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09 08:25:27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新古典金融學，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論文摘要:本文在對行為金融學的發展歷史和理論體系介紹的基礎上,探討了深度心理學在行為金融學領域應用的方法,也就是利用深度心理學的方法提高投資者投資能力。
經濟學和心理學兩個在發展過程中有著割不斷關系的學科,在現在越來越表現出了相互融合的趨勢。金融學作為經濟的皇冠,在這場變革中當然也是產生出了行為金融學這一巨大的成果,集中體現就是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始終堅持自己是心理學家的kahneman。但是在現在的行為金融學中,主要的心理學理論還是認知學派的,而且多是以經濟學的方式來利用心理學的理論。本文就是在于探討用除認知心理學以外的心理學理論和方法在改善投資者投資能力可能性,尤其是利用深度心理學的方法。
一、行為金融學的發展來源
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出版標志著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獨立,此時經濟學被定義為對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科學。到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那里,他說::“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提到的兩個基本假設之一的:人們充分利用所有可以獲得的信息做決策,這一假設就足見對人的重視。為以后經濟學在在對人的討論方面奠定了基礎,雖然這里的人是完全理性的人。
1947年herbert simon考慮到人的心理因素在經濟行為中的作用,提出“有限理性”理論。“有限理性”是對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絕對理性”的否定,經濟學對人的認識開始考慮現實的人的實際情況。
到了20 世紀70 年代, 心理學家kahneman 和tversky基于認知心理學的理論, 在“有限理性”假設的基礎上, 更進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 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現實人”假定。他們的《不確定狀態下的判斷:啟發式法則和偏差》和《前景理論:風險狀態下的決策分析》兩篇文章中側重于研究人們在風險下進行判斷和決策的過程,提出了決策心理學的重要理論:“前景理論”。kahneman也因為在此方面的突出貢獻獲得了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該理論對行為金融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它的提出標志著行為金融學的真正興起。
二、行為金融學的研究體系
行為金融學(behavioral finance)是一門介于心理學和經濟學之間的邊緣學科,就是以決策心理學的理論和研究為基礎,探討投資者的真實投資決策過程中的行為規律及心理機制,試圖去解釋在決策過程中,情緒和認知過程是如何對投資者的具體投資活動產生作用的。行為金融學將金融學、心理學、行為科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融合在一起,來研究投資者實際決策行為對金融市場的運行和金融產品的定價的影響。
hersh shefrin認為行為金融學的研究主題分為三部分:直覺驅動偏差、框架依賴和無效市場。啟直覺驅動偏差主要是指投資者在形成認知和做決策時存在著一些經驗規則及與此相聯系的系統性偏誤, 從而導致個人在金融市場上表現出一系列的偏差。框架依賴是指個人因為情景和問題的陳述與表達不同會有不同的選擇。無效市場是指在直覺驅動偏差和框架依賴的作用下導致價格偏離基本面價值。
在這三個主題中,要追究根本無疑前兩個是主要討論的對象,不只是因為無效市場是由他們產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前兩個方面都是關于人的行為偏差的描述。在此試圖用深度心理學的觀點來解釋這些行為的原因,已達到利用深度心理學的方法來幫助投資者提高投資能力的目的。
在直覺驅動偏差中,hersh shefrin主要指出了下面的一些影響人正確抉擇的經驗規則:典型性、過度自信、錨定、模糊性規避。在框架依賴中主要指出了:損失厭惡、協調決策、享樂式編輯、認知與情緒方面、自我控制、后悔、貨幣幻覺。
三、深度心理學在行為金融學中的應用方式
從以上對現在行為金融研究的陳述,發現在行為金融學還是主要在研究一些“金融怪象”,這些現象是用經典的金融理論所解釋不了的,而且用的方法基本就是由心理學借鑒過來的實驗法,在此基礎上利用認知心理學的理論作基礎來幫助解釋。也就是說,在現有的行為金融學里還是在用基于統計學的研究來解釋人的行為動機。那樣對個人投資者來說,他們即便了解了這些現象但對自己的實際幫助在那呢?因為這些現象的根源很深,我們在實際的投資過程中尼要認識自己的這些錯誤都很難,你說要完全改過那就是更加的難上加難了。所以說需要用另外的眼光,用一種更加長遠的方式來認識這些問題,從而尋找方法來逐漸幫助個人投資者來提高其投資能力
在kahneman的理論體系里,他提出了一種將人的認知過程區分為“直覺”和“推理”,并對二者做出了詳細的區分。通過這個行為金融學里重要的理論——前景理論的前提,會發現直覺是很多很多錯誤的根源。這也就自然的想到了榮格關于人的意識功能的劃分:感覺、思維、情感和直覺。在榮格這里,直覺是“直覺這種功能使你看見實際上看不見的東西,這是你自己在事實上做不到的。但直覺能為你做到,你也信任它”;“在你必須處理陌生情況而又無既定的價值標準或現成的觀念可遵循的時候,你就會依賴直覺這種功能。”和“但你處于一種直覺的狀態,你通常不再注意細節。”,可以看出這和kahneman給直覺的功能是一樣的。
在榮格看來直覺更多的事無意識的表現,它可以無處不在的通過域下過程來影響你。這就是問題的所在那就是要改變直覺,就需要深入我人類的無意識當中來認識它和改變它。也就是說,最深刻的變化應該是從無意識的工作進行起。在這種情況下,榮格學派代表的深度心理學就是要針對人類的無意識來進行工作的。那深度心理學在行為金融學領域,也就是在幫助個人改善投資能力是最徹底和最好的。
參考文獻
[1]【美】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第十七版).北京: 人民郵電出版社,2006
論文摘要:本文在對行為金融學的發展歷史和理論體系介紹的基礎上，探討了深度心理學在行為金融學領域應用的方法，也就是利用深度心理學的方法提高投資者投資能力。
經濟學和心理學兩個在發展過程中有著割不斷關系的學科，在現在越來越表現出了相互融合的趨勢。金融學作為經濟的皇冠，在這場變革中當然也是產生出了行為金融學這一巨大的成果，集中體現就是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始終堅持自己是心理學家的Kahneman。但是在現在的行為金融學中，主要的心理學理論還是認知學派的，而且多是以經濟學的方式來利用心理學的理論。本文就是在于探討用除認知心理學以外的心理學理論和方法在改善投資者投資能力可能性，尤其是利用深度心理學的方法。
一、行為金融學的發展來源
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出版標志著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獨立，此時經濟學被定義為對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科學。到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那里，他說::“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提到的兩個基本假設之一的:人們充分利用所有可以獲得的信息做決策，這一假設就足見對人的重視。為以后經濟學在在對人的討論方面奠定了基礎，雖然這里的人是完全理性的人。
1947年Herbert Simon考慮到人的心理因素在經濟行為中的作用，提出“有限理性”理論。“有限理性”是對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絕對理性”的否定，經濟學對人的認識開始考慮現實的人的實際情況。
到了20 世紀70 年代， 心理學家Kahneman 和Tversky基于認知心理學的理論， 在“有限理性”假設的基礎上， 更進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 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現實人”假定。他們的《不確定狀態下的判斷:啟發式法則和偏差》和《前景理論:風險狀態下的決策分析》兩篇文章中側重于研究人們在風險下進行判斷和決策的過程，提出了決策心理學的重要理論:“前景理論”。Kahneman也因為在此方面的突出貢獻獲得了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該理論對行為金融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它的提出標志著行為金融學的真正興起。
二、行為金融學的研究體系
行為金融學(Behavioral Finance)是一門介于心理學和經濟學之間的邊緣學科，就是以決策心理學的理論和研究為基礎，探討投資者的真實投資決策過程中的行為規律及心理機制，試圖去解釋在決策過程中，情緒和認知過程是如何對投資者的具體投資活動產生作用的。行為金融學將金融學、心理學、行為科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融合在一起，來研究投資者實際決策行為對金融市場的運行和金融產品的定價的影響。
Hersh Shefrin認為行為金融學的研究主題分為三部分:直覺驅動偏差、框架依賴和無效市場。啟直覺驅動偏差主要是指投資者在形成認知和做決策時存在著一些經驗規則及與此相聯系的系統性偏誤， 從而導致個人在金融市場上表現出一系列的偏差。框架依賴是指個人因為情景和問題的陳述與表達不同會有不同的選擇。無效市場是指在直覺驅動偏差和框架依賴的作用下導致價格偏離基本面價值。
在這三個主題中，要追究根本無疑前兩個是主要討論的對象，不只是因為無效市場是由他們產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前兩個方面都是關于人的行為偏差的描述。在此試圖用深度心理學的觀點來解釋這些行為的原因，已達到利用深度心理學的方法來幫助投資者提高投資能力的目的。
在直覺驅動偏差中，Hersh Shefrin主要指出了下面的一些影響人正確抉擇的經驗規則:典型性、過度自信、錨定、模糊性規避。在框架依賴中主要指出了:損失厭惡、協調決策、享樂式編輯、認知與情緒方面、自我控制、后悔、貨幣幻覺。
三、深度心理學在行為金融學中的應用方式
從以上對現在行為金融研究的陳述，發現在行為金融學還是主要在研究一些“金融怪象”，這些現象是用經典的金融理論所解釋不了的，而且用的方法基本就是由心理學借鑒過來的實驗法，在此基礎上利用認知心理學的理論作基礎來幫助解釋。也就是說，在現有的行為金融學里還是在用基于統計學的研究來解釋人的行為動機。那樣對個人投資者來說，他們即便了解了這些現象但對自己的實際幫助在那呢?因為這些現象的根源很深，我們在實際的投資過程中尼要認識自己的這些錯誤都很難，你說要完全改過那就是更加的難上加難了。所以說需要用另外的眼光，用一種更加長遠的方式來認識這些問題，從而尋找方法來逐漸幫助個人投資者來提高其投資能力
在Kahneman的理論體系里，他提出了一種將人的認知過程區分為“直覺”和“推理”，并對二者做出了詳細的區分。通過這個行為金融學里重要的理論——前景理論的前提，會發現直覺是很多很多錯誤的根源。這也就自然的想到了榮格關于人的意識功能的劃分:感覺、思維、情感和直覺。在榮格這里，直覺是“直覺這種功能使你看見實際上看不見的東西，這是你自己在事實上做不到的。但直覺能為你做到，你也信任它”;“在你必須處理陌生情況而又無既定的價值標準或現成的觀念可遵循的時候，你就會依賴直覺這種功能。”和“但你處于一種直覺的狀態，你通常不再注意細節。”，可以看出這和Kahneman給直覺的功能是一樣的。
在榮格看來直覺更多的事無意識的表現，它可以無處不在的通過域下過程來影響你。這就是問題的所在那就是要改變直覺，就需要深入我人類的無意識當中來認識它和改變它。也就是說，最深刻的變化應該是從無意識的工作進行起。在這種情況下，榮格學派代表的深度心理學就是要針對人類的無意識來進行工作的。那深度心理學在行為金融學領域，也就是在幫助個人改善投資能力是最徹底和最好的。
參考文獻
[1]【美】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第十七版).北京: 人民郵電出版社，2006
關鍵詞:行為金融學;深度心理學;投資能力
中圖分類號:G6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2851(2010)09-0126-01
經濟學和心理學兩個在發展過程中有著割不斷關系的學科,在現在越來越表現出了相互融合的趨勢。金融學作為經濟的皇冠,在這場變革中當然也是產生出了行為金融學這一巨大的成果,集中體現就是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始終堅持自己是心理學家的Kahneman。但是在現在的行為金融學中,主要的心理學理論還是認知學派的,而且多是以經濟學的方式來利用心理學的理論。本文就是在于探討用除認知心理學以外的心理學理論和方法在改善投資者投資能力可能性,尤其是利用深度心理學的方法。
一、行為金融學的發展來源
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出版標志著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獨立,此時經濟學被定義為對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科學。到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那里,他說::“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提到的兩個基本假設之一的:人們充分利用所有可以獲得的信息做決策,這一假設就足見對人的重視。為以后經濟學在在對人的討論方面奠定了基礎,雖然這里的人是完全理性的人。
1947年Herbert Simon考慮到人的心理因素在經濟行為中的作用,提出“有限理性”理論。“有限理性”是對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絕對理性”的否定,經濟學對人的認識開始考慮現實的人的實際情況。
到了20 世紀70 年代, 心理學家Kahneman 和Tversky基于認知心理學的理論, 在“有限理性”假設的基礎上, 更進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 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現實人”假定。他們的《不確定狀態下的判斷:啟發式法則和偏差》和《前景理論:風險狀態下的決策分析》兩篇文章中側重于研究人們在風險下進行判斷和決策的過程,提出了決策心理學的重要理論:“前景理論”。Kahneman也因為在此方面的突出貢獻獲得了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該理論對行為金融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它的提出標志著行為金融學的真正興起。
二、行為金融學的研究體系
行為金融學(Behavioral Finance)是一門介于心理學和經濟學之間的邊緣學科,就是以決策心理學的理論和研究為基礎,探討投資者的真實投資決策過程中的行為規律及心理機制,試圖去解釋在決策過程中,情緒和認知過程是如何對投資者的具體投資活動產生作用的。行為金融學將金融學、心理學、行為科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融合在一起,來研究投資者實際決策行為對金融市場的運行和金融產品的定價的影響。
Hersh Shefrin認為行為金融學的研究主題分為三部分:直覺驅動偏差、框架依賴和無效市場。啟直覺驅動偏差主要是指投資者在形成認知和做決策時存在著一些經驗規則及與此相聯系的系統性偏誤, 從而導致個人在金融市場上表現出一系列的偏差。框架依賴是指個人因為情景和問題的陳述與表達不同會有不同的選擇。無效市場是指在直覺驅動偏差和框架依賴的作用下導致價格偏離基本面價值。
在這三個主題中,要追究根本無疑前兩個是主要討論的對象,不只是因為無效市場是由他們產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前兩個方面都是關于人的行為偏差的描述。在此試圖用深度心理學的觀點來解釋這些行為的原因,已達到利用深度心理學的方法來幫助投資者提高投資能力的目的。
在直覺驅動偏差中,Hersh Shefrin主要指出了下面的一些影響人正確抉擇的經驗規則:典型性、過度自信、錨定、模糊性規避。在框架依賴中主要指出了:損失厭惡、協調決策、享樂式編輯、認知與情緒方面、自我控制、后悔、貨幣幻覺。
三、深度心理學在行為金融學中的應用方式
從以上對現在行為金融研究的陳述,發現在行為金融學還是主要在研究一些“金融怪象”,這些現象是用經典的金融理論所解釋不了的,而且用的方法基本就是由心理學借鑒過來的實驗法,在此基礎上利用認知心理學的理論作基礎來幫助解釋。也就是說,在現有的行為金融學里還是在用基于統計學的研究來解釋人的行為動機。那樣對個人投資者來說,他們即便了解了這些現象但對自己的實際幫助在那呢?因為這些現象的根源很深,我們在實際的投資過程中尼要認識自己的這些錯誤都很難,你說要完全改過那就是更加的難上加難了。所以說需要用另外的眼光,用一種更加長遠的方式來認識這些問題,從而尋找方法來逐漸幫助個人投資者來提高其投資能力
在Kahneman的理論體系里,他提出了一種將人的認知過程區分為“直覺”和“推理”,并對二者做出了詳細的區分。通過這個行為金融學里重要的理論――前景理論的前提,會發現直覺是很多很多錯誤的根源。這也就自然的想到了榮格關于人的意識功能的劃分:感覺、思維、情感和直覺。在榮格這里,直覺是“直覺這種功能使你看見實際上看不見的東西,這是你自己在事實上做不到的。但直覺能為你做到,你也信任它”;“在你必須處理陌生情況而又無既定的價值標準或現成的觀念可遵循的時候,你就會依賴直覺這種功能。”和“但你處于一種直覺的狀態,你通常不再注意細節。”,可以看出這和Kahneman給直覺的功能是一樣的。
在榮格看來直覺更多的事無意識的表現,它可以無處不在的通過域下過程來影響你。這就是問題的所在那就是要改變直覺,就需要深入我人類的無意識當中來認識它和改變它。也就是說,最深刻的變化應該是從無意識的工作進行起。在這種情況下,榮格學派代表的深度心理學就是要針對人類的無意識來進行工作的。那深度心理學在行為金融學領域,也就是在幫助個人改善投資能力是最徹底和最好的。
參考文獻
[1]【美】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第十七版).北京: 人民郵電出版社,2006
【何志雄先生，文華新城集團執行委員會董事，在加拿大和中國的私募股權、風險投資、投資銀行、企業融資、上市公司管理、礦業資源及傳媒、慈善等方面擁有超過20年的豐富經驗；他獲有多倫多大學金融學碩士學位、北京大學管理學碩士學位及國際經濟學學士學位，曾于中國人民大學中美經濟學培訓中心（福特班）畢業。同時擔任香港復康會委員，香港麥理浩醫院院監，香港醫院西聯網招標委員會委員，亦為香港上善基金會的創始人之一，事業之余不忘回饋社會。】
有為于金融，亦無為于金融
“商界的最高境界，相信是接近道的感覺。摸索中，你知道應該什么時候向左轉，什么時候向右轉，轉的力度有多大。除了道之外，沒有什么東西可以把你固定住。你越沒有自己，道的感覺就越強，你的靈性就越接近上天的力量，進入無為而無所不為的狀態。”――這是何志雄先生對于“商”的言論。
“道”虛無縹緲，難以捉摸，但是“商”卻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從中亦可以得窺何志雄先生過往的從業歷程。順著其事業的足跡，挖掘其時代脈絡下的故事與人生感悟，以及思想的火花，不啻于聽一場精彩的演講，看一本言論新穎的書，讓人有靈性之悟，有茅塞頓開之感。
何志雄先生何許人？為香港金融界中一位頗有知名度的專業人士。他在廣州出生，在中國知名學府北京大學畢業，先后獲得北京大學國際經濟系學士學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碩士學位，并在中國人民大學中美經濟學培訓中心（福特班）畢業。1989年他前往加拿大，又在加拿大知名學府多倫多大學求學深造，獲取金融學碩士學位，完成向金融專業人才的完美轉變，攀登于金融之路上，以本我彰顯人生之色彩。
何志雄先生的金融之路是從加拿大展開。當時他主持收購Pacific Gold Corporation，擔任執行董事兼副總經理，此為一家在加拿大多倫多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眾公司，工作重點為在美國密西西比州的監水井作業。加拿大的工作經歷顯然令他記憶深刻，為此他用了一年時間，與北京電視臺合作，倡議、融資、安排、出鏡、寫稿，拍攝了一部長達9集的電視紀錄片《加拿大紀行》，贊助商包括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模擬器公司CAE等四家大公司，成片于1994年，并在北京電視臺等十四家電視臺播出。令他回味起以前因為在中央電視節目主持大賽業余組中獲得第四名（現中央電視臺著名主持人張澤群當年獲同組第三），而得以在電視臺工作的經歷和在加拿大兩家電臺從事電臺主持的經歷。
但何志雄先生的工作重心依然是金融，主業也是金融，1997年回到香港后，他依然是從事風險投資等金融業務，并先后任職于不同的金融公司。他曾為元成基業之首席投資官，此為一香港風險基金公司，主要專注于早期階段的科技投資及可立即在香港轉換成上市股票的投資；他亦曾為香港Laidlaw Pacific (Asia) Limited之執行董事，Laidlaw Global Corporation中國區的首席代表，此為一華爾街投資銀行；他并參與了亞洲太平洋電線電纜有限公司對中國及東南亞的所有投資，此為一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十億美元投資的公司。
這一段工作經歷，帶給何志雄先生的是更加豐富的行業經驗，更加精彩的人生閱歷，也為他的金融之路夯實了基礎，使他坦然地去迎接新的挑戰和機遇。因而在兩年前，他加入到文華新城集團，擔任執行委員會董事，亦為文華新城集團旗下的文華新城理財顧問有限公司之項目總監。文華新城集團總部位于香港，主要關注首次公開上市及采礦、石油及天然氣以及新型能源項目，也是最早進入中國的有關海外上市的財務顧問和礦業方面的投資顧問，剛剛完成世界上最大的鉻礦的巨大融資。
何志雄先生在文華新城集團負責投資管理，到此時，他已經擁有超過15年的金融從業經驗，已經是一名行業內的資深專業人士。而在金融服務的領域里，沒有什么比專業才能更為重要，對于他來說，以國際視野配合區域性的經驗，為客戶提供更有效的金融服務，在這樣一個大的環境下，是為“有為”，而在他內心深處，卻一直保持著“無為”的本心。
在金融之路上，何志雄先生一直努力地去使自己保持一顆童心，在過程之中不為貪欲所迷惑，并時時保持清醒，做一個清醒的好人，在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之間找到平衡，懂得時刻準備好向所有人學習，懂得在社會中如何不斷提升自己，懂得如何在不公平的情況下保持公平性。為此他認為要學習的，正是那種共榮共存的智慧，在中西文明中找到生存和統一之道。
而這個“道”，就是一種境界，或許終會達至“無為而無所不為”，在這個“有為”的社會中，發揮最佳的作用。
新古典儒家，君子自強不息
“其實，商界上最重要的，不是你的賺錢能力，而是你的緣分和把握緣分的能力。有了緣分，能夠把握，你可以請其它有賺錢能力的人去執行。萬事萬物，看似孤立，其實，它們都是安排好的。千萬人爭得你死我活，為什么偏偏是他勝出，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命運安排好的！只有跳出五行六欲的人們，才會真正明白這里的道理！”――何志雄先生之言論。
在何志雄先生身上，最讓人嘆服的地方，就是他在事業進行的同時，能夠融匯人生之哲理，常常思考，每有研究，均能夠直指中國傳統文化內核。他稱自己對國學是業余的研究，但他每年都幾乎翻閱百余本相關書籍，亦會在讀書有感之時，寫下自己的感悟，也會寫下一些自己的文章心得，并試圖去找到一種能為政府接受、為既有利益者接受、也能夠為西方接受并認可的東西。
為此何志雄先生在自我積累的基礎之上，提出“新古典儒家思想”。即用先秦思想，配合西方現代可以吸收的東西，核心是中國的傳統思想，也必須是中國先秦的思想和基礎。因為他認為中國很早就有很多優秀的東西，譬如民主、人權、自由、和在很早就有提出，并不是西方所獨有。這是一個可以與西方文明相統一的基礎。西方的東西可以學習，只要以中國傳統為基礎就行。何志雄先生主張，用天的概念統一中西方文明。因此他認為在這樣一個狀態下，有很多可以做到的地方。比如宗教，它需要重新尋找形式、方法、和傳播方式, 應該在全球化的條件下, 各種宗教逐漸統一起來, 而新古典儒家、佛家、道家提供一個統一的基礎。
概括來講，新古典儒家思想是指――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人文主義、人道主義的、人本主義、民本主義、民（人）權主義、與民主主義，但是又與佛家道家背后的人的靈魂部分相結合的、既入世又出世的儒家思想，它是與一切宗教都可以兼容的、人類在行動方法和政治方法上的一套處理哲學，它是全球倫理道德統一和結合東西方文明的核心內容之一。它是先秦的儒家，是的儒家、自由的儒家、人道的儒家，是“人格單一化”與“俗圣二元化”有機結合的儒家，是與佛道相通的儒家。
中國現在的思想, 應該是以新古典儒家、佛家、道家為核心, 吸收西方文明的精華, 并將其提升至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在形式方面或“術”方面提升自己。在不遠的將來,中西方文明兩者看上去、感覺上卻沒有什么區別。就像鋼化玻璃與有機玻璃看上去一樣, 但兩者的物質結構、物理指標是不同的, 只有在一定條件下, 它們的區別才會顯現出來。即使在現在的條件下看上去差不多。人們不能拿“相”、“色”去判斷“性”, 前者好不一定后者好，反之亦然。但是“性”代表長遠的東西，代表“相”可能變動的方向，代表未來可能產生的結果。現在的“色”、“名”、“相”都是往昔種下的“因”所造成的, 包括改革開放、百年抗爭的歲月、幾千年的專制等等。而當改革開放到今天這一程度, 勢力的崛起需要向世界展示新的“色”、“名”、“相”的時候, 中國潛在的“性”, 即中國的儒釋道思想才會真正地顯現出來。
當然，何志雄先生認為自己還有非常之多的不足，他說自己只是一滴水，“與先人相比，什么都不是”。因而他最喜歡的就是徜徉書海之間，以書為舟，以勤為徑，除了每天晚上和周末學習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就是思考寫作更多的東西。最直觀的主題就是，做人、生意、文化與社會之間的平衡，即從做好人，做好生意，引領文化，創造價值，并身體力行地去回饋社會，做好事，做善事，做一個普通的人應該做的事。
何志雄先生相信――您的善行，正在影響著周邊的人，影響著他們的從商之道和為人處事的方法。就像千萬個發光點一樣，逐漸的，光會越來越亮，善的力量越來越大，世界因您而改變。因此何志雄先生在投資中的理念就是，以快于別人幾步的方法進到一個別人還沒有意識到的領域，然后通過經營賺錢，達到“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這樣一個狀況。
一直以來，何志雄先生也是努力地踐行自己的理念，事業之余不忘回饋社會，他擔任香港復康會委員，亦為香港上善基金會的創始人之一，三年前在北京代表基金會參與創辦非牟利性的機構上善醫院，擁有大概200個床位，服務于廣大的病患人群。另外他亦有心愿，正在籌備天仁安沃慈善基金，準備首先用現代傳媒方法進行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球推廣；另外一個是大興老人院，因為中國老齡化趨勢加重，如此可以使老人得到更好地照顧；第三就是興辦教育，幫助讀不起書的孩子，積極捐資助學。
關鍵詞：實物期權；Ito引理；Bellman方法；或有債權分析
引言
作為20世紀末2l世紀重要的研究成果，實物期權（RealOption）是為數不多的由金融學界“反哺”經濟學界的經濟理論。它的創立為投資決策提供了新的思維，同時也更好解釋了一些傳統經濟理論無法解釋的投資問題，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投資理論的不足。
實物期權由金融期權演變而來。Bachelier（1900）首次使用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和鞅（Martingale）來描述證券價格在連續時間中的運動過程，Sprenkle（1961）引入了幾何布朗運動（Geometric Brownian Motion），之后在Boness（1964）、Samuelson（1965）等眾多學者的共同努力下，Black and Scho～s（1973a）、Me～on（1973）正式解決了金融期權定價的問題。
Black-Scholes（1973a）之后，期權定價成為金融資產定價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與此同時，也有一些文獻開始另辟蹊徑，利用期權定價的思想研究了不確定性下的決策問題，克服了傳統NPV法則的不足。在新古典的投資理論中，企業投資決策往往會用到Jorgenson（1963）和Tobin（1969）的理論，而Dixit and Pindyck（1994）認為這兩種理論背后的淵源均是NPV法則，也即當NPV>0時企業選擇投資，但是這種方法忽略了未來現金流的不確定性以及信息不對稱，使得項目價值被低估，因而新古典投資理論的投資決策在不確定的投資環境中將偏離最優的決策，而且這一偏離將隨著不確定性程度的提高而變大。Dixit and Pindyek（1994）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們認為實際投資中不可逆、可延遲、未來現金流未定的特質決定了NPV法則的無效性。為了更好解決不確定下投資決策問題，學者們將期權引入到分析當中。Black-Scholes（1973b）首先引入期權定價的方法研究了公司負債的定價問題。Myers（1977）認為，當投資環境具有較強不確定性時，NPV法則將低估實際投資成本，認為企業擁有的投資選擇權也具有價值。在此基礎上Myers首次提出了實物期權的概念，認為企業的投資選擇權也應包含在投資成本之中。Ross（1995）、Trigeorgis（2000）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進一步拓展了實物期權理論。
在模型的建立上，主流文獻一般使用Bellman方法和或有債權分析法（contingent Claims Analysis）。或有債權分析法涉及尋找孿生證券（Twins Secu6ty），即在金融市場中找到一種能夠刻畫項目現金流的證券組合，將其市場價格直接作為投資期權的價值。Manson and Merton（1985）認為，如果能夠找到孿生證券，實物期權定價就將迎刃而解。但是Trigeorgis（1996）指出，要找到這種證券相當困難，而且也涉及到折現率確定上的問題，因此或有債權分析法在文獻中并不常見，這也是實物期權文獻與金融期權文獻的最大的不同之處。
從方法論的角度，主流文獻一般認為實物期權能夠有效改善NPV法則的不足。Myers（1977）認為，當投資環境不確定時，企業投資的選擇權具有價值。從機會成本的角度，企業應當將這一價值考慮到投資成本中，在這種觀點下，單純使用NPV進行投資決策的最終結果就是導致過度投資。Trigeorgis（1996）用實物期權的思想改進了NPV法則，引入了戰略NPV，將其定義為項目NPV加上投資機會的價值，彌補了傳統NPV法則決策的不足。在實物期囁蚣芟攏每個項目都會存在一個閾值（Threshold Value），當決策變量觸發該閾值時企業就進行決策，否則選擇等待。
除了解決投資問題以外，實物期權在很多領域都有用武之地，正如期權的英文Option原意為選擇，只要涉及到選擇，從本質上就是實物期權的問題。這個選擇可以是選擇是否投資（見McDonald and Siegel，1986），是否融資并且以什么方式融資（見Haekbarth，2008），是否合并（見Lambreeht，2004和Tarsalewska，2015）。
本文首先對實物期權的方法進行一個較為全面的介紹，將實物期權的求解過程詳細展現在讀者面前；之后，試圖從模型的角度，結合已有文獻提出自己對實物期權方法的一些質疑；最后，將介紹實物期權應用的幾個經典的例子，以期讓讀者感受到實物期權在決策上給我們帶來的不同的思維方式。
一、實物期權的數學原理
（一）基本假設
實物期權模型往往有如下的假設：
（1）項目期限為無窮大；
（2）項目期內狀態變量連續變動（比如企業連續分紅）；
（3）資本收益率要大于項目收益的增長率（在模型中表現為：r>a）。
這些假設保證了模型在數學上可解，但是由于其不符合現實（第1、2條），缺乏經濟意義（第3條），也使得這一理論在學術界一直飽受爭議，本文將在后面對這些假設進行一些探討。
對于非理性投資行為與理性投資者的套利行為，行為經濟學派與新古典經濟學派是存在嚴重分歧的，可以將其歸為“行為范式”與“理論范式”，見表1。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若金融產品的價格偏離均衡價格，這時候對價格高者做空頭并同時對價格低者做多頭，就會套取無風險利潤。不過，這種觀點受到了行為金融學派的質疑。行為金融學派雖然同樣也認為當有吸引力的投資機會出現時，毫無疑問這種機會將迅速被人發掘，但是行為金融學不認為理易者會立即抓住機會，使誤價得到矯正，因為矯正誤價的策略也可能會面臨很大的風險，使得這種機會不再有吸引力，因此，誤價很可能會長期地保持下去。行為金融學派認為沒有“免費的午餐”，由于現實中的金融市場套利行為(理性投資者的活動)是有局限性的，因此，要享受“午餐”必須承擔風險。“理論范式”與“行為范式”的爭議的核心是，對于所發現的金融市場上各種“異常現象”，到底是基本假定的錯誤引起的還是只反映人們預期心理(如對風險評價)的變化。
如果某種學說在理論或在現實經濟中其假設條件不成立，那么盲目地應用理論指導投資決策、資產定價，在理論上將會導致錯誤的結論，而在實踐中脫離金融市場的實際進行投資活動，就會對金融產品價值的大小做出錯誤的判斷，導致重大的資金損失。究竟誰對誰錯，目前沒有定論。因此“理論范式”與“行為范式”問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二、理性投資的系統結構與套利交易行為分析
從復雜系統角度來看，系統結構決定系統行為。那么金融系統結構是如何決定金融系統行為呢?本文認為，套利活動是這個復雜金融系統的其中一個子系統，該子系統行為是由市場價格、基本價值、理性投資者的多空頭交易等要素組成的負反饋結構決定的(以下簡記為子系統甲)。例如，當證券價格被高估時，證券價格高于其基本價值，理性投資者就會賣空證券(或增發證券)，通過多空頭對沖套利獲得了無風險利潤，造成證券價格下降；當證券價格被低估時，理性投資者就會買入證券(或回購證券)，通過套利獲得了無風險利潤，造成證券價格上升。只要證券價格與其基本價值不相符，就存在套利機會。最終結果將會使證券價格達到均衡狀態。
因此，套利力量將會推動市場重建均衡，結果推動市場走向均衡的供需力量一定會使它們的收益率變得相等。這一子系統的運行結果滿足了“理論范式”，首先，一旦價格偏離內在價值，即產生了誤價，一個有吸引力的投資機會也就產生了。其次，理易者會立即抓住機會，使誤價得到矯正。市場效率越高，誤價達到均衡狀態的速度越快；反之，誤價得到矯正的速度越慢。
可以看出，如果滿足了“理論范式”的假設條件，那么其理論可能是正確的。但是，從理論上來看，通過套利獲得了無風險利潤是有局限性的。這種局限性正是其基本的假設條件。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理論范式”的套利理論的基本假設包括兩個方面：①無摩擦環境假設，是指不需要交易成本；企業的信息披露是公正的。②投資者理性的假設。即，第一，假設投資者是理性的，因此投資者可以理性地評估資產價值。第二，即使有些投資者不是理性的，但由于他們的交易是隨機產生的，交易互相抵消，不至于影響資產的價格；第三，即使投資者的非理并非隨機而是具有相關性，他們在市場中將遇到理性的套利者，后者會消除前者對價格的影響。然而實際上套利是有風險的：即無摩擦環境風險暴露(如交易費用)、完全理性風險暴露。這樣就會得出與“行為范式”相同的結論。在現實的經濟中，其條件在許多條件下是不成立的。脫離市場的實際進行套利活動將會導致錯誤的結論。另外，如果存在履約成本，也會使套利活動受到限制。而且，在金融實踐中，所有的金融市場參與者是否能始終保持理性，是令人懷疑的。更何況人們的想法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套利行為是否存在完全理性風險暴露，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因此，從系統考慮，子系統甲的結構并不完整，是應修正和補充的。即使“理論范式”的假設條件成立，從實際情況來看，“理論范式”無法解釋證券市場價格的過度異常波動，因此其理論存在局限性。
另外，“理論范式”也存在噪音交易者風險。噪音交易者風險，是1990年由De Long提出、并由1997年Shleifer和Vishny發展的觀點，指的是套利者為了利用誤價反而在短期內加劇了誤價的風險。原因在于很多現實中的套利者目光短淺，而并非目光遠大。這是因為，很多進行套利的人(如專業的投資組合經理人)，并非經管他們自己的錢，而是替別人理財。用施萊夫和Vishny的話(1997)來說，這是“智力和資本的分離”。這種的特性會造成嚴重的后果。由于缺乏評估套利者策略的價值的專業知識，投資者可能會簡單地按照回報來評估套利者的價值。如果被套利者利用的某種誤價在短期內加劇，并造成賬面損失，投資者可能會斷定套利者不能勝任，并抽回資金。從而套利者非但不能渡過短期損失的難關，而且套利者還不得不在投資的最佳時機過早地套現。債權人會加劇這種困難局面。經歷短期的損失后，眼看著自己的財產被蠶食，債權人會要求套利者償還貸款，這使得過早套現的窘境雪上加霜。
三、非理性投資的系統結構與非理分析
金融市場參與者之中的非理性投資行為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可用非理性投資子系統表示，以下簡記為子系統乙。該子系統行為是由非理性投資者個人能力、信息、情緒、認知、買賣投資、市場價格等要素組成的正反饋結構決定的。當市場價格處于低價時，非理性投資者受到個人能力、信息、情緒局限，根據經驗、直覺或不對稱信息作為決策的依據，往往使他們對證券價格的真實價值的認知做出錯誤判斷，認為證券價格偏高(實際上低于基本價值)，他們就會賣空證券(或非理性投資機構增發證券)，結果造成證券價格進一步下降，市場價格出現非理性偏差。這就是在金融市場上出現的反應過度或不足現象的原因。這一結論與行為經濟學派是一致的。
實際上，非理在金融領域中確實存在，這樣的投資者行為常常與理性決策背道而馳。例如在中國A股市場的股票“四川長虹”，由于有幾年業績突出，投資者對該股票的預期便脫離公司的基本情況，將其優良業績外推到較遠的將來，如把它“想象”為藍籌股、長期績優股，直到它的業績連續數年變差，甚至急轉直下才開始轉變對它的看法，股票價格才逐步調整。歐汀1998年在《金融學報》發表的研究表明，普通個人投資者每年會把已賺錢股票中的14.8%賣掉，與此相比，只有9.8%的賠錢股票被賣出(樣本包括1萬個人投資者賬戶)，因此，愿意把已賺錢的股票拋售的程度是愿意把已賠錢股票拋售的1.5倍。那么，這種“贏則賣賠則留”的交易行為是否意味著更好的投資業績呢?在這1萬個股民的交易記錄中，歐汀發現，他們賣掉的股票反而比留下沒出售但已賠錢的股票的回報率更好，三個月后，被賣掉的股票平均回報率比留下的股票要多1.03%，一年內平均多3.41%。
四、金融市場的系統結構分析及實證研究
如果把子系統甲和子系統乙結合在一起，就可得到金融市場的基本系統結構。其共同作用會產生以下幾種典型的結果。第一種結果，誤價得到矯正。這是因為套利子系統成為主導負反饋作用的結果。第二種結果，市場價格出現過度波動。這是由于非理性投資子系統成為主導正反饋作用的結果。第三種結果，短期、中期市場價格出現過度波動，長期市場誤價得到矯正。這是由于短期市場、中期市場非理性投資子系統成為主導正反饋作用。長期市場套利子系統成為主導負反饋作用的結果。第四種結果，非理對價格的影響是實質性的和長期的。但是此時的均衡價格往往會偏離套利者預期的均衡價格。行為金融理論相比傳統的有效市場理論最大的成功之一是通過一系列理論文章表明在理易者和非理易者相互影響的經濟體中，非理性對價格的影響是實質性的和長期的，也就是說理易者的套利活動存在著局限性。
1907年，兩家當時完全獨立的公司――皇家荷蘭與殼牌運輸，同意按照60：40的比率合并它們的股權，但雙方仍保留為單獨的實體。皇家荷蘭的股權最初在美國和荷蘭交易，占兩家公司總的現金流的60%，殼牌運輸最初在英國交易，占現金流剩余的40%。如果價格等于基本價值，皇家荷蘭的權益價值始終應該是殼牌權益價值的1.5倍。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Froot and Dabora(1999)發現兩者的股權價值之比嚴重偏離1.5，而且，皇家荷蘭按平價有時35%被低估，有時15%被高估。
可見，“理論范式”與“行為范式”均是局部思考，因而得出結論是不完全的。證券價格的高低取決于理性投資者、非理性投資者的互動。證券價格的高低是由證券供求力量、套利力量、非理性力量此消彼長共同作用的結果。金融系統是一個環環相扣的復雜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如果不同的人(理性套利者、非理性投資者)在同一金融系統中都趨向于同一結果，這就不能從個別人、個別事去找原因，而要看到其背后的結構，找到解決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即結構上的原因。過度地強調一個方面(“理論范式”與“行為范式”)，將會造成系統失衡，金融系統動蕩，帶來意想不到的投資損失，增加金融風險。
【關鍵詞】盧卡斯批判 理性預期 動態計量
引言
2011年諾貝經濟學獎授予了，薩金特（thomas sargen）、西姆斯（christopher-sime）表彰了兩位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兩位學者對宏觀經濟模型中預期的作用、動態經濟理論與時間序列分析的關系等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使得宏觀經濟學研究更強調實證分析與理論的結合，為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凱恩斯（1936）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標志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誕生。
凱恩斯的思想和方法之后為薩繆爾森與托賓等繼承，從而形成了新古典綜合學派。但是70年代的滯漲現象，以凱恩斯主義為基礎的宏觀計量經濟模型的預測和解釋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挑戰。Lucas（1976）指出，政策制度的改變會改變個人對政策的反應方式，而個人行為的改變會使經濟模型的參數發生變化，而參數的變化又是難以衡量的，使得很多早期計量經濟模型很難評價經濟政策的效果。
一、動態計量經濟學在理性預期中運用
根據“盧卡斯批判”，經濟人會根據變化的經濟環境隨時調整自身的參數。傳統宏觀經濟學模型不能持續描述經濟主體的變化，在擬合一段時間后，誤差將逐漸加大。經濟學研究者，需要迫切解決的是如何利用隨機數據來反映理性預期的思想。在動態時間序列分析中，對一個AR（自回歸）過程的估計，可以轉化為一個無限期隨機項的MA（移動平均）過程，這樣就可以利用隨機誤差項對參數的真實值進行估計了。薩金特（1980）使用了廠商優化模型來體現理性預期的思想。設廠商目標函數為：
■E■■β■（γ■+α■-w■）n■-（r■/2）n■■-（δ/2）（n■-n■）■
（1）
其中，β為貼現率，n■為第t期勞動力投入，α■為第t期技術水平，w■為第t期工資水平。γ■，γ■，β為待估參數。根據利潤最大化得：
nt=ρnt-1-（ρ/δ）■（βρ）jEt[wt+j-at+j-γ■] （2）
利用wiener-kolmogorov算子把t+j期工資率和技術水平內生化得：
n■=ρn■-（ρ/δ）Uξ（λ）-1[1+■（■（λ）■ξ■）L■]x■+（ρ/δ）（λ）■[1+■（■（λ）■a■）L■]a■+ργ■/[δ/（1-λ）]其中，λ=βρ，U是一個1×p的向量。定義π（L）=（ρ/δ）（λ）■[1+■（■（λ）■a■）L■]，則誤差項為α（L）et=π（L）v■■，定義μ（L）=n（ρ/δ）ξ（λ）■[1+■（■（λ）■ξ■）L■]，c■=v■■-vv■■。對v■■的OLS估計可得第t期的最優勞動力投入為：
nt=（1-ρL]-1[μ（L）+π（L）α（L）-1vξ（L）]xt+（1-ρL）-1π（L）α（L）-1ct （3）
通過ML估計出參數r0，γ1，δ，v，α（L），ξ（L）這些估計出的參數是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人最優目標中含有的參數以及技術水平參數，這樣就可以通過所估計的參數來體現理性預期思想了。
二、動態計量經濟學在一般均衡中的運用
（一）有關經濟周期的計量
與薩金特相比，西姆斯更集中于計量經濟學方面的研究。西姆斯（1972）研究了時間序列數據的區間問題，他認為，二次可積函數中具有滯后分布的時間序列分布模型的時間距離和頻率空間是等距同構的。在這個度量空間下，二者可以相互轉化，可進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計，1974年西姆斯提出了消除時間序列季節影響因素的計量方法。
（二）有關格蘭杰因果檢驗
在格蘭杰因果檢驗中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確定是假設一個變量為被解釋變量而另外一個變量的滯后項為解釋變量時，回歸結果的整體顯著性檢驗是否成立。該檢驗只是體現變量與滯后變量的整體性關系，也就是說研究一個變量的歷史數據對另外一個變量所產生的影響。西姆斯（1972）在格蘭杰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檢驗方法，他認為在時間序列中，如果解釋變量是外生的，對滯后項的整體性檢驗存在錯誤。他提出的因果性檢驗是通過比較一個變量為被解釋變量與另外一個變量的未來值為解釋變量時，回歸后的整體顯著性檢驗是否成立。西姆斯（1983）對貨幣供應是否是引起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的實證研究提出了懷疑，并對這些實證研究提出了反駁。
（三）有關離散時間模型
西姆斯（1971）認為當把具有連續時間分布滯后的計量轉化為離散時間的計量時往往需要對分布滯后項增加平滑約束條件使得估計更準確，西姆斯（1980）把這種思想發展成為后來廣泛使用的向量自回歸方法（VAR）。西姆斯（1988）認為在貝葉斯分析中由于某些參數是無法量化或量化不夠準確因此無法使用事前prior概率分布給參數賦值。研究者從簡化模型的角度出發，經常只需估計有限的參數，這樣會導致事前事件的似然性降低。研究發現，時間序列模型分析中通過模型檢驗選擇模型形式的方法并不可靠。檢驗的顯著性會受到樣本數量的影響，而非樣本本身。另外，許多研究者經常利用估計好的模型進行事后檢驗，通過對未來值進行預測，比較預測值與真實值的差距，從而檢驗模型設計是否合理。這種方法在短期時間序列模型中比較有效，在長期卻很難成立。在預測方面，往往需要在正則性和協方差平穩的前提下進行，然而在實際預測中，非正則性和非平穩性會經常出現，這使得預測誤差變得很大。
三、結論
在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統治了近半個世紀后盧卡斯、普雷斯科特等人建立了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而2011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薩金特與西姆斯，使得動態宏觀計量思想為大多數研究者所認可。且對傳統經典計量經濟學提出了挑戰，他們的研究工作使得小樣本最小二乘估計法被放棄，而使得大樣本的ML、GMM、貝葉斯估計等方法廣泛使用。而且VAR模型在經濟變量的因果關系分析、脈沖響應分析、波動分析等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使得動態計量方法在現代宏觀經濟研究中既能幫助政策制定者制定合理的經濟政策，也可以對政策執行效果進行一定的評估。因此，薩金特與西姆斯的研究成果不但能應用在宏觀經濟研究領域，在經濟決策分析中也能得到極大的運用。
參考文獻
[1]Hansen，L.&T.J.Sargent.Formulating and estimating dynamic linear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80（02）：7-46.
[2]Sims，C.A.Discrete approximations to continuous time distributed lags in econometrics[J].Econometrica，1971，39（03）：545-563.
[3]郭路，劉霞輝.動態計量方法在宏觀經濟學中的應用——201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學術成就評述[J].經濟學動態，2011（12）：98-103.
在20世紀金融理論的發展史上，50年代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一般認為，現代金融理論起始于50年代初馬柯維茨提出的投資組合理論。而在此之前已存在的金融理論體系，則被稱為是古典經濟學中的金融理論。
古典金融理論在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前，一直是以“貨幣與實物經濟相分離”的古典經濟學“兩分法”為手段，從實物經濟的層面出發，對貨幣的職能、銀行的流動性、信用機制、貨幣與經濟的關系、國際收支平衡、匯率的決定等問題進行探討，并取得相當成就。該階段所出現的影響較大的理論成果有：甘末爾學說（1907年）、費雪的現金交易數量理論（1911年）、馬歇爾的現金余額數量論（1923年）、庇古的劍橋方程式（1917年）、哈耶克的中立貨幣理論（1931年）、莫爾頓的銀行可轉換性理論（1918年）、勒納等的彈性理論（30年代）、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理論（1922年）、阿夫塔里昂的匯兌心理理論（1927年）、凱恩斯與愛因齊格的利率平價理論（1930年）等。
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問世，這不僅在經濟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稱為經濟學的一場革命，特別在古典金融理論的發展史上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凱恩斯將貨幣視為一種資產，把貨幣資產融入實際經濟中，指出貨幣對就業、產出、收入等實際經濟有著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填平了貨幣與實物經濟之間的“兩分”，創立了以貨幣經濟為特征的宏觀經濟學。在凱恩斯之后，希克斯與漢森于1949年創立了商品市場與貨幣市場相結合的IS－LM模型，鮑莫爾于1952年提出了平方根定律，弗里德曼于50年代提出現代貨幣數量論。
50、60年代，由于直接融資的迅速發展，金融市場上金融工具不斷創新，新的金融機構不斷涌現。在金融理論方面，不僅出現了商業銀行的負債管理理論，而且出現了大量以金融市場為研究對象的微觀金融理論。尤其是，1952年馬柯維茨提出了證券組合理論，創立現代金融理論之開端。以風險—收益理論、期權定理、有效市場理論與公司理論為四大支柱，構建了現代金融理論體系，并推進金融理論研究由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的方向發展。該階段的代表性理論成果有：普魯克諾的銀行預期收入理論（1949年）、銀行負債管理理論（60年代）、莫迪利亞尼與米勒的資本結構理論（1958年）、夏普等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1958年）、托賓的資產選擇理論（1958年）等。
60、70年代，國際金融市場發展迅速，國際金融形勢出現了較大的轉變。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日益頻繁，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固定匯率制被浮動匯率制逐漸代替。此外，一批優秀的經濟金融學家開始關注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問題。該時期出現的代表性理論成果有：孟德爾的國際收支與貨幣分析法（60年代）、訥克斯的國際資本流動理論、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結構理論（1969年）、麥金農的金融壓制論（1973年）、愛德華·肖的金融深化論（1973年）以及布萊克的發展中國家匯率理論（70年代）等。
70、80年代，各種金融創新活動層出不窮，為了防范各種衍生金融風險，各種套期保值工具日益多樣化，金融機構的業務向縱深發展，對國際匯率制度的研究有所完善。有關金融工具的定價、風險估測及金融規避等問題成為研究的重點。由此，產生了湯姆與齊曼的股市風潮理論（1975年）、羅斯的套利定價模型（1977年）、多恩布茨的資本市場理論（70年代）、布朗遜·庫禮的匯率資產組合平衡模式（70年代）、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理論（70年代）、布蘭查與沃森的投機泡沫理論（1982年）。并且，一門以現代金融理論為基礎，以數學模型為分析方法，兼收經濟學、投資學、數學等學科的新型交叉學科——金融工程學在西方興起，并呈方興未艾之勢。
80、90年代，接連爆發了西方股災、拉美債務危機、歐洲貨幣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有關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危機的生成原因、防范機制、監管模式等的研究已成為經濟學家們關注的焦點。該時期的代表性理論，主要有：克魯格曼的國際收支模型（1979年）、奧布斯特菲爾德的危機預期理論（1994年）、克魯格曼的道德風險模型（1998年）。
綜觀百年，金融理論的發展從古典走向現代，主要實現了三個方面的轉變。其一，分析工具的轉變。古典金融理論承襲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分析法，側重于理性研究，進行問題的純理性描述。而現代金融理論越來越多地運用數學、模型分析法，側重于定量分析，對問題進行較嚴格的科學論證。其二，問題研究層面的轉變。古典金融理論無論是對貨幣的供求，還是對通貨膨脹、就業等問題的分析，較多的是從宏觀層面對金融問題進行探討。而現代金融理論在宏觀層面之外，越來越多地從微觀層面對金融進行研究，成為指導微觀金融企業行為的重要手段。其三，研究領域的轉變。古典金融理論的研究集中于經濟金融領域，而現代金融理論的研究已跨出這一領域而走向社會工程化。
二、20世紀金融理論的重大貢獻
20世紀以來，金融理論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主要內容集中于以下6個方面：
（一）貨幣金融理論的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
貨幣金融理論一直都是金融理論的核心組成部分。在凱恩斯發表《通論》之前，貨幣金融理論集中研究貨幣的本質、職能與作用。1936年，《通論》發表，凱恩斯率先在其《通論》中提出了貨幣不僅是一種交換媒介，而且是一種資產，可以進行選擇與替代；在實際經濟中，貨幣的作用是非中性的，從而實現了對早期的傳統貨幣數量論、貨幣中性論的質的突破。其后，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凱恩斯主義、新古典綜合派、新劍橋學派、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經濟學流派相繼形成。他們對貨幣金融理論的爭論，客觀上促進了貨幣金融理論的發展，從而在貨幣需求、貨幣供給、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利息理論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
貨幣需求理論，從本世紀初以甘末爾與費雪的現金交易數量理論等為代表，通過貨幣數量與物價之間的關系，間接體現對貨幣需求的決定，發展到凱恩斯的流動偏好理論、新古典綜合派的平方根定律、托賓的資產選擇理論、新劍橋學派的貨幣需求三類七動機說以及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函數，貨幣需求理論已經成為一個相對成熟的、獨立的理論體系。
貨幣供給理論，以1952年米德首次在《貨幣數量與銀行體系》一文中用貨幣供應對貨幣供給與銀行系統作出系統研究為標志，現代貨幣供給理論正式形成，并在接下去的幾十年間，構成一個比較完整的貨幣供給理論體系。在對貨幣供給的研究中，各個學派的經濟學家集中于探尋貨幣的“內生性”與“外生性”。本世紀上半葉，凱恩斯在他的貨幣供給理論中率先提出外生貨幣論。但隨后的新劍橋學派、新古典綜合派、貨幣學派都摒棄了這種論調，提出內生貨幣論。他們認為貨幣供應量不是由中央銀行控制的外生變量，而是除由中央銀行之外，還要受商業銀行以及社會大眾行為影響的內生變量，使貨幣的概念更貼近真實狀況。
通貨膨脹理論，隨著本世紀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而逐漸形成。凱恩斯最早于1936年提出了較為完整的“半通貨膨脹理論”，他認為貨幣量對物價的影響是間接的。而此后，新劍橋學派、貨幣學派、供給學派、西德學派的研究表明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貨幣量過多。除此之外，經濟金融學家們還對通貨膨脹的形成原因、傳導機制進行了系統研究，產生了較成熟的通貨膨脹理論，例如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理論、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理論、結構性通貨膨脹理論以及通貨膨脹的北歐模型等。70年代，理性預期理論廣為流傳，貨幣金融理論界由此又發展了包含預期因素在內的全球性通貨膨脹模型（林德白克，1980年）以及預期通脹理論。
利息理論，在傳統的均衡利率論中以分析資本供求來研究利率的形成與決定機制。對于貨幣與利率之間的關系這一核心問題，各學派各有己見。后凱恩斯主義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時，貨幣量增加將會使利息下降，利率是傳導樞紐；貨幣學派則認為貨幣量增加會在短期內降低利率，而在長期使利率上升；而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公眾的理性預期，會使貨幣量的變動對利率失去效力。
（二）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理論從傳統走向現代化
隨著本世紀30年代信用制度的推行，銀行在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銀行經營管理理論在短短幾十年里也經歷了幾次變革。
首先，銀行家們突破了古老的真實票據理論，莫爾頓于1918年提出了可轉換性理論、普魯克諾于1949年提出了預期收入理論。前者認為銀行貸款不一定要用于自償性項目，可將資金投入具有次級市場條件的證券，這樣，就將銀行的資產業務拓展到證券投資業。后者強調銀行發放貸款可以借款人的預期收入為基礎，從而鼓勵銀行將資產業務從短期貸款擴展到中長期貸款。
此外，60年代銀行學家提出了商業銀行負債管理理論，強調商業銀行以借入資金的方式保持經營的流動性。到了70年代，銀行學家又提出了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理論，如償還期對稱理論、資產分散理論、資產分配理論、缺口管理理論等，將銀行的經營重心從負債方擴展到資產方，要求通過對資產結構與負債結構的共同調整，實現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目標要求。
（三）金融市場理論橫空出世逐步走向系統化
20世紀是金融市場蓬勃發展的時代，與此相呼應，金融市場理論日益豐富并逐漸系統化。隨著對衍生金融工具的風險定價等金融微觀企業行為的關注，金融市場的理論研究也從定性分析推向了科學的定量分析。
公司金融理論方面，莫迪利亞尼與米勒于1958年《資本成本、公司財務與投資理論》，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奠定了現代公司資本結構理論的基礎。
風險收益理論方面，馬柯維茨于1952年提出證券投資組合理論，奠定了現代證券投資理論的基礎。6年后，威廉·夏普、約翰·林特納、簡·莫辛建立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模型），根據證券預期的收益與風險方差尋找最佳證券結合。1971年，斯蒂芬·羅斯從影響證券報酬率的各個因素出發，建立了套利定價模型（APT模型），從而為實踐中的證券投資決策提供良好的理論參考。
期權定價理論方面，1973年肖爾斯與布萊克發表了《期權與公司債務的定價》，1973年密爾頓又發表了《合理期權定價理論》等文章，為期權及其他衍生金融商品的定價提供了可選擇的計算公式，為今后金融定價理論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
股市投機理論方面，齊曼于1974年、湯姆于1975年共同提出了股市風潮理論，布蘭查與沃森于1982年提出了投機泡沫理論。前者已經開始將股市參與者區分為“保守者”與“投機者”，將投機風險因素正式從股市中抽離出來。后者在此基礎上進而提出投機孕育了虛擬的資產泡沫，并將成為股市崩潰的直接隱患這一思想，從而為更科學地對股市進行研究提供理論指導，并為今后的金融風險、金融安全理論的產生發展作了鋪墊。
（四）國際金融理論得到了繁榮發展
國際金融理論有三個基本組成部分，即匯率決定理論、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國際通貨膨脹理論。
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在20世紀不同的時期，在不同的國際金融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分支理論。30年代大蕭條時期，產生了國際收支彈性理論，解釋了國際收支中貿易差額的由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產生了國際收支的吸收理論，解釋國際收支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20世紀60至70年代，產生了國際收支的貨幣理論，這是當代西方國際收支調節理論中最流行的一種學說，解釋各國國際收支的聯系以及國際收支的自動調節過程，并通過強調貨幣供求對國際收支平衡的直接影響，實現了對大衛一休謨的“價格—現金流動機制”的超越。這三種國際收支理論在很大程度是互補而非相互替代的。這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分析法上，彈性理論和吸收理論注重短期和中期的均衡條件分析，貨幣理論注重長期收支均衡條件的分析。其二，分析對象上，彈性理論解釋貿易差額，吸收理論解釋經常項目差額，貨幣理論解釋整個國際收支。其三，在分析的理論層面上，彈性理論是對商品市場的微觀經濟分析，吸收理論和貨幣理論分別是對商品市場與貨幣市場的宏觀分析。
匯率決定理論，在20世紀的20、30年代，以傳統理論為主流，即購買力平價理論（20年代）與利率平價理論（30年代）。70年代，浮動匯率制的日益盛行、金融創新活動的興盛，使得一批新型匯率決定理論向傳統匯率理論提出挑戰，其中主要的代表理論是：資本市場理論（70年代）、布朗遜·庫禮的匯率資產組合平衡模式（70年代）、阿爾蓋的匯率國際收支說（1981年）。在匯率決定理論的新舊更替之間，經濟金融學家們在一般均衡分析法之外，又發展了收益—風險分析法，實現了對研究領域的層層拓展，即從最初的商品市場，拓展到貨幣市場，最終將證券市場也包括在內。
國際通貨膨脹理論，基本有兩個分支，一是國際傳遞結構論，一是國際傳遞貨幣論。結構論沒有形成一個系統性的理論體系，只是簡單地概括出通貨膨脹國際傳導的5類機制。而貨幣論從70年代初出現后，已自成體系，其理論分為4大類：社會成本推進分析、世界性通貨膨脹的貨幣分析、小國開放模型和世界性通貨膨脹的凱恩斯派分析。研究集中于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以及通貨膨脹的國際傳導機制。
（五）經濟金融發展理論形成以金融理論為核心的分析體系
金融與國民經濟息息相關，而且還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一直以來，傳統經濟學的分析往往脫離金融而集中于資本、勞動力與技術等的要素分析。直到20世紀50年代，一些經濟學家才注意到金融發展的滯后已成為阻礙許多國家，尤其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深層原因。至此，金融與經濟才得以結合，成為一個研究整體，并相應形成了一些較有影響力的經濟金融發展理論：戈德斯密斯的金融結構理論（1969年）、愛德華·肖的金融深化論（1973年）、羅納德·麥金農的金融壓制論（1973年）。金融理論也從分析體系的邊緣走向了核心地位。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結構理論中將各國的金融現象歸納為：金融工具、金融機構、金融結構。一國的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的相對規模，構成了該國的金融結構。他還提出以金融相關率為衡量金融發展水平的唯一特征，由此開創了現代金融發展理論。
愛德華·肖與羅納德·麥金農則分別在金融深化論、金融壓制論的具體分析過程中，將貨幣與非貨幣資產統一，將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統一，形成廣義的貨幣金融概念，并提出了一國金融體制與該國的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一種互相刺激、互相制約的關系，政府應該放棄過份的干預與管制，以推進經濟增長。
在同一時期，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出于規避政府管制的目的，如火如荼地開展金融創新活動。各種探討創新原因的創新理論也相繼形成，如技術發展論、貨幣因素論、財富增長論、約束一誘導論、回避管制論、交易成本下降論、制度因素論、結構變化論等。
（六）金融危機理論成為世紀末理論研究的焦點
自本世紀30年代拉開世界性金融危機的序幕以來，災難性的世界金融危機接踵而至，對金融危機理論提出了挑戰。
現有的金融危機理論主要是金融體系內在脆弱性假說以及一些相對零散的危機模型。金融體系脆弱性假說在分析上缺乏微觀基礎，因此難以稱為理論，而成為假說。它主要包括以明斯基為代表的對危機產生的周期性解釋，以及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對危機生成的貨幣性解釋兩大分支。隨著80年代信息經濟學、博弈論的興起，它們被經濟學家作為有效的分析手段嘗試著用于研究微觀金融層面中金融風險的生成機制，從而將金融危機理論的發展推進了一大步。
在金融危機模型方面，最成形的是貨幣危機的三代模型。第一代，克魯格曼的國際收支模型（1979年），說明財政赤字導致貨幣金融危機的必然性。第二代，奧布斯特菲爾德的預期模型（1994年），說明金融危機可以脫離宏觀經濟狀況的好壞，具有自促成性質。第三代，克魯格曼的道德風險模型（1998年），說明道德風險對危機的產生有觸發與推動作用。
三、跨世紀的兩大金融前沿問題
21世紀，金融理論將面臨以下兩大前沿問題：一是宏觀層面上的金融問題，即全球金融一體化條件下的金融穩定問題；二是微觀層面上的金融問題，即金融工程問題。
1.全球金融一體化條件下的金融穩定問題。金融穩定問題是當今全球金融一體化條件下各國共同關注的中心問題。金融穩定包含著兩方面的含義：金融體系的穩定以及金融市場的穩定。
金融體系的穩定是金融穩定的基礎與根本保證。安全、穩健的金融體系包含了貨幣幣值的穩定以及銀行體系的穩健。幣值的穩定與一國的財政、貨幣、匯率政策有關；銀行體系的穩健則需要存在一個安全保障體系。21世紀，就此重大課題，理論界可著手解決以下幾個問題：（1）開放經濟條件下，國內外經濟金融政策的協調問題；（2）區域貨幣資金的流動問題；（3）最優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建問題；（4）全球網絡化條件下，銀行的內控與外部監管機制的構建問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