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12 09:32:44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宏觀經濟研究的問題，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導致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出現割裂的原因
西方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在教學過程中，往往相對獨立。學生對微觀和宏觀部分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和思想體系有學科體系的原因，有教材選擇和使用的原因，也有教學過程中的問題。
首先是學科體系的問題。西方經濟學發展到今天總共只有二百多年的歷史，雖然在學科體系上形成了主流體系，但總體的學術流派林立，思想和研究觀點呈現百家爭鳴的態勢，這就導致在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學習中，并不了解和掌握整個經濟學學科體系的全面，導致學習中不能建立起有機體系，而容易造成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形成割裂的局面。
其次是本科教材的選擇問題。當前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劃分和教材的編寫一般都是遵循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視角展開的，同時為了保證全面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將部分非主流經濟學的流派思想也納入了教材體系中。此外，主要的本科教材都是使用國內學者編著的教材，加入了國內學者的主觀思想，同時也避免不了國內學者思想體系的束縛，導致當前的教材使用中，學生很難通過閱讀教材看到歷史上經濟學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的演化歷程和不同觀點的分野。加上大量非主流經濟學思想的編入使當前教材在學科體系的傳播和影響上，作用大為下降。造成學生無法讀懂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密切聯系的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
最后是教學環節的問題。在教學過程中，認可教師往往會突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各自學科中的重點部分，而往往忽略兩門課程的銜接部分。在微觀經濟學部分，消費者理論、廠商理論、市場結構理論等部分是教學的重點內容，而其他部分往往安排的教學時間和講授深度有限。而在宏觀經濟學部分，無論是是先講短期模型后講長期模型，還是先講長期模型后講短期模型，都更多從宏觀經濟學產生之初，宏觀經濟學幾點問題入手。忽略了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講授過程中，也回避了眾多打通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之間紐帶的因素。最終導致學生形成一種錯誤的觀念，微觀經濟學介紹消費者、廠商、單一市場結構等微觀問題，而宏觀經濟學介紹政府和貨幣當局如何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學關注的統計指標等。
二、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關聯部分
首先，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關聯的最為重要的思想紐帶。無論是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都是強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主體作用的。而且，無論是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對特定的社會環境、歷史傳統、文化法律等有十分明確的限制。這說明，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不僅強調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還強調維系市場經濟基礎的軟環境。
其次，方法論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共同的基礎。無論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都是眾多主流經濟學家通過不斷發展演化中創造性的運用了數學中邊際、均衡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雖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現代西方經濟學存在眾多局限，但整體上來說，西方經濟學的主體地位在整個經濟學界上不可撼動。作為西方經濟學的兩大板塊，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式、研究思路是相通的和密切聯系的。
最后，存在著許多可以打通和關聯的知識理論。造成現實上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有明顯割裂之感的重要原因是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興起。由于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強調了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當局的貨幣政策積極干預經濟，導致大家往往忽略微觀經濟學中的一般均衡、福利經濟學以及宏觀經濟學中的發展經濟學、經濟周期理論等。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包含著宏觀思想，宏觀經濟學理論有扎實的微觀基礎。
三、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在教學中的銜接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既然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教學實踐中就應該消除兩種之間割裂的感覺。使兩者之間真正建立起緊密的聯系，并使學生對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這兩門西方經濟學不可分割的部分成為有機整體。
一是在教學中為學生梳理不同經濟學理論發展的脈絡，在經濟學思想上的地位，以及不同理論的地位、作用和選入教材的原因等。通過這樣的教學過程，可以使學生很清楚的了解到所學的知識點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間有著緊密聯系的。微觀理論的提出的基于既有宏觀經濟學思想的，而宏觀經濟學的演化中，微觀基礎也是其可以發展和延續的重要依據。因此，通過明確知識體系的方式可以避險學生對知識點形成孤立認識，杜絕了教學過程分割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密切聯系。
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環境的影響就進入了會計視野，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環境會計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1992年葛家澍教授發表了《九十年代西方會計理論的一個新思潮――綠色會計理論》一文，首次將環境會計理論引入我國，引起了我國會計理論學術界的強烈反響。近年來，許多會計理論與實務工作者正在努力對環境會計問題進行研究，目前關于環境會計研究的文獻很多，一些研究基于環境會計本身的計量考核問題[1，2，3]認為環境責任考核主要是會計人員的工作，另一些研究則認為企業是環境污染的主導者，應從企業內部根據市場反應合理配置資源，加強企業環境信息披露[4]來減少環境污染。但是這些文獻的研究多局限于微觀層面，未明確提出環境的控制責任實施。郭道楊教授早在1989年就提出了“會計的全面控制觀”其中內容就包括“會計的全面控制必須把微觀、中觀、宏觀結合在一起”。[5]此后，也有學者研究過宏觀環境會計，但是其研究成果不成體系，未充分體現我國政府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本文針對現有研究的缺陷，從宏觀角度研究政府的環境會計控制。通過政府參與將宏觀經濟調控這只大手伸入到污染企業的內部，加強企業對環境的控制與約束的力度，確保環境信息的完整性和準確性，建立切實可行的環境會計控制機制，產生宏微觀上的環境會計協同作用，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方式和控制思想的轉變，確保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二、現階段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會計目標不明確信息公開不夠透明
環境會計的核心是將環境問題對外不經濟納入企業會計核算系統，形成對環境的可靠評估程序。?h境會計作為環境控制的手段方法，我們第一步就是要在環境會計目標的基礎上從宏觀層面上重新定義環境會計目標。環境會計管理控制作為交叉學科的分支，其涉及的理論內容比較廣泛，除在基礎會計的理論基礎上，還應包括可持續發展理論、物質平衡理論和環境價值論等。由于我國在環境會計的研究起步較晚，不同背景不同行業企業面臨的問題又比較復雜，而環境會計作為政府和企業進行環境控制紐帶，必須具有強有力的理論支持。因此建立健全會計理論體系也是實施有效的環境控制的必要前提準備。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中央政府在環境控制方面其實一直是在環境控制和保護某些產業進而維持經濟增長之間尋求一種動態平衡，重污染企業就在其中扮演著一個雙重角色，部分重污染企業由于能夠帶來較大的經濟效益而受到地方政府的“保護”，企業自愿報告的環境會計信息很難保證信息的全面性和準確性。這時候政府信息公開就顯得尤為重要。但就目前來看雖然由政府公開的信息的來源主要是政府統計部門和第三方審計，具有一定的間接性、局限性和信息不對稱問題，目前的政府信息公開并不能保證信息的及時有效性。
（二）我國政府在對環境控制時未充分考慮其特殊性
為保護生態環境，近年來我國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措施和經濟手段對企業濫用資源、破壞環境的行為進行限制干預，但是環境事件還經常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宏觀調控中未充分考慮我國政治體制的特殊性。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行政體制，我國中央政府對國家政權有著絕對性的控制力，因此，我國的環境控制是典型的政府主導型，大部分資源與環境歸國家所有，政府是進行環境控制的主體，政府環境會計能否發揮有效作用對環境管理控制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國實施科學合理的環境控制必須充分考慮我國政體的特殊性，不能盲目地照搬國際現有的理論研究成果。此外，我國疆土遼闊，東西南北發展程度差異大，地理情況行業水平也是千差萬別，這也增加了我國實施環境控制的難度。
（三）政府環境控制機制存在局限性
我國政府采用的環境控制機制包括日常性控制和非日常性控制兩大類。[6]日常性控制是指環境控制主體即政府通過法律法規以及制定的相關標準對企業進行的一般性控制，其控制內容比較簡單，例如排污收費，管理收費，征收環境稅，補貼環境保護費用，環境責任保險等。但是這種控制手段存在一定的例行性和程序性，存在很大弊端。由于信息不對稱問題，長期而言政府對企業環境控制偏差就會出現量變積累轉為質變的環境事件，這時候政府就需要采用除日常性控制以外的方式即非日常性控制來彌補這種質變，例如，進行強制性大規模檢查，加大懲罰力度，提高指標標準等。但是這種控制多屬于事后控制，而且這種控制方式需要具體的面對宏大眾多的監管對象，這就意味著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成本，另一方面限于政府能力也不可能監管到所有監管對象。因此即使這兩種手段結合控制環境問題也存在明顯不足。
三、基于我國政體特殊性提出針對上述問題的建議
（一）明確宏觀環境會計目標，健全會計信息公開體系
在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體系下，自然資源的權利必須通過國家的主體即各級政府來行使。因此，我國環境會計的核算應建立兩個核算體系一是政府環境會計宏觀環境會計，二是企業環境會計微觀環境會計。這兩者應該是互相補充，共同提供環境核算信息。我國政府作為全國人民利益的代表，基于政府環境會計應該以實現環境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共贏為目標，而進行政府環境會計的核算首先就要對環境會計信息進行集中客觀核算與反映。鑒于企業自愿報告環境會計信息很難保證信息質量，建議構建政府主導的環境會計信息系統，通過法律手段強制要求企業直接向該平臺提供反應在各種經濟活動中發生的環境信息，政府可以通過網絡信息技術和第三方審計對環境會計信息進行驗證，確保環境信息的可靠性、客觀性、及時性。驗證后的信息可以儲存上傳數據庫，由政府官方網站提供給各個信息用戶，讓立法機構、各級政府決策層與企業、公眾都能通過政府環境會計信息清楚地意識到資源與環境方面存在的問題，從而可以進行更加全面合理科學的環境控制，為當代人的決策提供環境信息與成本價值的引導，同時也有利于進一步完善會計理論和基礎，實現企業環境會計的外部生產和企業環境保護工作與政府環境控制相結合，達到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二）用綠色GDP去除一味地發展經濟
國家在擁有環境資源所有權的同時也承擔對環境保護，節能減排和提高綠色GDP的推動和監管責任，其中提高各項目工程的經濟效率合理性是政府統籌管理的最終目的。以大區域的生態環境保護工程為例，生態補償可能會由于各地方政府的利益沖突而達不到預期理想效果，這時集權制中央政府的調節就顯得尤為重要。但是要注意的是，在我國中央政府雖對國家政權有著絕對的控制力，同時又始終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在補償實施的過程中應避免政府一家獨大造成的腐敗貪污現象。這就要求在實施生態補償項目中增加社會監督，提高項目運營的透明度，加強市場參與度。同時生態補償政策對于地方官員來說也是一種激勵機制，就目前來看，經濟建設依舊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重中之重，GDP也一直是對地方政府和官員進行考核的核心力量，這就導致了一些地方政府不計后果的發展當地經濟，造成生態環境嚴重損壞，違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隨著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單純的GDP考核顯然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采用綠色GDP考核去除一味地以城市建設經濟發展為目標來判斷地區發展，而是將生態環境考核納入其中，提高地方官員晉升標準，這將大大提高地方政府官員進行生態保護的積極性，進而對環境保護工作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
（三）政府環境控制機制集中專業化
在生態保護和經濟效益達到雙贏的會計目標下，又限于政府能力，我國中央政府在環境控制方面一直是在進行環境控制和保護某些產業進而維持經濟增長之間尋求一種動態平衡。筆者認為應該盡可能的消除非日常性控制以減小環境控制的成本，?D而著重專注于政府的日常性控制，通過制定更加全面的法律法規和經濟政策做好企業信息披露工作，減小控制偏差，進而使環境事件出現概率降低同時也就減小了例外性控制存在的必要性，在經濟增長的動態平衡中達到政府環境控制的最大效果，實現生態經濟效益。
四、結語
在我國社會主義中央集權制下的資源所有權與資源經營管理權分離的背景下，政府對生態保護、環境管理、社會效益的可持續發展起著主要推動作用，對企業環境污染信息披露承擔著監督責任。利用我國政府管理控制的先天優勢，明確政府環境會計目標，進行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制定規則，從而科學的管理控制環境資源和進一步有效的治理環境污染問題。
目前政府環境會計的應用方面還存在各種阻礙和問題，本文在研究中還存在許多不足，例如沒有對政府環境會計與企業環境會計的宏微觀協調統一管理控制問題進行研究，這也將是筆者在以后學習工作中繼續研究的重點方向。
一、西方經濟學流派發展進程
（一）古典學派
古典學派誕生于1776年英國的工業革命，當時社會生產力獲得了極大提升，生產技術和經驗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并且在世界范圍內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市場需求也不斷增長，從而促使古典經濟學學派的誕生與發展。該學派遵從經濟規律，認為經濟規律會主導價格和要素報酬，認定價格體系可以很好地配置生產資源，十分信賴市場自身的調節能力，不需要政府給予任何干預，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李嘉圖和亞當斯密。古典學派有兩個比較著名的理論，一個是亞當斯密的國際貿易絕對優勢理論，一個是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
（二）新古典學派
新古典學派又稱劍橋學派，起源于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學派創始人是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馬歇爾。新古典學派產生的重要經濟學理論，包括分配論和價格均衡理論，主張將供求論、邊際效用論、生產力論以及生產費用論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完全競爭的前提。新古典學派的核心理論是均衡價格論，認為不同需求量和產品價格的構成是由邊際效應遞減規律決定的，并以均衡價格論替代了價值論。并在均衡價格論基礎上發展出分配論，對國民收入中各種生產要素所占比例的大小進行了分析，認為其比例大小由各自的供求關系主導的均衡價格決定，并認為經濟總量是由各種生產要素共同組成的。
（三）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誕生于資本主義世界大蕭條時期，失業率高漲、產出能力嚴重下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緩慢，甚至出現了經濟倒退。凱恩斯主義可以解釋為總需求管理，對經濟蕭條作出了科學解釋：“消費需求不足和投資需求不足”。所以需要政府發揮經濟主導作用，通過財政政策或者貨幣政策去拉動需求增長，促進經濟消費和投資，進而帶動經濟復蘇，恢復正常運轉。凱恩斯主義的核心內容是IS-LM曲線，是由凱恩斯主義者希克斯總結并寫出來的，是對凱恩斯主義最好的闡釋。但是卻受到了新古典學派的質疑與批評，認為凱恩斯主義將經濟學又重新拉回了古典經濟學領域中。
（四）新古典綜合學派
新古典綜合學派誕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凱恩斯的眾多追隨者在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背景下，對凱恩斯主義沒有解決的問題進行了重新研究，并試圖找到問題的答案，例如繁榮和通脹的分析等。新古典綜合學派的代表人物有薩繆爾森、托賓以及索洛等，學派理論觀念中比較著名的就是薩繆爾森所著的《經濟學》，強調了使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去調節社會經濟總需求，促進就業、消除經濟危機。并且提出了混合經濟論，以此應對經濟制度方面的問題。
（五）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誕生于七十年代的美國，當時美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嚴重滯漲，失業率很高，并且通脹問題嚴重。由此引出了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分析模式，并由此演化出經濟發展體系。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相信并十分依賴個體利益最大化、市場出清、理性預期以及自然律假說四個假設，認為私人經濟能夠保持自身的穩定，貨幣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是中性的，貨幣在短期發展的過程中也是中性的。并對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作出了批判，認為其主張的積極干預經濟的政策手段，對于經濟發展是有害的。
（六）新凱恩斯主義
新凱恩斯主義是在凱恩斯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經濟學流派，其汲取了凱恩斯主義中經濟學理論上的不足，并在新古典宏觀主義的理論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發展，從而發展出新凱恩斯主義，誕生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建立了微觀經濟基礎，對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問題的辨析奠定了良好基礎。
二、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問題
（一）代表個體分析模式問題
經濟學經典的分析模式是代表個體分析，可以將微觀分析和總轉化當作宏觀總量，為宏觀經濟分析提供必要工具。代表個體分析模式的問題主要有三點，第一是社會經濟個體數量多，并且個體差異大，代表性個體分析的工作量太大，無法準確把握每一個個體的行為和信息，容易出現誤差和失誤。第二是該模式的分析前提是假定個體本身存在缺陷，但是在現實社會中，代表個體的占比是一小部分，使其代表性遭受巨大的質疑。第三，在代表個體分析模式下，總量如果假定合理，其在分析時也會受到經濟市場中各種因素的干擾，使得加總行為出現問題，得到的結果并不是統一的和固定的。
（二）理性預期分析模式問題
在理性預期分析模式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之間的差異是很大的，新古典學派認為宏觀經濟的理性預期分析需要建立在個體行為最優化的基礎上，認為經濟主體的發展就是宏觀經濟理論覆蓋下的最優經濟行為。但是，在理性預期分析模式下，完全理性的經濟活動和行為是不存在的，個體的經濟行為受到宏觀經濟形勢以及經濟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會不斷發生變化，如果采取理性預期分析的方式去預測經濟形勢的變化和發展趨勢，必然會存在一定的經濟風險，無法做到完全準確的預測和分析。
（三）計量驗證分析模式問題
計量驗證分析模式在經濟學中使用比較多，并且相對常規的分析方法，首先要提出問題，并引入函數模型，然后提出假設，最后根據實證數據分析的形式去開展計量驗證分析。經濟學流派會根據自己對宏觀經濟微觀基礎問題的理解和研究成果，建立與之相對應的函數模型，進而對經濟系統開始假設，并使用數據工具去推理、演繹，得到經濟規律的數學表達。在計量驗證分析過程中，分析的結果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利用提出的問題脫離實際，函數模型使用不當等。分析模式的問題容易導致過于理想化的缺陷出現，并且分析過程中有很多關鍵性的因素是無法被準確量化的，使得分析結果存在較大誤差。
三、西方經濟學流派對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問題的辨析
西方經濟學流派經歷了數百年的發展與演化，經歷過迷茫，也獲得過成功，其對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問題的辨析還是比較到位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具體劃分，應該從凱恩斯主義說起，但是其革命的根本目標是顛覆，并不是分立。當然，凱恩斯的顛覆思想也受到了很多質疑的，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宏觀經濟變量間的關系會受到經濟政策的影響，使得其相關的問題分析出現錯誤。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如果沒有微觀基礎，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是無法正常開展的，無法獲得正確的分析。另外，正是因為存在質疑，才會一直推動西方經濟學流派的發展與演變，引導經濟學者不斷探索著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問題，致力于找到兩者的協調發展途徑，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對經濟做出最準確的解讀和辨析。
（青海民族大學，青海 西寧 810000）
摘 要：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取得了傲人的成績，中國經濟發展所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也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關注.本文通過對宏觀經濟具有代表性的四個理論，宏觀經濟運行與調控、財政理論、金融理論和增長與發展理論，來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理論，對各理論研究進行系統的梳理.但由于我國學者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頗多，且各子部分交叉關聯度較高.所以本文以梳理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理論為重點.
關鍵詞 ：中國特色；宏觀經濟運行與調控；財政理論；金融理論；增長與發展理論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60X（2015）04-0157-03
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背景
經濟理論是人們對于一種社會經濟運行機制、制度和規律的探索.對規律的探索成果，又反過來應用于實踐生活中，指導經濟更好的發展.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主要源于兩方面，一方面是對馬克思社會主義理想經濟的追尋，另一方面是國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強民富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產生于1992年黨的十四大，其內涵是：改革開放后，以市場為取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制度和規律的探討.在隨后的發展過程中，突破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悖的教條，不改變國家的政體，市場經濟只是作為發展經濟的手段，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主要是從三個方面來體現“中國特色”.一是分析思路，是以馬克思經濟理論為主要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是對經濟學的選擇性的繼承與突破性的發展.是經濟理論批判式的繼承，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同時，它也是經濟學的分支，在適應中國國情的發展過程中，強調制度與結構的調整，認可經濟快速發展中的非均衡，且宏觀經濟控制上強調有擴有收的中庸之道.二是政策方案上，立足于中國的國情.政府在經濟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起著主導作用，在漸進化的指導思路下，制度的政策具有明顯的導向，且追求多目標的協調適度.三是價值理念，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強調公平正義的取向，以人為本，重視人的發展.同時，對于計劃經濟不足之處，進行了不斷反思，確立了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經濟指導思想.
2 宏觀經濟運行與調控理論
國內學者對宏觀經濟運行的理解，多是基于中國特殊國情，在參考凱恩斯或新古典的框架下，來進行相關的研究.注重從國情出發，把真實發生在中國的經濟事件，進行整理分類，形成典型化事實，再到一般理論模型的研究軌跡.[1]對宏觀經濟運行的研究更多的是對宏觀經濟調控本身的比較分析研究.其比較所得出的差異在于，中國的宏觀調控，多是結構性調節，包括匯率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同時，宏觀調控還具有多目標性，認為宏觀調控中要兼顧穩定、發展與平等.[2]在實際的調控中，要有保有壓，壓長補短，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庸之道.而近期的相關理論的研究中，更加明確的提出建立以促進就業為取向的宏觀調控政策體系，[3]以擴大就業作為宏觀政策的首要任務，積極推進就業工作的開展，特別是大學生就業工作的部署安排，[4]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重視人的發展，把控全局，立足于中長期的穩定發展的格局.
中國在經濟發展轉型升級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主流理論體系中難以見到的宏觀經濟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更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規律.中國社會因其特殊性，存在在巨大的包容性，因此會出現很多在主流經濟理論中，難以見到的經濟規律.從國際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在國際收支中的“雙順差”的出現研究，認為是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戰略的“創匯經濟”中所形成的.因為在改革開放以后，國家一直鼓勵出口，甚至為了鼓勵更多的企業進行出口，產生了出口退稅的政策.使得中國的出口大幅提升，進口則相應的減少了.進而出來獨具中國特色的“雙順差”現象，且持續時間較長.從公共品供求來分析中國對全球公共品的需求特點和供給能力，認為中國需發揮大國的作用，提高對全球公共品的供給能力.[5]這樣使得中國的出口不斷的增加，但是也存在的問題，就是出口到國外的公共產品，多是缺少技術含量的，使得中國成為了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廉價市場.從國內經濟的角度來看，產能過剩的研究中，認為其是由地區政府扭曲市場機制而造成的.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政府過度投資，是得資源浪費嚴重，很多投資和收入是不成正比的，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還是選擇繼續投資，造成產能進一步的過剩.
2.1 財政理論
自1993年中央提出分稅制改革后，分稅制改革確立了我國財政稅收體制的基本模式.學術界根據對前期試點情況的歸納總結和比較國際經驗的基礎上，認為國內經濟研究有著較強的導向性，同時也認為分稅制是建國以來規模范圍最大的一次制度創新.[6]但其也存在財權與事權劃分不對稱的現象，權責不明確的現象，政府層級過多，財政支出標準決策過度集中與規則絮亂并存的問題.[7]同時，地方政府也存在的財政困難，如地方債務的問題，地方政府權力爭奪等.但不管怎樣，中央政府最終都要為地方財政風險，承擔最終的責任.也就是說，地方政府雖然在稅收來征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可以進行自主控制.但是對對方政府的債務問題，最終的承擔者還是中央政府.在分稅制種種不足之下，有相關學者認為要對財政制度進行全局性的優化設計，[8]并進行漸進性的改革，實現財政民主化的建設.[9]
財政分權與公共財政也是國內學者研究的熱點領域.財政分權一方面地方政府間的分權競爭使得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標與人民福利的目標相統一，利于改革的有效推進，加速中國市場現代化的進程，促進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財政分權會加劇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均衡，尤其是東西部發展的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公共財政對應于市場經濟，是財稅體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產品和調節收入分配.國內學者，更加傾向于支持制度性公共品的概念的研究，認為穩定經濟的內容也是公共財政之一，[10]強調提供公共財政的多目標性協調性和順序性.
2.2 金融理論
在對于金融理論的研究中，學術界更關注于經濟結構問題的研究.怎樣的金融結構，才適合我國宏觀經濟的要求，不同的學者的看法不盡相同.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應該提高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把其它的專業性銀行改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業銀行，進而建立“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二級體系.[11]同時也有學者認為應在建立金融結構之前，要對銀行的呆賬進行處理.[12]在中國金融結構改進上，由于政府起著主導作用，故其一直都存在著滯后性的問題，而此將會帶來更大風險的積累.[13]且政府的金融調控，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允許并接受金融市場的某種非均衡，進而有學者提出，金融制度應向市場配置轉型，漸進性的將利率市場化.[14]
直接市場金融與證券市場發展方面，在我國直接融資的比例一直是較低的.有的學者認為直接融資可以有效的分散于控制金融風險，利于我國現階段經濟結構的調整與發展，也有利于國有企業改革.[15]但也有可能造成中國資本市場結構和功能的失衡.[16]證券市場是虛擬經濟的代表之一，它的發展使得人們越來越傾向于對虛擬資產價值的積累，但虛擬資產與所對應的事物資產的價值卻越發脫離.特別是在經歷2008年次貸危機后，學者認為虛擬價值的存在，需要進行有效的控制，加強金融監管，規范金融創新，完善金融體制.
2.3 增長與發展理論
中國經濟的增長呈現著一種非均衡的發展，主要依賴于要素與資本的投入，來推動經濟的發展.高投資推動高增長的事實，已被國內學者普遍的認同.但是有學者認為目前投資過度，并帶來了投資效益惡化的效果，[17]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同時，靠資本投入來引進技術，可能會導致結構性的失衡，過度依賴于進口技術，來促進經濟的增長.甚至有學者察覺到我國的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之間存在著“反效率配置”.總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非均衡”也凸顯得越來越明顯.
中國的經濟增長，離不開投資的作用，即投資推動型增長，來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過程中，引致勞動力結構轉化，可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特色之一.根據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2006，2007）的研究，可以歸納為兩方面，一則是在趕超階段利用低成本的競爭優勢，趕超快速發展.二則是中國正處于從低價的工業化向高成本的城市化的轉向過程中.也正是在這種轉向的過程中，工業化解決了“吃、穿、用”之后，那剩下的“住、行、學”則應由城鎮化來解決.[18]總體上來看，中國現處于發展轉變的階段，即轉型升級階段，存在著四個中國化的特征，強調制度的重要性、強調政府的控制性、強調多目標的協調性和強調公平取向的落實性.在強調制度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前提條件是技術不斷創新與發展，而技術的不斷創新與發展，則依賴與制度的創新.[19]兩著相互促進，但制度創新時根本.強調政府的控制性上，主要體現在政府的資產與政策導向，會促進某一行業或領域的快速發展.政府需要扶持經濟結構的轉型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促使其又好又快的發展.強調多目標的協調性，主要體現在統籌兼顧上，既要經濟快速的發展，也要自然環境得以保護.在經濟發展轉型過程中，需要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方式的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相統一，利用外資與經濟安全的相統一，經濟發展與社會主義發展相統一.[19]強調公平取向的落實性，主要體現為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要落實好收入再分配的公平.為促進就業穩定，就需要落實就業與公平的相統一.
3 結語
本文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經濟進行了相關的梳理分析，通過宏觀經濟運行與調控理論、財政理論、金融理論和增長與發展理論四個方面，來進行梳理研究.發現中國學者多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在研究中秉承著中庸的思想，對于在中國出現的極端例子較少的研究，多是從普遍典型事件中進行研究，得出相關的結論.
本文只是粗略地梳理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理論，具有不足之處自不必多說.其目的也只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進行概括性的梳理，望更多學者在道路上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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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宏觀經濟
前言：通貨膨脹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常見問題，而正確的使用貨幣政策工具，可以使宏觀經濟的發展具備一定的穩定性特點。當前，對通貨膨脹的研究局限于動態結構的狀態下，而貨幣政策工具的選用非常容易受到宏觀經濟發展的影響。因此，對三者進行科學的協調，是很多經濟研究領域重視的問題。
一、通貨膨脹預期、貨幣政策工具選取同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關系
（一）三者研究具備較強的聯系程度
進入21世紀，我國經濟運行擺脫了改革開放初期以“高增長、高通貨膨脹、高波動”為特征的大起大落局面，進入“高增長、低通貨膨脹、平穩化”的軌道，無論從水平還是波動幅度來衡量，我國通貨膨脹處于由高向低轉變的態勢。但另一方面通貨膨脹的持續性或者慣性仍然較高。長期形成的通貨膨脹持續性特征，現階段勞動力、資源能源約束和流動性過剩形成的通脹環境，都對我國的貨幣政策構成一定挑戰。隨著通貨膨脹問題的出現，貨幣政策必須進行調整，可以根據中介目標的狀態，對信貸機制實施良好的控制，使通貨膨脹問題的處理能夠具備更強的現代性特點。對通貨膨脹問題的分析，可以根據貨幣供應體系的基本模式進行推進，使宏觀經濟的管理可以更好的利用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實現通貨膨脹問題的解決。要根據經濟數據的波動情況，對未來一段時期的宏觀經濟發展規律進行判斷，使經濟的發展趨勢能夠得到良好的控制。要按照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過程，對經濟發展的橫軸進行判斷，以便宏觀經濟可以更好的根據橫軸的狀態進行調節。可以按照信貸量的具體情況，對宏觀經濟穩定性受到的影響進行分析，以便通貨膨脹問題的分析可以更好的提升經濟增長質量。可以在通貨膨脹問題的演變過程中，對相關經濟數據的峰值情況進行統計，使貨幣的供應可以同研究方案實現統一。如果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能夠使用經濟危機方面的理論進行支持，則可以按照正規金融活動的模式，對通貨膨脹的構成要素實施判斷，并將收集到的數據進行研究，使宏觀經濟影響因素的分析能夠更加準確。
（二）貨幣政策工具對調整通貨膨脹具有重要作用
在分析貨幣政策工具的過程中可以按照信貸沖擊的模式對貨幣政策工具使用的科學性進行判斷，使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能夠更具針對性。可以對貨幣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因素實施了解，使貨幣政策能夠根據宏觀經濟的發展需要進行發展方案的制定。在分析的過程中，貨幣政策會成為影響宏觀經濟波動狀態的首要因素，如果能夠正確的實施貨幣政策的調節，將使得宏觀經濟在增長的過程中可以更好的保證經濟政策的平穩性。貨幣政策的研究還能夠使宏觀經濟的波動狀態受到影響，如果貨幣政策在調整的過程中可以對信貸投放狀態進行研究，則可以使宏觀經濟以較為緩慢的形式變換到正常的狀態，使宏觀經濟的整體運行模式能夠更加健康。
二、處理通貨膨脹預期、貨幣政策工具和宏觀經濟穩定關系的建議
（一）提升對通貨膨脹基礎性因素的研究
在進行通貨膨脹預期分析的過程中，可以按照貨幣政策工具使用過程中的問題，對影響宏觀經濟的主要因素實施了解，可以按照分析的基本方法，對三類主要因素的協調關系進行明確，使未來的宏觀經濟調整工作能夠具備充足的實踐經驗。可以按照央行機構的指示情況，對外匯體制改革環節實施了解，使外匯體制改革可以更好的適應利率的變化情況，如果能夠對現有的市場模式做出正確的調整，可以按照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要素，對經濟的調控技能實施了解，使通貨膨脹問題可以得到根本性轉變。要根據復雜狀態下的宏觀經濟調節基礎，對經濟波動狀態實施有效的研究，通過通貨膨脹的影響深度，進行宏觀經濟復雜性的控制，使宏觀經濟可以更好的利用外匯資源進行穩定性修補。要根據當前通貨膨脹的嚴重性，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性能進行研究，如果能夠保證對通貨膨脹問題實施有效的控制，則需要根據貨幣緊縮的狀態對宏觀經濟實施調控方案的更正，使宏觀經濟可以在更小的波動周期內實現影響力的提升。
（二）加強對貨幣政策合理性的分析研究
在進行貨幣政策工具研究的過程中，可以根據貨幣投放的需要，對宏觀經濟的具體投放規模進行研究，使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可以符合貨幣投放的時機。要根據貨幣政策工具調整過程中的收縮狀態，對影響貨幣投放風險的因素進行控制，使貨幣的投放具備更強的準確性。要根據貨幣當前的匯率情況，對貨幣運行過程中的供給狀態進行研究，以便貨幣能夠更好的通過浮動政策的調節實現匯率的有效控制。可以加強對貨幣政策的出口途徑分析，通過固定時期的貨幣政策狀況，對貨幣的供給機制進行調整，以便貨幣的運轉數量可以更好的實現調整。在進行信貸投放研究的過程中，要按照信貸投放的具體機制，對提升信貸投放質量的因素實施了解，以便信貸的投放環節可以更好的適應貨幣供給的需要，促進貨幣政策供給科學性的提高。
結論：通貨膨脹問題很容易導致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受到影響，在實施貨幣政策工具選用的過程中，如果能夠保證選用的正規性，則可以對宏觀經濟的穩定性進行維護，深入的研究通貨膨脹問題與經濟穩定性的關系，對提升經濟發展質量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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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經濟波動；國債規模；真實經濟周期模型；消費者行為函數
[中圖分類號]F015；F8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46-0015-02
1引言
國債是一國經濟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它既可以彌補財政赤字、帶動基礎設施建設、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等問題，進而促進經濟健康持續穩定發展，又可以產生擠出效應、通貨膨脹、國家債務惡性循環等問題。隨著赤字財政帶動全球經濟的發展，相伴隨的國家債務問題也日益突出，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從拉丁美洲到歐洲，再從歐洲到美國，先后爆發不同程度的國家債務危機。在我國，自從1981年恢復國債發行短短30多年以來，國債規模迅猛提高，這一期間既有經濟的高速增長，又伴隨著物價上漲過快、國家債務負擔過重的壓力。因此，國債是如何作用于宏觀經濟，宏觀經濟波動到底有多大程度是來源于國債規模的沖擊，弄清這些，對于理解是否應該過重依賴國債來刺激宏觀經濟具有重要作用。
2模型設定與分析
一國國民經濟的波動與其債務的規模有很強的聯系，為了探究國債規模的波動如何作用于宏觀經濟，本研究在RBC模型的基礎上，給國債規模對國民經濟的影響進行建模，并基于理性的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函數來分析國債規模的波動對宏觀經濟波動的作用機制。
RBC模型即真實經濟周期模型，該模型是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基礎上運用動態一般均衡方法，通過分析代表性微觀經濟主體的效用和生產等行為函數而建立的一種具有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周期模型，在探討外部波動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方面有深刻見解。
當期國內生產總值的對數取決于其本身的滯后五期、預期的國債收益率以及國債發行量對數的滯后三期。在經濟學中，變量對數的一階差分通常表示變量的變化率，而變量的變化率即為變量的波動。因此，當期宏觀經濟波動取決于波動本身的滯后六期、預期的國債收益率以及國債規模波動的滯后四期。
3結論
本文在真實經濟周期RBC模型框架的基礎上引入消費者行為理論，并結合國債規模波動服從ARMA（3，1）的條件，研究了國債規模波動如何作用于宏觀經濟波動。理論分析結果表明，宏觀經濟波動不僅取決于其本身的滯后，而且還取決于國債規模波動及其滯后。雖然國債規模的增加有利于基礎設施建設等，但其只能在中短期提高GDP增長率，在長期，由于社會處于充分就業狀態，國債規模的增加對潛在GDP無影響，因此，過度依賴國債發行來刺激經濟，不利于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為了保持我國宏觀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應注意規避國債風險，慎重采用國債政策，保持國債規模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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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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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實證化和專門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證偽主義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發展的邊緣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現實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補充、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等趨勢強化，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以及政府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得到共同重視。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1］〔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