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10 09:23:05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可持續發展報告，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拜耳集團的企業社會責任觀
可持續發展是公司不懈追求的奮斗目標
拜耳董事會主席沃納?溫寧在《Bayer 2005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前言中明確指出，拜耳的首要目標是通過創新產品與服務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使人們的生活更加快樂美好。拜耳對成功的定義是實現商業效益、生態效率與社會責任的和諧。拜耳堅信唯有以可持續發展方式運營的公司才能取得成功，認為企業有責任利用技術與業務專長為人類謀福利，信守社會責任承諾，為實現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出長期積極的貢獻。
價值觀
對成功的渴望，對利益相關方的熱情，堅持誠實、開放與守信，尊重人與自然，堅持可持續發展。
長期戰略
拜耳集團通過將創新、價值和可持續發展的有機融合來確保公司的長期成功，確定了創新科技、最充分利用資源的長期戰略，既可以減少公司運營對環境的影響，又可以削減成本，為股東和社會創造價值。
創新是拜耳集團實現戰略目標的最關鍵保證?；诖?，2004年拜耳提出了“科技讓生活更美好”的企業使命宣言。員工的創造力是創新的根本動力與源泉。拜耳致力于建立創新文化，促使每一位員工參與其中，推出了全集團的“3-i”創新行動計劃，三個“i”分別代表靈感（inspiration）、創意（ideas）和創新（innovation）。
可持續發展政策
拜耳集團承諾追求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生態和社會責任目標，即在不損害地球或耗竭其資源的條件下，保持經濟的增長，改善星球上現有和未來居民的生活質量。
拜耳將商業行為視作融合人類智慧和自然資源以造福于民的手段。企業的經濟責任目標是持續保持企業的盈利目標，推動經濟的增長與繁榮。創新是實現持續經濟成功的基本條件，在研發和新科技領域廣泛投資是未來成功的基礎。
拜耳致力于持續改善生態績效，對公司運營對環境的影響承諾始終采取負責任的行為，確保安全健康和質量及保護環境。
拜耳承諾持續承擔應盡的社會責任，滿足員工、客戶、社區不斷變化的個人和職業需要，始終與利益相關各方保持積極、開放、坦誠的對話，保護和尊重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維護由聯合國的國際公認的人權標準。
無處不在的可持續發展管理是拜耳集團社會責任實踐的突出特點
拜耳集團認為，可持續發展管理是公司的核心活動，在企業的各個領域都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過價值觀的全員培訓統一可持續發展認識
拜耳開展了一項全球性活動，向全球每一位員工落實企業使命宣言，針對高層管理人員制定了《價值觀和領導原則：堅持我們的價值觀》的企業政策，并《高層管理人員指南》的行動手冊，指導高層管理人員如何在困難環境下將倫理價值觀納入考慮范疇；針對全球員工修訂了新的企業行為準則，向每一位員工推行企業合規計劃。基于公司價值觀和領導原則，制訂《集團可持續發展政策》，對企業可持續發展指導方針、可持續發展職位設定、員工可持續發展義務以及可持續發展業績管理體系作出明確規定。
通過優秀的公司治理機制落實可持續發展要求
拜耳建立了完整的可持續發展管理組織體系。集團層面成立合規委員會和可持續發展管理委員會。成員由集團與子集團主管研發、科技與創新事務的董事與企業人力資源、公關傳媒、政府與產品事業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構成。成立可持續發展計劃小組為委員會開展工作提供支持。在所有二級公司建立有效的健康、安全、環保和質量（HSEQ）管理體系，落實責任關懷項目及行動計劃，成立合規委員會。對供應商實施可持續發展管理，制訂采購政策，使用有效的評估工具，將供應商的質量、價格和道德問題納入整體評估范圍。與利益相關各方系統開展有效對話，將在2007年初，利益相關方對話的集團政策。
通過眾多的管理體系認證落實可持續發展要求
包括國際通行的“國際質量管理體系認證”（ISO9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規范”（OHSAS18001）、國際實驗室質量管理準則（ISO17025）、“國際環境管理體系認證”（ISO14001）、加拿大標準委員會（SCC）的有關認證，還有各種行業規范的認證，如針對醫藥保健行業的“良好操作規范”、“良好實驗室規范”；針對商務服務的“SAP客戶能力中心”、針對工業服務的德國專業廢棄物管理公司條例（EFBV）等。
通過有效的績效管理落實可持續發展要求
拜耳在組建分工明確的組織機構的基礎上，制定了一系列關鍵績效指標，通過內部考核，落實公司可持續發展目標，并通過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等方式，提高可持續發展績效的透明度，自覺接受社會監督。2005年報告詳細了集團生態指標，包括能源使用規模與效率，溫室氣體直接排放、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破壞臭氧層物質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氣體排放，用水量、廢水排放，廢物總產量及處理、危險廢物產量及處理，主要環境事故，貨物交通事故；社會指標，包括員工總數及分布、員工多樣化、培訓投入，工傷事故、致命工傷事故，經濟指標，包括企業創造的增加值與分配比例，2005年拜耳創造了96.03億歐元的增加值，其中外部利益相關方獲得7.2%；員工61.6%；政府9.3%；債權人9.5%；企業留存收益12.4%。子集團與事業分部實現的銷售額，研發費用等。
拜耳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基本框架
拜耳2005可持續發展報告采用GRI報告倡導的基本結構，分為八個方面內容。
一是董事會主席致辭，介紹拜耳公司的使命、目標與發展模式選擇以及部分重要的社會責任活動及取得的成效。
二是社會責任要聞（2004-2006），包括正面的績效、取得的獎項，也包括負面的表現，如繳納違法競爭罰款等。
三是戰略與管理，闡述企業使命宣言、公司價值觀、行為準則等公司政策，公司治理，可持續發展政策、管理體系與目標。
四是經濟責任，介紹拜耳集團的可持續發展的商業運營、吸引可持續發展投資的拜耳股票、具有優秀銷售業績或增長潛力的企業產品、競爭行為準則等。
五是環境責任,介紹拜耳集團的關注未來、充分利用資源、確保安全生產、應對氣候變化等內容。
六是員工與社會，三方面，包括員工責任，如以人為本、全體員工機會均等、員工對話；對社會負責的企業文化以及在教育與研究、環境、社會與健康以及體育與文化等四大重點領域所做的貢獻；保護人權。
七是子集團與服務公司，介紹集團成員單位的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與實踐。
八是績效指標與可持續發展計劃，分別介紹環境指標、社會指標與經濟指標，未來可持續發展計劃，履行對聯合國全球契約十項原則的承諾的具體舉措。
拜耳 2005可持續發展報告簡評
拜耳 2005社會責任報告有著鮮明的企業特點。
一是高度突出可持續發展。包括保持持續的贏利能力，確保企業的持續成功，對環境的持續保護、始終對社會盡責等，也包括無處不在的對可持續發展的有效管理。
二是報告高度重視結合企業實際。以企業的使命宣言“科技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圍繞企業的核心業務闡述企業對經濟、社會與環境綜合績效的追求；以創新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統一企業的經濟、環境與社會目標。
三是報告充分體現了完整性要求，平衡披露了負面事項。從社會責任負面要聞中披露繳納違法競爭罰款，到企業產品的可能風險與涉及訴訟，從部分社會責任指標的不足，到發生的主要環境事故，報告充分應用了客觀性與平衡性原則，十分難得。
四是報告設計獨具特色，凸現了企業對環境保護的特別關注。報告從封面到不同部分分別以七位不同的青年環境特使的特寫照片作為封頁，加以區分。每一封頁對青年環境特使的基本情況與其對環境問題的最關注的方面進行了介紹，非常有創意。這些青年環境特使是拜耳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在青年和環境領域共同開展的活動之一。照片選擇的背景均是拜耳公司的某一部門或產業，而這些部門或產業正是青年環境特使的關注領域或主題，設計的細微之處體現了企業的理念。
五是報告充分體現了拜耳公司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設計洋溢著人性的光輝。報告所用照片，雖然背景是拜耳公司的某一部門或產業，但這是文字注釋，直接從照片上是無法辯認的，被完全虛化，照片聚集的都是活生生的人。7位青年環境特使有4位女性，體現了對性別的尊重，分別來自不同的國家，體現了跨國公司的全球視野。報告所用公司管理層人員與外部利益相關的照片，也是神態生動，十分自然。
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要點
一、城際之間、城鄉之間是一個區域系統
在一個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間充填是一個有序的體系。人為的分割，雖然有利于行政管理，但卻與真實的系統行為運行有很大的背離，既不符合幾何原則，也不符合生產原則。因此，大、中、小城市之間的城際關系，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城鄉關系，必須如實地看作是一種結構有序、功能互補、具有統一基礎的復雜系統。
從地理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應當符合空間充填原理，它們在宏觀上是可辨識的，在微觀上是隨機的，實際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鄉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級特點的一組空間充填物，共同構成一個區域綜合體，并相應地發揮各自的功能。
從社會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符合社會分布原理，它們在本質上是由于社會分工的不同和創造能力的差異，產生了在獲取財富、分配財富、消費財富上的差異，但最終它們必須服從一個臨界閾值，即作為區域內社會成員的每一個人，都至少應當獲得作為體面生活標志的最低門檻，滿足基本人權所賦予的“機會平等”。
從產業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符合產業升級原理，它們在產業鏈形成與產業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聯系與制約，又有內在的聯系與制約。農村作為第一產業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統和生態環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為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集中地，提供了產品、服務及相應供需支持系統，從區域的整體上是互補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應單以“結果平等”的眼光去對待。
從智力結構看，城際之間和城鄉之間符合人口流動原理，鄉村提供了人力資源的豐厚土壤，不同等級的城市對于人才的吸納和創造“生態位”的條件差異，表現出宏觀可識別的吸附特征。
由以上的闡述，可以發現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區域的整個體系之中，并且始終把農村作為區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對于城市的發展和城鄉統籌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二、推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兩大轉折
世界城市化進程的經驗指出，必須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過程的兩大基本轉折。
第一個轉折，是在財富分布空間相對平衡的區域內，形成大小不等的點狀分布(亦可視為區域增長極)，隨之發生了急劇的人口集聚能力、經濟密度集聚能力、二三產業集聚能力和資本集聚能力的中心。這一個轉折，表現在城市開發度急劇增強，工業化利用土地的規模急劇增強，固定資產投資的集中度急劇增強，科技含量和創新步伐等的急劇增強。這類急劇增強的結果，就在地理區域的空間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級布局的空間充填，使得廣大農村與城市之間在財富創造、生活質量、社會保障等方面差距擴大，二元結構系數加大，形成了以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農補工”占據主導地位。
第二個轉折，是在財富分布空間已經相當不平衡的區域內，在城鄉二元結構系數很高的態勢下，在城市開發度達到中期和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狀況時，必須及時地將城市化戰略轉移到以城市反哺農村、城市支持農村、工業支持農業、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和實施城鄉經濟一體化的主流之中。這一轉折的特點是，在不降低城市生產力的前提下，降低城鄉二元結構系數，減少貧富差異，推進社會公平，補助農業，促進農民增收，加大城市對農村的轉移財政支付力度，從政策導向、物質扶持、資金傾向、項目帶動等對農村實施全方位的反哺。
我國在2003年，已經達到了人均GDPl000美元的水平，工業化水平也已經達到了工業化中后期的階段，城鄉二元結構系數已經平均高達1：3．0以上，城鄉差異和區域差異都處于較高的數值，因此我國城市化戰略進程進入了第二個轉折期，即必須把統籌城鄉發展，城市反哺農村，工業支援農業，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今后時期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主流。
三、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紀頭20年我國將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這對加速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城市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國城市化50年的狀況，明確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借鑒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在城市發展中的經驗，探索新時期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方向的選擇、戰略形態的轉變以及發展動力的提升，由此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中國城市體系，尋求引領國家財富臺階式增長的制高點，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在新一輪經濟增長戰略機遇期的總任務和發展總方向的把握，必須回答七個嚴肅的問題：
（1）如何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貫徹“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指導方針?
（2）城市發展方向是否仍然依照傳統式的單極擴大?
（3）如何改變城鄉分離、城際分離、地方保護、惡性競爭的弊病?
（4）如何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有效克服二元結構的社會矛盾?
（5）如何消除日益嚴重的“城市病”?如何構建生態城市和綠色人居?
（6）如何擴大城市就業，創造可持續的就業機會?
（7）怎樣實現以“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為總體目標的區域經濟一體化?
以上七大問題的統一解決，只有明確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并通過城市化發展形態的革命性變革，即由原先的單極式城市擴張轉變為組團式城市群和城鄉經濟一體化的培育，一舉克服傳統城市化進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獲取高額“發展紅利”、降低發展總成本、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等，才能達到社會公平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四、中國城市化的基本狀況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未來20年中國城市化進程將對全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許多國外學者都把“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并列為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進程的兩大關鍵因素。統計數字表明，隨著時代的前進和發展，城市化程度的明顯加速是一個重大標志，其增長過程與財富積累呈非線形的對應關系。
中國從建國開始的發展戰略中就有“積極推進工業化，相對抑制城市化”的主導思想，加上長期“恐城癥”的制約，中國城市化50年的變遷，一直都在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特色的道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速度達到同期世界城市化進程速度的兩倍，但是，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率平均為75％，中等收入國家為62％，低收入國家為30％，而中國城市化率尚未達到40％。至2000年底，中國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個百分點，比世界發達國家平均低40個百分點。雖然從1949年全國建市67個增長至目前的600多個，但隨著人口總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過于偏小。
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工業化發展水平這種局面，已經成為嚴重制約我國綜合實力提高與國家競爭力增強的“巨大瓶頸”。未來20年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時期，大力推進中國的城市化，尤其是尋求城市化戰略的進一步提升，緩解長期以來制約中國社會公平的二元結構矛盾，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國經濟社會約束“瓶頸”，保障中國經濟社會快速、持續和健康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
五、中國城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
為了支撐中國未來實現現代化的總體進程，從現在起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城市化率將從現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這就意味著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約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約1000萬—1200萬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才能滿足現代化進程的總體要求。在急劇推進的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我們必須面對以下的挑戰：
（1）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總量、勞動就業人口總量、老齡人口總量)相繼來臨。
（2）城市對能源和資源的超常規利用。
（3）加速城市生態環境“倒U型曲線”向右側移動的良性逆轉。
（4）促進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的有機融合與協調發展。
（5）提高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和質量。
（6）加速克服“三農”問題實現城鄉之間的共同富裕。
（7）城市信息化進程的急速推進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實現。
（8）城市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六、城市化是解決“_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核心問題之一。雖然國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從政策到資金，對解決“三農”問題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但是就其整體性解決的目標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離。
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們認為，中國“三農”問題根本出路的一個要點在于大量減少農民的數量。而大量減少農民的數量，大量吸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唯有靠實現城市化戰略、提高人口的素質和技能、大力創造就業機會才能夠最終完成。一旦當農村人口數量下降到總人口的25％以下時，農村土地的價值才能達到市場化要求的成本閾值，此時農業土地的集約化生產、規?；a和專業化生產才達到一定水平，農業的科技含量、服務水平和農業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農民的收入水平和整體素質才會有明顯的進步，至此，中國“三農”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才能得以徹底解決。
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進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是中國城市化戰略的核心，構筑開放、流動、有序、互補的中國城鄉體系，是解決中國“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經濟不活、小城市實力不強、小城鎮總體不優”的根本戰略舉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七、中國城市化已經走出四大誤區
中國城市化戰略的健康實施，已經走出認識上的四大“誤區”：
誤區之一：認為城市的發展必然引發“城市病”。必須在統籌城鄉發展的原則下，形成“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的全新觀念。
誤區之二：認為必須嚴格控制大城市的發展。不同規模的城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城市規模結構是一個具有等級、共生、互補、高效和嚴格“生態位”的開放系統，大、中、小城市都應當在統一規范下得到合理的發展，組團式城市群的形成與完善是達到這一要求的正確選擇。
誤區之三：認為城市化的結果應當是均衡分布遍地開花。必須考慮到自然基礎的差異、地理區位的差異、發展階段的差異和生態條件的差異對于城市格局與結構的影響。應充分認識到城市宏觀布局在三維模型中（時間、空間、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對稱的和非線性的。必須認識“以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不均衡，換取實現社會公平程度的相對均衡”這個基本道理。
誤區之四：認為城市化的結果必然拉大城鄉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貧富差異，加劇社會的不公平程度。事實上，只要嚴格把握城市發展兩大轉折的要點并實施城市補償農村，工業支持農業，大力推進鄉村的產業化、市場化進程，上述誤區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
八、中國應進一步加快城市化進程
城市是現代文明的標志，是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會先進生產力體現的平臺，集中體現了國家的綜合實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2001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斯蒂格列茨認為，新世紀對于中國有三大挑戰，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國的城市化將是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并產生最重要的經濟利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署長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國家的成功”。
世界銀行認為：國家的GDP達到1萬億美元是一個標志性臺階，意味著財富積累將步入新的航道。與國際已有的經歷相對照：美國的GDP總量在1970年達到1萬億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總量達到2．7萬億美元；日本的GDP總量在1978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總量達到2．4萬億美元；中國的GDP總量在2000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依照國家規劃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預計GDP再增加1萬億美元。為什么美國用了10年的時間使得GDP增長了1．7萬億美元，日本增長了1．4萬億美元，中國分別比它們少增長0．7萬億至0．4萬億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國當時的城市化率達到81．5％，日本的城市化率超過64．5％，而中國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僅為36％時，也許可以更深一層地認識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導致的社會財富集聚能力的差異。因此，在21世紀的頭20年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進程，加快中國的城市化步伐是發揮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經濟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結構、實現社會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國城市化已經成為推動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成為激發新一輪財富充分涌流的載體。
九、中國城市化的高端平臺：三大組團式城市群
組團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空間鑲嵌體系，體現出“以城鄉互動、區域一體”為特征的城市發展的高級演替形態。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不同結構之間相互聯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級、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間相互補充的城市立體網絡，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使得規模效應、集聚效應、輻射效應和聯動效應達到最大化，從而分享盡可能高的“發展紅利”，完整實現“區域發展動力、區域發展質量和區域發展公平”三者在內涵上的統一。
城市發展的軌跡告訴我們，其空間形態的演進，具有明顯的特征：
城市的點狀表征：0維模式（傳統城市中心，強調集聚性，容易產生城市?。?。
城市的線狀表征：1維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帶，強調通達性，腹地相對狹小)。
城市的面狀表征：2維模式（城市群，強調網絡性，功能相對不對稱）。
城市的體狀表征：3維模式（組團式城市群，強調等級、有序、互補和立體協調性，最大限度獲取“發展紅利”）。
而大力培育組團式城市群，既是中國城市化戰略進程的躍升，也是中國新一輪財富涌流的高端載體，更是統籌城鄉發展，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實現城鄉區域一體化的必然舉措。
今后中國必須首先堅持發展三大具有世界競爭力的組團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國城市化建設中的主力與經濟增長能力的“航母”。國家三大組團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城市體系，以尋求資源利用的空間最大“整合交集”為根本出發點，讓發展紅利得到充分體現。
組團式城市群發展模式的戰略突破主要表現為：
（1）避免了城市攤大餅式的單極化擴張。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協調為特征的區域鑲嵌體系。
（3）建立了以地緣經濟為基礎的城市空間布局與城際戰略聯盟。
（4）構筑了以產業鏈為核心的城市等級系列集合。
（5）實現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結構在區域中的邏輯充填。
（6）充分協調自然—社會—經濟的城鄉時空耦合。
（7）體現了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優良文明典范。
用組團式城市群代替單一城市擴張：經濟上可以取得臺階式的提升；社會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結構；生態上可緩解城市的熱島效應；文化上便于多樣性的充分交融；系統上形成等級有序的效率體系。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美國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與中國三大城市群對于全國的經濟貢獻率有著較大差異，表明了中國三大城市群對于國家GDP的貢獻率在目前仍比較偏低。
如果按國家首位城市比較：美國紐約的GDP，占全美國的GDP總量的24％，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4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7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87倍。日本東京的GDP，占整個日本GDP總量的26％，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2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30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37倍。英國倫敦的GDP，占整個英國GDP總量的22％，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5．5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9．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10．5倍。法國巴黎的GDP，占整個法國GDP總量的18％，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4．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7．2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7．9倍。韓國漢城的GDP，占整個韓國GDP總量的26％，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1．9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3．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3．8倍。
上海的GDP總量是美國紐約GDP總量的1／40。
上海的GDP總量是日本東京GDP總量的1／20。
上海的GDP總量是英國倫敦GDP總量的1／6。
上海的GDP總量是法國巴黎GDP總量的1／4。
上海的GDP總量是中國香港GDP總量的1／3。
上海的GDP總量是韓國漢城GDP總量的1／2。
中國大城市的經濟規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財富能力偏低和貢獻偏小的現象，已經到了必須認真考慮的時候了。
十、中國城市化的戰略設計
中國城市化戰略設計必須突出“三維分布”制高點：
（1）培育三大組團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組團式城市群；
長江三角組團式城市群；
京津環渤海組團式城市群。
（2）創建七大城市帶（線）。
沿長江城市帶；
沿京廣鐵路城市帶；
哈長沈大城市帶；
濟青煙威城市帶；
綿德成渝沿線城市帶；
長株潭城市帶；
海峽西岸城市帶。
（3）發展若干中心城市圈（點）。
未來中國城市化戰略制高點一旦成熟與完備后，在國土面積只占全國8％的總面積上，將容納全國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帶的平均人口密度），將有全國GDP的80％，將有全國工業總產值的90％，將有全國進出口總額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這樣中國其他廣大地區的“發展壓力”才會從根本上得到緩解。
十一、三大組團式城市群是獲取“發展紅利”的最佳載體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發展的整體表現呈現出“點狀拉動”的經濟增長形態。以4個經濟特區為起始，緊接14個沿海開放城市，近50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和50余個高新技術開發區，以及上海浦東、北京中關村、武漢東湖、陜西楊陵等，努力發揮點狀突破的帶動作用，起到了窗口、輻射和示范作用，成為20多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點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引領國民經濟在20多年的時間，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5％，經濟總量提前翻兩番，為21世紀整體提高國家綜合實力奠定了重要基礎。
未來2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戰略平臺，必須注入全新的動力源。十分明顯，以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紅利”的支撐，從農村改革、對外開放、生產關系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創新，給經濟的快速成長注入了強勁的動力。這種動力在未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時，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已經具備了從“發展紅利”中索取的成熟條件。所謂發展紅利是指“一個區域、國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間結構、網絡結構、產業結構、人力結構和營銷結構的趨優調整，區域發展在等級、有序、互補、高效的整合中所獲取的額外收益和潛在收益的總和，即區域整合之后所帶來的發展潛力與整合之前的現狀能力之差”。事實證明，當經濟主體從一個低級平臺向一個高級平臺整合時，生產力要素的組合趨好、資源配置趨優、專業化分工趨強、發展成本趨低，發展紅利的“自發”獲取將呈非線性增長。例如從地級向省級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倍；但從省級規模向跨省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規律告訴我們：人類長期以來一直追求在全世界籌劃經濟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為了獲取最大的發展紅利，而組團式城市群則是目前得到發展紅利的最有效途徑。
發展紅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類區域優化的綜合結果：
（1）區域整合的規模與程度。
（2）生產力要素的優化程度。
（3）產業鏈布局的合理程度。
（4）發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與鄉村的協調程度。
（6）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
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的發展紅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約提升GDPI．8個百分點，相當于2100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長江三角洲約提升GDP2．2個百分點，相當于29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京津環渤海約提升GDPI．3個百分點，相當于14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發育成熟后，所獲，取的發展紅利平均約為6400億元（2001年不變價）。
十二、中國城市化必須支付的社會成本
城市化必須支付社會成本。人口從農業向非農業的轉變，絕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戶口和身份的轉變，更本質的是創造財富的能力與手段的升級。預測到2050年，中國城市人口總量將達到10億～11億，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進入城市1個人，需要“個人支付成本”1．45萬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萬元／人，總計每轉變一個農民成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會總成本2．5萬元／人（2000年不變價格）。在現有城市人口的基礎上，未來50年期間中國約增加6億—7億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會總成本達到15萬億”16萬億元（相當于1．8萬億—2．0萬億美元，按2000年不變價格）。這個數量是2000年GDP總量的2倍。在未來50年期間，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約為3000億～3500億元人民幣，相當于2000年全年GDP總量的4％左右。
研究結果表明，城市發展成本的高低，與城市的經濟實力之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城市經濟實力越強，城市規模越大，城市財富集聚能力越強，城市發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國城市化步伐，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輻射功能，這是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效率、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走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統籌城鄉發展的城市群引發經濟社會變革
組團式城市群的構建，既有空間布局上的整體思考，又有產業布局上的合理調配，以達到組團式城市群在結構上與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獲取“發展紅利”。即從知識互補、人力互補、技術互補、產業互補和設施互補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場壁壘，取得協作效益，分散創新風險，形成良性網絡，最終享受發展紅利為區域帶來的整體效益。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在構建組團式城市群過程中，必須逐步實現三類經濟社會的根本轉變。
l.促進土地資源向土地資本的轉變：解決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納入組團式城市群范圍時，土地是作為第一產業（以綠色植物作為初始生產力的存在形態）的載體而存在，其基本屬性是作為資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陽光）和勞動力投入，形成了農業的初始生產力。當土地納入到組團式城市群之后，其功能形態和使用價值將會發生根本變化，從原先以生產農作物為主轉變為高資本型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生產。
2.促進人口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變：培育城市發展的第一資源。
中國是世界人口大國，城市化進程中一要在數量上將農民轉變為市民，二要將農民的素質與積聚財富的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因此將龐大的人口資源迅速轉變為更加有效的人力資本，是建設組團式城市群的本質要務。
3.促進民間儲蓄向民間銀行的轉變：逐步走向擴大“內投”的穩健方向
現在我國的民間儲蓄已經超過10萬億人民幣，與目前的國內生產總值大致相當，加上固定資產的占有，民間財富已經達到一個十分可觀的地步，如何積極穩妥地將這個龐大的資本釋放出來，轉變為逐漸制衡外部投資額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進程中擴大生產、解決就業、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和全面納入市場體系的重要步驟。
十四、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七原則
研究報告擬訂了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的七原則：
（1）必須將城市視作具有規模、等級、互補、共生及其在國土空間布局中表達出的有序充填(空間譜)；必須將城市視作具有結構、功能、協同、進化及其在時間序列識別上表現出的整體協調系統(時間譜)。
（2）在城市系統的內部結構中，各種自然生態因素、技術物理因素、經濟增長因素、社會文化因素以及各種人文因素等構成了城市綜合體的等級性、共軛性、異質性、多樣性。
（3）在城市系統的外部結構中，通過城鄉之間的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資金流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特別是通過城鄉的物質代謝過程、能量傳遞過程、信息反饋過程和優化配置過程，去培育區域的自組織、自學習、自適應能力。
（4）在系統的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的關系中，既要考慮區域承載力對于城市需求的制約，又要考慮城市發展對于外部環境的影響力、擴散力、帶動力。只有當一個城市向鄉村的索取被該城市對鄉村的回饋相平衡時，統籌城鄉發展的運行才是健康的與合理的。
（5）宏觀監控城市發展的“動力表征”、城市內涵的“質量表征”和城市狀態的“公平表征”，是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的基本依據。上述三種表征的定量化，共同構成了城市化進程中質量的統一判別，并以此作為城市化進程健康發展的評價基礎，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6）國家城市化的數量規模與空間布局應當有一個戰略性的突破：建立以高密度為特征的三大城市區（群）；建立以產業鏈為紐帶的七大城市帶，建立以區域發展中心為特征的幾十個城市圈，分別從“面、線、點”的有機組合，作為中國城市化的主力軍，完成中國城市化空間布局的戰略目標。上述的城市化戰略空間布局，將充分發揮城市集群“發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積小、基礎設施配套好、產業結構互補性強、市場競爭力和生產集約能力高、綜合‘成本—收益’指數高、積聚國民財富能力高、能加速實現社會公平等優勢?！?/p>
（7）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國家城市化戰略設計的著力點在于持續培育城市的競爭力，通過產業升級、結構優化、技術創新等，積極提升城市的綜合實力。經濟全球化已成歷史潮流，我國加入WTO后，中國城市發展已經納入世界城市化進程。這就意味著在參與經濟全球化中使用同一游戲規則，即在更廣泛的領域里接受全球化國際競爭的挑戰。因此，我們必須更新觀念，積極采取應對措施，迅速提升城市發展的國際競爭力，切實提高我國城市化的整體水平。
十五、關于中國城市樣本選擇的說明
本報告選擇全國一些主要城市作為評價對象（暫未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有關城市），其中包括：
（1）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36個）：北京、天津、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上海、南京、杭州、寧波、合肥、福州、廈門、南昌、濟南、青島、鄭州、武漢、長沙、廣州、深圳、南寧、?？?、重慶、成都、貴陽、昆明、拉薩、西安、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在這36個城市中有：直轄市4個，分別是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副省級城市（包括省會城市）15個，分別是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南京、杭州、寧波、廈門、濟南、青島、武漢、廣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級省會城市17個，分別是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鄭州、長沙、南寧、海口、貴陽、昆明、拉薩、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
（2）沿海開放城市和港口城市（9個）：秦皇島、連云港、煙臺、威海、汕頭、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3）代表性的資源型城市（2個）：大慶、包頭。
（4）特別選擇的城市（4個）：唐山、無錫、蘇州、溫州。
（5）拉薩由于統計數據缺乏暫未列入統計分析范疇。
（6）本報告由于資料口徑原因暫未包括中國的香港、澳門和臺灣省有關城市。
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要點
一、城際之間、城鄉之間是一個區域系統
在一個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間充填是一個有序的體系。人為的分割，雖然有利于行政管理，但卻與真實的系統行為運行有很大的背離，既不符合幾何原則，也不符合生產原則。因此，大、中、小城市之間的城際關系，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城鄉關系，必須如實地看作是一種結構有序、功能互補、具有統一基礎的復雜系統。
從地理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應當符合空間充填原理，它們在宏觀上是可辨識的，在微觀上是隨機的，實際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鄉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級特點的一組空間充填物，共同構成一個區域綜合體，并相應地發揮各自的功能。
從社會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符合社會分布原理，它們在本質上是由于社會分工的不同和創造能力的差異，產生了在獲取財富、分配財富、消費財富上的差異，但最終它們必須服從一個臨界閾值，即作為區域內社會成員的每一個人，都至少應當獲得作為體面生活標志的最低門檻，滿足基本人權所賦予的“機會平等”。
從產業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符合產業升級原理，它們在產業鏈形成與產業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聯系與制約，又有內在的聯系與制約。農村作為第一產業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統和生態環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為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集中地，提供了產品、服務及相應供需支持系統，從區域的整體上是互補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應單以“結果平等”的眼光去對待。
從智力結構看，城際之間和城鄉之間符合人口流動原理，鄉村提供了人力資源的豐厚土壤，不同等級的城市對于人才的吸納和創造“生態位”的條件差異，表現出宏觀可識別的吸附特征。
由以上的闡述，可以發現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區域的整個體系之中，并且始終把農村作為區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對于城市的發展和城鄉統籌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二、推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兩大轉折
世界城市化進程的經驗指出，必須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過程的兩大基本轉折。
第一個轉折，是在財富分布空間相對平衡的區域內，形成大小不等的點狀分布(亦可視為區域增長極)，隨之發生了急劇的人口集聚能力、經濟密度集聚能力、二三產業集聚能力和資本集聚能力的中心。這一個轉折，表現在城市開發度急劇增強，工業化利用土地的規模急劇增強，固定資產投資的集中度急劇增強，科技含量和創新步伐等的急劇增強。這類急劇增強的結果，就在地理區域的空間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級布局的空間充填，使得廣大農村與城市之間在財富創造、生活質量、社會保障等方面差距擴大，二元結構系數加大，形成了以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農補工”占據主導地位。
第二個轉折，是在財富分布空間已經相當不平衡的區域內，在城鄉二元結構系數很高的態勢下，在城市開發度達到中期和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狀況時，必須及時地將城市化戰略轉移到以城市反哺農村、城市支持農村、工業支持農業、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和實施城鄉經濟一體化的主流之中。這一轉折的特點是，在不降低城市生產力的前提下，降低城鄉二元結構系數，減少貧富差異，推進社會公平，補助農業，促進農民增收，加大城市對農村的轉移財政支付力度，從政策導向、物質扶持、資金傾向、項目帶動等對農村實施全方位的反哺。
我國在2003年，已經達到了人均GDPl000美元的水平，工業化水平也已經達到了工業化中后期的階段，城鄉二元結構系數已經平均高達1：3．0以上，城鄉差異和區域差異都處于較高的數值，因此我國城市化戰略進程進入了第二個轉折期，即必須把統籌城鄉發展，城市反哺農村，工業支援農業，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今后時期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主流。
三、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紀頭20年我國將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這對加速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城市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國城市化50年的狀況，明確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借鑒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在城市發展中的經驗，探索新時期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方向的選擇、戰略形態的轉變以及發展動力的提升，由此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中國城市體系，尋求引領國家財富臺階式增長的制高點，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在新一輪經濟增長戰略機遇期的總任務和發展總方向的把握，必須回答七個嚴肅的問題：
（1）如何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貫徹“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指導方針?
（2）城市發展方向是否仍然依照傳統式的單極擴大?
（3）如何改變城鄉分離、城際分離、地方保護、惡性競爭的弊病?
（4）如何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有效克服二元結構的社會矛盾?
（5）如何消除日益嚴重的“城市病”?如何構建生態城市和綠色人居?
（6）如何擴大城市就業，創造可持續的就業機會?
（7）怎樣實現以“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為總體目標的區域經濟一體化?
以上七大問題的統一解決，只有明確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并通過城市化發展形態的革命性變革，即由原先的單極式城市擴張轉變為組團式城市群和城鄉經濟一體化的培育，一舉克服傳統城市化進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獲取高額“發展紅利”、降低發展總成本、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等，才能達到社會公平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四、中國城市化的基本狀況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未來20年中國城市化進程將對全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許多國外學者都把“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并列為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進程的兩大關鍵因素。統計數字表明，隨著時代的前進和發展，城市化程度的明顯加速是一個重大標志，其增長過程與財富積累呈非線形的對應關系。
中國從建國開始的發展戰略中就有“積極推進工業化，相對抑制城市化”的主導思想，加上長期“恐城癥”的制約，中國城市化50年的變遷，一直都在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特色的道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速度達到同期世界城市化進程速度的兩倍，但是，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率平均為75％，中等收入國家為62％，低收入國家為30％，而中國城市化率尚未達到40％。至2000年底，中國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個百分點，比世界發達國家平均低40個百分點。雖然從1949年全國建市67個增長至目前的600多個，但隨著人口總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過于偏小。
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工業化發展水平這種局面，已經成為嚴重制約我國綜合實力提高與國家競爭力增強的“巨大瓶頸”。未來20年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時期，大力推進中國的城市化，尤其是尋求城市化戰略的進一步提升，緩解長期以來制約中國社會公平的二元結構矛盾，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國經濟社會約束“瓶頸”，保障中國經濟社會快速、持續和健康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
五、中國城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
為了支撐中國未來實現現代化的總體進程，從現在起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城市化率將從現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這就意味著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約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約1000萬—1200萬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才能滿足現代化進程的總體要求。在急劇推進的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我們必須面對以下的挑戰：
（1）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總量、勞動就業人口總量、老齡人口總量)相繼來臨。
（2）城市對能源和資源的超常規利用。
（3）加速城市生態環境“倒U型曲線”向右側移動的良性逆轉。
（4）促進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的有機融合與協調發展。
（5）提高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和質量。
（6）加速克服“三農”問題實現城鄉之間的共同富裕。
（7）城市信息化進程的急速推進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實現。
（8）城市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六、城市化是解決“_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核心問題之一。雖然國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從政策到資金，對解決“三農”問題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但是就其整體性解決的目標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離。
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們認為，中國“三農”問題根本出路的一個要點在于大量減少農民的數量。而大量減少農民的數量，大量吸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唯有靠實現城市化戰略、提高人口的素質和技能、大力創造就業機會才能夠最終完成。一旦當農村人口數量下降到總人口的25％以下時，農村土地的價值才能達到市場化要求的成本閾值，此時農業土地的集約化生產、規?；a和專業化生產才達到一定水平，農業的科技含量、服務水平和農業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農民的收入水平和整體素質才會有明顯的進步，至此，中國“三農”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才能得以徹底解決。
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進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是中國城市化戰略的核心，構筑開放、流動、有序、互補的中國城鄉體系，是解決中國“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經濟不活、小城市實力不強、小城鎮總體不優”的根本戰略舉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七、中國城市化已經走出四大誤區
中國城市化戰略的健康實施，已經走出認識上的四大“誤區”：
誤區之一：認為城市的發展必然引發“城市病”。必須在統籌城鄉發展的原則下，形成“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的全新觀念。
誤區之二：認為必須嚴格控制大城市的發展。不同規模的城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城市規模結構是一個具有等級、共生、互補、高效和嚴格“生態位”的開放系統，大、中、小城市都應當在統一規范下得到合理的發展，組團式城市群的形成與完善是達到這一要求的正確選擇。
誤區之三：認為城市化的結果應當是均衡分布遍地開花。必須考慮到自然基礎的差異、地理區位的差異、發展階段的差異和生態條件的差異對于城市格局與結構的影響。應充分認識到城市宏觀布局在三維模型中（時間、空間、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對稱的和非線性的。必須認識“以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不均衡，換取實現社會公平程度的相對均衡”這個基本道理。
誤區之四：認為城市化的結果必然拉大城鄉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貧富差異，加劇社會的不公平程度。事實上，只要嚴格把握城市發展兩大轉折的要點并實施城市補償農村，工業支持農業，大力推進鄉村的產業化、市場化進程，上述誤區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
八、中國應進一步加快城市化進程
城市是現代文明的標志，是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會先進生產力體現的平臺，集中體現了國家的綜合實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2001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斯蒂格列茨認為，新世紀對于中國有三大挑戰，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國的城市化將是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并產生最重要的經濟利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署長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國家的成功”。
世界銀行認為：國家的GDP達到1萬億美元是一個標志性臺階，意味著財富積累將步入新的航道。與國際已有的經歷相對照：美國的GDP總量在1970年達到1萬億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總量達到2．7萬億美元；日本的GDP總量在1978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總量達到2．4萬億美元；中國的GDP總量在2000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依照國家規劃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預計GDP再增加1萬億美元。為什么美國用了10年的時間使得GDP增長了1．7萬億美元，日本增長了1．4萬億美元，中國分別比它們少增長0．7萬億至0．4萬億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國當時的城市化率達到81．5％，日本的城市化率超過64．5％，而中國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僅為36％時，也許可以更深一層地認識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導致的社會財富集聚能力的差異。因此，在21世紀的頭20年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進程，加快中國的城市化步伐是發揮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經濟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結構、實現社會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國城市化已經成為推動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成為激發新一輪財富充分涌流的載體。
九、中國城市化的高端平臺：三大組團式城市群
組團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空間鑲嵌體系，體現出“以城鄉互動、區域一體”為特征的城市發展的高級演替形態。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不同結構之間相互聯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級、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間相互補充的城市立體網絡，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使得規模效應、集聚效應、輻射效應和聯動效應達到最大化，從而分享盡可能高的“發展紅利”，完整實現“區域發展動力、區域發展質量和區域發展公平”三者在內涵上的統一。
城市發展的軌跡告訴我們，其空間形態的演進，具有明顯的特征：
城市的點狀表征：0維模式（傳統城市中心，強調集聚性，容易產生城市?。?。
城市的線狀表征：1維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帶，強調通達性，腹地相對狹小)。
城市的面狀表征：2維模式（城市群，強調網絡性，功能相對不對稱）。
城市的體狀表征：3維模式（組團式城市群，強調等級、有序、互補和立體協調性，最大限度獲取“發展紅利”）。
而大力培育組團式城市群，既是中國城市化戰略進程的躍升，也是中國新一輪財富涌流的高端載體，更是統籌城鄉發展，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實現城鄉區域一體化的必然舉措。
今后中國必須首先堅持發展三大具有世界競爭力的組團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國城市化建設中的主力與經濟增長能力的“航母”。國家三大組團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城市體系，以尋求資源利用的空間最大“整合交集”為根本出發點，讓發展紅利得到充分體現。
組團式城市群發展模式的戰略突破主要表現為：
（1）避免了城市攤大餅式的單極化擴張。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協調為特征的區域鑲嵌體系。
（3）建立了以地緣經濟為基礎的城市空間布局與城際戰略聯盟。
（4）構筑了以產業鏈為核心的城市等級系列集合。
（5）實現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結構在區域中的邏輯充填。
（6）充分協調自然—社會—經濟的城鄉時空耦合。
（7）體現了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優良文明典范。
用組團式城市群代替單一城市擴張：經濟上可以取得臺階式的提升；社會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結構；生態上可緩解城市的熱島效應；文化上便于多樣性的充分交融；系統上形成等級有序的效率體系。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美國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與中國三大城市群對于全國的經濟貢獻率有著較大差異，表明了中國三大城市群對于國家GDP的貢獻率在目前仍比較偏低。
如果按國家首位城市比較：美國紐約的GDP，占全美國的GDP總量的24％，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4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7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87倍。日本東京的GDP，占整個日本GDP總量的26％，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2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30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37倍。英國倫敦的GDP，占整個英國GDP總量的22％，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5．5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9．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10．5倍。法國巴黎的GDP，占整個法國GDP總量的18％，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4．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7．2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7．9倍。韓國漢城的GDP，占整個韓國GDP總量的26％，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1．9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3．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3．8倍。
上海的GDP總量是美國紐約GDP總量的1／40。
上海的GDP總量是日本東京GDP總量的1／20。
上海的GDP總量是英國倫敦GDP總量的1／6。
上海的GDP總量是法國巴黎GDP總量的1／4。
上海的GDP總量是中國香港GDP總量的1／3。
上海的GDP總量是韓國漢城GDP總量的1／2。
中國大城市的經濟規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財富能力偏低和貢獻偏小的現象，已經到了必須認真考慮的時候了。
十、中國城市化的戰略設計
中國城市化戰略設計必須突出“三維分布”制高點：
（1）培育三大組團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組團式城市群；
長江三角組團式城市群；
京津環渤海組團式城市群。
（2）創建七大城市帶（線）。
沿長江城市帶；
沿京廣鐵路城市帶；
哈長沈大城市帶；
濟青煙威城市帶；
綿德成渝沿線城市帶；
長株潭城市帶；
海峽西岸城市帶。
（3）發展若干中心城市圈（點）。
未來中國城市化戰略制高點一旦成熟與完備后，在國土面積只占全國8％的總面積上，將容納全國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帶的平均人口密度），將有全國GDP的80％，將有全國工業總產值的90％，將有全國進出口總額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這樣中國其他廣大地區的“發展壓力”才會從根本上得到緩解。
十一、三大組團式城市群是獲取“發展紅利”的最佳載體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發展的整體表現呈現出“點狀拉動”的經濟增長形態。以4個經濟特區為起始，緊接14個沿海開放城市，近50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和50余個高新技術開發區，以及上海浦東、北京中關村、武漢東湖、陜西楊陵等，努力發揮點狀突破的帶動作用，起到了窗口、輻射和示范作用，成為20多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點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引領國民經濟在20多年的時間，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5％，經濟總量提前翻兩番，為21世紀整體提高國家綜合實力奠定了重要基礎。
未來2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戰略平臺，必須注入全新的動力源。十分明顯，以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紅利”的支撐，從農村改革、對外開放、生產關系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創新，給經濟的快速成長注入了強勁的動力。這種動力在未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時，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已經具備了從“發展紅利”中索取的成熟條件。所謂發展紅利是指“一個區域、國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間結構、網絡結構、產業結構、人力結構和營銷結構的趨優調整，區域發展在等級、有序、互補、高效的整合中所獲取的額外收益和潛在收益的總和，即區域整合之后所帶來的發展潛力與整合之前的現狀能力之差”。事實證明，當經濟主體從一個低級平臺向一個高級平臺整合時，生產力要素的組合趨好、資源配置趨優、專業化分工趨強、發展成本趨低，發展紅利的“自發”獲取將呈非線性增長。例如從地級向省級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倍；但從省級規模向跨省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規律告訴我們：人類長期以來一直追求在全世界籌劃經濟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為了獲取最大的發展紅利，而組團式城市群則是目前得到發展紅利的最有效途徑。
發展紅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類區域優化的綜合結果：
（1）區域整合的規模與程度。
（2）生產力要素的優化程度。
（3）產業鏈布局的合理程度。
（4）發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與鄉村的協調程度。
（6）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
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的發展紅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約提升GDPI．8個百分點，相當于2100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長江三角洲約提升GDP2．2個百分點，相當于29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京津環渤海約提升GDPI．3個百分點，相當于14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發育成熟后，所獲，取的發展紅利平均約為6400億元（2001年不變價）。
十二、中國城市化必須支付的社會成本
城市化必須支付社會成本。人口從農業向非農業的轉變，絕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戶口和身份的轉變，更本質的是創造財富的能力與手段的升級。預測到2050年，中國城市人口總量將達到10億～11億，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進入城市1個人，需要“個人支付成本”1．45萬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萬元／人，總計每轉變一個農民成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會總成本2．5萬元／人（2000年不變價格）。在現有城市人口的基礎上，未來50年期間中國約增加6億—7億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會總成本達到15萬億”16萬億元（相當于1．8萬億—2．0萬億美元，按2000年不變價格）。這個數量是2000年GDP總量的2倍。在未來50年期間，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約為3000億～3500億元人民幣，相當于2000年全年GDP總量的4％左右。
研究結果表明，城市發展成本的高低，與城市的經濟實力之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城市經濟實力越強，城市規模越大，城市財富集聚能力越強，城市發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國城市化步伐，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輻射功能，這是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效率、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走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統籌城鄉發展的城市群引發經濟社會變革
組團式城市群的構建，既有空間布局上的整體思考，又有產業布局上的合理調配，以達到組團式城市群在結構上與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獲取“發展紅利”。即從知識互補、人力互補、技術互補、產業互補和設施互補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場壁壘，取得協作效益，分散創新風險，形成良性網絡，最終享受發展紅利為區域帶來的整體效益。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在構建組團式城市群過程中，必須逐步實現三類經濟社會的根本轉變。
l.促進土地資源向土地資本的轉變：解決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納入組團式城市群范圍時，土地是作為第一產業（以綠色植物作為初始生產力的存在形態）的載體而存在，其基本屬性是作為資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陽光）和勞動力投入，形成了農業的初始生產力。當土地納入到組團式城市群之后，其功能形態和使用價值將會發生根本變化，從原先以生產農作物為主轉變為高資本型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生產。
2.促進人口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變：培育城市發展的第一資源。
中國是世界人口大國，城市化進程中一要在數量上將農民轉變為市民，二要將農民的素質與積聚財富的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因此將龐大的人口資源迅速轉變為更加有效的人力資本，是建設組團式城市群的本質要務。
3.促進民間儲蓄向民間銀行的轉變：逐步走向擴大“內投”的穩健方向
現在我國的民間儲蓄已經超過10萬億人民幣，與目前的國內生產總值大致相當，加上固定資產的占有，民間財富已經達到一個十分可觀的地步，如何積極穩妥地將這個龐大的資本釋放出來，轉變為逐漸制衡外部投資額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進程中擴大生產、解決就業、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和全面納入市場體系的重要步驟。
十四、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七原則
研究報告擬訂了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的七原則：
（1）必須將城市視作具有規模、等級、互補、共生及其在國土空間布局中表達出的有序充填(空間譜)；必須將城市視作具有結構、功能、協同、進化及其在時間序列識別上表現出的整體協調系統(時間譜)。
（2）在城市系統的內部結構中，各種自然生態因素、技術物理因素、經濟增長因素、社會文化因素以及各種人文因素等構成了城市綜合體的等級性、共軛性、異質性、多樣性。
（3）在城市系統的外部結構中，通過城鄉之間的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資金流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特別是通過城鄉的物質代謝過程、能量傳遞過程、信息反饋過程和優化配置過程，去培育區域的自組織、自學習、自適應能力。
（4）在系統的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的關系中，既要考慮區域承載力對于城市需求的制約，又要考慮城市發展對于外部環境的影響力、擴散力、帶動力。只有當一個城市向鄉村的索取被該城市對鄉村的回饋相平衡時，統籌城鄉發展的運行才是健康的與合理的。
（5）宏觀監控城市發展的“動力表征”、城市內涵的“質量表征”和城市狀態的“公平表征”，是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的基本依據。上述三種表征的定量化，共同構成了城市化進程中質量的統一判別，并以此作為城市化進程健康發展的評價基礎，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6）國家城市化的數量規模與空間布局應當有一個戰略性的突破：建立以高密度為特征的三大城市區（群）；建立以產業鏈為紐帶的七大城市帶，建立以區域發展中心為特征的幾十個城市圈，分別從“面、線、點”的有機組合，作為中國城市化的主力軍，完成中國城市化空間布局的戰略目標。上述的城市化戰略空間布局，將充分發揮城市集群“發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積小、基礎設施配套好、產業結構互補性強、市場競爭力和生產集約能力高、綜合‘成本—收益’指數高、積聚國民財富能力高、能加速實現社會公平等優勢?！?/p>
（7）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國家城市化戰略設計的著力點在于持續培育城市的競爭力，通過產業升級、結構優化、技術創新等，積極提升城市的綜合實力。經濟全球化已成歷史潮流，我國加入WTO后，中國城市發展已經納入世界城市化進程。這就意味著在參與經濟全球化中使用同一游戲規則，即在更廣泛的領域里接受全球化國際競爭的挑戰。因此，我們必須更新觀念，積極采取應對措施，迅速提升城市發展的國際競爭力，切實提高我國城市化的整體水平。
十五、關于中國城市樣本選擇的說明
本報告選擇全國一些主要城市作為評價對象（暫未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有關城市），其中包括：
（1）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36個）：北京、天津、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上海、南京、杭州、寧波、合肥、福州、廈門、南昌、濟南、青島、鄭州、武漢、長沙、廣州、深圳、南寧、?？?、重慶、成都、貴陽、昆明、拉薩、西安、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在這36個城市中有：直轄市4個，分別是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副省級城市（包括省會城市）15個，分別是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南京、杭州、寧波、廈門、濟南、青島、武漢、廣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級省會城市17個，分別是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鄭州、長沙、南寧、?？?、貴陽、昆明、拉薩、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
（2）沿海開放城市和港口城市（9個）：秦皇島、連云港、煙臺、威海、汕頭、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3）代表性的資源型城市（2個）：大慶、包頭。
（4）特別選擇的城市（4個）：唐山、無錫、蘇州、溫州。
（5）拉薩由于統計數據缺乏暫未列入統計分析范疇。
（6）本報告由于資料口徑原因暫未包括中國的香港、澳門和臺灣省有關城市。
【關鍵詞】煤炭產業 現狀 可持續發展 限制因素
一、引言
隨著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漸加深，經濟增速逐漸放緩，使得能源行業的利潤空間進一步縮減，國家對能源的監控力度也進一步加強，尤其是煤炭產業，生存壓力不斷上漲。同時，煤炭行業在黃金時期的不合理開發后遺癥逐漸顯現，許多礦區地表塌陷嚴重、環境惡化速度不斷加快、安全事故頻發、資源浪費現象嚴重，因此有必要對煤炭產業進行調研，并針對煤炭開發的缺陷制定相應的舉措來促進煤炭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我國煤炭產業現狀
我國陸地面積寬闊，煤炭資源豐富。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能源基礎，但是隨著煤炭產業規模的擴大，礦區生態環境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煤炭開發管理的粗放性，導致資源浪費嚴重，我國煤炭資源量迅速縮減；國家對煤炭產業的監管力度不足，導致煤炭行業的盜采、濫采現象嚴重，國家資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和保護；對煤炭產業的安全管理不重視，導致煤炭開采安全問題頻發。以上都制約了我國煤炭產業的健康、持續發展。
三、我國煤炭產業特征
當前我國的煤炭產量和保有儲量居全球首位，且具有以下特征：
（一）大部分煤炭資源集中在中西部地區，占到了3/5以上，云南周邊占到了1/5，其余的煤炭資源分布在華北平原和東北平原，從煤質角度出發，東北平原和云南地區與的瓦斯含量普遍較大，華北平原則含水層較發育。
（二）我國煤炭的主要消費市場為東部沿海地區和南部發達地區的電廠以及鋼鐵企業，而煤炭的主要產地集中于北方和內地，因此煤炭銷售時運輸路線長，且運輸途徑主要以鐵路為主，部分輔助以水運。
（三）我國煤炭開發技術水平相對較低，雖然經過了多年的技術改造，但是開采依然以現場人工操縱機械為主，缺乏對自動化應用的推廣，現場安全防護措施簡陋，配套設施不齊全。
（四）我國煤炭企業分布各地，規模不等的煤炭企業數以百計，缺乏統一的市場競爭機制和控價機制，因此行業競爭混亂，煤炭企業難以形成規?；纳a，且煤炭市場的惡性競爭往往導致煤炭企業以犧牲安全系數為代價降低生產成本換取市場，帶來的是更多的安全事故。
（五）煤炭市場周期性波動，煤炭銷售目標企業為電力、冶金和化工等重工業，此類工業生產呈現季節性變化，因此煤炭市場的價格和銷量也呈現季節性波動，相比夏季，冬季的煤炭銷售量更大。
（六）由于國家對煤炭生產經營的限制較多，從采礦許可證、經營許可證、煤炭生產許可證到安全許可證等證件的取得都需要很高的企業綜合條件，因此進入煤炭行業的障礙較高，行業壁壘限制了煤炭市場的進一步擴大。
四、制約煤炭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目前制約國有煤炭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煤炭資源的不可再生性
煤炭行業生產的對象是不可再生的耗竭性的煤炭資源。它不僅是一種重要燃料，而且也是具有多種用途的有機原料。它在地球上的賦存量是有限的。據估計，按目前消費水平，煤炭最多夠用300年左右。因此說煤炭資源不可再生性的特點嚴重的制約著煤炭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煤炭資源浪費嚴重
我國煤炭開采浪費驚人，目前煤炭回采率不到國際先進水平的一半，煤炭在我國能源產業和消費結構中占70%左右，是我國首屈一指的戰略性能源。 雖然我國煤炭資源總量豐富，但人均占有量還是相對貧乏。然而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煤炭資源浪費卻是驚人的。
（三）污染嚴重
煤炭的過度開采已經對環境造成了嚴重的危害，礦區周邊地表塌陷嚴重，影響了周邊居民的種植業、畜牧業和漁業生產，甚至對居民點住房和其它建筑造成了損害；礦區的水源受到了嚴重的污染，許多礦區的水源不達標，居民用水不得已從其它區域引進，或是只能引用凈化水廠的水源，增加了用水成本，對農業灌溉也造成了極大的限制；空氣污染也是礦區污染的主要方面之一，礦區附近空氣粉塵濃度大、氣味刺激，同時增加了濃霧、酸雨的產生幾率，干擾了生產、生活。
（四）人才結構不合理
當前煤炭企業的管理層主要由工作年限長的現場操作人員晉升，因此對現場技術業務熟悉，有助于對煤炭生產進行現場管理，但是由于普遍缺乏系統性的管理培訓和理論教育，因此管理層素質偏低、管理方式過于隨意，造成了煤炭系統生產盲目、管理粗放的現狀，難以進行精細化的市場運作和管理，企業競爭力低下，員工缺乏凝聚力，同時在引進技術人才時，容易被原有的低素質管理者所排斥，使得企業對人才的吸引力進一步降低，造成了企業的不斷退步，因此煤炭產業很難有以管理優勢獲得成功的企業，只能依靠能源占有量維持運行，從而使得煤炭產業缺乏自主的定價權。
雖然諸多的缺陷和限制因素導致了煤炭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難度非常大，但是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保障社會進步的穩定性和持續性，需要我們繼續探索促進煤炭產業發展的措施。
五、實現煤炭可持續發展的舉措
（一）對原材料進行深加工，提高煤炭的利用效率
煤炭是初級產品，原煤生產利潤空間有限且非常得低，由于受到煤炭賦存條件的制約，特定煤炭企業的煤炭產品品種相對穩定，且調整余地不大。要想長期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必須延長產業鏈條，實現產品結構升級，對原煤進行深加工。
（二）大力發展相關產業，推進資源回收利用
在做大做強煤炭主干產業的同時，還可以圍繞煤炭來生產各種配套產品和服務，如錨桿、重介質粉、浮選劑、油脂、膠帶、大量消耗性產品以及機電修配、機械加工等行業。
（三）積極探索發展接續產業
接續產業是煤炭企業的二次創業。煤炭企業發展接續產業，必須把握好一些關系全局的重大原則。第一要做好市場調查研究，找準行業切入點，注重行業的長期發展，避免急功近利的投資和是亂投資；第二要堅持解放思想、轉變觀念，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充分發揮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作用，加快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第三要堅持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挖掘內部潛力，不斷增強自我發展能力，同時努力爭取國家的支持。
六、結語
雖然當前煤炭市場的發展存在許多的缺陷，但是隨著國家對煤炭市場調控力度的不斷加大，以及市場對煤炭質量的要求不斷提高，煤炭企業的生產活動正在逐步規范，煤炭質量和生產安全性正在逐步提高，但是當前煤炭市場處于下行區間，因此煤炭企業的生存壓力會進一步增大，煤炭企業的管理需要更加的精細化，以降低成本，增強競爭力。同時，為了促進煤炭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應該在煤炭產業鏈延伸、環境治理、煤炭開采技術提高等領域進行深入研究，制定適合國情的煤炭可持續發展的促進舉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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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園區基本情況
農業示范園區始建于2010年3月，由園區管委會負責經營管理，2012年8月，縣委、縣政府將管理權及人員整體移交給鎮政府。園區管委會與鎮龔陽村農民簽訂了15年的土地租賃合同，租賃土地1148畝。5年來，縣鎮兩級共投入資金1134萬元，相繼建成了302.5畝的優質核桃種苗繁育基地一處，2000m2智能自控溫室一座,二代節能日光溫室39座,配套建設了供暖、供電、供水、交通、綠化等基礎設施。
園區管委會按照“自負盈虧、獨立核算”的原則和縣委辦（2010）6號會議紀要精神，組建了園區核心企業“農業科技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公司現有資產共計438萬元，包括房屋5間、智能自控溫室1座、二代節能日光溫室39座；現有核桃基地187畝，藥材基地50畝，綠化苗木繁育基地30畝。截止目前，公司負債67萬元，累計經營性虧損69.1萬元。
園區成立以來，先后引進了核桃新品種14個；刺柏、云杉等綠化苗木品種11個；花卉、蔬菜、食用菌品種46個。有關山林管局苗木繁育中心、農牧局疾控中心等4個單位，基本形成了“核桃苗木栽樁，綠化苗木主導”的產品結構布局，特別是核桃產品加工包裝，提升了農業知名度。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土地問題。在建園初期，園區土地按照“反租倒包”的形式，與農戶簽定了15年的租賃合同，目前已不符合國家的土地流轉政策，這是制約園區可持續發展的首要問題。二是設施陳舊老化。2010年修建的39座日光溫室已連續生產5年，部分設施嚴重老化，導致溫室保溫性能差，冬季已不能正常生產。三是資金投入困難。園區發展資金主要依靠政府投入，投、融資渠道狹窄，園區發展經營所需的資金無法解決，發展規劃得不到落實，發展壯大的目標無法實現。四是沒有發展優勢。園區自成立以來先后與臨洮新興花卉公司、食用菌技術研究中心、蘭州市農科所、市農科所、農校等科研單位和企業進行過技術合作，但最終都沒有形成固定的技術協作關系，園區在技術、品種以及人員素質上沒有明顯的比較優勢，科技含量不高，效益低下，因而帶動能力不強，輻射面不寬。同時，由于園區生產規模小，產品進入大市場缺乏價格競爭優勢，抵御市場風險能力差。五是債務大、負擔重。園區公用部分土地租賃費縣上解決至2011年，2012年起每年16萬元的土地租賃費由園區承擔，成為園區的一個沉重負擔。同時，公司外欠帳務多達20萬元，回收困難，直接影響到園區正常生產經營。
三、對策建議
1、利用現有設施培育優勢產業。一是把握近年來小城鎮開發和城市擴建的機遇，開發引進適合當地氣候環境的高檔次綠化苗木。二是利用現有設施，引進技術和人才，發展油桃、杏子、西瓜等反季節林果業。三是借助礦區蔬菜消費量大的優勢，在設施農業區大力發展反季節中高檔精細蔬菜，建成反季節蔬菜生產基地。通過培育優勢產品，逐漸形成園區的特色優勢，促使其不斷發展。
2、努力提高科技含量。一是與農業院校、農業科研單位建立穩定的技術合作關系，通過高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來提高產品的產量和品質，從而達到提高效益的目的。二是聘請已退休的專家、教授，擔任園區長年技術顧問，指導園區科技試驗推廣。
在新的歷史時期，水利如何堅持科學發展觀，踐行可持續發展治水思路，才能在全市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進程中發揮支撐和保障作用？最近一段時間，我帶著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調研。在調研中，我深切地感受到當前廣大群眾對水利工作總體上比較認可，對水利長期以來保障、改善和服務民生所做的工作比較滿意。但同時，也對水利事業發展提出了許多建議和意見。通過廣泛調研和認真學習，我對破解水利發展難題，實現水利可持續發展，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和思考。
一、現階段水利發展取得的明顯成效
近年來，全市各級水利部門緊緊圍繞全市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積極發揮水利的支撐和保障作用，全市水利事業呈現出思路不斷完善、發展速度加快、地位不斷提升的良好局面。20xx年以來的5年間，全市累計爭取重點水利工程59項，爭取項目資金近11億元。一大批利民惠民的水利基礎設施建成并投入使用。工業水利方面，建成太陽山劉家溝水庫、金積供水工程、小河防洪工程，惠漢、唐西干渠“兩兩合并”工程，支持了工業發展。城市水利方面，開挖城市防洪排澇河道20.5公里，整治湖面水系21個，城市水面累計達到1.5萬畝，建成黃河標準化堤防52公里。農村水利方面，近五年來灌區累計砌護渠道800多公里，各類渠道砌護率達29%，渠系水利用系數提高到0.5。全市中部干旱帶110萬畝節水補灌規劃被國家發改委和水利部批復、逐步實施。民生水利方面，建成郝家臺水庫等8項防洪工程，治理河道156公里。累計建成農村安全飲水工程和人畜飲水工程107處，55萬群眾告別了吃水難的歷史。2.5萬水庫移民得到國家水庫移民后期扶持項目扶持。生態水利方面，累計建成各類水保骨干工程95座，治理水土流失面積3340平方公里，境內生態移民項目啟動實施。
二、影響水利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
雖然近年來水利取得了顯著成就，但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理論重新審示市情、水情，當前水利發展還存在以下突出問題。
第一，水利基礎設施薄弱造成的山川資源型、工程型、管理型缺水與全市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是現階段全市突出水情。全市水資源量少質差，年內分布不均。全市地表水資源總量為1.004億立方米，人均占有量為77立方米，約為寧夏平均值的1/3，黃河流域的1/8，不足全國的1/28，耕地畝均占有地表水資源量為20立方米，不足黃河流域的1/16，僅相當于全國平均值的1%。年內降水量80％以上集中在6-9月，而且以暴雨形式出現，利用率較低。南部山區地下水礦化度高，開發利用難度大。受揚水工程限制全市相當一部分土地不能開發利用。黃河上游來水已經連續6年比多年平均來水量減少20％以上。灌區灌溉方式落后，縱水入溝、大水漫灌等浪費現象比較突出。因此，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造成的資源型缺水、水利建設投資不足造成的工程型缺水、水利工程管理機制滯后造成的管理型缺水是影響全市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的瓶頸性制約因素。
第二，干旱缺水、洪澇災害、水土流失、水體污染等問題是制約全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突出矛盾。**市是寧夏中部干旱帶的核心地區，干旱帶人口占全市人口的52%，國土面積占全市國土面積的80%。全市多年平均降水量為193毫米，為寧夏多年平均值的63%，全國平均值的1/3。多年平均蒸發量為2013毫米，是降水量的10倍。全市水土流失面積1.29萬平方公里，占土地總面積的64%。脆弱的生態環境致使山區、川區頻頻遭受洪澇災害襲擊。20xx年以來，全市共發生各種局部洪澇災害26次，造成直接經濟損失2.4億元。同時，由于工業經濟和城市建設的快速發展，水污染日益嚴重，南干溝、清水溝等流域受到污染，部分地方抽取污水灌溉，糧食產量持續偏低而且直接威脅著群眾生活環境和身心健康。
第三，水利防災減災、群眾飲水安全、農田水利建設、城鄉環境改善等涉及民生的水利建設滯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突出障礙。黃河、苦水河、清水河等重點流域治理水平與經濟社會發展要求差距較大。尤其是苦水河基本上仍屬于游蕩性河床，目前仍沒有得到有效治理。農田水利建設方面，目前灌區各類干渠砌護率僅為12%,農渠砌護率僅為2%。大部分水利工程運行時間很長，老化失修嚴重，骨干工程完好率不足50%，有20%的工程已報廢、失效，效益嚴重衰退。農村安全飲水方面，全市仍有35萬農村人口存在水質性或缺水性飲水不安全問題，其中27萬人屬于水質性飲水不安全，8萬人屬于缺水性飲水不安全。水利建設滯后制約著小康社會建設。
第四，水利干部職工思想解放不徹底、改革創新精神不夠，水資源管理體制不順和水利發展機制不活等問題是影響水利跨越式發展的突出因素。在水利發展進程中，部分干部仍然存在“按部就班、安于現狀、不思進取”的思想，發展意識不濃，責任意識不強，服務理念不新，創新觀念滯后，工作中瞻前顧后、怕擔責任，一定 程度上束縛著水利事業的發展。同時，全市水利工程政企不分、事企不分、權責不明、機制不活等現象不同程度存在，工程運行管護經費嚴重短缺，導致水資源利用效率較低、水管單位活力不足。這些問題直接影響著水利的可持續發展。
三、實現水利科學發展的思路目標
新時期，破解水利突出問題、實現水利可持續發展要緊緊圍繞市委、政府關于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系列重大戰略，用科學發展觀的理論指導水利發展，在解決矛盾最為集中、問題最為突出、群眾最為需要的水利問題上下功夫，堅持六個圍繞、實現六個突破，努力形成保障工業發展、支撐現代農業、服務城市建設、加強生態治理、解決民生問題的水利發展格局。
(一)工業水利要圍繞“兩城五園”，在供水服務和保障安全方面實現新突破。圍繞“兩城五園”擴容升級，為工業發展提供水利服務。進一步完善太陽山供水工程、金積供水工程，提高供水保證率，確保工業項目建設用水。協調做好太陽山開發區、金積工業園區生態工程的蓄水。盡快完善太陽山開發區防洪體系，保障太陽山能源化工基地防洪安全。
(二)農村水利要圍繞“兩個率先”、“十大基地”，在發展現代農業方面實現新突破。實行分區治水思路，引黃灌區堅持“節水、挖潛”，加快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實施小型農村水利工程、灌區節水改造工程建設，保障川區率先建成現代農業示范區。揚黃灌區圍繞“調整、高效”，合理布局產業結構、發展高效節水農業，實施扁擔溝揚水泵站改造工程、中部干旱帶節水補灌工程。中部干旱帶圍繞“水源、特色”，增加補灌面積、改革灌溉模式、發展特色農業、加快生態移民，在山區率先建成節水旱作高效農業示范區。
(三)城市水利要圍繞濱河生態水韻城市建設，在推進城市建設進程方面實現新突破。圍繞濱河生態水韻城市建設，做好“水系活城”大文章。黃河東岸充分挖掘現有湖泊和濕地資源，完善城市水系，形成“一環五湖”（即環城水系、東、西、南、北、中五湖）城市水系新格局。黃河西岸依托標準化堤防建設和羅家河等水系整治，巧借河渠水面的自然風光，力求將各條水系和標準化堤防兩側建成觀光風景帶。把黃河**段兩岸69公里河堤建設成為防洪保障線、搶險交通線、經濟命脈線、生態景觀線、特色城市線、黃河文化展示線，全力打造黃河金岸。
(四)生態水利要圍繞水土流失治理，在改善生態環境方面實現新突破。山區水土流失嚴重地區全力實施淤地壩壩系工程，加大小流域綜合治理、水保骨干工程建設力度。引黃灌區和揚黃灌區開展城鄉環境綜合整治，實施農田防護林網建設，加大重點山洪溝道水土流失治理。實現全市每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積100平方公里的目標。同時，以鹽環定揚水、紅寺堡揚水等為水源，實施境內生態移民，破解貧困和發展困局，使中部干旱帶群眾徹底擺脫貧困、實現小康。
(五)民生水利要圍繞保障民生、服務民生、改善民生，在確保群眾生命安全、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等方面實現新突破。目前全市仍有39％的農村人口飲水不安全。加大力度實施農村安全飲水工程，計劃到20xx年，基本上解決農村人口安全飲水問題。同時，下大力氣整治黃河、苦水河等流域，實施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落實好水庫移民后期扶持政策，保障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群眾切身利益。
（六）水利建設要圍繞實施兩大任務，在爭取項目、招商引資方面實現新突破。認真貫徹落實市委、政府“突出抓項目”的年度工作主題，堅持把“兩大任務”貫穿于五大水利建設之中，抓好已申報項目的批復工作、新增項目的編報工作和已立項工程的建設管理工作。第一季度市水務局共爭取項目資金1.72億，開工建設項目6個。要進一步提高項目前期工作質量，充實項目儲備庫，爭取更多的項目落戶**。
四、實現水利科學發展的保障措施
當前，實現水利的科學發展，必須要堅持解放思想、搶抓機遇，創新思維、科學發展，大興水利、惠及民生，進一步創新治水實踐，凝聚發展力量，狠抓工作落實，做到六個進一步。
（一）進一步解放思想搶抓機遇。認真審示全市水利建設與兄弟市縣、周邊省區的差距，切實增強加快發展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全力圍繞市委、政府確定的新的發展思路和目標爭先服務，率先發展。同時，要牢固樹立項目帶動意識，抓住國家新一輪水利建設的機遇，在解放思想中創造機遇，在搶抓機遇中加快發展，引導全體干部職工以時不我待、奮發進取的精神狀態，人人思發展，個個比貢獻，全面服務于**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
（二）進一步加快重點工程建設。充分發揮重點水利工程的帶動作用，實施一批影響大、范圍廣、群眾切實受益的水利工程。實施灌區續建配套、小型農田水利工程、馬蓮渠、波浪渠改造工程。啟動實施扁擔溝中型揚水灌區節水改造工程、中部干旱帶110萬畝節水補灌工程。實施王家墳溝導洪工程、蘇尖山防洪工程、小河防洪工程，完善太陽山開發區防洪體系。實施完成黃河**市段標準化堤防改擴建工程，做好堤防兩側濕地整治。實施同心縣清水河二期整治工程和山區淤地壩壩系工程。啟動實施苦水河流域綜合整治工程和利通區南干溝綜合治理工程。加快同心東部擴建、利通區孫家灘等農村安全飲水工程。實施同心縣羅山東坡、下馬關生態移民項目。
（三）進一步加強水利改革創新。一是加快完善農田水利建設新機制。編制完善全市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規劃，分片推進，逐步實施，在聲勢、規模、質量上下功夫，進一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用3-5年時間完成全市基本農田整治。二是加快水管體制改革工作，進一步明確管理權限，建立經費補貼機制和水價調整機制，全面推行水利工程“管養分離”。三是加快節水型社會建設力度。制定《**市節水型社會建設實施方案》，加大節水型社會載體及相關標準建設，大力實施節水改造工程，應對日趨緊張的缺水局面。
（四）進一步加強水利項目工作。搶抓國家擴大內需的重大戰略機遇，用足用活政策、充分挖掘項目、全力爭取項目，重點抓好三個環節，超額完成兩大任務。一是狠抓項目編報環節。充分研究中央、自治區各類項目政策，從政策中捕捉信息、挖掘項目、迅速編報，爭取工作主動性。二是狠抓項目爭取環節。發揚釘子精神，安排專人緊盯落實。動用各種關系和資源，從申報、審查、審批、立項等各個環節緊盯不放、跟蹤落實。三是狠抓部門協調環節。加強與發改、財政等相關部門的協調、溝通，互通信息、爭取支持，簡化項目申報程序、加快項目申報速度。
（五）進一步加大依法治水力度。落實以行政首長負責制為核心的防凌防汛抗旱責任制，修訂防汛抗旱預案，狠抓各項工作落實，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加大城市水資源保護區管理，嚴格查處污染水源的違法行為。認真執行取水許可制度和建設項目水資源論證制度，依法足額征收水資源費。強化工程建設“四制”和安全生產管理。嚴格執行《**市河道采砂管理暫行辦法》，制訂出臺《清寧河管理辦法》、《**市水利工程管理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加強涉水事務管理。
【關鍵詞】GRI《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社會責任報告；編制指南
一、引言
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在我國正處于快速發展的階段。隨著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協會組織、報刊和其他各界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越來越凸顯其重要性。我國上市公司在深滬兩市的推動下，從2009年開始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并應規披露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如何指導我國企業合理、有效地披露規范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從而使非財務信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可比性、相關性等財務信息所具備的信息特征顯得頗為重要。本文將以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制定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為研究對象，深入探討GRI組織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編制依據。從而幫助我國企業在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方面與國際接軌。
二、GRI《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的概況
畢馬威從1993年開始每隔三年對全球社會責任報告進行調查并調查報告。根據2011年畢馬威的報告顯示，GRI《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繼08年成為全球性的社會責任報告標準之后，在2009-2011這三年里，GRI將這一優勢進一步擴大。當今，全球500強企業的前250強中有80%的企業按照GRI指南編制企業社會報告，另外在選擇不同地區22個國家中的前100強企業（瑞典僅為前70家企業），共計2420家企業(報告中稱N100)進行調查，發現有69%的企業按照GRI指南編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毫無疑問，GRI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已在國際上擁有絕對的地位和權威性。
GRI報告框架包括《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指標規章》，《技術規章》和《行業補充指引》。其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是其他三類文件的基礎，也是該組織的核心工作成果。GRI通過制定《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為全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提供一個共同框架，使得沿用這一報告框架的組織可以從經濟、環境和社會三個方面更好地表述其對可持續發展的貢獻，同時也讓利益相關者能更好地理解這些貢獻。2006年，GRI了第三版《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簡稱為G3指引，在此基礎上，GRI在2011年了G3版的更新版《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簡稱G3.1。G3.1指引涵蓋了可持續發展的更多領域，GRI推薦企業采用G3.1指引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當前，GRI正在起草編制第四版《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而該版指南計劃將于2013年。
GRI于2011年10月正式公布GRI3.1問世。與此同時，GRI還了相應的《技術協議》，幫助企業更好的撰寫可持續發展報告。與之前的GRI3.0相比，指南G3.1新增了有關人權、性別和社區方面的報告指引，該指南涵蓋可持續發展的更多領域。據GRI官網資料顯示，GRI3.1將起到“拋磚引玉”的效果，他的頒布是為2013年GRI4.0的問世做準備。雖然目前企業的CSR報告可根據GRI3或GRI3.1版指引編制，但了解GRI3.1的具體變化內容可以幫助企業提前熟悉將要采用的GRI4.0指南的大致方針。因此，本文接下來對GRI3.1在GRI3.0的基礎上對社會績效指標中就人權、勞工措施及合理工作和社區三方面的修訂內容展開介紹。
三、針對GRI3.1指南修訂的分析
（一）針對社區這一指標的修訂
社區是屬于GRI3.0指南績效指標中社會方面的內容。在GRI3.0中的社區方面，他的核心指標（SO1）是要求可持續發展報告需闡述機構組織應用何種政策來管理在社區中所受到的沖擊以及相應的監督系統和結果，其附加指標為機構組織可以披露因社會、道德和環境業績而獲得的獎項。
而在GRI3.1中，將社區這一方面的核心指標（SO1）用以下三個指標替代，分別是：（1）在社區參與、影響評估及開發項目方面投入和關注度；（2）對社區實際存在和潛在的重大的負面影響；（3）對以上這些負面影響采取的預防和緩解措施。按照GRI官網中提示，本文認為以上這些對SO1的修訂是出于當前絕大多數報告都報告了自身對社區方面帶來的積極影響和貢獻這一情況考慮的。一方面設定（1）這一指標即要求機構組織在披露自身對社區帶來貢獻同時，需要給出定量的數據和具體的項目和執行內容；另一方面，為了讓組織在積極披露自身對社區帶來貢獻的同時，能說明自身對社區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潛在威脅，GRI在原SO1中加入了以上（2）和（3）指標。
（二）針對人權這一指標的修訂
在GRI3.0版的指南中，人權中涉及投資及采購措施、非歧視、結社自由與集體議價權、童工、強逼勞動與強迫勞動、保安措施、本土員工這七個方面。其中GRI3.0在投資及采購措施中有兩個核心指標和一個附加指標，而在GRI3.1中，將該部分的附加指標HR3改成投資及采購措施中的核心指標。此外，在以上七方面中，GRI3.1還添入兩個方面，分別是評價和補救，并針對這兩方面分別設立一個核心指標。其中，在根據英文版的GRI3.1顯示，評價取決于人權評審及/或影響評估的運營活動比例和總數；補救即為通過正式不滿處理機制被提及并（或者）解決的人權方面不滿情況總數和所占比例。
通過以上介紹，可以發現GRI3.1針對人權在原版基礎上對機構組織就人權方面履行的社會責任要求披露具體的定量數據。而如何落實到實處，即機構組織應該采用何種方法，如通過第三方機構的審驗還是圓桌會議等手段來進行人權方面的社會責任績效評價和補救，GRI組織并沒有在《指南》以及《技術協議》中說明，因此這對采用GRI編制可持續發展報告的機構組織來說是一大難點和挑戰。
（三）針對勞工措施及合理工作這一指標的修訂
在GRI3.0版本中，勞工措施及合理工作從以下五個角度設立了9個核心指標和5個附加指標共14個，分別是雇用、勞/資關系、職業健康安全、培訓與教育、多元化與平等機會。其中在GRI3.0中的多元化平等關系下的LA14指標為：按雇員類別劃分男性與女性的基本薪金比率。而在GRI3.1中在LA14的基礎上改為：按照員工類別、重要運營地劃分男性與女性員工的基本工資和薪酬比例。此外，GRI3.1中還新增了LA15這一指標，即按性別劃分育嬰假后員工的返崗率。
從以上GRI3.1版的修訂變化可以看出，新版的報告指南要求機構組織針對履行的社會責任披露更多定量數據和具體內容，并注重對女性權利的保護和責任。此外，對于如何就社區、人權和性別等方面的責任進行有效的評價和披露，例如：界定員工的返崗率，是否包括員工回來工作但其崗位已更換、假期的長度等，這都需要使用者自己定奪，而GRI也正在對如何測度不同機構組織就以上信息披露是否有效做努力。
在越來越多的利益相關者（政府監管機構、投資者、評級機構、非政府組織等）開始對非財務信息產生需求以及可持續發展報告在世界眾多機構組織得到廣泛運用這樣一個背景下，GRI4.0將應運而生。這一版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初稿即將在2012年6月份左右問世，從而在世界范圍內征求意見為GRI4.0在2013年做準備。
四、總結
由于受到信息披露（報告）領域發展的影響，如：新理論和概念的產生、可持續發展報告的發展趨勢、新的技術工具用以輔助可持續發展報告的編制，GRI在GRI3.0指南的基礎上通過設立一套更適用于當今可持續發展報告編制的指南從而指引世界范圍內的機構組織在履行社會責任并披露報告的同時，實現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綜上所述，不難發現，GRI3.1指南和GRI4.0主要從促進機構組織披露定量數據、提供各類利益相關者所需的具體內容這兩方面進行修訂。同時，在現有的GRI3.0和GRI3.1的基礎上，GRI4.0將加強《技術協議》的實用性，從而讓《可持續發展報告》更具有可讀性。
參考文獻：
[1]全球報告倡議組織頒布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3.0英文版本.
[2]全球報告倡議組織頒布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3.1英文版本.
關鍵詞：城市可持續發展評價
一、序言
2014年5月15日，ISO/TC268在加拿大多倫多世界城市峰會期間其第一項國際標準ISO 37120 城市可持續發展――關于城市服務和生活品質的指標。ISO 37120是以人為核心，以推動可持續發展為根本目的建立的一套綜合評價城市可持續發展狀態的指標體系，在全球范圍引起廣泛關注。2014年以來，世界城市數據委員會（WCCD）已經組織倫敦、多多、上海、迪拜等30多個城市試點ISO 37120。2015年，聯合國減災署（UNISDR）將在全球參與“城市防災能力建設（Making Cities Resilient）”計劃的45個城市實施ISO 37120。
城市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載體。目前我國正在進行的城市化，無論是規模還是速度，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也伴隨著人口膨脹、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問題，嚴重影響我國城市的健康發展。此外，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廣大城市居民對國家、政府和自身有了更高的期盼和更多的要求，包括更好地參與經濟建設、更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更廣泛的公共服務、更優美的自然環境等。ISO 37120是以人為核心，以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為最終目標的國際標準。通過實施ISO 37120，將有助于推動各城市實現健康、有序發展，進而有效推動我國城市化進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高度重視城市可持續發展標準化工作，于2015年啟動“標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創建示范活動”，并先后與深圳市、青島市簽署合作備忘錄，并計劃在國內選取20個左右城市實施此活動。
本文以我國4個直轄市、15個副省級城市為對象，結合2014年上述19個城市的實際情況和數據可獲得性，選取了經濟、教育、能源、環境健康、固體廢棄物、通信、交通、廢水、水與衛生等十個方面的進行分析，為進一步綜合評價19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狀況，通過數學方法進行數據的歸一化處理，以百分制反映19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狀況，如圖1所示：圖12014年我國19城市可持續發展水平圖1顯示，2014年可持續發展水平前十的城市分別為廣州、深圳、廈門、北京、寧波、杭州、上海、大連、青島和南京，得分超過60的城市共有17個，其中超過70的城市共8個，最高的是廣州80.51。各城市經濟、教育、能源、環境健康、固體廢棄物、通信、交通、廢水、水與衛生等方面可持續發展狀況如下。
二、經濟
經濟方面，選取了六項指標，包括：城鎮登記失業率、二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百分比、低保人口占城市人口百分比、從業人員占城市人口百分比、每十萬人企業數、每十萬人專利授權數。根據統計數據計算，通過歸一化處理后，國內19個城市的經濟發展情況如圖2所示：圖22014年我國19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圖2顯示，2014年經濟可持續發展水平前十的城市分別為寧波、北京、深圳、杭州、廈門、武漢、青島、上海、廣州、南京，得分超過60的城市共有18個，其中超過70的城市共10個，最高的是寧波86.84。排名靠前的城市普遍在城鎮登記失業率較低、低保人口比例較低、從業人員比例較高、企業數量和授權專利數較高。
三、教育
教育方面選取7個指標，包括小學學齡女童如學歷、初等教育畢業率、中等教育畢業率、小學師生比、適齡男童入學率、適齡兒童入學率和每十萬人大專以上學歷人數。根據統計數據計算，通過歸一化處理后，國內19個城市的教育發展情況如圖3所示：
圖3顯示，2014年教育發展水平前十的城市分別為北京、南京、武漢、哈爾濱、上海、沈陽、長春、天津、濟南、杭州，得分均超過80，最高的是北京98.33。上述19個城市已經普及基礎教育，排名靠前的城市在小學師生比和每十萬人大專以上學歷人數表現更好。圖32014年我國19城市教育發展水平四、能源
能源方面選取了2個指標，包括居民年均用電量和人均用電量。根據統計數據計算，通過歸一化處理后，國內19個城市的能源發展情況如圖4所示：圖42014年我國19城市能源發展水平圖4顯示，2014年能源發展水平前十的城市分別為深圳、廣州、杭州、廈門、寧波、南京、上海、大連、北京、天津。得分超過60的城市共有9個，其中超過80的城市共5個，最高的是深圳93.96。排名靠前的城市在城市能源供給方面表現較好，體現在居民生活用電和人均用電量較高。
五、環境
環境方面選取了5個指標，包括PM2.5濃度、PM10濃度、NO2濃度、SO2濃度、O3濃度，上述指標也是2016年1月開始實施的HJ633-2012環境空氣質量指數（AQI）技術規定（試行）中提出的限制重要污染物項目。根據統計數據計算，通過歸一化處理后，國內19個城市的環境發展情況如圖5所示：圖52014年我國19城市環境發展水平圖5顯示，2014年環境發展水平前十的城市分別為深圳、廈門、寧波、上海、大連、重慶、青島、廣州、杭州、武漢。得分超過60的城市共有8個，其中超過70的城市共5個，最高的是深圳92.96。排名靠前的城市在空氣主要污染物方面表現較好。11個城市的5個指標數據均大幅超出了GB3095―2012中環境空氣污染物基本項目濃度限值。表現最差的濟南市僅得12.62分，2014年濟南市PM2.5濃度、PM10濃度、NO2濃度、SO2濃度、O3濃度分別為90、172、53、72和180，分別是GB3095-2012規定一級濃度限值的6倍、4.3倍、1.325倍、3.6倍和1.8倍。
六、健康
健康方面選取了4個指標，包括平均預期壽命、每十萬人醫院病床數、每十萬人醫生數和每十萬人護士數。根據統計數據計算，通過歸一化處理后，國內19個城市的健康發展情況如圖6所示。
圖6顯示，2014年健康發展水平前十的城市分別為廣州、北京、成都、濟南、杭州、大連、武漢、沈陽、青島和西安。得分超過60的城市共有16個，其中超過70的城市共11個，
圖62014年我國19城市健康發展水平最高的是廣州89.65。排名靠前的城市在平均預期壽命、醫生數、護士數、病床數方面表現較好。其中廣州市2014年平均預期壽命81.34歲（第六）、每十萬人病床數588.75張（第十一）、每十萬人醫生數602.16人（第一）、每十萬人護士數400.25（第二）。
七、固體廢棄物
ISO37120所指的固體廢棄物為生活垃圾。固體廢棄物方面選取了所有10個指標，包括享受定期固體廢棄物收集人口的百分比、人均固體廢棄物收集量、城市固體廢棄物循環利用百分比、城市固體廢棄物中填埋處理的百分比、城市固體廢棄物中焚燒處理的百分比、城市固體廢棄物中露天焚燒處理的百分比、城市固體廢棄物中露天垃圾場處理的百分比、城市固體廢棄物中其他方式處理的百分比、人均產生有害廢棄物（噸）和城市有害廢棄物循環處理的百分比，其中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城市極少采用露天焚燒和露天垃圾場處理生活垃圾。根據統計數據計算，通過歸一化處理后，國內19個城市的固體廢棄物發展情況如圖7所示：
圖7顯示，2014年固體廢棄物處理發展水平前十的城市分別為天津、青島、重慶、上海、廈門、哈爾濱、大連、長春、濟南和沈陽。得分超過60的城市共有14個，其中超過70的城市共6個，最高的是天津82.10。排名靠前的城市在固體廢棄物收集、處理方面以及有害廢棄物的產生和循環處理方面表現較好。
八、通訊
通訊方面選擇了全部3項指標，包括每十萬人互聯網連接人數、每十萬人手機擁有量和每十萬人固定電話擁有量。根據
圖72014年我國19城市固體廢棄物處理發展水平統計數據計算，通過歸一化處理后，國內19個城市的通訊發展情況如圖8所示：圖82014年我國19城市通訊發展水平圖8顯示，2014年通訊發展水平前十的城市分別為深圳、廣州、西安、北京、青島、廈門、寧波、杭州、南京和大連。得分超過60的城市共有5個，最高的是深圳84.41。排名靠前的城市在互聯網和手機方面表現較好，其中深圳市2014年每十萬人互聯網介入用戶達到41022.74戶（第五）、每十萬人移動電話313167.39戶（第一）、每十萬人固定電話49124.68戶（第一）。
九、交通
交通方面選取了7個指標，包括每十萬人大容量公共交通公里數、每十萬人輕型公共交通公里數、年人均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次數、人均擁有私人汽車數量、使用公共交通的通勤人員比例、人均擁有兩輪機動車數量、每十萬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根據統計數據計算，通過歸一化處理后，國內19個城市的交通發展情況如圖9所示：圖92014年我國19城市交通發展水平圖9顯示，2014年交通發展水平前十的城市分別為深圳、北京、廣州、南京、上海、大連、天津、杭州、西安和廈門。得分超過60的城市共有5個，最高的是深圳86.16。排名靠前的城市在軌道交通、公共汽車、公交出行等方面表現較好。
十、廢水
廢水方面選取了全部5個指標，包括污水管網覆蓋率、污水處理率、經過初級處理城市廢水的百分比、經過二級處理城市廢水的百分比和經過三級處理城市廢水的百分比。根據統計數據計算，通過歸一化處理后，國內19個城市的廢水發展情況如圖10所示：
圖10顯示，2014年廢水處理發展水平前十的城市分別為天津、濟南、沈陽、青島、廣州、西安、廈門、重慶、深圳和上海。得分超過70的城市共有18個，最高的是天津99.29。排名靠前的城市在污水管網覆蓋率、污水處理（特別是二三級處理）方面表現較好。
十一、水與衛生
水與衛生方面選取了6個指標，包括供水普及率、持續獲
圖102014年我國19城市廢水處理發展水平得改良供水服務城市人口百分比、獲得改善衛生設施服務城市人口的百分比、人均生活用水量、人均用水量和水損失比。根據統計數據計算，通過歸一化處理后，國內19個城市的水與衛生發展情況如圖11所示：圖112014年我國19城市水與衛生發展水平圖11顯示，2014年廢水發展水平前十的城市分別為廣州、寧波、成都、南京、深圳、杭州、西安、武漢、青島和廈門，19個城市的得分均超過60，超過70的城市共有12個，最高的是廣州96.84。上述19城市基本在供水和衛生設施實現了全覆蓋，排名靠前的城市在供水量和水漏損方面表現較好。
十二、結論
本文氖個方面綜合評價了我國4個直轄市和15個副省級省城2014年可持續發展水平，結果顯示我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水平東部優于西部、南部優于北部，特別是珠三角和長三角城市表現較好，總體上我國城市在經濟、教育方面表現較好，可持續發展的薄弱環節是環境。
參考文獻：
[1]ISO.ISO 3712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indicators for city services and quality of life[S].2014.
[2]楊鋒，張俐，劉春青.杭州市可持續發展――基于ISO 37120的分析[J].中國經貿導刊，2015（12）下：6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