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18 09:33:23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市域社會治理，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成立組織，強化責任
針對鶴壁市留守兒童問題，市委領導高度重視。市委有關領導專門聽取了團市委關于留守兒童工作的情況匯報，并對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黨有號召，團有行動，團市委十分重視關愛留守兒童工作，將其納入重要工作議事日程，成立了以團市委書記為組長、副書記為副組長的關愛留守兒童工作領導小組，成立了由學校部、權益部、少工委聯合負責的工作小組，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工作機制。同時，各縣（區）團委也成立了相應的工作機構，團市委與各縣區團組織負責人簽訂了加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和關愛留守兒童工作責任書，實行定人員、定責任、定獎懲的工作責任制，將工作實績與年度工作考評掛鉤，形成了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此基礎上，團市委計劃在全市各級團組織中開展以“平安留守.快樂成長”為主題的留守兒童關愛活動，對關愛留守兒童工作進行全面部署，確立了以活動開展促工作進步的基本思路，為切實做好留守兒童關愛行動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創新方式，豐富載體
針對留守兒童缺乏有效家庭管理教育的實際情況，團市委計劃鼓勵動員基層鄉鎮、農村和社區的團干部擔任留守少年兒童的“義務家長”，為留守少年兒童的學習、生活、安全等提供力所能及地、有針對性地幫助，給予他們親情般的關愛。“義務家長”每季與留守少年兒童家長或監護人聯系兩次；“義務家長”每月與幫扶少先隊員至少聯系一次。“義務家長”在端午節、中秋節、春節等重要節假日對幫扶留守少年兒童進行一次家訪，力所能及地給留守少年兒童生活上一些資助；“義務家長”每學期與在外打工的留守少年兒童家長書信或電話聯系一次，通報留守少年兒童情況。
三、立足職能，深入宣傳
團市委立足自身職能，充分發動各級團組織和志愿者隊伍，廣泛深入開展預防未成年人溺亡宣傳教育工作。一是組織志愿者隊伍進社區、進學校、進廣場，開展預防未成年人溺亡專題宣傳；二是安排各級團組織動員公安、檢察、律師等隊伍中的志愿者、法制副校長等，分別前往各主要中小學，利用“法制課堂”“法制講座”等形式，開展未成年人保護法律宣講；三是組織開展“兩法一條例”宣傳，讓志愿者走上街頭，通過展板和傳單進行宣講，讓社會更加了解未成年人保護法律知識；四是利用宣傳活動，抓緊中小學生在校時間開展未成年人自救自護教育，組織各學校團委、少先隊開展防災演練；發動志愿者前往貧困山區小學開展預防溺亡知識宣傳教育活動，并發放青少年自救自護教育卡通書、防溺亡宣傳單等。
四、借力新媒體，擴大覆蓋
一是以12355青少年維權熱線為平臺，采取組建專業工作人員隊伍的模式，由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專家和志愿者為青少年提供法律、心理、維權、自護等方面的免費咨詢服務和受理對侵害青少年合法權益行為的控告、投訴。計劃今年將開展一次面向留守兒童的熱線儀式，配合新聞媒體介紹熱線的使用方法和具體作用，擴大熱線在我市留守兒童群體中的知曉度，切實保障留守兒童的合法權益，多種形式層次推進，深化留守兒童幫扶活動。二是充分利用團屬微信、微博、網站等網絡新媒體開展相關宣傳工作。在團市委微信公眾號“青春鶴壁”和官方微博進行不定期預防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小知識，用圖文并茂的形式吸引未成年人閱讀，開辟專欄進行宣傳，通過視頻和圖文宣傳安全教育專題知識；同時組織各級團組織利用微博、微信公眾號播放關于中小學生預防危險、安全教育視頻，擴大宣傳范圍，盡量多地覆蓋廣大未成年人，利用微信微博陣地每周開展未成年人保護“一法一條例”的宣傳，通過網絡普及未成年人保護法律知識。
五、存在的不足及建議
工作開展以來，我們雖然取得了許多成效，但是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主要有：
（一）由于團市委人手力量不足、經費困難，在工作的開展過程中存在覆蓋范圍不夠廣的問題。
（二）宣傳形式比較傳統，宣傳手段和內容仍顯單一在今后的防艾宣傳教育工作中有待進一步創新。
結合存在的不足，建議從以下幾方面加以改進:
（一）不斷創新活動載體及內容繼續加強宣傳教育工作。
服務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大局
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是于都縣委、縣政府著眼于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做出的一項重大工作部署，是推動該縣高質量發展，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現實需要。于都縣民政局高度重視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把其作為重要政治任務，牢牢抓在手上，落實在具體行動中，聚焦健全機制、狠抓落實，召開會議專題研究部署，制定了實施方案，細化工作任務、推進措施和完成時限；成立了專項領導小組，定期調度，大力推動，確保推進工作落地落實。
一、注重三個結合，強化主動擔當
一是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與加強黨的建設相結合。更加自覺地把做好市域社會治理作為增強“四個意識”、做到“兩個維護”的實際行動，將各項具體責任細化落實到班子成員，把各項具體任務逐一分解到相關股室，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工作格局。二是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與民政主責主業相結合。結合民政主責主業，對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任務進行分解落實，重點在推進城鄉社區建設、加強社會組織管理、發展志愿服務、關愛困難兒童等方面，統籌兼顧、整體推進，推動民政系統市域社會治理工作扎實有效開展。三是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與聯創共建相結合。積極加強與縣政法委、組織部等部門的溝通聯系，研究工作方法，及時協調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共同為工作開展獻計出力。
二、突出三個重點，聚焦關鍵環節
一是突出基層社會治理創新。逐步理順基層組織與政府、職能部門的權責關系，制定事項清單，建立準入機制，使基層組織逐步回歸服務群眾的自治本位，切實幫助基層組織“減負增效”。全縣391個村（居）按照“四議兩公開”要求，落實了村（居）“三務”信息公開，將公開事項分為三類34項，建立了村（居）民會議、村（居）民代表會議、村（居）民議事會、理事會等議事協商載體，增強市域社會治理的聚合力。加強紅白理事會建設的指導力度，通過“以獎代補”措施落實，促進紅白理事會在扭轉“攀比之風”、抵制“高價彩禮”、樹立“婚喪新風”等方面示范引領輻射作用發揮。指導對達到條件的思源安置小區、城南新建小區群、盤古山鎢礦、銀坑移民安置點、葛坳圩鎮設立社區居委會，推進城鎮規劃區域內“村改居”試點工作，加強基層組織規范化建設。二是突出社會組織管理。適度降低登記門檻，對城鄉社區社會治理型社會組織采取備案制，以提高社會治理類社會組織覆蓋率，目前，全縣社會組織登記注冊350家，其中社會團體91家，民辦非企業單位259家，社會組織在村（居）覆蓋率達89.51%，社區工作者3000余名，占全縣戶籍人員3‰；組織開展社工理論和實踐技能培訓，今年“牽手計劃”廣州北斗星社會工作中心來該縣開展社工培訓78人次。推動行業協會商會涉企收費專項治理取得成效，強化線索摸排和行政執法，公布了該縣第一批非法社會組織名單，對12家長期活動不正常、不參加年度檢查的社會組織進行了行政執法。支持引導社會組織參與扶貧助學、關愛留守兒童、健康義診等社會治理活動，累計投入資金126余萬元，禾豐商會在2020年“百社解百難”行動中受到省民政廳、省扶貧辦的表彰，被評為“積極單位”。三是突出志愿服務隊伍壯大。合力在于都微愛公益發展中心、于都義工聯、于都應急救援協會、于都心理健康服務協會、于都“打鐵佬”平安協會等社會組織發展社區工作者3000余名，占全縣戶籍人員比3‰。積極開展婚姻危機干預和婚姻家庭疏導服務，促進家庭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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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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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遲玉華.關于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思考〔J〕.職業技術，2007，（6）：104-105.
(一)促進子系統內部的聯系，維護子系統內部的穩定
1．封建皇權通過履行經濟職能促進經濟子系統內部的聯系，通過消除不穩定因素維護這一系統的和諧。(1)封建皇權通過履行其經濟職能把分散的農戶聯系起來。古代中國國土遼闊，小農經濟又使人們處于十分分散的狀態，無力應對天災人禍和興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干預，需要它來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我國古代各個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它們通過興修水利工程、道路和運河來滿足農業生產的灌溉和交通運輸等需求，保證經濟子系統的順利運行和發展。封建皇權還設立專門的機構來管理農業生產，通過委派地方官吏來“勸民農桑”、宣教“農本”政策、促進農業技術傳播，督察農業生產。這樣，封建皇權通過履行其經濟職能，把經濟子系統內部分散的諸要素一定程度上聯系起來了。(2)封建皇權通過消除子系統內的不穩定因素，維護經濟子系統的穩定。為了有利于自己的統治，封建統治者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極力消除不利于農業生產的各種因素，維護農業生產系統的穩定。一方面，他們經常扮演調和階級矛盾的角色。如實行“均田制”，讓少地或無地的農民獲得一份土地，這是傳統社會的政府利用其強制力進行土地資源配置的正式制度。這使很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得到土地，成為自耕農。地方豪強對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與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權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強和官僚對土地的兼并，維持這個系統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們也賑災，救助受災農民。自古以來，我國就是一個災難頻繁發生的國家，災害一旦發生，將嚴重影響農業生產，甚至威脅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統治者也不敢掉以輕心，通過賑災使農業生產得以恢復，并以此來顯示皇權統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權的強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脅鄉村社會系統的不穩定因素。
2．通過“鄉紳自治”維持鄉鎮政治子系統內部的聯系與穩定(1)“鄉紳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間的意見，聯系廣大農民。社會系統的維持并不能完全靠壓制，尤其在“天高皇帝遠”的鄉鎮地區，權力的運行不能完全單向度的由上而下，因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單軌上運行。人民的意見是不論任何性質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慮的，這是自下而上的軌道。一個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須是上通下達，來往自如的雙軌形式。”［11］皇權止于縣，把鄉鎮管理的權利交給了鄉紳，這樣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饋民間意見，實現一定程度的上通下達。鄉紳與異地為官的官員不同，他們沒有離開故土，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和鄉里百姓往來密切并且有著休戚與共的厲害關系。他們能夠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關鄉村與村民的信息反映給當地的官員，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對數目龐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錯誤決策而導致官民的直接沖突。因此鄉紳起著重要的上通下達的作用，保持了系統信息的暢通。(2)“鄉紳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與農民的利益，維護政治子系統的穩定。鄉紳一般都是官方舉辦的科舉考試中獲取功名的儒生，他們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權在廣大鄉村的人。“紳權”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經濟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勢力和個人德行所獲得的一種敬服。［13］所以，鄉紳是一種農村社會的內生型權威，它不具有國家這一外生型權威的暴力性質，因而，有功名而無官職的“鄉紳”成為把封建皇權與鄉鎮居民聯系起來的橋梁。鄉紳因其來自民間的身份，決定了鄉紳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地方利益。通過鄉紳自治，可以形成中央與地方利益盡可能地協調。鄉紳的角色是雙重的，即起到保護鄉民和鄉里社會的作用，也起到替統治者管理鄉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鄉紳管理廣闊的農村地區，不僅得到鄉紳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賴，也維護了整個子系統的穩定。
3．通過“科舉考試”維持鄉村文化子系統內部的聯系與穩定(1)通過科舉考試有效整合鄉村的文化精英。科舉考試的成熟與完善對意識形態下沉到鄉村，形成廣大鄉鎮地區的文化聯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科舉考試是一種選官制度，對廣大鄉村開放，它不論出身、不論門第，使廣大農村的居民也可以通過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憑能力獲選，不靠親戚關系或家族人脈。”［14］這給許多農家子弟帶來了希望，他們希望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這一舉措產生了極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廣大鄉鎮的文化精英凝聚起來，成為對中央皇權的積極支持者。而且這一選官制度也注意到選拔人數在地區之間的平衡分布，極力消除地域差異，保持各地之間的文化聯系。各地儒生由于對儒學的共同興趣而相互往來和交流，促進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榮與發展，同時也在廣大鄉村地區形成了文化上的統一。(2)通過科舉考試維護了儒家意識形態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獨尊地位，保證了意識形態系統的穩定。封建皇權緊握科舉考試這一“指揮棒”，以儒家學說為考試的主要內容，這樣促使了儒家學說在廣闊的鄉村的傳播，一些農家子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而獲得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舉考試也造就了一批鄉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鄉紳往往成為當地弘揚儒家文化的中間力量，即使是沒有獲取功名的儒生，在傳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沒，他們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說、戲曲等多種多樣的民間文藝中，深刻影響了居住在鄉村的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思想觀念和日常生活，使鄉村居民對封建皇權的統治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同時鄉村有條件的村民通過培養自己的孩子讀書，讓他們考取功名，為儒家的意識形態系統輸送人才，形成一個內部的良性循環。儒家意識形態產生于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又通過封建皇權的大力弘揚，并且與植根于鄉村的選官制度相結合，擴大了它的影響力和對社會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識形態的競爭，保持了“獨尊”的地位，最終形成了一個穩固的意識形態系統，并且一直持續了兩千多年。
(二)強化社會子系統相互之間的制約，維護社會大系統的穩定
1．通過鞏固小農經濟，防止其他兩個子系統的失控(1)落后的小農經濟的長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權統治。小農經濟環境下，廣大農村居民保持一種分散的狀態。他們這種分散的狀態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馬鈴薯”，沒有團結起來的力量，無法對抗封建皇權。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人們所能夠建立起來的組織，只能通過血緣關系的紐帶形成的宗族組織。這種以血緣關系形成的宗族組織是中國封建統治長期存在的社會基礎。這種家族組織通過儒家意識形態而與國家組織協調起來，形成了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封建君主就是這個放大了的家庭的總家長。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子系統就是矗立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以及這樣的經濟基礎形成的社會結構之上。封建皇權保護小農經濟就能夠維護鄉村社會的宗法結構，宗法結構的穩固保證了家國同構的中央皇權的行使。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人口的流動，從而導致宗法關系的松散，威脅到封建統治的社會基礎，這也是封建統治者維護小農經濟而遏制商品經濟的原因之一。(2)鞏固小農經濟有利于鞏固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封建意識形態。儒家意識形態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也為這一基礎服務。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視作以家庭為榜樣、為國家建立道德原則的意識形態。［15］沒有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的封建家庭結構，儒家意識形態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權通過保護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可以維護儒家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因為，如果放任商品經濟和工商業的發展，則必然改變封建家庭結構，產生多元的思想，最后沖擊到儒家意識形態。
2．通過政治權力強化對其他兩個子系統的制約(1)通過政治權力限制工商業的發展。在春秋戰國時期就萌芽的商品經濟一直得不到發展。因為封建統治者認識到經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們“也決不愿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們“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17］這樣商人的人身和財產自然就得不到保護，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業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影響。手工業為官方所壟斷，民營手工業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說的，“后一兩千年的中國文化在經濟上已盤旋而不進”［18］就是這樣導致的。這種狀況有利于皇權的統治，小農經濟的落后和封閉，使廣大的鄉村農戶就像一個個的“馬鈴薯”，分散而無力，需要統治者“從上面賜予他們雨水和陽光。”［19］(2)通過政治權力進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權對農村的管理單靠武力或嚴密的官僚組織是不夠的，需要廣為群眾所接受的意識形態。因此，通過政治權力，加強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一方面，統治者大力弘揚儒家文化。自漢朝以來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獲得明顯的效果，儒家意識形態開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權通過完善科舉制度，達到對鄉村的意識形態控制。科舉考試使鄉民可以通過學習儒家學說而獲得很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這使廣大的鄉鎮儒生專注于研究儒家學說而放棄對其他學說的思考。另一方面，他們廣設“文字獄”進行思想控制。對任何不利于封建統治的思想和文化進行徹底的清洗，這樣達到對意識形態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為意識形態的作用發揮到極致。
3．通過弘揚儒家文化，鞏固小農這一經濟基礎，維護封建皇權對鄉鎮的政治統治(1)鞏固儒家學說的獨尊地位有利于鞏固小農這一經濟基礎。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中包含著“重農”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張“民以食為天”、“不奪農時”、“不違農時”等，把農業生產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認為財富只能從農業中產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強本論”，把農業生產與富國富民聯系起來，并且明確提出“工商眾則國貧”的觀點，成為后來很多朝代重農抑商的理論根據。儒家文化作為我國傳統社會的意識形態，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之上，極力維護小農這一經濟基礎。它有一套與農村家庭倫理緊密相關的完整價值觀，對鄉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規范，有利于維持一個農業社會的正常運轉。(2)大力弘揚儒家學說維護了封建皇權的統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單靠武力就能夠統治的，所以通過意識形態的灌輸而導致對統治者的認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國封建皇權通過對儒家學說的弘揚，達到了降低其統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學能夠順應專制皇權發展的需要，通過文化制度對皇權的充分肯定，把皇權的統治法理與宇宙的秩序“融為一體”，達到“對權力的無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構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鄉紳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達到管理的目的。這種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亂而導致社會的動亂，也是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鄉紳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員或者退休官員組成，精通儒家學說，因此他們的思想與整個國家的統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輸儒家的仁義道德觀念，達到教化民眾進而控制思想、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在鄉紳的幫助下，使廣大鄉村“形成了國家官僚機構枝干下的廣泛而穩固的根基，從而把一個巨大的農業社會不可思議地組織起來了。”
二、我國傳統社會鄉鎮社會治理的教訓
(一)封建皇權的高壓統治使一切新生事物無法在封建社會的母體中成長起來封建皇權為了維持系統的平衡，扼殺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經濟方面，除了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外，還極力阻止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產權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對于天下一切財產的最高所有權，只有在這個最高權力的有效統攝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權才可能是“合法的”。這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在政治統治方面，封建統治者除了維持高度中央集權外，在農村則極力維護鄉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過家族的力量實現對個人的人身控制。個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屬品，受到父權、夫權和族權的嚴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發展。德治與法治是對現代社會進行良好管理的兩大法寶，我國的傳統社會的管理者在倡導德治的同時卻阻礙了法治社會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對最高皇權的制約，但是我國傳統社會皇帝的特權凌駕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國傳統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懲罰臣民對神圣君權制度和宗法社會秩序的觸犯。［24］這樣就使得法治始終沒有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由于中國皇權制度的法律只能越來越多地屈從和服于權力的專制性，所以與這個進程相同步的，就是人們對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義，給予越來越多的懷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權對思想意識形態的強力控制導致了中國思想文化界長期處于“萬馬齊喑”的狀態。思想文化領域由領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發展的潮流，人民處于蒙昧之中，這又反過來影響了經濟與政治的發展。
(二)傳統社會的社會治理無法改變一治一亂的循環我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因權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強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傳統結構中自下而上的軌道是脆弱的;利用無形的組織，紳士之間的社會關系，去防止權力的濫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權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這種體制中，人民發揮的作用甚微。單靠皇權制約的官僚機器，難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對進行了最嚴厲的懲罰，但是仍然無濟于事。歷史上開明的皇帝總是少的，昏庸的皇帝總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時一個開明的皇帝，短期內開明是可能的，而長期的開明卻是少見的。當皇帝昏庸時就無法有效監控整個官僚體系，也容易導致宦官和外戚專權。一旦這種情況發生，龐大的官僚集團就會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破壞了經濟子系統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識形態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換代也隨之發生。這也是我國傳統社會擺脫不了一治一亂的循環的原因。每次改朝換代都導致大量平民死亡，國家陷入動蕩中，若干年才能恢復。而且每次改朝換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開始，這樣就驗證了馬克思所說的，“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
三、我國傳統社會治理對當前創新鄉鎮社會管理的啟示
我國傳統社會的鄉村治理模式在歷史上起過進步的作用，但與此同時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不管怎樣，它都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可貴的財富，為我們今天創新鄉鎮的社會管理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有益的啟示。
(一)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傳統社會，我國的經濟長期停留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階段，成熟的市場經濟始終發展不起來，這也是近代以來我國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們已經充分認識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性，認識到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場是當今能夠把廣闊的農村聯系起來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場的存在，促進了農村的社會分工，使人們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也是促進社會進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對鄉鎮的有效管理就應該符合市場發展的要求，在鄉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場機制，建立起符合市場發展的健全的法制環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機制，有利于市場良性發展的產權機制。鄉鎮政府機關，要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轉變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創新社會管理模式。要在市場意識淡薄的廣大鄉村，擔負起市場培育的職責。鄉鎮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認識市場的規律，自覺遵守市場規則，并根據市場規則來檢討自己的行為，減少對市場的過度干預，減少對農業生產的直接干預，而是通過法律法規等間接手段，引導鄉鎮居民發展鄉鎮企業、私營企業以及創立合作社等，為他們提供市場信息、資金、技術等服務，引導他們積極有序地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通過市場的發展，把鄉村與城市連接起來，與全國乃至世界聯系起來，把農村這個經濟系統變成一個充滿活力而又全面開放的系統，改變農村封閉落后的狀況。
(二)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與公民日益增長的民主意識、參與意識相適應我國傳統社會社會管理模式的基本特點是“下級只層層對上級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但是傳統社會的國家權力體系畢竟只下沉到縣一級，為廣大農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間，這也恰恰是封建統治能夠長期維持的原因之一。改革開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參與熱情，而且也沒法解決日益增多的社會經濟問題。先生認為，要提高鄉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強遠離老百姓的中央權力，而是，相反的，應該在基層自治事務中去加強啟發和領導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主體逐漸多元，社會事務繁雜多樣，以前的管理模式顯得捉襟見肘。因此在創新鄉鎮社會管理的實踐中，要轉變管理理念，拋棄傳統的為民做主的思維，讓人民自己當家作主，實現由管理向治理的轉變。鄉鎮等政府部門不是把政府權力下沉到鄉村的每個角落，而是積極推行村民自治，落實“群眾事務，群眾管理”的原則，讓群眾成為管理的主體。只有給鄉村社會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間，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傳和下達，有利于保持整個系統內信息的暢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發展，也可以避免公權力的過度干預而形成好心辦壞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對抗。政府甚至要主動培育鄉村民間組織，讓它們參與到社會管理中來，分擔鄉鎮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責，形成一個政府與民間良性互動的管理模式。同時也要通過群眾的積極參與，來促使政府依法辦事，改變傳統社會權大于法，使權力無法真正得到制約而造成基層政權無法無天的現象。
(三)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我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價值體系為指導，這一價值體系為維護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統一人民的認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畢竟是與小農經濟、與封建專制統治相適應的價值體系。在今天我們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形成了利益主體的多元、社會管理主體的多元，“輿論不一”也成為常態。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們除了要繼續執行主席提出來的“”外，還需要通過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達到規范人們的行為、統一認識和整合社會的目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新時代的產物，它與新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相協調，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見，綜合所有認識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普遍認同的“最大公約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因為具有“最大公約數”的特點，才具有廣泛的指導意義。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理念必然要與社會核心價值觀相統一、相協調，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準繩來檢討政府的管理行為，做到行有依歸。同時鄉鎮管理部門也要通過自己有效的管理行為引領鄉村的社會輿情，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成為新時期凝聚廣大鄉鎮居民，為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而奮斗的精神武器。
四、結語
【關鍵詞】治理；鄉鎮社會治理；體制機制；構建和完善；研究
治理，是指政府治理或公共治理，是公共權威為實現公共利益而進行的管理活動和管理過程。治理與統治存在著異同，統治的主體是政府權力機關，而治理的主體可以是政府組織，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其他組織，或政府與民間的聯合組織。統治的著眼點是政府自身，而治理的著眼點則是整個社會。農村問題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根本問題，是中國社會的核心問題。農村問題反映到政治層面，是鄉村治理的有效性問題。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經濟社會事業不斷發展，農村社會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城鄉一體化、新型農村城鎮化等新格局的問題和矛盾日益凸顯，人民群眾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不斷提高，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攻堅期”。要加大資源投入力度，建立和完善鄉鎮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切實為農民群眾提供優質高效服務，讓其享受市民待遇，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一、問題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義
農村城市化的進程是由以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進入21世紀，中國城市經濟社會事業快速發展，同時也帶動了農村的不斷發展。但總體上看，農村發展仍然相當滯后，人民群眾對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追求有更高的期望。因此，促進農村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一個極為緊迫和現實的重大課題。我國農村發展既面臨著巨大的發展機遇，也存在著許多問題和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農村發展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和挑戰中，不完善、不科學的社會治理體制已成為一切問題的核心。加強鄉鎮社會治理體制研究，強化黨的堅強領導核心地位，不斷發展經濟社會事業，是為了讓人民群眾過上安逸富足的生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社會和諧，實現長治久安。
二、中國鄉鎮社會治理體制存在的問題
（一）公共機構設置不科學，鄉鎮政府服務職能難以發揮
公共機構設置不科學，鄉鎮內設機構不合理，服務效率不高。鄉鎮政府是一級政權組織，依法治理本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和各項社會事務，是中國政權體系實現統一領導的客觀需要。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形勢的變化，一些行政職能權限相繼從鄉鎮體制中剝離，實行了垂直管理。但一些行政職能責任和義務卻沒有隨之剝離，使鄉鎮常常面臨有責無權、有事難管的窘境。鄉鎮職能正在被弱化，鄉鎮政府成了“有限的權力無限的責任”政府。鄉鎮內設機構遵循與上級機構、部門對等對口的設置模式，通常每個鄉鎮有15--30個“站、辦、所”，既有省、市、縣直機關向下延伸管轄的站辦所，又有歸鄉鎮政府管轄的站辦所。延伸的站辦所雖在鄉鎮，但人財物權仍由上級單位掌管，造成指揮調度不靈，責、權、利難以相互統一，機構運轉效率不高。缺少足夠的精力、人力、物力、財力投入為民服務、為民辦事。基層機構人員素質不高，存在“”問題，責任意識不強，大局觀念淡薄，宗旨和服務意識不強，服務效率低下，鄉鎮政府服務職能難以發揮。
（二）公共財政資源短缺，難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根據“一級政府，一級財政”的原則，鄉鎮設置內設機構財政所。由于大多數鄉鎮不具備區域位置優勢，基礎設施條件落后，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導致鄉鎮財政資源極其有限。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和取消農業稅后，中央與地方存在“中央錢多地方錢少”的現象。鄉鎮政府財力不足，難以保障公共事業的發展。以上級轉移支付方式滿足公共產品的供給、分配帶有很大隨意性，出現跑“部”“錢”進現象，滋生權力尋租問題。財政收入逐級上移，責任逐級下移。“土財政體制”的存在，鄉鎮需上繳部分財稅供上級政府使用。鄉鎮自行承擔自身運轉所有經費，財政嚴重入不敷出。有些鄉鎮舉借大量債務，財政收不抵支，無力償債，“面臨破產的可能性”。財政供養人員未統籌安排，存在人情財政情況。涉及人民群眾最直接利益的人口計生、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環境、就業等項目支出，無財力安排。缺乏有效的財政財務監管，亂收亂支現象有時極為普遍。
（三）鄉鎮政府職能轉變滯后，嚴重阻礙農村經濟發展進程
鄉鎮體制不合理，權力和責任不對等，鄉鎮權力被縮小、職能被收縮，責任并未減少。“全能政府”的模式未根本轉變，部分鄉鎮工作還在靠傳統的行政體系和行政手段，工作上無所不包、無所不管，政事不分，村委會的自治權利被弱化，政社不分，村級職能政府化。考核鄉鎮政績指標體系不夠合理，導致鄉鎮由被迫玩“數字游戲”。考核機制存在缺陷，干部隊伍素質不高，鄉鎮干部的工作圍繞上級安排，難以圍繞農村工作。鄉鎮政府履行職能主要依靠行政推動，難以依法履行職責。公共服務職能薄弱，行政管理與命令難以有效滿足社會需要，制約農村經濟發展，激發新的社會矛盾，影響農村社會的穩定。鄉鎮干部觀念轉換不到位，缺乏組織資源和人力資源，工作自主性差，為民服務意識淡薄，農村公共產品不足，農村社會保障日益困難，農村文化教育缺乏，農村土地承包糾紛增多，鄉鎮職能轉變緩慢，作用難以充分發揮，嚴重阻礙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進程。
三、基于公共視角的中國鄉鎮社會治理體制改革新路徑
信息與傳播技術為包括勞工在內的世界經濟提供了基礎，從而使得全球化成為可能。鑒于傳播和信息科技發展的重要性，學者們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如何詮釋信息勞工及其得以產生的社會性質。本文將陳述該領域的學術史，并以考量百家爭鳴的信息社會理論來結束全文。
信息工作研究的歷史脈絡
對于信息傳播科技、工作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探討與論爭由來已久。如果要討論西方世界對這一課題漫長的學術研究史，我們必然會提到致力于思索18世紀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轉型的圣•西門(Saint-Simon，1952)的論著。當然還有馬克思（1973），他在論述資本主義發展進程時，曾提到“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形成[3]。在此，我還要述及19世紀發明“分離機”（difference engine）的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1832）[4]，這是針對計算機的第一個非凡設計。從圣•西門、馬克思再到查爾斯•巴貝奇，以及一系列科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都對我們思考工作、科技和社會之間的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至于本文的意圖，最有效用之處莫過于它聚焦二戰之后不斷加劇的論爭，這期間學者開始注意到制造業之外的產業工作職位數量的顯著增長。戰后初期，提升測量方法去探測作為經濟力量的信息部門增長成為了學術強調的重心。在這一點上，吉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1954）提供了最早的關于農業、制造業和欣欣向榮的服務業部門分化的有效分析[5]。弗里茲•馬克盧普（Fritz Machlup）是以圖表展現數據和信息經濟成分擴張的引領者之一[6]。由于他所涉獵的知識領域廣泛，描繪了人們所熟悉的知識以及形形掌握知識的智識者，所以他的研究成果備受青睞。對于前者而言，他對若干種不同的知識類型進行了區分，包括智力的或是源于科學、人文訓練的知識。他還鑒別了在工作、家庭或政治領域中，被要求委以重任完成特定工作的一種實踐知識的范疇。有趣的是，馬克盧普是反思第三類知識意義的先驅。他稱之為“閑談”（small-talk）或者“消遣”（pastime）的知識，也就是后來被稱之為緘默的知識（tacit knowledge）[7]，我們理所當然地把它視為常識（common sense）。他說明了精神知識和 “不必要的知識”或者偶然習得的知識各司其職。他的知識地形圖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奠定了密切關注知識和信息在社會中的角色的基礎。但他的知識景觀圖遠不如他對知識與勞工之間關系的考察那么引人入勝。
被馬克盧普稱之為知識生產者的這一類人，已為我們認識知識貿易（交易）中各種類型的工作者提供了一條有益的途徑。因此我要對他的成果進行詳細描述，而且他的研究也證明在信息論短暫的理論史中，馬克盧普所作的貢獻也不是簡短的一個注釋就可以詮釋清楚的。在通往探究知識勞工的多條堅實路徑中，他的論述是一座挺立的豐碑。
馬克盧普對一系列的知識生產者作了如下的描述：
1、原創性的創作者：這些原創性的創作者吸納了許多豐富的資料，但同時也根據自己的創造增添大量內容，并且在從他人吸納進來的觀點和他們所傳達出去的觀點之間，只有微弱的間接關聯。原創性的創作者包括科學家、藝術家以及那些重新定義人們既有的對事物的認知方式和為其他知識工人建構范式的思想家。原創性的創作者正是有創造力的知識工人階級的核心群體。
2、分析家：除規定程序之外，他們在已經被人們接受的知識體系中加入自己的直覺和判斷。記者、大學教師、應用領域的科學家，比如計算機軟件工程師，今天都應該把他們歸入分析家的行列之中。
3、詮釋者或翻譯者：此類知識工人改變了原創信息的形式和內容，但這樣做的目的是給那些試圖獲得原創信息的人以平等的機會。不參與科研的教師、語言翻譯、新聞廣播員和攝像師都屬此種類型。
4、加工者：加工者主要指那些改變信息儲存的形式和內容，運用常規程序對接收的信息進行專業操作的人，例如他們將這些信息進行整合或評估，從而得出一個獨立于加工者自身品味和價值判斷之外的確切結果。會計師、新聞通訊社編輯、圖書館中負責圖書流通和目錄編排的工作人員，以及一些基層的健康專家（比如那些進行例行體檢的人）都是加工者的典型代表。
5、改編者：改編者和其他群體一樣，對接受信息的形式進行了修改，但他們并沒有改變信息內容。馬克盧普以速記員為例，指出書寫年代速記員的作用要比今天更加顯著。電話中心的接線員是當代社會中變革者的縮影，因為他們會制定一份特殊的書面計劃，并希望據此銷售產品、提供服務。個別的接線員可能嘗試對信息任意處理，他們甚至偶爾會，但他們清楚地知道“忠于職守”是電話呼叫中心的行業核心準則，作為接線員必須恪盡職守。
6、傳送者：馬克盧普的研究具有廣闊的知識視野和敏銳的洞察力，他已經論述過這類知識工人，他們將自己接收到的信息準確無誤地傳給他人。信使、郵局工作人員，以及其他將信息內容從一處傳到另一處的傳送者們共同構成這一群體。
目前，擺在知識工人面前的一個挑戰是他們是否能行之有效地在傳送者的經歷及其在知識等級的高端搭建具體的連接點。例如，高級知識勞工如作家和程序設計員，能否從1997年客車司機工會抗議聯合貨物運輸公司的罷工中總結經驗教訓（Kumar 2007a,2007b.）？這些不同團體是否目標一致，從而確保他們在相同的貿易工會或者工人協會領導下并肩作戰？這并非多慮，計算機專家的聯盟――華盛頓科技工人聯盟會（WashTech），其在美國一個較大的貿易工會――美國通訊工人聯合會（The Communication Workers of America）的幫助下，便成功地將美國最大移動運營商Cingular(即AT&T Wireless)無線廣播公司的工人們組織起來。
馬克盧普對知識和知識勞工的認識研究做出了卓越貢獻，但他坦言他不能完成計算知識工人的工作。他說：“我在試圖將知識生產活動按照不同的層級（傳送者、改編者、加工者、詮釋者、信息分析者、原創性的創作者）進行數理統計的時候，我的研究失敗了”。而這種“敗局”一直到馬克•U•波拉特（Marc Uri Porat）的出現才宣告結束[8]。
波拉特（1977）證實了經濟發展歷經從占主體地位的第一產業（農業）和第二產業（制造業），轉變為以服務和信息占主導地位的第三產業和第四產業。波拉特不僅通過分析美國人口普查局和美國勞動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報告中的400個職業類型建立了一套統計模型，他還試圖克服馬克盧普研究中的不足。馬克盧普沒有充分證實包含那些難以計算的非知識部門的主要產品的公司內部環境的信息活動。因此，波拉特除了認識到包括大眾傳媒產業、教育產業和計算機制造產業這類主要的信息產業部門容易為人所知的信息價值，他還意識到制造業中由非信息產業公司的信息部門所生產的信息價值，例如制藥公司中負責研發的部門所產生的信息價值。波拉特總結上述研究得出結論：信息活動所包含的價值占據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46%。
盡管波拉特對馬克盧普的研究有所修正，但他自己的研究仍然招致兩個方面的批評。首先，為了盡可能充分地努力闡釋經濟發展中的信息內容，波拉特的統計數據的問題在于無所不包、面面俱到，太寬泛。在把他的研究擴展到主要信息產業以外的公司的知識密集型部門時，他的研究結果也問題重重。我們不禁要問：每份工作都包含信息的成分嗎？甚至汽車組裝工人都必須掌握一定的信息才能為體力勞動做決策嗎？一個有線電視維修技術員面對一個錯誤的信號會怎樣處理呢？其次，需要考慮的則是權力的問題。把首席信息官員和在同一知識工人群體中的研發部門工作的檔案管理員同等看待是否切實可行？毫無疑問，這里涉及更多的問題是他們處于一個團體中完全相反的兩個等級，社會地位根本有別，而不是他們都為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信息價值作出貢獻。
這些批評論點并不意味著波拉特的研究毫無意義，而是證明波拉特過分強調了自己的觀點，即過分強調信息活動在GDP中的作用。也就是說，這個領域的研究任重而道遠。與其爭論職業結構中究竟能提煉多少信息勞工的成分以便更好地理解GDP的構成，還不如去認識信息勞工的性質和由于發展所導致的融合和沖突。在此，波拉特通過提供一個信息工作的類型圖而做出了一個類似于馬克盧普的貢獻。他認識到對知識工人做出分類盡管是必要的，但這也是“冒險之舉”（1997，5）。他展示了三部分的基模，開始將生產和銷售信息的工作者作為第一大類，這個群體包括科學家、發明家、教師、作家、記者和圖書管理員。第二類知識工人的分類涵蓋那些采集和主要生產者所和銷售的信息的人員，包括經理、秘書、職員、律師和股票經紀人。最后一類是信息技術操作者，包括從事系統安裝和維護工作的計算機操作員、有線電視安裝員和電視機維修工等。
馬克盧普和波拉特貢獻卓越，尤其是對人們理解知識勞工的擴增及其結構的擴展受益匪淺。但是，他們兩位都沒有提及這種轉變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內涵，而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 1973）的研究則更勝一籌，頗具理論復雜性[9]。當然，貝爾并不是孤掌難鳴，都蘭（Touraine 1969/1971) 和高爾德納（Gouldner 1979)的研究就足以證明貝爾理論的深刻性。正是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家貝爾在他的時代做出了更徹底的分析，而且他的研究猶如催化劑般閃電式地引來了外界的批判，并為這一領域的進一步發展保駕護航。
貝爾認為，數據和信息工作的增長以及它所引起的美國職業結構的變化都是關鍵性的發展。在吸收和借鑒了富特（Foote）與哈特（Hatte 1953)的成果之后，貝爾繪制出第一張信息社會的經濟地圖，他描述了信息社會“至關重要的五個特征或是智識部門” 的關鍵作用（1973，35）。但貝爾認為一些遠比職業結構的簡單變化更加重要的事情正在發生，而且，這完全可以說是一種資本主義社會性質的轉型。貝爾從分析五大特征入手去評估這種邁向后工業社會的轉變，并用它們來理解資本主義所發生的變化。首先，最為基礎的是服務業經濟的產生，大部分的工人不再從事農業和制造業，而是從事包括貿易、金融、運輸、保健、娛樂、研發、教育以及政府等行業在內的服務業。在這些產業當中，貝爾認為涉及保健、教育、研發和政府的職業增長至關重要，因為“這些產業代表了新智識階層的崛起” (1973, 15)。貝爾認為第二個關鍵的發展在于一些精英演變成新的專業化的科技階級所導致的職業分工變化(1973,17-18)。貝爾主張職業是社會階級分化最具決定性的因素，而他所觀察到的更“令人吃驚的”變化是受過高等教育者數量的增長，主要有以下幾類：
1.科學和工程類: 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工程師
2.技術類
3.醫療保健類：內科醫生和外科醫生、護士、牙醫、藥劑師、心理學家
4.教育類：大學、中學、小學的教師
5.省略 個人網頁： (accessed September 1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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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不僅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且首次確立了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因此，初步探索生態風險視域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治理，具有重大意義。實際上，在全球化時代，工業社會既為人類創造了安逸舒適的生存環境，也將人類置身于充滿危機和風險的社會之中。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Beck）指出：“在發達的現代性中，財富的社會生產系統地伴隨著風險的社會生產。”[1]15當前，在風險社會中，生態風險日益威脅著人類生存的自然根基，人類“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1]13。雖然中西所處的生態治理語境不同，但面臨的生態風險問題卻是大同小異的。全面認識中國的主要生態風險，深刻剖析中國生態風險的主要來源，科學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治理的路徑，這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有著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我國面臨的主要生態風險
生態風險（ecological risk）是指在一定區域內，由環境的自然變化或人類活動引起的生態系統組成或結構的改變而導致生態系統結構或功能損害，危及生態系統安全的可能性。生態風險既表現為全球氣候變暖、自然災害頻發等全球化現象，也表現為人炸、資源浪費、能源危機、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等區域性現象。現代化的生態風險具有一種內在的全球化的趨勢，“風險的普遍化伴隨著工業化生產的全球擴張，不管風險在哪里被生產出來，實際上，食物鏈將地球上的每一個人聯系起來，它們超越了國界。”[2]36在生態風險全球化背景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當代中國的生態風險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人炸
人炸是指世界人口增長率的急劇上升和人口基數呈指數增長的現狀。中國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2010年末總人口為13.41億人。人口問題在我國已經成為弱化一切優勢，沖淡一切成就的公分母。當前我國人口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一是人口數量對可持續發展的壓力仍然較大。二是人口素質正成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瓶頸。三是人口結構性矛盾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四是人口分布不合理影響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人口空間分布與經濟布局不協調，與資源環境承載力不適應[3]。總之，為了滿足大量人口的消費需求，中國對生態資源進行過度開發，造成了資源供給緊張，導致生態環境破壞，形成了對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壓力。
（二）資源浪費
資源浪費就是資源的配置的方式不合理或是資源配置的機制不科學所產生的浪費；因資源的未充分利用或過度消費性使用造成的損失。自然資源是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的根基。但是人炸勢必加大自然資源的壓力，出現資源短缺，這對社會經濟發展形成了全面性的壓力和危機。然而，資源浪費更是加大了中國的生態風險。首先，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快速推進階段，重化工業的發展，將需要更多的資源投入，從而加劇資源供求的緊張狀況。其次，居民的消費結構升級也需要消耗更多的資源。再次，城市化推動了房地產業的迅猛發展，大量占用了寶貴的土地資源。最后，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資源綜合利用和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嚴重滯后。
（三）能源危機
由于石油、煤炭等目前大量使用的傳統化石能源枯竭，同時新的能源生產供應體系又未能建立，導致交通運輸業、金融業和工商業等產生一系列問題，這就是能源危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是一個能源生產和消費大國。近年來能源安全問題也日益成為國家生活乃至全社會關注的焦點，日益成為中國戰略安全的隱患和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瓶頸。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帶動了能源消費量的急劇上升。自1993年起，中國由能源凈出口國變成凈進口國，能源總消費已大于總供給，能源需求的對外依存度迅速增大。煤炭、電力、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在中國都存在很大缺口，其中，石油需求量的大增以及由其引起的結構性矛盾日益成為中國能源安全所面臨的最大難題。
（四）環境污染
環境污染是指人類活動產生的有害物質或因子進入環境，引起環境系統的結構與功能發生變化，危害人體健康和生物的生命活動或者破壞生態與環境的現象。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環境污染狀況日益嚴重，復合型環境污染加劇。具體來講，水環境每況愈下；大氣環境不容樂觀；固體廢物污染日益突出；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低，二次污染嚴重。同時，環境污染已從陸地蔓延到近海水域，從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從一般污染物擴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形成了點源與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業排放疊加、各種新舊污染與二次污染相互復合的態勢。在某些區域已出現大氣、水體、土壤污染相互作用的格局，對生態系統、食品安全、人體健康構成了日益嚴重的威脅[4]167-168。
（五）生態惡化
我國的自然生態系統本來就很脆弱，由于無序開發和高強度的人類生活，導致因盲目開發帶來的自然對人類的報復越來越多，適宜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減少，生態系統整體功能下降。原始林已所剩無幾，森林質量降低；草地退化，濕地萎縮，土地沙化和石漠化加速，沙塵暴現象頻現，水土流失嚴重；地下水位下降，地面沉降；生物多樣性銳減，有害外來物種入侵頻繁，生態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導致各類自然資產損失與自然災害造成的人民生命財產和國家財產的直接經濟損失日益增大。
二、防范生態風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治理路徑
在當代中國，生態風險日益加劇，環境問題逐步突出。應對生態風險，建設生態文明，我們必須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治理之路。
（一）預防式生態治理貫穿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部過程
所謂預防式生態治理，就是指治理貫穿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部過程，不僅要治療已經出現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而且要前端預防各種潛在的生態風險，防患于未然。源頭嚴防，是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的治本之策，也是預防式生態治理的具體體現。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初步構建了源頭嚴防的制度體系[5]321-322。首先，要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這是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中的基礎性制度。其次，要健全國家自然資源資產管理體制。最后，建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監測預警機制。此外，我們還要完善污染物排放許可制，實行企事業單位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切實從源頭上預防各種生態風險。
（二）系統性生態治理融入生態文明建設的有機體系
所謂系統性生態治理，就是指生態治理主體將自然生態當作一個有機系統，統一協調各層級各地域管理主體的行為，共承治理任務，共擔治理責任，共分生態風險，共享生態安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完善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制度，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其中，首次明確提出了系統性生態治理的一些基本制度，它包括：堅定不移實施主體功能區制度；建立空間規劃體系；落實用途管制；要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之，系統性生態治理將融入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有機體系。在全球化時代，整個人類共同面臨著生態危機，已步入了世界風險社會。全球生態治理迫在眉睫。我們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各自能力原則，同國際社會一道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為全球生態治理做出應有的貢獻。
在北京市社會學學會舉辦的此次論壇上，傳遞了大量有決策參考價值的數據與觀點。與以往學術研討會不同的是，參會的十幾位專家學者在會議的前半程，紛紛追憶因病離世的我國社會學界泰斗鄭杭生教授治學為人的故事。而有關城鎮化的研究，正是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享年79歲的鄭杭生教授生前做了大量研究的領域。
公共服務不能糾結于“流動”與“本地”
據2014年11月國務院的《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特大城市”被定義為“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而原標準是“100萬以上人口”。這樣一來，我國的特大城市由原來的140個減至16個。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在題為《城市化與特大城市人口治理》的報告中披露，目前我國的城市化率達到了53%，而流動人口約有2.5億，每年以近1000萬人的速度增長。未來規劃城市化率將達到百分之七八十，這意味著將來有近12億人長期住在城里。以北京為例，這座特大城市的流動人口接近一半。出于這一原因，翟教授認為，中國的這種城市化有別于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是“半城市化”或“注水城市化”。翟振武分析說，現在的流動人口呈現明顯的家庭化、居住長期化趨勢。據對全國106個城市連續追蹤調查顯示，16～59周歲的已婚流動人口中有84.5%與配偶一同流動。所以，“如今的流動人口其實不怎么流動了，工作也不頻繁更換，越來越穩定化、家庭化”。
針對這一新常態，翟振武教授建議決策機構轉變理念、梳理政策，按照“常住”或“永久”的標準，為所有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務和管理，不要再糾結于“流動”與“本地”。例如，現在有些人還把流動兒童視為 “外來的”，認為他們遲早要“回去”。而現實是，這些流動兒童已經成了“城里娃”，他們沒有地方“回去”，也不會回去了。我們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
翟教授還透露了一個令人驚訝的信息：據調查，流動人口中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最高等級的風險是“社會失序”
國家行政學院應急管理培訓中心主任龔維斌教授的發言，圍繞“特大城市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的話題展開。
龔教授說，城市越發達，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強，不穩定性越強，風險越高。據他介紹，社會治理主要分成兩部分，一是常態治理，二是非常態治理。非常態治理包括四類：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嘯等自然災害突發事件;二是事故災難，如交通事故、沉船、空難等;三是公共衛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藥品安全等;四是社會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襲擊、等。
龔維斌指出，當年“非典”的暴發就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在緊急狀態下怎樣去保護百姓的生命安全，政府應該怎樣有效地應對這種巨大的社會危機？應該說，當時很缺乏經驗。此后國內外發生了一系列突發事件，都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我們正在研究特大城市面臨的最大公共安全風險是什么？”龔維斌說，必須有一套應急機制。而最高等級的風險是一旦出了事情，將造成社會失序。所以，發生突發事件后的信息公開、透明非常重要。
公共支出僅三成用于社會發展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陳光金在論壇上分析了在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情況下我國社會發展將面臨的挑戰。他說，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速度將下降為7%左右，而且得消除過剩產能，這將會對就業、財政收入、居民收入產生沖擊。除了挖掘、培育新的消費增長外，經濟增長戰略選擇的重點在于加大社會領域發展的投資，比如城鄉基礎設施、文教衛生、社會保障、住房保障、養老服務等。這些領域不發展，經濟新常態就難以維持。
陳光金認為，應該改變公共財政支出結構。“現代政府的公共支出里應有約60%左右用于社會發展，但我國現在只有約35%。”國家應提升社保水平，提高社會保障體系的運行效率，減少運行中的各種社會成本。他還強調，要強化社會組織的發展，擴大社會自我調節和治理的空間，讓社區自治回歸本位。
社區治理是社會治理的主要抓手
中國社會學會會長、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教授在題為《城市社會治理與清河實驗》的演講中提到，“社會管理”與“社會治理”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內涵完全不同。“社會治理”的核心是讓全體公眾參與進來，激發社會活力。
據介紹，清河街道位于北京市海淀區東北部，常住戶籍人口近3萬戶，7.4萬人，另有外來人口8.4萬。李強帶領的研究團隊選擇了3個實驗點，分別是老毛紡廠單位大院型老社區、高檔商品房社區和混合型社區。他們嘗試在社區建立議事委員會（起到議事和監督功能），兩星期開一次會，先收集居民的意愿、需求，再告訴居委會，由居委會與街道一起想辦法處理或改變。調研證明，3個社區的居民都有很強的參與積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