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24 09: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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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健詞： 非公有制；林業經濟；發展；問題
高臺縣非公有制林業經濟的蓬勃發展，打破了過去單純依靠國家投資辦林業的格局，積極吸納民間資金，以優惠政策創建運行機制，為多元化籌資、多渠道發展林業事業創出了新路子，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已成為高臺林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1非公有制林業經濟發展歷程
黨的以后，隨著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和深入，各項林業政策逐步完善落實，極大地調動了群眾植樹造林的積極性，1981年開始的林業“三定”工作，高臺縣非公有制林業開始起步。隨著林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全縣非公有制林業的發展逐步由生態型向生態經濟型轉變，1986年通過落實“誰造誰有，長期不變，允許繼承，依法轉讓”的政策，從最初的依靠國家補助發展生態林向投資農田林網建設、林果業、林產品經銷、木材加工等領域拓展，進入了大發展的階段，在從事主業的同時，兼營農業和養殖業，以短養長，為非公有制林業經濟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近年來，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非公有制林業經濟的發展，正確把握發展方向，創造寬松發展環境，全面落實扶持政策，及時協調解決相關的熱點、難點問題，從土地劃撥、項目支持、確權發證、稅費減免等方面為非公有制林業經濟大開綠燈，有力促進了非公有制林業經濟的健康、穩步發展。
2非公有制林業經濟發展現狀
截止2006年，高臺縣非公有制經濟實體發展到922個，從業人員2 150人，經營總面積2.40萬畝，新增加林地1.45萬畝，綠化渠、路、林網162公里，植樹216.50萬株，提高森林覆蓋率2.10％；總投資5 584.42萬元，其中：國家扶持1 198.80萬元，個體投資4 385.60萬元，經濟總收入達到419.29萬元。
在非公有制林業經濟實體中，承包荒地荒灘造林50畝以上的大戶31個，營造林地0.72萬畝，建設林業生態游園2個，從事木材經營加工的個體戶達71戶，培育苗木的達17戶，年育苗1 422畝，年產苗量355萬株。全縣4.67萬戶農民以戶經營的面積達16.85萬畝，其中經濟林5.35萬畝，農田林網3.75萬畝，成片防護林7.75萬畝。
3非公有制林業經濟發展模式
3.1荒灘荒地綜合開發承包模式高臺縣地處沙漠邊緣，區域面積大，荒灘荒地多，廣大農民群眾和社會各界、縣內外投資者積極承包、租賃和購買宜林荒灘荒地，開發土地資源，大力興辦綠色產業，成為非公有制林業發展的主流。蘭州服裝經營老板成建華投資100萬元，在明水灘創辦的華海苗圃，已將昔日風沙肆虐、駱駝刺叢生的700畝荒地治理成防護林帶交織如錦的綠色家園。
3.2苗木花卉產業培育模式由于政策導向和利益驅動，私營業主投資經營品種優、易運銷、市場競爭力強的苗木、花卉，周期短、見效快，是非公有制林業經濟的生力軍。紅崖子鄉農民柴在軍，在業務部門的指導幫助下，用自己多年經商積累的資金，在南華淮創辦三鑫苗圃基地，成功培育出樟子松、祁連圓柏、金絲垂柳等苗木80多種，年銷售苗木100萬株，積極與科研單位合作，聘請技術顧問，安置從業人員，有力推動了高臺縣非公有制林業經濟的發展。
3.3特色林果業發展模式高臺縣水資源豐富，灌溉便利，晝夜溫差大，日照時間長，發展經濟林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在調整產業結構的同時，把發展經濟林作為振興農林經濟、培植地方財源、促進農民脫貧致富的支柱產業，個體農戶從經營小果園入手，規模發展，名、優、特、新品種聯動，新建果窖，貯藏增值，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
3.4木材經營作坊模式利用縣域范圍內林木蓄積量大、原材料充足的優勢，建設木材作坊，進行木材販銷經營，從事木材粗加工服務，提高商品化程度，使木材資源優化配置，賣方市場和買方市場相匹配，市場占有率和經濟效益得到顯著提高。
3.5生態旅游模式高臺縣非公有制林業經濟在規模化、特色化、產業化發展的同時，仍在以小果園、小苗圃、小林場、小莊園的形式遍地開花，在創辦技術能力與經濟實力進行整合的基礎上，建園與游園相結合，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日趨明顯。個體老板顧天亮創辦的綠野莊園，營造農田林網108畝，實施退耕還林716畝，植樹2.40萬株，養羊600只、鴿子500只，建立風情園、蒙古包多處，已建成集農、林、牧 、餐飲、旅游于一體的觀光林業綜合實體，成為市民休閑度假的好去處。
4存在的主要問題
4.1認識不到位，生產存在盲目性非公有制林業經濟涉及戶多，種植分散，經營粗放，生產上有盲目性，人云亦云、貪圖發財，重過程、輕管理，小農思想，小富即安，不求林業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效益的有機結合，給規模化管理帶來一定的難度。
4.2資金缺口大，發展后勁不足資金匱乏，投資回收期長，早期獲利困難，是制約非公有制林業經濟健康發展的最大瓶頸。有的農戶僅僅投入的是勞力，投入到林木補植管護、灌水施肥、人工工資等方面的資金收不抵支，負債累累，經濟力量薄弱，融資困難，更談不上利用外資、股份林業，致使瞅準了的項目辦不成、辦不好，不能度過難關，發展后勁不足，嚴重打擊了非公有制林業經濟發展的積極性。
4.3政策盲區多，保護乏力對非公有制林業，國家缺乏明確具體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保護措施。特別是果園、荒地承包、租憑、折股等方面的審批、公證程序，以及投資者及集體土地承包合同等方面的不規范，木材采伐限額和生產計劃受《森林法》的嚴格控制，致使個體造林、營林者無償奉獻社會，卻得不到及時、合理的回報，無法變現繼續發展生產，造林越多，負擔越重，沒有強硬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保護非公有制林業經濟產權，樹綠了，眼紅了，使非公有制林業經營者心寒，投資者利益受到損害。
4.4市場定位低，規模小能力弱高臺縣非公有制林業經濟企業規模小，營銷能力弱，人才缺乏，產品定位低，市場競爭力不強，是制約其穩步發展的一大軟肋。各類民營林業實體大多以獨家、獨戶經營，發展規模小，建設檔次低，創新意識較弱，科技開發力度不夠，信息不靈，自身封閉，加之業主大多為行外人士，家族風盛行，缺乏技術人才，對當地的自然條件和人文環境認識不清，貪圖便宜，亂引濫繁，致使大宗苗木多，名、優、新、特品種少，大路產品多、拳頭產品少，市場競爭力不強，占有份額低，制約了非公有制林業的發展。
5發展對策
5.1加強宣傳，突出非公有制林業經濟的重要地位面對林業發展的大好形勢，要進一步轉變思想觀念，提高思想認識，以開放的意識、創新的觀念和敢為人先的作風，宣傳非公有制林業在造林綠化、發展經濟、提供就業、為國分憂、促進改革、保持穩定等方面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使全社會形成共識，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政策引導、制定規劃、維護市場秩序和提供生產服務上來，繼續為非公有制林業經濟的發展創造更為寬松的環境。
5.2加大投資，提高對非公有制林業經濟的扶持力度發展非公有制林業經濟必須拓寬融資渠道，解決林業長效、遲效性的問題，要積極協調各金融部門，為非公有制林業者疏通渠道，籌貸資金，合資聯營，股份合作，大膽利用日協貸款、國債資金營林護林，幫助他們做大、做強產業，提升層次，突現質的飛躍。
5.3完善政策，依法加強對非公有制林業經濟的保護制定切實可行、操作性強的保護非公有制林業經濟的政策措施，掃除經營機制上的一切障礙，讓非公有制林業經營者吃上“定心丸”，放開手腳大干，以明晰產權為核心，依法達到“務林者有其地，森林有其主，林主有其權”的目標，真正體現經營者所擁有和處置的權力，活化使用權，穩定地方經濟秩序，使非公有制林業經濟鞏固和發展。
5.4科技扶持，引導非公有制林業經濟搶占市場份額要加強科技指導和服務，加快科技進步速度，開展高新技術培訓，引進培育各名、優、新、特品種，改變傳統粗放型的增長方式，使非公有制林業依靠科技進步來提升經營管理層次，提高產品質量和經濟效益，不斷增強市場的競爭力。
5.5深化改革，使非公有制林業經濟走集約化經營的路子在進行非公有制林業產業結構調整，完善森林資源流轉機制，健全完善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基礎上，引導非公有制林業經濟面向市場求發展。對非公有制林業經濟小打小鬧、產品不定位、缺乏市場導向意識等不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被動局面，按照“精品種、優布局、大規模、強科技、增效益”的思路，內引外聯，優勢互補，推行規模化經營，解決一家一戶辦不了、辦不好的項目。引導非公有制林業經濟成份以小流域治理、連片綠化、發展多種形式的加工、運銷、貯藏“龍頭”企業統一規劃，聯合開發，形成大戶，提升檔次，做大、做好、做強產業化，增加抗御自然災害和承受市場突變的能力，使非公有制林業經濟走集團化發展，集約化經營的路子。
關鍵詞：經濟增長質量；公共支出導向；多部門CGE；政策實驗
一、引言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已經持續了十多年，近年來政府在制定政策目標時多次強調要把經濟增長的質量放在首要位置。質量代表增長的優劣或品質，其內涵范圍之廣、細節之多，恐怕很難全面而詳細地概括成若干條目。但是從保障民生的角度，“有質量的增長”首先要實現以下目標――居民增收、提高福利、促進公平、擴大就業、降低稅負。因此，本文依據上述幾個標準，探討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導向在改善經濟增長質量上的作用。
之所以從公共支出的角度出發，是因為其與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問題密不可分。根據導向或側重點的不同，政府支出政策大體可以分為偏重經濟建設型和偏重社會服務型，隨著中國政府從“生產者”和“管理者”逐步轉變成社會的“服務者”，財政支出是否也應當從“以生產投資為中心”走向“以公共服務為中心”呢？面對這一頗具規范性色彩的問題，本文并無意確切地給出“應該”或“不應該”的答案，只是希望通過政策模擬，量化性地展示不同導向的公共支出戰略對經濟增長和人民收入的作用效果，為財政政策選擇提供實證性的依據。
雖然經濟增長是人民生活和社會福利改善的基礎，而后者是增長的根本落腳點，但至少在短期內這兩大目標并非完全一致，甚至互相沖突。當政府將大量公共資金用于投資國有企業和生產建設時，必將使得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相對滯后，迫使居民自己承擔教育、醫療、養老的負擔，不僅降低其可支配收入水平，而且可能加劇貧富分化；當財政支出流向民生攸關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又可能擠占經濟建設投資、暫時犧牲資本深化與經濟增長的幅度。因此，公共支出政策的選擇，存在著一定的取舍；而全方位地理清各類政策的影響和效果，是正確決策首當其沖的任務。
經濟建設支出又稱公共投資，主要用于公共基礎設施和城市建設，支援農業、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補貼等，一度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后30年間占據財政總支出的60%之多，并被認為是國家資本積累和深化的重要源泉（王小魯等，2009），以及1978年以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動力之一（魏杰，2012；欒大鵬、歐陽日輝，2012）。盡管取得了經濟增長上的突出成效，這種在特定歷史階段下形成的投資型公共支出戰略還是在當代受到了質疑甚至詬病，主要原因是在總量財富迅速增長的同時，未能實現居民收入和公平的同步提升――居民占國民收入的份額從90年代初的69%直線下降到當前的53%，經濟的絕對增長反倒伴隨著勞動者的相對收入降低；再加上城鄉、地區、個人之間的貧富差距久未縮小，于是對“民生財政”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民生財政，顧名思義，要求財政支出重點投入教育、醫療衛生、社保和就業等公共消費，并通過對居民轉移支付保證，弱勢群體能夠平等地享有增長成果，也就是服務導向型公共支出政策。這種支出戰略符合“以人為本”的主旨，將群眾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和改善福利水平的不平等作為根本目的，特別重視健全公共服務、提高教育醫療水平等與人的全面發展密切相關的議題。目前中國民生支出占比僅為29.5%，與主要發達國家60% 以上的比重存在較大的差距（羅志紅、朱青，2013），那么，如果擴張公共消費和轉移支付相關支出，能否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和收入分配不均？是否會對經濟的持續增長造成阻礙？盡管公共服務類支出對居民消費的促進作用得到了不少實證研究的證明（宮曉霞，2011；湯躍躍、張毓雄，2012；張榮霞等，2013），但其對收入和分配以及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清晰。
針對公共支出的方向選擇問題，Anand和Ravallion （1993）曾經指出，政府應當優先投資于公共服務領域，其中基礎教育和醫療衛生都是最有可能提高人類發展水平的領域；同時公共支出也應優先照顧貧困地區和低收入群體，這樣可以獲得最大的社會邊際效用。Barro（2002）盡管同意公共支出應該考慮政治、、犯罪行為、貧富差距等社會因素，但由于這些領域難以度量和把握，因而退一步講，堅持最大化經濟增長的公共投資戰略仍是現實中政府的最優選擇。Tavneet等（2011）研究了經濟增長與民生發展之間的兩種作用機制，認為在拉美、中東、東亞、南亞、非洲等發展中地區，民生發展是公共支出的首要目標，因為它有助于促使經濟增長步入可持續模式。亞洲開發銀行（ADB）在其《包容性增長指標框架》（2011）中提出，健全的公共支出目標體系需要包容以下方面：貧困與不平等、經濟增長與就業、關鍵基礎設施稟賦、享受教育和醫療、享用基礎設施及其服務、性別平等和機遇，尤其強調通過改善健康、教育和基礎設施方面的基本服務，幫助生活福利條件比較差的人群參與經濟活動，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在中國，經濟轉型30年間經濟迅速擴張大多體現在總體增長數量的層面上，居民福利水平雖在穩步提升但速度較慢，而增長成果的分配狀況卻不斷惡化（鈔小靜、任保平，2011）。因而政策制定者在“增長”和“民生”導向的公共支出間的抉擇更加重要而迫切。郭晗（2011）認為，在經歷了經濟快速增長期之后，政府財政政策應當加大支出中基本公共服務比重、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及其均等化水平，才能縮小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從而提高社會福利總水平。董萬好等（2011）的CGE模擬結果表明，保持當前的公共支出結構將降低勞動報酬占比，而增大科技等財政民生支出比重對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勞動報酬的正向影響較為顯著。魏婕（2012）分析了各省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水平及分配狀況，中國各地區增長數量與福利改善不一致現象十分明顯，因此各省在公共支出重點的選擇上也應有所差異。劉沁清（2012）也指出，需要根據各地區需求結構和比較優勢的不同，適當地選擇加大民生支出還是建設投資。
選擇投資還是服務導向的公共支出政策，既要看其是否利于經濟增長，更要考察其能否高效地為人民群眾創造收入和福利效用提高的機會，改善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狀態。所以本文在包含多種公共產品的多部門CGE框架下，分別模擬經濟建設和社會服務側重型的公共支出政策，探析不同支出策略對居民的收入、福利（效用）、公平以及經濟增長等指標的影響，為公共財政政策導向的選擇和確立提供理論依據。
二、多部門CGE模型的基本結構
之所以選擇CGE模型，因為相較于計量回歸方法對經濟總量指標的強調，它更關注經濟系統各個因子間的結構性關聯與互動，不會桎梏于因果關系的方向性，并且情景分析更加靈活，便于模擬政府行為及政策變動所帶來的經濟、社會影響。模型以SAM為基礎，包括9個生產部門――農業、礦產、教育、醫療、公共服務業、制造業、建筑業、貿易和運輸、私人服務業，6個居民部門――城鄉高中低收入組，3類勞動力要素――低學歷（小學及以下教育）、中等學歷（初高中教育）和高學歷（大學以上教育）勞動者。綜合Jung 和Thorbecke（2003）、Clausen和Schürenberg-Frosch（2012）的模型，本研究遵循標準多部門CGE建模技術：
產品及要素使用方程：
價格方程：
收入方程：
支出方程：
由于本研究關注的重點是公共支出，在一般CGE模型的基礎上還將引入4類重要的民生公共產品，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公共教育。作為與普通居民生活最息息相關的公共服務，這4類產品的供給和配置直接影響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費-儲蓄決策，進而對經濟增長方式也有著深刻的意義。
（一）公共養老金體系
假設居民21歲開始工作，60歲退休；20歲以下完全依賴父母（作為額外消費負擔且不產生效用）；成年居民作為唯一的勞動供給者，將時間在養育孩子和工作之間分配，將收入在消費和儲蓄之間分配；老年居民沒有勞動收入，儲蓄與養老金是其主要消費來源。居民在畢生收入的約束下最大化效用，瞬間效用函數采取相對風險厭惡不變（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CRRA）形式：
（1）
其中， ：成年期消費； ：老年期消費； ：貼現因子或時間偏好率（Rate of time preference）；θ：跨期消費替代彈性的倒數（Inverse of the intertemporal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成年人的儲蓄和消費不能超過稅后工資收入： ；老年人的消費不能超過儲蓄、利息收入和養老金： 。將兩者結合在一起，出生于T時期居民的代際預算約束為：
（2）
其中，cH：所得稅率； ：社會保障繳費率；n：人口增長率（近似出生率）；δ：居民工資中用于撫養幼年的比重； ：出生于t年的居民一生財富；ps：養老金按照工資的一定比例η發放。以上預算約束對現收現付型和積累型養老保險均適用，保險類型將影響變量ps、τ、w、r。
中國現階段實行的是個人賬戶和社會統籌相結合的養老保險系統。個人養老金賬戶實行基金積累制（funded pension system）。居民在成年時期T向社保基金繳費 ，交納的社保金用于購買資本，T+1時期進入老年，積累的資本總額為 ，則每戶居民得到的平均養老金為：
（3）
統籌賬戶實行現收現付制（PAYG），沒有資本積累，T期老年人的養老金由T期的成年人支付，平均每人領取金額為 ，nT為T期平均人口增長率。
（二）醫療保險體系
如果將稅收、養老、醫療系統作為外生制度，則第i代居民在第t年需要滿足預算約束：
其中w是有效工資率，r是資本回報率，GT為政府對居民轉移支付總量，N為居民數量。 分別表示平均所得稅率和社保貢獻率（個人收入中用于繳納社會保險的比重）。社保賬戶由養老和醫療保險構成，因此居民繳納的社保費用最終將分配為這兩種用途；ps代表人均養老保險福利金， 代表醫療支出中由公共醫療保險覆蓋的部分，φ表示醫保共付率。以上預算約束強調，居民第t年的財富等于上一年財富本息和、交納水費后的工資資本收入、政府福利、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的總和減去當年消費。
假設政府擁有一個一般賬戶和一個社會保險賬戶。一般賬戶支出包括政府的公共消費、投資、債務利息、對居民轉移支付與對社保基金的轉移支付，資金來自稅收。社保賬戶包括公共養老金和公共醫療保險，定義政府對社保基金轉移支付金額與社會保險金總額之比為μ，那么其余1-μ由居民和企業繳納。令τg、τy分別代表生產稅和所得稅稅率。因此，政府需要滿足預算約束：
（三）公共教育
現在考察公共教育對不同層次勞動力供給的影響。設受教育居民一生的期望收入為I Et，不接受教育的期望收入為I Nt：
（4）
（5）
其中，指數R是代表教育資源的可獲得性，Wl是教育水平為l的勞動者工資率，m代表比l更高的教育水平，則Wm是勞動者在l基礎上繼續受教育所得到的更高的工資率，τ仍舊是所得稅稅率，T是總工作年份。如果I Et大于I Nt，勞動者將選擇接受教育，因此勞動者選擇上學的條件為：
居民i能夠獲得的教育資源主要取決于公共教育支出GE：
RiT=xi+φGEi
那么，一個國家受教育的勞動力供給結構近似為：
三、政策實驗情景與分析思路
（一）實驗情景的建立
政策實驗1構建了一個寬松的預算約束情景：假設政府可支配的財政收入增加25%。增加的資金可能來自國家當前倡導的“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政策，通過嚴厲制止公款浪費，為政府進行有效的公共支出提供額外資源；這一假設與總理在2014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各省本級公務接待費減少26%”的目標相一致。也可能來自加強稅收征管、提高征稅技術、打擊逃稅避稅。因此，政府預算收入在隨經濟常態化增長的基礎上，出現了額外的資金。那么，這筆資金的合理支出方式是什么？
本文考察4類主要的支出戰略：①完全進行生產性公共投資（PUBINV），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國有企業發展，擴大公共資本的積累；②完全投入公共消費（PUBCON），例如投入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當前性公共服務支出；③通過外包、投資信用等手段轉移到私人企業用于私人投資（PRIVINV）；④完全作為轉移支付以改善低收入居民的生活狀況（TRANS），增加私人消費和儲蓄。作為以上實驗情景的比較標準，基準情景（BASE）假設在使用增加的預算收入時，政府沿用當前的支出結構配比：公共投資-44%，公共消費-31%，轉移支付-15%，行政管理-10%。
政策實驗2放棄預算約束寬松的假定，而是在遵循常態化財政收入增長的前提下，假設政府用于醫療和教育這兩大關鍵民生公共品的投入提高15%，同時生產性公共投資降低15%。這一情景的設定從表面上看來，符合當前政府努力弱化GDP數量目標而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的政策導向，那么這種犧牲當前增長的做法能否如愿換來改善民生的預期效果呢？
政策實驗3是前兩個實驗的后續，無論是公共消費還是投資，其擴張都需要充足的資金來源。“遏制浪費、提倡節約”固然可行，但更需要從體制上為政府尋求可持續的壓縮開支渠道，而降低養老金支付規模正是可能的選擇之一。因此實驗3模擬當下備受爭議的養老保險改革方向――延遲退休：假設自2013年底男性勞動者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提高到65，而女性則推遲到63；為了鼓勵勞動者接受這種改革，將未達規定年齡標準退休的勞動者每月養老金領取額降低0.5%。如今中國養老保險基金虧空嚴重，承擔兜底義務的政府也面臨沉重的社保負擔，因此，政府期望通過實施這一政策來削減社保乃至總體公共支出，這也是公共支出政策可能的改革方向之一，但是否具有合理性，模型預測的宏觀經濟影響和社會福利效應將給予一定的解答。
（二）實驗模擬的思路
圖1展示了政策實驗1的分析過程：擴張公共支出帶來的最直接影響在于需求拉動――政府既可以自己購買消費品和投資品，又能夠轉移給私人企業和居民進行消費或投資，其變動直接影響經濟系統的最終需求，進而波及產出、增加值以及各類要素的收入。這些影響能夠在公共支出變動后的短時間內顯現出來，因此稱為即時效應（Immediate effect）。本文首先通過變動模型中的資本要素投入量，計算需求驅動的即時效應，其對部門產出均衡穩態值的影響見表1上半部分。
然而由于時滯因素，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多地表現在未來，本文將這種影響稱作能力提升效應（Capacity-adjustment effects），屬于非即時影響，通過提高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能夠使經濟活動擺脫現有的能力限制與條件約束，開拓生產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和潛能，屬于供給方面的效應（Psaltopoulos， et al.， 2000）。因而除了分析各類公共支出的即時影響，更重要的是考慮其在未來長期內帶來的資源容量擴大和生產要素質量提升。尤其是用于教育、培訓、醫療、文化事業的公共支出，盡管在短期內不會直接增加產出，但是通過幾年甚至更長時間來提高勞動力質量、改進勞動生產率，無疑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強有力的推動作用。這種供給方面的影響主要通過公共投資對各產業部門全要素生產率的改善而實現，因此本文從現有的實證研究中取得中國TFP的投資彈性，以此為依據對生產函數的技術參數進行調整，重新運行模型，得到包括供給效應在內的產出變動（見表1下半部分）。政策實驗2的分析思路與實驗1類似，由于篇幅限制，便不再分別考慮需求和供給影響。政策實驗3對部門產出和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小，因此將主要集中于稅收負擔率、社保繳費率及居民效用的變動。下一節將在產出影響的基礎上，詳細考察公共支出的收入和分配效應。
四、政策實驗結果分析
（一）政策實驗1
圖2描繪的需求驅動效應僅指政府支出擴張通過直接增加國內需求進而對各行業和部門的影響。從產出角度看，公共投資情景（PUBINV）對除了教育以外的幾乎各個行業的產出都發揮了明顯的帶動作用，尤其是礦業、建筑業和制造業。私人投資情景（PRIVINV）除了抑制農業、醫療和教育，基本上提高了其他各產業的產出水平，對制造業和建筑業的推動作用與公共投資相當，對其他服務業的促進最強。而在公共消費情景（PUBCON）下，產出增長較為明顯的僅僅有公共服務業（包括教育、醫療、公共管理），同時制造業的下滑幅度在所有情景中最大，因為政府購買的商品主要是不可交易產品（如社會服務、住房等），進而降低了可交易產品的相對價格，實質上誘導生產資源從加工、制造和出口部門向服務業部門的再分配，這對于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具有一定的意義。在轉移支付情景下（TRANS），由于增加的公共轉移大多數將指向低收入群體，而這部分居民對食品、衣物、日用品、電器等生活必需品需求尤為強烈，需求的增加導致以上商品價格的提升，必然吸引廠商重新分配有限的生產能力、削減出口以更多地服務國內市場，所以轉移支付政策下的凈出口水平最低。就國民總產值的絕對水平來看，公共投資最高、私人投資其次，公共消費和轉移支付甚至低于基準情景。
相較于需求影響，公共支出的供給驅動效應對國家經濟的影響更加深遠。從要素供給角度來看，公共投資情景（PUBINV）促進社會資本積累和基礎設施供給，私人投資情景（PRIVINV）直接將資源轉移給企業以增強其投資能力，公共消費情景（PUBCON）通過醫療和教育改善勞動力質量，賦予居民積極參與市場的機會，轉移支付情景（TRANS）直接實現中低收入群體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在本文中，這些效應均是通過刺激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升實現的。圖3描繪了包含要素供給效應的GDP增長率，顯然，無論公共投入方向如何，經濟增長率都在單純的需求擴張基礎上進一步提高。根據實證估計，TFP對教育和醫療支出的彈性高于其他部門（見表2），因此，最強的實際GDP增長效應出現在PUBCON情景下。圖4比較了公共支出結構不變時與側重公共消費時若干宏觀經濟指標的增長率――考慮了生產率提升效應之后，PUBCON政策使GDP增長率從基準情景的6.5%提高到8.0%，增長路徑幾乎抬升了22.96%；TFP年均增長率比基準路徑提高0.59%；總需求相對于基期路徑上揚了20.7個百分點；其中投資和私人消費比基準情景分別上漲了9.55%和20.42%。因此，從長期來看，服務導向型的公共支出戰略（PUBCON）通過增加高質量生產要素的供給形成了最顯著的經濟增長效應。
綜上，如果僅僅考慮支出的即時需求推動效應，公共投資情景（PUBINV）對各產業的促進作用最強，并實現7.2%的GDP增長率；而公共消費（PUBCON）和轉移支付情景下（TRANS）的增長率只有6%和6.1%，甚至低于基準情景的6.2%，可以說暫時犧牲了經濟增長。但如果綜合考慮公共支出對生產率的長期提升效應，公共消費（PUBCON）戰略將超過其他支出方式，帶來8.9%的最高增長速度。因此，服務導向的公共支出政策雖然在短期內以降低增長速度為代價，但從長遠來看，要素質量的提高終將帶動全要素生產率以及經濟增長的回升，成為持久、穩定的內生性增長的重要源泉。
那么，如果綜合考慮需求和供給兩方面的效應，以“民生”為目標的服務型公共支出能否真正改善居民收入呢？表3顯示，從要素回報來看，無論是公共投資還是消費擴張，均拉升了勞動力的平均價格――前者通過增加勞動力需求，后者則帶來了技術溢價（skill premium）；但顯然在公共消費（PUBCON）情景下，勞動力要素價格的提升幅度較大，尤其是中低學歷勞動者由于健康和教育水平改善而獲益匪淺。資本收益率在公共消費（PUBCON）情景下基本未受影響，反而在公共投資情景（PUBINV）下有略微降低，說明中國社會的資本并不稀缺。中高水平的勞動力供給僅在公共消費（PUBCON）和轉移支付（TRANS）政策下有顯著增長。綜合起來，公共消費政策下勞動力總收入擴張最高，是基準情景的2.4倍，其次是轉移支付（1.7倍）和公共投資情景（1.2倍），私人投資戰略使勞動力收入降低了約30%。
判斷公共支出方式的有效性還需要考量合適的福利指標。一般來說，消費是效用函數的關鍵決定變量，因而能夠近似地反映福利變動。圖5灰色橫條代表各個情境下居民（私人）消費相對于公共支出擴張前的增長率，結果顯示，除了私人投資，其他所有情景下的私人消費都隨著勞動總收入的增加而增長：轉移支付由于將100%的額外公共資源直接用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因而對消費的促進作用最大；公共消費一方面減輕了居民在醫療、教育上的支出負擔，另一方面政府購買也擠占了居民可使用的商品和服務總量，所以對消費的綜合效果要弱于轉移支付。當然，僅僅考察私人消費不夠全面，因為當政府公共產品供給變化時，居民效用也會受到影響。所以本文還計算了Hicks等價性變化 作為居民福利測度指標，由私人消費改變產生的效用變化為EV（t）=[（Ut-U0）/U0]I0，假設公共總支出GEXP中對k產品的購買為Gk，則包含公共消費的EV為 。圖5斜紋橫條描繪了EV指標的變動情況，顯然，如果將公共和私人消費一并考察的話，則PUBCON下的EV增長率將反超TRANS情景，說明消費導向的公共支出政策比其他選擇更能有效地提高居民的綜合效用或福利水平。
再看公共支出政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圖6進一步考察了收入差距的3種衡量指標――城鎮高低收入群體平均收入之比、城鎮貧困線上下居民人數之比以及城鄉居民收入之比。在服務主導的政策情景中（PUBCONS和TRANS），勞動收入占比從53%上升到60%左右，而資本收入占比則相對下降，因而收入分配效應更有利于被雇傭勞動者不利于個體經營者和企業主；而投資主導（PUBINV和PRIVINV）政策的再分配效應則恰恰相反。由于最高收入階層主要由資本所有者構成、而依靠工資生活的普通勞動者是中低收入群體的組成部分，所以貧富階層收入差距在PUBCONS和TRANS情境下較基期下降，而在PUBINV和PRIVINV情景下進一步擴大。轉移支付情景（TRANS）最大限度地縮小了城鄉差距。公共消費（PUBCON）由于顯著地提高了中低水平勞動力價格，因而在降低貧富收入差異上取得了最突出的效果；但是對城鄉差距的緩解作用略低于轉移支付，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更有機會享受政府資金支持的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側重投資的公共支出政策雖然能夠促進增長，卻幾乎沒有改善收入不公平。遺憾的是，幾乎所有政策情景都未能顯著減少貧困線以下人口規模。
注：貧困線適用聯合國當前標準，即每人每天生活費為1.25美元。
圖6公共支出方式對收入差距的影響
通過模擬公共支出對產出和居民收入、福利、分配的影響，本文揭示了一個深刻的政策矛盾：投資導向的公共支出戰略能夠通過需求驅動效應即刻促進經濟增長，卻無法改善低收入群體的分配狀況；側重于消費和轉移支付的公共支出戰略能夠縮小居民內部收入差距、并通過提高TFP產生持久的增長效應，不僅高于投資對經濟的促進作用，而且將會推動居民消費和效用的提升，提高勞動者（尤其是中低水平）的邊際報酬、改進收入分配的公平度。但是，生產投資導向的公共支出的效果是即時的、在短期能夠顯現的，而服務性公共支出的供給方面的效應卻有相當長的滯后期。因此，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須在短期和長期目標中做出選擇，在當前利益和未來的福利與公平之間進行權衡。
（二）政策實驗2
政策實驗1表明，政府在獲得額外的財政收入前提下，將更多的資金投入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消費項目將會產生持久的增長和公平效應。那么，在預算約束不變時，能否將教育作為最優先發展部門，從其他部門抽調資金支持教育呢？政策實驗2假設公共教育支出增長15%，而其他支出類型總和降低15%，并通過模型預測勞動力供給、回報率及收入所受的影響，這里將同時考慮公共教育投資對需求的帶動效應和對勞動要素的生產率改善效應。假設總勞動力增長率與預測區間平均人口增長率2.5%相同。
表4教育優先的公共支出政策的經濟影響
基準情景 教育擴張情景 基準情景 教育擴張情景
勞動供給增長率 GDP增長率 6.4 6.7
低（無）學歷 2.5 1.7 儲蓄和投資（%GDP） 29.9 30.1
中等學歷 2.5 2.8 勞動總收入增長率 8.3 7.7
高等學歷 2.5 2.9 資本總收入增長率 1.4 1.9
居民收入增長率
城鎮低收入 4.2 3.3
工資率增長率 城鎮中等 5.5 4.9
低（無）學歷 3.1 6.2 城鎮高收入 8.3 8.7
中等學歷 4.6 4.0 鄉村低收入 2.2 2.3
高等學歷 4.7 4.3 鄉村中等 4.2 4.4
鄉村高收入 6.1 6.5
表4模擬結果顯示，受教育勞動者供給的增長率比基準情景提高了0.3-0.4個百分點，而未受教育勞動者的增長率則比基期值有所下降。與此相對應的是，中高學歷者由于供給相對富余而工資率的增長速度放慢，而低學歷者由于變得稀缺而工資增長率顯著提高，不難預見在未來，剩余的非熟練勞動者（當前可能處于失業狀態）將重返就業市場，這種流動直到工資率降至預期最低水平（基準情景工資率）才會停止。為什么教育投入的增長反倒導致整個經濟的平均工資增長率下降呢？可能的解釋是：公共投入向教育傾斜使得生產建設性公共投資的絕對水平下降，加上中國長期存在的私人投資不足的問題，導致社會資本積累不夠，未能滿足快速增長的中高水平勞動力對資本的需求；當熟練勞動者數量的增加沒有充足的資本增長相匹配時，勞動生產率及工資水平將會受到限制。這一點恰好印證了現實中的現象――高校畢業生逐年增長，但是政府和企業部門能夠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限，導致高學歷人才大量富余和閑置進而壓低了高學歷勞動力的工資率。而相較于高學歷勞動力，中等學歷勞動力的收入增速下降更大，因為低學歷勞動者的替代性遠遠大于對高學歷勞動者。
積極的方面是，在公共教育支出增長帶動下，GDP增長率略有提高，但考慮到TFP對教育投資高達0.4的彈性，0.3個百分點的提升幅度卻相當有限。原因依舊來自兩方面：第一，被擠占的公共投資導致需求對生產的直接擴張效應減弱；第二，勞動力供給的增長加快，高于儲蓄投資率的增長速度0.2%，這樣新增加的勞動者可能得不到相應的工作機會和設備。由此可見，政府在重視人力資本培養的同時，也不能放松物質資本的深化。隨著中高級教育背景勞動者的增長，資本變得相對稀缺，資本回報率自然在增速上快于勞動回報率，資本收入的增長幅度大于工資水平，成為推動私人投資的激勵因素。而土地作為資本的一部分，農村居民擁有土地并獲得土地租金收入，進而在某種程度提高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雖然幅度并不算大。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城鎮貧困及中等居民的收入增長降低，原因在于這一群體主要是沒有資本收入的中高等教育水平勞動者；正如前文所述，此類型勞動力在公共教育投資擴張后變得相對富足，同時有面臨大量農村勞動力替代的威脅，收入情況惡化就不足為奇了。與此相反的，卻是具有低等或者毫無教育背景的農村人口從不熟練勞動力稀缺溢價中得到好處。
綜上所述，收入提升最顯著的是農村居民組和城鎮高收入組，前者獲得數量可觀的土地租金以及低水平勞動力稀缺租金而提高了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對地位，后者包括企業主和個體經營者，他們的收入地位隨著資本回報率的上升愈加提高。與政策初衷恰恰相反，由中高教育程度熟練勞動力構成的城市貧困及中等群體收入增長反而顯著降低。圖7沿用圖6的3個指標描述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并且加入城鎮高收入與中等收入組收入之比。城鄉差異由基準時期的3.96下降到教育擴張情景下的3.02，主要得益于農村居民平均收入的提高和占城鎮人口多數的受教育雇傭勞動者工資率相對下降；城鎮高收入和低收入居民的差距卻由14.89提高到16.51，而高收入與中等收入的差距由6.47提高到7.33，分別擴大了11%和13%；貧困線以下人口數量依然變動不大。因此，通過犧牲其他公共產品而優先發展教育將損害依靠工資生活的普通勞動者的利益，這一結果恰恰與政策的初始目標是相悖的。
圖7公共支出方式對收入差距的影響
模擬結果顯示，單純地增加公共教育支出雖然有助于經濟總量增長，緩解部分弱勢群體的貧困狀況，卻無法改善甚至惡化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度。為了消除這種負面影響，必須同時實施其他的政策措施以支持教育支出擴張戰略。其中較為關鍵的是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否則，由于熟練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不協調，教育投資擴張也只能對扶貧濟困起到有限而寥寥的作用；如同當前的中國，很多受過教育甚至學歷較高的勞動者由于工作機會的缺乏依然貧窮。以上結論的政策含義很明顯：加強人力資本的扶貧戰略必須由充足的公共或私人資本積累作為補充，這樣才能保證占貧困人口主力的中低教育水平勞動者報酬率增長，社會的總體收入水平和公平度得以提升。如果大規模擴張資本有難度的話，增加勞動力需求的最有效措施就是改革教育產出結構，使其生產出的人力資本類型更好地迎合當前的經濟結構和就業市場，盡可能地降低結構性失業。
（三）政策實驗3
政策實驗1強調了教育和醫療等服務型公共支出的重要性，同時政策實驗2又提醒不能在擴張教育的同時削減公共投資，那么，在有限的預算約束下，如何有效地降低公共支出是政府的當務之急。現存的養老保險基金是政府未來需要長期背負的包袱，那么，中國能否通過提高退休年齡的方式，降低養老金支付額，為政府消費和投資節省資金呢？政策實驗3將探究這一提案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其一，社會保障和宏觀經濟影響。圖8對比了兩種情景下養老金收支缺口的演化路徑。如果不實行改革，養老保險收入由2013年的1.56萬億元擴大至2070年的44.5萬億元，而支出規模則由1.33萬億元增加至120.6萬億元；賬戶將在2031年左右出現收不抵支的狀況，收支逆差將在2070達到76.1萬億。如果延遲退休，那么資金缺口首次出現的年份將延長至2040年以后，在此之前收入增長速度快于支出，每年都有結余；2070年赤字額為34.8萬億，幾乎是不改革時的一半。顯然，養老金虧空額越低，政府的社保負擔越輕，可以節省下資金更多地用于公共服務和建設投資。
圖8延遲退休對養老基金缺口的影響
為了應對退休年齡的延遲和養老金收益的降低，居民將增加勞動力供給和儲蓄，同時降低消費以彌補退休后養老金收入降低的損失。但是在政策施行的最初5年內，這些響應總體來看非常小，因而社保繳費率并未立刻明顯下降，而僅僅是增速放緩，并在2045年左右達到最大值20.06%（圖9a），這一年以后，所有世代都將按照推遲后的年齡退休并領取養老金，因而繳費率始終保持下行狀態。
圖9延遲退休政策對居民負擔率的影響
失業率的相對變化來源于凈工資的變動，對于青年群體，社保繳費率降低帶來其隱性稅負率下降及凈收入增加，同時極大抬高了閑暇的機會成本，青年勞動力供給相對增加，反而導致這一群體失業率的上升――改革頭年最年輕工齡人口的失業率由9.42%增加到9.55%。相反，中年勞動力面臨的則是隱性稅率的增加和凈工資收入的減少，因為他們不僅退休后領取的養老金減少，而且退休前并未趕上社保貢獻率的大幅降低，因而中年勞動者供給減少，反而使其失業率降到基準情景以下――改革初期最年長勞動者的失業率由16.17%下降到15.89%。由于整個社會處于人口老齡化狀態，所以總體失業率在預測區間的路徑比基準情景略低（圖10）。
圖10延遲退休對失業率的影響
最后，隨著養老保險支付的減少和失業率的降低，政府得以削減對養老及事業保險基金補貼和公共支出，這樣在整個預測區間，居民的綜合稅收負擔相對于基準情景將平均減輕約7.3%（圖9b）。
其二， 福利和收入分配影響。根據Hirte（2009），效用變化可以分解為額外稅收負擔（excess burden）變動和收入效應（income effect）變動，而收入變動能夠進一步分解為要素收入變動（本文為0）和凈社保收益變動，其中社保收益變動由養老和失業保險收益減去社保繳費。以上分解可以通過效用最大化方法、預算約束以及市場出清條件推導得到。表5計算了各個世代居民改革實施前后的等價性變化EV，以衡量其效用變動ΔU，并將ΔU分解為額外稅收負擔ΔE和社保凈轉移支付變動ΔS――ΔS代表凈社保收入增加、-ΔT代表稅負降低。最后一行則是所有世代居民貼現到改革初始年份的效用變動率總和。
表5效用變動的分解
世代 ΔU ΔS -ΔT
1921 0.12 0.04 0
1931 0.28 0.18 -0.02
1941 1.33 2.04 -0.45
1951 0.27 0.72 -0.36
1961 -0.69 -0.34 -0.44
1971 -1.57 -0.91 -0.79
1981 -2.36 -1.51 -1.22
1991 2.88 1.77 1.48
2001 3.57 2.01 1.62
2011 4.24 2.29 2.35
∞ 4.5 1.83 1.85
∑ 0.6 -0.03 0.64
ΔU顯示，在改革初期已邁入退休年齡的居民（1951年及以前出生），并未受到政策調整的影響，養老金領取總量不變，因而沒有遭受效用損失。改革年份處于青年階段的群體以及更加年輕的居民（90年代以后出生）效用水平有所上升；而改革時正處于中年的世代（1961-1981出生）效用則有所退化。為什么只有年齡稍長的勞動者遭受損失，而年輕和未來世代實際都是收益群體呢？
對于90后以及更加年輕的未來世代，社保收益ΔS為正值，因為延遲退休的政策將推動社保繳費率不斷下降，所以年輕世代將在相當長的工作生涯中享受社保繳費負擔降低帶來的好處，這種正面影響甚至要大于養老金領取時間推遲帶來的損失。同時，平均稅率也是隨著時間不斷下降，進一步降低了未來世代的稅收負擔ΔT。根據圖9，社保繳費率和平均稅負率的下行都是經過一段時間才逐漸顯現，而中年勞動者已經在過去的很多年份繳納了高額的社保費用，又沒有剩余的工作時間充分享受低稅率，因而其終身收入和效用有所下降。
綜上所述，代際再分配的結果是將大部分效用從中年居民轉移至年輕和未來世代，同時一小部分轉移到已退休的老年居民身上。所有世代福利總和略有上升――總的貼現效用大約提高了0.6%。
五、結語
在制定公共支出政策時，政府是選擇有利于生產建設性的公共投資，還是側重社會服務的公共消費？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全面考察不同導向的公共支出對經濟增長、居民收入與分配公平的影響。本文利用多部門動態CGE模型，模擬并預測了在投資導向、消費導向和轉移支付導向的公共支出戰略下，部門產出、GDP、居民收入水平和差距的變動情況。比較發現，消費主導型的公共支出政策雖然在短期內對GDP的增長作用有限，但卻能夠有效提高國內需求，并引導生產資源從出口流向內需市場；長期來看，能夠通過供給效應刺激TFP的提高，帶來經濟增長率的回升，但是這種效果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同時，強調消費和轉移支付的公共支出結構可以增加勞動報酬，改善以EV測度的福利指標，并且在最大程度上縮小高低收入群體之間以及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異。
但是，上述模擬結果是在假設政府財政收入出現額外增加的基礎上得出，換句話說，在保證其他支出類別絕對量不降低的前提下，相對增加社會服務類公共支出可以產生以上種種好處。那么，在既定的預算約束下，可否犧牲生產性投資以加大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投入呢？模擬結果顯示：這樣做雖然能夠增加熟練勞動力供給，但由于資本積累下降導致就業機會不足，這部分勞動者將相對富余，反而造成失業率上升，工資率下降；對GDP的增長貢獻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資本、土地等回報率相對抬高，勞動報酬相對下降，一部分受過教育的中高水平勞動力收入地位反而降低，結果是加劇了貧富不均。這說明，國家在施行科技興國、教育扶貧戰略的同時，必須不斷加強資本深化，否則，將出現越來越多“學歷越高反而越窮”的反常案例。
以上兩點說明，對于當前的中國，社會服務支出的確需要加強，但“拆東墻補西墻”，通過削減建設投資以擴張服務支出的做法并不可取。那么強化公共服務所需要的資金從何處來？這是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考慮了一種方案――通過提高退休年齡以降低政府的社保負擔，節省公共支出，并模擬了延遲退休的經濟和福利影響。結果表明，這項政策將推遲養老金缺口出現的時間，將各年份的收支缺口減至原先的一半，并在未來逐步降低居民的社保繳費和綜合稅收負擔，對失業率也有一定的遏制作用。顯然，延遲退休的措施減輕了政府和居民雙方的支出責任，對于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促進私人消費都有積極的作用。從效用變動的角度來看，改革前已經退休的居民未受太大影響，年輕和未來世代的效用得到提高，而改革時處于中年的勞動者卻遭受了損失。因此，這是一個代際的效用轉移過程，整體看來，所有世代的效用總水平略有增長。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存在兩點局限性。首先，僅僅探究了不同公共支出戰略對經濟增長、居民收入和分配公平度的影響，而政府在進行公共財政決策時，需要考慮的內容無疑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產業結構優化、投入產出效益提高、資源環境合理利用等，也是衡量支出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標準。第二，政策模擬中沒有包含“混合型”支出戰略。既然投資型支出有利于當前經濟增長，而服務型支出有利于長期增長與收入改善，那么能否找到一個最優的公共投資與消費之比，在短期和長期最優之間進行折中，既保持當前適度增長，又實現長遠的收入提升呢？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慮利用多目標決策系統，對公共資金進行合理化配置，以期達到長短期目標之間的動態平衡。
參考文獻：
[1]鈔小靜、任保平，2011：《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時序變化與地區差異分析》，《經濟研究》第4期。[Chao Xaiojing & Ren Baoping， 2011，“The Fluctu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of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No. 4.]
[2]董萬好、劉蘭娟、王軍，2011：《調整財政民生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對勞動報酬的影響――基于CGE模型的收入再分配研究》，《財經研究》第9期。[Dong Wanhao， Liu Lanjuan & Wangjun， 2011，“The Impact of the Adjustment in Fiscal Expenditure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on Labor Income： Income Redistribution Analysis Based on CGE Mode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9.]
[3]郭晗，2011：《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視角下的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研究》，《產經評論》第4期。[Guo Han， 2011，“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dustrial Economic Review， 4.]
[4]宮曉霞，2011：《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路徑：以改善民生為基調》，《改革》第6期。[Gong Xiaoxi， 2011，“Optimization Measurements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Based on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Reform， 6.]
[5]劉沁清，2012：《財政民生投入和城鄉居民消費――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發現》，《上海經濟研究》第6期。[Liu Qingqing， 2012，“Fiscal Expense on Well-Being and Urban and Rural Consumption： Findings from Provincial Level Panel Data，” Shanghai Journal of Economics， 6.]
[6]欒大鵬、歐陽日輝，2012：《生產要素內部投入結構與中國經濟增長》，《世界經濟》第6期。[Luan Dapeng， Ouyang Rihui， 2012， “Internal Input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6.]
[7]羅志紅、朱青，2013：《促進民生改善的財政支出結構優化分析》，《求索》第4期。[Luo Zhihong， Zhu Qing，2013， “An Analysis on Optimizing Fiscal Spending Composi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Qiu Suo， 4.]
[8]Anand， S.， Ravallion， D.， 1993， “Human Development in Poor Countries： On The Role of Private Incomes and Public Servic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 pp. 252-267.
[9]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1， “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Framework of Inclusive Growth Indicators，” Special Supplement， No. 4.
[10]Barro， R. J.， 2002，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s from Central Bank of Chile， No. 12.
[11]Clausen， V.， Schürenberg-Frosch， H.， 2012， “Aid， Spending Strategies and Productivity Effects： A Multi-Sectoral CGE Analysis for Zambia，” Economic Modelling， 29， pp. 2254-2268.
[12]Hirte， G.， 2009， “Welfare and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The German Pension Acts of 1992 and 1999： A Dynamic CGE Study，” German Economic Review， 3， pp. 81-106.
[13]Jung， H.， Thorbecke， E.， 2003， “The Impact of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on Human Capital， Growth， and Poverty in Tanzania and Zambia： 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5， pp. 701-725.
[14]Ozyurt， S.， 2011，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Industry， 1952-2005，”. University of Paris-Dauphine Working Paper， No. 27.
[15]Kuijs， L.， 2006， “How Will China’s Saving-Investment Balance Evolve，” World Bank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4.
[16]Shiu， A.， Heshmati， A.， 2010， “Technical Change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for Chinese Provinces： A Panel Data Analysis，” Forschungsinstitut zur Zukunft der Arbeit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Discussion Paper No. 2133.
[17]Tavneet， S.， 2011， “Path To Succ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World Development， 39， pp. 506-522.
[18]Zheng， J.， 2009， “Can China’s Growth Be Sustained？ A Productivity Perspective，” World Development， 37， pp. 874-888.
Public Spending and Quality Economic Growth： Policy Experiment In A Multi-Sector CGE Framework
Zhang Xiaod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摘 要】優質教育資源的共建共享面臨很多自身難以擺脫的困境。正確認識基礎教育資源建設與共享的現狀，并提出有效的對策，對于基礎教育優質資源的共建共享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建立共建共享聯盟機制為基礎教育優質資源共建共享帶來了出路。
關鍵詞 基礎教育；共建共享；困境與出路
【中圖分類號】G443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671-7384（2014）11-0024-03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規定“加強優質教育資源開發與應用，加強網絡資源體系建設，建立開放靈活的教育資源公共服務平臺，促進優質教育資源普及與共享”。共建共享中小學優質教育資源不僅是國家教育改革的需求，也是基礎教育實現教育信息化、教育現代化的重要基礎。
然而，當前中小學教育均衡發展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如城鄉、區域之間發展差距仍然較大，區域內校際資源配置不均衡，優質教育資源不足；校際優質教學資源占有數量和質量不均等、不平衡；信息技術發展和硬件建設大大超前于優質教育資源的建設。目前，我國優質教育資源的共建共享依然面臨諸多困境。
優質基礎教育資源共建共享的困境
（一） 資源共建層面
優質教育資源的共建共享首先以“共建”為前提，而“共建”又以“誰來建”為前提。利益不均等、評價不健全、高投入低效益是阻礙資源共建的瓶頸。
1. 利益互惠不對等，激勵機制不完善，學校參與共建的動力不足
資源共建必須以參建各方互惠互利為前提，利益對等互惠是學校參與資源共建的基本動力。然而，目前優質教育資源大多由重點學校把控，而非重點學校能夠掌控的資源有限。因此，在共建過程中，必然會出現重點學校付出多獲益小、非重點學校付出少獲益大的利益分攤結果。如果沒有相應激勵機制的補償，重點學校將很難長期忍受利益失衡的共建格局。
2. 評價制度不健全，知識產權難保護，教師參與共建的熱情不高
優質教育資源的共建需要教師大量的富有創造性的學術成果來支撐。而現有的學術評價制度，使教師開發的優質資源很難得到相應的學術認可，教師付出勞動卻得不到相應報酬，使得優質資源開發工作成為他們的額外負擔。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資源共建的進度與質量。
3. 投入高、風險大、收益低，社會機構參與共建的意愿不強
優質教育資源無疑具有一定的市場開發價值，但客觀地講，其替代品也很多，面對網絡上良莠不齊的教育品牌，優質教育資源的優勢其實很難顯現。這些不利因素往往使有實力的社會機構（教育公司、投資機構）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開發與共建產生消極的前景預期，并對資源推廣、應用等相關行動望而卻步。
（二）資源共享層面
優質教育資源的共建共享要以“共享”為目標，而一些學校的層級之間交流障礙，或者心態問題以及交流平臺的匱乏是阻礙資源共享的瓶頸。
1. 學校之間壁壘森嚴，門檻林立，妨礙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
我國學校分層分級由來己久，不同層次的學校之間交流較少，這使得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范圍狹窄、共享困難。優質教育資源共享通常發生在同一層次的學校之間，至多在同一地域的“聯合體”學校之間展開，而合作學校之外，則壁壘森嚴。
2. 部分學校思想偏狹，心態不一，不愿讓自有優質資源參與共享
一些學校往往只對分享其他學校資源感興趣，卻不愿將自身獨有的優質教育資源與其他學校共享。這些學校常常從保護自身優質資源的戒備心理出發，將最好的資源留存自用，而將那些使用率低或價值不高的普通資源開放，參與共享。教師更多地從網絡獲取資源，卻很少上傳優質資源。
3. 協同合作受限，共享平臺匱乏，大多數學校無處參與共享
受地域空間限制，大多數學校間的協同合作只能發生于毗鄰區域，資源共享也多集中在圖書、文獻交流等領域，共享內容并不豐富。在平臺支持的關鍵環節也缺乏標準一致的設計和優化，這使得大多數學校（尤其是資源薄弱學校）因資源交流平臺缺失而無處參與優質教育資源共享。
（三）優質教育資源本身層面
各級各類網絡教育資源庫表面看似繁花似錦，實質內容卻大量粗枝爛葉。低水平、重復性教育資源會給教師帶來選擇上的困難，浪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海量資源并非教師之所愿，優質資源才是教師真正之所需。
1. 學科課程資源開發不均衡
在區域內教材往往存在多個版本，但學科課程資源開發相對單一，它們之間形成了依靠本區域單方面力量根本無法解決的矛盾，即單一版本的學科教學資源開發與教師多版本學科課程資源需求之間的矛盾。學科課程資源中，語文、數學、英語等主干學科教學資源多，而音樂、體育、美術、信息技術及綜合實踐課程教學資源較少，開發的學科不均衡。課程資源大多以個人制作的教案、課件等為主，而名師團隊參與開發的教學實錄等較少，資源開發的主體和表現形式也不均衡。
2. 學科課程資源碎片化
如果把一門學科課程看作一個整體，每個單元、章節就是重要組成部分。各章節作為學科系統中的要素相互關聯，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倘若將部分章、節從學科課程中抽出，開發成以課例、課件、教學設計等形式存在的教學資源，那么獲得的資源先天就失去了“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可能，只能是“碎片”，沒有形成系列資源，教學效果勢必大打折扣。
3. 學科課程資源應用還未從根本上消除“信息孤島”現象
大多數省份基本建立了以省級教育資源網為中心，各市區教育資源網站為分中心，數字化校園為應用點的區域信息化教學網絡，但市、縣之間，尤其是校際之間橫向聯系較少或幾乎沒有。信息資源應用平臺的統一與學校等資源管理的條塊分割容易造成學科課程資源重復建設和滿足現狀的低水平建設。
建立基礎教育優質資源共建共享機制和模式
要解決目前教育信息化深入發展的主要矛盾和問題，縮小學校之間、城鄉之間優質教學資源差距，實現教育均衡發展，共建共享信息化教育資源將成為有效路徑。
在區域范圍內采取由基層教育行政部門統籌，聯合相關機構、教育技術部門和基層學校共建共享已成為信息化教學資源建設的首選解決方案。由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主導、教學研究部門實際操作的中小學信息化教學資源建設模式值得推廣。
（一）多措并舉，構建有效的資源共建共享模式基礎教育優質資源的共建共享并不是靠單方面的力量或者群體就能夠解決的，它需要積極調動社會各界力量共同參與，同時要統一技術標準，為廣大用戶的共享提供條件。
1. 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統籌規劃資源建設
要解決當前我國基礎教育優質資源共建共享的問題，必須以政府為主導，充分發揮教育主管部門的行政優勢并將權利下放，對資源建設工作進行統一領導、規劃、部署和管理。可以將全國的資源建設以區域的形式展開，建設符合當地需求的教育資源，各區域政府有效整合其他部門在資源建設中的優勢，協調各部門之間的關系，宏觀調控資源庫的建設，避免資源重復建設。同時，政府應規范技術標準，統一標準是實現共享的前提。
2. 吸引廣大教師、學校積極參與
為了避免資源“建而不用”和“用而不建”現象的發生，應該更多地傾聽廣大教師和學校的意見，滿足他們對資源的需求，吸引廣大一線教師和學校積極參與資源建設。發動師資力量雄厚且信息技術實力強的學校參與到建設中來，鼓勵學校申報教學資源建設子課題，一方面可解決資源的來源問題，另一方面也能從側面反映出廣大教師對于資源需求的方向。
3. 建立“專家引領”的研究模式
只有在先進教學理論和理念的指導下，教育教學資源的建設才會更加規范，更具有權威性和指導性。為此，需要建立專家組引領的研究模式，成立由教研員、教育技術專家、教研專家、課程專家等組成的指導小組，運用新理念和新知識指導教育資源建設發展方向，保證資源建設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大力推進優質資源的共建共享。
4. 引入“市場運作”機制
網絡教育資源的建設資金投入大，單靠政府投資是遠遠不夠的。它需要借助社會各界力量的大力支持，尤其要吸收大公司、大企業資金和技術上的優勢，引進和培育市場機制。只有這樣，才能為網絡教育資源的建設注入活力，減少技術開發的時間和成本，使之進入良性循環。
5. 鼓勵用戶參與到資源共建共享行動中來
用戶是資源建設效果評價中最有發言權的人。現在很多資源網都缺乏用戶評價模塊，用戶的意見和要求應該加以重視，在資源建設中需要用戶參與其中。用戶可以對某個具體的資源建設發表意見和看法，同時，還可以上傳自己制作的資源，資源網審核通過后給予用戶一定的獎勵，以提高用戶參與資源建設的積極性。
（二）建設區域性統一資源庫和地方特色資源庫
地方特色資源庫主要是指以學校為基本單元，形成學校特色資源庫或者縣、區特色資源庫。建設該庫的主要目的是鼓勵各校建設自己的特色資源、校本資源，定期對各地各校的資源進行評比，獎勵成績突出的地區或者學校，并給予一定的榮譽證明，將其作為重點學校評比的一個標準參照，強化各地學校資源建設的重要性，并將各地優秀的學校資源升級到統一資源庫中。這樣各地各校的資源不僅會及時得到更新和維護，同時，也擴充了統一資源庫中資源的來源渠道。區域性統一資源庫與地方特色資源庫共享模型如右圖所示 。
（三）建立區域內分布式資源網絡管理模式
目前，我國絕大部分省市或地區的數字化學習資源都是分散存儲于該省、市的各個學校或該地區的不同學習資源網站上，應當采用合理的機制對分散存儲的網絡資源進行有效管理。我們認為，建立“區域內分布式資源網絡管理系統”是解決資源共建共享的關鍵。其核心技術與思想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1. 對資源目錄的集中管理
基礎教育優質資源中心要為廣大用戶提供一個能覆蓋本地區所有數字化學習資源網站的資源目錄管理系統，以便本地區不同資源信息中心之間互相訪問與資源共享。系統應提供專用的教學搜索引擎，以實現對不同資源站點上相關信息的快速查詢與檢索；當用戶需要打開某個資源時，資源目錄管理系統應提供重定向功能。
2. 對資源數據的分布式存儲
優質教育資源網是由多個資源站點組成的，資源網內每一個提供資源信息服務的站點都是資源網中的一個節點，用于存儲實際的物理資源。資源節點之間基于一定的信任授權關系進行資源互訪，資源元數據信息與本地區學習資源中心目錄管理系統中的目錄信息保持同步，因此，可以實現網絡系統內數字化學習資源的分布式存儲和集中式管理，并提供廣泛的基于共享的數字化學習資源服務。
2009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廣東省級財政安排22億元全力支持中小企業、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并要求省內各地級以上市根據實際情況設立配套資金。
浙江省政府以對銀行貸款風險進行補償為抓手，制定小企業貸款風險補償及相關考核辦法，2008年安排省級小企業貸款風險補償資金6500萬元，累計拉動258億元貸款，近20萬家(次)中小企業獲得融資。
重慶市在固有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之外，在2009年印發實施《重慶市促進中小企業流動資金貸款財政補助實施辦法》，另外安排7000萬元專項資金對各類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銀行、擔保機構進行有關補助。
云南省在2008年追加預算安排2億元中小企業專項扶持資金的基礎上，2009年繼續安排2億元資金。2009年至2012年，省級財政安排的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專項資金以2008年為基數，每年遞增10％。
通過促進中小企業上市，緩解非公有制經濟融資難
廣東省制定《廣東省中小企業改制上市的指導意見》，建立中小企業上市資源庫，每年從資源庫中選擇部分成長型百強中小企業進行重點培育輔導，并針對中小企業上市的實際進度分階段適當給予資金獎勵。
四川省建立中小企業上市資源庫，積極推進中小企業上市工作。
云南省制定并實施《云南省中小、非公企業上市培育辦法》，每年從中小企業專項資金中安排1000萬元用于中小企業上市補助及獎勵。
重慶市出臺《關于促進重慶證券市場發展的意見》和《關于鼓勵企業改制上市若干政策的意見》，培育和支持非公有制企業上市。
大力扶持創業企業
浙江省建立健全政策扶持、創業培訓、創業服務“三位一體”的工作機制，把鼓勵創業、促進就業的稅收減免、小額擔保貸款、貸款貼息補貼、職業培訓補貼、職業技能鑒定補貼、場租補貼和免費就業服務等各項優惠扶持政策擴大到城鄉所有創業人員。
四川省規定注冊資本500萬元以下的公司可零首付注冊，3個月內注冊資本到位20％，工商部門核發營業執照，2年內注冊資本繳足。凡符合企業法人條件的生產型企業，經營項目涉及前置審批事項較多，在籌辦期間，經企業申請，可核發有效期1年的營業執照，經營范圍可核為“籌辦”。
云南省制定《云南省全民創業產業指導目錄》，編制《云南省創業項目指南》，建立“創業技術管理服務專家庫”和創業服務網絡平臺。
實施稅費等減免政策，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四川省降低中小企業抵押貸款等籌資成本，對評估、登記在標準費用基礎上減半征收。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1—071—02
公共政策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產品，“是公共權力機關經由政治過程所選擇和制定的為解決公共問題，達成公共目標，以實現公共利益的方案，”需要由政府通過投資等必要的方式直接負責，免費向公眾提供。而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是國家權威公共部門特別是政府滿足社會公共利益的方式和手段，社會成員是公共政策的承受者，政府應注重社會成員的回應度。
一、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即實現公共產品的供需平衡，社會邊際成本等于社會邊際收益。但是在現實中，由于政府失靈等各種因素，我國公共政策制定的效果未達到帕累托最優，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時提供信息量不足，形式主義導致供給效率低下，制度不完善導致供給渠道受阻。
二、供需失衡現狀及原因
（一）公民方面
1.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成本
經濟人假設認為人都是理性經濟者，經濟個體都是會在既定條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對于公民來說，他們要考慮參與政策制定這一過程的成本和收益，以獲得效益最大化。如果公民參與成本很低并且效果很好，那么公民會積極參與政策制定；如果公民參與成本高并且又起不到什么作用，理性公民會選擇消極參與，不會積極地提出自己的意見，不會真正地思考和參與其中。
2.公民參與意識不足
我國千年來的帝王封建統治造成我國社會的“順從”思想，這一思想使得公民“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政府代表公民的利益，凡是政府做的就是對的，個人的意見對政府的決策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便公民對政府的決策有什么不滿也不會表達出來，只是選擇沉默。
（二）政府方面
1.政府與群眾缺少溝通，信息公開不足——供給量不足
我國從2008年開始就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各地各部門都建立起了自己的信息公開渠道，各省市政府網站都專門開設了信息公開欄，為公眾提供信息。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出現了政府和公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尤其是在面對重大突發問題時，政府總是習慣于封鎖消息，其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正常秩序，減少不必要的社會恐慌，但事實上卻造成公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挫傷了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積極性。
2.公民參與流于形式——供給效率低下
公共政策制定過程實質上是一種利益的分配過程，是利益沖突均衡的結果。在實際發生過程中，公共政策制定的主體往往借助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來謀取部分群體或個體的利益，從而使公共政策偏離了其本意，失去了其利益調和功能，繼而造成公共政策失衡。公共政策制定會牽扯到多方利益，以2003年怒江建設水電站為例。針對是否在怒江建設水電站，公民，專家，媒體，政府之間進行了一場博弈。環保組織抵制建設水電站，專家則呈兩派意見，一方認為建設水電站有利于提高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則認為這會破壞當地環境。在整個過程中，作為最重要的當地居民并沒有參與其中，而從中可以獲得巨大收益的當地政府和國家水電卻成為了政策制定的主要對象。
3.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供給渠道受阻
目前我國社會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主要有三條，即通過選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以他們的政治活動來間接參與公共政策制定、黨政部門中設立的信息反饋部門收集群眾意見和建議及黨政部門的領導通過政策決策前舉行的各種座談會、聽證會調查研究收集決策信息。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還沒有明確的制度體系和法律完善，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訂處于被邊緣。人大代表與群眾的脫離，的“滾雪球”效應，聽證會的“聽而不諫”，這些都降低了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使得參與渠道基本上都只是發揮了“形式作用”而已。
三、為實現有效供給，政府應如何改進工作
（一）培育公民參與政策制定的文化
隨著近年我國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設，公民開始逐漸參與到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政府決策也更民主化，科學化，規范化。培養和提高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首先需要政府提高公民的權利主體地位，使公民意識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明確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提高公民的社會使命感和責任感。除此之外，利用好社區基層這一平臺，大力宣傳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推進社區服務工作，培育公民參與文化的氛圍。
（二）做好“公開，透明”工作
信息作為當今發展的核心要素，其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公民只有掌握了相關政策信息，才有可能真正影響到公共政策的制定。為此政府應積極推行政務公開，包括政策制定相關信息的公開化，政策背景和資料的公開化，政策決定理由的公開化，政策所依據的法律法規的公開化。信息公開應做到兩方面的公開，即“群體增長”和“內容增長”，加大宣傳力度，開辟多種渠道信息，放寬對信息的控制，尤其是在制定關乎群眾切身利益的政策時，有關政策的具體細節，行政程序，制定理由和政策結果必須向公眾公開。
（三）領導者轉變觀念，注重社會輿論和民意
根據相關調查顯示，96.9%的公民認為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應征集民意。以2010年的北京治堵為例，北京市在制定治理交通綜合措施的征求意見稿時，用了7天時間向社會廣泛征求意見，得到了市民和社會團體的積極響應。在征求意見期間，網上收集到意見和建議2929件，信函和傳真425件，其中提出建設性意見的占94.2%。服務型政府要求政府的職能應該是服務，因此各級官員要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樹立民主的決策作風，重視調查研究，關注社會輿論和民意，確保公共問題的解決方案其本身均處于公正民主范圍之內。
水驅特征曲線是指油田注水（或天然水驅）開發過程中，累積產油、累積產水和累積產液量之間的某種關系曲線。水驅特征曲線法的實用與簡捷使其在已知的各種常規注水油田中得到了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利用水驅曲線法可以預測水驅油田的有關開發指標。因此，對于采用注水替油開發的縫洞型油藏，完全可以借鑒常規注水油田水驅曲線分析的技術思路。
2.1 水驅特征曲線法適應性評價及篩選
我們利用現有的注水開發資料，對注水周期數較多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典型注水替油井進行水驅特征曲線分析，通過對各種水驅特征曲線計算結果的分析，發現甲型曲線和乙型曲線的相關性比其它情況好，因此本文計算采用甲型、乙型水驅特征曲線。
2.2 注水替油井可采儲量的確定
塔河油田注水替油采用周期注水的方式，考慮到每一輪注水對產量影響的時間是有限的，這里選取注水周期數比較多的注水開發井進行分析；同時考慮注水前后生產情況的變化，在確定累計產量的過程中，對時間節點的選取進行處理，這樣比較符合實際的生產情況，可以得到比較可靠的結果。
選取注水周期數在7個以上的8口注水替油井進行水驅特征曲線分析，通過分析發現，與甲型水驅特征曲線相比，乙型水驅特征曲線的回歸相關性更高，可采儲量的計算結果也比較符合實際，因此這里將利用乙型水驅特征曲線計算注水替油井的可采儲量，對于一些注水替油井以甲型水驅特征曲線進行輔助計算，在提高結果可靠性的同時，還可以得到注水替油井的地質儲量。
2.3 塔河油田注水替油井動態儲量計算的經驗公式
首先利用物質平衡法計算了五口注水替油井的動態地質儲量，同時對其累產油與累產液進行了半對數分析，得到斜率系數l，即乙型水驅特征曲線的斜率系數。將地質儲量n與斜率系數倒數1/l繪制在半對數關系圖上可以發現，兩者呈現出較好的線性關系，如圖1所示。
2.4 利用經驗公式計算注水替油井的動態地質儲量
利用經驗公式（2）對6口注水替油井進行動態地質儲量計算，結果見表1所示。
由計算結果可以看出，使用本文提出的經驗公式計算出的地質儲量與前期使用物質平衡法計算得到的地質儲量相比，二者相差不大，可以認為二者結果一致，說明本文提出的經驗公式對塔河油田具有一定的適用性。
3 結論
關鍵詞：法人格 否認 公司解散
對瑕疵出資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公司法的理論與實踐更多圍繞公司資本的充實、主體人格的健全、債權人利益保護以及社會交易安全等方面進行探討與規范的，而對產生糾紛的股東如何尋求司法救濟則涉及不多。現實中，不少瑕疵出資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基于退休、死亡、缺乏合作合意、公司僵局等因素而不愿繼續參與公司經營、承擔經營風險。當該股東與其他股東不能協商解散時，是否可以請求司法救濟？如何選擇救濟的途徑？實踐中又如何操作？而上述問題，目前我國公司法沒有任何相應規定，但這恰恰又是司法實踐中亟需解決的。結合公司法理論和國外的相應立法實踐，筆者認為瑕疵出資的股東是可以請求司法救濟的，故擬對上述問題的解決作一些探析。
救濟途徑之一：由股東提起適用公司法人格否認之請求。
公司資本是公司營運的物質基礎，是公司人格獨立的重要條件之一，公司在取得獨立人格以后所進行的經營活動中，其所從事的營運活動的性質及其規模應當同公司的資本保持適當的比例。以公司方式組織經營，而又未具備足額資本，可以認為出資人利用公司制度逃避股東個人的責任，實際上將損失的風險轉嫁給一般公眾中的某些善意的成員。故公司資本顯著不足是導致適用公司法人格否認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實踐中，大多數法院也都是依靠顯示公司資本不足的事實，來證明公司獨立存在的不公平性而應當揭開公司面紗。
瑕疵出資主要分虛假出資、抽逃出資兩種情況，并且都可導致公司資本顯著不足，這也是瑕疵出資的公司提起適用公司法人格否認請求的理論依據。具體表現在虛假出資中，如股東實際投入的資本低于《公司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的法定最低限額的，那么公司就不具備獨立的法人資格，“股東”之間實為合伙關系，應當按照合伙關系對共同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在抽逃出資中，由于抽逃出資發生在公司已合法成立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和長期的司法實踐認為不論抽逃多少，哪怕將資本抽逃完畢，也不影響公司獨立法人資格，股東僅在所抽逃資本的范圍內承擔責任。但筆者認為，股東虛報出資與在公司成立后將資本抽逃，主觀惡意相同，造成的危害后果相同，都是使公司喪失運營的物質基礎，而兩者的法律后果卻有質的區別，不符合法理。特別是對于公司成立之初股東即將資本抽逃，使公司處于無資本運營狀態，如果仍堅持將其與虛假出資區別對待，其后果是等于鼓勵股東先出資再抽資，不利于制裁抽逃資本行為，保護債權人利益。就目前而言，股東在公司成立之初尚未正常經營之前即將資本抽逃，使公司所余凈資產達不到法定最低注冊資本額，公司不能清償債務的，由股東承擔無限清償責任。
需要注意的是，在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的適用要件中，主體要件所體現的是嚴格責任，公司小股東可為自身利益而行使小股東保護權，但一般而言不宜提出公司法人格否認之請求。只有在瑕疵出資導致公司資本顯著不足、股東又無法共同經營時，才可主張。否則，有失公司法人制度的公平、正義的價值目標。將會導致整個法人制度處于不穩定狀態，而且與自身的存在價值相悖。
救濟途徑之二：行使解散請求權
我國因企業性質的不同而對股東的解散請求權作出了不同的規定。對于外資企業而言，股東享有解散請求權；而對于內資企業而言，股東不享有解散請求權。筆者認為在改革開放初期，為吸引外資，立法、司法上作如此規定，尚可理解。但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完善和加入WTO后，按照企業性質的不同對股東的解散請求權分別予以規定并無充分的依據。
我國公司法排除公司的解散請求權，強調所謂的公司的長遠利益，強調公司法人團體的集中意志，強調公司運行中的社會利益和債權人利益的保護，強調減少司法權對公司內部糾紛的干預，忽視和抹殺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把股東平等的原則僅僅落實在同股同權方面，不符合商事法律制度的規范性標準，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公司運行機制的混亂。而從現代公司法理論或保護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權益分析，設立股東解散請求權既有現實性，又有必要性。
其一，公司的營利性、契約性決定了股東享有公司解散請求權。按照流行的公司法人所有權的觀點，股東一旦將其資產投入到公司，便喪失了對其投入到公司中的資產的所有權，而換回了僅以其投資額對公司負責的有限責任特權，并且享有按出資比例對公司事務加以控制的權利；而公司卻形成了對眾多股東投入其中的資產的法人所有權。這種以公司法人財產所有權和股東股權相契合的財產權結構是公司作為團體人格主體的必然邏輯，這就是很多人認為公司的股東不能要求解散公司，而只能轉讓其出資的最重要理由。①這種觀點實質上將公司獨立法人人格絕對化，割裂了股權與所有權的關系。股東向有限責任公司出資，其目的是利用公司這一外殼和載體，謀求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公司雖然具有法律上的獨立人格，但它最終仍然不能擺脫股東的控制。公司的法律人格性畢竟是一種法律擬制，正如前香港證監會主席梁定邦所說，“公司的概念是一種法律擬制。它是一個允許便利地限定法律關系的法律結構，但最終仍然是那些藏在公司背后的人和他們的行為決定了公司的未來和其他人的未來”。②可見，公司的人格實體并非絕對化。換言之，公司作為市場經濟社會的細胞，當其出現病變，不能救治，不能再生存時，也應當允許其滅亡，這樣才能鼓勵投資，公司才可得以不斷繁榮發展，社會資源才可得以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而且在英美法系國家，公司的契約理論認為，公司“乃一系列合約的連結”，③公司的交易者是自愿參與到公司中來并在互利的期望和承諾的基礎上合作之產物。
公司法是作為公司合同的模本、公司合同的漏洞補充機制而存在的，雖然在特定的歷史情況下基于對非效率目標的追求，公司法可能會稍許偏離市場軌道，獲得了一些公的屬性，但這不應成為公司法的主導價值取向。有限責任公司的契約性特征更為明顯，公司資本是在股東熟悉、信任基礎上，自由出資形成。股東一般能就有關公司的組織、權利分配和運作以及公司資產、利潤等制度進行協商，而協商結果相應地受到法律保護，在這種協商的結果沒有對他人利益造成妨害時，法律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締約、解約的自由。在此基礎上，“期待利益落空理論”進一步主張，股東可以基于一定的締約環境或情事而成立公司，也可以因締約環境或情事發生重大變更而解散公司，享有一種期待權，其有權期待公司的人格及特定的經營特征保持一種持續性，如果公司的人格及特定經營特征發生根本變化，股東的期待就會落空，持有異議的股東就有權退出。當股東在公司中的權益被侵犯，公司又不能就恢復股東權益或解散公司形成合意時，權益遭受侵害的股東就應當有權通過各種救濟方式維護自身權利，因此，倘若公司內部發生重大變化，而導致公司的投資政策、股東之間的信任關系等發生重大變更，導致股東的預期利益落空，就有必要賦予股東解散公司的權利。④
其二，設立股東解散請求權是司法權力對公司運營適當干預的體現。不少人一直對股東公司解散請求權的認識存在誤區，認為股東之間的爭議和公司管理機構的行為，屬于公司的內部事務，司法不應干預和介入，而應由當事人自主處理，司法機關只應受理涉及公司外部關系的法律事項。這種以內部關系排斥司法救濟的認識與某些當事人和司法人員不能擺脫以往對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法律性質的傳統認識有直接關系。公司法是對公司內外法律關系進行全面調整的法律規范，公司的內部關系亦屬公司法調整的范圍，由此而產生的爭議亦需得到司法的救濟，不存在司法救濟之外的公司內部關系。實際上，公司法上的訴訟，絕大多數都是因內部關系發生的，無論是股東對公司之訴，還是股東與股東之訴，無論是要求確認股東大會或董事會的決議無效之訴，還是公司對股東或董事的賠償之訴，都屬典型的內部關系引起的訴訟。顯然，司法機關是不可能因其屬內部關系而拒絕受理。
其三，設立股東解散請求權是保護股東利益的現實需要。由于股東們法律素質不高，往往還是商界的新手，缺乏對未來經營沖突的應有分析和預見。“各方經常不在法律文件中清楚地描述他們希望管轄他們之間關系的權利和義務”，⑤公司章程大都“復制”法律條文或按公司登記機關置備的章程格式和有關機關的章程指引，缺少實際支配公司的大股東對小股東負有誠信義務等個性化條款。在公司法的資本多數決原則下，持有公司多數股份的大股東只要以公司投票權的簡單多數即可控制公司，且現實中股東會決議往往反映的只是大股東的意志和利益，所謂股東權平等原則常被打破，而我國公司法對此任意侵犯中小股東利益行為恰恰缺乏相應制約、監督、保護措施，遺漏了司法解散制度的規定。把公司變成了小股東的“經濟監獄”，他們不能以投票權制約大股東，在股東關系產生裂痕時他們無法正常轉讓其持股，不能撤資，利益分不到，財務帳冊不讓看，在股東爭斗激烈的企業中大股東甚至下令關閉公司大門不讓小股東入內，⑥嚴重損害了小股東的利益。但如果我們建立設立了股東解散請求權為代表的小股東利益保護的訴訟機制，一定程度會促進大股東履行其對小股東負擔的誠信義務和勤勉義務，進而改善公司較為混亂的運行機制。
需要指出，本文系針對瑕疵出資的有限責任公司展開的，不存在解散之外的其他替代途徑。而請求解散公司是一種嚴格的司法救濟途徑，除非公司存在著無法彌補的解散事由，非解散公司無以平衡利益，并在股東間的股份轉讓或其他救濟方式無法進行的情況下，才可考慮作出解散的判決。
注釋：
①王偉、陳學芹：《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解散請求權芻議》，《人民司法》2002年第10期。
②梁定邦：《公司倫理》，北京大學金融法研究中心編：《金融法苑》1999年第1期。
③羅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路徑與公司法規則的正當性》，《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
④李泫永、官欣榮：《公司僵局與司法救濟》，《法學》2004年第4期。
⑤[加]布萊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論、結構和運作》，林華偉譯，法律出版社2001版，第499頁。
[關鍵詞] 優質護理服務；腹腔鏡子宮肌瘤剔除術；臨床療效；應用
[中圖分類號] R473.7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3）05（a）-0137-02
圍術期的護理對行子宮肌瘤剔除術患者的術后恢復具有重要意義，可有效提高患者治愈率，改善其預后[1]。本研究對本院婦科擬行腹腔鏡子宮肌瘤剔除術患者采取優質護理服務取得良好的臨床效果，現將研究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婦科2011年3月～2012年2月收治的擬行腹腔鏡子宮肌瘤剔除術患者共82例，患者年齡均在21～55歲，其中，單發肌瘤48例，多發肌瘤34例；肌瘤大小在2～10 cm，將所有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與觀察組，每組各41例，對照組患者平均年齡為（44.32±3.76）歲，其中，單發肌瘤24例，多發肌瘤17例，包括肌壁間肌瘤29例和漿膜下肌瘤12例，平均肌瘤大小（5.44±1.10） cm；觀察組患者平均年齡為（44.82±3.52）歲，其中單發肌瘤24例，多發肌瘤17例，包括肌壁間肌瘤28例和漿膜下肌瘤13例，平均肌瘤大小（5.22±1.32） cm。兩組患者在年齡、肌瘤類型和大小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臨床診斷
患者臨床癥狀均符合子宮肌瘤診斷標準，且經婦科常規檢查、彩超檢查及術后病理檢查確診為子宮肌瘤，并確定肌瘤位置和數量。術前行診斷性刮宮以排除子宮內膜惡性病變或其他性質病變，且患者無嚴重器官功能障礙和血液系統疾病，無腹腔鏡手術禁忌證等。
1.3 護理方法
對照組患者采取常規護理，對患者進行基礎護理和生活護理等，嚴密監測患者生命體征；觀察組在此基礎上給予優質護理服務，具體為：
1.3.1 術前護理 術前與患者進行耐心的溝通和交流，了解患者內心需求，對其進行健康教育知識宣傳，使患者了解自身疾病相關知識、手術治療的必要性和注意事項，消除患者緊張、焦慮及恐懼等不良情緒，樹立康復信心，積極配合治療。
1.3.2 術中護理 加強術中監測，嚴密監測患者生命體征變化，護理人員應具有較強的責任心、較高的服務水平，對術中氣腹機、雙極電凝等運轉情況進行檢測，發現問題及時報告醫師進行處理；術中進行腹腔沖洗的護理，并及時更換腹腔沖洗液，并保持沖洗液的進出平衡；護理人員應掌握各種技術及手術操作，如手術床的使用，患者的適當固定，高頻電刀的使用等，配合手術醫師完成各項操作；做好充分應急準備，減少術中并發癥的發生。
1.3.3 術后護理 術后12 h內嚴密觀察患者血壓、脈搏及呼吸等生命體征變化，并給予常規吸氧；指導患者術后進食高熱量、高維生素的流質食物以促進胃腸功能恢復；對于切口、導尿管、術后陰道出血等并發癥進行護理，以防止并發癥的發生。
1.4 觀察指標
觀察兩組患者臨床總有效率和并發癥發生情況；采用本院自行設計的滿意度調查表對患者進行滿意度調查，內容包括基礎護理、健康教育、醫患關系及護理主動性等，其中85分以上為滿意，75～85分為基本滿意，60～75為一般，60分以下為不滿意。
1.5 統計學方法
將結果采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進行處理，各組指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進行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檢驗值P < 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治療后臨床療效比較
由臨床結果可知，觀察組患者治療后臨床總有效率為95.12%，明顯高于對照組（75.61%）；并發癥發生率為7.32%，明顯低于對照組（19.51%），兩組比較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 < 0.05），結果見表1。
2.2 兩組患者對護理滿意度比較
觀察組對護理滿意度為100.00%，而對照組護理總滿意度為80.49%，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結果見表2。
3 討論
子宮肌瘤是臨床較為常見的女性生殖器官良性腫瘤之一，多發于30～50歲中年婦女，具有較高的發生率，目前臨床最常用的治療方法為子宮切除術[2-3]。近年來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發展和腹腔鏡設備的不斷改進，腹腔鏡下行子宮肌瘤剔除術的適應證不斷拓寬，已廣泛應用于臨床治療，具有創傷小、出血少、恢復快、術后并發癥少、患者住院時間短等優勢[4]。
優質護理服務是“以患者為中心”的護理模式，在強化基礎護理的基礎上，尊重患者需要，為患者提供最準確、最及時、最全面及最貼心的服務，利于患者的臨床治療和康復[5-6]。本研究對本院擬行腹腔鏡子宮肌瘤剔除術患者采取優質護理服務取得較好的臨床效果，可明顯改善患者預后，降低術后并發癥的發生，提高臨床有效率和患者滿意度[7-8]，值得臨床推廣和應用。
[參考文獻]
[1] 王金玲. 腹腔鏡下子宮肌瘤剔除術圍手術期護理體會[J]. 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09，18（11）：1308.
[2] 張廣亮，黃琦麗，邢福祺. 腹腔鏡在宮外孕合并富內孕治療中的應用（附5倒報告）[J]. 第一軍醫大學學報，2004，24（9）：1087.
[3] 楊菊芳. 腹腔鏡下子宮肌瘤剔除術護理[J]. 護理實踐與研究，2011， 8（4）：50.
[4] 張軍，張廣亮，柯妍. 腹腔鏡下復雜子宮肌瘤剔除術114例護理體會[J]. 廣東醫學，2007，28（8）：1363.
[5] 毛芳，顏紅霞，張琳. 優質護理服務對腦卒中患者的影響[J]. 中國實用護理雜志，2012，28（21）：73.
[6] 葉小麗. 優質護理服務對婦科住院患者滿意度的影響分析[J]. 中國美容醫學，2011，20（5）：381.
[7] 何紹潔，黎英蘭，伍煥秀. 腹腔鏡下子宮肌瘤剔除術89例護理體會[J]. 微創醫學，2008，3（5）：532-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