎，以伏爾泰、愛爾維修、邊沁等人的“社會契約論”、“功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為理論基礎。洛克從感覺論出發，認為經驗的標準是歡樂和痛苦。愛爾維修宣稱人的永恒不變的本性是趨樂避苦。在方法論上，他們受到方法論個體主義思想和實證主義思潮的影響，正是在這些觀念的指導下，斯密、李嘉圖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提出了作為他們經濟理論基礎的基本假設：無數自私自利的“經濟人”，在一雙無形的手的指揮下，從事著對整個社會有益的活動。斯密說：每個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論假設，對研究主題具有更直接明顯的影響和制約作用。基本理論假設規定了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的基本特征和邏輯起點，因而常常邏輯地包含著理論的主題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無數個“經濟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動構成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因此，他們的研究主題是個人、個別廠商的經濟行為。凱恩斯認為人們不能完全預期經濟現象，否定了供需自動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發，他自然要把研究視線投向國民經濟的總體宏觀問題。如前所述，社會學中功能理論、沖突理論與互動理論的基本理論假設不同，因而它們關注的問題也不同。互動理論從社會現象是人們互動的產物的基本假設出發，把理論視點集中在人與人的關系層次的問題。
政策綱領是以整個理論學說為基礎，因而范式中其他四個因素對它都有影響作用。由于政策綱領與理論的具體觀點內容聯系緊密，而基本理論假設和研究主題對理論的具體內容觀點有著直接的影響，因而，相對地說，基本假設和研究主題對政策綱領更具影響。以上分別對社會科學范式五個基本因素的相互關系作了分析。其實，在實際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中，范式的五個因素的相互聯系、互為影響是錯綜復雜的，每一因素還受到其他條件比如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科學家的氣質、個性等等的影響。因此，范式五個因素之間，不存在有什么樣的本體論就一定采用某種方法論，而這種方法論又一定提出某種理論假設這樣簡單的推衍關系。
社會科學范式與具體理論有著密切的關系。每種范式都與若干具體理論相聯系。范式體現在存在于這些具體理論中，這些具體理論則說明或部分構成范式，例如：科學主義范式，在社會學中包括孔德的實證社會學、迪爾凱姆的功能理論、沖突理論等，在歷史學包括結構主義史學理論、科學主義史學理論，在經濟學中包括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絕大多數流派等等。范式對具體理論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規范著具體理論的研究范圍，指明哪些理論和問題是恰當的，哪些觀點和問題是不恰當的等等；范式對建構具體理論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能為具體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對具體理論還具有辯護作用，從更高的層次說明具體理論的合理性，提供理論基礎。范式的轉換是社會科學理論演進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體理論也有區別。首先，兩者的內容結構和表現形式不同。具體理論是由一系列相互聯系并系統地加以陳述的命題所構成的系統，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釋某些社會歷史現象及其規律。在具體理論的各種載體（如理論論著）中，理論的具體內容被明確地詳細加以表述和論證。而范式是由一組基本觀念組成，它本身不是對具體社會歷史現象的陳述和解釋，在具體理論的載體中，這些觀念常常沒有被明確地加以陳述和討論，而是作為科學共同體“理所當然”的自明公理而隱含在具體理論中。其次，兩者的作用目標不同。具體理論對具體的社會歷史現象問題的描述和解釋，為人們認識、解決這些問題提供理論指導。因而，具體理論原則上是可以直接檢驗的。范式則不同，它不是對某些具體問題的解釋，也不預測未來的經驗現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具體理論和研究工作的影響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經驗現象直接地檢驗范式。
綜上所述，社會科學范式是由本體論社會觀觀念、認識論方法論觀念、基本理論假設、研究主題和基本政策綱領等五個因素，按一定結構組成的整體，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構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與知識的增長》，華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頁、第171—178頁。
[3]拉里·勞丹《進步及其問題》，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頁。
[4]D.P約翰遜《社會學理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頁。
[5]文德爾班《歷史與自然科學》，見洪謙主編《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上海商務印書館，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頁。
[6]轉引自科普寧《認識論導論》，求實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頁。
[7]轉引自W.哈奇森《經濟學的革命與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頁。
[8]參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頁。
[9]同[7]第368頁。
[關鍵詞] 李嘉圖惡習 研究方法 認識論 經濟學
一、李嘉圖惡習的概述
大衛?李嘉圖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他寫作風格的特點是強調抽象的結論和具體的運用之間的區別。李嘉圖擅長把復雜的經濟現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變量,然后通過對這些變量的解釋進而對整個社會經濟的運作進行詮釋。
李嘉圖擁護抽象的演繹方法,它指出了通向現代分析的道路,并產生了最終轉化為數學形式的定理。李嘉圖創立了許多具有獨立性的抽象名詞來觀察經濟。他抽象的研究方法本身并沒有問題,其嚴密推理的分析體系也顯示了一種方法論的嚴密性,這種嚴密性是他的前輩和他的同時代的經濟學家所不及的。
二、李嘉圖惡習的分析
經濟學是實證科學。馬歇爾指出:“差不多像其他一切科學一樣,經濟學的工作是收集事實,整理和解釋事實,并從這些事實中得出結論”。布坎南也指出:“在經濟學上可見到一種很有趣的發展,這就是經濟學家的基本原理在擴大,這種發展包括經濟史學家運用過去年代的資料來檢驗經濟學的基本假設。”這就是說,經濟學的實證方法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通過實證材料的歸納提出假設,而另一方面是利用實證材料對經濟學提出的假設進行驗證。
李嘉圖出現問題的地方在于把抽象直接應用于現實。李嘉圖研究經濟現象運用抽象方法,以邏輯推論來發現其中的“法則”,即經濟現象間的內在聯系。馬克思說明了李嘉圖采用這種方法的“歷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經濟學史上的科學必然性”,也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學上的不完備性”。這種方法的“科學上的不完備性”主要表現在,“這種方法跳過必要的中介環節,企圖直接證明各種經濟范疇相互一致”。李嘉圖經濟學方法論的缺陷從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這種缺陷是在克服了斯密的方法論的二重性后在一元的抽象想法的發展過程中的缺陷。經濟學抽象方法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學科分割活學科孤獨主義傾向。長期以來,經濟學采用高度抽象的方法,將大量社會現象抽象掉,研究純粹的經濟現象,標榜一種純粹經濟學。這事實上是一種學科孤獨主義。美國經濟學家勞埃德?雷諾茲指出:“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經濟學的疆界具有明顯的縮小趨勢,而這完全是人們有意造成的。”他還指出:“今天,市場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形式,我們探索這些形式帶來的后果,但幾乎不去注意他們的歷史變遷及其相對重要性的變化。我們把這些交給了經濟史學家或其他社會學科去研究。”所以,與過去相比,“今天經濟學家所運用的變量更加數量化了,定理更加嚴密了,研究成果更加準確了。雖然準確性有所增加,但卻為此付出了代價,分析的范圍縮小了,不那么‘豐滿’了。”
三、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J?M?凱恩斯說:“經濟學與其說一種科學,不如說是一種方法,一種思維工具,一種構想技術。”熊彼特指出:“‘科學的’經濟學家和其他一切對經濟課題進行思考、談論與著述的人們的區別,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術,而這些技術可分為三類:歷史、統計和‘理論’三者結合起來構成我們的所謂‘經濟分析’”。可見,經濟學是有一定的研究方法的,是具有認識論意義的。邏輯思維方法有歸納法、演繹法、偽證法。
1.歸納法。歸納法是由個別、特殊推論出公共、一般,其創法源自F?培根。培根十分重視一般活公理。他在《新工具》中說,歸納法“從感性與特殊事物中把較低級的公理引申出來,然后不斷地逐漸上升,最后才達到最普遍的公理。”A?孔德所創的實證主義社會學,就主要是采用歸納法。但歸納法也有它自身的缺點。早在18世紀初,D?休謨就指出,歸納法是建立在未來與過去相似的假設上,然而,“自然的途徑會發生變化,過去不能成為將來的繼續持的規則”休謨的批評否定了歸納法可求得因果關系。“歸納邏輯的最大缺點是它所有的命題都是單稱命題,積累同樣命題愈多,愈屬可信,但終非全面”
2.演繹法。演繹法是由一般公理、定律推論出個別、特殊,結構嚴密。演繹法不僅能確認已知的存在,還能推論出未知事物的性質,這是演繹法最大的功效。在演繹論證中,普遍性結論是依據,而個別性結論是論點。演繹推理與歸納推理相反,它反映了論據與論點之間由一般到個別的邏輯關系。演繹推理的主要形式是三段論,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大前提是一般事理;小前提是論證的個別事物;結論就是論點。用演繹法進行論證,必須符合演繹推理的形式。經濟學從李嘉圖起,就傾向于用演繹法,邊際主義出現后全用演繹法。1883年奧地利學派與德國歷史學派的“方法論之爭”,實際上就是演繹法與歸納法之爭。
3.偽證法。1934年奧裔英人K?R?波普爾發表《科學發展的邏輯》,提出偽證邏輯。他的偽證論是一大發明,任何理論都需要偽證。正如恩格斯所說:“今天被認為是合乎真理的人士都有它隱蔽著的、以后會顯露出來的錯誤的方面。”但糾正錯誤不一定全部否定它。波普爾理論最大的缺陷是他不該完全否定歸納法。早在19世紀70年代,恩格斯就說過歸納法“很不中用”,歸納法的結果“每天都被新的發現所”,但也不能否定它。“歸納和演繹……不應當犧牲一個而把另一個捧到天上去,應當把每一個都用到該用的地方,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只有注意它們的相互聯系,它們的相互補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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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詹姆斯?M?布坎南:經濟學家應該做什么.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4]高德步: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遷:歷史的視角.經濟學科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
在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和實踐中，反思既是一個基本的理論概念和范疇，也是一個有效的實用技藝和武器。它不僅使之與以前的社會學區別開來，而且形成了自己獨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論特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反思性是布迪厄社會理論的“出類拔萃的單一特征”。
在中國的古藉中，反思一詞與反省、反躬的含義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諸已，如反躬自問。在《禮記 樂記》中就有這樣的記述，“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這樣的反思主要用于個人的修身養性。
在哲學和社會科學理論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廣。洛克曾經使用過反思概念，把對意識的內在活動的觀察稱作內省經驗。在黑格爾那里，反思更占據了其哲學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識，專指思想本身進行的反復思索，即思想的自我運動。到了近代，倡導反思性觀念，提出“反思社會學”的學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現象學和闡釋學的，有民族方法學或常人方法學的，還有其他“后現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體、反思的對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與布迪厄有著明顯的差別。
從反思的主體來看，與僅僅把個人(“私人”或“主我”)作為反思主體的其他學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歸自身”，既把個人作為反思的主體，又認為反思社會學是一項集體事業(第44頁)，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經驗主體的范圍，而要延申到科學的組織結構和認知結構，因而，“反思的主體最終必然是要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科學場域”(第48頁)。
從反思的對象來看，與反思的主體相對應，“反思社會學的基本對象不是個別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會無意識和學術無意識”(第44頁)。因為，每一個社會科學家不僅受到他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即社會出身和社會標志)的影響，而且為其在學術場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時，每個人都帶有天生的唯智主義偏見，這種偏見一方面會使學者在構建自己的研究對象時，不自覺地將其與對象的關系投射到對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學究式的謬誤”之中，對深深嵌入我們對世界的思考的事實中的、內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經驗研究的實際操作中的預設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論的邏輯代替和否定實踐的邏輯。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導社會科學家去認識那些“支配了他們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決定因素”(第54頁)，對作為文化生產者的社會科學家進行分析，對社會學工作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特定形式進行反思。
從反思的目的來看，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不是要破壞社會學的認識論保障，而是要鞏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觀性，而是要擴大社會科學知識的范圍，增強它的可靠性。這充分表現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會科學進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夠增強科學的自主性。社會科學實踐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無禮的干預和潛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為社會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強和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著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體性地掌握和運用，這本身就是爭取自主性的一種強大武器”(第198頁)。當然，要保持自主性，不僅要有自主性的社會條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學資本(包括各種防御、建構、論辯的手段，以及得到認可的科學權威)。不過，社會學的特殊性質總是使其受到外來需求壓力的支配，在社會場域內，總有很多人自以為擁有對社會世界與生俱來的知識，擁有天賦的科學；在科學場域內，總是存在著一些受異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識的人，所有這些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也起著劣幣驅逐良幣的作用。反思雖然不能完全消除這些人，但卻可以減少他們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夠推動科學的進步和知識的增長。社會學進步的重要障礙是，錯誤地認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類的所有實踐，包括象科學、哲學、法學、藝術等實踐，因而具有“元”科學的性質；社會學家這門職業，其無意識的動機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門力圖成為“元”科學的職業。布迪厄認為，社會學的“元”科學性質，“始終應當是針對它自身來說的”，它必須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對自己進行反思，確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對自己立場的了解。這樣就能消除由于無反思所引發的各種偏見，努力探尋各種機制的知識，一方面推動科學的進步，另一方面進一步改善反思的條件。
再次，反思能夠祛除幻象，使知識份子獲得更大的自由。知識份子往往自以為有知識而自視高明，認為自己全無幻覺，尤其是對自己全無幻覺。其實，由于社會決定機制無所不在，由于符號性的支配和對社會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識份子同樣存在著偏見和幻覺，不僅有對社會世界的幻覺，而且有對自己的幻覺。與此密切相關，知識份子喜歡獨立思考，喜歡從個性解放中尋求自由，卻忘記了“知識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種政治學。布迪厄認為，對于個人來說，無意識與決定論是彼此契合的，同樣，知識份子的集體無意識是其與支配性的社會政治力量間契合關系的特殊表現(第208頁)。將反思社會學用于自身，可以產生更多的知識，發展自覺意識，擴大自由空間，從而把各種歷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圍之內，有助于知識份子走出他們的幻覺；同時可以使知識份子確定和識別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場所自己切實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場所并沒有什么自由，從而減少在自由問題上的盲目性。
從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有兩個非常鮮明的特點：第一，它是反自戀癥式的，既不是訴諸內心，談論自身，自我欣嘗、自我陶醉，也不是尋求知識份子的時代精神，它把自身作為研究對象，是要對社會學家和塑造社會學家的世界進行反思；它對社會學的反思，是要對人們面對的誘惑和自己陷入的誘惑進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認識中心論”或“科學家群體的自我中心主義”，而是實踐中心。在反思的引導下，社會學家不僅會關注任何“實踐性”的事物，而且會重視理論實踐的技藝和方法，學會把高度抽象的問題轉化為實踐上完全可行的科學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論不僅是一種有關理論實踐的理論，而且將其納入實踐理論的核心，在發現理論邏輯的同時，也發現了實踐的邏輯。
要進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對反思的抵觸情緒。布迪厄認為，對反思產生抵觸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會性的，而非認識論的，因為，反思是對個(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擊，是對知識份子的自我觀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會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賦予某種符號尊嚴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對知識份子所陷入的種種幻覺的無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學術的討論和思想的交流中，人們關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過和壓倒對方，反思社會學是一種領會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在討論學術反思時，也強調了這一文化自覺的思想，并將其概括為四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納”—文化價值再思考之二”，載《讀書》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訓、對話和批評性評價機制中制度化，真正培養和樹立起反思性的科學慣習。
二
從布迪厄反思社會學的啟迪中，我們需要而且可以對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踐進行反思。這對于推動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和現代化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與其他近代科學一樣，經濟學也是“西學”。但是，在中華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經濟學的傳統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學東漸以后，中國的一些知識份子開始學習西學，會通中西，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本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農村經濟學派，南開經濟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紀50-70年代，隨著政治的變遷，中國的經濟學脫離和拋棄了西學的主流，而確立了政治經濟學的正統地位。隨著對西方經濟學的全盤否定和徹底拋棄，經濟學的中國傳統也逐漸丟失。改革開放以后，現代經濟學又回到了中國。由于經濟實踐的巨大需求，經濟學在中國成為顯學，經濟學家也成為時代的寵兒。先天不足，后天失調同時出現在中國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身上，使得中國經濟學陷入危機之中。然而，對此有清醒認識和足夠自覺者不多，筆者也是糊里糊涂，漸有所悟。
從理論的反思來看，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多方面的。我們既需要對經濟學以及立足于此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反思，也需要對現代經濟學進行反思，還需要對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進行梳理和闡釋。因為我們的目標是要解決經濟學的本土化，建立中國的經濟學，以便對中國的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作出自己的解釋，不對所有這些作出認真的反思，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經濟學是一個博大的體系，從其把生產力(即人與物的關系)和生產關系(即人與人的關系)都納入自己的理論框架，并注重于生產關系的分析來看，就體現著古典經濟學的傳統和精神，而與注重于研究人與物關系的新古典經濟學有別。但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勞動價值論，是一種典型的客觀價值論，強調的是成本和供給，而對分配和需求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忽視。其對主觀價值論的批判不僅加劇了主觀和客觀、精神和物質的二元對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即否定了價值是人與人的關系。馬克思經濟學的成就和失誤都與此有關。另一個重要問題是，馬克思關于哲學不只是解釋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經濟學是無產階級解放的銳利武器，就使哲學和經濟學面臨著巨大需求壓力的支配，為其發展設置了巨大的障礙。其實，社會科學改造世界的作用都是間接的，正如布迪厄所說，“符號權力通過陳述某個被給予之物來構成它，通過影響世界的表象來影響世界”(第158頁)。馬克思經濟學既然是科學而不是信仰，就要用科學的態度來對待，一是要學習，二是要反思，三是要質疑，四是要超越。
立足于馬克思經濟學之上的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成一體。雖然其理論邏輯在主要方面能夠貫徹到底，但其假設前提卻是與現實相背離的。傳統經濟學的最大失誤在于它并沒有繼承馬克思經濟學的思想精華，而是發展了它的某些片面之處。然而，它終究影響了我們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多學者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官方指導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簡單地將其拋在一邊是不行的，必須對其作出一番認真的批判和清理，才能進一步明確中國經濟學的前進方向。
現代經濟學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和演進的，我們對它不曾作過認真的、科學的反思，而是采取了全盤吸收和全盤否定的錯誤態度和作法，不得不自食其果。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先于我們進入現代化進程，其經濟理論也處于一種強勢地位。這就使得人們易于采取一種急功近利的作法來對待。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歷史發展，因而把握不了它的真髓精義，不是拾起了它的皮毛，就是揀到了它的糟粕，更無法用其解釋和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現代經濟學派別林立，每一學派都有自己的特殊角度和獨到的貢獻，也有自己的片面性，就是目前處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其完全信息、完全競爭的假定與現實經濟生活相去甚遠，其片面性也更加明顯。但是，各個學派之間爭論、批評和交流，也促進了它的不斷發展。因此，對現代經濟學的反思要從尊重和理解出發，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歷史發展的基礎上，博采各家之長，破除門戶之見，作好創造性解讀和批判性吸收工作。
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經濟學傳統和精神的反思也是一個重要的任務，這就需要對中華傳統文化有一個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目前經濟學界的同仁，國學基礎普遍很差，通古博今者了了，有的抱著民族虛無主義態度，也有的取民族優越主義作法，使得中國經濟學的探索和發展脫離了自己的土壤。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需要的是科學的重新闡釋，作好創造性地轉化工作，使之成為中國經濟學的寶貴資源和前進的基礎。
總之，要做好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的反思，需要一代會通中西、會通古今、會通文理的專家學者，需要對我們的教育來一番根本的改造。
經濟學理論的反思本身就是經濟學學術實踐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與經濟學實踐的反思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為，在經濟學理論上出現的種種問題，都可以在經濟學家的學術實踐中找到它的根源。
對經濟學家學術實踐的反思，首先需要對中國經濟學家的生存條件和社會狀況有一個恰當而清醒的認識。隨著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成為中國社會生活的中心，中國經濟學家的社會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動的自由度似乎很大，有的成為某個政府部門的顧問，有的成為某家公司的高參，今天這里請去開會，明天那里邀去座談，經濟學家的自我感覺也不錯。其實非也，這只是經濟學家的一種錯覺。經濟學家的社會地位與其他科學工作者的狀況無實質差異。從歷史上來看，學問特別是社會科學學問，主要是有閑階級酒足飯飽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榮發展必須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物質條件。今天，如果僅靠工資生活，經濟學家也許離貧困線并不太遠，很多人在思考學問的同時，不得不為生計籌謀。很多人其所以不得不去從事那么多的社會應酬，也與此有關。如果不能過上一種體面安定的生活，對于大多數學者來說，學問之事也許有些太奢侈了。另一方面，社會又對經濟學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傳、政策咨詢、經營策劃等)，似乎經濟學家都可以提供現成的答案；經濟學家意咨氣使，高談闊論，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騁馳，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牽著鼻子走。這一切就造成了經濟學家個人的無意識和學術的無意識。無論研究對象的構建，還是理論結論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會滲入其中，發揮作用，因此，經濟學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這也許還不是一個造就大學問家的時代。經濟學家需要對自己生活的社會條件作出認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行動自由。
其次，要對經濟學的科學場域進行反思。目前，中國社會科學的科學場域是一個比較混雜的場域，只要是在報刊上發表了某種討論經濟問題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經濟學家，而官方和業界的一些人士也紛紛謀求一個學者的頭銜。因而，在經濟學的科學場域內，同樣也是假冒偽劣充斥。隨著改革的推進，民間研究機構的出現，中國經濟學界打破了原來的一統天下，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科學場域和子場域，開始形成一種競爭的態勢。這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無疑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學術批評和學術評價的制度和規則尚未完全建立，沒有有效的評價、激勵、篩選、淘汰機制，學者們的學術實踐和行為不僅會有很多失范之處，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覺。各個子場域之間的競爭，學者們在學術場域內的相互爭斗，不僅與在社會場域中的地位有關，而且也為其在學術場域中的地位所決定，因為很多事情都與經濟學家的利害相關，使其難以自拔。再加上經濟學帝國主義和中國經濟學的顯學地位，不僅影響到經濟學家的內部交流和溝通，而且造成了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間的緊張關系。特別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教育上的失誤，很多經濟學家知識領域狹小，專業訓練和功力很差，很難出現會通中西、會通古今、會通文理的權威和大家。
關鍵詞：傳統經濟；生態經濟；自然生態；循環經濟
1傳統經濟學的弊端
傳統經濟學（TraditionalEconomics），是指以“經濟人”為理論前提假設來研究人類社會各種經濟活動與各種經濟關系及其發展邏輯、規律的科學，是傳統經濟運行模式背后的主要理論基礎。正如科斯所說，這是“關于私有制度的經濟學”，是以“經濟人”為基本前提假設，以“市場經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經濟學。傳統經濟學注重個人，強調利潤最大化，把對個人欲望的滿足視為幸福感。不論是在100多年前建立的以充分的市場競爭為前提的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無不將“經濟人”這一傳統經濟學特征發揮到淋漓盡致。在長達幾百年的工業文明時段中，工業文明給予了傳統經濟學“自私、理性”價值觀的合法性，并使其依托自身發展壯大，成為占據中外話語霸權地位的主流經濟學[1]。人與自然本是相互依存、共生的復雜生態系統，這個復雜系統包括社會系統、經濟系統、自然系統，經濟系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傳統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市場經濟”限制其對自然系統的認識，忽視自然系統對經濟系統的基礎性作用，讓傳統經濟學成為一門“無根性”的經濟學說。在過去的幾百年里，有傳統經濟學家構建的經濟學框架通過改變量等方式解決生活中的經濟問題，使傳統經濟學在社會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來，社會和科技快速發展，讓傳統經濟學家的這一老舊經濟學模型框架失去了對當下社會的“把控”，在這一框架之下的概念和變量也落后于時代。在當下認識論的角度下，自然生態作為整個復雜生態系統中的基礎，傳統經濟學自始至終也沒把自然這一變量納入經濟學框架之中，忽視自然、過度利用自然、把自然當作一個巨大的垃圾處理場，無不說明傳統經濟學在當下發展之中的弊端。
2傳統經濟學與生態危機
在的剩余價值理論里，剩余價值的產生主要經歷“購買—生產—銷售”3個過程。購買是指購買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原材料是指“非人為再生產”的資源。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自然資源是基礎，脫離自然資源整個過程將無法進行。傳統經濟學一貫忽視生態，視一切“非人為再生產”的自然資源為免費、可隨意獲取的，這種“自然免費論”導致無限度地向大自然索取自然資源，忽視對自然資源的消耗，雖然取得了經濟高效率，但生態系統被大肆破壞，造成嚴重的生態赤字，在一段較長的歷史階段內一步步加劇人與自然之間的危機。傳統經濟學追求利潤最大化，試圖以最小的經濟投入謀求可貨幣化的最大利潤和物質福利的這一本質，決定了傳統經濟學無法解決生態問題。假設一個企業從自然界獲取了足夠多的原材料之后，很快進入到生產銷售環節，并最終能夠按照傳統經濟學的模式獲取最大的利潤。但為了維護生態平衡，彌補從自然界攫取原材料的損害，這個企業必須拿出利潤中的一部分進行補償。這樣一來，成本增加，利潤就減少了，與傳統經濟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本質相違背。作為傳統經濟學下的理性“經濟人”，成本外部化是利潤最大化的最優方式。彌補對外部生態的破壞，增加企業內部的生產成本，不符合傳統經濟學“經濟人”的假設[2]。
3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CircularEconomy）從形式上看是封閉的物質循環流經濟，本質是一種生態經濟學，是以自然生態系統的先在性為前提，遵循生態規律的生態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相比，循環經濟學的不同之處在于：傳統經濟學是一種由“資源—產品—污染排放”單向流動的線性經濟；循環經濟要求把經濟活動組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其特征是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
3.1循環經濟的理論基礎———生態經濟學
3.1.1國內生態經濟學的興起
國際學術界對于生態經濟學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學者雷迪爾卡遜在1962年發表了《寂靜的春天》，批判了殺蟲劑對生態環境帶來的危害，震驚美國各界，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國內的生態經濟學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一批農林學家和農業工作者，以農業生態研究為基礎，在不斷實踐和研究中逐步開始的。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的第一部生態經濟學專著是許滌新、馬世駿、劉思華主編的《生態經濟學》。1980年8月，許滌新在青海省西寧召開的全國畜牧業經濟理論論壇討論會上提出：“要研究生態經濟問題，逐步建立我國的生態經濟學”。王松霈說“生態經濟學的產生不是偶然的，這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的客觀要求”。沙漠化、水土流失、全球氣溫上升、生物多樣性的減少等生態環境問題登上歷史舞臺，全世界都面臨著自然環境的巨大挑戰，是生態經濟學興起的主要原因。山東人民出版社在1995年7月出版了馬傳棟的《資源生態經濟學》，馬傳棟先生指出生態經濟學的宗旨是要探索人類實現資源、人口、經濟、社會與生態和環境之間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論和對策，為解決中國的環境與發展問題提供了理論基礎[3]。
3.1.2生態經濟學的內涵
有人認為生態經濟學屬于生態學，也有人認為生態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但越來越多的人贊同生態經濟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1989年，Costanza指出生態經濟學既包括利用傳統經濟學的方式研究經濟活動對生態與環境的影響，也包括用新的方法研究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的聯系。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認為，生態經濟學是一門從最廣泛的領域闡述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之間的關聯的學科，他視生態系統為經濟系統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二者的共同點是都把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的聯系作為生態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4]。我國經濟學家騰有正認為生態經濟學是一門具有二重性的學科，兼有理論和應用，是一門具有邊緣性質的學科。生態經濟學涵蓋的范圍包括經濟學、生態學、生物學、地理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政治學、生態倫理學、環境經濟學等。在人們研究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邊緣性質時，往往會遺漏生態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特性———時代性。目前世界面臨一系列生態危機，如生物多樣性減少、全球氣溫上升、酸雨、沙漠化等，并且沒有一門學科可以解決這些問題，這是生態經濟學產生的時代背景。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下，將新問題的產生和處理納入到生態經濟學，以幫助不同地區出現同樣問題時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有效解決問題，以此保持生態經濟學的理論活性，使其處于時代前沿[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