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11 09:20:52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傳統文化基層治理，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內部控制是現代企業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是會計理論專題中的熱點問題。不論是在會計審計中，還是企業全面風險管理的關鍵環節中，很多企業在內部控制上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早在2992年，美國就已經頒布了關于內部控制的薩班斯法案，要求評估內部控制和規定了內部控制的程度。美國COSO委員會又在提出了《企業風險管理-整體框架》。我國內控管理起步較晚，2008年，我國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不久之后財政部會同審計署、銀監會、國資委、證監會、保監會在2010年了《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要求相關企業完善內控建設，保證內控有效性，并且聘請審計單位對內部控制進行評價。
二、我國企業內部控制的現狀和問題
關于內部控制實施的基本情況，2013年財政部會計司《我國上市公司2013年實施企業內部控制規范體系情況分析報告》顯示，部分實施企業開展內控體系建設的內生動力缺失，存在內部控制被人為逾越的現象，少數企業評價內部控制有效性有失客觀和公允；內控審計、內控咨詢業務質量有待進一步增強，低價競爭的現象依然十分嚴重。僅就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問題大大存在，非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情況可想而知。
盡管關于內部控制的法案不斷提出，但是我國很多企業內部控制還存在著十分嚴重的問題。在內部控制制度建設和具體實施上難以達到有效性，很大一部分是由我國的傳統思想中的弊端因素導致的?？偨Y起來，我國是在“牽制”和“控制”上做得不夠?！盃恐啤眴栴}表現在內部控制制度或者業務設計不夠合理，不能防范錯誤和舞弊；“控制”問題則體現在內部和外部審計發現并且糾正內控重大問題的能力上，甚至還包括政府部門的監管責任。由于這兩方面的不完善，導致我國企業存在著一些現實性的問題，比如關鍵人員從未進行過輪崗，小集團小群體未能打破，少數人掌握這關鍵資源而導致內控漏洞；領導高高在上，決策盲目追求利潤而忽視潛在的巨大風險，從而損害投資者利益等等。
三、我國傳統思想對內部控制的不利影響
我國歷史悠久，傳統文化源遠流長。我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厚的管理思想，為管理者進行企業管理提供了豐富的經驗總結。但是在長期的公司治理中，由于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造就了我國企業獨特與其他國家的企業文化，從而影響著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建設和實施。
（一）“人治”、“德治”思想由來已久，“法治”難以實施或受到忽視
在中國百家爭鳴的思想體系中，最主流、占據最主導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人治”相對立與“法治”，是依據統治者個人的領導思想來管理國家政權的治理方法，這種治理方法不太容易受到法律約束，具有主觀臆斷性。人治思想源于儒家文化，如孔子認為“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內部控制制度被束之高閣，無法起到作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管理層的“人治”思想。在一些中國企業中，那些白手起家，為企業作出卓越貢獻的企業家往往掌控著最龐大的權力，這種單純以個人意志為企業宗旨的思想與現代企業要求的內部控制制度相違背，內部控制制度被管理層所凌駕，使得相關的監督管理機構，如負責內部審計的部門、審計委員會、董事會、監事會形同虛設?！暗轮巍彼枷氲膬r值觀念是以“情”為主，這種價值觀念往往不受法律法規的約束，也就是平常所說的“關系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內部控制體系的執行者和操作者歸根到底是“人”，具有人情味的人很有可能使得內部控制不能得到完全的實施甚至徹底的忽視。
（二）“授權機制”不能合理運用，管理者權力膨脹
“集權制”是我國的傳統思想之一，雖然鞏固了國家政權，但是自從推行以來，一直成為影響我國民主決策的眾矢之的，其主要原因就是上層權力膨脹，崇尚權威，最終產生官僚主義和唯命是從思想。而集權思想對于中國人的影響十分深遠，在現代企業建設中，“集權”必須成為企業治理的核心，也是內部控制制度的痛點。不論是在會計、內部審計、還是公司治理的其他方面，“授權機制”顯得尤為重要。“授權”是指主管將職權或職責授給某位部屬負擔，并責令其負責管理性或事務性工作。由此可見，“授權”的本質就是上級對下級的決策權力的下放，也是職責的再分配過程。由于受我國集權思想的影響，很多企業在處理內部事務過程中不能遵守授權機制，導致核心管理層的權力獨大，對基層員工施加壓力，逾越內部控制界限，損害公司內部控制。
三、傳統文化下的內控建設建議
（一）充分發揮政府的導向和監管作用
政府的“導向”作用是體現在法律條文的頒布上，而“監管”則體現在政府部門的執法力度和執法的獨立性上。雖然近幾年政府不斷頒布和推行了有關內部控制制度的法律法規，如《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來約束企業，但是僅有法規對于企業的震懾和規范作用是不足的，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門有關人員對于企業是否執行內部控制制度的監管和執法力度。法律條文的作用歸根結底還是要落實到人為管控上。這就對于政府監管部門加強監管力度，嚴厲打擊，逃避執法檢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隨著我國反腐力度的不斷加大，相信政府部門不作為的行為會大大減少，這對于我國內部控制制度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傳統文化；“和”；和諧基層央行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7)05-0009-02
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濟之意。和的本字為“”，意思是“調諧”，也就是通過對兩端的調整而達到和諧。中國古代一直十分崇尚“和”理念，“和”在傳統文化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晏子說“和則生物，同則不濟”，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而“禮之用，和為貴”、“政通人和”、“家和萬事興”等則是我國古人對“和”重要性認識的具體表述。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項系統的工程，包含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人民銀行黨委所提出的“構建和諧央行”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的具體體現，是一種順乎時代潮流的理性選擇，是央行系統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舉措。目前，學術界及金融系統專業人士對如何構建和諧央行已有一些精辟和獨到的建議，在此筆者試從傳統文化的角度，談談“和”理念對構建和諧基層央行的啟示。
一、“和”是我國歷代統治者安邦治國的理想境界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2]“和”強調的是一種協調、順暢、有序關系，它是對我國幾千年安邦治國之道的濃縮提煉，是“大道”，是“至德”，正如《中庸》所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3]“和”也是我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對社會、對人生的最高追求，范仲淹所闡述的“政通人和”、陶淵明所描繪的“世外桃源”無不體現出古人對“和”、“和諧”的向往及渴求。儒家學說強調“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孔子認為通過禮義教化，則“人皆可為堯舜”；東漢劉向則提出了“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的主張。到了唐代，唐太宗明確提出“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的治國方略。于是，“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4]逐漸成為我國古代統治者的治理之道。及至后來，歷代統治者都主張利用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禮法互補的模式來管理社會。
二、以德為先、以人為本、德法并用是我國歷代統治者實現“和諧管理”的精髓所在
我國古代哲學思想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以儒家、道家、法家為代表的古代哲學思想，蘊含著深奧的“和諧管理”哲理和豐富的實踐經驗。
1.以德為先。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拱)之”。[5]一個有德之人從政，就像北斗星一樣，眾人都會圍繞團結在他的周圍。古代的德無外乎“仁、義、禮、智、信”。“四書”之一的《大學》提出“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墩撜Z》中也提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6]他們都認為管理者只有修身立德，才能培養出良好的人格魅力，才能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影響下屬、領導下屬，從而有效地施行管理。
2.以人為本。孔子曰：“仁者愛人”；孟子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點；荀子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警句；尉繚子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名言?？梢姽湃藢Α叭说淖饔谩笔鞘种匾暤?。管理者只有充分認識到“人”的重要性，重視對人的管理，真正做到“以人為本”，關心員工、體貼員工、理解員工、包容員工，才能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使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當中去，促進工作的開展。
3.德法并用。漢代以來，我國歷代統治者都以儒家的“仁愛”、“德治”相標榜，但實際上都是外儒內法，德法并用。漢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7]，也就是要用“王道”對付好人，用“霸道”對付壞人。作為法家集大成者的韓非子融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明確提出了以“法”為中心，法、勢、術三者合一的管理統治方法。“法”指健全的法制，“勢”指領導者的的權力，“術”指實施管理的策略和手段。韓非子的“法治”思想為秦始皇所贊賞，成為秦統一天下的理論基礎，使秦的綜合國力躍居戰國諸霸之首，而最終完成統一大業。當然法家、特別是后期法家的消極性是顯而易見的，它片面的強調“下約民眾”，忽視了“上約君主”，對民眾嚴刑峻法，為統治階級所利用。但是，法家對制度、規則的強調仍然有其積極意義，現代管理理論同樣認為，制度是管理的基礎，領導者必須依賴良好、健全的制度才能發揮其才能。
三、傳統文化“和”理念對構建和諧基層央行的啟示
當前，基層央行各項改革都在不斷推進。而改革就必然會觸動某些方面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會引發新的矛盾。如何化解矛盾，營造和諧管理氛圍，傳統文化“和”理念對此頗有借鑒意義。
1.樹立“和而不同”的領導理念。和，講的是和諧，指通過對兩端的調整而達到和諧，也就是通過調整“過”與“不及”，而達到“中”、達到“和”。但和諧不是無矛盾、無沖突，更不是放棄原則、放棄自我、一味茍同，所以古人說：“和則生物，同則不濟”。自然萬物各不相同，但它們和諧共處，才能生生不息，這就是“和則生物”；但如果自然界只有一個物種，那怕是最高等的人類，也將是“同則不濟”。構建和諧基層央行，領導要樹立“和而不同”的理念，求大同、存小異，海納百川，不僅要允許有不同意見，而且要鼓勵下屬提出合理的意見和建議。因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那些不斷提出合理化建議的人才是央行事業發展的動力源泉，而那些唯唯諾諾、一味茍同的人則是最值得警惕的小人。
2.強化“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構建和諧基層央行關鍵是要解決人的管理問題。因為基層央行的各項工作必須由員工來完成，只有員工心理認同、行動積極，才能履行好基層央行的各項職責。一個單位是由不同年齡、不同文化層次、不同價值觀念的個人所組成的，每個人既有不同的個人利益，也有不同的人生需求，相互之間產生這樣或那樣的矛盾，這是不可避免的。作為管理者應繼承“以人為本”的理念，把協調好人際關系、實現“和而不同”作為構建和諧基層央行的一項重要內容，注重從人性化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把科學管理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在制定政策、實施決策、組織管理的過程中要“以人為中心”，充分考慮不同層次、不同年齡的員工的利益；在規范員工行為的同時要重視員工的需求，尊重員工的個性，懂得員工的心理，營造“和悅、輕松、親切”的氛圍，盡量為下屬創造良好的心理環境，形成團結友愛、互相信任、積極進取的和諧工作關系。
3.夯實“制度管人”的管理基礎?！盁o規矩，不成方圓”。有子曾說過“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8]意思是說禮的作用就是凡事都做到恰到好處，以和為貴。但是有行不通的地方不用一定的制度去加以節制也是不行的。所以在繼承“以人為本”傳統理念的同時，要正確面對人性的負面及弱點，并從法規制度上對其予以限制。而荀子認為禮之所以必要，就在于它對人的節制、約束作用：“禮起于何也?曰：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币虼?，禮與規章制度是相輔相成的，二者是“和”的兩塊基石。對基層央行來說，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用法規制度來規范業務的運作、約束員工的日常行為是基層央行正常運轉的重要保證。構建一個和諧、高效、規范、有序運轉的基層央行，首先要制定科學實用的規章制度，其次要建立嚴密的監督機制，再次要嚴格執行嚴明的獎懲措施。只有這樣，才能使各項業務工作有章可循、規范操作，才能使各項工作的運作走上制度化、程序化和科學化軌道。
4.倡導“仁愛禮讓”的傳統美德?？鬃釉唬骸暗乐哉?，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盵9]意思是說用政法來引導、用刑罰來整治，老百姓雖不犯罪，但不會有羞恥之心；如果用道德來教育，用禮教來治理，老百姓就會人心歸服了。當前部分基層央行過分迷信“法規至上”，好像只要有了制度，一切問題似乎都會迎刃而解。誠然，加強法規建設、嚴格制度執行在基層央行的管理中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但任何制度的執行都是要靠人去完成，正如古人所云“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所以要實現和諧管理，就不能片面地依賴法規制度去管理，還要通過以德管人。要通過讀書學習、演講辯論等有效方式加強員工的中華傳統美德教育，用仁愛、誠實、寬厚、正直、禮讓這些傳統美德來熏陶員工，進一步規范員工的思想行為，增強員工的家庭、社會責任感，實現員工之間、上下級之間、部門之間的誠實互信、團結協作，使之自愿為實現建設和諧央行、效率央行、團結央行的共同理想而努力奮斗。
參考文獻：
[1][6] 《論語?子路》.
[2][8] 《論語?學而》.
[3] 《禮記?中庸》.
[4][9] 《唐律疏議》.
關鍵詞：農村 法律文化 培育
中圖分類號：D920 文獻標識碼：A
法治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方式。由于發展不均衡，農村由管理向治理的轉型相對緩慢，加上鄉土社會固有的封閉性、保守性和相對獨立性，農村社區在某種程度上仍徘徊于國家法律控制的邊緣，國家主導推進的社會主義法治在農村并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基層治理法治化仍任重而道遠。新時期的農村法治發展應以農村法律文化的培育為切入點，通過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創新現代文化，培育農民的法律意識，進而完善農村的法治機制，最終實現鄉村的良法善治。
一、法律文化是農村法治建設的基礎
農村法律文化是指生活在農村社區的農民對于歷史法律傳統和當代法律現象的認知，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情感，包括與法律精神內核緊密相連的各種文化現象，如鄉村習俗、生活習慣、倫理傳統和社會評價標準等。法律文化具有濃郁的傳統沿襲性，是鄉土農民從事各種社會交往活動的文化心理基礎，是調處基層矛盾、推進鄉村有序治理、實現農村法治的重要前提。
法律文化是農村法治發展的基礎。201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基本實現了有法可依。然而，完備的法律并不代表法治的實現，尤其是在農村，法律所預期的理想秩序與當下的農村社會秩序并不一致，干部和農民傳統觀念中的“官本位”、“權本位”思想并未去除，權力的濫用、誤用時有發生，公正文明的行政執法尚有較大的差距，農民對司法的信任和親近仍未形成，農村居民的重法守約意識仍然淡薄。究其原因，既有國家普法以及執法司法過程中釋法的不足，也有農民對倫理傳統戀戀不忘的因素?！胺杀仨毐恍叛?，否則將形同虛設”。如何才能形成農民的法律信仰？在傳統觀念影響下，農民對法律產生的是畏懼感，認為其只是的工具，而忽視了其保護人權和關注民生的一面。制度層面的建構并不能解決農民的法律信仰問題，而文化層面的理念具有潛移默化的功能。通過農村法律文化的創新，使之與現代主流法治文化相銜接，能使農民認識到法律可以為我所用。李交發先生曾說，法律文化是法治扎根的土壤，是一切法律制度和思想賴以存在、運作的條件。從這個層面來說，法律文化在某種程度上能使農民認可和接受法律，并使之在農村產生親和力，從而也有利于培養農民的法律信仰，實現農村基層治理的法治化。
二、傳統法律文化對農村法治建設的影響
重禮輕法的觀念影響到農村糾紛的依法調處。傳統法律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導，以“禮”為核心，以宗法為本位，以親情倫理為基礎，禮法相融。受禮的影響，長期以來，農村形成了典型的熟人社會，主要依靠倫理規范來調整人們的行為，深刻地影響著廣大農民的法律心理和行為，制約著人們的法律態度和對法律的認同感。
由于農村環境閉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局限在一個較小的地域范圍內，基本上形成了一個以血緣關系為基礎、親疏遠近有序的倫理關系圈，即“差序格局”。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下，由于農民感覺到依靠國家正式制度下的法律途徑解決糾紛有經濟和時間上的不劃算，更容易選擇通過家族權威或鄉村精英來調解糾紛。當政府部門執法不文明或所依據的法律與當地習俗不相符合時，農民很少去考慮法律的權威性和執法的公益性，圍觀者往往選擇“幫親不幫理”，最終導致嚴重抗法事件的發生。當農村出現山林、土地等糾紛時，由于沒有完善的登記制度，主要依靠長者的印象才能確認權屬，很容易發生偏袒，導致家族之間相互庇護甚至出現群毆的情形。盡管做證是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但是村民之間的糾紛很難取證，農民由于害怕得罪糾紛雙方的任何一方而拒絕做證或者做偽證的情況時有發生。由此可以發現，盡管法律客觀公正，卻無法沖破基于血緣聯系而存在的倫理關系圈，在法的權威與人際親情間，情重于法。
重權輕法觀念影響了農村民主法治的進程。傳統法律文化以權力為本位，盡管有法律，卻只是“以法治國”，法律工具主義思想濃厚，是典型的“人治”文化。目前一些農村的基層干部權力意識仍然明顯，借助政府的權威在農村基層耀武揚威，盡管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負有農村管理職能，但從法律角度而言，村級實行的是民主自治，基層政府不能通過簡單的“行政命令”交辦事項和干預治理。但是，實踐中，鄉鎮干部仍通過各種“手段”左右村民委員會的決策和影響村民的行為。比如說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中的行政指導往往就蛻變為行政命令，這與行政指導的非強迫性明顯不符。傳統倫理化的法律文化以嚴格的等級思想為基礎，片面強調國家、集體的秩序和利益，這種理念指導下的農村法律文化主要體現為對宗族利益的維護和以封建家長為權威的個人崇拜。盡管當前農村村干部權力來源于民主選舉，但是仍然有不少村干部受重權輕法思想的影響，搞“一言堂”，踐踏民主。比如，在農村城市化進程中對涉及村民重大利益的征地補償問題，不召開村民會議進行民主決策，而是個人拍胸脯，最終導致村民集體上訪。又比如，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搞硬性攤派，缺乏勞動力的家庭苦不堪言，名為服務，實則造成新的不穩定。
重刑輕民觀念影響了國家法律在農村的親和力。中國古代法律以刑法為核心，諸法合體，民刑不分，民法規范只表現為刑事法律中的民事責任條款。在司法實踐中，對于被告應承擔的民事責任相對輕視，而代之以刑罰制裁，過分地強調法的懲罰功能。這種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泛刑罰主義”和“工具論”， 使農民產生了對法律的畏懼與規避?，F代農村社會中，部分村民仍然保留著這種觀念，認為法只能被動地遵守，不能為我所用。由此，現代民主法治理念、市場經濟觀念和契約意識找不到載體，民法所調整的利益和權利得不到重視，公民平等的人身權、財產權被漠視，即使農民偶爾去法院打個官司也只是為了“不輸氣”或“迫不得已”。重刑輕民意識支配下的農村社會，現代法治理念難以植入，法律保護人權和關注民生的一面被忽視。對農民而言，法只是帶強制性的他律性機制，只是被束之高閣的“陳設品”，應疏而遠之。
三、培育農村法律文化的幾點思考
（一）挖掘傳統文化，培育現代法治理念
解決傳統與現代法治沖突的重要出路，不僅僅在于嫁接西方法制，還在于更新傳統的法律文化觀念，通過對傳統法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解決制度性法律文化與觀念性法律文化的沖突。梁治平先生認為：“歸根到底，法的觀念是被塑造出來的，它不能夠越出它置身其中的文化的界限”。盡管傳統法律文化產生于皇權制度之下，以人治為基本特征，以宗法倫理為價值取向，為維護階級統治服務，但傳統也不等于徹底的腐朽，其中仍然不乏合理性因素，我們必須在批判地繼承傳統法律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切合于當代農村社會實際的法律文化。由此，農村法律文化的現代化應當是對傳統的繼承、更新和超越。
傳統法律文化中的許多合理性資源已被運用到現代法律制度中。例如傳統中的“孝”即被《婚姻法》和《老年人權益保護法》等予以確認，當我們宣揚“贍養”、“扶養”、“相互忠誠”這些現代法的觀念時，即可通過傳統文化的重申來使農民得以了解?！疤烊撕弦弧庇^念在被賦予新的內涵后，轉化為了現代法律中的“和諧”理念，運用到了《環境保護法》《森林法》等相關法律中。而傳統法律文化中的道德教化制度，與許多行政法律規范中的“處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相一致。
傳統法律文化中仍有合理性資源需要挖掘。筆者以為，在當前的農村治理的現實環境下，“無訟”的觀念不應作為現代法治的不和諧因素被批判。表面上看，“無訟”是對通過國家公共權威機構裁決糾紛的一種排斥，實則蘊涵了人們對和諧人際生活的追求。“中國的立法者們主要的目標，是要使他們的人民能夠平靜地生活。他們要相互尊重，要每個公民在某個方面都依賴其他公民。因此，他們制定了最廣泛的‘禮’的規則”?？鬃釉?，“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這里，“無訟”所追求的是通過非法律手段來解決糾紛?！班l下事鄉下了”，這是“私了”觀念的源頭，與現代法治建設主張的法治化的基本治理方式相比較存在偏差，不利于定紛止爭，國家法律的權威性受到影響，不利于現代法治的推進。事實上，訴訟并不是解決糾紛的唯一手段，“無訟”理念最核心的價值也不在于抵制訴訟，而在于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無訟”所體現的是一種理想化的追求。即使我們從“無訟”的表面形式來詮釋，也應將其理解為通過調解而不是司法裁決解決普通民事糾紛，既能節約司法資源，也有利于人際和諧。
（二）扎實普法，增強農民的法律意識
連續六個五年普法教育盡管被人們指責為流于形式，但是如果沒有國家主導持續地向農村社會灌輸現代法律理念，今天的農民將對法律更為陌生。通過政府組織普法教育，在某種程度上更有利于農民樹立公民權利意識，接受現代法治文明。就當前現狀而言，應注意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在普法內容的選擇上要注意實用性。應注意選擇與農民生活和其所參與的經濟社會活動緊密相聯的內容進行宣傳。二是在普法目的的確定上要注意觀念性。普法的目的在于促使農民實現法律文化觀念的更新，在普法過程中，要把現代法治精神、民主理念、平等觀念、權利意識等灌輸給農民。正如法學家田成有所說：“我們不一定要每個農民懂得法律的具體規則、規定是什么，但一定要讓農民懂得法律賦予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是什么，權利受到侵犯后，救濟的辦法和保障在哪里，法律的權威和地位有多高。”[5]三是要重視用法技能的培訓。讓農民清楚基本的訴訟規則和勝訴的必要條件。
（三）改善執法司法過程，增進農民對法律的信任
農民法律信仰的形成源于對法律實施效果的認可，執法司法中的不公平、不公正容易使農民喪失對法律的信心，改善農村執法司法是培育農村現代法律文化的關鍵一環。一方面，權力部門要徹底擯棄“權大于法”的觀念，樹立“權源于法”的理念，嚴格按照法律授權的目的和范圍行使職權。另一方面，要加強對權利運行的監督。要破除基層干部“山高皇帝遠”的觀念，建立執法責任追究制度，對侵害農民合法權益的濫權行為要嚴肅查處，讓法律的利劍在農村高懸，讓農民切身感受到法的公平與正義。在農村執法、司法的過程中，相關人員要學會運用民間規則、傳統倫理、鄉村習俗等詮釋國家法律的精神，培養農民對國家法律的認同感，同時，要關注鄉風民俗，注意法律實施過程中適當的靈活性，使農民在看到法律權威性的同時，也感受其合理性。
參考文獻：
[1] [美]伯爾曼著.法律與宗教[M].梁治平譯.北京：三聯書店，1991.
[2] 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的和諧[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鄉賢”一詞，始于東漢，是國家對有作為的官員，或有崇高威望、為社會做出重大貢獻的社會賢達，去世后予以表彰的榮譽稱號，是對享有這一稱號者人生價值的肯定?！稘h語大詞典》中這樣解釋“鄉賢”：“鄉里中德行高尚的人?！痹诼L的中國歷史進程中，一些在鄉村社會建設、風習教化、鄉里公共事務中貢獻力量的鄉紳或鄉賢之士，也都被稱為“鄉賢”，由此而形成了鄉賢文化。
鄉賢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鄉村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植根于鄉村社會土壤，蘊含見賢思齊、崇德向善、誠信友善等優秀文化基因。它曾為中國社會的穩定、中華文明的傳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集中體現在建設鄉村、改善民生、謀利桑梓等方面的群體追求和故鄉情懷。
隨著時展，我國農村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傳統社會的架構并沒有完全坍塌，鄉村社會錯綜的人際交往方式、以血緣維系的家族和鄰里關系依然廣泛存在。改革發展進程中會出現很多難以預料的矛盾，作為農村中有聲望、有能力的長者、賢人，鄉賢在村子里地位比較高，村民比較能夠聽得進他們的意見，可以起到協調沖突、彌合社會分歧的作用，使社會改革發展進程在鄉村這一層面變得更加平順，有利于農民、農村順利融入現代化進程，分享改革開放的紅利。從這個意義上說，鄉賢就像高壓鍋的“安全閥”，可以把社會矛盾化解于無形。
面對鄉村的傳統秩序受到沖擊、傳統社會紐帶越來越松弛的情況，如何讓鄉土社會更好地粘合起來，讓社會轉型中的個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關注，讓“風箏不斷線”，讓人走得再遠也不至于“失魂落魄”、沒有認同感，鄉賢就是能起到這種作用的關鍵人物。鄉賢大都對傳統和現代有較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他們扎根本土，對我國傳統文化和鄉村情況比較熟悉；另一方面，他們具有新知識、新眼界，對現代社會價值觀念和知識技能有一定把握。
因而，現代鄉賢成了連接傳統與現代的橋梁，讓傳統與現代有了“可譯性”。鄉賢用自己的知識和人格修養成為鄉民維系情感聯絡的紐帶，用村民們能夠接受的方式來傳遞現代知識，讓現代的法律和契約精神與傳統的價值和倫理得以協調，讓村民有村落的歸屬感和社區的榮譽感，這樣的鄉賢文化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他們以身作則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
鄉賢何在
可是在城鎮化的浪潮中，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村落被遺棄空置。同時，如同清末民國時期，鄉村文化精英出于經濟等利益的考慮紛紛走出農村，定居城市。從農村走出的大學生，也很少再返回家鄉。農村優秀人才大量向城市流動，正所謂“秀才都擠進城里”，有人不禁叩問“鄉賢何在”？
近些年來，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積極倡導鄉賢文化?！豆饷魅請蟆啡ツ晖瞥觥靶锣l賢?新鄉村”系列報道，在全國各地發掘“新鄉賢”和“鄉賢文化”與新鄉村建設的新聞故事、新聞人物和新鮮經驗，給出了重要啟示。從現實情況看，新鄉賢的主體范圍更加寬泛了。
有的鄉賢扎根本土，把現代價值觀傳遞給村民。如農村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等先進典型，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里，在鄉民鄰里間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為“新鄉賢”的主體。還有一種鄉賢出去奮斗，有了成就再回饋鄉里，他們的思想觀念、知識和財富都能影響家鄉。包括鄉村干部、文人學者、退休官員、企業家、科技工作者、海外華人華僑等。他們視野開闊，資源廣泛，對于哺育自己的家鄉念念不忘。他們當年從鄉村走出，經過了社會的磨礪，成為精英。如今返回故鄉，或以自己畢生所集聚的能力奉獻家鄉建設，反哺故園。
“鄉賢文化”從某種意義來看，就是某一個地域中的優秀文化。一方鄉賢，在一方鄉土中的人文道德力量不可謂不大，由一鄉及一縣，由一縣及一省，由一省及全國，所謂聚溪成流，其影響不可忽略低估。當前新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發掘與實踐表明，鄉賢文化是可資利用的重要文化資源，對于新農村建設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當代鄉賢在農村基層建設，傳統村落文化的保護和傳承等方面，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因此，當代中國需要鄉賢文化的復興，在當今農村社會中呼喚新鄉賢。新鄉賢文化的弘揚有很強的示范引領作用，他們的嘉言懿行能夠像古代的鄉賢一樣垂范鄉里，涵育文明鄉風，并進一步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村深深扎根。
這不是傳統士文化的回歸，而是要實現社會賢達和社會體系的有機融合、現代社會治理在鄉村基層的有效落實。新農村需要的是“新鄉賢文化”，新鄉賢文化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有效推手，依法治鄉、完善現代鄉村治理。同時，對于當下鄉村穩定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健全鄉村居民利益表達機制，能夠更好地讓村民行為有法度、價值有引領、操守有規范。
新鄉賢文化的精神內核
新鄉賢文化倡導民主法治理念、開放競爭意識、包容創新氛圍、幸福平等精神等現代文明因子；從文化主體上說，新鄉賢既包括道德模范、社會賢達等，也包括以自己的專長、學識和財富建設鄉村、改善民生的優秀人物。因此，新鄉賢文化既汲取傳統鄉賢文化中的價值精華，又踐行和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對傳統鄉賢文化的批判性繼承、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優秀傳統文化在鄉村社會相契合、傳統與現代相對接的文化。
新鄉賢文化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極其珍貴的思想資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豐富的含義，“友善、誠信、敬業、愛國”這四個關鍵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個人層面的基本規范和要求。從鄉賢文化來看，它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相同的終極追求。
關鍵詞一：友善
中醫學是中國文化孕育的產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文化在古代名醫成長中起著決定性、全方位的影響。
1醫德觀: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儒家以“仁”為核心追求。仁人在縱向人際關系中，應忠孝悌良慈(分別對君王、父母、兄長、弟妹、子孫)，在橫向人際關系中要求“信”與“別”(分別對朋友與配偶)，然后在此基礎上把“仁愛”由近及遠、推己及人地施行于天下人。一個人對這些道德要求的踐履程度取決于他自身的發展程度，即“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在北宋文學家范仲淹看來，人生第一達是做良相，第二達就是當良醫，如其所言，“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金代名醫李杲在《內外傷寒辨惑論》自序中提到:范仲淹后代道教人物范尊師以盡“仁人君子濟人利物之事”，勉勵其著述醫書，而他“敬受其言，僅力疾成之”。元代名醫朱震亨年輕時師從理學家許謙，后因許謙勸其“游藝于醫”，他“乃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于醫致力焉”。古代名醫就這樣把醫學作為踐行“忠孝之心，仁慈之性”的基本途徑。
2醫學戰略思維: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老子警示人們:事情要在還未發生時先準備好，在動亂還未出現時先治理好?！饵S帝內經》把這一原則運用到醫學中，“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椎，不亦晚乎?”醫學本質在于維護健康，包括未病時的預防保健與已病時的治療康復。我國傳統醫學把前者作為根本任務。從《黃帝內經》“上工治未病”、葛洪“醫之于無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孫思邈“勿以康健便為常然，常須安不忘危，預防諸病也”、朱震亨“與其救療于有疾之后，不若攝養于無疾之先”、張景岳“知命者其謹于微而已矣”，到葉天士“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都無不一脈相承地體現著這一醫學戰略思維。
3醫學哲學方法:欲為醫者，須“學博天人”傳統醫學有著一以貫之的方法論，《莊子·養生主》將其概括為:“緣督以為經”，即遵循自然之理是獲得健康享盡天年的常法。這里的“自然”，乃無稱之言，窮極之辭，并非僅指自然界。所以，老子說，道法自然;郭象說，名教即自然。這個博大精深的自然之理，在傳統醫學中有具體展現:①良好社會狀況是醫學更好發揮的基礎。社會狀況是人們整體健康水平的決定性因素。在饑寒交迫、生靈涂炭的亂世中，再高明的醫學也會顯得無能為力?！袄嫌兴K，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世界以及“講信修睦”的人際關系(《禮記·禮運》)，是儒家在這方面的追求。孫思邈所言，“安身之本，必資于食，救疾之速，必憑于藥”，也從側面道出醫學與社會的關系。②天人合一是根本方法?！疤斓嘏c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這是《莊子·齊物論》中“天人合一”的經典表述。在醫學中，該方法論用以指導醫家系統處理生命與自然的關系。③形神合一是根本方法的深化。嵇康認為，“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表于外，猶君昏于上，國亂于下也?！痹卺t學中，醫家普遍以“和七情”、“節六欲”為保持或恢復健康的前提。由此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古代名醫對“欲為醫者”的衷心勸告，如金代名醫劉完素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三者俱明，然后可以愈人疾病。不然則如無目夜游，無足登涉……”。清代名醫陳士鐸說，“醫道大矣哉!非學博天人，……則不可以談醫?！?/p>
二、面向基層醫學生的人文教育的目標分層
1完善自身，成為基層居民感覺溫暖的人目前站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第一線的村醫在受益人群中“受尊重的程度較高或很高”。受到更為系統的醫學教育的醫學生，應繼承發揚這一優良傳統。我們顯然不可要求他們都如古代名醫那樣把自己行醫地點變成一個基層文化中心，如傅山中晚年居處松莊小村竟成了文化名人薈萃的一方寶地那樣，但起碼應努力成為基層熟人半熟人社會中讓人感覺溫暖的一員，使彼此間樂意“說一些和治病無關的家事”，從知、情、意等方面幫助醫學生完善自身，成為一個有學識、熱心并謙遜的人，是人文教育的第一層目標。
2堅守醫德，成為基層患者信任的醫者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因素也必然沖擊著村醫的行醫觀念。新醫改提出把新增衛生資源重點投向基層農村，其中包括合理提高基層醫務人員福利待遇。這是新醫改從制度上努力降低經濟因素在醫患關系中的影響力的表現。但在這方面要做得更好，便離不開醫務人員對醫德的堅守。醫患關系與一般買賣關系之間有著根本差別:前者要求無論是從健康利益還是經濟利益上都應以最有利于患者的方式進行診療，這與傳統時代把醫學理解為“濟人利物之事”相通，而后者卻允許買賣雙方自由討價還價。因此，教育醫學生在走上基層崗位后，任何時候都不應以患者作為謀取不合理利益的對象，做一個受患者信任的醫者，是人文教育的第二層目標。
3勇挑重擔，成為基層居民健康的守門人擅長于治療小病的扁鵲中兄名氣不出于村落街道，善治病于未有形之時的長兄更是只為家里人所知曉，而自認為在兄弟三人中醫術最低的扁鵲卻由于能治大病重病而“名出聞于諸侯”。這則古代故事所反映的矛盾仍具一定現實性:雖然預防保健最有利于人的健康，但對于從事這一工作的醫務人員來說，卻得不到足夠重視與認可。相關研究提出建議:村衛生室在未來發展中應變“重醫輕防”為“側重防?！?。新醫改更明確要求基層醫務人員承擔起居民健康“守門人”的職責。通過提供良好的公共衛生服務，倡導科學文明生活方式，盡可能地把基層居民擋于疾病門檻之外，是健康守門人的實質意涵。這是以人為本理念在醫學中的實現，也是對醫學本質(維護健康而非僅指去除疾病)的科學把握。這是人文教育的第三層目標。
少數民族規模性的人口流動改變了民族地區基層治理的過程和結構，對民族地區的政治生活產生了影響。經過城市現代文明的洗禮，少數民族人口的民主意識、參政意識、主人意識、權利意識等有了增強。然而，大量少數民族人口外出使得民族地區的參政主體缺失，不利于基層干部隊伍選拔與建設，還對民族地區非正式權力組織帶來沖擊。
(一)少數民族人口長期外出，無法實現有效的基層政治參與
少數民族人口的有序政治參與是實現政治權利的重要形式。民族地區的民主政治發展與少數民族人口有序政治參與的廣度、深度是分不開的，少數民族人口有序政治參與也是民族地區政治現代化的標志。所謂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是指公民在認同現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為促進國家與社會關系良性互動、為提高政府治理公共事務的能力與績效而進行的各種有秩序的活動，它包括各種利益表達、利益維護的行動。［7］然而，民族地區大部分青壯年少數民族人口長期在外務工經商，其工作生活重心在流入地的城市，致使其在家鄉的基層民主政治活動中缺席，使得民族地區基層民主政治的參與主體缺失。因為長期外出，大部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民族地區難以享受到民利，較少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及民主監督等公民基本權利，這對民族地區民主政治建設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一般來說，青年的政治意識正在漸進成熟階段，他們能夠接受新東西、新觀念，但是往往政治責任感不牢固，參與政治活動的興趣不高。尤其是一些長期外出打工的年輕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返回民族地區后，對于民族地區公共事務的興趣不大。調查發現，哈尼族村寨的年輕人即便偶爾回來，時間較短，對村寨公共事務并不關心。［8］當然，他們即便是在流入的城市中也無法享有應有的政治權利，而在流出地又無法真正享有政治權利，成為民主政治權利享有的“盲區人群”，陷入到真正的權利貧困境地。民族地區留守的弱勢群體對政治活動的熱情也不高，“當前民族地區由于大量年輕人外出，而留下的人很多缺乏社區認同感，不愿參加社區活動?！保?］(P176)留守人群不愿意參加社區政治活動，而流動人口無法參與，民族地區的基層政治活動難免流于形式。
(二)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對民族地區基層干部隊伍建設產生了一定影響
在民族地區鄉村中，黨支部、村委會等正式權力組織中的干部是國家政權在民族地區的代言人、決策者，不僅代表著國家在基層社會中的形象，還影響著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生活。把一些有能力的少數民族精英選拔到基層政權中，對貫徹執行國家政策、帶動百姓富裕、推動民族地區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青壯年因為文化程度較高和外出務工的經歷，民主意識和政治認知等高于其他年齡層的人們，具有更高的政治素質。有研究者發現，西北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程度高的青年少數民族人口，對政治符號的認知水平明顯高于老年人，其中男性又比女性高出13%左右。［9］(P107)但這個相對精英階層的人口卻大規模流出，而留守在民族地區的人口大多整體素質較低，致使難以選出較高水平的基層干部，影響到民族地區基層干部隊伍的精英化與能人化。此外，早期流動的一部分少數民族人口中，有一些就是民族地區農村基層干部，他們多為思想活躍、思路清晰且有一定知識的農村精英。他們的外流導致民族地區農村基層干部隊伍不穩定，再加上稍有能力者多在外打工且不愿擔任村干部，使得農村干部后繼乏人，極大地削弱了民族地區農村基層干部力量，使得基層政權運營處于胡亂維持狀態。雖然某些少數民族精英的回歸為民族地區基層干部隊伍建設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促進了民族地區民主政治的發展。但是，少數民族人口流出的規?；?、精英化程度遠遠高于回歸的數量，這使得民族地區基層干部選拔范圍變得狹窄。部分少數民族人口因為外出不僅取得較豐厚的經濟收入，擁有較廣的人際關系網絡，而且對國家法律法規政策等了解加深，政治素養得到較大的提升。但是，他們參與基層政治活動的愿望并不強烈，只愿意成為經濟好手，而不愿意參加到基層政治中。已有經驗研究顯示，廣西仫佬族流動人口中的農村精英絕大多數忙于商業活動與生意，對參加競選村干部沒有什么興趣。［1］(P112)這不利于民族地區基層政治的發展。
(三)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導致民族地區非正式權力組織功能弱化
大部分民族地區的基層權力格局中，呈現出正式權力組織與非正式權力組織并存的形態。基層的正式權力組織如黨支部和村委會代表的是國家基層政權，非正式權力組織如鄉老集團、宗教組織等代表的是宗族、宗教的權力等。傳統上，非正式權力組織中的鄉老享有民間承認的權威地位，宗教組織掌握著民族地區宗教的話語權。然而，少數民族人口流入城市中，自身思想觀念等都產生了變化，打破了民族地區傳統、同質的社會狀態，促使民族地區社會權力結構功能的變遷，民間權威逐漸由傳統老人型向經濟精英型讓渡。鄉老對于社區公共事務決策及協調的功能開始弱化，部分民族地區的宗教組織也開始萎縮、衰落，正式權力組織在民族地區公共事務中的作用逐漸突顯，民族地區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由禮治型向法治型過渡。例如，在新坪藏族地區，人們對于民間糾紛的調解上，傳統社會主要依靠鄉老們調解。現在則不同于過去全部依靠鄉老的調解，出現了尋求基層正式權力組織解決的情形。34.3%的人找村干部解決，23.9%的人找傳統權威即鄉老解決，41.8%的人私下解決。［2］(P237)同時大量人口外流使得民族地區的一些宗教組織出現傳承危機，宗教組織的聲望逐漸下降，難以發揮其原有的功能。比如，新坪藏區非正式權力組織包括宗教組織“苯苯”階層、“吉巴”、“牌子”和鄉老集團?！氨奖健背尸F衰落趨勢，年輕的“苯苯”開始外出打工，“吉巴”、“牌子”組織趨于癱瘓，原有的一些功能現在逐漸無法發揮。［2］(P235)由于民族地區的大部分非正式權力組織在少數民族人口的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協調矛盾、間接影響社區事務決策等作用，是維系民族地區傳統文化的重要力量。民間非正式權力組織的弱化對于民族地區傳統社會的正常運行、社會力量的整合、基層事務的開展以及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保存是非常不利的現象。
二、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對民族地區文化傳承的負效應
過去，民族地區因地理環境封閉、交通閉塞、人口流動較少等原因，文化的變遷與傳播等較為緩慢，文化傳統、、儀式實踐等有著較強的穩定性與較高的權威性。隨著人口流動規模增大，民族地區信息流通更快速、更加開放，原來的禮儀規范、儀式實踐、風俗習慣等受到外界的沖擊而發生改變。我們知道，文化傳播是促進文化變革和創新的活性機制。回歸民族地區的流動少數民族是外來文化傳播的載體和文化發展的推動力。他們把城市的現代文明、先進的經營理念和現代化的文化帶到民族地區，當地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傳統觀念受此影響發生變化，促進本元文化的生成和發展，從而使民族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10］頻繁的人口流動造成民族地區傳統民族文化的傳承主體群體萎縮?！皩τ谄湓瓕偃后w來說最顯著的變化就是主體流失，群體萎縮，表現在文化的后果上，就是原屬群體的社會文化傳承主體逐步減少，文化的承繼問題凸現。”［11］在外來文化的強烈沖擊下，民族地區的傳統文化正逐漸失去市場，其傳承遭遇危機。
(一)民族語言使用空間日益萎縮，甚至有消失的危險
受少數民族人口流動的影響，作為民族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民族語言，其使用的場所逐漸在減少，比如，“朝鮮族人口流動引致的朝鮮族居住形式和各地區人口比重的變化，將朝鮮族傳統文化特別是對朝鮮族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方面產生深刻而深遠的影響。”［12］民族地區的很多年輕人多不會說民族語言，致使某些民族語言有消失的危險。有研究者以朝鮮族為例指出，“由于朝鮮族遷往城市的速度加快，民族語言環境正在逐漸消弱，朝鮮族后代正在面臨喪失民族語言的趨勢?！保?3］其他民族地區存在類似的情形。比如，在湖北苗族地區，人口的大量流動削弱了教育的民族文化傳承功能，一些孩子隨父母流動到流入地漢族學校讀書，一開始就處在與民族語言文化完全隔離的狀態之下。即使留守兒童，其父母也要求他們說漢語，學好普通話，并且囑咐長輩不要跟孩子說土語(即民族語言)，認為土話跟不上形勢，教娃娃講土話，長大后吃不開，與外面交流不方便。［14］因為流動，年輕人體會到民族語言的不便以及普通話的好處，感到民族語言的消失是必然的;而老年人雖然擔心民族語言失傳但為了孩子們的長遠發展而沒有辦法教授民族語言。顯然，人口流動的因素導致民族語言失去了傳承的場域與主體，跟隨父母在外流動的孩子沒有機會學習民族語言，而在家鄉的留守兒童同樣則不讓學習民族語言。
(二)民族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主體出現流失與斷層
隨著民族地區人口流出加劇，民族傳統文化承繼主體大量流失。對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言，無論是口頭傳統還是儀式實踐等都存在文化傳承斷層問題?？陬^傳統的傳承主體逐漸缺失?？陬^傳統是民族集體記憶及身份認同的重要媒介。調查發現，哈尼族古老的火塘邊唱哈巴被現代流行歌曲代替，一些古老的民族神話傳說、史詩歌謠等出現無人繼承的情況。村寨核心文化人物和傳統文化代表莫批離開村寨外出打工，致使村寨的儀式無法進行。巫師年齡普遍偏大，而青年人則對古老的儀式興趣不大，哈尼族的口頭文化遺產青黃不接無法傳承，有失傳甚至消失的可能。［15］其他民族地區的很多口頭傳統文化亦面臨著消失的危險，較少有年輕人愿意花費時間學習類似東西。傳統儀式實踐及生活實踐的主體面臨流失。各類實踐活動都需要人操作實行，由于民族地區外出務工的人口增多，傳統生活實踐傳承主體相應減少，出現后繼乏人的情況。例如，坡芽村外出打工的年輕人走出了壯族文化所包圍的傳統社會，融入了一個更為廣闊的文化氛圍。大多數人已經不再會唱壯族民歌、不再穿本民族的服飾、不再做鞋墊送情人、不再會織布……［16］(P136)同樣朝鮮族的人口外流，也使一些傳統的民族體育實踐開始衰落。例如，朝鮮族傳統體育項目秋千和跳板，過去很受群眾喜愛，一般朝鮮族集居的地方都有秋千架子。隨著秋千和跳板運動逐步消失，盡管國家每4年舉辦一次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把秋千納入競技項目，但是現在要練秋千的人越來越少。［17］這表明民族地區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實踐的載體變少，民族傳統文化失去傳承主體進而越發沒有市場。民族地區傳統的勞作實踐隨著人口的大量流出而面臨發展困境。比如，紅河哈尼梯田2013年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大量哈尼族人口外流使哈尼梯田面臨發展危機，甚至出現無人耕作而廢棄的情況。作為梯田耕作主力的哈尼族青年成為了打工仔，精壯勞動力的流失使得哈尼梯田逐漸荒棄。哈尼族青年一代遺忘了祖先傳承下來的很多傳統技藝如手工藝技能、稻作技能，農業遺產有滅絕的危險。［15］在其他民族地區，民族傳統實踐活動同樣遇到傳承無力的情形，甚至其文化內涵因為外在環境的變化而發生了功利化的改變，民族地區的傳統價值觀與受到了沖擊，“就連原本非常神圣的一些原始宗教儀式，現在也成為了一種為獲得經濟利益而進行的表演行為，而使其內隱文化的觀念內涵失去了依附的基礎?！保?8］
(三)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攜帶的外界文化沖擊了民族傳統文化
基于少數民族人口外流與回歸而帶來的外界文化對民族地區傳統文化形成了巨大的沖擊。美國著名人類學家萊斯利•懷特認為，“文化是一條交互作用的要素所組成的河流，某一特性對其他特性有作用，它們反過來又對這一特性有反作用。某些要素已陳舊過時并被淘汰;新的要素又補充進去，新的排列、組合和綜合持續不斷得以形成。”［19］(P373－374)人口流動使得民族地區傳統民族文化發生變遷，民族文化因子不斷被創造也在不斷流失，一些傳統習俗開始消失。外在物質文化受到的影響最明顯。民族服飾穿著的時間日漸減少，很多人改穿流行服飾，只有在重要節日、婚喪嫁娶時才穿民族特色服飾。民族地區飲食文化發生較大變化。食材、食物中多了流入地的飲食習俗，少了民族特色。外來文化的沖擊打破了原本的飲食結構。比如，藏族地區的傳統食物所占比例已大大減少，糌粑、酥油茶等已從餐桌淡出，主食變為了大米和面食;飲料種類增加了諸如可樂、碳酸汽水等;開始經常吃各類時令蔬菜等。一些少數民族傳統餐具逐漸被日常餐具取代。民族文化空間也發生了變遷。民族地區人們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及審美取向等受人口流動而有所改變，使得傳統文化空間正在不斷地縮小甚至消失，其中住宅建筑空間變遷較為明顯。房屋的形制與結構發生了變化，傳統吊腳樓與干欄式建筑被現代瓦房與樓房取代，比如，近十年來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小王村建房者不再建“土筑瓦蓋”的干欄式建筑或土家吊腳樓，而是修建小洋樓。32戶人家中，有16戶修建了小洋房或者平房，土家吊腳樓淡出了小王村村民的生活。［5］這與人口流動所接觸的高層建筑審美文化有關。房屋的內部設計、裝修等不再按照民族傳統的房間格局布置，導致一些民族特色建筑空間不斷消失。比如，火塘被看作一個小型的家庭公共空間，一家人圍坐在火塘旁吃飯、烤火或者聊天等，還舉行一些民族特色活動，如哈尼族在火塘邊唱哈巴，彝族祭祀火塘等?，F在民族地區的新式住宅中較少修建傳統火塘，圍繞火塘所展開的活動也相應減少。像仫佬族聚居的鳳梧村地區，新式樓房中不再設有火塘，火塘逐漸消失。［1］(P140)一些曾經發揮特殊功能的傳統房屋正在消失。例如，坡芽村中的新建房屋中不再修建女兒房。在傳統的壯族社區，每家每戶在大門外的左右兩邊建蓋有側房即女兒房，是專門給成年的女兒夜晚對歌、談戀愛準備的。由于人口流動數量的上升，壯族人戀愛方式也相應發生變化，因為夜晚對歌、談戀愛的習俗漸漸消失，女兒房慢慢失去原有的功能意義。［16］(P136)民族地區具有特定文化特色的古建筑民居正在逐漸被現代建筑取代，失去了以往的民族風情。民族地區的公共建筑空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作為民族地區村落公共活動的祠堂與作為民族信仰中心的廟宇等，在人口外流的影響下，呈現出兩個極端的發展情形:要么是由于人口外流過多，人們把重心放在務工經商與個人家庭上，對公共祠堂與宗教場所少人問津，導致這些作為公共活動空間的場所逐漸敗落;要么是很多人在城市里獲得了財富，復興傳統民族文化的意識覺醒，進而組織起來把公共祠堂與宗教場所按照現代審美標準修建得富麗堂皇，而失去了其作為民族傳統建筑的符號意義與文化內涵。
三、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對民族地區社會穩定的負效應
隨著少數民族人口的外流及其回歸，民族地區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局部地區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與貧富分化趨勢，社會分層現象日漸顯現。傳統意義上的婚姻變得不穩定，夫妻關系受到沖擊。民族地區出現了一些新的社會問題，比如留守婦女問題、留守兒童問題、老年人問題以及、盜竊搶劫財物等違法犯罪問題，民族地區社會穩定面臨一定的壓力。
(一)通婚圈擴大導致民族地區出現“娶妻難”問題
受人口流動的影響，民族地區通婚圈不斷擴大，跨地域婚姻增多，比如，在廣西壯族地區那善屯，屯內婚、村內婚、鄉內婚減少，跨鄉婚、跨縣婚、跨省婚增加，通婚圈逐漸擴大。［20］民族地區外嫁其他省市的女性人數上升。比如，在土家族聚居區，“出現了遠嫁遠娶現象，各村都有數對遠距離異族通婚者，他們涉及云南、貴州、重慶、湖北、安徽、浙江、河南、湖南等省市?！保?4］通婚圈的擴大還表現在族際通婚數量的上升。比如，廣西仫佬族鳳梧村，目前村內仫佬族人與壯族通婚的有32對，與漢族通婚的有18對。［1］(P120)由于民族地區婚嫁年齡的男女性別比相差不大，再加上外嫁女性的數量增加，一些未婚男性青年被排除在傳統通婚圈外，有些地方出現“娶妻難”甚至“光棍村”。一些人在本地找不到媳婦轉而迎娶外地媳婦或者入贅外地家庭等;或者在同一年齡組內找不到轉而到下一年齡組尋找對象，出現“婚姻擠壓”問題。比如，新坪藏族地區的通婚圈擴展后，但是女子外嫁的現象日益突出，漢族女子內嫁的比例并沒有增加，反而外出入贅男子的比例上升，這就意味著，通婚圈的擴展在事實上只是加大了新坪藏族女子的通婚范圍，對男子而言，通婚圈的擴展又造成了他們自身通婚范圍的萎縮。［2］(P137)朝鮮族地區同樣存在類似的情形。未婚女青年大量外流，農村男青年“娶妻難”問題有所突出……某些男性青年因找不到對象而對社會產生怨憤情緒，影響了地方社會穩定。［21］顯然，女性的大量外流，導致農村未婚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在很多農村看不到未婚女性，致使很多適齡男性找不到結婚對象，出現了“光棍村”現象。［22］民族地區找不到對象的男性青年對于當地社會而言是一個潛在的“問題群體”，不利于當地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對于那些有著民族通婚禁忌的少數民族而言，他們習慣在本民族內通婚，若是在本民族內找不到對象，一些人將會到外民族如漢族中尋找對象，最終會導致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延續出現問題。此外，受人口流動的影響，民族地區的婚俗逐漸朝著簡化和城市的方向變遷，這不利于民族傳統婚俗文化的傳承與保存。
(二)人口流動導致民族地區家庭穩定受到影響
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影響到民族地區的家庭關系穩定，部分家庭夫妻之間的關系日趨緊張，最終婚姻破裂，家庭解體。比如，“在朝鮮族流動人員家庭中，因客居異地條件差、經營上的矛盾、借貸問題、經營失敗而破產等多種原因，出現一些家庭不和甚至離異的現象?！保?2］至于離婚的原因則是與女性外出、長期分居、感情破裂等有關?！伴L期的夫妻分離導致了離婚率的急速上升，直接影響和動搖家庭的根基，嚴重影響延邊地區社會的穩定發展。”［22］當然也與男女差距拉大有關。夫妻中一方外出打工后，外出務工的丈夫進城見了世面，獲得更大的現代性，而留守的妻子則沒有改變任何情況，導致丈夫往往看不上家鄉的妻子導致離婚。
(三)基于人口流動帶來的某些新社會問題影響民族地區的社會穩定
【關鍵詞】高職學生;社會實踐;鄉村文化振興
文化振興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根”和“魂”，它不但為鄉村振興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柱，而且為鄉村振興始終沿著持續健康的發展道路定位導航。沒有鄉村的文化振興，難以實現鄉村振興的偉大使命。作為與地方經濟發展最緊密聯系的高職院校具有服務鄉村振興的優勢，高職院校每年暑假都要組織數量龐大的學生開展“三下鄉”志愿者服務社會實踐活動，其中送文化下鄉是“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重要內容之一，因此高職院校要充分發動學生參與“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積極探索繁榮鄉村文化的各種途徑，助推鄉村文化振興。
一、鄉村文化振興的內涵
關于鄉村文化振興，學術界對此進行多方面的探討，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觀點。如范建華、秦會朵從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角度出發提出鄉村文化振興是在繼承原有優秀鄉土文化基礎上，與當今社會所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有機融合，形成為世界文化多樣性發展作出貢獻的具有中國特色鄉土的文化。李軍明、向軾認為鄉村文化振興是對原有鄉村文化進行重新整合構建成符合當今時代要求的新型鄉村文化。孫喜紅、賈樂耀、陸衛明從新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角度出發提出鄉村文化振興是滿足農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需要和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現實需求。沙垚、王昊從主體、空間、時間、實踐的四維框架出發認為鄉村文化振興是以農民為主體的文化、能夠激發鄉村內生動力的文化、能重新鉤連歷史和當代的文化、也能超越職業化的文化實踐。從上述所列的內涵可以看出，學術界對于鄉村文化振興內涵的表述雖然不同，但是他們所表述的都體現了共性的東西對原有文化的重新構建。綜上觀點，筆者認為鄉村文化振興是對原有傳統鄉土文化的重新構建，在重構的過程中通過剔除其不合時宜的傳統鄉土文化因子，順應時展潮流，融合現代優秀文化因子，從而把鄉村文化打造成具有獨特韻味的與時代潮流相適應的優秀鄉土文化，從而使傳統的鄉土文化得以振興。
二、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意義
(一)鄉村文化振興是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價值引領。鄉村振興包括產業、人才、文化、組織、生態五方面統一協調發展的全面振興，其中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靈魂，在鄉村振興中起價值引領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通過挖掘鄉土文化資源形成鄉村文化產業拉動鄉村產業振興。我國在幾千年的農業耕作實踐中，形成了許多各有特色的鄉土文化，這種經過長期改造、傳承和發展積淀而成的文化資源形成鄉村文化產業，以此拉動鄉村產業振興。二是通過挖掘鄉土文化中蘊含的“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等生態理念，幫助農民樹立正確的生態意識，優化鄉村生態環境促進鄉村生態振興。三是通過挖掘傳統鄉村社會中長期形成的治理智慧，如鄉規民約、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規范和準則、淳樸民風等促進鄉村組織振興。四是通過挖掘古代商人長期在外闖蕩過程中形成的“注重誠信”、“敢于打拼”、“勤儉致富”等的優良品質激發農民創業活力促進社會振興。(二)鄉村文化振興是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要求?？倳洀娬{:“我國農耕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1］我國優秀傳統文化是在幾千年漫長的農耕社會所積淀的農耕文化基礎上孕育出來的，傳統的農耕文化是整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和源泉，是中華文明流傳至今生生不息的靈魂，傳統的農耕文明在凝聚鄉村人心、教化群眾、淳化民風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代表傳統文化傳承的農耕文明不斷受城市文化的沖擊，廣大鄉村地區田園牧歌式的鄉村生活不復存在，淳樸、敦厚的民風逐漸衰落，這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不但造成了一定的沖擊，而且導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在鄉村的逐漸流失。因此推動鄉村文化振興，是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要求。(三)鄉村文化振興是滿足農民對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內在要求。總書記強調指出:“人類社會與動物界的最大區別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時時刻刻都存在?！保?］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我國鄉村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農民對物質需求基本得到滿足，隨著農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期盼有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古人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但從總體上看，當前我國鄉村文化建設步伐滯后，跟不上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難以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推動鄉村文化振興，改變落后的農村文化面貌，是廣大農民的迫切期盼和需求。
三、高職學生社會實踐助推鄉村文化振興的途徑
(一)助推鄉村思想道德建設，提升鄉村文明水平。思想道德建設在鄉村文化振興進程中起著引領和指導作用。因此，鄉村文化振興首先要大力推進村民思想道德建設，切實提高廣大村民和黨員干部的思想道德水平。高職學生可以利用集中與分散相結合的社會實踐活動，借助于高職院校思想道德教育優勢，積極參加到鄉村思想道德的建設中去。一方面，高職學生可以通過掛職鍛煉等方式與深入各鄉鎮黨支部，并與之結對共建，還可邀請本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為他們作新時代黨的最新方針政策的專題報告，提高村民特別是黨員干部的政治站位和政治理論素養。另一方面，高職學生通過參與舉辦一系列群眾性文化活動，幫助廣大鄉村群眾樹立正解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明辨是非，在傳承優秀地方文化的基礎上去其陳觀陋習，全面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緊跟時代步伐，真正做到“聽黨話，跟黨走”。(二)助推拓展鄉村文化資源，推動鄉村文化可持續發展。近年來，國家十分重視鄉村基層文化機構的建設與發展，這給鄉村文化帶來了新的活力，為鄉村文化建設開啟新征程，但還存在著文化資源缺乏、文化內容單一、文化建設可持續性不強的問題。高職學生社會實踐的加入，可以拓展鄉村文化資源，推動鄉村文化可持續發展發揮積極作用。一是高職學生可以充分利用學校豐富的文化資源，給予鄉村文化建設的直接的幫助。二是高職學生通過開展以鄉村文化振興為主題的社會實踐調研活動，深入農村并協同鄉村文化人員共同挖掘當地歷史文化資源，豐富鄉村文化內涵，增厚地方文化底蘊，增強地方文化自信。三是高職學生可以利用自身技術優勢，幫助鄉村建立電子圖書館，集合網上文化資源，這不但實現高職院校與鄉村基層文化機構可共享圖書資源，而且還能引領村民健康學習，拓展網絡文化資源。四是高職學生利用自身社會活動面廣和活動能力強的優勢，向社會各界宣講鄉村文化建設的重大意義，動員社會各方力量向鄉村文化機構捐贈、捐購其所需要的書刊資料，聯系城市各類文化組織給鄉村基層文化機構傳經送寶，不斷為鄉村文化振興注入新活力。(三)助推開展鄉村文化活動，提升鄉村文化品位。鄉村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通過開展一系列的鄉村文化活動進行，因此鄉村文化活動是鄉村文化發揮作用的主渠道、主陣地，對于提高鄉村群眾文化品位具有重要意義。高職學生社會實踐助力鄉村文化活動具有天然優勢。一是高職學生既可以為鄉村文化活動出謀劃策，也可以出人出力，協助鄉村開展各類文化活動，具有朝氣活力高職學生的參與不但為這些活動增光添彩，而且大大增強活動效果。二是高職學生發揮高職院校自身文化優勢，在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中，獨立為村民舉辦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宣傳活動。三是提升鄉村文化活動品位，促進鄉村文化活動繁榮發展，從“送文化下鄉”到“種文化下鄉”，發揮高職學生較高的文化活動能力，通過言傳身教，幫助鄉村黨員干部和群眾提升組織和參與鄉村文化活動的能力。(四)助推創建鄉村特色文化，培樹鄉村文化品牌。鄉村特色文化，既是鄉村文化品牌的源泉，也是鄉村文化中的精華，更是鄉村文化的生命力所在，挖掘和創建鄉村特色文化，是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高職學生可以借助本校具有文化研究資料和自身人才的優勢，在開展社會實踐時，協同鄉村文化干部和當地有較高文化修養的行家里手，從歷史、地方、經濟、人文、區位等方面入手，挖掘或策劃鄉村文化品牌，尋找可以打響鄉村文化品牌的路徑和內容。具體可以通過查閱當地鄉村文化的歷史文獻資料，通過文獻資料疏理并挖掘當地鄉村文化的特色和亮點，著力打造鄉村特色文化名片。也可以通過實地調研和走訪相關人物，深入了解鄉村特色文化傳承，形成相應的調研報告，為創建鄉村特色文化提出合理化建議。同時加強宣傳推廣，實現鄉村特色文化與文化旅游、文化產品相結合，打造響亮的鄉村特色文化品牌。
四、結語
綜上所述，高職學生社會實踐參與鄉村文化建設，助力鄉村文化振興，前景廣闊。為了進一步地發揮高職學生社會實踐在鄉村文化振興中的作用，還需要高校、地方政府與鄉村的通力合作，進行無縫對接，資源共享，并在實踐中進一步探索和創新。
【參考文獻】
［1］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促進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N］．人民日報，2018－9－23(1)
［2］．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4
［3］宋小霞，王婷婷．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根”與“魂”［J］．山東社會科學，2019，4:176～181
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進一步深入學習貫徹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推動文藝創作從“高原”邁向“高峰”。以中國精神為靈魂，以中國夢為時代主題，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脈，以創新為動力，以創作生產優秀作品為中心環節，科學編制專項創作規劃，推出更多無愧于民族、無愧于時代的文藝精品，凝聚共識、匯聚力量。
完善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以政府為主導，推動政府、市場、社會協同參與，構建多層次、多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體系。以補齊短板、兜好底線為重點，促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引導文化資源向城鄉基層傾斜，填平補齊貧困地區公共文化設施和資源，普遍建立村級文化中心，實現貧困地區縣縣有流動文化車。創新公共文化服務方式，通過政府購買、社會資助、項目運營等形式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專業化發展，提升服務效能。建立群眾評價和反饋機制，促進公共文化供需有效對接。
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構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系，實現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加強文物保護，繼續推進一系列重大文物保護工程。提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水平，傳承發展傳統戲曲，振興傳統工藝。推動民族民間文化典藏與傳播，實施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加強優秀傳統文化普及推廣，將傳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融入國民教育、民間傳承、禮儀規范、文藝創作等各個方面，賦予新意、創新形式，促進優秀傳統文化融入現代生活。
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通過重點行業帶動和有力政策推動，促進文化產業優化結構布局、增強創新能力、提高質量效益，培育新的增長點、增長極、增長帶。培育骨干文化企業和創意文化產業。改造提升演藝、會展、工藝美術等傳統產業，加快發展動漫、游戲、數字娛樂、在線視聽等新型文化業態。促進文化與科技雙向深度融合，發展“互聯網+文化產業”。營造良好文化消費環境，培育城鄉居民文化消費習慣，增加文化產品有效供給，引導和擴大文化消費。
完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進一步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加快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誠信守法、監管有力的文化市場體系，促進文化資源在全國范圍內合理流動，打造綜合性、專項性、區域性文化產品和服務交易平臺。完善文化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健全以內容監管為重點、以信用監管為核心、覆蓋事前事中事后全過程的監管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