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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財務會計概念框架； 小企業會計準則； IASB； ASB
一、引言
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研究始于20世紀70年代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發表的《概念框架項目的范圍與涵義》，其認為概念框架是由目標和相互關聯的基本概念組成的協調一致、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目前，各個國家從分析、評估、指導現實會計準則的角度出發，都在大力研究財務會計概念框架，以期構建一套系統、協調、嚴謹的結構來規范實務中的處理方法。依照國際會計慣例，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結構應涉及財務報告的目標、報告主體、財務信息的質量特征、會計要素的劃分、會計要素的確認和計量等方面的內容。我國于2006年頒布了《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雖然名義上不是概念框架，但對我國具體會計準則起著指導作用。
2011年10月我國財政部了《小企業會計準則》，意在深化小企業會計改革，規范小企業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行為，促進小企業可持續發展。《小企業會計準則》作為我國企業會計準則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財務會計概念框架與我國《企業會計準則》財務會計概念框架基本保持一致，但是部分內容及表現形式有所調整。縱觀各國小企業會計準則的發展，不難發現小企業會計準則始終是在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指導下進行修訂和完善的。由此，我們從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角度對國際IASB《中小主體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和英國ASB《小企業會計報告準則》進行參照比較，以分析我國新《小企業會計準則》的特點。
二、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結構的比較
（一）財務報告目標
我國新《小企業會計準則》沿用了《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的財務報告目標，即向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提高企業透明度，同時，反映企業管理層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可見，我國小企業的會計目標立足于兼顧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并且著重強調受托責任。IASB認為財務報告的目標是兼顧受托責任和決策有用兩個方面，并將決策有用劃分為主要目標，受托責任則作為次要目標。英國ASB也將受托責任和決策有用作為財務報告的目標，其認為財務報告目標既要為考核企業管理層經濟責任履行情況提供信息，同時也為信息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且兩個目標并不矛盾，投資者對管理當局的受托責任進行考核就是為了做出更好的經濟決策。
綜上所述，在財務報告目標方面，我國《小企業會計準則》同國際IASB《中小主體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和英國ASB《小企業會計報告準則》的規定大同小異，相同之處在于他們都將受托責任和決策有用作為財務報告的目標，不同之處在于IASB與ASB將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作為首要目標。究其原因，我國小企業公司治理結構不健全，管理層普遍存在自利行為，會計造假現象時有發生，因此保證財務報告的真實、可靠，以利于報告使用者決策成為財務報告目標的首要考慮因素。為改善小企業會計信息失真、賬目混亂現象，新實施的《小企業會計準則》做出了受托責任與決策有用共存，且以受托責任為主要目標的規定。相較之下，我國《小企業會計準則》的財務報告目標實現了與國際財務報告目標的實質性趨同，在具體規定上又突出了我國特色，因而對規范小企業會計行為，健全和完善財務報告制度，促進小企業提高經濟效益大有裨益。
（二）報告主體
《小企業會計準則》將小企業從大中型企業中獨立出來，實行差別會計報告，既體現了與國際準則的接軌，又結合了我國小企業的發展現狀。我國《小企業會計準則》規定準則適用的范圍必須符合《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的要求且不包括以下三種：一是股票或債券在市場上公開交易的小企業；二是金融機構或其他具有金融性質的小企業；三是企業集團內的母公司和子公司。IASB《中小主體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將小企業界定為不負有公共受托責任，并且向外部使用者公布通用的財務報告。英國ASB《小企業會計報告準則》從量化的角度對小企業主體進行界定，其中涉及了對營業額、資產總額和雇員人數的規范。
通過上述介紹我們可以看出，三個準則對小企業主體的界定不盡相同，但體現的實質極其相似。我國對小企業的界定采用了定量和定性兩項標準，既借鑒了諸如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概念框架中關于小企業主體量化式劃型的理論，通過《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從營業收入、資產總額、從業人員三個主要維度劃分中型、小型、微型企業，又對公開交易股票、債券，具備金融性質的企業予以排除。我國沒有采用英國ASB《小企業會計報告準則》中單一定量模式對小企業主體進行規范，有其現實合理性。采用定量為主、定性為輔的標準正是基于對我國小企業數量多、涉及行業廣泛、差異較大特性的考慮。若僅以定性標準進行主體界定會含有過多的主觀成分，造成實踐中難以操作；若依靠若干數量指標衡量企業規模的大小，則不足以保證準則界定的準確性。所以，采用針對性強、易于實務操作的主體規范方式，是現行條件下我國小企業會計準則制定的客觀要求和必然選擇。
（三）財務信息質量特征
我國《小企業會計準則》繼承了《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2006）關于財務信息質量特征的描述，將會計信息質量劃分為八個具體要求，包括可靠性、相關性、可比性、可理解性、實質重于形式、重要性、謹慎性、及時性，其中著重強調可靠性。IASB概念框架指出，財務信息質量特征應包含可理解性、相關性、可靠性、可比性在內的主要質量特征以及重要性、如實反映、中立性、完整性等其他質量特征。英國ASB則清晰地劃分了質量特征的結構層次，形成了以可理解性、相關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為首要特征，預測價值、驗證價值、如實反映、避免重大錯誤等對應于主要特征的質量要求為次級特征的概念框架。
由于我國小企業資本結構簡單，涉及的利益相關者較少，其會計信息的需求主要限于稅務、銀行、企業內部三個方面，加之小企業資金、人員的固有制約，因此小企業會計信息供給的承載力較低。較低的信息承載力決定了會計準則需充分關注小企業會計信息的供給能力，避免因過多的信息質量要求帶來的企業“逆向選擇”，即提供不真實的會計信息，以完成任務。此外，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本身具有邏輯一致性，會計信息質量特征既離不開總體會計環境的影響，也無法脫離成本效益的約束。重新建立我國小企業信息質量概念框架，勢必會增加準則的制定成本，也給小企業帶來沉重的執行成本，同時會增加會計信息使用者在比較不同信息概念框架時的成本。基于以上考慮，我國《小企業會計準則》以《企業會計準則》信息質量特征要求為標桿，將制定目標的導向聚焦于股東之外的銀行、稅務對會計信息的需要，實行兩套準則共用一個概念基礎，以減輕小企業信息供給負擔，加強信息質量的內在聯系，并保持與國際趨勢高度一致。
（四）會計計量
現階段，我國小企業存在規模小、業務相對簡單、會計基礎工作相對薄弱、信息使用者對信息需求比較單一等問題，因而在會計計量方式的選擇上必須側重簡單、務實的原則。與IASB《中小主體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和ASB《小企業會計報告準則》相比，我國《小企業會計準則》簡化了會計計量方式，并廢棄了公允價值、重置成本、可變現凈值、現值等計量屬性，確立了以歷史成本為標準的唯一計量模式，對國際會計慣例中多種計量屬性并存使用的情況進行了變革，因而具有明顯的“中國會計計量”特色。
我國《小企業會計準則》放棄較為復雜的公允價值計量，采用歷史成本作為單一的計量屬性，無疑有其現實意義。雖然公允價值計量突破了財務會計歷史成本的局限性，解決了歷史成本法下計量的賬面價值與實際市價背離的問題，但我國小企業應用公允價值的條件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相差甚遠。長期以來，我國小企業在成長和發展過程中，缺乏規范的管理，賬務不健全，經濟業務繁雜且生產商品帶有隨意性，國內尚未成熟的市場條件無法滿足直接獲取市價的需要，強行引入公允價值計量不僅無助于規范小企業會計核算，反而會成為小企業利用公允價值操縱利潤進行盈余管理的工具。其次，公允價值的應用需要大量的職業判斷，且執行過程中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這與我國小企業會計人員業務素質普遍較低、缺乏必要的公允價值應用技能的現狀相背離。回歸歷史成本法下的傳統計量模式，無疑將回避會計估計的問題，從而增強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再者，歷史成本計量屬性符合稅收征管的要求。以歷史成本作為單一計量屬性，有利于消除小企業會計所得與納稅所得額產生的暫時性差異，減少小企業納稅申報時繁雜的調整事項，促進準則與稅法的協調。
（五）會計核算
我國《小企業會計準則》分為總則、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收入、費用、利潤及利潤分配、外幣業務、財務報表、附則，共計十章九十條。新準則在原有準則的基礎上進行了簡化，調整、刪減了小企業日常經濟活動中較少涉及的會計核算內容，力求最大程度規范小企業日常經濟業務的核算與處理，方便小企業實務操作。與IASB《中小主體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和ASB《小企業會計報告準則》相比，我國《小企業會計準則》涉及交易事項的規定明顯偏少，諸如投資性房地產、或有事項、政府補助等核算內容均未在準則中提及，而需要參考《企業會計準則》相關規定進行處理。
在具體核算方法上，我國《小企業會計準則》與其他兩個準則間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例如，對長期股權投資的適用方法有權益法和成本法，而我國《小企業會計準則》只允許采用成本法。在資產減值方面，我國《小企業會計準則》較之其他兩個準則不計提任何資產減值準備。在固定資產折舊方面，我國明確規定了除特殊情況外，小企業應采用年限平均法計提折舊，而其他兩個準則皆鼓勵適用主體采取加速折舊的方法計提折舊。整體來看，我國《小企業會計準則》的簡化程度與可操作性已大大超過其他兩個準則，在會計核算方面具有鮮明特點。簡化會計核算要求，優化實務操作，符合我國小企業會計基礎薄弱的現狀，有利于小企業減少會計職業判斷的應用，并對日常交易或事項進行有效核算，因而有力保障了小企業提供真實完整的會計信息。
（六）財務報表的呈報
《小企業會計準則》明確規定，我國小企業的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和附注，編報期采用月報和年報的方式。IASB《中小主體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未將財務報表呈報的相關內容列入準則之中。英國ASB頒布的《小企業會計報告準則》規定，財務報表應包括主要財務報表以及支持性附注，其中主要財務報表由財務業績表、財務狀況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財務業績表的呈報針對業績的組成和項目特征，財務狀況表的呈報針對持有資產與負債的類型以及兩者間的關系，現金流量表的呈報則重點關注不同活動產生的現金以及用途。
可見，我國《小企業會計準則》對財務報表呈報的描述較為完整、全面，這與英國ASB《小企業會計報告準則》相關規定是實質性趨同的。實現小企業財務報表的國際趨同，是我國會計準則適應國際形勢變化的一大舉措，有利于促進我國小企業與國際市場接軌，規范其報告行為，對于完善我國持續全面趨同的企業會計準則體系將產生積極影響。此外，我國《小企業會計準則》吸取了IASB在構建財務報表概念框架時的經驗教訓，增加了對財務報表呈報內容的規定，將財務信息的列報納入小企業準則中，確保了我國小企業財務報表呈報的常態化、規范化，同時有助于稅務部門查賬征稅，提高稅收征管質量，實現公平稅負。
三、總結
本文從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角度將《小企業會計準則》與IASB《中小主體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和ASB《小企業會計報告準則》進行比較，發現新實施的《小企業會計準則》在財務報告目標、主體界定、信息質量、會計計量、會計核算、報表呈報等方面具有明顯的趨同和簡化的特點，既符合國際趨同背景下與國際準則接軌的要求，又結合我國國情，有助于提高小企業會計信息質量。
我國小企業具有規模小、數量多、分布廣、壽命短、技術裝備差等特點，在發展過程中明顯有別于發達國家的小企業，因此《小企業會計準則》必須立足于我國小企業現實狀況，以規范小企業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行為為目標，促進小企業的發展。會計主體界定的獨特性，有利于實現差別會計報告，方便政府部門對小企業的監管。財務報告目標注重受托責任，強調信息質量的可靠性，有助于改善小企業會計造假現象，減輕會計信息負載，滿足成本效益質量約束條件。采用單一歷史成本計量，簡化會計處理，有利于規范小企業會計行為，實現與稅法的協調，減輕納稅調整負擔。財務報表呈報的完整性，有利于會計信息的真實可靠和如實反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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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小企業年金 ESOP信托基金模式 養老問題
一、中小企業年金發展受阻的原因分析
（一）基本養老保險的比例過高，抑制“第二支柱”的發展
第一支柱提供的養老保障水平過高從而削弱了企業建立年金的必要性。在較高的國家基本養老保險繳費壓力下多數中小企業已無力發展自己的年金計劃。
（二）財務成本較高
企業年金計入了企業成本，且這部分成本不能全部在稅前扣除。如果企業提取年金比例超過稅收優惠比例，負擔就會進一步加深。
（三）受托模式中存在的問題與風險
首先，受托人在雙層關系中具有核心地位，但是在中小企業的實際中往往會出現職能缺位現象。其次在實踐中存在著管理者同時行使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職責的情形，這就導致了委托人、受托人之間的相互牽制機制的失效，就為管理者提供了舞弊的機會。
二、創新方案設計―― “ESOP信托基金”模式
我國的中小企業覆蓋面廣，類型眾多。對于處在創業階段、急需良好的管理人、技術人員作為創業支撐的中小企業，以及知識密集型、需要核心知識團隊的中小企業，將以激勵為主要目的的“ESOP信托基金”模式作為一種創新設計，具體操作流程：
（一）成立、設置或委托ESOP信托基金會
ESOP信托基金會是一個可以控制企業股份的獨立合法實體，它掌握著年金計劃的所有資產，并負責基金的管理運作和員工股份購買。其受托管理人可以由銀行或信托公司擔任。基金會通過購買企業股份的資金向本企業投生產性資金周轉（實際以股份換取現金流），隨后企業繳費給ESOP信托基金，并在被后者用于償還銀行債務時，這部分資金才被償還。
（二）融資和償還貸款
1、公司提供擔保，ESOP信托基金會出面，以實行ESOP為名向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
國家應對實行ESOP與年金計劃相結合的中小企業提供相應的鼓勵政策，如出臺相關規定調節降低信托基金會向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借款利率，放寬實行ESOP與年金計劃相結合的企業的貸款條件。
2、ESOP信托基金會運用貸款購買本企業的股份
這部分股份放置在暫時賬戶中并鎖定，購買股份置于暫時賬戶至貸款還清前的這一段時期稱為鎖定期。在鎖定期間，暫時賬戶由ESOP信托基金會進行管理。同時這部分股份也作為企業向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的擔保品。在鎖定期間內，暫時賬戶中股份每年的紅利用來償還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本金和利息，國家可以對這部分紅利給予免稅或減稅稅收政策。同時，企業也要從員工當期工資中按比例扣除一部分資金用于歸還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本金和利息。
三、員工確定未來分發的股份份額并分發
在股份的分發上應重點體現激勵的作用。股權作為對公司所有權并據以獲得分紅的憑據，員工退休后享有的這種權利，可以為其提供較高的養老保障。為體現激勵性質，下面提出以綜合系數法作為股份分發方法的設計：
（1）首先將員工按工齡層次分段，并制定每一個年齡段內的股份分發額，采用超額累進股份分發模式。
設企業依據工齡為員工分配的股份比例占ESOP信托基金所擁有企業股份總額的X，可以得到：
[X=][m （Y
m+a*（Y-p） （p≤Y≤q）
m+a*q+b*（Y-q） （Y.>q）]
注：m為企業為向員工分發股份數額占ESOP信托基金擁有企業股份總額比例的基值，即工齡為0時也應得到的那部分股份數額；
p、q為股份分發工齡分界點；
Y為員工的工齡；
a、b為不同的工齡段所對應的中小企業股份分發數額占比。
（2）將員工按崗位類別分段，并對員工在工作崗位上的工作績效進行合理有效的評估。
設企業依據工作崗位和員工工作績效，中小企業向員工分發股份數額為Z元。
Z=w*v
注：v為根據工作崗位和員工工作績效綜合確定的中小企業向員工分發股份數額占ESOP信托基金所擁有企業股份總額的比例；
w為ESOP信托基金所擁有企業股份總額。
企業向員工分發股份數額為：Q=X+Z
四、投票權利
已經分配到股份的員工以個人名義行使表決權，未分配到員工手中的股份，由信托基金會代為行使表決權。
摘 要 政府監督的問題由來已久。在現代社會，資源相對稀缺，同時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政府在整個社會經濟生活中所承擔的責任和發揮的作用日益擴大，政府支出在國民總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逐漸增大，支出形式也是多樣化。政府在履行其受托責任時，如何利用有限的公共資源，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是各國政府和國民共同關心的問題。在此背景下，政府績效審計的研究得到大力發展。在進行政府績效審計研究時，有必要對政府績效審計相關的概念進行界定，因此本文對政府績效審計相關的概念進行了界定，并將其與幾個相關概念進行比較，明確其含義。
關鍵詞 績效 政府績效 政府績效審計
政府監督的問題由來已久。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它伴隨著國家和政府的產生而產生；從世界范圍的角度來看，各國都在積極地推進政府監督。進行政府績效審計則是進行政府監督的有力手段之一。在此背景下，政府績效審計的研究得到大力發展。本文結合國內外學者的相關定義，提出了政府績效審計的概念，并將其與財務審計、績效審計、績效評價等進行了區分。
一、績效的概念
“績效”一詞首先在企業中被廣泛使用，按照我國最新《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績”表示功業、成果、成績，“效”表示效果、功效、有效。按照這一解釋，“績效”是效果、成果的統稱。
什么是績效？目前審計理論界眾說紛紜。總結起來，主要是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是“結果觀”――把績效定義為結果。如英國學者John Bernardin等將績效界定為在特定的時間內，通過進行特定的工作活動、行為等產生的產出記錄，這種觀點將績效等同為行為、活動的結果。第二種觀點是“行為觀”――將績效定義為行為。如Katz等人的績效理論認為，績效的內容應包括一個過程，首先是員工加入組織中并能夠留在組織中，然后在此基礎上員工能達到或超過組織對員工所規定的標準。績效不是行為的結果，而是行為這一過程。隨著對績效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無論是將績效定義為“一種結果”還是“一種行為”，都是不完整的。于是，更多的學者認為績效所指的含義應該更加廣泛，提出第三種觀點“綜合觀”――將績效界定為行為和結果的綜合。如Brumbrach認為，績效的內容應同時包含行為和結果。行為由從事某項工作的個人或組織進行實施。而行為不僅僅是實現某一特定結果所付出的活動，行為本身也是一種結果，是為達到特定目的所付出的腦力和體力活動，在這種描述中，要求行為與結果能夠分別進行評價。
本文認為，前述的結果觀和行為觀都不能全面、完整地描述績效的含義。當我們對個人、組織或某一項目進行績效審計時，不僅要考慮實施的行為，也要考慮行為所產生的結果，即將績效看作是行為和結果的綜合。
二、政府績效的概念
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行使者，依法向公民和企業組織征收各種稅費，汲取財政資源，并通過政治權力機制，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
簡單的來看，政府績效就是政府行為與其產生的結果的綜合。對于什么是政府績效，國外更多的是沿用“3E”來定義，即經濟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和效果性（Effectiveness）。其中，經濟性是指政府為獲取物質和人力資源的所付出的成本和代價，簡單的說就是是否能夠以最少的代價取得所需的產出，即維持低成本。經濟性的目的主要是評價在政府的支出過程中，是否存在浪費現象。效率性是指政府所提供的產出與所付出的代價之間的關系，是否以最少的代價獲取最多的產出，即最好地利用資源。效率性的目的是評價政府的支出是否是值得的，是有效率的。效果性是指政府行動的結果與目標或行動的既定效果相匹配的程度，即提供人們對政府的需求。
目前，部分學者認為“3E”標準存在其局限性，將其標準拓展為“5E”，在原有標準的基礎上增加了環境性和公平性，而且這一拓展更具有重要的意義。
結合以上的分析，本文認為，政府績效是指政府管理活動中付出的行為及其所產生的結果，包括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管理公共事務過程中體現出來的經濟性、效率性、效果性、環境性和公平性。
三、 政府績效審計的概念
作為政府財務管理系統中的重要環節，績效審計在政府審計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
從相關理論研究文獻看，“績效審計”往往與政府審計聯系在一起，對其含義表述的主要內容基本一致，即對政府活動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評價。例如，2003年6月修訂的《美國政府審計準則》將政府績效審計的概念描述為：“客觀、系統地檢查證據，以實現對政府組織、項目等進行獨立的評價，從而增強公共責任……審計的內容包括項目的效益性、經濟性和效率性”。張繼勛等人認為政府績效審計是指國家審計機關對政府及其部門、其他組織所發生的經濟活動進行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審查和評價。”
在已有對政府績效審計的定義中，更多的是將政府績效審計作為獨立的審計體系，很少探討政府績效審計傳統財務會計審計的關系。筆者認為，政府績效審計作為現代審計體系中的一部分，與傳統的財務會計審計不可分割，不能成為獨立的形態。因此，本文對政府績效審計的定義如下：政府績效審計是指以國家審計機關作為審計主體，在對政府等公共部門和公共項目進行財務審計的基礎上，對其業績和效果進行監督和評價。
四、 績效審計與其他相關概念的比較
（一）政府績效審計與政府績效評價
什么是政府績效評價？中外學者對其含義的界定也是不統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Hatry給出的觀點：他認為府績效評價可以界定為對特定服務或者項目的結果、效率的所進行的評價。通過進行政府績效評價，可以提高政府行為的效率。這一定義得到了廣泛認可。
通過對兩者的比較可以發現，政府績效審計與政府績效評價存在很多相似之處。從目的來看，兩者的存在都是為了能更好的促進政府部門履行受托責任，揭示政府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措施，以期能夠提高政府行為的質量；從標準來看，在進行政府績效審計時，國內外理論和實務界大都將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作為其標準，“3E”標準中也體現了評價的觀點；從職能來看，兩者的職能都是對政府受托責任履行情況的監督和評價，等等。
盡管兩者存在很多的相似之處，但是它們之間的區別也是不容忽視的。如：從執行主體的角度，實務經驗表明，政府績效審計的工作多是由國家審計機關組織執行的，如國家審計署等，而進行績效評價的主體可以是國家審計機關、政府內部專設的評價委員會或者其他政府職能部門，也可以是權威的民間機構、公眾等，也就是說，績效評價的執行主體的范圍更為廣泛，是多元化的；從立項的角度，績效審計通常是針對公眾比較關心、或者具有社會影響、與時事接軌等的項目進行立項審計，如中國某市福利彩票公益金績效審計，而績效評價通常是針對某個被評價對象在某一段時間內而進行的評定，具有很強的周期性，等等。
總結以上內容，政府績效審計與政府績效評價作為兩種不同的監督評價手段，盡管在某些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績效審計的實施側重于當前重點項目和熱點問題時效性較強，而績效評價則是一個長期性的過程。
（二）績效審計與效益審計
由于各國的做法不同，翻譯不同和約定俗成或習慣等原因，績效審計在各國的具體表現存在差異，形成不同的術語。在我國，績效審計術語正式出現之前，使用更多的是效益審計。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發現國內有許多審計文獻將績效審計與效益審計混同使用。關于兩者之間是否能混用？國內學者的意見并不統一。例如，彭華彰等認為“‘績效’與‘效益’并沒有本質的差異，Performance可以翻譯為效益，Performance Audit應理解為效益審計”。蔡春認為，“統一使用績效審計術語比較規范”，并認為使用這一術語更能體現與國際研究的一致性。齊國生認為，相對于效益審計，績效審計所包含的內容更為廣泛。效益一詞的含義是指效果和利益，但是對國家機關及事業單位來言，它們不是營利性的組織，談不上效益的好壞，所以對其績效情況的審計若簡單使用效益審計術語顯得有些牽強。從我國開展政府效益審計的實際來看，主要是對國有企業的效益問題進行的審計，“政府效益審計”的提法是有其特殊背景的。所以對于國家機關、事業單位開展的績效型審計使用政府績效審計這一術語更合適。
1992年出版的《會計審計大辭典》首次將“經濟效益審計”與“績效審計” 分別進行了定義，并指出經濟效益審計是主要針對企業單位開展的，績效審計是對非營利機構進行的以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為中心內容的審計。雖然正式將上述概念進了區分，但是目前在我國的審計實踐中，卻與上述概念并不統一，如深圳市對福利彩票公益金項目的審計中稱之為績效審計，審計署社會保障審計司、審計署京津冀特派辦對失業保險基金項目審計中稱之是為效益審計，同樣是對政府相關機構管理的公共資金進行的績效型審計，卻使用了不同的叫法。這種背離會讓人們誤解，這兩者是可以通用的。本文認為有必要對我國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的績效型審計的術語加以規范，統一使用“績效審計”這一術語比較規范。一方面，使用績效審計這一術語符合國際慣例；另一方面，績效審計包涵的內容更為廣泛。
（三）績效審計與財務審計
財務審計主要關注是內部控制是否能夠令人滿意地發揮作用，審計范圍主要是在財務收支領域，而且有一套專門的會計準則。績效審計與財務審計相比，既存在差別，又相互聯系。
兩者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從審計關注的內容來看，財務審計關注的內容是經濟活動財務收支的真實性、合法性和合規性情況。而績效審計的內容是政府在使用公共資金、進行業務活動和開展管理工作方面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從審計的范圍來看，財務審計審查的主要是會計資料，績效審計審查的不僅僅是會計資料，還涉及其他的業務資料，并根據需要進行實地考察。從審計的標準來看，財務審計有一個用來測試財務報表和相關內部控制數字的有效性和準確性的標準化的方法，而績效審計則是在利用已有財務審計成果的基礎上，對業績和效果的評價，在一些情況下，可能沒有已經制定好的標準，如有些項目需要依據某一領域或行業的技術參數和標準，甚至權威技術專家的參考意見也可以作為績效審計的標準等等。
盡管績效審計與財務審計在許多方面存在不同，但作為現代審計體系的組成部分，想要進行全面、完整的的績效審計，離不開財務審計，并且要依靠財務審計的成果，因此，績效審計與財務審計之間存在必要的聯系。同時，“傳統財務審計的很多技術和方法也可以大量應用與績效審計的實施過程之中，并作為構成其方法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王光遠.管理審計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2]劉秋明.現代西方公共受托責任研究述評.國外經濟與管理.2005（7）.
企業價值是公司現有基礎上的獲利能力價值與潛在的獲利機會價值之和。以價值為核心的績效評價突破了傳統的以財務指標為主的企業績效評價體系的局限，強調績效評價應能更好地體現企業未來業績的預測與評價。
一、成本信息成為制約企業績效評價的瓶頸
在以價值為基礎的企業績效評價體系中，無論是高層次的戰略定位，還是低層次的企業經營，成本信息的運用一直貫穿其中。但是，目前國內許多企業的成本管理處于一種成本概念歪曲、成本信息滯后、成本系統無效的狀態，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制約企業價值的瓶頸因素。
（一）對成本概念的理解過于片面
當前，企業對成本的理解仍過多地強調成本的財務信息屬性，而忽略了它的非財務信息屬性。實質上，成本是一個內容十分寬泛的概念。它既包括管理者有效管理企業時所需的成本收益方面的財務信息，也包括生產率、質量等非財務信息。如果企業一味地注重財務信息，則有可能產生誤導作用。因為財務信息傾向于關注短期因素。然而，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發展和競爭的日益加劇，獲得可持續性的競爭優勢成為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為了取得競爭勝利，企業必須首先關注一些長期的非財務性因素，如，產品與生產領先、產品質量和顧客忠誠度等。有時，過分強調財務信息去削減成本（一項財務指標）而忽略甚至降低質量標準（一項非財務指標），這樣的決策可能會給企業帶來重大災難，導致長期內顧客和市場份額的喪失。反之，企業為了獲得競爭優勢可能會有意地抬高成本，只要所取得的溢價收入大于成本的增加額。因此，在研究成本概念時，有必要將戰略思想引入其中，從戰略角度考慮它的非財務性和長期性。
（二）會計收益的計算只考慮了債務資本的成本，忽略了對權益資本成本的補償
眾所周知，現行財務會計只確認債務資本成本（利息費用），股東的權益資本成本被當作是“免費的午餐”不予核算。在金融市場不發達和企業組織形式為獨資和合伙時，債權人被認為是唯一的外來者，重要的是確認和計量債務資本成本，相反，單獨確認和計量權益資本成本是沒有多大意義的。然而，在企業組織形式為公司制時，無論是債權人還是股東，相對于公司這個獨立的人格化主體而言，都是“外來者”。公司通過兩個渠道籌集其所需要的資本，無論是哪種資本，公司使用它們都是有代價的，都應作為成本處理。而且，在公司制企業中，股東并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不了解企業信息的股東可以隨時用“腳”投票，出售其原來持有的股票而不再成為公司的股東。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他們已經成為企業的“外部人”，股東權益資本成本必須單獨計量。
（三）強調物質資本成本，忽略了對人力資本成本的計量
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在其“向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說中正式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他指出，人力資本是相對于物質資本而言的，是指體現于勞動者身上，通過投資形成并能使價值迅速增值的包括健康、體力、經驗、知識和能力的存量。西方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在經濟增長的要素中人力資本的作用大于物質資本的作用。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肖灼基也認為，人力資本比物質資本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間，特別是在后工業時期和知識經濟初期，人力資本將具有更大的增值潛力。周其仁（1996）在“企業契約性質”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認為“企業是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這里的非人力資本，通常是指除人力資本之外的所有物質資本的總和。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合作契約關系，是雙方長期博弈的結果，體現了一種博弈均衡。
（四）固守陳舊、落后的成本系統
一個有效的成本系統提供的信息應具有以下一些特點：首先，成本信息應具有可靠性，成本信息應能夠盡量客觀地反映現實，接近實際，管理人員使用該成本信息應能夠做出恰當的決策，不會導致錯誤判斷。其次，成本信息應具有相關性，成本信息的提供應與管理者將要做出的決策相關。當決策需使用歷史成本時，成本系統應提供歷史成本信息；當決策需利用未來現金流量時，成本系統應提供未來的相關成本信息。再次，成本信息必須支持各種類型的管理決策。如，為管理層指出正確的經營方向、產品投資組合與定價、材料（零件）自制/外購、新產品開發、長期投資決策等。此外，有效的成本系統還應有助于企業的激勵與控制、學習與反饋等。企業管理人員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對成本系統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如果發現成本系統對于一些現象無法解釋時，表明企業的成本系統可能無效了。
二、改革現行成本信息系統勢在必行
（一）建立以管理職能為基礎的成本概念框架
企業的日常管理工作是由一系列相互關聯、連續進行的活動構成的，這些活動可被歸類為一些基本的管理職能，包括計劃與決策、組織與領導、績效與控制。
1.基于戰略職能的成本概念。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發展，企業間的競爭日益劇烈，企業要獲得競爭優勢，就必須重視戰略。因此，管理的戰略職能已經一躍成為管理的首要職能。把戰略管理思想同成本管理結合起來便形成了戰略成本管理，戰略成本的實質要以企業的戰略為核心，與一系列具有源流性質的成本動因相對應。戰略成本的內容一般包括時間成本、信息化成本、創新成本、學習成本和市場成本。
2.基于計劃與決策職能的成本概念。企業管理人員為了做出各種計劃和決策，必須獲得足夠的信息，其中，成本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指標。但是，企業管理人員所運用的成本信息并不是簡單的成本數據，而是一些經過處理的具有及時性、相關性和精確性的成本信息。于是產生了常見的用于計劃和決策職能的成本概念。這些概念主要包括相關成本、差別成本、機會成本和沉沒成本。
3.基于績效與控制職能的成本概念。成本管理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為控制企業的日常管理活動和生產經營活動、考核和激勵雇員及經理提供信息。用于此項管理職能的重要成本概念是可控成本與不可控成本、標準成本、定額成本和責任成本。
4.基于報告職能的成本概念。企業管理當局需要定期編制各種財務報表，以滿足廣大外部信息使用者和內部成本管理的信息需求。在這一管理職能中所使用的重要成本概念為生產成本和期間成本。這些成本通常是根據國家統一的財務和會計法規、制度核算出來的，又稱為財務成本或制度成本。
5.基于組織與領導職能的成本概念。企業在進行組織設計之后，為確保各項任務的順利完成并使系統能夠正常運行，組織還必須按照設計的要求為系統配置合適的人力資源，并對之進行有效的管理，稱為人力資源管理。與人力資源管理職能相對應的成本概念為人力資源成本。廣義的人力資源成本包括勞動者被企業雇傭之前為了培養自身的勞動能力所花費的代價和企業在員工的招聘與培訓、人力資源開發等方面所花費的代價；狹義的人力資源成本僅指勞動者受雇后的成本，是企業組織為了取得或重置人力資源而發生的成本。
可見，成本信息正扮演著多種角色，為管理的各項職能服務。因此，我們必須改變傳統的成本觀念，沖破單純的產品成本概念的束縛，多層次、多方位地理解成本的概念。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新的管理手段、方法和目標的出現，成本的涵義也必然隨之拓展和延伸，成本概念的內容將更加豐富多彩。
（二）將權益資本、人力資本納入會計核算系統
會計學家安東尼（1973）認為，利息費用不僅包括債務資本成本，而且包括權益資本成本，它應和債務資本一樣計量成本并和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費用一起計入存貨成本和商品銷售成本。現行資產負債表的股東權益部分并不代表股東在企業中的權益數額。盡管實收資本項目反映了股東原始資本的投入，但是，留存收益卻不代表股東的貢獻，盈余是會計主體本身賺取的，而不是股東賺取的。因此，有必要改變以股東為導向的資產負債表右邊結構，將原來的股東權益分成股東權益和主體權益兩個部分。新的股東權益包括：一是原來資產負債表上列示的實收資本數額；二是權益資本成本（權益利息）部分。新的主體權益與現行財務會計程序下的留存收益也并不是一回事。因為在資本成本會計理論下，凈收益應該是各種收入與各種費用（包括權益利息）之間的差額。每個會計期間的凈收益應該加到主體權益上去，只不過這個凈收益要比現行會計程序計算出來的凈收益小一些。
關鍵詞：醫院財務分析；評價體系
醫院的財務分析是醫院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醫院的財務報表和其他財務數據為依據和起點，采用專門的分析方法，對醫院經濟活動進行系統分析，評價醫院的經營成果、財務狀況及其變動原因，目的是了解醫院過去、評價現在、預測未來，幫助醫院管理者對醫院重大經濟事項做出正確的經營決策。所以，建立客觀、公正、規范、綜合的財務評價指標體系是現代醫院管理的必然要求。
一、醫院財務績效評價的概念及構建意義
（一）醫院財務分析評價的概念
醫院的財務分析評價就是指利用各種評價指標，對醫院的各項財務活動進行評價，說到底就是對經濟效益的評價。
（二）醫院財務分析評價指標體系建設的必要性及意義
醫院的財務績效評價體系，可以真實而客觀地反映出醫院的資產運用及財務績效情況；新醫改實施以來，國家對醫院的投入也不斷增加，醫院的規模化發展，也應該以完善、公正的賬務績效評價體系作為保證。醫院的財務績效評價體系是醫院業績評價的重要依據，醫院的財務績效指標標準進行公布后，可以有效推算出醫院財務績效的管理水平，并從中找到管理的薄弱環節，進一步提高醫院的整體管理水平。
二、醫院財務績效的現狀分析
目前我國醫院大多數采用四部循環法財務績效管理模式，雖然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仍然存在很多實質性的問題。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問題有兩個：首先，財務績效評價制度的有效性相對欠缺。據調查分析，我國大部分醫院的財務績效評價體系并不科學，相關數據缺乏真實性和全面性，同時在評價分析方法上也缺乏統一性，從而造成的各項指標體系的偏離。還有部分醫院在財務績效評價方面缺乏均衡性，尤其是一些民營醫院，只對財務指標重視，從而忽視了醫務人員及患者的滿意度；其次，很多醫院在財務管理監督體制方面還有待完善。醫院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也存在一定的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如果內部控制體系也不完善，就會出現財務監督不到位，財務績效評價缺失等問題。有些醫院雖然構建起了財務績效評價體系，但其各項評價指標卻并不符合醫院的實際情況，大多數是局部的或者事后的，與內部控制的核心嚴重偏離，這種財務績效評價體系如同虛設。
三、財務分析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一）明確醫院賬務績效評價指標
1.評價指標確立的原則
針對醫院財務績效評價應該尊重全面、聯系、客觀、實際的原則。所謂全面就是指醫院的各項財務績效評價指標，必須包含著醫院財務評價的全部內容，涉及醫院全部經營發展范圍，不僅要涵蓋醫院的經濟獲利能力，還包括了醫院的持續發展能力社會效率等；所謂聯系就是指，每個績效評價指標之間，必須是有機聯系起來的，這是對指標權重進行衡量的主要因素；客觀、實際就是指標之間的權重分配應該結合醫院的實際情況，減少隨意性，盡量站在客觀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衡量。醫院不同，其指標也不盡相同，指標的權重自然不同。但是需要保證的就是表現出充分客觀的一面。此外，指標設定還必須將財務指標與非財務指標充分結合起來。
2.各類指標的權重分析
醫療衛生改革的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實現醫院規模的不斷增長，實現醫療衛生體系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因此，醫院的財務績效評價指標應該適當加大對資產質量指標的權重，促進醫院資產的保值增值。對于公立醫院來說，由于其債務風險大多由政府承擔，因此，醫院的財務績效評價指標可適當降低債務風險指標的權重，可對醫院的短期債務風險進行適當考慮。為了實現醫院醫療衛生服務的最大化，醫院還應該將就診流程盡量簡化，以提升其業務量。以業務量來帶動經營利潤的提升，因此，可適當增加經營增長指標的權重。隨著醫保制度的實施，醫院的成本管理也更加嚴峻，成本管理好壞對醫院的經營能力會產生直接影響，因此，醫院還應該加大成本管理指標的權重。
3.評價指標的選擇
通常情況下，對一個企業的財務績效水平進行驗證，可綜合考慮其償債能力、營運能力、收益能力、成本控制能力以及發展能力。隨著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醫院作為公益性事業單位，也具有企業的性質，因此，筆者認為醫院的財務績效評價指標應該選取以下幾項：即資產質量指標、經營增長指標、成本管理指標、債務風險指標。
（二）進一步完善醫院財務績效的相關制度
醫院作為一個實體經營單位，其財務績效評價體系的構建，需要多個部門共同努力配合方可實現。因此，醫院應該從全局出發，對各項制度進行完善，以保證財務績效評價體系的順利實施。首先，醫院應該考慮落實全成本核算制度；其次，醫院還應該對財務績效分析及評價制度進行完善。由于醫院級別不同、類別不同，其醫療服務對象及服務目標也不同，因此，醫院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建立起完善的、符合醫院發展戰略的績效分析及評價制度；最后，醫院還應該強化財務管理的監督體系，不僅要加強成本管理，還要加強內部審計與監督工作，實現全方位、全過程的財務管理與動態監督。
（三）加強財務績效評價結果的應用
醫院必須注重對財務績效評價結果的應用。全面而科學的績效考評結果是反饋考評信息，幫助醫院實現財務的高效管理，以及實施各項賬務管理政策的主要依據。因此，醫院應該充分考慮對考評結果的運用，進一步提高財務管理的水平，實現醫院內部控制體系的逐步完善，同時也為醫院的衛生服務水平提高打下堅實基礎。比如對人均門診消費水平進行分析，可以有效分析出醫療消費的價格走向，這不僅有利于避免新增項目的亂收費問題，也可有效避免醫療費用的不合理現象。
參考文獻：
[1]李俊生.醫院財務績效管理評價模型研究[J].人力資源，2014（06）
【關鍵詞】經濟 責任審計 績效審計 比較研究
研究國內相關理論和實務，其經濟責任、績效兩種審計間存在緊密性的聯系，特別是政府領域內的審計。當前國內很多學者不斷學習且研究著國外的績效審計相關經驗，在該過程中極易發現二者有混同不良現象，認為績效、經濟責任兩種審計具有雷同性，故極易混淆其審事、評人，直接影響了社會對其經濟責任審計正確認知以及落實，制約了績效審計當前在國內各領域內的發展。為了令績效審計在國內得到高效的發展，要求社會或工作者能夠正確認知兩者間的聯系和本質性區別。因此，從各視角、各層面研究和比較兩種審計間的區別，令其在各領域中更好地發揮自身職能作用。
一、研究概念間的對比
從概念上進行比較，其經濟責任審計主要是審計者需從被審計的所在單位開展財務相關活動，安排會計記錄相關信息（資產和負債），確保信息具有真實性、合理性，對資產增值的部分予以全方位審計工作，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原則，理清審計單位工作者在本次活動中所應該承擔的責任。而績效審計在概念上到現在尚未有系統性觀點，國內審計者借鑒了一些國外與績效審計相關經驗，并有效結合了國內的國情，重新界定了績效審計概念。在定義上它主要是由獨立性審計部門或機構及其工作者對政府開展經濟相關活動展開審查，在分析和評價中確保公共資源利用有效效益能夠和預期效果保持一致，從而改善其在經濟管理方面的工作，提升政府經濟活動在績效上的監督力度。
在基本的定義方面，其績效審計在原理上和經濟責任的審計相一致，皆搜集與被審計相關單位的財政財務實際收支等重要信息或數據。比較其既定標準，在評價上能夠與規定相符，且把審計最終結果傳回給相應被審計的單位系統之中。但是存在區別的就是績效審計更加傾向于對項目自身經濟性能、整體效率以及最終效果等作出評價，其經濟責任審計則傾向于對被審計的單位責任者在任期之內經濟職責進行劃分。兩種審計皆是構建在其財務審計之上，由于僅能在合法且真實原則上對其各項指標作出評價，確保經濟責任的評價要有客觀性、公平性、精準性，在該過程中兩者實現了互補。一方面，其績效審計很好地指出了被審計機構在工作或相關活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主要是借助經營管理分析問題產生的本質，同時為其經濟責任審計有效劃分瀝青相關部分設計者的職責，并為審計提供確鑿證據。但是在另一方面，其經濟責任審計把審計結果以報告形式提交給被審計的機構相關負責人，有力督促了該機構實現整改目標，不僅加強了管理力度，還提升了此機構的經濟效益，不斷推動著績效審計提升發展的層次以及高度。
二、研究基本要素間的對比
（一）審計職能
從職能上進行比較，其經濟責任審計主要包含傳統財務的審計職能，審查財務部門收支合理性與真實性，確保國家各項經濟的完整和安全，職能重點在于監督經濟。其次是經濟責任審計，它重點在于審查并評價被審單位相關負責人自身在任職時間內對經濟活動應該承擔的職責。績效審計在職能上傾向于評價以及鑒定，其職能實現主要是通過審核被審計的機構相關經濟活動，考核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和環保性，令此機構整合與優化自身資源的有效配置，提升其經濟活動的效益。在鑒證職能上延伸了評價重要職能，運用法律效力進行證明，進而為各機構或是相關法人提供精準的決策依據。兩者皆有著評價的職能，區別在于對各自職責評價不同，績效審計體現在經濟活動審計整體效率和經濟性以及最終效果。但是評價與審計息息相關，評價在內容上局限于部分或是所有事項的決策參與者，其績效審計在評價內容上主要包含了經濟事項整個過程。然而，經濟責任審計在職能上傾向于對經濟活動進行監督，延伸了財務審計在監督方面的職能，其績效審計在鑒證職能上延伸了評價職能。從其職能上來看，二者存在優勢互補關系，主要表現在審計作用方面。
（二）審計方式
在審計方式上有著明顯的區別，首先是其經濟責任審計會隨時、全方位對專項活動展開審計，分為現場、送達等多種方式。通常情況下，其績效審計經常以調查方式開展審計工作，較少進行全面性的審計。另外，在時間上會隨時不定期對多個項目展開審查與分析，在地點上對現場實施檢查和取證以及分析，較少運用電子數據或是書面資料完成送達；其次為經濟責任多數審計相關機構內部會計資料，具有較強的微觀性，相關事項存在較少宏觀性建議或是結論。由于績效審計不僅在微觀上展開審計，還對各類問題展開大范圍性審計；而后經濟責任重點對事后展開審計，還對事前和事中以及后續等展開諸多審計。經過對審計方式的比較，其績效審計具有靈活多樣的特征，針對于自身有著廣闊的領域，較寬的界面和復雜且多變的內容，審計者可自由、靈活的進行選擇，相較之下經濟責任審計具有很單一的審計方式。書面審計方式可以與電子審計方式實現優勢互補，減少審計過程中的數據誤差、數據篡改等問題，績效設計亦可以其多樣性和靈活性的審計方式補充責任審計的單一審計方式。
三、總結
通過對兩種審計概念、基本要素間的比較，其績效審計比經濟責任審計具有更為廣泛的內容，方式也比較靈活，以及較為明顯的審計成效。它在未來審計發展中勢必會成為主流，但是經濟責任審計又由于滋生對經濟活動監督的復雜性，故在審計中充當著重要角色。雖然績效審計、經濟責任審計都存在著不同的傾向點，但其之間卻存在著互補優勢。績效審計傾向于經濟領域的宏觀性審計，其經濟責任審計更加傾向于經濟領域的微觀審計，經兩者結合應用在審計中，對政府機構充發揮出監督和評價以及鑒定等重要職能。
參考文獻：
[1]李利華.論經濟責任審計與績效審計之比較[J].學術交流，2012，（3）.
【關鍵詞】 銀行績效評估;經濟增加值;平衡計分卡;融合
一、我國商業銀行績效評估現狀
我國商業銀行績效管理理念的發展經歷了利潤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價值最大化三個階段。銀行價值最大化已經成為國際先進銀行普遍認同的經營目標。價值最大化是指企業通過合理經營,采用最優的經營策略,充分考慮資金的時間價值和風險與報酬的關系,在保證企業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上使企業總價值最大。從這一定義可以看出價值最大化的理念著重于以下幾個方面:
1.長期性。價值最大化要求企業保證長期穩定發展、未來現金流充足順暢,
2.戰略性。由于價值最大化是長期性的,指導一個企業長期的發展就必須要建立起符合價值最大化目標的、具有企業特色的戰略。
3.系統性。要求企業必須在股東、企業、客戶、員工價值最大化中取得平衡。
當前銀行績效考核體系普遍面臨的問題有:戰略目標與評價體系脫節;績效評價體系缺乏系統性考慮;重視結果指標考核,輕視驅動指標監督,沒有發揮應有的激勵和導向作用;績效評價中忽視員工參與;指標設定只注重于財務指標,忽略非財務指標;風險隱患約束不夠,短期行為突出。考慮以上種種,經濟增加值和平衡計分卡融合的績效評價機制將是解決以上這些問題創新而有效的途徑,將有利于商業銀行實現價值最大化的目標。
二、經濟增加值的概念及優劣勢分析
經濟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簡稱EVA)的核心思想是以經過會計調整后的凈利潤扣除所有資本成本后的余額作為股東評價管理者的業績指標。EVA用公式表達為:EVA=稅后凈營業利潤一經濟資本成本=稅后凈營業利潤一經濟資本×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率[其中,稅后凈營業利潤=(銷售收入一銷售成本一經營費用)×(1一所得稅)]。由此公式可見,EVA是指企業稅后凈營業利潤扣除資本成本后的差額,該差額為正時,表明企業為投資者帶來了高于同等風險條件下的平均利潤水平的投資回報,企業的經營才真正具有價值;反之,表明投資回報不能夠彌補投資風險,企業經營沒有意義。
在商業銀行運用EVA評價體系有以下優勢: (1)以EVA為核心進行績效評估有利于使商業銀行中高級管理者和業務骨干的目標與股東的目標保持一致,提供有效的激勵,促進他們尋找和從事價值創造活動,優化決策。(2)EVA對會計信息來源進行了調整,消除了會計信息對公司管理者真實業績的扭曲,有助于商業銀行建立比較客觀的價值評價體系,能更加真實、完整和公平地評價管理者的經營業績。(3)引入資本成本概念,考慮了商業銀行日常業務面臨的風險成本,真實地反映了商業銀行創造的價值。
其同時存在著不足之處:(1)EVA體現的是銀行已經實現的價值,未必能夠反映銀行未來的持續發展能力。我國大多數銀行仍然是以存貸款利差收入為主,這種傳統經營模式所創造的EVA值,并不能對未來以金融產品創新為核心的價值創造模式提供更多的指導或評價。缺乏遠見性也會誤導管理者做出追求短期利益的行為。(2)EVA僅從財務角度進行績效評估,對非財務方面的資源和潛力考慮不足,其結果可比性較低。(3)EVA過于強調股東財富的創造而忽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4)EVA主要適用于對銀行利潤中心的績效考核,卻無法對銀行的成本中心,如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等部門的工作業績進行評價。
三、平衡計分卡的概念及優劣勢分析
平衡記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簡稱BSC)是用于企業經營績效衡量與評價的指標體系,該系統以組織的戰略和遠景為核心,從財務、客戶、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四個方面去評價企業的經營績效。四個層面中,財務評價是企業最終目的,企業學習與成長評價是核心,內部流程是基礎,客戶評價是關鍵,四個指標有強烈的邏輯因果關系。
在商業銀行運用BSC評價體系有以下優勢: (1)財務評價和非財務評價有機結合的績效評價體系,彌補單一財務指標評價的不足,全面真實地反映企業的實力;(2)BSC評價系統中的非財務評價指標能很好地衡量企業未來的財務績效,有效避免管理者的短期行為,實現企業的長期戰略與短期經營活動的有效結合;(3)BSC評價體系實現了企業內部和外部之間的平衡,綜合考慮企業整體與各個部門和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使企業成為有著共同目標的系統;(4)BSC體系中各個維度指標的因果關系揭示了保持企業持續發展的動態定律,使長短期目標互相促進,有力地保證了企業戰略目標的實現。(下轉第181頁)
(上接第175頁)BSC評價體系的不足有:(1)BSC非財務指標中存在很多需要主觀判斷的因素,這些指標往往難以正確量化;(2)BSC從四個方面制定詳細明確的指標和標準,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實施成本高;(3)BSC綜合考慮全盤戰略,各指標間的相對重要性不明顯,導致指標的權重設置過于空洞模糊,難以確定,最終導致評價結果存在不合理性,降低績效管理效率。
四、經濟增加值和平衡計分卡互補融合分析
由以上對EVA和BSC優劣勢的分析可以看出,盡管兩者的實施理念不同,BSC與EVA一樣,都是以創造企業價值最大化為目標。EVA本身的局限性要求其必須依托于一個綜合全面的績效管理體系,BSC正是包含了財務指標和非財務指標的全局性強的績效評價體系,是戰略執行工具。與此同時,BSC各指標的相對重要性不明顯,需要一個統領全局的核心指標來集中注意力創造價值,EVA作為財務指標,其可計量性和財務績效評價的綜合性,恰恰能作為BSC體系績效評價的核心,把管理層的注意力集中到對價值創造有關鍵作用的途徑上。
EVA與BSC兩者并不矛盾,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以EVA為導向,BSC為載體,互為補充,能構建出新型的更加全面、更加科學的績效管理體系,有效地解決當前銀行績效評估體系普遍存在的問題,保證銀行長期穩定發展,實現銀行價值最大化。(下表為參照BSC框架體系)再結合EVA和商業銀行特性的新型績效評價體系及權重設計示例:
參考文獻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財務績效；制度理論；資源松弛
文章編號：2095-5960（2017）01-0101-10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企業社會責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從無到有，從一開始偶爾的企業家個人慈善之心，到逐漸融合為企業戰略的一部分，最終成為所有企業必須要面對的問題[1]，在這一變遷中，無論是學界還是實務界，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認識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研究也經歷了多個階段，并演化出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熱點。這些研究方向和熱點時間跨度逾30余年，從較早期的企業社會責任定義與評價模型，[2][3]到被長久討論的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4][5][6] 再到近些年來被重點關注的企業社會責任與資本市場關系，[7][8][9]以及最近的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決策過程關系，[10]這些林林總總的研究經歷了怎樣的演化歷程，繁雜的理論之間又存在什么樣的邏輯聯系呢？厘清這些問題及其淵源，既是對以往文獻的回顧總結，更是后續研究的必要起點。
為了展現企業社會責任的“前因后果”①①本文的“前因后果”有兩重含義：一重是從時間和研究歷程上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前后所經歷的重要階段（本文從點、線、面的演化角度分為三階段）；另一重含義是從研究的邏輯上看，以企業社會責任為中心，“前因”是指企業社會責任的動因和前置因素，“后果”是指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 ，在學術發展的維度上，我們將基于“點、線、面”的結構演化邏輯梳理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歷史脈絡，并分析各個方向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在每一個階段的內在邏輯維度上，我們以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界定為起點，一部分研究向上推演影響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因，另一部分向下分析由于社會責任及其信息披露而產生的相關經濟后果，以及延伸出的信息傳遞的相關現象。
二、“點”――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界定
（一）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的困難
自從Clark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思想，[11]以及Bowen里程碑式的正式提出“企業社會責任”[12]概念以來，定義企業的社會責任及其邊界，一直是有爭議的話題[13]。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企業社會責任因“時”而變。企業社會責任的提出至今已有近一個世紀，期間世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而企業社會責任又是一個動態的概念[14]，這使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在時間軸上無法固定。二是企業社會責任因“地”而變。同樣的企業行為，基于不同國家的文化和制度環境會產生不同的認定[15]，這也增加了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的復雜性。三是企業社會責任因 “人”而變。企業社會責任可以被認為是企業對社會中各類利益相關者的責任[16]，不同的人群秉持不同的價值觀，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看法也自然不同。除此以外，諸如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內涵的重疊[17]，以及概念內核的復雜性[18]，也都被認為是企業社會責任難以簡單定義的重要原因。
（二）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
由于以上原因，簡單定義企業社會責任被認為是很難實現的，于是在學術實踐中，學者更傾向于采用“評價模型”方式來構建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邊界。
Carroll給出了一個三維的概念模型，在這個模型中，企業的社會責任被定義為由經濟、法律、道德和慈善四個方面組成的社會行為。[2]“雖然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一直都存在爭議，但Carroll的這個定義是最為被廣泛接受的一個”。[7]由于模型化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構建易于與共生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等新興理論相結合，因此，國內也有很多學者構建了企業社會責任模型。徐光華等基于共生理論，在企業經營業績評價指標的基礎上嵌入企業社會責任因素，構建了包含經營績效、財務績效和社會績效的“時鐘模型”，從企業的微觀經營角度刻畫了企業社會責任行為。[19]李正等從信息披露的角度，界定了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六大類共十七小類內容，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在謀求股東利益最大化之外的額外義務，是對股東利益最大化這一傳統原則的修正和補充。[20]最近，肖等則從經濟價值創造、環境價值創造，社會價值創造以及透明運營四個維度出發，結合戰略理念與管理制度，構建了評價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鉆石模型”。[21]
（三）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界定的進一步討論
綜上，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及評價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到兩個主要的特征，一是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界定的復雜性和模糊性；二是雖然在具體的概念界定上很難有簡單一致的結論，但是其核心思想都是反映了企業對社會必要的反哺以及相應的社會效用[15]，因此，企業社會責任具有一定的道德傾向。從復雜性和道德性兩方面看，企業的行為可以總結如圖1。
圖1左側象限中的行為指企業違反商業倫理而意圖獲益的行為：這類行為中，復雜的有利用法律法規的灰色地帶進行的違反商業倫理的行為（例如過度避稅）；簡單的則如商業欺詐等行為。左邊象限中企業的行為一般不在企業社會責任討論范圍之內。圖1右邊象限中，都屬于企業符合商業道德和倫理的行為：這類行為中，簡單的如企業履行符合經營與財務責任的行為，這類行為在具體執行中可能是復雜事件，但在商業邏輯上是簡單事件，這是因為不履行這些責任會明確的得到相應的、可預期的懲罰，對應的損失也容易估計；而復雜的則如我們討論的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該責任后，成本不好估計，收益也不確定。
企業社會責任同時具有的復雜性和道德性特征，讓學者從一開始就有意無意地從“推動企業完成社會責任”的角度去看待這一行為①①利益和投入簡單相關的行為，企業會自發地完成或者規避，并不需要學者的“鼓動”。 ，這也導致了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得到了廣泛的關注。
三、“線”――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相關關系
財務績效和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獲得了廣泛而又持久的學術關注，從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角度看，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良好的前期財務績效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物質保障；二是后期良好的企業財務績效也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一個重要理由。
（一）財務績效影響企業社會責任
把財務績效作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因或者前置因素，認為企業資源與企業社會責任成正相關關系的主要理論依據是資源松弛理論（Resource Slack Theory）。[4][22]該理論認為，企業投入社會責任行為的多少取決于企業資源的豐裕程度，有充沛物質資源的企業相對于資源枯竭的企業更可能履行社會責任。這一理論假說由于符合一般直觀和常識判斷，因而從一開始就得到了較多實證研究的支持，例如McGuire等就基于財富雜志的企業聲譽評級數據，經驗性地支持了這一理論。[23]然而這一理論也并非完全沒有爭議，比如，Aupperle等就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復雜的概念，采用不同的變量表征企業社會責任會對實證結果造成直接的影響。[24]也正是因為這些原因，Orlitzky等回顧了以往的52個研究，綜合33，878個觀察值，發現財務績效與企業社會責任呈現較弱的正相關關系，這至少說明資源不是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唯一重要因素。[6]
在這一支線上，最近的理論趨向于認為財務績效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并沒有直接的聯系，而是在當中有一些中間體承擔了中間變量的角色，企業的財務績效推動了中間變量，中間變量再推動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22]我們認為，這一中間變量的理論從根本上說依然是沿襲了資源松弛理論的邏輯，只是在資源的種類和產生作用的機理上有了新的拓展。具體而言，Surroca 等認為，企業的財務績效會推動企業四類無形資產（研發、人力、企業聲譽以及公司文化）的增長，而這些無形資產又推動了企業社會責任的進步，進而形成一個“良性循環”。[22]
（二）企業社會責任影響財務績效
前述財務績效對企業社會責任影響的研究中，雖然存在一定的理論分歧，但是“資源松弛理論”依然占據主流，實證的結果也相對較為一致。然而，在問題的另一側，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則有較大的爭議。這一方向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以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為基礎，認為企業由于完成了社會責任，因此可以得到更多的社會利益相關者的支持以及隨之而來的多樣資源，進而對企業財務績效有正向的推動作用，在這一理論中，由于企業社會責任概念與利益相關者概念吻合度較高，因此得到了廣泛的認同；[25][26][27][28][29]另一類以理論（Agency Theory）為基礎，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經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例如建立經理人自身的名譽等）而讓股東“買單”的行為，因此最終會導致企業財務績效下降[30][31]。基于上述兩個理論分支的實證研究得到的結果也差異很大：既有得到正相關結果的，也有負相關的；有正二次曲線相關的，甚至還有負二次曲線相關的。[31]由此也可以看到，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路徑可能比較間接。
這一支線上最近的文獻進展也大都圍繞“間接影響”這一思路展開。Cheng等認為，融資約束程度是企業社會責任影響財務績效的中間因素。[9]這是因為：一方面，企業財務績效和融資約束有直接的關系，融資約束較低的公司在遇到有合理利潤的項目時，才有可能有足夠的資源投入，進而改善企業的財務績效；[9]另一方面，企業社會責任與融資約束也有直接的關系，這樣融資約束就搭建了鏈接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之間的橋梁。這一中間變量作用也可以從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角度得到解釋：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能夠加強與利益相關者的信任程度，進而降低融資的成本；[32]同時，更好的社會責任行為會導致更良好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而這又能有效地降低企業和資本市場之間的不對稱性，進而降低資本成本。[8][33]這樣，融資約束就成了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之間的中間傳導因素。在國內，劉計等基于中國上市公司數據也得到了類似的經驗結論。[34]最近，Eccles等又找到證據表明，有良好社會責任記錄的公司，相比其他公司有更好的公司治理流程，同時也有更好的財務績效。[10]
（三）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線性關系的進一步討論
企業財務績效既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因”又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果”（如圖2所示），這一互為因果的復雜關系加上企業社會責任在度量上的模糊性，是兩者線性關系很難在計量層面找到一致證據的重要原因；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可能存在著間接關系，[9]也導致計量上很難達成一致結論。
更進一步的考慮兩者關系，我們至少還會產生兩個疑問：一是企業財務績效所代表的資源松弛程度是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唯一重要因素嗎；二是企業社會責任除了能對企業財務績效產生正相關或者負相關的影響之外，還會有別的“溢出效應”嗎？為了進一步回顧現有文獻對以上兩個問題的回答，我們將從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的線性關系進一步擴展，回顧一個包含了多種線性關系的“面”的邏輯結構。
四、“面”――多維的企業社會責任動因與經濟后果
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動因方面，財務績效雖然反映了公司的資源松弛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動因，但不是全部重要原因；在經濟后果方面，由于中間變量的存在，其溢出效應導致財務績效顯然不會是唯一的經濟后果。
（一）多維的企業社會責任動因
除了經濟資源以外，制度環境也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認為企業資源與社會責任的正相關關系會受到企業所在地制度環境的影響，這被稱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制度差異猜想（IDH，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Hypothesis）或者制度理論（IT， Institutional Theory）。在這一支線上，首先是由Campbell正式提出了理論框架，構建了以國家法律、行業自律、獨立第三方監督、社會道德水平、工會組織以及交流通暢程度為要件的制度影響框架；[35]在此之后，Matten等著重從國家的維度分析了不同國家間企業社會責任的行為差異及其理論原因；[15]最近，一些著眼于發展中國家以及跨國界的研究，則為這一制度差異理論提供了檢驗性的證據。例如：Julian等分析了加納的制度環境，認為相對于歐美發達國家，加納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可能導致越是有財務資源的公司越可以通過賄賂等非法渠道獲得所需的商業利益，而無需通過社會責任的履行來“討好”利益相關者，進而合法地獲得商業利益，因此，在加納，資源約束理論所得出的企業財務績效與企業社會責任正相關的結論會由于其制度環境而變為負相關，而最終的經驗證據也支持了這一點；[36]類似的，Muthuri等考察了在肯尼亞的跨國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情況，研究發現，總部在海外的肯尼亞跨國公司相對于本土公司收到更多其母國制度壓力，進而更有履行社會責任的傾向。[37]
如果上述制度環境被認為是影響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外部環境，那么公司治理和管理環境就是相應的內部環境。已有研究表明，公司的治理環境影響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Hillman等認為， 董事會的多樣性有助于增強公司與外界交流的通暢性，以便對外部利益相關者的訴求作出更及時和準確的反饋。[38]在管理層面，Joshi等也觀察到，多樣性較高的管理團隊更容易產生創新的解決方案。[39]以上證據也支持了Bear等的結論，即多樣性的人員組成能夠有效地提高企業對外部利益相關者的反饋質量，以提高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質量。[40]Walls等基于環境績效，做了一個包含所有權性質、董事會構成以及管理層特征的綜合測試，構建了一個較為全面的治理環境影響的框架。[41]
（二）多維企業社會責任經濟后果
由于中間因素影響以及多個市場的交互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較為多樣，但基本可以分為資本市場的經濟后果和商品市場的經濟后果兩個大類。
1.企業社會責任在資本市場的經濟后果
同企業的經營行為通過財務報告進行披露一樣，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主要通過社會責任報告披露而作用于資本市場。在資本市場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反饋方面，研究主要以社會責任披露為自變量，而因變量主要集中在資本成本和公司市場價值變動這兩個方面。
在資本成本方面，遵循著信息不對稱理論的邏輯，大部分研究都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能夠緩解企業和資本市場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情況，進而降低企業的資本成本。Dhaliwal 等實證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與權益資本成本的關系，研究發現：前期權益資本成本較高的公司在當期傾向于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而在本行業中較好地完成社會責任的公司，在首次自愿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后能顯著地降低權益資本成本。[8]由此可見，公司較好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是會受到資本市場認可的，并會被看成是公司誠信與責任感的一種表現，從而降低公司隨后的資本成本。
在公司市場價值方面，基于不同市場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陳玉清等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經審計的財務報告信息，構建了企業社會貢獻的評價指標，并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披露的社會責任貢獻對股價的解釋力較弱。[42]此外，也有研究發現不同的社會責任會對公司價值有不同的影響。[43]而基于發達國家市場的研究大都表明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對股東財富有正相關的影響。例如：Godfrey發現慈善能夠有效增加公司在資本市場的可信度，進而增加股東財富；[44]Al-Tuwaijri等曾對企業社會責任披露以及資本市場反應做過一個綜合的實證研究，該研究以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作為內生變量，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與披露程度以及相應的資本市場反應三者間有相互交錯的正相關關系。[45]
導致上述不一致結論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不同的體制制度、文化取向以及資本市場成熟度等等，但有一個是直接原因，那就是信息質量的差異。國內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質量不高是資本市場反饋不明顯的直接原因。例如，宋獻中等基于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數據，向專業學者就會計年報中的社會責任信息質量進行了問卷調查，就發現企業會計年報中的社會責任信息的決策價值和公共關系價值都不高。可見高質量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是資本市場給予對應反饋的一個必要前提。[46]
2.企業社會責任在商品市場的經濟后果
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通過宣傳與反饋而作用于商品市場，并產生經濟后果。相對于企業社會責任與資本市場的研究而言，企業社會責任與商品市場的研究成果則較少。目前大部分研究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能為一個企業構建某種無形資產，進而帶來經濟利益。例如Surroca等基于資源驅動的視角，綜合考察了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之后的經濟后果，并識別出人力資源、創新和研發、公司聲譽以及公司文化這四類最終能為公司帶來經濟利益的無形資產。[22]此外，也有研究表明，社會責任的履行能為企業構建社會合法性（Social Legitimacy），并最終帶來經濟利益。[47]
在研究方式上，除了基于跨年度大樣本數據以外，考慮到商品市場受到較多因素干擾的特點，也有研究者借助某些特殊事件的偶然影響來考察企業的應對行為，以及相應的經濟后果。例如，山立威以2008中國汶川地震作為特定考察事件，通過對汶川地震后我國A 股上市公司捐款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公司捐贈行為存在提高聲譽以獲取廣告效用的經濟動機。[48]除了借助某些特殊事項以外，構建實驗也是一種常被采用的研究途徑。例如，Balakrishnan 等基于實驗發現，當企業福利上升時，受雇員工對企業的反饋也會增加，并且，反饋行為無論是否直接影響相應員工福利，這類反饋行為都會顯著增加。[49]由此可見，至少在企業內部的勞務市場中，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與經營效果有著正相關關系。
3.多維企業社會責任動因與經濟后果的進一步討論
上述呈現多維“面”結構的企業社會責任動因與經濟后果整體框架可由圖3表示。在資本市場及其經濟后果這一側，如何測度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質量是后續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在這方面，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學者，在進行信息質量判斷時主要還是從信息有用性方面進行考慮，而忽視了可靠性以及其他特性。例如，Abbott等基于財富500強企業年報內容分析，建立了一個企業社會責任的測度方式，而該
研究是基于資本市場的反饋而做的，因此只反映了信息對投資人的有用性。[50]宋獻中等基于內容分析的方法，對我國上市公司的會計年報中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的質量和決策價值進行了整體評價的研究；[51]該研究雖然照顧到了信息的有用性和可靠性，但依然是建立在默認企業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為真，或者至少公允的基礎之上的。在商品市場及其經濟后果這一側，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和相應經濟后果的關系更為復雜：一方面，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因其天然的基于商品市場的“付出”性質（社會責任行為本身，例如捐贈等，一般是基于商品市場發生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本身必然對當期經濟后果有著直接的負作用；另一方面，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也可能通過各類不同的商品市場間接地導致正向的經濟后果（也就是中間變量）。我們認為，由于前一類負相關的作用是當期并且直接的，而后一類作用是延期并且間接的，這導致兩者作用后，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與企業的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事實上是多重因素的疊加，這也是兩者關系統計顯著性不高的原因之一。
此外，商品市場與資本市場的影響也并非完全獨立，他們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可能性。就像財務報告不是投資者獲得信息的唯一渠道，從其他渠道獲得的信息也對投資者有重要作用一樣，依附于企業年報的社會責任信息以及單獨的社會責任報告也不是投資人獲取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唯一渠道，透過商品市場，投資人同樣也有可能得到相關的信息。也就是說，資本市場的反應可能是來自于商品市場的某個信息，而不是社會責任報告，即商品市場的社會責任信息溢出。類似的，基于資本市場披露的信息也可能影響到該公司在商品市場中的行為和境遇。
五、思考與展望
綜上，首先我們通過一個“點”，即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回顧得出“點”（如圖1所示）的復雜性與道德性，進而由此引出“線”（如圖2所示），即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線性關系。在回顧線性關系時，我們又借此看到單獨并直接討論線性關系的缺陷，進而引出“面”（如圖3所示），即以企業社會責任為中心，多維度的因果聯系框架，最終基于現有文獻刻畫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前因”與“后果”。
基于以上思考，我們認為未來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空間將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從研究內容觀察。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以及相應的資本市場反應方面，而且，在這條線上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資本市場的股價反饋一側。而基于目前的經驗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及其披露作為一個直接反映管理團隊道德水平的信號[7]，在資本市場上可能與融資成本有著更直接的關系，而與股價以及公司的財務表現的關系則是相對間接的。因此，我們認為，后續研究一方面可以向上游拓展，在管理團隊道德的形成以及決定因素中探尋驅動、關聯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更深層次的因素；另一方面，向下游延伸，對于社會責任與資本成本方面的結合，無論從結合時間方面還是從資本結構等方面都還有更細化的空間；此外，企業的社會責任與企業所在的社會、經濟以及文化均有密切的關聯，因此，跨國對比研究以及針對新興市場的研究都有助于我們從各個維度更好地認識企業社會責任行為。
2.從研究對象所處領域觀察。相對于資本市場，基于商品市場的研究則顯然不足。并且我們認為，基于商品市場的研究相對于資本市場而言具有更基礎的性質，這是因為從根本上說，一個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的表現是市場對其在商品市場表現的一種評價與預期，如果說資本市場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持有肯定態度，那從根本上是因為資本市場預期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在商品市場能為企業帶來正向的經濟利益流入。我們認為，在商品市場上，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基于什么途徑和機理轉化為經營績效（經濟后果），而這些途徑和機理又是否受到時間、地域、文化等等外部因素的影響，目前依然缺乏足夠的經驗性研究，這類問題在后續研究中依然具有廣泛的探討空間。
3.從研究范式觀察。國內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更多還是集中在規范和理念的探討上，而將社會責任績效指數化，并將其作為一個類似利潤一樣的反映企業經營的某一方面效果的指標，進而研究指標與其他企業經濟指標之間關系與機理的實證研究還相對較少；此外，基于商品市場研究偏少的一個客觀原因是基于商品市場的企業行為信息大部分屬于企業內部信息，相關數據采集困難，進而在客觀上很難進行大規模的數據分析。在這一情況下，我們認為實驗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法能幫助研究人員暫時擺脫目前數據缺乏的困擾。其中，實驗的方法能有效控制實際環境中的復雜因素，幫助研究者在混沌的環境中逐步打開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經營績效之間關系的黑匣子；而案例研究能夠將研究對象焦距在某一特定范圍內，幫助研究者從企業內部角度理解社會責任在企業中的作用以及對企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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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 becoming a hot topic in both academics and industry sectors. Although the theory of CSR has been built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we are still not very clear about its entire logic frame. Based o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last 30 years， we begin our literature review with the concept of CSR and then we develop it to a “line” which includ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SR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Finally， we built a net， including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CSR.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understanding the entire structure of CSR.
