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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周期；深度；陡度；尖度；持續性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0BGL05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09YJC790126）；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項目（JJ0909）；江西財經大學校級重點課題（201005）。
作者簡介：饒曉輝（1973- ），男，江西廣昌人，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宏觀經濟理論、計量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22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096（2012）06-0136-05收稿日期：2011-11-22
本文旨在利用我國季度GDP數據，應用Clements和Krolzig（2003）（以下簡稱為CK）參數檢驗方法，對我國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及經濟周期的持續性進行分析。
國外已有眾多文獻運用不同的統計方法對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進行了檢驗，如Neftic（1984）、Sichel（1993）、McQueen等（1993），但他們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
國內學者對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既有理論描述，也有實證經驗研究（劉樹成，2000；劉金全 等，2001；徐大豐 等，2005；陳浪南 等，2007）。國內學者的實證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數據樣本太小，且忽略了深度、尖度及陡度型的非對稱檢驗。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和判斷我國經濟周期的非線性特征，本文擴充了樣本容量，采用CK方法，在三區制馬爾科夫轉換模型框架中對三大非對稱、經濟周期的轉折點及持續期進行了更為全面深入的分析。
一、理論模型
（一）經濟周期中深度、陡度及尖度的非對稱性
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有很多類型，本文主要關注深度、陡度及尖度型非對稱。CK在馬爾科夫鏈參數模型的背景下對3種非對稱性重新進行了定義。
定義1數據{yt}的生成過程為非深度對稱當且僅當yt分布為非偏態，即E[（yt-μy）3]=0。
定義2數據{yt}的生成過程為非陡度對稱當且僅當Δyt分布為非偏態，即E[Δyt3]=0。
定義3數據{yt}的生成過程為非尖度對稱當且僅當中間任意區制來回于第1區制和最后區制之間的轉移概率相等：pm1=pmM，p1m=pMm， m≠1，M，p1M=pM1。
（二）CK檢驗
CK利用沃特檢驗統計量W檢驗了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假設。下面以MSI（M）AR模型為例介紹CK檢驗的具體方法。模型結構如下所示
yt=μ（st）+∑pj=1αjyt-j+ut （1）
其中ut|stNID（0，σ2），st∈{1，…，M}是一個具有M狀態的馬爾科夫鏈；轉移概率pij具有時間不變性，轉移概率pij=pr（st+1=j|st=i）表示從i時刻狀態轉移到j時刻狀態的轉換概率，并且不同的概率之間滿足正則性約束條件∑Mj=1pij=1，j，j∈{1，…，M}。另外，st還被假設為具有不可退化性：pii
考慮如下假設的W檢驗
H0：（λ）=0， H1：（λ）≠0 （2）
其中λ=（μ1，…，μM；α1，…，αp，σ2；π），=RnRr是一個秩為r的連續差分函數，秩r=rank（（λ）λ′）≤dimλ。
令λ～、λ^分別表示有約束和無約束條件下λ=（μ1，…，μM；α1，…，αp，σ2；π）的最大似然估計量。沃特檢驗統計量W依賴于無約束的估計量λ～，W統計量分布近似服從于正態分布，有
T（λ～-λ）dN（0，∑λ～） （3）
函數（λ～）在大樣本中也服從正態分布，從而有
T[（λ～）-（λ）]dN（0，（λ）λ′|λ～∑λ～（λ）′λ′|λ′） （4）
如果零假設H0：（λ）=0成立，并且方差協方差矩陣具有不可逆，有
T（λ～）′[（λ）λ′|λ～∑λ～（λ）′λ′|λ′]′（λ～）dχ2（r） （5）
在非深度型零假設條件下，
D（λ）=∑Mm=1ξ-m（μm-μx）3 （6）
其中ξ-m為區制m的遍歷概率，μx=∑Mm=1ξ-mμm為x的非條件均值。
非陡度零假設的沃特統計量依賴于
S（λ）=∑M-1i=1∑Mj=i+1（ξ-ipij-ξ-jpji）（μj-μi）3 （7）
最后，非尖度零假設的沃特統計量可表述為
TP（λ）=Φπ （8）
對于非深度和非陡度檢驗而言，（5）式中的r等于1；對于非尖度檢驗來說，（5）式中r等于區制的個數。
二、實證結果
本文所采用的數據為1979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中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的季度數據，樣本容量為124。1994年之前的季度數據，我們采用了Abeysinghe等（2004）的研究成果。2007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以1997年不變價格為基準，對名義GDP進行了調整）的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國泰安研究服務中心數據庫和《中國統計公報》。為了剔除季節性的影響因素，我們采用了Census X12方法對原始數據進行了季節性的調整，調整后的實際季度GDP增長率記為yt。
依據深度、陡度及尖度非對稱性檢驗的原理，我們需對yt進行單位根統計檢驗。由表1結果可知，在5%的統計顯著水平下，ADF和PP兩種統計檢驗方法均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因此yt符合檢驗經濟周期三大非對稱性檢驗的要求。
表1單位根檢驗結果
檢驗 檢驗統計量的值 統計量的p值 ADF -3.126398 0.0273 PP -2.914449 0.0466注：單位根檢驗均為截距項的設定形式；p值為接受原假設的概率。
本文同時考慮了MSI、MSM、MSIH以及MSMH 4種類型的三區制馬爾科夫轉換模型。由于所涉及的數據為季度數據，故每種類型模型的自回歸滯后階數的最大值均設定為4。依據SBC和HQ信息評價標準，MSI、MSM、MSIH以及MSMH模型的最優自回歸滯后階數分別為1、0、2、1。
表2給出了4種相應模型的尖度、深度及陡度非對稱性的檢驗結果。從非尖度的檢驗結果可知，非尖度零假設條件下卡方分布統計量的值分別為3.9627、0.3338、5.3987、0.8982，接受非尖度零假設的概率分別為0.2655、0.9536、0.1449、0.8259，均大于10%的統計顯著水平，說明我國實際GDP增長率序列不存在尖度型非對稱。非深度的檢驗結果告訴我們，除MSM（3）-AR（0）模型在10%統計顯著水平接受零假設之外，MSI（3）-AR（1）、MSMH（3）-AR（1）和MSIH（3）-AR（2）模型拒絕零假設的概率分別為0.1819、0.4737和0.9833，均大于10%統計顯著水平，說明我國實際GDP增長率序列不存在深度型非對稱，我國經濟周期不會出現“高峰低谷”或“高谷低峰”型深度非對稱。從非陡度型非對稱檢驗結果可知，零假設條件下MSI（3）-AR（1）、MSM（3）-AR（0）、MSMH（3）-AR（1）和MSIH（3）-AR（2）模型中的卡方分布統計量分別等于7.9058、27.8967、3.212和6.865，在10%統計顯著水平下均拒絕了零假設，說明我國經濟周期存在著顯著的陡度型非對稱特征，陡度型非對稱特征具有穩健性。
依據SBC評價標準，我們選取了MSIH（3）-AR（2）來進一步分析我國經濟波動的其他特征。MSIH（3）-AR（2）模型系數估計結果如表3與表4所示，實際數據與模型擬合數據的曲線圖為圖1。從圖1的擬合結果看，模型較好地擬合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非線性特征。
從表3自回歸滯后系數來看，自回歸系數α1、α2的估計值分別為0.6371和0.1676，均在統計顯著水平上顯著不為零，并且自回歸系數之和α1+α2等于0.8047小于1，說明MSIH（3）-AR（2）模型具有穩健性。自回歸系數α1=0.6371，說明滯后1期的經濟增長率對下一期經濟增長率有著顯著的影響，影響力度達到63.71%，對未來的經濟增長有著顯著的持久影響；α2=0.1676，說明滯后2期的經濟增長率對當期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力度為16.76%，其持續時間要比滯后1期短。
表2非對稱性檢驗的結果模型MSI（3）-AR（1）MSM（3）-AR（0）非尖度 Chi（3）= 3.9627[0.2655] Chi（3）= 0.3338 [0.9536] p_12 = p_32 test： Chi（1）= 0.0530 [0.8180] Chi（1）= 0.0890 [0.7654] p_13 = p_31 test： Chi（1）= 3.9161 [0.0478]** Chi（1）= 0.0003 [0.9851] p_21 = p_23 test： Chi（1）= 0.0210 [0.8848] Chi（1）= 0.1976 [0.6567]非深度 -2.0494 9.6238 Chi（1）= 1.7823 [0.1819] Chi（1）= 3.1765 [0.0747]*** 非陡度 -0.0251 -0.0044 Chi（1）= 7.0958 [0.0077]* Chi（1）= 27.8967 [0.0000]*模型 MSIH（3）-AR（2） MSMH（3）-AR（1） 非尖度 Chi（3）=5.3978[0.1449] Chi（3）= 0.8982 [0.8259] p_12 = p_32 test： Chi（1）= 0.0819 [0.7747] Chi（1）= 0.8355 [0.3607] p_13 = p_31 test： Chi（1）= 4.6336 [0.0314]** Chi（1）= 0.0003 [0.9868] p_21 = p_23 test： Chi（1）= 0.8011 [0.3708] Chi（1） = 0.0628 [0.8021]非深度 -1.9204 0.1714 Chi（1）= 0.5133 [0.4737] Chi（1）= 0.0004 [0.9833]非陡度 0.3754 0.2461 Chi（1）= 3.2120 [0.0731]*** Chi（1）= 6.8650 [0.0088]*注：*、**、***分別表示1%、5%、10%統計顯著水平；[]內的數字為卡方檢驗的p概率統計值。
圖1MSIH（3）-AR（2）模型的擬合數據與實際數據
表3三區制MSIH（3）-AR（2）模型的系數估計結果
變量 系數估計值 標準差 T統計量 μ1 -0.6787 0.9261 -0.7328 μ2 1.7514 0.4274 4.0977 μ3 2.8537 0.5625 4.0977 α1 0.6371 0.0835 7.6278 α2 0.1676 0.0748 2.2395
表4不同區制下標準差系數的估計結果
變量σ1σ2σ3 估計值 1.8991 0.75883 1.3009
表4結論顯示適度增長階段的經濟波動性最小，其次為高速增長階段的經濟波動性，最大為低速階段的經濟波動性。這表明我國經濟增長在適度經濟增長階段是最平穩的。
表5、表6分別給出了轉移概率矩陣和區制特征屬性。從表5估計結果可以看出，三區制轉移概率分別為p11=0.6729，p22=0.9656，p33=0.9222。特別的，區制1自身持續的概率0.6729大于其轉向區制2和3的概率之和0.3252139，意味著經濟體處于低速增長區制的趨勢具有一定強度的惰性，因此政府需要強有力的政策措施來刺激經濟體由低速增長區制向適度或高速增長區制轉移。p13=0.325，說明區制1轉移到區制3的概率為32.5%，說明我國經濟由低速增長區制跳躍到高速增長區制有著非常大的可能性。當經濟體一旦達到高速增長階段時，其自身持續概率為0.9222，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經濟將能保持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態勢。但它也有回復到低速增長階段（轉移概率約為4.95%）和適速增長階段（轉移概率為2.83%）的可能性。當經濟受到外部沖擊時，經濟增長有著急速下滑的趨勢，政府部門若能及時制定相機抉擇的宏觀經濟政策，經濟下降趨勢將會逆轉，在進一步的刺激下經濟增長率將回復到高速增長階段（p13=0.325）。在三區制自身轉移概率中，區制2自身轉移概率（0.9656）最高，說明我國經濟體處于適度經濟增長階段具有很強的持續性。
表6的統計結果顯示，在總共124個季度數據中，經濟能夠被識別出處于低速、適速與高速階段的時期數分別為13.5、63.6和46.8個季度。在1979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期間，我國經濟處于低速增長區制的頻率為11.42%，其持續期占整個周期長度的10.48%；我國經濟處于適度增長區制的頻率為40.36%，其持續期占整個周期長度的50.81%；而經濟處于高速增長區制的頻率為48.23%，高速增長持續期占了整個周期長度的38.71%。我國經濟處于適度增長階段的持續性最高，處于高速增長階段的持續性次之，而低速階段持續性最低，且它具有一定的惰性但又具有較高的概率轉向高速增長階段。這說明我國政策決策部門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刺激經濟走出低速增長階段時，經濟增長會得到快速回復，但也要預防經濟返回低速增長狀態的可能。
表5區制轉移概率的估計結果
區制 1 區制 2 區制 3 區制 1 0.6729 0.002139 0.3250 區制 2 0.03338 0.9656 0.0009902 區制 3 0.04950 0.02825 0.9222
表6區制的特征屬性
觀測值的個數 頻率 平均持續期 區制1 13.5 0.1142 3.06 區制 2 63.6 0.4036 29.10 區制 3 46.8 0.4823 12.86
MSIH（3）-AR（2）將樣本數據劃分為如圖2和表7中的3個不同的周期階段。圖2給出了不同周期階段的事后平滑概率和濾波概率。概率值越大，則經濟處于相應區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從表7及圖2中的第2幅圖可知，1980年第4 季度～1981年第3季度、1988年第4季度～1989年第4季度期間我國經濟出現了較長的低速增長階段，分別為4個季度和5個季度；而1986年第1季度、2008年第4季度～2009年第1季度間我國經濟出現較為短暫的低速增長時期，其時間跨度分別為1個季度和2個季度。這與表6中低速階段的平均持續期為3.06個季度的結果基本一致。低速增長階段的劃分符合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
我國經濟保持適速增長的階段為1979年第1季度～1980年第3季度和1994年第3季度～2008年第3季度，其時間跨度分別為7個季度和56個季度，說明我國經濟在較長時期內保持了穩定的適速發展，幾乎有一半時間處于適度增長階段，這也構成了近十多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的中間力量。適度增長時期符合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特征事實。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經濟處于轉軌時期，有著強烈的擴張沖動和通貨膨脹態勢。1993年中央政府開始采取“雙緊”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整，有效地遏制了通貨膨脹和投資沖動，使我國經濟在1996年成功實現了“軟著陸”。期間，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我國政府政策制定及調整具有一定穩定性和謹慎性，這使我國經濟維持了較長時間的適度增長，這一階段一直持續到2008年第3季度。
表7區制的劃分估計結果 區制1 區制2 區制3 1980：4～1981：3 [0.8281] 1979：1～1980：3 [0.9493] 1981：4～1985：4 [0.9743]1986：1～1986：1 [1.0000] 1994：3～2008：3 [0.9846] 1986：2～1988：3 [0.8888]1988：4～1989：4 [0.9871] —— 1990：1～1994：2 [0.9474]2008：4～2009：1 [0.8952] —— 2009：2～2009：4 [0.9683]注：方括號里為區制概率值。
圖2MSIH（3）-AR（2）模型的事后概率
表7及圖2表明，1981年第4季度～1985年第4季度、1986年第2季度～1988年第3季度、1990年第1季度～1994年第2季度、2009年第2季度～2009年第4季度期間我國經濟處于高速增長階段。從持續時間看，最長的持續期18個季度，最短的持續期為3個季度。模型分析的結果與我國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相一致。比如，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我國經濟遭遇了強烈的負面外部沖擊，經濟增長率急劇下滑。這時，我國政府出臺了包括4萬億人民幣的經濟刺激計劃、央行百日內5次降息、大規模的稅負調整等相機抉擇政策，促使我國經濟迅速止跌并反彈到高速增長階段（這與p13所隱含的結論相一致）。自2009年第2季度起，我國經濟就處于高速增長時期，領先世界進入了危機后的復蘇階段。
三、結論
本文運用CK檢驗方法，對經季節調整后的我國實際GDP增長率的不對稱特征及持續性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論歸納如下。
第一，在本文所考慮的4種MS-（V）AR中，MSIH（3）-AR（2）模型的估計結果能夠較好地擬合實際數據的非線性結構特征。我國經濟周期存在“陡升緩降”型的陡度型非對稱，但不存在深度及尖度型非對稱。
第二，從經濟周期不同階段之間的轉移概率看，我國經濟從低速增長狀態轉移到高速增長狀態的可能性較大，遠大于經濟從低速增長狀態轉移到適速增長狀態的可能性；同時，經濟也存在著由高速（或適速）增長狀態轉向低速增長狀態的可能。自身持續概率表明，經濟處于適速增長階段的持續性最高，處于高速增長階段的持續性次之，而低速階段持續性最低，且它具有一定的惰性但又具有較高的概率轉向高速增長階段。
上述實證結論對我國宏觀經濟有著重要的實踐和政策涵義。政府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刺激經濟走出低速增長階段時，因低速增長階段具有一定的惰性，所以政策實施就要有一定的力度。經濟一旦處于高速增長階段，由于高速增長階段具有較高的持續概率，經濟將會持續一段較長的高速增長時期。但要注意的是，經濟也存在著由高速增長轉向低速增長的可能。在當前的經濟運行背景下，如果經濟一旦出現下滑現象，政府政策制定部門若能及時制定相應的宏觀政策并加大政策實施力度，經濟將很快恢復到高速增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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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校：沈育）
Asymmetric Properties of Business Cycles in China
RAO Xiaohui
（1.Management Schoo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的問題既是一個短期問題，也是一個長期的問題。2008年中國經濟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時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經濟增速到2010年達到了高點以后開始回落，回落持續時間超過了10個季度，到去年四季度才開始反彈。如何看待中國經濟最近兩年的變化與如何看待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走勢看法不一樣，有些方面有分歧。分歧的關鍵是如何看待中國所處的經濟增長階段。
三年以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開展了一項關于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國際比較研究，在這項研究中，基本的判斷或者結論是：中國經濟在經歷30多年10%左右高增長以后，潛在增長率將會下降，進入一個中速增長階段。
提出這個判斷的理由首先是國際經驗，從國際經驗來看，成功轉型的經濟體經過高速增長以后均會出現增速回落。二戰以后，成功轉型的經濟體，日本、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在經歷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以后，人均GDP達到1萬1千國際元，無一例外出現了增長速度的回落，降幅是30-40%。中國經濟增長的路徑與這些經濟體相當的類似，中國用上述口徑計算的人均收入在2013年會達到1萬國際元左右。如今中國在邏輯上已經非常接近增長速度轉折的時點。
城鎮化、產業升級、消費升級、基礎設施建設和創新等將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創新對經濟增長提升的潛力更是不可限量。看過去一年多中國網上購物爆發式的增長就很清楚地顯示出經濟增長推動的潛力非常大。
最近兩年，一些學者從人口、勞動力要素供給的角度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的判斷，更值得重視的是需求面的變化，我們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住宅、基礎設施中的高速公路，以及鋼鐵、建材等重化工業產品歷史需求峰值已經或者接近出現。這些領域和產品過去一些年是中國高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他們長期需求峰值的出現預示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將觸摸到需求增長的天花板。
從實際情況來看，近兩年來，包括廣東、浙江、上海、江蘇、山東、北京等在內的東南沿海一些省市的增長速度低于全國的平均增速，這六個省區GDP占到了中國近一半。這也說明增速回落的規律在中國是有效的。
從中國總體上來看，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已經開始，最近兩年恰好是增長階段的轉換期，潛在增長率大概是在7%-8%之間，之后將會穩定在中速的水平上，這個中速究竟是多少？我想可能有一個尋找均衡點的過程，可能會有一些波動，但是最終可能會穩定在6%-7%之間。當然進入這樣一個中速階段以后，并不能由此引入對中國經濟增長悲觀的看法，因為經濟增長的回落合乎規律。
我們研究的初步結論是：2015年左右，也就是“十二五”末、“十三五”初，我國將進入增長速度回落的時間窗口期，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將可能下一個較大臺階，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長率下調至7％左右。
一、成功追趕型國家在高速增長期后增長率下臺階是一個規律性現象
在經濟增長的國際比較研究中，按何種價格計量是一個重要而學術性較強的問題。可用于國際比較的數據來源較多，其中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世界經濟史數據，較好滿足了長時間跨度不同國家、不同時期比較的需要，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和公認度。麥迪森數據采用購買力平價和國際多邊比較方法，以1990年為基準水平，其計量單位簡稱1990年國際元。
根據麥迪森的各國長期經濟增長數據，20世紀以來，除美國、英國等處于全球技術和增長前沿的國家外，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國家，大都經歷了一個為時20年或更長的高速增長期。高速增長期結束后，增長率明顯下降，并轉入一個速度較低的增長平臺。這種增長率下臺階的現象在戰后高速增長的日本、韓國和德國等國家表現得較為典型，并呈現出一系列重要特性。
第一，經濟增長率通常在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左右下臺階，從高速增長階段過渡到中速增長階段，增長率下降幅度約30～40%。日本在1946～1973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為9.4%，戰后高速增長保持了27年。到1973年，人均GDP達到11434國際元，之后增長率下臺階，1974～1992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降至3.7%，中速增長維持了18年。1993～2008年期間年均增長率進一步降至1.1%。韓國1946～1995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為8%，到1995年人均GDP達到11850國際元，此后增長率下臺階，1996～2008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降為4.6%。德國（當時為聯邦德國）1947～1969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為7.9％。在1969年人均GDP達到10440國際元之后開始下臺階，1970～1979年GDP年均增長速度降至3.1%,進入中低速增長階段。
第二，在經濟增長率下臺階前后，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下臺階以前的高速增長期，工業產出比重持續上升并保持在較高水平；而下臺階后往往伴隨著工業產出比重下降，服務業比重則相應上升。日本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二戰剛結束時一度降至20%，而后迅速上升，至1970年達到46%的峰值；之后逐步下降，到2007年降至不足30%。韓國二戰結束時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15%，之后持續上升，到1991年時達到峰值，為42.6%,之后開始回落，2007年降低到37%。德國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65年左右達到峰值，為53％，之后逐步下降，到2008年回落至30.2%。
第三，在經濟增長率下臺階前后，總需求中投資與消費結構也發生顯著變動。下臺階之前的高速增長期，投資比重持續上升；下臺階后投資比重隨之下降，消費比重相應上升。日本固定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這里給出的是固定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包括存貨資本在內的全部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的變化規律，和固定資本比重的趨勢基本一致。在二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初呈上升趨勢，到1973年時達到峰值37.1%，與經濟增長率下臺階的時間點大體重合。之后，投資比重逐漸下降，到2007年降至23.4%。韓國的投資比重在經濟高速增長期內呈現明顯上升勢頭，從1960年的11.4%升至1991年的38.9%，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投資比重也都保持在37%左右，之后顯著下降，到2008年降至29.3%。德國的投資比重轉折和GDP增長率下臺階的時間點也基本重合。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投資比重保持在25%左右，到1965年達到二戰后的峰值，為28.3%，之后逐步回落，到2008年降至19.2%。
第四，經濟增長率下臺階前后，城市化推進速度也會相應變化。經濟高速增長伴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而經濟增長率下臺階后城市化進程也逐漸放緩。二戰后日本的城市化率快速上升，1945～1973年城市化率從27.8%上升到55.4%，年均增長0.98個百分點。1973年之后，城市化進程逐步放緩，2008年達到66.5%，1973～2008年期間城市化率年均增長0.32個百分點。韓國1950～1995年城市化率由20.9%提高到78.2%,年均增長1.30個百分點。1995年之后，城市化進程放緩，2008年城市化率達到81.5%,1995～2008年期間年均增長0.25個百分點。德國城市化水平起點相對較高，在“二戰”前就超過了50％。1950～1969年期間德國城市化率從52.9%上升到72.2％，年均增長1.02個百分點，之后城市化水平基本穩定，2008年為73.6％。
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持續高速增長，并在人均收入達到1萬國際元左右出現增長率明顯下臺階、經濟結構顯著變化的現象，反映了這些國家能夠憑借適宜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發展戰略，充分發揮技術上的后發優勢，在短短幾十年的追趕期內，“擠壓式”地完成先行國家在一兩百年內實現的工業化、城市化任務。當然，這個時候的增長速度下臺階，并不意味著已經全面實現現代化，主要表明以大宗工業產品生產和消耗為主要特征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的基本結束，隨后是一個更“精細”增長階段的到來。
在快速追趕階段，后發國家可以通過引進與模仿，從先行國家那里獲得大量成熟技術；與此同時，后發國家的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普遍較低，與已有技術和產出能力相對應的需求處在迅速成長和釋放期。只要依托有效的體制和戰略形成較強的資源動員和配置能力，就可以出現一個較長的持續高速增長期。而且歷史經驗顯示，似乎時間愈靠后的后發國家，“擠壓式”增長的特點愈加明顯，完成同樣工業化任務的時間愈短一些。當人均GDP達到1萬國際元左右的發展階段后，后發國家的技術水平逐步接近世界技術前沿，引進和模仿空間縮小，要素成本加快上升。另一方面，需求擴張速度減緩，能夠引致大量投資的基礎設施、住宅和相關產業擴張速度放慢。需求和供給兩方面變化，使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一組條件難以為繼，從而導致后發國家在“擠壓式”追趕期的高速增長結束之后，轉入中速增長階段。從現象上看，有的成功追趕型國家經濟增速下臺階時，恰好疊加了國際經濟環境的重大變化，如日本遇到了石油危機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韓國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國際環境的重大變化可以觸發和加劇增長速度的滑落，但不構成增長速度下臺階的根本原因。人們同樣可以觀察到，盡管資源匱乏程度與日本相近，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機并未打斷韓國的追趕進程；而韓國之所以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增長速度下降，主因還是人均GDP超過1萬國際元，進入了增長速度下臺階的時間窗口。
成功實現追趕的工業化國家的經驗表明，轉入中速增長階段并不僅僅是增長速度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經濟結構的大幅度變動，即工業主導逐步轉為服務業主導；相應地，投資比重下降，消費在需求增長中的份額上升；經濟增長逐步進入創新和服務經濟為主驅動的軌道。在這個調整過程中，人均GDP仍然保持了較為穩定的增長態勢。
二、增長階段轉換對發展方式轉型提出了緊迫要求
增長速度回落，我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是近期討論較多的一個問題。我們研究表明，從工業化的歷史進程觀察，應當區分兩種不同類型的增長回落。一種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回落，典型的是拉美國家，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也有相似的經歷；另一種則是較完整地經過工業化高速增長期后的回落，典型的是上述日本、韓國、德國等二戰后的增長經歷。形態上看，二者有相似之處，比如都曾經歷過時期長短不等的“擠壓式”高速增長，繼而發生了經濟增速的回落。但深入分析后不難發現，這兩種類型增長回落的性質、原因與含義大不相同。首先，前者的增長回落大體出現在人均GDP達到4000～7000國際元的發展階段，而后者則出現在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左右的發展階段。其次，前者的增速下滑是在工業化中期后優勢尚未完全釋放的前提下發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關國家的工業化基本架構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業化進程無法持續，特別是高速增長過程無法順利完成。而后者的增速下降發生在后發優勢基本釋放、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基本結束之時，是一種“自然回落”。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以1990年國際元計算，2010年我國人均GDP已經達到7864國際元，超過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時拉美國家人均GDP 4000國際元和國家人均GDP 6000國際元的水平。按照目前的增長態勢，再過3～5年，我國將有很大可能達到成功追趕型國家經濟增長“自然回落”時所達到的11000國際元的水平。除非出現重大挫折或反復，我國落入拉美和前國家曾經經歷的那種含義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已經很小。我國的增長形態，看起來與成功追趕型經濟體更為接近或相似。不同的是，在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回落以及回落后轉入新的增長階段過程中，將會面臨特殊的矛盾和問題。
概括地說，在增長階段轉換過程中，我國經濟發展將面臨防控風險和增長動力轉換兩方面的嚴峻挑戰。發展方式轉型，必須有效應對這兩方面的挑戰，化挑戰為機遇，使中國經濟成功地轉入速度雖有所降低，但增長質量和穩定性顯著提高的新的發展階段。轉型能否成功，將取決于在一系列深層體制性、結構性重要問題上能否取得突破，包括能否在增速下臺階時有效防范和化解高速增長期所積累的財政、金融風險；企業能否適應較低的增長速度環境，逐步改變“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能否隨著增速回落而適時適度調整宏觀經濟調控目標；能否形成充分有效的市場環境，在競爭基礎上產生一批創新型大企業和大量的創新型中小企業，培育出具有長期國際競爭力的技術、知識密集型制造業與服務業；能否進一步開放市場，重點是放寬壟斷行業和服務業準入限制，為增長提供新的需求和動力；能否在城鄉統籌的基礎上，加快進城農民成為完整意義上的市民的進程，促進農民承包土地在保障權益的前提下優化配置；能否通過改革開放形成適應創新型社會建設需要的大學和科研體系；能否通過促進就業、創業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中等收入群體快速成長；能否建成適應新階段發展和創新需要、有效分散和防范風險的現代金融體系；政府能否由增長主導型向公共服務主導型轉變等。
海聞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起碼能夠持續四五十年，五十年也很有可能。目前已增長了30年，也就是說，還能高速增長20年。盡管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的一些問題，中國經濟現階段會在短期內出現波動，但仍會有8%的增速。
他的論斷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中國仍處于經濟起飛階段。何為起飛階段？海聞介紹說，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在《經濟成長階段》一書中認為人類社會從傳統經濟到現代經濟中間有一個變化過程，這個過程就是起飛階段。羅斯托將經濟形容為飛機，在地上滑行速度很慢，然后就在空中了，而從地上到空中是最最關鍵的時間，是社會的一個蛻變。
這個變化主要是兩方面：一個是產業結構的變化，從原來以農業為主逐步變成農業的比重越來越低；另一個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從大多數人居住在農村，逐步變為大部分人居住在城鎮。
從這兩個結構變化的現狀來看，當前中國還處于這個起飛的階段。從產業結構來看，我國農業已下降到只占GDP的10%，但是服務業比重還不夠。以美國為參照，美國的服務業占到快80%，而中國只有40%，產業結構的變化只走到了一半。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還正處在起飛階段，發展速度不會慢也不能慢。從社會結構來看，中國農業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0%，但據2011年的數據顯示，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剛剛降到50%以下。而從世界范圍來看，沒有一個發達國家的農業人口是超過5%的。這就說明，中國還有40%左右的農民需要轉移。
要解決農村人口轉移的問題，最根本的是農村的人口必須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而變化。城市里面必須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經濟必須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來吸納就業。根據經濟學中的奧肯定律，每2%的GDP增長能夠降低1%的失業率。中國目前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在4%左右，但是如果加上農村的隱性失業人口，這個數字就會很大，這就需要在足夠長的時期內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以推動農村人口的轉移。
有學者認為，GDP增長過快會造成環境污染和能源不足。針對這個問題，海聞的解釋是，中國目前GDP的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場化和市場進一步分工，使原來隱形的GDP顯現了出來。未來如果GDP的增長主要是由服務業發展拉動的話，就不會出現環境污染和能源不足的問題。
海聞認為中國經濟會持續高速增長的第二個理由是，中國特有的市場規模可以拉動經濟的發展。海聞說，早年決定國家比較優勢的是技術上占優的產業，然后是資源配置占優的產業。現在，技術可以轉讓，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所以決定一個國家競爭優勢的主要是成本。中國的國內市場規模大，同種產品國內需求也大，同樣的研發成本，平均攤到每一件商品中就會很小，所以中國就具有了成本上的競爭優勢。只要中國國內的市場規模可以進一步發揮出來，中國就可以延續長期的經濟高速增長。
第三，中國的體制改革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一定影響。海聞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還很不完善，還存在許多缺陷。這些缺陷恰恰說明中國的改革還有空間，還能夠繼續通過改革來推動生產力發展。
中國在改革開放長達33年的時間里，實現了年均9.9%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當人們習慣于這個高速增長之后，對2012年以來中國增長減速，就容易產生疑惑。即使那些曾經高度贊譽中國經濟成績的觀察者，也不免對中國經濟的前景產生悲觀看法；一些長期唱衰中國經濟，一次次喊著“狼來了”又一次次落空的預言者，這回以為終于被自己誤打誤撞說中了；還有一些投機者，以為中國增長的減速為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躍躍欲試地要做空中國經濟。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這些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一定是產生于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一旦將這些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錯誤方法論予以澄清，必將撥開悲觀論調的重重迷霧，重新看到中國經濟前景的一片光明。
快與慢的經濟發展規律
宏觀經濟學本來是由周期理論和增長理論兩部分構成的，但是，專注于周期問題研究的學者往往缺乏增長視角。主流經濟學家習慣于把觀察到的經濟增長減速，作為需求不足導致的周期現象來進行分析，因此，他們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夠扭轉經濟下行趨勢，而在增速下行的勢頭始終未能觸底的情況下，便會表現出過分悲觀的情緒。然而，把這個方法論應用于觀察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無疑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因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不是周期現象，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表現，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是經濟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是進入經濟新常態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們把世界各經濟體按照人均GDP進行排列，可以看到，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只不過是規律性的現象。處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國，與之前自身處在較低收入水平時比較，增速有所降低無疑再正常不過。更應該關注的是，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無論是在2000年以前處于低收入水平階段時，還是在2000年―2010年期間處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階段時，以及目前處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階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其經濟增速都顯著高于同樣發展階段里所有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無須從周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才會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國外經濟學家如巴羅教授，從增長視角觀察中國經濟減速。他們認為，中國長期的高速增長是一種趕超現象，是經濟增長趨同的成功案例，從趨同遞減假說出發，不可能長期保持高速趕超，中國增長終將減速。這個判斷倒是說得通的。不過說不通的是，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預測中國很快就會回歸到3%左右的“均值”上來。或許，他是因為終究沒能明白，中國以往實現趕超型高速增長，原因在于改革開放消除了妨礙資源配置的體制，釋放人口紅利，現在雖然增長減速，但中國經濟趕超的條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底氣。并且，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挖掘傳統發展動能，培養新的發展動能，我們還可以收獲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紅利，進一步提高潛在增長率。
量與質的經濟發展內涵
我們并非盲目樂觀，而且毋庸諱言，中國經濟也存在著自身的問題。然而，問題不在于增長的速度而在于增長的內涵，即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符合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減速，不僅沒有惡化這些問題，反而有利于解決此類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在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中國經濟以更快的步調走向更加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軌道。
經濟增長平衡性提高。從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產業發展加速，第二第三產業之間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產業產值比重首次過半，在過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國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趕超，地區發展更加平衡。
經濟增長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統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新動能開始蓄勢而發。例如，有的國內智庫根據人力資本含量、科技密集度、產業方向和增長潛力等因素，識別出一些行業以代表新經濟，并構造了一個“新經濟指數”，發現該指數與傳統的采購經理指數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現下行趨勢的情況下，新經濟仍然保持逆勢而上。又如哈佛大學學者用“經濟復雜度指數”衡量經濟體的出口多樣性和復雜程度，中國該指標的全球排位，從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顯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經濟發展的分享性明顯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發展階段變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開始朝有利于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的方向變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鎮居民。以不變價格計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達2.67：1的峰值后，逐年縮小至2014年的2.4：1，與此同時，全國基尼系數從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長和穩定的統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員斯卡特表示，中國確立并尋求的改革、增長和金融穩定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終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放棄其中一個。之所以把三個目標割裂開，賦予其彼此獨立且對立的性質，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觀察視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國經濟面臨問題的本質。一旦我們從供給側觀察現象、分析問題和尋找出路，就會發現，改革、增長和穩定三者之間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學上最穩定的結構一樣，從供給側入手，正確選擇結構性改革方向和優先領域、分寸恰當并精準地推進這些改革，既可直接達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風險，實現經濟和金融穩定。
從哲學角度來說，貫穿在常態――非常態――新常態中的主線，是事物的本質與規律。人類總是經歷事物的正反面發展、總結正反面經驗，經過感性――知性――理性，具體――抽象――具體的否定之否定后，才對事物有一個完整的認識，才能認識事物的規律與本質。
說完了新常態就必須要提到本篇的主題――經濟新常態，就是人類經濟發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進的成果；經濟學新常態，就是人類經濟認識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結晶。
新常態下的經濟下行穩增長
當前，人們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認識還存在一些誤區。有人以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會自動從高速轉為中高速，這是非常錯誤的觀點，是對于經濟下行壓力缺乏認識，對穩增長的必要性和意義缺乏正確判斷的一種表現。
確實，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潛在增長率由高速轉變為中高速。但中高速的潛在增長率只是一種增長的可能性，并不會自動實現。我國經濟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的過程仍面臨諸多風險和挑戰，只有主動作為、采取切實措施，才能成功實現增長階段的平穩轉換。
如何保持新常態下的經濟下行穩增長，需要全體國民的共同努力，同時也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一、加快新增長方式的形成
新增長方式的形成首要前提是要與目前的經濟新常態相適應，這也是成功實現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的關鍵。從國際和歷史的角度來看，過去30多年我國的高速增長屬于比較典型的后發追趕型經濟增長，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符合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基本規律。
現在我國追趕型增長進程還沒有結束，目前所面臨的增長階段轉換，屬于后發追趕型增長過程中的階段轉換。關于這個時期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高低，近年來一直是學術界熱議的話題，現在已經形成兩個基本共識：一是我國經濟基本面正在發生變化，傳統增長動力減弱，潛在增長率有所下降，不可能再回到過去接近兩位數的高增長；二是雖然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已經下降，但不會一下子滑落到發達國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在一定時期內實現中高速增長的潛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潛在增速只是由經濟發展階段、與發達國家發展差距及后發優勢大小等因素所決定的一種增長可能性，是通過努力有可能實現的增速，而不是不通過努力就可以實現的。所以，努力不僅是在個人奮斗中可以體現，在經濟發展中也能夠表現出來，正如那句話所說，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放棄一定失敗，在經濟發展中則是努力可能實現經濟增速，但不努力一定不會實現經濟增速。
有三個方面的國際經驗最能夠說明這種情況：一是世界上有不少處于低收入發展水平、非常貧窮的國家，它們的后發優勢和增長潛力很大，但長期沒有實現快速增長；二是一些成功實現追趕型增長的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及我國臺灣地區等，盡管它們在相似發展階段的后發優勢或增長潛力比較相近，但各自實現的中長期平均增長速度存在較大差異；三是一些追趕不那么成功的國家或地區，雖然在發展初期經歷了高速增長，但到中等收入階段則出現了發展的停滯，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這些教訓都是值得吸取的。
可見，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變，并不僅僅意味著增長速度的變化，也意味著增長動力和增長方式的重大轉變。中高速增長并不能在延續舊的增長模式下自動實現，而需要通過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調整去爭取，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各方面共同努力。如果不能真正建立適應發展階段變化、有利于實現增長方式轉變的體制和政策環境，那么，不僅中高速的增長潛力不會變為現實，經濟還有可能滑落至低速徘徊，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關鍵是在保持經濟基本穩定、風險總體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時機地推進各項改革，加快形成與新環境、新階段相適應的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方式。同時，應加快培育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和新增長點，帶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二、穩增長與調結構的平衡
實現經濟增長階段平穩轉換的基本要求是把握好穩增長與調結構的平衡，在著力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同時，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1、統籌兼顧促改革、惠民生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復雜性，不僅在于經濟進入新常態所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還在于近年來我們一直說的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面臨的問題和矛盾可以說盤根錯節、異常復雜。我們既需要促改革、轉方式、調結構，也需要穩增長、防風險、惠民生。這些任務之間，從長期來看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但在短期內有時會相互掣肘，甚至存在矛盾。加大轉方式、調結構力度需要深化改革，強化市場約束，促進優勝劣汰，長期來講無疑有利于保持增長活力、控制風險，但短期內則有可能導致增速下降、加大矛盾和風險；而如果把短期增速的高低看得過重，或者不愿冒必要的風險去解決深層次矛盾，則勢必在促改革、轉方式、調結構方面邁不開步子，時間一長，就有可能陷入增長下滑、風險加劇和改革難以推進的惡性循環。所以，必須堅持整體謀劃、統籌兼顧，既緊緊扭住促改革、轉方式、調結構的任務不放松，又密切關注各項改革舉措對經濟增長的短期影響，并采取必要的調控措施，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2、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
增長方式的慣性作用常常會使宏觀調控政策面臨困難選擇。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屬于比較典型的規模速度型模式，只有在保持較高增速的情況下，企業才能盈利，財政才能增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存在滯后性。隨著經濟增速快速降至中高速水平，由于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方式還在延續，盡管增長速度并不算低，卻可能出現企業大面積虧損和財政收入增速大幅度下滑的情況。如何既加快推進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又緩解企業和財政面臨的困難，保持宏觀經濟基本穩定，是宏觀調控面臨的重大考驗。近兩年，我國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實行區間調控、定向調控，適時適度預調微調，提高了宏觀調控效果。
3、區分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增速回落
經濟增長階段轉換期會出現兩種性質的增速回落：一種是由階段轉換、潛力變化和結構調整、矛盾化解等所導致的增速下降；另一種是由經濟景氣循環變化所引起的增速下降。這兩種增速下降雖然根源不同，卻會相互影響，甚至相互加強，尤其需要注意由前一種下降所導致的后一種下降。這是因為，經濟增速變化不僅受客觀因素的影響，還受心理預期因素的影響。由增長潛力下降或結構變化導致的增速下降，如果控制不好，就有可能通過預期因素導致經濟的周期循環型下降。如果說第一種回落很難避免，那么，我們應當盡可能減小第二種下降。這也是中央一直強調保持經濟處于合理區間、防止經濟慣性下滑的道理所在。當然，在“三期疊加”階段，也不能把合理區間簡單理解為一個增速數據，而應更加注重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注重就業與民生，注重環境改善，注重風險化解和防控。在這些目標和要求能夠比較好地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即使經濟增速低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
三、打造供需“雙引擎”
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只有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著力，才能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雙引擎”，實現經濟提質增效升級。
進一步加大有利于強基礎、惠民生的投資。我國現階段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資需求空間，特別是在城市地下管網改造、農房抗震加固、農村垃圾處理、大氣和水污染防控等方面，投資需求非常強烈和迫切。問題在于，與前一階段的投資相比，這些領域投資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大都具有一定公益性質，而不是可以直接商業化的投資。因此，一方面要通過建立適應新形勢的可持續的投融資體制，充分釋放國內投資需求，從需求側形成增長的新動力；另一方面，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形勢下，要按照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有力度”和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的要求，進一步加大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支持這些領域的政府投資。
進一步深化改革，充分釋放我國在要素供給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后發優勢。比如，我國勞動力成本遠低于美國，但資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由于競爭不充分，遠高于美國。如果計算綜合成本，在不少產業領域我國甚至高于美國。這是導致近年來不少美國企業回歸甚至不少中國企業選擇到美國設立分廠的重要原因。如果能夠通過改革打破壟斷，提高這些領域的發展質量，降低成本，就能為發揮我們本來具有的比較優勢創造條件，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形成有利于新興產業成長以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體制和政策環境。當今世界，信息、新能源等領域的技術進步一日千里，基于商業模式創新的新業態層出不窮，二者相結合，孕育大量新商機、催生眾多新業態。另外，隨著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口結構變化，健康、環保、養老等服務業存在巨大需求。但這些產業發展還面臨監管方式、財稅政策、金融政策等的制約，需要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創新創造適宜的環境。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我國人才資源豐富，科研教育基礎扎實，具有巨大的創新驅動發展潛力。但長期以來，教育體制、人才體制、科研立項、經費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嚴重制約創新驅動發展潛力的發揮。必須加快相關方面的改革，給市場和社會留足空間，為公平競爭搭好舞臺，創造有利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良好環境。
中國經濟穩增長調結構的平衡點
按現有的庫存去化速度，當前的“低增長+高流動性”，可能將持續到明年。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穩增長的挑戰變得愈來愈迫切。在當前的經濟態勢下，總理提出了“三大招”：一是多出深化改革開放的“硬招”；二是多出針對性強的“實招”；三是多出提升發展能力的“新招”。可以預見，這三個政策取向的思路在未來五年的政策設計中會體現得更加充分。
圍繞中國經濟增長，2015年有兩大主題：一是經濟下行趨勢何時見底？二是如何完成全年GDP增長目標？對于后一個命題，市場的主流觀點始終持積極態度；但對前者，隨著近期多項宏觀經濟數據的下滑，各方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卻樂觀不起來。
比如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5年6月CPI和PPI指數顯示，上半年CPI同比上漲1.3%，其中6月環比持平，同比上漲1.4%；上半年PPI同比下降4.6%，其中6月的PPI環比下降0.4%，同比下降4.8%。拉長時間段來看，CPI漲幅已從2011年7月的6.5%的高點持續放緩。居民收入持續放緩抑制消費需求，通脹將繼續維持弱勢格局。在CPI還未顯示經濟進入通縮的狀況下，PPI則表明在經濟下行壓力之下，工業品通縮壓力加劇。看商務部公布的工業企業產品價格分項數據，黑色金屬連續下跌，隨著原油價格回落，橡膠價格和化工產品也在下降。稍微帶來些許安慰的是，6月官方制造業PMI為50.2%，與5月持平，連續4個月保持在榮枯線上方。這顯示穩增長的政策措施效應正逐漸顯現，經濟運行逐漸筑底趨穩。
不過，這種回升仍很不穩固，并未脫離疲弱增長的區間。考慮到6月匯豐制造業PMI初值僅為49.4%，雖然較5月略有改善，但仍連續第四個月跌破50%的榮枯分水嶺，且就業分項指數創下六年來的低位，這無疑表明經濟增長還很難稱得上樂觀。
在經濟增速持續放緩、債務急升時出現通縮，顯然是最不樂見的情形。特別進入6月以后，高頻數據又呈現萎靡現象。經濟學家連平表示，年初以來制造業PMI逐步回升，呈逆季節回升特點，連續三個月保持“弱”擴張態勢，經濟增長可能趨穩。近期全社會用電量上升、中長期信貸較快增長、部分原材料價格止跌回升，市場需求筑底企穩已露端倪，經濟增長可能溫和回升，全年經濟運行呈前低后穩特點。結構調整和財政貨幣政策的效果持續顯現，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積極因素，大大增添了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的信心。
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要求財政政策適度增加財政赤字規模，從2.1%增長到2.3%；讓公共資金在支持建設中發揮它應有的作用。照這樣的政策尺度，財政政策應該還有擴張的空間。
【關鍵詞】高速鐵路建設；挑戰；優化
我國經濟持續性的增長與發展，使得作為我國運輸主力的鐵路運輸承擔著越來越大的壓力。不斷增大的鐵路運輸流量以及逐漸增加的運輸壓力使得我國要盡快實現鐵路交通建設的進一步發展。所以，現階段，我國鐵路交通正大力推進高速鐵路的建設與發展。但是，我國在高速鐵路的建設方面，相對于其他國家，起步時間還是比較晚的。盡管我國高速鐵路的發展速度很快，但其中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使得現階段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面臨著較多的挑戰，從而制約著我國高速鐵路的進一步發展。因此，我們要從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的現狀入手，分析現階段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的優勢以及所面臨的挑戰，從而探究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的優化方案，保證我國高速鐵路的高效、安全、經濟運行。
1 現階段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現狀
1.1 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里程逐步增加
近幾年，我國的高速鐵路建設一直處于高速發展、進步的狀態。截止2012年，我國內陸地區的高速鐵路的建設里程達到六千八百多千米，在建的高速鐵路里程達到一萬多千米。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脈絡正向著連接各大重要城市的網狀化方向發展著。
1.2 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技術逐步提升
盡管我國高速鐵路的起步時間較晚，但也正是因此，我國的高速鐵路建設從其他國家的高速鐵路建設中吸取了較多的經驗與教訓，從而提高了我們對于高速鐵路建設的技術與信心。高速鐵路的建設具有高成本以及無法重建的特性，所以，我國的高速鐵路建設能夠在軌道技術、列車制造技術等方面吸取其他國家的教訓，經過自我的探討，逐步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
1.3 現階段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正遭遇瓶頸
盡管，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一直保持著較高的速度，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現階段，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開始進入瓶頸期，高速的建設、發展中所潛在的問題也逐步暴露出來，使得我國的高速鐵路建設面臨著許多挑戰。
但是，現階段正是我國經濟發展、綜合國力增強的時期，高速鐵路的建設、發展如果不能與我國現階段的發展相適應，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我國的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的穩定。所以，我國要積極迎接挑戰，推進我國高速鐵路的進一步發展。
2 現階段我國高速鐵路建設所面臨的挑戰
2.1 我國高速鐵路運行時的噪聲問題
隨著我國高速鐵路列車行駛速度的加快，輪軌的相互作用以及列車與空氣的相互作用等都使得高速鐵路在運行使用時產生較大的噪聲。如果對噪聲問題不加以控制，不僅會降低高速鐵路列車乘客的舒適度，對于居住在鐵路沿線的人們，也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長期下去，會對居民的身心健康造成嚴重的損傷。
2.2 我國建設的高速鐵路整體性較差
高速鐵路的建設需要注重三個方面，即軌道、交通控制以及車組。我國的高速鐵路建設在軌道的鋪設方面現已達到國際水平，像是高原凍土等環境問題的，也以成功地被我國鐵路軌道的建設人員解決了。而且，我國高速鐵路的交通控制系統，像是高速鐵路中的通信信號、調度指揮、旅客服務等系統也建設地相對完善。但是，在列車的設計制造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還是具有一定的差距的。列車設計制造方面的缺失，使得我國的高速鐵路建設缺乏整體性，從而降低了我國高速鐵路高效性、經濟性以及安全性的發揮。
2.3 高速鐵路運行的不穩定性
盡管我國的鐵路建設有著較長的發展歷史，但是對于高速鐵路列車的建設，我們還需要多加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高速鐵路系統中的高速鐵路列車的復雜的設計與制造是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發展所面臨的一個挑戰，而對于高速鐵路列車運行穩定性的保持是我國高速鐵路建設面臨的又一個新的挑戰。
現階段，我國高速鐵路列車大都采用動車組的形式，其是利用先進的牽引、制動以及網絡控制。對于高速鐵路列車來說，其的特殊性在于輪軌接觸，而輪軌接觸的特征具有強烈的非線性的特征，并且在高速鐵路列車運行時，其蠕滑力所導致的阻尼作用會使得列車產生振動，從而使得高速鐵路在運行時缺乏可靠的穩定性。
3 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的優化方案設計
3.1 提高我國高速鐵路系統的科技研發水平
盡管我國高速鐵路的軌道鋪設技術已達到國際水平，但是高速鐵路系統中的列車的設計制造技術還是稍有欠缺。所以，要使得我國現階段的高速鐵路建設能夠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就必須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同時加強我國高速鐵路自我科技研發的技術水平，從而降低高速鐵路的建設成本。因此，對于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相關的科研單位，應盡快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為我國高速鐵路的發展做出自身應有的貢獻。
3.2 合理設計我國高速鐵路系統的運行網絡
我國的鐵路發展歷史較長，其所包含的運行范圍也相對較廣。所以，在鋪設高速鐵路軌道時，我們應首先對原有的鐵路線路進行考察，對其的高速鐵路列車運行的可行性進行評估，從而避免軌道鋪設的重復性，致使資源以及資金的浪費。
特別是，對于我國遠距離的高速鐵路的建設規劃，其不可缺少地就是對于原有線路的實地考察以及可改建性的評估，從而降低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的成本，加大對我國自主產權的研發與利用。
3.3 增強我國高速鐵路的現代化管理水平
現階段的高速鐵路發展應適應當今世界的發展趨勢，將部分現代化的技術，如信息技術、模擬仿真技術等應用到我國的高速鐵路的建設中來，以提高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水平。以信息技術為例，高速鐵路建設中的信息技術可以將鐵路運輸體系中的信息資源進行有效的開發、共享，從而提高信息的利用率。同時，信息技術可以促進高速鐵路系統中的乘客信息服務業務的開發，使得乘客能夠更加了解高速鐵路的運行信息，從而在無形中提高高速鐵路體系的服務質量，使得高速鐵路系統能夠吸收更多的客流量，提高高速鐵路的利用率，進一步提高高速鐵路的經濟效益。
4 總結
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是基于我國的基本國情的，其對于現階段我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綜合實力的進一步增強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等都有著積極的作用。盡管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的時間較晚，但是，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速度卻很對，因為，我國能夠從其他國家借鑒更多的經驗與教訓，以提高自身的建設水平。
但是，現階段我國的高速鐵路建設正遭遇瓶頸，因為，早期的高速鐵路建設中存在著某些的問題，其現今已成為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發展的制約因素，限制著我國高速鐵路系統的進一步發展。所以，我們要針對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發展現狀，分析高速鐵路系統中的優劣勢，在優秀的高速鐵路建設技術的基礎上，探究制約現階段高速鐵路發展的問題，從而能夠提高有效的方案，優化、完善我國的高速鐵路系統，使得高速鐵路發揮其高效、安全、經濟的運行優勢，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以及社會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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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常態；經濟特點；經濟質量
“新常態”下，經濟的發展較以往會呈現出不同的階段特征，與此同時，經濟新常態環境下，對于提升我國經濟質量問題上也有不同的關鍵點和著手點。
一、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特點
由世界銀行網站數據統計顯示，2010～2015年，全球GDP年增L率由4.34%下降為2.47%，中國GDP年增長率由10.40%下降為6.90%，如表1所示。并且世界重大的經濟體制和科學技術方面的創新還呈現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態勢。然而，我國確實已經從2011年開始步入新常態經濟環境下，并預測這樣的經濟環境將一直持續到2025年。
（一）經濟增長速度放緩
在我國經濟新常態下，增長速度由前32年9.9%的高速增長轉變為維持在6%～7%的中高速增長，大約回落了2%～3%，這是一個正常現象。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任首席經濟學家Olivier Blanchard看來，雖然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只有7%左右，但在全球范圍來看也是很好的表現。由此可見，盡管增速放緩，但與全球經濟增速比較起來，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領先。
（二）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
前一階段時期內，我國經濟發展消耗的資源較大，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加上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進展也比較滯后，導致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在上一階段呈現出粗放性、污染性以及透支性的發展特點。然而，我國步入新常態經濟，其經濟發展方式也開始發生轉變：由以往粗放性、污染性以及透支性的發展方式轉變為科學性、可持續性以及包容性的發展方式，在發展經濟時遵循了經濟規律、自然規律以及社會規律。
（三）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
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轉變，具體體現如下。
1. 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
2. 消費比重超過投資。
3. 城鄉區域差距縮小。
4. 居民收入占比上升。
5. 由于我國勞動力、土地和環境要素成本以及匯率的上升，引起了出口競爭力的變化，我國出口增速由20%下降為5%～10%。
（四）國際市場競爭更加激烈
1. 全球經濟的供給能力尤其是中國制造業競爭的供給能力的加強。主要歸因于以下幾個方面。
（1）國際市場需求的不足。
（2）發達國家的“再制造業化”。
（3）新興經濟體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要素成本優勢相對增強。
2. 全球經濟的發展受到人口老齡化的長期影響。
老齡化會導致一個經濟體活躍度的降低，社會保障福利條件的剛性約束使得養老風險加大，從而導致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3. 紅利的減弱。
由此可見，我國經濟的外部環境在未來至少15年內將不及從前。
二、新常態下提升我國經濟質量的建議
（一）堅持增長質量導向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經濟高速增長導致經濟增長的質量問題和金融財政風險容易被隱藏和忽視，從而造成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無法落實到位。盡管經濟增長的速度由高速轉變為中高速，但如果繼續不重視經濟增長質量方面的問題，那也難于繼續下去，所以在新常態下堅定不移地以經濟增長質量為導向是必需的。
在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過程中，經濟增長的機制和環境的改變也會造成有關領域風險的累積，如房地產、嚴重過剩產業、影子銀行、地方融資平臺等。經濟增速與防控金融財政風險相適應，就是與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相適應的體現。經濟處于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過后，無論是先崛起的發達國家還是后趕超的發展中國家基本都面臨過不同類型，甚至多年以來難以恢復的金融危機。因此，防控金融財政風險這一項工作在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的時期內尤為重要。盡管在短期內其他指標會相對落后，但只要守住底線，不發生系統性的、全局性的風險，從經濟高速增長期平穩轉入經濟中高速增長期，那么從長遠看，創造出有價值的、新鮮的經驗的可能性對于我國來說也是比較大的。
（二）把消費作為拉動經濟的第一推動力
在我國經濟新常態下，消費的比重超過了投資。我國的消費特征從過去的模仿型、排浪式轉變為現在的個性化、多樣化。政府將六大領域的消費作為推進的重點，然而由于這六大領域的消費大部分屬于新興消費品類，消費者尤為關注這些新興消費品的質量，所以這些消費品類的質量安全一旦出現問題，那消費需求必定會受到沖擊。因此，為了使消費能夠在推動經濟發展過程中繼續發揮其基礎作用，必須提高產品的質量，保證產品的質量安全，從而釋放和激發消費潛力。
（三）充分挖掘人口紅利，開發利用人才紅利
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如人口老齡化率上升，導致我國人口紅利的衰減。可通過采取相應措施，以達到拉長人口紅利釋放期的目的，從而減小人口紅利的衰減給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如：逐步提高退休年齡；逐步提高勞動參與率；通過二胎政策達到逐步提高總和生育率的目的等。
人才紅利，即“人口質量紅利”，以我國現有人口結構為基礎，通過教育培訓、人員流動和企業改革等相應措施去發現、培養、形成人才優勢，從而開發、利用人才紅利。
2015年年末，具有大學（指大專以上）教育程度人口為17093萬人，研究人員總規模在2015年達到3647萬，躍居世界第一。由此可見，我們可以充分利用我國這樣的人才紅利優勢，使我國經濟在新常態創新驅動下保證較高的增長質量。
（四）質量型、差異化競爭
市場競爭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國際市場競爭愈演愈烈，是我國經濟新常態下的特點之一。這就要求我國由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向質量型、差異化競爭轉變。這對我國企業和政府提出了以下要求。
企業：1. 關注消費者需求的變化；2. 提高產品的功能屬性和質量安全；3. 品牌定位差異化；4. 重視客戶關系管理，達到維護客戶忠誠度的最終目的等。
政府：1. 統一國家市場，提高資源分配率；2. 向優秀企業匯集生產要素，確保高質量產品的生產、低劣產品的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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