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16 09:19:56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社區治理方面存在的問題，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街道社區依法治理是加強社區管理的需要。在社區管理中，各個方面都離不開依法治理，依法治理本身就是社區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搞好依法治理，社區管理才能夠真正得到加強。尤其是隨著改革的深化，過去由政府或所在單位包攬的就業、醫療、保險、養老等社會保障事務逐步由社區承擔，社區日益成為市民生活的重要舞臺和社會管理的主要領域。通過開展依法治理，用法律手段為社區管理服務，規范保障社區各項事業的發展，是社區管理的根本要求和重要原則。
（二）街道社區依法治理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伴隨著社會人員結構的重大變化和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大量離退休人員、個體工商戶，私營業主、下崗待業人員、外來流動人員以及新遷居民涌入社區，匯成數量龐大、身份復雜、流動性強的“社區人”群體。“社區人”個體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工作職業的差異，使得日常社區管理中出現了多種矛盾糾紛，如普遍存在的下崗再就業、最低生活保障費的發放、垃圾費的收繳、房屋拆遷、禁毒禁賭等問題，以及因空調噪音、滴水，車輛進出停放等原因而產生的鄰里矛盾，街道社區由此成為了社情民意的綜合反映地和各種矛盾、問題的匯聚地。靠過去那種由街道干部、居委會主任上門做工作的簡單方式已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只有加強依法治理，用法律手段進行管理，才能夠順應民情，妥善解決矛盾、糾紛，確保社區的穩定。
（三）街道社區依法治理是深化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需要。社區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保障群眾依法享有的民利得以充分實現。實現的途徑就是實施依法治理，通過加強街道社區基層組織建設和干部隊伍建設，按照黨的要求和憲法、法律的規定，把社區群眾組織起來，廣泛開展“自治”活動，切實把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落到實處。只有這樣，才能逐步實現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和城區法治化的目的。
（四）街道社區依法治理是提高市民生活質量的需要。在人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物質要求基本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人們對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街道社區為居民辦實事，就是要整合力量，實施依法治理，采取建章立制，整治違章違法，推動法律、醫療、文化等服務進社區的多種形式，實現社區的居所安全、秩序良好、環境優美、文化生活豐富多彩，確保居民安居樂業。
二、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一）基層少數領導干部對基層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認識不足，重視不夠，認為是“務虛工作”、軟任務。對該項工作的組織實施僅停留在計劃上，推一下干一下，滿足于應付敷於，沒有真正抓好落實。
（二）區依法治區領導小組每年為數幾次的全體成員會議，只能就依法治區工作的規劃、年度計劃等總體工作研究討論，而基層依法治理的一些專項工作、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則不能及時得到協調解決。同時，小組成員均擔任全區相關部門的領導職務，由于工作繁忙，在深入基層了解情況、指導工作投入的精力和力度方面還有待于提高。不能夠更好地發揮本部門在基層依法治理工作中的職能作用。
（三）基層依法治理工作還存在著死角。如以青壯年為主體的外來人員大量涌入社區，受經濟發展大環境的影響，不少外來務工人員無業可就，在管理上造成“真空”，成為管理問題的隱患。有關職能部門缺乏依法治理的工作前瞻性，還未從宏觀上規劃管理，導致職責不清，各自為戰，離基層依法治理工作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
（四）對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指導考核的力度不夠。依法治區領導小組成員參與指導、考核基層依法治理工作的機會不多，目前仍停留在由設在區司法局內的依法治區領導小組辦公室人員負責開展，給基層單位的感覺就是該工作僅是司法行政部門的職能工作，弱化了其工作地位。
（五）相關單位的依法治理工作缺乏工作連續性，重視程度不夠。基層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方方面面無所不包，涉及到全區各部門、街道、社區。相關單位都有必要明確專人專職或兼職從事該項工作的日常事務，承擔起工作聯絡事宜，但有些單位則是人員得不到保證或經常變動，經費也不能夠保障，漸而使本單位的依法治理工作處于一種可有可無的狀態。
三、齊抓共管，積極開展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
（一）以宣傳發動為先導，構筑工作網絡機制。要在社區內采取多樣形式，廣泛宣傳街道社區依法治理的要求、目的與意義，取得社區群眾的理解與支持。區依法治區領導小組要變一年一次例會改為每季度召開一次會議，便于工作情況的溝通和問題的及時解決。為推動工作開展，更好發揮領導小組成員的作用，可將街道、社區劃分“責任片”，由小組成員定點負責，親臨現場協調指導，強化工作力度。同時，街道要真正把該項工作擺上重要位置，做到有安排、有落實、有成效，逐步形成由街道工委領導、辦事處組織實施、相關職能部門指導檢查、社區內單位密切配合、居民共同參與的街道社區依法治理的工作格局。
（二）以普法教育為抓手，深化法律進社區活動。普法與依法治理在社區的緊密結合，是法制宣傳教育的深化和發展。社區普法活動要緊緊圍繞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在四個方面下功夫：一是內容進一步貼近社區、服務基層。應就社區管理和社區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矛盾糾紛廣泛開展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二是形式進一步以人為本、靈活多樣。通過制作下發《法律知識問答》手冊、舉辦社區說法故事會、法制文藝表演等活動，把法律知識內容融入生活化、通俗化、趣味化的表現形式中，以事喻法、以案釋法、以藝示法。三是隊伍進一步擴大。在原有法律進社區的服務隊伍基礎上，從社區居民中大力召募有志于普法事業的志愿者，讓他們也用所學的法律知識向身邊的人講身邊的法律事，使得學法用法真正成為“尋常百姓事”。四是陣地進一步明確。要將主陣地放在社區居委會。在抓緊開展對街道干部、社區居委會主任系統培訓的同時，努力使居委會做到“四有”：即有一個法制宣傳專欄、配一套法律書籍、建立一支法制宣傳教育志愿者隊伍、每季度興辦一堂法制課。
（三）以社區“自治”為立足點，營造社區法治氛圍。街道、社區居委會不僅要在日常工作中注重依法管理社區事務，還要在貫徹落實相關法律法規的基礎上，訂立符合實際、操作性強的《社區公約》，努力使社區居委會的各項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推廣紅花街道的“民情日記”和夫子廟街道的“百姓百言”、“社區議事園”等好的做法，引導、鼓勵群眾反映社區管理存在的問題、參與社區管理、監督社區事務，使社區群眾切實行使參與“社區自治”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為社區的依法治理工作夯實廣泛的群眾基礎。
（四）以解決“難點”、“熱點”問題為突破口，實施專項治理。在開展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的過程中，要確定治理重點，特別是注意突出社區群眾普遍關注、反映強烈的“難點”、“熱點”問題的整治。如針對、游戲機、不健康網絡、黃色媒介對中小學生的隱蝕，各相關部門采取有效措施實施對校園周邊不法經營活動的取締整治；小區內機動車輛亂停亂放、流動攤販占道經營、環境衛生存在死角等現象，物業管理部門加強疏導管理等。通過這些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工作，把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變成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行為，樹立和維護區委、區政府為民辦實事的良好形象。
論文摘要:城市社區治理是實現和諧社區的基本途徑。如何搞好社區治理,是當前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隨著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深入發展,社區治理主體也呈多元化的發展趨勢。社區業主是構成社區的基本元素,在社區治理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當今的業主與以往的居民并不相同,對他們的管理、組織等遇到了新問題。所以應根據新情況,給社區業主一個合理的角色定位并使業主主動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這樣才能更好地進行社區治理。
近年來，我國的城市社區建設已初具規模。城市社區建設這一概念是在我國體制轉軌的大背景下被提出來的，“努力促進新的社會結構和管理體制的形成，配合人們在思想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進步，重塑‘以人為本’的現代社會”。[1](p2)在新形勢下，對社區的管理不能沿襲以往的方法，由此產生了社區治理這一理念。社區治理強調的是治理主體多元化，這就把社區業主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一、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是發展趨勢
“治理”這一提法有其獨立的豐富內涵：“作為社會——控制論系統的治理，政策結果不是中央政府行為的產物，中央可以通過一種法律，但是在隨后執行的過程中，它要與地方政府、保健機構、自愿部門、私人部門等發生互動關系，相應，后面這些制度間相互間也要發生互動。中央政府的凌駕地位不存在了，政治體系日益分化，我們生活在‘沒有中心的社會’，即以多個中心為特征的多中心國家中。政府的任務是使社會——政治活動具有能動性，鼓勵出現多種多樣的解決問題和分配服務的安排。這種新的互動模式種類眾多，例如自我管制和相互管制，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合作管理以及有企業家精神的合資企業。社會——控制論研究方法強調了處于中心的行動者進行管理時所受的限制，聲稱不再有單一的權威，替代它的是：每個政策領域特有的多種行動者；這些社會——政治——行政行動者之間的相互依存；共同的目標；界限模糊的公共部門、私人部門以及自愿行動部門；行動、干預以及控制方式的多樣化和新出現的方式。治理成了互動式的社會——政治管理方式的結果。[2](p92-94)近年來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對政府職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要求管理主體的多元化，不再是單一的政府管理。“公共管理不完全等于‘政府管理’，而意味著一種新治理。傳統意義上的公共行政強調的是政府行政或政府管理（governmentadministrationorgovernmentmanagement）。而公共管理中的管理者，不一定完全是政府，私人部門、非營利部門、非政府組織等都是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強調的是治理（governance），即由眾多行動者組成的一個關系網絡，和眾多行動者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3](p12)治理理論與新公共管理理念相結合，形成了公共治理理論。公共治理的主要特征有：“1.政府理念從統治到治理的轉變；2.公共治理主體從一元到多元的轉變；3.公共治理的研究對象有了巨大的擴展；4.公共治理機制和手段的巨大變革。”[4](p91-92)社區治理的理念來源于公共治理理念，以往是政府作為單一的社區管理主體，而現在由于政府理念的轉變，使得治理主體呈多元化發展趨勢，使除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組織、企業、社區部門和社區居民都可以成為社區治理的主體。不同主體在對社區事務的管理中發揮各自的特點和優勢，相互合作，共同為社區建設出力。如果這一套治理體系能夠良好運作，必然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這一新治理模式起步晚，在實際操作中還要一邊摸索一邊前進，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各治理主體之間職責界限模糊，甚至對自身的角色定位認識不清。在這里要重點討論的，是社區業主在社區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問題。
二、社區業主的角色定位
（一）社區業主與以往的社區居民的比較。
我們現在所說的社區業主，主要是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住房商品化之后購買房屋全部產權的購房者。舊城改造是城市建設整體規劃的重要部分，拆除舊房屋建造新房屋則是舊城改造的主要內容。新建的住房大都是商品住宅小區，城市里的社區基本上就是以這些商品住宅小區為主。小區業主與以往的社區居民相比，不同點主要表現在：
1.以往的社區居民所居住的房屋大都是單位福利分房性質，居住在一起的居民一般是在同一單位工作，彼此非常熟悉；現在的小區是商品化住房，業主購房都是個體行為，業主之間互相不認識。
2.以往由街道辦事處、居委會等機構對社區進行管理，而現在這些機構已經淡化，應運而生的業主委員會擔負起了管理社區業主的責任。
3.以往社區的公共服務由單位統一提供，現在住宅小區的公共服務由物業公司提供，物業公司根據其工作內容和性質向業主收取物業管理費。
可見，從傳統社區向住宅小區的轉變，不僅是人們的居住條件、居住環境發生了變化，更是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方式的轉變。以前實行的以“單位制”為主的管理模式隨著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新的社區形式作為新的城市基層社會管理模式，是符合經濟與社會發展要求的。
（二）存在的問題。
社區治理主體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對社區業主提出了要求。社區業主作為跟社區部門、物業公司具有平等地位的治理主體，理應很好地發揮自己在社區中的作用。但在實際生活中，社區業主與物業公司及其他社區治理主體的矛盾很大，此類新聞也是屢見不鮮。
從上面總結的社區業主與以往社區居民的不同點中可以看出，現在的社區業主之間沒有工作上的聯系，加之當今社會競爭激烈、壓力大、生活節奏快，人們總是很忙，人情淡漠，對于自己所居住的社區的其他成員更是不會主動去結識交往，這就造成了社區業主之間聯系不緊密，缺乏把自己當成社區治理主體的覺悟。業主委員會是指由物業管理區域內業主代表組成，代表業主的利益，向社會各方反映業主意愿和要求，并監督物業管理公司管理運作的一個民間性組織。業主委員會的建立是社區自治發展的標志，但由于起步較晚，發展時間短，很多方面還不成熟，而且業主委員會是民間性組織，號召力似乎不強，許多業主對于委員會的職能性質都不了解，支持委員會的工作就更無從談起了。物業公司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也是社區治理主體之一。目前社區里的矛盾問題，最集中的就是業主與物業公司之間的矛盾，往往是業主認為物業公司在收取了較高的物業管理費之后并沒有提供相應的服務，于是拒絕繳納以后的物業管理費；物業公司則認為他們收取的管理費都不足以維持公司的正常運轉了，這樣一來，后果一般是物業公司不再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社區環境變得越來越惡劣，業主深受其害。
（三）社區業主的角色定位。
矛盾問題已經不容忽視了，那么業主在社區治理中究竟扮演著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呢？既然前面已經提出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的發展趨勢，毫無疑問，業主是社區治理主體之一，與物業公司及其他社區部門有著平等的地位。但在實際操作中不能發揮出業主應有的作用，這促使我們對社區業主的角色定位進行反思。
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是社區治理理論的組成部分，將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必然要經歷一段磨合期，在此期間可能會產生很多以往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綜觀我國城市社區治理模式的發展與演變，可以將其概括為三種模式或三個階段：1.行政型社區——政府主導型的治理模式。2.合作型社區——政府推動與社區自治結合型的治理模式。3.自治型社區——社區主導與政府支持型的治理模式。我國城市社區建設由第二個階段向第三個階段的發展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5](p136-137)在這個發展演變的過程中，社區業主對自身的主體地位缺乏足夠的認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傳統管理模式的影響。在以往的社區管理模式中，社區居民是被管理者，是接受政府管理的一群人，人們在思想上已經形成了對管理者的依賴。現在的社區沒有了所謂的上級管理者，更多的是靠自己進行管理。而靠自己進行管理，又沒有明確的管理方法和標準，于是更多的人選擇不管理，對公共事務不聞不問，至于私人的事情，自己管自己的，別人也無權過問。這樣一來就導致了社區業主對社區事務的普遍不關心，即使出現了會影響到自身利益的問題，只要他人也遇到同樣的問題，就不會主動去尋求解決方法，從眾心理在這里起到了很大作用。還有就是單位制解體，盡管凸顯了人們的自主性和個性，但也會造成人與人之間聯系的不緊密，住在同一個社區的人們缺乏內聚力，對社區公共事務漠不關心也就不足為奇了。業主委員會無法發揮更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得不到業主們的理解和支持，當然其根源還是前面提到的社區業主之間缺乏內聚力。同時，其他社區治理主體的職責界限模糊，對自己應負的責任認識不清，責任意識不強，也是導致很多問題無法妥善解決的原因。
問題的產生也許是在磨合期間無法避免的，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就成為了過渡的關鍵。既然現在社區業主不能很好地發揮其作為社區治理主體的作用，那就應該在實踐中將其定位在一個還不能夠達到治理主體水平，但正在向著治理主體前進的位置。在實踐的過程中努力將業主群體往治理主體的方向引導，并讓其認識到社區事務與自身利益有著密切關聯性。
三、努力引導社區業主發揮其治理水平
將社區業主放在一個還不能夠達到治理主體水平，但正在向著治理主體前進的位置，這就需要我們在實際操作中采取相應的措施，將業主向治理主體引導。
（一）強化業主委員會在社區中的作用。
我國傳統的管理模式是由上級機構管理社區居民，而且人們的思想方式受其影響很深。既然這樣，完全可以順應這一思維方式，提高業主委員會的地位，強化其作用。業主委員會雖然是民間性組織，也不是對社區的業主進行上對下的管理，但它是代表業主利益的組織，所做的工作都是在維護業主的合法權益。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強調業主委員會的組織功能，委員會是通過民主程序推選出來的業主代表組成的，跟大家是同樣平等的身份，這就不會出現以前管理模式中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隔閡。業主們有什么困難，遇到了什么問題，都可以向委員會反映，委員會幫助業主解決問題。在這一點上，業主委員會可以填補在沒有了傳統管理者之后人們心理上的缺失，業主們通過委員會解決了困難與問題，自然會感激業主委員會，在心理上對其產生認同后，要擁護委員會就是順理成章的了。所以，業主委員會必須強化自身在社區治理中的作用，當業主們還對自己的治理主體地位認識不清時，業主委員會就應該站出來，代表廣大業主發揮治理主體的作用。
要做到這一點，首先社區中要選出大家都信賴的、人際關系較好的、熱心為大家服務的業主代表來組成業主委員會，組成之后要建立一套業主委員會運作的規章制度，切忌三分鐘熱情，要切實把每項工作都落到實處，并一直堅持下去。其次要加強業主委員會與廣大業主的聯系，獲得業主的支持。這一點在實際操作上有很大困難，由于前面已經說過的一些原因，很多人都對所居住社區的公共事務漠不關心。還是必須依靠業主委員會自身勤做工作，不能只是在產生問題和發生矛盾時，委員會才能證明其是存在的，必須在日常生活中時時處處體現出業主委員會的存在。
（二）加強社區業主間的內聚力。
社區業主的內聚力不強，是業主不團結，對社區公共事務不關心的根源。如果在這方面有所強化，許多問題解決起來會更容易。由于工作、生活上的差異，社區業主也許很難在同一時間聚集到一起，這也給他們的溝通造成了一定困難。加強業主之間的聯系，可以先從老人和孩子著手。退休在家，平時無事可做的老人們完全可以加強聯系和溝通，業主委員會可以組織老人們參加一些有益身體健康的活動，加深對其他人的了解和熟悉，老人之間互相來往多了，會影響整個家庭與其他家庭的來往，慢慢地就可以把業主們聯系起來。孩子們也是，平時經常在一起玩，家庭之間的聯系自然就會越來越緊密。社區業主之間的聯系緊密了，內聚力自然就會加強。業主們對社區公共事務就不會再抱著漠不關心的態度，而是真正感覺到自己是這個社區的一分子，社區的大小事務都與自己息息相關，也樂意參與到社區的管理中來，負起自己那份責任，這樣，社區業主達到社區治理主體的水平就指日可待了。要加強社區業主的內聚力，要做的還有很多，而且這肯定是一個需要花費較長時間的過程，不能操之過急。
（二）業主應加強與物業公司的互動。
物業公司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是當前的主流。盡管物業公司是企業，但由于其主要業務是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如垃圾清理、安全保衛、綠化維護、車輛管理等，收取的物業管理費也在業主可以接受的范圍內，所以物業公司是為社區業主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是社區治理主體之一。當前普遍存在的業主與物業公司的矛盾，很大部分還是由于物業公司自身不完善，提供的實際服務與承諾時的標準不相符，收取費用與提供的服務不相符等。由于物業管理的質量與業主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特別是經濟上的聯系，使得業主與公司之間的問題十分復雜且敏感，一旦出了問題，雙方都不愿意承擔責任，致使本來也許并不嚴重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原本可以協商解決的矛盾也變得不可能解決了。當前我國的物業公司發展較快，但良莠不齊的現象也很突出。社區要找到一家負責任講信用的物業公司并不容易。撇開客觀因素，業主自己應該做到的，是重視最初與物業公司簽訂的合同，嚴格按照合同擬訂的標準執行，如果物業公司日后提供的服務沒有達到合同上規定的標準，業主應堅決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在物業公司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業主應時常監督物業公司的運作，及時溝通，出了問題立刻解決，盡量不要拖延，以保證問題能盡早得到解決。業主與物業公司的互動加強了，一些潛在的發生矛盾的可能性就能夠被消除，雙方都深入了解對方，就可以更好地合作。物業公司與業主都是社區治理的主體，所以就應該相互尊重，相互監督，做好自己應該做的，出現矛盾問題盡快通過協商解決。當然，企業性質的物業公司是以盈利為目的，在經濟利益與提供的服務之間找到平衡點也非易事，所以業主們在監督物業公司工作上必須付出更多，而一個有威信和號召力的業主委員會就可以替業主們擔負起監督物業公司工作的責任，這也證明了社區里建立一個有威信有號召力、負責任，能真正代表業主的業主委員會的重要性。
（四）政府為社區建設提供外部支持。
政府是傳統的社區管理主體，在當今治理主體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下，政府的作用仍然很大，特別是在我國。政府應該為社區建設提供一些外部支持，“社區的人力、物力、財力有限，政府必須協助社區解決工作中遇到的難題，特別是要解決區內居民的就業問題。為了將社區內黨政組織、企事業單位組織、社會團體這三類組織統一調動起來，使之為整個社區的利益和目標而共同努力，需要政府擔當起協調者的角色，理順城市社區各行各業之間的關系”。[6](p135)社區其他治理主體都是通過政府授權才可能成為治理主體的，所以政府在社區工作上起到的總領性作用是無可取代的。政府為社區建設提供外部支持，相當于減輕了業主的負擔，使得他們能夠更好地看清自己的定位，明確自己的責任。政府還應在政策和法律制定上為社區建設提供良好的大環境。對物業公司的監督管理應該有法可依，一些社區部門目前還沒有法律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這些部門的發展，政府應該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出有利于社區健康發展的政策和法律，這同樣也有助于社區業主認清自己的角色定位。
綜上所述，社區業主作為社區治理主體之一，在當前還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為治理主體的作用。因此，應該在實踐中逐步采取措施，引導社區業主認清自己的角色定位，明確自己擔負的責任，強化其責任意識，使其主動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促進社區建設快速穩定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嚴浩.我國城市社區發展政策研究[M].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02.
[2]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3]張成福,黨秀云.公共管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4]滕世華.公共治理視野中的公共物品供給[J].中國行政管理,2004,(7).
一、從大局出發，明確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地位
（一）街道社區依法治理是加強社區管理的需要。在社區管理中，各個方面都離不開依法治理，依法治理本身就是社區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搞好依法治理，社區管理才能夠真正得到加強。尤其是隨著改革的深化，過去由政府或所在單位包攬的就業、醫療、保險、養老等社會保障事務逐步由社區承擔，社區日益成為市民生活的重要舞臺和社會管理的主要領域。通過開展依法治理，用法律手段為社區管理服務，規范保障社區各項事業的發展，是社區管理的根本要求和重要原則。
（二）街道社區依法治理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伴隨著社會人員結構的重大變化和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大量離退休人員、個體工商戶，私營業主、下崗待業人員、外來流動人員以及新遷居民涌入社區，匯成數量龐大、身份復雜、流動性強的“社區人”群體。“社區人”個體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工作職業的差異，使得日常社區管理中出現了多種矛盾糾紛，如普遍存在的下崗再就業、最低生活保障費的發放、垃圾費的收繳、房屋拆遷、禁毒禁賭等問題，以及因空調噪音、滴水，車輛進出停放等原因而產生的鄰里矛盾，街道社區由此成為了社情民意的綜合反映地和各種矛盾、問題的匯聚地。靠過去那種由街道干部、居委會主任上門做工作的簡單方式已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只有加強依法治理，用法律手段進行管理，才能夠順應民情，妥善解決矛盾、糾紛，確保社區的穩定。
（三）街道社區依法治理是深化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需要。社區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保障群眾依法享有的民利得以充分實現。實現的途徑就是實施依法治理，通過加強街道社區基層組織建設和干部隊伍建設，按照黨的要求和憲法、法律的規定，把社區群眾組織起來，廣泛開展“自治”活動，切實把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落到實處。只有這樣，才能逐步實現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和城區法治化的目的。
（四）街道社區依法治理是提高市民生活質量的需要。在人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物質要求基本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人們對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街道社區為居民辦實事，就是要整合力量，實施依法治理，采取建章立制，整治違章違法，推動法律、醫療、文化等服務進社區的多種形式，實現社區的居所安全、秩序良好、環境優美、文化生活豐富多彩，確保居民安居樂業。
二、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一）基層少數領導干部對基層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認識不足，重視不夠，認為是“務虛工作”、軟任務。對該項工作的組織實施僅停留在計劃上，推一下干一下，滿足于應付敷於，沒有真正抓好落實。
（二）區依法治區領導小組每年為數幾次的全體成員會議，只能就依法治區工作的規劃、年度計劃等總體工作研究討論，而基層依法治理的一些專項工作、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則不能及時得到協調解決。同時，小組成員均擔任全區相關部門的領導職務，由于工作繁忙，在深入基層了解情況、指導工作投入的精力和力度方面還有待于提高。不能夠更好地發揮本部門在基層依法治理工作中的職能作用。
（三）基層依法治理工作還存在著死角。如以青壯年為主體的外來人員大量涌入社區，受經濟發展大環境的影響，不少外來務工人員無業可就，在管理上造成“真空”，成為管理問題的隱患。有關職能部門缺乏依法治理的工作前瞻性，還未從宏觀上規劃管理，導致職責不清，各自為戰，離基層依法治理工作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
（四）對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指導考核的力度不夠。依法治區領導小組成員參與指導、考核基層依法治理工作的機會不多，目前仍停留在由設在區司法局內的依法治區領導小組辦公室人員負責開展，給基層單位的感覺就是該工作僅是司法行政部門的職能工作，弱化了其工作地位。
（五）相關單位的依法治理工作缺乏工作連續性，重視程度不夠。基層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方方面面無所不包，涉及到全區各部門、街道、社區。相關單位都有必要明確專人專職或兼職從事該項工作的日常事務，承擔起工作聯絡事宜，但有些單位則是人員得不到保證或經常變動，經費也不能夠保障，漸而使本單位的依法治理工作處于一種可有可無的狀態。
三、齊抓共管，積極開展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
（一）以宣傳發動為先導，構筑工作網絡機制。要在社區內采取多樣形式，廣泛宣傳街道社區依法治理的要求、目的與意義，取得社區群眾的理解與支持。區依法治區領導小組要變一年一次例會改為每季度召開一次會議，便于工作情況的溝通和問題的及時解決。為推動工作開展，更好發揮領導小組成員的作用，可將街道、社區劃分“責任片”，由小組成員定點負責，親臨現場協調指導，強化工作力度。同時，街道要真正把該項工作擺上重要位置，做到有安排、有落實、有成效，逐步形成由街道工委領導、辦事處組織實施、相關職能部門指導檢查、社區內單位密切配合、居民共同參與的街道社區依法治理的工作格局。
（二）以普法教育為抓手，深化法律進社區活動。普法與依法治理在社區的緊密結合，是法制宣傳教育的深化和發展。社區普法活動要緊緊圍繞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在四個方面下功夫：一是內容進一步貼近社區、服務基層。應就社區管理和社區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矛盾糾紛廣泛開展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二是形式進一步以人為本、靈活多樣。通過制作下發《法律知識問答》手冊、舉辦社區說法故事會、法制文藝表演等活動，把法律知識內容融入生活化、通俗化、趣味化的表現形式中，以事喻法、以案釋法、以藝示法。三是隊伍進一步擴大。在原有法律進社區的服務隊伍基礎上，從社區居民中大力召募有志于普法事業的志愿者，讓他們也用所學的法律知識向身邊的人講身邊的法律事，使得學法用法真正成為“尋常百姓事”。四是陣地進一步明確。要將主陣地放在社區居委會。在抓緊開展對街道干部、社區居委會主任系統培訓的同時，努力使居委會做到“四有”：即有一個法制宣傳專欄、配一套法律書籍、建立一支法制宣傳教育志愿者隊伍、每季度興辦一堂法制課。
（三）以社區“自治”為立足點，營造社區法治氛圍。街道、社區居委會不僅要在日常工作中注重依法管理社區事務，還要在貫徹落實相關法律法規的基礎上，訂立符合實際、操作性強的《社區公約》，努力使社區居委會的各項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推廣紅花街道的“民情日記”和夫子廟街道的“百姓百言”、“社區議事園”等好的做法，引導、鼓勵群眾反映社區管理存在的問題、參與社區管理、監督社區事務，使社區群眾切實行使參與“社區自治”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為社區的依法治理工作夯實廣泛的群眾基礎。
（四）以解決“難點”、“熱點”問題為突破口，實施專項治理。在開展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的過程中，要確定治理重點，特別是注意突出社區群眾普遍關注、反映強烈的“難點”、“熱點”問題的整治。如針對、游戲機、不健康網絡、黃色媒介對中小學生的隱蝕，各相關部門采取有效措施實施對校園周邊不法經營活動的取締整治；小區內機動車輛亂停亂放、流動攤販占道經營、環境衛生存在死角等現象，物業管理部門加強疏導管理等。通過這些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工作，把街道社區依法治理工作變成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行為，樹立和維護區委、區政府為民辦實事的良好形象。
關鍵字：社區治理；多樣化；公民參與；網絡；開放式；意義
社區是城市社會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府服務，經濟組織運行、不同階層居民生活等多方面交織的區域性共同體。社區是社會結構最基礎層面上的社會單元社區，而社區治理是現代城市治理的基礎性工程。加強社區治理，是提高居民文化素質、生活素質，維護城市社會穩定、和諧與發展的重要環節。然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的社會日益表露出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因素的迅速增長，社會的高風險度增加。因此，和諧社會的構建需要以社會治理結構的變革為前提，只有采取社區治理的多樣化才能實現社會治理的和諧目標。
一、社區治理多樣化問題的界定
就社區自身方面來說，社區在意義上是多樣化的。這是由于居民的流動性，經濟結構的調整，郊區的興起，一個全新的多元文化社會已經摒棄了集體密度的社區。因此，社區已經成社區在意義上是多樣化和多方面的。社區已經成為支離破碎的地方，也就是說人們共享相同的領土幾乎消失了。如果人們的社交網絡還存在的話，那它們可能成為一種結合的類型：其延伸出的領域未必涉及鄰里之間了。其他的人則更為分散，則社區成為一個獨立的地區。公共治理理論家博克斯的核心觀點是：“無論是個體還是集體，我們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在一個地方，我們期望發現自己成為能夠連續、自主決定和控制我們自己地方公共生活的主體。” 這一觀點強調了社區治理中的公民自治的權利。
此外，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的地方政府模式具有多樣性的特征。我國就是采用這種多樣性的地方政府模式使單一制完成了西方的聯邦制的使命，同時，也維護了一個大國的統一和穩定。我國地方政府的多樣性的具體表現為三種模式：普通集權模式、民族自治模式及特區復合模式，這三種模式構成了中國地方政府模式的特色。社區在地方政府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就能力和傳統而言，每個地方的社區在解決問題和組織以及實施措施的方式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地方政府模式的多樣性使社區治理的重要因素。不同模式下的地方政府存在著不同形式的社區治理，所以，我們有必要對社區治理的多樣化進行前瞻性的探討。
二、社區治理多樣化的表現形式
地方政府的不同模式要求社區治理向多樣化方向發展。其原因為：
一是期望通過社區治理來抑制某些能夠用于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的資源。
另一個是希望通過社區治理來提高民主發展中的民主參與能力。社區在這兩個方面可能扮演一個更為中心的角色：
第一，社區在公共服務提供方面可以填補，尤其是在公共預算縮水的情況下；
第二，社區不僅僅是簡單的提供服務而且也能夠提供更好的政策。我國社區治理的最大特點就是行政化傾向嚴重。“社區行政化”是“城市政府力尋求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的平衡，依靠行政權力，自上而下地實現社會再組織的過程。政府制定統一規劃，依靠行政力量，由外向內，由上而下，重構”縱向到底、橫向到變的城市社會管理體制。 社區的各項活動不能在孤獨和封閉的狀態下進行，它們必須聯接成為有機的整體，并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使之得以在公眾展現。
因此，基于這些原因，社區治理多樣化的表現形式可分為：公民參與式的社區治理、網絡式的社區治理以及開放式的社區治理。
1.公民參與式的社區治理
社區治理模式實際上是政府與社區兩個治理主體之間的不同選擇。我國的社區雖然是法定的群眾基層自治組織，卻帶有濃厚的行政化色彩，居民在治理中相對弱勢。美國社區內的具體事務完全實行自主自治，與政府部門并沒有直接的聯系。政府通過提供資金援助和制度權利來提高美國公民參與的制度化程度。 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缺乏社區自治的“根基”：成熟的市場經濟，長期醞釀的公民社會，以及由此衍生的民主法治精神。而國外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成功經驗表明提高社區自治水平、實現社區自治才是完善社區治理的必經之路。
目前，國外發達國家的社區治理主要可總結為三種模式，即美國的社區自治模式、新加波的政府主導模式以及日本的混合管理模式。這三種不同的模式都是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制定的。隨著政治與行政的分離，公民參與公共行政成為公共行政的重要內容。因此，公民參與主要是指“公民試圖影響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動。” 我們倡導采取公民參與式的社區治理。加強公民參與社區治理需增強公民意識。公民意識增強主要表現在對自身道德素養的培養、社會責任感的增強、自身權利的維護、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等方面。現代社會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社區事務也相對復雜起來，居民與社區生活關系最為密切，對社區的各項需要也最為了解，而且只有公民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有了公民的參與，鄰里之間，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各種利益沖突就更易于調節，需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此外，提高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能力還需加強公民與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之間的互助。
為了保證公民在參與社區治理的過程中，我們需要遵循一些有效性的原則：首先，公民必須了解其所在社區的治理原則。就如公共治理論論家博格斯指出的觀點：無論是個體還是集體，我們都有選擇的權利，在一個地方，我們期望發現自己成為能夠連續、自主決定和控制我們自己的公共生活的共同體。在公民參與社區治理過程中，我們應遵循的規模是自下而上的選擇過程；其次，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民主原則。這意味著公民擁有更多選擇和決定社區未來的機會；再次，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責任原則。由于公民是社區的所有者，所以社區代議機構只能是公民的服務者而不是上級；最后，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意愿表達清晰性。這個原則直接影響著社區決策。
總之，我國的社區治理不僅是基于公民的政府功能的提高，而且是公民社會質量的改善。現階段我國的城市社區建設幾乎全部是政府啟動，政府主導的，至今還沒有出現過完全由社區主體組織或其他非政府組織主導的社區建設個案。 因此，通過社區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社區治理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網絡式的社區治理
目前，我國社區的軟件建設發展滯后，突出表現為社區自治能力弱，社區非政府組織發育不全，社區公共設施居民使用率不高、居民生活滿意度上升緩慢等。問題的根源在于現行社區建設模式產生的垂直結構制約了社區居民的廣泛參與，嚴重影響了城市社區的可持續發展。然而，隨著全球網絡化的發展，人們之間面對面的溝通減少了，而社區網絡化發展逐漸成為當代社區治理的手段之一。采用網絡式的社區治理有利于縮小社區空間的距離，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更好更快地解決社區存在的問題。網絡式的社區治理具有靈活性。因為其是通過網絡和市場原則來自建的由網絡來治理。此外，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網絡通常能靈活的與公共組織，私人組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安排。
網絡式的社區治理對地方政府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我們要摒棄政府壟斷公共服務的觀念，逐步放權，引入多方主體參與到提供公共服務中。同時，還要盡可能地利用市場的力量和企業家精神改善公共服務，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公共服務效能。網絡式的社區治理可以增加政府工作的協同性、整體性，優化政府結構，實施組織整合，縱向減少層級，橫向加強協同。此外，網絡式的社區治理可以增強政府工作的靈活性和迅捷性，并建立在數字化網絡技術支持下的地方或社區的工作協同機制。
總之，網絡式的社區治理雖然在降低政府工作成本獲得了理想成效，但是其只能反映社區的一個較小問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網絡是虛擬的，其中可能存在不穩定或者不肯定的影響社區治理的因素。因而，在這種情況下，社區治理難以避免走向其反面而達不到治理的理想目標。網絡式的社區治理是一把雙刃劍，我們不僅要看到它的優點，其缺點我們也不可忽視。我們相信，網絡式的社區治理模式的探索能為今后進一步完善社區治理提供有益的參考。
3.開放式的社區治理
社區治理是基于社區自治來吸納社區各類組織的參與過程。這種社區內的各類組織實施的治理是一種“封閉式治理”。大多數的治理，不論是國家治理、城市治理、鄉鎮治理，基本上都是“封閉式治理”的模式。但是，在社區實施封閉式的治理是不妥的。我國城市的封閉小區可能在圍墻內創造出世界一流的“公民治理”形態。但是小區的“經濟準入制”，圍墻和保安就如同公民身價的間隔一般，這將是影響我國城市發展、社區發展的重大障礙。
社區作為一種特定的組織形式，其和所有的組織一樣，都不可能是與環境絕對割裂的封閉系統，而是一個開放系統。社區治理必須依賴于外部資源的輸入，而外部資源的輸入過程則是外部主體參與社區治理的過程。開放式的社區治理是社區治理制度的演化，在開放式社區治理模式下，外部主體的參與不是為了控制社區，而是致力于社區發展和提供社區治理水平。因此，外部治理主體對社區實施的是一種新的復合治理機制，也就是謀求各個治理主體之間的合作互補關系，更加強調了治理主體的參與性。開放式的社區治理所要強調的是社區治理主體并沒有一個特定的范圍，這也就意味著社區外的組織可以通過各種機制創新來參與社區治理。開放式的社區治理具有重要的制度意義：首先，明確社區、社會與政府的關系，從“二元對立”演化為“伙伴關系”，解決了社區治理的主體問題；其次，通過實施復合治理，解決了社區治理創新機制問題；最后，通過幫助社區獲得資源信息和合法性，解決了社區發展的動力問題。
總之，在開放式的社區治理模式下，社區成為一個開放系統，這既為社區發展開拓了前所未有的空間，也為社區發展帶來了系統性和制度性的風險。開放式的社區治理始終需要關注的是防止內部主體過度依賴和外部主體過度控制的兩個問題。伴隨著社區治理的發展，開放式的社區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為未來的社區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治理方式。
三、社區治理多樣化問題的研究意義
社會發展應該從社區治理開始，社區是社會的基層組織，是社會的細胞。社區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微觀基礎，沒有基層社會的發展，整個社會的發展就無從談起。一個健康、成熟的社區，應該是社區與政府，社區與企業、社區與社會、社區與居民的互相合作的社區。社區居民之間普遍的信任、互惠的規范和通過自主組織所建立起來的社會參與網絡構成了社區民合作所依賴的社會資本。
社區治理的方式需要采取相應地多樣化來對應地方政府的模式的多樣性，因此，社區治理的公民參與式、社區治理的網絡式以及社區治理的開放式對目前或者未來的社區治理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一，公民參與式的社區治理有助于社區治理的民主性。社區治理的主體有政府主導變為公民主導，這樣有助于社區治理的“本土化”發展，同時，也相應地加強了社會民主的進一步發展；
第二，網路式的社區治理有利于社區治理的局限性。網絡現在已成為大多數人的交流方式，網絡是虛擬和多功能的，它可以解決社區治理中的難題，同時也打破了社區因地理局限使治理難以達到有效的目標的局限；
第三，開放式的社區治理有助于社區治理的優化性。社區治理需要外部主體的參與，只用通過外部主體的參與，社區治理則可以依賴外部資源來優化治理的條件。
總而言之，社區治理多樣化的問題研究對社區治理的發展具有可靠的參考依據和為未來社區治理的提供了一定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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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杜錦（1988.11-），女，湖南瀘溪人，苗族，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生，行政管理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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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社區治理體制下的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
1、居委會面臨新的困境
目前，深圳市基本形成了“居站合一”（即居委會和社區工作站實行“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和“居站分設”（即居委會和工作站完全分開）等兩種社區治理模式。理論上，社區工作站的設立似乎可從制度設計上解決居委會的行政化問題，緩和日趨緊張的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矛盾。但實踐中，新的社區治理模式中的居委會又面臨了新的問題。
第一，“居站合一”模式的尷尬。理論上，設立社區工作站后，居委會不再承擔政府職能，可以真正通過選舉產生，專心開展社區自治。然而，實踐中深圳市的幾乎所有居委會組成人員完全都由社區工作站工作人員兼任，他們在時間和精力上更多的是放在完成上級任務上，社區自治功能仍難以發揮。“居站合一”模式所反映的政府天然代表全體居民利益的思路，無疑又回到了計劃經濟下傳統意識形態的宣傳公共權力系統天然代表全體人民的老路子，否則“居站合一”模式就會產生自我矛盾。因此，從制度設計上來看，這樣的制度安排很難說是成功的。
第二，“居站分設”模式的尷尬。目前，深圳市只有鹽田區完全實行“居站分設”，這種模式在實踐中也不盡如人意。首先，社區工作站和居委會徹底分開以后，二者的角色定位存在問題。社區工作站不但承接了政府下達到社區的各項工作，而且承擔了部分本應屬于居委會職責范圍內的工作；而居委會雖然不再承擔行政工作卻又暫未能擔當起“群眾性自治組織”的角色；其次，部分居委會在社區自治的制度模式下開展社區服務，難以實現自負盈虧。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居委會資金來源存在困難時，工作如何實現良性運作？再次，由于居委會主任及委員們缺乏工作的熱情、動力和民主的習慣，居委會難以真正運作起來。部分原居委會成員在居委會脫離政府“管制”之后，表現出明顯的不適應，甚至有某種失落和無所適從感。
第三，面臨被邊緣化的可能。在“居站分設”的情況下，居委會不再承擔行政性工作，與業主委員會一樣應該同屬于群眾性自治組織。但現實情況是，居委會聯系群眾的功能似乎被抽空了，居委會存在被“邊緣化”的可能，一些住宅小區業主委員會的影響力大于居委會就是最好的說明。有學者指出，業主委員會在維護居民利益、推動社區自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僵化的街道——居委會體制形成了很大沖擊，如果居委會還不實現自治功能的回歸，就有可能被業主委員會“擠垮”。
2、業主委員會對社區治理的影響
隨著住房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物業管理的興起、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以及居委會自治能力的缺失，擁有住宅私有產權的業主成為了現代社區的真正主體，業主的社區自治要求日漸增強，并呼吁成立業主委員會甚至業主聯合會。在這樣的背景下，組織化、專業化的維權組織的成立就成了業主的必然選擇。
盡管業主委員會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組織，且其自身運作還有很多不規范的地方，但它作為一個新型的社區組織，在社區內的地位、作用及扮演的角色對社區居民、居委會乃至整個社區治理結構的變革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業主委員會的產生與發展不僅改變了原有的城市社區治理結構，而且還推動了社區治理體制改革的進程、為發展基層民主提供了新思路、增加了社區組織關系的復雜性。
二、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關系的現狀及癥結所在
1、二者關系的現狀
面對業主委員會的興起，有人開始懷疑居委會存在的必要性，要求改革原有社區體制的呼聲不斷，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之間的潛在沖突也隨時間的推移日漸顯現。由于居委會角色錯位，難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居民開始繞開居委會尋求新的利益表達渠道。
業主委員會代表全體業主的利益，但其法律地位的不明確直接影響了業主委員會的運作與業主維權的開展。業主委員會還經常受到房管部門的行政干預，這些部門本該行使對業主委員會的輔助工作，但由于業主委員會法律地位不清，這種行政輔助行為就往往演變成一種行政確認行為；反過來政府的行政干預又更加模糊了業主委員會的法律地位。因此，當物業公司和開發商欺騙和損害業主利益時，業主委員會很難以合法組織的身份去捍衛業主利益，其共同利益表達和權利維護的功能受到限制，從而不得不時求助于居委會。業主委員會一方面依賴居委會，另一方面又不斷挑戰居委會，而居委會角色的錯位使其不可能避免地卷入小區內部業主委員會與物業管理公司以及房地產開發商之間的利益紛爭，其“裁判員”身份受到業主質疑，甚至最后成了業主攻擊的對象。
隨著社區工作站的成立，由于社區工作站承接了社區居委會原有的社區資源，作為“準政府組織”的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摩擦開始部分地轉為社區工作站（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之間的矛盾，其矛盾的中心集中體現在業主委員會的成立、社區資源、社區治理權、在社區治理中的地位等方面。由于目前居委會并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自治組織，其作為社區自治組織與業主委員會的矛盾還沒有完全凸現。現實中，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矛盾仍表現為行政權與自治權的矛盾。由于《指導規則》明確規定居委會領導業主委員會，使得二者之間已經存在的矛盾更為尖銳。
2、現階段的主要矛盾
現階段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矛盾可歸納為幾個方面：
（1）圍繞業主委員會的成立而產生的矛盾
深圳市多數業主委員會從成立開始，就難以得到居委會的支持。一方面法律上，《指導規則》出臺后，業主委員會的成立必須得到居委會的支持，否則難以召開首次業主大會，更不用說備案成立業主委員會了。另一方面現實中，目前居委會仍或多或少的以“政府”的身份參與社區治理，為了減少業主委員會成立以后所帶來的“麻煩”，居委會往往不支持小區成立業主委員會，甚至以各種借口延緩或阻止其成立業主委員會。
（2）圍繞社區資源而產生的矛盾
社區資源包括許多方面，如居民支持、辦公用房、活動場所、政府的社區政策等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居民支持。首先，居民支持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居委會和業主委員會發展的前途命運，離開了社區居民的支持，任一社區組織都難以在社區繼續生存。由于居委會長期以來“行政化”的色彩過于濃厚，居民對它的認同非常脆弱。當代表著居民根本經濟利益——房產——的業主委員會出現時，居委會與居民之間那種脆弱的關系遭到了嚴重威脅，這使得居委會對業主委員會有一種本能的敵視。其次，在深圳，隨著社會分化越來越細，社區成為獨立的發展實體，社區的可用資源與辦公用房、活動場所等越來越緊張，生存在社區內的各種組織必然為爭奪社區資源而展開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也導致了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矛盾的深化。再次，當前政府的社區治理體制明顯對一貫具有“行政化”色彩的居委會有利，其他社區組織則難以獲得同樣的待遇，尤其是業主委員會。當政府的社區政策的天平明顯向居委會傾斜時，業主委員會的不滿情緒進一步被激化，業主委員會與居委會的矛盾也由此加深。
（3）圍繞社區治理權而產生的矛盾
如果社區內同時存在居委會、業主委員會等部分功能重疊的組織實體，它們之間必然存在功能上的矛盾與沖突，并且必將隨著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日趨激烈。例如，以業主為中心的物業管理模式和以居委會為中心的行政管理模式之間的矛盾；以財產關系、利益關系等為紐帶的居民自治組織——業主委員會和傳統的街道、居委會行政管理組織之間的矛盾。
盡管國務院2003年制定的《物業管理條例》允許業主大會制定、修改物業管理區域內公共秩序和環境衛生的維護等方面的規章制度，并由業主委員會選任物業管理公司具體執行。但按照《居委會組織法》，居委會負責協助政府或其派出機關維護社會治安和與居民利益有關的公共衛生。這種法律上對社區治理權的不合理安排，造成實際操作中的混亂。
（4）圍繞著在社區治理中的地位而產生的矛盾
在社區治理體制改革過程中，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圍繞社區治理地位問題也產生了矛盾。從居委會的角度來說，理所當然地把社區治理歸為自己的份內事，認為自己是社區治理的主體，理應在社區治理中占據主導地位，業主委員會應聽命于居委會或直接成為居委會的附屬機構。而業主委員會則認為居委會代表政府對社區行政事務進行管理，社區依靠居委會達不到有效的自治，自己才是居民的真正代表，而不是居委會的附屬機構。居委會要求把業主委員會納入其管理框架內，而業主委員會則要求有獨立活動的保證，圍繞著雙方在社區治理中的地位問題，二者展開了激烈的較量。
而《指導規則》和《深圳經濟特區物業管理條例》對業主委員會的法律地位和權益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相反加緊了對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的控制，如三級管理即市（區）主管部門、街道辦、社區工作站或居委會共同管理的模式，并將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納入街道辦、社區工作站或居委會的領導之下。雖然業主要求成立業主委員會進行維權的沖動不斷高漲，但由于現行的相關法律法規以及政策的約束，業主委員會存在“成立難、維權難”的問題。這是行政權力擴張與民間自治權試圖尋求發展之間的沖突。如何合理定位二者關系成了社區治理體制改革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關系的合理趨向
治理理論為解決上述問題、重構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關系供了一個新的視野。治理理論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其主體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第三部門（ThirdSector）或非政府組織（NGO）、企業及社會自愿者，是多個主體針對社會公共事務而開展的分工合作協商的共治過程。
1、創建合作互動型關系
當前學者和政策研究者對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定位問題的幾種主要觀點，包括用業主委員會取代居委會、將業主委員會納入居民委員會之中、將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合二為一、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二者間形成競爭關系、居委會暫時代行業主委員會的職能等等。但筆者以為：雖然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有部分功能的重合，如公共衛生和社區安全管理方面，但二者在權利來源、管理邊界、職責功能、代表主體等方面都有明顯差異。二者在功能方面是互補的，所以二者并不可以相互替代或者合并。此外，二者之間競爭、沖突的關系也不可取，因為從法律地位和代表性來講都不具有對等性。
筆者認為，應建立互相合作、依賴互動為特征的合作互動型關系，以緩和社區矛盾，暢通利益表達渠道，構建和諧社區。事實證明，無論是居委會，還是業主委員會，都無法擁有獨立解決所有問題的能力。“不論是公共部門還是私人部門，沒有一個個體行動者能夠擁有解決綜合、動態、多樣性問題所需的全部知識與信息，也沒有一個個體行動者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去應用有效的工具。”每一個社區組織都必須通過與其他社區組織交換信息、資源，通過相互合作來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
在以居委會為單一社區自治主體的社區治理體制下，居委會難免淪為政府的附庸，政府的行政管理通過居委會滲透到社區的各個方面，居委會難以擺脫其“行政化”的宿命，社區自治實質上被政府的行政管理所代替。所以，當前進行社區治理體制改革，應該在確立以社區自治為基本價值導向的基礎上，把改革現有的居委會與開發社區內其它自治資源結合起來，組成社區的自治管理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各社區組織通過密切合作來實現社區治理的目的，其中居委會負責社區公益性事務，業主委員會管理與物業或財產有關的事務。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作為社區內較為重要的兩個組織，共同構成這個自治管理系統的核心，建立合作互動的新型關系，共同構筑良性的合作型社區治理架構。
在這種良性的合作型社區治理架構下，社區治理將會在社區組織間的相互交流與合作中達到“善治”。這一新型關系不僅有利于集體選擇和集體行動的開展、有利于自下而上的居民參與，而且還有利于降低治理成本，從而構建和諧社區。
2、合作互動型關系的實現途徑
（1）還權于民，合理定位國家與社會關系
根據治理理論的要求，從國家與社會層面看，應變過去的垂直式的行政隸屬關系轉為橫向的相互協作的伙伴關系，構建一種新型的社區組織網絡模式。
其一，堅持規模原則、民主原則、責任原則和理性原則相結合的社區治理原則；其二，實現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其三，確定政府在社區治理中社區建設顧問而不是控制者的職責。變過去的行政上下級關系為橫向合作的伙伴關系。政府根據居民需求制訂社區發展的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社區組織負責具體實施。
（2）加強制度建設，明確業主委會法律地位
有關部門應盡快組織對《居委會組織法》進行修改和完善，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基層社區組織的性質、功能和建設的目標，實行政社分開，為建設和諧社區提供法律保證。2007年9月通過的《深圳經濟特區物業管理條例》沒有對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的性質和法律地位作出應有的規定，業主大會及其執行機構業主委員會是代表和維護業主在物業管理活動中公共合法權益的群眾性自治組織，應該通過立法規定可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成為公益性社團法人。這樣定位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不僅是我國公民社會發展的必然，也是解決物業管理服務市場諸多問題的迫切需要。
（3）還原居委會的自治功能，健全溝通機制
首先，還原居委會的自治功能。構建良性的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關系，必然先要求加強居委會的獨立性，把居委會從行政體制的束縛中獨立出來，還原其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本來面目。政府可以采取購買服務的辦法，通過項目管理和契約管理，由社區工作站承接政府下沉的一些事務性、操作性的工作以及從居委會剝離出來的工作；居委會則回歸其“本位”，實行自治，負責收集社情民情，開展社區服務，調解居民糾紛等。
其次，要明確界定社區各組織的職能范圍。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的職能范圍界定是雙方構建良性關系的基礎。社區管理中屬于物業管理的內容，如治安、清潔、衛生、綠化、車輛停放等事務可以逐步由業主委員會通過合同委托物業管理公司管理，而居委會則集中于社區居民事務管理與協調上，并發揮主導作用。“居站分設”是實現社區自治、理順社區組織關系的前提。要制定法規嚴格規定居委會、社區工作站各自的職責范圍，不能貪圖一時的方便，而重新讓居委會陷入行政事務的泥潭，慎防將居委會再次變為社區工作站的再派出機構的“怪圈”。
再次，構建社區組織間的協調機制。社區組織間的協調機制的構建是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關系改良的重要條件，沒有一個制度化的社區組織協調機制就不會有良好社區治理體制。只有構建好制度化的社區組織協調機制，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才能增強合作，社區體制改革才有可能成功。在構建制度化的社區組織協調機制時，要擺正政府在社區治理中的位置。政府相關部門的職責是實現調控、制定公平合理的裁判規則，而不是過多的介入。政府只有放松對社區組織的管制，讓社區各組織自發調整彼此的關系，社區組織關系才能得到較優的組合，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之間的良性關系才能實現。
最后，要理順社區自治組織與政府的溝通機制。目前社區治理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社區各組織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極不平衡，其中業主委員會、物業管理公司與政府的溝通尤為欠缺。政府應高度重視這一問題，盡量保持與社區各組織之間的平衡關系，使社區各組織協調發展，這才能有利于社區自治的實現。為此，政府要主動完善回應機制。深圳市南山月亮灣片區設置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做法可供“居站分設”之后社區自治組織如何行使職能作參考。這樣社區自治組織在收集到居民意見之后，就有了一個良好的溝通渠道，即通過人大代表向政府反映民意，居民與政府形成良性互動，也強化了政府對居民問題的回應。
四、結語
關鍵詞：新媒體 社區治理 微信
一、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的基本情況
2013年呼倫街道率先創建了“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打開了黨群、干群溝通的新途徑，榮獲了“第三屆全國基層黨建創新案例優秀獎”。目前，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由兩部分組成，訂閱號提供組織、技術支撐，微網提供應用信息和服務支撐。
二、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實際中發揮的作用
（一）充分發揮了政務公開的職能。平臺在實際工作中就是堅持向群眾“講實情、說真話、辦實事”，保障了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也避免了虛假信息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方便了居民，提升了民主意識和民眾參與熱情，確保公眾有效監督。
（二）充分發揮了匯聚民意的職能。呼倫街道利用平臺試圖探索創新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新機制。如微信平臺收到居民群眾咨詢、反映問題的意見及時回復，變“單向灌輸”為“雙向溝通”。針對轄區企事業單位及居民個人存在的一些常見問題，利用平臺的自動回復系統，及時地、細致地給予解答，搭建了匯集民智新平臺。
（三）充分發揮了便民的職能。平臺在實際工作中將一些社會謠言及時澄清，對居民關心的國家普惠惠民政策及時，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謠言的擴散傳播，避免群眾產生心理恐慌而導致的社會秩序混亂，做到了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
三、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社區治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問題
1.傳統治理方式的思維慣性。筆者曾在街道等基層單位工作，經過對公眾平臺的實際運營及創建過程中，明顯可以看出，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的應用還薄弱。微信作為一個獨特的公共空間建構了一種新的社會生活模式，對新媒體的應用重視程度還有待進一步增強。
2.推廣應用滯后。基層干部是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他們還不能完全掌握和運用新媒體，還不能成為新媒體參與社會治理的支持者和推動者，制約了新媒體在基層政務上的運用和發展。
3.運營人才缺乏。雖然以微信等為代表的新媒體平臺在基層政府社會治理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但是懂得新媒體運營的人才缺乏，運營人員缺少必備的知識體系和專業素質，沒有開發能力，只能被動應用，不能適應形勢和民眾需求，成為制約新媒體發展的關鍵。
（二）原因分析
1.新媒體的覆蓋小。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還是一個新鮮事物，而微信正是新媒體產品代表，它的應用在社區居民的認同感上還是問題重重，社區活動、交流方式、情感歸屬、科技自身的問題影響其應用。
2.新媒體的投入不夠。在深化改革時期，對社會建設尤其是對基層社區治理還沒有納到重要位置，使得基層不能適應社會轉型的社區治理方式，對于創新社區治理方式等方面投入也很欠缺，缺乏人、財、物等的投入。
四、完善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應用的對策建議
（一）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要搭建平等交流的開放平臺，推動不同主體間實現合作共治。公眾權利的高效有序運行，需要建立公眾利益表達機制，搭建訴求互動表達平臺，通過各方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和認真考慮他人的利益訴求，在平等協商和彼此妥協的基礎上達成對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的共識①。所以，在社區治理過程中要充分利用新媒體搭建交流自治的開放平臺，保證信息的真實和完整，提升決策的可行性，實現共治與善治。
（二）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要建立雙向權利運行模式，加強對權利的監督制約。利用新媒體建設的互動、監督平臺能夠較為充分地實現在均等條件下對所有人的開放，使所有利益相關者自由自愿參與進來，并不受任何歧視與阻礙，全天候、全過程、全方位實現有效監督，并通過新媒體傳播的放大效應，形成有效的互相制約機制。
（三）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要協調社會利益關系，形成多元沖突、矛盾激化的緩沖地帶。目前社會轉型期，需要健全和蓬勃發展的社會，增強社會的構建需要公共領域的培育，國家和社會之間存在極大的張力，而“公共領域”充當了這種張力的緩沖地帶②。新媒體參與社區治理對于緩解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不同階層和利益主體之間找到一個平等平臺，運用新媒體表達對社會的態度、觀點與立場，政府通過新媒體利用大數據云計劃，進行處理分析，搜集社情民意。
（四）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要不斷開發新媒體推送便民服務功能，創新社區治理服務路徑。群眾希望獲得“一站式”且無間斷24小時、零距離的服務，新媒體為這些期待提供了可能。在社區治理中，互聯網思維與“網絡化基層管理”已經成為了一個新的發展趨勢③。利用新媒體高效、便捷、傳播網狀等特點，打造為民服務平臺，社區各項業務工作及服務流程，提供各類民生服務。新媒體可以通過一系列專門的、有針對性、細分群眾的服務，對服務對象實現興趣愛好、職業年齡等專業化細分，滿足各類公眾群體的個性化需求，實現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互動溝通，凝聚共識。
五、結語
本文對呼倫街道運用新媒體參與社區治理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所遇到的問題和解決辦法，以治理理論和調查研究為視角，進行了認真的梳理和總結，為推進社會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供了參考。
注釋：
①金世斌：《公共權力運行中的公共利益悖論及其消解》，《上海城市管理》，2014年第05期，第11-13頁。
②宋瑞霞：《公共領域：國家與社會之間張力的緩沖地帶》，《法制與社會》，2014年第02期，第9頁。
③楊敏、楊玉宏：《“服務D治理D管理”新型P系與社區治理新探索》，《思想戰線》，2013年第3期，第23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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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蘭.網絡傳播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3]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4]宋瑞霞.公共領域：國家與社會之間張力的緩沖地帶[J].法制與社會，2014，（06）.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社會發展的進步,越來越多的農村在向城市社區化管理方向發展。但是當前中國各地農村經濟發展不平衡,地區條件差異較大,農村社區建設在范圍、內容和模式上都需要不斷探索與實踐。
義烏作為一個縣級市在城市急劇擴張中,對城區7個街道的社區管理作了規劃與嘗試,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在義烏城區之外的一些街道及鄉鎮并沒有實現社區化管理或者在農村社區化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問題。因此,為了確實的讓農村社區服務于民,研究義烏農村社區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并找到相應的對策,具有現實意義和實踐意義。
二、義烏農村社區治理存在的問題分析
1、未充分實現村民自治
社區村民自治的實質就是按照村民自己的心愿,選擇大多數村民都認可的人來擔任村干部,決策村民自治范圍內的重大各類事務,規范各種行為。村民自治是農村社區治理的方向,也是推進農村社區民主自治的重要前提。但是義烏農村自治實施中發現很多問題。(1)村民自治發展不平衡。村民自治的改革實踐滯后于立法,有法不依,村民法制概念薄弱,參政議政積極性不足造成如:競選的條件、規則、選票的制作程序做沒能做到完全公開公正;唱票和計票的規則、方法、方式么能做到公開、透明。對村委會選舉中賄選、補選的處罰沒有落到實處,對罷免缺乏可操作性的規范。(2)各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也尚未理順。鎮政府與村民委員會關系不明晰,鄉鎮政府行政控制與村委會自治權利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鄉鎮政府把村委誤作為自己的行政下級或派出機構。村委會與村黨支部關系不協調。村黨支部過多干預村民自治。(3)農民政治意識薄弱。一方面農民對權利迷信、盲從。對政治生活缺乏責任心和關注度,不愿花時間和精力參與村里的政治活動中,對政治評價不傾向不抵制。另外,民主選舉與民主決策程度低,理性弱,民主監督沒有發揮該有的作用。
2、農村社區沒能給村民帶來認同感
改革開放以來,傳統農村生活方式的解體,新的生活方式還未健全的前提下,鄉民各顧各,鄉村日益變得一盤散沙,農村社區認同感不強。農村不再是老樹、黃昏、昏鴉,取而代之的是統一的設計風格 統一的建造經營理,村村專業街,到處是作坊的建造模式,人們過往的記憶都被“農村社區建設取而代之”。農民很難融入到新的鄉村生活中,無法對鄉村文化產生親和力、歸屬感。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經濟富裕了,人心卻散了,失去了原有村落共同體賦予的安全保障。另外,義烏外來人口的價值觀、、人生觀、風俗習慣等都與本村農村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農村社區在傳統文化和新進外來文化的雙重作用下,原有的村約、規范對農民的約束和影響能力下降,農民集體意識和道德責任感不強下降,不關心社會公益事業,崇尚實用主義,顧“小家”忘“大家”,農村社區已經沒有以前淳樸特質;反而人際關系資本化和利益化得到放大,大大降低了農村社區凝聚力和感染力。
3、未充分發揮社區功能
村民家庭住宅建設后,人們的住宅形式、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但生活習慣仍保持著原來的作風。依靠農業收入也轉變成了租金收入,閑余時間越來越多,社區管理人員沒有充分發揮引導與指導作用,導致村民部分村莊改造后,村民仍然過著“耕地種菜”的純農民生活,綠化帶里種菜,車庫里養雞,耕具隨處放等情況時有發生,不僅有礙于整體環境的保護,也不利于社區統一管理。另一方面,部分村民對于社區化管理存在觀念偏差,不愿交物業管理費用,認為是不必要的支出,粗放的生活方式沒有得到有效改變,這也制約了農村社區化管理的進一步深化落實。
4、農村社區自身的定位不明晰
通過走訪、調查發現上級有關部門辦一項活動,盲目下達農村社區治理任務,他們明確要求制度上墻,新成立的組織更是要“掛牌子”,似乎有了牌子一切事情就成了。為了迎合上級各部門的要求,部分社區也只能“熱衷于”制度上墻、掛牌子等表面文章,錢花費不說,真正能起作用的并不多,大多數的治理只是形式而己。
通過調查發現,對于居民而言,有些居民認為農村社區治理是主要靠政府投入和上級管理為主,自己的主動參與很不適合時宜,對很多公共性事務采取不聞不問、也從不干涉。對于政府這邊而言,如何治理社區認識還不夠清楚。對于農村社區的建設和治理還沒有成熟的理論和政策,都在摸著石子過河,沒有固定的模式,要搞好搬經鎮農村社區治理,首要問題是對社區進行了定性和定位。根據各社區的特點,發展自己有利的項目,來帶動群眾致富。
三、義烏農村社區治理對策研究
【關鍵詞】轉型社區；雙山村；網格化治理
城鎮化進程中，在由農村社區向城市的轉型過程中，社區發展也面臨新的困境與挑戰，當下轉型社區基層秩序的重建與家園歸屬感的重塑，需要對這些問題做出理論與實踐意義上的雙重回應，這也是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融合理想圖景的有益探索。對此，國內外學界做了大量有益的研究，這也為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探討奠定了基礎。
一、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對于重建轉型社區基層秩序的研究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尋求突破。首先，倡導活私開公的資源整合，梅爾文?德爾加多（Melvin?Delgado）將公益支持與獨立經營融為一體，重新打造社區服務體系。其次，強調社區的功能定位，沙凱（Sharkey）認為應當將社區建設成為中轉機構，形成政府服務與居民需求的良性對接。最后，將社會組織作為提供社區服務的主要力量，海恩波特（C?Heginbotham）動員由社會企業、非營利組織、合作和信用聯盟及草根組織等形成聯盟，為社區真正實現自治再造基礎。
國內學術界從社區網格化模式入手探討轉型社區秩序重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一是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尋求“政府治理”與“社區自治”間的有效契合。田毅鵬教授指出，尋找網格管理與社區治理之間的聯結，調試好國家與民眾間的距離構造，從而實現對基層秩序的重建。二是從具體運作機制的視角探討網格化管理在城市基層秩序中的構建與完善。文軍教授通過探討網格化模式的構建，認為網格化管理模式實現了在城市管理從單一被動到多元聯動的轉變。三是從組織與空間關系的視角出發分析網格化建設的投入效益、資源匹配和最佳規模。劉君德教授認為，通過社區網格化模式可以實現社區服務組織的最優空間布局和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最佳區域設置。
當下社會學界對于基層秩序重建與社區網格化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益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探索，但仍有以下幾點缺憾。一方面是研究視角的缺憾，以往研究大都在現有的社區運行機制的內部尋求突破，鮮見從網格化模式這一切入點來探討社區轉型社區的問題。另一方面是研究層次的缺憾，對于轉型社區的研究長期停留在宏觀層次上，當下需要從微觀的層次上來對轉型社區進行扎實的田野調查。
二、轉型社區的困境與網格化模式的應對
本文以c市雙山村為例，針對當下城鎮化進程中的城鄉結合部由村到城的發展而建立起來的社區進行深入研究，展現其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需求，以此為基礎，彌補以往的城鎮化進程及社區治理問題，并嘗試以帶有理論與實踐雙重意義的網格化治理模式為解決轉型社區問題的工具。
（一）城鎮化進程中社區轉型關鍵期面對的困境與挑戰
隨著城鎮化的進程，諸多鄉村社區開始邁向城市社區。在這一轉型過程中，C市雙山村有四個方面的問題令人關注。一是村委會社區管理模式向街居社區管理模式轉型過程中的簡單復制，這與城市社區要求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自治宗旨脫節，這需要我們探索社會管理的本土性與科層制兩者的合理融合。二是社區轉型過程中人口結構的復雜變化，外來流動人口需要社區轉換治理思路來應對社區流動性，協調相關政策與社區資源，為外來流動人口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助力。三是在城鎮化進程中社區居民的空間分異，如何促進新建商品小區與回遷小區的溝通與交流，需要社區設計可操作的方案。四是公共精英的缺失，轉型社區的公共事務急需要公共精英的重現培育，這也需要社區在治理過程中尋找可行的方式激活社區能量，打造社區自治的精英基層。
（二）社區網格化治理模式的優勢及其局限性
一方面，社會改革步入深水區，諸多社會問題的出現對社區穩定秩序造成沖擊，尤其是隨著單位制的終結過程，社會原子化動向表現的愈來愈明顯，社區承擔著解決基層秩序不穩定因素的政治使命，這就需要創新社區治理模式，讓社區成為化解社會矛盾的防護網絡。另一方面，隨著網格化治理模式由北京向各大城市的擴散與復制，原本適合臨時性管理的應急手段變成一種長時段制度化與結構化的治理模式，這不僅帶有制度泛化的色彩，更在行政末梢的延伸過程中對基層的自治方式有所影響。而本研究期望通過分析網格化治理模式的優勢及其缺陷，從而為其在城鎮化進程中轉型社區的治理提供移植的契合性方案。
（三）創新與超越：網格化治理模式在城鎮化進程中轉型社區中的移植
在調查雙山村困境的表征與原因、網格化治理模式的優劣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將探討網格化模式在城鎮化進程中的可行性與可操作性。治理系統與治理問題的對接需要環環相扣的整體性設計，從而為基層實踐治理能力的提高提供宏觀與微觀的雙重建議。筆者認為對于雙山村的網格化管理與服務應當著重堅強以下六個方面工作。首先是合理劃分網格，結合已有居住邊界，依托原有路網，原則上按照每個網格200戶，人口約600人，將6000人口的雙山村劃分10個網格。其次，明確一名社區工作人員作為網格負責人，由每個網格居民公開選舉，定期巡查，并建立健全網格工作流程，以網格信息庫、基礎臺賬、民情日志等形式，建立有人巡查、有人報告、有人負責、有人解決、有人督查的“五有”工作機制，實現事在網中辦。最后，嚴格考核問責，實行定期考核和通報、評比制度，實行責任倒查。
三、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